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精选(九篇)

第1篇：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范文

 

并且，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论述了市场(价格)机制的有效性问题，即“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涉及的就是今天的微观经济学所说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把《国富论》看作是微观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从19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在价值论上的分野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在“价值由什么决定”的论争中，微观经济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阿弗里德·马歇尔把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综合和提升，使微观经济学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我们可以把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看作是微观经济学的代表作。

 

微观经济学虽然在19世纪末就已经比较成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就已经完善了。随着西方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变化，随着经济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分析工具的使用，微观经济学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获得了许多发展，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这些发展及其成果大大丰富了微观经济学的内容。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微观经济学在20世纪的发展。

 

一、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发展消费者行为理论也叫需求理论，主要是解释单个家庭(消费者)在面临一组约束条件时如何对商品组合进行选择；它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试图找出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论述需求曲线为什么一般向右下方倾斜(需求规律)。解释消费者行为的理论先后有基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和显示性偏好理论。基数效用论产生于19世纪，是需求理论中的古典理论。

 

虽然在19世纪末，一些经济学家就观察到效用的不可测性，提出了序数效用论的思想，如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安托内利(G．．Antonelli)、费雪(Iving Fisher)和帕累托(Vil—，埃奇沃思(1881年)和安托内利年)甚至在19世纪80年代就使用了无差异曲线的概念，但是，序数效用论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则是得益于斯卢茨基、希克斯(John R．Hicks)和艾伦(Roy George Douglas AIlen)等人的贡献。

 

斯卢茨基的贡献是提出了后来被称之为“斯卢茨基方程”的消费者行为理论。这位前苏联数学家、统计学家兼经济学家在1915年7月的意大利《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关于消费者预算的理论》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商品价格的变化对需求量的影响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实际收入不变，商品相对价格变动引起消费者用价格较低的商品的消费替代价格较高的商品的消费，从而引起对价格较低的商品的需求量增加，这被称作“剩余可变性”，希克斯后来把它称作“替代效应”；另一个是货币收入不变，商品价格下降引起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增加，实际收入增加引起消费者对商品需求量的增加，这被称为“收入效应”。斯卢茨基进一步认为，这两个效应是独立的和可叠加的，二者的代数和就是“价格效应”。即价格效应一替代效应+收入效应，这就是斯卢茨基方程，后来又称之为“价值理论的基本方程式”。斯卢茨基还进一步认为，收入效应可以是正数——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量随收入增加而增加，也可以是负数——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量随收入增加而减少，而替代效应则始终是负数。

 

斯卢茨基方程的意义是从理论和方法上完整地解释了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为什么一般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完整地证明了为什么存在需求规律。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斯卢茨基在1915年发表的这篇文章最终给出了序数效用函数的假设。[1](蹦∞希克斯在帕累托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了序数效用论，使之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第三篇主要是论述基数效用论(包括需求弹性理论)的，这种需求理论在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1939年)出版以前一直是最权威的理论而受人敬仰。还在20世纪年代前期，希克斯就对这种基数效用论提出质疑。

 

在《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希克斯认为，马歇尔的需求理论是从最大限度的总效用观念出发，通过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达到所购买商品的边际效用必定与其价格成比例的结论。希克斯就此提出疑问：这种被消费者追求的最大限度的“效用”是什么?什么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确切基础?他认为马歇尔对这些问题没有进行透彻的论述，而帕累托对此做过有价值的讨论。

 

希克斯从埃奇沃思和帕累托那里接过无差异曲线分析，用无差异曲线与消费者的预算线相切来确定消费者的均衡条件，用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取代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用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取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并且讨论了“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推导了“收入一消费曲线”和“价格一消费曲线”。

 

由于序数效用论不以效用数量的衡量为基础，它用两种商品的变化量之比来间接衡量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这就克服了基数效用论“效用如何计量”的难题，从而使得序数效用论成为被普遍接受的需求理论。

 

无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都是研究消费者如何使其偏好或效用最大化。但是，消费者的偏好是观测不到的，能够观测到的只是消费者做出的选择。那么，有什么办法说明观测到的消费者需求行为是否是由于偏好关系或效用函数的极大化而产生的?有什么办法能够从消费者的实际选择行为推论出他的无差异曲线而不是依靠他公开声称的偏好?保罗·萨缪尔森(1938年和1947年)发现的显示性偏好理论就是用来回答上述问题的。

 

显示性偏好理论的优点在于，研究者不必知道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图，也无须知道每一种商品(或商品组合)的效用大小，只要知道消费者对有关商品组合的选择行为就可以了。根据显示性偏好理论，一个消费者之所以在两种商品(或商品组合)A和B中选择了A而不是B，只有两个原因：要么他偏好A，要么A比B便宜。如果A不比B便宜而消费者仍然选择A，我们就可以判定，这个消费者对A的偏好一定大于对B的偏好。为了给出显示性偏好理论精确性的证明，萨缪尔森和于泽(H．Uzawa)等人又进一步提出了显示性偏好的弱公理和强公理，这就是一致性公理和传递性(transitivity)公理。

 

序数效用论以无差异曲线已知为前提。如果无差异曲线未知或不确定，则无法确定消费者均衡。显示性偏好理论可以用来确定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和需求曲线。

 

显示性偏好理论不但用来替代偏好理论作为消费者行为分析的基础，而且还被用于证明竞争性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这种分析技术还在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中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

 

二、厂商行为理论的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把单个厂商生产者)也看作是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其目标也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厂商的行为和消费者的行为一样，都可以用一套最优化方法来进行分析。于是，厂商均衡条件(或生产要素最优组合条件，或利润最大化条件)以及围绕这个条件展开的产量理论、成本理论和收益理论，成为微观经济学中厂商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

 

世纪厂商行为理论的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成果：一是各种各样的“厂商管理理论”(man—的提出。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认为厂商的目标(实际上是企业经理的目标)不一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这些理论也可以称作“非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行为理论。

 

二是对“理性人假说”的批评和修正。

 

“非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行为理论起始于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对厂商决策行为的经验研究。1939年霍尔和希契在对38家企业定价决策行为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题为《价格理论与企业行为》的研究报告。L31该报告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企业并不按照“MR—MC”

 

的原则来做出价格决策，也不一定根据市场需求圃来定价，因为企业很难获得关于单个产品的需求曲线的信息；企业对其产品定价实际上使用的是“成本加成定价法”，即根据产品生产所耗费的平均成本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幅度，这个利润幅度相当于一个行业内部的平均利润或正常利润。霍尔和希契认为，在“成本加成定价法”流行的情况下，利润最大化只是一种偶然的结果，而不是企业经常追求的目标。1946年，莱斯特(Richard Les—通过对美国南部430家企业的调查研究后发现，企业的产量决策和用工决策一般并不考虑“边际成本”或“边际产品价值”变动，因为企业难以估计这两个变量。这项经验研究成果也证明企业并不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行事。

 

贝利(A．A．Berle)和米恩斯(G．C．合著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1932年对厂商(企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本书得出的一个重要认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大公司在生产部门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些大公司里，所有权和控制权分别掌握在股东和经理手里；由于存在不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和非竞争的产品市场，企业经理将拥有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外目标的空间。

 

在贝利和米恩斯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非利润最大化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是鲍莫尔的“销售最大化模型”、彭罗斯等人的“企业成长理论”和威廉姆森的“管理斟酌决策权理论”。

 

鲍莫尔在1959年出版的《企业行为、价值与成长》一书中提出“销售最大化假说”(sales maxi—。[41在这本书中，鲍莫尔把在某种利润约束条件下追求销售总收益最大化看作是寡头垄断者的典型目标。这里的利润约束是指企业股东认可的最低利润水平。鲍莫尔认为，企业之所以追求利润约束下的销售最大化，主要是因为销售量与经理人员的薪酬存在正相关关系，其次是因为销售量下降会使得企业丧失一部分客户和分销商，降低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能力。

 

“企业成长理论”

 

归功于彭罗斯和马里斯的开创性研究。

 

这种理论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是一种“公司经济”(corporate economy)，也就是公司企业主导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公司管理者(经理)拥有斟酌选择公司追求目标的权力，这就使得这种经济成为一种有管理的经济，而不是完全的市场调节的经济。这种“企业成长理论”关注的是“企业扩展的时间路径”

 

。在动态过程中，经理们通过把企业成长作为追求目标来满足其权力、称霸(domi—、威望(prestige)的本能，而诸如企业安全和职业成就的动机诱导经理们把“企业的评价率”

 

’s valuation ratio，它是企业股票市值聊与其资产账面价值是的比率，即铆／是)作为其追求的目标。资本市场通过兼并和接管机制对这种评价率的高低施加约束，如果评价率低于某一水平，企业将被购并。企业面临的这种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形式化表述如下：

 

。一U。(g，口) ……．￡．u≥可 ……其中，U。是管理效用函数，即企业经理的目标函数，g是企业的成长率，可是对企业的评价率，可是资本市场约束，当u<面时，企业将被购并。给定一个成长一评价函数(即U。)，其中钉和一定水平以上的g负相关，经理们将面临着图所示的斟酌权衡：

 

矿’

 

／…一凇{i＼成长喾图1企业成长模型一评价曲线在A点以前，企业成长率g和评价率u正相关，在A点以后，g和曰负相关。企业经理对成长率和评价率组合的偏好可以用无差异曲线I来表示。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约束，最优点将是最高的无差异曲线I。与成长一评价曲线相切的切点B。

 

如果评价率不能满足资本市场约束条件口≥百，那么，最优的成长率将由受约束的最大化解(百，虿即C点给出。显然，C点的成长率要高于B点的成长率。

 

“管理斟酌决策权”

 

理论是威廉姆森在1964年出版的《斟酌决策行为经济学：厂商理论的管理目标》一书中提出来的。[7¨管理斟酌决策权”是指公司经理们追求他们自认为有利可图的目标的能力或权力，而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竞争程度将决定着这种斟酌决策行为的范围。

 

威廉姆森认为，在两权分离的现代大公司中，经理们有一种支出偏好(expense preference)，这种支出偏好通过某些企业支出如营销支出、职工报酬支出来获得满足。这些支出会给经理们带来正价值，因为通过扩大这些支出有助于实现经理们追求薪酬、威望和权力的目标。虽然这些目标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些“非金钱目标”(non—pecunia—，但是这些目标决定着经理行为，从而影响着厂商行为。

 

理性人假说是关于厂商行为和消费者行为的一个基本假说，微观经济学的许多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假说基础上的。自1947年开始，西蒙．Simon)在一系列论著中反复强调经济当事人的理性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而不是理性人假说所暗含的完全理性。∽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观效用论是建立在这样三个前提条件之上的：(1)可供选择的对象是给定的，而且是固定不变的；(2)每种选择结果的概率分布是已知的(指主观而言)；目的是为了使一个给定的效用函数的期望值达到最大化。西蒙认为，这些假设条件并不一定与我们想要知道的实际经济选择过程相一致；通过放松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假定可以得出“有限理性论”。

 

西蒙所说的“有限理性”是指那种把经济当事人在认识方面的局限性考虑在内的理性选择——包括知识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西蒙认为，虽然经济当事人总是期望实现最优化，但是他们事实上做不到，因为经济当事人的行为要受到获得有关选择机会的信息成本和对不确定性未来的无知的约束，他们实际上只能追求一种比较满意的目标或满足水平，只追求实质性与程序性的理性。有限理性理论假设可供选择的对象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集，而是存在一个产生各种方案的过程；假定不知道结果的概率分布，而把这些情况的估计程序纳入分析结构；寻找那些应对不确定性的策略，这种不确定性假定人们不知道其概率分布；也可以不作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假设，而只设想一个令人满意的策略。有限理性理论是这样一种选择理论和决策理论：假定经济当事人希望达到某种目标，并且为此竭尽他(或她)的心智，但是在描述决策过程时又把人们头脑的实际智能考虑在内。西蒙强调，要把经济学和管理学建立在一种关于现实的人的行为描述的基础上，必须用“有限理性”来取代完全理性。

 

萨金特(Thomas J．Sargent)进一步把“有限理性”概念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91他假定经济行为人确切地知道行为的规律本身是不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他们努力寻找实现理性预期的方法，但是他们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因此，宏观经济模型不一定要建立在理性预期和最优化假设之上。萨金特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基于理性预期假说的模型得出的预测很难与观察到的实际结果相符，而有限理性理论可以修正理性预期模型得出的过于严格的预测。

 

三、对“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证明在市场经济中，虽然每个人的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其结果却会增进社会利益，即个人利益和社会(或公共)利益可以得到和谐协调。这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所表达的思想。在斯密看来：“每个人都力图利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有最大的价值。确实，一般说来，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促进的公共利益是多少。……他所追求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实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实现圃的目的。……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通常会促进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要促进的社会利益更大”。[10]㈣23¨‘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告诉我们，分散的市场经济不但没有造成混乱，反而导致经济运行有秩序并且资源配置是最优(有效率)的状态。

 

在亚当·斯密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都着力证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正确性。19世纪下半期，瓦尔拉斯(Leon Walras)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1877年)一书中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这个理论证明，在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下，总是存在一组价格(或价格向量)，使得经济中所有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都恰好相等，即存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一般均衡。瓦尔拉斯把这个结论称作(一般)均衡价格决定定律，后来被称作“瓦尔拉斯定律”(walras’s 1aw)。当一般均衡存在时，各类市场既不存在超额供给，也不存在超额需求，每一个市场都可以自动出清，所以，瓦尔拉斯定律又可以表示为：只要效用函数是连续的、严格递增的并且严格拟凹的，经济体系中所有市场上的超额需求的价值之和等于零。在一般均衡存在时，市场交易者都能获得最大化满足，即效用最大化。瓦尔拉斯写道：“在自由竞争支配下的市场中进行多种商品互相交换是一种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所有一种商品、多种商品或一切交换商品的持有者，都能获得他们欲望的尽可能大的满足。”[11]佃168’

 

但是，在对一般均衡理论的证明中，瓦尔拉斯是通过假定模型中的方程式(供给方程式和需求方程式)的数目等于未知数(待决定的商品市场的价格)的数目而得出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的。这个结论无法通过数学方法来验证，因而不能使人信服。因为如果未知数的数目和方程式的数目相等，这个方程组可能无解。我们不能责怪瓦尔拉斯的数学水平不高。客观的情况是，在他提出一般均衡理论时，解决一般均衡存在性问题的数学工具——集合论、博弈论、拓扑学等，还没有出现或没有运用到经济学中来。

 

瓦尔拉斯之后的60年里，对一般均衡理论感兴趣的经济学家都力图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帕累托(Ⅵlfredo Pareto)、希克斯(John Hicks)、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麦肯齐(L．Mckenzie)、阿罗(Kenneth J．Arrow)和德布鲁(Gerard Deberu)等人。尤其是麦肯齐的《论Gra—的世界贸易与其他竞争性体系模型的均衡》

 

年)一文、阿罗和德布鲁合作发表的《竞争性经济中均衡的存在性》(1954年)一文和德布鲁的《价值理论：经济均衡的公理分析》(1959年)一书，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给出了形式化和公理化的证明。这些证明是简洁的并且是有力的，从而确定了一般均衡分析的标准框架。此后，德布鲁和其他人还证明，一般均衡虽然不是惟一的，但是均衡的数目是有限的并且必然是奇数的。

 

那么，当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存在时，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是否就是帕累托最优呢?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进一步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如果存在竞争性的一般均衡，那么这种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的。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如果存在完全竞争，并且个人的无差异曲线和生产函数都是凸的，那么通过初始资源禀赋在个人之间的再分配(再配置)，每一种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瓦尔拉斯的竞争性均衡来实现。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说明，如果经济是完全竞争性的，分散的市场经济可以达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这种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最优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说明，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每一种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来实现。个人要做的只是通过市场交易或通过政府进行某些初始资源总量的再分配(再配置)。第一定理是实证的或描述性的，它说明了完全竞争的分散的市场经济的结果如何。第二定理是规范性的，它说明了要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德布鲁、舒比克(Martin Shubik)和斯卡夫．Scarf)等人后来进一步证明，如果把市场经济中的均衡点的集合称作“核”(core)的话，那么，竞争性均衡必然位于核中；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源的核配置的集合将收敛到竞争性均衡配置；如果经济是一个足够大的经济，核和竞争性均衡在极限上是一致的。

 

四、市场结构理论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经济学中流行的市场结构理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理论。早在年，埃奇沃思(F．Y．Edgeworth)就试图对完全竞争下一个系统而严格的定义；[12]到年，完全竞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全部确定，并成为此后经济分析的标准模式。

 

根据完全竞争理论，由于一个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买卖双方都拥有完全信息，每一个厂商向市场提供的产品都是同质的，厂商进出一个市场是自由的并且是无成本的，所以在这种市场上，单个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并且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平均收益曲线重叠。这意味着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单个厂商和单个消费者完全不能控制价格，价格由这个市场上的供求均衡来决定，他们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当完全竞争市场处于长期均衡时，产品的价格等于最低的长期平均成本，厂商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市场是完全出清的，不存在供给过剩或短缺。因此，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理想的市场类型，它可以保证资源得到有效率的配置。

 

年，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仑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分别对完全竞争理论提出挑战，提出不完全竞争理论或垄断竞争理论。[13][143张伯仑指出，现实中的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型的，许多厂商出售的是有差别的产品而并非是无差别的产品，这就使得有差别产品的生产者就是这种产品的部分垄断者，这种生产者面临的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这说明单个厂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扩大或减少产品产量来改变其价格，他对产品价格有一定的垄断权。在长期均衡状态下，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存在生产能力过剩；与完全竞争市场不同，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存在浪费性竞争。

 

以1982年鲍莫尔等人出版《可竞争市场与产业结构理论》一书为标志，[15]西方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可竞争市场理论。这种理论可以看作是对完全竞争理论的发展。可竞争市场(contestable market)是指来自潜在竞争者的竞争压力，对正在市场上的供给者“在位厂商”)的行为施加了很强的约束的那一类市场。一种市场要成为可竞争市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进入自由，退出无成本，市场在均衡状态下无超额利润，在位厂商之间的定价和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不论市场上是仅有一个垄断者还是有许多竞争者，可竞争市场总是具有这些特性；来自潜在进入者的潜在竞争，而不是在位厂商之间的竞争，对在位厂商的均衡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

 

完全竞争理论强调的是一个市场上在位厂商之间的现实竞争。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竞争的程度取决于在位厂商的数目；在位厂商的数目越少，这个市场的竞争程度就越低或垄断程度就越高。

 

与完全竞争理论不同，可竞争市场理论强调的是潜在进入者的潜在竞争压力对在位厂商的行为从而对市场竞争程度的作用，竞争的程度取决于进入这个市场的障碍的大小。

 

可竞争市场理论假定潜在进入者具有这样的特性：(1)与在位厂商一样，潜在进入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得相同的生产技术，为同一个市场提供生产。(2)潜在进入者进入一个市场无需负担额外的成本，也就是不存在斯蒂格勒意义上的进入障碍。(3)在进入一个市场之前，潜在进入者可以暂时把在位厂商的价格看作是不变的，并用这个价格来计算其进入利润。

 

可竞争市场理论认为，只要市场是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的，不论一个市场上在位厂商的数目是多少，来自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压力同样可以约束在位厂商的行为，从而保证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是有效率的。当市场上有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厂商时，潜在竞争的约束使得在位厂商按照边际成本定价；当技术经济特征要求一个市场由一家厂商来进行生产(自然垄断)时，在位厂商将按照财务可行性的原则实行按平均成本定价。潜在进入者的竞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可竞争市场理论的解释是，在可竞争市场上，潜在进入者可以采用“打了就跑”(hit—and—run)的策略。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既不存在进入和退出市场的障碍，也不存在生产技术上的劣势或歧视，如果在位厂商囡的定价行为提供了一个(超额)利润机会(这时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或平均成本)，潜在进入者就会迅速进入这个市场，并在在位厂商做出反应(例如降价)时毫发无损地退出这个市场。因此，潜在竞争是悬在在位厂商头上的一把达摩剑。在潜在竞争压力下，为了防止进入真的发生，在位厂商——无论是寡头垄断厂商还是完全垄断厂商，就必须制定一种正好收支相抵的“可持续价格”(sustain—。因此，在可竞争市场上，一个可持续的市场结构或均衡的产业结构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有相同的经济绩效。

 

可竞争市场理论得出的一个重要推论是，垄断不一定会减少社会福利；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位厂商定价的“可持续性”和拉姆齐最优性是一致的，所以，在可竞争市场的垄断均衡中，总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都能够实现最大化。

 

可竞争市场理论的政策含义是：在市场是可竞争的条件下，自由放任政策比政府管制(regu—能够更有效地保护一般公众的利益。根据传统的垄断市场理论，一个市场只有少数几家大厂商时，资源配置是低效率的，消费者的利益是受到损害的。可竞争市场理论却认为垄断不一定是有害的，甚至可能是更有效率的。但是，可竞争市场理论并不认为无约束的市场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经济问题，也不认为所有的管制和反托拉斯行动都是不应该的，都是有害的。因为现实经济中的市场与可竞争市场还是有或大或小的差距的，市场改革的方向是取消进入市场的障碍，取消对在位厂商的人为保护，使得潜在进入的压力真正对在位厂商的行为形成有效约束。

第2篇：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范文

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和信息系统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以乔治·斯蒂格勒和肯尼斯·阿罗为代表。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研究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下的选择。由于非对称信息的存在，任何决策都要在不确定性下进行，不确定性是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完全理性只是理想假设，基于完全理性假设得到帕累托最优解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乔治·斯蒂格勒、詹姆斯·米尔利斯等人通过对现实制度安排和经济实践研究发现，决策者的信息是不充分、不对称的，这种情况下市场是缺乏效率的，常常出现市场失灵。囚徒困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在总体看来是最糟的，个人理性导致集体不理性；柠檬市场使得劣质商品驱逐优质商品。这两种现象都说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确定性下的选择与结果也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同一选择可能有不同的结果，同一结果也可能得自不同选择。微观信息经济学以不确定性和不对称信息为基础，研究如何通过契约和制度安排来规范决策者双方的经济行为。

从广义上说，产权经济学、激励经济学和博弈论都属于微观信息经济学范畴，核心是研究信息不对称下的败德行为、逆向选择和委托—问题。信息经济学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基础上，提出通过设计合适的制度来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避免市场失灵。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前沿分支，通过对传统假定的修改，不仅解释了很多传统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在实际中更有着广泛应用。

二、实验经济学

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在1962年《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从此实验经济学诞生。他认为应该用会犯错误的有限理性人取性经济人假设，以数理统计作为工具，通过反复实验来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的有效性。弗农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证明了市场参数完全可能影响均衡产出的收敛性。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复杂经济现象实验成为可能，20世纪70年代以后，实验研究结果使得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开始转向以有限理性为假设基础，经济学主流理论体系出现重大变化。此外，实验方法也被大量运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研究当中，促进了这些理论的快速发展。

实验经济学认为，由于所分析的是人的行为，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必不可少，现实中的人也并非一直是理性的，非理性会使得人的行为不同。因此，对经济理论进行实验会使得数据结果呈现概率分布状态。实验经济学考察的是被实验者选择行为的报酬总合占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比率越高证明相应的理论模型更加可靠，实验经济学通过对比率的比较分析，探讨怎样把理论和理论模型加以改进。实验经济学根据对比率的比较和分析，可以对暂无现成理论的情形提出新的理论模型，并加以分析验证。以有限理性分析为前提的实验经济学，对现有理论有效性地分析和不断提出新的理论模型，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以来都是以实证方法来做研究，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发生了重大变革。

三、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要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科斯在《企业的性质》《社会的成本》中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交易成本的，企业管理也是有费用的，决策者是通过市场还是企业配置资源取决于两者成本的比较，产权的安排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取决于能否降低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建立在行为人的基本假设上，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既有追求财富最大化的一面，又有集体主义行为偏好非财富最大化的一面，利他主义、意识形态、自愿负担、爱、团结等因素都对人的决策有重要影响。此外，由于环境太复杂、行业太多、分工太细、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人对环境的认知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在信息不完全下，行为人会有机会主义倾向，不会做出最优选择，是有限理性的。

正如资本家不关心企业行为是否污染了环境，只是关心通过降低工人工资获得更多利润，资本具有盲目性，人的行为不一定理性。针对传统经济人假设，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修正，在弥补传统经济学缺陷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指出，由于人的行为受制度和非理性因素影响，制度又是不断变化演进的，经济学理论不会一成不变永远适用，经济理论也要随着制度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新制度经济学指出，产权等制度方面的合理安排能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新制度经济学与法学、管理学等其他社会学科密不可分，新制度经济学在当今经济理论界和社会中的影响的很巨大。

四、神经元经济学

神经元经济学又叫神经经济学、脑袋经济学，它是研究大脑及大脑怎样思维的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科学事实及其概念强调人的有限计算能力、利他心和环境怎样影响人的经济选择行为，神经元经济学则通过对大脑活动事实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行为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也可以看作是新型的实验经济学。源于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的神经元经济学早期研究并没有对经济人假设提出怀疑，更多地是对经济人假设提供了实证，因此得以与经济学相结合。神经元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动物行为与人类一样也有自主过程，同样具有情感，正如恐惧可以躲避危险，感激、同情可以促进合作。长期的演化把这些对生存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感和行为的联系固化在神经系统当中，成为本能，在面临相似场景的选择时会再次唤起指导决策。行为决策并未完全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而是一个情感机制。威廉·詹姆斯认为，人之所以比动物更有智慧是人类的本能更加多，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比一般的动物得以变得更加精致和复杂，具备了更强的计算能力和情感。

通过对人类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的分析和研究，神经元经济学通过实验得出人类具有“趋社会性”的结论，由于人类共同情感中的同情心、责任心、羞愧、感激、公平正义等情感因素的作用，个体的选择并不仅仅出于自利，通常还要顾及他人或集体利益，传统的自利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对人类偏好和行为的解释是有缺陷的，“趋社会性”会使人不只考虑私利，还会维护正义、道德，其对促进合作效率、维护社会稳定都有重要意义。神经元经济学不仅对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做出重大贡献，更是对理性范式提出了挑战和修改。

神经元经济学认为人的决策方式分为理性和情感两种方式，丰富和深化了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经济人约束条件下最大化分析范式。神经元经济学通过对镜像神经元和神经系统自我激励工作原理的分析，正在逐步揭开偏好的本质秘密，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对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这也是社会科学通过实证研究不得不过的必由之路。

五、演化经济学

演化经济学以马克思为思想前驱，广义的演化经济学源自凡勃伦，狭义的演化经济学源自熊彼特和西蒙。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使得演化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演化经济学把西蒙的有限理性说作为自己理论框架的基础，并借此对新古典经济学加以批判。马歇尔曾说，经济学的真正科学化应该是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通过分析技术创新，演化经济学强调用动态的眼光看待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在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过程中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很多创新往往是没有目的的。演化经济学指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主要有：众多非串谋个体选择行为的复合效应无法预测；个体决策能力与要解决的困难可能不匹配，存在能力——困难缺口等。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演化经济学认为行为人决策时目标要具有模糊性，能够在结果与预期目标不一致时加以修正，遵循意外原理。演化经济学把有限理性作为自己理论的基本假设之一，通过了解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来了解技术进步、行业变迁及技术的创新，最终解释经济如何演化。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和制度的变迁都有路径依赖的特征，是不可逆的。

演化经济学关注变化，传统经济学关注静态均衡分析。演化经济学认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时间和历史具有重要作用，制度变迁要求经济理论不断调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重大的制度变迁，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制度方面在不断进行完善和调整，在中国研究演化经济学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六、行为经济学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共同研究了直觉信念心理学和选择理论，通过对西蒙有限理性说的考察，在有限理性和满意原则的理论基础上，通过研究系统性偏差他们得到了有限理性的图谱，他们发现，系统性的偏差会使人的选择不同于理性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创了行为经济学。从理性经济人模型出发，他们做了三方面的研究：（一）不确定性条件下，行为人采取的判断偏差和启示法；（二）前景理论，用于解释如何进行风险选择和在风险选择中规避损失；（三）框架效益及其在理性经济人模型中的运用。

卡尼曼认为人的认知分为推理和直觉。推理需要经过深思熟虑，需花费精力；直觉不需要花力气去思考和计算，想法会自发在脑海中呈现。在经过系统地研究后卡尼曼指出，虽然心智会对人的精神及行为提供监控，但比较松散，大多数思维和行为都是直觉性的。研究发现，相比花费精力思考取得结论，人们更习惯满足于直觉判断的结论。

直觉的特性是能自发进入人的大脑，卡尼曼把这种自发进入大脑的心理内容称为可感知性。通过研究，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发现有些特性确实相比其他的要更容易被感知。卡尼曼把这些无需费力思考就能自发产生的特性称为自然评价，例如，尺寸、距离、响亮程度、相似度、因果倾向、惊异度、情感强弱、情绪及刺激评价都容易被感知，均是自然评价。

基于以上的心理学知识，卡尼曼和特维斯基通过对不确定性下的人的判断研究发现，在不确定性下判断的复杂任务被人们使用有限数量的启发原则简化为判断活动了。这些启示法虽然通常很有用，有的时候也会引发系统性的严重错误。

第3篇：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范文

张菁

（河北金融学院  河北 保定071051）

 [摘要]：西方经济学思想经过几个世纪的沉淀与积累，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学思想体系。从重商主义到现在西方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其间经过了无数前辈的钻研与探讨，形成了几家思想成熟的经济学流派。而中国经济虽然在近些年蓬勃发展并有着不可估量的发展前景，但是在经济学理论发展方面还有所欠缺，这就需要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科学的借鉴。本文通过对部分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分析并阐述其在中国经济的借鉴与应用。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启示

前言

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被世界各国的的关注，因为其经济快速的发展以及发展模式质量的提高。但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不乏一些质疑的声音，其中就包括西方经济学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思想已经经过了几个世纪的传承与发展，它一定有其独有的历史精髓，才使得其能够在岁月的年轮中得以沉淀下来。关于中国经济有一些学者提出问题，例如西方经济学对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到底有哪些作用、怎样正确看待西方经济学等。换句话说如何掌握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西方经济学思想以及合理运用西方经济学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难题，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一、西方经济学思想的经典传承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学派很多，从重商主义到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庸俗经济学到约翰·穆勒的综合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到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到凯恩斯革命，最后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等。主要观点有：   

 1.古典经济学派。他们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利用剩余价值的相关理论维护其有关土地的利益。为劳动价值说的运用奠定了基础。

  2.新古典主义。这一理论适应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需要，通过研究生产要素在生产和分配中的作用，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它运用一般平衡理论、供求平衡理论、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和帕累托最适度理论，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没有解决的价值的来源和分配问题、价值和价格问题。它运用边际分析方法，把研究对象局限在以物为主的生产要素上。   

  3.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他以充分就业为开端来进行了需求与供给的研究，要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密切结合起来。

二、西方经济学思想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启示 

      中国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的模式，GDP每年都有很高的増长。并且一直在不断超越发展中国家，有赶超发达国家的势头。但其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我们从未遇到过的问题，这就需要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领导者借鉴西方先进的、有效地、实用的经济思想，并进行合理的改造、升华加以实施。下面就两点进行分析和阐述。

1.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自由理念  

     亚当斯密作为西方经济学之父，市场经济自我调节的经典理论几百年来深刻影响了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并且其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正是借鉴了西方优秀的经济学思想，我国的经济发展才会更加有迹可循。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端，十四大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始形成，十四届三中全会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国不断地采取经济措施来增强市场调节的能力，如：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建立微观市场基础。市场因素被一步步引进到经济体中，冲破僵化，极大激发了经济的动力和活力。因为安居乐业是人民福利的具体体现，而市场自由竞争促进了经济发展、私人投资则促进了就业，两者都有利于人民的安居乐业，所以，中国人民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  

  2.西方福利经济学启示 

      西方经济学上讲实现经济福利的办法，一是提高效率；二是实现公平。而且微观经济学上最有效的经济状态，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如果一种变革能够使没有任何人处境变坏的情况下，至少有一个人处境变得更好，我们就把这个变化称为帕累托改进。一般地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现状不是处在帕累托最优状态，就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可能。相应地，如果没有任何帕累托改进余地，就意味着现状已经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可以说帕累托最优状态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公平状态。一些开始追赶经济的国家，为了让提高经济发展，会提出一些提高效率的措施。慢慢地经济发展程度赶上来之后，会产生贫富分化，这时可以提出相关公平的政策。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十八大提出的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我国在顺着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福利做出了正确的抉择和决策。三、中国经济对西方经济学思想的辩证借鉴

1. 西方经济学的服务目标

    西方经济学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它的产生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所以说，在这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思想在运用上有着极大的局限性。中国在借鉴西方经济学思想时更加应该注意到这一问题，因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步较晚，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也较为复杂，以及其国际地位的影响，在采纳和运用外国经验时应更为谨慎。所以，在借鉴西方经济学思想时，应该充分认识到其发展根源的不同。

2.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与我国的经济特点有着明显的区别。从表面看，两者似乎都是以市场经济为研究载体，都同社会化大生产相关，都涉及到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问题。但是，西方经济学研究客体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最高发展形式；而我国经济的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后阶段。所以说，西方的经济学思想在借鉴过程中不能直接将其先进理论搬用过来，应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国情以及所处的经济环境。

四、结语

     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对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对于中国经济来说，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思想对其以后的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应辩证的去接受西方的思想流派，并根据本国实际进行合理的采纳和吸收，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参考文献

[1]荣岩,丛屹. 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的汇率传递效应研究[J]. 新金融,2010,02:34-38.

第4篇：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学教育体系；“西化”

【前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国经济逐步和国际接轨，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现实经济问题也逐渐浮现，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理解我国现实经济问题有极大的帮助，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大的意义。多次要求把现实经济和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提倡学好政治经济学，用政治经济学来解决现实问题。2014年7月8日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6年7月8日，主持召开第三次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出发，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而并不是服从和照搬方法论原理，因此需要对不同的经济制度加以界定。

一、经济学教育体系的“西化”现象

目前我国经济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在于经济学教育体系严重被“西化”，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处于不利地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教学设置上，诸多财经类高校热衷于西方经济学。具体表现在政治经济学课时少，并且有选修化趋势。在相关的课程安排方面，西方经济学开设的课程远远大于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涉及到的科目从本科、硕士到博士有微观经济学（初中高级）、宏观经济学（初中高级）、计量经济学（初中高级）等。相比之下，政治经济学科目仅仅涉及到一小部分，其中本科生开设的科目最少，而大部分高校硕士阶段开设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科目也不多，只有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

部分高校将这类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学科作为选修课程设置，有的高校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在教学内容上，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传统，缺乏创新。很多高校关于政治经济学局限于资本论的讲述，在教学过程中照搬原物，没有对授课内容进行思考，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讲解变得枯燥和死板。长期采用的死板型、灌输型的教学方式与学生的预期形成对比，导致大部分学生对该学科具有抵触情绪，学习热情低迷。部分高校老师试图作出改变，但是一方面由于缺乏创新和突破，另一方面受到国家以及高校投入科研经费的限制，使得政治经济学科的教研水平一直停留在一定的水平上，导致政治经济教学成为教条主义。在招生方面，目前绝大部分高校在硕士博士招生过程中并没有将政治经济学作为考试内容，而是将西方经济学作为考察重点。部分高校将政治经济学学科纳入考试内容也出现如下特点：西方经济学所占的比重高于政治经济学，使得考生在学习过程中将重点放在了西方经济学上。

从招生结果来看，政治经济学相关专业，例如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专业录取分数平均低于西方经济学。另外，在课程的培养方案方面，尽管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经济学科都从属于经济学，但绝大部分高校对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培养方案不一样，西方经济学的课时普遍高于政治经济学，这同样使得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程度降低。在师资力量方面，目前国内重点院校在招聘过程中除了看重学术能力外，还关注学历背景。为了提高学校学术绩效，有些院校在招聘过程中直接贴着海归字眼，部分高校将重点放在西方经济学上面，认为海归所掌握的西方经济学更加受到欢迎，同时海归掌握的计量方法在期刊方面收获更大，因此造成了经济院校师资力量方面也逐渐海归化。

另外，在评职称等方面也存在不公平现象，严重打击了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学者的积极性，也使得国内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程度逐步降低。在分析工具方面，现代中国经济研究盛行着“计量拜物教”潮流。关于“计量拜物教”潮流问题，造成的原因很多，其中对于的一项要求就是必须有西方经济学的计量分析，众多的研究学者都知道如没有计量的分析工具，经济学论文很难在一些权威的期刊上刊登。譬如SSCI这种权威期刊已经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的基地，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相关期刊是不可能在该刊物上刊登的。现在经济学研究将分析工具重点放在计量上，主要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度不够，理论与实践差距较大，难以体现专业性。

二、经济学教育体系“西化”替代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是经济学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成分，必须清楚地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西方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的基本理论，它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但是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多方面的不同，体现在它的阶级性、意识形态、价值判断等多方面，这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将永远替代不了政治经济学。

第一，经济学存在阶级性。这种阶级性体现在经济人在处理经济问题时，都是从一定的阶级利益出发，在经济人特有的阶级意识形态以及价值判断下，追求自身阶级利益最大化。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肯定经济学阶级性的存在。同时，阶级性也体现在政治经济学家和西方经济学家本身，政治经济学家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了深刻的探究。但是西方经济学家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因此注定了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较为片面、肤浅。这种阶级性说明了不存在西方经济学替代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

第二，经济学属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在我国社会主义中直接反映在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以及相对应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上。在特定的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特定阶级的利益需求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主要有两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西方经济学主要体现西方国家占主要地位的生产方式和对应的意识形态。因此，无论西方经济学如何发展，这种意识永远都会存在，这就注定了西方经济学永远替代不了政治经济学。

第三，经济学是关于价值判断的一门学科。价值判断在这门学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价值判断主要反映在经济学家、不同阶级等方面。经济学家针对于不同的经济体制和政策，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不同的阶级对于相同的一件事情也有不同角度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也毫无疑问体现在西方经济学上，并且也无法脱离政治经济学。

第四，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西方经济学存在历史局限性和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其中，历史局限性主要体现西方经济学认为人类永恒并唯一的生产方式是人类自然，而并不是劳动。因此，在西方经济学中一切奴隶占有制、封建主义制、原始公有制社会主义制的生产方式都不存在，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开始。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西方经济学的历史局限，它对生产方式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还体现在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上，并且在这些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它还研究了现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性和长期性。在研究对象上，西方经济学同样具有局限性，它主要研究的是资源的配置关系，即研究稀缺资源的最佳配置，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包含了诸多关系，其中也包含了对资源配置的研究。可以看到，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相对狭隘，这就导致了西方经济学终究永远替代不了政治经济学。

第五，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由于两者所处的阶级立场不同，导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看法也不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它对生产方式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的运作体系上，还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质——雇佣劳动制度的研究方面，并且揭示出这种建立在剥削工人剩余价值上的雇佣劳动制度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而西方经济学始终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从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出发，因此它的研究不仅不涉及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而且还极力掩饰着资本主义灭亡的事实。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第六，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之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需要研究多种所有制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能作为我国全部的经济制度。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由于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多方面的不同，因此不存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目前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体系西化问题严重，因此必须探讨适合我国经济学教育体系发展的新路径。

四、发展经济学教育体系新路径

1、从教学到科研，创新政治经济学学科教育体系

经济学教育体系的发展，必须发展政治经济学学科。其中，针对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学科体系，政治经济学应该有所创新。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明确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地位，重点将政治经济学这门专业基础课放在提高学生专业理论和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方面。针对授课老师而言，除了要精读相关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之外，还必须时刻了解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动态前沿，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知识，改变传统的灌输型教学方式，使用授课加研讨的教学方式，提高与学生的互动性。在高校经济学招生和相关考试中，应该加大政治经济学的考核力度。在科研方面，需要看到西方经济学计量分析工具的弊端，如过分强调数字化，通过现实数据把握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都需要建立在某种假设之上，而现实经济是错综复杂的，尤其受到人类行动影响的时候，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关系都会发生变化。因此，现实的计量实证分析并不能作为揭示事物本质的因果关系，从而也不能用来预测。期刊论文的发表应该增加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鼓励政治经济学期刊论文的发表，且国家应该在科研经费上给予支持，鼓励教学人员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2、从理论到实践，增加政治经济学解释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今被认为解释力度不够，并不是因为其理论体系出现了问题，而是由于在教学与研究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脱离现实经济的现象，如照搬书本知识、用理论来埋没现实的教条主义。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完善教材和完善教学等方法来解决的。在教材内容上，重点应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践经济相结合，这就需要国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加大科研力度，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结合当代现实经济编写紧密的高水准专业教材，揭示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同时在教学方面，应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与当代现实案例、经济热点问题结合起来，不断与时俱进，结合中国实际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创新和发展，努力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能力。

3、正确处理“两个”关系

要想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必须正确处理好“两个”关系，即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被西方经济学所替代；另一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分不开的。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的建设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两者只有相互借鉴，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在意识形态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关于政权的指导起着主要的作用，但是西方经济学同样也拥有科学的方法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善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两者并不能孤立的看待。从科学的层面来说，两者处于同等地位，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构建健全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离不开西方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需要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两者只有相互的借鉴融合，才能创造出属于中国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体系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西化的经济学教育体系并不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但是要解决经济学教育体系西化问题是一项长期艰难的工程，需要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新时代经济学研究学者将要面临的严峻挑战和伟大使命。

【经济学硕士论文参考文献】

[1]潘石：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西化”问题[J].经济研究参考，2002（87）.

[2]何干强：经济学“西化”：苏联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J].山东社会科学，2011（7）.

[3]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R].政治经济学评论.

第5篇：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范文

[论文摘 要]西方经济学作为大学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的主要必修课程之一，始终博得人们的广泛关注。但随着人口数量膨胀与资源稀缺之间地矛盾锐化，其所蕴含的传统经济学理念无法跟上时展，更无法对现在盛行的循环经济体系给出合理解释，呈现出一种与生态文明渐行渐远的趋势。而环境教育的多学科渗透特性可以弥补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弊端。因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本文在阐述目前大学西方经济学概况的基础上，指出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并给出几点建议。

一、西方经济学概述

西方经济学被西方国家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我国各高校的经济学专业一直将此课程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管理类专业也纷纷将其视为专业基础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研究的角度，此门课程受重视程度都逐步提高，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开设了本门课程。

对于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国内出版过多种图书。在大讲意识形态的年代里，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批判，因此在介绍时，一般是为树立批判的靶子，甚至断章取义，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我们开始强调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但由于从主导思想上否定市场经济，所以对可供借鉴部分的分析很不充分。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忽视国情、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又有所抬头，一些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很大争论的理论和主张，诸如凯恩斯主义的用高消费和高投资及温和的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的主张等，被不加具体分析地应用到中国经济的研究和实践之中，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并给实际的经济运行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我国大学现行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使用的课本极其多样化，但均由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目前我国大学广泛使用的西方经济学课程经过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为代表的“家计管理学”以及早期重商主义者安·德·蒙克来田、亚当·斯密主张的“政治经济学”逐步演变而成。西方经济学的诞生是以19世纪微观经济学从经济学的阵营中独立出来为标志，并由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综合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最初形成西方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此后西方经济学学术成果辈出，并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

在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的今天，如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就会日陷浅滩。为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表现在：

（一）弥补课程自身缺陷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自身缺陷，总的来说就是传统经济学理念的缺陷。从经济理论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只有进入市场体系的资源才是真正的经济资源，才具有经济分析意义。那些市场上难以计量的东西，如环境服务、自然资源、生态功能等即使很重要，但由于无法通过价格机制进行配置，就无法进行经济分析，也就当然被排除在经济理论考察范围之外了。这种观念从斯密、李嘉图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在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中，他们无不忽视资源与环境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只是根据报酬递减现象进行表面化的经济分析，只注重对资源与环境可以纳入市场核算的经济价值部分分析，从未深究报酬递减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上，对土地等自然资源要素的过度使用超过环境承载力，导致边际报酬递减现象。[1]而自然力服务并非是通过狭隘的经济核算就可以完全计量的。很显然，在西方经济学狭隘地崇尚市场机制的视野内是无法看到自然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为此西方学者埃尔斯曾经形象地比喻道：“看不见的手，没有绿拇指”。[2]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能有效促进新时期课程发展。

（二）促进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3]如果人们的过度生产、消费超出环境承载力，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就会威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经济”。为此，西方经济学的覆盖范围应从原有的人与人扩大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平衡，也就是偏重于循环经济、稳态经济研究。循环经济是指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以达到节约资源成本目的。稳态经济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完美境界，指物质、能量能够得到无浪费的充分再利用。

在21世纪，这个提倡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应将环境教育融入到西方经济学课堂中，使学生懂得人类如果过度破坏、利用环境，就会造成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

三、在西方经济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建议

西方经济学课程分为微观、宏观两大部分，其中微观经济学中主要讲授关于供给与需求、消费者行为、生产、成本、生产要素定价等理论问题。宏观经济学则主要介绍国民收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等理论问题。那么如何在这些复杂的经济问题中渗透环境教育，使新型的西方经济学可以弥补对于解释循环经济、自然环境与资源稀缺性等方面的缺陷？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从微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单独个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层面：

1．企业层面，西方经济学主要介绍供给需求、生产、成本等内容。教育者可以以一个企业为例，将循环经济的清洁生产观介绍给学生。比如丹麦的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这个工业园区的主体企业是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板厂，以这四个企业为核心，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作为自己生产中的原料，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用，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好循环。通过对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以及一系列具体数据的换算，学生可以轻易的得出哪种生产模式更节省成本、更环保。从而让他们受到很好的环境教育。

2．个人消费层面，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所介绍的消费者行为强调“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理念。而通过渗透环境教育，我们则要求学生理解适度消费、层次消费理念。从而使学生建立起一种新的消费观念，这种消费观念应该是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绿色消费观。

（二）从宏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学现象，主要包括gdp、经济政策两方面内容。

1．关于对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了解应更上一个层次。不能凭借传统的思路，一味的追求gdp的盲目增长。在传授与其相关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引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gdp概念，使学生在接受传统经济理念教育的同时可以认识到它的非决定性。

2．关于宏观政策方面，可以联系下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让学生们在了解传统的经济政策同时，也能了解些关于政府改善生态环境，坚持循环经济的决心与方针政策。

参考文献

[1][2]闫敏，循环经济国际比较研究[m]，新华出版社，2006(7)，17-18

[3]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52

第6篇：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范文

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型经济模式不断产生，网络经济由于其与传统经济模式相比较表现出的突出优势，给居民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大大提高了居民的网络消费水平。但是，目前城市人群使用互联网还是占主流地位，而互联网跟贫困地区农民、农村、农业的联系不是很密切，并且在西部地区的农村应用更加稀少。本文以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切入点，来探讨、分析网络经济对西部地区农村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网络经济；农民发展

信息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因素，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信息密切相关，尤其是在西部贫困地区，由于地理因素的限制，西部地区农村信息较其他地区要落后许多，因此得到的相对资源和人才也比其他地区差，长此以往，西部地区的经济将更加落后。由此可知西部地区发展网络经济势在必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西部农村地区的各级政府人员应高度重视西部农村网络经济的发展，采取趋利避害、积极发展、加强管理和充分利用的方针；要利用各种条件把网络经济作为基础设施来建设西部农村地区的经济，有选择地发展符合西部农村地区状况的信息技术产业，使其成为西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发展电子商务，使传统产业与高科技产业相结合，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发展，找到适合西部地区发展的经济模式；通过西部地区各级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建设新型西部地区农村经济。西部地区人口2.8亿多，占地面积为540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全国23%和56%，包括了中国三分之一的行政省区市，但其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农业。由此可见发展新型经济模式在西部农村发展中势在必行。网络经济是一种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核心同时建立在计算机网络(特别是Internet)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新型经济形态。它不仅是指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兴起和快速增长，也包括以先进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整个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和迅猛发展，更包括由于高新技术的运用和推广所引起的与传统经济部门、传统产业相比深刻的革命性变革和飞跃性发展。因此，把网络经济理解为一种与传统经济完全对立的、独立于传统经济之外、纯粹的“虚拟”经济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它实际上是一种经过以计算机为核心并在传统经济基础上经过现代信息技术升华的高级经济发展形式。因此，在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网络经济能够加快西部地区农村的发展，有利于提高西部地区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

1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尤其是西部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西部地区土地贫瘠，经济基础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比较薄弱，是我国经济贸易发展最为落后的地区，商人和企业家很少主动在西部进行投资发展，且西部地区在国内生产总值、贸易和人均收入水平等方面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贫困山区以传统的粗放型农业生产来解决生计问题，很少有农民发展其他产业且比较满于现状，不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且其他产业的比例明显低于第一产业，使得产业之间发展不平衡，人们的经济头脑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缺乏网络经济带头人和先进思想的传播者，致使西部地区农民故步自封，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展方式；西部山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旅游资源和矿产资源，未能得到合理高效的利用。具体而言，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在经济中所占份额及第一产业从业人员集中程度均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致使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落后。西部地区大多都土地贫瘠，自然条件差，水利设施不足，多坡少平地，交通不发达，电力水利供应不足，可耕地面积少，年降水量少，相当一部分地区属于干旱地区，人们的抗灾能力弱，靠天吃饭，客观上导致农业经济落后。由此看来，促进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势在必行，自改革开放以来，网络经济正逐步走向农村，并且对农村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我国西部地区农村网络发展现状

2.1我国西部地区农村网络普及现状

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各地区农村的网络经济发展有了一定的起色，且发展速度远高于其他经济模式。但是从城乡网络的普及率来看，网络在农村的普及率仅为15%，在城镇中的普及率为44.6%，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而西部地区的网络普及率更是远远低于城镇的普及率。西部地区网络发展的速度远慢于城镇发展速度，网络的发展在西部地区农村与城镇之间的差距拉大。在导致西部地区农村网络增速缓慢的因素中，“西部地区农村上网成本相对于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仍较高”、“西部地区农村网络基础知识匮乏，对互联网的认知存在偏差”、“西部地区农村网络相关基础设施薄弱，公共上网资源匮乏”是最重要的因素。由于西部农村的许多地区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较多，并且教育水平落后，西部地区农村网民的结构偏向低学历和年轻化，网民总体的学历水平相比，西部地区农村网民更加趋于低学历。西部地区农村网民商务应用远落后于城镇。对于交流沟通类和商务交易类的网络应用，西部地区农村网民的使用率远低于城镇网民，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网上支付和网上购物这两种典型的商务应用。

2.2我国西部地区农村互联网络终端设施建设现状

西部地区农村互联网有三种较为普遍的接入方法分别为移动电话网络、固定电话网络和有线电视网络，分别对应着我国的无线、ADSL和CableModem接入。西部地区农村互联网接入，虽然在理论上具备了一定的环境基础，但是在规模上来说距城市的规模还相差甚远。

3西部地区农村网络经济的发展模式

现阶段，互联网经济在西部地区农村的发展需要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具备的现实条件，进而采取多种切实可行的发展模式。我国西部地区农村不宜采用“一刀切”的统一发展模式，而应该充分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与自然条件，发挥各地的优势，创造性地采取最适合本地区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也许不是最好的，却可能是最适合西部地区农村的相对经济有效的发展模式。西部地区农村可以与西部地区传统产业相结合、建立农村信息室或信息点、成立专业农民协会、网络经济与其他媒介相结合等模式。其中西部地区农村传统产业与网络经济融合的形式正在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创新。

4网络经济对西部地区农村的影响

西部地区农村网络经济活动不受时间条件所限制，每时每刻都在为西部地区的农民服务，缩短了西部地区农村信息传输的时间，经济活动更少受到时间因素的影响。另外，互联网经济消除了区域界限，使整个世界紧密相连，信息网络把全球变成了“地球村”，使区域间的距离变得无关紧要，网络的经济活动最大程度地降低了空间因素的制约，不仅大大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且缩短了各国之间的距离，使国家与国家之间更加紧密相连，也使西部地区农村经济与全国经济紧密相连，带动整个西部地区农村的发展，提高西部地区农村农民的人均收入，为西部地区农村农民向小康社会迈进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5对于西部地区农村网络经济发展的建议

5.1各级政府和有关人员应加大支持力度，建立完善的农村网络经济体系

西部地区农村网络经济的运行应结合西部地区的节省需求并投入其发展所需要的硬件设施，需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并给予相对的奖励，切实为农村网络经济配置必要的硬件设施，建立比较完善的局域网，让农民能够通过网络经济学到更多适合农村发展的方法。另外政府应加大人才培养力度，选送一批网络经济带头人到科研机构、高校去深造，学习并根据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找到一种符合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的网络经济体系。

5.2加强部门协作，建立合理的运行机制

政府行为是发展西部地区农村网络经济成败的关键。政府应建立专门、有效的领导体系，由各级政党主要领导挂帅，组织科技、财政、教育、农业等部门共同规划农村网络经济发展方案，并科学分工，各司其职。

5.3加强经验交流与总结

西部地区农村学校是西部农村人才相对集中的地方，通过对西部贫困地区学校优秀教师进行网络经济的相关培训，使其在计算机网络经济方面有一定的了解和想法，并能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对学生和当地农民进行相关知识的科普，使他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网络经济对当地发展的作用。由于农民吸收新技术、新科技喜欢向有经验的人学习，农村网络经济可通过典型引路、参观其他地区成功的案例等方法，让农民进行观摩和学习，变抽象理论为面对面实践操作。

5.4加大宣传力度

西部地区农村地处内陆，交通不发达，交通成本高，社会开发程度有限，官员系统与外界接触少，相对封闭，观念落后，为了农村网络经济的高效实施，地方政府、管理人员等应大力宣传网络经济的优势，进行一人向多人，一家向多家宣传，并对积极参与者给予一定的鼓励。

6结语

西部地区网络经济是西部地区农民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并与很多其他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网络在发展过程中第一个重要作用是农民可以通过网络经济来调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提供农民的生活水平。在西部地区农村网络经济发展中，各级政府人员和农民应该共同努力，建设西部地区农村网络经济的新模式，使西部地区农村的贫困人口改善生活、创造财富、发展文化；使西部地区农村的文化知识水平、经济收入水平、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向城镇发达地区靠拢；使西部地区农村逐步向以信息经济为主的经济模式迈进，实现西部地区农民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双面发展，为我国西部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郑小发,杨丽,张孝润.宽带网络经济视角下城市与农村云网络规划需求的短期负载预测研究[J].物联网技术,2014(2).

[2]邹娜,郝大江.网络经济背景下的农产品流通模式创新[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6(2).

[3]李晨阳,牛文旭.网络经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综述[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6(14).

第7篇：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范文

内容摘要：作为经济落后与生态脆弱的重叠性区域，西部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将面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重建的巨大矛盾和冲突。如何推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推进生态环境重建，是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必须解决的两大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在发展中重建、在重建中发展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良性互动的必由之路。实践中，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为根本、以科技进步为核心、以西部地区协作为关键点、以法制建设为保障，全面推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的持续协调发展。

关键词：经济发展；生态重建；科学发展观

西部地区既是国土广袤、资源富集的地区，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既是大江大河水源涵养地、流域生态屏障区，又是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生态脆弱区。作为经济落后与生态脆弱的重叠性区域，西部在一定时期内将面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重建的巨大矛盾和冲突。如何推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推进生态环境重建，是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必须解决的两大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一、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两大难题：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

西部开发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的经济社会开发，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开发。五年来，西部大开发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进展，但在实施可持续道路上，西部地区仍然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两大难题。在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中，必须将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惟有如此，才能实现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1.属于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压力大

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落后，中国绝大多数的贫困人口都生活在西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五年间，西部12个省市区经济发展速度都超过了自己的历史最高水平，各省经济在绝对量上都有所增长，尽管如此，东西部差距仍在继续扩大，西部地区仍然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从gdp增长率差距看，1998-2002年4年间，西部与东部的增长率都有很大提高，但西部与东部增长率的差距却由2.54个百分点扩大到8.39个百分点。从人均gdp看，西部人均gdp2002年比1998年增长33%。而同期东部人均gdp却增长41%。从外贸和吸引外资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尽管西部地区实际吸收外资连续4年保持平稳增长，但与1999年相比，2003年西部地区在全国进出口和实际吸收外资中的比重分别下降了0.5个和1.4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西部地区惟有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才能为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撑。因此，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将地区差距扩大的幅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并促使其朝不断缩小的方向转变，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

2.属于生态脆弱地区，生态重建责任重

西部地区大多处于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的源头，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关键地区，既是生态脆弱地区、生态敏感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区，也是国家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建设的重点地区。在西部这样一个生态环境脆弱区内进行开发，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新的环境破坏，使生态环境更为恶化。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现状看，已面临着一系列的生态破坏及退化问题：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土壤盐渍化等土地退化现象严重；植被稀少、森林草原大面积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西北地区水资源短缺而恶化；生态景观单一、缺少生态屏障，沙尘暴发生的次数逐年增加、影响范围逐年扩大等。

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是制约西部地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不仅大大降低了环境容量，缩小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空间，而且增加了生产成本，限制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西部地区处于我国的江河源区及其上游地区、西北季风的发源地或上风口，对我国其他地区的生态环境有着极大的跨区域性影响。因此，加强西部地区生态重建，不仅是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全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中，西部地区仍然面临着生态重建和环境保护的巨大压力，必须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作为根本和切入点，努力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的结合起来。

二、“在发展中重建、在重建中发展”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良性互动的必由之路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人类社会关于发展问题认识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无论是全面、协调还是可持续，都要落脚到发展上，没有发展，其他一切都谈不上。科学发展观，是要以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只有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们才能正确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社会其他各个领域共同发展的关系，处理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发展，实现人与社会相互协调发展，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调发展。

西部地区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的双重重任，如何实现二者的协调、有序和共同发展，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对西部地区来说，要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重建过程中的矛盾，实现二者的协调、有序和共同发展，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从科学的发展观出发，就必须树立“在发展中重建、在重建中发展”的思想。“在发展中重建”要求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和支撑，通过经济发展带动生态环境重建；“在重建中发展”要求以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为切入点，通过生态环境重建促进经济发展。“在发展中重建、在重建中发展”深刻的把握了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关系，体现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是西部地区真正意义上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坚实根基，也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良性互动的必由之路。

三、以科学的发展观促西部地区发展与重建良性互动的对策建议

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良性互动，促进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实践中，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为根本、以科技进步为核心、以西部地区协作为关键点、以法制建设为保障，全面推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的持续协调发展。

其一，科学发展是根本

科学发展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良性互动的根本。科学发展的基本着眼点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可持续发展本质出发，转变需要以下几方面的努力：一是从片面强调数量和规模转到强调质量和效益上来，注重经济发展的内涵和质量；二是从依赖资源、资金、人力的投入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注重发展循环经济，创建学习型社会；三是由资源高耗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变,最大限度实现资源的良性循环和高效利用，注重发展循环经济，创建资源节约型社会。增长方式转变体现着新形式下工业化道路和城镇化道路的重新选择，增长方式的在转变将从发展模式、运行机制上为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开辟道路。

其二，科技进步是核心

依靠科技进步，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良性互动的核心内容。西部地区要实现经济的高效、快速发展，要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以及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问题都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一方面，依靠科技的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另一方面，要依靠科技进步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如提高植被的成活率，植被恢复的免灌技术，植被恢复中的虫害、鼠害防治等，以提高生态建设的效果。因此，西部地区要鼓励科技创新，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提高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科技含量和水平。具体而言：应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形成从基础研究、发展研究到应用研究的多层次的科研网络，为大量科技成果的脱颖而出，从组织上、制度上提供保证。同时要重视人才资源开发，重视全体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形成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技、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环境。

其三，西部地区的协作是关键

西部各省区的协作，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良性互动的关键环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是西部地区向现代化建设目标推进过程中的两大基本问题，也是一个各方面都看重和敏感的问题。在战略开发和产业发展中，必须先解决好这些问题，尤其要处理好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做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并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历史上的客观原因、地方观念的差异以及行政区划分的割裂，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和生态重建的协作上还有诸多矛盾。在实践中，因为利益分割、市场竞争而引发对资源包括矿产资源、水资源和生物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从而造成资源浪费和破坏的例子并不鲜见，不仅导致了资源的浪费，也使得经济发展缺乏后劲。为此，在未来的发展中，西部各省区要从自身的比较优势出发，加强分工与协作，摆脱狭小的局部利己意识，特别是不同行政区划内的毗邻地区，在资源的共同开发、环境资源的保护利用上要从大局出发，搞好协调、谋求共同发展，以促进西部整体可持续发展。

第8篇：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推翻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第9篇：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马克思

近两年来，我国报刊上讨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位置、功能的文章很多，其中有多种不同的看法，有些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分析这些不同看法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我们正处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社会基础在变，而且变得相当快。另一方面，虽然上层建筑相应地也在变，但变的速度比较慢。因此，就出现了差距和矛盾，自然就形成各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准确定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需要我们把握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怎样看待西方经济学

(一)现在大家讲的西方经济学和当年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虽然有继承关系，但内容却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只是为资产阶级私有制辩护的庸俗经济学。然而，在西方经济学里却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是毋须讨论的既定前提，尽管这种观点存在着问题，但在他们现在的书中所研究的重点早已不是这个问题了。西方经济学现在也讲“制度”，但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生产关系总和制度，而是选择资源配置方式的机制体系，即西方经济学认为的最有效的经济资源市场配置机制。这里讲的制度已具有了另外一种涵义。20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也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其侧重用交易费用的观点分析问题，这种分析方法可以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研究的一个补充。

(二)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田国强在2005年《经济研究》第2期发表文章指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有作用(事实上，二战后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曾先后利用过西方经济思想，如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的思想等)。由于我们在改革经济体制方面已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国也可有分析地利用西方经济学分析研究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方法。事实上，我国在很多方面(主要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方面)已经有分析地加以利用了。如，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划分方法，把经济问题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在宏观方面，我们也在利用西方惯用的调控手段，尽管在调控的具体措施方面有所差别，但基本方法大体类似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另外，中国不少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都喜欢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问题，说明西方经济学有吸引人的地方。如，有人就说西方经济学比较具体实用，不是脱离现实讲空道理。为此，我们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敢于将研究的成果引入到教学中去。

(三)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而应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目前，西方经济学在我国传播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快，但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许多中青年似乎更热衷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体系。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懂得政治经济学又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太少，评论起来往往不是偏于这一方，就是偏于那一方，很少能做出全面中肯的科学评价，有时甚至还出现盲目跟风的现象。如，有人把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对对立起来加以批判，这显然有些过于偏执。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其中确有某些对立的成分，但由于它们研究资本主义是从不同侧面(前者是从资本主义资源配置，后者是从经济利益关系)研究的，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那样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正确的态度是认真抓好对这两门科学的研究，脚踏实地运用这两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只要它们包含有真理的成分，或部分是真理，就没有必要害怕它，而且要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一)首先要理解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前，在实践中究竟应怎样理解及如何贯彻马克思主义精神方面，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因此，我们要从与时俱进的角度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是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在运用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时曾提出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往往与当时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但现在仍然可指导我们的行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今天仍带有普遍指导意义，但需要用新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它。否则，只是干巴巴地把原有几条结论当作一成不变的公式，很难真正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如，在过去阶级矛盾尖锐的条件下，马克思很强调阶级斗争。然而，今天在对立阶级已基本消灭的情况下，如再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恐怕就脱离实际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在体制和政策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但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1．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两个部分，即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实际上，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时指出，在马克思时代世界上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既然在马克思的时代并不存在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撰写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建立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由原苏联一批院士编写开始的。然而，由于它没有、事实也不可能科学地反映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臆想的结果。因此，此书出版的寿命不过十年左右。我国是从学习原苏联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的，受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非常深，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国才开始编写包括以中国经验为主的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完全摆脱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逐步对原苏联教科书影响的内容和框架有所突破，但很难说现在编写的教科书已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现在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应把上述这两部分区分开看待。不能一说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就认定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2．要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由于有马克思的原创著作存在，人们一般不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产生歧义，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当年马克思在英国生活时的那些情况和特点，阶级矛盾也并不像《资本论》中描写的那样尖锐，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出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描写的那样奄奄一息状态。马克思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终将引发社会革命的论述是科学的，同时他也察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出现了调节和缓解矛盾的内在机制。然而，他来不及就这些新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原来有些结论就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和研究了。为坚持马克思主义认真求实的研究精神，我们不应戴上先入为主的眼镜，而要认真地、也实事求是地揭示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变化的新形式和新特点，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找出它在将来必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制度代替的历史趋势。要避免不顾客观事实，把马克思在那个时代得出的某个或某几个结论一成不变地生搬硬套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头上。

3．要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著作很难说哪一本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有很多版本在不同程度上含有某些马克思主义因素或马克思主义科学成份，但作为成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来说，也不可能是完全符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神的。理由是直到今天为止世界上还没出现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至于西北欧一些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种种原因看法分歧很大，这里暂搁置不论)。理论是现实生活的本质反映，当现实生活本身还没发展到成熟或定型的条件下，又怎么可能出现一本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可见，硬要拿出一本科学地反映成熟社会主义本质的著作来，这种要求未免有点过于超前。即使马克思生活在现在，恐怕也难于满足这种要求。客观存在决定人们思想意识，人们是无法改变这条规律的。现在有些人企图把西方经济学引进来，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合并起来，先讲商品、货币、资本，再分别讲两种制度本身，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出新的矛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试图把二者合成一体，自然会出现前后矛盾的问题。现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不如西方经济学受学生欢迎有多种原因，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不成熟是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当前较为现实的办法是仍要遵循过去传统的理解，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已基本消灭了敌对阶级，似乎已不再需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但社会上的体脑差别、城乡及工农的差别却依然存在，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也存在。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的矛盾依然存在，这种差别不仅反映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上。对此如果认识清楚、处理得当就会给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反之，如果认识和处理不当，则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可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着眼点放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