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精选(九篇)

第1篇：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

分工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重点问题，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对分工做了系统的分析，并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分工是无所不在的社会经济现象。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分工理论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分工理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研究了两方面的分工问题：企业内部的分工和生产的社会分工。马克思经济学分工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分工，而对生产分工的研究主要研究两种类型：一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企业内部分工，马克思将其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阐明了企业内部分工提高了商品的劳动生产率。二是研究生产的社会分工。马克思经济学分工理论的主要内容有：

(一)分工的内在本质。分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分工从本质上说是社会劳动的一种形式，是在剩余劳动时间的形成、生产工具的进步而引起的生产规模的扩大、劳动种类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与集中等客观因素作用下自然形成的。马克思把分工的过程概括为：自然经济的内部分工、简单商品经济的分工、资本主义分工三个基本的历史阶段和历史形态。

(二)分工的二重性。马克思认为分工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分工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杠杆，另一方面，分工对社会生产关系具有制约性。在分工对生产力进步的作用方面，马克思强调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社会化水平和建立科学劳动组织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分工能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分工对社会生产力进步主要是通过两方面来实现：扩大社会劳动的范围和发展社会劳动的范围。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分工对社会组织的作用，阐明了分工对人的发展、商品经济、阶级关系的制约性。

(三)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商品交换随着生产分工的发生而发生，同时也随分工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商品交换的深度取决于生产分工的水平。分工的发展推动了商品交换的发展，正是由于分工的存在和演进，使商品交换的形式一步一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另一方面，商品交换的规模也取决于分工的水平。

(四)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研究分工问题。分工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结纽带，兼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就分工的生产力属性而言，分工意味着生产资料和社会劳动在不同领域、不同部门间的客体性划分，它是以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的多样性为标志在技术形式上的分配。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又以分工为中介影响生产关系的发展。“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阶段还决定个人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

(五)劳动的地域分工。马克思从自然因素的差别上揭示了劳动地域分工的原因。关于地域分工的基本内容，马克思认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从经济层面考察，所谓城市就是工商业经济中心，农村就是农业产业所在地。最基本的地域分工就是划分城市和农村两大经济区域。这种划分贯穿于全部经济史。在工业革命后，城市的经济内容发生变化，相当多的现代工商企业集聚在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就形成城市。

二、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再到杨格、杨小凯，西方经济学家对分工理论进行了专门研究。

(一)西方早期的分工理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增进国民财富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一国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二是国民运用劳动的熟练程度和技巧，而“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他用制造业来说明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有三大好处：一是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二是分工会节省工作转移的时间损失。三是分工促进了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机械的发明。并认为分工可通过市场来决定，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放任。

(二)杨格的分工和报酬递增理论。杨格在《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中对亚当·斯密的分工与市场理论进行深化，解释了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其理论大致分为三方面：一是报酬递增是分工的结果。二是分工和市场规模互为限制。三是分工可利用迂回生产方式。在杨格看来，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总是表现为迂回生产，即在原材料和最终产品间插入越来越多的中间环节。认为规模报酬不仅产生于企业内部，而且更产生于社会内部，产生于企业与企业间的分工与专业化及其协作上。规模扩大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水平复制，而是伴随科学技术变革、生产方式改进等更具效率的结构调整意义上的扩张。杨格从亚当·斯密定理出发，深刻揭示了劳动分工、迂回生产、产业间分工、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间的相互关系，阐明了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都是内生的而不是给定的外在约束，从而不仅从整体上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谓“报酬递减规律”，也超越了亚当·斯密关于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揭示了劳动分工、市场规模、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之间的动态联系。

(三)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分工理论基本思想是：生产率的提高和人们知识经验的增加能促进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提高，高级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又能加速技术的改进和生产率的提高，这种良性循环过程能使分工演进更高，产生经济起飞现象。其研究的问题：一是内生交易费用与分工演进，主要探讨内生交易费用对分工的影响。二是城市化理论，研究为什么会出现城乡差别，最优城市结构的层级与机制。三是工业化理论，研究新机器如何出现，迂回生产方式的链条有多长，工农收入的比重与转型期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四是研究分工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认为“一个能力不如他人的人，如果在某个行业专精，他的效率可能比更聪明但却不专精的人更高，因为他可以通过专业化内生地获得专业知识、技能”。

(四)新制度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派主要论述了制度与分工间的关系，认为制度创新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分工。对制度与经济发展有创造性贡献的诺斯指出，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理论道德的行为规范，是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制度安排的功效在于通过一系列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激励企业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韵潜在收益成为现实。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当各种因素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时，新制度就有可能建立并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商品价格降低，扩大消费者的需求，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从分工理论发展的过程看，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鼓励技术创新，扩大市场容量；分工可延伸生产、流通环节，提高企业的专业化水平，降低成本和产品价格；制度创新可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分工，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的比较

分工理论在经济学说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人手研究分工问题。

(一)关于分工理论体系的比较。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非常重视分工问题，但两者在不同的方法论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分工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侧重研究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关系，分工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分工、迂回生产、产业问分工、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间的相互关系，专业化、分工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制度与分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数学的研究方法，对分工理论进行形式化。最具影响的是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采用数学上的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原理，为处理分工与专业化问题所涉及到的问题提供有力的武器，重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与均衡模型，使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重新焕发出新的曙光。但尽管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取得新的进展，但其研究仅仅只是从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规模经济与技术进步等方面研究分工问题。而马克思把社会分工看作是社会的整体结构，在分工理论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既不局限于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的分工问题，也不局限于分工现象的某一个侧面，而是从历史纵线条和每一个时代的横断面的结合上，提出对社会分工的系统解释。”在其分工理论体系中，既研究分工的一般问题，又研究各历史时期的分工，包括自然经济的内部分工、简单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资本主义分工及未来分工发展的趋势；既研究分工的本质，揭示分工产生的客观因素，又研究分工的历史作用，尤其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研究分工的历史作用。

(二)关于分工内涵的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分工的内涵上有差异。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分析的是产业内部的分工或企业内部的分工，亚当·斯密和杨格主要是从产业分工的角度研究分工问题，将分工限制在产业分工的视角，重点研究分工的经济属性，而忽视分工的社会属性。杨小凯的分工理论在分工内涵上“没有区分市场上的劳动分工和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从而忽略了企业作为报酬递增实现者的内部机制。”马克思从社会劳动的性质人手研究分工问题，认为分工是社会总劳动划分为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若干部分。与此相适应社会成员分配在不同类型的劳动上，也就是“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并存”。从这一内涵出发，马克思认为，从定性分析的角度看，分工属于劳动过程，是劳动的技术组织形式。马克思既分析劳动的市场分工，也分析企业内部的分工，并且区分了“企业内分工”和“社会分工”，认为企业内分工受制于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作为整体为企业内分工提供可能性。并在本质上分析分工对人类劳动能力的发展，在内容上分析社会基本分工中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及生产者在工种、职业、职能上的相应划分。

(三)关于分工作用的比较。在分工的作用方面，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基本观点上一致，都强调分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分工既是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推动技术创新，扩大市场容量。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认为分工可延伸生产、流通环节，提高企业的专业化水平，降低成本和产品价格，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但在分工作用的侧重点上具有差异：西方经济学主要从经济学视野来论述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杨格利用报酬递增的动态观念和迂回生产方式来解释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报酬递增是分工的结果，分工和市场规模互为限制，分工可利用迂回生产方式，把先进的生产方法引入生产过程，提高生产率。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认为专业化和分工水平能加速技术的改进和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创新可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分工，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总体看，西方经济学是从分工对经济增长的角度来建立分工理论。马克思尽管也强调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认为分工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分工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杠杆；另一方面分工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与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不单纯谈论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系统考察分工在社会组织各层次中的作用。既考察分工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又研究分工对生产关系的作用。而且更侧重于从劳动的社会性质角度研究分工。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

(四)关于分工与商品交换及市场关系的比较。马克思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家都论述了分工与商品交换以及与市场的关系，认为分工能促进商品交换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但在观点上具有一定的差异。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认为社会分工与市场规模密切相关。杨格在其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中指出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动态关系，认为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市场不是由人口、区域决定的，更是由购买力决定的，购买力由生产力决定，而生产力是由分工决定的。杨小凯则从交易效率的角度研究分工与市场的关系，认为交易效率是交易规模的增长函数，如果交易效率有一点提高，均衡分工水平就会上升，分工水平的上升又会扩大交易规模，提高交易效率，并进一步提高均衡水平。马克思在分工与商品交换及市场的关系上，认为分工是商品交换和市场产生的条件，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指出“分工越向前发展，产品就越不是交换手段，于是就需要一种独立于每个人的特殊生产之外的一般交换手段。”市场规模也取决于分工，水平分工越发达，具体劳动的种类就越多，投入交换的商品品种和数量就越多，市场的规模也就越大。所以，马克思认为“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激励企业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韵潜在收益成为现实。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当各种因素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时，新制度就有可能建立并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商品价格降低，扩大消费者的需求，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从分工理论发展的过程看，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鼓励技术创新，扩大市场容量；分工可延伸生产、流通环节，提高企业的专业化水平，降低成本和产品价格；制度创新可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分工，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的比较

分工理论在经济学说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人手研究分工问题。

(一)关于分工理论体系的比较。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非常重视分工问题，但两者在不同的方法论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分工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侧重研究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关系，分工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分工、迂回生产、产业问分工、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间的相互关系，专业化、分工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制度与分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数学的研究方法，对分工理论进行形式化。最具影响的是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采用数学上的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原理，为处理分工与专业化问题所涉及到的问题提供有力的武器，重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与均衡模型，使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重新焕发出新的曙光。但尽管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取得新的进展，但其研究仅仅只是从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规模经济与技术进步等方面研究分工问题。而马克思把社会分工看作是社会的整体结构，在分工理论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既不局限于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的分工问题，也不局限于分工现象的某一个侧面，而是从历史纵线条和每一个时代的横断面的结合上，提出对社会分工的系统解释。”在其分工理论体系中，既研究分工的一般问题，又研究各历史时期的分工，包括自然经济的内部分工、简单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资本主义分工及未来分工发展的趋势；既研究分工的本质，揭示分工产生的客观因素，又研究分工的历史作用，尤其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研究分工的历史作用。

(二)关于分工内涵的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分工的内涵上有差异。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分析的是产业内部的分工或企业内部的分工，亚当·斯密和杨格主要是从产业分工的角度研究分工问题，将分工限制在产业分工的视角，重点研究分工的经济属性，而忽视分工的社会属性。杨小凯的分工理论在分工内涵上“没有区分市场上的劳动分工和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从而忽略了企业作为报酬递增实现者的内部机制。”马克思从社会劳动的性质人手研究分工问题，认为分工是社会总劳动划分为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若干部分。与此相适应社会成员分配在不同类型的劳动上，也就是“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并存”。从这一内涵出发，马克思认为，从定性分析的角度看，分工属于劳动过程，是劳动的技术组织形式。马克思既分析劳动的市场分工，也分析企业内部的分工，并且区分了“企业内分工”和“社会分工”，认为企业内分工受制于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作为整体为企业内分工提供可能性。并在本质上分析分工对人类劳动能力的发展，在内容上分析社会基本分工中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及生产者在工种、职业、职能上的相应划分。

(三)关于分工作用的比较。在分工的作用方面，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基本观点上一致，都强调分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分工既是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推动技术创新，扩大市场容量。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认为分工可延伸生产、流通环节，提高企业的专业化水平，降低成本和产品价格，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但在分工作用的侧重点上具有差异：西方经济学主要从经济学视野来论述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杨格利用报酬递增的动态观念和迂回生产方式来解释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报酬递增是分工的结果，分工和市场规模互为限制，分工可利用迂回生产方式，把先进的生产方法引入生产过程，提高生产率。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认为专业化和分工水平能加速技术的改进和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创新可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分工，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总体看，西方经济学是从分工对经济增长的角度来建立分工理论。马克思尽管也强调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认为分工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分工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杠杆；另一方面分工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与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不单纯谈论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系统考察分工在社会组织各层次中的作用。既考察分工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又研究分工对生产关系的作用。而且更侧重于从劳动的社会性质角度研究分工。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

(四)关于分工与商品交换及市场关系的比较。马克思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家都论述了分工与商品交换以及与市场的关系，认为分工能促进商品交换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但在观点上具有一定的差异。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认为社会分工与市场规模密切相关。杨格在其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中指出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动态关系，认为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市场不是由人口、区域决定的，更是由购买力决定的，购买力由生产力决定，而生产力是由分工决定的。杨小凯则从交易效率的角度研究分工与市场的关系，认为交易效率是交易规模的增长函数，如果交易效率有一点提高，均衡分工水平就会上升，分工水平的上升又会扩大交易规模，提高交易效率，并进一步提高均衡水平。马克思在分工与商品交换及市场的关系上，认为分工是商品交换和市场产生的条件，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指出“分工越向前发展，产品就越不是交换手段，于是就需要一种独立于每个人的特殊生产之外的一般交换手段。”市场规模也取决于分工，水平分工越发达，具体劳动的种类就越多，投入交换的商品品种和数量就越多，市场的规模也就越大。所以，马克思认为“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

(五)分工与制度关系的比较。分工既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础，本身也是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决定劳动分工，劳动通过分工提高某一制度的收益。在分工与制度的关系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强调制度与分工的相互作用，但在分工与制度关系的认识上也有不同之处。西方经济学在亚当·斯密时期研究了分工与劳动生产率及国民财富的增长问题，但忽视了分工发展的制度基础。杨格强调分工、知识积累与组织结构间的关系，认为报酬递增是分工演进过程中的宏观现象，是由分工导致的知识积累现象。而知识积累作为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内生于分工活动的制度结构中，强调制度变迁的关键作用。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分工发展中制度的作用，研究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国家制度对分工的影响，认为制度决定分工演进的方向。马克思经济学是从分工与所有制、分工与阶级关系和分工与上层建筑等角度来研究分工与制度的关系。在分工与所有制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在分工劳动中，生产的社会性不表现为直接的人的依赖关系，而表现为不同劳动相互交换形式下的物的依赖关系。归个人所有的劳动通过在劳动过程中的实际使用引起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形成一定的所有制。在分工与阶级关系上，马克思认为“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这样的关系固定下来”。认为分工与阶级关系是内在联系的。“由于劳动关系制约着财产关系，从而制约着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所以分工是促进阶级划分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分工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分工制约上层建筑的形式，是上层建筑各部门独立发展的基础，造成上层建筑的独立性。

四、结语

分工和交换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由于分工产生了不同经济主体相互交易的需求，导致贸易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加深、城市的出现、区域经济的形成、迂回生产方式的形成、制度的变迁、专业化组织的成长及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因此，比较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理解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科学性及借鉴西方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当代西方经济学侧重研究分工与报酬递增、专业组织成长、制度变迁、人力资本积累间的关系，而马克思经济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基础，从整体的视角，全面系统的研究分工问题，形成全面系统的分工理论。通过比较发现，迄今为止，马克思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仍是对人类分工现象第一次科学、完整、系统的解释。通过比较，在理论上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科学性，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的科学成分。

第2篇：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具有共同性，即研究的都是社会经济现象。然而，两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却走向了两条不同的方向。以下就从前提假设与研究方法；研究的侧重点；建立的理论基石；对价格的认识；对企业的认识；对利润获取方式的认识及分配方式七个方面对两者进行初步的比较。

比较一：前提假设与研究方法不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是劳动价值论(劳动二重性理论)。商品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任何劳动，一方面是与其他劳动不同的具体劳动，另一方面又是与其他劳动相同的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剩余价值是由雇用工人所创造的新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以上的部分。资本家通过榨取剩余价值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并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并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遵循从商品出发，到商品的二重性，到劳动二重性，再到剩余价值理论，直到得出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结论的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经济人假设(人是利己的，自私自利的，他所作出的选择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对人性的假设，可见其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

比较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研究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研究的是隐藏在经济问题下的生产关系问题。这是由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发展、灭亡的运动规律这一时代任务决定的，属于社会制度领域。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侧重点是选择问题(资源配置问题)。也就是研究人的欲望无穷性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问题。稀缺性决定了每一个社会和个人必须做出选择。欲望有轻重缓急之分，同一种资源又可以满足不同的欲望。选择就是用有限的资源去满足什么欲望的决策。属于价值选择问题。

比较三：建立的理论基石不同。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是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这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和划时代的贡献。在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价值理论之前，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但是，他们不懂得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找不到创造新社会的社会力量和正确道路，而是企图劝说资产阶级放弃剥削，以建立符合人类理想的平等制度，这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只有在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才能正确认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对立的经济根源，并进一步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阐明社会主义必将替代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是价格调节经济的需求供给理论。供求决定价格，所以，供求的变动也会引起价格的变动。如果需求增加，则均衡价格会上升，均衡数量增加；同理可以推出，需求减少，均衡价格下降，均衡数量减少。如果供给增加，则均衡价格会下降，均衡数量增加。同理可以推出，供给减少，均衡价格上升，均衡数量减少。需求和供给变动所引起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不同变动在经济学上称为供求定理。它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比较四：对价格的认识不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价格的变动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由金属货币本身的价值量，或纸币等符号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另一方面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由需求决定的。需求供给的变化是价格变化的原因。价格(即均衡价格)是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当某种商品的供给大于需求时，生产者为了把东西卖出去会竞相降价；当某种商品的供给小于需求时，消费者为了得到东西会竞相提价；当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时，既不会降价又不会提价，这时的价格就称为市场上自发决定的均衡价格。

比较五：对企业的认识不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企业是资本家赚取剩余价值，剥削工人的工具。资本家通过企业运作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并进一步投资以获取更大的回报。从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看。资本积累来源于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资本积累的规模与剩余价值的量成正比，与劳动者的工资相对量成反比，因此。在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工资的比例一定的条件下，资本积累的数量取决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资本家从雇佣劳动者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越多，资本积累的规模就越大，而资本积累的规模越大，资本家可以获得的剩余价值就越大，企业的效益也就越好。

西方经济学认为企业是市场经济中的基本经济单位，它购买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向社会提供物品与劳务。企业也是经济人，它生产的目的是实现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西方经济学认为产生企业的原因是市场经济不是个人进行生产，然后进行交换，而是组织为企业进行生产，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企业生产的效率高于个人。对这种效率的产生有不同的解释，如企业内部实行专业化分工与团队协作提高效率；企业的规模之大可以实现规模效益；企业可以更有效的筹集资金，或使用设备等等。

比较六：对利润获取方式的认识不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个别生产者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小于平均劳动时间，同时资本家购买了这一特殊商品后，在生产的过程中，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创造了价值量大于劳动力价值的商品，资本家按商品价值出卖商品，不仅收回了资本价值，而且获得了剩余价值。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即在流通领域进行(资本家必须在流通领域购买到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又不在流通领域进行(价值增值发生在使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全部过程都符合价值规律，即资本家购买或出售商品都是以价值为基础的。整个过程的关键在于劳动力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他的使用价值创造出大于其自身价值的价值而获利。

西方经济学认为企业的利润是由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决定的。投入是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和企业家才能。产出就是产品或产量。成本是企业用于购买投入的支出，收益是企业出卖所有产出所得到的收人。当实现收益大于成本时就实现了盈利。

比较七：分配方式不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要按劳分配。这是因为劳动价值论认为，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进一步说就是，生产的特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定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资本主义分配方式，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社会主义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自由人的联合体时，马克思就提出按劳分配的思想。他说，在这种联合体中，每个生产者在生产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时间既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所占份额的尺度。

第3篇：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范文

一、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理论基础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充分激发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是我国当前的重要任务。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社会主义根本指导理论地位的体现，也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市场经济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中，要坚持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基本理论。

第一，劳动价值论。劳动生产使用价值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明确指出商品价值的本质是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抽象劳动。这一理论观点为货币、资本、利润、利息、红利、地租等财富形式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明确提出劳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必须高度重视。这同样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改革攻坚阶段重要的理论指导，必须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

第二，货币理论。货币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是一种特殊商品，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货币流通量由待交换商品总额和货币流通速度决定，进入资本主义后，纸币成为货币的主要形式，其流通量流通中所需的贵金属货币的价值决定。这些理论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

第三，剩余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剩余劳动为任何社会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劳动力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特殊商品，其超出自身价格的劳动成为剩余劳动，创造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通过利润、利息、红利、地租等形式体现和存在。劳动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商品，而是为社会发展创造物质财富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会有剩余劳动存在，形成以利润、利息、红利、地租、税收等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剩余劳动及其产生的剩余价值不再是资本家的个人利益所得，而是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公共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点之一。

第四，再生产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基础。物质资料再生产的目的在于按照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理论上可以通过货币在市场竞争中的中介作用实现比例的平衡；但实践上，由于市场的自发性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比例周期性失衡的矛盾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由此产生。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具有对经济的宏观管理的制度保证，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的自发和盲目性，通过增加国内消费的比例，来形成与生产资料的平衡发展，有效解决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克服的矛盾。

第五，世界市场理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伴随着国际贸易及拓展，以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市场的历史。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商品和资本的输出，在为本国经济发展积累财富和扩大市场规模的同时，还有效的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首先接受和肯定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和世界性。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断开放，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参入国际竞争，最终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凭借社会主义自身的制度优势，对内扩大内需，对外谋求合作共赢，使我国的经济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我国规避市场经济弊端具有实践价值

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建设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务必要高度重视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指出的市场经济弊端。做好市场经济顶层的制度设计，抓好各项政策的有效落实。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将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相结合，弱化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更快更好地推动我国经济健康有序的?l展。当前，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以群众利益作为经济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执行的落脚点，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消除损害经济发展的行为，努力建设公平、公正的经济发展环境。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积极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创新，促进协调发展，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结合供给侧改革，通过科学划分分配比例，不断提高劳动者的购买力，强化社会救助帮困机制的建设，增强国内的消费需求，使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基本比例处于动态平衡状态。

三、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共同服务于我国的市场经济

第4篇：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范文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与伦理学分离的思想和方法论基础

科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主要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及启蒙运动等发展影响的结果。启蒙运动在反对、高扬科学与人性、主张“把上帝与科学分开”的同时，将科学与伦理学也分离开来，这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第一，“是”与“应该”的分离。由于科学所反映的自然规律是借助于观察和实验的结果，因而是“纯描述性的”，“揭示的是‘什么’而不是‘应当是什么’”，因此“试图从自然科学提取一种道德规范是无望的”①。培根、霍布斯等指出，科学的道德问题不能产生于科学本身，而只能产生于由人们提出并运用科学结论来实现的最终目的②；洛克区分了表现为“纯粹思辨的真理”的物理学和“以求得良善”而非“对于真理的知识”的伦理学③；休谟认为“理性或科学只是观念的比较和观念关系的发现”，以判断这些经验关系的真或伪，但不能提供超经验的伦理评判，因而不能从“命题中‘是’与‘不是’”变为“‘应该’或‘不应该’”④。第二，必然与自由的分离。启蒙运动在反对宗教权威、追求自由的同时，产生了新的必然与自由的分离，即自然法则的必然性与其反映人的自由的不可能性并存，如伊利亚•普利高津所说：“将我们与自然界分离开来，是现代精神难以接受的一种二元论。”①这种科学与哲学的分离导致表现确定性规律的科学与有关人的道德自觉和责任的伦理学的分离，如法国的雅克•莫诺指出，当把自然科学的科学性标准“当作真正知识的必要条件时，就已经在伦理学同知识这两个领域之间，划定了为探求真理所必需的根本区别……本质上是非客观性的伦理学，则永远排除在知识的范围之外”②。经济学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的专业化进程即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发生的，因而这也影响着经济学方法论的形成，因“方法论是关于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构建经济知识体系的方式以及关于经济理论地位的理论”③，涉及经济学的相关假设、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科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对经济学来说意味着它要符合科学性标准就不能拥有伦理学内涵。这种科学性标准主要源自自然科学，意指科学应具有独立于人的认识和价值观念的客观性，西尼尔、韦伯等基于此标准提出了社会科学的所谓客观性原则。体现这种客观性原则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可还原性和可实证性。可还原性是指，“如果关于某一对象的一切语句都可翻译为仅仅讨论其他一些对象的语句，那末我们就说这个对象‘可还原’为其他一些对象”④，如将高级、复杂的运动形式还原为低级、简单的运动形式，从而可用后者来解释前者。可实证性即借助于低级、简单的运动形式，通过客观的认识程序和方法对关于高级、复杂运动形式的理论进行经验检验。依据这种科学性标准和方法建立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努力主要始于17世纪的威廉•配第，经济史学家荣卡格利亚称配第所采用的“新的方法论的根本特点”即为“科学与伦理学的明显分离”⑤。配第认为，经济研究必须“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⑥，只考察可诉诸人们感官的原因，而不探究超验的道德问题。此后，经济学家们依据这种科学性标准在经济主体行为的动机和目标假设、研究对象和方法等方面追求“价值无涉”，以形成与伦理学分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与伦理学分离的形成

实际上，从古希腊至近代，经济研究与伦理道德是密切结合的。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始于20世纪初，并最终发展为现代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这主要根源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的变化。具体而言：

1．为增强关于人的行为和经济规律认识的确定性和可实证性，将经济现象还原为只具有追逐财富动机的“经济人”的活动。倡导理性精神的启蒙思想家相信，“人类的本性展示与物理世界一样的统一性，它的原则和运作‘在所有国家和时代’保持不变，相同的动机产生相同的行动”⑦，这是建立确定性的社会科学的人性前提。在经济科学中满足这样的人性特征的即是只具有追逐财富动机的“经济人”。较早阐述“经济人”特征的约翰•穆勒指出，“这并不是哪个政治经济学家是如此荒谬，以至于假定人类确实如此，而是因为这是继续探索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模式”⑧，因为如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所说，除追逐财富外，道德等动机的影响“是散在的、不确定的和不可靠的”⑨。这种还原分析方法为单维度地衡量行为效果和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实现不同个体行为效果的可加性以及从微观分析过渡到宏观分析提供了前提。这样，“经济人”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就如同万有引力定律在物理世界中的作用，能够与物理学相媲美的、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由此形成。

2．与单维度的追求财富动机相应，人的行为目标的效用标准也是单维度的。源自边沁效用理论的行为标准以快乐或痛苦的数量，而非性质差异来评价行为效果，其道德哲学基础源自古希腊的享乐主义，后者的内涵如苏格拉底所说：“事物只要是愉快的就是好的，而事物只要是痛苦的，那就是坏的”①，这里快乐即是善和幸福。对行为的效用最大化标准来说，这意味着：（1）行为目标的伦理性质不是影响行为选择的变量，如瓦尔拉斯所说，“一种药品，是一位医师要用来救治病人，还是一个凶手要用来谋害他的家属……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是全然无关的问题”②；（2）效用标准并非一定意味着自私动机，因为也可将他人的利益作为效用函数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实质上是拒绝对行为的利己或利他的心理动机进行探究，如米塞斯所说，“经济学是从心理学结束的那一点上开始的”③；（3）效用实质上只是表示偏好满足程度的指数，并非行为选择的目标，如科斯所说，“最大化效用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也没有对人们为什么做他们所做的事给出任何有价值的洞见”④。因此，琼•罗宾逊指出，效用理论“是一种终结各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完全排除了道德问题”⑤。

3．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主题从伦理内涵丰富的财富转变为与伦理无关的稀缺性和行为选择的关系问题。财富的基本内涵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产品，但财富除具有效用这一特征外，还具有社会性和主体性，即在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体现相关主体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观念，以及财富与福利和幸福的关系等财富伦理内涵。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的思想家，以及主要研究财富增长和分配的古典经济学家都对这些财富伦理内涵给予了深切关注，如丹尼尔•贝尔所说，“从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约翰•洛克到亚当•斯密，传统道德哲学家都未曾割裂经济学与道德的联系，或宣称财富创造的本身即是目的”⑥。但此后为增强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财富所蕴涵的人与人的关系及其伦理观念被逐渐弱化，其体现人与物的关系的效用特征被更多强调。但人类对效用的欲求是无限的，用以满足的手段是有限的，财富的本质因此被归结为效用及其满足手段的稀缺性，由此产生了迄今仍存在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财富生产（效率）与分配（公平）问题的分离，即财富的生产或资源配置解决稀缺性问题，反映了人与物之间的技术关系，而财富的分配则涉及人与人的关系。瓦尔拉斯认为，这“是一个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而“纯粹的”经济学不研究涉及公道与否的分配问题⑦。马克•布劳格指出，在经济思想史中，“‘效率’和‘公平’可以设法分开的信念代表经济学的一个最古老的梦想”⑧。这种梦想随着对财富稀缺性特征的强调，在20世纪30年代罗宾斯将经济学主题确立为稀缺性与行为选择的关系问题而得以实现。经济学的任务由此转变为研究目的和手段之间的替代关系，但不对这种替代进行伦理评判。因在罗宾斯看来，“经济学涉及的是可以确定的事实；伦理学涉及的是估价与义务。这两个研究领域风马牛不相及”⑨。这样，在研究对象和主题上经济学与伦理学分离得更为彻底，这也充分地体现在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标准中。在该标准中，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配置的优化与伦理学意义上的财富分配状况无关。

4．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数学化割裂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内在联系。首先，数学方法的运用消除了经济变量的伦理性质问题。经济学之所以能够运用数学，如马歇尔所说，是因为与经济行为“有主要关系的动机的力量能用货币价格来衡量”，从而经济投入和产出都可表现为货币价值。但货币衡量的是动机的力量，“不是动机本身”，因为“不论是高尚的还是卑鄙的动机，在性质上是无法衡量的”①。因此，以货币表示成本或收益实质是将相关物品或财富视为本质相同的东西，而未必是对人类有害或有益影响的度量，其道德相关性是模糊的，如货币收益不能显示出其可能是销售伪劣产品的结果或伴随着环境的污染。其次，经济变量间的数量关系难以揭示经济内在的因果必然性及其中蕴含的经济伦理。科学哲学家罗姆•哈瑞认为有两种因果关系理论，即发生论和相继论，前者需要产生结果的内在原因和必然性的解释，后者则不需要，只是表明先后出现的事件间的稳固顺序②。西方主流经济学采用的主要是相继论因果研究的方法，其所发现的经济变量间的数量关系主要反映的是经济现象层面的因果联系，但正如托尼•劳森所指出的，它不能揭示“表面现象”背后深层的“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③。这对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即消除了从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性中探寻伦理道德发展规律的可能性；进而导致在方法论方面，否定非经验命题存在意义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及其派生物，如操作主义和描述主义等更易被主流经济学家接受，而伦理价值等所谓形而上学问题则被彻底排除在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蕴含的伦理预设及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解析

根据弗雷格（G．Frege）的语义或逻辑预设的概念，“预设”是指蕴含在命题或话语中的，没有明确和直接表达出来的信息或“隐前提”④。经济学的伦理预设主要存在于相关的假设前提和研究方法之中，因而与经济学的方法论特点密切有关，如琼•罗宾逊所说，“对经济问题进行观察的道德和政治观点，往往同所提出的问题甚至同所使用的分析方法那么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⑤。如前所述，西方主流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主要表现为通过运用相关假设和还原分析方法等来消弭伦理变量，其中体现出如下的方法论，即：静止的和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与效用价值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个人主义和单维度人性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的伦理预设即蕴含于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于辩证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的社会关系分析和人的全面发展分析的经济学方法论，对这些伦理预设进行解析，可以充分认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无伦理”表象下并非价值中立的实质，以及其伦理预设的非科学性的理论和方法论根源。

1．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伦理预设之一———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非历史的永恒的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抽象的经济人、效用和稀缺性等假设出发来理解经济现象及其变化的原因，反映出其社会历史观是静止的和唯心主义的，而基于上述假设的自由竞争均衡和效率分析的制度前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其伦理预设在于将此前提视为非历史的永恒的存在，即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制度范畴被赋予了如经济人、稀缺性等非历史的形式化的范畴所具有的永恒的特征，并被视为“自然的”存在⑥。这一伦理预设关系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正当性，以及西方主流经济学应用的时空局限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特定时代的一定制度、占有方式、社会阶级产生的历史正当性的探讨占着首要地位”的经济理论①，这种“历史正当性的探讨”的方法论基础即辩证唯物史观。“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的发展规律②。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伦理分析建立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即从物质资料生产和从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揭示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客观必然性，并将其作为伦理道德发展和进步的本体论或自然法基础，亦即符合这种客观必然性的道德观念才具有合理性的依据，才具有实现的现实可能性。正是在此意义上，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从头至尾没有丝毫伦理学的气味，因为在理论方面，它使‘伦理学的观点’从属于‘因果性的原则’”③。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真理原则即道德原则，“合乎理性的准则只能从事物的本性中取得”④，因此经济学仅仅表达“道德的愤怒”是不够的，而应致力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并“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⑤。马克思主义基于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实现了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价值判断的统一。与此相应，作为科学性标准的客观性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并不具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客观性原则蕴含的“独立于人的认识和价值观念”的特点，而是如达斯顿所指出的，具有社会本体、伦理等多重意蕴⑥。在本体论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揭示的客观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在价值论意义上反映出广大劳动者追求公平正义和全面发展的伦理诉求。基于上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对社会经济制度进行伦理评判的原则在于，一方面，只有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经济关系和制度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因而就特定的经济关系和制度而言，其“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产生的从低级到高级的社会形态发展决定了一定经济关系和制度所具有的公平正义的历史暂时性，即其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被更有利于人的发展的社会制度所代替，并失去其历史正当性。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伦理预设只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和私有财产的存在这个事实，但不能科学地说明这个事实产生和发展的依据。马克思从物质资料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出发，指出私有制的实质在于“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权”⑧，资本主义私有制则在于资本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并决定着人们之间在分工、分配中的相对地位和社会关系，因而必然会反映一定的经济伦理。一方面，作为“对个人的、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正义性表现为，其支配他人劳动和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比以前的所有制形式更有利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以及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历史正当性”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的逻辑会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资本主义必将为一个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现所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正当性也将失去。此外，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跨时空的抽象预设会导致不顾各国的历史、伦理和经济特点而推行某种经济政策主张的后果，如上个世纪末在拉美等一些国家广为传播的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因此，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这种在特定的时空中产生，但自我标榜具有超时空的永恒性的经济理论，我　们在将其应用于中国实际时必须看到其制度前提所带来的局限性。

第5篇：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范文

关键词：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差异性；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6-0008-03

一、中西收入分配理论的演进回溯

西方收入分配理论起源于古典经济学家斯密的价值理论体系，斯密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来研究产品剩余在各要素之间的分配，从而得出所有收入和商品交换价值的根源就是工资、利润和地租。而古典经济学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在斯密的价值理论上出现了分歧。李嘉图贯彻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而萨伊则继承了斯密的非科学的价值理论，创立了“三位一体”分配公式，即劳动、资本和土地在生产过程中都通过提供服务创造了价值，所以，劳动者、资本家和土地的所有者凭借其生产要素也有理由获得相应的报酬。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从生产要素角度研究分配问题的传统，用边际分析工具来论证价值是由四种生产要素供求一致时的均衡价格决定的。而到了现代经济学时期，凯恩斯就坚决主张出台一些经济政策措施建立宏观控制收入分配差距的经济制度，反对传统的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收入分配理论。新剑桥学派特别注重所有权和历史因素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认为一国的收入分配形成的格局不仅和劳动市场的历史条件有关，还与历史上已有的财产占有制度有关。新古典综合派主要运用IS-LM模型来分析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达到均衡时国民收入和利息率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福利经济学派把收入分配的研究转向了社会福利的研究，尤其是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派认为国民收入水平越高、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就越大。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收入分配思想都是为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的，按劳分配思想是主基调。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按劳分配原则有所保留，机械按劳分配论处处影响分配，这严重阻碍了经济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认识到了机械的按劳分配论导致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对经济效率的巨大危害。小平同志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重要理论就是对打破平均主义最好的诠释。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1]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作为分配制度，兼顾效率与公平。”[2]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个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3]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4]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5]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更加明确地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6]2012年，党的十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7]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为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与战略部署。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8]

二、中西收入分配理论趋同性分析

第一，中西收入分配理论都重视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参与分配。古典经济学家萨伊在继承和发展斯密的理论基础上，详细地提出了“三位一体”的要素分配理论。即劳动、资本、土地三种生产要素是效用和价值的源泉，所以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都应该凭借其生产要素得到公平合理的收入。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马歇尔提出了四要素分配论，即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获得与这四要素自身创造的边际产品价值相匹配的报酬。现代经济学时期的经济学家们将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统称为“生产要素”，并且生产要素的报酬是按照其对生产的贡献分配的。我国收入分配理论把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后来党的十六大又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按贡献参与分配这一理论的提出是我国收入分配理论的重大突破。

第二，中西收入分配理论都是围绕着效率和公平问题来构建的。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斯密主张遵循市场的自发配置作用，也就是注重效率的优先地位。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效率跟自身的努力程度和能力有关，你能获得多少收入就意味着你付出了多少，所以，效率就意味着公平。凯恩斯及其凯恩斯继承学派也认为，市场如何有效率的配置资源是最重要的。但是，他们反对仅仅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只有在政府干预和市场配置共同作用下，效率才是最高的。新中国建立初期，过度公平论主导的分配理论直接导致了我国走向了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分配理论只讲公平、不讲效率，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分配理论逐渐偏向于效率优先论，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

三、中西收入分配理论差异性分析

1.中西收入分配理论的理论内涵不一样，西方收入分配理论是要素分配论，而我国的收入分配理论实质上是按劳分配论与按要素贡献分配论相结合。西方的要素分配论可追溯于斯密的三种收入价值论以及萨伊的“三位一体”的要素分配论，具体可以阐述为：产品的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和土地三种生产要素参与创造的，所以这三种要素的所有者凭借生产要素获得相应的报酬――工资、利息和地租。随后，边际理论和要素分配论的结合使得按要素贡献分配理论占据了西方传统收入分配理论的主导地位。

中国的收入分配理论最早是照搬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形成了机械的按劳分配理论。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可以概括为：“在生产资料全社会共同占有的条件下，社会总产品在做了必要的扣除后，以劳动为唯一尺度在社会全体成员之间进行分配。”[9]而在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的新中国，生产资料无法实现全社会的统一占有，就不能实现按劳分配。在这种条件下，强制实行按劳分配就是机械的按劳分配理论，最终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经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我国的分配理论逐渐转向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相结合。要素贡献分配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很强适应性。首先，我国的按要素贡献参与分配并不是与按劳分配理论的完全对立，而是与按劳分配理论存在多方面的一致性。劳动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就会使劳动者获得除去自身劳动力价值后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从而使劳动者的个人收入突破了传统经济体制下的劳动价值限度。劳动者按要素参与分配是分配机会更加平等化的前提，体现了要素投入的差别化。其次，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要求分配方式的转变与其相适应，在要素分配理论的指导下，分配方式转向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这是分配领域中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表现，也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配置，更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

2.中西收入分配理论中的效率与公平理论的发展演进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西方收入分配理论中的效率与公平论最早要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斯密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开端，而封建残余却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斯密的研究重点是如何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所以斯密的分配理论非常重视效率的优先地位，认为自由竞争是实现效率最大化的条件。古典经济学的分配理论的实质就是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剥削辩护，从而忽视了劳动者的利益，更加谈不上社会公平了。随着资产阶级在社会中取得了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社会并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古典经济学家所宣言的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的发展。此时，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开始从关注资本主义长远发展转向关注微观经济和资源配置效率上来。马歇尔从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决定要素的价格来阐述他的分配理论，最终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新古典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实质上是为了证明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背景下，资源或者要素如何分配能实现效率的最大化。这说明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只重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后来，由于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盛行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西方国家开始重视政府宏观调控经济。从而，以“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分配理论和以公平优先论为核心的分配理论产生并蓬勃发展起来了。凯恩斯及其继承者――萨缪尔森就主张“兼顾效率与公平”论。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效率与公平作为政策目标同等重要，二者必须兼顾，并且可以通过建立“混合经济结构”来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兼顾。兼顾效率和公平论体现了自由市场与政府调控的同等重要性。主张优先公平论的主要有福利经济学派的庇古、古典经济学家罗尔斯等。他们认为：社会的不公平分配必定会损害的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进而降低社会效率，并且主张政府干预分配，实现社会的公平。

我国的分配理论中关于效率与公平理论最早应追溯到建国初期的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思想。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是极其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阶级矛盾表现在广大的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的矛盾。这一时期，我国的收入分配理论是按劳分配理论，其目的是为了承认劳动者收入的合法地位，强调社会的公平性，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在构建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框架时，更加倾向于公平分配，强调平均分配社会财富。这实际上是一种过度公平论，即混淆了公平与均等的区别，片面地强调收入分配公平，甚至凌驾于经济增长之上。这在实践中就直接导致了“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盛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高，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经济理论，而共同富裕的思想则是邓小平效率与公平观的集中体现。共同富裕思想中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突出的是效率问题，“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突出的是公平问题。邓小平的效率与公平观强调了提高效率的同时要兼顾公平，这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指明了道路，是我国收入分配理论创新和发展的不竭动力。随着我国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解决收入分配公平的问题成了现阶段的重大问题，因此，以效率和公平并重的理论是我国收入分配理论的核心。总的来说，我国的分配理论经历了过度公平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论和效率与公平并重论三个阶段。

3.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中的先富带后富的思想并不符合西方分配理论中的帕累托标准，但是却实现了我国社会福利改进。西方分配理论中的帕累托标准具体可以表述为：“如果从一种社会状态到另一种社会状态的变化，使至少一个人的福利增加，而同时又没有使其他任何一个人的福利减少，那么，这种变化就是好的。”[11]而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机械按劳分配理论导致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严重阻碍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彻底改变这一分配格局，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分配思想，即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按照西方分配理论中的帕累托标准，我国“先富带后富”的分配理论实际上是使一少部分人福利增加的同时却减少了其他人的福利。这一社会状态的改变显然不符合西方分配理论中的帕累托标准，也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4.中西收入分配理论中关于劳动的认识不一样。在西方的收入分配理论中，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共同参与了价值的创造，因此，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没有本质的区别，具有物的共性。从而没有意识到劳动在价值的创造中才是主动因素，其他生产要素是被动因素。正是由于西方对劳动在价值创造方面的认识，西方要素分配论将劳动者的工资等同于物质生产成本，突出了利润的合理性和企业家的贡献。中国的收入分配理论强调财富的创造主要来源于劳动，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劳动发挥了主动性和创造性。所以，中国收入分配理论更加重视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更加关注劳动报酬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的能否同步提高。注重保护劳动者所得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5.中西收入分配理论的价值基础的不同。西方收入分配理论的价值基础是要素价值论，即要素凭借其自身参与生产并创造一定的价值来获得产品价值分配的资格，要素在生产中所做的贡献就是要素所得。西方的要素价值论在形式上阐述了各种要素所得都存在自身的合理性，各种要素在生产的过程中相互依赖、共同合作来创造产品的价值。那么，在要素价值论的基础上自然就会引申出要素所得的具体份额的分配问题。我国的收入分配理论的价值基础是在继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起来的，实质上也是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顾名思义就是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和社会财富的源泉。中国的分配理论是以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

四、结论

比较中西收入分配理论，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收入分配理论在按要素分配和效率和公平关系的构建方面具有一定的趋同性。但是，由于中西社会经济背景的差异，中西收入分配理论在价值理论基础、效率与公平论的理论发展进程、理论衡量标准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一是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协调统一是我国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核心。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扩大中等阶级的分配机制，让广大劳动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三是完善生产要素平等参与分配的权利和机会，健全市场在分配领域中的定价机制，促进要素收益的合理化和高效率。

参考文献：

[1]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

[2] 赵学清.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四大突破[J].学习论坛，2008，（8）.

[3] 李连友.我国不同时期收入分配理论与政策之演进[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4）.

[4]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8-39.

[7] 刘嗣明，李琪.党的十收入分配理论与政策的研究――背景、创新及政策[J].宁夏社会科学，2013，（2）.

第6篇：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范文

关键词：经济实质；问题；对策

一、就业理论研究综述

1、国外研究现状

（1）主流经济学的失业理论

古典经济学派失业理论认为：充分就业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大规模失业问题不会出现，失业是暂时的，会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实现充分就业。反对政府干预经济。20世纪30年代，古典经济理论破产。凯恩斯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理论。凯恩斯认为失业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只有通过政府干预经济，刺激消费和投资才能实现充分就业。20世纪70年代以阿瑟·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认为高税率降低人们工作和投资的热情，导致生产率下降，商品供给不足，物价上升。如果人为地扩大需求，通货膨胀势必加剧。

（2）其它失业理论

失业滞后理论以局内人和局外人模型说明均衡与实际就业率的滞后量相关。厂商因为转抉的成本更高的原因，只会在需求增加或有新的需求冲击时，才雇佣局外人。局内人的市场力增强，可以迫使厂商增加工资，减少雇佣局外人，所以市场中会出现高失业率和高工资率并存现象。麦克尔·P.多德罗的劳动力迁移与就业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动机取决于预期的收入差异与迁移代价的比较。当预期实际收入高于农村，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2、国内研究现状

（1） 城市化与就业协调发展的研究

目前我国处于城市化的中后期，各地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但是城市化所能吸纳的劳动力不足，韩江卫认为其原因是我国城市化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人为的结果：城市化成本高，就业体制不健全；服务业不发达，并探讨了城市化与就业同步增长的对策。赖作莲研究了城镇化对劳动力的转移效益，认为陕西城镇化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在提高起素质的同时也提高其收入。认为不同时期城镇化拉动劳动力转移的作用的大小不一样。

（2） 对有代表性群体就业进行研究

马俊清通过对影响高校学生就业的因素进行分析，找出了影响高校学生就业的核心因素及其内在逻辑联系，提出了解决高校学生就业问题的思路。张优智认为1999年大学开始扩招以来，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严峻，此问题是由包括大学生供需失衡、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充分、劳动市场分割、高等教育制度的缺陷和大学生就业观念存在偏差等多种因素交织而成。蒋亚儒研究了陕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困难的原因是：整体文化素质低、专业技能欠缺、转移流动就业投资成本过高、乡镇企吸纳劳动力有限和外出转移就业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等。解决对策是：提高农村劳动力自身素质、实现就业市场的城乡一体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打造知名“劳务品牌”、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等。

（3） 对陕西就业状况的研究

杨洁认为陕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问题日渐突出，提出了灵活就业、积极就业政策、稳健财政政策、高效产业政策等促进就业的对策。姚聪莉通过分析西安市目前就业现状、存在的问题，指出产业结构、就业环境、劳动力市场是制约西安市就业增长的瓶颈问题，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就业，需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和管理体制，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李从容通过对陕西省分阶段和分行业就业弹性变化趋势及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相关性以及偏离度的实证分析，提出解决陕西省就业问题的思路是实施就业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通过发展第二产业促进“蓝领就业”；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完善社区就业体系；通过工业化加快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施以积极的就业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缓解严峻的就业形势。

综上所述，我国市场经济化程度不高，造成就业难题的因素既包括市场因素，也包括非市场因素，仅从市场经济角度分析不足以揭示失业存在的原因。而现有的研究多在市场经济理论范畴内，从劳动力的供求、GDP、产业结构等方面来研究就业问题，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所以本文跳出市场经济范畴，以经济实质为研究基点，研究陕西省在十二五期间，就业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

二、十二五就业现状及分析

1.宏观经济发展状况

“科学发展、富民强省”成为陕西十二五发展的主题，目前，陕西GDP已经迈进万亿行列，已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发展势头迅猛，但是也面临很大问题。从宏观环境看，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步伐明显放缓，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此起彼伏，我国出口贸易增长面临很大压力。国家不断进行宏观调控，房地产业进一步快速增长的可能性很低。内需则一直不足。此外我国近年来通货膨胀压力很大，国家今年出台了提高利率和银行准备金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这必然会抑制经济增长。

2.就业状况分析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在此形势下，就业压力日趋严峻。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我国沿海大量吸收劳动力的中小企业或倒闭，或裁员，引起大量人员失业；大学扩招以来，每年有大约600多万毕业生需要就业，加上历年未就业毕业生，需要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数量很大；我国本身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数量大；我国处于城市化中后期，每年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就业。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依靠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就业形式非常严峻。据统计，十二五”期间，陕西省城乡新增就业人数将达260万人，其中城镇新增就业135万人以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125万人，这对于总人口3700多万的陕西省来说就业压力非常大。

三、 解决就业对策

1.从经济的本质角度分析就业

就业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增加内需，从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是富民强省的必由之路。经济的本质就是人们生产产品，然后进行分配、交换和消费，只有这四个环节逐次实现，整体经济才能不断持续发展下去。因此经济的发展过程应当是以就业促进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就业就是人们参与生产，然后藉此分配和消费产品，之后再生产，经济持续发展下去。

2.从经济的实质出发研究就业。

传统就业理论多以市场经济为条件，通过GDP、就业率等经济数据分析就业问题，但是经济数据并不等同于经济实质，所以这种研究模式会导致研究结论不能揭示失业的深层原因。因此以经济实质为研究基点，即经济的实质是社会成员参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过程，存在失业则说明现有经济体系不能吸纳部分人员参与，究其原因不外两个：或者这部分人员创造价值的能力不够；或者现有经济模式不能给这部分人提供创造价值的平台。进而提出解决就业问题的策略：通过教育和培训让失业者提高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出台相关政策创造出失业者就业平台。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M]，1999年

[2]（美），拉弗等著.繁荣的终结.[M]，2010年

第7篇：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范文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庸俗经济学；批判 

1 庸俗经济学价值理论的表现

1.1 否认商品二因素

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指出使用价值和价值是商品的两个因素，并指出这二者之间既统一又对立。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统一的，是指它们共存于一个商品体内，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没有使用价值，价值便无法存在。说二者之间是对立的，一方面指它们是商品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属性，使用价值是自然属性，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另一方面是指二者相互排斥，“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 

然而庸俗经济学家对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认识却是十分混乱的。例如萨伊就提出了商品的价值由效用决定的观点，他认为，生产活动不仅创造效用，而且也创造价值。因为人们只有对有用的东西才会给予其价值，所以效用就构成了物品价值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在这里，萨伊显然是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混成一谈了。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绝不会有价值，而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并非都有价值。

1.2 无视劳动二重性原理

劳动二重性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是首先由马克思批判地证明。马克思在揭示了商品二因素之后，指出了决定商品二因素的是劳动二重性。具体有用劳动是指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进行的特定种类的生产活动，其中包括一切无用劳动的免除；抽象人类劳动是指撇开各种具体形式的一般的共同的人类劳动，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了商品二因素：具体有用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人类劳动创造价值。

由于庸俗经济学家混淆商品二因素，因此也无从分析隐藏于商品二因素背后的劳动二重性。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否定商品的价值是由抽象人类劳动创造的。例如，马尔萨斯剽窃了斯密一种错误的价值规定，即认为商品的价值等于该商品所换得或支配的劳动；萨伊则用使用价值来决定商品的价值；而庸俗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他的价值论是由供求论、生产成本论、工资决定论、边际最高费用等综合在一起的大杂烩，他在研究方法上陷入了混乱。

1.3 价值量决定上的混乱

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同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大小成反比。

反观庸俗经济学家，他们否认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继而也否认商品的价值量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詹姆斯•穆勒以保存在商人酒窖中的葡萄酒为例，把葡萄酒的生产价格超过其价值的现象，解释为葡萄酒的价值本身在窖藏期间有所增加。这实际上就否认了商品价值量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原则。

1.4 价值形式上的混淆

商品既是使用物品又是价值承担者，它们作为商品这以事实的内容，又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它们又具有二重的表现形式，即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所谓价值形式，就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在商品交换关系中，人们只能从商品的交换价值即价值形式上，才能看到价值的存在。

庸俗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是混淆交换价值概念的典型。李嘉图在谈到交换价值时，始终是指除劳动之外的其他商品，他明确区分了商品价值决定于商品可以买到的劳动量。但是麦克库洛赫却从李嘉图那里倒退了，他歪曲了李嘉图学说，认为与实际价值相区别的交换价值，不仅指一种商品可换得的其他商品，而且也指一种商品所换得的劳动。

1.5 对价值规律的歪曲

从一般商品生产流通来说，价值规律的规定性可以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直接生产过程中价值形成的规律，然后是它在交换过程的展开，再次是它在流通过程的进一步展开。

约翰•穆勒把商品分成三类，其中第一类是数量绝对有限、供给不能任意增加的商品，如古代雕刻和古代绘画等。对于这一类商品的价值，约翰•穆勒照搬供求价值论，认为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的。 约翰•穆勒只看到影响商品价格变动的主要因素，却只是盲人摸象，竟然完全忽视了商品价格是由生产商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原理，这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对价值规律的歪曲。

2 庸俗经济学的荒谬性、辩护性

（1）庸俗经济学家们只关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表，以为现象形态可以说明问题，于是，现象就被当作本质来把握。什么对他们有利，他们就说什么是真理。正如约翰•穆勒对于古代艺术品，认为它们的价值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实际上艺术品的价值是由创作它们的抽象人类劳动决定的。商品按价值交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价格和价值绝对一致，供求关系的变动使得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一个商品的价格高，并不能断言该商品的价值一定大。

（2）庸俗经济学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庸俗经济学家们的一个普遍特点就是，从古典经济学家那里，他们抛弃了合理成分，却剽窃了其错误观点，并不遗余力地加以“继承”和“发展”。例如对于斯密两种不同的价值规定，李嘉图曾经指出，斯密把劳动量和劳动的价值（工资）混为一谈，认为二者都决定价值的观点是错误的；李嘉图还指出，劳动量和劳动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决定商品价值的是劳动量而不是劳动的价值。而马尔萨斯却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他沿袭了斯密的混淆劳动的价值和劳动量的错误。 庸俗经济学家否认劳动创造价值，在商品二因素理论上陷入混乱，极力否认劳动二重性原理，混淆了价值形式，歪曲了价值规律。

（3）庸俗经济学断然否认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在他们眼里，资本主义社会到处呈现的是一派歌舞升平的场景。譬如对于平均利润分割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他们宣称利息是资本所有权的收入，而企业主收入则是所谓管理工资的劳动收入，似乎只能资本家并没有剥削雇佣工人；而在另一些场合，他们则狡辩利息是“节欲”的结果，资本家既然节制享受，那么他也就有权要求“赔偿”，那就是利息。像工人得到工资一样，资本家得到利润和利息，是合情合理的。事实上资本家获得的企业主收入，在数额上远远超过管理指挥劳动应得的报酬，而包含着大量的剥削性质收入即剩余价值；而利息，则是借贷资本家凭借货币资本所有权与职能资本家共同瓜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所得。

3 马克思对待庸俗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态度对我们的启示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指出如何看待人的本质时所声明的：“我决不用玫瑰色描述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 马克思在对待古典经济学家、庸俗经济学家的问题上，也是一贯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的。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史上的人物并没有主观成见，而是依据他们在人类科学的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贡献进行甄别。对于某一个人的正确的、错误的观点，甚至用错误的概念表达的正确思想萌芽，马克思都会在科学经济思想史上为它们找到合适的位置。譬如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虽然他一直摇摆于两种不同的价值规定之间，但在研究剩余价值问题时他坚持了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这一正确规定，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这个观点的地位；但是斯密将价值全部分解为收入，而丢掉了不变资本∑c，即至今仍然被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沿袭的“斯密教条”，马克思毫不留情地对其进行了批判。

4 马克思的批判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启发

马克思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坚持唯物史观，客观地、辩证地看待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流通过程，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大厦。马克思的科学严谨治学态度，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自从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以来，西方经济学经历两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不乏一些合理成分，例如微观经济学中的边际概念和边际分析方法。但是纵观西方经济理论，其中还是渗透着传统的拜物教观念和私有制意识形态，承袭了从古典经济学甚至庸俗经济学以来的一些极不合理成分。例如，斯密把工资当作商品的价值尺度；马尔萨斯极力想证明货币工资的提高，必然引起商品的货币价格普遍提高。这一错误，马克思早已深刻揭露了其荒谬性，然而在当代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中仍能寻见它的踪迹：西方经济学者关于通货膨胀提出了一系列解释，其中一个为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该理论认为成本推动通货膨胀主要是由工资的提高造成的，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市场上，由于工资的增长率超过生产力增长率，工资的提高就导致成本提高，从而导致一般价格水平上涨。西方经济学家进而认为，工资提高和价格上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工资提高引起价格上涨，价格上涨又引起工资提高。这样，工资提高和价格上涨形成了螺旋式的上升运动，即所谓工资——价格螺旋。 再如萨伊“三位一体”公式，无耻鼓吹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其荒谬性和辩护性显而易见，但该理论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仍颇有市场。在系统阐述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经典教材、哈佛大学教授格里高利•曼昆编写的《宏观经济学》一书中就提到：“我们把生产要素——资本与劳动——以及生产技术作为经济产出，从而也就是总收入的源泉。这样，收入差别必然产生于资本、劳动和技术的差别。” 很明显，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仍将马克思早已深刻批判过的萨伊“三位一体”公式作为其理论分析的前提之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张薰华.资本论.（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3］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第8篇：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范文

【关键词】库兹涅茨统计分析模型 区域经济 经济发展阶段

受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家对西部建设投资力度加大的影响，出现了中东部产业西进、人才西流现象，这将促使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产业升级再次加速。西部地区开始借调控契机，利用其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展现出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巨大潜力，经济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理论界对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和测度方法做出了大量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统计模型以及钱纳里的“标准产业结构”模型。

一、库兹涅茨统计分析模型及钱纳里的标准产业结构理论概述

1、库兹涅茨统计分析模型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其代表作《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研究了现代经济增长问题，根据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全过程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了国民生产总值、生产效率、产业结构、人均收入水平等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的变化，总结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条件、方式、内容、趋势和规律，见表1。

2、钱纳里的标准产业结构理论

20世纪6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与结构演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其中，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的“标准结构”最具影响。钱纳里利用101个国家1950—1970年间的统计资料进行归纳分析，构造了“世界发展模型”，并以此模型求出一个经济发展的“标准结构”，即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所具有的经济结构的标准数值。从而为分析和评价不同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组合提供了参照规范，同时也为不同国家或地区根据经济发展目标制定产业结构转换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见表2。

二、研究区概况

按照我国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方法，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重庆等共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 71.5%，人口36298.0 万(2007年底)，占全国的27.9%(如图1)。

西部地区各省近年来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2003年，实现地区国内生产总值22954.7 亿元，占全国的16.9%，人均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为6306元;到2007年底，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为47864.1亿元，占全国的 17.4%，人均地区国内生产总值13212元。5年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约108.5%，而人均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09.5%，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经济发展总体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如图2)。

三、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统计测度

本文将利用库兹涅茨统计分析模型框架，并结合钱纳里的标准产业结构，具体分析西部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具体数据资料参考了《中国统计年鉴2008》。

1、人均收入水平

西部地广人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差距较大。2007年统计数据显示，在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以人均GDP排名计算，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内蒙古、新疆和重庆，排在后三位的分别是贵州、甘肃和云南(见表3)。

西部人均GDP按当年人民币汇率计算为1738.42美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490.01美元。根据表1中库兹涅茨统计分析模型中的标准，对照分析可知西部地区的经济处于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阶段，显然这并不符合西部地区的现实。这是因为库兹涅茨统计分析模型中的人均收入的数据是1985年的标准，没有做相应的调整。但根据钱纳里的统计标准，西部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第二阶段的初期发展阶段。因此，综合分析，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库兹涅茨模型中的工业化前的准备阶段，进入了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2、西部地区产业结构

近年来，随着国家宏观政策调整以及西部开发带来的机遇，加上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作为内陆的西部很好地承接了新一轮产业转移，各省区根据自身的区域比较优势发展优势产业，产业结构得以不断调整优化。

如图3，1998年以来，西部三次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由1998年的25.4%下降到2007年的16.0%，下降了9.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稳中有升，由1998年的41.0%提高到2007年的46.3%，提高5.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有所上升，由1998年的33.5%提高到2007年的37.7%(如图3)。总体上产业结构呈现出二、三、一的产业序列。

2007年，西部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7864.14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实现产值7645.08亿元，第二产业产值22172.11亿元，第三产业产值18046.94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16.0、46.3、37.7(见表4)，第二产业比重为46.3%。根据库兹涅茨的统计模型中的数据，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的第二阶段，即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阶段。

3、劳动力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

伴随着经济的大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西部地区各省就业状况逐步好转，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逐年变化(如图4)，就业结构不断优化。

从图4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最大，且呈逐年下降趋势，由1998年的63.6%下降到2007年的51.4%，下降幅度12.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相对最小，所占比重有所上升，从1998年的13.3%上升到2007年最高的17.9%。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相对较小，但比重呈缓慢上升趋势，由1998年的23.1%上升到2007年的30.7%，提高近8个百分点，并且从1998年起比重一直超过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总体上，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依然过大，第二、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比重相对较小，劳动力产业结构呈现为一、三、二序列。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发展演变规律看，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还很不协调，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

2007年，西部地区的三次产业劳动力就业结构为51.4、17.9、30.7，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为51.4%，根据表1可知，低于库兹涅茨统计分析模型中的工业化准备阶段的63.3%，处在46.1%～63.3%之间。2007年城镇人口比重为36.96%，高于表1中工业化前的准备阶段的32%，处于36.0%～49.9%之间(见表5)。因此，通过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就业构成和城市化水平综合分析，对照库兹涅茨统计模型的经验数据，可知西部经济发展已经突破了工业化前的准备阶段，处于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阶段。

四、结论

伴随着西部大开发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正确认识西部区域经济增长阶段，一方面有利于发挥西部地区不同阶段的比较优势，成为确定未来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重点的依据和出发点，另一方面对于制定科学、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保持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3] 胡建等:油气资源开发与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第9篇：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范文

次级劳动力市场的说法最早见于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Thurow，Doeringer，Piore等人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收入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有良好的晋升机制；而次级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劳动者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对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培训教育能提高其收入，而对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教育培训对他们收入的提高没有作用；并且，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问的流动较少。Thurow等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后，许多国家的研究者纷纷对本国的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象在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在我国同样存在，并且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

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主要是由城镇下岗职工和从农村迁徙出来的进城务工人员构成，其中以被人们称为“农民工”的进城务工人员为主。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为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满足了工业化进程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大量进入，更是填补了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岗位的空缺，使城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整体的竞争力，同时也为我国发展出口贸易，承接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为我国工业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国外次级劳动力市场一样，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制度的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工人集体议价能力低下等。这些问题若不能及时得到解决，必将影响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事实上，长期以来这些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一直是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2004年东南沿海各省出现企业招工困难后，我国当前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合理性更遭到了学者们的质疑。据一份专门针对进城务工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表明，在收入方面，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800元之间。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500元的占29.26%，500～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而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外来农民工月平均工资近12年来仅增长了68元。劳动力市场工资的低下与增长速度的缓慢同我国每年高速增长的GDP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不合理显而易见。那么，合理的工资水平究竟应该如何确立，我们又该如何完善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机制。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经历200多年发展起来的工资决定理论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二、西方传统的工资决定理论对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指导

(一)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工资决定的理论

1.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决定理论。古典经济学派在工资决定方面一直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格的体现，它必须等于维持这种劳动力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最早对劳动力价值进行论述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他指出，工资是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此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在这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们认为，对于需要靠劳动力过活的工人，他们的工资水平至少必须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其家室而传宗接代了”。此后，马克思在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劳动价值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这种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同时，作为劳动力商品价格的工资，它的形成与决定同样受到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制约，供求与竞争因素的作用使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劳动力价值的基础上上下波动。

2.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决定理论。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中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角度阐释了决定工资的另一个因素，即边际生产力。边际生产力理论认为，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可变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随着可变要素的不断增加，最初上升，而超过某一点后，开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使用可变要素的原则是边际成本与相应的边际收益相等，这个原则也是企业确定劳动力价格的原则。后来，剑桥学派的领袖人物阿弗理德·马歇尔糅合了古典经济学派有关分配理论的思想和边际学派的边际理论，以供给均衡价格论为基础，建立起供给均衡工资理论，从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说明工资的市场决定机制。他认为，工资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的，其中决定需求价格的是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而决定供给价格的包括了劳动力的生产成本和劳动的闲暇效用。马歇尔的这种以市场机制为工资决定基础的分配理论为此后的西方工资理论打下了基础，许多工资决定理论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包括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集体谈判工资理论”。

3.制度学派关于工资决定因素的探讨。与新古典学派的认为相反，制度学派否定了市场性因素对工资起决定作用的说法，而从制度因素角度来解释工资的决定。他们认为，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通常呈现出二元分割的格局，同时处于一种不完全竞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水平的高低并不是简单地由供给和需求双方作用决定，还包括各种影响市场供需变化的制度性因素，这些制度性因素弱化了供给力量在工资决定中的作用。因此，通过对现实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分析，制度学派认为，劳动者工资率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劳动者所处的产业或部门，另一个是劳动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

笔者认为，新古典学派与制度学派关于工资决定认识的分歧其实可以看成是理论与现实的不完全一致。新古典学派从理论上回答了“合理的工资水平究竟由什么决定”这个问题，而制度学派则是从现实的角度研究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分析这两者的区别有助于我们对完善工资机制的理解。

(二)西方工资决定理论对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指导意义

首先，西方工资理论是随着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它是西方发达国家以往的学者在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从中总结并提出的一些理论。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发展阶段，它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碰到许多西方国家曾经历过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经济理论对我国当下的社会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都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次级劳动力市场也存在一些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的特性。因此，在劳动力市场工资确立的问题上，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理论，而应该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遵循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规律，完善劳动力市场，健全我国的工资机制。其次，在工资决定问题上面，我们还应该弄清楚决定工资水平的合理因素和不合理因素。现实中存在的影响因素并不都是合理的，我们只有将合理的影响因素与不合理的影响因素区分开来，才能找出影响工资机制正常运行的原因。再次，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商品市场价格必须由市场的供求机制来决定，作为劳动者价格的工资同样必须遵循这个规律。也就是说，在我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确定既要以劳动者在产品中的贡献——边际生产力为依据，同时必须满足劳动者为维持自身及其家属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需求。这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工资确立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不管是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还是在次级劳动力市场。然而，尽管劳动者工资水平的高低最终是由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决定的，但现实中影响工资的因素很多，即有经济因素又有非经济因素，正如制度学派所认为的，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包括了所有影响供需变化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这些非经济因素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弱化了市场机制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制定，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使得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原则受到破坏。因此，要健全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机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消除扭曲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因素，充分发挥市场对工资的调节作用。

三、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缺陷及其完善

(一)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缺陷

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外在表现为供给双方在工资决定方面的力量对比悬殊。作为劳动供给方的劳动者在工资决定方面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工资水平的高低几乎完全由企业方单方面决定，工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使得企业方为追求超额利润而刻意压低工人的工资成为可能。这一点在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