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众心理理论精选(九篇)

第1篇：从众心理理论范文

关键词：从众心理；大学生；利弊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83(2012)06-0579-01

从众心理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所谓从众，就是在群体的影响和压力下，个体放弃自己的意见而采取与大多数人相一致的行为，即通常所说的‘随大流’”。在大学校园中，从众现象也很普遍。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一方面自我意识急剧发展，充满热情，勇于创新，常常以标新立异的装束和独特的言谈举止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另一方面，他们的独立性、自制力、意志力及分辨是非的能力都不是很强，往往会陷入焦虑、困惑和迷茫之中，导致行动上随波逐流，思想上迷失自我。

李焕是我校一名临床专业的学生，他性格内向，一与陌生人说话就脸红。在班中年龄最小，经常与大他两三岁的同学一起玩。平时去干什么或不干什么他从来不作决定。面临毕业分配时，其他同学根据自己所好决定到公司去。一来能将自己所学医学知识用到市场营销的专业实践；二来争取将来能有出息，当个公司经理或总裁什么的。于是几个同学纷纷行动，很快与大小公司签了约。而李焕呢？他深知自己性格不适合从事竞争激烈，商业气息太浓的工作，但又想，几个朋友都去了，自己不去，不是太各色了吗？于是，他也和一家大型医药销售公司签了约。同时拒绝了一份适合自己到医院上班的工作。但工作没几个月，他觉得自己实在无法融入单位的商业氛围中，也觉得自己的能力在这里不能充分发挥，因而感到压抑，情绪低落。而此时他的朋友则专业对口，学有所用，在自己的公司干的有声有色。最后，他还是回到医院当了一名医生。

李焕的曲折在于他的从众心理。从众心理是指个人由于受到团体压力，而在知觉、判断、行为、方面做出与众人趋于一致的行为，当一个人的行为动机是“别人都这么做”的时候，那么他的行为就是从众行为。

大学生从众心理的产生也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1. 从众心理的主要原因是团体压力。如团体的信息压力和规范压力。李焕主要受朋友的信息压力，而导致他不十分情愿地进了公司。因为每个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包括对自己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别人获得的。经验似乎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多数人都赞同的意见正确的概率高。因此, 是否同意多数人的意见就成了人们评价自己个人的判断和行为正确与否的依据。致使别人提供的意见、信息成为个人行动的重要参照依据。

2. 从众心理使人获得安全感。比如有时我们在街上溜达, 看到许多人排队买东西, 虽然不知买什么, 但想着这么多人买的东西准不会错, 于是也跟着排队。在毕业分配时也一样, 许多人都想去的单位肯定好, 于是, 也跟着凑热闹, 也不想想各人之间的差异, 自己的兴趣与特长。

3. 从众心理使个体容易为群体接受, 使人有一种归属感。人是社会的人, 需要群体生活, 每个人都希望从群体中获得自己想获得的认同和情感满足。尤其是在毕业分配的关键时期, 任何一名毕业生都想得到一份同学认为好的合适的工作, 以得到亲戚朋友的赞许。因此, 一些毕业生还来不及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就草草地决定了自己的工作单位。性别、年龄、个性和从众心理也有一定的关系。岁数小的人易从众, 个性随和自卑感较重的人也容易倾向从众。

大学生从众行为的利与弊：

从众行为对大学生的影响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从众是个体适应社会生活的必要手段。一个社会需要共同语言、共同的价值与道德观、共同的行为方式，作为担有预期社会化责任的大学校园更是如此。对于大学生个体而言，如果不能在很多方面与班级体里同学保持一致，那他就会被群体视作异类。反之为了融入到群体中去，采取从众行为便可以减少心理冲突，获取心理上的平衡。有很多大一新生就存在这样的情况，由于刚踏入大学校园，离开家庭贴身的照顾，时感孤独寂寞，于是为了和同学打成一片便采取从众行为。而同时这也为后期的大学四年生活是积极还是消极埋下了伏笔。

2. 理性的从众行为有利于大学生道德社会化。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特点为：独立意识增强，但仍有较大的依赖性；社交需要强烈；求知欲旺盛；自我期望值高等。这些心理特点，决定了大学生对所属群体具有较强的归属需要，而要获得归属感，从众就是一个必然选择。大学生对其群体的从众，有益于具有开创性的大学生群体亚文化的形成及发展，促进社会主流道德的发展变化和完善，并产生德育的群体效应。

3. 盲目地从众使个体失去个性和创造性。从众行为是在群体压力下发生的，因此盲目从众会使自己失去个性，限制自己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从而失去接受挑战的机会。大学时代是追求个性、完善人格的时期，盲目的从众会使思维形成依赖性，遇事不动脑筋就随从于别人。尤其对于那些在班级、宿舍中处于劣势，容易放弃己见而从众的学生就更不可能在大学期间完成真正锻炼自我的任务。久而久之形成强烈的依赖性，自我意识弱化，独立性较差，毫无主见。

4. 被动从众诱发大学生心理障碍。一味从众也容易导致大学生心理障碍的发生。从众的直接表现便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竞争过程的挫折、失落，很容易引发大学生精神压力过大，心理状况失衡。从众心理人皆有之，但以被动为前提的从众只会是退化自我真实性格与实力，使其独特失去价值。被动的从众带来只有迷茫和无措。

那么, 怎样才能避免不良的从众行为呢?

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就要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积极的评价, 扬长避短,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争取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在生活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个性, 增强自信心。一般来说, 自信心和个性强的人, 从众行为少,,缺乏自信,个性软弱的人从众行为较常见。因而, 毕业生应该在毕业分配过程中保持充分的自信, 敢于面对社会中的问题, 相信自己能在求职大战中战胜对手, 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好工作成千上万, 然而并非都适合自己。因为任何工作都有其特殊要求, 如学历、专业、性格、性别等等。我们每个人只能根据自己的性格气质、能力、兴趣、特长, 确定适合自己的地方、岗位和任务。

在分配时, 如果觉得自己年龄还小, 阅历不够丰富, 看问题不够深刻, 易受他人影响,你可以求教自己的父母, 长辈及老师, 听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集思广益。这些都可以有效避免不良的从众行为。

参考文献

[1] 姚建银.对从众心理影响下大学生行为的探讨[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9年03期

第2篇：从众心理理论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受众；情感取向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5－0019－04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认同、接受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它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理论内涵、传播者和受众都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产生重要影响，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最终还是要以受众的接受来衡量。影响受众对马克思主义接受的具体变量很多，受众的情感取向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变量之一。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多种因素作用相统一的过程，受众的接受是大众化成效最终的检验和衡量准绳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可以说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化”大众的过程，就是通过教育、宣传等途径，使人民群众认同、接受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内化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过程。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就是理论传播者、理论内涵和受众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一种内外作用相统一的过程”。

“内在作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内涵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来说，“理论本身的内在吸引力是根本。”这即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事物的本质性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真理性，才是决定人民群众接受与否的根本前提。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要“化”的内容，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就其理论本身来说，都必须是科学的和彻底的，都必须能够“抓住事物的根本”。对于当前中国来说，就是要能够正确地回答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有效地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重大理论和现实关切。

但是，真理性只是理论“掌握群众”的前提，理论不会因为自身的真理属性就能自动地被人民群众所接受，还需要理论教育工作者和理论宣传工作者有意识地“灌输”。列宁早就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从“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人民群众通常不会轻易地掌握，只有采取“从外面灌输进去”的方法。这既有理论本身的深刻性、抽象性原因，也有一般群众，特别是普通劳动群众的认知能力、理论理解力和觉悟水平的原因。

其实，“灌输”是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传播的一般做法，并非只有无产阶级政党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群众时才运用，资产阶级在宣传和确立自己的意识形态过程中也是通过“灌输”来实现的，而且是对民众进行不断的、反复的甚至从生到死终其一生的“灌输”。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就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必须从人的襁褓时期开始，直到他埋葬入土之日为止，反复地进行灌输。”但拉斯韦尔在这里所说的“灌输”远不限于理论说教，包括以各种方式把特定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渗透到民众生活中去，不仅成为民众世界观、价值观的组成部分，而且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如，“在作为众多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的美国，个人成就与个人责任的生活从(一个人)有知觉的一天开始，就在歌曲中和故事中被吹捧上天。储蓄硬币灌输着勤俭节约的习惯，在校园中搞贸易活动传播着资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学校中个人得分的制度在同学们之间造成竞争性的差距。”

这就是说，“灌输”也要求通过多种方式、多种路径进行。但是，在诸多方式和路径中，教育和宣传还是最直接、最基本的。①狭义上的理论灌输就是指理论教育和理论宣传。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来说，最基本的路径也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宣传普及工作，使之为大众所理解、接受和掌握。理论的教育和宣传，既涉及“谁来化”，即理论的“灌输”者和传播者，或者说理论的教育和宣传主体的问题，又涉及“如何化”，即“灌输”者进行理论大众化的具体方法选择和技术技巧问题，也就是如何“灌输”的问题。

由此，作为主体，“灌输”者或传播者主要就在两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产生影响：一是传播者本身的理论水平和理论修养。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理解和把握的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没有对理论正确的、高屋建瓴的理解和把握，可能会使所传播的理论不易被受众接受，或歪曲理论，误导受众；而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们的态度就会直接影响受众对理论的接受，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价值性都会在受众的思想上打折扣，使受众对理论产生质疑，甚至反感和抵触，与理论教育与宣传的目标背道而驰。二是传播者对传播技术和技巧的使用和掌握。曾要求“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但关键是如何做到这一点。这就是理论“如何化”的问题。目前理论界谈的较多的关于形象化、具体化、通俗化等，基本上都属于这个问题。

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终的影响和制约因素还是受众，因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最终要由受众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理解、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检验和衡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受众才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终决定因素。即使理论本身是科学的，是真理，是对客观世界本质的正确反映，理论的教育者、宣传者都是马克思主义忠实的信仰者，都是能够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养高深和学识渊博的人，并且都非常善于运用各种语言的和非语言的传播技术和技巧，所有这些也都只是前提，都只是为理论大众化的成功实现提供条件和可能。前提和条件能否转化为目标，可能能否变为现实，最终还要取决于受众对理论的态度和取向，取决于受众对理论的认同和接受。

二、受众对理论的接受并不完全取决于理论的真理内涵，受众的情感取向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产生重要影响

无论是经验观察还是理论研究都显示，受众对理论的接受，并不完全取决于理论内涵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受众的情绪与情感取向等非理性因素对理论的接受往往产生重要影响。

情感取向是相对于理性取向来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理性取向”，是指受众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注重理论内涵的科学性、真理性、价值性等的倾向；“情感取向”，是指受众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建立在需要、利益、诉求等基础上的情 感、情绪、兴趣等倾向。

本课题组于今年6月对上海市11所高校1200名大学生做了一次问卷调查，通过对1089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尽管大学生认为理性取向是影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的最主要原因，但情感取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的影响也占很大比例，不容忽视。统计显示，有52.1％的大学生认为，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是影响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原因；但也有高达47.9％的大学生认为，影响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原因是理论是否“符合个人意愿、需要、兴趣”而产生的对理论的情感倾向。但应该注意的是，大学生是青年知识群体，相对来说，他们在接受理论时对其内涵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考虑更多，要求也更高。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如果不是知识群体，特别是一般的劳动群众，他们对理论内涵本身的科学性、真理性的要求可能就没有这么高，影响他们对理论接受的最主要原因就更可能是理论是否反映了他们的需要，是否与他们的利益与诉求相契合，是否与他们的情感相一致，是否与他们的情绪产生共鸣。

西方学者对此有比较深入的研究。马克斯・韦伯在提出社会行为类型理论时指出：“如同任何行为一样，社会行为也可以由下列情况来决定”，即：“目的合乎理性的”，“价值合乎理性的”，“情绪的，尤其是感情的”，“传统的”。关于由“情绪的，尤其是感情的”“情况”决定的社会行为，韦伯指出，这类行为“即是由现时的情绪或感情状况”决定的。也就是说，人们当前的情感状况是决定人们社会行为的主要“情况”之一。韦伯把社会行为界定为“以其他人过去的、当前的或未来所期待的举止为取向”的行为。这里的“其他人”，“可能是单个个人和熟人，或者人数不定的很多人和完全不认识的人。”即“社会行为”是有主观意义的人类行为，“所涉及的意义与他人或团体相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行为，也即民众对国家主导理论的接受行为，或者说国家意识形态有意识地社会化的行为，完全符合韦伯意义上的社会行为，受众的情感状况当然也是影响甚至决定他们接受理论这一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帕累托说得更通俗，也更直接。帕累托指出：“人类的大部分行为并不起源于人们的逻辑推理，而是起源于情感。”他甚至有点绝对地认为，“支配人的是情感而不是理性”，并认为这是一个“多少世纪已经为人所知的真理”。他还以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为例加以说明：“过去有人认为，只要挑出《圣经》里不符合科学的谬误之处，就能有效地战胜基督教。今天几乎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会承认这些错误。但是，这对基督教有何损害?没有。基督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兴旺。”即是说，人们是否接受和信仰基督教，不在于基督教教义是否科学，是否具有真理属性，即使人们明确地知道它的非科学性，它的谬误所在，也不会影响人们对它的信仰。现实也确是如此。这一事例似乎能够比较充分地证明帕累托的“支配人的是情感而不是理性”之判断。或许我们不能完全绝对地也这样认为，但至少可以从帕累托所举的这一事例中获得一定的启示，即人们对信仰的选择并不完全根据它的科学性、真理性，人们的情感取向即使不是支配性的，也至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方群体行为心理研究还揭示出，人们独处时往往是理性的，而聚集成群时则容易情绪化。群体的行为受情感和情绪的影响很大，他们在面对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的判断和选择时也表现得十分明显。法国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群体心理学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就认为：“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宣传，很少单独针对个体进行，一般都是面向群体，群体心理的非理性化倾向也会在接受理论教育和宣传中表现出来。群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可能表现为正向的，视马克思主义为“绝对真理”；也可能表现为逆向的，视马克思主义为“绝对谬误”。在当前的理论教育和宣传实际中，后一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更大。这种情绪化的情感取向一开始通常是个体性的，但个体的情绪极易在群体中传染，特别是个体情绪在群体中产生共鸣时，就会在群体中迅速扩散，进而成为群体共同的情绪。对理论的逆向情绪就会形成对理论的抵触心理，严重影响理论教育和宣传的成效。我们通常有这样的经验，一个理论宣讲者，不论是面对学生，还是面对其他群众，都一定要有意识地营造有利于自己的现场气氛，培养和调动听众的正向情感，否则，宣讲就可能会被听众的逆向情感所影响，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出现难以驾驭的尴尬、被动局面。

三、从受众的情感取向出发，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必须注重培养受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向情感

既然受众的情感取向会直接影响他们对理论的接受，那么，从受众的情感取向出发，要提高受众对理论的认同和接受，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就必须重视培养受众对理论的正向情感，通俗地说，就是培养受众对理论的好感。

受众的情感取向是一种心理倾向，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因此，要加强与情感取向相关的人类心理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准确把握受众在接受理论时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心理特点和规律，善于引导受众情绪，转变受众的逆向情感，培养受众的正向情感，为理论教育和宣传服务。同时，受众的情感取向也受周围环境和情境的影响，因此，也要注意有利于受众正向情感形成的社会总体环境的营造。社会总体环境既包括人们的社会生活环境，也包括社会舆论环境。营造有利于人们正向情感形成的社会生活环境，要求把积极向上、健康和谐的环境氛围体现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各环节，使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间都能生活在一个心情愉悦的环境中，都能体会到这种和谐的气氛，这样，人们对理论的反感情绪就必然会减少，接受起来当然也就容易得多，甚至还会积极主动地去学习、掌握理论。而营造有利于人们正向情感形成的社会舆论环境，就不仅要求教育、宣传要弘扬主旋律，也不仅要求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体要牢牢掌握舆论主动权，充分发挥舆论主阵地作用，而且要加强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建设和对网络舆论的正向引导。在网络社会的今天，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但是，从根本上说，人们在接受理论时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取向的心理基础还是社会现实，是人们把现实生活中的利益与诉求与理论相对照时所产生的心理倾向。因此，对受众心理的分析必须回到产生它的社会现实的分析中去。正如韦伯所指出的：“阐明制度的心理前提条件和结果，是以对这些制度的详尽了解以及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科学分析为前提的……我们通过社会心理研究逐渐学会如何从精神上来理解这些制度的文化局限性和文化意义。”

换个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也就是用理论来吸引和说服群众的过程，群众被吸引和说 服的情况相当程度上受制于理论内涵与群众利益和诉求的契合程度。因为，如果理论与群众的利益和诉求契合程度高，群众就容易对理论产生正向情感，就容易被吸引和说服；否则，就容易产生逆向情感，就不容易被吸引和说服。因此，理论“征服群众的重要方式是最大限度地反映、表达人民群众的利益(包括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根本利益等)。”也可以说，某种理论在一个国家被接受的程度，相当程度上就取决于该理论以及在该理论指导下的国家政策反映民众的利益和满足他们需要的程度。因此，对人民群众正向社会心理和情感的培养，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从他们的利益与诉求出发，关心他们的生活，满足他们的需要，解决与他们利益相关的社会问题。早在江西苏区时期就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但中国共产党现在所面临的情况已不同于革命战争时期，现在的党也不再是革命党，而是长期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所要领导和团结的群众也不再只是工农群众，而是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所面对的群体利益也不再总是一致的，而是分化的、多元的，党也不再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去反对另一部分人，而是即使不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也必须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但问题是，特定理论的具体内涵如何体现和适应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团体分化的利益和诉求，或者如何至少让不同利益的群体都能在同一理论中寻找到自己利益的象征和合法根据以及一种主人翁感和社会安全感。从理论本身来说，这就要求理论要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宽容性、尽可能少的刚性和只反映特定群体利益的狭隘的意识形态性，要求理论要适时、适当地发展与创新。

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仅有理论本身的完善还不够，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还需要在现实政策的执行中切实地实现和满足各方的利益和诉求，从而真正获得人民群众对理论的好感、认同和接受。

第3篇：从众心理理论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使用与满足”理论；传播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1－0053－05

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共中央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出发，在全党全社会实施的一项重大工程。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战略任务，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强调要“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继而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又进一步号召全党要“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大会上，又再次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在短短的四年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被如此高密度、高规格地提出、强调和部署，其重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呢?所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化和民族化，即通过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使马克思主义从抽象走向具体、从深奥走向通俗、从书斋走向田野、从庙堂走向江湖、从精英走向大众、从“官学”走向“民学”，其目的在于，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为大众所认知、认同，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真诚信仰并自觉践行。换言之，即为大众所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真正发挥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

既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质上是一种传播过程，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就必须自觉吸收、借鉴和运用传播学理论，遵循传播规律，注重传播技巧，优化传播效果，以期更好更快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入耳入脑人心。本文拟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进行探析。

一、“使用与满足”理论概述

“使用与满足”理论是着重从受众的角度对传播效果进行研究一个重要传播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受众接触媒介是基于个人心理和社会需要以期获得满足的选择活动，受众总是倾向于主动选择自己所感兴趣的和所需要的媒介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传播要获得预期效果，就必须尽力了解受众的偏好和偏好的原因所在，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传播学家E・卡兹等人在《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一文中，将媒介接触行为概括为“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一媒介期待一媒介接触一需求满足”的过程，提出了“使用与满足”过程的基本模式。

“使用与满足”理论将受众的需要得到满足与否作为评判传播效果的圭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该理论问世之前，传播学领域盛行的是“皮下注射论”或“魔弹论”。“皮下注射论”或“魔弹论”是一种建立在大众社会论基础上的受众观，该理论基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刺激一反应”机制，将复杂的传播过程视为简单的传播―接受的过程。该理论认为，受众在传播过程中处于绝对被动的地位，因而媒介传播具有惊人的强大效果和“魔弹式”的威力，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众身上就如同子弹击中躯体、药剂注入皮肤一样，具有无法抗拒的强大力量。施拉姆曾将此理论形象地概述为：“传播被视为魔弹，它可以毫无阻拦地传递观念、情感、知识和欲望。……传播似乎可以把某些东西注入人的头脑，就像电流使电灯发出光亮一样直截了当。”

与“皮下注射论”或“魔弹论”仅从传者的角度对传播效果进行研究不同，“使用与满足”理论肯定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认为受众接触媒介是基于个人心理和社会需求的主动选择而非完全的被动接受；而且，该理论认为受众通过对媒介的积极使用，从而制约着媒介传播的效果。因此，该理论的提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颠覆了“皮下注射论”或“魔弹论”的受众观，对于改变传统的以传者为中心的僵化传播模式、增强传播效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使用与满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应用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本质决定了“使用与满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适用性。这一理论要求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传播学规律，注重研究受众的个人心理和社会需求，充分考虑受众的经济、文化、年龄、性别、民族、、职业、性格、兴趣、心理等状况，根据受众的需要设计和使用科学的传播方式、方法和手段，因人、因地、因时、因事制宜，生动活泼，灵活多样，不拘一格。

(一)努力增进传受双方的互动与交流

在信息领域，“传播”的主体内涵是表征信息“双向流动”的“交流”、“沟通”和“互动”，而不是以“单向流动”为特征的“传输”、“传递”、“扩散”或“广播”。从受众的角度来看，传播是受众基于心理认同基础上的自觉接受过程。在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只有在平等交流、共同讨论的基础上，才能增进感情，加深理解，提高认同，才能实现心灵的契合和共鸣，才能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以信息‘交流’、‘沟通’和‘互动’为内涵的‘传播’，是一种真诚的对话、一种情感的交流、一种信息的互换，它需要双方诚实，彼此平等，更要相互宽容，从而可弥补情感的互缺，激荡出思想的火花。”因此，要顺利、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高度注重传受双方的互动与交流，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就必须对传统的宣传教育模式进行深刻批判和反思。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高度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但却在相当大程度上存在着将理论灌输教条化、神圣化、凝固化的倾向。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理论灌输固不可少，通过灌输可以在一定情况下，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迅速建立、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地位，但灌输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即灌输仅仅是单向的输入，缺乏与受众的有效沟通与交流，不利于受众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种传播方式将受众视为完全被动接受的角色和被教育、被提高的对象，满足于枯燥乏味、高高在上、自言自语式的训导，因而不但难以激起受众的亲近感和认同感，相反，还会拉大传受双方的距离，增加彼此之间的隔膜感和疏离感，使受众产生畏惧、厌倦甚至抵制的情绪。这种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灌输，事实上起到了拒人于千里

之外的传播效果。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带来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不断增强的今天，这种教条化的灌输模式显得尤为僵化、生硬，与变动不居、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愈益抵牾，亟需加以改变。

显然，要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收到大众化的效果，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我打你通”、“我说你听”、“我传你受”式的教条僵化的理论灌输和空洞、抽象的宣传说教，而代之以人格平等基础上的生动活泼、灵活多样的互动交流。教育者只有主动融入群众，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加强情感交流和沟通，才能拉近与群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才能使群众如饮甘霖，如沐春风，而心向往之，才能对传播者和传播内容产生信任感、依恋感，进而产生强烈共鸣。如是，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为广大群众所认同、信仰并自觉践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方面是通过通俗化的语言和内容能够使人民群众容易接受，但是更重要的则在于双方的良性互动与心际沟通，通过这种切实的精神交往，有效地促进马克思主义内化为社会心理层次的动机、认知、态度和文化性格，进而转变为人民的自觉追求，最终成为人民的自觉信仰，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要求。”

(二)及时回应群众的利益关切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合规律性的真理性魅力，更要展现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合理性的魅力。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不仅是一个传播技术性、技巧性问题，更是一个对待人民的立场、态度问题，关涉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与党的根本宗旨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不简单地就是一个如何将外在的理论转化为内在信仰的技术性或操作层面的技巧性问题。……大众化不仅是个表达方式问题，而是根本立场、根本方法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与党的根本宗旨的落实程度。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在人民的心目中就有多重。“实践的利益性决定了实践主体对指导实践之理论的取舍。……从真理的价值意义上说，大众化就是实践中的人民群众利益化。……实践证明，心中有了老百姓，大众化就能顺利推进；如果心中没有了老百姓，不管采用何种先进传播手段，真正的大众化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大众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大众化顺利推进的物质保证。”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高度关注人民利益关切。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格，也是其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的根源之所在。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必须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切实践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宗旨，使马克思主义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更好地满足和服务人民大众。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要求“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提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是否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事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败和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

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把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作为一个切入点和重要抓手，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民生问题相结合，在满足群众需求的过程中实现理论的化育功能和价值。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整个过程，时刻把人民的安危冷暖放在心头，真正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民生问题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民心工程。在社会体制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的今天，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尤其要时刻关注大众需求、及时回应大众关切、科学解答大众困惑，对群众关心的住房、拆迁、征地、上访、教育、医疗、分配不公等社会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和切实的解决，以达到解疑释惑、排忧解难的作用，使群众切实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真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理论品质及党和政府的温暖。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在群众心理上产生共鸣，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具有现实说服力。否则，马克思主义和大众就是两张皮，纵有国家强制力做后盾，也很难实现真正的融合和无缝对接。“只停留在形式和语言上的所谓大众化，而脱离了民众所关心的民生问题，再好的理论也只是一纸空谈。”

(三)大力优化传播结构

“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介的自主选择极大地影响和制约着传播效果。受众不仅对传播内容具有个体倾向性，对传播媒介也具有选择性。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必须研究受众接受心理和接受机制，拓宽传播渠道，优化传播结构，以形成传播合力，提高传播效果。“随着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大众的接受心理和接受方式也明显分化，所选择的媒体也不尽相同，因此，科学分析不同年龄、不同行业、不同层次、不同背景受众的心理特征，准确把握他们不同的理论需求和接受方式，及时调整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的内容及传播方式，是广大理论工作者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要求区分不同媒体的传播特点和风格、优势和劣势，使不同媒体在传播创新理论方面达到优势互补。”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优化传播体系的目的呢?其一，必须充分发挥大众媒介的优长。当今社会是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媒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充分发挥其及时性、有效性与广覆盖性的优势，努力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跨媒介、跨平台传播成为当代媒体传播主流趋势的语境下，必须采取一切办法，努力打造一个全方位、广覆盖的大众化的传播体系。“必须花大力气优化拓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大众化传播体系。”

其二，高度重视网络媒体的传播优势。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尤其要高度重视网络传播的作用。网络传播不但具有集传统媒体优长于一身的特点，而且还具有传播信息量大、速度快、范围广、互动性高、

影响力强等传统媒体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日益显现出“第一媒体”之势。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发挥互联网的巨大优势，不断探寻网络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新途径、新机制，努力扩大宣传阵地，增强大众化效果。各级党和政府要千方百计把互联网利用好、发展好、管理好，将互联网打造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㈣

其三，在注重发挥大众传媒和网络传播作用的同时，充分利用人际传播的优势。人际传播属于小众传播，受时空的影响较大，传播范围较小，传播影响有限，但也有着方法灵活、信息丰富、互动性强、反馈及时、自由度高等优势，人际传播中的面对面传播还具有“在场性”的巨大优势，可以对受众产生头脑风暴和强大的心灵冲击力，是其他传播方式所不可比拟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人际传播媒介的优势，通过召开座谈会、研讨会、宣讲会和进行课堂教育等形式，加强传受双方面对面的互动与交流，使马克思主义入脑入耳入心。

三、基本结论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和大众双向互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进入大众，大众才能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首先掌握群众，群众才能掌握理论；只有掌握了“批判的武器”，才能实现“武器的批判”的功能；只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大众的无缝对接和高度融合，马克思主义才能为大众所真正理解、接受、信仰并自觉践履，收到“化”的最佳效果――“‘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以“使用与满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观照，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必须树立受众为本的理念，善于根据受众的需要量身定做传播方式，注重传受双方的互动与交流，及时回应群众的利益关切，大力优化传播结构。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跃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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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从众心理理论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艺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话语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方式

马克思主义理论处处彰显着彻底的大众属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度评价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初衷就是通过理论研究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革命提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说话，致力于改变无产者被剥削的悲惨命运，最终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是作为人民大众中的一员而说话，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而说话，在面对着人民大众说话。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群众的这种密切联系，造就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大众化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指的是使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新成果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接受和运用，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工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受众是广大人民，贴近人民所想所需才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着力点。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非常深刻，论证严密透彻，因此许多都是鸿篇巨著，普通大众读起来会感觉晦涩难懂，困难重重。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容上具有彻底的大众属性，但真正要被大众掌握，为大众服务却并不简单。那么如何将这么深奥的内容传达给人民大众呢？答案就是要更好地利用恰当的形式和方式来进行一定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式很多，比如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贯穿于课堂教学，融入社会生活等。其中，语言文字表述的通俗、亲和、接地气、易理解是使人民群众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诸多方式之一，因而话语表述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方式。

二、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话语艺术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赢得一次又一次胜利，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深知马克思强调的“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为了充分施展人民群众的力量，使更多的群众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必不可少。相应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话语艺术方面，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毛泽东没有明确提出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概念，但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带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维，一直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民族的、通俗的、简练的、形象的语言形式表述出来。他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表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1]837用群众的、大众化的语言来表达才能更好地和人民大众沟通交流，更好地将深刻的思想用易懂、易接受的话语传达出来。毛泽东的名篇《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成功地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内容进行提炼，并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展开民族性的诠释，普通大众都能理解。毛泽东善于高度概括，他在论证军队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主张不放弃革命领导权时用了一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2]547，言简意赅地说明了军队对于武装斗争和夺取革命领导权的密切联系和极端重要性；在面对党内部分同志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形势产生悲观情绪时，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说明当时看似小小的革命力量会逐渐转变成强大的态势，非常鼓舞人心；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比作“纸老虎”，形象地说明了反动派的脆弱，表明了必胜的信心。毛泽东在批判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精神的行为时，也用了非常形象的话语，如用“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来批评凭主观臆断而不是实地调查和研究的盲目之风；借用“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来批判那些华而不实，只从主观上研究理论，而不注重调研事物与历史与现实与生活的联系，脱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作风。这些表述将深奥的理论变成通俗的话语，将抽象的内容变得生动形象，拉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大众的距离。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领导人，他高瞻远瞩，思想深刻。但读过《邓小平文选》的人就能发现，他深刻的思想并没有通过晦涩难懂的语言来表达；相反地，他善于用朴实、简练的话语来说明深刻的道理，深入人心，这便是话语大众化的魅力使然。他将多年研究累积的多个重大理论融为一体，用三十来字总结归纳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373简洁明了又通俗易懂的话语，化解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各种误解，解除了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捆绑，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都是经济发展的手段。邓小平还有许多接地气而蕴含丰富内容的表述家喻户晓，如用农家谚语“不管黑猫黄猫，捉得住老鼠就是好猫”来说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理；用“摸着石头过河”表示从实践中寻找经验探索规律，努力做到实事求是；还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观点和表述不胜枚举，他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3]382在话语的使用上可谓炉火纯青，从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可以轻松地看出他博古通今的学识，话语中常常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同时在话语大众化方面也非常出色。他指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形象地表明了惩治腐败的决心，贪赃枉法的小腐小贪不放过，位高权重的腐败者也绝不姑息；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寻租等不法之举，要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形象地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中提到国际关系时，用“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这样的朴实话语来表明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至于是否合适，只有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用“打铁还需自身硬”来比喻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加强群众工作，使工作做实、做深、做细，他形象地比喻成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他还常常借用俗文俚语和古今诗文来表达一些政治性话语，使其更加生活化。这些话语形象生动，让群众有亲切感，听得懂，更愿意听。从以上共产党人的话语中，我们发现一个鲜明的语言特色就是口语化、接地气，语言生动鲜活、深入浅出、平易近人，运用各种大众化的话语形式传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大道至简，大义微言。‘大白话’最具原生态，是真正的‘普通话’，是一种为广大普通干部群众最熟悉、最易接受的话，然而‘大白话’不是白开水，它通俗而不庸俗、简约而不简单、凝练而不肤浅，更有群众味、更富群众情、更暖群众心，更能与普通群众找到‘共同语言’，拉近心理距离，搭建沟通的桥梁，产生认知共鸣和情感共振。”[4]

三、利用大众化的话语引导培育和践行社

第5篇：从众心理理论范文

关键词：艺术形态的舆论；心理因素；创作意图；公众舆论；艺术作品；个体差异性

舆论被定义为公众在特定的环境与时代下，给予特定的事物公开发表言论逐步形成为一种相对统一的状态的集合。毋庸置疑，它是社会公众给予的言论评价，是社会公众心理的绝对呈现。而艺术形态的舆论，即公众能够对多种艺术体裁进行意见的表达，其主要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形态，公众可针对其内容或态势的不同，阐释其各自特有的意见倾向，其阐释的艺术形态也包括广播电视的文化娱乐节目、电影、多媒体中的文艺内容，皆可放置于艺术形态的舆论中。在艺术形态的舆论中，公众对于意见的发表带有心理性与复杂性，公众对于意见的表达多受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心理因素又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包括心理过程与个性两个方面。心理过程可分为认识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个性具有个性倾向性及个性心理的特征。因此，在细致分析艺术形态的舆论时，其特征可用复杂性与心理性概括。

1 艺术从未停止对社会的批判，它具有时代性和批判性

大部分艺术作品具有强烈的企图性，它试图以艺术作为桥梁来表达艺术家的意图，有通过文学作品的描写影射时代；有通过音乐作品的旋律渲染情绪；有通过舞蹈作品的形态表达感情；有通过绘画的图像凸显内在；有通过影像的画面展现社会。艺术家们希望寄托自己的思想，凸显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感。本文讨论的是，在当今艺术家作品的与社会舆论的形成之间，公众往往未能感受到艺术家投射于作品的意图，对于有创作理念的艺术家来讲，他们往往更希望公众能够明白作品的真谛和作品的意图，然而公众仅仅只用片面的观点看待艺术作品，将这些艺术作品作为导火索，成为直接导向公众舆论的暴力工具，而非能够将艺术作品及艺术家真正的主旨体会与表达出来。

2 文学：关注的都是艺术的东西

在作家余秋雨携作品《冰河》与读者见面且面对报社记者的采访时，记者问道：“有大量的读者认为您的作品辞藻过于温情，有挥洒心灵鸡汤的嫌疑。”面对这样尖锐的提问，余秋雨阐述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他指出舆论环境固然如此，已然难以改变，但是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讲不可同日而语，受众密切关注的是他们为之感兴趣的点，并非是这个点的另一层，如娱乐花边新闻：谁出轨了，谁又上位了，或谁嫁入豪门之类的。但是，究其这个人的本身，也许她演技好，她长期资助学生，这样类似的关注点并不能夺取受众的眼球。这便让些许艺术创作者一味地迎合市场，追逐受众难调的口味，而让作品变得媚俗且市侩，因为好的作品是具有精神性的，不单单只是无痛哀吟，而好的作家应该有引领性与超前性。例如，幼时看得最多的便是《西游记》，这本明代巨作看来并未体察到作家吴承恩的境况，单从书里只能看到作者笔下描摹的神魔世界，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并未觉察出任何当时处境的忧愁，只领略到笔下栩栩如生的人物的精彩。在如今看来，好的作家、艺术家被舆论环境包裹着，有超脱其境，继续埋头创作的人，也有顺应潮流，随大流而去的人。

3 音乐：消费艺术的真正价值

2010年2月，龚琳娜老师在音乐会上演唱的《忐忑》火遍全国，网上漫天铺地的模仿视频，社会舆论热度达到高潮，网络视频及炒作的推动，社会舆论的焦点大多为讽刺这首歌，也有少数人认为这是一首具有超高艺术价值的“艺术歌曲”，应得到较好的接纳和传唱，只不过这首歌与传统歌曲确实不大一致，对于听众的接纳度相对小一点。允许公众发表自己的评价，但过度消费他人的艺术成果，已然是艺术形态的舆论情绪化的体现。一个人刻意地发表恶俗评价或故意夸张、恶搞的行为，是不值得提倡和尊重的，因为恶意的批评是对艺术作品的践踏。反观音乐的演唱者，她在博客及电视台的访问中，都在为恶搞者说话，她认为音乐得到了延展性，因为他们让音乐变成了属于他们本身的灵魂，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属于自己对艺术理解的天空。

不同的理解方式确实能够取得不同的诠释，但是当一个未曾了解音乐本身的人说“龚琳娜老师不可以代表民乐”，这其实足以看出说此话的人的思维的闭塞性，在音乐难度上，《忐忑》已然超越了民乐考量，因其歌曲的曲调变化起伏很大，并且歌曲中忽高忽低、起承转合的变化很复杂，也让唱这首歌的人歌喉一览无余。另外，音域的要求也需要灵活变化，掌握遍布全首高低起伏之势。当然，也从侧面证明了龚琳娜老师是实力的女高音、优秀的音乐人。

艺术并没有衡量好坏的标尺，就因公众的喜好是很难有标准化的固定模式，没有真正的界定，而舆论也只是短旱摹9众给予艺术形态的舆论又皆是具有随意性与随他性，很难真正理解或表达艺术创作者的箴言，这也反映了公众对于艺术的舆论具有复杂性，多是从当下的心理出发，缺乏理性。

4 舞蹈：社会舆论对艺术创作的误读

在马年春晚上，小彩旗不停地旋转，引发了公众大量的舆论，随之而来的舆论有小彩旗是真的在旋转吗？小彩旗旋转时不晕吗？是真的不停旋转吗？小彩旗“旋而不晕”的舆论话题一度上升为热搜榜第一。杨丽萍在接受采访提问时，她是这样解答的，“有两种方式，天赋和苦练”。公众往往将一个点扩散而展开，并未深究其人的能力与成长付出，技能可以靠刻苦的练习达成，在台上看似漫长的旋转，实际跟平日的苦练时间相比是甚小的，难度系数是相对较低的。

5 绘画：挪用主义还是抄袭主义的刍议

“挪用”一词来源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文献，大体是将以前及已经存在的图像和实物通过艺术的形式照搬、复制、重组，使之成为一个完全赋予新的意图的艺术作品。虽然赋予了新的意图和作者主旨，但是从艺术的必然性来讲，必然会与原作者的作品呈现有关联性。

2015年，比利时著名画家吕克・图伊曼斯，被法院以剽窃罪判刑，法院指控其作品与报纸上一副描绘政治家的照片太相像，由于法院对其艺术手法的不认同，并以剽窃罪指控了艺术家，这一事件又一次引发了社会公众的舆论，社会公众又对挪用主义还是抄袭主义的界定产生了不小的舆论。挪用主义的作品本身在法律的规定上相对模糊和弱化，而且法律条例和理论讲义的阐述中存在的误点与遗漏的问题一直存在，从艺术及学术的创作上来讲，都必须谨慎地在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前行。而法律的条例规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的，如对于原著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作者的著作权和作品的独一性。

在面对后现代主义给予社会的变化，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文献和创作方向是由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开始的。然而，从历史社会进步的角度看，后现代艺术创作运用的“挪用主义”是具有进步性的，法律主要保护的是作品本身，并不能保护作品的意图。而公众对于挪用主义与抄袭主义的界定不清楚，便对法律提出异议。在挪用主义与法律的主导思想上，两者都是从推动社会文化进步出发的，具有一致性。理解了这个角度，公众再来审视挪用主义时，必定会深刻且全新地发表言论。

6 纪录片：公益做得好或者不好的问题

《穹顶之下》是一则新闻报道类纪录片，主持人柴静借助艺术创作的手段拉近公众的心理，其将新闻的事实性报道出来，而随之而来的舆论是充满艺术形态的心理因素。柴静在进行纪录片制作时，并未明白公众对于艺术作品的见解存在复杂性与心理性，公众也并未能明白创作者的主要意图。

《穹顶之下》在视频48小时内，点击量便超过2亿，其视频盛况在舆论呈现中从未出现过。近年来，雾霾天气逐步从环境问题上升到生活问题，越来越给公众的衣、食、住、行基本状态造成影响。尤其是对华北地区，在这里生活的公深刻体会到了雾霾的危害，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公众身体健康的重大影响因素。在近几年的时间里，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破坏了公众的生活环境，这些因素让雾霾成为了公众深恶痛绝的源头。公众对于此事的立场便带有浓浓的情绪和痛恨，因此当这个关于雾霾的视频报道出现后，公众对于艺术形态的舆论，发表的言论便多带有情绪。

公众在观看视频后，大多数人并未对国家的能源体制有较深的理解，视频存在局限性，大部分的人仅关心自身和家人的健康，并未深刻地了解他人或国家的体制与自身的关系。他们看完视频的反应，仅被肺癌的发病率与肺癌手术的局限性所震惊，在分享视频时，仅了解了在国家能源体制下，中石化是雾霾的始作俑者，并传达了希望寄予像英国和美国一般。

研究学者喻国明将舆论的形态类别分为潜舆论、显舆论、行为舆论。舆论形态阶段的不同是由舆论的强弱来反映的。潜舆论分为两类，一类是并未公开性表达的观念，另一类是察觉到却又不能以规范化的方式知晓公众的情绪。反之，显舆论是需要一定数量上的公众，他们用公开的方式对舆论客体进行态度表达，而引起舆论的载体可能是外界刺激，也有可能是情绪型潜舆论。

《穹顶之下》视频的时间正是在公众已经存在情绪型浅舆论的状态下呈现的，随之而来的显舆论正是在浅舆论的不断深化中产生的。《穹顶之下》的投向面相对较广，受众自身的心理因素具有差异性，以至于对于艺术作品的见解不同，以及对于作品真正投射的意义呈现南辕北辙的理解。

7 结语

当舆论的高潮结束时，公众很难对艺术形态的舆论产生反应与思考，公众从自身心理因素的角度出发，往往带有一种不确定性与随机性。在当今时代，不同形式、不同体裁的艺术作品，其公众评论皆在公众面前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公众倾向于自由表达的权利，这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当前的舆论环境呈现逐步成熟、开放的状态，公众自由表达的权利不断增加。受“个人差异论”以“刺激-反应论”的心理学模式为基础的影响，艺术形态的舆论具有复杂性和心理性。

第6篇：从众心理理论范文

关键词：网语 网民 暴众心理

一、名词解释

网语（net language）即网络语言，网络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型语篇类型，是语言的一种功能变体，其标志性语体特征是变异性和个性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网语渐渐形成了自己完整的语言体系、句法结构，因此，本文中我们使用“网语”一词，体现出网络语言的独立性。

网民（netizens）：指称特定的对广大网络社会（或环境）具有强烈关怀意识，而愿意与其他具有相同网络关怀意识的使用者一起共同合作，以集体努力的方式建构一个对集体价值取向有利的网络社会的一群网络使用者。

暴众心理（mob mind）：暴众心理主要是指很多人做出一些超出常人意料的事情。因为责任的承担者是群体，所以责任就无法具体落实到个体身上。因此存在免责的侥幸心理，放心大胆地去做一些伤害别人身体以及财产的事情，导致最终产生一种不良的群体效应。

二、前言

本论文的调查阶段，正是网络上“高富帅”、“白富美”、“丝”文化盛行的时期，网民以自轻自贱的形式对“高富帅”进行各种调侃，网语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功能――阶级属性。这种对人群的硬性划分，带来了暴众心理的形成机制，即一种隐藏于庞大人群的免责错觉，使网民的言论逐渐倾向于带有强烈仇富意识的人身攻击。与此同时，网络上正在进行声势浩大的网络反贪，不可否认，网民在反贪腐工作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成功把一些贪官拉下马，但在这过程中，网民的集体泄愤也是明显的，这种情绪甚至愈演愈烈，在之后的其他一些网络事件中，网民的理性分析逐渐减少，倾向于简单粗暴的情绪宣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决定为这样一种群体心理找到一个合适的宣泄途径，这就需要对这种现象的形成进行全面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以网语这一情绪载体的演变过程为研究主体，用社会心理学中的暴众心理为分析手段，辅以传播学的一些理论，试图理清网民的心理机制、宣泄方式，并给出合理引导的对策。

三、研究方法

在研究的初期，我们使用语言学的分析方法，着重于理清网语的演变轨迹，整理出一个网语演变的时间轴，我们所关注的是网络热门事件中的语言载体的演变，在研究中我们整理出了网语演变的基本规律，即由“词汇”演变为“句子”，再演变为“体”， 最后形成“概念”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清晰地发现，网民的情绪载体已经由零星的词汇发展成为完整的概念化的系统，至此网语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化的载体。

在理清了网语这一载体的演变过程后，我们开始对网民的心理进行分析，主要使用社会心理学中的理论及分析方法。对网民的语言暴力行为我们利用了挫折―攻击理论进行分析，并用从众心理原理分析了这种暴力扩大化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我们使用了“暴众心理”这一概念对网民的攻击作了全面概括，暴众心理（mob mind）这一概念来自美国心理学家Edward Alsworth Ross的著作《Social Psychology： An Outline and Source Book》，该书作于1908年，但这一理论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以往只在对足球流氓的行为分析中使用过（见《A.Soccer，Masculinity and violence in Northern Ireland：Betweeth Hooliganism and Terrorism》），我们认为在对网民的心理分析中，使用暴众心理这一概念是恰如其分的。

在进行了社会心理学角度的分析后，我们又辅以传播学理论从另一角度分析了网络暴力的成因，分析了网络媒介的特殊性。

在对网民心理做了详细分析后，我们结合中国网民的结构特点，提出了几点应对暴众心理的对策，试图实现将网民的情绪宣泄引向一个正面方向的目标。

四、研究内容

互联网发展一直是一个受人关注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中，网络语言的发展是很具有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的，我们在本次研究的初期，将网络语言的发展进行了语言学上的整理，得出了一个结论，即网络语言已经由零星的热词发展为具有符号意义的概念化语言体系，例如现在提及“丝”一词，其背后的含义就是难以简单定义的，“调侃”、“自嘲”、“自卑”、“仇富”、“草根文化”……不同的人会对其进行不同的解读，各种各样的心理因素融合起来，形成这样的语言符号，在当今网络环境中，这样的网语比比皆是。根据米德提出的符号互动理论，事物对个体社会行为的影响，往往不在于事物本身所包含的世俗化的内容与功用，而是在于事物本身相对于个体的象征意义，而事物的象征意义源于个体与他人的互动，在个体应付他所遇到的事物时，总是会通过自己的解释去运用和修改事物对他的意义。网语的这种发展轨迹，就是符号互动的结果。

研究网语演变作为网民情绪宣泄载体的演变过程，我们认为网民的心理是非常关键的切入点，研究网络暴力的成因及发展，并试图给出解决对策，网民的心理是极其重要的。

网民在针对网络热门事件的情绪宣泄中，常常使用语言暴力，这种暴力符合社会心理学中对攻击行为的定义，即“意图伤害他人的言语行为或者身体行为”。一种行为必有其心理原因，社会心理学中的挫折―攻击理论是解释攻击的常用理论：挫折常常会导向攻击行为。挫折的定义是任何阻碍我们实现目标的事物，当我们达到一个目的的动机非常强烈，却在行动过程中遇到阻碍时，挫折便产生了。研究表明，人们的攻击能量并非直接朝挫折源释放，当别人会对攻击行为表示反对时，人们往往会克制直接的报复，而把敌意转移到一些安全的目标上。 由此可以推论，当网民在现实生活中遇见上文所指的挫折时，这种挫折感所产生的攻击动机便促使人们在不需为自己言论负责的网上施以语言暴力。中国传统文化是隐忍克制的儒家文化，是一种讲求和谐一致、自我克制的集体主义精神。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看重与身边人的关系。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因“挫折”产生的攻击动机往往无处释放，而网上的匿名性、开放性正好为网民、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不用负责任的安全舆论空间，隐忍克制下的攻击动机终在网络上找到了发泄的途径。

网络语言暴力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心理学原理是从众心理。从众心理是由于群体压力而引起的个体行为或信念的改变。网络作为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群体的压力不会像现实生活中那么明显，但是，一旦个体的语言与主流非理性情绪和暴力言论不一致，经常会引来大量的攻击，这会给持理性思维的异议者带来心理的不适。况且网络事件往往不涉及网民的切身利益，网民通常不会为一个与自己没有利害关系的事件坚持己见而遭受语言暴力。同时如上文所分析，网络形成的公共领域成为网民情绪的释放场，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化言论氛围，会使虚拟空间中的其他参与者受到影响，激发他们的语言暴力倾向。当一次讨论中理性思维者不占主导地位时，整个讨论往往会受到情绪的感染，其他网民不自觉地融入这样的言论场中，形成集体无意识的施暴。所以网络事件中理性的声音往往会逐渐消失，非理性的暴力语言大行其道。

综合起来，网民的攻击性用美国心理学家Edward Alsworth Ross在其著作《Social Psychology： An Outline and Source Book》中提出的mob mind（暴众心理）这一概念可以更为恰当地解释。网民之所以异化为暴众，一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挫折蓄积了攻击性，二是因为在网络环境下语言暴力带有强煽动性，同时网民的理性思维弱化，综合导致了网民的集体无意识施暴。这两种条件综合作用，就产生了暴众心理，我们可以类比此前学者对足球流氓现象的分析，不难发现，足球流氓的形成也是基于挫折―攻击，加上从众心理的综合作用，在一定条件下，我们可以将暴众心理定义为“挫折―攻击”理论和从众心理的综合理论。根据暴众心理理论的研究，网民的暴众行为，事实上是无意识的，这种集体无意识行为，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加以引导的，将这种集体的攻击性情绪引导向正面的方向，可以对社会发展产生良好的推动力，反之则会阻碍社会良性运转，因此，如何引导网民的暴众心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待网民暴众心理的问题，则可以得到更全面的解释，我们利用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在李普曼看来，人类生活在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双重环境中。目前受众从网络上获得的信息，要经过过滤和选择，加工后的信息已不是事实本身，所以网络环境是虚拟环境。网络使人长期生活在虚拟环境中，对现实的真假判断能力就会降低。

而对网络信息进行筛选的，就是我们常说的“把关人”，在这里要提到卢因的“把关人”理论，大众传播的把关人是指在大众传播渠道上工作的新闻记者、编辑、节目制作者等。他们对信息进行取舍，决定传播内容的重点，并企图给受传者造成某种预期影响。把关人研究的意义在于，让受众可以更客观地看待经过把关的内容，减少所接受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在一些网络热门事件中，一些没有明确真假的言论被网络迅速传播，把关人有失职之嫌，对于网络上的言论又不加引导，致使语言暴力发生。当然，网络是很好的舆论监督工具，但是有人不论是非，采取过激的表达方式，甚至是落井下石，有些言论中已经没有了当事人的声音，暴力性的语言对事件所涉及的主体或多或少造成了心理上的伤害。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往往又会产生恶性循环，出现纽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该理论认为大众媒介有很强的力量去塑造一种强势的意见气氛或多数意见，使人无法逃离这样的意见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大众越来越不敢表达优势意见以外的意见，要么保持沉默，要么依附优势意见。如果受众的意见跟大多数人的意见即优势意见一致的话，他就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如果不一致，他就会保持沉默。这样很容易导致优势意见越来越强，而其他少数派的意见会慢慢消失。

五、研究结论

我们利用暴众心理理论这一个在国内少有人提及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对网民的语言暴力进行了分析，这一角度是新颖的，为研究网民的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同时我们使用传播学的一些经典原理，进一步分析了网络语言暴力问题。这样从两个角度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网络语言暴力问题是有明晰的心理学及传播学根源的，根据其发展轨迹，我们认为对其进行正面引导是完全可行的，但目前中国互联网监管倾向于“堵”，一味采用删帖封号等强硬的手段，根据我们的分析，这样的手段是无法解决网民积蓄的攻击情绪的，这样的情绪必须找到突破口，所以我们认为今后的互联网监管应当以“疏”为主，将网民的攻击性情绪引向监管者预设的“靶点”，良性释放，这样的释放事实上对整个社会的稳定都是有利的。

六、讨论

本次研究是一次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我们利用语言学分析了网语的发展轨迹，又利用社会心理学及传播学的理论对其进行了全面分析，在社会心理学角度的研究中，我们利用了暴众心理这一国内较少提及的理论，对网民的语言暴力问题通过这一理论阐释是恰当的，也是具有创新性的。在本文的研究基础上，我们认为是有更大研究前景的，我们预计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得到进行网络实验的权限以及资源，在各大网民集中论坛进行同一话题的控制组与实验组比对实验，研究不同言论产生的螺旋效应，以得出更加全面的研究成果，并整理出日后应对网络突发事件的言论控制对策预案。

本次研究亦有许多不足，受资源以及理论水平的限制，我们的研究停留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虽然挖掘了较为生僻的理论，但没有提炼出新的理论。同时，我们设计的网络空间比对实验也因为技术限制以及权限限制没有完成，这是研究中的一大遗憾。因此，该研究尚有很大的延伸空间。

七、对策

针对网民的暴众心理，我们的研究认为，现行的以“堵”为主的网络监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对于网民的暴众心理一定要“疏”，只有疏导了，宣泄了，才能解决。

我们认为，现有的网络监管人员应当建立一套“靶点”机制，形成完整的网络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一旦出现网络突发事件，监管人员应当对事件进行分析，然后制定情绪宣泄的“靶点”，这个“靶点”应当是关于该事件的最理性言论，然后按照言论的理性程度，以靶点为核心进行言论疏导的分级，我们认为网民言论大致可分为理性言论、无意识的理性言论、消遣性言论、消遣性的攻击言论、无意识的攻击言论和最为恶劣的有意攻击言论。

在分级完成后，要对现有的网民言论进行评估，每个级别的言论所占的比例，可以得出一个偏离靶点的百分比，根据之前制定好的应急预案，比对偏离的程度，就可以得出监管人员需要进行何种程度的引导，以及是否需要进行反面的强硬措施，既简单的删帖处理，而我们认为不到严重偏离的阶段，是不应该采取删帖措施的，这样会激化新一轮的矛盾，处理难度会进一步加大。

经过一段时间的靶点机制运行，可以计算出言论偏离程度的系数，我们称之为“靶点系数”，这样一来，对于网民言论的疏导就可以有公式可循，形成这样的计算公式是意义重大的，因为网络突发事件的一大特色就是言论发展速度很快，只有迅速评估出言论的偏离程度，才能有效对其引导。

参考文献

[1] Edward Alsworth Ross.Social Psychology：An Outline and Source Book[M].Nabu Press，2010.

[2] A.Soccer，Masculinity and violence in Northern Ireland：Betweeth Hooliganism and Terrorism.

[3] Herbert Blume.符号互动论：观点和方法[M].

[4] 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

[5] 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6] 库尔特・卢因.群体的生活渠道[M].

第7篇：从众心理理论范文

2014年，在庆祝《心理科学》正式创刊50周年的纪念专栏上，《心理科学》编辑部发表了题为《心理科学研究50题》的专栏文章，提出了未来我国心理学具有前瞻性的、富有研究价值的和能体现心理学研究特色的50个研究主题[1]。其中，涉及了腐败和反腐败的心理机制、网络集群行为以及公共安全事件下的个体心理状态和行为等富有社会心理学特色的研究课题。显而易见的是，公众与政府的关系成为当下一个新的研究焦点。

 

在公众与政府的关系中，心理学科从自身的研究特点出发，尤其对二者的信任关系格外关注，由于政府的性质及其本身的非人格属性，因此，所谓二者的信任关系，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非对等的、单方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关系。对于这种信任关系的研究，西方多以“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government credibility”“government trust”“public trust”等表示其研究主题和内容，中文对译可译为“政府信任”“公众信任”等。在众多的译法中，一个从行政学借鉴而来的词——公信力，逐渐被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可和接受。政府公信力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成为当前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崭新课题。

 

一、公信力：公众对政府信任的指标

 

公信力一词，外文直译为“accountability”，意指对某事有一种说明、解释并接受质询的义务以及承担责任[2]，这样的解释虽然能说明“公众对政府信任关系”的部分内容，但并不是全部。我们所说的公信力，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中国本土化的概念[3]，对于它的理解，要从“公”“信” “力”三个层面展开。在公信力中，“公”代表了所指向的对象，“力”既可以表示成为一种能力、效能，也可以表示成为主客体间关系范畴的概念。而“信”作为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反映了二者的内容。从心理学上看，“信”表示了一种心理活动和心理态度，有相信、信任、信赖等的含义。

 

已有的研究一般认为政府公信力有两种不用的界定方式，其一是将政府视为主体，公众视为客体;其二是将公众视为主体，政府视为客体。前者将政府公信力视为政府的一种能力或资本，后者则将政府公信力视为一种民众态度和判断。从心理学研究领域上看，心理学所关注的是个体或者团体的行为表现及其背后的心理表现、活动机制和变化规律。当公信力成为心理学上的研究主题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其概念的明确与界定，在“公”“信”“力”三个字中，“信”与心理学联系最为紧密，对于信任的研究，无论是人际信任还是团体、种族信任的研究一直在心理学研究中处于中心地位。因此，首先明确公信力这一研究主题应从属于信任的研究主题之中，其中“公”代表了该主题的特殊部分，而“力”则视为指标的体现。

 

二、公信力：从行政学研究走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注

 

国内对于公信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政治学、行政学等领域，并在当前已经呈现了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势[3]。但其起点还是始于传播学和行政学。由于我们着重探讨的是政府公信力，因此将行政学领域对公信力的研究视作是开端。

 

行政学领域围绕政府公信力的产生根源、影响因素、现实表现和建设途径等进行了大量研究，从公信力的产生根源上看，基于不同的政府理论，对于政府公信力的来源有不同看法。阶级冲突理论认为，政府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因此，政府公信力源于政府的强制。社会契约理论则强调政府是在公众让渡公共权力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因此政府的公信力来源于政府守约的能力。有限政府理论则认为政府不是万能的，其权力、职能等受到法律的明确限制，并受到社会的监督，因此，政府公信力就产生在这些限制之中。责任政府理论强调政府对社会公众负有的强制的法律约束的责任义务，并认为公信力来源于政府的负责[4]。

 

从公信力的影响因素上看，政府公信力影响因素既受到政府自身的影响，也受到社会公众的评价和感知的影响。从政府自身来看，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因素包括政府绩效、政府服务程度、依法行政程度、民主化程度、诚信程度、治理的绩效水平、意识形态资源的丰富程度、社会化的能力和水平、公共治理规则体系的公正性、政府自身综合形象等诸多方面[2]，[5]。从公众角度出发，公众对政府的主观感知与政府行为的客观效果并不总是一一对应，从而公众对政府的期望、公众价值观以及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主观认知与评价会影响到政府公信力[6]。

 

从公信力的建设现状上看，大量研究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公信力整体上呈现不断提高、良好发展的态势。但也有研究表明我国政府公信力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存在弱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政府政策信用缺失和行为信用缺失等方面，大体上可以从政府自身角度、公众角度和社会历史角度三个方面加以考量[5]。在提高政府公信力这一问题上，公信力高的政府能切实做到由“管治”到“服务”、由“无限”到“有限”、由“权力”到“责任”、由“人治”到 “法治”之间的转变[7]。提高公信力关键在于加强自身的建设。此外，还要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让民众真正体会到是社会的主人，体验到成功的喜悦，提高民众参政议政的机会，加强民众对于政府的了解，避免群众对政府的误解。

 

就行政学领域对公信力的研究来看，在方法论上，多使用思辨的方法来论述理论，通过逻辑分析的方法探讨影响因素并进而提出提升公信力的解决策略。在这一系列的研究之中，实证性的相关研究比较缺乏，同时，就公信力这一课题而言，本身就内在地包含了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传播学等的研究内容和取向，仅仅依靠来自行政学的研究结果和方式很难取得真正意义上有价值的成果，甚至有来自其他领域的研究结果已表明某些行政学中被认为理所应当的结论仍有失偏颇和公允。因此，对于公信力的研究，亟须开展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丰富研究视野，扩充研究手段。最终，在公信力研究深化的内因推动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兴趣的外因利导下，公信力逐渐成为一个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课题。

 

三、公信力：社会心理学的崭新课题

 

公信力作为一个研究课题，进入中国学术界的时间本就不长，以“公信力”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做精确检索，最早的文献记录是在1988年，而对于从“政府信任”这一角度理解的政府公信力和政党公信力而言，时间则又要晚上一些(分别在2001年和2004年)。从国外的研究来看，虽然普遍认为国外对公信力的研究要更为成熟和丰富，甚至在最早的社会契约论思想中就可以找到公信力与政府联系的最早证据。但对于公信力展开实证性的研究也不过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1964年美国针对公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问题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3/4的美国公众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而1995年同样的民调则显示只有 1/4美国公众对美国联邦政府保持信任[8]。随后的短短的数十年时间中，出于对公信力研究多思辨和理论分析而少实证研究的反思和弥补，国外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政府公信力展开了大量调查和实验上的实证研究，并且形成了一些崭新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了话语权、e-政府建设、公众意见表达以及重大信息的透明程度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和作用，并与传统行政学研究所认为的“理所当然”的结论有所出入(例如扩大公众知情权的问题)，这里所出现的争论，我们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认为孰是孰非，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讲，仅仅是形成了政府公信力研究领域中的一些争论，就已经是社会心理学所做出的贡献。

 

从国内的相关研究来看，在2000年，参照中国知网的数据，以“公信力”为精确主题的研究文献只有18篇，到了2014年已经上涨到了3 792篇，仅“社会学和统计学”分类下就有454篇，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势头。并且对于民间的“仇富”“仇官”心态、公众对政府的内隐态度等问题已经开展了相当程度上的深入研究，而对于民众对政府信任程度的研究也已推进到了实证层面，开始了一定意义上的问卷调查与访谈研究，在公信力的定量研究上前进了一大步。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上看，作为社会心理学崭新课题的公信力研究，在它的起步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从社会心理学对公信力研究的介入来看，主要是弥补传统公信力研究实证上的不足，同时也是对民众政府信任内在心理活动的探讨与关注，从而在一开始社会心理学对公信力的关注就集中在了实证层面。这固然可以体现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上的优势，却也为社会心理学对公信力研究缺乏理论构建与体系建设埋下了伏笔，从而使众多的研究难以纳入一个统和、整体的框架中，甚至是依附于行政学的理论而自封其中。其次，目前社会心理学对公信力的研究还处于调查公众外显态度的层面，即便是就这一层面而言，也缺乏统一有效可靠的态度调查量表，而对于内部的心理活动规律和影响心理活动的因素的实证研究尚处于基本空白的状态，在“心理学意义的社会学”的研究取向上关注明显不够。最后，就跨文化的研究而言，公信力的研究仍十分匮乏。

 

当前，公信力仍然还是社会心理学领域里的崭新课题，不仅仅是就研究的时间而言，更是就相应的理论建设、方法拓展和成果展现而言。心理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心理学领域内对公信力的研究不可能与其他领域完全相同，也决定了本领域内对公信力研究的独特价值和贡献，尤其是把公信力作为一种主观机制，深入到群体乃至个体层面，为其内在揭示和探索引导式的提升途径提供了新的思路。而就最一般意义而言，通过研究，可以了解党政机关公信力现状，了解影响党政公信力的因素，为提升党政机关的公信力水平提供有效建议，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供科学数据参考。

第8篇：从众心理理论范文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美学热”退潮以后，关于美学理论创新的话题层出不穷。有关于美学学科基础的反思，也有关于美学思维方式的反思，更有关于美学学科体系的反思，最终在90年代演化成为轰轰烈烈的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这些反思和论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学学科的发展，但是由于它们都是在“理论美学”的范围内展开的，虽然有着一定的学理价值，但是由于这些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远离了大众的社会生活，无论是实践概念还是生命概念以及生存概念都与大众的美好生活相去甚远，因而我们的美学就不能深入到大众生活之中，不能成为关于大众美好生活的学问。相反，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相应的审美意识有所觉醒，这正是美学学科大有作为的时候。基于此，我们呼唤一种立足于建构大众美好生活的美学，一种从理论的框架中走出来，研究广泛存在的生活美学。

一、理论关学的发展历史及其当代困境

美学作为一门自律的学科的诞生源于德国美学家鲍姆加通《美学》一书的出版。在美学发展史上，《美学》的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己开始执掌门户，有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学科问题。鲍姆加通认为，人的心理活动包括知、情、意三个方面，相应地应该有三门不同的学科来加以研究。研究“知”的学科是逻辑学，研究“意”的学科是伦理学，剩下的“情”也应该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加以研究，鲍姆加通把研究“情”的学科定义为美学。在《美学》的开篇中就谈论“美学是感性认识的科学”[1]，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比是低级的认识能力，但这种较低级的认识能力也必须有专门的一门学问来加以研究，否则感性认识就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这样，美学也就成了一门有别于哲学、逻辑学和伦理学等的独立学科。美学的独立意味着这个学科有着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关于美学体系的理论思考成为美学家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在鲍姆加通之后的德国古典美学阶段，康德和黑格尔对美学的理论体系建构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康德和黑格尔都在鲍姆加通感性学的基础上，以感性作为思考的中心，致力于解决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问题。他们都立足于各自的哲学立场建构起自己的美学理论。康德在鲍姆加通提供的美学是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紧紧抓住想象力这个中介环节，提出了“审美判断力”问题，建构了其先验哲学的美学体系。他从“审美判断力”出发，重点分析了审美心理机制问题，抓住想象力与其他心理机能的相互组合，阐发了美感与崇高感、趣味与天才等问题。感性与理性的相互统一是他构建自己心理美学理论的核心。黑格尔则把艺术纳入绝对理念发展的历史，将艺术视为理念外化为主体心灵的感性表现，即美作为理念的感性显现经历了一个有序的发展过程。黑格尔根据逻辑与历史相互统一的原则，以艺术美的理念为中心建构了一个庞大而又严谨的理论体系。康德和黑格尔的美学理论体系后来成为中国美学研究的两种主要范式，即审美心理学研究范式和艺术哲学研究范式。再加上希腊的美学传统对美的本质的构建，即美本质研究范式，这三种美学研究范式就成为后来中国当代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典范。

西方现代美学打破了以黑格尔美学为代表的形而上学体系，代之而起的是多元演变的新局面。西方现代美学立足于人本即精神主体来回答美学问题，以人本主义哲学为出发点，张扬个体的感性、本能、欲望、直觉，并将它们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审美经验问题成为西方现代美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艺术，艺术不过是审美经验外化的产物——审美心理经验是艺术的内在根源，艺术则是审美的外在表现，审美和艺术密不可分。因而我们可以说西方现代美学是以“审美一艺术”为中心课题的。西方现代美学家利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研究美学，而不像古典美学那样来建构一个宏大的体系。这种消解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方式张扬了美学的精神特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审美的本质内涵，例如存在主义对个人审美之谜的揭示，现象学对审美意向性的阐释等都为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方法。但是由于现代西方美学的发展直接源自于西方现代哲学，而对于大众的审美意识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因而只是具有学理的价值，而对于大众的美好生活没有能够提供多少助益。

中国当代美学理论建构的资源直接源自于德国古典美学，因而建构自己的美学理论成为美学家们的首要选择。发生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是为了批判美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确立美学研究领域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开创者们对美学学科的论述不多，对于当时的中国的美学家来说就有了可以阐释的空间。这时的美学论争的焦点集中在美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一非美学问题上。大讨论中有着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凡是认为美是客观的就是唯物主义的，凡是认为美是主观的就是唯心主义的。力争站在唯物主义阵营中是大家的共同取向。这次美学大讨论虽然在当时是最具有解放意义的讨论，但由于他们把复杂的审美现象划归入唯心与唯物的论争，将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几乎完全哲学化，因而其学术史的意义并不是很大①。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第二次美学大讨论是50、6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延续。各派的美学理论在这一阶段都得到了发展并且树立了实践美学的核心地位。这之后，当代中国美学家们加强了对西方美学理论的翻译工作以及对中国美学史资料的系统整理，为建设科学的、体系化的美学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实践美学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取得中国当代美学话语控制权的。实践美学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康德的主体性哲学结合起来，提出用实践来融合认识论美学的主体和客体的二分状态，用实践活动为美学寻找一个可靠的根基。在此基础上，实践美学将西方古典美学研究的三种范式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包容广泛的美学体系。美的本质、审美心理学和艺术论在实践美学中获得了统一。可以说，实践美学达到了理论美学的顶峰。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则可以看作是中国当代美学的第三次论争，在这场论争中，后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声称自己所建构的美学体系超越了实践美学，他们以强调感性、个体性和超现实性来反对实践美学的理性、群体性和现实性。而实际上，两者的主要区别只是在于其哲学的起点不同，实践美学以“实践”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而后实践美学则以“生命”、“生存”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两者的论争实质上是西方古典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争执。实践美学依托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康德的主体性哲学，而后实践美学则依托于西方现代的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在这场论争中，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讨论的焦点都集中在哲学的命题上，二者看似针锋相对，但在美学研究的理性化建构上则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从中西方美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的建构和艺术审美的研究上，这种从学理分析和美学史资源中寻找美学建构的可能的美学研究方式我们可以称为理论美学。理论美学总是从哲学的高度为美学寻求安身立命之所，极力从理论上论 证人类审美活动的普遍价值，对人类审美活动的发生、发展及其特性做出自己的判断和理解从而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与积极建构理论美学大厦相对应的是美学家们对大众审美实践的漠视。这种漠视使得理论美学的建构一直在“高空运作”，而借助哲学话语权建构起来的堂皇的美学理论与人民大众的现实审美活动几乎毫无关系。因而，理论美学在当代的发展遇到了困境：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时代背景的变化，当前，发展的重要性超越了启蒙，美学的工作中心亟待转移，即美学首先应该积极地介入到大众生活之中，成为建构大众美好和谐生活的学问，而不应该再囿于概念化的范畴内自娱自乐；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建构理论美学的学者们远离了大众生活，躲在书斋里闭门造车，建构了一个个美学体系，而实际上，这些体系对于大众的现实生活却无关痛痒，这种美学与生活隔离的状况使得理论美学成为无源之水。因而我们呼唤美学介入生活，在大众的生活中发挥美学应该具有的社会功能。

二、大众审美意识的兴起与生活关学的建立

理论美学的发展历史揭示了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但是由于“美学家只在美学史资源中讨生活，他们满足于根据已有的理论提出新的理论；满足于在逻辑自足中建立各种理论体系，其眼光始终只盯着书本，思想神游于观念王国，没有去关心比观念、逻辑更为根本、更为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本身，没有去研究身边正在发生着的大众审美事实。”[2]因而，美学研究就在逻辑、概念里兜圈子，美学家的这种自娱自乐的努力只能够满足自己的“美学话语权”的建立而不能被广大的群众所接受，广大的群众不知道美学究竟为何物，不理解美学与他们美好生活有什么关系，不了解美学的存在究竟对自己有什么价值。

美学研究远离大众的倾向遭到了一些青年美学家的批评①，这些批评的确击中了理论美学的要害，美学如果不走出纯理论的“象牙塔”就不能真正的被广大群众所接受，而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如果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无关痛痒、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就不会有生命的活力。因而美学走向大众，走向生活是其理论创新的一条新的途径。我们将这种走出理论体系建构的走向大众生活的美学称为“生活美学”。“生活美学”并不是一门新的美学建构方式，它实质上是深入到大众中去、解决大众生活审美难题的应用美学。

美学走向生活或者说“生活美学”的提出是否就是要研究日常生活中的感性审美问题呢?这就牵涉到“生活美学”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区别。“生活美学”和“日常生活审美化”都立足于大众生活本身的审美，都是对理论美学的一种反驳与修正。但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首先审美主体是不同的。生活美学立足于大众的现实生活，全体大众是“生活美学”的审美主体；而“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审美主体是发达城市生活中的中产阶级，他们拥有相当充足的金钱，因而在物质极为丰富的发达城市中可以找到他们审美的领地，这只是一部分有钱人的美学。其次是审美活动的出发点不同。“生活美学”的出发点是大众生活中的现实审美现象，并以大众生活的艺术化、大众生活的幸福和谐为最终目标。而“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出发点是审美的感官享受和物质刺激，它建立在丰裕的物质生活基础之上，是被物质商品所包围的“消费社会”的产物。最后是审美活动的价值归依不同。“生活美学”所追求的是人生的艺术化，以造福大众的现实生活为价值归依，它是由日常的物质生活向精神生活的升华，是由日常生活的“实用”层面向“艺术”层面的过渡，是由功利实用的劳动向本真存在的澄明境界的提升；而“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则以直接表征物质满足的享乐的为价值归依，它是物质生活扬弃精神生活的“”，是“消费社会”的审美价值观，是以“审美”为幌子、以“感官享乐”为本质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理论变相。它最终以“技术”来统领审美，审美的人变成了物化的人。

立足于大众立场的“生活美学”关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大众日常生活是非常广泛的，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而生活美学的主旨就是要把美学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关注他们的物质生活以及精神生活中的审美问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注重自己身体的美化、注重自己生活环境的美化，从中获得一种舒心的享受；在人们的日常劳动中，劳动者体会到劳动创造所带来的快乐，这些都是生活美学所关注的问题。在大众的精神生活领域，美学要担当起培养大众的审美情趣、提高人的道德素养和丰富人的情感世界并且弘扬积极的人生价值观、引导健康的娱乐消费方向的任务。这些任务的实现就要求美学关注大众的现实生活、关注大众的审美心理的发展。美学应该逐渐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应该讲，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美的追求是普遍的：从美容美发、服饰、家居装修、旅游再到生活饮食等各个方面。这种审美追求可以说永无止境。大众审美意识的兴起无疑为生活美学的大展身手创造了舞台，这就需要美学超越只关心理论的传统，深入到大众生活之中，协助大众提高自己的审美修养和审美趣味。大众的审美意识兴起的时代也正是美学应该大有作为的时代。没有现实基础的学科会缺少持久的生命力，美学首先要找到其现实的立足点才能在学理上有所发展。如果美学家没有看到美学的现实的生命力而仍旧在形而上学的“迷宫”中奢谈审美的精神性、超越性、个体性和无功利性，这岂不是美学的不幸抑或美学家的悲哀?因而我们的美学发展要呼唤一种立足于大众立场的现实主义，而不能仅在理论的超越境界里沾沾自喜。

三、理论关学与生活美学要互补

从系统性和体系性出发，理论美学坚持对美学进行学理分析，探讨审美活动产生的逻辑前提，在此基础上提出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并给予自己的解答，这对美学这门学科的发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首要的任务就是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并给予理论上的分析，美学当然也不例外。这种学理分析的重要性在于确立了美学的自律，使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为可能。但是一味地追求理论化、思辨化使得美学这门研究人类感性的学科越来越远离人类的现实生活而成为一门“玄学”。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就显示了这个趋势。近20年来中国美学学科的所谓创新也常常超越了美学自身的范围，无论是实践美学话语权的建立还是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辩驳，其实都是哲学思想的论争在美学领域中的表现。美学理论家不愿意从具体的审美现象出发而热衷于从哲学入手来探讨美学的逻辑起点和美学的基本问题，以哲学修养和逻辑修养的高下来争取美学理论建构的话语权。理论可谓层出不穷，但是美学和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的隔膜却依然有增无减。

伴随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大众以不同的方式在追求着美：建筑装潢、室内装修、美容美发、环境绿化、花卉修剪、影视娱乐等等与审美相关的一些行业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从社会大众的审美实践来看，我们的美学正是应该大有作为的时候，而现实的美学研究却是令人失望的。中国当代美学要走出困境，重新获得自己应该具有的学术地位，就应该积极地介入到现实生活中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养分，拓宽自己的学科领域，展示美学学科积极介入社会的价值；当然，在面向现实生活的同时，美学也不 应该忽视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即美学要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不断地寻求理论的创新、发展和突破。这样，美学一方面做好了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另一方面又积极地介入到现实生活中去，就使美学能够在学理和生活两个方面相得益彰。

美学是一门“形而上”和“形而下”兼有的学科，它一方面要在“形而上”的层面探讨美学的学理价值，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形而下”的层面探讨大众的现实审美。它并不是一门社会应用学科，而是一门人文学科，这就要求它必须以人为本，追求其超越性和自由精神。各种社会生活中应用美学的发展最终还需要理论美学的成果来支持，而理论美学的研究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立足于现实的审美实践和审美经验，在现实审美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提升和概括，从而形成具有学科形态的美学理论。反过来，这些具有学科形态的美学理论又能够指导现实的审美实践，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因而美学研究应该面向多元：既要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美学问题，又要研究具有理论形态的美学问题。事实上，生活美学是理论美学的源头，理论美学的理论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审美经验，而生活美学又给理论美学提供丰富的审美例证，没有生活美学支持的理论美学是“有学无美”的，没有理论支持的生活美学是“有美无学”的。美学要发展，要取得突破，就必须面向多元，将立足于大众审美的生活美学和立足于学科建设的理论美学统一起来，给生活美学寻找理论依据，给理论美学寻找现实依据。

总之，美学要想走出低谷就必须走出思辨的理论的王国，走向社会生活的广阔空间，走向对生活审美的研究，在大众的生活幸福和心理健康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就要求美学家们不仅要在思辨的领域内研究美学，还应该对生活中的实用美学进行研究；要用开放的心态来容纳各种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不能认为只有理性统摄下的审美才是正确的，而别的审美方式都不可取；要树立大美育的思想，不仅要在学校培养学生的美育观念，更要在社会的大环境中培养全体社会大众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意识。只有这样，美学才能从形而下的角度给人以引导，培养大众正确的审美情操，同时又探究人们的精神追求，从形而上的角度给人以启迪。也只有这样，美学才能够实现从具体的审美事实出发达到对大众终极关怀的目标。作者：刘广新 胡友峰

[参考文献]

[1]鲍姆加通．美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13．

[2]薛富兴．生活美学——一种立足于大众文化立场的现实主义思考[j]．文艺研究，2003(3)．

[收稿日期]2006—12—01

[作者简介]刘广新(1972－)，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生。

第9篇：从众心理理论范文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摘　要】解决好民生问题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途径当前，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主要面临党的自身建设出现的新问题以及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基本民生问题的影响。应在民生的制度建设、关注现实生活及群众主体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生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这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的需要，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简单的通过各种途径强硬地向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而是要通过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法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的认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有群众立场的理论，而不是束之高阁、无的放矢的空洞说教。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地关注人民群众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真正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因而，树立民生取向，解决民生问题，就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方法。

1　民生取向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运用现代信息、通讯等技术手段，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使受众逐渐由少数精英扩展为大多数普通人群的过程。[1]其实质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深入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中，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和理解，并能够通过这一理论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这就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深入关切民生，树立民生取向，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同时，真正做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关于“民生”一词的内涵，《左传·宣公十二年》曾提到“民生在勤，勤则不匱”。意即民众的生活在于勤劳，勤劳则生活物资不匮乏从而有发展。孙中山对民生的理解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现代《辞海》中把“民生”解释为“人民的生计”。[2]从中可以看出，民生的内涵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是“民”，即指广大的人民群众，二是“生”，即生产生活。因此，民生即是指有关国民生计与生活、生存和发展等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问题，不仅包括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资料，也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基本民生权力。

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民生问题，越来越关心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利益问题，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国家政策领域的有力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终实现的重要途径。然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各种民生问题凸显，人民群众出现信仰危机，对马克思主义存在质疑和不解，这就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愈发困难。因而，树立民生取向对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民生取向的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30年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生活日益丰富，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有了极大改观，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社会转型、体质转轨、民众信仰多元的今天，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依然存在巨大挑战，面临众多复杂情形，形势不容乐观。主要体现在:

2．1　党的自身建设出现的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

我们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仍然面临着极大挑战，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首先，党员队伍参差不齐，主要表现在一些党员素养不高，忽略对自身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些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思想上对理论学习不重视，同时，由于对党的政策理解不够全面，造成做事单凭主观意愿，不实事求是，对事关群众冷暖的细枝末节关心不够，或只做表面文章，不愿下大力气解决。其次，党内腐败现象依然存在。其方式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兵作战的个人，而是利益均沾的集合体，突出特征就是集体谋划、集体收益。在一些地方官商勾结、官员入股、买官卖官等已不再是新闻，对腐败事件的揭露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网络链条覆盖面之广，可谓前所未有，群众对此怨声载道，长此以往势必严重损害党的形象，从而导致群众对党和政府不信任，进而加剧信任危机。因此，加快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步伐，就必须加大反腐倡廉力度，把反腐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从根源上遏制腐败蔓延。最后，党内官僚主义作风时有存在。表现在一些党员干部衙门作风严重，把自己和群众对立起来，对群众反应的事情不重视，认为群众的事情都是些琐事，造成处理群众问题不及时、不用心、不到位。胡锦涛总书记曾告诫全党“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提出的）这朴质通俗的话语体现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表达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坚定理念。

2．2　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的凸显制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

中国有13亿人口，面临众多民生问题，但在所有民生问题中，涉及到“百姓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最根本的利益问题则是最大的民生问题”，[3]因为这些问题是涉及人口最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最紧密、最现实的重大问题。首先， 在教育方面，虽然我国是世界上各类教育人口最多的国家，然而，由于多种因素决定了在一定时期内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还会持续，诸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同城不同区域之间等等，教育质量都存在较大差异。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学生上学难、上学贵，在一些地区，“优质学校”挤压“普通学校”，使得后者招生困难，随时面临被吞并或关门的后果。其次，在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看病贵、看病难。由于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导致许多人不辞劳苦奔向大城市的大医院，在农村，随着医疗价格的不断攀升，致使农民看不起病，或者举债看，甚至有病不治，近年来不少地方出现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受制度制约，以养老和医疗为主的社会保障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完全的覆盖，社保内容过于单一、参保人群有限，这种非均衡的社保范围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再者，就业是民生之本，关乎到个人、家庭的生存发展及幸福和谐。如今，上到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下到普通农民工就业权益难以保障，都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将会降低民众的幸福感，加剧社会不稳定，影响社会和谐发展。民生问题，枝叶关情。我们应该“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民生问题。”推动理论的大众化，说到底就是要在现实生活中帮助群众解疑释惑，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彻底将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落到实处，努力提高党的自身建设，解决群众“最大的民生问题”，以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问题入手作为理论走向大众的根本途径， 使群众在“有用”的理论中感受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增强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民生取向的路径

破解马克思主义如何大众化这个难题，不仅需要从理论层面反复研究和论证，在理论创新中不断摸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方法，更需要从实践层面努力推进，力求在解决民生问题中把握理论大众化的本质。笔者认为，从民生视角寻求理论大众化，应从以下几点来把握:

3．1　制度建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保证

制度建设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作保障，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只会昙花一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会流于形式而无实质意义。为此，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推进。

第一，注重完善。制度建设具有长期性特征，不可一蹴而就。当前，应努力完善各项民生建设，在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尤其要保障群众的民主政治权利，进一步调动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因为民生问题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的满足,更是政治权利的实现。我们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健全法制及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群众对政府的各项监督，健全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畅通社情民意表达渠道， 使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权利真正落到实处。

第二，积极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上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把教育、就业、分配、医疗、社保等主要民生问题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这表明加快这些领域的制度建设，使之能有一个相对完备的制度体系，是我们党和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关切民生，重在实现民生的目的，保障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们制定各项政策和方针都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福祉为着眼点和落脚点，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五个统筹”的要求积极稳妥地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落实好党的民生建设的各项要求，切实解决好民生问题，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3．2　关注现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途径

关注现实问题，走进大众生活，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只有正确地捕捉、及时地回答人类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才能保持生命力，并在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中获得发展。民生问题说到底就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要使理论被群众真正掌握，就必须将理论和群众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站在群众角度思考问题，从群众本身思维特征出发来讨论群众所关心、所渴望解决的各种民生问题，让群众真切地感受到这是他们自己的理论，这是在说他们自己的心里话。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处在各种问题的多发阶段，加之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矛盾和新时期产生的矛盾并存，使得各种利益冲突十分突出，各类民生问题也日渐显现。要想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就不能回避和绕开这些现实问题，我们应进行真心实意、实事求是的理论解答，帮助群众拨开思想的迷雾。在理论宣传中，不要“避重就轻”，对一些敏感问题要敢于直面，对群众讲实话、讲真话，“克服‘人们懂得的反复讲，需要回答的老不讲’现象。”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情感不会凭空产生，这种情感的产生是由多方面构成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论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邓小平曾经说过:“空讲社会主义，人民不相信。”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空大话只能拉大理论和群众之间的距离， 使群众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厌倦甚至反感。所以， 马克思主义大众终究是要在关注群众日常生活中把握理论发展的方向，不断解决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使大多数人获益，这不仅是增加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同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动力。

3．3　群众主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要求

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党一贯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角度来说，没有大众化的取向和不断大众化的运动，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成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从民生视角探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该突出群众的主体性，但也应当注意，群众不是理论的被动接受者，更不是被同情的对象，因此，我们对于民生问题的理解也不能单纯地停留在衣食住行上面，而应站在更高的层面来思考它的价值内涵， 这样才能摒弃视群众为被同情对象的狭隘思想。关于这一点， 理论通俗读物《七个“怎么看”——理论热点面对面·2010》就是很好的例子，书中涉及了群众普遍关注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例如房价过高、教育公平、农民工及大学毕业生就业、社会保障等等，从直观现象入手，又不局限于现象，而是力求通过对道理的分析，层层剖析缘由，站在群众可以看得懂、读得透的角度，对这些问题从小道理入手，逐渐引入到更加宏观的层面，体现了与群众交流思想、交换意见、心贴心的诚恳态度。在谈到就业问题时，着重从就业是民生之本的角度出发，指出：“就业关乎个人生存和尊严”，“只有人们都有工作干，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生活保障，人心才会思安，才会增强社会归属感和安全感，社会才能稳定发展。”这种朴实的文风，深入浅出地讲道理、摆事实的态度，不仅改变了理论“宣传品”在群众心中的形象，更加体现了对普通群众主体地位的尊重，对社会公平、人的价值及尊严的维护和关照。

总之，理论关心群众，才能为群众所接受，理论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才能赢得群众的拥护。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以人为本，“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4]在人文关怀中增进群众对党的理论的共识和认可， 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参考文献

［1］陈方刘，田 辉.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J]．云南社会科学，2008（2）．

［2］孙中山．孙中山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802．

［3］胡鞍钢．中国：民生与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