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含义精选(九篇)

第1篇：经济危机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历史过渡性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采取经济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此，探究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对应对危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

（一）金融危机的现实诱因

次贷危机（subprime lending 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2007年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简言之，是指缺乏支付能力而信用程度又低的人无力偿还买房时的抵押贷款所引发的一系列金融问题。

2006年之前的5年里，由于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和利率保持较低水平，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由于这种金融衍生品信用要求低，在市场上十分畅销，不少金融机构将其同其他行业的次级证券捆绑出售，结果大量金融残次品充斥美国以至世界金融市场。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和短期利率提高，促发次级抵押贷款本身高于普通贷款的还款利率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也使购房者出售或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更加困难，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危机。

金融危机是由于“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泛滥造成的。“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作为金融衍生品使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便会在金融市场上交易，且既可在国内金融市场不断交易，又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广泛流通，买房时抵押贷款的偿还问题由局部扩展为全局问题、由地区扩展为全国乃至全球问题。

（二）金融危机的历史根源

此次金融危机并非单纯的次贷危机造成的。探究其根源至少包括以下六点：一是互联网泡沫。美国的it产业曾如日中天，带动美国经济走向繁荣，其中也隐含着大量泡沫。二是房地产泡沫。美国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反而企图以房地产业的繁荣来进行掩盖。进入21世纪以来，美联储连续降息，金融机构简化购房手续，不需首付款即可发放贷款，甚至在信用等级评定上造假以鼓励次级抵押贷款，从而导致房地产泡沫日益膨胀。房地产泡沫同过去没有解决的互联网泡沫合二为一，导致金融市场的风险迅速累积。三是虚拟经济泡沫。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在于虚拟经济的主要成分之一——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四是财政泡沫。多年来美国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由此维持经济运行。五是消费泡沫。美国鼓励家庭靠借债来支持超前消费，目前家庭债务已超过15万亿美元。六是出口泡沫。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优势决定了美国必须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出口高科技产品。但美国在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以出口管制政策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导致贸易严重失衡，贸易逆差与日俱增。为解决财政和贸易双赤字问题便依靠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品，通过这样的虚拟渠道，使全世界的实体资源不停地流进美国。

金融危机的实质解析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因此，资本家表现出的本性本质上是资本的本性。而资本的本性就是“为发财而发财”。马克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后经济危机的特殊表现，源于资本家贪婪的本性，是资本家贪婪的代价。

（一）金融危机由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矛盾引发

金融危机导致了全世界的恐慌、混乱和经济下滑，其实质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间的矛盾而引发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

其一，危机作为周期病，这个周期过程是：谋求最大利润—科技进步—个别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科技进步普及—超额利润消失—社会总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如此循环往复，显现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所有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国家都会周期性地陷入试图绕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狂热阶段。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造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

其二，危机作为制度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发展到特别尖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时，才爆发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爆发，通过对现存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强制地使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与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之间的比例得到暂时平衡；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也由此而得到暂时的缓和，资本主义生产经过停滞之后，又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重新高涨，各种矛盾又开始激化，在一定时期又引致下一次危机的爆发。

其三，危机作为基因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本性。由于虚拟经济的存在，使资本家进一步谋求最大利润成为可能，通过销售虚拟产品，资本家绕过了生产过程而达到赚钱的目的，但是生产价值终归是由生产劳动所产生的，所以这一规律违背了价值规律，从而产生了危机。在资本家不断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的同时，危机也在不断积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二）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早就洞悉到资本主义进步作用中包含的历史过渡性，科学揭示了各类经济危机的病根。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剖析充分肯定资本主义“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另一方面，正是资本的弊端导致了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虽然已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包含危机的现实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引起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关系。

（三）金融危机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第一，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个别企业内部的生产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资本家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尽力改进生产技术和完善劳动组织及经营管理。但是，由于生产资料被资本家私人占有，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由个别资本家自己决定，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的破坏。当这种比例失调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引起大量商品过剩时，就会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受剩余价值绝对规律和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因而要求市场也相应扩大。但是，资本积累的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使广大劳动者陷入失业和半失业的贫困状态中。与社会生产扩大的趋势相比，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萎缩，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严重对立。当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市场上的大量商品就找不到销路，就会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从而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

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关联

（一）虚拟经济不产生剩余价值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已经论定，商品在流通中不产生任何利润。比如期货、股票、基金、股指等，只是有价物质（或说特殊等价物）的有形转移和膨化，是价值或剩余价值的无机再分配，只能将其视为一种特殊商品的流通。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已经从侧面揭示了资本主义虚拟经济所必然蕴藏的潜在危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不等于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前者说的是价值源泉（可变资本）问题，后者讲的是价值形成（不变资本）问题。如果不了解两者的区别，就可能错将“价值源泉”等同于“价值形成”，从而否定价值形成过程中非劳动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得出“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的片面结论；或者错将“价值形成”等同于“价值源泉”，从而否定价值源泉的唯一性，得出“机器设备等物质生产要素也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错误结论。

（二）借贷是剩余价值的预期支付

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巨大增长和各种投机活动的大量兴起，又为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但是，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资本回流却非常缓慢，数量非常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社会产品是剩余价值的有形存在，而预期就是虚拟和不确定因素的共同存在。金融危机的发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企业为了追求更多利润，不断扩大规模，于是选择在金融市场上“借贷过度”；可当产能相对于全社会购买力相对过剩时，企业资本周转出现困难，逐渐丧失偿还贷款能力，于是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货币紧缩，形成恶性循环，金融危机就此爆发。

结论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过渡性。首先，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其次，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大批中小资本破产，大大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从而在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同时，使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再次，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危机的爆发不仅使失业人数剧增，而且也使在业工人生活状况恶化。最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从而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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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经济危机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 经济危机 理论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4-031-03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便开始考察资本主义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现象。《资本论》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现实性、根源和实质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研究经济危机问题的理论基石。

一、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

马克思首先从揭示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开始阐述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流通形式时就明确指出，在简单商品生产和流通中，包含着经济危机的两种可能性，“危机的第一种形式是商品形态变化{1}本身，即买和卖的分离。危机的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这里货币在两个不同的、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2}

对于危机的第一种形式，马克思指出，“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因而危机形式上的可能性)就是商品的形态变化本身。在商品的形态变化中，包含在商品的统一中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以及商品和货币的矛盾，仅仅作为展开的运动存在。”{3}简单商品流通包括两个形态变化过程：商品转化为货币（W-G）和货币转化为商品（G-W），危机的可能性来自商品形态变化在其运动中经历的形式差别――即卖和买。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买就是卖，卖就是买，两个过程是统一的。可是，到了货币作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商品交换的买卖过程由原来的同时进行变为二者在空间、时间上可以分离，彼此变得独立。商品生产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而货币却不需要立即转化为商品。于是，商品转化为货币即卖出商品发生困难，卖和买可能彼此分离。因此，“这个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是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通过强制方法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强加在它们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4}危机就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两个阶段的强制性统一。

马克思在论述危机可能性的第二种形式时，指出：“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5}为什么危机的可能性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呢？马克思认为:“如果价值在这两个时刻之间有了变动，如果商品在它卖出的时刻的价值低于它以前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因而也执行相互债务尺度的职能的时刻的价值，那末，用出卖商品的进款就不能清偿债务。因而，再往上推，以这笔债务为转移的一系列交易，都不能结算。即使商品的价值没有变动，只要商品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卖出，单单由于这一笔债务，货币就不能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因为货币必须在一定的、事先规定的期限内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但是，因为同一笔货币是对一系列的相互交易和债务执行这种职能，所以无力支付的情况就不止在一点上而是在许多点上出现，由此就发生危机。”{6}

在分别说明危机的两种形式上的可能性的基础上，马克思还说明了两个形式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没有第二种可能性的情况下，第一种可能性也可能出现，就是说，在没有信用的情况下，在没有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危机。但是，在没有第一种形式的情况下，就是说，即在没有买和卖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却不可能出现危机的第二种形式。但是，在第二种场合所以发生危机，不仅是因为商品一般地卖不出去，而且是因为商品不能在这一定期限内卖出去，在这里危机所以发生，危机所以具有这样的性质，不仅由于商品卖不出去，而且由于以这一定商品在这一定期限内卖出为基础的一系列支付都不能实现。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货币危机形式。{7}因此，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危机的发生是由于买和卖的彼此分离，那末，一旦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危机就会发展为货币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出现了危机的第一种形式，危机的第二种形式就自然而然地要出现。”{8}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作为危机的可能性早就存在了，但并没有变成现实性。这是因为，在简单商品经济阶段，不具备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一系列条件，“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9}

二、经济危机产生的现实条件

马克思认为，危机的可能性只有在本身同时就是再生产的流通过程中才获得可以表现出来的基础。经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进一步发展、商业信用制度的建立以及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扩展等一系列条件的发展，危机才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因此，马克思从资本再生产总过程出发，具体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危机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一系列条件。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及其特点必然会引起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并由此构成危机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基础和条件。资本主义生产目的“首先不是‘获得别的产品’，而是占有价值、货币、抽象财富。”{10}马克思指出：“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在实行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问题并不直接在于使用价值，而在于交换价值，特别在于增加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11}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动机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就是：“进行生产是不考虑消费的现有界限的，生产只受资本本身的限制。”{12}“这种追加生产的尺度，是资本本身，是生产条件的现有规模和资本家追求发财致富和扩大自己资本的无限欲望，而绝不是消费。”{13}马克思认为危机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基础和条件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及特点所决定的。“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14}他进一步指出：“至于专门谈到生产过剩，那它是以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为条件：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而这是通过再生产和积累的不断扩大，因而也通过收入不断再转化为资本来进行的，另一方面，广大生产者的需求却被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而且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必须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15}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及其特点必然会引发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当生产远远大于市场的需求时，生产过剩就变得明显了。当剩余商品不断充斥着市场，直至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出现，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才会成为现实。

马克思认为信用的发展促进作为支付手段产生危机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信用的发展使货币的观念形态得到膨胀，形成大量的虚拟资本，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扩张。”{16}在推动商品流通扩大的同时，又为中断商品流通埋下了隐患。“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17}信用的发展推动货币支付矛盾的积累。当支付的链条越来越长、抵消支付的层次越来越复杂时，只要一个支付或抵消支付发生障碍就会形成连锁反应，危机由此爆发。“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是以信用制度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18}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所包含的矛盾爆炸式地展现出来。之所以如此，在于虚拟资本充当支付手段的量远远超过了现实中硬货币的量。一旦支付中断，都需要硬货币时，货币危机爆发。

三、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服从于整个社会的需要，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使得社会生产服从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狭隘利益。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是服从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所以决定生产界限的是利润而不是劳动者的需要。资本家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不断增加积累和扩大生产规模。为了在竞争中获得胜利并榨取更多的利润，资本家不得不发展技术，实行合理化，加紧剥削工人并且把自己企业的生产能力提高到最大限度。为了不落后于他人，所有资本家都无论如何不得不走上这条拼命发展生产能力的道路。于是，资本主义生产呈现不顾消费和市场的限制而无限扩大的趋势。马克思指出：“总的说来，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也就是使这个价值越来越迅速地增加）。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19}而广大劳动者在资本家的剥削下处于贫困的境界，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日益激烈。由于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工人被迫从事雇佣劳动。资本的整个积累过程，一方面是资本家无限扩大自己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占人口绝对大多数的工人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情况。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人不断受到机器的排挤，造成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使无产阶级的贫困加深，支付能力进一步受限。这样，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同广大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水平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而生产过剩的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猛烈破坏性的表现。马克思重点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力求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0}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市场相对狭小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竭力追求的只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21}不断扩大的生产需要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而生产比市场扩大得快，那么，这不过是把要说明的现象用另一种说法说出，不是用它的抽象形式，而是用它的现实形式说出而已。“市场比生产扩大得慢；换句话说，在资本进行再生产时所经历的周期中，――在这个周期中，资本不是简单地以原来的规模把自己再生产出来，而是以扩大了的规模把自己再生产出来，不是画一个圆圈，而是画一个螺旋形，――会出现市场对于生产显得过于狭窄的时刻。”{22}商品充斥市场，生产过剩变得明显。市场和生产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因素，市场扩大的速度 跟不上生产扩张的速度，“市场的不断扩大可能很快被生产超过，因而扩大了的市场现在表现为一个界限，正如原来比较狭窄的市场曾经表现为一个界限一样。”{23}一个扩大同另一个扩大就可能不相适应，市场的狭小束缚和制约了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增长，两者的矛盾不断积累，直到爆发。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化，受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限制，这一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

马克思还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这就是商品的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所谓生产过剩，是商品的生产过剩，而不是产品的生产过剩。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或者哪怕只是他们最直接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自然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相反，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经常是生产不足。但是，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绝不是生产者的需要。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过剩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国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得到的谷物、鞋子等比任何时候都少，更不用说葡萄酒和家具了。如果仅仅在―个国家的全体成员的即使最迫切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会发生生产过剩，那末，在迄今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上，不仅一次也不会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甚至出不会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24}可见，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是同支付能力有关的生产过剩，在生产过剩的同时，广大劳动群众却购买不起这些商品。马克思还认为，这种相对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不存在生产的相对过剩，有的只是“富人的消费过度”。

四、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处在经济危机之中，而是每隔若干年爆发一次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每隔一定时期重演一次的周期性。那为什么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爆发呢？这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经济危机是在生产迅速扩大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狭小的矛盾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度，使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爆发的。危机毁掉了已经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破坏了生产力，强迫生产力倒退，去适应相对狭小的支付能力，从而使社会资本再生产实现的条件暂时得到恢复。然而，危机的爆发只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暂时、强制性地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消灭。随着危机过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它又会引起新的冲突，使资本主义经济陷于新的危机之中。这样就使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周期的性质。经济危机是在18世纪周期循环的后半期开始出现的。早期的经济危机，只是局部性的。到了19世纪初，1825年在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危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25}危机的间隔时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自1815年至1847年，大约是五年一个周期。1847年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十年一个周期，大致只是从1847年才明显地表现出来（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开采，世界市场终于形成）。”{26}从1847年到1867年，周期是十年一次。1867年危机爆发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过渡之后，危机变得更加深刻和旷日持久，由危机和萧条向新的复苏和繁荣的过渡更加困难。马克思指出，“从1873年（从九月恐慌）到1878年这一时期，即持续危机的时期。”“这样严重的、几乎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27}

经济周期从危机阶段开始，一般地经过萧条、复苏、高涨，再到危机。其中，危机是周期的决定性阶段。危机爆发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停滞，由于资本家销毁存货、关闭企业、缩减生产，剩余的商品在市场上被大量减少，商品供应超过消费需求的状况渐渐有所改善。这样，危机阶段就过渡到萧条阶段。在萧条阶段，虽然生产不再继续下降，企业不再大批倒闭，失业人数也不再增加，商品价格暂停下跌，但商品销售仍然困难，对货币资本的需要减少，信用关系停滞，整个经济处于萧条停滞状态。为了摆脱困境，资本家继续销毁或者廉价拍卖积存的商品。萧条持续一段时间后，过剩商品的库存减少，市场销售有所好转。资本家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千方百计降低成本，削减工人工资；开始固定资产的更新，以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固定资本的更新，增加了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先后推动生产资料部门和消费资料部门的生产恢复和发展。随着整个社会生产的逐步提高，就业工人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商业和信用事业也逐渐活跃。这样，经济从萧条阶段逐渐转入复苏阶段。在复苏阶段，由于市场的扩大，物价开始上升，利润逐渐增大，这进一步刺激着资本家加大投资、扩大生产。当社会生产和流通复苏赶上并超过危机前的最高点时，复苏阶段便进入高涨阶段。高涨阶段市场繁荣，生产急剧上升，工人就业充分；工资水平也有提高。市场兴旺，商品价格上涨，利润丰富，商人大批买进商品，银行贷款十分活跃，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是暂时的。生产的迅速发展，很快又超过了缓慢发展起来的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样，又引起新的危机的到来。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下一个周期。对此，恩格斯曾这样形容：“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地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而已。”{28}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大体上经过上述四个阶段，但是，也不一定每一个周期都要经历所有这些阶段。但是，危机阶段是所有的周期中都必然具有的。没有危机，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

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更新是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为暂时摆脱危机、促进复苏和高涨阶段的到来准备了物质条件。在危机的复苏阶段，资本家为了摆脱困境，会进行大规模投资，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危机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资本家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首先引起了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新的需求，促使生产资料生产的部门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恢复和发展，带动了大批失业工人的就业，也带动了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从而推动了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恢复和发展。这样，固定资本更新带动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由萧条过渡到复苏和高涨。但是，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又为下次危机的到来创造了物质前提。因为固定资本大规模的更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快速增长，社会生产的快速增长远远超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矛盾激化到一定时候，新的经济危机就会爆发。“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29}所以，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的周期性的大规模更新，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提供了物质基础。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在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建立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分析，形成了比较系统、科学的经济危机理论体系。首先，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从抽象到具体再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性。从资本的生产过程入手，阐明了危机的可能性。接着通过对流通过程的分析，叙述了危机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能形式。然后，阐明了经济危机的现实表现形式。其次，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制度根源。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流通、消费、分配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周期规律的科学分析，不仅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对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1}商品形态变化既包括买和卖的分离，又包括两者的统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7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1-58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7-588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74-57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64-56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6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03-60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10-611页

{16}《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页

{17}《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0页

{18}《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页

{19}《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20}《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8-59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78页

{25}《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7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6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345页

{28}《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页

{29}《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页

第3篇：经济危机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当代启示

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这次危机使美国深受重创，并且给全世界带来空前的灾难。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救市”措施但未能及时遏制危机的蔓延。我国已加入WTO，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逐步深化，尤其是在当今“美元霸权”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我们不可忽视危机带来的警示作用，应更要提高警惕，加强对风险的防范。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应对未来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对于深刻认识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和原因，深入思考如何应对目前复杂多变的国际金融形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1.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本质。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它反映了危机的最基本的现象和特征。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而是相对的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总的说来，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也就是使这个价值越来越迅速地增加）。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这种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种种尖锐矛盾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马克思得出最后结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同时,马克思从不同层面论述了经济危机的根源。他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表现,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必然会造成经济危机并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下，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不可能消灭，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

2.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多次提到过危机的周期性问题，他认为，在世界贸易的幼年期，自1815 ―1847 年，大约是五年一个周期； 自1847―1867 年，大约是十年一次。马克思还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周期所经历的不同阶段: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其中,危机是周期的决定性阶段,它是上一个周期的终点,同时又是下一个周期的起点。“简直可以毫无疑问，自从固定资本大规模发展以后，工业所经历的大约以十年为期的循环周期是和这样规定出来的整个资本再生产段落有密切联系的。”这种联系不仅规定了周期的长短，而且对危机周期的各阶段展开的性质发生影响。由于资本家要摆脱危机就要更新固定资本，但是这种更新只会使危机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地发生。

马克思还认为，固定资产更新是这种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 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 ，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既不相同和既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投资的新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这就表明，固定资本更新之所以成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基础，主要是因为当市场经济处于萧条阶段时，资本家会开始新一轮投资，进行大规模设备更新，为促进经济复苏和高涨阶段的来临创造物质条件。由于技术更新的不断加快，固定资本平均更新时间必须缩短，否则，就难以获得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因而，危机发生的周期也就具有了缩短的趋势。

3.信用制度的杠杆作用。信用制度既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又加深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经济危机是在信用已经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信用对于危机的进程起着推进和强化的作用。信用的发展是债务的扩展和延伸，使得商品市场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马克思认为，尽管偶然的实物借贷是一个先于货币出现的概念，但它绝不是典型意义的信用产生的根源。信用的发展就是货币支付矛盾的积累。“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构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变成坚硬的货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所包含的矛盾才会爆炸式的展现出来。

信用加速了社会生产过剩，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而信用本身只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各个阶段变更的征兆，对于危机起推动作用，而不是原因。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使本来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被强化到了极限。在竞争和信用的作用下，资本积累的结果是单个资本量的扩张、生产能力和产品迅速增长、劳动者贫困的积累、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增大、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尖锐化、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状况现实化。信用作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支点，在极度膨胀的过程中，消费能力被明显放大。在买卖出现缺口，货币无法进行支付时，必然将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信用的扩张使得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突破了流通手段而实现了扩张的正效应，但也可能产生泡沫经济的负效应。信用潜藏着经济危机发生的危险性，这也是信用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杠杆的真正意义。马克思认为信用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而是对经济危机的发展起着促进和强化的作用，信用制度加速了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加速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我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启示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

马克思危机理论认为，经济危机是由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由生产过剩而引发的经济危机，是与人民群众的支付能力相对不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社会在生产的角度来分析，消费需求作为最终的需求，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和新的起点。所以，如果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扩大需求可以削弱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

我国这次没有完全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金融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交给市场，而经济全球化使得全球各国的经济关联度增加，中国也不例外，所以加快金融体系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是缓解金融动荡，避免金融体系大起大落的有效途径。首先，正确处理好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其次，要在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发展中,积极进行经济体制、金融体制及企业组织体制的制度创新,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新的银企关系。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必须未雨绸缪，构建政府直接干预机制，防范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重民生。马克思危机理论认为，经济危机是由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由生产过剩而引发的经济危机，是与人民群众的支付能力相对不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社会在生产的角度来分析，消费需求作为最终的需求，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和新的起点。所以，如果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扩大需求可以削弱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使得社会各个阶层出现了重大调整，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而扩大内需的同时，国际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提高收入分配结构、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各项问题，如：医疗、住房、就业、教育等，把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有效地缓解生产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社会经济发展才能步入良性的循环。改善民生、增加就业有机结合，克服当前困难与促进长远发展有机结合，这样一个标本兼治、远近结合的综合性计划，其实质和核心是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因而，它既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应急之举，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科学发展的长远之策。从实施的情况来看，不仅已经收到了经济较快趋向复苏的现实效果，而且可望为未来的发展尽可能减少隐患。

加强宏观调控，正确处理好市场调节与政府主导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市场调节与政府主导的关系。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30 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是有效的，应当充分肯定，但市场机制也明显地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西方经济学称为市场失灵或失效。这种市场失灵或失效累积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产生危机。

第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积极的作用，政府干预要适度适时，凡是市场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尽量不要去干预他，不要错位和越位。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控制危机的蔓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般情况下，金融危机发生时，政府干预需要适度和及时，才能有效发挥作用[9]；第二，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主导作用，凡是市场作用不到或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都不能空位。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政府能够深入到私人部门和自由市场无法到达的领域，适时适当地金融市场干预是遏制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恰当的政府干预可以极大地使宏观经济的冲击降低。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政府的经济救援措施对于恢复金融市场的功能和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都是十分重要的，政府的作用不可替代；第三，政府要冷静地分析面对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站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角度，增强宏观经济改革的前瞻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创新扩大国内需求的方式和途径，从根本上提高居民消费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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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12-31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103-10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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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小平．金融危机成因分析．现代商业，2008，（2）：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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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经济危机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经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生产关系；价值规律

中图分类号：F04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4-0020-07

一、问题的提起

社会主义经济也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样提出问题，似乎有点耸人听闻，或者使人不可思议。这是因为，翻遍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找不到社会主义经济会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据。同时，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地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不会也不可能发生危机。上世纪70年代末期，胡乔木同志依据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在谈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也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的问题时①，就有同志表示不可理解②。及至进入21世纪，到了2008年，源自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后果时，理论界乃至一些政界人士仍只谈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巨大冲击，而对我国卷入这场危机的实际避而不谈，或态度暖昧。

联系当今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随着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回顾与反思，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存在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对这种可能性和现实性应如何认识？从社会主义建设史来看，社会主义经济确实不止一次发生过经济危机，但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哪里？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何不同？从现实上看，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性质和特点上有无区别？区别在哪里？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是不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根本否定？在此情况下，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国家能否通过自己的努力，防止和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我国遭受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巨大冲击、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的今天，已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存在危机的可能性，已成为一个既具理论性又具现实针对性的

* 本文系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研究”（项目编号：09BKS03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重要问题。故而，本文拟遵循马克思《资本论》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先撇开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依据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建立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即“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对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进行分析。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则另行文探讨，以求真理。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及社会主义建设实际

在谈及未来社会的生产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不存在发生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痛斥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对巴黎公社的攻击和诬蔑时指出：“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一个幌子或一个骗局，如果它要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那就可以“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③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指出：在未来社会，“由于社会将剥夺私人资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换手段的支配权，以及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管理这一切，所以同现在的大工业管理制度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将首先被消除。危机将终止。扩大的生产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引起生产过剩，并且是产生贫困的极重要的原因，到那个时候，这种生产就会显得十分不够，还必须大大扩大。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过剩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④。“在《反杜林论》中，他更进一步指出：“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⑤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他们都认为未来社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但细谈他们对未来社会生产的有关论述，又不难发现，他们否定的是未来社会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对未来社会是否会发生其他性质的例如生产短缺的危机，却始终未有涉及。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依据十月革命胜利后最初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的报告中坦率地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发生了短缺性危机，他把这种危机称作“严重的失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并且，他还指出了发生这种危机的原因是“企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中谈到决定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工作的几个一般原理时，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发生短缺性危机的可能性和严重性。他说：“商业和生产中的每次严重停滞”，“经济中的每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束，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他要求，领导经济工作的部门“应当特别谨慎小心，应当有远见”，减少“失算”，“要学习建设”，“应该懂得必须积累后备的思想”⑦。

列宁、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有可能发生危机的论述不是杞人忧天，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经济时期，都曾发生过短缺性危机。列宁所说的1921年春天的危机实际上是1918-1920年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发生的危机。由于当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外国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叛乱，再加上当时对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条件与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的经济条件的差别估计不足，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不适当的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政策，结果到1920年底，苏维埃俄国原有的大工业垮掉了95%。农业生产也遭到了极大破坏，粮食极度短缺，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局面⑧。另一次危机大体发生在1929-1935年间，当时的苏联，正处于农业集体化过程之中。由于农业集体化一度侵犯中农的利益，违背自愿原则，同时，国家规定的集体农庄的义务交售量过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过低，结果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大幅减产，农产品严重短缺，1934年与1928年相比，牛的饲养头数减少了49.9%，生猪减少了58.5%，羊减少了68.2%。农业的减产不仅影响了轻工业和人民生活，而且也对重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再次陷入困境⑨。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曾发生过危机。一次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由于我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缺乏经验，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到1960年底，国民经济运行的诸多问题就显现出来。农业大幅减产，与1957年相比，粮食减产26%以上，棉花减产35%以上，油料作物减少一半还多。轻重工业比例失调，重工业投资大幅增加，轻工业受到排挤，市场商品可供量急剧下降，到1960年，国家虽动用大量库存投放市场，商品货源仍比购买力少74.8亿元，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严重不足，许多商品不得不凭票供应。从1958年至1960年，三年财政赤字分别为21.8亿元、65.8亿元和81.8亿元。财政赤字的连年增加，导致货币超量发行，物价成倍上涨，有钱买不到东西，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⑩。再一次就是1986-1988年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的危机。这期间，由于忽视我国基本国情，在经济建设中依然存在急于求成的倾向，盲目扩大建设规模，片面追求产值产量，互相攀比发展速度，结果财政赤字增加，信贷规模过大，货币发行过多，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物价大幅上涨。到1988年，银行各项贷款增加1518.98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6.8%。货币投放679.6亿元，比上年增加46.7%。流通中的货币量达到2134.03亿元，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上升18.5%。尤其是生活必需品、食品类价格上升23%，衣着类价格上升12.7%，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升20%。市场多次出现抢购风潮，流通秩序混乱，国民经济呈现动荡局面{11}，到1989年上半年，经济危机发展成为一场政治动乱。

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多次危机表明，社会主义经济虽未发生过类似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但短缺性危机却是客观地发生过的。一些同志出于对依据马克思未来社会设想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感情，而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不仅可以理解而且令人敬佩，但其中却乏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

三、如保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首先，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来自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抽象地说，它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在社会再生产中，具有一定科学技术素质的劳动者，运用包含一定科学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加工具有一定科学技术含量的劳动对象，改变劳动对象的物质形态和性能，生产出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为了进行社会生产，并有一定的产出效益，生产力的上述要素还要实现有机结合，而要实现有机结合，各要素之间就要在质上相互适应，在量上成比例，这就产生了生产力上述要素之间的矛盾。而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有机结合或资源配置，既有宏观上的分布，又有中观上的结构，还有微观上的有机组合，这又产生了宏观上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部门结构，中观上区域经济的内部结构和微观上的要素组合结构等。与此相适应，生产要素既要在宏观上和中观上有效配置，又要在微观上有机结合。无论是宏观和中观上的有效配置，还是微观上的有机结合，都有一个质的相互适应和量的比例问题，于是，在生产力宏观和中观系统乃至微观经济单位中，就出现了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互相依存、互相连结、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矛盾系统。生产力系统中的有效配置，有效配置中质的相互适应和量的比例，生产力系统所包含的各种矛盾，都需要人们认真对待和精心设计。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生产力系统的运动就会出现不平衡，各种矛盾就会发展和激化起来，经济有机体就会破裂，以至发生危机。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一样，其本身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社会成员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形成的相互关系，为社会生产顺利进行而建立的管理关系和社会产品的分配关系等，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又包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占有关系、支配关系、使用关系和收益关系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公有制采取两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另外，还存在一定数量的非公有制经济。在公有制经济中，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是平等的，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平等的，都是生产的主体和主人。在管理过程中，人们之间不存在统治、被统治关系，分工协作，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行其事，各司其职。在收入分配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消灭了几千年以来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了自主劳动、分配尺度和分配结果的平等。然而，生产关系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上述四个组成部分之间，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之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性质，决定其他几个方面的性质。生产关系的其他几个方面，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且分别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产生反作用。生产关系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既有质的规定，也有量的比例，形成一个矛盾系统。这些矛盾，也需要人们正确认识和正确处理，否则，不仅生产关系系统内部会发生紊乱，影响生产关系的内部平衡，最终影响生产关系主体即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而且还会通过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对生产力系统发生作用，深化和发展生产力系统中的矛盾，以至达到尖锐化的程度，发生危机。

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也带有商品经济的特点，表现为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局部性的矛盾。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生产愈益社会化。同时，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采取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还有一定数量的非公有制经济；由于两种公有制经济都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交换，不可能采取无偿调拨的方式，必须以商品形式，等价交换；这样，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所有制经济的载体即企业或经济单位，在社会生产各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面就形成了互为供给、互为需求的关系或如人们经常所说的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买与卖的关系。这些关系之间，也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既包含质的相互适应性，又包含量的比例性，以至形成一个庞大的矛盾系统。这个矛盾系统，当然需要人们认真对待和正确处理，否则，矛盾就会爆发，危机就会发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出现的危机，大都属于此类。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在现实上又集中而突出地表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结成的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体系中，劳动者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占有者、支配者、使用者和收益者，又是社会生产的主体和实现者，社会生产的目的当然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但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大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并以此为起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还面临着国内阶级敌人的反抗、破坏和帝国主义的包围和武装干涉。在这样险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遇到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社会主义建设起点以及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等因素的相互结合，增大了党和政府乃至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迅速摆脱落后面貌、实现现代化的紧迫感和危机感。这种紧迫感和危机感，在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强大的驱动力，造成脱离国情、超越客观可能、盲目冒进、急于求成的情绪，致使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失调，导致危机的发生。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客观运行，又产生了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在高度技术基础上发展商品经济，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一规律与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存在的其他经济规律诸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价值规律、利润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等等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规律体系。这一规律体系尤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贯穿社会主义生产的全过程，渗透到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左右着国民经济发展的走向，决定着国民经济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只能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去认识它、掌握它、利用它，为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然而，规律又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人们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乃至利用规律是一个艰难、曲折、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由不全面到逐步全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和认识能力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矛盾，很难避免主观性、片面性、盲目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虽然打破了几千年来旧制度套在人们脖子上的枷锁，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种迷信的破除，思想的解放，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认识、掌握、利用规律，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是始终存在并起着作用的，一旦我们工作中出现主观性、片面性和盲目性，就会脱离现实，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导致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关系断裂，危机就会发生。

社会主义社会的另一基本矛盾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是政权，主体则是国家和政府。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来决定，为经济基础并最终为生产力服务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政治上层建筑主体的国家具有两种职能即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从经济职能来说，就是对国民经济和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宏观管理和调控，实施管理和调控的方式就是制定政治制度和国民经济计划，辅之以各种调控手段和调控政策。上述制度、计划、调控手段、调控政策，都是主观的东西，其科学与否，宏观管理和调控的效果如何，关键在于能否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如果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实施计划所运用的政策、手段违背了客观规律，如按比例分配劳动规律或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等等，这样，不仅会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也会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乃至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矛盾深化和发展起来，从而打乱国民经济发展内含的各种比例关系，以至发生危机。

最后，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艰难而复杂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本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又不适合本国国情{12}。从我国来说，虽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和经验，也只能有批判地借鉴和吸收。对待外国的模式和经验，只能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洋为中用，以外鉴内，推陈出新，实现外国经验与本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但要切实做到这一点，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弄不好，不是犯照搬外国的教条主义，就是在吃了亏之后，犯否定外国和本国成功经验的，最终还是会使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遭到困难和挫折。

必须指出，社会主义经济虽然具有危机的可能性，但不等于现实性。现实与可能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可能性中包含着现实性，现实性中也包含着可能性。现实由可能转化而来，但可能转化为现实之后，新的现实性中又包含有新的可能性。这是事物发展的总的图景。然而，虽然可能与现实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可以相互转化，但这种转化是有条件和原因的。其实，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向其现实性转化的条件，已包含在上面的分析之中，诸如由于人们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种矛盾；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及其规律体系的客观性与人们认识、把握、利用客观规律，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主观能动性的矛盾发展的深度与广度；上层建筑中国家发挥其宏观管理和调控职能在方式、方法上和经济计划的科学性；在借鉴外国经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等等。这些条件，实际上就是斯大林所说的经济中的“严重失算”，苏联和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之前出现的危机，其根源盖出于此。由于可能转化为现实的这些条件在上面已有分析，故不再赘述。

四、承认危机的可能性，并不等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在这一制度中，由劳动者结成的联合体即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虽然都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但由于都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在根本利益上却是一致的，这就有可能使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遵循客观经济规律，通过国民经济计划，通过各项调控政策和调控手段，来协调它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调动它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从而避免危机的发生。

从实践上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克服重重困难，绕过激流险滩，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之中。就拿被一些人视为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罪魁祸首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林模式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体系，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从1950—1984年，苏联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9.9倍和14倍，保加利亚为14倍和29倍，匈牙利为5.1倍和9.2倍，民主德国为7.6倍和11倍，波兰为5.9倍和14倍，罗马尼亚为17倍和38倍，捷克斯洛伐克为5.3倍和9.4倍，而在1950—1982年间年间，美国则为1.8倍和2.1倍，英国为1倍和0.9倍，法国为2.9倍和2.9倍，联邦德国为3.4倍和3.9倍，意大利为3.1和5.3倍。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巨变之后，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改变了性质，或不复存在，独联体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降，其中亚美尼亚下降幅度超过50%，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大约减少40%，乌克兰下降30%多，乌兹别克、白俄罗斯比较稳定，但也下降了17%和24%{13}。至于我国，就拿通常被者称作停滞时代的1952-1976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为例，从1949年至197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2年至1976年，尽管造成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达平均每年18%，我国工业生产能力翻了一番还不止。从1952年至1976年，钢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256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从3.9万吨上升到869.3万吨。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还生产了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成为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导弹的发射，人造卫星上了天。在此期间，我国还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在此期间，我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70年代中期，我国农业净产量的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1912年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1977年，我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却比印度高30—40%。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史是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的，然而，正是在物质资源贫乏的基础上，在当时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我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的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12个工业舞台上的主要后起之秀工业化过程相比也不逊色，从而被西方称作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14}。面对以上各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事实，再与西方发达国家和解体巨变后的俄罗斯东欧国家相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孰优孰劣，可想而知。

即使就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危机的可能性这一命题本身来说，也瑕不掩瑜，反而从另一角度彰显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行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突出地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性的矛盾和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个别企业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性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经常背离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不断打破社会再生产所要求的各项正常比例关系，使社会再生产中的各种矛盾不断深化和发展，以至发生震荡和危机。生产无限扩大和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生产中积累与消费矛盾的对抗性不断扩大和发展，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危机的发生。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剩余价值规律作用下派生的一系列矛盾，充满了对抗性，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得到解决。要解决这些矛盾，消除经济过程的危机，就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经济出现危机的可能性，虽然来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这一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生产社会性与占有制局部性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运行，产生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在高度技术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完善，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突出地表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上述矛盾不具对抗性，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的国民经济计划和调控政策，调节社会再生产的各项比例关系而得到解决。只要国家和政府的发展战略、政策和计划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要求，就能消除危机的可能性，避免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制度性、必然性及其彻底解决的途径，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非制度性、非必然性及其解决的途径，相比之下，不能不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着巨大的优越性。

同时，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导和作用下，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派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一系列矛盾，最终表现为社会主义积累与消费的矛盾。这一矛盾，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群众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这一矛盾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关系，也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起这一矛盾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关系来可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建设实践中，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本国情和险恶的国际环境，虽然也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总的指导原则和方针，但在计划安排和具体工作中，又很容易采取“重积累、轻消费”的政策方略，造成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关系失调，导致“短缺性”危机的发生，给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就此来说，当然是坏事。但从另一角度看，这一挫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尽快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愈益丰富的物质财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一生产目的过程中产生的，它是由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的主观指导而导致的结果，或如斯大林所说是由经济工作中的“严重失算”造成的。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加强计划和决策的科学性，就可避免此类危机的再次发生。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这种“短缺性”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中宁愿把过剩商品大量销毁，甚至投入大海，也不给处于饥饿和贫困之中的劳动者以消费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具有的人民性特点和巨大的优越性。

最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在社会再生产的周期问题上也表现得较为明显。由社会再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及其运行规律所决定，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也具有周期性。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的群众性、民主性、科学性的不断增强，宏观调控优势的充分发挥和调控效率的不断提高，能够缩小周期波峰和波谷间的距离，避免国民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消除危机由可能向现实转化的条件，使国民经济在持续、稳定、协调、快速的轨道上发展，从而避免灾难性危机的发生。

五、结束语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是客观存在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不仅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存在为前提，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素及其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指导下，运用唯物辩证法，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的方面加以认识，因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存在和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而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既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也违背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和发展的辩证规律。

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犯主观唯心主义错误；也不能把危机的可能性绝对化，夸大危机的现实性和必然性，进而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犯错误。要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社会主义经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问题，要敢于承认和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发生过经济危机的现实。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中，谦虚谨慎，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力戒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避免自发性和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和科学性。只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 胡乔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人民日报》1978年10月6日。

② 洪大林：《不能说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文汇报》1978年12月8日。

③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0、63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242页。

⑥ 中央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页。

⑦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8-249页。

⑧⑨ 转引自《蒋学模自选集》，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295页。

⑩ 邵维正、郎炳信：《盛会要览》，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228页。

{11} 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0-511页。

{12} 卢映西：《在马克思货币理论基础上探索根治经济危机的新途径》，《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1期。

{13} 李慎明：《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3页。

第5篇：经济危机的含义范文

220多年来，世界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在相当大程度上都与这两个人的思想学说和政策主张有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学说中的革命结论曾衍生一个称作“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集团”和现在仍活跃甚至在一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人；凯恩斯仅凭国家干预和需求管理政策就使得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制度获得了60多年的熨平波动相对平稳快速的黄金发展期。仅仅两个人就能产生这样的长期影响，这的确是个令人啧啧称奇的历史现象。

特别是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从美洲欧洲到亚洲，无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们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们，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又想到了这两个人。据说，2008年圣诞节前后，欧洲图书市场上《资本论》的销量是10年前销量的100倍。甚至连法国总统萨科齐都开始煞有介事地研读起《资本论》来并准备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张来充实自己的资本主义改良建议。而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等重要经济体，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府赤字的宏观调节政策和解决内需萎缩、经济衰退、失业扩大等一系列恼人的问题。

人们都十分清楚，“回到马克思还是回到凯恩斯”这是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是基于对金融危机不同诊断提出的政策处方。

“回到凯恩斯”，这是对所有遭受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困扰国家用政府干预矫正市场失灵的政策行动的一种概括，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取了这类可归结为凯恩斯主义倾向的反危机措施。所以，在“回到凯恩斯”这一口号下，几乎不存在根本分歧，那些几十年来一直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采取各种反危机措施方面甚至走得比经典凯恩斯主义更远。我们都知道，理论上说，凯恩斯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理论以及后凯恩斯综合派理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所有在上个世纪业已出现过可与凯恩斯沾亲带故的思潮和政策主张，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欧美一些国家政府的综合配套刺激方案前，都已显得内容单薄和苍白无力了。目前西方主要经济体已经在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收入政策和各项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几乎穷尽了所有可用的招法，这些招法不仅牵涉需求刺激、预期引导甚至包含强化监管和国有化这些多年以来一直受到责难的各种行政性手段的运用。从本质上说，凯恩斯主义解决的主要是中短期宏观需求失衡问题，是一项仅与经济体系中流动性和总需求水平扩张有关的经济学流派。而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原因极为复杂，这种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各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同70年前相比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还表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体制性弊端、社会矛盾及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均累积了年深日久的问题。这些问题单靠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和政府干预等政策是不能够解决的。因此，许多人在危机和衰退的打击下，自然会想到那个早在160多年前就给资本主义制度从道义上宣判了死刑了伟大思想家――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其暗含假定是本次金融危机生成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无论是微观经济主体的贪婪还是政府政策及监管机构的失误，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体制性现象，要矫正那些扭曲的经济行为和治愈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都必须采取一些更有力度的制度性变革措施，而不能小打小闹修修补补来达成战胜金融经济危机的目标。从已获取的资料看，自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海啸进而在2009年1月开始美、欧、日等重要经济体出现明显的经济衰退趋势以来，怀念马克思的情绪在欧洲抬头倾向明显。这是因为，欧洲资本主义与美国式资本主义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别。在美国的意识形态中，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下冷酷竞争式资本主义200多年来始终占据统治地位，从来未发生过动摇；而在欧洲有相当多的国家实际上信奉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它们对美国式资本主义一直就颇有微词。当然，对美国在世界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一股独大现象也常常心存忿忿。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终于拖累全世界成为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的发源地和罪魁祸首之后，在欧洲各国的社会情绪中出现同美国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就很容易让人理解了。除了上述欧洲式“回到马克思”之外，还有一种非欧洲式的“回到马克思”，如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委内瑞拉的总统查韦斯以及中国某些学者和干部，在他们看来，这次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腐朽的又一次证明，社会主义制度肯定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在他们的理解中就是要坚定自己原本的社会主义信念。对于我们理论工作者来说，分析这一部分人的思想倾向和政策主张似乎更有现实意义。

在改革开放30年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模式的讨论中，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在论及发达市场经济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美国当成是市场经济的楷模。的的确确，美国市场的经济体系、金融市场机制的发达完善程度在西方国家中稳居冠军宝座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这些经济金融优势加上政治军事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和影响力，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也毫不为过。一个国家能够在近百年时间中保持全面竞争优势，这背后肯定有其资源、战略、体制和人事方面的成功经验。但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美国却突然成了灾难的发源地、罪恶的渊薮，美国用“有毒的债券”骗了全世界，全球大多数国家学习的经济体制榜样倒下去了。从这一点说，美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遭受的不仅仅是金融损失、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制度公正性和道德信任方面的损失。任何社会思潮都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当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足够长，当危机和衰退造成的失业和贫困超越范围广泛人群承受度时，人们就自然会想起那个曾经宣告“资本主义丧钟已经敲响”的伟大哲人马克思。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必然累积出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的冷静分析、关于资本根植于剥削土壤的深刻断言、关于资产阶级“把一切都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的精彩评语，还有恩格斯的《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篇调查报告，都在告诉人们：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制度，它一定要被更公平有效率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如果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的危机和衰退持续时间达5年以上，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出现信任危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就会出现动乱；假若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在2010年基本消退，世界经济在两年内基本复苏，人们就会重新称许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修复能力。也就是说，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演变将最终决定全球社会思潮的走向。

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愤世嫉俗者中的“回到马克思”倾向，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反资本主义斗士出于共产主义信念的“回到马克思”之类的想法，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在20世纪的两种经济制度竞争中，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已惨败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那场经济制度竞争出现的是一种出人意料的政治结局――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集体转向资本主义。在那场制度竞争中有一个异数，那就是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大步迈向市场经济彻底融入了全球化的中国。通过短短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就由一个贫困孱弱的穷国变成了一个GDP 总量居世界第三、进出口总量居全球第二、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金融大国。但认真总结中国经济神话的奥秘，得以创造这个奇迹的并不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那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而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创造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从这一点说，如果依照某些反资本主义斗士在本轮危机下表现出的“回到马克思”倾向里所暗含的政治经济主张去实践，中国的未来发展也许会遭遇左倾复归的风险。

第6篇：经济危机的含义范文

一、金融危机下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显著特点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中心发生变化。中国之所以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实施的中心。原因有两个：一是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的增长，致使世界经济陷入低迷，而中国实力却不断增强，自然中国也就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2008年中国GDP为300670亿元，比去年增长9.0%，进出口贸易额为25616亿美元，比去年增长17.8%，利用外资924亿美元，提高23.6%。二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产品遍布世界，因此针对中国产品的新贸易保护案例必然会有所增多。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爆发。这场危机虽然从美国开始爆发，但范围极广席卷全球。首先是与美国经济的紧密联系极为紧密的欧洲、日本被卷入。其次像中国、印度等新兴的经济体国家，也由于对美国市场的严重依赖，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影响。在这种国际经济环境下，贸易保护主义广泛开始兴起，各国纷纷出台相关的保护措施。

（三）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范围不断扩大。这场金融危机具有典型的“蝴蝶效应”，通过各种传导机制很快将亚非拉的很多国家都卷入进来。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率先出台保护贸易的措施，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开始升温，这些保护措施的“跟风”现象和报复行为形成恶性循环，导致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席卷全球。

二、金融危机下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一）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增速减缓和环境恶化。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给我经济发展带来了极端影响。从我国的外贸贸易的统计数据来看，从2008年11月份进出口总额出现了自入世以来的首次负增长，此后进出口总额也不断下滑，且下滑的趋势不断加剧。

（二）多国政府提高了对华进口的门槛。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阿根廷增加了自动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和非自动进口许可证制度的名单。与此相应，印度也欲对中国产品设限。如果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也加紧对中国出口品实行贸易壁垒，那么中国出口贸易将遭遇更为严重的冲击。

（三）人民币汇率再次成为焦点。从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经济持续衰退，失业率不断上升，财政赤字严重高涨等现象。美国政府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转而攻击人民币汇率制度，借以转移国内民众对其经济日益低迷的不满情绪。使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人民币汇率问题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将成为欧美等发达国家攻击的对象。

（四）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不断增加。进一步增多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从发达国家蔓延到发展中国家，我国出口品也将面临更多的贸易壁垒，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针对我国出口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不断增多。中国的出口品将遭遇全球的围堵，必将损害“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严重阻碍中国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增长。

三、金融危机下我国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一）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我国作为WTO的成员，应积极参与该框架下多边贸易谈判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制订与修订。同时，利用有利的多边贸易规则规避新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和贸易摩擦，努力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的同时，为我国经济增长创造良好国际环境。

（二）建立并完善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进口贸易管理机制。我国应努力督促国内企业加快国际认证工作和相应技术标准的实施，进一步将国内有关贸易规则和标准与国际接轨。对破坏我国环境和资源的进口贸易利用强制手段进行限制。通过对涉及安全、卫生和健康的进口制定严格的标准等方式，来规范进口贸易的市场准入制度，从而实现同发达国家在贸易纠纷处理上的平等地位。

（三）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以规避贸易壁垒。很多国际贸易壁垒都是针对我国出口品档次不高、技术含量较低提出的。我国政府应认识到这一问题，积极倡导企业树立对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鼓励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科技含量。同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加大科技投入和教育扶持，提升基础研究、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的转化速度，加快企业实行自主创新能力培养，进一步增强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创建贸易摩擦预警机制。政府加强对国际市场的监测，建立对出口贸易跟踪机制。帮助企业全面认识和理解各国的技术、环境保护等标准，防止可能出现的贸易摩擦。并在遭遇到反倾销调查时，鼓励企业积极应对，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五）寻求外交途径解决贸易争端。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国际争端日益频繁的形式下，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我国国际话语权不断提高的局面下，也要努力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贸易争端的突破点。使外交成为解决贸易争端的有效、有力的手段。

第7篇：经济危机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货币职能；货币危机；经济危机；资本论

一、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结果

随着交换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交换次数的增多，价值的表现形式即价值形式经历了由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式，到总和的或者扩大的价值形式，再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发展为货币形式四个阶段。

在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阶段，一种商品的价值偶然地、简单地表现在与它交换的另一种商品上。在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阶段，一种商品的价值开始表现在与它相交换的一系列商品上。到了一般价值形式阶段，从商品世界分离出一种特殊商品，即一般等价物，此时价值形式发展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的货币形式阶段，价值形式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一般价值形式与货币形式中，处于等价形式的商品都是一般等价物。但在货币形式中，一般等价物已经固定地由金银来充当，金银成为惟一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一般等价物不再因时因地而异，这样取得了时间上的稳定性和地区上的统一性，适应了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

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表明，货币的起源与产生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表现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由于货币采取金银形式，金银的同质性、易分割、不易变质、体积小、便于携带等优良属性使货币独占了充当其他一切商品等价物的职能。

二、货币的职能·

货币形式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从此开启了新纪元。在发达的商品经济中，货币的重要作用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体现，这种作用通过货币的五种职能表现出来，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

三、从货币职能角度理解经济危机的爆发

货币五种职能中，只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货币一产生就具有，因而是货币的最基本的职能，其余三种职能是在基本职能的基础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可以概括为生产相对过剩和货币危机。而生产相对过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货币危机引起。本文着重从货币职能角度阐释货币危机，从而进一步理解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

（一）货币流通手段职能与经济危机

货币依据流通手段的职能，成为商品流通媒介，将商品流通分割为卖和买两个阶段的对立，这包含了一种形式上危机的可能性。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使得商品交换形式变为商品—货币—商品，在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割裂了商品的直接交换，一旦市场上货币不足，无法使商品转化为货币，或者商品转化为货币后，没有再用于购买商品，这样就将导致商品交换的障碍，表现为货币危机的形式，为经济危机埋下隐患。

如果从资本角度来理解，产业资本生产出来的商品首先要找到它的卖者。然后，商品资本顺利地通过售卖阶段，转化为货币资本后，还需要在市场上找到自己所需的生产资料和自由劳动者，同时，必须不断有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可买形式即商品形式满足工人的生活消费需求。因此“资本是在一般商品流通之内完成自己特有的循环的”，“也表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都受流通、商业制约”。如果资本在购买阶段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售卖阶段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路阻塞。商品的内在矛盾，在买与卖相分离的条件下，表现为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而在单个资本循环过程以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中取得了发展的形式，表现为价值补偿与实物替换成为资本运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强制性外在条件，表现为货币危机的现实性，引起经济危机的发生。

（二）货币支付手段职能与经济危机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能够起到赊销赊购商品、偿付债务的作用，也就是采取了信用的形式，不仅在商品流通中，卖和买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分离，而且在一次商品交易中，发生商品所有权转移和货币支付在时间上的分离，甚至形成赊购赊销、债务关系的链条。当商品出售后，货币可以不立即进行支付，可以在一定期限后再进行偿付；或者，当支付货币后，商品不立即交付，可以在一定期限后再进行交付。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即支付链条发生故障时，就包含着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

在繁荣时期，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进入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手中没有卖掉，商品的潮流一波接一波涌来，商品资本在市场上互相争夺位置，为了卖掉只好降低价格出售。商品还未变成现金，支付期限就到来了。此时，商品持有者不得不宣告无力支付所需资金，或者为了支付不得不折价出售商品。这种出售只是为了成功支付的被迫之举，只是把商品转化为货币来偿还，这样经济危机就非常容易爆发。

第8篇：经济危机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虚拟经济;实体经济

2008年9月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全世界经历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已引发了不同程度的世界性经济社会危机,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爆发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能否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来对此次金融危机作出科学的分析和阐释?

在当代,要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根本上要从理论上科学阐释两大现实问题:一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和趋势是否验证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规律;二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现实和趋势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将产生两方面的矛盾:一是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二是资本主义由市场自发调节的运行方式与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会引起社会生产宏观上的比例失调,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因经济不能正常运行而爆发经济危机。

第9篇：经济危机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地方政府性债务 区域经济发展 双重效应

伴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各地建设规模不断扩大，政府融资的规模正在逐步扩大，各地政府普遍采用通过举债的方式筹集建设资金，加大基本建设的投入，形成所谓的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存在对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地方财政的债务风险日渐显现，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己经成为威胁地方甚至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地方政府性债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对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内涵

政府性债务是以政府名义向社会公众以及外国政府等组织举借或者担保举借的债务，是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物质保障。它也可以定义为地方政府为了履行其职能的需要，依据信用原则，有偿、灵活地取得公共收入的一种形式。虽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性债务”。但现实情况是，在发展地方经济、建设地方公用事业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不仅举债，而且很不规范，形式表现多种多样，其实质就是地方财政的负债。

此外，有的债务虽然性质上不是政府的债务，但是在未来可能会增加财政的负担，比如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损失，社会保障基金的损失和缺口，以及地方政府部门担保所造成的一些问题等，只要某种不利因素出现就会导致出现支付困难，政府为履行其公共职能最后会承担这部分债务的偿债责任，从而构成财政压力，形成风险。针对这种非规范化的准地方债务，可以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更进一步的定义:从广义上讲，地方政府性债务(含有地方国有企业债务的公共债务)是一国地方公共部门(含国有企业)作为债务人，按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向其他经济主体承担一定行为义务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从狭义上讲，地方政府性债务是指地方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以政府的名义向国内或境内外承诺或担保的，负有直接或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因此，地方政府性债务不仅是指法律、契约或合同所表明的债务，而且包括财政支出等所有与未来财政支付有关的广义债务，即最终由地方政府承担的所有款项可全部归为地方政府的负债。

举债与经济发展的历史镜鉴

社会经济发展所努力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通常以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衡量，并受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资源丰裕程度、教育水平和投资等诸多因素制约，其中投资又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力量。因此，如何获得足够的投资资金来保证既定经济增长率实现是问题的关键。由于现代社会中社会总投资由政府部门投资和微观经济单位投资组成，然而政府部门和微观经济单位又常常遇到投资不足的矛盾，举借公债和私债便成为其筹措资金，加快地方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要途径。

举债发展经济，其突出作用是可突破一定时期积累率的限制，将分散于千家万户和企业的零散货币有效地集中起来，形成一个个巨大的“职能资本”，赢得建设的时间，其结果往往不是负债，而是经济的超前发展。例如19世纪的美国，其工业革命比英国晚半个世纪，但由于从欧洲借入大量建设资金，并引进先进技术，不到70年时间即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经济大国;日本在1965-1972年间，由于连续在国内发行建设公债，扩大了对公共事业的投资，收到了“投资引致投资”之效，8年中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最低为9.9%，最高达16.9%;“一五”时期的中国，国家举借了25.52亿元的债务(内外债合计)，由此换得工业总产值年均18%的超速增长和国民资产的扩大。

举债发展经济也有可能归于失败。拉美和非洲一些国家陷入债务危机，这是使经济发展受阻的根本原因。其原因要么是将举债收入用于非生产性耗费或长期低利投资项目，导致债务资金投资收益小于债务资金本息总支出;要么是举债规模过大，超出了客观经济状况的允许范围，造成偿债本息资金来源上的困难。因此，举债发展经济还须坚持趋利避害。其中，讲求债务资金的运用效果，控制举债规模是关键所在。

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双重效应

(一)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

目前地方政府性债务有相当大的部分是由于地方政府本身的非规范性债务融资所造成的，例如担保、承诺等。从表面上看，这些情况的出现是由于政府财政收入有限，从而无法通过正常的政府财政收入谋取自身发展的无奈之举。实际上，地方政府性债务也可能是特定条件下财政承担制度成本的相对有利的一种方式。这些积极意义，其实也从某些方面反映了地方政府性债务存在的必然性和地方政府性债务生成的行为动机。

1.有助于改善资源配置格局以促进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可利用政府权力通过政府性债务进行资源的强制性流动。因此改变了原有的资源配置格局，从而出现市场资源配置的财政化，一部分资源因此改变了原有的流动方向，按照政府的意愿投向特定领域。政府性债务的发生不仅增加了政府直接或间接支配运用的资源量，也可能促进以后年度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因为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许多项目是用于建设，有可能增加以后年度的国民收入，财政收入亦随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此外，在地方政府性债务融资用于诸如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时，由此形成的公共物质资本，则是可供长期使用的，不确定的政府性债务压力可能会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本地经济增长提供动力，这样的政府性债务就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性债务融资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投资，形成了政府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可再生性资产”。如果政府性债务所创造的公共产品能够发挥出比私人部门运用更高的使用效应，则适度举债是有宜于经济增长的。

2.有益于提高低收入阶层居民的生活质量。当政府以承担或者负债的方式引导社会资金用于转移支付，从整个社会福利角度分析，这种处理会有助于低收入阶层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主要表现在:通过政府性债务方式向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在进行诸如基础设施类、公共环境类项目建设时，对于从事工程建设的劳动者及相关人员，会提高其收入水平，低收入者亦可以从享受公共产品中获益，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因此，政府作为社会最终风险承担者为社会提供灾害性救助是责无旁贷的。通过政府财政的支持，还可帮助受灾居民尽可能减少损失，从而保持原有的收入水平不变或不至于过度恶化。

3.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政府将本应在预算内进行的大量补偿性财政活动转移到预算外，以隐性担保等“准财政活动”部分地替代政府预算内的财政活动，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改善了政府的收支平衡，降低了当前赤字水平和显性直接负债水平，在充分保障国有经济部门顺利融资的前提下，做到了财政显性成本的最小化;政府近年来通过贷款项目合作，引进了智力、技术等稀缺资源和新理念、新机制及先进的管理经验，帮助企事业单位改进管理方式和项目运作机制。如利用银行贷款引进的招标采购制、提款报账制、工程监理制、移民安置公示制等制度，已成为重大工程项目的通行做法;供水、污水收费制度的建立，为水资源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通过开展政策咨询、政策建议、举办研讨会、人才培训等方式，推动了项目建设和管理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能力创新，加快了与国际接轨的步伐。这些措施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平稳、快速推进区域经济转型和振兴老工业基地具有现实意义。 转贴于

(二)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

政府性债务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方式、风险偏好，以及政府管理风险的动机和能力的综合反映，是政府集中承担社会公共风险的体现。政府性债务如果规模失控或管理不当，势必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

1.财政风险。财政风险是指发生财政收支矛盾激化进而破坏财政稳固平衡的可能性。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财政不能提供必要财力致使政府机关不能正常运转的可能性;二是财政资源分配不当引起的资源浪费和损失。如果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波及到整个财政系统，会导致收支矛盾激化，降低财政的宏观调控和对经济的支持能力，减缓经济增长。严重的财政风险会造成财政危机，甚至影响政治及社会的稳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到90年代后期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全球经济动荡，都与政府性债务规模巨大导致政府债务风险密切相关。

2.金融风险。所谓的金融风险就是指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金融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是最复杂的一部分。金融的基础是信用，信用的背后是信任，而信任要靠信心来支撑。这里所说的信心就是市场参与者对一国经济前景的预期。在政府经常采取措施干预或调节市场的条件下，政府决策对公众预期或信心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金融危机不管由什么原因引起，最终都表现为支付危机，即或是无法清偿到期的国外债务，或是银行系统已不能满足国内存款者的普遍提存要求继而进一步导致挤提甚至是银行破产。正是基于这种对流动性重要程度的重视，国外不少货币金融理论著作都将最初的系统风险定义为支付链条遭到破坏或因故中断导致的危险现象。

3.政治风险。政府性债务的隐蔽性通常给人造成一种经济繁荣的假象。政府性债务本来就具有隐蔽性的特点，让人不易发觉，规模很难确定，如果政府出于政绩或追求短期安定等种种考虑，再利用媒体或进行误导性宣传，有意掩盖经济中业已发生的严重问题，那么肯定会产生如下结果，即在短期内公众信心可能不受损害甚至还会提高，但当各类微观主体发现自己被误导后，就会出现公众信心急剧回落的局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经济体系中蕴含的财政金融风险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进一步加大升级。一旦信用濒临危机，可能会造成乘数效应的连带影响，引发地方经济危机，以至于上升为政府的管理危机，损害政府的公信力，甚至还会带来严重的负面政治影响。

结论

总之，地方政府性债务是政府债务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规范的财政收支体系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体制转轨的影响，当前地方政府的举债致使我国地方财政隐含着相当程度的财政风险。地方政府性债务一方面可以规范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某种程度上化解财政风险，另一方面如果监管体系不能相应建立并发挥作用，则反而有可能引起更严重的财政风险。所以地方政府举债应该谨慎从事，科学实施。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