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精选(九篇)

第1篇：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

亮点1：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决定》涵盖15个领域、60个具体任务，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

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为《决定》起草和修改的亲身参与者，您认为《决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特点？

杨伟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新一届党中央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进军号角。对于《决定》的特点和蕴含的思想，我认为主要有五点：

一是主题全面。这次会议确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前6次三中全会有所不同。尽管前6次会议也都与改革有关，但主题仅是某一方面改革。这次则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之所以确定这样的主题，一方面是为了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适应，另一方面也是实践需要，当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只有坚持全面改革，才能继续深化改革。

二是主线清晰。《决定》提出“6个紧紧围绕”，分别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这6个领域的改革主线，反映各个领域改革的基本理念。如第一个主线是“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就是说，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财税金融、宏观调控等经济领域的所有改革，都要围绕这个主线来展开和推进。提出每个领域各自特定的主线和方向，不仅全面深化改革总的方向不会迷失，每个领域的改革也不会偏向。

三是重点明确。《决定》的定位是全面深化改革。与此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原则，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发挥其对其他领域改革的“火车头”牵引作用。15个改革任务中，6个是经济，生态文明体制也与经济密切相关。经济占了所有改革任务近一半。之所以如此，主要考虑是，当前我国存在的问题，根本上说还是发展问题。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我们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下一步发展面临众多难题和风险，过去支撑快速增长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我国已到了必须主要依靠改革红利释放活力、实现发展的阶段。这次把改革的时间目标定位在2020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相一致，也是这个道理。

四是力度空前。《决定》2万字左右，涵盖15个领域、60个具体任务，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每一句话的内涵都十分丰富，落实下去都会使该领域的体制机制发生重大变化。在起草和修改过程中，有两个原则让我记忆深刻，一是只写改革，特别是重大改革，发展的任务原则上不写；二是修改时，对于有可能削弱改革力度、弱化改革举措的，除非理由特别充足，一般不接受。而增加的改革内容，只要有最大公约数的、有一定共识的都写上。我听到很多参会人员说，没想到，很意外，改革力度前所未有。这充分体现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改革决心和勇气，体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有胆有识、敢于碰硬、勇于担当的气魄。

五是行动扎实。通过一个好的《决定》固然重要，但要把改革任务落实下去，变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变为国家治理能力，必须抓好落实。这次《决定》的落实是有保证的，体现在：组织落实，明确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时间落实，鲜明提出到2020年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改革进程是可检查、可评估的。这体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抓工作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

亮点2：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治理主体多元，方式法治化，不再是简单命令式、完全行政化的管理

记者：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理解这一新提法？

杨伟民：这是《决定》的亮点之一，丰富了我国现代化的内涵。过去我们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角度提出的。而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从制度层面提出的现代化目标。这样，发展的目标与制度的目标就衔接起来了。

我对这个新目标有几层理解：第一，内涵是全面的，是整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的治理体制；第二，制度是成熟的，国家治理水平是检验社会制度是否完善、定型的重要标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要形成相对稳定成熟的制度体制，而不是缺乏定势、变来变去的体制机制；第三，主体是多元的，治理与管理的区别就在于治理是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党、人大、政府、政协等多元主体一起进行国家治理，而不是仅仅依靠一种力量，因而也是民主的一种表现，这次提出的协商民主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重要一环；第四，方式是法治的，依法治国，依法治理，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治理方式是法治化的，而不再是简单命令式、完全行政化的管理。

亮点3：市场的作用从“基础”变为“决定”。这一论断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和路线图，改革有了原则和检验尺度

记者：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过去的表述是基础性作用。一词之变的意义在哪里？

杨伟民：从“基础”到“决定”，2个字的改变，意义十分重大，是《决定》最大亮点和重大理论创新。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质”的提升，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突破，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引领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

与1992年所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这一论断具有同等历史地位，将发挥同样的巨大作用。1992年的重大理论突破，有力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国家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论断，会同样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给我国再争取一个20年的改革红利期，助推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这一论断抓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要遵循。基础性作用，给人的理解是在市场之上还有一个力量在配置资源，那只能是政府。另外，过去对宏观调控也有扩大化理解，似乎宏观调控就是政府配置资源。1992年以来，对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虽然在表述上有所调整，但主要是对市场作用“量”的调整、程度的加强，没有质的变化。《决定》2个字的改动，抓住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层次的问题。“决定性”的意思是，其他力量可以影响和引导资源配置，但决定者不是别的，只有市场。

这一论断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和路线图。前一段时间，大家对改革的突破口、重点等有很多讨论，有的认为是财税体制，有的认为是金融体制，有的认为是土地制度等。这些改革无疑都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理论上还停留在原来的认识水平上，据此设计出各领域的经济体制也不可能有质的变化。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线图，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财税金融、土地制度、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改革，都要以此为标尺，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也有了原则和检验尺度。

这一论断抓住了我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根本。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建立，但在很多方面还不完善，核心问题是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过多，不合理的干预太多。产能过剩、城市病、耕地占用过多、地方债风险、生态环境破坏等，很大程度上都与政府干预过多有关。比如产能过剩，除了市场本身的盲目性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干预，是地方政府推动下的盲目投资。现在产能过剩严重的钢铁、水泥、玻璃、造船以及风电、太阳能，都是政府关照较多的行业，而市场化程度高的轻纺、电器、轻工等产能过剩并不严重。

既然我们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又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主要内涵、一般规律，就要解放思想，破除理论障碍，在理论上承认这一规律，在实践上遵循这一规律。

亮点4：清晰界定政府职能和作用。5项职能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

记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后，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杨伟民：把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绝不是否定或弱化政府作用。在现代经济中，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同样重要，没有市场或没有政府，经济发展都会孤掌难鸣。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行，没有政府的作用也不行。但是，要认识到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内涵的不同。就资源配置而言，政府是引导和影响资源配置，而不是直接配置资源。

只有界定好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政府不越位，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才能解决目前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不到位并存的问题。《决定》清晰界定了政府职能和作用，我认为可以概括为5项职能，即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

与以前对政府职能的界定相比，《决定》没有提经济调节，因为这个概念过于宽泛。调节什么，怎么调节，并不明确，给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留下的空间较大，也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相矛盾。《决定》还强化了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职责，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针对性。理论上说公共服务可以包括环境保护，但在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有必要单独列出。在这一问题上，政府干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不是越位，而是远没有到位。

亮点5：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都是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老大、老二之分了，深化国企改革有许多新思路、新任务

记者：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并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这方面有什么突破和创新？

杨伟民：我们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而不断深化的。过去，我们认为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补充，后来承认是组成部分，但加了“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这个前提，似乎总有一部分是违法的。目前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障碍，“玻璃门”、“旋转门”等，根子在于思想上，没有把非公有制经济放在与公有制经济同等地位上。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决定》有很多新的突破和创新，我的学习体会是，主要体现了一个基本精神和理念，就是更加公平地对待和认识各种所有制经济。

一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过去也讲过“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来没有与公有制经济放在一起讲，而这次放在一起，十分鲜明，没有老大、老二之分了。

二是在保护产权、使用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法律保护、市场监管、依法监管等各方面，强调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公平、公正、统一等关键词。

第2篇：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

关键词：十八届三中全会 经济体制改革 现代市场体系

人类的文明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改革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深刻诠释了改革的核心是发挥市场作用这一经济规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范围不断扩大，作用不断增强，推动着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新提法是一个重大理论突破，在突出强调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十分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事实也证明，消除旧市场经济体系的弊端，建立一个成熟完善，符合现代经济运行要求的市场经济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持久发展的基础。

一、不断升级的市场地位

回顾35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与“市场”作为资源配置重要形式的作用发挥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之路其实就是重新定义市场概念之过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选择与确立之过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艰难探索之过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中搜寻，难觅“市场”二字，解决建国以来的政治遗留问题从而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是该阶段的首要问题。然而，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逐步推进，完全排除市场作用的计划经济观念开始松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始形成和发展。1981年，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顺道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市场调节的存在和发挥作用，使“市场”这一词汇重新出现在了经济活动和人们视野之中。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强调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坚持公有制基础上，充分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难以跨越的阶段。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设发展进程中，增强企业活力，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完善的市场价格体系，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等改革政策措施的出台，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自1987年党的十三大起，“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等新提法的不断演变，表明了新的市场运行机制逐步建立，市场作用在改革实践中得到了较大提升和普遍认可。同时，在对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持续、健康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许多的困难和矛盾，与此同时，遭受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国际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事业的前途产生了巨大疑惑，如何将市场经济体制推向更快更好发展，需要有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以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为标志，其关于市场经济的一系列论述，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和市场归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错误思想束缚，释放了人们对改革开放前途的担忧，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提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就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同时，报告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实现了理论突破，奠定了理论基础。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基础和总布局，其中对“市场”的认识和定义有了重大变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迅速扩大，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基础性作用”奠定了市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资源配置性作用的核心地位。党的十五大、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突出和巩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前所未有的重新定义了市场作用，升级了市场地位。从“基础”到“决定”两个字的变动，点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质的提升，不仅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政府系统性的宏观调控能力，对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的中国改革来说，是一份沉甸甸的改革纲领。

二、构建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这是加快建立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纲领性方针和指导性意见。构建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工程，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晰市场经济产权制度基础

产权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中国作为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需要有一系列对产权关系进行有效组合、调节和保护的制度安排，以建立起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通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当前，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需要不断增强其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尤其需要高度警惕以市场化为名推行私有化之实的倾向；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需要创新所有制实现形式，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私有资本等相互融合，实现各类所有制资本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城市需要发展，农村也需要发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要求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通过农民对集体财产股份所有权，宅基地用益物权以及其他产权的确权保护和流转交易，推进农村变革，实现农业发展和农民富裕。在这发展过程之中，贯穿着一个核心命题“公有制经济产权和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不可侵犯”。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产权保护制度，能够使各类社会财富创造主体享有财富持有与增值保值之法律保护，解除其后顾之忧，激发其参与市场竞争，创造财富之活力。

（二）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政府需要转变职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需要进行市场体系建设，充分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让社会成员共享改革成果。整个社会的运转，需要在三者之间维持一个平衡态势，即通过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来实现。首先，实行统一完备的市场准入制度，提高资本投资利用效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2013）》，就是对建立市场准入制度的一个探索。其次，完善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凡是市场能够形成价格的交给市场，政府不应当进行不当干预，推进自然垄断领域和和竞争性领域的要素价格、商品价格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形成价格作用。最后，建立健全市场监管体系。在制定全国统一反垄断法与各行各业反垄断法相结合的基础上，严格执法，消除各类地区垄断、行政垄断，使政府调控、市场功能和社会作用各司其职，正常发挥。

（三）以“两个市场”为切入推进专门市场体系建设

改革的核心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在深化改革进程中将得到推广。要素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新提及了“两个市场”：建设用地市场和金融市场。一方面，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发展，由于缺乏系统的规划指导和配套法规政策，我国的土地要素市场发展不平衡、不统一、不完善，正常的土地市场秩序得不到有效维护。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规范土地市场秩序，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压力加大了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需要对要素价格进行市场化改革，在此基础上对金融市场的准入、运行和退出环节进行市场化运作，形成一个的面向全球的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等的规范化金融体系，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的转型提供动力。同时，对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产品定价、汇率市场以及金融的监管改革，进行专门化、系统化和整体化的规范，以保障金融市场体系的整体稳定和高效运行。因此，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作为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和突破口，推进各类要素市场体系建设，是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的关键举措。

（四）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构建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从根本上是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并行不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在强调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绝对不能有否定或者弱化政府作用的倾向。在现代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同样重要，缺少任何一方，经济社会发展就会短腿和失衡。但是需要认识到，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内涵不同，市场对资源配置器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是根本性的一面，而政府是引导和调控资源配置，是间接性的一面；在两者关系上，是市场主导下的政府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作用。

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要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导向，以财政和货币、价格和产业等政策手段为推手，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协同性。同时，从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等方面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正确履行政府职能。

参考文献：

[1]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

[2]夏小依：“决定性地位”重新定位市场作用――经济学家热解《决定》[J].中国金融家，2013（12）

[3]刘国光：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再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警惕以市场化为名推行私有化之实的倾向[J].江淮论坛，2013（5）

[4]郭占恒.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J].观察与思考，2004（1）

第3篇：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

>> 国企改革深水突围 中国教育改革的深水突围 “改革深水区”大突围 推进整体改革议程 重建“整体改革”共识 中国改革下一步 以社会改革带动整体改革 干部制度亟待整体改革 关注深化学校整体改革 重组教材，改革教法，推进语文整体改革 中国改革驶入“深水区” 推进语文教学的整体改革 推进语文教学整体改革初探 创新教育推进语文教学整体改革 浅谈小学作文教学整体改革 “内外统合”推进学校整体改革的样本 语文整体改革：母语教育的根本出路 探究煤炭企业税费制度整体改革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整体改革研究 小学教育整体改革实验的新探索 “整体改革派”的经济锦囊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政治 > 中国整体改革“深水突围” 中国整体改革“深水突围”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陈和午")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当前，中国整体改革面临着新机遇。

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增量改革”走到负效应临界点，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体制、机制、结构和历史问题仍然很多，改革难度也越来越大。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发出了“改革又到闯关时，不改革没出路”的警告。11月9日-12日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总体部署，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领域的全面改革，被誉为35年后改革再起步，有望释放改革“新红利”。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个纲领性文件的政策导向看，中国改革将经历一次浴火重生式的“整体突围”，新一轮整体改革再起航，新政正在下一盘利于当前和长远的“大棋”。 整体改革新机遇

改革进入到今天，几乎没有哪一年像目前这样汇聚如此强劲的改革呼声，也几乎没有哪一项改革像“整体改革”那样凝聚如此广泛的共识，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当前，中国整体改革面临着新机遇。

一是从内外改革环境看，世界经历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进入新一轮变革调整期，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出口的冲击影响显著，倒逼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转型。另一方面，中国经过30多年由农村到城市，由计划到市场的改革，早已进入“全面改革”阶段，客观上要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全局性变革，整体改革共识呼声越来越强烈。内外部环境决定了中国的改革不能再跛足前行。新一届中央领导早已关注到改革的难度并发出了“壮士断腕”推进改革的誓言，强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二是从理论方面看，整体改革理论早已蓄势待发。“整体改革理论”的意见曾经被“七五”计划建议所吸取，整体改革理论仍可能是中国新一轮整体改革的重要理论支撑。2010年，以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为主要贡献人的“整体改革理论”高票当选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这个理论主张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多个领域协调推进。在去年第37届国际证监会组织年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和时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一唱一和”、“跨界”发言，就引发市场对新一轮金融整体改革启幕的猜想。

三是从地方试点看，中央政府早前批准的广东省珠海横琴、深圳前海、广州南沙和福建平潭等一批改革试点区已在为全局改革探路。而今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正式挂牌，以开放促改革打造经济升级版，不仅是一项加速提升上海转型发展的动议，也是中国整体改革的一次“练兵”，包含诸多领域改革，尤以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等重大制度变革和金融改革开放为突破，尽管自贸区政策方面尚有不少可以改进或突破的地方。实际上，30多年前的深圳蛇口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而是一场系统、综合和整体性的改革。 整体改革新轮廓

《决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制定了统揽全局的顶层设计，这将是中国今后10年乃至20年改革的方向性和路线性问题，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坚强保证。这个新一轮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侧重全局，涉及全面改革的总体方向、原则、目标、任务等，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领域的全面改革，而非以往所提的“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从新一轮整体改革的新轮廓看，主要有以下三个亮点。

一是明确改革目标和时间节点。《决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种说法是一种全新的提法，改革理念从管理到治理，赋予了“治理”更高的地位，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目标很清晰，不仅是经济发展目标，也不仅仅是其他某一方面的体制，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革领域必然要涵盖经济、行政和司法等方面，也将使中国现代化进入一个新时期。

二是突出 “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以往对市场的表述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然，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方向确定了，并要更加突出市场的作用。市场化的方向必然要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要转向法治型的市场经济，正如《决定》中所强调的“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三是明确“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决定》强调“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并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一方面，石头还是要继续摸，毕竟这是一项无前人进行过的改革事业；另一方面，顶层设计要加快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与此前一些知名学者呼吁恢复“体改委”的愿望基本一致。体改委曾是中国政府组成部门中最位高权重的，与当时的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并列，专司改革设计和协调。不过，这次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相信规格比当年部级单位的体改委更高，也更有利于改革的统筹协调。

《决定》 中对金融改革的部署，重点有“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等。

从国企改革看，《决定》中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都是重要组成部分”，给了非公经济公平竞争的机会，同时“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也是改革的大势所趋。《决定》同时强调要“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在实际操作中需要处理好“国有经济主导”与“市场如何起决定性作用”的关系。

而关于土地制度，《决定》中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这些提法给了市场很大的想象空间。同时，提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整体改革突破口

要改革，必然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阻挠，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各界都在猜测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从《决定》看，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显然，全面深化改革仍是希冀经济体制改革来带动行政、政治等领域的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导向看，新一轮整体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政府改革。实际上，政府改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更关乎着行政体制、政治体制等领域的改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倘若政府自身不改革，仍然继续维持当前“强势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的现状，其他领域再改也意义不太大。政府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重点还须处理好两个关系。 来源： 《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南风窗》数据：戴玉 制图：庾洋铭

第4篇：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

关键词 顶层设计 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红利 公平分配 自贸区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学术前沿：35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的号角。今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可以说是改革的又一次总部署、总动员。与35年前相比较，我党所面临的国内和国外的任务、形势以及我党自身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中汝：关于这个问题，我讲四点。第一点，要充分地估计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的伟大历史意义。对此曾多次强调，三中全会也指出，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是“新的历史觉醒”，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这绝不是泛泛而谈的政治语言，就我国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它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历史和现实内涵。

第二点，我们要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历史进程。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三个“破”：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教条，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破除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束缚。其次是“立”。“立”什么呢？就是把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启动的改革开放进程，35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是空前的、罕见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面临很多问题。具体而言，在经济领域，过去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以消耗资源、环境污染等为代价，现在走不下去了，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其他方面，如我国的发展是不平衡、不全面的，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解决得还不够好。

第三点，改革开放35年来，纵向而言，人民生活改善了，但改善程度不一样；人们享受到了新增加的利益，但每个人、每个群体得到的利益不一样。发展到现在，就成为一种趋势、一种现象。多次提到“利益固化的藩篱”，即利益固化的现象。这个现象得到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向前走。

第四点，我们现阶段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因为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全面的任务，面临的问题也是全面的问题。需要强调两点：一是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没有重点，其重点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二是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就此方面而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实际是以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来带动其他方面的改革，从而形成各个领域改革的良性互动，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

学术前沿：您提到当前阶段的全面改革，具体而言全面深化改革要在哪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突破？

王中汝：全面深化改革不止是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改革，至少是六位一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这六个领域都要讲。这六个领域里最重要的，首先是经济领域，其次是政治领域，再次是社会领域。

经济改革有三点需要注意。在讲之前，需要澄清一种观念。它认为既然社会问题这么多，以后就别再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要以别的为中心。三中全会公报出来后，就认为要把重点放在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上，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因为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同时，现在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过去不一样。过去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现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落实到以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这也是与总理多次强调过的。具体到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希望三个领域有所突破。

第一个有所突破的领域是市场体系的建设。关于市场体系的建设，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反垄断；另一个是反地方保护。三中全会没有使用这些概念，但是里面的含义很清楚。例如：公报提出公平竞争，有垄断存在是无法进行公平竞争的；提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生产要素就无法流动；提出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若市场里就三家企业，怎么自由选择、自由消费呢，这里就涉及市场体系的问题。不管是反垄断，还是反地方保护主义，最终要落到一点，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前讲“基础性作用”，现在三中全会公报把它改为“决定性作用”。即在资源配置里没有别的比市场的作用更大，这是革命性的突破。

第二个有所突破是市场主体的建设，或者说是所有制经济结构的改革。关于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三中全会公报在强调国有制经济发展与活力的同时，强调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问题，把非公有制经济放到很重要的位置。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一起，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部分。这是过去没有讲过的，公有和非公有经济达到一种平等的地位，十报告里提到“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强调了这一点。以后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可以在同一个层面、同一个基础上竞争，充分发挥两种经济的活力。以后没有垄断保护，没有政府补贴，这既给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也考验着公有制经济的掌舵人的智慧。

第三个有所突破是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关于这个问题，去年十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十的提法是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怎样更加尊重市场规律？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把市场放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角色上。怎么样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呢？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进行科学地宏观调控，把政府的角色转移到社会治理方面。这里面牵涉很多问题，一是政府职能问题。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界限必须清楚，也就是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权力边界必须厘清。政府不能做、做不了的事情，要退出。二是政府的宏观调控，起到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而不是替代甚至取消市场的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是为了有助于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转。

学术前沿：为实现三中全会提出的战略目标，需要进行怎样的顶层设计？

王中汝：“顶层设计”是一个整体规划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错综复杂，各个领域都有，而且很多问题不单涉及一个领域，比如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不只涉及经济领域垄断型国企改革的问题，还涉及政治领域里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反腐倡廉，社会领域的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民生建设等。因此，今天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相互关联，“单兵突进”式的改革已经无法解决，这就涉及到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关系，需要整体的规划，这就是所谓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要抓住牛鼻子，解决“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什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可能还是一个利益问题。多次强调的深化改革遇到的三个障碍：“思想观点的障碍”、“利益固化的藩篱”和“体制机制的顽瘴痼疾”。这三个障碍相互关联，其中的核心是利益固化的藩篱，这个若打破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无法继续向前走。所以，顶层设计就得抓利益问题的解决，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三个问题体现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等各个方面。第三，顶层设计要能够超越部门的利益。为突破行业利益、部门利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调查研究人民的首创。关于这个规律，邓小平当年倡导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曾经讲过。我们的顶层设计要立足于人民的精神创造，立足于地方的精神创造，充分发挥人民和地方的精神创造需要提供一个空间，这就涉及到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要放权，让老百姓和地方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积极地去创造，顶层设计只能建立在他们的创造基础之上。否则，顶层设计是不可靠的。

《决定》为政治体制改革留出了足够空间

学术前沿：人们对三中全会的全面改革充满期待，外媒在三中全会公报后也作出迅速反应，认为《决定》没有突出政治体制改革，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公方彬：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其召开前就倍受关注，因为普遍认为改革的重心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又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处于进行时，且长达35年，所以习以为常，而政治体制改革不同，这是一个敏感而重大的改革领域，聚焦着“左”右之争，承载着改革开放的功过得失，甚至表明着意识形态的走向。但公报披露后我们发现，政治体制改革在字面上的冲击力并未产生，以致于外媒也对此作出敏感反应。德国之声以“说好的改革呢？”为标题予以报道，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表达更直接：“最引人注目的是，公报中对政治改革只是一笔带过。”有的媒体甚至以“小修小补的改革”为题予以报道。我们该怎么看且如何理解《决定》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表述？这是学习理解《决定》的一个重点。

未突出表述并不意味着放弃政治体制改革。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两种内在动力而来：首先，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了很远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否则必然会抑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其次，党的先进性需要推进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支撑，既然认定我们是最先进的政党，那么就必须创造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以此赢得追随者。后者清楚地反映在《决定》中，“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两大动力都非偶然的、暂时的、阶段性的，而是历史的必然。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已经确立更远大的目标和更重大的历史使命，也就是已经怀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目标越高，条件标准也就越高，我们需要更加科学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来支持。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想不想的问题，也不以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能前进不能迟滞，更不能放弃。这早已在十报告中明确。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需要清楚一点，不管是中国的文化特征，还是现阶段中国的社会心理，政治体制改革都更适合多做少说，适合小步快跑。历史已经证明，一旦政治体制改革以波澜壮阔的形式推进，结果必将带来社会动荡，甚至可能造成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摧毁。即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是为实现中华民族跃升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学术前沿：如果是这样，那您认为《决定》体现了党和国家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怎样的努力？

公方彬：综合性改革与相关改革都在为政治体制改革作奠基。《决定》在涉及改革问题上有许多重要表述值得关注，比如，强调“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同时，强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及其内容与要求。

实际上，我们在关注上述表述的同时，真正需要体悟的还是那些未直接表明、但肯定要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决定》提出“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这就意味着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借鉴，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又内含着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的认定，二者结合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点和走向；“明确事权”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包含着权力的分配和分割；“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本身就是政治体制制度设计的重点。再进一步认识，《决定》阐明的改革基本思路：“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其中包含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可谓回味绵长。

学术前沿：您认为《决定》这样表述政治体制改革对中国改革和中国发展前景有怎样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公方彬：关键是为政治体制改革留出了足够空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政治权力运行方式的小修小补，而是全面建设一个没有参照的、科学的政治制度模式，这个模式既不是旧有的政治体制，更不是西方的政治体制，而是集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的原创，至少是在总结自己经验基础上的大发展、大突破，否则也就不敢言中国能够立身于人类文明制高点起引领作用。如此宏大的目标，实现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所以，《决定》表达了超常的决心和勇气，“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改革开放35年来的各种改革，基本上集中于经济和社会领域，这种改革可以自下而上，因为都具有相对独立性，而政治体制改革更带有根本性，只能自上而下，并且要有充分准备。从现实情况看，我们尚未完成必要准备，没有充分准备的改革不应过早具体化，否则必定会走向初衷的反面。所谓准备不足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准备不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与“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既说得清楚也好理解，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却不是说说就能清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告诉了我们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走这条道路实际上是摸了35年的石头，“摸石头”只是实践积累不是理论完成，既然尚未完成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准备，政治体制改革也就缺少基础。看一下西方的政治体制建构，实际上是由一些思想家提供了理论支撑，如：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卢梭的“契约”理论以及洛克的“三权分立”理论，等等。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尚缺少这样的思想理论的支持。另一个是中央的权威的树立尚需要时间。同志一再强调维护中央的权威，这一点很重要。推动重大改革必涉及利益集团，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情况下若没有中央和领袖的足够的权威，很难把政治改革展开进而推行下去。人类历史证明，重大改革都是英雄主导的结果，我们需要加强中央权威、领袖权威，保证在具有更为强大的驾驭能力后啃硬骨头。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与其关注《决定》说了什么，不如关注是否留下足够空间。现在来看，空间已经留下，并且理性而又具有可行性。《决定》提出，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一节点的设定很值得关注，虽然我们习惯于整数表达，但更确切的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判断与节奏步骤的把握。再者，明确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始由摸石头进入“顶层设计”阶段，这恰是政治体制改革有异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特点。

改革红利必将有利于更加公平地分配

学术前沿：您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哪些亮点？

蔡继明：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的亮点是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点。事实上，本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本身就不同于以往历届三中全会的提法。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为核心，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由“基础性作用”转变为“决定性作用”，这对于理解市场来说无疑是一次飞跃。

学术前沿：本次全会《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外界普遍预测，市场化改革或将进一步深入。您怎么看？

蔡继明：过去在讲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市场和政府关系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还是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情，在一些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却没有完全发挥作用。本次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在市场体制改革中，想要完全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就要退出不应该参与的领域。政府的职责主要是维护市场秩序，为各市场行为主体、产权主体提供公平、平等的法治环境。与此同时，政府职能要由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更多的是提供公共服务。在这方面，市场体制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相辅相成的。

学术前沿：《决定》指出：“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当前，您认为该怎样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蔡继明：事实上，本次全会《决定》赋予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公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更为公平、平等的地位。回顾过去，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只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直延续到十；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了一些新的提法，虽然还是强调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但是进一步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更为重要的是，首次提出了不仅保护公有制经济财产权，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这就赋予了各种所有制主体同等地利用国家资源的权利。而在发挥国有经济的活力和控制力方面，也不再体现在数量上。实际上，公有制经济在经济总量上已经不是主体地位，当我们强调公有制为主体时，强调的是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集中体现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国有经济要起到支配作用。本次三中全会特别强调国有企业本身也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改造。过去强调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督引导，同样也适应于各种所有制经济。这也为国有经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国有经济应该朝着混合所有制方向发展，也就是打破国有资本独家经营、一家独大的局面，利用社会混合资本对公有企业进行改造。这就一方面照顾了社会各种所有制经济，另一方面也克服了国有经济缺乏活力、缺乏竞争的状况，把民间资本引入国有企业，有利于资源的优势互补。

另一方面，本次三中全会也规定了国有企业上缴国家的利润要大大提高，从现在的税后10%提高到2020年的30%，这有利于把发展的成果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个人。事实上，相比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上缴50%以上，我们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学术前沿：有人说，本次全会的最大赢家是国企。您怎么看这一观点？

蔡继明：纵观这次全会《决定》全篇，我们可以看出，国企并不是本次三中全会的最大受益者。《决定》赋予各种所有制主体公平平等利用国家资源的权利，国家给予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平等的法律保护。在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国有经济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不能与民争利，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不能变成“闲不住的手”，更不能变为“掠夺的手”。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也要重新划分，改变以往政企不分、领导互换的局面，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利益集团的形成，才能避免对国企监管不力的状况出现。

学术前沿：《决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那么，该怎样破除这一障碍？

蔡继明：城乡二元结构包括多个方面，其中人们感受最深的可能就是户籍制度。城市户籍成为人们在实际收入和福利待遇上呈现极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户籍差异所掩盖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根据2012年相关统计，中国的城镇化率是52.6%，但是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只占35%，剩下的17%是流动在城市之间的“农民工”，因而，中国真正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公布的城市化率。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三驾马车”的发展，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心肯定是扩大内需。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造成了农村人口和“农民工”的收入得不到改善，那么必将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居民之间、城市内部有户籍和没有户籍居民之间、正式工人和派遣工之间收入的差距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农民工的低成本化、城镇化发展方式的低级运行已经不可持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这也是解决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

学术前沿：《决定》指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您认为未来会赋予农民哪些财产权利？

蔡继明：农民的财产权利集中体现在土地上。土地是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对于农民来说，其住房和宅基地是其自身的主要财富来源。在农村，大概有17万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相当于国家建设用地总量的一半，然而由于对土地转让、流动等多方面的限制，使得这些土地并不能为农民带来财富，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还是劳动收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增加农民的收入，主要是指将土地作为资本、作为农民的财产来增加农民收入。现行的土地制度实际上对农村土地的产权、权能施加了很多限制，比如出租、承包、流转、抵押、转让等。然而，我们都知道土地的商业价值远大于农业价值，但是现在农村的农业用地想要转变为商业用地只有一种途径，就是将农业用地首先征收为国有土地，然后才能进入市场流转，然而在征收过程中，给予农民的土地补偿却往往不足土地实际商业价值的1/10甚至1/100，这就剥夺了农民公平分享工业化、现代化成果的权利。因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政策，即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从而让农民平等地参与现代化进程，公平地分享现代化成果。只有将土地完整的产权还给农民，才能从根本上增加他们的财产收入。

对外开放是对内对外的双重开放

学术前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许多国内改革的任务，与国内其他改革层面相比，您认为对外开放方面的改革体现了国家怎样的改革方向？

卢进勇：对外开放的提出，体现了国家经济改革非常重要的几个方向。首先，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要相结合。过去我们强调对外的开放，现在开始关注对内的开放，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新提法。其次，下一轮的对外开放，是全面、全方位的开放。整个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层面，都要进一步地推进对外开放。第三，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走过了几个阶段，如1992年之前是一个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到2001年是一个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是一个阶段。在每个阶段的摸索发展里都有一些新的政策措施，我们的国家在改革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有一些地方没有顾及到，关于未来的改革，我们要进入一个更深、更高的阶段，所谓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就是用全面深化改革来带动发展。

学术前沿：三中全会提出：“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对此应如何理解？

卢进勇：我们国家在对外开放的初期主要是把国外的一些要素，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等引进来。进入下一个阶段以后，我们的经济实力提高了，企业竞争力大幅度提升了，资金也逐渐充裕了，此时，不仅是要从国外引入各方面要素，还要向国外输出我们富裕的要素。2012年，我们引进外资1200亿美元左右，在世界上排第二；对外投资的数量850亿美元左右，在世界上排第三。现在很多国家都把中国当成一个重要的投资来源国，欢迎我们去投资，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现在强调，要素要有进有出，要双向流动。只有流动起来，资源要素的价值才能得到最大体现，也只有通过流动交换，才能实现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是指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结合起来。我们要着眼于全球市场，国内市场是全球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整个经济发展不仅要依赖于我们自己的市场，还要依赖于国外的市场，加速经济全球化，这是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发展战略。

学术前沿：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到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这将对中国的对外开放产生怎样的影响？

卢进勇：市场在这个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原来强调“基础性”作用，现在强调“决定性”作用，虽然只是两个字的改动，却意义重大，这是对商品经济、市场作用认识的一次革命性升华。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过去资源配置的任务主要依靠政府，从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把市场的作用挤压甚至代替了。这一次改革的方向是把配置资源的权力主要让位于市场，市场能解决的政府要尽量往后退；哪怕市场解决得稍微慢一点、甚至付出一定的代价，政府都要等一等，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起作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少出手，尽量给市场更多的时间，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这对我国未来设计经济体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处理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都将起到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思想指导作用。同时，对整个对外开放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强调市场的作用，也就是让企业、个人发挥作用，把企业、个人甚至一些地方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对外开放的动力和源泉就会非常充足，保持强劲势头。

学术前沿：对于三中全会提出的“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自贸区建设在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合作竞争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哪些国际经验可以借鉴？

卢进勇：“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是最近媒体界、理论界以及社会上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对于改革开放来说，是下一步要如何具体操作、或者说具体解决什么任务的问题。

首先来说放宽外资准入的问题。我们国家的外资投入在世界上排第二、第三位，在发展中国家排第一位，这说明我们的市场一直是比较开放的，投资环境很好。但仍然有一些领域外资进入很有限，比如服务业，还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现在外资要求准入前公平待遇，过去我们是准入后公平待遇，现在外资要求，准入前、准入后待遇和内资企业的待遇要一样，要平等。这就是需要改革和进一步的完善。

中国在上海设立了自贸区，过去大家理解的自贸区是在国与国之间搞合作。目前在国家内部进行自由贸易区试验，有很多他国经验可以借鉴，如新加坡、德国等。我们通过国内自贸区建设，推进体制改革，特别是推进对外开放方面的改革。自贸区试验成熟了，就加以推广；出问题了，就总结经验，然后再推广。所以，关注自贸区，更是关注下一轮对外开放将有哪些新举措、新政策出台。

我们国家沿边地区比沿海地区要大，从地域上来讲，我国东部是沿海，南部、北部、西部都是沿边地区，涉及到的面积很大，多是少数民族地区或相对落后的地区，通过沿边地区的开放，下一步要加快沿边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发展，这就要求制定一些更加具体的举措，如设立跨境经济合作区、经济特区、经济走廊等来加速这些地区的发展。这些涉及我国很多人口的地区，如果经济都发展起来了，那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会到达一个新的高度。

学术前沿：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可能会面临一些阻力，要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需从哪些方面努力，形成怎样的合力？

第5篇：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

10月9日～12日的北京，将迎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这是30年以来的第7个三中全会。此次全会的主题将定位于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今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改革开放30周年，在人们看来，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必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纵观党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的三中全会都承担着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使命，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决策，多是在三中全会上作出的。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每届中央全会都很重要，通过全会凝聚共识，形成理论，部署战略和整体布局。从党的十四大以来，一中、二中全会的作用稳定，主要是人事工作部署安排。而历届三中全会，则往往带有每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烙印。可以说，要看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高明之处”，可通过观察三中全会的“出手”，来体现出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特点。

之所以三中全会的议题大多锁定发展与改革，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看来，这是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每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中心工作。而从30年来7个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与关键词的变化中，也可以看出党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方式的认识在不断发展、不断深入、不断成熟，并进行着逐步演进与探索。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认为，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都具有纲领性意义，分别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四个阶段，即改革的启动阶段、改革的展开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阶段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

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瞭望》新闻周刊力图从“历届三中全会”这一视角纵向切入，简要勾勒出党治国理政的思路图。

十一届三中全会：

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1978年12月18日～22日在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会议。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在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一个伟大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的开始”，这是多位接受本刊采访的研究者的共识，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掀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在此后的六年间，即从1978年12月到1984年10月，中国的改革进入了启动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的主战场是在农村。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为发端，在整个农村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农村体制改革的浪潮，也就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改革的同时，城市里的工商企业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试点，即进行扩大企业自的试点。“在这一阶段整个体制还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导，而市场调节的部分刚刚开始萌生”，常修泽长期从事体制转轨研究，他认为，这一阶段的改革特点在于正逐步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探索一种全新的体制模式。

十二届三中全会：

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

十二届三中全会于1984年10月20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该决定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这些重大问题上，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澄清了在许多人中间存在的模糊认识。

“这次会议标志着改革开始由农村走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由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第二阶段，即改革的展开阶段”，常修泽告诉本刊记者，在此次全会前，中共中央有关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进行各种各样的调研和研讨。正是由于充分的准备、酝酿，在全会上作出了改革的决定。决定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已是相当大的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发展。

十三届三中全会：

为深化改革扫清道路

1988年9月26日～30日，十三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两个重要文件。

这次会议是在一个特殊时期召开的。受访的专家指出，当时，中国正处在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时期，并因此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中突出的问题是经济秩序混乱、物价上涨过快，并由此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为了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深入下去，这次会议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要求把今后一段时期的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这次会议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扫清了道路。

十四届三中全会：

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1993年11月11日～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谈及此，常修泽分析说，评价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意义需先把时间回拨到1992年春天。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视察南方的谈话”带来了一次大的思想解放，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并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则将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对于如何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来进行改革，进行了全面的战略部署，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改革内容，即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改革、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科技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这八个方面可以归纳为“八柱”，支撑着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个大厦。

这一决定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是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这次会议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

在常修泽看来，中国改革的第三阶段，即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阶段始于1992年10月，一直持续了10年时间，直到*2年10月，这一阶段的改革力度比较大，向纵深发展的势头也比较强劲。

十五届三中全会：

建设新农村

十五届三中全会于1998年10月12日～14日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提出了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确定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的方针。

全会充分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在系统总结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深入分析研究农业和农村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农业和农村跨世纪发展的目标和必须遵循的方针，对我国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制定了推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政策措施。

受访专家认为，在我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次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决定的形成，标志着全党对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自觉性更高了。

十六届三中全会：

新任务、新起点

*3年10月11日～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不仅是今后十年改革与发展的“蓝图”，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展示，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新的思路和举措。被称之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又一座新的里程碑。其中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发展目标，是党的执政理论的重大创新，是更加现代，更加符合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执政理念。这一执政理念的重大变化，已经和必将推动中国全方位的深刻变化。

常修泽告诉记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变化就是注重对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统筹。”他分析，“前一阶段的改革，并没有把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指导性理念提出。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从一个更高的境界指引我们研究并推进体制创新。”

综合受访研究者的判断，以十六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明确了国有制不等于公有制，混合所有制经济特别是股份制也是公有制，这是继多种形式的分配方式、市场配置资源之后的第三次思想革命。同时，十六届三中全会还明确了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领域非公有经济都可以进入。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从单纯的经济发展转向以人为本、全面、均衡的发展观，同时大力推进政府行政管理改革，这意味着中国改革或者说制度创新将进入全新阶段，即改革的第四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由此，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改革已拉开序幕，经济、社会及行政体制改革相互促进的态势开始形成。

不仅如此，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种思想被写入中国发展的战略文本还是第一次，这标志着决策层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发生的重大变化。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已全面展开。

期待十七届三中全会

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目标定位于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谈及此，张立群分析说，对于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提速过程中，而城市化的发展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好农民、农村的发展问题，并且要通过工业化的推进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找到出路。同时，三农问题能否解决好，也是关系着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基础性因素。“正因如此，本届三中全会的关注面更加集中，这也表明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三农问题正越来越突出”。

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比1978年增加了近30倍；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由2.5亿人减少到1500万人；粮食总产量由改革开放前的3000亿公斤增加到5000亿公斤。30年间，10个“一号文件”，“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等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政策措施，清楚记载了党领导农民群众改革实践的历史轨迹。

但是，当前农村的改革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很不平衡，农村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特别是去年以来，由于部分农副产品供求紧张而导致的物价过快上涨，由农资等价格上涨导致农民种粮比较效益偏低，由政策不配套导致政府重视粮食生产而农民种田积极性不高等不利因素，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第6篇：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 市场经济 决定性作用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4-3520（2014）-02-00211-0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新决策、新举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和最新发展。其中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是：《决定》明确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按照这个要求，提出了经济领域众多新的重大改革举措。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和发展，将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一、新论述是对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和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所谓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35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始终是围绕着正确认识与处理政府（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根本特征就是否定和排斥市场作用，完全由政府通过国家计划进行资源配置。当时主导的传统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因此，改革开放要在实践上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就必须在思想上突破否定和排斥市场的传统观念的束缚。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推进，我们对政府（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逐步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推动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党的十四大提出市场作用的定位之后，我们党一直在继续探索适应改革和发展客观实际变化要求的准确定位。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删去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定语。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进一步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在市场基础性作用前面所加的关键词虽有所不同，但都集中在强调改革取向是增强市场作用。这些重要论断为此次《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思想和理论上作了准备。

二、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就当前阶段而言，必须紧紧围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来深化改革。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求市场资源要素的流转和聚集由市场的价值规律主导。为此，《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决定》还旗帜鲜明地指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这就对我国目前一些领域仍存在的行政垄断提出了明确的改革要求。《决定》同时就这些方面关键环节的改革提出了明确的思路：“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作用。” 第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求市场主体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制造商品和提供服务并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市场主体。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虽然经过多轮市场化改造，但仍存在一些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问题，国有企业所具备的某些“独特”资源影响了市场的平等性要求，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等。为此，《决定》指出：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进一步去除国企的行政色彩，强化市场公平竞争，《决定》指出：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针对国企领导的行政背景等突出问题，《决定》提出：要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地发挥企业家作用；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

第7篇：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

中国改革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每迈出一步都要经历无数曲折。目前的中国改革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了改革的深水区，即改革的攻坚克难阶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显着急。

新征程：改革大幕已经拉开

Q：中国改革开放肇始于1978年底，此后每逢双数届的三中全会都是以改革为主题做出决定。如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上述三次相比较，有哪些重要特点呢？

A：在我看来，至少有四个特点：

第一，范围不同。以往三次都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内容涉及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建立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而这次《决定》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改革范围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需要从主要推进经济改革扩展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唯如此我们才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五位一体或六位一体改革（即加上党建制度改革）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我们看到，十以来，由于严格实行八项规定、反对、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等政治体制和党建制度改革，政府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改革，逐步使全面深化改革成为一股滚滚洪流、势不可当。

第二，紧贴现实紧迫的经济问题，亮点纷呈。虽然2003年中央已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但是由于此后落实情况不是很好，加上几年的大干快上以及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反应有点过度，实行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使国民经济原本已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显得更加刻不容缓，而这又主要靠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长期积累的难题。《决定》针对当前经济生活中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明确提出，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为此，《决定》提出许多大胆而又必要的市场化改革主张和举措，在经济领域就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主要以管资本为主、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加快建设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放开现代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等等，可谓亮点纷呈。

第三，改革举措具体明确，更加注重各个领域改革举措的落实。这次《决定》从起草文件一开始就要求按照改革总目标要求，滚动统计提出了多少个改革举措以及这些改革举措的落实单位和时间表，最后形成16个方面、60项改革和360个改革举措，并且强调抓紧落实。《决定》从2013年4月起草开始，中央一直大力宣传十精神，广泛凝聚改革共识。《决定》起草过程中政府就在抓改革举措的落实，如国务院从2013年4月起分4次取消和下放约400个审批事项，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试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进利率市场化，大力推进反腐败斗争等等。《决定》通过后，改革更是全面提速和密集出台。有人粗略统计，从《决定》通过到2014年3月初两会召开，仅仅3个多月时间，60项改革已启动实施的已过半数。这种情况，同十前10年改革处于半停滞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四，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为强有力推进改革的最高层次的组织保障。《决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是《决定》的一个最大亮点，是落实《决定》的最根本的保证。回想2005年和2006年，曾经有专家向中央建议，为避免改革方案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左右，克服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的阻挠和反抗，需要恢复改革初期建立的体改委或体改办，或在国务院成立改革的领导和协调机构。这些建议当时未被采纳。而现在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大大超出了当年专家的建议和期望，是层次更高、更加权威的机构。

不仅如此，我们还欣喜地看到，在《决定》做出后两个月，2014年1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就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亲自担任组长，会议审议和通过了领导小组和6个专项小组以及中央改革办的工作规则和工作细则等，进一步吹响了改革的号角。接着，2014年2月28日，又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4年工作要点》、《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立法工作方面要求和任务的研究意见》、《关于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重大改革的汇报》等。看来，人们期待的改革大幕已经拉开了。

忆改革头25年峥嵘岁月

Q：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5年历史，我们看到，头25年各方面改革蓬勃开展，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到2002年，有几次突破性的改革令人印象深刻？

A：在此我择其重点，简要谈一下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几次重大改革举措：

第一，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由于实行“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开始有了生产经营自，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加上1979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5%多），刺激农产品迅速增长、农民收入迅速增加，改革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985年比1978年增长61.6%，年均增速达7.1%，大大高于一般年均2%～3%的增速。

第二，20世纪80年代放开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其结果是，放到哪里活到哪里，只要放开哪种商品的价格，哪种商品就会像泉水般涌流出来，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看见了市场的“魔力”。市场机制的流程一般是：放开价格―价格上涨―刺激增产―增加供给―价格稳定甚至下跌―供给稳定或减少―价格上涨，如此循环往复，促进市场繁荣发展。价格改革使困扰中国人民几十年的商品供应短缺紧张、凭票排队购买、生活十分不便的局面很快得到根本性改变。到20世纪末，中国已实现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转变，市场林立，各种商品丰富多彩，琳琅满目。

第三，20世纪80年代起，公有制一统天下局面被打破，个体私营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发展迅速，这一在原有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已超过60%，对国家税收的贡献已超过70%，对就业岗位的贡献已超过80%，对促进经济增长、活跃经济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各领域大步推进。下面五点突破尤其值得重点强调。一是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1993～1995年，私营经济户数增幅均高达50%以上，1996～2002年年增幅也达15%以上。二是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再沿用落后的承包制，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迅速展开。三是用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分税制代替原来的地方财政包干制，使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稳定地提高到占50%以上，从而增强了中央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四是市场逐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到2000年底，中国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价格已放开由市场调节，生产要素价格已走上市场化改革进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已初步建立，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一般估计已达70%多，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五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已从直接管理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通过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国政府已做到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运行。

第五，1998年起国有企业三年脱困，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走上公司制股份制道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大量国有企业由于机制缺陷，不能适应市场而陷入困境。1997年提出帮助国有企业脱困的任务，其目标是：1998年起，用3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2000年底，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1997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为16874户，其中亏损的为6599户，占39.1%；到2000年，亏损户减为1800户，减少近3/4。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三年脱困，用去银行呆坏账准备金1 500亿元以上，技改贴息200亿元，债转股金额4050亿元。政府在帮助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的同时，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逐步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努力使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改革使国有企业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1997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800亿元，而到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已达4852亿元。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也取得进展。1998年，国有工商企业有23.8万户，而到2003年，已减少到14.6万户。

第六，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重大举动，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加入世贸组织，表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做出这一决策，是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最耀眼的历史功绩。在入世谈判过程中，许多人忧心忡忡，认为入世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许多产业包括金融业、商业、农业、信息业等会受到很大冲击，弊大于利，至少短期弊大于利。但中国入世后的实践证明，入世对中国利大于弊，原来的许多担心都没有出现。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入世提高了中国的收益率。入世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外汇储备等的增速在一段时间内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快。而且，开放促进了改革，入世使中国一大批同市场经济一般规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得以废止和修改。许多产业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从此，同国际接轨已不再是贬义词，对外开放逐渐深入人心。

改革放缓，踟蹰10年待突破

Q：盘点了改革开放头25年的重大突破性举措后，我们也要看到，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同头25年相比有所放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12年。改革放缓累积了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那么，为什么2003年以来近10年会出现改革进展缓慢的现象呢？

A：在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一次经济论坛上，有的国外学者如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这几年中国“无改革”。我是他发言的评论人，我说：一方面上述论断并不是很全面准确的，因为2003年以来中国还是在继续推进改革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如2005年以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整体上市、取消农业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5年起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增值税转型、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改革、资源税费改革、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文化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全覆盖为目标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另一方面，也要承认，这几年的确没有特别重要和关键的环节以带动全局的改革。我认为原因有四个：

第一，上上下下专注于发展而顾不上改革。这段时间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和干部的精力都是专注于发展而顾不上改革。由于经济增速很高，2007年高达14.2%，各级政府部门都几乎用全力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煤电油运的紧张问题，使改革难以摆上议事日程。所以有一些学者将当时的政府称为发展主义政府或增长主义政府。地方政府更是全力以赴抓短期GDP增速最大化，以显示自己的政绩，政府官员也因此可以获得升迁。有的地级市市委书记说，我只抓项目，别的不管，人称“项目书记”。抓投资、抓项目成为地方政府各部门主要工作。在方针原则上，人们常说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靠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这个说法值得进一步研究。我们要做大“蛋糕”，但做大“蛋糕”后分“蛋糕”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差距过大等问题，光靠进一步做大“蛋糕”是很难解决的。从经济学原理说，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都是相对独立的环节和过程。分配环节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光靠发展生产是难以解决的。在实践上，有的专家认为中国现在就是要靠发展，通过加快发展增加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以改善民生，保社会稳定，而改革要冒较大风险，不能期望有多少举动，以免危及社会稳定。这有一定道理，但不是长久之计，还会不断积累矛盾，或使已有矛盾往后推，甚至积重难返。还是要靠改革来逐步理顺体制和各方面关系，实现长治久安，让老百姓过上稳定的好日子。这才是根本之策。

第二，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这主要体现在垄断行业积重难返，改革难度较大。现实的问题是，垄断行业改革很难推进，新的厂商很难进入垄断行业中非自然垄断环节，竞争机制很难引入，国务院两个“36”条很难落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受到垄断行业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政府改革的难度也很大。强势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对政府官员有莫大好处，这个权力极难割舍，这也是审批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政府直接支配资源过多、介入经济过深，必然会阻碍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或决定性作用。政府改革已经成为深化各项改革的关键环节或突破口，但这一改革因为会使相当一部分官员利益受损而阻力重重，难有进展。

第三，学界有人怀疑市场化改革产生的争议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对国有经济中垄断行业和垄断企业需要进行改革是个伪命题；有的文章主张就是要实行“国进民退”；有人认为当前主张民富优先是奇谈怪论，是挑拨人民群众同政府的关系；有的文章把当前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归咎于民营经济发展过快，动摇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等等。上述观点的提出，引起学界的争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

第四，缺少改革专门机构的统筹协调与强力推进。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把原国家体改办同国家计委合并，组建国家发改委，这样就不再有专司改革的机构了。当时主张把体改办与国家计委合并的一个重要根据是，那几年由国家计委提出的民航、电信等垄断行业分拆改组的改革方案，由于能把改革和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在发展中推进改革，比较现实可行，因而在实践中被采纳并初见成效。与此不同，那时体改办等提出的方案却未被采纳。这在当时是有说服力的，也把当时参加机构改革方案起草的成员说服了。但是从2003年以后的实践看，那次机构改革后国家发改委并没有更好地推进改革包括垄断行业改革，反而是改革进展缓慢，究其原因，是国家发改委那几年几乎是全力以赴地处理经济高速增长中碰到的各种紧迫问题，无力顾及改革，或者抽不出更多精力来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这样，原来以为把体改办并入国家发改委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包括垄断行业改革的如意算盘落空了。2011年，原国家体改办主任陈锦华在《国家体改委志在改革》一文中也说：“国家体改委机构撤销，人员没有留住，有些重要改革也没有继续深化下去。体改委消亡有点儿过早了，中国还不到这一步。”

转方式、促转型，迫切要求重启改革议程。2012年十在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同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做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共16部分、60项改革、336个改革举措，并明确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这表明中国改革已重新出发并进入新阶段，即进入啃硬骨头的攻坚阶段。

十以后，中国的改革征程再度出发。可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再次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决定》勾勒的改革蓝图宏大而全面，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仅经济领域就满是亮点。经济领域的改革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特色。

全面深化改革的“封喉之剑”

Q：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为什么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A：根据《决定》精神，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今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今后无论是全面建成惠及全国14亿人口的小康社会、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是到建国100周年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基本上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都要求我们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因此，需要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破除各种各样体制障碍，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各种社会活力和企业活力，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能够更好地持续下去。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虽然经过35年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但至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而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GDP仍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全世界人均GDP为10040美元，中国为5445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1/9）。按照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3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8249万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还很重。我们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首要目标，就是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等。这就要求我们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此不应有任何动摇。经济是基础，物质财富的增加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先要使经济再上一个台阶，物质财富有大幅度的增长，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转型。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长期粗放扩张带来的资源和环境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面临转型，即从追求数量扩张规模到追求质量、讲求效率转变的迫切任务，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方式，核心是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管理创新的转变。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是一项困难重重的过程，靠理论宣传、完善政策法律法规等效果不大，主要要靠深化改革，形成激励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这里包括：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主要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资源和生产要素价格要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和生态损害成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各个市场主体竞相通过创新驱动增强活力竞争力，发展成果由人民公平共享等。一句话，必须积极稳妥地从广度上和深度上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力争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还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改革的牵引作用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要求市场经济的法治化，从而带动民主法治等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方兴未艾。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直接带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健康等领域改革的深化，并要求进一步推进科技、教育改革与之相适应，要求建立健全的生态文明体制。

第8篇：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

在张卓元看来，中国改革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每迈出一步都要经历无数曲折。目前的中国改革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了改革的深水区，即改革的攻坚克难阶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显迫切。

中国当代改革的峥嵘岁月

朱敏：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我们看到，头25年各方面改革蓬勃开展，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到2002年，有几次突破性的改革令人印象深刻？

张卓元：在此我择其重点，简要谈下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几次重大改革举措：

第一，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由于实行“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开始有了生产经营自，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加上1979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5%多），刺激农产品迅速增长、农民收入迅速增加，改革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985年比1978年增长61.6%，年均增速达7.1%，大大高于一般年均2-3%的增速。

第二，20世纪80年代放开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其结果是，放到哪里活到哪里，只要放开哪种商品的价格，哪种商品就会像泉水般涌流出来，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看见了市场的“魔力”。市场机制的流程一般是：放开价格―价格上涨―刺激增产―增加供给―价格稳定甚至下跌―供给稳定或减少―价格上涨，如此循环往复，促进市场繁荣发展。价格改革使困扰中国人民几十年的商品供应短缺紧张、凭票排队购买、生活十分不便的局面很快得到根本性改变。到20世纪末，中国已实现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转变，市场林立，各种商品丰富多彩，琳琅满目。

第三，20世纪80年代起，公有制一统天下局面被打破，个体私营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发展迅速，这一在原有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已超过60%，对国家税收的贡献已超过70%，对就业岗位的贡献已超过80%，对促进经济增长、活跃经济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各领域大步推进。下面五点突破尤其值得重点强调：一是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1993-1995年，私营经济户数增幅均高达50%以上，1996-2002年年增幅也达15%以上。二是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再沿用落后的承包制，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迅速展开。三是用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分税制代替原来的地方财政包干制，使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稳定地提高到占50%以上，从而增强了中央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四是市场逐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到2000年底，中国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价格已放开由市场调节，生产要素价格已走上市场化改革进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已初步建立，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一般估计已达70%多，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五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已从直接管理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通过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国政府已做到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运行。

第五，1998年起国有企业三年脱困，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走上公司制股份制道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大量国有企业由于机制缺陷，不能适应市场而陷入困境。1997年提出帮助国有企业脱困的任务，其目标是：1998年起，用3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2000年底，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1997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为16，874户，其中亏损的为6，599户，占39.1%；到2000年，亏损户减为1，800户，减少近3/4。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三年脱困，用去银行呆坏账准备金1，500亿元以上，技改贴息200亿元，债转股金额4，050亿元。政府在帮助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的同时，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逐步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努力使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改革使国有企业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1997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800亿元，而到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已达4，852亿元。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也取得进展。1998年，国有工商企业有23.8万户，而到2003年，已减少到14.6万户。

第六，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重大举动，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加入世贸组织，表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做出这一决策，是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最耀眼的历史功绩。在入世谈判过程中，许多人忧心忡忡，认为入世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许多产业包括金融业、商业、农业、信息业等会受到很大冲击，弊大于利，至少短期弊大于利。但中国入世后的实践证明，入世对中国利大于弊，原来的许多担心都没有出现。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入世提高了中国的收益率。入世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外汇储备等的增速在一段时间内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快。而且，开放促进了改革，入世使中国一大批同市场经济一般规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得以废止和修改。许多产业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从此，同国际接轨已不再是贬义词，对外开放逐渐深入人心。

新一轮改革可谓蓄势已久

朱敏：盘点了改革开放头25年的重大突破性举措后，我们也要看到，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同头25年相比有所放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12年。改革放缓累积了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那么，为什么2003年以来近10年会出现改革进展缓慢的现象呢？

张卓元：在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一次经济论坛上，有的国外学者如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这几年中国“无改革”。我是他发言的评论人，我说：一方面上述论断并不是很全面准确，因为2003年以来中国还是在继续推进改革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如2005年以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整体上市、取消农业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5年起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增值税转型、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改革、资源税费改革、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文化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全覆盖为目标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另一方面，也要承认，这几年的确没有特别重要和关键的环节以带动全局的改革。我认为原因有四个：

第一，上上下下专注于发展而顾不上改革。这段时间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和干部的精力都是专注于发展而顾不上改革。由于经济增速很高，2007年高达14.2%，各级政府部门都几乎用全力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煤电油运的紧张问题，使改革难以摆上议事日程。所以有一些学者将当时的政府称为发展主义政府或增长主义政府。地方政府更是全力以赴抓短期GDP增速最大化，以显示自己的政绩，政府官员也因此可以获得升迁。有的地级市市委书记说，“我只抓项目，别的不管”，人称“项目书记”。抓投资、抓项目成为地方政府各部门主要工作。在方针原则上，人们常说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靠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这个说法值得进一步研究。我们要做大“蛋糕”，但做大“蛋糕”后分“蛋糕”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差距过大等问题，光靠进一步做大“蛋糕”是很难解决的。从经济学原理说，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都是相对独立的环节和过程。分配环节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光靠发展生产是难以解决的。在实践上，有的专家认为中国现在就是要靠发展，通过加快发展增加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以改善民生，保社会稳定，而改革要冒较大风险，不能期望有多少举动，以免危及社会稳定。这有一定道理，但不是长久之计，还会不断积累矛盾，或使已有矛盾往后推，甚至积重难返。还是要靠改革来逐步理顺体制和各方面关系，实现长治久安，让老百姓过上稳定的好日子。这才是根本之策。

第二，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这主要体现在垄断行业积重难返，改革难度较大。现实的问题是，垄断行业改革很难推进，新的厂商很难进入垄断行业中非自然垄断环节，竞争机制很难引入，国务院两个“36”条很难落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受到垄断行业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政府改革的难度也很大。强势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对政府官员有莫大好处，这个权力极难割舍，这也是审批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政府直接支配资源过多、介入经济过深，必然会阻碍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或决定性作用。政府改革已经成为深化各项改革的关键环节或突破口，但这一改革因为会使相当一部分官员利益受损而阻力重重，难有进展。

第三，学界有人怀疑市场化改革产生的争议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对国有经济中垄断行业和垄断企业需要进行改革是个伪命题；有的文章主张就是要实行“国进民退”；有人认为当前主张民富优先是奇谈怪论，是挑拨人民群众同政府的关系；有的文章把当前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归咎于民营经济发展过快，动摇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等等。上述观点的提出，引起学界的争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

第四，缺少改革专门机构的统筹协调与强力推进。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把原国家体改办同国家计委合并，组建国家发改委，这样就不再有专司改革的机构了。当时主张把体改办与国家计委合并的一个重要根据是，那几年由国家计委提出的民航、电信等垄断行业分拆改组的改革方案，由于能把改革和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在发展中推进改革，比较现实可行，因而在实践中被采纳并初见成效。与此不同，那时体改办等提出的方案却未被采纳。这在当时是有说服力的，也把当时参加机构改革方案起草的成员说服了。但是从2003年以后的实践看，那次机构改革后国家发改委并没有更好地推进改革包括垄断行业改革，反而使改革进展缓慢，究其原因，是国家发改委那几年几乎是全力以赴地处理经济高速增长中碰到的各种紧迫问题，无力顾及改革，或者抽不出更多精力来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这样，原来以为把体改办并入国家发改委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包括垄断行业改革的如意算盘落空了。2011年，原国家体改办主任陈锦华在《国家体改委志在改革》一文中也说：“国家体改委机构撤销，人员没有留住，有些重要改革也没有继续深化下去。体改委消亡有点儿过早了，中国还不到这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的“封喉之剑”

朱敏：中国改革开放肇始于1978年底，此后我国每逢双数届的三中全会都是以改革为主题做出决定。如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上述三次相比较，有哪些重要特点呢？

张卓元：在我看来，至少有四个特点：

第一，范围不同。以往三次都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内容涉及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建立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而这次《决定》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改革范围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需要从主要推进经济改革扩展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唯如此我们才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五位一体或六位一体改革（即加上党建制度改革）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我们看到，十以来，由于严格实行八项规定、反对、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等政治体制和党建制度改革，政府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改革，逐步使全面深化改革成为一股滚滚洪流、势不可当。

第二，紧贴现实紧迫的经济问题，亮点纷呈。虽然2003年中央已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但是由于此后落实情况不是很好，加上几年的“大干快上”以及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反应有点过度，实行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使国民经济原本已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显得更加刻不容缓，而这又是主要靠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长期积累的难题。《决定》针对当前经济生活中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明确提出，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为此，《决定》提出许多大胆而又必要的市场化改革主张和举措，在经济领域就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主要以管资本为主、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加快建设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放开现代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等等，可谓亮点纷呈。

第9篇：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以来至十四大，我国对于市场经济并没有形成共识，最早胡乔木发表了《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文章，指出，第一是按“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办事，第二才是按价值规律办事，在当时属于比较思想解放的代表观点，其后经济学家孙冶方不同意把价值规律放在次要地位的说法，认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商品经济问题的不同意见还在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要不要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当时相当多的人对这个问题作否定的回答。在十二大到十三大期间才逐渐提到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虽然承认商品在经济活动的地位，但仍限于有计划，即商品经济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取决于计划，取决于政府，随后商品经济活动的发展与市场化的实质推开，实践一步步突破原来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体制的理论界限，直至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政界和理论界关于要走市场经济道路还是走回头路的争论才出现结论，市场经济是目前社会阶段有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发展路径，实践证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没有出路，中国没有找到一条可以摆脱普遍经济法则制约的经济发展道路，事实上中国也不可能摆脱，同时邓小平认为并坚持市场经济不存在制度属性，并在党内统一认识―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表明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发展肯定是对原来经济社会结构的解构过程，是利益的分化与重新组合，一些体制的深层次问题会随着发展暴露出来，例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配置失衡，地区差距扩大、三农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一部分是之前就存在的，一部分是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新旧问题交替爆发，之前存在的问题在之前体制的作用下没有表现出很强的需要解决的趋势，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被回避和掩盖了，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出现的问题并不能认定市场经济是祸根，相反市场经济的发展恰恰会为解决这些过程性的问题创造物质文化条件，因为这些问题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前工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的问题，换句话说，只要想进入现代化，这些问题迟早会突出，社会矛盾会激化，经济利益会分化，包括资源环境问题，甚至于政治合法性危机，如果不想出现这些问题，那就是不要发展，不要进入现代化社会。

各种问题的出现，必然需要发展来解决，而中国的发展只能依靠改革，依靠不断的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深化，十年间，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确立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怎么协调政治与经济的矛盾，怎么解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融洽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化，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在上一阶段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形成改革与发展共识，再从理论上进行创新与升华，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就是在从体制与理论上回答这个问题，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无论十六届三中全会倡导“两个毫不动摇”、深化国企改革、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市场体系还是行政体制改革，一切改革出发点都是紧紧围绕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健全与完善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确立大体制和大方向，才可以循序渐进在体制的大框架内改革、发展，只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为发展生产力，增强经济实力提供制度性保障，同时为其他领域的改革奠定经济基础和经济体制保障。发展才可以解决中国目前面对的问题，市场经济才可以为发展扫清观念与制度障碍，发展的理念确定在前，市场经济才因时而生，市场经济路径的确立，保障发展的可持续，在制度路径确立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一步步拓宽发展的视野与催生理念的更新，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以。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破”与“立”的辩证关系

如果说十四大之前的发展本质上是对原有陈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破”的过程，那么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发展便是在承接上一阶段基础上的前无古人的“立”的过程。“立”的过程是创新的过程，也是与旧制度、旧观念激烈交锋并且逐步确立新制度、新观念统治地位的过程，市场经济体制不能自成一系，“立”需要多方面的支撑与辅助，但也不是多方面的齐头并进，市场经济越发展，其对于整体制度变革的要求会越深入，越需要整体制度的改变与完善，以市场经济为主轴，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为支轴，在保证主轴稳定健康运转的同时，需要支轴做出一系列调整变革，后者的变化促进前者的进一步演化与完善，前者的进步又迫使后者继续革新，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支撑起整体制度的系统进步。

四、“决定性作用”提法的理论基础

时至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决定》中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改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基础”与“决定”两字之差表现出执政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对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进一步深化，对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正确定位的深度考虑，对于创造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条件和环境的重视，经济规律的运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自有内在规律性，对经济运行规律的任意曲解与改变不会改变其任何客观性，只会更加强化经济体制对价值规律的依赖和信仰，某种意义上而言，整个改革重心所在于尊重规律的理念的回归。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执政党一直强调并深化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的作用，改革路径始终存在一条主线，即不断明确强化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调控资源的主体性作用的基础性地位，二十年时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无到有，一步步成形，成绩固然很大，问题依然不少，与其说问题来自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毋宁说恰恰是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完全建立、彻底完善引起，不能把由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引起的问题归罪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更不能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便力主放弃已被人类经济活动证明为正确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回到原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

五、决定性作用提法对于改革的全局性的重要性

解决问题依旧要从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完善开始，加强市场化水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决定作用，就是要政府行为进一步退出经济领域，转变政府职能。其实质在于明确政府与市场的不同职能。之前提到市场基础作用，政府宏观调控，看似分工合理，其实并没有在市场和政府之间画出一条清晰的界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表明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政府应该是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主体，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责是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创造良好的环境，通过保护市场经济中各种主体的合法权益和提供市场公平竞争的健康机制，激发社会成员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从而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以至今天，之前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严重弊端虽然在理论界和社会群体中取得共识，但一些认识上的错误和不和现实经济情况依然影响颇深。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尊重主体的经济感应力和理性经济精神，对于市场做出合乎理性的决策，但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却存在很强的“决策偏好”，同时受限于信息获取度、个人主观偏好和利益倾向，很难根据市场经济的实际运作进程切做出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正确决策，而面对市场千变万化、错综复杂、无法正确预见结构的实际情况，任何人不可能做到完全正确，反而会把不适当的市场政策依靠权力“强加”给市场，甚至违反经济运行规律而代替市场选择。这显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谛。明确了政府与市场的不同职能，政府只做“裁判员”，避免直接干预市场，尽量通过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来实现资源配置。

改革的切入点在经济领域，但是它的涵盖面远不止于经济领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说法的提出，使改革的全局性特征由此一览无余。但其全局性是以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轴心，，核心问题确定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这就将经济改革置于改革全局的中心地位思考，突破了原先单纯就经济问题论经济改革的局限，政府市不再积极提倡宏观调控，而是从市场中抽身出来，立足于监督和服务职能，充当”中立者与市场裁判者“的角色，以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为切入点，打通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政府职能转型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通道，“决定性作用”的提出不应再看做是说法的转变，它更多地是在为整个改革系统性、协调性的推进打开一个理论逻辑链条的始发点，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带动”五位一体“改革布局的整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