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存在问题精选(九篇)

第1篇：经济体制改革存在问题范文

当前影响我国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矛盾有

(1)政企不分。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政企合一、企业事业交叉的经济运行体制。而由此导致三方面的矛盾，一是存在一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林区、县政府机关、教师同工不同酬，工资差距较大，造成大量人才流失。二是林区建设包括林区基本建设、公益事业、社会事业等，造成重复建设浪费严重。三是国有森工企业承担着庞大的政府经费和社会负担，难以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正常的市场竞争。

(2)市场环境有效性不高。森工企业难以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竞争。一方面束缚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一方面降低了投资者对这一市场环境的信任程度，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生产布局结构不合理。

(3)原有的生产布局结构不能适应现在的林区经济发展。

(4)国有资产的管理不严。没有对国有资产进行合理的利用，没有人真正关心国家所有者的利益。可行性论述：目前林区经济发展体制改革面临难得的机遇。如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为林区生产布局调整、职工分流提供了有利的政策资金支持;生态保护区建设为林区改善自然资源环境提供了条件;西部大开发为林区基础设施的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改善了职工生活条件，为吸引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可以为发展林区经济，振兴林区企业提供全面的经济支持。同时近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工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

本论文拟采用以下手段和方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对比论证;列事实、摆依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引用分析等方法。主要通过图书查询;网上浏览;去中小企业实地调研等方法来收集资料。拟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相关知识来撰写论文。

本论文拟分以下几个部分撰写：

第一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的现状。通过对现有的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阐述进行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第二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对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分析问题形成原因过程以及问题的影响面。

第三部分：针对现有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通过对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剖析，寻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从根本上提出解决方法。

2011年3月1日3月30日毕业实习调研。

第2篇：经济体制改革存在问题范文

选题依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解决》，在完善社会经济体制上有了重大突破。尤其是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提出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在发展非公有制上突破了过去的局限。这对现有林区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现有林区经济体制存在很大的问题，极其不适应现有的市场环境，造成现有的林区经济落后。而且，发展没有后劲处于两难境地。一直以来，森工企业都是在计划体制和短缺经济并存的环境下生存。体制、机制、科技诸方面还跟不上社会整体的上升步伐。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xx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快林区发展的决定》为林业的发展改革指明了方向。目前国家正在实行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对政府体制、企业经营机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了急迫要求，改革社会经济体制以成为改造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首要任务。从当前林区经济运行体制来看，必须改革经济体制。否则林区经济将无法摆脱困境。当前影响我国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矛盾有

(1)政企不分。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政企合一、企业事业交叉的经济运行体制。而由此导致三方面的矛盾，一是存在一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林区、县政府机关、教师同工不同酬，工资差距较大，造成大量人才流失。二是林区建设包括林区基本建设、公益事业、社会事业等，造成重复建设浪费严重。三是国有森工企业承担着庞大的政府经费和社会负担，难以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正常的市场竞争。

(2)市场环境有效性不高。森工企业难以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竞争。一方面束缚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一方面降低了投资者对这一市场环境的信任程度，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生产布局结构不合理。

(3)原有的生产布局结构不能适应现在的林区经济发展。

(4)国有资产的管理不严。没有对国有资产进行合理的利用，没有人真正关心国家所有者的利益。可行性论述：目前林区经济发展体制改革面临难得的机遇。如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为林区生产布局调整、职工分流提供了有利的政策资金支持;生态保护区建设为林区改善自然资源环境提供了条件;西部大开发为林区基础设施的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改善了职工生活条件，为吸引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可以为发展林区经济，振兴林区企业提供全面的经济支持。同时近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工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

本论文拟采用以下手段和方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对比论证;列事实、摆依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引用分析等方法。主要通过图书查询;网上浏览;去中小企业实地调研等方法来收集资料。拟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相关知识来撰写论文。

第3篇：经济体制改革存在问题范文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商业银行；省联社

[中图分类号]F830.3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6－0005－05

一、引言

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德国，以后发展成了各具特色的德国模式、美国模式、法国模式、日本模式与荷兰模式。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自20世纪初引入，新中国成立前的解放区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不断发展，在扶持小农户与小业主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农村信用社作为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重要形式，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健全与完善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农村信用社迅速发展，但由于受到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等影响，农村信用社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信用社先后经历了由中国农业银行管理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代管的阶段，受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以及人力资源等因素的影响，农村信用社需要深入推进改革。2000年在江苏省试点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2003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重点实施将农村信用社交由省级政府管理并重新构建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机制的改革。至2005年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完成农村信用社改革以来，农村信用社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扶持“三农”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近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与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信用社继续深入改革，当前重点是推进县域机构股份制改革。从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更有效地发挥农村信用社的作用而言，在条件成熟时及时构建全省统一法人农村商业银行，从体制机制上全面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

农村信用社改革是不断放权有效提升农村信用社自的过程，从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到中国人民银行代管，直到下放由省级政府管理，农村信用社自不断提升，较好发挥了农村信用社扶持“三农”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随着金融体制的不断变革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变动，当前农村信用社面临着要求按现代化股份制金融机构规范而原有基础较为薄弱的矛盾，面临着省联社管理过宽而缺乏有效服务的矛盾，面临着缺乏有效变革动力与要求不断深化改革的矛盾，有待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及时构建全省统一法人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信用社发展问题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就农村信用社改革体制而言，范静、周脉伏、蒋定之、都本伟、脱明忠等与穆争社等深入考察了农村信用社改革中存在的体制问题，指出了农村信用社从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明晰产权关系等方面需做出的努力，以及有待完善的重点与方向。有研究对省市农村信用社包括农村商业银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王松奇等对天津农村合作银行、王俊芹等对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胡滨等对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研究了相关农村信用社的发展路径并提出了如何发展的有益建议。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合作金融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部分研究是从农村金融制度的角度考察了农村信用社的绩效，如成思危等、刘锡量、张杰、汪小亚、巩云华等，这些研究对农村信用社作为主要农村金融结构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的方向。相关研究对探讨农村信用社改革进程以及考察农村信用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有积极意义，当前，在农村信用社积极推进改革的进程中，有待深入探讨农村信用社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有效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措施与途径。

二、农村信用社改革概况

（一）新中国成立至2003年前农村信用社发展概况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信用社迅速发展，1956年农村基本实现信用合作化，绝大多数地区实现了“一乡一社”，农村信用社在改造小农经济、实现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以及发展农村生产力等方面发挥了应有作用。到1956年全国共有农村信用社10.3万个，吸收入股农户近1亿户，存款达4.32亿元。1958年后在“”与“”时期，农村信用社经历了较大波折，并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期间农村信用社业务受到更进一步的影响，规章制度遭到破坏，业务一度停顿。

改革开放后，根据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实际需要，1978年农村信用社交由中国农业银行管理，这对农村信用社提高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为农村信用社的持续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由于中国农业银行用行政方法管理信用社，统得过多管得过死，混淆了集体金融组织和国家银行的界限，使农村信用社失去了自成为银行的附属物，农村信用社呆账坏账不断增加。

1996年国务院决定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农村信用社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直到2003年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把农村信用社下放至省政府管理为止。中国人民银行代管时期致力于恢复农村信用社的合作性质，重点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造为由农民入股、由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人股社员服务的合作性金融组织。但农村信用社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仍存在体制不顺障碍，而且没有涉及农村信用社产权体制的转变等核心问题，未能有效解决农村信用社长期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农村信用社需要进一步改革。

2000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和江苏省政府在江苏省进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试点内容为江苏省农村信用社以县为单位构建统一法人，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并在常熟、江阴、张家港三个县级市组建了农村商业银行，在县（市）联社入股基础上组建了江苏省联社。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为全国范围内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奠定了基础，此后改革方案也是在江苏省试点改革实践的基础上逐步推进。

新中国成立后受到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经济体制的影响，农村信用社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进程。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信用社快速发展，到“”以及“”时期的波动发展，再到由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到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在不同发展阶段农村信用社虽然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支持“三农”的作用，但是和经济社会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而且由于农村信用社自身存在的管理体制、资产质量、人力资源等方面的问题，农村信用社迫切需要深入推进改革。

（二）2003年以来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概况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逐步从县域范围撤退，农村信用社肩负着支持“三农”的重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四大商业银行支持农业发展的资金有限，而本应有效支持农业生产的农村信用社却因为体制、机制等问题难以有效支持农业发展。在这种背景下，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亟需深入推进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通过理顺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与健全完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有效提高农村信用社支持“三农”能力。在2000年江苏省先期试点的基础上，农村信用社进行了更大范围的改革。

2003年第一轮改革中试点单位共8个省（直辖市）。2004年进一步扩大改革试点范围，将其他21个省（市）纳入改革试点之中。2005年海南省参加改革试点。2005年除海南省外均建立了省联社，2007年海南省成立省联社。这一轮改革的重点是“化钱买机制”与交由省级政府管理。

改革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体要求，重点推进以管理体制与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改革中深入改革信用社产权制度，全面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努力转换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农村信用社通过设立资格股与投资股以实现其股份合作制的产权性质。合作制是通过农村信用社的资格股实现，一人一票。股份制是通过投资股体现，依据投资股股权大小决定投票权。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村信用社的政策，其目的是“化钱买机制”，即通过国家资金支持解决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通过中国人民银行资金支持、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三方面对农村信用社予以政策支持，实现农村信用社明晰产权、强化约束、增强服务，进而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农村信用社体制。

本次农村信用社改革重点之一是管理体制改革，即把农村信用社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交由当地省政府管理。农村信用社管理职能交由省级政府负责，成立省级联社或其他形式的省级管理机构，并在省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具体承担对辖内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在改革中北京与上海构建了全市统一法人的农村商业银行，天津构建了全市二级法人的农村合作银行，其他省份均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在进一步改革进程中，重庆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于2008年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并于2010年底在香港成功上市。宁夏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于2008年改制为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天津农村合作银行于2010年改制为天津农村商业银行。

为顺应经济发展需求，当前改革中要求农村信用社全面取消资格股，加快推进股份制改造，不再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符合农村商业银行准人条件的机构应直接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暂不具备条件的要尽快将资格股全部转换为投资股，并改制组建为股份制的农村信用社。

虽然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受到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历史包袱较重以及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等影响，本轮改革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包括尚未真正建立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没有形成健全完善的监督制衡机制，缺乏完善的内控体系等。而且某些政策在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同时，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已逐步成为进一步制约农村信用社发展的障碍。如当时为了推进改革把农村信用社交由省级政府管理，省级政府管理的途径是成立省联社，而随着农村信用社的进一步发展，如何更有效地发挥省联社服务、指导与协调的作用，是当前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重点和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三、农村信用社存在的问题

自2003年以来，农村信用社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支持“三农”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因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前农村信用社不同程度地存在体制机制不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够完善、内控体系薄弱、从业人员素质较低、隐性呆坏账较多、经营方式难以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等突出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信用社面临进一步的改革要求。

首先，省联社管理体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尽快予以调整。2003年农村信用社改革最突出的特征是把农村信用社交由省级政府管理。为有效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与领导，省级政府均采取了成立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这样的管理机构，以代替省级政府实施管理。由于这种省级政府管理的方式是在已有区县联社的基础上再成立的省级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并由省级联合社来行使对区县联社的管理，在先天上存在不足。这种管理体制在先天不足的基础上，而且在成立后的管理中自身定位不清，本应发挥有效服务的职能难以有效发挥，而更多的是以行政管理的方式加强管控，下属区县联社自极为有限。这种省联社的管理体制如不能及时变革，农村信用社发展将受到较大的影响。

其次，农村信用社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与内控体系有待不断完善。2003年那一轮改革中农村信用社从省级联社到县级联社普遍构建了由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与经营层构成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但在实际情况中这种法人治理结构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尤其是缺乏对理事长的有效约束机制。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有待健全完善的情况下，农村信用社内控体系存在制度不健全、缺乏不同主体间有效制衡、各种系统性风险与人为风险较多等问题，农村信用社爆发的高风险事件时有发生，内部隐性坏账较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导致内控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内控体系不完善又进一步加剧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失衡。

再次，当前农村信用社科技水平与人力资本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农村信用社由于受其自身发展历史进程的影响，科技水平较低，人力资本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影响到农村信用社深入推进改革与发展业务。由于农村信用社人力资源水平整体较低，严重阻碍农村信用社业务创新与提升资产质量，某些规章制度缺乏深入调研，不具备良好的可操作性，坏账风险较大。

四、农村商业银行发展概况

为有效促进农村信用社发展，2000年在江苏省进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并于2001年成立了三家县级农村商业银行。2003年改革进程中在北京与上海采取了农村商业银行这种形式，在天津采取了农村合作银行这种形式，在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采取了省级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的形式。在进一步的改革进程中，重庆、宁夏从农村信用社直接改制成全省统一法人农村商业银行，天津从农村合作银行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除了在省级层面上，在部分副省级城市、地市级城市尤其是在县域构建农村商业银行的力度不断加大。

农村商业银行作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一种产权形式，成立农村商业银行较成立农村信用社与农村合作银行有着更高的要求。农村商业银行这种符合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要求的产权组织形式，通过构建健全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体系与内控体系，在不断提升资产质量的基础上，将有效减少坏账风险与对金融机构的冲击，并将进一步发挥支持“三农”的作用。但是受到农村信用社整体发展质量以及肩负的支持“三农”重大作用等因素的考虑，决策层在构建全省统一法人农村商业银行方面极为慎重，当前是着力推动构建县级农村商业银行。自2011年起重点推进农村信用社股份制改革，不再审批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合作银行要全部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其他农村信用社符合条件的要尽快向农村商业银行改制。但是从中长期而言，如果仅在县域一级构建农村商业银行，由于受县域范围的影响，在做大做强农村信用社与发挥规模效应等方面将存在一定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随着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体系的不断完善与资产质量的不断提升，构建全省统一法人的农村商业银行应为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中长期目标。

决策层当前对构建全省统一法人的农村商业银行持谨慎态度有其重要原因。一是担心省级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后，存在的坏账等问题暴露后对金融体制会造成较大的冲击。二是担心省级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后，影响其发挥支持“三农”的重大作用。正是出于这两种理由，使得决策层对推进全省统一法人农村商业银行改革极为谨慎。

五、有序构建全省统一法人农村商业银行推进农村信用社全面发展

当前农村信用社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既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也有历史遗留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更长远的角度进一步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从中长期而言，需要在条件成熟时及时构建全省统一法人农村商业银行，以从体制机制上有效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将农村信用社有效改制为现代化金融机构。构建全省统一法人农村商业银行是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方向，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与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是农村信用社为解决自身存在的先天性约束与问题所决定的改革方向。

首先，经济社会发展与金融体制改革要求农村信用社更好地发挥作用，符合条件的农村信用社要及时向农村商业银行改制。农村信用社的产生与发展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虽然农村信用社在成立之初与发展的过程中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三农”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良贷款巨大与历史欠账等问题使农村信用社不堪重负，这才直接催生了2003年以来的农村信用社改革。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与产业结构的演进，农村信用社需要从更高层面、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发挥作用，而受农村信用社自身的体制机制以及人力资本等方面的约束，农村信用社难以更加有效地发挥应有的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省级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改制为全省统一法人农村商业银行属于历史必然。

其次，农村信用社存在的先天性的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问题，要求省级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向全省统一法人农村商业银行改制。为有效解决相关问题与应对挑战，省级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必须深入改革，通过体制机制转换来解决问题。这些问题虽然通过自身的修修补补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解决，但从更为根本的角度而言，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深入的体制机制改革方能予以解决。这种体制机制改革就是通过构建农村商业银行来实现体制机制的转换，更好地发挥现代股份制银行法人治理结构的重大作用，通过理顺产权关系，有效发挥省级与县级农村商业银行的积极性，努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有效控制金融风险，提高资本充足率与降低不良贷款率，切实发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扶持“三农”的重要作用。

再次，省级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受当时历史背景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公司法人治理体系不够完善，存在过度放贷冲动，自身难以有效控制不良贷款与风险，省联社对县级联社管理过多，人员素质需提升等问题，有待通过向农村商业银行的改制有效解决农村信用社存在的相关问题。与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虽然可能存在资产总量与存贷款等方面的优势，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内部管理、人员素质、科技水平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蕴含着较大的风险。这些存在的问题只有通过改制为全省统一法人农村商业银行才能从根本上予以解决。

此外，构建全省统一法人农村商业银行将更有效地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农村信用社体制下，原先在不同地区间的资金调配难以有效完成，而在构建全省统一法人农村商业银行后，将更有效地通过全省范围内的资金调配来促进全省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这对有效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作用。

第4篇：经济体制改革存在问题范文

【关键词】 电力行业 电力改革 电力规制改革受阻

1. 电力行业规制改革的必要性研究

根据2006年国家发改委的一项报告，报告详细的把2005年电力企业的经济状况做了一个分析，根据分析我们知道发电企业的经济处于亏损的阶段，而造成电力企业特别是火力发电经济亏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电力定价的机制，因为电价制定和电煤价格制定的不和谐，即电力发电用煤的价格在不断的飙升，而电的价格在是政府控制的，不能随市场的用量而变化;用电市场处于严峻的局势，而电力企业的成本一直处于上升的阶段，这两者把电力企业的利润不断的吞噬也是一项比较重要的因素;电力、电信等企业因为是出于垄断的地位，所以企业员工的高福利也是现在电力企业亏损的重要因素。由于电力企业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造成了电力行业规制改革的必要性，只要通过彻底的深化改革，才能解决电力行业存在的这些问题。

2.中国电力改革之路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漫长时间里，中国一直在施行计划经济的体制，即国民经济由国家来统一计划管理，可以说，中国政府严格的控制着中国的主要经济部门，电力企业当然也在被控制的行列;1993年，转变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之后，中国的经济市场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一些部门的市场化是相对比较缓慢的，电力行业的市场化就是这样;2002年国务院针对电力行业的改革颁发了“5号文”，并且详细的制定了电力改革的计划，下面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中国的电力改革之路。

2.1计划经济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是在满清政府、民国政府以及政府的共同参与下参与了早期的电力改革，但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动乱、政府的腐败等都严格的限制着中国电力行业的发展，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电力行业的发展是非常的缓慢的，而且国外的发电企业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全国年发电量仅仅43亿千瓦的严峻形势，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体制，这一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电力企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一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电力企业总共经历了四次改革，这四次改革也受到当时特殊的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如等等。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下，电力企业的建设和资金的安排都由国家包办，电力的发展也受着国家的制约，可以说，在当时的电力企业中，政府行使管理、监督以及经营的功能。

2.2改革初期的电力体制改革

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电力企业内部进行改革，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政策，1982年，把103家电力企业列入重点整顿的行列，重点整顿的是电力企业的经济责任制，即在这103家电力企业内部先行建立经济责任制;1983年又了一项报告，旨在提高中国电力企业投资的比重，执行加快电力企业发展的方针。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电力行业并没有一个独立的监管者。

2.3电力行业的市场化改革

电力企业的市场化改革目前还在进行着，市场化的改革之路艰难且漫长，市场化的改革之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政企合一阶段、政企分开阶段以及现在还在进行着的厂网分开，电力企业进行竞价上网的阶段。由于供电量的不足以及中央政府财政的资金不足，中国政府开放了对电力企业的管理，可以说这一阶段的改革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电力市场德尔组织形式，使中国社会长期缺电的状况得到了有效的缓解，企业的管理形式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着，到最后，真正的实现了政企分开，这是中国电力企业发展的一巨大举措。

3. 我们电力行业规制改革存在问题的原因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对电力行业规制进行改革的这么多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包括打破垄断以及引入竞争等，但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我们需要对电力行业规制进行再深入的改革，在进行进一步深入改革的之前，需要对现存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入的了解，所以，下面我们来进行具体的了解。

3.1电力行业引入竞争的原因分析

“物竞天择”，可以说良好的竞争可以有效的促进电力市场的发展，企业在竞争的压力之下，才会更好的提供服务、制定合理的电力价格等等，所以，我国电力行业现阶段的改革应该着重放在新竞争者的进入以及对新竞争的准入政策上面上来，当前的改革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比较重视对垄断的分拆而不是新的竞争者的进入问题，这就严重的影响了竞争机制的有效展开。

3.2电价不合理的原因分析

电价是整个电力行业规制的核心问题，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新的电价管理方法，对电力首先区分自然与非自然的区别，建立了完整的电价体系，但是，由于电价的制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电价的具体制定还是存在着很多的问题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具体原因有：我国的竞争性的电力市场还没有真正的形成，历史残留的原因也造成了电价差异较大的政策性的差异，所以很难做到真正的公平。上述问题虽然很难彻底解决，但是，要求电价政策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

4. 进一步推进我国电力行业规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4.1进一步加强竞争机制的引入

加强对电力企业竞争机制的引入，可以有效的促进我国电力行业竞争性社会的形成，具体手段有：加强对电网的建设、大力组建发电公司、放宽对新建电厂的要求等等。

4.2进一步推进电机机制的改善

对于不同的地域，建立不同的区域电力市场，实行竞价上网的模式对参与竞争的企业实行两部制的电价;按照季节的不同，对电价分时间实行不同的制度，有效的电动发电企业的积极性，发挥各企业的最大效率。

4.3进一步完善电力规制的法律、法规

因为电力的改革是依赖电力系统的法律法规进行的，所以，建立与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是非常有必要的。现阶段，中国的法律法规系统刚刚建立，监管体系等还是有待改善的，这些问题都是相关法律制定时的难点。

5.结语

现阶段正是电力规制改革的重要阶段，所以，给予电力规制改革一定的重视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要对电价的制定给予一定的指导，使电价能够真正的反应市场的变化。

参考文献

[1]彭晓群.我国电价改革研究[J].大众用电. 2006（06）.

[2]徐建敏.任荣明.我国电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5（06）.

第5篇：经济体制改革存在问题范文

 

关键词： 金融体制改革；资主体多元化；率市场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及金融体制对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在发挥其财政供给、资金筹措功能上，对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发育却日显滞后，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与我国经济步入国际经济轨道的发展趋势极不相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形成，资本全球流动加快。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所要求的健全的金融体制，并对当前金融体制进行更深入的改革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我国金融体制概述 

 

金融体制，是指一个国家通过立法确立或认可的金融形态所形成的体系或系统。它包括一国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调控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地位、职责分工、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金融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对经济稳定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程度、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不同，形成了各种类型的金融体制模式。目前，在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中，基本上都形成了在法制基础上以国家金融主管部门为监管调控中心，以商业银行和证券机构为主题，与信托、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并存，以货币、资本、保险等金融市场为枢纽的金融体制。而我国现在采取的是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以国有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协作的金融体制。 

 

二、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2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要求，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金融国际化步伐加快的背景下，中国现有金融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金融机构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归纳而言，国内金融体制改革进展到现在，主要有以下问题需要解决： 

(一) 投资主体多元化的问题 

所有制方面的限制，导致了中国国有银行垄断的局面。由于银行业之间缺乏必要的竞争，一方面导致了国有银行改革动力的不足，效率低下；另一方面，非国有银行发展滞后，难以满足非国有经济的融资要求。因此，首先要打破所有制方面的限制，发展新的体制。金融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非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金融机构。因此，必须大力发展针对非国有产业融资的非国有银行、非国有金融机构，放宽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让那些效益良好的经济实体进入金融市场交易，让那些经营亏损、资不抵债甚至是违规经营的经济实体从金融市场上有序地退出。 

(二) 利率市场化的问题 

从中国整个价格体系来看，由于市场经济的有效导入，所有价格基本上都放开了，而惟独作为金融产品价格之源的利率没有放开，没有市场化，还是由国家指令性调整。利率制定的非市场化，不仅直接影响到基础货币的调整，使得判断宏观货币供应量的多少和货币政策效果好坏缺少了最准确的标准，还影响到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所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中国宏观经济改革都要求建立一个在市场条件下比较有效的利率调整机制。

(三) 分业与混业经营的问题 

我国是在 1995年通过《商业银行法》后才正式确立了分业经营制度，然而，在全球金融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在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势必面对国外金融业强有力的挑战。同样，引起国内银行的业内竞争加剧，造成银行利润率下降、业务风险增大，迫使许多银行不得不考虑从证券市场的发展上寻求自身的业务发展，于是各种取向混业经营的金融创新已经悄然涌现。这几年，我国银行的中间业务已经开始扩张，包括代收水电费、电话费、财务管理咨询、投资咨询等，混业经营成为国内金融企业的必然选择。但是在法律体系尚不十分健全、金融市场监管和内部控制能力较弱的状况下，要稳妥地做好混业经营的各项准备工作。 

除此之外，还存在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较高，资本充足率依然较低；内控机制和经营业绩依然不甚理想，内部治理结构方面还存在较严重的缺陷，竞争力依然较差；非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还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等等问题。如何能够更快更好的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已成为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三、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对策 

 

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进一步规划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目的就是要建立健全我国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调控监管体系和金融法律制度体系。围绕这些目标，在此就对如何深化改革提出一些对策和看法。

（一） 加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 

为了加强央行的宏观调控与监管职能，中央政府已提出两项重大举措：一是改革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人行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的状况，保留或适当合并现有地、市分行，加强分行或支行的金融监管，二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切实加强金融监管和金融企业内部管理。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进一步完善央行的金融监管制度，制定金融企业各项业务并改善管理办法，(2)健全金融监管责任制，(3)对金融机构高层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严格审查。 

（二）进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重点应放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深化股份制改造改革。由于所有制结构单一，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还依然存在着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弊端，如产权模糊、所有者缺位、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等。因此，国有商业银行最终的现实选择是实行股份制，同时还要加强公司治理。第二，强化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比如国有商业银行要有法定的资本金，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健全国有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监事会和董事会监督下的行长负责制；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等。第三，加强业务流程监管。在促进银行各项业务流程不断规范化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其的监督与管理，使各项业务依法进行。 

第6篇：经济体制改革存在问题范文

从中共“”到“十六大”，我们一再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今天，这一主要矛盾本质上并未发生改变。有的国家认为中国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了。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第一，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贫困人口标准，我国目前贫困人口的数量还相当大，人均GDP还排在世界100位左右；第二，我国的经济发展相当不平衡。比如说，我国东西部的差距逐步拉大，城乡差距还相当突出；第三，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城乡发展相当不平衡。总体来说，我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仍然处于相对比较贫困的状态，农民仍然是我国弱势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综合多方面情况来看，我国仍然是一个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生产力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大国，经济不发达仍然是一个突出矛盾，我们仍需着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的主要矛盾目前已经不是经济发展的矛盾，我对此不大赞成。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仍然是中国长时期的主要任务，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判断。

但也应看到，社会矛盾的阶段性表现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需要研究社会矛盾的变化与政府转型有哪些内在联系。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政府转型

大家知道，中央一再强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要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去的28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但实践中还存在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倾向。并且，单纯追求GDP增长所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突出。

1.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当前，发展严重不平衡，产业结构失衡，高增长、低就业，能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等等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相联系、同各级政府过于追求GDP增长的行为相联系。

2.政府的经济行为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1)由于缺乏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一些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盲目攀比，把发展速度和项目规模作为评价政绩的重要指标，致使投资需求膨胀愈演愈烈，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屡禁不止。

(2)由于地方财力与事权不匹配，大量地市级以下的政府基本上是“吃饭财政”，公共支出难以满足，一些地方政府产生强烈的投资冲动，争上大项目、盲目铺摊子。

(3)由于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过多的受到政府的行政干预，优惠政策和补贴政策泛滥，进一步推动了“招商引资热”和“开发区热”。最近几年，我国很多地方提出“政府经营城市”、“政府招商引资”等口号。“政府经营城市”的实质是什么？是政府以低成本大量征用农民土地。目前，我国失地农民达到了5000万左右，因失地导致的新增贫困农民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这将是下一步农村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再比如说“政府招商引资”，最近几年，在“政府经营城市”、“政府招商引资”的口号下，出现了很多扭曲的经济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而不是作为投资的主体、建设的主体。政府经营城市的做法，不符合市场发展的规律。

(4)由于垄断行业改革严重滞后，竞争不充分，政府保护和管制过多，进一步加剧了当前能源消耗和交通运输的紧张局面。

可见，加快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举措。

3.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加快市场化改革

28年来，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是，改革的任务还相当艰巨。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同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改革在某些方面滞后有着直接的联系。

(1)要素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最近几年，我国在商品价格方面基本实现了由市场配置，但在资本、土地等要素的配置方面还存在比较严重的行政控制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形成要素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并且尚未寻求到一条有效的、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市场配置资源的途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这是我国过去反复出现宏观经济大幅波动的体制性根源。

(2)产权制度改革不到位。由于国有股“一股独大”和过分集中的产权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大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以及垄断行业的管理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加之非公有经济发展的体制尚未真正解决，使得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产权制度改革中，我国确实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但是，要搞市场经济，就需要加快推进规范的产权制度改革。因此，必须在产权制度改革中，建立和健全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扩大垄断行业的开放性，并进一步形成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制度保障。

(3)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年，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有了重大进展，但金融体制改革总体上仍然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由于软约束没有完全消除，国有商业银行尚未成为有效的市场竞争的主体，盲目竞争、违规放贷、监控不力等问题还比较突出；资本市场的各种不规范行为导致股市问题增多，潜在的金融风险仍然存在。因此，下一步的改革攻坚，还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加快规范发展资本市场。

4.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强化政府的经济性公共服务职能

“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政府职能定位，其本质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经济调节是调节比例关系，作好整个经济发展的规划；市场监管是要把握和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更是体现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我认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经济性公共服务；二是社会性公共服务；三是制度性公共服务。我国仍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关键时期，政府通过改革为社会提供制度性公共服务仍然十分重要。

有人提出政府不抓经济建设还叫政府吗？政府的经济利益何在？*年7月我提出政府转型，即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第一，建设的主体也好，投资的主体也好，应是企业而不是政府；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应由市场配置而不是由行政配置；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企业的事、社会的事、老百姓的事，政府应为经济建设创造环境、提供保障，鼓励更多的非政府主体投入到经济建设中。

改革开放之初，在市场主体尚未形成的前提下，政府直接充当经济建设和投资的主体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经过28年的改革开放，在各类市场主体初步形成的条件下，政府再继续充当投资的主体、建设的主体，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扭曲行为，并由此引发各类矛盾和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非改不可。因此，政府既要有效地发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又要逐步改变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很重要的是要准确把握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要经济职能。我认为，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是经济性公共服务，其主要目标是要为市场主体提供经济性公共服务，创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

概括地说，政府的经济性公共服务职能主要有五项：一是科学的中长期规划。总体看来，我国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远远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因为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到项目投资和具体的城市经营上，而不是着眼于未来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与科学的发展规划和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到位直接相关；二是市场秩序维护、市场监管；三是准确的经济信息；四是有效的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五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因此，在发展不平衡、环境资源约束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问题是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使政府有效地履行经济性公共服务职能。这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会有重要的体制机制基础。

二、我国公共需求的变化与政府转型

我国面临的第二个突出矛盾，就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矛盾。尤其是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在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这一矛盾日益凸显，并已成为政府改革、政府建设最大的现实压力和客观需求。

1.全社会公共需求呈现全面快速增长的趋势

(1)公共需求的主体不断扩大。一是城市中低收入群体，在公共医疗、义务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需求迅速增加，并日益强烈；二是农村潜在的公共需求已开始成为现实的需求，尤其是在医疗、义务教育、养老保险等方面的需求逐步凸显。

(2)公共需求的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最近几年，在我国社会总需求中，大家对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方面的需求，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3)公共需求的数量正在不断增长，层次在不断提高。为什么公共需求在最近几年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一是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阶段，是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的阶段。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反映了我国由初步小康向全面小康转变的客观规律。二是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8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发展严重滞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限制了公共需求的供给，使得公共需求问题在近两年快速显现出来。

2.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已成为政府转型的主要任务

(1)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在不断增多，而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所下降。因此，中央一再提出，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与再就业应该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主要任务之一。

(2)义务教育。目前，义务教育问题已成为我国需要尽快解决的大问题。为此，中央政府下决心在近几年内全面解决义务教育问题。

(3)公共医疗。我国在公共医疗方面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作为发展中的大国，解决公共医疗体制带有相当大的复杂性。我国公立医院的转型严重不到位，被市场化侵蚀所造成的各种扭曲行为、腐败行为时有发生。目前，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主要问题在于政府责任的缺失，使得医疗体制改革与市场化进程、公共需求变化不相适应。

(4)社会保障。世界银行*年秋季季报指出，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保持9.4%的高水平，但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增长速度不会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对大多数家庭来说，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已成为家庭负担中最主要的部分，占据了他们收入的大部分。我国目前有80%左右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基本医疗保障，城乡困难群体没有制度化的社会救助，1.4亿老年人和6000多万残疾人以及亿万妇女儿童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28。

(5)公共安全。生产、卫生和食品等公共安全越来越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的基本公共需求。生产安全的问题已逐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现实生活中各种伪劣商品充斥市场，老百姓对劣质肉、毒米、毒面、变质牛奶和奶粉等问题深恶痛绝，食品安全已经成为一个很突出的社会问题。从SARS危机到这次的禽流感，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已成为广大老百姓、尤其是农村人口生活中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就业与再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安全方面的需求，已成为全社会成员越来越重要的基本公共需求，并且，已成为我国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过程中政府应当履行的基本职责，由此也成为政府转型面临的主要任务。如果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一是会对扩大内需产生积极作用。我国的储蓄率为什么长期居高不下呢？因为老百姓要为自己的养老保险、为子女的教育等问题考虑。如果义务教育问题、养老保险问题能解决的比较好、能让老百姓放心，那储蓄率就会降下来，内需也就可能会随之提高。二是对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平有着重要作用。在教育水平得不到提高的情况下，要想发展创新型国家是很困难的。我认为，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十一五”期间，如果在基本公共产品供给方面能基本到位，则能有效缓解逐步拉大的贫富差距。

3.适应公共需求变化，要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从社会矛盾的变化来看，在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还需要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制。公共服务的主体是政府，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一是要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二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三是要适当引入竞争机制。因此，应当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作为“十一五”时期政府转型的重点。

第一，要建立中央、地方的公共服务分工体制。我国自1993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基本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在财力向上集中的同时，职能和责任并未相应调整。目前，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只有建立严格的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分工体制，才能建立中央对地方严格的公共服务问责制。

第二，要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一是要明显提高财政支出中公共服务支出的比重；二是要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地区间公共支出的基本均等化；三是要逐步实现财政预算和管理的透明化、制度化。

第三，在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方面有重要突破。我国已实现了城乡税制的统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展望“十一五”，如果我们能够在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方面有实质性进展，将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起到重大作用。

三、“十一五”时期的改革攻坚与政府转型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十一五”规划和*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明确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十一五”改革的四大重点之一。为什么要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改革攻坚的重点？

第一，现阶段，我国改革在某些方面的不到位与政府转型滞后直接相关。政府转型不到位，那么要素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等等，是很难到位的。

第二，改革在具体实践中的走形变样，同政府转型直接相关。最近几年，老百姓对改革不满是有原因的。这不是改革本身有问题，而是改革在实际进行中出现了扭曲。针对改革实践中的走形变样，需要建立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构。在目前部门利益比较突出的情况下，不应把改革的具体任务分到各部门。应强化部门的改革责任，实行中央对改革的统一领导和协调，统筹某些重大改革。

第7篇：经济体制改革存在问题范文

论经济学的范畴。但是与通常意义上的理论不同，改革理论并不是以解释世界为目的

的实证性理论，而是以指导改革实践、服务于改革实践为己任的规范性理论。所谓经

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为现实服务等说法，都反映了改革理

论的这种性质。

   

一、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特点和发展概述

    改革理论在中国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实践性

    尽管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但是二者之间的确存在着非常紧密的

互动关系，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一方面，理论研究的问题来自

改革实践，是现实中迫切需要解答的认识和理论性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改革的不

断深化，理论的兴奋点也随之迅速转移，而相关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理论逻辑往往就

会被人们所忽视，较少受到研究者继续关注。另一方面，改革理论的探索和创新为改

革实践开拓出进一步深化的空间，推动和引导着改革实践不断地向前发展。在一定意

义上可以说，经济改革理论是经济改革本身的一个构成因素，是改革中的一种现实力

量。因为，改革固然是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但又不仅仅是对利益关系的调整，

而且还是社会意识和理论观念的一场革命。人们对待改革的态度通常首先是由利益关

系所决定的，但是又不仅仅受其自身利益所决定，而且还要取决于人们对改革措施是

否符合社会公正的价值判断。这就是说，包括社会公正在内的某些基本价值，即意识

形态，是决定公众是否支持改革的一个变量，而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的发展变化，则

会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

    改革理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与政治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密切联系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主义作为执政党指导思想

的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思想观

念。政治经济学因此不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对象，它同时具有了政策制定的观念和理

论依据、对公众进行宣传和教育的手段等多重功能。因此，任何理论上的真正突破都

不可能光靠学者的研究工作就能实现，而是要得到政治权威的肯定才能最终完成。然

而，这决不意味着经济理论只是政治的奴仆和附庸，因为政治上的重大决策和变化，

又需要理论研究加以论证才能获得观念上的合法性。因此，经济理论特别是改革理论

的研究在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有其独立的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

济的矛盾和弊端诚然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是，人们虽然能够感受到却不能深刻地理

解，只有经过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将其清楚地揭示出来以后，人们才能真正地认识它

。而且，解决问题的出路和具体办法，即改革的方向和方案，更是需要通过艰苦的研

究和探索才能发现或者设计出来。政治经济学和政治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给改革理

论增添了特殊的困难。一个经济学家进行改革理论的探讨和创新，往往要承担政治上

的风险，越是在改革的早期阶段，这种由于政治原因造成的困难和风险也就越大。因

此我们认为，在过去的1/4世纪里，中国的改革能够成功地越过许多激流和险滩，比

较平稳顺利地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取得今天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经济学家特别

是其中那些先驱者和一些开创性的理论贡献功不可没，应当和政治家的英明决策一样

彪炳史册。

    回顾中国经济改革和体制转型的历史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78年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十四大政

治报告确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分别是三座里程碑，标志着中

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三个阶段：即改革启动和程序设定阶段、双轨体制形成和渐进式改

革道路确认阶段、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阶段。而改革理论的发展，情况则要复杂的多

。按照思维的逻辑顺序，改革理论需要依次研究和说明改革的必要性、界定改革的范

围和性质、确定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制定改革的战略和基本策略，这些问题之间是一

种逐层递进的关系。但是，中国的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起步的，实践的迅

速发展和决策的迫切需要，对于上述重大原则问题的理论研究，根本来不及分层次解

决，就在多条线索上同时展开，交错进行。改革理论研究一方面由于受到实践发展的

影响和制约，在各个阶段分别有不同的重心；另一方面，几乎每一个重要问题的探索

和争论在时间上的延伸，都超出了相应的改革阶段，并且存在着反复的现象，因此改

革理论很难从时间上划出清晰而截然的发展阶段。

    综观25年改革理论的发展，总体上，是沿着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新认识这条

基本线索展开和逐步推进的（注：邓小平多次强调：“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

也要解放思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

版社1994年第2版，第312页）。“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

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

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

文选》第3卷，第137页）。），是一个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逐步突破和不断扬弃的过

程，同时也是一个对市场经济重新理解的过程。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把生产资料公有

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三大基本特征，也即社会主义的制度

属性。在改革的初期，理论界首先从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形式和体制模式的角度，对

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展开了集中的讨论和重新评价，得出了社会

主义也是商品经济的结论，接着又进一步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从而将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彻底摒弃。对于公有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虽然没

有像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争论那么集中，但是却贯穿在改革和转型的全过程。这方

面的理论突破主要从三个方面推进：一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是

单一公有制的传统观念。提出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混合经济，重新定义了社会

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在公有制实现形式方面，否定了企业的国有国营形式，提

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股份制可以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三是把所有

制关系的研究深入到微观企业财产组织层面，首先提出了两权分离，进而引入了西方

经济学关于产权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

革，解决了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在收入分配领域，一是克服了过去长

期存在的以按劳分配形式表现的平均主义观念，开始注重效率以及公平和效率之间的

关系问题。二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理论思考，肯定了

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力市场，提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注：谷书堂

教授首先提出了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观点。见谷书堂、蔡继明：《按贡献分配是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编：《理论纵横》上篇，河北人民出

版社1988年版；又发表在《经济学家》1989年第2期。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提出“在

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

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十六大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

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改革理论的发展沿着时间顺序又可以梳理出四条具体的线索，本文在以下各节分别加

以论述。

   

二、改革的方向和目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

    在改革启动与程序设定阶段，改革理论首要的任务是要解决改革的“合法性”问

题（注：改革“合法性”问题是周振华首先提出并加以论证的。见周振华：《体制变

革与经济增长——中国经验与范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因为改革是对原有制度结构和秩序的颠覆性改变，如果不能得到社会主流观念

的认可或者足够强大的支持，就会处于“非法”状态无法启动。解决改革“合法性”

问题，就是要对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理论证明，对改革的性质和对象范围做出

科学界定，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进行探索和设定，从而造成一种有利于改革的舆论氛

围。

    在我国，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必要性的理论探讨，最初采取了对价值规律作用问题

探讨的形式。1978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的文章：《按客观经济规律

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以此为开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研究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小高潮，其中的要害则是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

。对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既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期的延续，又是改革理

论探索的先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价值规律是一个与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

相联系的范畴，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异质因素。所以，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

经济中作用的争论，并不仅仅是对价值规律的理解问题。价值规律问题的背后涉及的

是一个经济体制问题，是坚持和完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革命性

改造的争论。

    自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我国学者关于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关系的理论争

论，持续的时间最久，发表的论著也最多[1]（p.417）。早在20世纪50年代，孙冶方

就对价值规律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提出了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决定价值量，即

价值决定，就是价值规律；时间节约规律也就是价值规律，并且是“社会主义社会价

值规律问题的核心”[2]；因此，价值规律不仅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发挥作用，而

且还将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等观点[3]。70年代末期，孙冶方

坚持并重申了自己的观点[4]。当时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对

其理论的评价上。我国学者对社会主义价值规律问题讨论的核心，则是价值规律与计

划经济的关系，以及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是否起调节作用。这一时期一般都是强

调价值规律与计划经济的一致性，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1979年4月在无锡举行的社

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理论讨论会以后，多数人在认为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的

同时，也都承认了价值规律对全民所有制内部调拨的生产资料起调节作用。

    对于改革性质和对象范围的界定，最初的提法是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或“国民

经济管理体制”，1980年以后，开始普遍使用“经济体制”这个概念。但这并不是理

论研究的成果，而是因为国务院设立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作为国家直接领导改革的专

门机构，人们也就开始用“经济体制”这个简化的词语替代原先冗长的提法。然而这

种不经意间的演化，却蕴含着丰富的实践智慧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规律性。经济体制

作为与经济制度或者基本经济制度不同的概念，最初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制

度、原则和方式等等的总称，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5]（pp.278～279）。

它反映出当时中国改革目标的有限性，同时明确表达了改革并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因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当时的中国，一方面在文革十年动乱之

后，人心思变，具有很强的改革动力；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要求维护传统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给改革划定严格范围，设置禁区的强大势力。所以，在1978年底做出改革的

决定之后，便于1979年3月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此，凡是涉及到所有制

结构调整或所有制形式变化的重大改革，例如，农村土地承包、经济特区、股份制等

等，都会遇到是姓“社”还是姓“资”的异常激烈的争论。所以有人认为，改革一方

面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是前进，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调整的角度看则是“退却”，

因此在提出改革前进目标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划定了退却的“底线”[6]。由于经济

体制是一个新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没有完全确定，这就为各种社会力量、各种观点

提供了一个可以展开重复博弈的概念框架。随着人们所理解的经济体制的涵义演化和

范围的扩大（注：周冰：“经济体制是一个经济机体为了配置资源和对其成员分配利

益所必然具有的、组织协调内部各种经济要素和全部经济活动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张卓元主编：《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改革

也就逐步向前推进和深化了。这个概念的提出和被普遍使用，反映出中国的改革和改

革理论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渐进式发展的道路。

    在中国，改革理论的第一个重要突破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它为经济体制改革

全面启动和局部突破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指导，也为改革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社会

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是不能相容的。斯大林根据苏联计划经济的

实践提出，由于存在着两种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中还保留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但它是特殊的商品，仅存在于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交换，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生产资料便

不是商品，仅在形式上保留着商品的“外壳”[7]（p.578）。中国自50年代起到文革

前，尽管有少数人提出过一些有独立见解的看法，但是斯大林的影响还是起着支配作

用。

    从1979年开始到80年代初，许多学者都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

，或者说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的观点（注

：1979年，谷书堂、宋则行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陕西人民出版

社1979年版）中率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这虽然与传统

理论发生了尖锐冲突，但还是得到了广泛支持和初步论证。1982年初，一位领导人发

表谈话，强调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其后的两年中，社会主义经济是商

品经济的观点受到了指责，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学术界仍然有人

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8]，肯定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

征[9]，不能退回到老路上去[10][11]。到1984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

经济的观点重新得到较多经济学家的肯定。直到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的观点才开始成为社会的共识。但是作为一

种社会观念的根本转变，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90年代才完成。1990年，谷书堂和常修

泽发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纲》，可以看作是为这个过程最终画上的一个圆满句号

（注：在1989年反“自由化”以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一时又成了理论上的禁忌。

谷书堂和常修泽的文章，发表在《经济研究》1990年第9期。）。

    到80年代中期，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理论

。市场取向的改革理论是在改革全面启动之后，人们从当时经济运行的实际问题出发

，对计划和市场关系深入探索的一种倾向性、过渡性的理论形态。由于国有经济体制

内的改革没有重大举措，而农村包产到户后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支撑了国民经济

的高速增长，在改革实践的推动和借鉴国外经济理论特别是西方经济学的启发双重作

用下，相当一批改革经济学家超越了改革初期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理论，主张市场取向

的改革。相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而言，它更突出市场、市场调节、市场机制在社

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大量的经济活动应该由市场来引导，肯定生产要素

应该进一步商品化、市场化。这一过渡性改革理论为深化改革指出了方向，也为改革

突破传统思维定式，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设计改革目标迈出了第一步[12]（p.45）。

    随着改革开放，学术上的封闭状态也开始改变，东欧改革经济学著作被大量翻译

介绍进来，传统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被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所代

替。在改革启动和程序设定阶段，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

同样的起伏和曲折过程。1979年无锡会议后，多数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利用

市场，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提出国民经济管理实行指令性计

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形式结合。理论研究和争论的重心转移到市场与计划

结合的方式和如何看待指令性计划两个问题上。1984年前后，随着比较经济学的引入

，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不同的体制模式，把改革划分成宏观调控、市

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微观基础企业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以市场取向的改革理论为基

础，1987年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而是强调“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

社会的”，提出要建立“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机制。它距离确认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似乎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即将要迈出的这一步又是非常的艰难。1989

年政治风波后，一些人把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废直接联系起来

，对市场取向的改革观点展开批判。但是，薛暮桥、吴敬琏等人依然坚定地坚持市场

取向的改革主张，与攻击改革路线的言论坚决进行抗争[13]（p.125）。1991年，吴

敬琏和刘吉瑞出版了《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理论

和主张。改革实践的效果对改革理论的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到1991年，“以计划经

济为主”的理论已经没有多少追随者了，但是经济理论的突破还需要通过政治程序来

完成。1992年1月和2月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讲话公开发表，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热烈响应，这才将阻拦改革继续前进的意识形态障碍最终清除掉。1992年10月，中

共十四大报告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至此，经过了长达十几年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探索和反复激烈的争论，中国经济改革

的市场化方向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终于确立起来了。

   

三、中国改革道路的探索：双轨制与过渡性制度安排

    80年代中期，当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全面展开，中国改革进

入了第二个阶段，即双轨体制形成和渐进式改革道路确立的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理论

研究的中心议题是改革战略的选择问题，其中除了上一节已经论述过的改革目标模式

的探索之外，主要包括改革的基本思路、基本策略和主要步骤等问题的选择和设计。

改革实践呼唤着新的经济理论，改革也为理论探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相对宽松的环境

。这一时期，改革已经成为时代潮流，对社会主义传统的斯大林模式必须进行革命性

的根本改造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虽然继续固守僵化的传统观念公开反对改革

的言论基本上听不到了，但是在对改革本身的理解，即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上，存

在着很大的分歧。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起步的，在改革

启动阶段，政治决策者事实上设定了渐进式的“改革程序”，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

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实践先行的探索策略对改革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挑战，也为理论

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围绕着改革战略的研究逐步形成了中国改革理论的不同流派[12]

。不同改革理论流派的争论集中在改革的主线或“突破口”的选择问题上，形成了不

同的改革理论。

    中国学者是以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向国外各种经济理论进行学习、借鉴、吸收和

应用的。受西方经济学和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经济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前

期，中国经济学界形成了两个比较激进的市场化改革理论派别：一个是以吴敬琏为代

表的“协调改革派”。它是在继承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孙冶方、顾准等人批判传统社

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无流通论”[14]和薛暮桥等人强调以流通领域的改革为重点[15]

[16]，主要吸取新古典经济学和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们提出

“整体配套、分步实施”的改革思路，在改革战略上积极提倡企业、市场、宏观调控

三方面改革的大配套。强调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认为当务之急是以

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尽快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经济机制，避免双重体制久

拖不决的局面[17][18]。另一个是以厉以宁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提出了企业改革

主线论的主张。厉以宁的理论主要是在吸收了国外非均衡经济学包括科尔内的短缺经

济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厉以宁认为，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状态下，要使市

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以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存在为前提，改革的主线应

当是通过股份制道路来构造新的企业制度，重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权关系[19][20]

[21]。这两种改革理论和思路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但是都没有被中国改革

的实践所接受。在依旧主要凭借马克思主义政经学的传统语境提出的其他改革思路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琢提出的以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为主线，宏观先改的思路[22][2

3][24]，但也没有成为改革实践的指导思想。总之，在中国比较激进的和试图寻找单

一改革主线或突破口的各种改革思路，不论是以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也不论

产生了多大影响，最终都没有能够成为指导改革实践的济世良方。

    以刘国光、戴园晨、张卓元为主要代表，在他们周围聚集的中国社科院的一批著

名学者，提出采取“渐进式”加“小配套”的经济体制改革战略[25]，实行企业改革

和价格改革两条主线“双向协同”[26]（pp.58～69）。他们改革理论的鲜明特色是

把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结合起来，主张体制模式转换与发展模式转换

“双向协同”[27]。他们认为，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和改革策略时，既要考虑

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换，又要考虑保持经济运行过程的连续性和不同体制模式

之间的继承性[28]（p.46），并且应当以实例研究为背景，从中汲取营养[27]（pp.6

1～62）。考虑到中国经济的现实条件，改革只能逐步进行，在近期内采取“改良模

式”来过渡是必要的。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既有其客观

的必然性，也是应当采取的战略选择，并不是主观决策的失误[27]（pp.29～30，pp.

406～411）。他们的理论和对策选择，以稳健务实的风格见长，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

响，许多同中央的经济政策抉择相一致，有的已经直接转化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政策。

    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最显著的特征是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其中生产资料

价格双轨制是一个关键。80年代中期，改革全面启动之后，价格改革成为整个经济体

制改革和理论争论的焦点。计划价格和指令性计划、实物分配是行政计划体制管理经

济的三位一体的手段。由于国家统一制定的计划价格长期固定，形成了严重的扭曲。

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看，这种计划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甚至也不能

体现国家的政策，因此改革势在必行。从体制转型的角度来看，价格是市场机制配置

资源的枢纽，因此价格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调节转变的一个关键。

    当时，为要进行价格改革而进行了理论价格的测算，学术界曾就社会主义经济中

价格形成的基础展开了热烈的理论讨论。这在当时从劳动价值论和计划管理的思维出

发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并没有取得任何有益的成

果[29]（p.276）。原因在于计划价格结构扭曲的问题，虽然表面上是价格体系不合

理，而根子则是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因此不改革国家用行政方式垄断定价的价格管

理体制，由企业和消费者自主决策和自发形成价格，价格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当时，一方面，找不到一种有充分解释力和科学依据的理论价格的计算方法，因此只

能是根据现实情况对矛盾特别突出的问题分系列分别处理。另一方面，由于价格调整

涉及到广泛的利益补偿问题，财政的承受能力在事实上成为制约价格改革的决定因素

。而当财政拿不出钱时，价格改革就难以进行。巨大的改革成本使这种以“调”为主

的改革方式遇到了死结。俄罗斯正是在前苏联几次价格改革失败之后，才转而接受“

大爆炸”的全面自由化改革的。中国之所以能在价格领域走出渐进式改革的路，破题

的一着是实行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曾经引起过非常激烈的争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在配给体制向商品体

制过渡阶段，许多国家都曾在消费品方面实行过双轨价格，中国的特殊之处是在生产

资料方面也实行了双轨制价格（注：自1979年以来，国家就开始对企业实行放权让利

的改革，单一的计划体制和物资管理体制被打破，一部分生产资料实行了市场调节。

1979年先在电子、机械行业对一部分产品实行浮动格。1983年允许石油产品计划外部

分按国际市场价格在国内销售。1984年起，对37个统配煤矿实行超核定生产能力的煤

炭加价25％～50％销售。1984年5月20日，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

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中规定，工业生产资料生产属于企业自销的（2％）和完成国家

计划任务后的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国家牌价基础上上下浮动20％的范围内自主定价

。1985年1月，国家物价局和国家物资局联合下达了《关于放开生产资料超产自产品

价格的通知》，取消了上述浮动20％的限制。至此，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正式形成，

重要的生产资料都同时存在着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有的学者认为，生产资料价

格双轨制在中国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29][30][31]。由于中国在传统计划

经济时期广泛存在着的“计划外”经济，例如乡镇（过去的社队）企业，对它们的绝

大多数产品价格历史上国家就没有管死过，而是一直实行市场调节。所以有的人认为

，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是历史上就已经存在的[32]。

    然而，所谓历史的“必然”并不会自动地成为现实，它必须通过人的主观努力才

能具体地实现。首先，把虽然事实上存在着，但却并非是自觉意识的价格双轨制变成

一种理论和政策上的自觉，其中就凝结着中国学者的创造性贡献；其次，生产资料价

格双轨制的提出，意味着价格改革思路的转换，即从先前的以“调”为主转变为“调

放结合”、以“放”为主[33][34]。双轨制成为一个理论概念和一项明确的政策主张

，既没有前人的理论依据，也没有国外经验可以借鉴，它完全是中国中青年经济学家

从实际出发，进行创造性研究的结果。尽管对于价格双轨制人们褒贬不一，但正是由

于实行了双轨制才使中国的价格改革得以突破财政约束的困境，开创渐进式改革的新

局面。因而被国外有的学者称为是“一项有益的发明”（布鲁斯语）[25]和“天才的

解决办法”[35]。

   

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所有制和企业改革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在现实中则是传统计划经济

的制度基础，虽然由于改革在起步阶段设定的程序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渐进式改革

，把改革的范围规定为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因此相对于其他方

面的改革，所有制改革被严重地滞后了。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对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探

索却没有因此而滞后，并且贯穿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的始终。自1979年以来，在所

有制理论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突破，为所有制改革和国有产权制度改革进行了必

要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首先是重新确立生产力标准，否定把“一大二公”作为判断所有制先进与否的标

准和“公有制目的”论，为所有制改革奠定了观念前提和理论基础。因为“一大二公

”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并且影响很深，在实践中危害很大，所以在改革

启动阶段，自然就把它作为要破除的“左”的思想提了出来[36]。但是直到1992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和中共十四大召开，生产力标准才真正开始在理论研究和经济决

策中成为主流意识。即使在这种背景下，有的经济学家，例如周叔莲，提出要打破对

传统国有制的迷信思想，包括片面地把传统国有制当成社会主义的目的而不当成手段

的迷信的观点[37]，依然引起了争论（注：《当代思潮》1994年第1期和《真理的追

求》1994年第2期上都发表了批判周叔莲的文章，说他是“拐弯抹角的私有化”的理

论。袁木也说，这个观点不妥，不要再提这个观点了。见袁木：《关于国有企业的若

干基本认识问题》，《经济日报》1995年2月7日。肖灼基则把所有制是手段，生产力

才是目的的观点，看成为一个理论突破。见肖灼基：《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

中外管理》1998年第2期。）。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的“三个代

表”的重要思想，在中共十六大上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至此，生产力标准最终确立

为统治的思想，把公有制本身当成社会主义目的的传统观念才被彻底革除。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所有制改革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鼓励非国有经济成

分的发展，二是推进传统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权力分解。改革初期，鼓励非国有经济

成分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应对经济生活中突出的矛盾。1979年7月，薛暮桥先后在

《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就广开就业门路必须改革劳动管理制度发表谈话，主

张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使这种几乎被理论遗忘了的所有制形式重新受到重视[1]（p

.180）。80年代初，我国学者提出了所有制结构的概念，有人提出所有制外部结构和

所有制内部结构，还有人提出要区分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29]（p.

151）。理论上提出所有制结构的概念，突破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只能是又公又纯的观

念，明确提出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发展非国有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为所有制

结构的调整即进行所谓“增量改革”[38]（p.153）创造了条件。董辅réng＠①提出

社会主义应当是混合经济的观点（注：在80年代初，董辅réng＠①就提出社会主义

经济应当是“在保持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发展多种非公有制（个体、私营的、

混合的私有制等）”（见董辅réng＠①：《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上卷，经济科学出

版社1994年版，第343页）。到了1992年，他又进一步将自己的观点形象地概括为“

八宝饭”理论。他说：“社会主义经济好象一盆八宝饭，八宝饭是以糯米为主要成分

的，其中还有豆沙、红枣、莲子等食品。……只有把糯米饭、豆沙、红枣、莲子等等

组合起来，并以糯米饭为主要成分才是八宝饭。”同上书，第415～416页。）。有的

学者认为，混合经济应当是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模式[39]。80年代中期出现了民营经济

的概念，既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又回避了私有化的禁区。一些

经济学家竭力主张体制外的经济成长，即发展民营经济是发展市场经济，进而推动公

有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条件。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重新定义，确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2002年中

共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两个“必须毫不动摇”，强调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二者统一起来，最终解决了所有制改革的合法性问题。

    在中国渐进式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改革在1978年底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启动的

同时就启动了，但是步子一直迈得不大，到90年代中期以前，产权制度改革也没有真

正迈开步伐，改革的着眼点始终是如何增强现有企业的经济活力。最初的企业改革理

论围绕着改变传统体制下企业国有国营的形式，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生产

者和经营者取得了突破，主要有以下四种理论：第一，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是独立的

商品生产者的理论。1979年，有人提出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观点[4

0]，引发了经济学界围绕着全民所有制企业究竟是不是商品生产者，是完全独立的还

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展开的理论争论。经历了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同样的跌宕

起伏之后，到1984年，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是商品生产者的理论成为企业改革的理论

基础。第二，强调企业独立地位和自主权的“企业本位论”[41]。从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的当时开始，就有经济学家先后连续发表文章，提出要承认企业的相对独立

性和给企业必要的权力，强烈要求改变企业只是一个“算盘珠”的被动局面[42][43]

。1980年，蒋一苇提出著名的“企业本位论”，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且受到中共中央

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从而成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跳出过去多次体制改革中单纯进行

行政性分权，走向经济性分权的理论依据。第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论。我国过去

一贯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当作一回事，对此，董辅réng＠①首先提

出了质疑。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改变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注

：董辅réng＠①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改变国家所有制这种形式”。见董

辅réng＠①：《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

《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关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探讨》（《经济

研究》丛刊），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提出了全民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两个

概念的可分性，开创了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研究的先河。第四，所有权和经营权“两

权分离”的理论。早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界就对所有制范畴的内涵进行了探讨（

注：较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苏绍智。见苏绍智：《试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

支配权和使用权》，《学术月刊》1962年第6期。），但是理论讨论还没有充分展开

。80年代初，所有制概念内含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四权及其相互关系

问题，再次成为理论讨论的一个热点，并且把后三权归并成与所有权相对的经营权，

形成了两权分离的理论[44][45]。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改革思

路，成为实行企业经营承包制的理论基础。

    80年代中期，特别是1987年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经营承包制之后，在上述最初的企

业改革理论的基础上，主要围绕着企业改革实行承包制还是股份制的争论，形成了经

营权主导改革和产权改革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和理论演化方向。自70年代末，对于公

有制企业特别是其中国有企业如何改革，人们在理论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在实践

中也形成了不同的企业经营模式。所谓经营权主导改革，是以杨培新为代表的一批经

济学家坚持的以企业承包制为方向的改革思路（注：这一改革思路的代表性著作是杨

培新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三联书店1988年版）和《承包制——企业发

达之路》（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两本专著。坚持这一主张的学者还有宋廷明、

李忠凡、何建章等。）。他们认为，公有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

，国家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前提下，将经营权转移到企业，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

制，从而形成新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承包

制着眼于完善企业的经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企职责分开以及所有权和经营

权的分离，使企业和国家在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之外，建立了平等的契约交换关系；

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企业行为短期化和行为不规范，负盈不负亏，使得财政收入

固定化和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等等一系列问题。根本的原因在于承包

制以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强调强化经营权，弱化所有权，虽然在短期内也能

带来企业活力，但是这种改革由于忽视产权必然引起经济行为的混乱，并且隐含着巨

大的风险[46]。承包制虽然遭到多数经济学家的反对，并且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它

能够在中国普遍推行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其中最根本的是承包制反映并且适应中国渐

进式改革的约束条件：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既不能全盘否定

国有制，也不能实行私有化，在市场发育很不健全的条件下，实际也不可能立即采用

与发达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股份制这种财产组织形式。承包制正是由于不规范，才

能以其强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易于和现行的管理体制衔接，操作难度小等优势，成

为双重体制下企业改革模式的必然选择。围绕承包制所展开的种种理论争论和分歧始

终存在，在承包制发展的后期已经变得非常激烈。这种争论和分歧的实质在于：中国

国有企业改革是继续沿着承包制的方向前进，进行经营权改革，还是推行股份制，变

革产权制度；承包制是中国企业制度改革的过渡形式，还是目标模式。

    股份制是由厉以宁在1980年最早提出来的（注：在1980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

家劳动总局召开的一次内部讨论会上，厉以宁在发言中提出了股份制的改革意见。）

。到1984年前后，世界银行的中国考察报告[47]（p.13）和一些中青年经济学家再次

提出这个问题，便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48][49][50][51][52][53][54]。由于受到

意识形态的严重阻碍，股份制改革迟迟没有能够在国有企业中广泛实行。在中国经济

改革过程中，凡是触及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理论和政策建议，都会引起意识形

态领域感情异常激烈的尖锐争论，例如，农村土地承包、建立经济特区以及股份制，

概莫能外。而这些争论的核心都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股份制问题上的争

论，不仅肯定了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股份制，更为重要的是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打开了一条通道。由于两权分离的改革思路和承包制本身的种种缺陷，促使人们从更

深层次来思考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才是走出困

境、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关键、基石[55][56][57][58][59][60]。产权概

念的提出（注：中国最早使用“企业产权”概念的文献，是刘军、陈乙的《企业产权

与企业行为趋向》一文（《经济学周报》1985年10月13日）。），一方面把过去对所

有制问题的研究深入到了微观层面，细化为具体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问题；另一方面

又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所有制这个与意识形态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从而为所有制

改革理论的研究拓展出了新的空间。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公有制实现形式和企业

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获得了长足进步[61][62][63][64][65][66]。中共十五大报告中

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明确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国

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才真正迈开了步伐。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原因，从表面看是因为国有企业缺乏效率，而其根源是

公有制和国有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出现

的困难，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市场竞争局面的形成，与其他各种经济主体相比，国有企

业的经营机制不活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企业改革逐步深化，公有体制内

部的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包括国家和企业、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利益分化，形成了新

的利益格局和矛盾，原有的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事实上已经瓦解，国有企业已

经无法在过去的制度基础上继续运行下去，因此不可避免地将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和

所有制改革推到了前台（注：经济学家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仍然存在着

分歧。1995年8月16日《中国商报》在同一天发表了林毅夫：《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是

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张维迎：《从所有权角度看国有企业改革——与林毅夫教授

商榷》两文，展开争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是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重要突破。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是社会经济体制的核心

和制度基础，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要改变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产权制度，只

有所有制和产权制度的改革才能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稳定、健康、持续发

展的制度基础。

   

五、从经济改革理论到转型经济学的发展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我国出现了一个引进和翻译现代经济学理论著作的热潮，

新制度经济学和与公共领域相关的最新的经济学理论，例如，交易费用理论、寻租理

论、公共选择理论、信息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理论、激励理论、机制设计

理论、新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等都先后被介绍进来。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界对

西方经济学的认识和态度发生了转变，从过去的“批判”转为有选择地“吸收”和“

借鉴”，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和

体制改革，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19][67][68][69][70][71][72][73][74]。

特别是在东欧和前苏联发生剧变后，都采取了迅速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政策，这种现象

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吸引了许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投身其中，形成了一个

专门研究前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新领域。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一些学者开

始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角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作整体性的深层次的思考，逐渐形成

了一个新的理论流派——转型经济学。盛洪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75]

的出版标志着转型经济学在中国的出现，林毅夫等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

改革》[76]和樊纲的《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38]则是这个理论流派或理论

分支形成的重要标志。90年代后期到世纪之交，转型问题的研究突飞猛进，出版和发

表了大量以转型或过渡为题目的学术论文和专著[77][78][79][80][81][82][83]。20

02年，热若尔·罗兰来中国讲学和他的《转型与经济学》一书中译本的出版，起了进

一步推波助澜的作用。转型经济学研究的深化还表现在向着学科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在大学讲堂上讲授（注：2001年南开大学周冰教授开始招收

转型经济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并且出版了专门的教科书[84]。

    转型经济学或者说过渡经济学，虽然与改革理论同样都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研究

对象，但是又不同于改革理论，二者的区别首先在于：研究目的和理论定位不同。转

型经济学是一种实证性的纯理论研究，它的目标不是直接指导改革实践和政策制定，

而是要对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的客观事实做出科学的阐释。例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

所组织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系列，目的就是要“将这一变革过程记录和描

述下来”[85]（p.311）。而改革理论主要是以指导改革实践为目的的应用性研究，

是要在事前提供服务于改革决策的实施对策。其次，二者遵循的理论规范不同。中国

学者在改革理论的研究中非常注重向国外学习，借鉴吸收东欧和西方国家的理论成果

和经验，但是，这种学习和借鉴的母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才

开始呈现出多元化和综合化的趋向。而中国的转型经济学从一出现就是以西方经济学

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随着其影响和声誉日隆，一

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比较经济学家才逐渐加入到转型经济研究的行列中来。

    总结25年改革理论发展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理论是在与实践的相互作用

中发展的，它前进的每一步都是由于改革实践的深化提出了需要解决的新问题，那些

不能按照老办法解决的现实经济问题，永远都是理论发展的活的源头。经济理论发展

方向的变化往往是由于现实的危机促成的，因为一种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成为社会观

念之后，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只有当按照原有思路发展的实践已经或者几乎走到了尽

头，无法继续延续下去时，才会转而接受新的理念。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转折关头，理

论创新至关重要，因为，所谓历史的“必然性”是要靠人的主观努力才能实现的，理

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理论并不是实践的简单直接的反

映，它的发展也不是单纯由实践所推动的。理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理论创新既

不能脱离既有学术思想的传承，同时又需要与外界交流的思想碰撞激发的灵感，它是

在问题意识主导下，各种理论资源的滋养和互动中，由学者的创造性研究工作来具体

实现的。事实上，改革理论的发展更大程度上是在与传统理论的斗争和不同理论观点

的争论中实现的。因此，观点分歧和理论争论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只有不

同观点的自由讨论和争鸣，才能避免实践中的片面和偏颇。在这里，政治上的宽松环

境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解放是必须的前提和基本条件。

    从经济改革理论到转型经济学的发展预示着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

    第一，以解释世界为目的的实证性的纯理论研究与应用性的对策研究的分工和分

化　学术研究上的分工和专业化必将有力地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

学研究的理论水平。转型经济学主要进行实证性的学术研究，与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

决策保持着一定距离，这同改革理论在理论属性和风格上大异其趣，二者在中国经济

改革实践与经济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不相同。如果说改革理论为推动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已经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那么，转型经济学将会为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学术水平，引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理论经济学的国际化和理论基础的综合化　所谓经济学的国际化，是指在

经济学研究中使用国际经济学通行的表达方式，在研究方法乃至书面格式上遵循国际

通行的学术规范。转型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一方面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理论经

济学发展深化导致学术性的纯理论与应用研究分工分化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学术

开放受到国外理论主要是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学术论坛的需要。

进入90年代，一批中青年学者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极力倡导经济学研究

遵循国际经济学的共同规范（注：《经济研究》编辑部和上海三联书店是推动这一潮

流的最早和主要的学术阵地。1991年，上海三联书店在其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出版

前言”中说：“本丛书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北京大学中

国经济研究中心分创办的《经济学季刊》也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规范化为号召。见其

《发刊词》2001年10月，第1卷第1期。），转型经济学是这股潮流中的排头兵。中国

经济学在日益走向国际化，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开放的心态对待人类遗留下来的经济

学理论资源，其中比较显著的趋势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理

论结合、融合的努力，并且成功地将矛盾分析方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中

国经济的现实问题（注：樊纲主笔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0年版）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刘世锦的《公有制经济

内在矛盾及其解决方式比较》（《经济研究》1990年第12期）则是另一个例子。）。

    第三，研究对象和问题的本土化与理论的原创性　尽管我们说，经济学是一般的

，然而它必是在特定经验积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缺少中国的经验，经济学就缺少了

一般性。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家来说，中国目前面临的改革和发展问题自然地会成为

首先关切和研究的对象；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渐进式改革已经取得的成功，构成

了对正统经济学的挑战，这使得对中国改革经验和特色的解释具有了普遍的理论意义

。诚然，中国的转型经济学是在学习和吸收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形

成的，但它却不是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分支在中国的应用，而是中国学者自觉地将中

国的体制改革和转型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自主理论探索的产物。从中国角

度提出的一般性问题，正是中国经济学家最有希望做出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和产生世界

级经济学家的丰腴园地。

    第四，转型经济学和转型期经济学并行发展　中国已经持续了1/4个世纪的经济

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转型过程，虽然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但是尚未完成。处在转

型期的中国经济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现实背景。转型经济学研究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组

织的结构性变化，正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因此转型经济学在中国

的发展不仅有着现实的需要，而且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尽管转型和制度研究是经济

学的主要内容。但毕竟不是唯一和全部内容，中国的经济发展、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

，都是中国经济学家需要着力研究的问题，而所有有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均须

放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转型期经济学的发展和转型经济学的发展

并行不悖，而转型经济学的发展将为中国转型期经济学的研究提供制度框架和理论支

撑。

【参考文献】:

    [1]《经济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4

：上[c].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2]孙冶方.论价值——并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

的地位[j].经济研究，1959，（9）.

    [3]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j].经济研究，1956，（6）.

    [4]孙冶方.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n].光明日报，1978-10-28（4）.

    [5]周太和.国民经济体制[a].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第i卷[m].北京·上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6]佐牧.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底线”[j].经济研究，1990，（1

）.

    [7]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a].斯大林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8]卓炯.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n].光明日报，1982-08-09（3）.

    [9]刘国光.不要回到已摒弃的老观念上去[n].光明日报，1982-07-10（3）.

    [10]晓亮.现阶段的计划经济必须利用市场机制[j].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3，

（2）.

    [11]周叔莲，吴敬琏.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问题[j].工

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11）.

    [12]叶远胜（主编）.中国经济改革理论流派[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13]吴敬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a].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

理论50年[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14]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j].经济研究，1957，（3

）.

    [15]薛暮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探讨[j].经济研究，1980，（6）.

    [16]薛暮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意见[n].人民日报，1980-06-10（5）.

    [17]吴敬琏，周小川，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m].北京：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1988.

    [18]吴敬琏，刘吉瑞.论竞争性市场体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19]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

    [20]厉以宁.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21]厉以宁.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22]王琢.中国经济运行的“怪圈”[j].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9，（115）.

    [23]王琢.什么是改革的“牛鼻子”：企业、价格、还是宏观[n].理论信息报，1

989-06-13.

    [24]王琢.改革过渡论[n].经济学人，（2-3）.

    [25]刘国光，等.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评

述[j].经济研究，1985，（12）.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中国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改革纲要[a].中

国改革大思路[c].沈阳：沈阳出版社，1988.

    [27]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88.

    [28]刘国光.在改革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a].中国经济大变动与马

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29]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

社，1999.

    [30]华生，等.中国改革十年：回顾、反思和前景[j].经济研究，1988，（9）.

    [31]杨圣明，李军.价格双轨制的历史命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

3.

    [32]王兴家.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和解决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问题[j].价格理论

与实践，1990，（6）.

    [33]华生，蒋跃，何家成，等.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a].中国：发展

与改革1984—1985：首卷[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34]张维迎.关于价格改革中以“放”为主的思路[j].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5

，（6）.

    [35]斯蒂格利茨.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n].人民日报，1998-11-13（2）.

    [36]于光远.对待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态度[n].人民日报，1980-07-07（5）.

    [37]周叔莲.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问题[j].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3，（3）.

    [38]樊纲.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39]陈宗胜.论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模式[j].南开经济研究，1987，（3）.

    [40]邝日安，晓亮.试论价值规律同企业自主权的关系[j].经济研究，1979，（5

）.

    [41]蒋一苇.企业本位论[j].中国社会科学，1980，（1）.

    [42]吴敬琏，周叔莲，汪海波.关于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n].人民日报，1978-

12-31（3）.

    [43]吴敬琏，周叔莲，汪海波.再论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j].经

济研究，1979，（9）.

    [44]蒋学模.关于生产资料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的探讨[j].社会科学研究，1

981，（4）.

    [45]宋涛.试论我国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j].经济研究，1982，（9）

.

    [46]刘伟，平新乔.经济体制改革三论：产权论·均衡论·市场论[m].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1990.

    [47]世界银行1984年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主报告）[m].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48]吴稼祥，金立佐.要以新的战略思想改革国家经济职能[n].世界经济导报，1

985-03-11（6）.

    [49]吴稼祥，金立佐.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一种思路[j].中国：发展与改革，1

985，（10）.

    [50]曹文炼.全民所有制大中企业股份化的探讨[j].经济研究，1985，（8）.

    [51]童大林.股份化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个新基点[n].人民日报，1986-08-18（5

）.

    [52]厉以宁.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n].人民日报，1986-09-26（5）.

    [53]刘诗白.试论社会主义股份制[j].经济研究，1986，（12）.

    [54]刘诗白.再论社会主义股份制[j].改革，1988，（3）.

    [55]唐丰义.试论国有企业改革的出发点、改革模式及理论支点[j].社会科学评

论，1987，（1—2）.

    [56]田源.论“分产经营”[j].经济研究，1987，（6）.

    [57]田源.国有产权制度改革——我国中长期改革的方向[j].改革，1988，（6）

.

    [58]刘诗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企业产权[j].经济研究，1988，（3）.

    [59]韩志国.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问题[n].光明日报，1987-10-10（3）

.

    [60]韩志国.论法人所有制[n].光明日报，1987-11-16（3）.

    [61]刘世锦.公有制经济内在矛盾及其解决方式比较[j].经济研究，1990，（12

）.

    [62]张军.中央计划经济下的产权与制度变迁理论[j].经济研究，1993，（3）.

    [63]常修泽（主笔）.产权交易理论与运作[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5.

    [64]常修泽，等.中国企业产权界定[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65]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6]周其仁.公有制企业的性质[j].经济研究，2000，（11）.

    [67]厉以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68]符钢战，等.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

    [69]潘振民，罗首初.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均衡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70]樊纲.灰市场理论[j].经济研究，1988，（9）.

    [71]樊纲（主笔）.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72]盛洪.分工与交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73]胡汝银.低效率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74]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75]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4.

    [76]林毅夫，蔡fǎng＠②，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77]张军.“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m].上海：上海

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78]周振华.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

999.

    [79]冯舜华.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80]张宇.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81]吕炜.经济转轨的过程与效率问题[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82]柳新元.利益冲突与制度变迁[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83]胡家勇（主笔）.转型经济学[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

    [84]景维民（主编）.转型经济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第8篇：经济体制改革存在问题范文

按:1999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邀请部分专家、学者就“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进行了专题研讨。以下是部分专家、学者的观点。

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讨论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到目前为止,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当中始终没有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在具体工作当中碰到的比较尖锐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尽管市场经济进展到现在,政府究竟哪些事情能干,哪些事情不能干,实际上还不是很清楚。现在采取的许多宏观经济措施还是政府主导的,比如积极的财政政策、三年国企解困、债转股、开发大西北、发债1000亿、配套贷款1000亿、限产压库等等。这些宏观政策实际上都暗含一个前提,政府是可以驾驭市场经济的。实际上,这个前提本身不存在。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已经不可能、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信息、没有这个知识、没有这个资源来确保经济运行逼近多重目标。对于一些经济总量,比方说总投资、总消费、总股价、总价格水平、总储蓄,政府目前也没有办法确保它们的总量和速度。

第二,有关金融改革。目前,对金融改革的不同学术观点相当多,存在很多争议。金融改革进展到现在,实际上剩下的是三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利率自由化、人民币可兑换。中国金融改革的顺序和其它国家相反,我国是金融改革都改完了,最后利率还没有市场化。别的国家金融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利率市场化。从中国整个价格体系来看,所有的价格基本上都放开了,唯独利率价格目前还是管着的。能不能管得住是个问题。

第三,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效果有多大?这两年来,原来觉得财政政策可以引致出需求来,现在看来也不如想象的那么多,特别是在消费和非国有投资的增加方面,引致出来的总需求也不是那么大。货币政策究竟在中国有多大作用?现在看来,货币政策在中国是困难重重。基础货币增加比较慢,基础货币投放的渠道比较堵塞。利率已经连续7次下降。1年期存款的名义利率已经到了2．25%,名义利率已经基本降到谷底。尽管通货膨胀率是-3%,实际利率是5．5%,但一个国家的名义利率不可能再低。其它政策,如公开市场政策也不行。工农中建现在手中拿的国库券是最好的资产,不可能卖给央行。扩大再贷款,现在大家不要你的再贷款,这也比较困难。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改革。在过去20年中国经济改革和结构变化中,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发展起了一个很大的非国有部门,它占74%的工业增加值,63%的GDP。但是,我们没有发展非国有的金融机构,这是一个大问题。非国有机构在整个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不到20%,这还算上那些国有股份制企业。自然产生的问题是,创造了不到40%国民总产值的国有部门占有着大多数的金融资产,而创造了70%产值的非国有部门占有着少部分的金融资产。这就产生了双重问题。一方面,国有企业坏债发展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渠道不畅,发展受到融资的限制。1998年中央政府、中央银行积极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贷款。但是1998年尽管增量有所增加,但非国有经济总的感觉是融资渠道在收缩、在下降。因此,1998年非国有投资第一次出现历史上下降的局面。一方面,国有企业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也不能发展。因此,当前宏观经济的问题确实直接和金融体制的问题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想根本解决问题,金融改革是当务之急。

怎么实现金融体制的改革呢?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和教训是,你想改革这个体制,第一步要做的是去发展新的东西,而不是先去改旧的东西。第二,没有新体制的发展,没有竞争的发展,是不会改革的。国有经济现在之所以改革,是因为非国有经济的很大发展,市场竞争的很大发展,逼着它去改革。金融体制也是这样,金融体制现在最缺的是竞争。现在很多人寄希望于开放和外资机构的进入。对外开放了,对内竞争怎么发展。而且对内竞争的发展能够培养对金融市场的管理水平,能更好地应付国外历史悠久的机构进入中国后的管理问题。我认为,现在从金融改革的角度来看,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非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金融应该作为首要的任务来做。这件事情做好了,其它很多事情会跟上,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银行的改革。最近我们作了一些调研。浙江有些信用社是真正私人的信用社,坏帐率为0．06%。地方的中小银行之所以能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是因为它运用了许多地方的信息,它的交易成本可以很低,效率可以很高。因此,第一步是创造竞争性的环境。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货币政策和宏观政策的运用问题。货币政策现在的效果确实有限,其基本原因就是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们现在的通货紧缩、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恰恰是由于金融体制的问题造成的。但是,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并不是说不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即使搞财政政策,也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这一点,我们需要有所认识。谢平刚才讲过,财政发债券,银行巴不得拿债券,它可以当好资产,一年就可以不干事了。然后基础货币不能增加,债券就有了挤出效应,政府投资的增加实际上挤掉了一部分私人部门投资的增加,因为政府投资等于把贷款吸过去了,而基础货币并没有增加。如果可以通过其它渠道,比如增加基础货币来发债券。因此,在此提出的问题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问题。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技术操作问题,也是这几年在宏观政策研究和操作方面值得吸取的教训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宏观司司长李晓西:先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财政政策走来走去,走到了金融改革。大家都知道,财政政策中关系重大的是发国债。发国债这个问题,本来是财政政策,但往前再走一步,就是货币政策,和货币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相关。我们现在的公开市场操作过程中的债券和品种很少,短期的更少。因此,需要丰富的国债品种,这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我们现在发国债,都是商业银行接收。商业银行接收后,是在银行间市场上进行交易,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没有沟通起来。因此,国债公开市场操作没有一个统一的资本市场,限制了货币政策调控的能力,也限制了财政政策发国债对经济的作用。一个新的问题是:这两个市场之间能否有一个沟通?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市场呢?各类资本市场的统一就涉及到如何理顺央行、证监会、保监会的关系。一步一步推下去,就会发现,财政政策确实需要金融体制改革的配合。顺便说一句,两个市场沟通起来,需要利率市场化。第二个例子是,从货币政策往前走一走,也会走到金融体制的改革。货币政策最集中的是货币供给量的问题。人们常说,和上一年相比,M0、M1、M2差不多都增长15%左右,而且货币政策该放宽的都已经放宽。但最近的企业家调查系统调查了3500家企业,反映的第一大困难是资金短缺问题。一方面,资金供给已经放得比较宽;另一方面,企业感到资金还比较紧张。这如何解释?这就涉及到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利率没有市场化。利率没有市场化,判断货币供给的多少,就没有利率这个最准确的标准,而只能是看同比。同比的问题是,和5年、10年的平均数相比,感到比较合理;可是和超常时候相比,感觉到比那个水平要低。但实际上很难说清是否正常。一方面水库里有水,一方面地里的小苗感到干渴,没有水喝。这就说明我们整个金融体制的传导机制发生了困难。首先,中央银行再贷款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宁可去买国债,宁可少担当贷款的风险,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是不对称的。同时,它自己设立的约束机制也非常强,有信贷员终生负责、三级审贷制等等。商业银行从本质上来看,是国家银行,可以到财政部核减亏损指标。它要是不盈利,是不是就不生存?如果真是西方类型的银行,就不能生存了。不赚存贷利差,凭什么生存和发展?因此,要改革商业银行,使商业银行的行为真正商业银行化。货币政策要真想知道供给量的多少,知道钱流到企业中去能否用得起来,就必须要改变金融体制。

三个结论。第一,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的经济已经到了相对过剩的阶段,我们的改革也到了攻坚阶段。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改革统揽全局”。我认为这是改革到目前阶段不能回避的主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没有改革的推进,发展很难持续。第二,小的政策调整、小的改革,也有助于宏观调控。另外,有人认为,宏观调控是短期的,体制改革是中长期的。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有些小的制度调整,短期就见效。比如同行拆借市场,现在允许进来七家证券公司,情况马上和原来有变化。大的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当然需要很长时间。就体制改革本身而言,很多小的制度改革,不要忽略。第三,经济体制改革从总体上看是渐进的。但我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和激进相结合的。一个阶段是激进,一个阶段是渐进。对于激进还是渐进的判断,不能仅从速度来看。有些东西的变化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就是激进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副所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扬: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说经济形势好,GDP前三个季度增长率为7．4%,在世界上是很好的指标;净出口在增长;经常项目的盈余在扩大;公布的数字说企业的效益在转好,等等。坏消息也有,物价持续下跌;财政赤字在增加;失业率并没有改善;收入水平看来是在下降。人民银行最近公布存款数据,居民存款在下降,企业存款在增长。对居民存款下降的解释是7次降息加上征收利息税。更基础的原因是收入跟不上。各方面的消息非常混乱。最近得到武汉的一个消息是,尽管7次降息加上加税,武汉的居民储蓄存款仍在巨额增长,据调查,老百姓说存款仍然是储蓄的主要形式。我是倾向认为武汉的居民是对的。目前我们没有几种储蓄形式,实物储蓄没有,股票、债券不能染指,只有存款。消息的混乱,不是一个好现象。从1996年开始,中国经济一直处于极为矛盾的状况。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深刻的结构调整过程之中。大家都谈结构调整,讲这个词时,大家心里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的经济学词典里,特别是官员讲结构调整,就是长线和短线。长线压一点,短线增一点。现在的结构调整则不是那么回事。首先,它是在全世界进行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其次,是在全世界都在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是在全球经济过剩、通货紧缩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几个背景是非常强的背景。从中国的情况看,结构调整很重要的是更新它的科技基础,总体来说要提高经济效益。这样一些事情是非常大的事情,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因此,我们将会有一个长期的中速发展过程。

说得具体一点,现在的有利因素有一些,第一,中国事实上还在完成工业化,工业化是能解放生产力的,从供给方面会有增加,从需求方面也会有贡献。第二,它在进行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尽管没有改革初期皆大欢喜的结果,但净的效果还是会促进经济增长。第三,中国政府已经高度重视了这样一些问题。各种各样的措施都从传统的控制通货膨胀为主的基点转向促进需求这样一个基点,这是很大的一个制度性的变化。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大的条件存在,中国经济不会太差。

第9篇：经济体制改革存在问题范文

关键词：我国金融体制；存在问题；体制改革建议

世界上的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是明显区别的，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经济金融管理体制，国家的金融体制也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不过，任何的经济制度都存在着商品经济共性，正是由于此种共性，不同的国家金融体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共同点。具体如下，第一点任何社会制度下的金融体制都存在着多种的金融机构，并且这些不同类型金融机构能够并存，不过这些金融机构中的主体依旧是银行；第二点，不同国家的金融体系的核心以及进行宏观调控的机构都是中央银行或者是相应的政府机构，这些相应机构能够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部分；第三点，国家金融体制下的国家货币的发行只有国家中央银行能够进行；最后，无论何种社会体制下的国家，都会严格的对金融机构的设立以及国家社会金融活动进行管理，国家金融体制管理以及调控的基本目标就是国家国民经济的宏观利益。

1.我国金融体制发展现状

我国的金融体制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金融行业的改革深入，逐步发展壮大，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4-1992年，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金融。第二阶段是1993-1994年，偏重于整顿式、合规性监管。第三阶段是1994-1997年，相继建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金融机构管理规定》等金融法律法规，使我国的金融体制在法律的监管下逐步走向了正确轨道。第四阶段是1997年至今，吸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深化。2003年成立了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具体负责金融体制监管。

目前，我国金融制度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完善，金融制度行业也有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我们并不是说现在的金融制度就很完善、不存在问题了，没有继续可以创新的空间了，这都是不正确的思想。事实上，我国金融体制空间还是比较狭小，还有更多的发展空间，改革金融制度，完善现有的金融体制还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问题。

2.我国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也比较明显，不过还依旧不能够跟上实体经济改革的脚步。落后的金融体制改革对实体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有着严重的影响。据全球世贸组织的加入条件，在2006年时我国的金融业就已经全方位实行对外上开放。我国的银行受到国外银行的强烈挑战，竞争压力日渐增大，外资银行相比较中资银行的优点在于其公司管理体制比较完善、具备更加先进的风险管理体制以及效率很高的市场营销机制、资本实力强劲等等。我国银行迫切希望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以适应国际金融环境。

就现在的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的三点：

第一点，缺乏高效率的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措施，就我国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是否具备高效率的判断方法有通过判断储蓄同投资之间的转化率高低以及判断M2/GDP指标这两种。就储蓄同投资间的转化率而言，现目前有三种方法来将社会资金转化为投资，其一、需要资金的人可通过金融中介，比如银行等来获取社会资金，以信贷资产的形式获得；其二、通过类如国债等的财政资金来将社会资金转化为投资；其三、包含股票以及债券等等的资本市场将社会资金转化为投资。单看我国的金融财政融资，虽然每年的国家税收在国家GDP中所占比重都有所上升，但还是不足国家GDP总值的五分之一，而在类似大洋彼岸的美国这样的世界发达国家的GDP中的依靠税收所得占到总值的30%到40%，由此数据可以看出存在的差距还比较大并且财政支出所具备的的刚性也是非常大的。就证券融资而言，根据资本市场缺乏规范性，近年其所占比重的下降比较的明显。不过就现在的国家储蓄同投资间的转化主要还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完成的。就M2/GDP指标而言，该指标过高，则表明货币供应量已经使得经济增长实际需求得到满足，并且已经超出，导致金融体系运行以及资源配置效率下降。通常情况下的M2/GDP指标的正常值在100%到150%之间，我国该指标的上升的持续性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离不开信贷的推动，并且运用信贷资产的效率逐渐降低，这就表明金融体系的运行以及资源配置效率存在的重大问题。

第二点，扭曲的金融融资结构，银行被当做是金融体系风险的集中地。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金融融资有直接以及间接两种，不过两者存在严重的失衡，间接融资明显高于直接融资，间接融资较高增加了银行贷款的风险性，对经济持续性健康发展有着明显的制约作用。就我国金融市场完整的融资结构而言，在2003年的金融机构货款规模的新增达到3万亿人民币，同期股票以及企业债等等的直接融资新增规模达到5000多亿元。通过上述数据就能够看出金融融资中直接与间接之间存在的严重失衡状况。据金融领域正常的运行规律而言，短期资金需求可通过间接融资的方法进行解决，而长期资金需求则需要通过类如股票发行以及债券等等的直接融资方法解决。但目前我国金融融资中九成的长期资金需求的解决渠道都是以间接融资渠道解决的，通过商业银行得以进行。但是商行资金的来源大部分都是短期资金，通过商行来解决长期资金需求的做法导致出现了短存长贷所引发的的流动性问题，存在较大金融风险。

第三点，由第二点可知，金融融资渠道有间接和直接之分，这第三点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在于其中的直接融资体系内部缺乏良好协调性的结构。这种失调一共有两种形式，其一就是债券市场以及股票市场间的发展不平衡性。就世界上的具有成熟资本市场国家而言，它们的股票市场规模只有债券市场规模的十分之一，但是我国的实际情况却与正常情况相反，2002年末，国家GDP总额的35%都是由国债、政策性金融债以及企业债未偿清余额组成的。其中的企业债未偿清余额更是不足GDP总额的百分之一。相比较我国债券市场而言，我国股票市场发展速度比较迅速，经过多年发展，我国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无论是数量上、市价总值还是交易规模而言，每年都有所提升。股市融资相对间接融资比重在调整过程中都是有所提升的。其二、就金融债券市场而言，企业债发展还远远不够，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品种有四种，即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特种金融债以及企业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旬开始，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增长很快，与此同时政策性金融债发行总额也在迅猛提升。不过我国企业债的发展却没有跟上发展步伐，经过10年发展后，企业债券融资也仅仅达到股票融资规模的20%。由此不难看出企业债发展的程度还远远不足。

3.完善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建议

针对以上分析所得出的问题，我们总结得出，我国金融体制体系依旧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想要完善金融体制管理任务，必须要调整金融体制管理制度，化解矛盾，建设有效的监管体系来提高金融体制的完备工作效率，从而加强我国金融行业走向市场化，走向国际化目标迈进。加强金融管理的建设，可以对目前的监管不足的地方进行修补，从源头上完善我国的金融管理体系，改革目前监管工作中的不良资产比例高、机构臃肿、服务水平低、业务单调等体制弊病，防范和消除金融风险，发挥金融管理的作用。面对以上几个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就加强我国金融管理入手：

3.1 完善金融管理体系，加强金融管理机构建设

根据目前我国金融服务业不良的发展状况，应该在现有的金融管理机构的基础上，完善投资融资体制、信贷、汇率体制及保险服务体系，金融业各行业间应该保持一定的关联，互利互助。然后再逐步建设符合国际标准我国国情的统一、独立和分级负责的金融管理体系。

3.2 按照WTO金融规则，完善金融管理法制体系，加强金融立法建设

在立法方面建议全国人大加强调研，尽快制定新的法律，加快出台一系列法律的实施细则，进一步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真正解决当前在金融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在执法方面，要切实做到违法必究、有法可依、严格执法和高效执法。金融管理部门要发挥监督的作用，各级银行检查部门对金融管理部门应适时进行检查，同时组织对下级行展开执法检查，还应该完善金融管理操作体系，加强金融工作建设，完善金融管理人员素质体系，加强金融队伍建设。

3.3 进一步加强我国金融内外部环境的建设

为了能使金融管理得到进一步完善，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放松对金融业的直接管制和行政干预，保证效率和信贷资金的优化配置，减少风险损失。深化企业制度改革，建立合适的治理机构，牢固经济制度的基础，健全企业的机制和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减少损失，削弱了制度基础。还应该加强国际金融管理合作，适应国际金融自由化浪潮。

4.结束语

目前，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发展，想要在世界经济中取得长足发展，我国金融行业不得不加快改革步伐以跟进时代步伐，尽快解决现在面对的金融风险和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机，不断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找到有效措施解决我国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以最快的速度在WTO立足脚跟，取得辉煌成就。此外，一定要做到正视我国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竭尽全力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完善金融监管的法规体系，改进监管手段和方式，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加强对网络银行的监管，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实现真正的有效监管，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保护国家金融财政的安全，让我国经济进军世界前列。要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保证数据的实施性和真实性。

参考文献：

[1] 张二芳.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历程、存在问题及应对措施探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4-04-08.

[2] 郭冠男.农村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展望[J].宏观经济管理.2011-07-08.

[3] 罗志华.信托在我国金融分行体制下的定位研究[J].西南财经大学.2011-09-01.

[4] 吕劲松.金融体制改革及其深化对经济的影响研究[J].西南交通大学.2011-08-01.

[5] 杨颖.当前我国金融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J].经营管理者.2011-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