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治学精选(九篇)

第1篇：经济政治学范文

一 城邦学说中的政治与经济 古希腊的城邦学说已经初步涉及了国家在经济 发展 中的作用这样的问题。古希腊的社会组织以城邦为单位，城邦中的居民过着共同生活，个人离开城邦难以生存，城邦的作用是保护其公民免受 自然 的肆虐、统治者的专横，以及外敌的入侵。城邦（polis）还不是 现代 意义上的国家，古希腊还没有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在一般人的理解水平上，‘城邦’的现代同义词是‘国’(country).”[1]其中既有国家的成份，也有社会的成份。当时的各门学问以城邦的运作为中心展开，所以有人把那时的学问称为“城邦学”。城邦学以研究城邦政体为主，社会、经济、文化等现象都在研究之列。“如果按现代较精确的概念来看，希腊人城邦学说不仅是政治学，而且又是伦 理学 、社会学和经济学。”[2]最早出现的学科萌芽有 哲学 、政治学、伦理学等，经济学在当时的雏形是家务管理，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古代思想家在正义、善、分工等概念的讨论中各自论及了财政、城邦对经济的管理、所有制，以及商业、货币等经济问题。

当时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城邦制度，政治学即关于治理城邦的学问，国家的起源、政体、国家的组织和管理等从那时起就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古代希腊的然哲学认定宇宙有自己的 规律 ，所以政治也被看作是自然的过程，城邦的法则与自然法则相似，“整个希腊政治学说中的基本思想是：求得这种共同生活的和谐。”[3]但实际上人为因素使城邦的运行带有许多非自然的成份，“希腊政治哲学就起源于探索这样一个难题：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创造。”[4]

希腊 时代 的的家政（即经济）也有管理的意味，城邦中家庭由奴隶、主人组成，家庭活动也需要管理。政治是城邦的管理，经济是家庭的管理。古代希腊在城邦层次基本上没有经济活动，生产和交换以家庭为单位。当时只有初步的政府通过管理促进经济的思想，比如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5]在其著作《雅典的收入》中从城邦国家的角度探讨了经济问题，认为城邦可在促进经济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建议对侨居雅典的外邦人的利益给给予照顾，以吸引更多的人来雅典。这样不仅可以增进雅典城邦的收入，给城邦国家带来财富，还可以使外邦人更甘心情愿地处于雅典的统治之下。[6]他还在《经济论》（oeconomicus）中主张完善商事法院制度，以促进外贸发展。色诺芬推崇农业轻视手 工业 ，“农业是其他技艺的的母亲和保姆，因而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7]在西方最早把农业放在产业基础上的思想家，被认为是近代初期法国重农主义的来源。色诺芬的主张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尽管如此，《经济论》并不是他的主要著作。[8]

古希腊明确和集中地阐述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是柏拉图[9]。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勾画了理想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财产所有制、家庭构成、人口繁衍、 教育 等社会经济政治各个方面都要由城邦管起来。柏拉图把私有制与理想国家对立起来，认为私人拥有财产会妨碍公共精神的形成，主张在统治者和保卫者两个阶层中不应有任何私有的东西，妻子、儿女、家庭等都应是共有的，“因为他们一切公有，一身之外别无长物，这使他们之间不会发生纠纷。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于财产、儿女与亲属的私有造成的。”[10]柏拉图看到所有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提出用公有制来纠正私有制的缺陷，可以认为是近代政治经济学中制度 理论 的思想渊源之一。柏拉图还主张儿童的抚养和教育由国家负责，这可能是关于国家公共职能的最早探讨。

柏拉图学说的核心概念是“正义”。正义体现于秩序之中，个人按上天赋予自己的品质，遵照分工，各尽其职。“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11]从个人的角度，城邦的建立是因为个人单靠自己无力达到自足，需要分工合作，以满足个人多方面的需要。国家以社会分工体系为基础，他把居民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保卫者、生产者，强调一切经济和非经济的活动都受到分工等级的严格规定。“这套分工体系完全是从国家整体需要、国家的效率、国家的和谐与秩序来考虑构思的……人都是机械被动的国家的工具，象砖头和螺丝钉，被固着于国家整体结构之中。”[12]按照分工的观点，在柏拉图这里，国家不仅是统治的工具，而且是一种人们在其中可以互换劳务的机制，国家既有政治职能，也有经济职能。

柏拉图考察了希腊城邦政体的演变，提出政体循环的规律，并进而指出了政体变革的动力，认为“从寡头政治到民主，从民主发展到（一个人心所向的领袖的）僭主政治，这一切发展过程的根源是变动，是经济变动。”[13]因此柏拉图又是西方历史上最早发现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家。他在晚年所著的《 法律 篇》中，对理想国家的人口规模、产品分配、婚姻制度、财产制度、政府的组成和产生办法都作出了规定，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家庭等完整的城邦制度构想。[14]从现代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相当典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亚里士多德[15]的国家学说从论证个人不能离开城邦而生活入手。他主张人的本性是合作和群居，“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把个人与城邦比作四肢与全身，一旦全身被毁，手或足也无法独立地存在。因此国家高于个人，个人应服从城邦。接着用目的论来论证国家的全面功能，他认为自然不造无用之物，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目的的。人的目的是过优良的生活，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善业，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最高最广的善业，即使城邦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适量的财产、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道德。

亚里士多德谈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时，是从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入手的。他认为国家是家庭(oikia)的联合而成的，希腊文oikia 是 英文 economics的词源，指的是一个由隶属关系组成的单位，包括从属于男人的女人和从属于主人的奴隶。[16]家庭是国家的最小单位，对国家的管理从对家庭的管理开始。管理城邦须首先研究管理家务，家务管理的对象是奴隶，国家管理的对象为自由人，“家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率其附从的家属；至于政治家所掌握的则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17]家财的运用是家庭内部的事，属于家务管理，但个人获取财产的途径和额度则需要城邦国家的监管，亚里士多德反对以经商的方式无限度地敛财。“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富以牟取自己的利益，这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18]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务的道理是一样的，即注重善德，不以聚敛财富为唯一的目的。善德的核心是正义，正义的含义是“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19]

亚里士多德是众多学科的奠基人，但他的学科分类中还没有经济学，有关经济（家政）的管理放在伦理学中，他认为伦理学是关于小善——个人的善的学科，政治学是关于大善——城邦的善的学科。管理活动兼有政治与经济的内容，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庭的区别在于其所依据的“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20]除了平等的正义之外，亚里士多德还谈到了分配的正义，这也涉及经济问题。在探讨交换的正义时，提出了反垄断的观点，并试图寻求一种定价的公正原则。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政体是一种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亚里士多德没有独立的经济学著作，“他主要的工作以及他主要的兴趣，就社会现象而言，都在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或者毋宁说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之内，而他将经济社会学与技术意义上的经济学都隶属于政治社会学之下。”[21]

二 政治 经济 学在近代出现 经济学在近代形成，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学在国家 问题 上有重合，政治学和经济学各自从自己的学科角度 研究 国家，经历了从推崇国家到限制国家的观点演变。

1近代早期推崇“强国家” 欧洲中世纪是神权的一统天下，对世俗国家的职能也有所涉及，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曾探讨过国家在形成公平价格时的作用。近代资产阶级在西方崛起后，他们的任务是争取政治权力，以维护个人的权利。政治上推崇世俗权力和民族国家，抬高国家和 法律 的地位，制度上强调中央集权，“强国家”的主张流行。这个时期政治学高扬国家的地位，经济学则关注国家如何获得财富，以应付对内统治和对外征战的需要，强调国家对经济 ，特别是贸易的干预。

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国家学说中，从“人的眼光”（马克思语）出发是当时的主流思潮，思想家们以人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在保卫个人财产和权利方面的作用。这种观点最早的代表之一就是尼·马基雅维利[22]，面对诸侯割据的意大利，他力主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国家的建立过程中需要借助君主的权力。马基雅维利主张强化国家权力，认为国家并不象古代先哲们所说的那样，以“善”为目的，而是以建立和维护统治权为核心。为了保持国家的权力，君主的行为不受道德的约束，为了实现统治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另一方面，财产是国家的基础，国家必须设法保障每个人的财产和安全。马基雅维利后一个观点又隐含了限制国家行为的意味。“马基雅维利力图揭示 社会 政治现象的 规律 性，发现一种国家形式代替另一种国家形式的原因，研究最好的管理形式问题、统治者的权力同人民的关系问题……”[23]这种思想后来 发展 成为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国家被认为是实现和保护人的天赋权利的力量。

西方的经济学在近代形成的时候是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史称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首次把经济整体的效果评价问题和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提出，认为经济的目标是增加财富，国家的任务是保证财富的增加。近代政治经济学与当时的政治学都关注国家问题，政治学从保护权利的角度研究国家，经济学从财富增长的角度看待国家。最初的政治经济学在16、17世纪的代表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 理论 。

重商主义没有把生产当作财富的源泉，而是把商业当作增加财富的途径。重商主义把促进贸易的发展看成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任务，认为国家必须设法增加自己的财富，财富的 内容 是由金银铸成的货币，货币的多寡是衡量财富的标准。货币一旦离开自己的手，就意味着财富的损失和国家的贫困。聚敛货币收入只能通过商品交易，不断地贱买贵卖。重商主义的一个特殊观点是增加国家财富只能通过对外贸易来增加，他们认为国内商业不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货币量，不过是国内一部分人多得，另一部分人少得，国家的财富没有因此而增加。在外贸中增加的货币量要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使国家的出口大于进口，作为货币的金银才能流入本国。由于西欧国家的金银储量贫乏，积累金银主要得自对外贸易，依靠扩大对外出口。

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主张国家的干预是国家致富的保证，重商主义把增加财富当作国家的主要功能，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目的是获取金银。为此，重商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强化中央集权，以扫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认为封建割据妨碍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是国家强大的障碍。实行重商主义的西欧国家利用中央集权政府，采取了统一国内关税的政策，这与当时强调集权，扩大国家权力的主流政治思想是一致的。重商主义的政策是实行国家保护主义，重商主义认为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国家应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国家还应保护 工业 ，扶持手工工场的发展，以增加生产，扩大出口。国家限制货币输出和商品进口，鼓励出口和货币输入。国家用行政手段来增加货币（金银）财富，西欧许多国家都颁布法令，禁止货币输出。以外贸中的顺差来保持货币（金银）输入本国。托马斯·孟[24]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30）一书中把商人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商人肩负着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25]重商主义还主张殖民扩张， 壮大军队，以保证货币财富的不断流入着重于商业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法国重商主义者柯尔培尔（1619-1688）认为国家拥有的货币数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国家并不是指大众国家，而是属于君主。尽管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26]在 历史 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但是是出现于《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1615）一书中。“在18世纪以前，很少有国王、政治家或政治 哲学 哲学家认为，国家应当为其人民的经济福利负起责任，两者是必然相联系的。国家的财富仅仅从属于君主——属于国王、王后，以及那些设计、资助、指导各种方案来积累外国财富，以便发动战争及增加其权力和威望的臣僚——而不是属于这个国家普通人的福利。”[27]从这点上看，重商主义与当时的政治学说在国家问题上的立场接近，也正是法国学者首次把“经济”一词的含义从家务管理扩展到公共行政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并加进了政治含义。[28]

法国的重农学派是近代后期放任主义的经济学鼻祖，对重商主义的批评首先也是来自他们。18世纪中叶法国的农业仍在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部分 农村 还处于封建经济阶段，柯尔培尔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对法国的农村经济造成很大破坏，国家的财源枯竭。以《经济表》（1758）一书闻名的法国经济学家魁奈[29]等人 总结 了重商主义政策把国家致富之路放在流通领域的的教训，重新提出以生产领域作为富国的根基。 自然 秩序是重农主义的哲学基础，重农学派的原文为physiocrate,是由希腊文“自然”和“主宰”两个字组成，意指自然的统治。自然秩序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然秩序是上帝赋予的，人们只能了解和遵循它。复苏经济的办法是使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实现与自然秩序一致的办法是自由放任，自然秩序的结果会导向以最少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满足。重商主义相信“建立在私人财产和政府权威基础上的社会自然秩序最有利于保障人类幸福。”[30]重商主义在法国的失败原因在于违反了自然秩序，魁奈主张取消一切干预政策，对个人的和国家间的经济活动实行放任政策。

2近代后期流行“自由放任” 随着资本主义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近代后期西方政治学说的主题由为了保护天赋人权而争取建立国家变成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而尽量限制国家。突出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限制国家的权力成为主要话题。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差不多全都建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入稳固资产阶级政权的阶段，这个时期不需要再强化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介入了，国家的介入被当作个人自由的一种阻碍。英国于19世纪中叶率先完成产业革命，其他欧洲大国也陆续开始产业革命。产业资产阶级崛起，逐渐战胜封建残余势力和 金融 资产阶级，成为西方国家中的主导阶级。产业资产阶级的功利动机更为明显，其根本的要求是取得“利润”，“快快发财”。 产业资产阶级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特别是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他们认为国家是个“不得不要的祸害”，要求国家“远离”自己。

西方意识形态相应地由争取个人的权利转为维护个人的自由，“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突出强调个人自由，捍卫个人自由或个性的自由发展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认为 现代 人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指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而是个人自由，即自由经营、自由贸易、个性的自由发展，是自由竞争。国家应该是个人自由的保护者。”[31]个人开始“远离”国家，要求自由发展，经济按自己的规律运行，不需求政治权力的帮助了。国家是社会的“守夜人”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等观点代表了当时西方的主流国家观。

政治思想的基础也发生转变，功利主义原则取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基础。功利主义者注重认经验和感受，主张以事实为依据，反对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功利主义以个人的物质利益和欲望的满足程度作为判断政治制度的依据，主张在个人事务中，个人最有发言权。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不应干涉个人的活动。个人在有关自己的财产权问题上有最高的支配权，国家无权干预。国家的职能仅仅体现为保护个人的利益不受他人侵犯的范围内，仅在这个范围内，国家有权干预个人活动。因此国家是“必要的罪恶“。功利主义者边沁[32]为个人权利至上制定了一套哲学原则，认为“求乐避苦”是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主张“合理的利己主义”。 边沁认为社会利益由个单个人的利益总和而成，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社会的利益会自然地得到增进。他用功利原则来评价国家，只有能够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这个时期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3]

经济学中出现反对国家干预的主张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出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34]被公推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国富论》（1776）被当作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国富论》的第4篇讲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在全部9章中有8章批重商主义，其主要倾向是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亚当·斯密以自己的人性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础。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人皆有“交换倾向”，以利人之物来换取利己之物。满足人的“利己心”的途径是经济自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经营。如果每个人都想使自己的产品实现最大价值，“利己”行为的结果是资本的最大利润。

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特色还在于他提出了关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可以自动协调的主张。他认为社会收入是全部个人收入的总和，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个体之间相互受益的分散化的交换活动会自动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只要每个人都努力扩大自己的个人收入，社会财富就会随之增加，“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35]在他们行事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其结果却比任何机构或个人刻意追求公共利益时要好。在亚当·斯密看来，这个结果是在个人充分竞争的基础上，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导的，它使人们“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自由竞争越充分，价值规律越起作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越能一致。在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中，亚当·斯密“实际上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前提：追求自己利益的人们不违反正义律。”[36]这一条从此成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关于政府的职能，亚当·斯密假设面对的是一个有序的社会，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即那些对个人极为有益，却不能由任何个人或群体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私人提供者无法从受益人处征收足够的费用，以抵销其成本，比如国防，所以私人不会自动提供。再比如法与秩序、社会公平等.政府的另一项任务是反对垄断，“独占是良好经营的大敌”，给予个人充分的经营自由才是符合“正义的法律”的。“斯密向他们提供了适合他们要求的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并为自由 企业 和政府的自由放任的方式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37]亚当·斯密提出的政府职能的观点也一直是经济自由主义和现代政治保守主义政府观的出发点，在他那里，政治与经济是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的。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政治现实，“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后期及十九世纪初明显地政治化，从斯密等古典学者的 分析 中，既产生了对经济过程的实证理解，也产生了对于特定制度的哲学观点。关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规范观点，与对于在特定的约束结构（主要特点是最低限度的、保护性的或守夜人的政府）的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这二者是（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38]

18世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39]等西方经济学的鼻祖正式以政治经济学为题目展开自己的学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卷导言中提出“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 科学 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亚当·斯密接受重农主义的“自由秩序”主张，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涉主义，认为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明显目的，就是解释市场如何在没有详细的政治指导下运作……证明具有可接受的效率市场之功能与政治指导无关。”[40]亚当·斯密经历“从重商主义向流行的经济民主主义转变的同时，也伴随着从专制主义向民主制度的政治转变……由于民主思想和制度的传播，经济和政治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从扩大君主的权力转变成增进国家人民的福利。”[41]

斯密的后继者大卫·李嘉图的代表作题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通过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研究，发现当时条件下地主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得出了政治结论：资本主义将导致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大阶级的对立。李嘉图也反对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并把之运用到国际关系中，认为分工和自由贸易将有利于各国。尽管李嘉图把制度问题列入政治经济学，以消除制度的不公正，建立一种更人道的制度为目标，但他与亚当·斯密等人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研究的是政治问题。

三 政治 学与 经济 学的分离与复兴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是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以后的反映。在这以前，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大体上是关于管理经济的学问，主要关心如何指导经济，增加国家的财富。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与 现代 意义上的经济学关系密切，但其首先关注的仍是管理 问题 ，尽管方向与18世纪相反，不再强调国家的干预，因此其所关心的仍不是商业或个人经济学。20世纪的前一大半时间是政治学与经济学分道扬镖的 时代 ，政治学集中于法制和政府机构上，经济学这着重在个人和 企业 行为。直到1960年代以后，政治学与经济学才又一次趋近，“政治经济的伟大传统似乎并没有在管理专业或政治学专业确立自己的地位，只是近来政治经济学流行起来。”[42]

1经济学离开政治领域 经济学与政治学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分离与 社会

注释:

[1] 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 政治 哲学 史》，河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3年版，上册，绪论，第6页；country一词在政治学著作中一般汉译为“国度”。

[2]（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上册，第33页。

[3]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第33页。

[4] （美）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辽宁 教育 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第2篇：经济政治学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国度性；中国经济；中国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17）05-0068-08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7.05.011

国度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但长期被人忽视或被掩盖，造成政治经济学类似数学、物理学那样的没有国度差異的假象，以致将某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学说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普世价值”的表述。这种情况严重制约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形成，而照搬外国经济学说又引发诸多问题。为此必须明确国度性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并以此为前提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

一、国度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

“政治经济学”是法国人蒙克莱田于1615年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中首次提出的。这个书名除去“献给国王和王后的”，就是“政治经济学”，它恰当地表达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其后几百年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论哪个国家，也不论哪个学派和经济学家都坚持着这一属性。蒙克莱田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封建领主制衰落，初级的集权官僚制已经建立，国王与商业资本家联手，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大力发展商业资本经济的时期。这也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此前欧洲的封建领主制度下，各部族及部族联盟的政权，远未达到系统的集权统治，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只能是“准国家”。全人类只有中国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建立了集权专制国家，经汉武帝的强化而巩固并通行中华大地。欧洲在农业文明发展中的落后，重要原因就在于制度和政权形式。蒙古人的西征进一步开通了欧洲与中国的交流，其封建领主中有雄心大志者开始向往中国的专制制度和国家政权。从十二三世纪开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商业资本兴起等都与这些封建领主建立集权国家的努力相统一。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塑造了法兰西、英吉利、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意志、荷兰等民族国家。这些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于攻城略地的战争，更体现于对市场的争夺。如何发展商业，增强国家财力，成为国王和商人共同的课题。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专注于经济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才得以形成。

初期的经济研究虽由蒙克莱田冠之以“政治经济学”，但其理论程度只处于思想和观念阶段，远未形成系统的学说。这个阶段大体经历了五六百年（公元十二三世纪至18世纪初），其经济思想和观念可以统称“重商主义”。时间虽长，著述并不丰富，但有一个共通处，就是立足于本国，探究如何发展商业以增强国家财力，对内消除封建割据，对外争夺市场，以至兼并其他弱小邦国。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在这个时期已经确立，其中重要的一个属性，就是国度性。

重商主义之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再片面强调商业对国家富强的作用，而是突出产业发展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法国以魁奈为首的重农学派，英国的配第、洛克、休谟等，都在各自的著述中坚持国度性。斯密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集合了前人的成果，创立了系统政治经济学学说体系。在这本书中，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得以全面贯彻，即立足于英国，以英国资产阶级为主体，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构成，以及这个制度对富强英国的意义。由于当时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度，资本主义也是英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斯密在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时，往往省略“英国”这个主语，书名中的“国民”，就是“英国国民”。这在那个时代是说得通的，英国是唯一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国家，英国的经济制度等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也等于英国的经济制度。但斯密之后，其他国家相继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英国的经济学家这样省略“英国”这个主语，就不是单纯的忽略，而是有意掩饰其学说的国度性，力求将之打扮成全世界通用的“科学”了。

这种忽视或掩饰政治经济学国度性的做法，在19世纪末的心理学派和数理学派那里得到突出表现。这些力图将政治经济学变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的经济学家们，不仅排斥了政治、文化等因素在经济中的作用，更不论国家和历史，努力从心理和数理塑造“纯经济”。在他们的笔下，人是“经济人”，按自己的心理判断来从事经济活动，并以数学的理性来谋求“利益最大化”。“经济人”是没有国度的，“经济理性”也不包含政治、文化因素，只承认并依照“利益最大化”的数理原则行事。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已成为统治制度，并主导全世界经济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利益和意识的集中体现。心理学派和数理学派中的大多数是英国人，也有少数法国、奥地利等西欧国家的经济学家。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德国的历史学派和美国的制度学派，明确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历史学派甚至用“国民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但他们并不能扭转“主流经济学家”的“纯经济学”观念。

到20世纪30年代，坚持自由竞争的“主流经济学家”面对经济大危机束手无策，他们的政治经济学也陷入大危机之中。凯恩斯参照“罗斯福新政”、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以及苏联模式，主张曾被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极力排斥的国家干预、参与经济，并创立了以国家为单位的“总量分析法”。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得到充分贯彻。然而，不论凯恩斯还是其追随者，都很少提及国度性，从他本人来说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英国经济学家早就认为政治经济学本来是英国的，说不说“英国”这个主语无所谓。当然，他也有意因此而使自己的学说在别国推行。而后来众多的“凯恩斯主义者”，则努力将其说成经济的一般规律。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念和国家总量经济分析方法，是斯密之后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又一里程碑，它在四十余年时间内影响着英国和北美西欧诸国，但各国都是根据本国情况引用这一理念和方法的，因此有明显差异。最为突出的是美国，“二战”以后它已成为第一大国，与其说是在践行凯恩斯学说，不如说是在继续罗斯福的政策。美国资产阶级各阶层、集团的冲突与制衡，使之形成了分工明确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体系，其基本理念是根据本国实际对马歇尔和凯恩斯学说进行改造，演化至今已成颇具特色的美国政治经济学。此外，还有产生于本土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美国大资本财团已处于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因而反映其利益的美国政治经济学也是美国国度性的体现，是以全人类主宰身份出现的大资本财团利益和意识的概括。

与位居主流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晚起并处于“反对派”地位。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说是依附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马克思以他对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系统揭示与论证，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抗衡。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恩格斯曾强调其国度性，即“真正的德国经济学”。俄国革命后，苏联加速工业化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阵营”诸国占主导地位。而苏联人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以“一般经济规律”表述者的面目出现，虽然针对的是苏联（包括斯大林为该教科书写的指导意见也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名），却很少谈其国度特殊性。苏联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苏联，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世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不论英国、美国，还是苏联的经济学家，他们忽视或掩饰其学说的国度性，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关，他们这样做，从其利益而言是应该的，但对于接受这些外国政治经济学的中国人来说，忽视或掩饰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却是不应该的。一百多年来，中国几乎引进了所有的外国经济学说，试图从中找到富强中国的术和技，除少数被美国大财团雇佣的人之外，绝大多数经济学者都是真心诚意地学习外国政治经济学。也正是这种态度，使他们忽视了外国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真诚的学习者将外国经济学说看成可以直接用于中国的，不论对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的经济学说，都用演绎的方式推论中国应该如何发展经济，甚至用简单的比较来评论中国经济问题。他们不愿意承认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否则他们的演绎推论和比较就不能进行。而那些由美国大财团雇佣并打造的“著名经济学家”，则利用人们的这种心态，故意掩饰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甚至将其描绘成“普世价值”和“普世经济学”。他们极力反对“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提法，甚至不同意“西方经济学”一词，而用“现代经济学”来称谓美国的主流政治经济学。也正是这些人極力反对中国政治经济学，而否认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则是他们重要的理由。

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是由这门科学的主体、对象与目的决定的[1]。政治经济学出现于商品经济和工业文明时代，国家是这个时代人们生存不可脱离的政治形式，任何人都属于特定国家。所有人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关系都是由国家界定，并由国家制约的。政治经济学是这个时代人们经济利益和意识的理论概括，各个国家的人又都因经济地位、权利、利益的差别而分成阶级，政治经济学不可能超脱阶级，各阶级根据其成熟程度而将自己的利益表达于政治经济学。阶级性与国度性是统一的，国家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与工具，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矛盾的集中体现。正是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决定了它的国度性，国度性不仅体现了阶级性，还制约着阶级。阶级性与国度性的统一，促使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即特定国家内阶级的思想代表对本阶级经济利益和意识的概括，以此为前提，认识本国度的经济矛盾，提出解决矛盾的途径和方式。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目的。主体、对象和目的都受国度性的制约，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主体的利益和意识的概括形成主义，并根据主义确定对象，设定主题，提出与研究目的一致的主张。主体、主义、主题、主张都是有国度性的。已有的全部政治经济学思想、观念、假说和理论，都包含着国度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对经济的界定和经济的国度性。

二、国家对经济的界定与经济的国度性

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并不是什么人按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的，也不是什么人可以任意否认的，它是由其对象经济矛盾的性质决定的。国家自形成以来，就从总体上界定着其经济，经济生活也必然具有国度性。政治经济学作为对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不可能脱离对象的国度性进行研究，只能，也必须适应其对象经济矛盾的国度性。

国家是人类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形式，是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但所有统治阶级的思想代表都否认这一点，努力将国家说成诸神、上帝、天命、“自然规律”的要求。实际上，诸神、上帝、天命、“自然规律”不过是依次出现的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以它们所定义的国家也只是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

只有被统治阶级的思想代表才能揭示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性质，统治阶级的思想代表总是力求将国家描述成超阶级的、“公正的”，极力否认国家的真实性质。马克思第一次明确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2]434的性质，并由此展开了对国家的系统认识。依从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在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概括中，说明了国家的起源和特点。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国家是氏族组织形式的否定。国家与氏族组织相比，有两个特点，一是“按地域来划分它的国民”，而氏族是按血统建立组织；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要求国民缴纳捐税，以至发行公债[3]。

氏族组织被国家取代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特别是货币的出现，役使奴隶，贫富悬殊，阶级矛盾。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保证对财富的所有权，突破了旧有的氏族组织，建立起一套国家权力机构。随着国家的出现，人们的存在方式也由氏族及其联合体演化至部族、部族联盟，乃至民族。与民族相对应的国家是高度集权的政治，它首先产生于中国，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就确立了彻底打破旧有部族和氏族的集权国家，到汉朝更加巩固并一直延续下来，由此形成了汉族这个人类第一个民族。欧洲的民族国家要比中国晚一千五百年，直到公元十四五世纪才在比较大的部族联盟基础上演化出集权的民族国家，从而使欧洲的文明大跨越发展。马克思写道：

像蟒蛇一样地用官僚、警察、常备军、僧侣、法官把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庞大的政府寄生虫，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必须充当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以扫除领主的、地方的、城镇的、各省的特权这些中世纪垃圾为任务的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不能不同时从社会基地上清除那些妨碍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充分发展的最后障碍，这种国家政权有它的按系统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遍布各地的机关。……随着现代社会经济进展使得工人阶级队伍更加扩大、处境更加困难、抵抗更加有组织、要求解放的趋势更加发展，一句话，随着现代阶级斗争——劳动与资本的斗争——采取鲜明的形式和规模，国家政权的面貌和性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一直是一种维护秩序即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2]434435

马克思这里说的欧洲“君主专制时代”，与两千年前中国的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相似，从诸多的部族兼并为若干部族联盟，进而进行类似中国战国时期魏、秦等国的改革，逐步废除残余部族贵族的特权和封建领主制，建立君主专制国家。英吉利、法兰西以及更晚些的德意志等民族国家得以形成，与中国的战国时期不同，欧洲这些国家的专制君主并不是靠发展农业来壮大势力，而是依靠商业，实行重商主义，由此而增强财力，对内消除封建割据和部族势力，对外加速兼并其他部族，并向全地球拓展殖民地。但让专制君主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所倚重并给予经营条件的商业资本家迅速形成巨大社会势力，并要求改变和主导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种改变，君主专制国家变成了资主专政国家。由于革命的对象是君主专制，资产阶级是以“民”的身份领导革命并且号召民众参加的，因而将其国家冠以“民主”称号。但是，资产阶级初级的“民主”国家排除了占总人口80%以上的工人和穷苦劳动者的政治权利，其政治只是“财主”或“资主”的权利。因财产所有量而没有政治权利的工人和劳苦劳动者也要求并争取政治权利，为此展开了一个多世纪的艰苦斗争。与此同时，按封建传统被排斥于政治之外的妇女也展开了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到20世纪中期，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女权运动终于争得了普选权。虽然，此后的国家依然由资产阶级主导，但真正以人为依据的民主也成为政治中的重要因素，资主与民主的矛盾构成其国家政治的主要矛盾，国家也就成为这对矛盾双方斗争“场”的制衡点，并由此界定和制约本国范围的经济生活。20世纪，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从理论上说是民主的，但由于集权专制和封建传统势力依行政集权体制而存续，严重影响并损害着其社会主义民主性质的体现和不断完善发展。尽管如此，国家对经济的界定仍然相当明确，从制度到政策，从计划到市场，无处不体现着国家的界定和制约。

国家作为政权形式，不论在哪个阶段，也不论欧洲、美洲、中国，它的基本作用，就是对经济的界定。国家是对特定区域的控制，在本区域内经济制度、体制是统一的，国家通过制度和体制界定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经济制度是对经济权利的规定，核心就是对所有权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也有人将经济制度说成所有制。所有权包括劳动力的所有权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前者直接与劳动者的人身权和政治权利相关，后者则随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变换其社会形式。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劳动力视为与物质生产资料相等的“生产要素”或“资源”，但劳动力与物质生产资料有本质区别。劳动力是人的能力，规定劳动力所有权和使用权是经济制度的基本，但这一点往往被经济学家所忽略，以致苏联教科书将所有制直接说成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力所有权是劳动者素质技能与社会地位矛盾的体现，奴隶制中奴隶的劳动力所有权随其人身权归奴隶主；封建领主制下农奴的劳动力所有权随其人身权依附于封建领主；集权官僚制中农民的劳动力所有权随其人身权归皇帝，除必要的劳役和兵役外，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资本雇佣劳动制下雇佣劳动者拥有自己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将其使用权作为商品卖给资本家。劳动力所有权的历史性变化，表明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也是经济制度演化的主要内容，是与生产资料所有权变化相统一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作为经济制度的又一根本权利，是阶级统治的内容和方式。农业生产方式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由以暴力为根据的奴隶主、封建领主、冠以皇帝名义的国家所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土地所有权资本化，与其他生产资料一样为资本家所有。经济制度还包括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占有1c736439c8bd4d2fb19063675144c981a561874a754fcf27d536cc1f9fc6a65e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关系的规定，并体现于经济体制，经济制度和体制只能在特定国家起作用，即使同一年代，不同国家的经济制度、体制也有差异。

国家从制度和体制对所辖区域经济的界定，表现为法律、行政、道德，甚至军事等方式，内在地规定人的经济权利和关系，制约人的经济活动，贯穿于经济矛盾系统的各层次。法律首先体现于制度层次，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作出规定，制定保证其权益的法规，并具体化于经济体制以及体制的阶段性转变中，由此确立一国经济的基本框架。法律的效力，不仅在于规范，更在于执行，这主要体现于行政，即由各级国家行政机构行使其权力，保证法律、法规的落实。行政机构按法律、法规制定具体政策，由行政人员执行于经济生活的各层次、各环节。在保证制度、体制的前提下，行政的作用更具体地表现于经济结构及运行机制、经营管理和对外经济关系等各层次。对这些层次，也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作为行政的依据，并有执法、司法机构对违法行为予以监督和惩处。

相对于法律和行政，道德对经济的界定是“软”约束，但又是更普遍、更具体的制约。道德是人们对社会关系及其制度的认识而形成的行动准则，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在道德中占主导地位，从社会总体意识对个体人的意识和行为进行制约。道德以思想和舆论表现出来，并作用于个人价值观。道德以外在约束和内在约束两种形式发挥作用，外在约束是通过舆论等社会制约来影响个人意识和行为，内在约束是通过人的义务、良心等品质的修养来自我约束行为。道德也是有国度性的，即使信奉同一宗教的不同国家，其道德也有差异。道德对经济的界定，体现于个体人的经济意识和行为，既有限制，也有导引，体现着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影响。道德不是法律，但受法律的制约，一般说来，道德对经济的界定是与法律相统一的。道德每时每刻都在影响个体的经济行为，从而使经济在总体和个体上都表现出国度性。

军事对经济的界定在外部战争和镇压内部反抗时体现出来，虽然不是经常性的，却更为突出和明确。暴力是国家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它不仅表现为军队，也表现为警察、监狱等。警察、监狱主要维护社会治安，执行法律惩处违法行为，其经济的作用包括在法律和行政的作用中。军队作为常备武装力量，从氏族组织被国家取代就已形成，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军队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平时起着对民众的威慑作用，是法律、行政等制约经济的必要“后盾”。一旦国家受到外来侵略，或者去侵略他国时，军事的国度性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与外国的战争，绝大部分是源自經济。对国内民众反抗的镇压，是以军事手段维护经济制度和体制的极端方式，但也集中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的界定。而变革经济制度和体制的社会势力，也会以军事手段来改变国家政权，历史上经济制度的变革大都如此。不仅变更政权，还会出现新的国家，以新的制度来规定人们的经济权利和关系，并由此而界定全部经济生活。

国家对经济的界定，是全面的、系统的。在不同历史阶段，国家的构成有所差异，而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演化，又要求国家有所改变，其对经济的制约也表现为不同形式。需要强调的是，国家对经济的界定，不仅是限制，也包括导引。根据统治阶级的利益，对于有损于其统治的经济行为，要严加限制。与此同时，又以法律、政策等将经济导向有利于其利益和统治的轨道。正是这样的界定，使经济具有国度性。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种国度性的经济矛盾系统的研究。

三、中国经济的国度性

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率先建立了大一统集权国家，两千多年的集权官僚制[4]，使中国具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严格的内在统一性。汉族是第一个与集权国家密切结合的民族，虽有战乱与割据，也不能打破汉民族的内在统一，并不断吸纳周边各部族、氏族于本民族中。即使边远地区的部族、氏族也纳入中华帝国版图，并由国家以“一国两制”的政策容许其保持部族、氏族组织，但要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与领导。中国集权国家的形成比欧洲要早约两千年，集权国家对民众的控制比仍处于初级部族国家的欧洲也系统、严密得多。而中国人早在三千年前就已摒弃了“上帝”，以天命为世界主宰，这既是集权官僚制度建立的思想依据，又是这个制度巩固并长期存在的哲学基础。作为意识形态主导的官文化与集权专制是内在统一的，形成了明确、持久的国家观念。集权官僚制的国家从政治上对经济的界定，形成了并持续着有明确特殊性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的国度性有着久远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中国经济的国度性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集权大一统的国家形式。与至今仍以联邦形式存在的美国、德国、俄国不同，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建立了集权大一统国家，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在集权大一统国家控制下，经济制度、体制有着内在一致性。虽说历史上曾有“一国两制”，即容许部分边远部族保持其封建领主制，甚至还有奴隶制，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则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同时，在大陆统一了全国经济制度和体制，中央政权制定基本经济法律和政策，各级政府由上至下贯彻执行。

二是集权官僚制和行政集权体制。中国在农业文明发展中的先进，根本在制度和文化，即集权官僚制和官文化，而中国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滞后，原因也在集权官僚制和官文化。集权官僚制是对部族及部族联盟的初级国家制度的否定，是大一统的集权国家第一阶段的制度形式。按恩格斯的说法，部族已经打破氏族的血缘组织，建立了地域性的国家政权，但它是相当初级的、萌芽形态的国家，氏族组织依然存在，只是由各氏族协商而组成的政权形式。部族联盟是比部族更为高级的阶段，恩格斯及其他人类学家都没有注意二者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是相当重要的，部族的制度还是奴隶制，而部落联盟则实行封建领主制。中国的西周之所以能取代商，制度上的原因就在于此。欧洲日耳曼人战胜罗马人，也是以部落联盟的封建领主制否定了部族奴隶制。集权官僚制是比封建领主制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它不仅使部族联盟转化为民族，更将农奴变成农民，拥有相对的人身自由和土地占有权，进行个体生产的小农经济，形成手工劳动的农业生产方式最合理的经济制度。集权官僚制的体制形式是行政集权体制，这是与大一统的国家相适应的，将集权官僚制系统地贯穿于社会各个层次。

三是官文化和小农意识。官文化是集权官僚制的意识形态，是官僚地主的阶级意识。官文化以儒家道统为理论基础，以“内圣外王”为基本特征。“内圣”要求儒者掌握儒家道统精神，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个层次；“外王”即儒者的功用，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個层次，即辅助君王治理国家。儒家道统以“礼”“仁”规范儒士与官的关系，将官僚地主阶级聚合为坚强的社会势力。官文化是儒家道统的具体化，在官僚地主阶级内部，主张既有等级秩序，又注重“和为贵”，利禄德并举，公私一统。以“德刑相配”为治民原则，文化武威，相辅相成。愚民而治，惑、禁、隔、阻、压，严防民众组织，使之保持一摊散沙状态。官文化的基本在“官本位”和“官至尚”，强调官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以官位来节制官僚体制内部关系，以当官、升官为价值观，进而充实于思想，体现于道德。官位是价值、是地位、是利益、是权势。官位要以科举、荐举、军功等取得，废除了世袭制，这是集权官僚制优于封建领主制之处，也是官文化得以盛行的条件。

集权官僚制下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农业文明中最适宜的生产方式，它是以认可、服从集权官僚制为前提的，在官文化的制约下，形成了个体性的小农意识。小农意识与官文化是对立的，但不对抗，而是依附于官文化。小农意识是官文化统治的结果，又是官文化存续的条件。其要点有：第一，勤俭持家；第二，安分守己；第三，自私自利；第四，只争个体利益，不思社会变革；第五，平均主义等级观。小农意识作为对官文化的适应与依附，已存续两千多年，至今依然深植于人们观念之中，作为经济和社会行为成为中国经济国度特殊性的重要内容。

四是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并“跨越”资本雇佣劳动制建立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促使中国在农业文明发展中领先于世的集权官僚制，经过两千多年，已经陈旧、没落，但其内在的系统性和保守，又不能内生出变革意识和势力，历代虽有众多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却从未提出制度变革的理念和主张，至多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北方部族联盟趁政治之乱入主中原时，又都因其自身制度落后于集权官僚制，不得不沿用这个制度而“汉化”“官化”。集权官僚制成了中国经济和全部文明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一点，由于世界上其他国家长期处于比集权官僚制更落后的制度而未有显现，但13世纪以后，欧洲各大国为效法中国以集权官僚制取代封建领主制而实行重商主义，由此而促进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展开资产阶级革命，实现工业化，并向中国进行侵略的时候，中国制度的落后与腐朽就充分暴露出来。而官僚地主阶级决不会放弃它们赖以生存的制度，其中的“开明”派企图引入西方技术维护其统治，由此形成号称“洋务”的官僚资本。集权官僚制不可能适应工业文明，官僚资本在中国统治了半个多世纪，不仅没能工业化，反而成为外国大资本的附庸，国力大衰，矛盾激化，中华民族濒于灭亡边缘。

以社会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拯救了中国。孙文仿照西方资本主义的变革之路在强大的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面前根本行不通，软弱的民族资本不可能主导中国的变革。俄国革命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变革提供了方向，中国的革命运动将农民作为主体，聚散沙为伟力，进行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在毛泽东雄才大略的指挥下，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初级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才有了现代中国，有了现代中国经济的国度性。

五是初级社会主义制度及行政集权体制的矛盾。中国革命所建立的初级社会主义制度是受苏联模式影响的，但这还是外因，内因在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在于中国革命的参加者和组织。以社会主义为导引，中国革命的主要参加者是农民，革命的组织也因武装斗争的需要采取军事化的形式。中国革命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和中坚，当革命以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共产党就成了中国唯一能够组建新政权的政治力量，并按照自己的纲领来建立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矛盾，特别是按军事化组织起来的庞大革命队伍，要求为了实行工业化，还需在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保留行政集权体制。这是在对集权官僚制在制度层次的否定之后对其体制的继承改造，并将革命精神贯注其中。短期内，它对统一国家，稳定社会，对抗外来威胁，恢复经济，进行工业化，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行政集权体制毕竟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适应的，当它在短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后，这种不适应就逐步显现，由它主导并支撑的初级公有制，形成了统制经济体制，将所有权、占有权、使用（经营）权、管理权、处置权、监督权统归政府，并以行政方式经营管理，劳动者个人权利有时无法得到充分体现，不能充分发挥公有制应有的优越性。而当革命精神消退，行政集权体制的缺陷日益突出，少数党政官员利用其供职机构的权势，谋取私利，甚至侵吞公有资产，操控国有资产和资源，把持项目，形成以权谋私利益集团。2013年以来“反腐败”所暴露出来的贪腐案件，充分说明了以权谋私利益集团在行政体制中的滋生与扩张，是中国经济国度性的重要因素。

中国经济的国度性是历史形成的，是制度和文化的统一，是现实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要立足中国经济的国度性，揭示其矛盾，探讨解决矛盾的途径。

四、以中国国度性经济为依据和内容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

不论中国经济的国度性多么复杂，也不论经济矛盾多么尖锐，它都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生成的依据，也是其研究的内容。只有立足中国经济的国度性，才能明确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主义、主题、主张，生成中国的经济理论[5]。

创建中国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梦想，而是理性的追求，是13亿中国劳动者经济利益和意识的概括，是中国经济矛盾演进的内在需要。中国政治经济学形成的条件，以中国国度性经济为依据，具体表现于当代中国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和意识，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于现实的经济矛盾。

以中国国度性经济为依据和内容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环节，是从理论上概括当代中国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和意识。当代中国的劳动者已非过去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的职业、素质技能，特别是文化精神素质都有了重大变化，成为追随现代文明而要求改变现状、不断发展的有自主意识的群体。中国劳动者的人数是世界上最多的，13亿多总人口中，起码有9亿多劳动者。大体分为工人、知识分子、农民三个阶层。当代的中国劳动者，经过一个世纪社会大变革，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成为主体，饱经斗争风雨，深知自己利益，明确世界发展大趋势，强烈要求摆脱外来压迫、变革社会关系、振兴民族、强盛国家。虽然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的，但近一个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的60余年，社会主义已经为中国的劳动者所接受，并按其原则来思考个人与社会问题。这种思考产生了诸多疑虑，也生出了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当代中国劳动者阶级的素质技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已大大提高，工人已成为主干，知识分子的人数日益扩大，仍保留农民身份的人，或已转化为工人，或正努力使自己的生产方式采用工业技术，生活方式上努力城市化。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是一股伟大的力量，它的阶级意识已经形成，虽然不是很明确，但它是中国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和来源。正是这尚不成熟、不很明确的阶级意识强烈要求理论上的概括。概括当代中国劳动者的经济意识，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内容的首要任务，中国政治经济学是应这种要求而产生的，并且在概括劳动者阶级意识的进程中逐步发展。

以中国国度性经济为依据和内容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环节，是已经建立60多年的初级社会主义制度。关于中国现行社会制度的性质，有多种说法，但都不全面，也不能概括本质。

社会主义是中NUyuj2M3JfrbVCi5Hty/kReijyfbCNVZKzr0QLuMvhY=国革命的基本理念，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形成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经过奋斗牺牲，夺取了政权，新政权建立的制度，也是以社会主义为理念的，这是新制度得到广大劳动者拥护的根本原因。毋庸讳言，中国革命及其建立新制度所依循的社会主义，主要是从苏联传入的，是有一定缺陷的，依这样的主义所建立的制度，也是不完善的，其要点就是移植苏联模式。虽然有理论和制度上的缺陷，但新中国的社会制度从基本性质上说仍是社会主义的，正是因为这个基本性质，它才能保持60余年。这期间有各种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从内部和外部企图改变制度的性质，但至今在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上依然明確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这一点是进行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法理依据。

在明确中国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同时，也要明确：从苏联传入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都是有缺陷和局限的，特别是经过60余年的变迁，中国的劳动者阶级在素质技能和阶级意识上都有了很大提高，国内外的经济、政治关系也有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从理论上更新社会主义理论的规定，其根本就是概括当代劳动者的利益和意识，对现实的经济、政治矛盾作出系统论证。

第3篇：经济政治学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教学改革

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现被不断边缘化和被架空的困境，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而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奉为教条，从而西方经济学大有取代政治经济学的趋势。比如我们学院的所有经济、管理类专业，只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其他专业只开西方经济学，由此可以管窥全貌。鉴于我院政治经济学教学不断弱化，师资力量萎缩，课程建设不足的现状，在我院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中，重点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保证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效果。

1 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内容、范围或方向的高度概括，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学科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的区别。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学生把握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理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在物资资料的生产过程中，首先要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其次人们彼此之间也要发生关系。前者表现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问题，也即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方面。当今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脱胎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之一是其研究对象体现在上述两方面内容的统一，即在一定的经济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把古典经济学中包括的制度分析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剔除，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数学模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或经济运行机制问题。但是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下完成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其资源配置效率是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之外，将古典经济学庸俗化，是其局限与片面的地方。只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在它强烈阶级性的基础上，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现象的本质，以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揭示资本主义运动的特殊规律，并以此为理论依据，科学地阐明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论证，从而对20世纪社会发展产生了的深刻影响，这是马克思伟大的地方。

2 深化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

2.1 教学内容方面

首先，在基本理论知识传授的基础上，注重知识的深化与拓展，同时注意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可以借鉴西南财经大学刘灿教授在讲授剩余价值理论时对教学内容的处理。刘教授在教授这部分内容时，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拓宽。在纵向上从资本生产方式的建立过程说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客观必然性，使学生更深、全面理解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在横向上，结合当前经济现实对剩余价值概念进行拓宽，提出了剩余价值范畴的界定问题，提供了特殊范畴、一般范畴、统一范畴三个问题供学生思考，深化了学生对相关概念的理解，也为学生的经济学思维、科学思维的建立提供了方向。其次，在整个教学体系的把握上，不再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而主要还原为资本主义的教学内容；围绕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而展开，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则不一定是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的唯一途径。

2.2 教学方法方面

在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的基础上，采用多种实践性教学模式，比如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将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实践相结合；还可以采用比较教学法和讨论教学法。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观点、思想主张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经济学教学中的“自我否定”现象。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为什么同一经济现象运用不同经济理论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释，从而解决学生的学习困惑问题。讨论教学法在促使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方法去观察与分析现实经济现象，锻炼学生的沟通能力与应变能力方面很有帮助，讨论教学的目标、内容、过程控制等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教学研究和实践中不断完善。

第4篇：经济政治学范文

一、采用案例教学，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目前，我国国企改革、市场机制的建立、所有制结构及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教学中，教师可以联系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商品问题、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下岗与失业问题、社会资本运动中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及宏观调控的必然性和调控方式、手段的改革等问题来阐述理论，让学生切实感受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有用性。此外，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根据当今社会改革开放的现实，把书本上抽象、深奥的经济理论通过运用通俗易懂、贴近现实、贴近生活的实例来阐述清楚，使理论与实际相融合，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以往的机械说教式，从而激发学生学以致用的学习热情。因此，在案例教学中，我们应该注意，选用的案例应该来源于现实生活，真实生动，与理论联系密切，让学生觉得简单易懂；其次，采用的案例必须进行严格筛选和提炼，必须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代表性，符合教学内容的要求，达到案例教学的目的，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认知需求。

二、合理使用多媒体教学

多媒体教学是综合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具有将抽象的事物形象化、具体化、直观化的特征，可以使学生从形象的感知中获得知识，突出教学重点，促使学生理解和记忆，达到多媒体教学直观、生动的目的。多媒体教学可以通过文字、图像、声音形象直观地展现教学内容，包括录音、录像、投影幻灯、网络、电影等多方面的技术。教师围绕课程重点、难点以及社会热点问题来设计和制作多媒体课件，还可以从电视、电影、VCD、DVD等视听材料以及新闻报道、杂志图片、数据中找到大量的适合教学内容的资料，结合经济方面的案例具体化、形象化地展示出来，视听结合，调动学生多种感官来参与学习活动，开阔学生的思路和视野。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彻底改变了旧的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到新知识，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可见，多媒体教学能够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动直观性，对启发学生主动思维，提高注意力、理解能力大有益处。

三、采用讨论式教学，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5篇：经济政治学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创新策略；经济发展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谓是如火如荼，各个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就再一次证明了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实践意义，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价值，指引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同时也促进我国经济制度的良好发展。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们注重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与基本原理来分析现阶段我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

一、《政治经济学》的对我国经济发展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伟大的时代意义与实践价值，对于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和价值，正是由于我国更为清楚的认识到剩余价值的内涵，我们才结合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制定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这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主义，相反，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变化的理论，它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的进步与发展，是现代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因此，我们应该注重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建设的有效结合，通过这种方式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二、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浅析

1.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制定经济发展计划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出于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之中，随着时代的变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此，我们应该选择一些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意义的内容进行更为深刻的研究与探讨，将具有时代意义和时代价值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呈现在人民大众的面前，只有这样人民大众才能对政治经济学产生兴趣，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结合现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制定出科学有效的经济政策，以此来促进现代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十分复杂，理论性很强，甚至涉及到很多数学方面的计算，这些问题虽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但是，对于现阶段而言，我们应该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针对其中实践价值比较强的内容进行研究，利用现代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促进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进步。

2.利用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制定经济发展策略

我们针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应用，通过系统的研究帮助我们制定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策略，这是我们做一切工作根本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之中不能一味的进行学术的研究，这种单一的研究方式容易让人民大众产生疲劳，不愿意接受和应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解决现代社会中的经济问题，这对于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价值是十分不利的。这种形而上学的方式也不具有实践价值，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之中我们应该注重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策略，帮助我国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例如，根据剩余价值的相关理论，我们应该制定出一系列规避剩余价值或者降低剩余价值剥削的经济政策，通过这种方式促进提高我国工人的收入所得，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3.利用政治经济学原理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很多方面都可以体现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尽管时生了变化，经济环境也出现很多的不同，但是，实践证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仍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经济发展之中遇到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的真谛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解决问题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体方式。为了更好的促进人们这种能力的提高，我们不仅仅要让人们更多的了解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还应该引导人们大众应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用实践的方式检验相关理论的正确性，这样可以实现政治经济的现实价值，不断的促进我国经济的不断进步。

四、结束语

政治经济学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应该科学认识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完成我国经济发展的计划设计，策略创新和问题解决，通过这种方式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前进。

参考文献：

[1]崔占峰.论政治经济学的传承与发展――基于我国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思考[J].经济问题，2009，05：4-7.

[2]张玲.转变思路走出困境――新时期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之我见[J].经济研究导刊，2009，26：227-228.

第6篇：经济政治学范文

在苏联，十月革命后流行的看法是，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商品经济规律的。这样，不仅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是自觉地达到目的，不需要研究客观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了；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由于没有商品生产或商品经济不发达，也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布哈林有句名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过渡时期的经济》)，到1929年，公开发表了列宁的《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后，人们才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1931年发表了大卫·卢森贝的《广义和狭义政治经济学》，探讨各种生产方式经济理论的异同。但这时，绝大多数苏联学者仍是以阐述苏维埃经济计划吨攻策代替经济规律的研究。直到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批评了这种情况，并肯定了社会主义还有商品生产(但限于个人消费品)，情况才有改变。1941年就开始筹备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几经周析，到1954年才正式出版。该书从原始社会生产方式讲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苏联第一部广义政治经济学。

广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历史上各种生产方式的，这是时间上的广义。但恩格斯同时指出，经济发展条件在“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反杜林论》)，这可说是空间上的广义。

在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按照这个空间上的广义进行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三十年代初，人们就感觉到已有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不能解答在中国发生的经济问题，1938年，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王亚南在译毕《资本论》三卷后倡议建立“中国经济学”并于1946年出版了他按《资本论》体系写的《中国经济原论》。同年，许涤新抱着“使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目的，开始写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第一卷讲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卷讲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济，于1949年出版；第三卷以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于1954年出版。

这样，就有了两个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范本。一个是苏联的，它要求“阐明人类社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该书第一版导言)。另一个是中国的，要求“中国化”。不过，苏联的虽说研究全“人类社会”，其封建主义部分实际只讲了欧洲的领主制经济，又占一半以上篇幅的社会主义部分基本上是讲苏联。中国的虽说“中国化”，实际上也讲外国，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部分完全是讲外国。

统一性和特殊性

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把历史上各种生产方式都用一个“基本经济规律”作为总括。除了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外(因为马克思已有论断)，各种生产方式的基本经济规律都是套用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所用的模式，即“在什么生产力的基础上，用什么方法，达到什么目的”。1956年开展反对个人迷信后，学术界打破了一些斯大林的思想框框。但在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上，更强调了各历史时代的经济理论应具“统一性”。1985年兹·法因布尔格和格·科兹洛娃的《广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对此有详细论述。其要点是:(1)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客体具有统一性，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一般”；生产的社会性的历史发展即各种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2)政治经济学借以进行研究的基本范畴，在历史上是“贯彻始终”的，它们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统一性的核心，(3)这些范畴的具体内容在历史发展中会发生质变，以至变到它们的反面；但在否定之否定过程中(指共产主义)，它们又会“翻转过来”，完成统一性。因而，八十年代初，当苏联已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并预见到共产主义的曙光时，对广义政治学的认识才完全成熟了，不过，在苏联，并未写出一部成熟的广义政治经济学。

在中国，直到七十年代，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受苏联思潮的影响，但它一直是根据中国经济的特点进行的。1954-1956年，对于多种经济成行并存的这一中国特有的经济制度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过渡时期经济规律”的讨论。这以后，在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别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1979年以后，则更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了。历史方面，虽然还限于经济史的研究，但也注意到经济理论；尤其对中国地主制封建经济的研究，有突出的进展。1982-1986年，许涤新集中国内和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修订了他的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成为迄今比较完整的一部广义政治经济学。

上述法因布尔格等的统一性论点，主要是根据马克思1957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导言》手稿而来的，尤其是手稿中“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马克思把这种方法总结为:“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政治经济学就是这第二条道路上的再现。不过，马克思所说的是狭义的即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资本主义已实践了三百年，它的第一条道路即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已经基本完成，因而应当再走第二条道路，从抽象再回到具体，其结果即三卷本《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应当怎么办呢?《导言》确实说“生产一般”是个合理的抽象，但也说“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导言》也讲到简单范畴(即法因布尔格所称基本范畴)在历史上是存在的，“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指资本主义形式)。因而，用这些范畴只能“在精神上再现出来”一个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但它“决不是具体本身产生的过程”。

共性寓于个性，一般只能在特殊中表现出来。对于前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目前还处于马克思所说的第一条道路的阶段，或者还没有进入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这时候，我觉得强调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统一性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反杜林论》)。从广义空间来说，恐怕也是这样。只有在研究主要国家或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以后，才能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结合本国特殊性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道路，是可取的。

政治经济学是以经济实践为根据的，在研究上，就是以经济史为基础，我国经济史的研究有优良的史学传说，并自三十年代建立学科以来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或影响下发展的。近年来，它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破除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支配，在实事求是的道路上，取得丰硕的成果。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和史学家，把它进一步提高到理论研究，那就必然会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这项研究中，我觉得入手之处，应当是在中国历史最长、内容最丰富、发展最成熟的封建主义经济。中国的封建主义经济，象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经济一样，是人类古代史上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两种经济形式。

中国封建主义经济

近三千年的中国封建主义经济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其间有严重的曲折，以至人口丧失三分之一；但即使在这种时候，生产力的某些方向或贸易的某些环节，仍有进步或发展。

中国的封建社会，较早地废除了领主割据，较早地由农奴制转入租佃制，并较早地实现土地买卖，形成了一种以地主制经济为主导的封建社会，这种社会的封建制度，不象欧洲领主制度那样僵化，直接劳动者有一定的生产积极性；因而生产力的发展比较快。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都居于世界前列；商业发达，城市繁荣，文化昌盛；堪称为一种发达的，成熟的封建主义，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

十六世纪以来，我国的地主制经济制度又经历了一些重要的调整，如田制的公消私长，赋役的由丁入地，地租的定额化和永佃权的出现，雇工人身的逐渐自由等，因而，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未出现由顶峰走向衰落的过程，而是继续发展。

在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生产力仍有增长，十八世纪粮食的产量约比十六世纪增长二三倍，手工业也有发展，不过，农产品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扩大耕地面积和集约化耕作而来，集约化耕作又以劳动投入为主，甚少资本投入。因而，尽管亩产量发展到传统农业的高峰，边际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已有下降的征兆。手工业的发展也主要是来自工艺的改进，在生产工具和劳动分工上已逐渐落后于西欧了。

封建社会也和任何社会系统一样，有它本质的东西、非本质的东西，还有异质的东西。地主制经济，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质的决定者。自耕农、手工业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他们从属于地主制经济，但也可从属于他种经济，它们是非本质的经济成分。在我国，自耕农的比重比较大，又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比较牢固，这都与西欧异趣。按照辩证法或系统论的原理，一个系统中如果不含有异质的东西，它就不能进化，商业资本和其它货币资本，自始就是用货币草生货币的资本形式，它们是与封建主义异质的，马克思说:“资本在历史上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西欧的封建制度，就是以“货币权力”战胜“地产权利”而最后告终的(见《资本论》第一卷第167页)，但在中国，这种对立和它的表现形式即城乡对立并不尖锐，到晚期，且出现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现象。

这都说明，在我国发达的、成熟的封建主义社会中，生产结构比较稳固，自给性比较完整，地主制经济能够容纳一定的商品经济，进行自我调整，加以我国早就是一个统一的帝国，上层建筑的保护力量比较雄厚。因而，晚期虽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但发展极为缓慢，封建主义长期延续下来，直到鸦片战争以后。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地主制成为一种与增长着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并存的封建主义。之所以能长期并存，是因为中国地主制经济基于本身特点，能够吸收商品经济，以至吸收外国的和买办的商品经济，进行自我调节，延续自己的寿命，这几近离奇，但环顾今日第三世界，这种现象并不罕见。鸦片战争后百年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力仍有所增长，说明地主制经济仍有生命力，如果不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它还会生存下去。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支配农村，以及地主阶级本身成份的演变，近代中国的地主制经济，已不是原来的封建主义，而是半封建主义的经济。从封建主义到半封建主义，仍然是符合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一个进化。当然，它也持续给中国人民造成无穷的苦难。

以上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上，我对中国封建主义经济的一些看法。这种看法来未必妥当，也不免谬误。每位经济史学者，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不同观点的提出和切磋，说明一点，即我国封建主义经济史的研究，已有可能进行理论探讨，写出一部或几部(按照不同观点)中国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了。我祝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余论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广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的第一个定义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并指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每种“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这种“两个坐标”论给我们经济史的研究以很大的启示，即现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两个指标，一是生产力的增长，一是交换的扩大，两者应当是同等重要。

但是，三十年代以来，我们经济史的研究总是重生产，轻交换，甚至不研究交换，这是因为，我国原有重本轻末的传统；在革命战争和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最关心的当然是生产；此外，还受苏联思潮的影响。斯大林认为，商品交换“不是一切社会形态而只是某些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现象”(《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因而在《政治经济学教料书》中所列政治经济学定义，如前文所引，删除了交换。在我国，轻视交换的思想是到党的十一届三中金会提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才扭转过来。

恩格斯在文中不仅讲物质交换(Austausch)，还提到广义的交换(Verkehr、译交往)。我曾有文论到，人类社会的交换实早于生产，愈在古代，交换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愈重要(《试论交换经济史》，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就封建社会说，在欧洲，因日耳曼人入侵破坏了城市和商路，中世纪出现乡村化和商业凋敞的现象，人喻为“回到野蛮”。这只是历史上一个特例。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总的说，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比较正常的。这方面应重点研究，补西史之不足。

第7篇：经济政治学范文

内容提要在经济思想史上，“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是又一次大的分水岭，它将加快一种新型经济学的诞生。这种新型经济学将以新奇和意义内生为纲领，以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的发展为媒介，通过异端经济学各流派的创造性综合，实现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范式革命，这就是本文所定义的“新政治经济学（neo-politicaleconomy）”。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仅将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心脏地带，而且也将导致政治经济学已有的传统出现重大的范式转变，中国经济学家有可能对此做出独特和原创性的贡献。关键词新奇与意义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实在论演化异端经济学创造性综合“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遇到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①],本文对此提供了一种激进的解决方案。论文首先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进行批判，然后通过对主流经济学危机的讨论；概述新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基本特征。但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勿需重新开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异端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可以通过对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含有创造性转化之含义)而实现，因此本文第三部分对此进行了探讨。一、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批判笔者认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地位主要是靠两大支柱支撑的：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和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数学形式化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正如英国经济学家霍奇逊写到的，“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用词语表述的占到90%以上。但到20世纪90年代，在主要的和历史悠久的杂志上90%的文章是由代数、微积分和计量经济学所支配”[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就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是，这些批评无法阻挡它的蔓延之势，近年它又成为中国经济学西方主流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例如，留美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龚六堂的看法就很具有代表性。在接受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记者的在线访谈时，龚六堂指出，“在广泛的引入数学工具以后，经济学已经可以称的上一种科学了。”[③]无疑，对于经济学中数学形式化不遗余力的推行者来说，是否使用数学已成为判断一个学者的研究是否是科学的标志，他们甚至把数学看作是真理的化身。然而，正如美国数学家和数学史家克莱因指出的，数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知识体系，它显示了人类理性的能力、根源和力量，但正如其它知识体系一样，数学本身同样显示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如果稍微浏览一下数学史，我们就会知道，正如经济学一样，数学的发展过程同样充满着矛盾、混乱和冲突。因此，如果把数学作为判断科学与否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把我们人类的智力创造物作为真理的化身了，这确实是在哈耶克意义上的“致命的自负”。笔者并不反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但反对它在经济学中的泛滥。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然而奇怪的是，学经济学的学生无须具备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方面的必备知识，但却必须“精通”数学。数学在经济学中果真是这么重要吗？非也。乔治斯库—罗根金指出[④]，对经济学来说，数学模型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是有用的。第一，在工程经济学中，已知价格和生产系数，试图求出最优解，这处理的是约束条件，最好的例子是线性规划。第二，对于推理来说只作为一种明喻，但我们首先必须具有某种推理，如果忽视了这个条件，我们就陷入了无用的数学游戏。经济理论的创新总是先于词语或数学的表述，乔治斯库—罗根写到，正如许多著名的数学家认为的，数学的任一分支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同义反复，在数学发展史上精确的新奇是一种“新”定理的发现行为，而不是定理本身。因此，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并不标明理论的创新。霍奇逊也指出，数学是有用的，它的发现是富有创造力的，但它的应用只涉及到逻辑的演绎推理，而不是理论上真正的新奇。在例外的情况下，数学能鼓励理论的变化，如博弈论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西蒙“有限理性”概念的更广泛的接受，然而，这个概念的创造本身不是来自数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把注意力集中在推理的形式化链条上，而不是隐含的范畴和基本假定上，鼓励了理论上的保守主义而不是创新[⑤]。总而言之，数学在经济学中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论证工具起到作用，经济理论的创新丝毫不会来自数学的应用，经济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科学根本与数学无关。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下面所谈到的批判实在论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极端的观点：数学形式化建模完全不适合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让我们首先说明数学的应用需要具备的条件，由于数学推理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所以它是以如下形式的事件规则性为条件的：“每当有事件x，就会有事件y产生”，这是一种导致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应用的封闭系统。因此，对于那些假定科学就意味着使用数学的人来说，经济学可以是并必须是科学的这种断言实际上就是主张，上述事件规则性和封闭系统在经济社会领域上是普遍存在的。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就明确地提出了这种主张。他写到，“任何一门科学的基本条件就是可以分析并加以预测的规则性的存在。天体力学就是恰当的例证。但对于许多经济现象来说，这也是真实的。确实，它们精确的分析展示了就像在物理科学中所发现的令人惊异的规则性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为什么这门科学要依赖与物理学同样的一般原理和方法”[⑥]。但是，在过去20多年间发展起来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realism）社会科学哲学对上述科学观念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巴斯卡(bhaskar)观察到，自然科学中所得出的事件规则性事实上大部分只发生于实验状态之中，它们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人类干预的结果。事件的规则性只可表述为“在条件e之下，事件x恒常地导致事件y”，而非“事件x恒常地导致事件y”，条件e即代表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即实验状态的建立。根据这种观察，自然科学对任何实际事件规则性的认识都离不开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巴哈斯卡还观察到，在受控实验活动中所得出的结论或“规律”常常可以成功地应用于实验状态之外，这就是巴斯卡有关自然科学实验的两个著名问题。为了解释这两个问题，巴斯卡指出，我们必须放弃自然是由事件的规则性构成的这种实证主义自然观，而把世界看作是有结构的，是不及物的，是不可化约为我们所经历的事件的。批判实在论认为，世界不只是由事件和事物状态以及我们对这些实际的经验或感觉所构成的，而且也是由更深层的结构、机制和趋势所构成，虽然我们对其无法进行直接观察，但它却管束着我们经历到的或未经历的实际事件。与实证主义的经验实在论不同，批判实在论认为，实在本身远不是无景深的，而是复杂的、有差别和多层级的。三个重叠但本体上不同的实在领域被区分，即经验的(经历与印象)，实际的(除经验之外包括事件和事物状态)和深层的(除实际事件和经验外包括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按照批判实在论的看法，实在的这三个领域不仅在本体上是不同的，而且关键性的是它们相互之间经常是“不同时”发生的。因此，当经验与事件不一致并允许对给定事件的经验进行对比和修正时，事件也典型地与管束它们的结构或机制是“不同时的”。例如，就结构与事件的不一致来说，秋叶与重力规律的作用是“不同时的”，因为秋叶是否落地也受制于热力学的、空气动力学的和其他的原因或趋势。现在，我们就能对巴斯卡有关自然科学实验的两个著名问题做出解释了。按照批判实在论，秋叶落地的实际状态和管束秋叶落地的机制或结构是不一致的，秋叶落地是由重力的、热力学的、空气动力学的、惯性的以及其他各种相互抵消、相互强化的多重机制所决定的。实验活动的作用就在于为了分离出某种机制，通过干预，把所有其它潜在地处于抵消或强化状态的机制隔离开来，建立起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因此，实验的作用就是要创造一种特定条件，在这种条件下，非经验性的规律、趋势或某种机制作用的方式在经验上可以被确认。当然，规律本身总是在发挥着作用，只要存在着能引起反应的条件，机制就能被激活，不论是否别的在发生，例如，即使树叶在我手中，它也服从重力趋势。因此，受控实验中所发现的规律为什么常常能成功地应用于实验之外，原因就是人们通过对自然界的作用，激活了规律发挥作用的相关环境。在这些地方，事件的规则性根本不是显而易见的。事件规则性只是在实验控制的条件下才能自发产生，而自然科学通过封闭隔离从而获得事件规则性的实验是科学的一种特殊情况，这种特殊的情况是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成功应用的条件。但是，在人类社会领域中，通过实验控制获得这种事件规则性的可能性是相当有限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在经济学和社学科学领域中，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应用的条件并不存在，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是它盲目地崇拜自然科学成就的产物。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代表人物劳森指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把适用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条件搬到经济学的社会领域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根源就来自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把自然科学实践误解为对事件间普遍关联规则性的研究。为了形式化建模的需要，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在其理论结构中做了两种封闭：内在封闭——一种原因总是产生同样的结果，它意味着现象的结构是稳定的和不变的；外在封闭——一种结果总是有同样的原因，它意味着从给定的约束和行动，只有一种结果是可能的。把这两种封闭条件结合起来，主流经济学就采用了一种封闭系统的思考，通过演绎在事件层次上对经济现象进行决定论的解释，劳森斥之为演绎主义。为了充分达到使用数学的“科学性”，主流经济学做出了如下简化的假定：技术和制度约束（实际上是不变）、均衡结构、给定偏好、代表者、理性最大化，等等，这些与现实毫不相干的假定就是上述封闭性思考的体现，而这种封闭性思考，真正地把经济学限定于了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鼻祖孔德为“科学”所划定的界限之内了。孔德写道，在知识的每一分支上，若要使我们的研究具有实证性，那就必须把它们的范围加以限制，只去研究实际存在的事实，而不必努力去了解这些事实的初始和最终结果。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能理解和解释经济生活历史性变化的过程呢？二、范式革命与新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对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异端经济学各流派是视而不见的，这种话语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霸权地位的写照。正如剑桥大学27名博士生的公开信写道的，这种单一的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分析方法垄断了经济学，它已经在这个专业中创造了一种社会惯例，那就是：只有符合那种主流方法的经济学的知识成果才是好的研究成果。因此，其他模式下的经济学知识都很容易被当作过于贫乏或者根本不属于经济学而不予考虑。然而，正当主流经济学拒斥异端经济学的各种批评，陶醉在他们自己所营造的“象牙塔”之中时，他们吃惊地发现，法国学生使用了精神病学上的一个术语autism[⑦]对其做出了诊断：自我封闭，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社会交互作用，专注于数学幻想，由于有限的和专门化的词汇所导致的语言损伤，过度迷恋某种东西（假定和模型），这种智力缺陷已使它没有能力解决真实世界中许多重要的问题。正如陈平教授在谈到美国经济学会2000年年会的议程安排时所指出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目前正面临着类似于19世纪末权威物理学家所受到的历史的嘲弄，下面我们就简要说明为什么主流经济学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并概述新的经济学革命所具有的基本特征。首先，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不再对人类创造力所导致的新奇事物充满惊异，换言之，他们已丧失了对复杂经济过程之奥秘充满好奇心的科学精神，这充分体现在它为经济科学所划定的范围上。钱颖一写道，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是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根据这种范式，“经济学家们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⑧]。说的更明白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在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以及既定资源条件下，研究经济行为者如何最优地对强加给他们的假定条件做出反应，这些假定条件的变化被看作是外生的，或者完全不给予解释，或者把它留给其他学科。很明显，经济行为者的创造性活动在这种理论体系中是没有地位的，因为这种创造性活动必定来自新古典经济学假定条件的变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换言之，它关键性地取决于“新奇的创生”。很明显，如果一种经济学理论无法容纳“新奇的创生”，我们就很难说信奉这种理论的经济学家还会对人类创造力所导致的新奇事物充满惊异，这样的“科学”还会有何种科学精神而言？如果丧失了科学精神，这个学科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正如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痛斥的，现代经济学已日益成为一种为自身而所存在的智力游戏。而且，“克莱默和考兰德对美国顶尖大学研究生的一项调查揭示了一种骇人听闻的状况：这些年轻的和未来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或者对经济学文献没有兴趣。他们精明地感觉到，在经济学这个专业上的成功主要是取决于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知识”[⑨]。这实在是对经济学家们智力创造力的一种，它是丧失了科学精神的新古典教研制度必然的结果。其次，在新古典经济学这种貌似“科学”的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也丧失了作为社会科学家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从而把经济学改造成了一种冷冰冰的惟利是图的计算技术，以致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学已经完全摆脱了道德判断和道德说教。更有国内学者以“‘不道德的’经济学”为题对此加以论证：“本文开始指出了经济学分析‘离不开’道德规范，紧接着又指出这种离不开只是把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外生的条件或约束，而经济学本身作为一门学科不是研究道德规范，其任务也不是道德说教；最后进一步指出，经济学提出的政策建议或制度设计，不依赖于道德水平的高低，而宁可假定人们在道德水平极低的前提下进行工作，反倒更现实、也更‘保险’”[⑩]。这种看法充分体现了目前主流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信仰：存在着一种价值中立的实证经济学。正如罗卫东教授指出的，这种“不道德的”经济学包含了三重含义，一是经济学不研究道德问题，二是经济学不做道德判断，三是经济学研究活动本身是不讲道德规范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排除了性别、阶级、种族、道德伦理和经济行为者的观念等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经济学家还能怎样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怀有深切的关怀？然而，通过经济思想史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剖析，罗卫东教授说明了这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经济学的乌托邦。最近，威尔伯教授在《经济理论中的伦理学》[11]一文中也指出，经济学和伦理学是内在相关的，因为经济学家和经济行为者都持有塑造其行为的伦理价值。在第一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必须理解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如何影响理论和政策；在第二种情况下，这意味着经济分析必须扩大有关人类行为的概念。在笔者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偏向提出严厉的批评之后，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网站就登载了从《投资杂志》2003年春季号传来的消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宣布：“新古典经济学、金融等不是未来的潮流，因为如果没有考虑文化、政治和种族的性质（ethnicity），我们就不能理解个人和团体的人类行为，就不能解释21世纪的复杂性”[12]。评论者指出，这个决定不只是对post-autisticeconomics运动合法性的一个证明，而且也是对其所走道路的证明。笔者认为，对任何社会科学学科来说，能否充溢新奇惊异和人文关怀的时代精神，是其理论框架具有科学性与否的关键性标准。这也是我们发展一种对新古典主流进行替代的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它必然赞成经济学是一种实在论的科学。与新古典主流封闭系统建模的方法不同，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认为，由于人类具有真正的选择性，社会经济领域在本体论上与自然领域所存在的重大差别就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存在依赖于人类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包括人类的观念与行动。正是因为如此，社会结构只能展现于处于开放系统的人类活动之中。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的社会经济本体论对经济学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在开放系统中，经济学家们所研究的某种现象的环境能够影响这种现象的行为，而且这种现象的形式和结构是可以变化的，因此，替代新古典主流的经济学必定是一种有关经济演化的科学，它是一种在其理论框架中能够使“新奇创生”内生化的经济学，这就是笔者之所以把演化经济学的发展看作是经济学革命策源地的重要原因。其次，在一个开放与结构化的世界上，人类的能动作用依赖于结构与机制，反过来，社会结构的任何方面也依赖于人类的能动性，结构与能动作用互为前提。这是因为，经济社会系统中的“新奇创生”必然是作为异质性个体创造的结果，而观念（或偏好、知识等）的变化是个体创造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经济学必须对经济行为者有关性别、阶级、种族和伦理等方面的观念和意义(meaning)进行阐释，新的经济学将吸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有关社会存在的观念依赖这种解释学创见，但又避免了它把观念依赖与观念决定混为一谈的错误，因而它首先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实现了“意义”的内生化。最后，虽然人类的能动作用与社会结构相互构成，但这两者又是相当不同的事物。使这两种相当不同的事物发生接触的正是(内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只有社会经济关系的概念才能说明个人如何因其自身原因采取行动，同时又对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做出了贡献。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概念，新的经济学既拒绝方法论个人主义，又拒绝方法论集体主义，而赞成一种方法论的有机主义。对于一种能使新奇和意义内生化的新型经济学来说，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为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科学的目的。首先，由于认识到实证主义所谓的事件规律性在经济领域中是极稀少的，因此，经济学的目的不是预测，而是对有关人类实践的识别、理解和解释，即识别、理解和解释这些实践未知的条件、人们的无意识动机、所利用的意会性技能和意外的后果。其次，由此所产生的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对管束和便利人类行动的结构性条件有见识的转变而达到人类的解放，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结构转变，为社会各阶层提供更大和更平等的发挥创造潜力的机会。最后，因为社会结构对人们的实践所产生的转变是开放的，而人们实践的转变要依赖于他们对世界所持有的观念和理解。所以，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一个独一无二的功能就是要通过对人们的观念和理解进行批判性解释，以推动在社会结构与人类能动作用之间所能达致的转变，这是批判实在论这种科学哲学标签中“批判”这个术语所蕴含的意义。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与自然科学家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持久动力一样，新奇惊异也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特征，但对于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说，追寻人生的意义同样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内在的要求，而不是一种额外的附加。我们应该指出，这种新型经济学的发展根植于自亚当•斯密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范式革命”的概念并不适合，由于它是一种路径依赖的科学演化过程中的突现现象，因此，“范式转变”可能是一个更恰当的概念，正因为如此，笔者就把这种新型经济学命名为“新政治经济学”，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然而，如果它能把新古典经济学从主流的地位中驱除出去，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心脏地带，那么，这无疑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让我们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对此加以说明。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是生产和分配，如何创造经济剩余和怎样对其进行分配是其核心问题，但在19世纪的边际革命中，新古典经济学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交换问题。凡勃伦在1900年发明了“新古典”这个术语用来说明马歇尔的工作与古典经济学的连续性，但莫里斯•多布却认为，把主流经济学定义为反古典的可能是更好的描述。熊彼特也对这个术语表示异议，他说，“把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的理论称为新古典就像把爱因斯坦的理论称为新牛顿一样没有多大意义”。[13]我们知道，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和异端经济学家都声称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传统，并对此争论不休。但实际上，亚当•斯密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思路：经济均衡和经济演化，在古典经济学解体后，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思路就分裂为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一种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上升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另一种则是反对新古典但其内部又相互攻讦的异端经济学各流派。经济学研究的这两大传统具有根本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摈弃制度、技术、政治、人类心理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致力于发展一种不受这些因素影响的和给定资源条件下的最优配置的经济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更一般的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真正的科学，而“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中“政治”所代表的因素无法反映这种“客观科学”的性质，因此就用“经济学”作为学科的称谓取代了“政治经济学”这个传统的术语。但是，异端经济学各流派从不同的角度反对把经济学的范围限制的如此狭小，总的来说，他们认为，经济科学应该包括更为重要的资源创造（即如何生产出更多的经济剩余）等问题，因此必须认真对待被前者所摈弃的因素。如果按照笔者的这种归纳，“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作为经济科学的代名词要比“经济学”更适合。但是，经济学这两大研究传统的关键性分歧并不在于经济科学的范围，而是对经济科学的性质存在着对立的认识。在经济思想史中，“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就代表了经济理论研究的两种不同方法。“经济学”坚持理性最大化假说、均衡结构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使用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和非历史的方法；而“政治经济学”则反对“经济学”的上述方法，具备了或隐含地赞成笔者对新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概括：满意假说、演化结构、方法论有机主义和社会历史的方法。因此，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所谓古典经济学解体后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指异端经济学各流派，通常并不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在西方经济学界已出现了一种“新政治经济学（newpoliticaleconomy）”。方福前教授最早对这种“新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原因、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做了评介，他写道，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试图把理性选择分析和制度分析、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把政策评价、规范描述和实证分析融入同一个理论体系，这使得新政治经济学具有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明显不同的特征[14]。方福前教授的这个评价很恰当，但笔者这里所提出的新政治经济学则完全建基于异端经济学的主要流派，这些流派对理性选择理论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使我怀疑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综合实际上仍是以新古典范式为基础的，它无法充分展示新奇和意义内生这种研究纲领的潜力，因而无法为异端经济学从根本上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提供一个统一的基础。此外，笔者也不同意西方学者对新政治经济学的狭窄定义：主要是研究国家和经济（市场）即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为了体现这种差别，在新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的英译中，笔者建议使用前缀“neo-”而不是“new”翻译汉语的“新”字，以表示它与古典和异端经济学的继承和创新关系。三、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笔者所倡导的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呢？很明显，现在无法做出比较全面的概括，除了批判实在论这种科学哲学基础外，以下三点可能是最基本的。第一，演化是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式。笔者认为，目前的社会科学正处于向演化的社会科学转变之中，但这个过程才开始不久。就经济学而言，虽然马尔萨斯和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达尔命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代异端经济学许多流派的开拓者也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如马克思、凡勃伦和熊彼特等，欧洲老制度主义者更把他们的组织命名为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但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明确地意识到，政治经济学必须转变成一种演化科学，笔者只不过是把政治经济学这种即将到来的创新命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而已。第二，新政治经济学是以新奇和意义内生为纲领的。魏特、福斯和霍奇逊曾把新奇创生的内生化定义为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根本差别，笔者曾据此提出对演化经济学各流派进行创造性的综合[15]。但通过对批判实在论更深入的思考，并受奥地利学派和汪丁丁等人[16]的启发，笔者认识到，对演化经济学来说，这种定义可能是不全面的，因为意义不仅是人类社会新奇创生的内在要素，而且演化经济学还需要它对新奇的价值进行判断，这使我加深了对女性主义经济学等其他异端流派重要价值的认识。异端经济学更广泛的综合可以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理论素材，而新政治经济学则是演化经济学在我国独特发展的同名词。第三，新政治经济学是跨学科的。虽然政治经济学已有的传统强调了必须认真对待制度、技术、政治、人类心理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然而，在异端经济学中，不仅没有一个流派为此提供一种统一的框架，而且也没有明确地和大规模地吸收相关学科的新知识。笔者受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启发，曾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文本的重新阅读，以系统论为基础，提出了一个由文化认知模式、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技术体系和生态地理系统五个亚系统组成的理论分析框架，这可以被看作是笔者在新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早期尝试[17]。无独有偶，弗里曼和卢卡为了解释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的经济史，后来也提出了与笔者极为类似的五个亚系统的理论框架：经济、政治、技术、科学和文化[18]。无疑，新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理论框架内在地要求它必须是开放的和跨学科的，这与新古典主流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截然相反。维特根斯坦曾说，要说新东西，但要使用旧材料。正如演化经济学把新奇创生定义为现有要素的新组合一样，新政治经济学没有必要从头开始，异端经济学更广泛的综合将是其发展的重要途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异端经济学各流派之间的交流迅速增加，一个重大的进展就是他们发现相互之间具有许多共同的方面，除了对主流经济学都持批判态度外，他们基本上都赞同实在论的科学哲学。笔者也发现，在经验研究方法上，许多流派都采用了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方法，而奥地利学派有关解释学方法的独特贡献，可以与前三种方法相综合，从而构成新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经验研究方法。特别是劳森在1994年发表《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性质及其与其他传统的联系：一种实在论的观点》之后，异端经济学各流派围绕着批判实在论展开了对话，许多人都认为，他们可以在批判实在论这个共同的方法论基础上统一起来，但在具体经济理论上可以保持竞争的观点。我们下面就讨论批判实在论与异端经济学创造性综合问题。批判实在论是超验（或先验）实在论(transcendentialrealism)在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中的特称，其代表人物自称完成了科学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目前它不仅在西方经济学界已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的主流学说，而且，它还在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和法学等社会科学诸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费利特沃德指出[19]，批判实在论在经济学中的性质、起源和方向上具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第一，与近20多年发展起来的其它种类的经济学方法论不同，批判实在论在经济学中有其自身的传统，它植根于异端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中，如以凡勃伦和康芒斯为首的老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批判实在论的产生和发展利用了上述学派的许多见解，特别是这些学派先驱人物的思想。第二，虽然在过去的20多年间，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急剧增加，但大多数可以被看作是为方法论而方法论，而批判实在论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它不大关心方法论自身，而是试图为替代性的经济学开辟道路。因此，批判实在论吸引了许多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和寻求替代的异端经济学家。批判实在论的出现为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展示了广阔的前景，但是，后者没有必要教条地遵循批判实在论已有的结论，这是因为批判实在论仍处于发展之中，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可以为之做出贡献。首先，批判实在论可以被恰当地看作是异端经济学各流派相互交流和对话的媒介，他们对批判实在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如霍奇逊和女性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纳尔询（nelson,j.a.）等提出了与劳森不同的看法，更有甚者把批判实在论看作是与他们一样的一种异端流派，因此，创造性综合必须考虑各流派所提出的不同见解。其次，在政治经济学中，存在着批判实在论的两种观点，一种主要是受到巴斯卡著作的影响，另一种特别受到劳森的影响。巴斯卡与成熟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具有特殊的关系，关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而劳森在经济学中具有更宽广的异端态度，明确地集中在当代经济问题上。尼尔森(nielsen,p.)[20]认为，在这两种观点的核心方面，批判性的建设和发展的和谐既是可能的又是需要的。最后，同样也是尼尔森指出的，目前的批判实在论集中在抽象的哲学推理上，忽视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很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倾向：粗糙的和超越历史的政治经济学阻碍了经验的和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因此，他希望大家像马克思一样处理好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可以避免尼尔森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特别是这种综合要以当代经济问题为核心，利用异端经济学提供的理论素材，创造性发展新政治经济学，同时它也丰富和发展了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在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上，非马克思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综合是最困难的问题，而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流派的综合则相对容易，因此我们这里只对最困难的问题加以讨论。相对于异端经济学的其他流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创新无疑是独特的，但在不忽视这种差别的情况下，正如批判实在论的发展一样，一个共同的基础是可能的。实际上，相对于主流和异端的分裂，前两者的分歧就成为第二位的问题了，他们之间应该加强相互学习和对话。众所周知，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同时，正如尼尔森指出的，非马克思的异端流派在某种程度上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连续和发展，许多流派之间较早的存在着相互参照和交流，但对于这种动态的和不断发展的传统的积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经常地对其加以吸收。然而，这种状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了很大改变，2000年，奥哈诺的著作介绍了西方经济学界马克思与非马克思异端流派之间日益加强的联系[21]，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尔曼和老制度主义者（或激进制度主义者）达格尔就演化主题展开了对话。[22]我们应该对此加以注意，因为在我国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中，人们并没注意到异端经济学其他流派的重要价值，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实际上也把西方经济学等同于主流经济学了，但与主流经济学的比较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实际上远不如与异端经济学其他流派的比较价值大。由于篇幅所限，有关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就无法继续讨论了。最后，笔者需要指出的是，新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无法单独通过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而实现，这是因为，异端经济学的发展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文化为背景的，对于我国在21世纪的经济复兴来说，它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紧紧抓住我国重大的实际经济问题，并通过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对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许多独特和原创性的贡献。（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①]贾根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2期。后，post-autisticeconomicmovement网站（）为此专门设立“中国方面”，并与载有该文的《经济学家网站》（）建立链接。[②]hodgson,g.m.,evolutionandinstitution:onevolutionaryeconomicsandtheevolutionofeconomics,edwardelgar,1999,p.2.[③]见《龚六堂副教授在线访谈实录》，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刊2003年第3期。[④]georgescu-roegen,n.,methodsineconomicscience,journalofeconomicissues,vol.ⅹⅲno.2june1979.乔治斯库—罗根，一位富有创造力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数理经济学的开拓者之一，但在其事业生涯的后半生，他转变成了对经济学数学化最严厉的批评者。[⑤]hodgson,g.m.,economicsandevolution,politypress,1993,p.16.[⑥]转引自lawson,t.,backtoreality,infullbrook,e.(ed)thecrisisineconomics,2003,routledge,p.129.[⑦]在英文辞典中，autism是指儿童的一种精神病学上的失调，其特征是在交流和社会交互作用方面显著的缺陷：耽于幻想、失语和诸如重复行为和过度迷恋某种东西的反常行为。[⑧]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第2页。[⑨]马克·布劳格：《现代经济学已露游戏人生之病象》，经济学消息报，2003年6月20日，no.546.[⑩]转引自罗卫东：《经济学与道德——对经济学某些倾向的反思》，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11]post-autisticeconomicreview,no.20,no.21,2003,.[12]转引自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网站：.[13]williamk.tabb,reconstructingpoliticaleconomy:thegreatdivideineconomicthought,routledge,1999,p.92.[14]方福前：《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述评》，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4期。[15]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学术月刊》，2002年第12期。[16]汪丁丁、罗卫东、叶航对话录：《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依据——行为和意义的综合视角》，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17]贾根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18]freeman,c.andlouca,f.,astimegoesby:fromtheindustrialrevolutionstotheinformationrevolu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2001,p.125.[19]fleetwood,s.(ed)criticalrealismineconomics:developmentanddebate,routledge,1999.[20]nielsen,p.,reflectionsoncriticalrealisminpoliticaleconomy,cambridgeofeconomics,2002,26,pp.727-738.[21]o’hara,p.a.,marx,veblen,andcontemporaryinstitutionalpoliticaleconomy,edwardelgar,2000.[22]dugger,w.m.andsherman,h.j.,reclaimingevolution:adialoguebetweenmarxismandinstitutionalismonsocialchange,routledge,2000.

第8篇：经济政治学范文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创始人之一，斯特兰奇教授在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致力于把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等多学科结合在一起，分析研究国际问题，特别是国际经济问题。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在东亚危机之后她完成了《疯狂的金钱》这本著作。遗憾的是，在本书出版不久，她就永远离开了自己喜欢的桃李园地，终年七十六岁。她说，国际关系领域由于长期受行为主义的影响，错误地认为只要掌握足够多的数据，建立起预测模型就可以把握国际关系的前景。这种误导使许多学者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烦琐而且呆板的数据之中，忽视了历史以及真实多彩的世界，因此，“包括经济史在内的所有历史是知识分子傲慢自大的必要解药”，对于经济学家尤其如此。在她看来，不断全球化的国际金融将是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的首要问题，而且也是其他社会科学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因为金融已经成了改变我们生活的关键性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未来不是信息时代而是金融时代。

无论哪种经济学教材都不否认金钱逐利的本性：只要有可能，资本就会突破所有约束和障碍占领利润最大的空间和领域。简单地说，“二战”之后的资本扩张是以两种方式实现的：一种是空间的延展，另一种是领域的深化。金融创新使资本真正实现了全球共时流动，并且可以脱离实物经济毫无顾忌地加快自己的流动速度，瞬间实现价值的成倍增长。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已经切身感受到了资本全球化的冲击，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深切感受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因此揭示这些数据背后发生的政治社会变革以及资本全球化造成的社会政治影响比简单地描述现象实际上更有价值。

虽然一直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依然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占据主导性比重，但是这并不说明资本向非西方国家的流动模型没有发生深刻的变化，而这种资本流动的空间变化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九九七年的危机发生在东亚和东南亚这个近三十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

“二战”后资本流动的恢复实际上是在美国霸权支撑下，很大程度上出于政治的目的而实现的。为了遏制苏联集团的力量，美国在西欧实行了“马歇尔计划”，在东亚、东南亚，以及其他大陆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和地区加强了军事援助。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资金流动是有限的，而且主要是官方提供的。六十年代以后，私人资本也加入进来。但是由于两大集团的对峙，这些资本流动的范围受到了限制，主要集中在有美国的“后院”之称的中南美洲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前殖民地。

随着世界政治中战争因素的减弱，经济增长成为各国主导战略。对于渴望经济繁荣、政治合法性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现在面临的最激烈竞争来自昔日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战友们。由于这些国家在资源禀赋、产品结构等诸多方面基本上呈水平而非垂直分布，彼此之间缺乏互补性和相互替代性，因此必须为了争取外国资本、技术以及市场而不断向发达国家的资本做出让步并且相互竞低条件，自由化成了必然的选择。倡导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以及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九十年代肯定目睹了这样一个总体性趋势：各国采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正统理论，并且遵循着它提供的政策措施。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对政治主张以及职业观点的牢牢控制肯定是从八十年代向九十年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当然，发展中国家也不是均质的，在自由化时序、制度结构和取向、国内经济状况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些差别直接导致了在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几个可以集中吸引资金的“漏斗”地带——所谓的新兴市场，例如东亚、东南亚以及南美洲的部分国家。这些“漏斗”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并且在一定时期内是资本空间扩张的最后边界，在这些地区投资获利最大。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由于金融创新，八十年代以来资本的结构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除了传统的对于实物经济的直接投资外，在全球资本流动中比例越来越大的是各种以投机为目的的投资基金。直接投资受空间的限制很大，并且没有投资基金行动灵活、赢利迅速。因此，这些“漏斗”地区也逐渐成为势力越发强大的投资基金最青睐的地方。

一九九四年的墨西哥、一九九七年的东亚和东南亚就是这样的投资“漏斗”。在这两个地区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危机爆发之前，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迅速并且积极推行自由化措施。前国家经济转轨的重要理论家杰弗里·萨克斯早在一九九六年的一项研究中就指出，新兴市场在自由化之后容易出现两种假象：一是认为经济自由化之后货币坚挺的原因是自由化，而不是追逐高回报的资本流入。而资本流入启动了房地产价格以及非贸易商品与服务的泡沫，一旦泡沫破裂，股票下跌，货币也开始贬值；另一个假象是认为国内银行从解除管制中获得的自由是无风险的，而实际上从国外借款并在国内泡沫经济中投资非常容易受到本国货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各国政府或者忽视了这种现象的潜在危险，或者不愿意正视被长期繁荣掩盖的制度缺陷，因此在行动上显得迟钝盲目，这实际上损害了市场的信心，直接导致了恐惧心理的多米诺效应，整个经济的信用维持和创造能力被大大削弱。所以一旦这些短时间流入的资金在套利成功之后大规模向国外转移的时候，政府面临着洪水溃堤的巨大危险。

在金融领域，犯类似错误的不只是政治家，还有“商学院、经济理论家以及政治学家”。商学院向学生传授的只是融资的专门技术，没有让他们理解为什么在融资上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以及给金融体系和单个企业带来了什么风险。而且到处泛滥的哈佛个案研究方法把重点放在了制造业，而不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经济学家痴迷于交易成本问题，忽视了作为市场经济决定因素的技术发展，即便有人关注技术创新，但集中在制造业，特别是工业所依靠的交通和通讯体系的创新上，很少注意银行使用的技术创新、金融交易创新以及银行本身的创新。至于政治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他们对于金融事务的细节问题了解的更是有限，而且兴趣不大。这些都造成了政府、公众无论在认识上还是行动上都远远落后于金融创新的速度。

金融创新包括三种形式：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以及程序创新。这三种形式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二战”后大部分金融创新是从美国开始的，然后扩展到伦敦、东京等地。而且许多创新是在七十年代出现的。当时越南战争导致了通货膨胀，尼克松实行了美元贬值，实行浮动汇率。这些变动导致了价格和汇率的频繁变化，经营者为了避免风险、赚取利润不断创新。银行开始涉足新的服务领域，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侵入银行的服务领域。但是“没有美国政治当局的同谋（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它们的创新和技术就无法为自己带来丰厚利润，给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变化”。

遗憾的是，许多研究者没有更多地重视美国政府的行为，包括其制度的漏洞以及为了补救对金融创新所做的让步。而正是这些政府行为赋予了一系列创新合法性，并且为它们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美国不仅是众多创新的策源地，而且也是创新的最大收益者。借助创新，美国大量的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目标和领域，并且在绕过政府管制上更加灵活。特别应该注意的是，美国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实际上在金融管制上为后来者设置了一种“管制陷阱”：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加强和完善了金融管制，这不仅起到了规范国内资本投机行为，防止更大的风险出现的效果，而且也迫使投机资本向国外转移，实际上起到了转移风险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本国资本寻找新的投资空间，诱逼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制度情况和实际后果加快金融自由化的步伐。而这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管制上的严重不均衡。结果是大量投机资本蜂拥进入这些管制不力、有利可图的国家和地区。而一旦攻击得手，就会趁对方来不及反应迅速撤离。九十年代出现的几次金融危机无一不是这样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以及大量私人资本合谋发动了危机，在几乎一夜间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几十年辛勤劳动积累的财富以“体面”的形式掠夺而去，一九九七年危机之后，东南亚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经济的停滞与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与股市红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资本投资的获利者把问题的原因完全归结给受伤害者，这颇有些强盗逻辑的味道。但是，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和精密的统计，任何有常识的人都懂得，在全球资本流动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获益必然是以另一个国家的损失为代价的。

批判资本投机并不是完全否定资本流动的合理性，更不是呼吁回归封闭经济的状态，而是提醒各国政府以及公众不要被“资本神话”所迷惑，只注意金钱的炫目和虚幻的繁荣，忽视其背后的危险与凶残。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尤其是业已形成的世界市场经济来说，资本的重要性无异于血液之于身体。但是如果不随时警惕血液发生了感染以及其他病变，那再强壮的身体也会受到威胁，甚至危及生命。对于世界市场经济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这个不断复杂庞大的综合体至今还没有一个有权威的医生，相互独立的各国政府以及受局部利益控制的国际组织在诊治病症和监控病情上基本上都是游方郎中的水平，有的不过是乱施虎狼药的“蒙古大夫”。

现在全球经济遇到的一个根本性矛盾是日益统一的经济与建立在领土分立基础上的政治管理。这种经济上的统一与政治上的分裂直接造成了经济与政治关系的不协调和不对称，资本投机有了更大的机会。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已经表明，只有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实现了协调，才能保证经济的繁荣和有序发展。在过去数百年中，市场经济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主要是因为民族国家与国内市场在地理界限以及管理能力上实现了和谐和统一。以领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保证了国内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但是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跨国、跨地区，乃至全球性贸易、资本、劳动力流动在数量和广度上的发展，这种长期维持的和谐关系难以维持。而资本借助世界市场经济的形成以及金融创新，不仅克服了空间扩张的障碍，而且克服了时间的限制，形成了虚拟经济超越实物经济的局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拘泥于领土范围的国家以及局部性的国际组织的管理能力。

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需要两个基本的主体：最后贷款人以及管制者。前者维护公众、企业等对金融体系的最终信心，后者惩罚和防止干扰金融秩序，破坏公共利益的行为。在国内金融体系中，这两个主体实际上就是国家，并且实现了较为合理的统一。但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还没有一个可以把这两种基本功能承担起来的主体。既没有所谓的世界政府，也没有类似的国际组织。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各国协调相互的行动，在防范金融风险上采取共同措施；另一种是加强现有的国际金融管制措施，特别是强化并完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在内的国际组织的能力，把它们发展成类似于全球最后贷款人和全球管制者的组织。

从理论上，这两种选择都有可行之处。但是必须考虑到它们所涉及到的问题。就第一种选择来说，如何协调各国的行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各国协调行动至少面临下列困难：第一，在谁充当领导者、救援基金提供的比例分配、如何使用这些基金等诸多问题上各国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还体现在发达国家之间。被认为对世界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常常在危机爆发时并不积极，因为相互讨价还价而延误了解决的时机。三十年代的危机是从奥地利的信贷银行破产开始的，而英、法、美等国出于各自的考虑并没有提供及时而充足的资金，从而诱发了一场席卷世界的大萧条。在一九九七年的亚洲危机中，日本这个大国邻居扮演的角色也并不光彩，不仅没有积极提供帮助，反而推动日元贬值，颇有些落井下石的味道。对于它们来说，只有等到危机殃及自己的时候，才会采取措施，而这时候往往危机已经病入膏盲了。

第二，各国合作遇到的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制度之间的差别。与此相关的是各国历史、文化、国内利益格局等其他方面的不同。因此如何去异求同变得非常重要。在斯特兰奇看来，虽然研究这种差别是比较政治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内容，但似乎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充分的理解。之所以这样可能因为美国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在学术界处于统治地位，它经常假设世界的其他国家可以模仿美国的体制，或者它们早晚会这样做。各国的情况表明，首先在管制体制以及机构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其次国内政治以及对外政治也有所不同。至于被认为是理想模式的美国体制，虽然能够消除许多缺陷以及冲突，但不一定说明它是一种好体制，因为美国能够比其他国家避免一些危险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其已经形成的强大的经济优势和实力。

第三，在现有体制下，各国的合作实际上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这主要是由它们的经济实力以及管制体制优势决定的。但是“二战”以后的危机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因此在解决危机中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应该得到优先的考虑。实际并不是这样，西方国家或者无视这些国家的利益，或者武断地把危机的原因完全归罪于这些国家内部，然后把自己的一套体制强加给这些国家。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被许多人视为惟一可以承担起解决全球问题的国家——美国。实际上对于这个夹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大国来说，其国家利益才是最根本的。用斯特兰奇的话说，“美国所有领域的政策（不仅仅是金融政策）在本质上都是国内政策。决策一直是针对国民情绪、国内问题以及国内各种利益做出的。美国历届政府至今还不善于考虑它们自己的行为是如何影响他人的”。另外，美国现在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承担起这种稳定的作用依然是一个疑问。

在第二种选择中，国际清算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寄予了厚望。但事实表明它们还缺乏承担起最后贷款人和全球管制者重任的必要素质和能力。长期以来，国际清算银行一直致力于制定各国中央银行都遵守的共同规则，并没有重视明确它们彼此之间的责任。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巴塞尔协定”制定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尽管国际清算银行在制定共同规则方面竭尽所能，但是收效不大。到一九九六年，它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资本充足率规定的失败，也放弃了建立银行监督共同标准的整个思想，因为它没有足够的权威以及威慑工具来强制这些规定的实施。

第9篇：经济政治学范文

我国的国体是单一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是直接的委托—关系，经济上则是实行分权制度，具体表现为分税制，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财政包干。与纯正的单一制或联邦制国家不同，我们国家是财政联邦主义。中央政府执行稳定宏观经济、社会收入的财政再分配的经济职能并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执行资源配置职能并提供地方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之间是竞争关系，争项目、争资金、争资源、争能源、比经济增长率、比财政收入等。地方政府与辖区内的微观主体之间是交换性的社会契约关系，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福利来获取选票、获得支持和权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是不一样的，中央政府效用函数的主要变量有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地方政府效用函数的主要变量有上级政府满意、辖区内的微观主体、财政收入、经济发展等；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主要变量有公共产品和服务、税赋水平、生产生活环境等。财政联邦主义有优点，中央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进行明确的分权，地方与地方展开竞争，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有利于各级政府的制度创新，有利于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但是在软化的制度环境约束下，地方政府之间的过度竞争，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不同效用函数之间的冲突也会使资源配置扭曲，地方政府陷入囚徒困境，投资行为异化等问题。

二、软化的制度环境

1、信息不对称

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的直接的委托—关系是一个多任务、多目标合同，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效用函数不同，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传递链条长，作为理性经济人，从成本和效率考虑，委托人（中央政府、上级政府）一般会抽象一些显性指标考察下级政府，每年各级政府在人代会所做的报告主要的指标是五个：123（总量，增速、人均）、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失业率、人口出生率，近来增加了事故亡人率、万元能耗指标等，这些指标也作为地方官员评价和奖惩的主要依据。人（下级政府）在人大监督缺位的情况下，经过成本收益计算，往往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上级易于观察的政绩工程上，如大广场、大马路、大草坪等。由于对地方政府而言，企业是纳税主体，企业的效用要远大于居民的效用，真正的人民群众成为“弱势群体”。

2、人大监督“缺位”

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下级政府行政首脑由上级决定，群众对政府、下级对上级、同级人大对同级政府往往不能进行有效和及时的监督。

3、预算软约束

如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所论证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问题在我国地方政府身上表现尤其明显。很多专家认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是由地方政府主导并投资推动的。投资冲动和财政压力使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筹集资金，尽管《预算法》明确禁止地方政府自行举债或提供贷款担保，各级地方政府仍然积累了大量债务。

4、模糊产权

我国现行体制下，存在大量公共产权和“公地资源”，公有和国有、政府所有是不同的概念，公有产权界定模糊。土地法规定，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政府可以征用公共用地。地方政府滥用公益土地征地权，垄断土地供应和经营，运用行政权利保护违法征地。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开发区热高烧不退，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征地，农民失地、失业、失语。

三、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异化

1、招。为了扩大当地投资规模、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开出各种优惠政策，“零地价”、税收减免，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降低环保标准，舍弃自然或人文资源的保护。由于交易成本增加、资源配置扭曲，其结果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政府招商引资活动演变成零和搏弈。

2、卖。地方政府低价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出现大量违法征地、违法拆迁情况，造成大规模的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上访。

四、地方政府机会主义投资行为的危害分析

1、破坏宏观调控。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重复和循环出现，使我国的宏观调控反复在“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中徘徊。

2、政府治理成本提高。在经济转轨阶段，我国政府的治理成本不断提高，一方面表现为官民比居高不下、老百姓不堪重负；另一方面表现为政令不通。这些年，中央政府推动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改革，整顿吏治，裁撤冗员。同时，从机构设置上，改变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委托—关系，工商、税务、质检、土地、纪检、统计纷纷由省级政府“垂直管理”；对一些重大案件、恶性事故，国务院频频派出调查组直接查办。

3、干扰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四次经济周期，在每次周期的波峰前后都出现投资过度增长和高通胀。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周期的条件波动性不同，我国的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即地方政府换届的周期是基本吻合的。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始终以投资推动为主，体现在统计数字中的高资本形成率。在投资结构中，政府投资特别的投资是主体。刘宝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经济运行的波动性和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

4、影响了社会稳定。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经济增长方式简单粗放，陷入通胀或通缩的怪圈，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不断上访，国有银行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地方政府大量隐性举债，重视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土地等资源不断遭到破坏以及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带来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社会稳定，影响了“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贯彻落实，延滞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五、政策建议

1、深化政治、经济、财税和政府体制改革，重塑上下级政府间的直接委托一关系。改革分税制，回归统一税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政治透明度，逐步推动村、乡、县干部直接选举，变上下级政府间的直接委托一关系为辖区内的微观主体及其人———地方人大和政府间的直接委托—关系，置地方政府于上级政府、同级人大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