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众心理概念精选(九篇)

第1篇：从众心理概念范文

一、分解定义法

概念是对某一事物的理性叙述，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属性。由于事物的属性往往是多重的，因此反映事物属性的概念也往往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考生应对概念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解，以达到对概念的深入理解和全面掌握。

比如，理解“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考生可把这个概念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要清楚物质是“客观实在”；第二部分，这种客观实在与意识的关系是什么？一是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即可知论；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也就是说无论你知道不知道、承认不承认、喜欢不喜欢，它都真实地存在着。这样就把物质这个概念通过分解分析透彻了。

文化、商品、国家利益、企业等概念都可以采用这样的分析方法。

二、逻辑分析法

从逻辑的角度看，任何概念都有其内涵和外延，所谓内涵是指一个概念所概括的思维对象本质特有的属性的总和。所谓外延是指一个概念所概括的思维对象的数量或范围。我们弄清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这是准确理解和运用概念的前提和基础。

如对“国家”这一概念的理解。从概念的内涵来看，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政治权力机关。阶级性是国家的根本属性，统治阶级是利用立法、行政、司法及暴力组织等强制力量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因此，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国家不可能为全社会谋福利。

从概念的外延来看，国家有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仅就当代而言，国家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分。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工具，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工具，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谋利益。

我们在理解税收、信用卡的概念时都可以采用上述方法。

三、关系分析法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而事物又处在普遍联系之中，因此，政治学科的很多概念是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来定义的。比如纸币是由国家（或某些地区）发行的、强制使用的货币（价值）符号。要深刻理解这一概念，必须准确把握纸币与国家（或某些地区）、纸币与货币这两对关系。我们在学习政治学科的概念时，可通过把握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学习和掌握政治概念。

例如要理解静止的概念，必须要把握静止与运动的关系。哲学上讲的静止具体指两种情形：一是事物之间空间位置保持不变；二是事物某一方面的性质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不变。静止不是绝对的不运动，而是物质运动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处于暂时稳定和平衡状态。静止是一种不显著的运动，是运动的一种特殊状态，因而静止只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运动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再比如政党这一概念。政党是指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并以执掌或参与国家权力为目标的政治组织。我们在学习这一概念时，可以通过考察政党与阶级、政党与国家、政党与其他政治组织的关系来进行把握。政党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这是政党的实质，也说明了政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党是以执掌或参与国家权力为目标的政治组织，政党与国家政权紧密联系，这既明确了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也把政党与一般的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区别开了。

四、图表归纳法

概念都包括在一定的知识体系之中，把概念归入一定的知识体系，易于理解和掌握。这种方法具有直观、简明、形象的特点，可以帮助考生把所学知识理顺串联起来，起到以点带面，加深理解和掌握的作用。

如在复习高一经济生活第一课“揭开货币神秘的面纱”的有关概念时，可列出图1：

（1）从外延把握：商品、劳动产品和物品的关系。

说明：商品包含于劳动产品，劳动产品又包含于物品。因此商品一定是劳动产品，而劳动产品不一定是商品。

（2）从内涵把握：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

①判断一个物品是不是商品，首先看它是不是劳动产品，不是劳动产品肯定不是商品；然后再看是否用于交换，不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也不是商品。

②商品身份并非固定不变，在一定条件下，商品和非商品可以转化。

再如在学习高一经济生活第五课“企业与劳动者”的有关概念时，可列出图2：

通过这个图，可以看出上述概念间的从属关系，从“市场主体”到“股份有限公司”，概念的外延越来越小。同时，利用比较分析法，分析上述概念间的区别，抓住每个概念的特征。如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区别是它是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与其他企业的区别是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公司与其他企业法人的区别是由法定数额的股东组成；而股份有限公司的特征则是它能发行股票。通过上述分析归纳使知识具有系统性，在知识系统中，用联系的观点加深对有关概念的理解，会收到较好的效果。

五、辐射分析法

有很多政治概念本身就是政治学科的主干知识、核心内容，需要我们认真学习、扎实掌握，并在此基础上以概念为圆心，辐射其他知识，实现知识的整合与体系的构建，以充分发挥概念在政治学科学习中的作用，同时在知识整合与体系构建的过程中深化对概念本身的认识。

通过这样的辐射我们去联想：我们生产的目的是什么？――满足消费。那么我们现在的生产状况能不能满足人们的消费？――不能。根据我国现在生产的现状我们该怎么办？――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消费的产品是谁生产的？――企业。我国企业的主要改革方向是实行公司制，那么我国法定的公司形式是什么？――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济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谁？――企业和劳动者。那么在现代社会我国的劳动者的现状怎么样？――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还没有得到有效维护。我们该怎么办？――增加就业，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同时我们的生产要有制度保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六、关键词语分析法

有的概念，去掉或改变一两个字原意就会大变，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在解释这类概念时，要指出哪些是关键词语，并对这些关键词语进行强化说明，使之印在自己的脑子里。

比如“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性活动”这一概念。在这里要重点关注的，一是实践的对象是“客观世界”而不是“主观世界”，更不是“整个世界”，如果把“客观世界”改成“主观世界”或者“整个世界”那就会把这个概念的意思颠倒或者范围扩大，是错误的。二是实践是“物质性活动”，不是“意识活动”。如果改为“意识活动”就不能准确理解“实践可以把人们头脑中的观念的存在变为现实的存在”。

再比如：规律是事物运动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这里要牢牢把握“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这几个关键词语。只有把握这几个关键词语，我们才能领会到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它不是事物偶然、不稳定的联系。

七、主谓宾分析法

有的概念解释文字虽然不多，句子也不长，但是学生很难记忆掌握。对此，可以采用分要点解释的方法，即按照语文教学上分析句子主谓宾结构的方法，把这个概念的要点总结出来。只要能记住这些要点，然后再把它们联系起来，补充上限制性的定语、状语、补语等就能够理解并把握这一概念的完整意义。

比如：民主是指在统治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

对此，我们可作如下分析：

①主语、谓语和宾语：主语是“民主”，谓语是“是”，宾语是“一种国家制度”。这是民主的本质含义。这与我们日常所说的“民主作风”中的含义是不同的。②定语：在统治阶级范围内。这是民主的国体意义。阶级性是民主的本质属性。③定语：按照平等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这是民主的政体意义。这表明民主是一种管理形式。

八、角度分析法

从多个角度分析概念。就好比把这个概念放在一个空间，我们可以从前、后、左、右、上、下不同的方位加以分析，可以采用关联的形式、对比的形式、推论的形式加以分析，通过这样的分析就可以从空间上把握这个概念，理解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比如：对“人民群众”这一概念的理解。可从以下角度进行理解：

第一，从人民群众的含义上看。

（1）人民群众是指一切对社会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们，既包括普通个人，也包括杰出人物。

（2）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具有不同的内涵，但不论怎样变化，劳动群众都是人民群众的主体部分。

（3）我国现阶段人民群众的范围。在我国现阶段，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围。

第二，从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上看。

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社会历史首先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

（1）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①人民群众是物质生产的承担者和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②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推动物质生产发展的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2）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①人民生活和实践是一切精神财富形成和发展的源泉。

②人民群众的实践为精神财富的创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③人民群众直接创造了丰硕的社会精神财富。

（3）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①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主力军。

②其作用在阶级社会中的表现：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的变革、社会制度的更迭，都是通过人民群众的革命来实现。

③实现方式：通过推动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创造和改变社会关系，从而不断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

九、理论联系实际分析法

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政治最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在政治学科每一概念的学习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都是必需的。而在理论联系实际时，对概念的理解往往融会贯通在对原理的理解之中。

第2篇：从众心理概念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群众概念；群众路线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1 — 0005 — 03

群众是指称群体的概念，具有抽象化、群体化特征，其具体指称对象因不同历史时期、同一时期不同语境呈现出差异性。因此，有党员、干部、大众提出疑问——“谁是群众”、“群众在哪里”。但是，践行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利益、做好群众工作、理解群众史观、树立群众观点必须厘清群众概念，不知道群众是谁，必然脱离群众。因此，考证群众概念，清楚而准确认识群众群体，使抽象的概念术语、含义模糊的群众明确化、具体化，不仅具有理论研究意义，更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群众概念的历史脉络

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群众概念，主要指剥削者、压迫者以外的人群，他们具有剥削和压迫、建设新社会的动力。恩格斯在《卡·马克思一书导言》中写到：“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1〕随着历史的发展，起来剥削和压迫、建设新社会的人会越来越多，所以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

列宁使用群众概念的含义较为宽泛。有时候他用群众概念指称跟随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人群：“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3〕695但更多情况下，他使用群众指称无产阶级群众和非无产阶级群众——一切跟随布尔什维克进行革命和建设人群，这些人群应该是劳动者。他在论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检验、加强的时候说：“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4〕136

认为，群众就是真心实意拥护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是真心实意拥护社会主义建设）的千百万人群。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4〕还常用人民大众、民众来指称群众。他曾对群众的具体内涵进行明确界定：“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5〕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指称的群众内涵略有变化：“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们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6〕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群众概念的使用可以看出，群众首先是个政治性概念。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人群称之为群众，那些敌视、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人群是人民的敌人，不属群众范围。这是确定群众身份的根本标准。1918年在《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5号）首次使用群众概念：“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他乐观地认为，世界全人类都会投入社会主义事业，所以都是群众范畴。第二，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或建设事业有不同战略、策略，不同阶级、阶层、人群的态度产生摇摆，群众概念指称的具体对象随之发生相应的具体变化。但是，确定群众身份的根本标准依然是，是否赞成、拥护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时的战略、策略和参加其行动。第三，群众主要是相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先锋者——共产党组织、共产党员而言，党外的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事业的普通分子都是群众。第四，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眼里，群众也具有阶级属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劳动大众都属群众范畴，剥削阶级不属群众范畴。但是，劳动大众中有人反叛自己所属的阶级，成为主义事业的分子，就不再属于群众。

二、当前政治语境下群众概念的多义使用

现在，群众一词已经泛化使用，含义多元。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群众一词有三个含义：“（1）泛指人民大众；（2）指没有加入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人；（3）指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当前，我们主要在三种语境下使用群众概念：

（一）党群关系语境下的群众概念。此时群众指非党员人群。例如2013年6月1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讲话：“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使全党同志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他指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让“全党同志”树立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显然，这里群众是相对于党员而言。

需要说明的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在界定自己政治身份时，例如履历表上填写政治面貌，分为党员、团员、其他党派、群众四种政治身份，此时的群众在广义上讲还是党群对应概念下的含义。因为共青团组织是共产党组织在青年中的组织形式，派也是不同的党派组织。但我们说我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把共青团员、其他派人士都包含在群众范围内。

（二）干群关系语境下的群众概念。我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担负着领导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使命，常在干群对应指称中使用群众概念。此时，群众与干部相对应，指不具备干部身份、作为干部工作对象的普通人。2013年1月5日，在北京同中央党校第48期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员座谈时说：“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团结群众的工作，不断提高群众工作水平。”2013年7月11日至12日，在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说：“充分调动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两个积极性，通过深入学习教育、广泛听取意见，推动深入查摆和解决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保证活动善始善终、善做善成。”这两个谈话都是把领导干部和群众作为并列对应概念来使用。

此种语境下，实际工作中的群众概念必然继续发生演化：泛指一切党政群机关在做党政群工作时面临的工作对象，做这些对象的工作就是做群众工作、服务这些对象就是服务群众。此时的“群众”概指工作的对象，而不论其是否为干部、党员、党外人士。2013年6月18日，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一切社会管理部门都是为群众服务的部门，一切社会管理工作都是为群众谋利益的工作，一切社会管理过程都是做群众工作的过程。”此时，社会管理部门的工作者，不管他是共产党员或非共产党员、干部身份或非干部身份，他的工作对象就是他的群众；此时的工作对象亦不论其身份为共产党员或非共产党员、干部或非干部，均为受服务的群众。所以，群众概念在此时复杂化：党员原来在党群对应语境中不属于群众，但此时作为领导干部或党政部门的工作服务对象，也成为群众；某领导干部在其工作对象、下级面前，不是群众而是群众的领导者，但他在更高级的领导面前或在接受其他党政部门的工作服务时，也成了被领导或接受服务的群众。

（三）英雄史观与群众史观对应语境下的群众概念。这里群众概念与英雄人物相对应，指社会成员的大多数，他们不是杰出人物而默默无闻，是社会历史中的普通人，但无数群众的力量汇聚起来决定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他们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建设新社会的根本力量。群众史观下的群众概念和人民大众概念同义。例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论述历史唯物群众史观时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7〕恩格斯此处使用群众概念就是指与历史人物（英雄人物）相对的广大群众，他们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

当前，无论何种语境下使用群众概念，一切拥护、支持、赞同、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人群都是我们应服务和领导的群众。即使有些群众对党和政府在某些具体政策和措施上有不同意见甚至有某些情绪，也属于群众内部矛盾，不能因此把这部分人群排除在群众对象之外。任何时期，都有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我党的群众工作就是要教育、转化、提高后进者，团结和带领绝大多数群众，实现党的伟大事业。进入新时期，出现了新社会阶层，主要是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外资从业者，绝大部分都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或多或少贡献，都应纳入群众范畴。但极个别主义的敌对分子，不属于群众范畴。

三、几个易混概念比较

为了更准确把握党的群众概念，需要对一些相近概念进行比较分析：

（一）我国文言中的“群众”，与当前我们使用的群众概念含义不同。在中国传统社会，“群众”一词不是一个政治概念，单纯指众多的人。《史记·礼书》说：“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王安石说：“以道守成者，役使群众，泰而不为骄，宰制万物，费而不为侈……”这两处使用群众词汇都是指众多的人。但隐含有精英与群众对应的含义。因为“洋洋乎美德”者、“以道守成者”高于众人，才能“役使群众”。

（二）西方“群众理论”中的“群众”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概念含义差别甚大。西方群众理论关注的是人的集群行为，主要从社会学层面使用群众概念。“在群众理论家的笔下，群众的身份特征在于：处于社会下层，文化素质不高、没有自主的组织、没有丰满的个性等。”〔8〕从古希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群众永远生活在无知的洞穴中，到20世纪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埃利亚斯·卡内提的《群众与权力》，甚至到21世纪大前研一的《低智商社会》，他们对“群众”一词的使用都没有褒义。他们认为群众是心智低下、易受操纵的群氓、乌合之众。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群众概念具有与之完全不同的含义。马克思主义把从事社会进步事业的无数大众定义为群众。因此，“群众”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具有先进意义。

另外，西方集体行动理论对集体人群行为的机制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搭便车行为”、“公地悲剧”、“众包”等现象，对集体人群行为的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都进行了深入探讨，对集体人群的认识也有了另一种声音：兰·费雪《完美的群体：如何掌控群体智慧的力量》提出了与《乌合之众》完全相反的观念，认为只要掌握群体智慧，“乌合之众”其实是“完美的群体”。 克莱·舍基《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也对大众人群做出正面评价。不过，此时他们对集体人群使用的是“群体”、“团体”、“集团”、“集体”的概念。

（三）大众、公众、民众、人民与群众概念的含义有交集也有区别。人民大众、劳动大众与人民群众是可以互换的概念，但大众和群众概念却有不同。在传播学领域，大众与小众相对应，分指文化作品、广告、宣传，是针对普遍的受众还是针对有特别需求的少数受众。在政治学领域，很少单独使用“大众”一词，偶有使用也仅指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缺乏群众概念的政治含义。

公众是公共关系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与私人相对应。公众也是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但不具备政治学意义，是指私人（或特定的企业、组织、家庭）在进行公共关系活动时所要面对的社会人群。这些人群不论其阶级、阶层，或者党员、干部、群众身份。

民众具有政治含义，与政府、领袖对应，多指政府治理下或领袖领导下的国民。普通民众经常自称为“老百姓”，意指非官员的普通人身份。

人民与群众经常联合使用，二者所指的人群具有重合性。现阶段人民是指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这些对象也是群众。但是人民强调的是国家的所有者，人民的意志即为国家的意志。

结 论

群众概念经历了历史发展和现今多义化使用，较易产生歧义。特别是文言中的群众与西方语义中的群众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概念形同而实异。因此，党的群众概念需要明确界定，才能消除不少人“群众是谁”、“到哪里找群众”的疑问。今天，作为执政党践行群众路线，在党内开展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把群众观作为我党的价值观和历史观、群众路线作为我党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群众应指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部门、党员所面对的一切工作对象。当然，有个基本前提不言自明：、叛国、主义、反人民的敌对分子不属于群众范畴。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94.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7.

〔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9.

〔5〕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5-856.

〔6〕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64.

第3篇：从众心理概念范文

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可以用来衡量、监测和评价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水平，还可以用来度量我国体育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和发展水平，为科学制定体育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藉以推动体育事业与社会经济现代化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因此，可以说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是我国体育现代化得以实现的基础和核心。

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是由许多有内在关联的单项指标组合而成，在构建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时，既要从整体上全面考虑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所应包含的内容及其框架体系，也要逐一考虑各个单项指标的涵义、口径及计算方法等。在确定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各个单项指标的名称和涵义时，主要应依据相应的科学概念，更要考虑实际工作的可操作性，因此，必须根据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研制的要求，对各个单项指标存在的合理性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论证。目前在我国的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研制过程中都将“体育人口”作为一项主要指标，然而，“体育人口”作为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一项主要指标是否合理国内尚无学者对其进行论证，作者试图通过对我国体育人口研究概念的疏理、体育人口判定标准的分析以及江苏体育现代化试点市（县、区）体育局管理者的深度访谈及文本深描，对“体育人口”作为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一项主要指标的合理性进行科学的论证。

2 “体育人口”已经成为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一项主要指标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人对健康生活有着越来越多的追求，集中体现在健康生活理念以及健康生活方式的改善方面，大众健身的普及度越高，劳动者的基础素质也就越高，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对体育的参与程度和亲和程度变得越来越高。因此，“体育人口”作为群众体育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群众体育发展水平。近年来，在我国有关省（市）的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研制过程中都将“体育人口”作为一项主要指标。

2001年江苏统计局成立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研制课题组，在研制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时，通过访谈法和特尔斐法，确定了由4个方面15个指标组成的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其中将“体育人口”设为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一项主要指标，并将体育人口的标准值设为40%；厉丽玉、林可等（2003）在研究浙江省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时认为：应将“体育人口”列入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一级指标“体育素质”属项下的二级指标，并将体育人口的标准值设为50%。孔庆鹏（2003）在研究苏州市体育现代化时，将“体育人口”列人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一级指标“大众体育”属项下的二级指标，并将体育人口的标准值设为40%（含40%）以上。吕树庭、张宏等（2004）[6]在研究广东省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时，采用专家访谈和特尔斐法确定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及其权重，最后确定处于第三层“水平指数层”的操作性指标共11个，其中将“体育人口”作为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一项重要的指标，并将体育人口的标准值设定为45%。王平（2007）在分析中国体育发展现状及制定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思路中，认为“体育人口”是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一项主要指标。周登嵩、余道明（2007）在研制首都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时，采用经验选择法、德尔菲法和专家咨询进行筛选，最后确定了一个含有8项一级指标，32项二级指标和89个三级指标的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其中将“体育人口”设为一级指标“群众体育”属项下的一个重要二级指标。

综合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我国现有的各省（市）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研制过程中，主要采用经验选择法、专家咨询法（特尔斐法或专家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将“体育人口”设为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一项主要指标，充分说明在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无论是研究者本人还是相关方面的专家都认同将“体育人口”作为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一项主要指标。然而，以上学者在研制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时都没有做主成份（或核心指标）分析，对“体育人口”作为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一项主要指标，其概念的准确性、判定标准的科学性以及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尚无论证，这就构成本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3 我国“体育人口”研究的述评

概念是反映事物或其对象本质属性的一种思维方式，是构建理论体系（或知识体系）的重要前提，又是进行理性思考的逻辑起点，要准确把握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体育人口”的概念，必须对我国体育人口研究的有关资料进行疏理，以便于对“体育人口”概念的准确把握。

3.1 “体育人口”研究的源起

1985年8月13日至19日原国家体委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了全国体育发展战略讨论会。会议一致认为：体育强国是一个比较庞杂的复合体，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尽快地建立一套能够综合地反映体育运动发展水平的科学的指标体系，以促进体育运动各方面得到健康协调的发展。而1985年《体育译文》第三期刊出日本学者池田胜的《日本、欧美国家体育人口的动向》一文，介绍了日本和欧美等国家体育人口的研究动向。同时，我国学者卢元镇（1985）在《体育科学》杂志发表《2000年的中国群众体育》，对我国2000年的体育发展远景进行科学的展望，提出“体育人口是群众体育发展的一项重要社会指标”。体育人口这一概念刚好可以在“反映体育运动发展水平的科学指标体系”中用来衡量和比较我国群众体育开展的程度与发展水平，所以“体育人口”一词在此时代背景下一经出现，立即引起我国体育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逐步成为我国体育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3.2 “体育人口”概念的界定

从1985年开始，我国体育理论界开始对“体育人口”概念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揭开了我国体育人口研究的序幕。在体育人口概念研究的起始阶段，主要从体育的目的和任务出发，对体育人口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初步形成了我国体育人口概念研究的主要学术观点，为我国体育人口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张万和、胡红（1986）从体育运动的参与性 出发，认为体育人口是指“经常参加体育缎炼、从事体育专业训练、以及其它从事体育事业有关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唐宏贵（1988）从体育的知识性出发，认为体育人口“必须是初步了解和掌握体育锻炼的知识和方法，经常从事各种体育活动，并取得一定成效的人口数”。徐隆瑞（1991）则从增强体质目的性出发，认为体育人口是指“以增强体质为宗旨，而又经常、直接参与运动的人群的总称”，并且他认为体育人口概念的核心内容必须是“参与运动”。

从1993年开始，我国体育理论界学者分别运用统计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对体育人口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且分别提出了实质性体育人口、边缘性体育人口、当然体育人口、全时体育人口等相关的体育人口延伸概念，拓展了我国体育人口研究的视角。黄俊伟（1993）从统计学角度出发，认为体育人口是“依与体育这一社会文化理解之间是否存有相亲关系为划分特征，从社会人口中划分出来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社会人群”，并且根据他的观点提出“实质性体育人口”和“非实质性体育人口”的概念。仇军等（1999）以人口学理论为基础，提出体育人口是指“生活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以增进身心健康或提高运动成绩为目标，以身体活动为共同标志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徐忠（2001）提出“边缘性体育人口”的概念，他认为介于体育人口与非体育人口之间存在着“边缘性”的体育人口，边缘性体育人口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体育人口，体育人口也有可能转化为边缘性体育人口。卢元镇（2006）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认为体育人口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里，经常从事身体锻炼、身体娱乐、接受体育教育、参加运动训练和竞赛，以及其他与体育事业有密切关系的、具有统计意义的一种社会群体”；同时提出了“当然体育人口”的概念。张洪潭（1999）首次提出“全时体育人口”与“半时体育人口”的概念，所谓“全时体育人口”是指“惠得社会余暇全力支撑的专业运动员，与之相对应，“半时体育人口”是指“个人在余暇时间进行体育锻炼的普通市民”。

综合以上我国学者的研究观点可以看出，大多数研究者在对体育人口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上存在着较大分歧，从现有的我国体育人口研究资料分析，目前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对其进行科学的描述，且获得体育理论界的普遍认同，阻碍了我国体育人口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体育人口概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群众体育发展水平，并且认为体育人口是国家对经济发展和体育事业规划管理方面一个必不可少的参数。

3.3 “体育人口”概念的学术之争

概念的形成往往是人们对思维进行科学的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的结果。社会科学中的概念是按事物内在的、本质属性形成的概念，它除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还具有相对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很多社会科学中的概念都是相对的，都是基于一定的学科领域理论基础，即便在同一学科领域，不同的社会科学概念相对于不同的理论、研究方法、相同的概念也会出现不一样的解释。在体育人口概念的界定中，由于研究者各自学术背景的不一致，导致研究者分别从体育学、人口学、统计学、社会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来阐述体育人口现象，因而存在不同的体育人口概念表述。从社会科学研究来讲，界定体育人口这个抽象的概念很难有绝对的标准，由此导致我国体育理论界“体育人口”的学术思辨。

我国很多学者在界定体育人口概念时，都认为体育人口参与体育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运动成绩或提升体能，但如何科学地测量或检验其体能的增加或增强，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仇军、高峰以人口学理论为基础建立研究体育人口概念的视角，将体育人口定义为：“是指生活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以增进身心健康或提高运动成绩为目标，以身体活动为共同标志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他们对体育人口的概念界定被张洪潭称为“在重复人口理论经典上的某些一般泛指性字句”。张洪潭认为“体育人口概念的关键一点是提高或保持体育水平，这完全可以运用体育测量手段而得出定量论断”。韩丹也认同张洪潭教授的观点，他认为：“用体能指标来反映锻炼的效果，比用活动过程作指标，当然要前进一步，更能反映身体锻炼的效用和价值，也更能反映体育活动的真实发展程度，很好！”针对张洪潭教授的观点，张新萍提出了反驳的意见，他认为张洪潭教授的观点混淆了“体育人口”与“国民体质状况”这两个基本的概念，“体育人口”主要是针对社会体育参与的程度，而“国民体质状况”主要检验参与效果，“如果将体育人口定义为通过体育手段来提高或保持体能水平的社会成员，将会使体育人口概念狭隘化，并将一个重过程、重参与的指标变成一个重结果、重目的的指标”。而卫京伟针对张新萍提出的反驳观点进行了再反驳，“在形式主义盛行一时的中国，是一个重过程、重参与的指标还是一个重结果、重目的的指标对中国的现实更有指导意义呢？”

我国学者程志理对体育人口概念中以“增强体质为宗旨”或“增进身心健康为目的”这类观点提出反驳意见。他认为：流行的“体育人口”评价、测量的理论和方法，都强调“增强体质”和“增进身心健康”的内容。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所谓的“增强体质”，在体质没有一个基准或参照系的情况下，如何来确定“增强”？而且“增强”这个概念强调的只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有比较而没有“适度”，“增强”一旦实现，马上就会进入“更强”层面，在“更强”面前，“强”就相对变成了“不强”，所以说“增强体质”只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在没有一定的度或基准的前提条件下，对“增强”是无法进行检测和度量的。而“增进身心健康”却又是一个不确定的 概念，健康的身体只是一个物质性的现象，但影响健康的各种因素却不是纯物质的。“人的自然属性总是受其社会属性的深刻影响，健康状态受到生活方式的极大影响”，在影响个体身心健康方面，他认为人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影响体质或健康的因素极其复杂，长时间身体锻炼获得的体能效果，很有可能轻易地被“几支烟”、“几瓶酒”或“无节制地打牌熬夜”的负作用抵消。可以想见，没有生活方式的改善，或者说没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作保障，仅仅靠打打球、做做操是健不了身的。因此，提倡“体育人口”这个概念应该从改变生活方式这个角度来看，“体育人口”概念的推广有利于人民群众生活方式的改善，即提倡运动可以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

3.4 我国“体育人口”概念研究中存在的弊端

3.4.1 “体育人口”概念的界定较含糊

在体育人口概念研究过程中，首先确定体育人口概念是反映群众体育的一项指标，而在“体育人口”的相关理论研究中，很多学者却有意或无意地混淆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及学校体育的概念。从体育的结构来看，现代体育分为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虽然说群众体育与学校体育及竞技体育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但体育人口作为反映“群众体育”发展水平的一项指标，将“学校体育”中的学生当作“当然体育人口”，以及将“竞技体育”中的专业运动员当作“全时体育人口”，是对体育人口概念的一种误读，导致体育人口概念外延的无限扩大，这样的界定标准很难准确反映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状况，同时也阻碍了对体育人口概念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3.4.2 “体育人口”概念的操作化失误

概念的操作化就是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观察的具体指标的过程[28]。操作化可以将社会科学的抽象概念分解为客观的维度、指数、通过客观的可观察或可测量的指标来反映概念的内涵，这就使社会科学中的概念能像自然科学中的概念那样具有数量的意义，从而使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数量基础。因此，概念的可操作化是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抽象概念转化为客观具体事物的重要环节，使抽象概念成为科学研究的可能，使社会科学中思辨的概念转化为可重复验证的科学概念。

在体育人口概念操作化过程中，我国学者试图从频次、时间、强度等三个维度来确定衡量体育人口的判定标准。1985年10月28日在山西省体育发展战略讨论会上，我国著名学者熊斗寅先生作了《世界新技术革命与体育未来》的发言，首先提出确定“体育人口”应该“至少每周锻炼3次，每次不少于30min，且有一定的强度”。唐宏贵推导出“体育人口”的判定标准为：每次锻炼时间不少于10 min；锻炼平均强度（心率）达120次/分以上；每周锻炼频度在2—3次；每周总锻炼时间不少于60min；坚持经常锻炼达三个月以上。徐隆瑞认为目前量化标准可以暂定为每周锻炼三次，每次不少于30 min。仇军对体育人口的测定指标进行了学理层面的推导，并运用“综合函数方程推导经验和专家评定结果”确定体育人口的判定标准为：“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每周身体活动3次以上，每次身体活动时间20 min以上；每次身体活动中等强度以上”。卢元镇（2006）在总结仇军等人的研究结果基础上，重新界定我国体育人口指标的判定标准，即必须同时满足以下3个条件，就可以算一个体育人口：1.每周身体活动频度3次以上；2.每次身体活动时间为30 min以上；3.每次身体活动强度中等程度以上。韩丹以为以上标准“都是由体育理论学界提出，并未经过相应的运动医学专家、健康促进和卫生方面的专家认定，也没有经过相应的社会组织审核认定”。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应该是以某一标准，以至于这一标准是否科学合理都没有经过进行科学的验证。

3.4.3 “体育人口”标准制定有失科学性

我国学者在对体育人口概念操作化时，试图从时间（每次身体活动时间为30 min 以上）、频次（每周身体活动频次3次以上）、强度（每次身体活动强度中等程度以上）三个维度作为判定体育人口的标准。对体育人口概念操作化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释体育人口概念和体育人口现象，对体育人口进行量化以便于实际工作中的操作，以体育人口判定标准来解释体育人口现象时就会发现此标准违反了逻辑自洽性，很难解释亲身参与体育活动而又达不到标准是否是体育人口的现象，在体育人口判定标准上会陷入“是体育人口”与“非体育人口”的逻辑思辨之中。因此，体育人口的判定标准无法科学地解释处于标准以下的亲身参与运动的人群是否是体育人口的问题，即判定标准不能科学地解释亲身参与体育活动的所有人群。

另外，从定量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测量指标（体育人口判定标准）越能揭示体育人口概念的真实性，其效度越高，效度是指用测量工具准确地测量事物属性的程度，如果测量指标不能准确地测量事物属性的程度或者不能准确地测量出这个概念，这样的测量是无效的测量或者测量不具有效度，因此，以体育人口判定标准来测量体育人口概念是无效的测量。从抽象概念的复杂性来看，构成社会学中的体育人口概念还包含着复杂的结构性，体育人口概念还可以分解为多个维度，不同的维度下面又可以包含着多个指标。所以说，现有的体育人口判定标准很难对体育人口概念和体育人口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

4 “体育人口”在实际统计工作中很少运用

通过对体育人口概念的研究资料疏理可以发现，我国体育人口概念的研究主要是体育理论界的学者运用体育学、社会学、人口学、统计学等知识，对体育人口的概念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而社会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术界对我国体育人口的研究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热情与关注；同样，在相关的实际统计工作中也很少用“体育人口”这一指标。

首先在我国体育事业指标体系构建中就没有采用“体育人口”这一指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的十项核心指标与用体育理论从定性分析探讨建立的核心指标相比较，其中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前者没有包括人民体质和体育人口两项指标，此外 ，从在全国部分专家学者中征询对核心指标的意见中对比来看，以上十项指标的主要差别也是在于缺少体育人口这项指标”课题组对此做出的解释为：“体育人口判断标准难以掌握，使得对其数据统计的准确性有很大的困难，同时体育人口只能分阶段进行抽样调查，而不能作为我国体育事业每年的统计指标，这就无法满足核心指标逐年可比的要求，因此在我们所建立的核心指标不包括‘体育人口’等指标”。

其次，我国从1990年开始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到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并没有就体育人口指标作过任何的说明或解释，更没有就此指标进行相关的调查与统计。因此，所谓的体育人口指标仅仅局限于我国体育理论界在学理层面的探讨与研究。

再次，在我国体育系统内部，大多数管理者对“体育人口”指标也半信半疑，主要体现在我国三次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报告，前两次虽然采用了“体育人口”指标，但相关数据公布后随即受到体育学术界的质疑，在第三次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报告中“体育人口”已被“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所取代。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盛志国说：“本次调查摒弃了原有的体育人口概念，取而代之的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更能客观反映出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基本情况”。

因此，刘雪冰[3。]认为体育人口的概念“不能用所谓的科学量化来表达，数字是实证研究最信赖的符号，统计学也是科学研究最有用的规范工具之一，但是对体育人口这种关涉到人的行为的概念是否适用，便要慎重”，并提出“体育人口”仅仅只是一个范式性的概念，“是社会体育学对社区体育给出的文化解释，寻求体育运动之于社会人的文化意义”。

5 “体育人口”在体育现代化试点市（县、区）的实际操作调查文本及深描

针对体育人口理论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即体育人口概念尚未统一，体育人口标准是否科学合理的情况下，体育人口作为可以反映大众体育（群众体育）发展水平的指标，成为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主指标（或核心指标）。对体育人口这个指标在体育现代化试点市（县、区）的实际操作，笔者在2013年5月至2013年7月对江苏省体育现代化试点市（县、区）进行走访，并对体育局管理人员（副局长、办公室主任等）就体育人口及其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度访谈。

5.1 访谈文本

5.1.1 受访者一：苏中片某体育局副局长

“在体育现代化试点过程中，我们每年现在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是人均体育面积占有多少，第二个是体育人口多少的统计，我们每年都在做这方面的事，但是在体育人口这方面我认为国家现在没有一个很硬的指标，我们也在不断进行探讨，每周最起码要有三次，每次活动运动量是中等吧。在体育人口数字的调查方面，相对而言我们的这种统计数据很可能也是初步的。具体对学生体育人口的把握可能还不是那么太严格的（即学生是否达到每周活动三次、每次活动达30rain、每次活动运动量是否达到中等强度）。（在具体的统计操作中）我们也分了几类，学生这一类，职工这一类，残疾人这一类等等，但是整体上我们地方的做法是分几大块，有教育部门统计的学生这一块，有乡镇统计的，有总工会对职工统计这一块的。我们是几大类分别把它组合起来，然后我们这汇总。总体上我们认为这种数据变数是很大的。实话讲不是太准确的。”

5.1.2 受访者二：某区体育局副局长

“我国体育人口统计的标准和方法存在问题，这个国外的和我们中国的体育人口的统计的标准可能不是太一样。国外是以俱乐部注册的会员进行计算。像我们中国的情况不一样。自行车就是一个运动项目，你说中国人骑自行车的有多少，这一部分人是不是体育人口？（如果可以这样计算的话），那么我可以讲中国的体育人口可能最起码达到60%以上。这个体育人口就吓死人了。所以整个统计的角度不一样，标准不一样。”

“市里有次要我们体育人口的数据，我们报了55%，市里说人家苏州市目标才50%左右，报太高了要调整，我们后来调整到35%，和其他县区差不多。”

5.1.3 受访者三：某市体育局办公室主任

“体育现代化建设是我们体育局一项重点工作，由分管我们工作的领导具体抓，我们办公室主要负责落实，在体育人口统计这一块，我们也是估摸着在做。首先体育人口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我们市体育现代化指标体育人口概念这一块，本来就比较迷糊，你说每周活动三次以上，每次30min以上，每次活动强度中等以上是体育人口，那么我想问问，每周活动两次的算不算体育人口，每周活动一次的又是不是体育人口，我想肯定应该算是体育人口，肯定比每周一次不活动的好吧。因此我们的体育人口数据统计这一块可能不是十分理想，也不是十分的准确，大家都在跟着感觉走吧，如果指标高了，将每周活动两次或每周活动一次的统计进来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能说人家这个指标都完成了，我们因为这一块数据没达标就没有实现体育现代化吧。”

5.1.4 受访者四：某区体育局副局长

“体育人口这些数据的增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认为绝对值真的不重要，我感到你要建立体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时这些指标要务实一点，要更加实实在在的，而这个（体育人口）指标以一个什么样的绝对值去做这个事情，我个人感觉可能效果是不大的，我们现在的体育设施，至少在我们地区算中等偏上的水平，在全省来讲估计也是中等偏上的水平，我个人认为离所谓的现代化距离太远，我个人认为离所谓的现代化指标太远了，假如说我们每个镇都能有一个小型的健身中心，那谈这个问题可能还比较现实一点，每个镇都把体育中心建起来，健身的人多了体育人口自然就会增加。而我们现在只谈体育人口绝对值的多少多少，这样的统计工作没有任何实在意义。如果一定要统计的话你要多少指标我都能给你统计得出来，这样有什么实在意义吗？我们现在区体育局的工作职能正在向为民服务方向转变，体育现代化的建设也更应该体现体育怎么样更好地为民服务上，而体育人口这些虚的数据（即体育人口绝对数）对为民服务没有任何好处，更没有什么实在意义。&rdq uo;

5.1.5 受访者五：某县体育局副局长

“体育人口的统计我们只能根据指标标准大概测算，首先，我们体育局的编制连我们局长加起来只有几个人，体育人口的统计凭我们几个人是无法完成的；其次体育人口的统计现在只能是抽查并不是普查，那么我自己可以选择确定调查对象，我选我认识的圈子里的朋友很多都是搞体育的或热衷体育事业的，或者去体育健身场所去调查，这样的体育人口数肯定是多的；而且这些数据的取得你无法去再次验证。”

5.2 访谈文本深描

第4篇：从众心理概念范文

论文摘要：在媒介产业化背景下，传媒业竞争日趋激烈，培育传媒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凸显。本文结合传媒组织的特殊属性，对“传媒核心竞争力”的概念及内涵进行了界定。

随着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传媒竞争加剧，因而，如何培育和开发传媒核心竞争力日益受到关注。但是，对于兼具政治属性与商品属性的传媒组织而言，其核心竞争力的概念和内涵如何界定，目前尚未形成明确而统一的看法，一些观点甚或存在含糊或不合理之处。概念之偏差、内涵之含糊，就无法有效揭示事物的规律，也就无法提出真正有现实意义的培育传媒核心竞争力的方法、路径。因此，只有首先对概念加以辨析与澄清，才能建立扎实的理论研究基础。

关于“传媒核心竞争力”的几种定义

1990年，美国企业战略管理学家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默尔（Gary Hamel）在《哈佛商业评论》上首次提出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这一概念，受到广泛重视。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核心竞争力的理论还没有形成系统和严密的体系，实际上，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也并没有十分清晰地定义核心竞争力，而只是给出了一个描述性概念，即核心竞争力“是组织中的累积性知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生产技能和有机整合多种技术的知识”。学术界对此展开了大量的探讨，形成了不同观点。

传媒核心竞争力源自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因而也存在着诸多不同观点。从目前文献检索来看，对其内涵的理解和所做的概念界定不尽相同，大致有以下几种：

郑保卫、唐远清（2003）认为，新闻传媒的核心竞争力是指该传媒在经营和发展过程中胜过竞争对手的核心的资源和能力的总称。具体地说，它是该传媒以其主体业务为核心形成的能够赢得受众、占领市场、获得最佳经济和社会效益，并在众多传媒中保持独特竞争优势的那些资源和能力的总和。沈正赋（2004）认为，传媒核心竞争力就是指传媒通过对其内部显在和潜在的新闻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抗击媒介市场风险的能力。刘年辉（2006）认为，媒介（报业组织）核心竞争力是媒介(报业组织)拥有的累积性的技能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借助三者的协调整合，能比其他组织更有效的为其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并最终决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包国强、李良荣（2007）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把传媒核心竞争力描述成传媒用品牌赢得受众、用服务赢得市场的根本竞争力，实现舆论导向功能和服务大众的根本能力。

由上可知，目前传媒研究领域对于传媒核心竞争力的含义未形成统一认识，而且上述定义存在以下缺陷：一是套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概念，没有考虑到传媒组织的特殊属性。媒介组织不是一般企业组织，既有产业属性，又有政治属性。在传媒经营中既要强调经济效益，更要强调社会效益。简单套用企业核心竞争力概念，则难以反映传媒组织的特殊性。二是以外在的表象来定义传媒核心竞争力，未能深刻揭示其本质。例如，有观点认为，传媒核心竞争力是传媒通过高质量的传媒产品、优质的服务或者强大的资源实力满足消费者的能力。似乎只要一家传媒取得了较好的市场表现，则必然会从中找到一个或几个发挥决定作用的“核心竞争力”。

传媒组织的特殊性分析

要科学地界定传媒核心竞争力的概念，反映传媒核心竞争力的本质，需要明确传媒组织与一般企业的区别，核心竞争力与一般竞争力之不同，在把握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传媒特殊性，对传媒核心竞争力的概念与内涵加以界定。

传媒组织与一般企业组织不同，传媒核心竞争力概念不等于“传媒＋企业核心竞争力”概念。在我国，新闻媒体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传媒市场化是有限度的商业运作，传媒组织的经营目标与一般企业不同。企业竞争可以“以市场论英雄”，而传媒经营既要注重经济效益，又要注重社会效益，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必须以社会效益为重。忽视传媒特殊性，以经济效益为单一目标维度来界定“传媒核心竞争力”概念，会对传媒发展产生不良导向。

此外，传媒的一般竞争力与传媒核心竞争力不同。传媒组织所拥有的竞争力是多种多样的，对于具体媒体而言，不是每种竞争力都同样重要、等量齐观的，只有那些最基本的、能使整个组织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获得稳定超额利润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一般竞争力往往只是单纯某一个方面的优势，具有局部性、时效性，易于模仿，易受市场冲击，通常起到的作用是暂时的或者局部的；而核心竞争力是一种整合能力，涵盖多个方面，竞争对手在较长时期内难以模仿、难以超越，能长时期存在于组织中并发挥作用，使组织获取持续性的竞争优势。

“传媒核心竞争力”的界定

基于以上论述，结合当前研究，本文对传媒核心竞争力可做如下定义：传媒核心竞争力是传媒在长期运作中形成的、内化于组织中的独特的协调和整合能力，它能动态、有效地调动传媒组织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和能力并使其协调运行，从而更好地实现传媒的社会功能、提升受众认知价值，并在此基础上使传媒获取长期竞争优势。

这一概念界定的深层次含义在于：第一，传媒核心竞争力是在长期运作中形成、内化于具体媒体的能力。只有经过自身不断开发、培育才能形成，而且是内化于整个组织的，不因某个人的离去而失去，不能够通过市场交易或者简单移植而获得。第二，传媒核心竞争力的核心是能力，是一种独特的协调和整合能力。传媒核心竞争力不是某种特殊的资源、技术或能力，而是协调、整合这些技术、资源和各种单项能力的综合性能力，能够动态、高效地调动传媒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和其他能力，意味着传媒能够依托这种能力建立高效的运作机制。所谓动态，是指传媒对于所处的环境变化具有自适应性，随着环境变化进行调整和适应；所谓高效，则是指尽量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意味着高效配置资源的机制。第三，传媒核心竞争力注重传媒社会功能及受众认知价值。作为新闻媒体，其存在的最大意义不是获取利润，而是实现传媒的社会功能。传媒核心竞争力的目标指向是提升受众的认知价值，通过更好地向受众提供新闻产品来获得受众认可，通过受众的认可达到最大传媒效能，通过传媒效能的发挥获取理想的经济效益。

随着传媒产业化进程加快，传媒竞争日趋激烈，传媒管理者准确把握传媒核心竞争力概念及其内涵，对于培育、开发传媒核心竞争力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郑保卫.论媒介经济与传媒集团化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第5篇：从众心理概念范文

关键词：文化；民生；利益；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2）06-00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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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文化民生作为新兴语词逐渐成为政界、学界、理论界、舆论界等各界普遍关注与重点思考的对象。在这股“文化民生”热潮中，也存在着“冷然不均”的现象。大家对于“文化民生”的关注与探讨，大多集中于“如何建设文化民生？”的方法论层面。对于“文化民生是什么？”即概念的界定，大都表述为“文化民生是文化层面的国民生计”。而关于“为何要建设文化民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等同于“为何出现文化民生概念”——的探讨最为薄弱。后者事关前两者的效度与深度，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基础问题。“前提性问题解决不好，科学理论的基础就不牢固，就有被从根本上颠覆的可能。”[1]（p.1）因此，本文试从改善民生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辩证关系的视角，考察与发掘文化民生概念生成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意蕴，以期彰显文化民生概念的学理价值与战略意义。

一、改善民生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辩证关系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p.550）对此著名论断，有观点认为某阶级一旦成为统治阶级，其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上升为主流；只要统治地位不变，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就顺理成章、毫无悬念，而所谓“认同危机”、“认同威胁”亦自会化为“杞人忧天”、“庸人自扰”。这种理解过于乐观并略显机械，其偏颇之处在于将意识形态主流地位视作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静滞状态。其实，马克思所做的上述静态描述与历史抽象，并未掩盖意识形态主流地位背后的过程性特征，该特征体现为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应然性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实然性转化；主流地位的必然性与认同的现实性互动；统治阶级的思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客观规律性与人民群众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观能动性的统一。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作为名词性术语对其决定力量——人民群众——的“隐藏设置”，并未“稀释”后者作为历史创造者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能动作用。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就是人民群众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人民群众是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行为主体，主流意识形态是认同的行为客体。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包括认知认同、情感认同与行为认同三个阶段。根据影响认同的动力源划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表现为三种类型——价值认同、制度认同与利益认同。其中，在价值层面认同主流意识形态是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最高水平，起引领作用；制度认同是中间水平，是价值实现与利益整合的载体；最低水平是利益认同，处于基础与前提地位。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离不开价值认同、制度认同，但只有以利益认同为基础与前提，并最终受利益认同的支配，价值认同与制度认同才能真正发挥实效。

关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经典表述：“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p.550）我们可做以下逻辑推演：彻底的理论才能说服人（获得认同）；抓住事物根本的理论才能获得认同；抓住人的根本的理论才能获得认同；抓住人本身的理论才能获得认同；理论要获得认同，必须抓住人本身。从中我们获得三点启示：第一，人民群众是理论认同的主体；第二，理论若要获得主体认同，必须抓住“人本身”；第三，“人本身”即人自身的（根本）利益。可见，利益是理论认同实现的关键之所在，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亦概莫能外。

对于人民群众而言，利益与民生是同一问题的两种表达。而利益理论与民生理论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同一问题的两种回答。民生是利益的具体表现，而利益是民生的本质所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并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实体现就是改善民生；中国共产党实现人民利益的历史就是改善民生的历史。通过改善民生，实现人民利益，进而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智慧与实践总结。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围绕“利益”形成了系统的利益理论。中国共产党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利益理论，将其与中国语境的民生概念相结合，使中国共产党民生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中国化最重要的理论标志。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们都始终基于实现利益或者改善民生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之间辩证关系的视角。

利益问题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1842年至1843年间，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3]（p.588），正是对利益问题的研究使得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4]（p39）。他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p.187）马克思还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p.550）。思想不能离开利益，思想要以利益为基础，在唯物史观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人们全部行动和思考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今后不应该再通过强制即政治的手段，而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联合起来。它以这个新原则为社会的运动奠定了基础。”[2]（p.550）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6]（p.320）；“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7]（p.411）人们活动的动机、手段都由利益来决定。

列宁认为物质利益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8]（p.189），因为物质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人们不能够长年累月地处于狂热的兴奋情绪中，而只有经济的需要才能促使他们工作”[9]（p.400）。正是利益“推动着民族的生活”，因此，1921年，列宁提出“从个人利益上关心”的原则。“没有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是什么也办不成的”，“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否则“不善于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走一步都吃到苦头”[10]（p.259）。

认为“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11]（p.864）。1942年12月，他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12]（p467）“他们信服了，领导权就巩固了，否则会失去领导权的。”[13]（p.146）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进一步概括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1]（p.864）1948年，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14]（p.1318）。

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15]（p.257）中国共产党“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16]（p.337）。一定要使人民得到实惠，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从切身经验感到社会主义制度值得爱。邓小平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6]（p.337）。

在《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之一，即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出发点。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在建党80周年讲话中，他明确指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17]（p280）。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他进一步强调“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18]（p.11）。

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切身利益”，并第一次将利益与民生直接联系起来，在2007年“6·25”重要讲话中，他着重强调社会建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社会建设，要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

如果从字面理解“民生”二字，民即人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行为主体，生即利益——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基础与前提，那么“民生”便有认同主体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之意，而民生问题实质上就是人民根本利益问题的具体规定。因此，可以说，民生关乎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根本、最重要的利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就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改善民生作为一种利益实现的现实机制就成为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具有战略意义的实现形式，而改善民生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互为出发点与归宿点，两者借助“利益”搭建成一对互生共存组织，形成了和谐互动、良性循环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以改善民生作为利益实现的现实机制，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提供基本前提。判断意识形态的优劣的标准在于是否以实现人民利益为目的。一般而言，每种意识形态都会给民众一种利益许诺，能够更好更快地兑现的意识形态就会获得普遍认同；倘若无法践行其利益承诺，将不可避免地丧失认同力。从根本上说，意识形态认同都在遵从这个简单的逻辑。人民群众一般不是以一种理论思维，而是以一种利益满足的状态去完成对于某种意识形态的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成败，也是以对人民的利益承诺能够及时兑现为根本条件的。因此，“离开意识形态与人民利益的高度契合，再精致的语言，再巧妙的宣传都会丧失意义”[19]。

另一方面，以改善民生作为利益实现的现实机制，必须坚持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为导向[20]。改善民生作为利益实现的现实机制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提供基本前提，并非否定后者的能动作用，而正是要突出主流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因为只有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之下，才能保证改善民生作为利益机制的社会主义方向与性质，所以改善民生必须始终突出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始终将保持与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广泛性与持久性作为重要目标纳入改善民生的目标体系，始终以是否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作为检验改善民生的利益机制效度的重要衡量准绳，从而更高效、更全面、更持久地改善民生。

二、文化民生概念生成逻辑的历史考察

文化民生概念生成的基础是“民生”概念本身，而对后者的宽泛界定为其分支概念的发生与发展留下了生发可能与生长空间，使得关乎人民利益的任何方面，均可纳入民生范畴。得益于此，民生概念方可衍生出文化民生、政治民生、生态民生等次生概念，进而形成以原生概念“民生”为核心、其他次生概念为主体的概念群。但是，这也仅为文化民生概念生成由逻辑可能转化为逻辑必然，提供了一个必要非充分的逻辑前提。此外，历史可能转化为历史必然的历史前提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逻辑与历史是相互统一的。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这一思想方法做了准确的阐述，即“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3]（p.588）。历史与逻辑之间，历史处于第一位，逻辑则严格建立在历史之上，脱离历史的逻辑，只能是不堪检验的臆断。因此，我们对概念生成进行逻辑剖析之外，还须加以细致的历史考察。

在我国，“民生”一词古已有之。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栾书提出的“民生之不易”和“民生在勤”（《左传·宣公十二年》），是目前“民生”概念的最早出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楚辞·离骚》）饱含了屈原的民生情怀。《尚书·夏书》中的“厚生”作为“厚民生”的略语，已蕴含有“民生”之意。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叔时说：“民生敦庞，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左传·成公十六年》）其中，“民生敦庞”是民众为君效命的前提。现存经典中“民生”概念不多，且没有明确的界定，但被数个朝代（如夏、西周、春秋、战国）、数个诸侯国（如晋国、楚国、齐国）的人长期且广泛地使用，说明社会对其意蕴已形成基本共识，这对后来民生概念的演化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

1905年11月，孙中山就为何如此关注民生概念，在《民报》发刊词中做了回答：“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擅扬时代也。”20世纪民生主义将风靡世界，而“这民生主义，是到十九世纪之下半期才盛行的，以前所以没有盛行民生主义的原因，总由于文明没有发达。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着紧”[21]（p.327）。孙中山所指社会问题的核心即民生问题。

通过文献考察，孙中山首次正式使用“民生”概念是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机器巧，则百艺兴，制作盛，上而军国要需，下而民生日用。”“徒削平民之脂膏，于国计民生初无裨益。”“民生”与“日用”并列以对“军国”与“国计”，意指人民日常生活，侧重物质层面。孙中山对于民生概念的首要贡献在于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概念界定：“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家的生计、群众的生命”[22]（p.355）。

对于民生概念的外延，孙中山多次将其阐发为衣食住行四大方面。比如：“国家必有四大主旨，一为国民谋吃饭，二为国民谋穿衣，三为国民谋居屋，四为国民谋走路。”[23]（p.322）“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国家皆有一定之经营，为公众谋幸福。”[24]（p.39）“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22]（p.355）

1912年12月，孙中山发表演说，指出民生主义有四大纲，即资本、土地、实业与教育。1920年3月，孙中山手订《地方自治实行法》，指出“学校者，文明进化之源泉也，必学校立，而后地方自治乃能进步。故于衣、食、住、行四种人生需要之外，首当注重于学校也”[25]（p.224）。“四大纲”与“五大需要”共同标志着孙中山关于民生概念的理解突破了物质层面的局限，将学校教育纳入其中，达到了新的高度。

孙中山民生概念对的民生思想产生了直接影响。1938年，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建国方案，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所谓抗战建国，照共产党的意思，究将建立一个什么国呢？”“一句话答复：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26]（pp.189190）可见，认同孙中山衣食住行加教育的民生观，但并未停滞于后者“四大纲”、“五大需要”的水平，而是上升到文化的高度。这种质的突破，是通过反复论述文化——尤其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性而实现的。

1940年1月，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发表讲演（后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刊发，全文15节，6节专谈文化），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民族性、科学性基础之上，指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性特征。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性就是指文化要代表大众的利益，为大众服务。这种文化应该“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绝不能被“少数人所得而私”，“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7]（p.708）。

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而人民大众作为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决定了“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11]（p.864）。文化真正为大众服务，“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11]（p.864），只有这样，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才能得到真正实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正式开始改革开放，标志着我国民生建设重回正轨。1978年8月，针对当时文化民生领域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在与黄镇、刘复之的谈话中强调：“文化也是行业，是个领域，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行业”，“文化领域必须解决读物的问题，要有东西给人看，人就不去看《少女的心》了。现在文化生活贫乏，太贫乏了，文化部任务大。人们上班之前，下班之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那怎么行。……电影不够，读物很少，……普通群众想看电影连票都买不到。”对此，1979年，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祝词》中，邓小平重申“我们要继续坚持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16]（p.337），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满足人民不同层次的、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的精神需要。

邓小平从两个文明建设的高度，践行自身的民生理念，诠释对民生概念的理解。可以说，两个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在于“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6]（p.337）。因此，从一定意义而言，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进行两个文明建设，事实上就是建设民生，其中物质文明建设就是建设物质民生，“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而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建设文化民生，“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灵魂。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邓小平看来，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这种科学论断对于物质民生与文化民生同样适用。

十分重视民生建设，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三个代表’要求的最终体现。”[28]（p1471）他还多次集中论述文化方针，对于文化民生概念的形成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1990年，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他指出文化工作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要向人民群众奉献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1991年，在《团结奋斗，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讲话中，他强调文化工作要着眼于人民的利益。在建党70周年讲话中，他重申“我们的文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29]（p.159）。1996年，他再次强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决定着我国文艺的性质和方向，……始终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30]（p.2150）。

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肩负的历史使命不断转换，从政治革命、经济建设、党的建设到民生建设，文化功能与民生建设的主题也不断演化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大众性特征及大众化趋向则越来越明晰，实现民生建设的全面性与平衡性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文化民生概念生成成为了文化与民生建设历史的必然结果。

三、文化民生概念生成逻辑的当下审视

除了逻辑前提与历史前提之外，文化民生概念生成的现实可能转化为现实必然，还有着重要的现实前提，对其生成逻辑加以当下审视，不难发现背后不可忽视的现实机缘。

（一）文化民生是文化为民的必然结果

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民生两个关键词逐渐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重心与工作重点。随着物质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文化复兴也迫在眉睫。文化的重要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民生与文化作为党的十七大报告与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关键词语与中心议题，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对两者的关注已经不单单局限于民族、国家、执政党等高大主体，也不仅仅是限定于文化教育的狭隘视域之中，而是突破了主体与视域的种种局限，第一次直接从文化主体——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的角度来谈。我们需要认识到文化是人民根本利益甚至基本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生产，还是消费，人民群众都是文化主体，人民群众不仅仅生产文化，更应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民生概念在党的十七大上首次进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本身就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双重意义。而尽管报告中没有特别明确地提出文化民生概念。但是，报告本身对于文化建设与民生建设所产生的双重启示则是不言而喻且影响深远的。我们党和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与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双重实践进程中，产生文化民生的概念是必然的，并对进一步推进文化建设与民生建设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指导与促进作用。文化与民生在相同的历史时空相遇，共同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主题与重点，这种双主题、双重点的格局，成为了文化民生概念生成的现实土壤。

（二）文化民生是文化利民的实践选择

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理解为改善民生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人民物质生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正如指出“当今时代，……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31]（p.33），人民对于文化的渴望也与日俱增，要求改善文化生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改善民生过程中相对于物质层面“经济赤字”而言，更多地面临着如何消除巨大的“文化赤字”的课题。

而改善民生的实践自身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文化缺口”，往往被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看作发动文化战争的最佳突破口，而“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借用文化载体影响、争夺人民群众的“名正言顺”的口实。在此旗号之下，借机炮制各种“口感”的“有毒”文化迎合人民群众的文化“胃口”，随之而来的是看似人民群众的文化餐桌丰盛，而实则人民群众文化营养不良的严重后果。对此，我们要认识到不断地缩减民生的“文化赤字”，就是在不断地改善文化民生，但不能机械地理解为文化消费品在量的层面上的简单增加，而关键在于质，这需要始终站在有利于改善人民文化生活的文化利民的高度。

（三）文化民生是文化保民的安全之举

文化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相互激荡，交流日益频繁、交融不断深化、交锋更加激烈。人民群众已不再简单扮演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围观者、受众的角色，更多情况下是以直接参与的主体身份出现。文化安全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国家层面、民族层面、执政党层面，它如同空气，与个体生命也息息相关。无论是对于文化的抽象主体还是具象主体，文化的穿透力、影响力与杀伤力都是不可小觑的。安全问题成为社会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文化安全又是安全问题极其关键的一环。文化安全，如同其他安全问题一样，都会或深或浅、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间接、或短期或长期地影响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与生产。

而通过对人民群众的基本日常文化领域施加渗透、影响甚至操控，已经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向境内实施和平演变阴谋的重要伎俩。而剧变之后，对普通民众的文化演变的战略意义也日益凸显。人民群众已经成为文化入侵、文化霸权、文化殖民的首要标靶。如果我们不能为人民群众提供真正有利于人民发展的文化，那势必会被其他文化所迷惑，最终危及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人民群众所处的文化环境，对于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又根深蒂固的。文化安全问题不仅存在于执政党、国家、民族等层面，更广泛地存在于普通的基层民众中间。文化安全本身就是人民根本文化利益和基本文化权益的体现，而破坏人民群众文化安全本质上是对人民文化利益的一种腐蚀、消解与掠夺。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这种倾向和态势，要求我们重视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体现就要加强文化民生建设，进而巩固人民群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效度与深度。

总而言之，文化民生概念生成是在其本体逻辑、实践历史与所处现实三大前提之下得以生成，三方缺一不可。文化民生概念生成的逻辑、历史与现实，无不要求我们党和政府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继续改善人民群众物质民生的同时，加快文化民生建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的实践不断推向前进，从而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感召力与认同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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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第6篇：从众心理概念范文

关键词：隐喻 意识形态 框架 劝谏 评价 衔接

一、引言

在人类社会活动中，隐喻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莱考夫（Lakoff）就开始着手研究美国政治领袖和政党如何运用隐喻推行其政府决策或主导美国政坛话语权，为探索隐喻如何为政治服务开辟了新的道路。Vestermark，Terell Carver，Denis Jamet等学者对政治人物使用隐喻的动机做了深度剖析，提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观点。近年来隐喻与政治研究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如陈勇、刘肇云（2009），林宝珠（2009），曹春春、周青（2010），贺梦依（2011），黄维民、黄娅（2012）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隐喻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颇具见地的观点，对隐喻功能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笔者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隐喻在政治沟通中的主要功能做了多角度评析，供有研究兴趣的读者参考。

二、隐喻与政治

隐喻作为人类语言中一种独特的思维表征形式已经渗透到了语言活动中。隐喻已经从传统语言修饰的边缘地位过渡到对人类认知思维进行理解和阐释的中心地位。人类语言本质上是隐喻性的，任何政治沟通都离不开隐喻，因而隐喻具有影响或改造社会的作用。政治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或变革。社会管理和改造需要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抽象的政治概念往往与普通民众的认知能力有一定的距离，政治人物需要用隐喻的表达方式将政治概念转化为浅显易懂、生动活泼的大众化语言。美国当代政治科学家Graber（1993）认为，政治沟通是政治的生命线或母乳。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政治领导使用隐喻的能力以及唤醒大众潜在心理倾向的能力。隐喻水平甚至成为评价国家领导人政治沟通能力的重要指标。Lakoff（1993）对美国政府关于海湾战争正当性的言论做了隐喻分析，他发现这个系统的核心是由“War is politics pursued by other means”（战争是以其他手段继续的政治）和“Politics is business”（政治是生意）两个概念隐喻所构成。这些隐喻把血腥的战争概念降格为正常安全的人类社会活动，从而把战争的风险转化为合理的政治博弈或公平的商业交易，其目的就是掩盖这场战争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的非人道主义灾难。在当代美国历史上，美国的政治家们先后创造了战争隐喻框架，对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危机做了隐喻性阐释，使公众对这些危机的性质特点和政府施政方向有所了解，使政府的某些政策合理化，从而得到社会的理解与支持。贺梦依（2011）指出，政治隐喻概念的构建和解释从本质上说取决于隐喻者的政治意图、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权利服务，因而政治反作用于隐喻概念的产生和诠释，这就是政治与隐喻密切的依存关系。

三、隐喻在政治沟通中的功能阐释

（一）框架功能

“框架”概念最早是由Fillmore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引入语言学研究中的。他指出，“框架”是知识或者连贯的经验图式具体统一的构架。换言之，框架是人类长期生活经验过程中形成并用于组织和解释经验的知识系统及概念的工具。Fillmore（1982）还认为，框架虽然不依赖于语言而独立存在，但语言不能脱离框架，语言表达总是与人们记忆中的有关框架相连接，即人们在某种语境下接触到某一语言形式，总会在头脑中激活特定的框架，并藉由该框架连通与此连接的更多的语言表达形式。框架是理解一种情势的方式，如果你能设定一个情势的理解框架，你就能赢得掌握话语权柄的先机。在西方，隐喻甚至成为政党争夺话语权和主导社会舆论的重要手段。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竞选演说中承诺要“减税（tax relief）”，于是“减税”概念在美国民众心目中便构成了“税收是一种痛苦”的认知框架。该框架对美国民众的影响作用如此强大，以致在美国公共话语中，“加税”几乎成为极具政治风险的敏感词语。莱考夫（2007）认为这是隐喻在政治话语中强大力量的体现。一旦你抢先建立了某种认知框架，政治对手便被束缚住了手脚，因为他们对这个框架的攻击只会越发强化这个框架本身。

隐喻概念框架在长期的使用或接触过程中逐步得到强化，以致成为社会成员共有的认知框架或集体记忆。这种概念框架源于特定的政治生态文化，影响着人的认知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比如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通过建构“天子”隐喻概念来宣扬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传递了“君权神授、唯我独尊”的帝王思想。“父母官”“爱民如子” 隐喻概念框架蕴含了“官贵民贱”的封建意识，掩盖了不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关系。该隐喻框架突显了官员“造福”百姓，但掩盖了百姓纳税奉养官吏的客观事实。在建设现代民主、文明、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国家政治领导者通过构建“公仆”“勤务员”“衣食父母”“接地气”“群众路线”等新的政治话语概念来消除政府官员的特权意识和官本位思想，在思想上建立起“受民俸禄，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和官民享有平等政治地位的认知框架。

（二）意识形态功能

意识形态属于哲学范畴，它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价值等要素的总合。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系统有序的表述，隐喻在这种表述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意识形态主要关注如何划分权力，以及这些权力应该被运用在哪些目的上。意识形态实践的目的旨在协调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以保证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如果说人对自然的控制主要以科学为手段，那么人对社会的控制则主要通过意识形态将政治权力转化为社会控制力量而实现的。在现代社会，政府管理者越来越多地通过意识形态，尤其是通过语言的意识形态功能实现其权力的运作。Charteris-Black（2004）断言，通过语言激活无意识的情感联想，采用将积极或消极的联想转移到隐喻目标域的方式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信仰。在政府和民众的政治沟通中，政治家们主要通过隐喻手段，用大众熟知的日常生活概念、观点去诠释抽象的、无法直接感知的政治概念，以便大众理解和接受其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人物还能根据政治需要利用隐喻的凸显功能，对社会事件的某些特征加以凸显，对其他特征则加以隐藏，从而达到影响和控制政治意识形态的目的。Lakoff认为，美国共和党和的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他们深层的道德隐喻和国家隐喻认知模式密切相关。两党在国家隐喻概念中有共同的根隐喻――“国家是家庭”。但是两党对家庭的理解有着不同的隐喻模型。共和党的模型是“严厉型”家庭，而则是“慈爱型”家庭。在严厉型家庭模型中，外部世界充满了危险和竞争，家长必须有足够的力量与外界竞争来保护家庭，因此共和党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便是建立强大的军队保护自己的家园。相反，的慈爱型家庭模式则注重情感关怀与责任，提倡追求个人幸福。基于慈爱型家庭这一隐喻认知框架，保护成为的核心理念，如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劳工保护等（Lakoff，2007）。由此可见，两党在执政理念及方针政策上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与各自的隐喻认知模式有密切的关系。

（三）说服功能

从语用学角度看，隐喻在政治沟通中具有劝谏说服功能。隐喻劝谏是手段，说服才是最终目的。隐喻的说服功能一般通过隐喻的框架作用对民众的价值观和情感的掌控来实现。隐喻的政治象征性能激发人们的感情，因为它们触发了人潜在的心理认知结构。人的感情一旦被唤起，就会产生规避逻辑的心理行为。政治隐喻的感情激发因素主要源于人的理性和非理性认知或逻辑与感情的含混交织状态。这种含混性在同一个框架内具有融合认知与情感界限的潜力。隐喻的工作机制是两个概念域之间跨范畴地投射，同时也伴随着跨义域地情感转移，使受众产生微妙的心理“移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一种政治观点。隐喻说服方式包括诉诸感情、诉诸理性，或诉诸感情兼理性方式。所谓诉诸感情，是指采用隐喻表达方式唤起受众的情感共鸣。Mio，Jeffery，Scott（2005）认为，隐喻是一种激感的政治工具。美国民权之父马丁・路德・金在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中，用“民权是支票”概念隐喻来激发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强烈感情，以便达到说服黑人同胞参与民权运动的政治目的。这一隐喻概念框架源于“客户到银行要求兑现支票”向“黑人呼吁美国政府赋予民权”的隐喻投射，诠释了黑人向美国政府提出民权诉求如同客户向银行提出兑现支票一样，是一种合理合法的要求和正义的行动。美国政府剥夺黑人应享有的平等权利就像银行拒绝兑现客户支票一样是一种违反美国宪法的非法行径。从另一方面看，“民权是支票”隐喻也蕴含民权诉求如同要求银行兑现支票一样，需要采取理性合法的诉求方式，这样可以起到说服黑人不要使用暴力手段，避免民权运动演变为流血的社会政治事件，从而达到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民权诉求的政治斗争目标。由此可见，隐喻在政治沟通中能够通过诉诸感情、诉诸理性或情感兼理性诉诸劝谏方式达到减少或消解社会利益集团、种族乃至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或文化差异冲突。

（四）评价功能

Martin&White（2005）在其合著的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Appraisal in English中指出，评价理论是有关“作者或讲话者同意或不同意，热心或者憎恨、欢迎或者批评以及如何使读者具有相同的情感，如何用语篇来构建共有的感情和价值观，如何用语言机制来构建共同的品味、情感和评价规范……”大体上说，隐喻的评价意义有正负之分。在特定的语境中，政治领导人对关涉的人物、事件或现象所持的肯定或否定态度必须通过语言评价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2002年1月，美国总统小布什发表国情咨文，将朝鲜、伊朗和伊拉克视为“邪恶轴心（an axis of evil）”，同时将古巴、叙利亚与利比亚称为无赖国家（rogue nations）（Jiao Xue、Zan Mao、Na Li，2013）。这些负面的隐喻评价显示出小布什对这些国家所持的敌对立场和态度，同时也能达到操控美国民众的情感和价值判断，为布什政府打击这些敌对国家赢得更多的民意支持。

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改造过程中，政治领导人需要向人民大众传达政府的政治思想路线与国家的方针政策，采用隐喻表达方式能将抽象、陌生的政治概念转化为通俗易懂、生动形象、人们喜闻乐见的大众化语言。比如，“苍蝇老虎一起打”喻指小贪官像苍蝇一样贪婪，大贪官像猛虎一般吞噬国家财富，负面的隐喻评价表达了政府领导者对贪腐行为的鄙视和除恶务尽的态度。“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将权力隐喻为致命的猛兽，只有将它关入铁笼子里，才能维护人们的生命安全。该隐喻以浅显明晰的隐喻方式阐释了权力只有受到有效监督或约束才不会腐败的深刻道理。社会大众对政治话语的关注度除了和政治人物的社会地位、时代背景和社会情势有一定的关系之外，还与领导者所采用的表达方式有密切关系。上述隐喻之所以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流行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领导者采用了最有效的表达方式向社会大众传达了新一届政府反腐倡廉的坚定立场和坚定决心。

四、结语

在所有的政治语言现象中，隐喻几乎渗透了政治所能达到的任何领域。它在现代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具有空前的重要性。隐喻的框架具有设定政治情势理解框架，掌控政治话语主导权的功能。隐喻的意识形态构建功能有助于政治权利的运作，能达到协调和平衡社会利益主体矛盾的目的。隐喻劝谏方式具有改变受众情感和行为方式的功能，是政治人物影响和说服受众接受其思想观点或政治决策的重要手段。隐喻评价功能有助于政治人物和受众之间建立共有的情感和价值观，使他们能够在社会管理和改造活动中赢得民众的信赖和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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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ise[A].In A.W.Finifter（Ed.）Political Science：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Vol.2）[C].Washington，DC：AmericanPolitical ScienceAssociation，1993：305～332.

[2]Lakoff，George.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A].Ortony，Andrew（ed.）.Metaphor and Thought（2nd edition）[C].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202～251.

[3]贺梦依.概念隐喻与政治关系的识解[J].外国语文，2011，（3）：

48～52.

[4]Fillmore，C.J.Scenes～and～frames Semantics[A].A.Zampolli.

Linguistic Structure Processing[C].Amesterdam：North Holland. 1997，280：20～32.

[5]Lakoff，George.The Application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o PoliticalAnalysis in America[R].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by Lakoff.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7：205～228.

[6]Charteris-Black，J.Corpus Approaches to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28.

[7]Mio，Jeffery.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charisma：The

effects of Metaphor[J].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05，（16）：287～294.

[8]Martin & White.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Appraisal in

English[M].Palgrave Macmillan，2005：1.

[9]Jiao Xue，Zan Mao，Na Li.Conceptual Metaphors in American

第7篇：从众心理概念范文

关键词：小学数学；概念学习；反思

中图分类号：G6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3）06-0051-02

杜威将反思看成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认为反思是“理智行为的标志”，能够促成问题的有效解决，有利于改进学习的效果。可见，反思是数学学习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实践表明，在概念教学中适时引导学生进行反思，可以使概念学习更有效。

一、在冲突处反思，让概念的引入水到渠成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数学教学活动，特别是课堂教学应激发学生兴趣，调动学生积极性，引发学生的数学思考。在概念教学中，适时引导学生在认知冲突处进行反思，可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引发学生探究新知的内在需求，让概念的引入水到渠成。

【案例一：乘法的初步认识】

师：老师带来了一些铅笔，准备奖给学习认真的学生，如果每人2支，奖给4名学生，一共要多少支？怎样列式？（板书：2+2+2+2=8）

师：如果奖给5名学生，一共要多少支？（板书：2+2+2+2+2=10）

师：我们班52名同学，学习都很认真，都奖励2支，又该怎么列式呢？

教师一边板书2+2+2+2……，一边问：这样要写多少个“2”？能不能用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来表示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位新朋友――乘法（板书课题）。

在上述教学片段中，教师紧紧抓住“相同加数连加”这一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让学生亲身经历、切实体验到用已有的知识经验来解决“全班52位学生的奖品总数”的问题实在太麻烦了。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呢？，此时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的内在需求呼之欲出，使“乘法”的引入水到渠成，让学生油然萌发“我的问题，我解决”的强烈探究欲望。

二、在变式中反思，让概念的理解入木三分

在概念教学中，经常遇到这种现象：教师咬文嚼字地教了概念，学生对概念也能倒背如流，可是一旦运用起来却问题百出。究其原因，是因为教师没有及时组织学生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去感知、领悟、反思、理解数学概念内涵的本质特征。此时，教师如果能够适时提供一些变式练习，引导学生在变式中进行反思，就能使学生对概念的理解入木三分。

【案例二：三角形的三边关系】

在教学“三角形的三边关系”时，当学生得出“三角形的两条短边之和大于长边”的结论后，教师组织以下变式练习：

师：观察这三根小棒（红9厘米、黄4厘米、蓝15厘米），能围成三角形吗？

生1：围不成。

师：为什么围不成呢？

生2：蓝边太长了。

师：是啊，蓝边是太长了，看来，得想个办法，谁能帮老师想个主意呢？

生3：把蓝边缩短一点。

（教师利用多媒体进行动态演示，将蓝边缩短1厘米）

师：这样行吗？

生4：不行。

师：把蓝边缩短到几厘米才行呢？

……

师：如果蓝边和红边不变，那么黄边的长至少要是几厘米呢？

师：如果蓝边和黄边的长度不变，那么红边的长度至少要几厘米呢？

师：如果一个三角形（图略），用a、b、 c表示三条边的长度，其中，哪两条边的和比第三条边长呢？

生：5：a+b>c。

师：那么a+c与b比较呢？b+c与a比较呢？

生6：a+c>b， b+c>a

师：谁能用一句话把这三个式子的意思表达出来？

生7：不管哪两条边的长度的和都比第三条长。

生8：随便两条边的长度之和都比第三条边长。

……

师：也就是说“三角形任意两边的和大于第三边。”（板书）

在上述教学片断中，教师先通过缩短蓝色小棒的长度，让学生巩固已经得到的结论。再通过分别变化黄色小棒和红色小棒的长度，让学生认识到之前的结论可以扩大适用范围。最后，用字母表示长度，用不等式表示关系，使语言文字的表述有了数学原理的支撑。这样多渠道、多层次地引导学生进行探索、反思、交流等数学活动，使学生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准确、深刻地理解了概念的本质属性，可谓入木三分。

三、在比较中反思，让概念的掌握牢不可破

比较所学的概念并弄清它们的区别，可以消除彼此之间的干扰，使学生牢固地掌握概念。因此，在概念教学时，对一些相似的、易混淆的数学概念，教师应该及时组织学生进行多元对比、多向反思，弄清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这样，既可以深化理解已学概念，又能够牢固掌握新学概念。

【案例三：长方形面积的计算】

在教学“长方形面积的计算”之后，为了有效消除“周长”对“面积”的负干扰，教师组织了以下辨析练习：

1.什么叫做长方形的周长？什么叫做长方形的面积？

2.周长和面积常用的计量单位分别有哪些？

3.在下图中，A，B两个图形的周长相等吗？面积呢？

4.剪一剪：在下列长方形里剪一个最大的正方形，这个正方形的周长是多少厘米？面积呢？

在上述对比练习中，教师既从概念的定义、计量单位等维度组织学生进行显性比较反思，又调动学生视觉、触觉等感官参与隐性辨析反思，使学生不但深刻理解了面积与周长的本质属性，而且准确、牢固地掌握了这两个概念。

四、在困惑时反思，让概念的运用灵活自如

“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需要回到实践中去。”（同志语）由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的过程也就是概念的运用过程。在此过程中，当学生产生困惑时，教师及时组织学生进行反思，既可以加深学生对慨念的理解，促进概念的内化，又可以帮助学生灵活运用概念的有关属性进行推理判断。

【案例四：众数】

运用练习：

（1）这组数据17、19、29、30、30、30、30、29的众数是（ ）。

（2）这组数据25、25、20、61、20、5的众数是（ ）。

（3）这组数据56、45、38、48、16、37的众数是（ ）。

在做第（2）题时，一位男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生1：老师，这道题我不知道怎么选？

师：谁来帮他出出主意？

生2：20和25一起选。

生3：选20。

生4：选20与25的平均数22.5。

师：还有别的想法吗？赞成20的举手（少数），赞成22.5的举手（大多数），赞成20和25的举手（4人）。

师：说说，为什么会选20和25？

生5：因为20和25出现的次数一样多。

师：说得好。现在请同学们翻开书，看看书上是怎么说的。

师：现在还选22.5吗？

生6：不选了。因为这个数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师：没错，判断众数的前提就是看这个数有没有“出现”过。

师：谁来回答第（3）题？

……

师：判断是不是众数，还有一个关键之处是什么？

生：“次数最多”，这题中每个数出现的次数一样多，所以这组数据中没有众数。

……

第8篇：从众心理概念范文

摘要：在语言学分析框架中，“合法性”意味着评断事物的正当性需要两种尺度，即真理标准与道义标准；政府合法性问题的本质即是政府的正当性来源问题。在实践上，衡量一个政府是否具有正当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看它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它能否说服公众，看它能否获得民意认同。

关键词：语言学分析；正当性；政府合法性

一、合法性概念的基本含义：正当性基础或来源

从语法层面看，“合法性”概念包含两个基本语义单位，即“合法”与“性”，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合法’之‘性质’”的逻辑意蕴。这就意味着，分析“合法性”概念首先需要弄清“合法”与“性”的基本规定是什么。

就“合法”一词来看，它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种是日常经验意义，“合法”即是“符合法律”(对应的英文为legal)，指的是人们对社会规则的遵守；另一种是普遍意义，“合法”即“具有正当性”，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认同，包含着理性的“必然性认知”、经验的“事实性接受”以及道德的“应然性评估”三个因素。从逻辑上看，经验意义上的“人们对社会规则的遵守”，本质上属于普遍意义上人们对社会存在认同的“事实性接受”的一种(例如，民众基于对国家暴力的屈服也是一种事实性接受)，所以，总的来说，“合法”的基本意义是“具有正当性”。那么，什么是“正当”呢?

进一步对此概念进行语法解析，不难发现，“正当”意即“正确”与“应当”的合成。何谓“正确”?在一般意义上，“正确”即是符合客观规律，是一种“求真”，是关于事物发展的科学性判定问题。因此简洁说，判断事物“正当”与否的首要条件，就是看事物发展是否具有必然性(科学性)。而何谓“应当”?这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基于主体需求的应该性评价，体现的是一种“向善”尺度，也就是说。“应当”与否，主要看的是能否满足人们的需求，能否符合人们总体的道义预期。所以总的来说，“正当”与否，取决于两种尺度，即“真理标准”和“道义标准”。而这两种标准的综合就是人们在实践上所表现出的“事实性接受”程度。由此可见，“合法”概念所展示给我们的观察框架就是：如何评价存在“正当”与否，可以通过两个尺度进行，即真理标准与道义标准。此其一。

其二，就“性”这一概念来看，在“合法性”概念中，意即“性质”，它在哲学层面具有两层意义。一层是指“根据”、“属性”，表达的是事物之所以称之为该事物的规定性，一般在形而上意义上使用。另一层指“源泉”、“基础”，一般在具体语境中使用，如合理性、现代性等。一般来说，具体意义是抽象意义在具体语境下的运用，是对概念抽象含义的经验化，所以，在经验层面上，“性质”范畴表达的就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和事物具有某种属性的根源，即“……的基础或来源”。相应地，关于“合法”的“性质”问题(即“合法性”问题)，也就是关于“‘合法’的‘基础或来源’”问题。

总而言之，综合“合法”与“性”两个概念的分析，关于“合法性”概念，其基本含义就是：关于事物所以具有“正当性”的“基础”或其“来源”问题。再结合“正当”概念的内在意义(真理性与道义性)。我们可以这样完整理解“合法性”概念的逻辑框架：它表达如何评断事物正当性问题；它提供两种评判尺度(真理标准、道义标准)；真理标准要求正当性的获得必须具备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道义性尺度意味着正当性的获得必须具有道义的支持(心理的、伦理的、信念的认同等)；两种尺度的统一体现为实践上公众的“事实性接受”程度。这也是“合法性”概念的语法结构所提供给我们的基本分析进路。循此进路，笔者进一步对“政府合法性”问题进行分析。

二、政府合法性的获得：历史根据、民意认同、说服能力

什么是政府合法性呢?依据上述关于合法性问题的分析框架，政府合法性问题也就是关于“政府正当性的基础或来源”问题。同样地，依据合法性问题的一般逻辑结构，政府合法性问题也包括这样三个方面：正当性的获得必须具备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正当性的获得必须具有道义的支持；两种尺度在实践上怎样统一。以此为框架，笔者对政府合法性问题作些分析。

合法性概念的一般意义表明，事物合法的基础或者来源可以表述为：两个基本原则(真理性与道义性)、三个具体因素(历史必然性、道义预期性、事实接受性)。相应地，关于政府合法性，也就是要求政府的存在与运行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两个基本原则，这意味着政府的存在与运行要具有正当性必须具备这样的基础。首先，该政府的建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至少不违背历史发展的趋势。例如，现代政府绝不会实行奴隶制度。其次，该政府的发展满足了社会公众的基本价值需求，符合整个社会基本的道义预期。例如，现代政府，至少不会剥夺公众基本的知情权和表达权。

三个具体因素，这意味着政府要想持续性发展，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件，这就是：不断拓展政府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持续增强政府的事实上的可接受性，及时跟进公众对政府的道义预期。其中，拓展政府正当性的历史根据，是保持政府合法性的根本性条件；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事实接受性，是维护政府合法性的关键环节；而不断跟进公众对政府的道义预期，则是推进政府合法性的必要步骤。何以如此呢?原因就在于，上述三个基本因素在政府合法性基础的构建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就拓展政府合法性的历史根据来看，其本质是不断探寻政府之所以具有正当性的历史必然性，即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方面寻求政府正当性的来源与依据。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对政府合法性的历史必然性的探究形成了这样几种观点：暴力来源观、社会职责观、公共服务观。暴力来源观，即认为政府正当性的依据来源于暴力，也就是说，政府(国家)是在人类社会自身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状况下的一种次优选择，其目的是为了使社会不至于在阶级冲突中毁灭。所以。以国家形态所展现出来的最早的政府，其存在的正当性来源于国家暴力对社会的保护。社会职责观，即认为政府存在和运行之所以正当，除了具有阶级统治的合法性之外，还因为其是一种社会公共机构，即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政府是与市场体系相对的一个社会系统，体现为市场体系是一种私人领域，政府体系则是公共系统。作为公共系统的政府其职责就是进行社会管理，所以政府行为具有正当性。公共服务观，则是在现代公民社会语境下人们对政府正当性的又一深入思考，其基本要义是：在市场经济崛起的背景下，现代社会分化为三种领域(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国家领域)，其中，国家领域的存在源于整个社会公众对它的契约性认同，即国家是全民共同签订的合同，该合同以公民纳税为保障，以国家提供公共服务为回报。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政府的正当性来源于它的契约性，体现为它要提供公共服务。

如何看待上述三种观点呢?深入看，上述三种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体现出这样的历史发展线索，即：前市场经济时期——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暴力维持具有必然性；市场经济初期——私人领域扩展，私权扩张，国家逐渐显现其公权底色。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责具有必然性；市场经济发达时期——公共领域崛起，社会出现私域、公域、国家三者鼎立的局面，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凸显，通过提供公共服务获得正当性支持成为政府获得合法性的优先选择。由此可见，关于政府合法性来源的历史必然性，其演进具有这样的规律性：它根源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前市场经济时期、市场经济初期和发达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一般规律是，暴力基础——社会管理成效——公共服务程度；其历史演进所内含的逻辑是，阶级冲突严重，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市场经济崛起，私人领域形成，政府社会性凸显——公民社会生成，私域、公域、国家三足鼎立，政府契约性增强。这也是我们考察政府合法性之历史根据的一个真理性尺度。

其次，就及时跟进公众对政府的道义预期来看，其本质是提高政府在满足公众价值预期方面的能力，即看政府尽了多大努力来满足公众的预期，满足到什么程度(看实际中公众对一种新的制度的预期程度和现有政府对该预期的宽容程度，两者之间是否具有不可承受的差距)。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历史显示。如果一个政府没有及时跟上社会公众对一种新的体制的价值预期，那么，政府的合法性也将面临危机甚至丧失。这里主要揭示的是现代语境下，民意选择在政党政治中的重要性。

现代政党政治的核心是政党执掌国家权力，政府运作体现为执政党的组阁，其执政基础来源于社会民意的选择与支持。在这里，民意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公众的价值体系，该体系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即理性的认知、非理性的体验、心理预期。相应地，在民意体系中，既有社会公众的理性判断的确定性，也有感性选择的不确定性。既有对现有状况的体验。也有对未来趋势的预期。如果说，传统政治理论认为，民意的选择是理性的选择。那么这是合理的，但这并不是民意的全部。事实上，现代实证性研究表明，民意的主要部分是非理性的，是感性的，是对未来的心理预期。这就意味着，在现代语境下，公众对政府的认同主要来源于他们的主观性感受与潜在心理预期。所以，这就意味着，政府要想获得公众的支持，形成公众对政府的心理认可，必须时刻跟上他们的预期，弄清公众在价值上有什么需求，他们的感受如何。

而从理论上看，公众心理感受与预期来源于社会的教育体系，但同时又不全是，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教育微不足道。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教育体系提供的是理性能力，而感性、非理性来自于社会的日常生活。换句话说。感性、非理性的内容来自于生活中的电视广播，来自于耳闻目见，来自于同事朋友，来自于邻居聊天，来自于道听途说，等等。这些点点滴滴最终形成一个社会成员的感受、体验并进而影响着他对未来的预期。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政府何以获得民意支持，关键不在于花费多少气力进行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说教，而在于能否判断出公众的心理，进而在此基础上提供满足和提升其需求。

第9篇：从众心理概念范文

关键词　城市形象　新闻媒体　建构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城市竞争力是一个不易精确界定和把握的概念，但一个已获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城市竞争力不仅仅体现为城市的经济实力，而且是一个包含“文化竞争力、制度竞争力、政府管理竞争力、企管竞争力、开放竞争力”’等诸多要素在内的复合概念　并且在总体上可以区分为硬性竞争力和软性竞争力(亦称为“软实力”)两大部分。而在城市软实力的诸多要素和指标中　“城市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良好的城市形象对内能够增强市民的归宿感、自豪感和向心力、凝聚力；对外能够提高城市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良性发展，从而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回顾既有文献，尽管近年来对城市形象的研究众多，然相关研究多数拘泥于经验层面的总结和应用性的策略研究，走的是一条实用主义的道路。缺乏对城市形象本体的概念内涵以及基础理论框架的深度探讨；而且，既有研究基本依赖于对企业形象设计(C1)相关理论和知识的借鉴，研究视野多数局限于“城市规划”、“城市行销”、“城市品牌”以及“旅游推广”等领域　而鲜少涉及城市形象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这一议题，

本文认为　城市形象亦是一个内涵丰富、多元的概念，依据指涉视角的差异，可以区分分出“实体城市形象”、“真实城市形象”以及“虚拟城市形象”等不同指向的概念一而在当下媒介化生存的社会中，城市形象已无法脱离新闻媒体的塑造与构建，“城市是印象中的城市　是媒体中的城市　是资讯时代想像中的城市”　因此，目前关于城市形象这一研究议题，起码有两个基本问题还有待讨论：(1)城市形象概念的内涵与结构、层次；(2)媒体报道与城市形象建构之间的关联关系。鉴于此，本文将围绕这两个基本问题，就城市形象的概念分析和理论框架展开讨论。

一、“城市形象”概念的定义、层次与构面

“城市形象”一词最早由美国的城市学家凯文　林奇提出。在1960年出版的《城市意象》一书中　凯文　林奇提出了“城市形象”的概念。认为任何一个城市都有一种公众印象　它是许多个人印象的迭合；或者有一系列的公众印象，每个印象都是某些一定数量的市民所共同拥有的。不过，林奇虽然强调城市形象主要是通过人的综合“感受”而获得的，但由于他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城市形象设计，因此他更多地是把城市形象看作是对城市物质形态(主要是道路、边沿、区域、节点和标志等五类)的知觉认识。

后继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城市形象“的概念　把城市精神、城市文化以及政府行为、市民素质等内容纳入”城市形象”的内涵体系　从而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定义：城市形象是指公众对一个城市的内在综合实力、外显表象活力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具体感知、总体看法和综合评价，反映了城市总体的特征和风格。在此基础上　部分研究借鉴cI理论的思维方式，将城市形象分为城市精神理念识别、城市行为识别、城市视觉识别三个部分　从而使“城市形象”的概念具有了更多可操作性的意义。

由于“城市”本身便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城市形象”这一概念所涵盖的构面尤其多元和复杂。依照Cox和Zannaras的观点，城市形象起码区分为两种类型：名称上的(designative)形象和经过评估(appraisive)的形象。其中，前者指人们对城市基于知觉的认知，主要是针对城市位置、气候、地形条件等不以主观迁变的既有特性；后者则指人们对城市的价值判断　其“形象”概念可由心理的层面　利用不同的尺度来衡量。而一个完整的城市形象概念由上述两者交织而形成。因此　一个城市的完整形象不仅是城市实质空间的真实反映，而且还指涉一个具有象征性和想像力的城市空间。

遵循以上二元划分的逻辑，我们可以将“城市形象”区分为“实体形象”与“虚拟形象”。所谓“实体形象”作为“名称上的城市形象”的扩展，是一个城市景观风貌的概括，不仅包括城市硬件系统，如城市规划布局、城市建筑、城市绿化、城市环境等可视性因素的面貌与风格呈现，而且包括城市软件系统，如政府行为、市民素质、城市文化等内容的面貌与风格呈现；而所谓“虚拟形象”则是借用“经过评估的城市形象”这一概念的内涵，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将“城市形象”理解为城市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城市的总体信念与印象，认为“城市形象”由“地区本身(及其方方面面)、一定方式的信息中介、公众及其评价、公众认同、公众意志与价值观”等相互关联的要素共同组成　是公众对城市布局、城市环境、城市文化等大量原始数据进行加工和提炼后的印象、看法和观念的总和。

二、城市形象的媒体构建

如前所述，作为心理图像的形象，是主体对外在物体、行为以及事件等事实实况的认知、态度、评价以及情感的反映。因此，形象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经由后天形塑的。而在这种形塑过程中　主体经历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见图1)。不过，纵使人的耳目再发达，人的直觉感官经验都是有限的。因此　来自人际交流和资讯传播的问接经验以及主体的价值信念、期望、需求等因素便成为形塑城市形象的重要因素。

个人传达、新闻媒介的传达以及个人经验被认为是形象形成的三种主要方式，但这三种方式中以媒介传达所获得的效果最大。一方面，随着城市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人们即使生活在城市之中，也无法全部经历和体验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而人际间经验的交流也往往受到限定；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体一直以来被认为具有塑造受众脑中认知图像(cognitive map)的作用。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大众媒体的新闻报道能够对人们的认知、观念和态度产生议程设置作用或潜移默化的建构和涵化作用，而人们“基于媒介图像(media-generated images)来采取行动”。

事实上，当下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人们已主要依赖于大众传媒来获取相关资讯。传播媒介运用各种符号展现的符号真实　取代客观的社会真实，成为了人们形塑形象的主要认知来源。在这种媒介化生存的社会中，城市形象必然无法脱离新闻媒体的构建，城市形象的塑造与形成与大众媒体的新闻报道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城市形象有“真实形象”和“虚拟形象”之分，由媒体新闻报道所构建的“虚拟形象”可能与“真实形象”吻合　也可能在新闻选择性、报道框架等因素的影响下发生偏差。大众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如何描述、呈现、评价城市，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城市的认知、观念和态度，从而建构一个虚拟的城市形象　影响实体城市形象的真实认知。

形象的形成与媒体议题的设定以及报道框架之间等因素之间有着重要的关联，但形象的媒体建构并非一个简单的因果决定关系。媒体的新闻选择与报道框架等外在刺激以及认知主体的价值观、期望等因素是形象之媒体建构的两个主要来源，而形象最终在各种干预变项的作用下　由外在刺激与认知主体两者互动而形成。因此　媒体对城市形象的建构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认知主体与媒体资讯以及实质城市形象诸要素之间不断相互传递与改变的长期过程。城市诸要素的改变，不仅可以通过直接投射的作用刺激认知主体心理图像的改变，而且还可能通过改变媒体的报道议程。从而改变城市形象的建构过程和方向；与此同时。主体过往的经验以及心理记忆与期盼等因素也将影响主体对资讯接受与理解的方式，从而影响着城市形象在他们认知图像中的形塑。最后，媒体以及主体所处的种种规约、限制力量。也将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媒体所建构的城市形象的最终形态(图2)。

因此，媒体对城市形象的形塑与建构　不是一种“呈现(presentation)”　而是一种意义化的“再现(representation)”　或者说是一种“想像地理”的构建　其所构筑的不仅是对“物化”城市形象的反映，而且是“一套涉及分类、命名、规范、控制、期待与价值评断的知识，权力架构”。0媒体中指涉的城市空间与城市形象，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种种既有的价值规范、制度结构、语言、文化及社会共识等因素的中介和建构。具体而言，从城市历史、地理、文化以及城市社会结构和关系的特殊性，到地方政府的作为、市民的表现以及媒体运作和沟通的形式，甚至，小到记者如何选择消息来源、如何选择新闻格式，如何呈现议题。……这种种因素都会成为城市形象形塑过程中的重要脉络。而媒体中城市形象的最终形态，将由各种中介性因素在相互冲突、相互协商、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共同构建。

三、小结

综上所述　“城市形象”在意义上应该是开放、多义的，各种行动力量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去决定解释。本文尝试将“城市形象”区分为“实体形象”与“虚拟形象”　并从媒体再现的角度出发　将城市形象之媒体建构解释为一种由不同历史力量共同交互作用而构筑的“想像地理”，从而为理解城市形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