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定义精选(九篇)

第1篇：人文地理学定义范文

关键字：人文地理学；哲学方法论；人地关系

引言：一种学术的所有参与人员，都在由特定学科的某种哲学所提供的框架内从事研究。这样的哲学可以是确切的，参与者在工作开展前就已经建立了某些规则；这种哲学可以是含蓄的，存在一些规则，但并没有得到公认。在哲学明确的情况下，这一哲学也为其他参与人员所共享。但在哲学含蓄时风格则可能很不相同，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中。

人文地理学是以人地关系研究为核心的学科，人文地理学对人地关系的研究既和自然科学有关又和社会科学有关，所以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自然科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结合。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人地关系，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人为地理学的发展自古以来就有着擅于不断地吸收新的科学、哲学思潮的优良传统。历代哲学家对人与自然的论述无不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人地关系的认识。

人文地理学发展以来，有多种哲学方法论被提出来，其中很多只不过是哲学的变种，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经验主义方法论、实证主义方法论、人本主义方法论、结构主义方法论。下面笔者将详细介绍四种人文地理学哲学方法论：

1经验主义方法论

经验主义一词原本意指古希腊医生的经验，拒绝一味接受当代的宗教教条，而是依照所观察到的现象为分析依据。先由感受而得到经验，然后经过适当归纳或演绎，才形成知识。在哲学发展上，经验主义一直和理性主义作为对比。

人文地理学像绝大多数学科一样，都起源于经验主义的实践。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从古典地理学发展到近代科学知识的分化发展，地理学者们一直就在想法设法获取地球表面更多有用的知识，地理学就是对地球的描述。大自然及人类社会构成的地理环境系统非常复杂；地球表面和抽象的人地关系又带有强烈的综合性和区域性。

经验主义方法论的特征是：观察是重点，调查及实地研究紧随其后，然后进行经验判断与评价，最后得出结论。人文地理学家时常从观察人文地理现象的某个方面开始，通过分析研究资料，寻求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

2实证主义方法论

实证主义是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传统的西方哲学派别，又称实证哲学。实证主义开始于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实证哲学”，实证科学是建立在证实原理上的。人们认为事物是真实的，是因为人们认为建立起真实性的方法是合理的。根据实证主义的观点，一种科学理论由一特定的演绎系统构成，该系统包括两组因素：一组初始命题（或者假设），一组由系统内规律。

人文地理学是最后广泛采纳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社会科学之一。实证主义方法论被引入人文地理学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晚期的美国。从那个时候它就迅速的传播开来，到60年代末实证主义就已经支配着整个北美和大多数英语国家的人文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采用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原因是，现在方法的并不合理，再一就是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中实行的科学的社会学具有巨大引力。

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具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其具有的数量化性质：以数学或者统计学的形式，以一种精确的、可重复性以及确定性的方式表达研究成果。

3人本主义方法论

人本主义方法论的特征是：他们关注于有思想的生命，关注的是人类，而不是关注以机械的方式对刺激作出反应的非人类。人本主义目标是认识人类活动的真实性，这个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个目标而设想的手段就代表了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

人本主义方法主要有三种：理念论、实用主义、现象学及其亲属。

人本主义哲学及其方法论对人文地理学的影响都是潜在和间接的，它们并没有向人文地理学提供一种直接的方法，只是从这这种哲学中引入对人的经验和人的主观性的重视这样的观点，并作为武器来反对实证主义地理学那种忽悠人的地位的观点。

人本主义地理学研究内容大多涉及历史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等领域，突出集中在人的行为方面的探讨。

人本主义地理学弥补了实证主义研究的不足，但最大的弱点则在于它的唯心主义倾向，把一切客观存在看做为人的心理构成，事实上构成人的感应行为的基础是客观环境世界。

4结构主义方法论

结构主义起源于法国，后扩展至整个欧洲大陆。但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派别，而是由结构主义方法联系起来的一种广泛的哲学思潮；其观点大多与一定的专门的学科有联系。纪本嵩认为注重结构、强调对结构的分析是结构主义者具有的基本原则。这基本的原则展现为五个主要特征：整体、关系、消解主体、自调、转换。

整体：结构主义者认为，注重整体是研究事物本质的唯一途径，而事物的部分或因子仅是通向研究事物本质的要素。

关系：与整体和部分的特征相比，关系的涵盖面更广，其内容更丰富。它不仅紧密相关某研究对象的整体与部分，而且统摄宇宙万物间的各种系统。

消解主体：其意是人失去了他是万物中心的位置；人不再是测量万物的主人，而是系统中的一个因子。

自调：自调是结构主义者在解释系统之所以存在时所认定的根本原因。

转换：结构主义者所提倡的转换，其性质则是强调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间变化的动态性。

结构主义对人文地理学最主要的影响有两点：1、从结构的整体性去认识事物，这从地理学家强调研究区域的整体性和人地关系系统性可以看出。2、试图超越地理因素寻求深层结构来解释地理现象。千差万别的人文地理现象是表层结构，而要真正解释则需要把握人地关系系统中的深层结构。

作者：刘昊等

参考文献： 

[1]R.J.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M].蔡运龙，江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 

第2篇：人文地理学定义范文

根据我们对文化价值观的理解，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应当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价值特征，即对某一文化形式或要素的认定。在其极端形态上它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肯定特征与否定特征。以科学主义而言，肯定特征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的完全认定乃至崇拜；否定特征则是对其它非科学文化形式，主要是人文方面的文化形式的贬抑和排斥。第二，认识特征，即对围绕价值认定的对象所进行的描述和合理性说明。科学主义在这方面也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自身说明与关系说明。前者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自身价值的绝对性描述和论证；后者是对科学文化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关系描述与说明。第三，功能特征，即尚未现实化了的功用特性。按照大文化结构的概念，它应当有精神文化功能、社会的调节功能和器用。下面，我们按照这一解释框架对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作出初步的描述。

1、科学主义是关于科学的一种崇拜

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从肯定方面来说是科学崇拜。如R·G欧文所说，科学主义“使科学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而逐渐受到崇拜”。或者径直而言，科学崇拜就是声称所有的问题都能被科学所解决，直至能检验精神价值和自由问题。韦莫斯说：“唯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所以，科学主义是一种价值认定的极端形态，这种极端形态使得科学神圣化，从而由一种自然知识的体系上升为一种神学信仰似的东西。因为这一点，科学主义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精神有了某种相通之处。如果说中世纪宗教神学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则科学主义就认为科学是全知全能的；如果说宗教神学对上帝的崇拜是对一种精神范畴的崇拜，则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就是对一种特殊文化形式的崇拜。不管科学与上帝是多么的不同，科学主义与宗教神学的共同之处是把人类的某种文化产物奉之为神明，使之成为高于人类的救星。就这一点也可以说，科学主义是新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带有宗教神学态度的一种文化思潮。

2、科学主义是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

从价值特征的否定方面看，科学主义是作为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而存在的。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理解是排斥人文因素的。科学主义的典型形式，如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真命题的集合，是不包含错误的，因而它否认科学的人性特征。科学主义推崇科学的认识方法而贬斥人文的方法，如历史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方法，实际取消了人文方法的地位和它与科学方法的互补作用。科学主义竭力把人的情感、意志等精神因素以及人本身排除在外，从而造成了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分裂，使得科学与人文精神处于对立的两极。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尖锐对立还集中表现在人与科学的价值关系上。按照人文主义的观点，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实际是人的一种异化。因为科学是人认识与改造世界的产物，它是属人的、为了人的并且服务于人的。如果我们把它看得高于人本身，对人的这一创造物顶礼膜拜，反过来受其统治，我们就走向了反面，导致自身的异化。这种情形，是把人作为价值中心的人文主义所不能容忍的。

3、科学主义是一种绝对的科学观

科学主义是把科学绝对化的产物，把科学这种人类的特定认识形式凝固化了。由于作了凝固化处理，本来是历史性的东西，现在则丧失了历史性；本来是人的创造物，与人的实践密不可分，现在则远离人本身，成为一种绝对本体。

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绝对化主要表现在：

——科学定律是绝对正确的。构成科学具体内容的是真命题。科学就是真命题的集合，它不包括任何假的或错误的命题。因此，科学是掺不得一点假的。如果说科学有发展的话，也只是真命题、真子集的量的增加，而不是真与假、正确与错误的某种辩证运动。科学就是真理的化身，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科学内容的绝对化。

——科学方法是绝对有效的，存在着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内容的绝对真理性是由科学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予以保证的。如果不存在一条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科学的绝对内容就不能获取。不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抑或是批判理性主义，都企图找到一种绝对可靠的认识途径。为了保证认识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他们也都认为科学的认识方法是统一的、规范的，如同他们所认识的科学内容是统一、规范的一样。近现代科学主义的主流是规范主义的。

——存在着绝对的科学本体。绝对科学本体存在的基本条件是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着截然分明的绝对界限。这条界限恰似一条鸿沟保证了科学的绝对纯洁性，使它免于被非科学所污染。这一点对于科学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点模糊之处，科学本体就丧失了它的绝对存在，科学的至高无上性与神圣地位就无法得到根本的保证。长期以来，科学主义的理论家们所以竭尽才智围绕科学划界问题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根源在此。

——科学的社会作用是应当绝对肯定的。近现代以来人们对科学的社会功能与实际效用是肯定的。科学主义者比通常人们走得更远，他们认为科学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只有正面效应而不存在负面效应。他们对科学社会作用的理解是一重性的而不是两重性的。他们不认为科学这种文化形式除了它的巨大社会进步作用外，还可能有历史局限的一面，还可能有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产生负面效应的一面。他们截然拒绝接受这一可能性。

所以，对科学内容、科学方法、科学划界以及科学社会作用的绝对化理解，构成了科学主义的绝对科学观。

4、科学主义是一种片面的文化观

什么是文化？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文化的基本目标是求真而不是求善求美；文化的基本内容是科学而不是其它学科；文化的基本结构是逻辑加经验而不应该包含其它基本要素；文化的基本方法是科学方法而非人文等学科的方法。总之，把文化归结为科学，把科学归结为逻辑加经验，把善和美的范畴归结为真的范畴，这是科学文化观的片面性所在。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唯有科学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化，才有资格进入神圣的文化殿堂。而其它文化形式无此地位，不堪佩以文化的绶带。这实质是一种科学文化的单一论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取消论。

科学主义片面文化观还有其人本学方面的认识根源。文化，是人特有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对人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对文化的理解。科学主义基于其特定时期的自然科学背景（牛顿力学），它把人理解为一种机器，因而不可避免地把人的存在方式——文化理解为一种机器的原理，即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然科学。

5、科学主义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功能表现为科学基础主义

在科学主义看来，科学是其它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在其极端形态上，科学主义甚至企图同化或消解其它文化形式，使其科学化或使其在文化领域丧失其独立性。所以，从文化功能的角度看，科学主义是一种科学基础主义。

科学基础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实现途径。一种是把科学本身的有限原则直接运用于一切文化领域，使它成为文化领域的公理，从而使科学成为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例如，牛顿力学体系问世后，首先出现了将牛顿力学的原则推广到其它科学领域的倾向，继而它又被推广到社会学领域，此后几乎成为其它一切文化学科的基础或模式。另一种是从科学中先概括出一般方法，然后以此为标准对其它文化形式进行重新建构，使它们获得某种科学的形态。逻辑经验主义以及某些结构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一种类型。这两类都属于科学化的工作，只是后者比前者更具有典型特征而已。

6、科学主义在社会功能方面表现为科学一元主义

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调节和改善社会关系的唯一正确有效的指导思想。科学主义者甚至以物理学为模式提出了社会动力学与社会静力学，用以重新架构整个社会关系。在历史观方面，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唯一对历史发展起根本作用的因素。以此为基础，他们把历史观归结为科学，归结为一种物性的机械法则，而将历史观中属人的一面、与人的特性有关的一面排除出去。甚至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解方面，科学主义也按己所需力图把马克思思想中所有人道的因素排除出去，而仅仅保留所谓科学的因素。在这种科学一元主义影响下，活生生的人的世界似乎变成了冷冰冰的物的世界，人的社会似乎变成了物的机械性的社会。

科学主义社会功能的另一表现是社会器用层面的单一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对于科学技术的进展与生产力的发展当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也毫无疑问地具坌某种负面的功能。它不仅使人变得如同马尔库塞所说是一种单向度追求的人，而且尤其使社会环境变得极为不平衡，甚至是一种分裂、对立的状态。科学技术迅速地外化为造福于人的工具器用，使得社会的科技环境迅速地膨胀。与此同时，社会的人文环境却引人注目地相对萎缩。至于社会的生态环境则严重地受到损害而急剧地恶化，成为当代和下一世纪人类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关于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初步评析

首先看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一方面，科学主义在价值特征上具有某种合理性，另一方面从根本点来说它又是不合理的。从合理的方面说，科学主义对科学的态度有可取之处。19世纪和20世纪毕竟是科学的世纪，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具有某种历史的根据。同时，人类文化的活动就总体而言是在主体—客体的结构中进行的，它总是可能有不同的方向。它可能沿着经验的方向向外超越，体现为客体性的文化内容，形成对科学的倾向态度；也可能沿着超验的方向向内超越，体现为主体自身的文化内容，形成对人文学科的倾向态度。当然也可能是两者彼此结合，这或许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希望所在。但不管怎么说，科学倾向在特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确实在文化本体的结构里有自己存在的某种理由。历史地看，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不管其程度如何，在其早期阶段对科学这类文化现象的滋长蔓延确实起了推动作用。任何一种“文化热”，都与某种倾向或偏好有关。“科学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它的另外一个积极作用在于，通过它的价值驱动，科学日益外在化，分化为某种独立物。这是科学发展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需要给予某种肯定的。

但是，我们毕竟看到科学主义在根本点上站不住脚。科学成为一种被崇拜物，从服务于人的工具成为似乎高于人的统治者，从而产生了某种异化现象，使科学的价值走向反面，这是科学主义由对科学价值肯定的极端化而导致的对科学价值的否定。它提醒人们，对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价值评价都应以人类主体为根据，人类不应当对自己的任何一种文化形式取崇拜的态度。正是基于这种反思，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下述的逆转：在人与科学的关系方面，重心开始摆向人本身；科学开始寻找自己的目的——以人为归宿；科学也开始意识到人文主义对自身的制约，意识到科学作为工具理性应当置于人的需求这一目标之下。科学的内容愈来愈带有人的色彩，成为属人世界的一部分。科学的人性特征日益显示出来。科学不再仅仅是客体性的积淀，主体性也被视为它的内在特性的有机构成之一。科学的外在性正在被扬弃，显示了它向人文精神的某种复归。这种情形本身就是对科学主义价值特性不合理性的批判，同时也表现出在人类文化创造的实践中主体与客体走向统一的某种趋势。

另一方面，科学主义把人类文化总价值全部赋予科学，这种以偏代全的文化态度是对人文学科乃至人文精神的贬斥，是以否定人类总体文化的存在为出发点和目标的。这使它自身走向反面，成为具有某种反文化特性的思潮。它在客观上遏制人文学科的发展，使人类文化成为一种跛足的文化。由此也限制了科学自身的发展，堵塞了它走向未来的道路。现实生活中由于重理轻文而导致了人文萎缩、灵魂空虚已经强烈地使人感到文化创造失却了它的原动力。这决不仅仅是人文学科的危机，而是包括科学文化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危机。

其次，我们对科学主义的认识特征作一些分析。科学主义关于科学的价值论证是多方面的，而集中起来看主要是关于科学自身合理性和科学与其它文化形式关系的合理性说明。在这种说明中，科学主义的思想家们关于科学的结构、方法、语言等方面的研究，都不无合理的建树。某些研究之精致独到，令人刮目相看。这些，对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我们今天从事科学观的研究，对这些成果也不能绕道而行。尽管如此，科学主义由于在认识特征上的绝对化而使自己陷入困境。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绝对化使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所特有的属性丧失，科学的知性特征被淹没了。另一方面，绝对化又使人们关于科学文化地位的认识极度扭曲，似乎科学不再是人类文化园林中的一员，从而失却自己的归属。

在实证科学兴起的早期，一些科学思想家关于科学的认识还没有被绝对化。随着科学主义的形成和成熟，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科学认识理论的研究虽然更加精致化，形成了专门学科并包含了许多具体的合理内容，但科学的性质、内容和方法被绝对化了。科学好象达到了绝对本体，不再是一种知性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本性的丧失，是科学主义认识特征的致命之处。正因为此，它受到了人们愈来愈多的批评，而最大的挑战则是来自科学本身的发展。二十世纪科学的进展愈来愈显示出科学相对性的一面。科学主义的价值论证因而失却了自己的依恃，陷入了某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科学不顾科学主义的反对似乎又回到了知性的地盘上，表现了某种回归。与此相应的是，科学的文化地位也重新为人们所审视。人们注意到，科学可能并不象科学主义所预期的那样，是唯一具有终极意义的文化形式，科学只是整个世界过程集合体的一部分，并非至高无上的。科学，不应当以否定其它文化形式的价值为前提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和地位；相反，它应当在人类总体文化的范围内，在与其它文化的整合关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人类的文化园林可能不象科学主义描绘的那样是科学一枝独秀，而应当是百花齐放。

最后，简要提一下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是科学主义价值特征和认识特征的逻辑延伸。文化关系中的科学基础主义与社会环境中的科学一元主义无非是科学崇拜与绝对科学观的文化表达和社会表达。从理论方面说，前面对科学主义价值特征与认识特征的评析已经包容了这两种特征的本质说明。至于这两种功能的具体评析，譬如科学基础主义的实现机制和科学一元主义的社会评价，则需专文作述，非本文所能纳涵。但它们根本的价值立足点与认识支点，应当说已经清楚。

总起来看，科学主义在走向世纪末的时候，似乎已江河日下，远非世纪初时的那般雄心勃勃。当代对科学主义文化思潮的激烈批评以及同时而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潮，预示着人类文化方向的某种调整。长远地看，这种调整预示着新的更高类型文化的到来。人类将通过对原有文化思潮的批评，通过对科学文化的反思，特别是通过不断的文化创造实践为自己寻得一条文化新路。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旧有的文化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的文化类型正在旧文化类型的化解和调整中孕育而出。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展望，我们说对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评析就不仅可能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性认识，而且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新文化的选择与构建。

部分参考文献

①郭颖颖《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

③M·怀特《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④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⑤A.J.Ayer,"Language,TruthAndLogic",PublishedbyPelicanBooks,1987

⑥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⑦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⑧赖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⑨江天骥《科学理论的评价问题》，涂纪亮主编《分析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第3篇：人文地理学定义范文

论文关键词：梁实秋；古典主义；文学批评；实践

作为一位散文大家，梁实秋是熠熠生辉的，他那珠玑闪烁的二十几部散文集足以使后来人长久地记住他，但作为一名批评家，他却是长久地被人冷落了，就连《中国现代文选论》也未能收入他的只言片语。然而梁实秋却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文学批评。也是第一个潜心研究文学批评。把文学批评作为专门事业的人。可以说，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批评家。他的古典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及其文学批评实践是独树一帜的。

一、梁实秋古典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渊源及主张

1924年，梁实秋在哈佛大学师从美国评论家、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欧文·白壁德，在当时古今中外文化、文学交汇和激荡的大潮中，他经过认真严肃的思考，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摒弃了一度醉心的浪漫主义而一以贯之地尊奉古典主义理论，坚守平实稳健的文化立场，形成了克己内敛、以人为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试图用西方的文学思想来激活传统的中国文学思想和体系，以“疗救中国文学之弊”。在文学观上，他倡导描写与表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提倡思想自由．，主张“文学无阶级”，反对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他不赞同“浪漫主义”，在他眼中，浪漫主义的求新求异是文艺的大敌，而智慧、理念、典雅，提倡和谐、温和的审美感觉的“新古典主义”才是文学的出路。

二、古典主义文学批评实践

在梁实秋身上，有许多矛盾的集结点：他是新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文学批评的人，但不少学者认为他缺乏批评家的敏锐与才情：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他有系统的批评理论，但很多学者认为他缺乏有力的批评实践。事实上，他依仗古典主义观看同期文学，开辟了一块他人不去问津的批评领域，形成的理论视觉是独特的。在文学批评史上．作为批评家他的位置应该是显著的，尽管古典主义在风云变幻的文坛上有点寂寞。

(一)“历史的透视”的批评方法

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批评推崇“历史的透视”的批评方法。他在台湾写就的《关于白壁德先生及其思想》一文中这样说：“我从此了解了什么叫做‘历史的透视’(historicalperspective)，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价值之衡量要顾到他在整个历史上的地位，也还要注意到文艺之高度严肃性。从极端的浪漫主义，我转到了多少近于古典主义的立场。”他认为研究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就是知识的系统化，研究一个题目，要知道它的整个来龙去脉，只有这样，观点和思想才不至于偏颇。他指出把二三流的作家和第一流的作家相提并论，便是缺乏历史的透视．二三流的作家和第一流的作家没有任何的可比性。他认为文学批评第一步是了解历史，第二步是对历史做出判断，判断不仅是批评中最重要的一步，而且是人文主义与非人文主义的分野，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伦理的选择与价值的估定．而“历史的透视”的批评方法是选择与判断的最佳选择。

(二)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与评价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梁实秋在文学批评上最为活跃。他文学批评的中心是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与评价。他认定文学里有两个主要类别，一是古典类别，二是浪漫类别，“‘古典的’即是健康的，因为其意义在保持各个部分的平衡；‘浪漫的’即是病态的，因为其要点在偏畸的无限发展。”他用古典主义的眼光审视整个现代文学，发表了为新文学把脉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进行全面抨击，提出一个论断——新文学运动，就全部而言，是一场“良漫的昆乱”。

梁实秋对“五四”新文学的评价恰似白氏对西方近代文学的批判，《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在理论上几乎是白氏《卢梭与浪漫主义》的缩写。他把新文学中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都看作是浪漫主义的变种，统统归入浪漫主义而加以讨伐。而所谓的浪漫主义，在他看来就是一种否定标准，不讲纪律。不求中庸节制，宣扬恣情，思想不健康的文学。“浪漫主义”在他这里成为恶名，而这个恶名把蓬蓬勃勃的新文学否定殆尽。这种观点是新鲜的、泼辣的，但无容置疑是一种偏见，他没有完全弄清浪漫主义的性质．也没有以积极全面的观点来反映整个新文学的本来面目。

在骨子里。梁实秋推崇古典的理性与传统道德信仰，他执拗地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审美价值，认为作为人性最高节制的“理性”才是文学批评的定盘星。他把“五四”新文学运动尽可能地纳入白壁德的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模式中，以便对它进行批判。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他认为新文学最主要的特征是对情感的推崇．而情感的宣泄如果不加理性的选择，结果不是流于颓废主义，就是进入假理想主义。颓废主义的文学耽于声色．是不道德的，新文学中大量的抒发恋爱婚姻苦恼的情诗就是代表：凡不流于颓废的又趋于另一极端，便是假理想主义，在浓烈的情感之下，精神错乱，把文学当成疯人的狂语。他认为无论哪一种主义，都是感情上不守纪律的结果，文学并无新旧可分，只有中外可辨。他得出惊人之论：“新文学即是受外国影响后的文学。”

1926年的梁实秋站在古典主义的立场，对新文学运动进行了整体的否定，虽然这种否定并不始于梁实秋，但只有到了梁实秋，才借助西方系统的理论学说，对新文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整体批判．尽管这种批判只是迟到的批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却显示了梁实秋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的立场，他高举着“理性”的大旗，向文坛正式拔出了古典主义批评家的亮剑，并全力展开评论活动。

(三)文学的力量是“理性”

1928年，梁实秋在《新月》创刊号上推出《文学的纪律》一文。《文学的纪律》仍是基于古典主义立场，批评直指浪漫派。着力抨击作为浪漫主义诗学中的“天才的独创”、“想象的自由”两大1：3号，指出浪漫主义者的不仅是新古典的规律，连标准、秩序、理性、节制的精神，都一起打破了。他认为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打倒“外在的权威”．就要树立起“内在的制裁”。他重申被浪漫主义打翻在地的“文学的纪律”与“节制的精神”，鲜明地指出文学的力量不在情感里，而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理性是伦理的标准与规则。他认为：“古典主义者所注重的是艺术的健康，健康是由于各个成分之合理的发展，不使任何成分呈畸形的现象，要做到这个地步．必须要有一个制裁的总枢纽．那便是理性。”所以．理性一方面是表现在创作态度上的端庄严谨，要让情感、想象等有所节制：另一方面表现在作品本身的健康儒雅，也就是“本质的醇正”。如果说，《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是从文学实践上批判“五四”新文学的浪漫思潮，那么，《文学的纪律》则是从理论上为这种批判提出依据。这是他在鸟瞰了整个新文学之后，针对他所认为的文学界的混乱情形开出的一剂药方。

三、对文学批评的批评实践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实践还表现在他对文学批评的批评上。他把当时中国流行的各种批评归纳为“印象主义的批评”和“科学的批评”，并分别加以批判。

(一)对“印象主义的批评”的批评

1928年以前．梁实秋侧重批判的是“印象主义的批评”，他认为“印象主义的批评”把批评与艺术混为一谈，否认批评家判断力的重要，只把批评家局限在鉴赏者的位置，使文学批评为感情用事的印象主义所支配．并把这种批评看作是现代文学浪漫主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文学的纪律》中他强调指出“文学批评一定要有标准，其灵魂乃是品味，而非创作；其任务乃是判断，而非鉴赏；其方法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如其吾人能划清这些区别，便当承认文学批评不是创作的艺术。”他认为印象主义批评只重鉴赏，根本错误在于以批评为创作、以品味为天才是主观的，批评的意见与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相去甚远，没有固定的标准，是“灵魂的冒险”，结果只是匆促地模糊地观察人生，只看到人生的外表与局部。1928年以后，梁实秋把批评的重点转向“科学的批评”。

(二)对“科学的批评”的批评

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高涨波及到文学批评领域，使文学也变成科学求知的工具。所谓“科学的批评”就是把文学批评等同于科学方法。梁实秋强烈反对这种现象并加以批评。他在《文学批评辩》中说“文学批评也不是科学。以科学方法(假如世界上有所谓”科学方法“者)施于文学批评，有绝大之缺憾。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科学不便过问。近代科学——或假科学——发达的结果，文学批评亦有变成科学之势。”在《文学批评的将来》一文中他为“科学的批评”追本溯源，“这是法国的台恩，以至于俄国蒲列汉诺夫这一派的贡献。这一派是挂着科学的招牌，企图着把文学批评放在客观的基础底上，因而为马克思主义之渗入，于是唯物史观的思想以及阶级意识占据了这一学派的中心．其实是台恩当初所意想不到的。因此，科学的批评虽然是以‘科学的’自炫，实则馋人了不少的宣传的成分。”

梁实秋认为“科学的批评”有着机械和背离文学批评目的两大弱点：一由物质的环境说明文学的发生及进展是合理的．但如果成为一个公式普遍应用，就有陷入机械的危险：“科学的批评”在将来即使能够发展起来，其任务也只是说明现象如何发生，是归纳性的、考据性的工作，虽然有价值，但不是纯正的文学批评．并不能履行文学批评终极的任务。文学作品是人性的产物，“人”是有别于“物”的，理想的文学批评是有标准的批评。文学批评的标准是固定的普遍的标准．这个标准必须首先完全撇开机械论，承认文学是人性之产物．：其次．还要撇开感情主义，因为人性是以理性的纪律为基础的．纯正的人性才是文学批评的唯一标准。

第4篇：人文地理学定义范文

[关键词]歧义；上下文；情景；文化；社会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0)12-0092-02

语境是指语言赖以生存、运用、发展的环境，是研究语言的使用和功能的一个重要的语言学范畴。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把语境分为两大类：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语言性语境是指由语音、词汇、短语、句子、语法等语言因素构成的上下文；非语言性语境则指语言外部非语言因素构成的语境，它可分为三类：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语境的涵盖面非常广泛，特定的语境决定特定语句的词语义值及句法结构意义。通过语境分析，联系上下文，附以对语言知识、情景知识、文化知识等因素的考虑，，再结合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学识、规范意识等，处于静止平面的一个歧义句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就只能包含一种意思，一种理解。换言之，语境决定了大部分歧义句歧义的消失。

语义与语境之间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和语境对语义的巨大制约和影响作用，一直是语言研究中的基本议题，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在《语文常谈》中说：“任何语言里的任何一句话，它的意义决不等于一个一个字的意义的总和，而是还多点什么”。很明显这里的“多点什么”是指语境给语言所带来的附加意义，也就是语义学上所统称的关联意义。在分析语言形式所承载的信息时，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文化语境、社会语境体现为四个不同层次，下面就从这四个方面分析语境对歧义句的歧义的制约与影响。

一、上下文语境对歧义的消除

语言中普遍存在着一词多义现象，无论是词、短语还是句子，一旦离开语境，它们的意义就难以确定。确定任何一个多义词或者多义句的具体含义都要考虑到上下文语境，都要把每个孤立的词语放到某个特定的语境中去。一旦脱离了这种特定的语境，孤立地去分析每一个词语，就很难确定词语意义。

例1：《新概念英语》是畅销三十多年而久经不衰的英语教程，但该书的某些标题也存在一定的误译，而这些误译也是由于歧义所致。在该教程第4册第45课的标题是“of Men and Galaxies”；编译者将其译为《人和星系》。Galaxy在英语里是可导致歧义的多义词，可译为“星系”，也可译为“一群杰出的人”。对这段文章仔细揣摩之后，便令人对标题《人和星系》产生疑虑。因为该段文字所论的主题为：人为万物之灵。该文作者认为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类精英的思维以及据此而发明创造的科技利器。根据语境，galaxy很可能指的是brilliant company oftalent(一群杰出人物)。所以该标题应译为《人类与精英》。

例2：(1)I can’t drink the cup of tea.假如没有任何上下文，这句话有如下两种理解：我喝不了这杯茶；我没法喝这杯茶。此时如果加上一句“I’ve drunken toomuch”，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我没法喝这杯茶，如果后面的话是“There is no sugar in it.”我们理所当然可以得知说话人不喝这杯茶是因为茶不合他的口味。由此可见上下文语境能起到消除歧义的作用。

例3：他的笑话说不完。如果不借助语境，这显然是个歧义句。除了“他”指代不清楚外，至少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1)他很会说笑话，老是说不完。(2)他到处闹笑话，关于他的笑话是说不完的。但如果该句出现在一定的上下文中，那句子的意思就不会含糊不清了。试比较：(1)王强喜欢讲笑话，他的笑话说不完。(2)王强老是闹笑话，他的笑话说不完。

上述例子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句子都不能突然地出现或孤立地存在，而总是以一定上下文为其条件的。事实上，忽略语言使用的上下文语境，我们根本无法来讨论语言的具体含意，从而也无法准确地分析语言现象。只有在一定的上下文中，才能正确理解句子的确切含义，才能有效地消除此类歧义。

二、情景语境对歧义的消除

情景语境指的是言语行为发生时的实际情景，它包括说话双方、时间和地点、话题、交际媒介、参与者的身份等因素。言语活动发生的时间、地点，话题的内容，参与者的关系等情景语境决定了话语的真正意义。一个处于静止平面脱离语境的歧义句，当有了充足的情景语境，人们对它的理解就不会再是多义的，而是只有一项意思适合此语境。如：

例1：他要开刀。如果“他”是五岁的孩子，那么“他”只能是受事。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只能是：他病了，需要开刀。如果说话人是医生的妻子，在向别人解释医生第二天要为别人动手术，那么“他”只能是施事。即他是医生，要给别人开刀。

例2：这是一艘y6u船。在该句中“you船”虽然只有一种读音，却有三种释义，即：“油船”“游船”或“邮船”。在缺乏必要的视觉帮助时，人们单单通过语音的识别是无法确定其准确含义的。但如果谈话的地点是在“y6u船”旁或有了视觉的帮助，相信“这是一艘y6u船”这句话不会给谈话双方造成任何的理解障碍。

例3：小心地滑。由于汉字“地”有两种读音，分别为de(助词)和di地面)，“小心地滑”这句话也就相应地可以做两种解释：(1)地面很滑，小心不要滑到。(2)滑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当“小心地滑”这句话出现在厕所这种特定的场所里时，只有第一个意项最为恰切，因为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不会跑到厕所里做溜冰之类的运动。反之，如果这句话出现在溜冰场里，似乎不需要特别提醒游客地面很滑。如果地面不滑，谁还会来溜冰呢?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当一个歧义句进入到具体的情景中时，由于有了具体的附加的条件限制，它的多个意项受到具体条件的限制，有些不再适合此情景，甚至和此情景互相矛盾，最终依据互相匹配、互相选择的原则，只剩下一个意项能恰如其分地诠释此情此景，由此歧义便自动消除。

三、文化语境对歧义的消除

文化语境指与言语交际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它是一种文化习俗，是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是一个社会群众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它对属于该集体的成员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

文化习俗在消除语用歧义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习俗知识这一语境，就会产生语用歧义，导致交际的误解甚至交际失败。

例1：皮特，一个到中国不久的留学生，一天下午在大街上遇到了小王，于是走上前去，用结结巴巴的中文向他打招呼：

皮特：嗨，王先生，你好!

小王：吆，是你呀。你好你好!吃了吗?

皮特：都下午三点多了，我当然吃了。为什么你每次见到我都问这个问题?告诉你，我有钱，不会饿着的!

皮特本来是跟小王打问好以表示友好，结果却闹得个不欢而散。这是因为到中国不久的皮特不了解中国文化背景知识，不知道“你吃了吗”只是一句招呼。可见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识就会产生语用歧义，反之，如果皮特对中国的文化背景知识有一定的了解，知道小王是在向他问好，汉语这句“吃了吗”相当于英语的“How do you do?”相信他也就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

例2：You are really a lucky dog.如果这句话是用在不了解英美文化的中国人身上，我有理由相信他会做出怎样的反映。因为“狗”一词对中国人来说总是贬义的，如走狗、狗仗人势等，但英美国家对狗的看法却不同，他们认为狗身上具有某些优良的品质，像“忠实，勇敢，聪明”，而“lucky dog”实际上是幸运儿的意思。如果我们缺少了这种知识，根本无法正确理解这句话的意思，甚至会闹出不小的风波。

例3：A：“What will lawyers do after they die?”

B：“Lie still.”

以上对话可译为(1)A：“律师死后干什么?”B：“还是撒谎。”和(2)A：“律师死后干什么?”B：“躺着一动不动。”大部分中国学生的理解为译句(2)“躺着一动不动”。这是一句西方人常用来讥讽律师狡诈虚伪的笑话。因为西方人常花钱雇律师，对律师抱怨很多，很容易把“liestill”理解为“仍然撒谎”；而对在中国文化中长大的学生来说，几乎不会理解为“仍然撒谎”，因为我们不常与律师打交道，大多数中国人对律师是有好印象的。

从以上例句可见，文化环境对歧义句的把握理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不同背景、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了它才能有效地消除因缺失文化语境而造成的歧义。

四、社会语境对歧义的消除

社会语境又称社会规范，是指一个社会对言语交际活动作出的各种规定和限制。它包括风俗规范、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等。某些歧义句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总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准确地理解它所要表达的含义，究其根本是社会规范约束的力量使认识主体做出恰如其分的选择。

例1：大家对护林员揭发林业局带头偷运木料的问题，普遍感到非常气愤。(1996全国卷)

这句话有两种理解：(1)大家对林业局带头偷运木料的问题，感到气愤，护林员在这里应该是个英雄。这显然是句子要表达的本意。(2)大家对护林员揭发林业局带头偷运木料这一行为，感到气愤，大家对护林员气愤，难道是因为他断了大家的财路吗?这种理解显然是违背一般的认知规律，违反一般的道德准绳的。因此，第2种理解是不合理的，是站不住脚的。从而使得这一歧义句只能有一种理解。

例2：警方对报案人称围观者坐视不管表示愤慨。(2003全国卷)

这句话也有两种理解：(1)警方对报案人所说的围观者坐视不管这一现象表示愤慨，愤慨的对象是围观者，原因是坐视不管。(2)警方对报案人表示愤慨，难道是因为他报案给警察添了麻烦或是污蔑了围观者?所以，很明显，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违背了一般的认知规律，使得歧义句不存在歧义。

例3：局长嘱咐几个学校的领导，新学期的工作一定要有新的起色。(1998全国卷)

这句话的理解也有两种：(1)局长嘱咐几个学校的/领导，重点是几个不同的学校的领导。(2)局长嘱咐几个/学校的领导，重点是同一所学校的几个领导。这两种不同的理解是由于句内停顿的不同而造成的，但如若依据我们的社会习俗与规范，新学期开始，局长应该负责的是同一级别的所有学校工作，故在这里“几个”应该直接修饰“学校”，应理解为“几个不同的学校”。以此同时，“同一所学校的几个领导”这层含义也就被剔除掉了。

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歧义句中存在着不合理句意。也就是说，在正常的认知规律下，符合社会一般的道德准绳的理解只能有一种。遇到此种情况，人们会自动地对号入座，选择约定俗成的符合社会规范的意项，在此情况下这些歧义句就没有了歧义。

综上所述，语境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含义丰富的概念。它决定了语句的具体意义以及言外之意，决定了交际过程中话语的含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语境是决定语义的惟一因素，离开了语境词义就无法明确。“无语境则无文本”“语境之外无语义”等说法说明了语境的重要性。只有进入语境，无论是显性语言语境，还是隐性非语言语境，并且充分考虑文中的语言、背景、情景、文化等因素，我们才能准确理解词语所要表达的真正意义，才能结合语句所处的语境确定其含义，做出恰当的选择，消除歧义。

[参考文献]

第5篇：人文地理学定义范文

关键词：文化心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

一种哲学理论或哲学形态的创立、传入和发展不能不受到特定文化心态的影响。这直接影响着哲学的具体理论形态和发展进程。传统文化心态不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文化前提，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文化心态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首先必须澄清首先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然后才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仅是问题的逻辑前提，也是历史事实。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表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适应了中国已有文化语境的特定需要时才有可能传入中国语境；另一方面，这种特定的文化语境必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产生长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恩格斯指出， “这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1]同时代的中国直到20 世纪20年代末期，中国的知识界才开始引进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是当时特定的文化心态限制了他们的文化视域。

另外，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有一个面临中国文化语境、以及需要和中国文化语境相结合的问题，并且还存在着进一步渗入的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理论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与中国实际情况密切结合的问题；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创新发展的问题。就前一问题来说讲，每个新进展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而就后一问题来讲，每个新进展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文化的影响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过程始终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渗入中国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后对世界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却并未能及时引起中国知识视域的关注，近代早期的中国知识界转向向西方学习时，主要集中于科学技术方面。这种眼界和心态自然排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中只是到了“五四”时期才进入到精神文化层面交流和学习。而中国长期以来是专制和保守的体系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从西方寻找符合这一潮流的价值观念和理论体系，为摆脱社会危机寻找出路就成为中国知识领域的必然选择。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兴起与发展造就了理性主义的盛行。这种状况既是向西方学习、受西方影响的结果，又是对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非理性专制反叛的结果，反映了特定时期人们的社会文化心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理论的和逻辑的力量以及强烈的批判精神引起了中国新知识界的广泛关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新文化运动造就了特定的社会心态或社会文化需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色恰好契合了这种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

近代时期，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中国需要成功实践的证明。十月革命的胜利从实践上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吸引力。 “人道的钟声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3]对成功实践的渴望是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中国的新知识界很快接受并迅速传播的重要心理前提。

三、用理性的态度审视传统文化心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影响

特定思维方式和文化心态象一把利刃，理性地审理这种思维方式和文化心态的影响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一步发展的根本要求。

首先，随着经学经世功能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彻底瓦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中国化的基本文化前提。但是，从特定的意识形态出发为理论认识和社会行动提供合法性支撑的思维方式却始终存在着，并由始至终就渗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之中。但是，如果把这种功能简单化、片面化，以一时的政治热情弱化甚至消解了理性的力量，那么这在根本上是对这种功能的限制与妨害。

其次，特定的思维方式与文化心态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开始传入中国时其意识形态特征就相对突出。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来看，在传统经学彻底终结后，必然急于寻找某种具有“法定”地位的意识形态。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造成一些负面影响：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诸多基本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入有效地反思和剖析。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成为意识形态的资源。第三，理论发展不能与政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由此弱化理论应有的理性批判精神。

再次，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变革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走向问题。各种理论的提出却没有解决问题，实践上从内到外的行动又连遭失败，对成功实践有着急切的渴望。正是这样的文化心态，使得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并且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传播，同时这也使得它一开始就和中国社会实践结合得非常紧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

这样的文化心态对于张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具有积极的作用。但这一强烈的文化心态也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第一，对成功实践的强烈渴望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上了比较浓厚的实用色彩。第二，急切的心态也容易导致急躁情绪，成为“左”的思想滋生的温床。第三，与上述两种情况相联系，一旦在实践上出现曲折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能对某种社会问题做出合理的回答时，急切的文化心态又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信仰危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无疑应具备现实的价值，但是应避免实用心态的消极影响。

近现代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所造成的特定文化心态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有着重大的影响。理性地审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心态的这种渗透与影响，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当论形态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文化的前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6篇：人文地理学定义范文

论文摘 要: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提出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创新，它把意识形态与审美这两个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说明文学的基本性质，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实践所张扬的新的文学精神，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互文性理论结构的突显。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用唯物史观作为指导，对美学、文学理论学科知识总体体系的互文性改造。互文性理论结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诞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从互文性理论结构，可以理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合法性，也可以看到中国当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余年历程，中国国力的渐次强大，促使世界重视惊艳天下的“中国经验”。这种“中国经验”引人注目的当属经济领域的长足发展。事实上，中国国力的强盛，应当是社会全面发展的成效。而在国人环视世界，以自己国家的经济成就自豪的时候，我们又时常在文化上鄙薄自己，特别是在文学理论领域，有人就经常感慨在时下学界的西化理论走向中，中国的文学理论界不为国人争取自身的颜面，没有在文学理论上能够拥有贴上“中国制造”标记的理论。其实，中国时下文学理论界这种相当流行的观点，是偏颇有误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不是没有新的理论创造，20世纪80年代钱中文、童庆炳等提出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就是这种在当年改革开放环境中齐声叫好的创新性文学理论之一。后来，由于90年代以后社会全面进入了市场化的转型，文学理论则随之而整体面对文学生产市场化的严峻局面，关注文学生产的热点问题，而轻看了对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等文学理论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总是要以自身理论建构的成果作为留存在历史轨迹中的印记。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逐渐又重新受到重视。此刻，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一个理论热点问题，又一次出现在新世纪文学理论的论坛之中。与20世纪80年代齐声叫好、一边倒的舆论环境不同，这次从2005年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新一轮讨论是以论争的方式出现的。一些学者没有如我前面讲的，尽可能地珍惜中国新时期的理论创造，而是一笔抹杀之，根本否定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似乎刚好印证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毫无理论创新的宏论。然而，据我对于否定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若干文章的观点的梳理，我发现，尽管这些否定者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但是共同之处在于，不同意用审美意识形态这样一种表述来界定文学的性质，异口同声地否定把审美这样一个在西方理论界成为共识的文学特性的概念，和马克思主义一直坚持的作为文学基本性质的意识形态概念放在一起，组合为一个复合型概念。他们认为，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找不出任何根据的概念拼凑。

这种观点其实似是而非。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95)对唯物史观做了经典性的表述，其中指出，在考察社会变革发生的冲突时，必须注意“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①。正是根据这一经典论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都把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学观。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最有影响的主要形态，则是苏联的列宁主义文论、西方国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等。就苏联的列宁主义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言，它们基本上按照上述意识形态理论，或者主张在文学艺术中表达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质，逐渐形成“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观。1949年以后，新中国全面引进苏联文论，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的观点相当流行。比如解放前一直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朱光潜，在解放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在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西方美学史时，就指出“文艺和文艺理论已被科学地证明是一种由经济基础决定，反过来又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的社会意识形态”②。

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的重大革新就在于，在文学观念上突破了文学政治化的理论禁区，不再把文学艺术从属于政治，从属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政治任务，而把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独特创造，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作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需要的文化产品来认识。这就不仅仅把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来认识，而且把文学作为表达精神世界的人们自身的需要来把握。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美学转向，或审美转向。中国的理论家摆脱了政治赋予文学的过多的羁绊，直接探讨文学在其自身活动过程的精神运行的轨迹。这个时候的理论家对于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的研究达到了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空前的热忱，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和成果。这一审美转向的功过是非，当然应当进一步细致梳理。我个人认为，在当年的审美转向中，也确实有一些学人简单地把审美作为文学性质的全部真理，片面地摒弃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在社会维度上所必然具有的意识形态特性。教条主义的文学观只把文学视为社会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文学观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偏颇之处又在于只讲审美，不讲意识形态。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正是在这样一个理论语境中应运而生的。它一方面继承和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同时充分认识和坚守文学自身审美特性，构成为一个能够充分表达和反映新时期时代精神的创新性文学理论。

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新，社会主义的自我革新。这里，坚持和坚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底线，同时又面向世界当代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提出新概念，回答新问题，是这一改革的基本原则和实际路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关于文学性质认识的两个基本点，两个核心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关于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不是从单一的角度，而是从复杂的二重性角度，来认识文学性质，这样的文学观，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历史上就超越了苏联模式的文学理论，也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同时又是对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超越和发展。难道这样的理论成就不值得我们认真重视，不值得在新世纪深化、发展、光大其成吗?

仔细研究反对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批评文章，可以发现，使这些反对者感到大惑不解的问题是，审美为什么能够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概念，用以描述文学的性质。在他们看来，审美是从美学的科学视野上对文学性质的见解，而意识形态则是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构成角度、文学的社会功能等角度对文学性质的界定。在他们眼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与美学是不能相互交融的。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理论学说，在现代学科形态的区分意义上，用列宁的经典论述，主要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学科组成部分。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若干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把他们的论述编辑成书，也有几大本。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亲自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立是19世纪早期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结合现代美学知识，对文学艺术进行唯物史观的分析和论述而开拓出来的。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创建、发展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而寻其踪迹，在学术方法上总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美学、文学理论的具体问题、知识系统结合起来，综合地建构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离开了现代美学、文学理论的实际发展的理论实践，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是没有知识依托的，不可能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十分典型的例证就是普列汉诺夫的美学名著《没有地址的信》，其中并没有引述过任何一句马克思或恩格斯关于艺术方面的论述，但是普列汉诺夫却明确地指出，“我对于艺术，就像对于一切社会现象一样，是从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观察的。”③在这部著作中，普列汉诺夫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人类学、艺术史，乃至生物学、心理学知识的大量引用，论证了功利先于审美，劳动先于艺术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起源理论。如果不把艺术起源的问题，纳入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中去充分而认真的研究，普列汉诺夫不可能得出上述科学结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马尔赫恩在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后指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亚文化像其他文化一样在品格上是互文性的”④。对于这样一个标新立异的论断，马尔赫恩做了一个注释，注释说，“这里和下文，我是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原创意义上使用‘互文的/互文性’这一术语的。它的含义是，一种文化中‘他者’文本在文本中的在场。它不只是简单地意味着‘影响’，也不仅仅包含特别的指涉或典故，而是文本性重新界定中的部分。”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作为对应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其文本中，除了具有标明马克思主义基本标志的文本以外，必然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他者”存在其中。没有这些“他者”，就不成其为一种文学理论。 转贴于

法国理论家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在当代学术文化中影响很大，一般用于符号学、文本形式论的研究，影响所及，成为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重要术语。互文性理论解构的依然是一元论本质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按照互文性理论，从对文学性质的研究而言，文学的性质不再可能由单一的概念(作为本文的概念)来概括，在互文性的视野中，由单一概念，比如单一的审美，或单一的意识形态来贯通的自主、自足的文学观被解构了。正如克里斯蒂娃指出的，“‘艺术’揭示的是一种特定的实践，它被凝结于一种极其多种多样表现的生产方式中。它把陷入众多复杂关系中的主体织入语言(或其它‘意指材料’)之中，如‘自然’和‘文化’关系，不可穷源的意识形态传统和科学传统(这种传统因此是有效的)和现时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欲望和法则，身体和‘元语言’等等之间的关系中。”⑥因此，互文性理论揭示了文学艺术文本意指实践的丰富性，意义关系的多元性，既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也是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灵活开放的研究方法，是人们对文学认识的深化，互文性概念在文学性质研究的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之间打开了通道。

我认为，这就是马尔赫恩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其理论建构中，一直在实践的互文性理论结构。文学艺术是人类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它与人类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本体上的不可割舍的关系。它书写着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历史，它的文本本身是互文性的，与此同时，文学研究也应该以互文性理论的开放性视野来丰富理论对文学的认识。当然，马尔赫恩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互文性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应该是，而且必然是唯物史观的意识形态理论与美学的审美理论、文学文本理论等的结合。他说，“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必然是论述社会历史结构和进程中的生产方式及其功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也是他自己规定的局限:首先它坚持对所有有关的社会事物作批判性审查;其次，它没有能力在自己观念资源的范围内，产生有关社会的一种详尽无遗的知识。马克思主义总是有意无意地借鉴其他的各种知识。”⑦马克思关于艺术是意识形态的规定，是从社会结构、功能方面，而不是从美学方面提出问题的。文学艺术活动的实际存在方式是审美方式，如何从文学的具体的审美存在方式入手，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本质观，是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世纪困惑。中国新时期创生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可以说开始找到了解决这个理论难题的思路。这就是把唯物史观和文学审美特性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一个“审美意识形态”的整体文学观。这是一种互文性的整体研究方法而形成的互文性理论结构。从当今受到学术界赞同的互文性理论来审查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合法性，应该是有其意义的。

而且，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者，有一些人，还只是专注于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与文学艺术相关的论述，而没有从根本上利用唯物史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真研究学科范围内的新知识、新问题，难以进行开创性的研究，提不出什么新的观点。而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世界文论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镇，占据西方主流学术地位的许多专家之所以不能小视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成就，就在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普列汉诺夫一样，在当代西方美学、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中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互文性的结构性理论建构。在学术方法上，我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水平同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水平的一个主要差距，或许就在这里。比如美国的詹姆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用生产方式作为阐释模式的历史阐释学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面貌做出深刻论述，全面概括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成为当今世界公认的重要思想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互文性理论结构的问题应当引起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同行的充分注意。本文以中国新时期创立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为例，一方面说明这个理论在概念创立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想就此问题，就教于国内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同行，特别是就教于批判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同行，希望得到他们进一步的指教。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②郝铭鉴编:《朱光潜美学文集》第4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③[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9页。

第7篇：人文地理学定义范文

【正文】

越是原创性的思想，越是能够敞开并需要敞开面向新的历史境况的理解视野，这一活动本身就构成思想的再创造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底蕴就在于通过其人学思想所实现的原创性与当代性的融合。形成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人学，其深远影响却在20世纪，尤其表现在与西方当代人学运动的批判性关联中，这是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起点上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效应时应当高度重视的。

一

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是人学，通过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与超越，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直接开启了西方哲学范式的现当代转换，这就是从传统哲学的超验的、实体性的本体论哲学形态以及知性的认识论哲学形态转向奠基于实践的、感性的生存论本体论基础上的，以人的主体性及价值为理论硬核的人学形态。

传统哲学当然也是以某种特有形式所体现出的对人的关怀，哲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存在方式以及哲学家们具体的工作方式从来都是认识人存在的意义与根据。但人不可能成为传统哲学的直接立足点，传统哲学也不足以称为人学。传统哲学总是将人以及与人相关的世界知性地对立起来，把人的存在及其本质的规定性归结为外在于人的活动的“对象物”，即抽象的一般生命存在物，把人的问题完全归结为形而上学，反过来又用形而上学遮蔽人的真实性，忽视人的实践活动在人的本质化活动中的根本意义（注：由旧唯物主义所主导的经验论及无神论传统当然是在还原论的意义上看待人。其实，不仅如此，由形而上学所主导的超验论及有神论传统也一样将人的本质还原为一般生命物，形而上学通过否弃现实存在或者说抽象地设定人的实存性，往往就是对内在于人的生命活动中的精神本性或本质规定性的否定；反过来说，也正是把人的本质还原为一般生命物，才形成一种支撑起超验论及有神论传统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就说：“形而上想人是从生物性方面想过来而不是想到人的人性或人道主义方面去。”（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第366页。商务印书馆，1997））。

形而上学本身只是人存在的一个维度（人存在的形上性），这一维度不应该夸大为人存在的全部根据。形而上学从形式上看承载着人存在的绝对理念，但由于对于人存在的绝对规定与无限抽象，因而必然造成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理论需要的割裂。实践并不意味着拒斥理论，问题倒在于缺乏某种与之相匹配的理论。而马克思的人学，由于其对旧的哲学范式的批判，由于其实践性品格与理论蕴含，从而实现了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在马克思那里，这种重大突破及其由此蕴含的与西方当代人学思想形成批判性关联与影响的人学思想大致可以梳理如下：

——通过对传统哲学与人的生存相疏离的抽象的形而上学形式以及直观的、二元对立的知性思维方式的破解和超越，从而形成了一种实践观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双重批判，其根本的思想旨趣就在于确立一种以实践观为核心的主体性人学哲学。

——通过强调人的历史实践活动的哲学基础意义，废黜所谓“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4页。），赋予对象世界以属人意义，将人的对象化活动直接看成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过程，从而形成“感性的个人、社会化的人与自然主义的人的三位一体”的人学的生存论结构（注：参见拙作：《论人学的生存论基础》，《江海学刊》1999年第4期。）。

——通过强调“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对对象世界的改造”并“创造一个对象世界”，确证人自己是超越于一般生命物的“类的存在物”（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51页。），从而确立起了对人生存的总体的哲学与文化人类学的阐释。

——通过“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页。），通过在精神与实践的双重意义上“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从而形成了深刻体现着人的实践本性的主体感性理论。

——通过将“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看成是历史活动的起点，强调人的“实际生活过程”与生存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从而确立起新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的价值论起点。

——通过人的现实的历史实践活动去确定人的本质，把科学技术与工商业直接看成是人的本质的具体展开过程，把人的自我异化与自我异化的扬弃看成是人的本质之历史生成的同一过程，从而体现并贯彻了一种理解和处理人的问题所应有的辩证理性及现实主义立场。

——通过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分析与解构，提出并运用世界历史时代的理论，揭示了人类不断克服异化、实现自身解放的历史发展道路的必然的历史逻辑，肯定了社会及社会的人的历史性的生成对于实现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内在统一的至关重要的意义，从而赋予马克思人学以深刻的历史合理性。

——当然，从其中蕴含的社会政治及人类性关怀而言，马克思人学是内在地超越于西方思想传统及资本主义制度的、以全球性现代文明为理论追求，因而直接体现着对非西方现代化道路及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冷静探索的人类性哲学范式。

二

马克思人学不仅突破了传统哲学范式，同时也直接开启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当代哲学变革。整个现当代西方哲学的主题就是人的问题。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对人的问题的高度重视，起初都是以反叛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理性主义而发端的，但在所有反叛黑格尔的哲学家中，影响最大、最彻底、最久远的当数马克思。最初的现代人本主义者，如克尔凯郭尔、叔本华、甚至尼采，在对黑格尔哲学的反叛中并没有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相遇，他们所关注的是个体的生存体验、人性的内在结构以及影响欧洲文明的精神气质与状况，在他们的视野中还不可能有马克思人学所特有的社会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维度。但是，随着现代人本主义运动的深入以及人的问题本身的积累，马克思人学逐渐被吸纳进西方当代人学的视野中。

西方现当代人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两种思想的直接影响并分为两个主要发展阶段。一是唯意志主义及早期生存主义哲学阶段，其思想特征是与黑格尔式的绝对理性截然对立、但却处于边缘态势的非理性，这一阶段从形式上看并没有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不过，为马克思所批判的以施蒂纳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倒有理由被看成是早期的唯意志主义。接下来是受现象学哲学影响的生存主义及释义学哲学阶段，这是西方当代人本主义的主流。胡塞尔的继承者们舍弃了其现象学的超验本性，将现象学发展成为一种经验现象学或感性现象学。非理性仍然还是这一阶段人本主义的核心精神，而且由于弗洛伊德主义的推波助澜，非理性的特征显得尤为突出。但这一阶段的非理性并不是仅仅与黑格尔式的理性绝然对立着的，而是直接参与了哲学理性的自我修复与校正活动，并逐渐融入了理性形式从形上理性向实践合理性的转换历程（注：参见拙作：《从形上理性到实践合理性》，《求是学刊》1995年第3期。）。

马克思人学对西方当代人学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先行地蕴含着理性形式转换的可能性及方向。也许，在黑格尔式绝对理性的视阈内，马克思的努力也可以看成是某种非理性，但马克思绝不放弃理性，而是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传统的形上理性。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形上理性，当远离人的实践活动而又要强扮成人的一切实践活动的终极根据时，往往是在要神秘主义花招，而一旦揭开这种神秘主义花招，也就识别了形而上学的空洞的躯壳。“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正是在对传统哲学的“无人身的理性”的批判与解构活动中，基于对当代生存实践活动的内在分析，马克思确立起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合理性乃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性形式，理性就存在于人作为主体对于自身实践活动的理解活动中，人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活动从而才真正实现对世界的解释的，这一被解释的世界不过就是人自身的历史实践活动所造成的属人世界。因此，人、生存、历史、实践、文化、理性以及语言等等属人的活动直接构成了一个网状的解释学循环系统，而诸多人文科学的使命就在于呈现、反省并建构这一解释学循环系统——这正是从狄尔泰、海德格尔以及伽达默尔等人的人本主义解释学所要竭力追求而又未能达到的方向。

将马克思人学纳入到自己视野中的生存哲学家们，大都明确承认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无法比拟的优越性。萨特曾将17世纪到20世纪分为三个思想的时代，即笛卡尔和洛克的时代、康德与黑格尔的时代、马克思的时代。萨特断定，当代西方所处的正是马克思的时代，“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注：萨特：《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辩证理性批判》上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海德格尔则断言：“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尔也没有在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注：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80页。）。

在马克思人学中，对西方当代人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是其中所包含的人道主义旨趣、异化观、实践观、社会批判理论、以及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通过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文化状况的批判性关联，直接形成了在今天审视当代马克思主义状况时不可回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人学与当代西方人学、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人学研究的新景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还是人的问题，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的问题。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卢卡奇运用黑格尔的历史理性与辩证法思想，得出主体（即无产阶级）通过实践的态度与行动从而克服物化、摆脱异化、实现主体阶级意识的觉醒的总体性逻辑，这与马克思本人的《巴黎手稿》中的人学思想不期而遇；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则揭示出马克思的哲学是超越了传统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极对立模式的新的哲学形式，这本身就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相契合。在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哲学家那里，马克思人学主要表现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技术批判与工具理性批判活动。更多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对马克思感兴趣的西方哲学家、社会学家们，则通过运用马克思的相关人学理论，致力于剖析晚期资本主义主义时代的人的问题，诸如公共性问题、社会整合问题、经济伦理问题、环境哲学问题、后发展与新殖民主义问题、女性问题，等等。

马克思人学与西方当代人学的互动关系以及西方当代人学的思想演进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比如，在人本主义哲学“内部”，从唯意志哲学向生存主义哲学的演进、由生存主义哲学向所谓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转移以及对整个当代西方人学的批判与反思，都包含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强势作用，而这种强势作用又始终潜存着向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回复”。以卢卡奇为例，他的哲学就构成了马克思人学与生存主义发生关联的有效中介，萨特、梅洛一庞蒂以及海德格尔等人都直接从《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汲取了营养。卢卡奇的哲学努力还潜存着一种批判西方当代人本主义哲学并使之合理地导向马克思的内含着实践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努力。在卢卡奇看来，生存主义式的人本主义对人的设定同样也是将人的问题重新形而上学化。“如果一方面把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存在的不可能性当作纯粹的（或无时间性的）事实，另一方面又用存在的入（不管是在过去、在将来，或者是作为一种应该）直接地，或者（结果是一样的）通过形而上学和神话的中介间接地与人的这一不存在相对抗，那末这只能导致含混不清地提出问题，而决不能指出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81页。）“因此，如果对于每一个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来说，物化是必然的直接的现实的话，那末它的克服也只能采用这样的形式：不断地、一再地努力通过与具体表现出的全部发展的矛盾具体联系起来，通过认识到这些矛盾对于全部发展所具有的固有意义，从实践上打破存在的物化结构”（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90页。）。可见，卢卡奇坚决反对象费尔巴哈那样将人性问题完全情感化和道德化，不幸的是，这种倾向在西方当代人学思潮中仍然十分严重——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的工作实际上是在继续深化马克思人学的历史理性批判活动。

马克思人学本身就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人自身生成的逻辑学，它所要凸显的是人的历史，即人的自我解放与自我创造的历史。马克思说得好：“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但是，将人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分离开来，并且将人学降格为人的生物学，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经济决定论，却是二十世纪长达50年中人类思想对马克思人学的严重误解。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为的历史境况造成的——甚至于连卢卡奇这样的哲学家也不得不在后来驯服于某种理论教条。不过，由此造成的思想后果却不得不让历史本身来承担和消化[16]。苏联模式使许多并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西方学人们留下了一个难以改变的成见：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唯经济决定论，但是对于众多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在于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与困境，反思、拓展和重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致力于揭示和发掘在当代这样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多元一体时代历史与人（文化）的同构关系（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的研究重点在历史领域。其中，直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题词的专著就可以列出许多：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现象概要》、《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材料》、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等等。）。这种努力实际上拓展了马克思人学的当代视野。

大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哲学看成是人学，又是对有意设立“两个马克思”（即“早期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还原为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回应。从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层面而言，1845年以前的马克思与1945年以后的马克思确有区别，前者更多地是关注个体感性及人的总体性问题，后者更多的是强调人的社会性、公共性以及人的具体生活条件与生存状况，但绝不能由此断定后者就不再是人道主义的。“两个马克思”的观点决不是一种确定无疑的看法（注：基于具体问题阈的区别所导致的马克思思想在前后的客观差别，甚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也以某种方式再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表现出浓厚的个体主义关怀与社会批判旨趣，而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则带有鲜明的理性化与社会理解及建构旨向。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一“宗”正是根本的实践人学旨趣。没有理由认为1845年以后的马克思就不再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在类似的情况下恐怕也没有理由断言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就不再承担个体关注与社会批判功能——实际情况也许是，他们通过理性化的方式更为切实和建设性地承担着个体关怀与社会批判功能。）。阿尔都塞所谓“认识论断裂”，即早年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与成年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的二分法实际上是在走极端，这种二分法多半是基于阿尔都塞在并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对东方世界的某种想像性的迷恋，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前后思想的不同界面作出了某种理性的及科学的区分。按照弗洛姆的观点，并不需要把“早期马克思”或“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或“老年马克思”“一分为二”：“事实上，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巴黎手稿，引者注）中马克思所表达的关于人的基本的思想和在《资本论》中所表达的老年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马克思并没有……抛弃他的早期观点。”（注：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另外，如果把《巴黎手稿》看成是所谓“不成熟时期马克思的代表作品”（这是持“两个马克思”论者的基本看法），那么卢卡奇本人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却是一个反证：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巴黎手稿》并没有面世，但卢卡奇通过引用马克思其它著作中的思想却得出了与《巴黎手稿》相一致的结论。

三

马克思人学对西方当代人学的更为深远的思想效应还在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嵌入并继续影响着整个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现当代转换（注：西方当代人本主义本身就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在当代的表现，本文将西方当代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区分开来，将西方人本主义看成是一场哲学运动，而将人文主义看成是一场更加宽泛的社会文化劳动。切入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现当代转换，则便于从更广泛的思想文化意义上探讨马克思人学对整个西方当代人学的意义。）。阿伦.布洛克曾将丹麦作家奥尔格.勃兰兑斯出版《取得现代突破的人们》的那一年即1883年确定为人类史进入现代的一年（注：参见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95—196页。）。勃兰兑斯第一次使用了“现代”一词，但是否就有理由称该词出现并流行起来的1883年为人类进入现代的起始点？！在编年史的意义上，1883年确实不同凡响，马克思本人正是在这一年逝世。不过，在马克思肉体的终结与已经蕴含于他的人学思想中、并且持续性地影响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现代性之间恐怕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现代性是现代的思想属性，只要现代性没有确立起来，那么现代本身就难以确定其起点，这一起点也许有理由一直延迟出场，因为现代性本身又意味着现代性问题的积累，问题就在于哪一种思想最大限度地容纳了现代性的广阔内涵与张力。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推出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版权所有

马克思人学参与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之现当代转换，这表现在：马克思人学所包含的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对现实社会的不懈的批判态度以及贯穿其中的关于人类自我解放的信念，直接成为现当代西方人文主义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或维度。但马克思人学对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之现当代转换的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这一转换所遭遇的问题困境，在于人文主义传统凭藉其自身逻辑而无法进一步延展开来的“历史”终结处。这一意义就是，面对当代西方人文主义的散漫、颓废与非理性的状况，马克思人学提供了一种正视人的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人生存的悖论状况的信念，以及相应的分析和处理人的问题时的历史理性方法。

如果说近代的人文主义传统还对人性，包括对科学所支撑着的理性精神有着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那么现当代的人文主义的重要特点则是对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怀疑与批判活动，但强势的科学技术与工业化背景反过来又导致当代人文主义本身的困惑及危机，人文主义的困境显示了当代人性的脆弱与萎顿。与近代人文主义相联系的描述是：理性、秩序和乐观，与现代人文主义相联系的描述则是异化、不连续性、分裂、焦虑。但如果认为靠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话语转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装载这一系列生存论的焦虑及悖论性并置换为生活世界的平实，恐伯本身就是对生活的无知。走向生活世界确实是当代人学及人文主义的主导趋向，但生活世界的基础既不是某种超验世界，也不是一种散漫任意的体验活动，而是基于人的历史实践活动以及在此之上所形成的自觉的生存论建构（注：参见拙作：《生活世界话语的困限与生存论的自觉》，《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5期。）。这是在马克思人学中已经蕴含的方向。在马克思人学中，科学技术与工业既是其人性反思与批判活动的目标，同时又被看成是人的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参见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6页。）对人性的信念是马克思人学的首要精神支柱。从气质上看，马克思人学当然蕴含着一种后现代性，但从其思想底质看，马克思人学却直接包含着一种稳实的、具有丰富的张力与开放性的现代性关怀与立场，这恐怕是当代哲学家如哈贝马斯等人能够通过马克思从而展开与后现代性的建设性对话的关键。马克思人学的现代性是不断延展开来的，有生存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有结构主义意义上的现代性，有解构主义意义上的现代性，这些现代性都已不同程度地呈现于当代思想文化中。然而，马克思人学所包含的社会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则尚未完全开显出来，这是与西方当代人文主义的尚未完成的转换联系在一起的。

西方当代人文主义当代转换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从20世纪前期那样一种片面的个人主义式的、充满着存在主义焦虑感的人文主义转换为蕴含着公共性与交往理性的现实的人文主义。这一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人文主义所固有的范式，并具体表现为社会结构与生活领域的转型。生存主义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的兴盛意味着那种传统的“用永生的生命关怀以及哲学意义上的形上关怀整合人的共同价值”的“公共领域的丧失”与“私人生活的迷失”[24]。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并没有实现当代意义上的分离。生存主义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确实凸显了生存的个体性问题，但这种凸显往往又伴发着某种病态的生存焦虑症，这种病症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有意撇开了与群体性及公共性之关联的产物，它看起来似乎是超越了个人与公共生活的现实依赖关系，但实质上正是无视公共生活范式的情感表现。事实上，在这种个体焦虑背后仍然存在着一种片面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设定，个体生存的这种症候正是由于用私人生活替代或僭越公共生活的结果。因此，随着六十年代以后生存主义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的衰落，代之而起的必然是公共领域以及私人领域的重建与分离，相应的人文主义旨趣则表现在确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差异与界限，表现在对公共领域的解释、评价、以及建设性的批判活动。

在西方当代人文主义的上述重要变化中，马克思人学及其政治哲学一直是作为一项强有力的思想资源介入其中的。马克思的人文主义本身就包含着政治哲学，而且必然要表现为现实的社会政治关怀，人的社会政治活动是20世纪前期的西方人文主义有意忽略了的，60年代以后的人文主义则致力于思考和建构文化与政治的内在关联。马克思通过对基督教神学以及资本主义结构的批判性解构，已经蕴示着传统的公共领域以及私人领域的衰落与丧失，而传统国家功能的逐渐消弱必然要求重建公共领域并规范私人领域，其中，马克思所特别关注的问题则在于如何理解个人。马克思并不否定个人，相反，“个人的全面发展”正是马克思全部人学的归宿，但个人必须同时是现实中的个人。“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0页。）。个人之所以成为现实中的个人，只是由于个人充分考虑到了现实中的个人的条件与规范，从其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寻求到了其作为个体存在的规定性，这意味着“个人”真正从那种“私人等级”式的“狭隘的、利己主义的个人”上升为“现代国家制度的私人”，也即从狭隘的“市民”成为具有政治意义和政治效能的“真正的公民”，并通过公民社会“进入自己的个体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1页。）。在这里，“私人等级”、“狭隘的市民”、“狭隘的、利己主义的个人”正是片面的个人主义的典型表现。这其实是马克思人学开出其政治哲学的关键，对马克思来说，如何超越片面的个人主义至关重要（为他本人所批判的无政府主义的现实表现就是个人主义），而超越无政府主义或片面的个人主义的结果就是走向一种切实可行的社会公共范式——这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西方人文主义的当代转换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则在于是否能够实现从西方人文主义向人类性人文主义的转换。人类性有两个规定性：其一是总体的人类性理解，既包含一种健全成熟的人类中心主义理念，也包含从超越于一般生命物的意义上理解人类生命的类哲学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总体的人类性理解直接预设着一种先行的思维规定性与思想立场。其二是一个现实的政治性概念，在这一规定性中，任何一个主体首先要确定的是自己是否有能力和理由代表人类整体，并承担作为人类整体中的一员应当承担和享有的权利、义务与责任。上述两个规定性，可以看成是人类性的理想性与现实性两重维度。仅仅只是第一个规定性，很可能还是一种抽象的逻辑设定，这一设定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已经确立起来了。仅仅只是第二种规定性，那么这样的人类性还只能算作是狭隘的地域性、民族性及私人性。只有同时包含着上述两个规定性或维度，这样的人文主义才真正具有人类性的意义。历史时代正在走向世界历史时代或曰全球化时代，但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人类文化却没有造就出真正人类性的人文主义，这当然与所谓世界历史时代或全球化时代并未真正来临相关——作为问题的全球化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本身就构成了对人类性人文主义的限制——但同时也与某种冥顽不化的自我中心主义观念有关。西方当代人文主义的一个困境就在于难以跳出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文化传统将“人类”直接置换成“西方”，视非西方为“非我族类”，一个多世纪以来非西方奋起直追的现代化运动使非西方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人类身份，西方思想文化中逐渐包含了非西方意识，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第8篇：人文地理学定义范文

但我们总是把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一种是“意识形态”(Ideologie)，一种是“意识形式”(Bewuβtseinsformen)，二者在来源、内涵、性质等方面存有本质区别，一味在二者之间进行“心脏搭桥手术”，不仅难免郢书燕说以讹传讹，而且会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极易造成乱贴“阶级”标签的粗暴学风。西方学者把意识形态作为考察社会的一个视角，在他们眼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与其说是两种制度的对峙，不如说是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也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与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范畴。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形成与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大陆)的出现及其政治意识的觉醒，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都是培育“意识形态”研究的适宜气候与土壤。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识形态”一词的滥用，不过同时又强化了它的语义威力。

“意识形态”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复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撒姆纳曾经归纳、总结了10种意识形态定义，伊格尔顿归纳、总结了6种意识形态定义，其中都充满了对立、矛盾和歧异。“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简单概念不同，它是一个动态复合概念，表达的是一个动态复合过程，既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深层互动关系，又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包括主体的认知，又包括价值的评判；既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也是一个信仰的过程；既具有理论的性质，又具有实践的品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用其他内涵清晰、外延明确的概念取而代之，因为意识形态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标记性术语”，而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实体性术语”。这个事实本身表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缺少了它，对学术研究来说，或者课题的性质有变，或者课题的范围受限。在这种情况下，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构成、诸种定义、历史背景、哲学框架进行考察，对“意识形态”各种意义、各种用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省思，对“意识形态”进行“知识考古”，无疑有益于澄清围绕“意识形态”问题引发的各种混乱。意识形态是由“意识形态家”创造出来的，而“意识形态家”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不仅拥有“知识”，而且能在“知识”的基础上创造、传播、发展、阐释某个特定的价值体系——他掌握的是一个知识系统，但这个知识系统包含着人类的欲望、幻想、想象、情感、认知、理解、评价等诸种心理因素。他们或者维持现状，或者批判现实；或者着重建设“古典世界的影象”，或者倾尽全力建构新世界的蓝图。意识形态的分类有许多种，有人分为描述意义、贬义、褒义上的意识形态，有人分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有人分为具体意识形态和整体意识形态，有人分为认识论意义、社会学意义、心理学意义、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无论哪种分类方法，它们都只能把握问题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向度。

概念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而定义事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体性定义，它着重认定事物静态的本质；一种是功能性定义，它着重描述事物动态的功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实体”：18世纪末以前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宗教信仰(巫术、宗教、神话、传说)为载体，19世纪初之后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学术思想(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为载体。即是说，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某种并不特定的事物(“体”)呈现出来的功能(“用”)，能够发挥意识形态这种“用”的“体”在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在古代是巫术、宗教、神话、传说，在现代则是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任何思想、观念、意识、理论、学说、见解……都既可以是纯粹的学理，也可以是地道的意识形态，只要它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概而言之，它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第二，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第三，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意识形态，也只有意识形态才能发挥这样的功能：认识世界的面目，阐明现状的意义，指引前进的方向，提供解决危机的方案，强化民众的团结，进行必要的社会动员。它既能综合性地满足人类认知、情感、想象、理解等方面的精神需要，又能高效率地控制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态度与行动，并为人类生活提供适当和适度的行为模式。意识形态具有“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的社会功能；同样，举凡一切观念、信念、教条、理论、哲学、世界观、价值、意见、神话、乌托邦，只要具有了这样的功能，均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

2、历史的探源　意识形态理论得以产生的基本动机是去除意识上的蒙蔽——“去蔽”，并确立科学的观念意识。虽然如此，但只是到了近代，人类才真真切切感到了意识形态的存在。从历史发展看，“意识形态”概念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特拉西阶段、马克思阶段、曼海姆阶段、列宁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特拉西的重要性在于他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词并将其置于认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认识论的基础上置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曼海姆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置于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列宁的重要性在于他清除了意识形态的贬义色彩(意识形态成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盛大典礼，成了每个阶级用以武装自己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从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是特拉西在18世纪末的首创，他用“意识形态”一词命名一个新学科——观念学。马克思采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分析19世纪德国哲学，使“意识形态”概念史发生了革命性转折，因为马克思内在地否定了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揭示真理方面的“无能为力”或“倒行逆施”。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它源于社会角色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人由于在经济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和利益关切点不同，故而形成不同的“观念”——既包括真实观念又包括虚假观念，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实写照。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还有两位欧洲早期的社会学家——默斯卡和帕莱托，他们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途径与马克思并不相同，却得出了和马克思极其相近的结论，并因此被人称为马克思的复仇女神。

曼海姆在两种意识形式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没落阶级的思想偏见——“意识形态”；一种是新兴阶级的思想观念——“乌托邦”；同时他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具体意识形态，一种是整体意识形态。具体意识形态是个别人的观念和表象，目的在于掩饰个人的私利；整体意识形态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目的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观，确定理论思维的总体构架和主体的认知态度。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整体意识形态，因为只有它才能揭示出一个时代或一定团体的思维结构、一个社会的主体的认识态度是怎样形成的。曼海姆之后，盖格尔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以“理论”的形式掩饰着的原始情感、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这样，意识形态的精神分析便渐渐浮出水面，而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对意识形态理论的透视，使我们发现了另一片生机勃勃的新天地。

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成为曼海姆之后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在弗洛伊德那里，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不表现在它是某个特定阶级出于利益的考虑而对现实所作的扭曲，而是来自个体与团体无意识间的“自欺”，是人类为了抚慰心灵的伤痛而制造的“狗皮膏药”。威廉·莱希在《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中精彩分析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结构与功能等问题，对精神压抑、意识形态、社会现实三者相互关系进行了透彻分析。弗洛姆认为意识形态是“纯粹的幻想”，“意识形态批判”的使命就在于揭露掩藏在各种幻想下面的真实状态。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颇具特色。资本主义的长盛不衰，迫使卢卡契、科尔施、葛兰西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实，以便解开当代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崩而不溃”、“灭而不亡”的秘密。他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几经波折大难不死，原因很简单：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还没有觉醒，因此他们无法肩负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只有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才能使无产阶级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才能在革命斗争中获得胜利。但随着20至30年代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的巩固，卢卡契和科尔施直接激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努力宣告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再次明白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朴素道理，只好退而求其次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批判。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和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人们需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能为人类体验世界确立某种模式，没有这种模式人类就失去了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可能性。阿尔都塞还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这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密切相关。伊格尔顿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以“意识形态”一词对西方种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刻剖析。最具有典范意义的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认为只有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剔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神秘因素，才能复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尔库塞认为，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发达不仅没有使意识形态走向终结，反而使它以一种新颖独特的方式得以强化，并以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一言一行。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恨之入骨，但在如何消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也是苦无良策。在这方面，哈贝马斯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判”著称于世，因此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之处在于，他志在社会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歧异之处在于，他虽然注重理论的实践性，但无力因而也无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试图建立一种超越性观念，以消除他所谓的“被制度扭曲了的交际”。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转贴于

3、思潮的透视　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在形式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但在内容和功能上又不乏交叉重合之处：经历了启蒙主义的精神洗礼之后，任何意识形态都可能以一定的学术思想为根基，任何学术思想都不能排除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可能性。由学理到思想，由思想到价值，由价值到信仰，由信仰到行动……便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功用的步骤和过程。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这与中国近现代特殊的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近代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时代孕育危机哲学，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都以“危机哲学”为核心和基石。中国危机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现实危机，亡种、亡国、亡教是中国人面临的灭顶之虞；二是文化危机，情境上难以界定，精神上流离失所，乃其典型表现。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解决危机是全体中国人的当务之急。这就不难理解，情境的界定以及方案的制订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是多么急迫；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代中国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在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都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只有为解决中国危机“献计献策”，才有生存的可能性；一切无关乎解决中国危机的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将被弃之如敝屣。

一方面，传统的经学、史学、理学逐渐式微，这不仅因为它们无法应付西学的挑战，而且因为它们对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局势束手无策，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完全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我们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学术思想无一能够逃脱被意识形态化的命运——我们并没有接收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博大精深的学理，没有顾及孕育、产生它们的具体文化环境，只是一味在“经世致用”的驱策下对其予以“生吞活剥”。我们特别注重每一种学术思想的社会含义及其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能性，对其学理漠不关心。这种华而不实、逐流而不探源的学风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学术传统，今天我们在面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时，依然还在接受这种“传统”的“赐福”。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在中国所能发挥的功能还是相当有限的。科学主义或许可以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发挥一定功能，但在“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却是无能为力的。它具有的只是一定的阐释职能，却无力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它可以解释自然现实，甚至可以隐喻性地分析社会政治问题(讨论民族救亡大业)，解释人的生理现实和精神现象，但究竟如何进行民族救亡，它既无切实可行的方案，也无实现这方案的纲领步骤，“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更是无从谈起。作为科学主义之一种，进化论之所以成为一种持续发生影响的思想主流，就是因为它同时具有几项功能：第一，解释当时中国的险恶情形及其成因。第二，提出应付三千年未见之变局的策略和方法。第三，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提供理论根据。但它最终为马克思主义所取代，其原因显然不外乎：第一，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危机的成因。第二，它提出的改变中国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策略失之于粗疏无当。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弥补它的缺陷，它能告诉我们如何组成政党，如何进行阶级斗争，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如何打倒帝国主义，一招一式十分清晰。第三，作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的理论依据，它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它的中心议题是以变应变，变到最后的结局将是如何?我们不知其详。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依据是十分完备的，它对人类社会的分期，对共产主义的构想，都使人信服，而且又有俄国革命成功的先例，于是替代进化论已经成为时代之必然。第四，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及中国人寻找自身的意义，而进化论却做不到。在进化论那里，人只是受难者和牺牲者；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是革命者，人的价值与光辉全都体现在解放全人类然后解放自己的革命实践之中，因而能够引发强烈的革命激情。第五，进化论一方面强调物竞天择是进化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又强调人力可恃，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这使中国人困惑；进化论中不可避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使得一向钟情于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感到矛盾：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又不可爱。他们一方面在接受西方的学说，另一方面又时刻受到西方的威胁。中国接受进化论的历史就一直是这样矛盾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克服了这样的矛盾，在许多外力条件的作用下，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也在情理之中。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绝非偶然。它多方面地满足了中国的现实需要，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土壤之中。只要它还能多方面地满足中国的现实需要，还能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之中，它就会永远保持自己的生命力。

4、理论的批判　不仅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而且一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史——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所谓“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就是指某些人在特定的社会形势之下，在某种特定利益的驱使之下，让文学发挥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我们文学理论所强调的文学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其实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功用，因为强调文学的“认识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的作用，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指引方向”、“社会认同”、“社会动员”、“情感沟通”的作用。我们有这样的批评传统，孔子所谓的“兴观群怨”，就把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极其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出来。从理论上讲，文学能不能发挥意识形态的功用取决于许多因素。要而言之，这首先取决于文学自身是否具有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潜质，其次取决于社会需要的内容与性质，一个危机重重、动荡不安的社会不需要“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抒怀，一个平安富足、安乐祥和的社会也不需要“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式的悲壮。现在看来，无论就文学的性质而论，还是就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而言，文学的意识形态化都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一个沉痛的事实，也是一个无奈的感慨。

化约和确立假想敌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一个重要步骤。化约就是简化，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具有极强的简化、诠释功能。中国近代启蒙主义者失望于现实的政治专制，因而迁怒于政治专制的文化心理基础，把这个文化心理基础化约为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化约为传统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化约为宋明理学，把宋明理学化约为几个腐儒乡愿式的标语口号(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简化的典型表现。孔子的地位在现代史上的变化可以表明假想敌的确立对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性。维新初期孔子名声还很不错，后来谭嗣同认为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是“秦政”，为之服务是“荀学”，可它们“罔不托之于孔”，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荀学”，把“荀学”当成封建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的根源。真正使孔子“斯文扫地”的是康有为。维新失败之后，变法维新的意识形态——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的合法性已经渐渐消失；袁世凯复辟打出了孔子的旗号，想以此为专制复辟寻求合法性，康有为甚至要“定孔教为国教”，这不仅使孔子之学进一步走入困境，而且迅速激发起知识分子批判儒学的政治与道德热情。“打倒孔家店!”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和象征。

革命既是一个消解意识形态的过程，也是一个制造意识形态的过程。革命的对象之所以成了革命的对象，首先是因为它居于统治地位，是主流思想或主流意识形态。清末文学界的三大革命表明，随着中国形势的日益恶化，以“学”为核心的实用主义标准深入学者之心。一切古典的情趣，一切个人的爱好，一切心性的陶冶，因为无关乎时代变革之大局，渐渐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而日益受到攻击，人们视之为“声色之累”，害怕的是“玩物丧志”。从形式上看，文学革命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语言革命”和“文体革命”。在“语言革命”方面，启蒙主义者把文言文看成是封建统治阶级推行愚民政策的工具，把白话文看作启迪天下民智的工具；把文言文看成旧文化的写照，把白话文看成新文化的代表。正是在这个符号化的过程中，学术问题被意识形态化了。在“文体革命”方面，小说、杂文社会地位的上升与八股文社会地位的下降相映成趣。八股文本来只是一种特别的文体，虽然免不了内容空泛、形式死板的缺点，但作为一种文体，自然也有其存在的权利。虽然对八股文的蔑视和批判与八股文的生死相始终，但只是到了“五四”时期，它才被赋予了强烈的“文化意味”——八股文不再是一种文体，也不再是统治阶级取士的一种方式，而是一种文化传统、一种文风，一种奴性的、说体面话的、无定见的生活方式。那是一个让人气恼而又不知该向谁撒气的时代，是一个深受黑暗社会之苦而又不敢直言专制之害的时代，愤怒的知识分子们不知该迁怒于谁，便向着中国传统文化开了火，把中国传统文化当成了一切罪恶和黑暗的渊薮，进而又把文言文、八股文当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和全盘人，并向其发难。“五四”新文学观念的高度意识形态化不仅集中表现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中，而且更集中地表现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中。

第9篇：人文地理学定义范文

关键词：生态批评；人文化关怀；和谐发展；理性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2-0178-006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倾向，旨在探索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生态批评’是由生态视野观察文学艺术的一种批评模式，是生态文艺学的批评实践，或称生态文学评论。”[1]我国较早研究生态批评的学者王诺说：“把生态批评定义为研究文学乃至整个文化与自然关系的批评，揭示了这种批评最为关键的特点。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有着显示其本体特征和独特价值的主要任务，那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思想的合理性，来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2]

生态批评的哲学基础可以归结为：生态整体主义，也称生态主义。当前生态批评以及生态美学研究者大都从生态主义出发，建立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和谐生态哲学观。在生态批评理论建构过程中，有人提出生态主义的出现标志着人文主义的终结，面对自然环境的严重恶化，物种频频消失的现实，提出反人文主义的质问：“人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天天地走向死亡的道路,不禁自问:这是人文主义的必由之道吗?”[3]并提出建立新的“思想范式”——生态主义，以此反对人文主义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样就把生态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立起来，引入生态整体论，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也有人主张生态批评不能离开人文关怀，要在生态批评中引入人文关怀。那么，如何正确理解生态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生态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并不绝对对立，在反对惟发展主义、消费主义等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具有终极关怀性质的本体论的人文性话语，坚守诗意生存、诗性智慧、精神和谐的生态主义理论。在生态批评视域中，融入现代人文关怀，在理性思维的支配下审视当前的生态建设，进而建立理性的生态批评理论，将会对生态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尊重生命的和谐：生态主义的积极意义

王诺说：“20世纪的上半叶的生态伦理思想，可谓生态批评最直接的精神资源，其中最主要的是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和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2]建立在生态伦理学基础上的生态主义否定人类是世界的标尺，主张在尊重生命的基础上，尊重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体，尊重万物存在的权力。

以生命平等伦理思想为基础的生态主义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对长期占据人类思维中心地位的人文主义予以质问和批判，并要求人文主义作出深刻反思。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强调自然界以人为中心，人是万物之灵，万物之主，是自然界的标尺，对自然万物有主宰的作用。在这一传统思想支配下，人类文明发展进入现代化高度。但同时，人类文明发展的负面作用明显地表现在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严重恶化。人类生存环境恶化，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毁灭的现实，让人类自身产生了行将毁灭的恐惧。生态主义认为，这一后果的产生，人文主义应负主要责任。在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矛盾日益突出的当下，人类开始关注自身的健康生存与持续发展，生态主义提出非中心化的生态伦理思想，建立生命整体论，把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作为最高利益来追求。整体论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哲学维度。

生态主义首要的主张是“自然为本”，回归自然。在生态主义看来，真正的智慧在于融入自然，取法自然。只有尊重并真正融入自然，“才能成为真正的智者，才能超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3]生态主义认为，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整体利益高于任何个体的利益；人只是大自然的一个部分，人类不能为了自身的狭隘利益而无度地劫掠、挥霍大自然的资源，生态恶化的原因在于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冲突直接伤害了自然，也伤害了人类自己。呵护自然，呵护生命，是人类必须选择的新的生存价值和文明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