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贷款利率精选(九篇)
第1篇：私人贷款利率范文
一、民间股权融资
股权融资是筹资者采取权益性证券形式从外部投资者手中筹集资金的直接融资行为。在私营农场的发展周期内，可以采用不同的融资方式，其中，民间股权融资在农村特定的环境中是一种可行的融资方式。私营农场管理水平的高低是股东盈利能力的保证，如果管理者有较高的管理水平，能够在提取足额折旧基金的前提下分配给民间股东足够的红利，股东会偏向于保留当前的管理者，否则股东将会更换目前的管理者；私营农场如果想长期使用民间股东的资金，则需要农场管理者能够在提取足额折旧基金的基础上分配给民间股东足够的红利以弥补股东股权的风险贴水。
二、私营农场民间契约性融资的主要风险
（一）经营风险经营风险是指私营农场在无负债的情况下，农场固有的预期经营收益的不确定性。一般说来，农场利润波动越大，其经营风险就越大，经营风险的变化与行业特征和时间特征直接相关。目前，受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双重影响，加上私营农场经营灵活和监督困难，在其生命成长周期的各个阶段，民间契约融资结构相差很大，所面临的经营风险也不断增加，这主要是由于其盈利的不确定性造成的。由于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及资金来源的有限性，很容易导致私营农场利润的亏空甚至破产，经营风险是私营农场面临的最严重的风险。
（二）信息不对称风险信息不对称在私营农场融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其财务管理和信息披露的不规范，内部的经营者具有更强的信息优势，这会加大私营农场融资过程中的契约成本。信息不对称问题将引起私营农场融资过程中的两种风险：1.逆向选择风险。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私营农场是资金的使用者，对借入资金的投资项目的收益和风险有充分的信息，对投资项目的回报及资金的偿还概率都很了解。而民间借贷放贷者是资金的提供者，它并不参与资金的运用，对于以上信息只能通过农场或其它间接渠道获得，因此，民间借贷和私营农场之间在信息的掌握上差距很大。民间借贷放贷者为了化解自身的不良贷款，在放款的过程中关注的只是贷款发生时利率的高低和风险的大小，这样逆向选择就出现了。民间借贷放贷者为了防止信息不对称，常常会提高贷款利率，利率的提高把“好的”借款者挤走，而留下“坏的”借款者，或者出现较高的贷款利率会引导私营农场去选择风险更大的投资项目，民间借贷放贷者面临更大的偿还贷款违约率。2.道德风险。私营农场的经营权和所有权是统一的，且只有极小比例的私营农场能有资格通过股票进行融资。民间债务融资作为一种融资工具在私营农场的资金来源中占绝大部分，一般要求私营农场提供相应的抵押品来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但是由于私营农场规模小，可提供的抵押品很少，所以道德风险在私营农场融资中发生的最为普遍。道德风险即指愿意支付高贷款利率的借款者倾向于选择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当借贷完成后，收益会在借贷双方分割。如果民间借贷放贷者提高贷款利率，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私营农场的项目收益。这会促使借款农场选择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而放弃可备选择的低风险、低收益项目。高收益的项目一般成功率相对比较低，这势必会加大民间借贷放款者的风险。
（三）信用风险私营农场的治理结构不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差，且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这样外部相关利益人很难对其进行监督检查，农场的各种信用危机很容易发生，在失信行为得不到追究和惩罚的前提下，会进一步导致私营农场的信用恶化循环。由于信用制度不完善所形成的融资契约不完全所导致的信用风险是私营农场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在私营农场起步时，在技术、市场和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匮乏，且受到成本、成长规律和管理经验方面的制约，并不具备与合作各方签订完备契约的条件，这样私营农场的信用风险会高出很多。
三、防范私营农场民间契约融资风险的措施
（一）利用规范化的民间借贷融资私营农场具有规模小、风险高、融资频率高及金额小等特点，以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的形式融通资金面临很大困难，而民间借贷机制灵活，借贷双方信息对称性强，且契约成本低、方便、快捷和效率高，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在民间借贷的契约关系中，契约主体多元化，民间借贷方式以信用贷款为主，需要担保的仅为9%左右，对私营农场来说是雪中送炭。在农村特定的金融活动中，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可能会出现市场失效或者规模不经济的问题，而民间资金供给充裕且存款利率较低，资本市场发育不健全，所以在趋利的动机下，巨大的民间资金供给可以为私营农场资金需求提供充足的来源。
（二）积极创办契约性民间银行契约性民间银行制是在日本发展起来的一种金融制度，在该模式下，民间银行可以派专人进入私营农场的董事会，亲自参与农场的经营运作，深入了解企业农场的管理水平和发展前景，从而可以客观评鉴农场的信用水平，减少信息不对称性风险。同时，民间银行可以对私营农场进行监督检查，避免所放资金被任意投放，合理控制现金流量，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发生。由于民间借贷占我国私营农场外源融资的很大比例，所以推行契约性民间银行能够通过建立私营农场与民间银行之间的长期借贷关系，进行彼此高效的资金融通。
（三）逐步改善融资环境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观点，一定的规制环境是行为约束的重要构成。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比较健全，投资者的利益能够被有效保证，则在此国家内的直接融资成本就会很低，其证券市场也会更加完善，采取分散投资更能降低投资风险，逐渐形成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相反的情况下，则会出现以间接融资、关系型融资和商业银行债务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因此，私营农场作为资金的需求者不应刻意去追求特定的资本结构和融资模式，相应地政府部门（尤其是金融监管部门）应从建设融资的法律体系入手，切实降低私营农场的融资成本和风险。
第2篇：私人贷款利率范文
一是贷款支持范围较广。个人助业贷款主要支持以下三类客户：一是个人中高端客户临时资金周转需要；二是从事合法生产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个人合伙企业的经营者、合伙人等：三是私营公司股东，董事等。贷款在突出支持商贸物流的同时，还将范围扩展至其他领域和行业。今年1～8月，共向789户借款人发放贷款2.67亿元，存量客户2000余户，贷款余额3.42亿元。
二是贷款担保和还款方式灵活多样。按照“额度控制、灵活使用、有效担保，按期偿还”的原则，建设银行怀化市分行根据贷款人资信状况确定个人助业贷款授信额度，最高限额500万元，今年下调为300万元。客户可在贷款额度内循环周转使用，贷款担保采取抵押，质押、保证等有效方式，贷款偿还采取等额本息还款、等额本金还款、一次性还本付息等灵活多样的方式。
三是贷款手续简便，审批速度快。建设银行怀化市分行承诺客户从申请之日起15日内办结贷款审批手续，通过优化、简化业务流程和审批程序，在省分行设立“个贷审批组”，专门审批基层行个人贷款，并开发自动审批程序，基层行上报的助业贷款审批报告只需一至两天便可审批下来。通过省分行集中审批，专班流水化作业，解决了原市分行审批人员难集中、拖延审批的问题，提高了审批速度。同时，在信贷审批时充分信任基层网点和信贷员的信贷调查结果，额度内贷款只需扫描上报简单的客户信息表，其他资料均由市分行审查。
四是贷款执行利率较低。建设银行怀化市分行对个人助业贷款一般执行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10％的利率，较之有些金融机构对个人贷款利率实行大幅度上浮，使贷款客户得到了更多的优惠。
第3篇：私人贷款利率范文
【关键词】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农村中小企业；农户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3）02-0085-04
一、文献综述
农村非正规金融是指农村中非法定的金融组织所提供的间接融资以及农户之间或农户与农村企业主之间的直接融资，其主要组织形式包括自由借贷、银行和私人钱庄、合会、典当业信用、民间集资、民间贴现和其他民间借贷组织（如金融服务公司、财务服务公司、股份基金会等）。
对于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何广文（1999）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户贷款中来自民间非正规借贷比重高于75%；温铁军（2001）对我国东中西部15个省份调查发现，民间借贷发生率高达95%；曹力群（2001）的调查也证明，在农村来自非正规借款约占68.6%。还有更多学者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史晋川等，1998；张仁寿、李红1990；史晋川、叶敏，2001；中国社科院课题组，2001；史清华，2002；张胜林等，2002；张建军等，2002；史晋川、朱康等，2002；张仁寿，2002；程蕾，2002；朱守银等，2003；冉光和，2007；等等）。
同时，非正规金融的借贷利率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温铁军（2001）发现超高利率是主要贷款形式，在其收集的个案当中，月息超过1.5分的占63%，超过2分的占40%以上，超过4分的高达25%。郭斌等（2002）、张胜林等（2002）、曹力群（2001）和何广文（1999）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但是，朱守银等（2003）的调查结果表明，民间借贷中“高息借款”现象并不严重。张军（1997）运用信息不对称和过滤理论分析了双利率并存的现象，认为利率在民间借贷市场上具有“过滤功能”，非正规金融部门比较稳定的高利率，是对农村金融市场上关于还贷风险的信息不对称分布的一种反应。
此外，在农村非正规金融态度的政策措施上，长期以来，理论界和政策决策层普遍认为，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是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主要体现在两者对储蓄资源上的竞争（姜旭朝，1996）。当然有时也存在贷款上的竞争。因此.20世纪50～8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垄断储蓄资源.在政策法规上给予非正规金融打压的同时，通过廉价的信贷向农村地区进行扩张，但农村非正规金融仍然生存和发展下来，而且政府针对农村地区的补贴信贷并没有取得好的效果，大量的信贷资源被无效地配置。事实上，由于两者各有其比较优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互补关系。
鉴于这种认识，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政府应该从态度上正视和重视非正规金融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因为在我国许多地区，非正规金融活动非常活跃，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张建军等，2002；何田，2002；郭斌、刘曼路，2002；等等）。
二、实地调研及其结果分析
为了解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真实情况，进一步促进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调查队于2011年5月～8月、10月～12月先后两次选取甘肃省兰州市、天水地区、定西地区、庆阳地区、河西地区、陇南地区、临夏州及甘南州等地、县的85家农村企业和508户农户作为有效样本，采用人户问卷调查、现场访谈等形式，对农村企业和农户的非正规金融信贷需求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为进一步发展和规范甘肃省农村非正规金融，促进甘肃省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依据。
（一）农村企业
在被调查的85家企业中，乡镇集体企业9家，有限责任公司25家，私营企业51家。调查表明，农村企业中非正规信贷需求的主要群体是中小私营企业。私营企业的非正规金融借款，占其总借款的71.9%，而且在非正规借款中，82%的借款来自个人借款。同时，乡镇集体企业仅有6.37%的借款来自于非正规金融机构。
1.非正规金融借贷行为趋于规范化。统计调查资料，与非正规金融机构发生借贷行为时，其中只有6.2%的企业采用口头协议，而且借款数额比较小，基本在1万～2万之间，近90%的企业采用签订合同的方式，说明农村企业非正规借贷行为已逐渐规范化。在借款期限方面，基本都为中长期借款（2～3年），期限较为灵活也正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快速发展的一个因素。从借款规模、借款渠道等情况看，私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信贷需求主要满足于非正规金融机构。
2.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普遍较高。从调查的结果看，除2笔小额的款项（均为2万元）为无息，其他借款的利率普遍是同期修正后的法定贷款利率的2～3倍，其中小部分借贷利率是4倍以上的高利贷（见表-1）。在自由放任无管制条件下利率能较真实地反映出资金供求情况。非正规金融现象在农村的广泛存在就表明，农村企业中对资金的需求大于资金的供给。从资金需求来说。农村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层次性，主要分为基本生产性资金需求和一般经营性资金需求。基本生产性的资金需求即使贷款利率偏高，但只要在市场利率和收益率之间，农村企业为了需求性生产仍不得不借贷。如果高利贷的利息率高于一般经营性资金需求收益率，农村企业会放弃第三层次的资金需求。此外，借贷主体自身的缺陷，如新发展起来的个体私营企业不满足正规金融部门的借贷要求，限制了正规金融对其支持力度等，导致了非正规金融资金在农村金融中的垄断地位，在垄断利润驱使下形成的垄断价格体现在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就是它的高利率。从资金供给方面来说。二元经济下城市经济对资金的吸纳，把农村本来就稀缺的资金抽离农村。加上国家的金融抑制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导致农村资金存量减少，导致正规融资来源的缺乏。一方面，直接影响了对农村的信贷支持；另一方面，无形中增加了农村借贷的交易成本，其结果必然是农村货币需求的缺口越来越大，货币短缺在农村越来越严重。
3.非正规金融的利率明显存在着企业性质的差异。从调查看出，乡镇集体企业非正规金融的利率基本是无息的，而私营公司的利率为26%以上的占到59.3%，其中高于30%的利率全部为私营企业借款，这和现实情况是相符的。一方面，由于私营企业信誉度相对低，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大额长期借款，私营企业为求发展，只能依靠农村非正规借款；另一方面，正规金融机构及政府实行有偏向的政策。正规金融机构为防范风险，对私营企业贷款的门槛实行很高，给企业发放的贷款中大部分贷给国有企业及乡镇集体企业。政府出台的政策基本也是针对国有企业的。因此，农村中小企业只能更多地依靠非正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
4.有组织的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借贷。调研信息表明，甘肃省民间资金充裕，有组织的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借贷已开始运营。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庆阳市、武威市等地，工业、农业发展非常迅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农村企业仅靠自有资金、互民间自由借贷和银行借贷，无法满足当地工业、农业发展所需的资金需求。现实中，部分资金需求只能通过营利性民间借贷来解决。营利性民间借贷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在最短时间内向各类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种养殖户等资金需求者提供急需的周转资金，帮助他们解决生产资金紧缺的燃眉之急。
5.非正规金融借贷规模较大。通过访谈得知，2011年民间借贷规模约在15亿～20亿元，主要是数量众多的民营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种养殖户等私营企业，用于扩大生产规模和弥补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周转资金不足。
（二）农户
统计显示，2011年样本地区农户借款主要来自于互帮互质的民间自由借贷（见表-2所示）。民间自由借贷这一类农村非正规金融对解决普通居民户（包括城镇户和农户）的家庭生活和企业生产资金需要方面具有低成本、及时、灵活和方便的优势，因此，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它依旧普遍存在。在调研地，农村民间自由借贷主要发生在普通居民户与其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之间，资金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彼此熟悉。
此次调查问卷涉及的13个镇508个有效样本中，年均有172户农户曾对外出借互资金，占有效户数的28.3%，涉及金额平均每户4.5万元/年。互帮互质的民间自由借贷占总借款额的比重为66.1%，单笔借款规模为5537元.高于正规金融借款（正规金融机构为3274元/笔）。调研发现.当地的互资金有一定规范性，56.8%的农户在民间放贷时采用借条的信用形式。81.1%的农户民间放贷时约定无息，14.9%的约定低息，而多数月息在1.5分左右，最高不超过3分。
调研显示，多数民间放贷没有规范合同。口头协议所占的比重很大，为84.6%，这是借贷行为不规范的例证。但是在问及“是否发生借款纠纷”时，有81.2%的农户选“否”。此外，多数民间放贷具有无需抵押和担保等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农户非正规借贷主要发生在亲戚朋友之间，受人情关系网的影响很大。说明非正规金融期限结构和借款方式的灵活性符合农户的需求。对于农户进行民间借贷的主要原因的调查显示，56.8%的农户认为，民间借贷手续简单及期限灵活。这正是农村信用社自身借贷机制缺陷造成的，也是农村非正规借贷快速兴起的原因之一。在还款方面，统计显示，有80%以上的农户能按时归还贷款，不能及时归还的也没有拒绝还款的情况。事实证明，基于人情关系和彼此间知根知底等因素，非正规金融借贷尽管规范性不如银行机构，农户民间自由借贷的还贷率较好，而部分无期限的民间自由借贷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按期还贷率。
三、存在问题及政策建议
调研中了解到，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农村企业和农户主要融资的渠道之一，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发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运行不规范，并且我国至今仍没有一部以个人借贷或私有借贷关系为基础的法律法规，非正规金融大量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的融资活动需要政策、法规和制度的规范；目前对非正规金融的政府监管仍处于空白状态，市场监管也不完善，因此隐含着较大的经营风险；民间借贷利率波动导致放贷人信用风险增加，由于没有正式“身份”，且得不到法律保护，民间借贷利率特别容易受国家货币政策影响而导致利率的大幅度波动，这些都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资金成本和支付风险及放贷人的信用风险。调研结果显示，近两年来，当地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日益明显，资金缺口问题十分严重，而这也只能依靠民间借贷。然而，高利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财务困境。因此，笔者提出为促进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健康发展，进一步推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的相关政策建议。
（一）鼓励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合法活动，规范农村非正规金融运行体系
一是通过制度创新，将已有一定规模、机构比较完善、运营和管理比较规范并在国家监管之下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合法化，成为互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姚耀军，2005）；二是由于非正规金融的借贷过程极不规范，如调查所示一般只有一张简单的借条而没有成文的贷款契约，贷款期限和付息时间更是以口头约定为主，所以应该规范非正规金融借贷协议，明确借贷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必须建立必要的借贷登记，使金融监管当局能准确地掌握非正规金融借贷活动和规模，便于宏观调控。
（二）加快机制创新，拓宽农村民间投资渠道
一是放宽民间资本参与非正规金融机构的限制，鼓励民间资本有步骤地进入农村信用社，加快农村信用社的民营化。二是拓宽民间资本参股商业银行。决策层可以考虑农业银行放宽对参股对象的限制，吸收部分民间资本，为民间资本创造合法出路。
（三）借鉴发达地区模式，监控民间借贷利率
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民间借贷活动应借鉴发达地区的模式，建立民间借贷利率监测制度。允许民间借贷利率高于央行制定的基准利率，但应通过民间借贷利率监测加强监督。针对选定的民间借贷监测样本，人民银行应对其每月民间借贷发生额和利率实施定期监测、统计和公布，建立民间借贷利率跟踪监测制度，对相关机构确定贷款利率将起一定的指导作用，而借款人也会清楚其借贷利率水平。同时，民间借贷利率的跟踪监测将为经济决策和宏观调控提供必要、全面的信息。
第4篇：私人贷款利率范文
希腊获1600亿欧元完成债务重组
希腊官方和私人部门债权人达成债务互换协议，希腊债务无序重组风险暂时消除。根据债务互换协议，私人部门债权人削减其所持53.5%的希腊债务，即总额1070亿欧元的公债，相当于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的50%。该项协议将减少2012～2020年间到期的1500亿欧元债务，使得2020年希腊公债GDP占比下降到117%。作为希腊获得第二批欧盟援助贷款前提的私人部门债务重组结束，3月12日欧盟签署对希腊第二笔1300亿欧元贷款援助协议。
私人部门根据自愿原则参与债务置换，所持希腊政府公债被转换为面值相当于原债券31.5%的新债，新债期限为11～30年，加权平均利率水平3.65%。同时私人债权人将得到欧洲金融稳定设施（EFSF）发行的面值为原债券15%的2年期内的短期证券。此次债务互换协议中私人投资者损失53.5%的本金，但是由于新债利率水平较低，投资者实际损失达到70%以上。
同时，希腊承诺一项更为激进的结构性改革方案。新的结构性改革方案要求希腊进一步削减支出并在2013年达到主要财政盈余，具体支出削减方案包括减少公共支出、大幅降低最低工资、劳动力市场自由化以及一揽子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的结构性方案，这些措施都将对当前政治经济环境带来严峻挑战。
作为新希腊债券的共同融资协议的一部分，债务置换协议包括了一项300亿欧元的EFSF对希腊政府贷款。因此，加上第二笔贷款1300亿欧元，EFSF对希腊的融资贷款承诺达到1600亿欧元。除此之外，欧盟层面对希腊的支持还包括，欧央行以及各成员国央行所持有的希腊政府国债所产生的收益也将被用于支持希腊。考虑将降低所持希腊债务的利率水平，这些政府间的支持有助于2020年将希腊公债GDP占比降低4.6个百分点。
希腊债务重组采用所谓的集体行动条款(Collective Action Clause)。适用英美法系的集体行动条款规定，债务持有人以绝对多数通过的债务重组方案将对其他债权人有同等约束力，包括那些在债务置换谈判中投反对票的债权人。而且，任何一次债务重组协议的谈判都必须有50%以上的参与率，对于若干关键问题，必须有75%以上的参与率。由于债务置换过程中希腊政府承诺的新债的票面利率较低，这成为限制私人部门参与率的主要因素。希腊财政部与私人部门谈判的结果是私人部门自愿参与率在80%～85%左右，这一结果为债务有序重组扫清障碍。随后，财政部即宣布启动集体行动条款，未明确自愿参与债务重组的私人部门所持的希腊国债将被强制参与债务重组计划。继而国际互换与衍生品协会（ISDA）裁定希腊债务重组触发信贷事件。3月14日欧元区正式批准对希腊第二批贷款援助，4月初IMF也预期将通过对希腊280亿欧元中期贷款。
希腊债务危机将持续十年
截至2011年底，希腊中央政府债务总额达3680亿欧元，其中国债及短期票据2748亿欧元，贷款931亿欧元（包括欧盟和IMF对希腊第一笔援助贷款已经发放的730亿欧元），中央政府债务GDP占比161%。私人部门债务互换后，希腊国债总额将减少到1680亿欧元，其中1000亿为私人部门所持有，680亿为欧央行及其他国家中央银行所持有。
虽然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洲央行对希腊实际GDP增速的预估已在年内做过若干修正，但是希腊经济实际状况仍然不如预期。无论是希腊政府中期财政战略还是俄罗斯投行的Troika报告，2011年基准情形宏观数据都未能达标。根据希腊统计局2011年GDP预估值以及欧盟经济货币事务委员会2月23日的欧盟成员国宏观经济中期预测数据，希腊2011年实际GDP萎缩6.8%，同时预期2012年实体经济仍将继续下滑4.3%。2011年全年希腊失业率达到17.2%，全年通胀率3.1%。
外部失衡状况略有缓解，但金融账户失衡恶化，对外债务水平上升。希腊央行国际收支数据显示，2011全年经常账户逆差下降19亿～211亿欧元。直接投资资本净流入0.25亿欧元，扭转了2010年4.57亿欧元净流出的态势，当年直接投资净流入主要原因在于外国资本对Emporiki银行和Geniki银行的战略投资。证券组合投资当年净流出173亿欧元，主要原因是外国投资者减持232亿欧元希腊政府债权。其他投资项下虽然有资本净流入352亿欧元，但这主要是来自于欧盟及IMF对希腊发放的415亿欧元救助贷款。
由于经济表现与预期相距甚远，希腊政府无法兑现减赤承诺。希腊公债危机及经济增长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妄言希腊债务危机已经结束为时尚早。首先，债务的GDP占比在进行私人部门债务重组之后的若干年仍然在120%～130%，这对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都是不可持续的。其次，虽然债务重组将大幅削减财政利息成本支出，但是由于实体经济仍然处于负增长区间，能否如欧盟和IMF预期在2013年恢复主要财政平衡仍然存在变数。再次，私有化计划进展缓慢是去年减赤计划未能达标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也将是决定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综合看来，继此次私人部门债务重组之后，希腊债务危机将在今后的十年内持续发酵。
葡萄牙选择性违约的可能性有多大？
第5篇：私人贷款利率范文
【关键词】经济转轨/银行业/稳定性/效率
【正文】
在计划经济时代，经济转轨国家的银行业非常稳定，没有发生过银行倒闭事件，但是银行业效率低下。为了提高银行效率，东欧经济转轨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银行私有化改革。银行私有化之后，脱离了政府信用的保护；加上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继承了不少软贷款和坏帐，因而私有化不可避免带来银行体系不稳定。几乎每一个经济转轨国家都曾经历了某种程度的金融危机。例如，保加利亚的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一度占银行总资产的60％，1992年爱沙尼亚无清偿能力的银行的资产占银行资产总额的47％，1995年拉托维亚一家最大的私有银行出现了近1亿美元的损失后，中央银行被迫出面接管。
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转轨国家银行业不但不稳定而且效率也非常低下，主要表现在信用创造数量较少、资本市场不发达、信贷配给效率低。
既然经济转轨国家银行体系既不稳定也无效率，那么应制定怎样的银行监管制度来提高效率增加稳定性呢？一种观点认为稳定的重要性大于效率，因为银行危机给社会带来的成本太大，所以应该提高银行的最低资本要求，或者更进一步说禁止私有资本进入银行业。但在没有私人资本进入的金融业中，银行的效率极其低下。如果监管部门提高银行的最低资本要求，私有银行可能会将资金投入到其他经济部门甚至退出银行业。因此，较高的银行资本要求可能使银行风险降低，但会带来整个银行业的萎缩，从而降低了银行的效率。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银行体系的效率低下又会带来银行体系的更加不稳定。
一、当前经济转轨国家银行业的特点
多数经济转轨国家是在学习发达国家银行体系管理方式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银行，并且建立了众多的小型商业银行，许多国有银行也进行了私有化改造（包括股份制改革）。在为提高效率而进行的银行业改革的过程中，经济转轨国家银行业突出的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银行坏帐和银行倒闭。经济转轨国家银行体系中呆帐和风险贷款的比例普遍很大，这主要是由于它们承接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软贷款。表1显示了一些国家不良贷款占银行总资产比例的详细数据。
2.发达国家的资料是1992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WorldBankStaffEstimates,IMF,EBRD,CentralBankReports.
银行坏帐可能产生许多问题。对国有银行来讲，由于净资产为负值，很难进行私有化改造；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银行资本基础薄弱，风险暴露严重，如果借款人破产，银行破产的风险就变大；所以借款人认为银行对它们的依赖性很大，银行在借贷的谈判中也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不良资产还让银行无法摆脱同借款企业的关系，最终给银行带来了倒闭的风险。从表1可以看出，在许多国家，倒闭的银行数量超过了银行总数的10％。
2.银行信用创造的效率。银行是经济转轨国家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然而这些国家银行的效率却很低，主要表现在：一是银行体系小；二是信贷配给效率低。衡量银行体系大小的方法是国内信贷对GDP的比例。波兰、罗马尼亚及独联体国家的这一比例为20—40％。而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这一比例为60—90％，这些比例同发达国家相比（90—120％）是非常低的（EBRD，1995）。更进一步说，经济转轨国家的证券市场不发达，信贷资金来源少，从为企业提供资金的角度来看，经济转轨国家银行的信用创造规模非常小，即银行体系非常小。
虽然国有银行在数量上远少于私有银行，但却占了银行贷款的绝大多数，而银行贷款的绝大多数又给了国有企业（捷克除外）。私人公司信贷占GDP的比重远小于发达国家，这表明经济转轨国家信贷资产在牺牲私有企业利益的条件下，为大型不盈利的国有企业享用，这是由于不良贷款的存在，银行不得不给国有企业继续贷款，资金因此不断流向国有企业。为避免大规模的银行倒闭和失业带来的政治影响，政府可能会给国有企业一些明的或暗的补贴，对于银行来讲由于国有企业能获得补贴所以贷款风险小于无补贴的新兴企业，所以即使贷款给新兴企业的效率高，短期内银行为了防止倒闭，也不得不继续贷款给国有企业。
3.银行集中度和进入政策。尽管经济转轨国家放松了银行进入限制，但这些国家银行的集中度并没有多大改变。例如：1990—1992年，捷克建立了43家银行，波兰建立了360家；1992—1993年，拉托维亚建立了42家新银行；俄罗斯到1995年中期有2600家银行成立（EBRD,1995）；然而除俄罗斯和拉托维亚外，新银行的进入并没有改变银行的集中度。这表明原有的银行控制了许多客户，新银行只能贷款给新兴企业，而给这些企业贷款的风险恰恰很高，所以小银行倒闭的概率较大，也不容易长大。
二、效率和稳定性关系分析的理论框架
1.模型假设
银行在同客户的业务往来中要搜集一些关于客户的信息，从而降低今后业务中的交易成本，这些信息对银行来讲相当于一种无形资产。若银行能持续经营不倒闭，则这种资产可以重复利用；若银行倒闭则这种资产就会丧失，显然它为银行股东拥有，我们称为“银行持续经营的私有价值”（C[,B]）。银行倒闭会在社会上产生连锁反应，这种危害远大于银行持续经营的私有价值，所以“银行持续经营的社会价值”（C[,S]）大于其持续经营的私有价值。如果银行倒闭，其社会价值损失也大于私有价值损失。
假设经济持续存在1、2、3期三个时期。消费者在1期可以重新平衡他拥有银行资产（包括存款或银行股份），银行也可以发行股份。假设消费者要么持有股份要么持有存款。如果消费者提早消费的概率较高，则他只持有存款，反之则只持有银行股份。
消费者在2期或3期消费，每个消费者在2期的消费概率是P（0≤P≤1），所有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呈（0,1）均匀分布，消费者的总量为1，所以所有消费者的消费概率也是P。假设到3期银行贷款的预期收益为R。
最后假设银行监管部门为社会福利最大化负责，在1期，银行监管部门知道银行存在大量的坏帐，并决定是否提高银行最低资本要求以降低银行倒闭的可能性，防止失去银行的“持续经营价值”。本文利用银行体系福利函数表示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和效率的总效用，从而证明经济转轨国家的银行监管部门通过提高银行最低资本要求来提高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带来福利的提高，远小于由此造成银行业效率降低损失的银行福利，因而监管部门没有必要为了提高银行业稳定性而牺牲效率。
2.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简化的Gorton&Winton模型（1997,1998）来分析银行的稳定性与效率的关系。到3期，如果银行贷款的收入低于需要支付的存款及利息，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3期无法收回贷款的银行必然出现支付困难。换句话说，由于存在不良贷款，经济转轨国家银行倒闭的概率很大。问题是预期的银行倒闭对社会来讲是否有效率？或者说，监管部门通过提高银行最低资本要求来降低银行倒闭的概率能否提高社会福利呢？
为了计算银行体系的福利，我们首先计算消费者在各个时期的总效用，消费者在2期总效用为：
n[,0]（p）＋n[,1]（p）
C[,2]（p）＝R[E]D[,1]（p）＋（1－）·———————————
N[,0]＋N[,1]
·E＋（1－Φ[,B]）（C[,s]－C[,B]）（1）
P：消费者在2期消费的概率；C[,2]（p）：2期消费概率为p时消费者的总效用；R[E]：存款的预期收益；D[,1]（p）：1期的存款；：“柠檬折扣”（LemonDiscount），消费者如果提前消费，则他必须卖出股份；由于消费者不了解银行的内部信息，所以其持有的银行股份在出售前面临着一个折扣，而由于存款可能在没有损失的情况下变现，所以没有此折扣。N[,0]：期初银行拥有的股份；N[,1]：1期银行发行的股份；n[,0]（p）：期初单个消费者拥有的银行股份；n[,1]（p）：1期单个消费者购买的股份；E：3期为银行股份支持的价值；Φ[,B]：银行倒闭或退出的概率。
上式表明消费者的效用为存款预期收益加上银行股权价值加上银行持续经营的社会价值大于其私人价值部分。
同理可得，消费者在3期的总效用为：
n[,0]（p）＋n[,1]（p）
C[,3]（p）＝R[E]D[,1]（p）＋————————————·E＋
N[,0]＋N[,1]
（1－Φ[,B]）（C[,s]－C[,B]）（2）
C[,3]（p）：消费者在3期的总效用。公式（1）和公式（2）的区别是公式（2）中没有柠檬折扣。
如果消费者消费的概率p小于一个临界值p′，他会将自己的全部存款转换成银行股份。假设在1期消费概率为P*，因此消费者新购买的总股份数为N[,1]＝（p′－p*），n[,1]·p[,1]＝1，n[,1]是每个新股东持有的股份。因此，在新的均衡条件下，新发行股份降低了银行存款的数量。
银行监管部门的目的，是银行体系福利（W）最大化，根据（1）、（2）公式，资产组合最佳时的社会福利为：
附图{图}
公式（3）中的第1、2、3项分别为在1期前持有的股份，在1期新购买银行股份及一直持有存款的消费者的预期消费，第四部分是银行持续存在的预期社会效益大于私人拥有的银行“持续经营的私人价值”部分。
假如监管部门要求银行增加新资本K[,1]，如银行遵守，则D[,1]＝D[,0]－K[,1]，否则D[,1]＝D[,0]。将N[,0]＝n[,0]·p*，N[,1]＝n[,1]·（p′－p*）及D[,1]＝1－p′代入公式（3），则得到银行体系的福利函数为：
p*p
W（K[,1]）＝R＋（1－Φ[,B]）C[,S]－————·E－—————
22（1－p）
·R[E]K[,1]（4）
（4）式表明，整个银行体系的福利函数等于银行的资产价值减去银行倒闭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再减去银行新老股东的预期柠檬成本。很明显如果银行遵循最低资本要求，在增加新资本后，股权价值E会增大；虽然资本增加又增加了社会的柠檬成本，但增加资本会降低银行倒闭的概率，因此也降低了银行持续经营价值的预期损失。
银行监管部门想通过提高银行最低资本要求来提高银行的稳定性，但银行的原始股东有权决定是否遵守这一要求，如果它们不遵守，监管部门迫使它们退出市场，银行持续经营的私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就会损失。如果监管部门默认，则银行资产的存在价值和预期柠檬成本不变，但持续经营价值失去的概率只有Φ[,B]，从公式（4）中可以看出，社会福利会增大。根据我们的模型假设，监管部门的责任是维护银行体系的福利最大化。如果银行监管部门提高资本要求，由于银行体系稳定性提高带来的福利小于银行体系萎缩造成效率降低带来的福利损失，因而监管部门没有必要为了提高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而作出提高最低资本要求的决定。综上所述，银行监管部门没有必要迫使不遵守资本要求的银行退出，银行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增加资本，这对社会来说将是有效率的。
总之，银行私有化之后，股东控制银行，而不是政府。即使坏帐使银行处于风险之中，政府也不能迫使银行提高资本要求，因为增加资本要求相当于使银行体系规模缩小，从而降低了银行业的效率，造成银行体系福利损失。
三、对当前我国银行业改革的启示
同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相比，中国银行体系稳定存在着两大有利条件：一是有经济稳定发展做后盾，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的GDP平均每年以9％的速度增长；二是政府对银行准入限制，虽然从1984年以来进行了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分离改革，然而到目前为止，也不过有十几家商业银行（不包括近几年来城市信用社组建成的城市合作银行或商业银行），不仅银行审批条件严格，银行执照也受到了严格的控制，所以符合条件的不一定能拿到银行营业执照。由于以上原因，多年来我国的银行体系相当稳定。
但是，自从1997年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受挫，企业盈利下降，商业银行的风险开始暴露；加上海南发展银行违规经营造成倒闭以及广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关闭，金融界对银行的稳定性开始重视起来。1998年，我国在广东省试点按国际通行的五级贷款分类法对银行资产进行分类，结果表明我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状况确实非常严重，所以国内金融界规范银行行为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识日益增强，例如国有商业银行基层贷款网点贷款权的逐级上收，银行体系惜贷状况严重等，充分说明了我国商业银行在追求稳定性。
然而，我国商业银行在追求稳定性的同时，却牺牲了银行体系的效率。以银行基层网点贷款权的逐级上收为例，虽然这样做有利于保证贷款发放质量、控制不良贷款发生规模、促进国有企业加速改制、抵御各级地方政府对银行经营活动干预，从而有利于银行体系的稳定。但在银行体系追求稳定的同时，银行业的效率却一再降低，表现在金融资源的配给扭曲更加严重，有限的金融资源没有配给到有效率的部门中去。在信贷配给问题上，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两个特点：一是非国有经济获得的贷款比例小，占GDP70％的非国有经济仅得到了30％的贷款；二是中小企业获得的贷款比例小，贷款以及股权融资额度大多数为大中型企业所占有。在银行体系追求稳定性时，这两个特点越来越明显。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了传统的体制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国内外经营环境转坏的情况下，银行体系为了降低经营风险，将更多的资金转移到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政府“抓大放小”政策的指导下，同贷款给中小企业相比，银行给国有大中型企业贷款更有保证。从对社会稳定以及引导金融资源的流向来看，我国政府的“抓大放小”政策和其他经济转轨国家对国有企业明的或暗的补贴起到了同等的作用。所以说我国银行体系在追求稳定性的同时，将信贷资源配给到了效率低的经济部门，部分有效率的非国有中小企业得不到足够的金融支持，从而使银行业的效率降低。
在目前我国金融界，银行改革的着眼点放在解决银行的风险上，结果是牺牲了银行的效率来追求稳定。客观地说，在当前形势下，牺牲金融效率换取银行业稳定除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外，更重要的是反而可能带来金融体系的更加不稳定。比如说，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内部人控制、人浮于事、创新能力差等问题，因而经营效益不好，在企业经营不善的情况下，极容易形成不良贷款，我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绝大多数是国有经济部门形成的就说明了这一点。在企业还贷能力不高的情况下，银行体系的稳定只能是暂时的，也就不能谈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提高，所以金融业改革的着眼点应放在提高银行业的效率上。
提高银行业效率，促使信贷配给向有效部门转移（在我国当前形势下，向非国有部门和中小企业转移），客观需要建立多种所有制、竞争性的商业银行体系。建立多种所有制、竞争性的商业银行体系需要政府鼓励非国有资金进入银行体系，促进银行业的竞争。银行业的竞争的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将金融资源逐步向效率部门转移，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多种所有制银行体系还可以克服单一所有制的国有银行的种种弊端，如：倾向于国有企业放贷、竞争意识不强等，也可以解决国有银行与非国有经济之间存在的所有制不兼容问题。
建立多种所有制、竞争性的商业银行体系在提高金融体系效率的同时，可能会带来银行体系不稳定问题。目前我国银行体系的不稳定可能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银行违规经营，二是小银行的风险分散作用小。为了防范银行违规经营，我国目前迫切要求增加银行体系的透明度，研究金融监管法规的可操作性。为了减小因贷款人违约带来的银行经营风险，除银行对贷款认真审查外，银行应控制对单一借款人的头寸暴露。通过这些做法可以显著地减少银行体系不稳定的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种改革会带来银行体系的不稳定，但从本文分析来看效率提高的效用远大于不稳定带来效用的降低。
第6篇：私人贷款利率范文
关键词：银行重组 墨西哥经验 引进外资
从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银行业改革的历史来看，从1991年到2003年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改革阶段，1997年之前是完全对内开放的私有化改革阶段，之后是完全对外开放的自由化改革阶段，两阶段改革成效迥异。本文对墨西哥银行业1991年至2003年的改革实践进行分析。从而为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重组提供借鉴。
一、1991～1996年的墨西哥银行业私有化改革
（一）墨西哥银行业私有化改革的背景和主要原因
由于上世纪70年代墨西哥政府高额负债以及80年代的经济危机，萨利纳斯（Salinas）政府上台后，决定寻找一个特别的收入来源来满足其财政和政治竞争需要，而拍卖国有企业不仅能为政府带来巨额收入，并且将减轻这些已经没有赢利能力的企业给政府带来的负担，在面临一系列比索危机的情况下，政府一方面期望私有化能够提高金融系统的运行效率，更重要的目标在于从银行私有化中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
墨西哥政府曾经于1915年和1982年先后两次因财政原因没收银行资产，加之90年代初期墨西哥被萨利纳斯政府高度统制，总统实际拥有无限的政治权力，可以任意剥夺他人的财产所有权，所以在1991年的银行私有化过程中，购买者对政府不再没收银行的承诺信任度很低。一方面面临着被剥夺资产风险的投资者显然不愿意为银行支付溢价。另一方面政府却力求将银行卖个好价钱，双方博弈的结果造成新银行的资本数额很低。从而使整个墨西哥银行体系和存款保险体系面临巨大的风险。
（二）墨西哥银行业私有化改革的经过
1.法律准备和制度安排
1990年5月2日，萨利纳斯总统向议会提交了宪法第28条修正案并获得通过，给银行私有化打开了方便之门。同年6月，政府颁布了新的《信贷机构法》和《金融机构调整法》，从而开始了商业银行私有化的进程。同年9月5日，根据萨利纳斯总统的决定。成立了银行私有化委员会并制定了银行私有化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建立高效和更具竞争力的金融体系：实现银行股权结构的多元化，避免股权过于集中；保证银行体系具有较高的资本充足率，银行管理层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和高效的管理能力；确保在不排挤外国资本参与的前提下，银行业由墨西哥国内资本控制；促进银行业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保证落后地区的金融发展；确保银行拍卖过程中获得合理的价格；建立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制定稳健的金融和银行业务准则。1990年9月25日，墨西哥银行私有化委员会颁布了两份文件作为私有化的核心原则，即《私有化程序的一般原则》和《当事人登记和批准程序》，规定了私有化的程序和银行私有化委员会的构成，为私有化改革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2.私有化改革的实践
1991年私有化改革启动时墨西哥共有18家银行，其中4家控制着银行业总资产的70％。在私有化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外资被基本排除在外。在面临被没收风险的情况下，银行出售过程中很难获得溢价，为使拍卖银行所得的收入最大化，墨西哥政府一方面控制拍卖过程，另一方面采用了远远宽松于国际通用会计准则的会计制度，从而降低银行的帐面不良贷款比率，提高市场价格。
1991年6月至1992年7月，墨西哥政府先后进行了6轮招标，并从中获取了124亿美元的收入，在短短13个月内就完成了全部18家银行的出售。为实现拍卖收入的最大化，墨西哥政府将18家银行分为6组，最后有54家团体或个人竞购者参与了竞拍，每家银行的竞购者为2～5家不等。公开拍卖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最终中标者的出价往往大大超出其意愿出价，与其他国家相比，墨西哥的银行在拍卖过程中的溢价非常可观。18家银行拍卖成交价格与帐面价值比率（bid-to-book rate）通常在2.5到5.3之间，平均达到3.04，而美国80年代并购时该比率只有1.89（Unal and Navarro，1999）。同时，在被拍卖前，墨西哥国有银行的逾期贷款份额、资产收益率以及资本资产比率都已严重恶化（Gunther et al，1996），Unal和Navarro在1999年进行的一项分析也表明，墨西哥的银行的拍卖价格比股票市场价格溢价45％。而银行家之所以愿意承担溢价的原因在于，大多数投入的资金是借入资金，有些甚至就是从他们所购买的银行的贷款。
在出售对象的选择方面，政府力求使股东多样化，投资者主要有3种类型。一是金融经纪机构，在1982～1988年马德里（Madrid）政府执政期间，商业银行作为国有企业由于管理不善发展缓慢，而股票经纪机构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很多投资者宁愿将其资产交由私人股票经纪机构管理，不少商业银行的管理人员也转而在股票经纪机构谋取职位。银行业私有化伊始，一些金融经纪机构就将组建金融集团或控股公司作为发展的重要战略，而把要收购的银行作为其金融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墨西哥被认为是世界上惟一一个由经纪机构购买银行的国家。最初的3家银行拍卖时，最热门的买家是墨西哥25家证券机构中的15家，到1992年8月，全国共批准建立了20家金融集团，其中15家集团拥有银行。二是个人股东，个人股东在任意一家银行中所持股份不得超过5％，经过金融管理部门的特别许可最多可达到10％。三是墨西哥主要的工业集团，包括Grupo Desc、Grupo Visa and Pulsar在内的多家工业集团都购买了银行的股份。
3.私有化改革的效果
大规模的银行拍卖过后，墨西哥银行信贷总量大幅上升。从1991-1994年短短3年中上升了一倍。而住房贷款则上升了至少两倍。然而贷款的快速增长并未伴随着存款的同步增长，在1993～1995年期间，贷款增长速度超过存款增长速度20％，其中的差额由银行间借贷尤其是外国银行外汇资金填补，这又为1995～1997年的银行危机打下了伏笔。贷款数量上升的同时，墨西哥银行体系迅速集聚了大量的不良贷款，由于会计制度的差异，墨西哥银行公开宣布的不良贷款数据与按照通用的会计准则计算的不良贷款存在较大差异。除已经公开的不良贷款外，还应将以下两部分计入不良贷款中，一是已经被续期的不良贷款本金，二是由存款保险体系开出的承诺期票。①到1996年末，墨西哥银行业公开的不良贷款总额、续期的不良贷款本金总额与承诺期票数额三者之和占到银行总贷款的52.4％，银行体系存在大量风险，在1994～1995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中，由于政府错误的汇率政策，更加速了银行体系的崩溃，从1995年12月到1997年9月，墨西哥银行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之差为负值，银行无法正常运作，标志着墨西哥银行业私有化改革的失败。
（三）墨西哥银行业私有化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1.监控体系的缺失——银行风险扩大的外部原因
贷款数量的非正常增加和不良贷款的上升是导致墨西哥银行体系崩溃的根本原因。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问题通常可以通过三方面的监控而得以避免，即政府管理者、银行股东和银行存款人尤其是大额存款人。而在当时的墨西哥，这三方面的监控都是严重缺位的。首先，政府管理者效率低下并且缺乏经验，政府不仅
制定了极端宽松的银行会计标准，同时缺乏监管权威，也缺乏及时掌握充足银行信息的渠道，因此，墨西哥银行业实际处于一种自律状态。其次，由于事实上产权不清晰，银行的股东同样是无效的监控者。1991～1992年的拍卖过程中。投资者说服了政府给他们筹资的时间，最终的付款计划要求在竞拍成功后付清20％，30天后付20％，剩余的60％可以在4个月后支付。投资者则利用竞拍成功后的5个月时间从其他小投资者、商业票据、外国银行、其他墨西哥的银行筹集资金，一些投资者甚至以购买的股票作抵押，从所购买银行获取贷款来支付购买款，贷款额最高达到购买款的75％。改革之后，虽然银行已成功地进行了私有化，但由于投资者自己并没有投入足够的风险资本，实质上产权并不清晰，造成银行股东之间，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彼此监控的动力不足。政府与银行股东监控的缺失使得墨西哥的银行的存款者面临着相当大的风险。而银行存款保护基金（FOBAPROA）以其可获得的收入来源承担了存款保险责任。银行存款保护基金除了银行支付的有限资金外，还可以从央行贷款，墨西哥央行明确承诺将为所有银行存款提供保证。由于无限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银行存款人不会轻易退出有风险的银行，存款人的外部监督同样形同虚设。
2.内控管理失效——银行风险扩大的内在基础
内控管理体系失效被普遍认为是墨西哥银行业陷入困境的基础，但在导致内控管理体系失效的原因方面还存在争议。
“经验不足论”（The inexperienced banker view）者强调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墨西哥当时金融渗透程度还非常低，银行家们认为进入服务水平很低的墨西哥银行市场能够获取很高的回报；（Mansell-Carstens，1996），并认为他们进入了垄断行业（Gruben and Welch，1996），但他们低估了墨西哥的银行市场的竞争性，从而陷入了争取市场份额的严酷竞争之中。使得有些银行不得不在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平衡点以下运行。二是在墨西哥当时没有私人信用记录，银行在缺乏内部信贷分析系统的情况下，客观评价信贷风险的难度非常大，但银行家们由于并未经历过而并不了解。三是银行家们不理解保护债权的难度。在墨西哥，追偿债务的法律程序非常繁琐，以至于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来获取对抵押品的处置权通常需要3-7年时间，所以抵押品处置率非常之低，1991和1992年仅为5％，1993年为7％，1994年为9％。
“隧道论”（The tunneling view）者指出墨西哥的银行家们实际上是一群精明的商人，对外部环境非常了解。一些银行家以所购股份作为抵押从收购银行贷款来支付购买款的行为证实了这一点。1995～1998年，有20％的大额贷款是贷给银行管理者的内部贷款，这些内部贷款的利率比普通贷款低4个百分点，违约率比普通贷款高33％。抵押品处置率比普通贷款低30％。这样的现实情况也支持了“隧道论”者的观点。
“经验不足论”和“隧道论”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分别强调了墨西哥的银行内控管理体系失效的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经验不足论”强调银行经营环境的恶劣，“隧道论”者则强调内部贷款造成的影响。事实上，单独强调任何一方面原因都是不完整的，两种观点结合才能较为全面地分析出银行内控管理体系失效的原因。
二、墨西哥政府拯救银行计划
鉴于银行业存在巨大的风险，从1997年起，墨西哥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银行拯救计划。首先，中央银行出资，由存款保险机构成立信托基金（PROCAPTE），向银行提供足够的资本，换取5年期的银行无抵押可转换债券，使银行达到9％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其次，由于墨西哥的银行拥有大量短期美元债务，在中央银行开设了特别美元信贷窗口来向银行提供外汇。第三，通过存款保险机构的回购计划将不良贷款逐渐清出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在实施拯救银行计划的同时，政府也对银行业本身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来改进管理，使其拥有更好的发展基础。首先，严格限制内部人借款，要求银行公开包括其分支机构在内的合并会计报表，将关联方交易控制在银行净资本限额之内。第二，要求银行分散贷款风险，任何个人贷款不能超过银行净资本的10％或所有银行总资本的0.5％：任何企业贷款不能超过银行净资本的30％或所有银行总资本的6％。第三，提高资本要求，以银行风险资产的风险程度来衡量银行最低资金储备，同时要求银行在贷款前必须从相关机构获得借款人的信用记录。第四，从1997年1月1日开始实施新的会计准则，虽然新的会计准则与国际公认的会计准则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但无疑更近了一步。最后，改革存款保险规则，存款保险机构不再对商业银行提供无限存款保险，从2005年1月1日起，存款保险被限制在10万美元以内。
1995年2月起。墨西哥政府开始放松对外资持有银行股份的限制，到1996年末，对于外国银行在墨西哥市场上的所有权限制已经完全取消，放松外资进入的结果是，外国银行开始竞相购买墨西哥大银行的控制权，参与并购的外国银行主要来自北美和欧洲。由于历史原因，在拉美国家中，西班牙银行的参与程度最深，墨西哥也不例外，桑坦德银行、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西班牙中央银行都购买了不同的墨西哥银行的股份。此外，墨西哥银行业引入的多为国际知名的银行业巨头，按照2003年银行家杂志的排名，墨西哥引入的花旗银行、汇丰银行、摩根公司、德意志银行和蒙特利尔银行分别排在第1、第3、第4、第12和第58位。1996年12月，外国银行只控制了墨西哥银行总资产的7％，而到1999年12月，外国银行控制了墨西哥银行业总资产的20％。到2003年12月，这个数字达到了惊人的82％。
表1外国银行对主要墨西哥银行的参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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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并购墨西哥银行
┃外国银行
┃外国银行所属国家 ┃
┣━━━━━━━━━━╋━━━━━━━━━━━━╋━━━━━━━━━┫
┃商业银行
┃蒙特利尔银行
┃加拿大
┃
┣━━━━━━━━━━╋━━━━━━━━━━━━╋━━━━━━━━━┫
┃因贝尔拉特
┃新斯科舍银行
┃加拿大
┃
┣━━━━━━━━━━╋━━━━━━━━━━━━╋━━━━━━━━━┫
┃墨西哥银行
┃桑坦德银行
┃西班牙
┃
┣━━━━━━━━━━╋━━━━━━━━━━━━╋━━━━━━━━━┫
┃普罗普尔萨
┃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
┃西班牙
┃
┣━━━━━━━━━━╋━━━━━━━━━━━━╋━━━━━━━━━┫
┃孔菲亚
┃花族银行
┃美国
┃
┣━━━━━━━━━━╋━━━━━━━━━━━━╋━━━━━━━━━┫
┃塞尔芬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英国
┃
┣━━━━━━━━━━╋━━━━━━━━━━━━╋━━━━━━━━━┫
┃塞尔芬
┃摩根公司
┃美国
┃
┣━━━━━━━━━━╋━━━━━━━━━━━━╋━━━━━━━━━┫
┃东部银行
┃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
┃西班牙
┃
┣━━━━━━━━━━╋━━━━━━━━━━━━╋━━━━━━━━━┫
┃
┃西班牙中央银行、
┃
┃
┃比塔尔
┃
┃西班牙、莆萄牙
┃
┃
┃商业银行（葡萄牙）
┃
┃
┣━━━━━━━━━━╋━━━━━━━━━━━━╋━━━━━━━━━┫
┃巴诺铭
┃德意志银行
┃德国
┃
┣━━━━━━━━━━╋━━━━━━━━━━━━╋━━━━━━━━━┫
┃巴克莱塞尔
┃德意志银行
┃德国
┃
━━━━━━━━━━┻━━━━━━━━━━━━┻━━━━━━━━━
续表1外国银行对主要墨西哥银行的参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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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并购墨西哥银行
┃所购买股份占比 ┃备注
┃
┣━━━━━━━━━━╋━━━━━━━━╋━━━━━━━━━┫
┃商业银行
┃16％
┃
┃
┣━━━━━━━━━━╋━━━━━━━━╋━━━━━━━━━┫
┃因贝尔拉特
┃45％
┃在2000年控股
┃
┣━━━━━━━━━━╋━━━━━━━━╋━━━━━━━━━┫
┃墨西哥银行
┃51％
┃后升至75％
┃
┣━━━━━━━━━━╋━━━━━━━━╋━━━━━━━━━┫
┃普罗普尔萨
┃70％
┃1995年开始控股
┃
┣━━━━━━━━━━╋━━━━━━━━╋━━━━━━━━━┫
┃孔菲亚
┃100％
┃
┃
┣━━━━━━━━━━╋━━━━━━━━╋━━━━━━━━━┫
┃塞尔芬
┃19.9％
┃B、L股
┃
┣━━━━━━━━━━╋━━━━━━━━╋━━━━━━━━━┫
┃塞尔芬
┃8％
┃
┃
┣━━━━━━━━━━╋━━━━━━━━╋━━━━━━━━━┫
┃东部银行
┃
┃
┃
┣━━━━━━━━━━╋━━━━━━━━╋━━━━━━━━━┫
┃
┃
┃两家银行控制了
┃
┃比塔尔
┃
┃
┃
┃
┃
┃40％的资本
┃
┣━━━━━━━━━━╋━━━━━━━━╋━━━━━━━━━┫
┃巴诺铭
┃
┃控股
┃
┣━━━━━━━━━━╋━━━━━━━━╋━━━━━━━━━┫
┃巴克莱塞尔
┃
┃控股
┃
━━━━━━━━━━┻━━━━━━━━┻━━━━━━━━━
资料来源：《联合国拉美经委会评论》，2000年4月号；徐世澄：《墨西哥银行的私有化和外国化进程》，《拉丁美洲研究》，2002年第2期。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墨西哥银行体系和整个经济的影响
（一）外资银行的进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墨西哥银行体系的现状
首先，外资银行的进入成功地充实了墨西哥银行体系的资本，未进行风险加权的资本与资产比率从1997年开始持续上升，1997年末为9％，1999年末上升到10％，2003年末达到12％；其次。大大降低了银行不良贷款水平。随着外资的进入和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墨西哥的银行必须将违约的利息和本金全部作为不良贷款来公布，但同时其不良贷款水平却不断下降，1997年12月新会计准则生效时，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10.2％，而2003年12月仅为3.2％o最后，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墨西哥银行业的整体盈利能力大大增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2004年第2季度的银行收益率比1997年第2季度高6.38个百分点。外资银行和国内银行在收益率上并不存在明显差异（S.Haber，2005）。
（二）外资银行规避风险导致银行业贷款数量下降
由于墨西哥没有透明的破产法。加之法律审判体系非常低效，合同权利很难行使，导致银行对其资产所拥有的权利很容易受到威胁②。在这种状况下，基于风险考虑的外资银行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方面减少了对私人消费和投资的贷款，将更多资金用于对政府机构的直接贷款。银行对住房和私人工商企业贷款的比率由1997年12月的49％下降至2003年12月的30％（Haber and Musacchio，2004），绝对额下降23％。Haber和Musacchio研究外资持有给银行战略和表现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国内银行相比，外资持有的银行在贷款发放上更加谨慎，相同条件下，其贷款与资产之比低于国内银行4.6个百分点。同时，外资银行对借款人的监控更为细致有效，外资持有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比国内银行低2.54个百分点。
由于墨西哥银行业从1997年开始向风险厌恶型转变，其在实体经济融资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是只扮演了一个很小的角色。2003年末，墨西哥的银行贷款只占GDP的14％，而在典型的OECD国家，该比率要达到100％左右，这个比率也远低于1991年银行业私有化时的24％。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银行经营战略的变化，贷给非政府用途的贷款和GDP之比更低。只达到11％。墨西哥中央银行的调
查显示，2002年，只有15％的小企业、19％的中型企业和24％的大型企业认为银行贷款是其主要资金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融资的重要性正在逐渐减弱。
从银行本身而言。应该说外资参与下的墨西哥银行业改革是成功的，银行业的资本实力大大增强，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盈利能力不断提高。但银行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与一般企业不同，作为资金配置的重要渠道和社会经济运行的中枢，其经营策略和风险偏好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过度的风险厌恶的确能够抑制风险，但也会使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由于得不到资金支持而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四、墨西哥银行业改革对我国银行业的启示
综观墨西哥银行业改革的过程。政府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改革措施相当激进。不论是对内开放还是对外开放都采用了非常极端的政策措施。目前我国银行业改革仍处于探索阶段，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墨西哥的银行业改革历程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与引进国内投资者相比，引入境外投资者更有利于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
从墨西哥改革实践来看，依靠内资的私有化改革对银行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几乎是致命的，在短短5年时间里使整个银行体系几乎陷于崩溃。而1997年开始引入外资后。却使银行业的经营状况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反观我国银行业改革，由于国内投资者参股银行业而引起的道德风险也屡见不鲜，尤其是在城市商业银行发展过程中，股东通过违规关联交易行为恶意套取银行资金，给城市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风险隐患。正因为如此，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逐渐被业界关注并获得了监管层的支持，从2002年起我国逐渐掀起了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到四大国有银行的引资热潮。
在我国银行业普遍存在体制性约束。抗风险能力较差的情况下，通过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不仅能够优化国内银行业机构的股权结构，还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和产品。增强我国银行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引入国际知名的股东，还能提升国内银行在国际上的市场形象，有利于国内银行在海外市场的发展与融资，从而为银行业下一步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更好地迎接全面对外开放后将面临的挑战。
（二）监管层必须关注引入境外投资者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1997～2003年的银行改革，使墨西哥银行体系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但同时也出现了银行对经济的支持力度显著下降的问题，缺乏银行体系的资金支持会大大增加企业的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我国的现实情况是。经济发展对银行间接融资存在高度依赖，企业间接融资比例非常高。2002和2003年，银行贷款占企业融资的比例分别为80.2％和85.1％，2004年末，我国银行业贷款占GDP的比重高达138.13％，单一的融资结构导致企业资本金不足，但在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渠道不畅的现实条件下，依靠银行融资也是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惟一的选择。一旦银行体系由于风险厌恶而减少贷款发放，势必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强烈影响。
此外，还应该关注引入境外投资者可能带来的其他负面影响。引入以短期获利为主要目标的财务投资者就是一例，由于财务投资者的介入对银行治理结构的改善和长期发展起不到根本性作用。在银行引资过程中还必须严格区分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应按照银监会确定的5条原则选择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投资者③。
（三）商业银行引资重组不能以收益最大化为首要目标
墨西哥银行业私有化改革中。在政府的“收益最大化”原则指导下。选择投资者时往往存在逆向选择行为，有着不良动机的“机会主义投资者”由于愿意出高价而在竞拍中胜出，而真正有责任心，有能力的投资者却由于出价不够高而被淘汰。收购完成后，竞拍成功者又会因为付出了较高成本而存在强烈的道德风险，从而产生了高的内部人贷款比率和违约率。墨西哥银行业改革实践证明，收益最大化目标是短视目标，不利于商业银行的长远发展，甚至可以说，“收益最大化”目标使银行业私有化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基于长期发展的考虑，理想的投资者不仅要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改善银行的公司治理来促进风险管理组织的根本性变革。在选择投资者时，绝不能以股权的出让价格作为确定引资对象的最重要甚至是惟一的标准，而应综合考虑投资者各方面的情况来做出选择。
（四）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会计准则是引资重组的前提条件
在商业银行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准确估计不良贷款的数量和合理确定资产价格是重组的前提。墨西哥银行业私有化改革中，由于该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巨大差异，不良贷款被严重低估，造成银行售价偏高和对风险估计不足。
在外资入股我国银行的实践中。定价方法一般参考境外上市银行股票交易价格和同类并购市场的价格，以售价与净资产之比来进行横向比较。然而，由于外资依据的是国际会计准则，对净资产的认定与国内银行有所不同，尤其是在拨备的计提方面差异明显。受历史影响。我国多数非上市银行拨备不足，且仅对贷款和应收帐款提取拨备。因此帐面净资产并不能反映银行的真实财务状况，对银行业开放形成了障碍。
1998年以后我国开始尝试建立贷款的五级分类制度。2003年银监会成立后对五级分类制度进行逐步落实，并要求所有银行到2005年底全面实行五级分类制度并提足拨备，随着会计准则与国际公认会计准则的逐步接轨，将会进一步促进我国银行业的开放和重组④。
（五）明晰产权、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银行重组成功的基础
在墨西哥银行改革重组的第一阶段中，并没有通过重组达到清晰产权。所有者缺位导致银行经营者的风险控制意识弱化，同时加重了股东和经营者的道德风险。由于不良贷款是产权不够明晰和产权基础设施薄弱的反映（沈联涛，2005），在这种非常模糊的产权机构之下，不良贷款的迅速上升并不出人意料。
随着我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银行的产权关系也在逐渐明晰，银行业重组过程中，提高实力，克服资本约束固然是引资的重要目标，但通过引入投资者来使产权结构得到进一步明晰，进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重组的效果。
（六）无限存款保险制度可以有效保障存款人利益，但同时也削弱了存款人对银行的约束，同时在银行经营中形成软预算约束2005年之前，墨西哥一直实行无限存款保险制度，由银行存款保护基金（FOBAPROA）承担所有存款保险责任，由于墨西哥央行明确承诺对所有存款提供保险，对存款人来说，在任何一家银行存款都同样安全，从而使存款人主动放弃了“用脚投票”的选择权，这样虽然减小了“挤兑”等威胁金融稳定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减少了一道防范银行风险的防线。
我国目前还没有实行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但商业银行大多存在隐含的存款保险，国有银行以国家的信用作为后盾，地方性银行出现风险时地方政府也会出面干预。大多数存款人虽然有一定的风险意识，但随着银行规模增大，存款人风险意识呈下降趋势，而与此同时，银行却由于风险可以不断得到转嫁和释放而面临软预算约束，导致新的风险不断产生。
国际经验表明，存款保险制度对一国的银行业稳定发展能够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应注意制度设计的合理性，采用限额赔偿并设置赔偿比例的方式可以有效激发大额存款人监督银行的积极性，而利用科学合理的差额费率，使费率与银行风险程度相吻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银行的道德风险。
（七）完善的法律体系和良好的司法环境是银行重组成功的外部保证
法律环境是金融生态外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外部环境会对金融生态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墨西哥银行业私有化改革就是在非常恶劣的外部法律环境中进行的。首先，政府滥用权力，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其次，法律体系不健全，在没有透明的破产法。其他相关法律也不完善的条件下，债务人有可能通过钻法律的空子来逃废银行债务；第三，司法体系低效，银行通过法律手段追偿债务的成本过高。恶劣的法律环境大大增加了银行正常运行的难度和成本，同时对逃废银行债务者却形成了一种逆向激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法制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凸现，法律环境也在不断健全完善之中，但距离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的要求还存在一定距离，需要进一步完善。目前，一是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意识和水平，降低管理中的随意性；二是尽快完善金融立法，强调立法的前瞻性和法律体系涵盖的完整性；三是加大司法审查权和司法强制力，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司法保障作用。
注释：
①从1995年2月起。墨西哥银行被允许以其贷款从存款保险体系中置换出承诺期票，政府以此作为对银行进行救助的手段之一。
②例如在住房贷款中，贷款人为了逃废债务，可以将作为抵押物的住房“出租”给其家庭成员，由于“租房者”受有关租赁的法律保护，这样银行就无法收回抵押物。
③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2005中国论坛”上指出，战略投资者应该是注重长期利益、与所入股银行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投资者。唐双宁还重申了引进战略投资者应坚持5项原则、符合5个标准。其中，5个标准是：一是投资所占股份比例不低于5％；二是股权持有期在3年以上；三是派驻董事；四是入股中资同质银行不超过2家；五是技术和网络支持。
④2005年末，财政部表示，中国将于2006年年初实行与国际公认会计准则接近的新的会计制度。
参考文献：
1.Stephen Haber. Mexico's experiments with bank privatization and liberalization，1991~2003. 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29（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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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aber，S.，Musacchio，A.，Foreign banks and the Mexican economy， 1997-2004.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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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el Angel-Mobarak，G.，Paradoxe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xican banking system，1941 ~ 1982.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第7篇：私人贷款利率范文
债权融资，即企业通过借贷的方式进行融资，具体包括以下这些形式：一、民间的私人借款；二、企业间的商业信用，采用应付购货款和应付票据的方式从供货厂家筹集资金；三、租赁，比如经营租赁、租赁和融资租赁等；四、银行或别的金融机构贷款；五、从资本市场融资，通过在金融市场发行债券的方式融资；六、外资，主要有卖方信贷、买方信贷、补偿贸易等。需要注意的是，民间私人借贷的利息不能超过36%。按照法律规定，借贷当事人约定的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法院应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没有效力。
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来源：文章屋网 ）
第8篇：私人贷款利率范文
中美两国在这一指标上出现了巨大的差异，美国私人信贷市场的发展程度大大高于中国，当然首先这和两国的所有制形式有着直接的联系，另外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虽然近年来中国私营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中国的私人信贷占GDP的比率一直很低。如1992年中国的私人信贷只占GDP的0．25％，而美国则占47．48％；2011年中国私人信贷／GDP的比率为2．4％，虽然绝对倍数增长很快，但相对于GDP的总量仍然十分的低。这意味着中国的金融虽然发展很快，但金融深化的程度其实并不高。三是存贷利差。两国存贷利差的比较也是衡量金融发展的一个指标（RajanandZingales，2003）。存贷利差越低，意味着金融业的竞争程度越高，或者说金融业的效率及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利差水平越高，则意味着金融业的效率及金融发展水平越低。中国存贷利差由流动资金贷款一年期利率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测算得到，美国的存贷利差由短期主要贷款利率与储蓄存款利率测算而来。中国的存贷利差仅在1998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时短暂下降，总体呈上升趋势，并维持在3％以上，从1992年至2011年，美国的存贷利差平均为2．4，低于中国，说明利率市场化的美国，银行业竞争更加激烈，美国银行业的效率更高。四是证券市场总市值／GDP。该指标同样也是度量一国金融发展的指标。根据这一指标，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美国证券市场总市值／GDP之比大大高于中国。该比率在样本初期（1992年）中美分别为GDP的3．8％和68．4％，相差近20倍。美国证券市场总市值／GDP在2000年峰值时达到了GDP的163％，虽然中国该指标同期也达到了18％的局部最大值，但是同美国相比仍然存在近10倍的差距，但是2006年开始中国的比值上升较快，2007年达到了137．7％（相对于美国的143．7％）。两国的该指标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后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需要指出的是，中美两国在证券市场总市值／GDP的指标上存在较大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有很多上市公司的股票并没有全流通，另外，中国2008年股市的大幅下挫导致了证券市场总市值／GDP出现大幅下挫。五是一国股市的股票交易总值与GDP的比率。这是衡量一国股市活跃程度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该指标也可以很好地度量一国国民收入向股市倾斜的程度。中美两国股市活跃程度有明显的差距，用股票交易总值与GDP的比率衡量，两国股市活跃程度在2000年时差距最大，相差5．42倍（0．602比3．263），差距最小的年份是1992年，相差仅为29．11％。这意味着，中美两国股市活跃程度的差距在拉大。六是私人债券／GDP。这是Beck＆Feyen（2008）确定的金融发展的核心指标之一。这里的私人债券指的是由金融机构或是企业所发行的本国私人债券。从1992年到2011年，虽然中美两国的私人债券／GDP之比都处于上升的状态，但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却逐步拉大，这意味着中国的债券市场发展处于落后状态。1992年，中国私人债券总量只占GDP的2．9743％，美国则为73．27％，到2011年，虽然中国的私人债券／GDP之比上升到21．1％，但美国却上升到更高的140％。一般而言，发达的经济体往往有较高的私人债券／GDP比率，而公共债券／GDP的比率则较低。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往往会流向更有效率和回报更高的私人投资领域，中国私人债券／GDP之比过低的现实说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私人债券／GDP之比过低不同的是，中国公共债券市场总值／GDP之比却很高。公共债券市场总值／GDP之比也是Beck＆Feyen（2008）提出的核心金融发展指标之一。这里的公共债券是指一国政府在本国所发行的债券。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公共债券市场总值／GDP之比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而美国却处于下降趋势。中国公共债券的迅猛发展和私人债券的发展滞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现象说明：中国越来越多的资源被配置到公共部门。基于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有以下一系列发现
（1）从间接融资的情况来看，中国金融中介的发展程度相对于经济规模很高，银行存款／GDP明显高于美国，但是，中国金融中介的规模虽然大，但是金融深化程度却不高，这主要表现为私人信贷／GDP比率相对于美国而言极为低下；
（2）从直接融资的情况来看，中国的金融发展指标在各个方面都显著落后于美国，且金融市场的结构不尽合理。
二、宏观性收入分配和居民的个人收入结构的中美比较
导致中美两国金融结构及金融发展水平存在重大差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有效地实现中国金融结构的合理化并推动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这是本文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国外学术界曾对造成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及金融结构不同的原因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目前流行的观点认为，导致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及金融结构不同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制度、产权制度或政治制度的不同［4－6］。但是，从“金融”的实质来看，“金融”是收入大于支出的经济主体将自己多余的收入借贷给收入小于支出的经济主体，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决定“金融”活动或金融发展的因素应该是人们的收入分配状况。本文将从收入分配这一新的角度深入分析中美两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对中美两国金融发展的影响，以便获得新的发现。收入分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层面进行分析，如宏观收入分配（即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及政府部门之间的分配）、微观收入分配（即国民收入在居民之间的分配）、功能性收入分配（即国民收入分配中各生产要素根据其对生产贡献的大小所应得到的收入份额）以及居民的个人收入结构，等等，但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主要从中国的宏观收入分配及居民的个人收入结构这两个方面来探讨中国的收入分配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影响。要准确观察中国的宏观收入分配状况，必须深入分析作为GDP核算补充和延伸的资金流量表。资金流量表从资金运行的角度描述了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过程，其可支配总收入结构反映了加进财产收入及进行收入再分配以后所形成的宏观收入分配结构。为此，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9年的资金流量表中的实物交易相关数据和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www．bea．gov）数据库中的有关数据，整理出中美1992—2007年各部门再分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反映出两国的宏观收入分配状况。中美两国的宏观收入分配呈现如下特点：（1）1992—2009年，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在57．11％和69．29％之间，大大低于美国，美国的这一数值均在72．74％以上，最高值为75．27％；（2）政府部门的收入在再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在17．15％和24．06％之间，大大高于美国，美国这一数据在11．77％和16．61％之间；（3）中国企业的收入在再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也明显高于美国，中国这一数据的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为13．33％和21．79％，美国这一数据的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为9．76％、14．27％
三、收入分配与金融发展
基于中国各部门资金运用情况的分析为深入分析中国的宏观收入分配和居民的微观收入分配结构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资金流量表中的金融交易的相关数据来观察中国居民、政府和企业三大部门的资金运用情况，以此判断中国的收入分配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影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中美两国的国民经济核算的体系不同（中国是SNA体系，而美国是NIPAs），不便于直接比较，因此，这里本文将对应中国的金融发展相关指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资金流量表中的金融交易1997年至2010年数据，来分析中国居民、政府和企业三大部门的资金运用情况。可以观察到中国非金融机构部门、金融机构部门、政府部门、居民部门金融交易的具体特点如下：
（1）对于中国的非金融机构部门而言，资金运用最主要的方式是存款，1997年占到所有资金运用的72％，2002年更是达到105％；
（2）中国的政府部门在金融交易中的资金运用情况也相对简单，存款是其最主要的运用形式，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的观察年份中，占比均超过了90％；
（3）中国金融机构部门的资金运用主要集中在贷款上，其中贷款在2002年更是占到所有资金运用的56％，2005、2007年则分别下降到36％、31％，但2011年又回升至43．1％；
（4）中国居民部门的资金运用主要由通货和存款构成：1997年，通货和存款占中国居民部门所有资金运用的比率高达78％，2002和2005年则为79％和77％。当然，也要看到的是，由于中国股票•104•市场的发展，中国居民部门的资金运用中也有相当部门用于投资于证券。在居民部门的资金运用中，证券占比在1997年时高达20％，但以后则大幅下降，总的来看，中国居民部门的资金运用主要由通货和存款构成。基于以上数据，本文大胆推测，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对中国金融结构及金融发展的影响可能是通过影响中国各经济主体（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等）的支出，或者说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消费、储蓄及投资活动进行的。具体分析如下：
（一）中国的收入分配与中国的银行存款／GDP中国的银行存款／GDP过高与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有相当的关系，这是因为，由于中国政府部门及企业部门的收入占GDP的比重过高，而政府部门及企业部门的资金运用主要是存款，因此，这就导致中国的银行存款／GDP较高。同时，由于中国居民部门的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再加上因中国的产权制度存在缺陷，中国居民的投资风险较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居民为了保险起见往往只得将收入以银行存款的形式持有，这也导致中国的银行存款／GDP较高。此外，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来源单一，且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这导致居民往往不得不通过维持较高的银行储蓄来预防各种市场及社会风险，从而导致中国的银行存款比率高企不下。由此可见，中国的银行存款／GDP过高与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有相当的关系。
（二）中国的收入分配与中国私人信贷／GDP及私人债券／GDP中国私人信贷／GDP比率及私人债券／GDP比率过低可能与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有关。这是因为，由于中国的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因此必然导致私人企业不发达，再加上在中国目前的制度框架下，对私人部门的信贷风险大大高于国有部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金融机构对私人企业的贷款比率必然十分低下，结果自然就导致中国私人信贷／GDP的比率过低（中国私人债券／GDP比率过低的原因也源于此）。而在美国，由于居民部分的收入占GDP的比重较高，因此导致私人企业十分发达，这一现实就决定了美国私人信贷占／GDP比率及私人债券／GDP比率都必然较高，等等。这一现实再次说明，一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对一国的金融结构及金融发展会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甚至有可能是决定性的作用。
（三）中国的收入分配与中国的银行集中度及存贷利差中国目前的银行业之所以由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且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大大低于经济高速增长及转型时期的日本，除了与中国的制度因素（包括以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制度规定以及金融业还没有对内实现市场化等）直接有关以外，可能也与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及由此导致的中国私营企业不发达，以及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较大有关。这一方面是因为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及私营企业不发达，再加上制度的约束的情况下，民营银行事实上也很难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政府因财力雄厚而能够为国有银行大量地补充资本、提供担保及分担风险，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国有银行的垄断优势。同时，在这种垄断的市场结构下，存贷利差就不可能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不断降低，可见，中国的利差过大也与中国的收入分配有相当的关系。
（四）中国的收入分配与中国的公共债券／GDP与私人债券／GDP比率过低的情况相反，中国公共债券市场总值／GDP比率却较高且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一状况可能与中国政府部门的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较高有关。这是因为，由于中国因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而导致私人企业不发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公共债券市场才能得到较快的发展。可见，中国公共债券市场总值／GDP比率较高且处于不断上升趋势与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有很大的关系。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的企业有许多是国有企业，而这些国有企业的收入事实上也可归于政府部门。如果将这一点考虑进来，则这一结论就更为可信。
（五）中国的收入分配与中国上市公司流通市值／GDP比率与美国相比，中国上市公司流通市值／GDP的比率过低，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也与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因为，由于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因此，居民投资于股票市场上的资金就必然不足，结果就自然导致中国上市公司流通市值／GDP的比率过低。此外，中国居民部门对股权和债权的资金运用波动过大。这种波动显示出了中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少，因此缺乏多余的资本进行分散化的投资，等等。可见，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会通过影响居民的资金运用状况进而影响到一国的金融发展，这又一次充分证明，收入分配会对一国的金融结构及金融发展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四、结论
第9篇：私人贷款利率范文
一、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一）中小企业融资特点 主要表现在：
（1）融资渠道狭窄。企业的融资渠道一般可以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两大类。内源融资主要是企业自身的积累，即企业每年实现的净利润中支付股东股利后剩余的部分，也叫做留存收益。这种内部的财务资源是有限的，在企业初创期还看不出其局限性，但到了企业成长期和成熟期，就往往会极大地限制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小企业，销售收入不高，净利润绝对额较低，其自身的资本积累相当缓慢，不足以支持其快速发展的资金需求，因此实现企业增长的融资主要应依靠外源融资。但中小企业外源融资困难重重，与大企业相比更多地依赖了内源融资，使得其无法充分利用扩大财富提升价值的机会。外源融资根据融资方式，又可以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直接融资是通过资本市场融资，主要包括发行股票和发行债券两种方式。由于资本市场融资的门槛高，对资产规模、销售收入、净利润等均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达不到市场准入条件，因此中小企业的外源融资主要是依靠间接融资。间接融资一般包括银行信贷和各种金融工具融资。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不够发达，金融融资工具不够完善且品种比较少，因此间接融资主要是银行贷款。据央行调查显示，我国中小企业的外源融资约99%依赖于金融机构贷款。
（2）外源融资难度大。一方面我国规定了极为严格的资本市场融资条件，把众多的中小企业拒之门外，使银行信贷成为中小企业外源融资最主要的方式；另一方面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大部分金融机构对于中小企业贷款业务并不积极，也缺乏面向中小企业贷款需求的服务范围和服务品种，使得广大中小企业借贷异常困难。即使借贷成功，其资本成本也是居高不下，并且在资金的具体运用上还会受到诸多的限制，可谓是困难重重。
（3）非正规渠道融资成本高，风险大。一方面中小企业急需发展资金，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正规融资渠道狭窄，融资难度大，这一矛盾直接催生了一些非正规融资渠道，即寻求民间资本私下借贷。这种借贷资金，虽然形式灵活，并可以自由支配，但其成本要远高于银行贷款，一般都属于“高利贷”的性质，且其形式较为隐蔽，政府没有相应的规范和保证政策，更无法对其进行监管，因此潜在风险极大。
（二）中小企业融资难原因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由来已久，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中小企业自身存在不足、金融机构积极性不足、信用担保体系不够健全。
（1）中小企业自身因素。中小企业一般经营规模小，管理制度落后，技术水平较低，容易受到经营环境的影响，难以适应不断更新的市场需求和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经营风险大；其次中小企业大多产业层次低，产品缺乏技术含量，研发能力差，更新换代慢，附加值不高，因此抗风险能力较低，很难得到投资者的认可；此外中小企业资产规模小，实力弱，信用等级偏低，且缺乏必要的抵押物，因此违约风险高，容易造成担保难和贷款难的现象；最后中小企业往往人才缺乏，经营管理水平较低，财务制度不健全，内控制度不完善，账目混乱，会计信息不全面不真实，也加大了融资的困难。
（2）金融机构积极性不足。金融机构是盈利性企业，注重追求自身的价值最大化，因此在贷款时需要全面衡量收益和风险。一方面，中小企业贷款额度小，流动性强，金融机构收益有限，但成本不低，因为不管贷款金额大小，银行都需要经历相同的程序，进行相应的管理；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规模小，实力弱，可用于抵押的资产少，而且中小企业会计信息不够完整和真实，银行获取信息难度大，管理成本也高，因此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缺乏足够的积极性。
（3）信用担保体系不健全。中小企业即使贷款成功，融资成本也相当之高，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银企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而引进融资信用担保体系可以大幅降低中小企业的信贷融资成本。即中小企业向信用担保机构支付一定额度的手续费，就可以从银行获得正常利息水平的贷款。这是三方共赢的结果：银行把违约风险转嫁给了信用担保机构，虽然减少了一定的收益，但大幅降低了管理成本，承受了较低的违约风险；中小企业较为顺利快捷地获得了所需的资金，减少了财产抵押的贷款限制以及各种繁琐的抵押手续，也省去了相应的手续费用，最主要的是承担的利率水平大幅降低了；信用担保机构则发挥了其专业的优势，承担了一定的风险之后，促成了贷款业务，自己也获得了较为满意的收益。
目前，我国现有担保机构数量和规模并不大，提供信用担保意愿也不强，可提供的年总担保融资额远远不能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从长远来看，我国需要重点发展和完善信用担保体系。
二、私募股权融资对中小企业的意义
（一）私募股权投资含义 私募股权投资（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简称“PE”，主要是指不经过证券交易监管机构审批登记的，通过私募形式对具有融资意向的非上市公司进行的权益性投资。作为一种新型的融资模式，私募股权投资有着鲜明的特点：
（1）非公开交易性。私募股权投资是针对非上市公司进行的权益性投资，是在私人、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非上市企业之间进行的私下募集交易，其股权资本不能在公开市场上自由交易。
（2）投资期限长。私募股权投资的投资对象是非上市公司，一般在到期后才将所有投资变现，并将收益分给基金投资人。所以私募股权投资的投资期限一般较长，大多为3至7年左右。
（3）投资回报率高。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具有高增长潜力的非上市公司，其流动性较差，风险较高，因此要求的投资回报率也就比较高，一般年投资回报率为20%左右，远高于公开市场的回报。
（4）交易难度大。由于不能公开上市交易，所以没有现成的市场供非上市公司的股权出让方与购买方直接达成交易。持币待投的投资者和需要投资的企业必须依靠个人关系、行业协会或中介机构来寻找对方，加大了交易的难度。
（5）资金来源灵活广泛。私募股权投资没有公开交易的市场，其交易需要投资者和融资者依靠个人关系、行业协会或中介机构来撮合，投资金额可大可小，形式灵活，且来源广泛，投资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风险基金、杠杆收购基金、战略投资者、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
（6）退出渠道多样化。私募股权投资一般在交易实施之初就附带考虑了未来的退出机制，因为其投资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获得企业的控制权，也不着眼于企业当前的盈亏状况，而是看中了企业未来的发展潜力。在企业的内在价值得到有效提升以后，就将通过IPO、清算破产、兼并收购、标的公司管理层回购等方式，出售所持股份获利。
（二）私募股权融资对中小企业的意义 私募股权投资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种新的融资模式，缓解了一些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对中小企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根据销售增长和融资需求的理论，企业销售增长时需要补充资金，销售增长得越多，需要的资金也越多。这种资金需求主要有两种途径来解决：一是增加内部留存收益，二是外部融资，包括借款和股权融资。但正如前文所述，中小企业内部积累有限，外部融资非常困难，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其发展。而通过私募股权融资，可以及时足额地募集到增长所需的资金，为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保障。
（2）有利于中小企业增强自身实力。私募股权投资是一种权益性资本，所融资金不需要偿还，可供中小企业长期使用，可以缓解其流动资金的压力。同时，私募股权还会使企业的资产扩大，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财务风险，增强企业的偿债能力，使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而且私募股权投资还可能给企业带来管理、技术、市场和其他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专业技能，可以从各个方面增强企业的实力。
（3）有利于中小企业提升经营管理水平。私募股权投资在为中小企业提供发展所需资金的同时，还参与到所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来。由于股权投资基金具有丰富的投融资经验，有着优秀的投资管理人才，可以协助企业进入新的市场，寻找新的战略伙伴，更好地开拓市场，提升中小企业整体的经营管理水平。
（4）有利于中小企业优化公司股权结构。中小企业大多是私营企业或家族企业，不仅规模小，而且股权结构比较单一，经营决策权高度集中，虽然经营比较灵活，但不利于在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发展和壮大。私募股权投资不仅为企业提供资金，还以股东的身份参与所投资企业的战略决策和经营管理，可以为中小企业改善财务制度，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为以后上市获得长远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5）有利于中小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中小企业的融资大多依赖于银行信贷，由于其实力弱，贷款额度小，可抵押资产少，违约风险大等原因，导致信贷成本很高。即使有资产做抵押，其抵押资产的评估手续繁杂，评估价格往往过低，使其可获得的抵押贷款资金很少，而相关手续费却不菲，也导致了其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私募股权融资一方面仅针对少数投资者融资，所需资金门槛低，不需要抵押和担保，既不需要偿还，也不需要支付高额的利息费用，且可以长期使用；另一方面它以非公开的方式发行，对相关信息的公开披露较少，且手续比较简单，节省了许多费用，因此大大降低了融资成本。
三、中小企业私募股权融资应注意的问题
（一）防范法律风险 私募股权是一种新型的融资方式，在我国起步较晚，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我国目前尚没有一部专门规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法律，导致无法对私募股权投资行为做出明确具体的规范，更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监管。投融资双方一旦发生纠纷，很难找到妥善解决的政策依据和法定机构。因此，我国很多民间资本不敢进入私募股权领域，而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国有资本又受到政策限制无法进入，不仅使私募股权投资发展较为缓慢，还使其充满了风险。因此，中小企业在引进私募股权时，要注意从私募股权融资的各个阶段规避法律风险。
（二）合理保持企业控制权 私募股权融资引入的是权益性资本，它一方面可以改善企业的股权结构，另一方面也会分散引资企业的控股权，从而对企业造成不利的影响。因为私募股权投资在为企业提供资金的同时，往往还会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的战略决策和经营管理，不仅影响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还分流了原本属于老股东的利润，使老股东的利益受损。因此中小企业在融资时需要注意保持合理的控制权。
（三）合理确定股权价格 私募股权投资不注重企业当前的盈亏，其最终目的也不在企业的控制权，而是着眼于企业未来的增长能力和市场前景。在提供资金后，通过数年的精心培育，使企业得到全面的改善，大幅提升企业的内在价值，然后再以IPO、出售给其他投资人或管理层回购等方式实现企业价值的放大和兑现，从而获得高额回报。基于此，在引起私募股权投资时就面临着合理确定股权价格的问题，这是在整个融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事项。实际上这是合理确定企业价值的问题，而企业价值评估要基于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主观随意性。估值高了，融资可能失败；估值低了，企业老股东利益就受损。所以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双方都满意的股权价格，就取决于投融资双方对估值的合理共识，要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四）慎选股权投资者 私募股权的投资者主要包括两类：战略投资者和金融投资者。一般而言，战略投资者是与引资企业相同或相关的企业。引进这种投资者，不仅可以筹集到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还可以获得投资者在公司管理或技术上的支持，有利于增强企业的自身实力，提升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但同时战略投资者也可能会成为企业潜在的竞争者，因此在引资谈判时一定要注意搞清楚对方真实的投资意图，以获得有利的长远发展条件。而金融投资者一般只提供资金，不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但他们比较关注中长期的投资回报，因此往往要求自己选派财务总监，来保障对被投资企业真实财务状况的了解，保证他们投资的安全性。因此，中小企业应了解这两种投资者的特点以及他们对投资对象的不同要求，并结合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投资者。
（五）充分考虑股权退出机制 私募股权资本在投资若干年后企业价值得到大幅提升之时，就会以IPO、出售、回购等方式退出被投资企业，从而获得高额回报。私募股权投资方选择何种方式退出被投资企业，主要取决于这种退出方式能否让私募股权基金获得最大的收益。但由于私募股权退出在数年之后，其间充满了变数，有着较强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引资之初，就需要充分考虑私募股权的退出机制，事先做好合理的约定和规范，以避免今后双方出现不必要的纠纷。
参考文献：
［1］安国俊、李飞：《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态势及我国的路径选择》，《国际金融》2011年第3期。
［2］王爱俭：《经济转型、创新发展与中国的私募股权基金》，《经济界》2011年第1期。
［3］杨锦之、姬福松：《私募股权及其在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中的应用》，《现代管理科学》2010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