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精选(九篇)

第1篇：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范文

美国次贷危机于2006年下半年初露端倪，到2008年8月升级为全球性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这是目前国内理论界的共识。因此，要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生，首先必须弄清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目前国内理论界在这方面有大量文献，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1.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是由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所导致的，即是由于利率变化和房价波动引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认为，美国次级贷款之所以引发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的危机，利率与房价波动是关键因素。首先看美联储利率政策及贷款利率的变化。美联储从2001年初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次贷规模迅速增加。但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忧，美联储从2004年6月起逐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与房屋贷款利率。利率的上升无疑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形成压力。其次是美国房屋价格普遍出现大幅下降，利率变动影响到借款人的融资成本和还款能力，而房屋价格变动则影响到借款人的还款意愿，两者共同决定了次级贷款的违约率。房价增速放缓甚至下跌是到期未付率开始上升的重要原因。［1］

2.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

另一种观点从金融市场层面挖掘次贷危机的原因，强调了次贷危机中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造成的影响。如何帆、张明（2007）将利率上升和房价下跌归结为次贷危机发生的触发动因，并从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市场操作视角出发，将次贷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归纳为：宽松的贷款标准和创新的贷款品种、风行的证券化和偏高的信用评级。金融衍生产品创新方面，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面向的是那些收入较低、负债较重的、原本不够资格申请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购房者群体，同时房地产金融机构开发出多种抵押贷款品种，如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另一方面，从金融市场操作角度看，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迅速回笼资金，以便提供更多笔抵押贷款，可以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实施证券化，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在市场繁荣时期，信用评级机构有时候通过提高信用评级的方式来讨好客户，主观上降低了信用评级的标准，而证券化产品偏高的信用评级导致机构投资者的非理性追捧，最终导致信用风险的累积。［2］

此外，刘克崮（2007）［3］、冯科（2007）［4］等也认为，次贷产品设计本身存在缺陷，且过度衍生,使得风险跨市场传递；而且信用评级机构的中介独立性弱化，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工具被过度滥用，是产生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

3.金融监管不力。

还有许多学者将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原因归结为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缺失。罗熹（2008）认为，对金融机构监管的放松是导致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在此次受次贷危机影响较大的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国家实行的是典型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该模式信奉自由贸易主义、最低政府干预以及最大程度的竞争，其逐渐放松的金融监管使得其金融体系常常陷入危机当中。首先，从美联储的职能看，以往美联储在金融市场发生动荡时采取的救市行为容易助长投机心理，甚至产生不负责任的道德风险。其次，从对金融部门的松懈监管看，监管机构了旨在将投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让商业银行能够从事全能银行的业务。在美国，金融扩张的幅度明显大于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而且随着监管的绊脚石被移走，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危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5］

4.流动性过剩。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流动性过剩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人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与流动性过剩联系起来。华民（2008）认为，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流动性过剩。由于全球经济进入成本竞争后产生了价格持续下降的通货收缩效应，从而导致货币需求的减少、美国长期累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规模巨大的贸易赤字，导致了美元的过度供给等因素，不可避免地造成全球性的流动性泛滥。过剩的资金大量购买高风险资产，从而引发了以美国次级债为典型的金融风险。［6］陈雨露、庞红、蒲延杰（2008）认为，就根本而言，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紧缩政策的时滞和全球的流动性过剩。随着美国利率的不断提高，货币紧缩政策的累积效应逐步积累沉淀，最终引发次贷危机突然大规模爆发；而在全球资金供给过剩的背景下，贷款标准降低，贷款规模过度扩大，最终演绎成为全球潜在的金融风险。［7］黄纪宪、张超（2008）则试图从商业银行这一视角，探讨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商业银行风险不断积累的原因。他们认为，银行流动性过剩会影响商业银行的竞争行为，导致过度竞争，使得次级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快速膨胀。［8］

5.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

当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虚拟资本的运动，虚拟经济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失衡角度出发研究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

杨圣明（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最深的根源之一是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由于价值背离使用价值，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就在于虚拟经济（其主要代表是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9］

杜厚文、初春莉（2008）从美国房价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出租房屋空置率两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多年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在虚假繁荣的外表下泡沫化程度十分严重。同时市场的杠杆作用又导致虚拟资本价值过度膨胀。脱离实体经济的泡沫资产一旦开始向真实价值回归，就必然导致泡沫的破裂。所以，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产生的资产泡沫终将破灭，这才是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10］

6.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还有一种观点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分析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这种观点认为，虽然历次经济危机的直接或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危机的本质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张宇（2009）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分析，指出当前的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发展阶段的一次总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并有了新的发展，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更加严重，在此基础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全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的结果，危机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终结。［11］

白暴力、梁泳梅（2008）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原因是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起危机爆发。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此外，金融产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因素推迟并加深了经济矛盾，导致本次危机的集中强烈爆发。［12］

张宇、赵峰（2008）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与这一基本矛盾相联系的经济危机也始终与资本主义经济相伴相随。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兴起，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美国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全面推广和贯彻，激化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推动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市场监管和国家干预的放松或缺位，导致了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以及经济的金融化，导致整个经济生产的利润总额增长放缓甚至绝对下降，最终形成资本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1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朱安东和尹哲（2008），他们认为，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近30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化以及贫富分化。［14］

吴宣恭（2009）指出，由于滞胀问题的存在，为提升乏力的消费力，美国一方面大力发展消费信贷，鼓励居民大量借债；另一方面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供美国国内放胆扩大消费。这种信贷消费模式所遮掩着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消费能力相对缩小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同时，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对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产生和加剧起了巨大的助推作用。［15］

顾钰民（2009）通过对金融危机实质的分析指出，源自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在通过金融领域的活动得到缓解的过程中，隐含着使这种生产过剩进一步深化的隐患；在现象上表现为金融活动的失控，实质是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金融活动的失控和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相互交织，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出现危机的一个新的特征。［16］

此外，刘明远（2008）［17］、张作云（2008）［18］等也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上述六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如第一种观点从货币政策角度进行考察，认为是货币政策失误导致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是沿袭了著名货币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货币政策失误”理论。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乘数相对稳定，货币需求是一个稳定的函数，货币数量决定了物价和产出水平。货币供给变动的原因在于货币政策，也就是说，金融动荡的根源在于货币政策。事实上，由于弗里德曼关于货币流通量的方程式颠倒了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因此在解释物价变动与货币量的关系时出现了明显错误：是物价和产出水平决定了货币数量，而非相反。并且，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流通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只有深入到生产层面，才能找到本质原因。第二至第四种观点着重于金融市场角度，将金融危机的原因归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缺陷。但金融制度的缺陷只是为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金融危机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是经济过程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时指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需要货币流回规律为中介。即各产业部门进行交换时，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进行商品交换的货币，将按照他们投入的数额流回到自己手里。只有在宏观经济运行比较平稳时，货币流回规律才能实现；一旦货币不能如数回到自己手中，说明社会再生产出现问题，应当到生产中去寻找原因。第五种观点分析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似乎是对前几种判断的一个综合，将货币和金融层面所有问题都包含在内，但马克思早就揭示出，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而与作为其基础的实体经济相失衡只是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并且会将经济危机的影响放大，但这不是本质原因。实际上，前五种观点是从经济运行的流通层面分析原因，停留在经济运行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到生产过程。而第六种观点则从更深层次解释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样一个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使得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这必然导致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同时，为缓解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而兴起的信贷消费流行，加上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和信用体系过度发展，把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成倍加以放大，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脱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存在，但经济危机不是任何时候都会发生，它的爆发是有周期和条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而推动经济危机的爆发。

二、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于房地产市场，并通过信贷市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最终又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荡。研究实体经济发展的失衡是如何通过传导机制引发了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通过何种途径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对于我们认识经济运行过程、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领域，侧重于讨论次贷危机产生的信用风险如何传导、引致金融危机并影响实体经济。

张明（2008）分析了次贷危机是如何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进行传导的。他的主要观点和分析逻辑为：第一，基准利率上升和房地产价格下降引爆了危机；第二，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金融机构以市定价的会计记账方法，以及以在险价值为基础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导致危机从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造成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而去杠杆化在资本市场的危机深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第三，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市场的萎缩导致商业银行被迫向特别投资载体提供信贷支持，以及受损商业机构不得不通过降低风险资产比重来重新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导致危机从资本市场再度传导至信贷市场，造成持续的信贷紧缩；第四，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金融加速器机制、持续的信贷紧缩、次贷危机直接造成房地产投资下降等因素，导致危机从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19］

余永定（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发生经历了流动性短缺、信贷紧缩与实体经济萎缩这三个阶段。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使再融资者无力偿还新贷款，违约率的上升导致以次贷为基础的债券价格下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受到影响，出现流动性短缺；而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将杠杆比率降低，导致信贷紧缩，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重要影响。［20］

张宇（2009）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分析，指出当前的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发展阶段的一次总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并有了新的发展，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更加严重，在此基础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全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的结果，危机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终结。［11］

白暴力、梁泳梅（2008）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原因是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起危机爆发。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此外，金融产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因素推迟并加深了经济矛盾，导致本次危机的集中强烈爆发。［12］

张宇、赵峰（2008）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与这一基本矛盾相联系的经济危机也始终与资本主义经济相伴相随。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兴起，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美国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全面推广和贯彻，激化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推动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市场监管和国家干预的放松或缺位，导致了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以及经济的金融化，导致整个经济生产的利润总额增长放缓甚至绝对下降，最终形成资本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1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朱安东和尹哲（2008），他们认为，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近30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化以及贫富分化。［14］

吴宣恭（2009）指出，由于滞胀问题的存在，为提升乏力的消费力，美国一方面大力发展消费信贷，鼓励居民大量借债；另一方面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供美国国内放胆扩大消费。这种信贷消费模式所遮掩着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消费能力相对缩小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同时，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对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产生和加剧起了巨大的助推作用。［15］

顾钰民（2009）通过对金融危机实质的分析指出，源自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在通过金融领域的活动得到缓解的过程中，隐含着使这种生产过剩进一步深化的隐患；在现象上表现为金融活动的失控，实质是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金融活动的失控和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相互交织，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出现危机的一个新的特征。［16］

此外，刘明远（2008）［17］、张作云（2008）［18］等也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上述六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如第一种观点从货币政策角度进行考察，认为是货币政策失误导致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是沿袭了著名货币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货币政策失误”理论。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乘数相对稳定，货币需求是一个稳定的函数，货币数量决定了物价和产出水平。货币供给变动的原因在于货币政策，也就是说，金融动荡的根源在于货币政策。事实上，由于弗里德曼关于货币流通量的方程式颠倒了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因此在解释物价变动与货币量的关系时出现了明显错误：是物价和产出水平决定了货币数量，而非相反。并且，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流通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只有深入到生产层面，才能找到本质原因。第二至第四种观点着重于金融市场角度，将金融危机的原因归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缺陷。但金融制度的缺陷只是为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金融危机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是经济过程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时指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需要货币流回规律为中介。即各产业部门进行交换时，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进行商品交换的货币，将按照他们投入的数额流回到自己手里。只有在宏观经济运行比较平稳时，货币流回规律才能实现；一旦货币不能如数回到自己手中，说明社会再生产出现问题，应当到生产中去寻找原因。第五种观点分析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似乎是对前几种判断的一个综合，将货币和金融层面所有问题都包含在内，但马克思早就揭示出，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而与作为其基础的实体经济相失衡只是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并且会将经济危机的影响放大，但这不是本质原因。实际上，前五种观点是从经济运行的流通层面分析原因，停留在经济运行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到生产过程。而第六种观点则从更深层次解释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样一个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使得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这必然导致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同时，为缓解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而兴起的信贷消费流行，加上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和信用体系过度发展，把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成倍加以放大，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脱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存在，但经济危机不是任何时候都会发生，它的爆发是有周期和条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而推动经济危机的爆发。

二、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于房地产市场，并通过信贷市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最终又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荡。研究实体经济发展的失衡是如何通过传导机制引发了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通过何种途径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对于我们认识经济运行过程、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领域，侧重于讨论次贷危机产生的信用风险如何传导、引致金融危机并影响实体经济。

张明（2008）分析了次贷危机是如何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进行传导的。他的主要观点和分析逻辑为：第一，基准利率上升和房地产价格下降引爆了危机；第二，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金融机构以市定价的会计记账方法，以及以在险价值为基础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导致危机从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造成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而去杠杆化在资本市场的危机深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第三，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市场的萎缩导致商业银行被迫向特别投资载体提供信贷支持，以及受损商业机构不得不通过降低风险资产比重来重新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导致危机从资本市场再度传导至信贷市场，造成持续的信贷紧缩；第四，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金融加速器机制、持续的信贷紧缩、次贷危机直接造成房地产投资下降等因素，导致危机从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19］

余永定（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发生经历了流动性短缺、信贷紧缩与实体经济萎缩这三个阶段。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使再融资者无力偿还新贷款，违约率的上升导致以次贷为基础的债券价格下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受到影响，出现流动性短缺；而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将杠杆比率降低，导致信贷紧缩，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重要影响。［20］

关于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的过程及途径，理论界的观点比较一致，徐克恩和鄂志寰（2008）［21］，黄小军、陆晓明和吴晓晖（2008）［22］，曹红辉（2008）［23］，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1］等，他们认为，金融危机通过投资和消费两条路径导致实体经济下滑。例如，曹红辉（2008）认为，次贷危机从住房投资和居民消费两方面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首先，次贷危机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加大房价下跌压力。一方面，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比例的提高意味着贷款人将处置更多作为抵押品的房屋或有更多借款人被强制要求出售房屋，增加了房屋供给；另一方面，贷款人为控制信用风险提高贷款利率，并提高贷款标准以压缩信贷规模，控制房贷风险，对住房需求也起到抑制作用。其次，次贷危机通过两方面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次级贷款的借款人中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债务状况对消费的影响相对于低收入群体更加显著；另一方面，抵押品权益撤回（MEW）金额占消费的比重从2005年起下降，对消费的影响日益突出。［23］

理论界在次贷危机如何由次级贷款市场传导至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的机理研究得十分透彻，对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和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途径分析也十分到位。许多人相信，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是以连锁反应形式依次出现的，只有在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后，金融危机才会导致全面经济危机的发生，似乎实体经济受损是金融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事实上，实体经济的失衡恰恰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源于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正是由于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指导下，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工人的实际工资甚至下降，贫富分化加剧。为维持生活水平，多数家庭不得不大量借债，信贷消费开始流行，而居民消费又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但这种没有实际收入增长，仅仅依靠借贷实现的虚假的消费繁荣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信贷消费减少，生产过剩的危机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而信用制度只是加速和扩大了危机发生的程度、范围和持续时间，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产业危机引起次贷危机，次贷危机通过金融信用制度进一步引起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而金融危机又在更大的规模上、更深的层次上推动产业危机发展，这一点是目前认识比较欠缺的。

三、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金融危机将何去何从，其影响有限抑或将演变成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危机，也是目前国内理论界讨论的焦点。

1.金融危机影响有限。

赵涛（2008）利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分析认为，20世纪90年代IT产业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等启动了新一轮长周期，这次长周期的终结期应在2050年以后。从时间上看，当前的美国次贷危机不可能演化为类似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大危机。关于次贷危机的时间长度，赵涛认为，战后美国共发生10次经济衰退，经济衰退的时间平均为11个月左右，次贷危机从2007年8月开始，美国已于2007年11月进入经济衰退。这次经济衰退的时间长约11-16个月，美国经济在2008年年中到达谷底，2008年底或2009年初结束，2009年出现全面复苏。［24］

黄隽（2008）利用2000—2007年美国十大银行的财务数据，对银行的基本业务性指标、稳定性指标和效益性指标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主要银行的影响有限，美国十大银行的基本面没有受到很大冲击。次贷危机的影响还将持续，但对人们心理和信心因素的影响要大于对经济的实质影响，只要银行的支付系统和支付能力没有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并不会导致真正的金融危机。［25］

2.危机尚未结束，但美国经济长期内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很小。

李翀（2007）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造成了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损失；导致信贷市场提高贷款条件和减少贷款数量，造成信贷市场的收缩；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造成房产市场的收缩；通过股票、信贷和房产市场三个途径造成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下降。但由于此次次贷规模并不大，考虑到美国中央银行对经济的干预，次贷危机可能导致美国消费支出、投资支出、进口支出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小幅度的下降，但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影响。［26］

李向阳（2008）在《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认为，次贷危机存在向纵深发展的可能。目前，次贷危机尚未全面扩展到信用违约掉期领域。其发展前景一方面将取决于政府干预措施能否遏制金融市场的信心危机，另一方面将取决于能否遏制房地产价格的继续下跌。从调整的时期和幅度来看，美国房地产市场会在2009年下半年进入稳定状态。进而，金融市场会趋于稳定。［27］

3.美国经济在长期内将步入衰退。

陈雨露、庞红和蒲延杰（2008）认为，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已经确定无疑，唯一不确定的仅仅是衰退的程度。现在所暴露出来的次贷损失，可能只是世界金融体系总体损失的一小部分，次贷危机并未触底。全球经济将面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可能同时出现的局面。［7］

李慎明（2007）根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和新的高科技革命可能使美国摆脱正常的商业周期危机的影响，但却无法使其摆脱长波周期危机的规律。他接受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观点，认为美国经济从1967年起，已经进入长波收缩期中的衰退。从1993年3月至2001年3月美国经济长达近10年的繁荣，仅仅是美国经济进入长波收缩期衰退中出现的特例。美国经济要走完这一衰退时期，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28］

总之，对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V字型，即触底反弹，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U字型，即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经济放缓将维持一段时间，然后才会逐渐复苏；L字型，即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在较长时间内将进入衰退阶段，这是比较悲观的观点。目前国内理论界大多数人都集中于分析经济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之间关系这个问题却少有关注。我们认为，历次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就会产生许多新变化，如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等，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取消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从而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一方面，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危机的破坏性，但另一方面，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使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不能充分发挥危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危机对生产的强制性调节作用，以暂时解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这就使生产能力的过剩经常化，加深了生产过剩的危机，使经济危机不是消失或者转移了，而是爆发得更加频繁了。［29］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继续存在和更加频繁的爆发，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的同时，用一系列自我调节和改良措施去缓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束缚，并采取一系列社会调整措施，如企业职工持股、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使劳资矛盾趋向缓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保持稳定。简言之，正如马克思揭露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我们要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趋势及其与经济危机的关系。

四、对中国的启示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的一般层面是存在共性的。因此，此次发生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为我们把握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提供了重要启示。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讨论：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和经济结构。

1.货币政策方面。

吴培新（2008）通过对次贷危机形成机理以及对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的含义分析，对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改善提出了四点启示：（1）在坚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也要适当考虑资产价格的过度偏离以便采取防御性的货币政策；（2）由于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有“时间不一致性”的新的表现形式，因此必须延长货币政策目标的覆盖期限至整个经济周期，并考虑货币政策在全经济周期中的均衡性；（3）以央行为主导，加强三大监管机构的合作与沟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宏观金融审慎监管协调机制，以改善货币政策环境，抵消金融系统的过度顺周期性；（4）开展对我国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框架的内在不稳定性研究，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大起大落。［30］

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2万亿美元。李若谷和冯春平（2008）认为，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巨大，迫切需要加强对外投资。次贷危机以后，美国一些金融资产价格相对缩水，更接近合理的价格区间，为中国对外投资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契机。［31］

2.房地产市场方面。

蒋先玲（2007）认为必须从意识上强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也是一种风险资产；警惕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信用风险,严格贷前审查；认为我国已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条件，应尽快总结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经验并进一步推广；寻找有效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对利率杠杆的使用要慎之又慎，完善土地出让制度，提高土地管理机关、房地产交易管理机关的透明度，减少商业腐败等，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32］

刘克崮（2007）认为，借鉴美国用次级贷款等市场方式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总体思路，加强住房金融市场分层和金融产品创新，将有利于我国形成完善的住房金融体系，以多种方式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问题。［3］

麦元勋、刘湘云（2007）则对抵押贷款的证券化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当市场参与主体过度追求利润而滥用资产证券化工具时，资产证券化不但不能分散风险，反而会沿资金链条迅速将风险传播出去，最终演变为影响广泛的危机。应坚持审慎原则促进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33］

汪利娜（2007）认为，“人人享有适当住宅”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买房，让无支付能力的低收入者进入购房市场，不仅事与愿违，还会产生许多负效应。一个优化的市场结构应是新建房与存量房、出售房与租赁房、商品房与政府提供公共住房的统一。［34］

3.金融市场方面。

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在金融市场方面的启示，大家的观点比较一致，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看关于金融业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的讨论。如蓝庆新（2008）认为，必须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意识，完善风险防范制度。我国银行必须加强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建设，提高金融机构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35］黄润中（2007）提出，金融创新工作要特别注意掌握规律，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是把双刃剑，必须在趋利避害中寻求利益最大化。［36］罗熹（2008）认为在银行风险管理方面有以下启示：一是在投资、信贷活动中要坚持独立的风险判断，确保对风险的识别、控制能力，不要投资于“不懂”的产品和领域。二是现代金融领域各类风险的内在关联性越来越大，风险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复杂。当今的金融风险很难孤立地进行识别和管理，要求国内银行必须加快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三是要有明确的风险战略、政策制度和健康的风险文化，健全内部治理结构，严格执行风险政策和制度，在风险收益的长期平衡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四是要进一步密切关注我国房地产市场走势，重新检讨现行的住房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估计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大规模不良贷款的可能性。［5］

其次看关于金融监管的讨论。张雪春（2008）指出，必要的中央银行监管职能，有利于中央银行在危机处理中积极有效地履行职责。必须赋予中央银行必要的监管职能，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的实时信息交换机制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预警机制。此外，在构建存款保险机制时，中央银行应该占据特殊地位。从这次美国次贷事件看，在危机发生时，中央银行是站在第一线的，应当与存款保险机构共享信息，并与存款保险机构的运作有相当的默契。［37］阳建勋（2008）认为，为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同时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38］

4.经济结构方面。

张宇、赵峰（2008）在深刻揭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的基础上，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重要启示总结如下：（1）注重社会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国现阶段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应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为我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奠定基础。（2）在以股票、债券等为基础的虚拟经济中，由于资本的运动与实体经济的运动往往是脱节的，市场失灵的问题更加突出。作为一个处在发展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有效发挥国家的调控作用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3）当前的金融危机证明了新自由主义不顾一切的盲目的私有化是有害的，我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4）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和加深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无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影响，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13］

何干强（2008）从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关系角度分析认为，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将小汽车产业和房地产业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是不合理的。如果过多地发展脱离一般老百姓消费力的高档商品且超出一定限度，产生供过于求而导致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商品流通遇到困难，这就必然反映到货币流通上，引发金融问题。并且，引起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有关，私有制比重越大，这种自发性就越大。因此，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振兴新型公有制经济；同时从有利于人民角度出发，调整产业结构。［39］

朱安东、尹哲（2008）认为，应出台关乎民众利益的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在稳定物价的同时提高中低阶层的收入，降低贫富分化的程度，提高居民消费和内部需求，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14］

余永定（2008）认为，在积累了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损失分担者”，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能保持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但这些顺差代表中国可能或已经遭受的真实财富损失。因此，中国必须加速经济增长方式、增长战略的调整，坚决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尽快转移到内需上来。［20］

吴敬琏（2009）认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根本方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实现这一转变存在体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各级政府仍然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因此，要继续深化尚未完成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进程，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权，提高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40］

彭兴韵、吴洁（2009）则认为，次贷危机归根到底是自由市场竞争体制的危机，虽然完全排斥市场机制会阻碍经济发展，但那种迷恋于完全自由市场竞争的发展道路，终究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只有在政府的宏观引导、风险及时得到消解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才能够较好地服务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41］

从我国理论界关于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启示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对启示的讨论是建立在对原因的分析的基础上的，对金融危机产生根源的不同层次的研究决定了在不同层次提出各自的启示和对策。将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失误的观点，主张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房贷的发放要严格审核，并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认为金融危机主要是由于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失误引起的观点则更侧重于从金融角度，要求银行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合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加强银行风险管理，监督机构必须充分发挥监管职能。另一些学者在认识到金融危机发生的本质原因后提出，应转变我国经济结构，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注重社会公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我们认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根源于产业危机，通过信用制度和经济全球化将危机扩散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及世界各国，并加深其影响的范围、程度和持续时间。因此，上述各种观点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归纳出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在经济运行各层面应把握和注意的问题。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应该认识到，此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种债务危机，是因为生产的商品在流通中遇到困难而导致货币流通不畅引起的，因此，要从生产领域寻找解决办法，同时调整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制度，标本兼治，从根源和外部条件上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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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何干强.关于“信心”的访谈［Z］./Article/ArticleShow.asp?ArticleID=1348

［40］吴敬琏.金融海啸与中国［J］.亚太经济，2009,(1).

［41］彭兴韵,吴洁.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变与扩散［J］.经济学动态，2009,(2).

第2篇：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 法律原因 金融立法 金融法律体系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以下均简称“次级贷”)危机始于2006年下半年,直到2007年2月才引起世界的关注。2007年8月则升级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首先导致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大量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倒闭或向政府申请破产保护,随后对实体 经济 产生了严重的侵蚀,最为著名的是冰岛国家宣告破产。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在深层次上来自自身法律的危机。原因有如下几条:(1)监管立法的不断放松甚至缺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只依靠市场自律已经被证实远远不够,金融业若要实现安全稳健发展必须以审慎金融法律规制和有效监管为条件;与此同时,在缺少有效监管措施条件下,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却发展迅速。并由此形成一个连接房地产、债券、基金等环节的高风险链条,在金融衍生品的作用下,最终导致次级贷泡沫破灭,引发了这场危机。(2)英美法系弊端的暴露:英美法系自身的弊端也是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而导致住房抵押移风险破灭的直接根源在于其所有权、财产权的混淆与“零首付”贷款模式。除了以上原因还有公司法律制度的扭曲与信用法律体系的不完善等等。 

此次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与其它发达国家消费紧缩,致使

第3篇：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范文

（一）研究的方法不同

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理论分析中，采用科学的唯物辩证观，运用科学的抽象，在复杂的金融危机现象中，排除那些次要的、偶然的、表现事物外部特征的一切联系，一步一步地深入考察和分析，运用从客观事物中抽象出危机所发生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马克思经济学在金融危机分析中侧重于制度分析，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关系的考察来解释金融危机产生的本质问题。早期西方经济学中对金融危机形成理论大都从宏观层面分析，运用历史类比和简单的实证描述分析方法。近年来由于微观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们侧重于对金融市场中微观行为的理论分析并加以模型化，产生了四代货币危机模型，并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严格的理论推理分析和数理化、模型化分析。虽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和完善，但缺乏科学唯物史观，导致各学派在分析中往往侧重于各自不同的方面，过于强调个别因素，其结论往往只能解释金融危机的形成的部分机制或某一类型的金融危机，缺乏全面和系统性的研究。

（二）研究金融危机的目的不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去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和性质，认为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经济周期危机问题。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历史现象，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的表现，运用政策手段去解决金融危机只是暂时的现象，并且金融危机的克服是以经济萧条为代价，这必然不符合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然会被共产主义制度多替代。马克思经济学研究金融危机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缺陷性，要想克服金融危机问题势必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西方经济学对金融危机的现象和机制的研究大都是对已发生的危机进行总结，他们主要研究金融危机出现的原因和传导机制。虽然西方经济学家也指出金融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是和实体经济运行结合在一起的，但他们并未敢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而是从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及政府调控手段来寻找解决金融危机的手段。

（三）对金融不稳定性的分析不同

马克思关于金融不稳定的思想更丰富，从信用制度与银行制度、股票市场的波动、金融的传导机制上详细解释金融不稳定的原因。信用制度与银行制度具有融资功能，使银行只需要保持较少的存款准备金就能实现资本的借贷，但由于金融环境稍微变化有可能就会导致银行的挤兑现象，助长了金融的不稳定性。信用制度的发展导致金融衍生品的大量产生形成虚拟资本，虚拟资本容易产生泡沫经济，这是虚拟金融的不稳定性。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商品和劳务的关系都是通过货币金融联系起来。当商品和劳务市场中出现异常时像支付链条中断会通过关联效应向金融市场传导，使金融市场均衡发生波动产生不稳定性。马克思也指出，由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使人和人之间存在契约关系，但这也隐含着道德风险问题。若一方违约就会使整个债务链条断开，导致信用关系异常，最终会体现在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后凯恩斯主义金融不稳定性假说最初来自于明斯基20世纪50年表的论著。经济中实际获取利润的时机与债务负担的不协调的发展是金融不稳定的根源，经济高度繁荣时期，实体经济中赢利的前景较乐观，但实际赢利的机会受生产规模扩张的影响，但虚拟经济却不是进而导致信用的扩张。在信用扩张促使下货币越多的流向投机性和抵补性项目而不是用于实体经济中投资项目的融资。债务融资范围和债务链条越长越造成金融体系愈发不稳定，经济周期的累积又导致下滑的债务紧缩。后凯恩斯主义对金融不稳定的分析仅仅强调了债务执行的风险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原因。

（四）对金融危机的政府干预的观点不同

马克思指出，央行在金融危机时可以通过调整准备金来应对危机。按照马克思的解释是指为了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最低限额的金属贮藏。当出现金融危机，货币市场出现过多的货币流通即通货膨胀趋势时，央行提高准备金储备；相反，货币市场上出现货币不足时，央行降低准备金储备。同时，中央银行具有调节市场利率的功能。马克思说：“英格兰银行的权力，在它对市场利息率的调节上显示出来。”金融危机时，央行可以通过提高利息率来对利率控制。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提出了“金融约束论”。其核心观点是：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完全导致市场失灵，致使金融市场交易制度难以有效运行，必须由政府供给有正式约束力的权威制度来保证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失误理论认为，货币供求失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货币需求方面，而在政府实施货币政策的失误，因为货币需求函数具有相对稳定性。更甚，政策的失误通过心理效应加剧银行恐慌，使不严重的局部金融问题演变为不可收拾的全范围的金融危机。麦金农—肖理论主张应当尽可能减少政府对金融的干预。

二、二者金融危机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二者金融危机理论相似和不同点的比较可知，二者的金融危机思想对于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避免金融危机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二者关于金融体系不稳定的思想

对于我国稳定金融体系具有启示作用把二者金融体系不稳定思想综合在可以一起看到，引起金融体系不稳定的因素在于银行制度、金融传导机制以及债务执行等方面，从这些角度完善和预防可以稳定我国金融体系。我国的金融体系具有典型的“银行主导型”特征，社会融资渠道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客观上导致了单一的融资结构，增加了银行体系的风险承载量，并且缺乏完善、有效的银行监督和惩罚机制，从而导致更大的金融风险和金融脆弱性。因此，借鉴二者金融不稳定思想进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发展保险、投资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体系的融资体系，达到完善金融制度进而分散融资带来债务危机的风险。其次，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预警、监管和惩罚机制。信用制度的快速发展和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对我国金融监管带来较大的冲击，因此，金融监管部门应随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其监管职能和灵活性，多种监管工具并用增加金融风险预警能力，同时针对违反金融条例的行为给予严惩使监管机制真正有效可行。

（二）二者关于生产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思想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具有启示作用

二者都提出经济危机是产生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因此，使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可减少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提出经济结构性战略性调整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目标，这意味着我国在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上都要进行调整。国内：我国需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传统产业的结构升级，建立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把发展实体经济仍作为最坚实的基础。对外贸易：我们应坚持出口和进口比重，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增加企业国际化竞争能力，加强多边区域贸易合作抵抗国际经济风险。

（三）二者对金融危机中的汇率思想对我国汇率改革提供了启示

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西方经济学的四代货币危机模型中关于汇率思想的描述较为详细，尤其关于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度选择的观点对我国有较大的启示。人民币升值导致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呈现流失迹象以及净出口减少，并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和净出口也有很大影响。在当前全球汇率大战和贸易大战环境下，如何实现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保值和对外贸易平衡已成为我国目前和以后所面临的重大课题。由于中国是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相对稳定，因此，当境内外利率出现差异时，会导致单边套利机会的出现。套利成本虽在我国资本项目管制下会增加，但当赢利机会出现时仍会有非法逃套的情况，这使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难度加大，容易导致资本市场危机。为了避免固定汇率带来的负影响，我国人民币汇率应由盯住美元转向参照货币一篮子浮动，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

（四）二者关于政府干预金融体系的理论

第4篇：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经济　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__) [1 ] 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 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 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 世纪末的20 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 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 [ 2 ] 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 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 ] 。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 :20 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 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 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 亿美元[4 ] 。在1994 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 %～80 % ,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 多天内,外资撤走100 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 ] 。1997 年的东 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 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 世纪80 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 万亿美元,到1997 年底增加到7. 2 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 %。20__ 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 43 万亿美元,比1996 年末增长约6 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 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 ,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 、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 、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 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 。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 fdi) 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 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 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__ 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__ 年2 月利差曾达到3 % ,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 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 47 % ,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 %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 %。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__ 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 % ,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 7 %。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20__年究竟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计算。采用简单的计算,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减去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20__ 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近800 亿美元。800 亿美元国际游资流入完全可以解释流动性过剩、房市与股市的泡沫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现象。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国际游资就不会抽走。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体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表现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存在,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游资现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继续抬高我国的非贸易品价格,并在适当时机抽逃,在羊群效应下引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再回来收购中国优质资本。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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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明祺. 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与国际金融危机[j] . 国际金融研究,1999 , (7) .

[3]夏斌,陈道富. 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j] . 经济研究, 20__ , (2) .

[4]宗良. 对国际游资冲击金融市场的若干思考[j] . 金融研究,1997 , (11) .

第5篇：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范文

［摘 要］ 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如何认识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根源、传导机制、发展趋势以及对中国的启示，目前国内理论界已有大量研究，有共识也有争议。本文围绕上述四个方面对国内关于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理论研究进行述评。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不仅使美国经济遭受重创，而且迅速蔓延全球，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不同，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策源地就在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现代金融市场发展最为完善的美国。分析其原因、传导机制和发展趋势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经济运行机制。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对此次金融危机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在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一、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美国次贷危机于2006年下半年初露端倪，到2008年8月升级为全球性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这是目前国内理论界的共识。因此，要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生，首先必须弄清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目前国内理论界在这方面有大量文献，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1.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是由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所导致的，即是由于利率变化和房价波动引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认为，美国次级贷款之所以引发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的危机，利率与房价波动是关键因素。首先看美联储利率政策及贷款利率的变化。美联储从2001年初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次贷规模迅速增加。但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忧，美联储从2004年6月起逐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与房屋贷款利率。利率的上升无疑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形成压力。其次是美国房屋价格普遍出现大幅下降，利率变动影响到借款人的融资成本和还款能力，而房屋价格变动则影响到借款人的还款意愿，两者共同决定了次级贷款的违约率。房价增速放缓甚至下跌是到期未付率开始上升的重要原因。［1］

2.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

另一种观点从金融市场层面挖掘次贷危机的原因，强调了次贷危机中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造成的影响。如何帆、张明（2007）将利率上升和房价下跌归结为次贷危机发生的触发动因，并从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市场操作视角出发，将次贷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归纳为：宽松的贷款标准和创新的贷款品种、风行的证券化和偏高的信用评级。金融衍生产品创新方面，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面向的是那些收入较低、负债较重的、原本不够资格申请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购房者群体，同时房地产金融机构开发出多种抵押贷款品种，如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另一方面，从金融市场操作角度看，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迅速回笼资金，以便提供更多笔抵押贷款，可以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实施证券化，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在市场繁荣时期，信用评级机构有时候通过提高信用评级的方式来讨好客户，主观上降低了信用评级的标准，而证券化产品偏高的信用评级导致机构投资者的非理性追捧，最终导致信用风险的累积。［2］

此外，刘克崮（2007）［3］、冯科（2007）［4］等也认为，次贷产品设计本身存在缺陷，且过度衍生，使得风险跨市场传递；而且信用评级机构的中介独立性弱化，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工具被过度滥用，是产生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

3.金融监管不力。

还有许多学者将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原因归结为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缺失。罗熹（2008）认为，对金融机构监管的放松是导致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在此次受次贷危机影响较大的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国家实行的是典型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该模式信奉自由贸易主义、最低政府干预以及最大程度的竞争，其逐渐放松的金融监管使得其金融体系常常陷入危机当中。首先，从美联储的职能看，以往美联储在金融市场发生动荡时采取的救市行为容易助长投机心理，甚至产生不负责任的道德风险。其次，从对金融部门的松懈监管看，监管机构推翻了旨在将投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让商业银行能够从事全能银行的业务。在美国，金融扩张的幅度明显大于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而且随着监管的绊脚石被移走，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危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5］

4.流动性过剩。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流动性过剩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人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与流动性过剩联系起来。华民（2008）认为，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流动性过剩。由于全球经济进入成本竞争后产生了价格持续下降的通货收缩效应，从而导致货币需求的减少、美国长期累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规模巨大的贸易赤字，导致了美元的过度供给等因素，不可避免地造成全球性的流动性泛滥。过剩的资金大量购买高风险资产，从而引发了以美国次级债为典型的金融风险。［6］陈雨露、庞红、蒲延杰（2008）认为，就根本而言，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紧缩政策的时滞和全球的流动性过剩。随着美国利率的不断提高，货币紧缩政策的累积效应逐步积累沉淀，最终引发次贷危机突然大规模爆发；而在全球资金供给过剩的背景下，贷款标准降低，贷款规模过度扩大，最终演绎成为全球潜在的金融风险。［7］黄纪宪、张超（2008）则试图从商业银行这一视角，探讨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商业银行风险不断积累的原因。他们认为，银行流动性过剩会影响商业银行的竞争行为，导致过度竞争，使得次级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快速膨胀。［8］

5.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

当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虚拟资本的运动，虚拟经济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失衡角度出发研究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

杨圣明（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最深的根源之一是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由于价值背离使用价值，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就在于虚拟经济（其主要代表是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9］

杜厚文、初春莉（2008）从美国房价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出租房屋空置率两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多年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在虚假繁荣的外表下泡沫化程度十分严重。同时市场的杠杆作用又导致虚拟资本价值过度膨胀。脱离实体经济的泡沫资产一旦开始向真实价值回归，就必然导致泡沫的破裂。所以，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产生的资产泡沫终将破灭，这才是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10］

6.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还有一种观点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分析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这种观点认为，虽然历次经济危机的直接或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危机的本质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张宇（2009）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分析，指出当前的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发展阶段的一次总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并有了新的发展，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更加严重，在此基础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全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的结果，危机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终结。［11］

白暴力、梁泳梅（2008）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原因是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起危机爆发。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此外，金融产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因素推迟并加深了经济矛盾，导致本次危机的集中强烈爆发。［12］

张宇、赵峰（2008）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与这一基本矛盾相联系的经济危机也始终与资本主义经济相伴相随。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兴起，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美国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全面推广和贯彻，激化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推动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市场监管和国家干预的放松或缺位，导致了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以及经济的金融化，导致整个经济生产的利润总额增长放缓甚至绝对下降，最终形成资本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1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朱安东和尹哲（2008），他们认为，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近30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化以及贫富分化。［14］

吴宣恭（2009）指出，由于滞胀问题的存在，为提升乏力的消费力，美国一方面大力发展消费信贷，鼓励居民大量借债；另一方面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供美国国内放胆扩大消费。这种信贷消费模式所遮掩着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消费能力相对缩小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同时，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对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产生和加剧起了巨大的助推作用。［15］

顾钰民（2009）通过对金融危机实质的分析指出，源自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在通过金融领域的活动得到缓解的过程中，隐含着使这种生产过剩进一步深化的隐患；在现象上表现为金融活动的失控，实质是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金融活动的失控和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相互交织，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出现危机的一个新的特征。［16］

此外，刘明远（2008）［17］、张作云（2008）［18］等也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上述六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如第一种观点从货币政策角度进行考察，认为是货币政策失误导致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是沿袭了著名货币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货币政策失误”理论。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乘数相对稳定，货币需求是一个稳定的函数，货币数量决定了物价和产出水平。货币供给变动的原因在于货币政策，也就是说，金融动荡的根源在于货币政策。事实上，由于弗里德曼关于货币流通量的方程式颠倒了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因此在解释物价变动与货币量的关系时出现了明显错误：是物价和产出水平决定了货币数量，而非相反。并且，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流通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只有深入到生产层面，才能找到本质原因。第二至第四种观点着重于金融市场角度，将金融危机的原因归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缺陷。但金融制度的缺陷只是为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金融危机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是经济过程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时指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需要货币流回规律为中介。即各产业部门进行交换时，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进行商品交换的货币，将按照他们投入的数额流回到自己手里。只有在宏观经济运行比较平稳时，货币流回规律才能实现；一旦货币不能如数回到自己手中，说明社会再生产出现问题，应当到生产中去寻找原因。第五种观点分析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似乎是对前几种判断的一个综合，将货币和金融层面所有问题都包含在内，但马克思早就揭示出，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而与作为其基础的实体经济相失衡只是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并且会将经济危机的影响放大，但这不是本质原因。实际上，前五种观点是从经济运行的流通层面分析原因，停留在经济运行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到生产过程。而第六种观点则从更深层次解释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样一个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使得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这必然导致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同时，为缓解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而兴起的信贷消费流行，加上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和信用体系过度发展，把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成倍加以放大，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脱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存在，但经济危机不是任何时候都会发生，它的爆发是有周期和条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而推动经济危机的爆发。

二、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于房地产市场，并通过信贷市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最终又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荡。研究实体经济发展的失衡是如何通过传导机制引发了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通过何种途径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对于我们认识经济运行过程、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领域，侧重于讨论次贷危机产生的信用风险如何传导、引致金融危机并影响实体经济。

张明（2008）分析了次贷危机是如何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进行传导的。他的主要观点和分析逻辑为：第一，基准利率上升和房地产价格下降引爆了危机；第二，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金融机构以市定价的会计记账方法，以及以在险价值为基础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导致危机从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造成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而去杠杆化在资本市场的危机深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第三，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市场的萎缩导致商业银行被迫向特别投资载体提供信贷支持，以及受损商业机构不得不通过降低风险资产比重来重新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导致危机从资本市场再度传导至信贷市场，造成持续的信贷紧缩；第四，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金融加速器机制、持续的信贷紧缩、次贷危机直接造成房地产投资下降等因素，导致危机从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19］

余永定（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发生经历了流动性短缺、信贷紧缩与实体经济萎缩这三个阶段。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使再融资者无力偿还新贷款，违约率的上升导致以次贷为基础的债券价格下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受到影响，出现流动性短缺；而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将杠杆比率降低，导致信贷紧缩，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重要影响。［20］

关于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的过程及途径，理论界的观点比较一致，徐克恩和鄂志寰（2008）［21］，黄小军、陆晓明和吴晓晖（2008）［22］，曹红辉（2008）［23］，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1］等，他们认为，金融危机通过投资和消费两条路径导致实体经济下滑。例如，曹红辉（2008）认为，次贷危机从住房投资和居民消费两方面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首先，次贷危机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加大房价下跌压力。一方面，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比例的提高意味着贷款人将处置更多作为抵押品的房屋或有更多借款人被强制要求出售房屋，增加了房屋供给；另一方面，贷款人为控制信用风险提高贷款利率，并提高贷款标准以压缩信贷规模，控制房贷风险，对住房需求也起到抑制作用。其次，次贷危机通过两方面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次级贷款的借款人中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债务状况对消费的影响相对于低收入群体更加显著；另一方面，抵押品权益撤回（MEW）金额占消费的比重从2005年起下降，对消费的影响日益突出。［23］

理论界在次贷危机如何由次级贷款市场传导至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的机理研究得十分透彻，对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和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途径分析也十分到位。许多人相信，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是以连锁反应形式依次出现的，只有在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后，金融危机才会导致全面经济危机的发生，似乎实体经济受损是金融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事实上，实体经济的失衡恰恰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源于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正是由于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指导下，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工人的实际工资甚至下降，贫富分化加剧。为维持生活水平，多数家庭不得不大量借债，信贷消费开始流行，而居民消费又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但这种没有实际收入增长，仅仅依靠借贷实现的虚假的消费繁荣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信贷消费减少，生产过剩的危机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而信用制度只是加速和扩大了危机发生的程度、范围和持续时间，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产业危机引起次贷危机，次贷危机通过金融信用制度进一步引起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而金融危机又在更大的规模上、更深的层次上推动产业危机发展，这一点是目前认识比较欠缺的。

三、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金融危机将何去何从，其影响有限抑或将演变成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危机，也是目前国内理论界讨论的焦点。

1.金融危机影响有限。

赵涛（2008）利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分析认为，20世纪90年代IT产业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等启动了新一轮长周期，这次长周期的终结期应在2050年以后。从时间上看，当前的美国次贷危机不可能演化为类似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大危机。关于次贷危机的时间长度，赵涛认为，战后美国共发生10次经济衰退，经济衰退的时间平均为11个月左右，次贷危机从2007年8月开始，美国已于2007年11月进入经济衰退。这次经济衰退的时间长约11-16个月，美国经济在2008年年中到达谷底，2008年底或2009年初结束，2009年出现全面复苏。［24］

黄隽（2008）利用2000—2007年美国十大银行的财务数据，对银行的基本业务性指标、稳定性指标和效益性指标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主要银行的影响有限，美国十大银行的基本面没有受到很大冲击。次贷危机的影响还将持续，但对人们心理和信心因素的影响要大于对经济的实质影响，只要银行的支付系统和支付能力没有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并不会导致真正的金融危机。［25］

2.危机尚未结束，但美国经济长期内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很小。

李翀（2007）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造成了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损失；导致信贷市场提高贷款条件和减少贷款数量，造成信贷市场的收缩；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造成房产市场的收缩；通过股票、信贷和房产市场三个途径造成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下降。但由于此次次贷规模并不大，考虑到美国中央银行对经济的干预，次贷危机可能导致美国消费支出、投资支出、进口支出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小幅度的下降，但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影响。［26］

李向阳（2008）在《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认为，次贷危机存在向纵深发展的可能。目前，次贷危机尚未全面扩展到信用违约掉期领域。其发展前景一方面将取决于政府干预措施能否遏制金融市场的信心危机，另一方面将取决于能否遏制房地产价格的继续下跌。从调整的时期和幅度来看，美国房地产市场会在2009年下半年进入稳定状态。进而，金融市场会趋于稳定。［27］

3.美国经济在长期内将步入衰退。

陈雨露、庞红和蒲延杰（2008）认为，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已经确定无疑，唯一不确定的仅仅是衰退的程度。现在所暴露出来的次贷损失，可能只是世界金融体系总体损失的一小部分，次贷危机并未触底。全球经济将面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可能同时出现的局面。［7］

李慎明（2007）根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和新的高科技革命可能使美国摆脱正常的商业周期危机的影响，但却无法使其摆脱长波周期危机的规律。他接受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观点，认为美国经济从1967年起，已经进入长波收缩期中的衰退。从1993年3月至2001年3月美国经济长达近10年的繁荣，仅仅是美国经济进入长波收缩期衰退中出现的特例。美国经济要走完这一衰退时期，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28］

总之，对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V字型，即触底反弹，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U字型，即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经济放缓将维持一段时间，然后才会逐渐复苏；L字型，即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在较长时间内将进入衰退阶段，这是比较悲观的观点。目前国内理论界大多数人都集中于分析经济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之间关系这个问题却少有关注。我们认为，历次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就会产生许多新变化，如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等，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取消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从而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一方面，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危机的破坏性，但另一方面，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使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不能充分发挥危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危机对生产的强制性调节作用，以暂时解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这就使生产能力的过剩经常化，加深了生产过剩的危机，使经济危机不是消失或者转移了，而是爆发得更加频繁了。［29］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继续存在和更加频繁的爆发，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的同时，用一系列自我调节和改良措施去缓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束缚，并采取一系列社会调整措施，如企业职工持股、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使劳资矛盾趋向缓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保持稳定。简言之，正如马克思揭露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我们要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趋势及其与经济危机的关系。

四、对中国的启示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的一般层面是存在共性的。因此，此次发生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为我们把握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提供了重要启示。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讨论：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和经济结构。

1.货币政策方面。

吴培新（2008）通过对次贷危机形成机理以及对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的含义分析，对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改善提出了四点启示：（1）在坚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也要适当考虑资产价格的过度偏离以便采取防御性的货币政策；（2）由于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有“时间不一致性”的新的表现形式，因此必须延长货币政策目标的覆盖期限至整个经济周期，并考虑货币政策在全经济周期中的均衡性；（3）以央行为主导，加强三大监管机构的合作与沟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宏观金融审慎监管协调机制，以改善货币政策环境，抵消金融系统的过度顺周期性；（4）开展对我国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框架的内在不稳定性研究，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大起大落。［30］

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2万亿美元。李若谷和冯春平（2008）认为，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巨大，迫切需要加强对外投资。次贷危机以后，美国一些金融资产价格相对缩水，更接近合理的价格区间，为中国对外投资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契机。［31］

2.房地产市场方面。

蒋先玲（2007）认为必须从意识上强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也是一种风险资产；警惕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信用风险，严格贷前审查；认为我国已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条件，应尽快总结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经验并进一步推广；寻找有效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对利率杠杆的使用要慎之又慎，完善土地出让制度，提高土地管理机关、房地产交易管理机关的透明度，减少商业腐败等，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32］

刘克崮（2007）认为，借鉴美国用次级贷款等市场方式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总体思路，加强住房金融市场分层和金融产品创新，将有利于我国形成完善的住房金融体系，以多种方式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问题。［3］

麦元勋、刘湘云（2007）则对抵押贷款的证券化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当市场参与主体过度追求利润而滥用资产证券化工具时，资产证券化不但不能分散风险，反而会沿资金链条迅速将风险传播出去，最终演变为影响广泛的危机。应坚持审慎原则促进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33］

汪利娜（2007）认为，“人人享有适当住宅”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买房，让无支付能力的低收入者进入购房市场，不仅事与愿违，还会产生许多负效应。一个优化的市场结构应是新建房与存量房、出售房与租赁房、商品房与政府提供公共住房的统一。［34］

3.金融市场方面。

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在金融市场方面的启示，大家的观点比较一致，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看关于金融业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的讨论。如蓝庆新（2008）认为，必须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意识，完善风险防范制度。我国银行必须加强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建设，提高金融机构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35］黄润中（2007）提出，金融创新工作要特别注意掌握规律，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是把双刃剑，必须在趋利避害中寻求利益最大化。［36］罗熹（2008）认为在银行风险管理方面有以下启示：一是在投资、信贷活动中要坚持独立的风险判断，确保对风险的识别、控制能力，不要投资于“不懂”的产品和领域。二是现代金融领域各类风险的内在关联性越来越大，风险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复杂。当今的金融风险很难孤立地进行识别和管理，要求国内银行必须加快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三是要有明确的风险战略、政策制度和健康的风险文化，健全内部治理结构，严格执行风险政策和制度，在风险收益的长期平衡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四是要进一步密切关注我国房地产市场走势，重新检讨现行的住房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估计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大规模不良贷款的可能性。［5］

其次看关于金融监管的讨论。张雪春（2008）指出，必要的中央银行监管职能，有利于中央银行在危机处理中积极有效地履行职责。必须赋予中央银行必要的监管职能，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的实时信息交换机制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预警机制。此外，在构建存款保险机制时，中央银行应该占据特殊地位。从这次美国次贷事件看，在危机发生时，中央银行是站在第一线的，应当与存款保险机构共享信息，并与存款保险机构的运作有相当的默契。［37］阳建勋（2008）认为，为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同时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38］

4.经济结构方面。

张宇、赵峰（2008）在深刻揭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的基础上，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重要启示总结如下：（1）注重社会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国现阶段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应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为我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奠定基础。（2）在以股票、债券等为基础的虚拟经济中，由于资本的运动与实体经济的运动往往是脱节的，市场失灵的问题更加突出。作为一个处在发展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有效发挥国家的调控作用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3）当前的金融危机证明了新自由主义不顾一切的盲目的私有化是有害的，我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4）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和加深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无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影响，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13］

何干强（2008）从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关系角度分析认为，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将小汽车产业和房地产业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是不合理的。如果过多地发展脱离一般老百姓消费力的高档商品且超出一定限度，产生供过于求而导致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商品流通遇到困难，这就必然反映到货币流通上，引发金融问题。并且，引起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有关，私有制比重越大，这种自发性就越大。因此，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振兴新型公有制经济；同时从有利于人民角度出发，调整产业结构。［39］

朱安东、尹哲（2008）认为，应出台关乎民众利益的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在稳定物价的同时提高中低阶层的收入，降低贫富分化的程度，提高居民消费和内部需求，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14］

余永定（2008）认为，在积累了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损失分担者”，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能保持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但这些顺差代表中国可能或已经遭受的真实财富损失。因此，中国必须加速经济增长方式、增长战略的调整，坚决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尽快转移到内需上来。［20］

吴敬琏（2009）认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根本方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实现这一转变存在体制性障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各级政府仍然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因此，要继续深化尚未完成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进程，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权，提高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40］

彭兴韵、吴洁（2009）则认为，次贷危机归根到底是自由市场竞争体制的危机，虽然完全排斥市场机制会阻碍经济发展，但那种迷恋于完全自由市场竞争的发展道路，终究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只有在政府的宏观引导、风险及时得到消解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才能够较好地服务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41］

从我国理论界关于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启示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对启示的讨论是建立在对原因的分析的基础上的，对金融危机产生根源的不同层次的研究决定了在不同层次提出各自的启示和对策。将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失误的观点，主张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房贷的发放要严格审核，并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认为金融危机主要是由于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失误引起的观点则更侧重于从金融角度，要求银行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合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加强银行风险管理，监督机构必须充分发挥监管职能。另一些学者在认识到金融危机发生的本质原因后提出，应转变我国经济结构，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注重社会公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我们认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根源于产业危机，通过信用制度和经济全球化将危机扩散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及世界各国，并加深其影响的范围、程度和持续时间。因此，上述各种观点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归纳出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在经济运行各层面应把握和注意的问题。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应该认识到，此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种债务危机，是因为生产的商品在流通中遇到困难而导致货币流通不畅引起的，因此，要从生产领域寻找解决办法，同时调整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制度，标本兼治，从根源和外部条件上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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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范文

首先，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者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者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监管或管治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际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固有的内容，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包含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之间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互相依存，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国际间的频繁流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表现得更加鲜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当代资源在世界范围内重新配置和经济落后国家与地区跃进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国际信贷、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机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还存在着由于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激化。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因为此，在当前我国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

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刘诗白则进一步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即现代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只不过，它只是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制来防范金融危机，刘诗白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防范金融危机之路。

其次，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一般表现为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最后，金融危机的往往表现出如下特点：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造成经济危机；影响深远，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革。

金融危机的影响

第7篇：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范文

1.1国际经济失衡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1.2国际货币体系扭曲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

1.3国际金融炒家的攻击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金融炒家。

众所周知，国际金融炒家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金融炒家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金融炒家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金融炒家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

我们来看看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国际金融炒家的操作。国际金融炒家本次进入期货市场进行操纵，取得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从而获取暴利。如他们通过拉抬油价到147美元一桶的方式，造成我国政府和企业恐慌，进而鼓动中石油、中石化、中铝以高价收购矿产资源公司，再鼓动中国航空公司签下不公平的套期保值合同。

2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2.1冲击了我国的实体经济在整个GDP当中，我国的消费只占35%。而我国制造业的产能占GDP的比重是70%。也就是说，还有另外35%的产能，是我们消化不了的产品。这部分生产过剩由于欧美各国传统的负债消费形态，而帮我们吸收掉了。现在由于国际消费市场的萎缩，冲击到我国的出口，这对于外向型城市如江浙，广东等地的加工制造业影响巨大，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增加已成定局，我国的出口企业受到严重冲击。

2.2产生了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内销企业受到连累我国的危机跟其他国家不一样。我国今天不但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本身还有制造业危机，而这种制造业危机在欧美各国是没有的。我国的股市涨得比别人少，跌得比别人凶，是因为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2007年起我国制造业面临的投资经商环境不断恶化，因此，我国的企业家将很大一部分应该投资于制造业的钱拿出来炒楼、炒股。

由于制造业的危机挤压出大量的资金，进入楼市和股市，从而造成短期的泡沫现象。由于股价和楼价的真正决定因素是经济基本面，而我国的经济基本面是以70%制造业为主的基本面。制造业持续衰退，就会造成股价和楼价的持续下跌。

制造业持续衰退导致大量失业，导致还房贷乏力。下一步就是跟美国一样，房地产泡沫导致的金融危机。因此我国是由制造业危机引发的楼市泡沫和股市泡沫，导致楼价和股价大跌，失业严重，造成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跟美国挂钩。因此我们是制造业危机加上金融危机，还有国外的金融危机。这就是我们的股市表现如此之差的原因所在。

同时楼市泡沫和股市泡沫套牢了大多数股民，冲击了我国消费者的信心，国内消费萎缩，继而内销企业同样受到了冲击。

3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

我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金融炒家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金融炒家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金融炒家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次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金融炒家的流入。

第8篇：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次贷危机;风险防范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一、次贷危机的发生及其原因

(一)次贷危机的发生。次贷又称次级按揭贷款,是给信用状况较差、没有收入证明和还款能力证明、其他负债较重的个人提供的住房按揭贷款。

次级按揭贷款主要发展于本世纪初。当时,美联储为刺激美国经济复苏,采取了短期迅速减息的政策,在短短的3年内,连续14次降低再贴现利率,13次降低联储基金利率,使美联储的隔夜拆借利率在2003年6月份达到1%的超历史最低水平,并维持了整整一年。与此同时,短期利率水平在短短一年间由6.5%减至1.75%。宽松的资金供应环境,加上如此低的利率导致即便定价较高的次级按揭贷款成本也相当低,大批信用级别不高的购房者利用次级按揭贷款购买住房。贷款机构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也乐于向信用分数较低、收入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人提供次级按揭贷款,而且这些贷款机构不必持有到期就可以将这些次级按揭抵押证券出售给一些机构进行资产证券化,打包成不同等级的按揭抵押证券出售给特殊投资人。此时,衍生产品的定价已经实质性地脱离了原有按揭产品的风险,而仅取决于投资银行、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等级。

这种风险与价值不相符合的现象必然会成为日后危机的隐患。果然好景不长,在美国次级贷款繁荣了几年之后,2006年由于次级贷款而产生的危机就爆发了。一方面由于美国住房市场持续降温,房价升值速度放缓,次级借款人利用房屋升值再贷款的资金链条出现问题,一些次级按揭贷款开始出现迅速恶化的现象,导致购房者只好卖掉房屋偿还贷款;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短期利率水平上升,美联储两年内连续17次将联储基金利率从1%提高到了5.25%,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也大幅提高,导致购房者的还款压力增大,很多本来信用不好的用户无法承受利率大幅提高后的偿还义务,只能选择违约,不良贷款迅速积累。这种局面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次贷危机”。

(二)次贷危机的实质原因。次贷危机的产生有着其复杂的背景和深刻的原因。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美国梦”、“贪婪”、“消费习惯”等都是其发生的原因。

一是过度证券化。资产证券化的产生有其重要的意义,它本来是为了加强资产的流动性,使其更好地参与金融市场的各种活动。但是在当时的美国,由于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人们想尽各种办法,把一些一时还不上的债务,转化为证券后再卖给投资者。这样,凡是有风险的资产,都可以摇身一变为证券。在这样的背景下,次级贷款的放贷机构把他们手中大规模的次级贷款债权转化为证券后,卖给各国的投资者。这些次级贷款的放贷机构为了提高其信誉,采用种种方法,甚至花钱供养许多信用评定机构,从而可以轻松地拿到最高为“AAA”的信用评级,这样泛滥成灾的“AAA”证书使各国投资者失去了对风险的敏感性,进一步造成危机的全球化爆发。

二是通货膨胀。由于次级贷款表面的繁荣,导致人们“财富”的迅速积累,富人们看着自己手里拥有越来越多的纸面资产而放肆地挥霍;穷人们看到自己的房子每天都在升值,也开始购买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人们的消费增多,进一步导致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而也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美联储不得不提高利率,借以压制通货膨胀。可是,利率提高后问题就来了,那些本来就缺钱的穷人就变得更加还不起贷款了,进一步导致次贷市场还贷拖欠比例迅速上升。至此,美国经济一下子坠入货币流动性很低的状态。经济发展进入低速徘徊状态,穷人就更难还清那些堆积如山的次级贷款债务。

二、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我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也会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而带来诸多影响。此次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直接影响主要是由出口下降带来的投资和服务业等萎缩;间接影响主要是在金融风暴影响下金融市场的冻结、企业融资的困难、房地产市场的风险、证券市场的冲击等。

(一)危机对中国出口造成巨大影响。次贷危机的爆发对我国最直接的冲击便是出口贸易增长速度的迅速下降。一方面由于危机爆发导致美元的贬值以及人民币持续升值,使得我国的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内缺乏价格上的竞争优势,这种价格效应必然会给我国出口行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美国作为中国出口贸易的一个重要伙伴,在危机爆发后,其国内经济的不景气使得其进口需求明显下降,导致我国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减缓。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我国出口导向型的企业面临着巨大挑战,对我国出口造成巨大影响。

(二)危机将影响我国对金融市场的信心。在金融风暴的影响下,人们对市场的信心和预期发生了很大变化。危机的发生改变了许多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加剧了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性。由于美国其独特的金融地位,危机的产生导致全球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因素加大和风险的不断上升,再加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美元持续贬值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增强,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我国,进一步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对投机性资本和流动性管理的难度。

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世界主要经济体几乎同时进入衰退。对于我国来讲,这些重要贸易伙伴的衰退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之所以大是因为我国过去几年中经济的增长对海外市场的依赖越来越高。在2007年,我国的出口占GDP高达37%,贸易部门在GDP的贡献已经高达9%。如此高的比例充分说明危机对中国出口以及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沿海地区、广东、江苏、浙江这些过去曾经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省份,都出现了大量外向型中小企业关门倒闭、失业率上升的问题。

虽然说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造成了巨大影响,但从目前披露的数据来看,我国金融机构、银行、保险公司完全有能力消化此次危机造成的损失,不至于对中国的金融体系造成严重的冲击,不会引起整个金融体系的动荡。但我们应该从此次危机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加强金融风险的防范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次贷危机的启示

次贷危机的产生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国作为一个刚刚建立起市场经济的新兴经济体,在金融方面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必然会由于此次次贷危机的产生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我们更应该从这次次贷危机中得出一些启示,以避免重蹈覆辙,陷入美国同样的危机之中。

(一)建立和完善金融法律框架。明确不同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分清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的特征。金融监管部门应进一步严格创新审批程序,建立高效的审批制度,及时提示承办此类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具有的基本条件。美国次贷危机就是由于过度的创新加上金融机构没有严格的按照承办该业务的条件而操作所引发的。

(二)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监控水平。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让我们看到,即使在美国那样发达的市场机制条件下,金融危机也会发生,更何况在我国。我国当前正处在深化市场体制改革的历史新时期,资产价格大幅上涨,面对自由市场机制下的持续发展,具有前瞻性的风险调控与监管极为重要。这就进一步要求我们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监控水平。

(三)建立风险评估和预警制度。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就是由于他们过度迷信于“美国梦”的神话。根本没有考虑过要进行风险评估和预警。通过评估,我们可以全面综合地了解一种金融创新对以后造成的影响,从而得出对金融产品或金融机构的风险状态、程度、评价和未来做出准确结论。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风险预警制度,通过及时对金融风险进行测评、辨识和度量,全面地做出该风险不同阶段的预警评价,寻找风险内在因素和形成机理,确定风险现状和未来,以此对金融机构进行告诫和对风险演化过程做出预警性报告。

(四)审慎经营金融机构。美国金融危机的产生是房屋抵押贷款被证券化后带来的直接后果,这种次级贷款的证券化会调动银行或次贷公司在重新获得现金流后扩大信贷规模的积极性,衍生出各种金融产品,并分配到各种投资组合中,在高财务杠杆的作用下放大其风险。这样的金融创新、证券化远离了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原则,必然促进金融危机的形成。因此,我们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必须很好地坚持审慎经营的基本原则。

(五)加强对原始产品和客户的持续管理。美国此次金融危机造成的巨大损失,究其源头却是银行在房价上涨过程中如何衡量零首付住房贷款的风险问题。因此,无论金融产品包装多少次、多么复杂,进行了怎样的创新,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原始产品的风险管理要规范,对原始客户和风险的跟踪要及时。

四、综述

短时期看,我国不会发生类似美国的次贷危机。但我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应该在控制住房抵押贷款金融风险和提高抵押贷款金融危机处理能力上作进一步努力。我们应注意:必须加强和完善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稳定房价,防止房价发生大幅度波动;提高个人房贷资产质量,加强个人住房信贷监管,防止风险贷款产生;商业银行应加紧研究和推行住房按揭证券化,以分散市场风险,提高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来防范“次贷”危机引发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第9篇：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危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8-0035-05

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说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潮流的不断推进，因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大引起的金融危机在全球的扩散范围和影响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猛烈，甚至远远超出了人类的预期。从今后看，系统性金融风险仍然是困扰全球经济金融安全运行的一个重要问题。

尽管如此，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在次贷危机以前却没有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和实际部门的更多关注。虽然有一些成果问世，但缺乏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专门研究。

次贷危机之后，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也引起了IMF以及BIS的高度关注，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正在不断提高。

一、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念界定

施瓦茨（Schwarcz，2008）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由诸如经济动荡、公司重大失误等事件所引起的一连串负面经济后果的风险，情况严重时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伯南克（Benanke，2009）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威胁整个金融体系以及宏观经济而非一两个金融机构稳定性的事件。哈特和津加莱斯（Hart 和 Zingales，2009）指出，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一家机构的倒闭引起系统内其他机构倒闭并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风险。另外还有很多学者集中于更具体的某一点进行界定，如金融失衡（卡瓦列罗， 2009），相关联的风险敞口（阿查里雅、佩德森、菲利蓬和理查森，2010），对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Group of Ten，2001），信息传导受阻（米什金，2007），反馈效应 （卡帕迪亚、德雷曼、埃利奥特 和斯特恩，2009）， 资产泡沫 （罗森格伦，2010；穆萨，2011）以及负外部性（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2009）等。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2010）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同于个体风险，是指金融风险从一家机构传递到多家机构，从一个市场蔓延到多个市场，从而威胁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并影响金融服务经济功能的正常发挥。张晓朴（2010）指出，要区分微观意义上的系统性金融风险（Systematic Risk）和宏观意义上的系统性金融风险（Systemic Risk）。就宏观意义而言，“系统性”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指一个事件影响了整个体系的功能；另一个是指一个事件让看似不相干的第三方也付出了一定代价。马勇（2011）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金融体系由于遭受了普遍的大规模冲击而无法持续有效运转的可能性，这种冲击常常表现为相当数量的金融机构倒闭和支付困难、金融市场的崩溃和价格信号的失灵，以及货币的贬值和资本的外逃等等。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尽管学术界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概念的界定有所不同，研究视角也各有侧重，但所表达的内涵却有许多共同点，即关注对象都是金融体系的全部或重要部分，都考虑了风险的溢出效应（即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形成的内因

由于金融危机被认为是系统性金融风险显性化的最终形式，直接表现为金融市场的动荡和金融机构纷纷陷入困境和破产，因此，来自金融体系内部的基础性风险形成因素可以被直观地视为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因。

目前较普遍的观点是，金融工具的过度创新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在交易中杠杆率的大幅提高等加大了金融脆弱性，最终使得金融体系在外部冲击影响下迅速崩溃。查克拉瓦特（Chakravort，2009）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来源于金融机构资产组合头寸的相关性以及银行间市场彼此头寸暴露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艾森拜斯（Eisenbeis，2009）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产生归因于银行存款和信用的不稳定性。阿查里雅（Acharya，2009）则认为，由银行资产收益的相关性导致的风险实际上就是一种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也有学者认为，虽然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和滥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放大机制，使得系统性金融风险向金融危机演化，然而，风险的形成与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和金融活动的最本质内容紧密联系才是根源。格拉姆利克和奥特（Gramlich 和 Oet，2011）指出，银行的脆弱性是由银行之间的相关性以及由于联动性所带来的放大机制共同造成的。近年来，各国对“影子银行”的研究已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施瓦茨（2012）指出，影子银行可以从两方面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一方面是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促进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而艾维瑞（Awrey，2011）认为，由于影子银行的非集中化导致市场分割，市场的不透明致使市场参与者无法有效地处理信息，导致风险在没有被注意的情况下积累，当市场一旦变得透明时，就导致市场出现恐慌情绪。根据 阿纳卜塔维和 施瓦茨（Anabtawi 和 Schwarcz，2011）的理论，由于影子银行体系需要借助金融市场来提品和服务，那么就可能通过金融系统范围的关联性加剧风险的传染。黄益平、常健和杨灵修（2012）认为，最近几年，中国的影子银行在绝对规模和相对重要性上已经达到它从来没有达到过的地位，虽然暂时还不会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但完善对影子银行的监管迫在眉睫。肖崎（2010）从金融体系变革的角度讨论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累，认为场外交易使系统性金融风险增大，影子银行具有的高杠杆操作、期限结构极端错配、过度创新、依赖批发市场融资等特征使得影子银行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来自内外的力量共同作用，从而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次贷危机后，关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以下简称 SIFIs）的讨论成为解释系统性金融风险形成内因的一个热点。FSB（2010）将由于规模、复杂性和系统关联性等原因导致经营失败，进而会给整个金融系统乃至实体经济带来显著破坏的金融机构定义为 SIFIs，但截至目前对SIFIs还没有统一的定义。

关于SIFIs为什么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观点认为，因SIFIs代表了金融体系内信用关系的中枢：一方面，SIFIs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现实地存在着大量的资金关联业务；另一方面，信息不透明导致市场对某些庞大金融机构的外部资金关联广泛性进行各种猜测。另外，SIFIs的存在容易引起道德风险问题。索萨（Soussa，2010）研究发现，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自恃政府不会任其自生自灭，因此为了追逐巨额利润而涉足高风险投资，并在陷入困境后仍向其高管人员发放高额薪酬。对于“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施蒂格利茨（Stiglitz，2011）认为，“大而不能倒”意味着银行可以肆无忌惮地追求风险。如果成功了，银行享受其收益，万一失败了，则由纳税人承担。所以说，SIFIs的系统重要性不仅仅是由SIFIs本身的规模和复杂性决定的，更是由市场参与者和监管当局共同决定的（巴克斯特，2012）。

关于SIFIs测度方法的研究也是一个研究前沿。一种方法是通过测算一个机构倒闭导致其他机构倒闭的概率来测度其系统重要性， 周（Zhou，2008）最早提出极值法。塞戈维亚诺和古德哈特（Segoviano 和 Goodhart，2009）从银行系统层面提出一种类似的方法。周（2010）加入“系统重要性指数”的概念后，不仅可以计算出其他银行倒闭的概率，还可以测出银行倒闭的期望数目。另一种方法主要通过金融机构资产收益在统计上的尾部行为（statistical tail behavior）来测度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其对整个金融系统或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贡献程度或风险外溢性（德拉曼和塔拉谢夫，2011）。这类方法主要包括阿德里安和布伦纳迈尔（Adrian 和 Brunnermeier，2009）基于风险价值（VaR）提出的条件风险价值（CoVaR），塔拉谢夫、博里奥和塔萨洛尼斯（Tarashev、Borio 和Tsatsaronis，2009）提出的Shapley值法等。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形成的外因：经济周期和政策干预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联系紧密，实体经济的波动常常给金融体系带来更大的波动，来自于实体经济的风险也是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表现为当经济衰退时，金融市场和各种金融机构都无法逃脱其影响，从而使金融体系陷入一场全面的系统性危机。

次贷危机之后，国内外学者主要从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具有顺周期性的角度来研究因经济周期导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威廉（Willem，2007）指出，金融系统中杠杆行为的顺周期性和资本约束的顺周期性是微观系统中爆发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古德哈特（2008）指出，导致次贷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资本充足率的顺周期性和逆周期性工具的缺乏。怀特（White，2008）认为应该将关注焦点更多地放在顺周期性的讨论上，因为快速的信贷增长总是导致资产价格激增从而引发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王靖国（2011）从顺周期性角度解释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机制，他认为在经济的循环波动中，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在面对相似风险时通常做出类似行为，从而加大了金融体系的周期性波动。与王靖国思路相同，付刚（2010）也指出，历次危机（包括次贷危机）的爆发基本上都源于信用膨胀背景下的市场主体基于同一制度规则要求，按照相近思维模式或风险评价机制行事，使风险形成高度相似并集中于相同和系统关联性领域，从而导致金融失衡不断严重，系统性金融风险日益增大。

认为因政府干预导致经济波动，进而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观点认为，表面看来，由于政策干预，经济的周期波动性及其对金融体系的冲击似乎有所缓解，但事实是宏观经济进行自发调节的规律并没有被打破，经济周期的内生力量和不恰当的经济政策干扰共同决定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渠道和演化路径。刘志红（2011）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起因可以概括为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两类，其中宏观因素就包括政府的宏观调控。

总之，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成因研究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和实体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系统失衡共同演化发展并最终导致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聚，最后将经济和金融系统推向危机爆发的临界状态。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导和扩散渠道

（一）基于金融机构本身的流动性渠道

寻求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微观基础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新方向，从流动性角度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传导机制进行研究正在成为主流方向。

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就有学者从流动性角度研究金融风险，但并未形成主流。次贷危机发生后，有更多的学者加入了讨论行列。米切尔等（Mitehell等，2007）研究了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如何通过可转债市场的流动性渠道传导的。他们认为当经济恶化时，可转换套利基金将面临大量的赎回冲击，许多基金因受到资本约束的限制而大量出售债券以及基金变现，使得出售价格远低于市场价值而遭受巨额损失，进一步，这些流动性供给者将被迫对赎回进行相反的操作从而转变为流动性需求者，进而导致市场流动性供应急剧下降，并通过市场间渠道相互影响，引起金融市场动荡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产生。布伦纳迈尔和佩德森（Brunnermeier和Pedersen，2008）对股票市场研究发现，资金流动性和市场流动性之间的联动效应极易引发危机，若交易者的资金紧张，那么在交易中，尤其是占用自有资金较多时，他们会选择尽快平仓，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流动性紧张，进而产生很大的波动，并进一步增加了融资的风险，银行等资金提供者要求资金需求者提供更多的保证金，风险在循环的过程不断被放大，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产生。艾克曼等（Aikman等，2008）研究发现，实体经济的衰退将导致企业资金减少，信用等级下降，未来的融资成本增加。在极端情况下，企业可能因借不到钱而破产，进而无法偿还银行贷款，其贷款银行的关联银行也因此而受到牵连，具有共同风险敞口的银行遭遇同样的困境，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不足引发其他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大量银行因筹不到钱而倒闭，大规模银行倒闭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克里希纳默西（Krishnamurthy，2010）指出，由流动性引发的危机中有两个放大机制，一个是由于市场冲击带来流动性需求，由于资产的抛售会导致资产价格的下降和现金流的减少，企业为了收回投资继续抛售资产，于是通过资产负债表的放大效应就产生了；另一个机制是日益增加的市场不确定性导致的流动性需求不断变化的动态机制。

（二）基于心理学视角的信心和预期渠道

行为金融学的兴起促使学者们从心理视角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导和扩散。主流观点认为，信息不对称等导致的消费者对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的担忧以及消费者之间恐慌情绪的传染是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的主要渠道。

科德雷斯等（Kodres等，2002）研究认为，金融危机可能是因为“羊群效应”等的间接传染造成的。当出现某个银行因欺诈或重大损失遭遇负面报道时，投资者会产生恐慌情绪，严重时甚至会出现“挤兑”现象，投资者之间负面情绪的相互传染导致越来越多的银行受到影响，甚至原本毫无关联的银行也会受到牵连。伯纳多和韦尔奇（Bernardo 和 Welch，2004）从信心和预期角度出发，认为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由人们对未来流动性冲击的担忧所驱动，而不是流动性冲击本身。施瓦茨（2008）指出，银行挤兑最初是由存款人的恐慌引起的。由于存款人集中提取存款，而银行一般只保留一部分现金储备，无法在短时间内满足所有存款者的提取要求，导致违约以致破产。哈斯曼和萨马丁（Hasman和Samartin，2008）首次把信息传染引入模型，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流通渠道不畅等原因，债权人不能对金融机构进行正常识别，无法分辨健康金融机构与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当债权人发现某个较大的金融机构或者大量的金融机构出现清偿能力下降甚至完全丧失时，就会对全部金融机构失去信心，出于减少存款损失的心理，存款人开始提现，于是出现银行挤兑现象，这会波及到健康的金融机构，直至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崩溃。

（三）基于产生放大机制的资产价格过度波动渠道

布伦纳迈尔和佩德森（2007）指出，抵押品价格波动对信贷的影响在次贷危机传导中显而易见，资产的抵押价格与市场价格紧密相关，市场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抵押价格，这说明受信用约束的企业对资产的需求是资产价格的增函数，即资产价格越高，资产负债表状况越好，企业信用等级越高，越容易获得较多贷款，从而越容易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埋下隐患；当资产价格下跌，资产负债状况不佳，信用等级下降，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并扩散。清泷和穆尔（Kiyotaki 和 Moore，2008）以资产价格变量为核心设计了代际交叠模型，认为当资产价格下降时，企业为了保持流动性会低价出售一部分资产，从而遭受损失。资产价格下降会使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和银行之间的违约行为不断增多，银行也由于企业的违约行为遭受损失，由于银行面临资本金的约束，银行会收缩信贷，从而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最终导致资产价格高涨时期产生的泡沫破裂，从而导致危机的发生。丹尼尔森和宋施恩（Daníelesson 和 Zigrand，2008）建立了一个多资产价格均衡模型，发现资产价格波动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原因。科里内克（Korinek，2008）以加入社会福利的一般均衡模型验证了资产价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引发和放大作用。吴智麟（2008）分析了系统性金融风险通过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业等渠道的传导。董青马（2008）构建了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模型，从个体银行、银行系统、金融安全网三个层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了考察，研究了在不同环境下微观风险触发与个体银行失败、个体银行失败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生成之间的传导机理。

四、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

为防范因系统性金融风险引致的金融危机，研究者们一直热衷于找到能预见危机到来的各种方法。因此，测度和预警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技术被认为是实现“防患于未然”的首要选择。然而，现有测度和预警金融危机的技术和方法是否能够适应因系统性金融风险传导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而导致的金融危机仍然没有研究定论。

目前，测度和预警系统性金融风险技术的主流方法是基于资产负债表数据、股票和债券市场数据、多市场数据等而形成的三类模型。在基于资产负债表数据的模型中，综合指标法得到了更完善的设计，研究者们提出了度量银行通过资产负债表实现风险传染的网络分析法（Network Analysis Approach），即利用银行间的双边资产负债敞口，通过模拟银行网络体系中某个或某几个银行作为触发因素所导致的银行破产数量、预期损失以及产生危机的可能性等衡量银行体系的风险传导（布洛克、霍默斯、亚历山德里和加伊，2009；米斯特鲁利，2011；厄珀，2011）。在基于股票和债券市场数据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中，主要是基于时间序列的改进，对传统VaR度量和GARCH模型进行修正（弗拉格涅尔等，2008）。在基于多市场数据的模型方面，由于Copula函数可以通过连接函数的灵活设定捕捉变量间的非线性和非对称相关关系，在2008年危机前就被应用于测算具有偏峰厚尾特征的金融风险（罗德里格斯，2007；贡萨罗和奥尔莫，2005）。格雷和约布斯特（Gray和Jobst，2009）基于Copula函数又发展了未定权益分析（Contingent Claims Analysis，CCA）模型。该模型根据金融机构资产回报率协方差矩阵的分解结果对预警事件对应变量的变动进行蒙特卡罗模拟，通过重复模拟，可以得出每一时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

值得一提的是，次贷危机后，评估金融机构之间的依存度成为国际国内关注的重点，测度金融机构相互依存度的模型主要有网络模型（Network Approach）、 共同风险模型（Co-Risk Model）、危机依存度矩阵模型（Distress Dependence Matrix）以及违约强度模型（Default Intensity Model）等。

五、未来研究方向

由于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爆发源广、成因复杂、传导路径相互交叉等特点，近年来已经成为各方研究的热点问题。从最新研究动态看，由于学术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广泛研究的时间很短，对很多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如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概念界定、成因讨论、传导途径、防范机制等问题的研究还很不成熟，研究成果很不系统，观点也不一致，但近年来取得的最大进步是，由次贷危机前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被主流文献所忽视（马勇，2011），到危机爆发之后得到一大批学者的关注，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从未来研究方向看，还应当从以下方面实现突破：

（一）深入探索系统性金融风险生成和传导的理论基础

科学、准确地识别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源，对不同国情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累积—爆发—扩散”的演进过程进行深入分析等有待突破。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应特别关注由“经济发展突然快速减缓或下滑、货币政策操作不当、资产价格过度波动、政府债务过度以及跨国传染”等引起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演进过程。

（二）提高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技术手段

传统的以VaR为主的金融风险测度和预警手段已经不适用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研究。针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偏峰厚尾的特征，如何创新性地建立一套适用于系统性金融风险传导机制下的预警技术和手段，特别是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有效识别等已经刻不容缓。

（三）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协调机制研究

次贷危机发生后，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已经成为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必然选择。如何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环境下，建立国际国内相协调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协调机制已经成为摆在学术界和监管部门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对于中国来讲，虽然因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传染相对比较有限，但近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由于经济金融自由化进程不断加快，潜伏在我国经济金融运行中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源来自多个方面，目前情况下至少包括民间金融资金链断裂、经济运行周期性下行、房地产价格泡沫、金融体系运行风险加大、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国际资本扰动以及地方政府融资过度等。

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将理论研究和现实相结合，基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科学梳理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的经济金融基础，充分揭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导机理和效应，适时建立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累积—爆发—扩散”的动态监管协调机制应当是今后很长时间内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1]付刚.宏观审慎管理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思考[J].金融发展研究，2010，（6）.

[2]张晓朴.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演进、成因与监管[J].国际金融研究，2010，（7）.

[3]黄益平，常健，杨灵修.中国的影子银行会成为另一个次债？[J].国际经济评论，2012，（2）.

[4]Schwarcz.2008.Systemic risk，American Law & Economic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s，Paper 20.

[5]Acharya.2009.A theory of systemic risk and design of prudential bank regulation[J].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