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辩论精选(九篇)

第1篇：传统文化的辩论范文

1. 王朝闻十分重视中国传统画论的审美辩证法思想

从20世纪50年代到八九十年代，他一直十分重视对清人笪重光画筌》中的艺术审美辩证规律的阐发，虽然每个时期的认识有所区别，但始终围绕着审美关系的特性分析展开。而且他往往将传统艺术理论辩证法的感性表述，与毛泽东、列宁等人的辩证哲学观联系起来比较，用哲学的视野阐释传统艺术理论描述的审美辩证规律，从而将审美关系与哲学辩证法的内涵联系起来。

20世纪50年代初，王朝闻已经从画筌》对绘画中木和林的关系的论述中，体会到古人画论中蕴涵的、艺术创造的一般和特殊的相互转化关系的思想。他说：“一木之穿插掩映，还如一林；一林之倚让承乘，宛同一木。'画筌》)这是古人从描绘自然的创作实践中得来的宝贵知识。它不只可以运用来处理局部与全体的关系，而且可以运用来解释特殊与一般的联系。它对于山水画有用，对于不是画山水的，也应该说是可贵的规律性的知识。”同时期，他又用毛泽东矛盾论》中关于特殊性和普遍性相互转化的思想，来阐释中西艺术创造规律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在中国艺术论中寻找辩证法思想，与用辩证法哲学阐释艺术规律的双向思维，使王朝闻自然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与中国传统艺术论中形式的内在规律统一起来，形成了王朝闻关于艺术形式层面的审美辩证法思想。

20世纪50年代末，他对画筌》的阐释逐渐出现欣赏层面的审美关系的引入，在阐释中他将艺术的辩证规律与审美主体（欣赏者）的能动性联系起来。简单地说，就是掲示了以静为主的绘画动感与审美主体能动性的相互对象化关系。他指出，情朝一位美术理论家笪重光，在画筌》里这样写道：山本静，水流则动；石本顽，树活则灵。’这种说法正确解释了山水画中山与水的相互关系。可是这种相互关系的建立，静的变成动的，顽的变成灵的，要是只着眼于画面而离开欣赏者的想像活动，这样的效果就不可设想。按照心理学家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来看，笪重光的画论应当说是很科学的。依靠欣赏者在实际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印象，在欣赏作品时发挥联想作用，在想像中给它作了无形的补充，使可视的形象显得更加完整。王朝闻对笪重光‘化静为动”理论的阐发，强调了审美活动主、客体双方条件对审美活动的同等重要性，掲示了欣赏主体与艺术形式结构相互父流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王朝闻在传统画论研究中，继续发掘其中的审美主、客体相互对象化关系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中国画论分别蕴涵着艺术家、欣赏者与艺术品相互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在他看来，中国画论中的山水之情性，一方面是山水之特点，一方面也是审美主体的个性特征，是人的特点和景的特点辩证统一的结果。因此山水情性是包含了人的审美情感的情性”并非脱离人的情感的情性”。他说：‘艺术形象的所谓神，也在于掲示对象的情性’，所以前人说凡画山水,最要得山水情性’。但所谓神或情性，表现在作品中不仅是对象本身的特性，而且不能不染上作者的主观色彩。'王朝闻还明确指出“山情即我情，山性即我性’的画论是合理的，其所以合理，在于它符合主体与客观对立统一的法则，在于对象的客观性和作者的主观感受在形象中得到和谐的统一。”2]王朝闻对画论“青性”的阐释，掲示了审美主、客体统一的辩证规律。

在20世纪80年代的审美谈》一书中，王朝闻还将笪重光画论对绘画事物之间矛盾的辩证关系与谢赫的气韵生动”以及列宁关于事物相互运动转化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比较，强调中国画论注重事物之间矛盾的相互联系、转换、运动性。他认为构图的运动性正是哲学辩证法思想的重要内涵，反之哲学辩证法也是艺术产生美感的内在规律，因为事物之间、审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转化才产生美感。概括地说，王朝闻结合西方哲学辩证法思想的内涵，即事物之间一般和特殊的统一、相互运动转化关系，来阐发中国传统画论中的审美辩证规律，将古代画论关于审美关系的辩证性认识概括提炼，并将古代艺术理论的感性描述上升到抽象的理论高度，使古代部门艺术理论在阐发中具有一种美学的普遍适用性。

2. 王朝闻从书法论等关于创造和欣赏的艺术理论中，吸收提炼出审美辩证关系的思想，对审美关系的特殊性、辩证性进行了具体的论证

20世纪60年代后，王朝闻开始更为广泛地从中国传统文论、诗论、书法论等关于创造和欣赏的艺术理论中，吸收提炼出审美辩证关系的思想，从而对各种具体的艺术理论的共同审美规律有一种概括性的把握，并对审美关系的特殊性、辩证性进行了具体的论证。

如他对中国传统小说评点的接受，在70年写作作的抡凤姐》一书中，王朝闻注意到戚评对小说紅楼梦》结构矛盾性统一的艺术魅力的分析，他自己也十分赞同此观点。他认为读者对紅楼梦》结构的称赞虽有所不同，但都可以理解为对立统一法则”。这种结构形成了紅楼梦》的审美魅力。没有矛盾就没有情节，没有矛盾也就没有结构。许多读者对紅楼梦》情节结构的艺术性，都作过着眼点各自不同的称赞。而这许多称赞，说来说去，我看都离不开对立统一法则。一切事物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的，一切矛盾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发展的。小说家结构故事，必须从时间和空间掌握和描写人物性格的矛盾发展。王朝闻对此部小说的艺术评论也十分注重阐发其中的辩证性，他认为艺术的魅力就在于艺又如他对书法理论的阐发，他认为前人论书法艺术有争让向背”的观点，‘其中向’与背’和争’与让’一样，是书法结构的特点，正如婉与劲、肥与瘦、巧与拙、沉着与飘逸……不只可能是互相对立、互相制约的，而且可能是互相转化的。他认为这种结构因素之间辩证的关系既可体现于一个字的结构，也可体现于一幅字的章法。既可以是对一个字的审美要求，也可以是对一幅字的审美判断。‘从艺术的共性着眼，这一切不只适用于书法，也可能和其他艺术相适应。不论不同艺术的具体表现形态有什么显著的差别，都不能没有正与反、直与曲种种对立统一的构成因素。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他认为书法也是主体对生活的反映，因此其中有主体的作用，可能相对生活变形，但是‘不论它的形态多么异想天开、离奇古怪，也不能脱离最根本、最普遍的客观法则一一事物的矛盾性。”此外，他还指出‘从各个门类艺术的差别与联系着眼，戏曲、书法虽属不可混淆的两门艺术，但它们都必须同样具有音乐感。我在这里所指的音乐感，即包括节奏和旋律所形成的对立统一的结构美。

概括地讲，王朝闻对艺术的辩证法不是简单哲学化，而是注重这种辩证关系的具体化情况。因此，他的审美关系的辩证特征的分析，既具有形而上的本体论的高度，也具有个别性、具体性，理论生动而活泼。

3. 王朝闻还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论、诗论中的审美辩证法思想

他着重阐发了王国维的意境理论，以及艺术和生活辩证关系的思想，发现其中蕴涵着物我统一的审美对象化关系思想。他还将意境”理论与神与物游”、‘神会”等物我统一理论联系起来，并与马克思对象化”理论比较而论，相互阐发。可以认为，在对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审美关系的研究中，王朝闻融通了中外理论，在美学具体问题研究上实现了理论的本土化、中国化。

他对王国维意境理论进行了现代阐释。他认为王国维的物我两忘的意境观既是创作角度的主、客统一，也掲示了欣赏层面的主、客统一，而这种统一也正是审美对象化关系的表现。他说‘王国维论意与境的关系，是浑然一体的：意境两忘，物我一体’；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可以认为，关于创作中的物与我关系的论证，和艺术欣赏中主观与客观关系的一致，包括以艺术欣赏为前提的艺术分析，这种关系也就是如何对象化的主观与客观的条件。”

王朝闻还将王国维的景情交融的意境理论，与传统文论的神与物游等传统理论联系起来，阐发其他指出艺术作品的境界是审美主体的情感和景物统一的结果，如强调意境两忘，物我一体’的王国维说过：境非独谓景物也。感情亦人心中之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什么是意境’或境界'其实和中国传统画论中所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一致，即所谓情景交融’，抒情与状物的对立统一。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就是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这种意与境浑’的见解，和传统文论的神与物游’一致，区别不过在于：前者可能偏重于论证创作成果，后者可能偏重于论证创作过程。”

此外，刘勰文心雕龙的神与物游、知音关系等理论，对王朝闻的美学建构也有很大的影响。刘勰生活在南北朝时代，正值儒、释、道三教合流，所以他的艺术思想中也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对道家的人与物相和的思想有所吸收。刘勰在研究诗文审美规律的种思》篇中，提出艺术创造时神与物和谐相游”的关系。关于游”的关系，王朝闻一方面把这种和谐的关系当作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他明确地提出，有两种和神与物游’相对立的思维是有害无益的，一种是唯物而排斥主体性的抽象思维，唯物而不辩证的机械论；另一种是唯我而排斥物的主观唯心论。单说它们对待自然的理解，同样都有越说越糊涂而无益于艺术创作的作用。”[5]20世纪50年代王朝闻曾提出认识事物有三种思维方式：辩证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他认为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适合指导艺术创造。从这个角度看，他是从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古代审美理论的。此外他将古、今辩证法思想比较，使我们对中国传统理论中关于物和人的和谐关系，以及西方哲学辩证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王朝闻对刘勰论创作过程的游”的关系的阐释中补充了欣赏的审美层面。他指出：看来刘勰的神与物游’论虽是专指诗文以及艺术创造者的艺术思维立论的，但从诗文或其他艺术的接触者的反应来说，他们的审美感受岂不也存在着神与物游的思维形态吗？”]他认为在创造和欣赏两个过程的审美关系中，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都应是一种游”的和谐关系。这种对古代文论的补充性阐释使他对审美和谐关系论的理解更全面。

第2篇：传统文化的辩论范文

论文摘要:运用辩证分析法来进行文化研究，必须以科学文化观为指导，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只有对本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以及外国文化进行辩证的、历史的、系统的分析，才能科学认识文化的本质，把握文化规律，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正确指导。

辩证分析法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是唯物辩证法在文化研究中的运用。它包括矛盾分析法、辩证否定法、系统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运用辩证分析法来指导文化研究，必须以科学文化观为指导，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对我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以及外国文化进行辩证的历史的系统的分析，才能科学认识文化的本质，把握文化规律，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正确指导。

一、运用辩证分析法的基本要求

首先，运用辩证分析法研究文化，必须坚持从本国现实文化出发。坚持从中国文化现实出发来研究文化，一是要着眼于中国。根据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来学习和吸收外国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明确指出:“这种学习，应该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立足于增强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能力。”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和各国人民一道，在促进世界文化发展和繁荣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二是要着眼于现实。着眼于现实，就是要挖掘传统文化中仍然保存着具有现实价值的东西，使之在现实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就是要以中国现实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本”，以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为“用”，做到所倡导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把古人和洋人创造的文化成果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就是要立足于现实，建构文化发展的未来，确立具有现实根据的文化理想。

其次，运用辩证分析法研究文化，必须坚持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文化理论同文化实践相结合，一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尤其要把握其文化哲学思想。在文化理论学习中，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地位，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影响。同时，学习西方现代文化理论和文化哲学，从中有选择地吸收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以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文化哲学。坚持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相结合，二是要积极参加文化实践活动。三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指导文化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最后，运用辩证分析法来研究文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就是坚持客观性原则、实践性原则、辩证性原则的有机统一。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阔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精神，客观地对待人类一切文化，对各种文化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原则，认真研究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各民族国家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并把这些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付诸实践。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同“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有机结合起来。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分析法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十分措繁，其中有许多至今仍然闪闪发光的珍宝，需要我们去挖掘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方法论。我们必须用唯物辩证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就有可能走弯路，就不可能获得正确的结论。

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辩证分析的基本方法，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客观地、历史地、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出过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他们应当采取辩证分析和历史分析的科学态度。以生产力标准为核心，坚持以生产力标准、民族利益标准、人民利益标准相统一，对他们作出客观的、历史地、全面的分析和评价。邓小平强调指出:“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对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要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在中国古代社会，有许多唯心主义思想家也阐发过一些真理性的观点，而不少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也提出过一些谬误性的看法。比如，孔子的思想从总体上看是唯心主义的，但他也曾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孔子“畏天命”，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是唯心论;但他又“敬鬼神而选之”，对鬼神持怀疑态度，这是值得肯定的。在认识论和教育论方面，孔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也是值得肯定的。说:“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明末清初的哲学大师王船山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了总结，把中国古代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但他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仍然具有直观性、猜测性的弱点。

其次，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要采取辩证分析即“扬弃”的态度，把“去其糟粕”与“取其精华”有机结合起来。指出:“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任何民族文化的优点和缺点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辩证分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全盘肯定倾向，不加分析批判、全盘照搬照抄，把中国古代的文化机械地移植到现代社会中来，搞复古主义;二是全盘否定的倾向，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搞民族虚无主义。

再次，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要把批判继承与创新超越结合起来。发展中国先进文化必须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完全抛弃民族优良传统，中国当代先进文化就会失去民族根基。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遗传下来的优良传统，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创新超越是批判继承的目的。我们批判继承中国文化传统，目的是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民族精神，使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为此，必须创新超越，使民族文化与时俱进，永葆生机和活力。可见，创新超越是以批判继承为前提的;而批判继承是以创新超越为目的的。既要反对只讲继承，不讲创新的保守僵化，又要反对只讲创新，不讲继承的标新立异。

三、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辩证分析法

中国现代文化是由中国传统文化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转换时期的文化。因此，各种不同性质、类型的文化汇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系统。在这个复杂的系统中，既有古代传统文化的遗产，又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又有具有人类共性的文化;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也有从外国传播进来的资本主义非主流文化;既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然文化，又有共产主义的应然文化。对于中国现代文化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既不能简单的绝对的否定，也不能简单的绝对的肯定，而应当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

首先，要分析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所谓主流文化，是指在社会文化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或主体地位，对文化系统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文化。在我国，主流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谓非主流文化，是指在文化系统中，居于次要地位的文化，它对文化系统的发展产生一定的作用，但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在我国，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范畴的一切文化都是非主流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从物质文化层面看，中国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以及社会主义物质生活方式是中国现代物质文化的主流;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以及非社会主义物质生活方式就是非主流文化。从制度文化层面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就是主流文化;传统的落后的社会制度的残余因素，就是非主流文化。就精神文化而言，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主流文化，而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则是非主流文化。在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是主流文化，而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则是非主流文化。主流文化决定一个社会文化系统的性质，对社会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而非主流文化也有它存在的理由，它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发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努力发展主流文化，同时允许多种非主流文化同时存在。

其次，要分析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在一个国家文化系统中，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总是同时存在的，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社会文化系统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先进文化，而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范畴的文化，就是落后文化。在我国，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和物质生活方式，就是先进的物质文化;而落后的生产力和物质生活方式，就是落后的物质文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是先进的制度文化，而不符合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就是落后的制度文化，比如计划经济体制、领导干部终身制、党政不分的政治体制、党委包办一切、政府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领导方式等等，都是落后的制度文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先进的精神文化，而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抵触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精神文化，则是落后的或腐朽的精神文化。在分析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基础上，努力发展中国先进文化、坚决抵制和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落后文化或腐朽文化。

最后，要分析实然文化和应然文化。所谓实然文化，是指具有现实合理性的文化，它与文化发展现阶段的特征相适应，在我国，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实然文化。所谓应然文化，是指具有客观的根据，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理想文化。在我国，共产主义文化就是应然文化。在分析实然文化和应然文化的基础上，我们必须立足于实然文化，努力发展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时，又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动摇，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应然文化向未来的实然文化转变创造条件。由实然文化向应然文化转变、再由应然文化向未来新的实然文化转变，这是现代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前进轨迹。牢牢地把握这一现代文化的前进轨迹和必然趋势，对于我们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共产主义文化理想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征途中永不迷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四、对外国文化的辩证分析法

科学地借鉴和吸收外国文化的积极成果，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要求我们采取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运用辩证分析法对外国文化包括西方文化进行客观的、全面的分析研究。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阴同志进一步强调:“我们必须树立一个正确的认识，不管是哪种社会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只要是进步的优秀的东西，都应当积极地学习和运用。

首先，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进行对比分析。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传统文化的各自长处和短处，有利我们吸取西方文化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后，不少思想家和著名学者对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研究，为我们认识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特点颇有益处。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指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也。他进一步分析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固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这些对比分析虽然不够确切、不够全面，但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通过对比分析，可以深刻地认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特点，了解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从而有选择地吸取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中的有价值的因素，以弥补本国文化的不足。

其次，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应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西方现代文化从本质上讲是资产阶级文化，是为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地位服务的。但其中也包含一些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一些积极因素，尤其是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更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存在着许多的观点，归纳起来，大致有六种不同的观点和态度。一是近代一些封建主义顽固派人士所主张全盘否定的观点。二是近代洋务派所主张的“中体西用论”。三是胡适等一些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宣传的“全盘西化论”。四是以李厚泽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西体中用论”。五是近年来出现的“中西趋同论”。六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态度。在这种观点看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只是文化现代化的一种形式.而不是文化现代化的唯一形式，中国的文化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而不是资本主义文化现代化。因此，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文化现代化的模式。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要作辩证分析。一方面，其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比如“三权分立”等不能学习，要坚决抵制;另一方面，其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如科学技术、现代管理方式等等，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学习和借鉴。上述六种观点，只有第六种是唯一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而前面五种观点从总体上讲是非科学的，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

第3篇：传统文化的辩论范文

一、传统话题如何在新形势下激发出新的意义

2010年12月29日，湖北美术馆举办了“回顾与展望――湖北中国画艺术展”。展览由“岁月积淀”“继承创新”和“万象新语”三个部分组成，汇集了一百多位湖北老、中、青三代优秀艺术家的作品四百余幅。参展艺术家的年龄跨度在20岁到90岁之间，其参展作品的风格样式各不相同。作品汇聚同一空间，体现了巨大的包容性，同时，也给观众们构建和展示了一个完整的湖北中国画发展的文脉结构。然而，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关于中国画如何传承、创新和发展的问题也是常道常新。可是，艺术鉴赏的审美心理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各种心理因素之间发生着微妙的关联，也产生着微妙的变化，观众对于作品的解读必然会有先入为主的成分。对于中国画来说，观众先入为主的成分更为固化和定式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思考，在这个“速食”的时代，还有多少人在关注中国画？又有多少人了解中国画发展的现状呢？鉴于以上考虑，湖北美术馆策划并组织了“今日中国画――湖北高校三人组论辩”活动，试图通过辩论赛这样的集体思辨，聆听青年一代对中国画问题的声音，唤起他们对中国画的关注，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自信与自觉。辩论赛不新鲜，可是在美术馆以中国画专题做辩论赛却很罕见，也别出心裁，因为此举打破了公共教育固有的思维定式，它开启的其实是一种新方式，因而更能引起辩论爱好者们的兴趣，这种以互动模式体现的对话自由、思辨自由和博弈自由正凸显了美术馆公共教育的新理念。当人们走进美术馆，面对四百多幅凝聚着艺术家思考的作品时，他们对中国画的认识也发生了悄然的改变，一方面再一次充分认识到传统遗产的伟大与辉煌，另一方面也清醒地认识到当代中国画要发展、要步入全球化进程还是步履维艰。

二、辩题的确定

美术馆的公共教育活动如果缺乏学术性，就意味着失去了精神核心。其后果，往往是流于表面的热闹。公共教育活动在选定了活动形式时，必须有相应的学术内容来支撑整个活动，最终达到有效的艺术信息的传播，否则就只是为了活动而活动，徒有浅表的形式而没有灵魂。当代中国画―直在发生着改变，湖北中国画经历了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特殊时期、80年代的创新与发展期、90年代的多元化格局和新世纪的繁荣期。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反复推敲和讨论，湖北美术馆将此次公共教育活动的主题定为“今日中国画――湖北高校三人组论辩”。“今日”就是当代的别称，中国画往往沉淀着深厚的传统因素，因此，“今日中国画”就是当代与传统的对话，本次活动的学术思想由此确立。同时，针对中国画的历史及在今日全球化语境下发展问题，从中国画的融合、发展、传播三个方面出发，以“中国画在当代多元化格局下发展，应该坚持立足本土？还是与当代多元融合？”“当代中国，中国画蜕变的利与弊。”“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中国画走全球化才有生命力？不走全球化依然有生命力？”为辩题，确立了活动的学术方向。

此次公共教育活动从展览宗旨出发，再一次彰显了湖北美术馆的公共教育理念，即紧紧围绕立足本土文化，弘扬时代精神，传播美术精品，推进艺术创新，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观众为先的服务理念。本次辩论赛又非常贴近本土、贴近生活、贴近大众，与湖北美术大省的地位相称，也响应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号召。从这个意义上讲，辩论赛的意义远远大于了辩论赛本身，它开启的实则是一种公共教育的新方式。

三、规则的审定

在把辩论赛植入到公共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生搬硬套。辩论规则的审定为公共教育活动的专业性提供了保驾护航的作用，辩手既要遵守辩论赛的基本规则，又要体现出在美术馆辩论的互动性。比如，在比赛过程中增加了自由提问环节，评委、观众都可以向辩手提问，但在这个环节中辩手的表现不计入总分；增加了大众评审投票环节，11位大众评审分别来自各大媒体，包括电视、电台、杂志、报纸和网络，增加了活动的参与度、关注度、公平性和可看性。“今日中国画――湖北高校三人组论辩”独特的辩论规则不仅仅体现了本次公共教育活动的原创性，更说明公共教育活动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从美术馆的自身特点出发，在实现公共性的同时亦不能缺失专业特色。

四、选手与评委的组成

任何艺术都与特定历史时期的哲学、政治、经济等社会现象紧密相关。在艺术传播和艺术接受的过程中，艺术作品的创作者――艺术家与评论家、媒体界、理论家一起参与到讨论中，这样的互动才是完整的，这也恰是“今日中国画――湖北高校三人组论辩”想要实现的目标。此次辩论赛的专家评委组一共13人，辩手12人，颁奖嘉宾5人，大众评审员11人，观众1350人（每场450人，共三场）。其中专家评委组分别来自中国画领域、动画领域、哲学领域、文学领域、美术馆领域、评论界和传媒界。同时，“今日中国画――湖北高校三人组论辩”也是一场集艺术类专业和非艺术类专业学生为一体的公共教育活动，参加这次辩论赛的高校来自综合性大学和专业院校，分别是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和湖北美术学院。辩手们来自国画专业、美术专业、英语专业、工商管理专业、法学专业以及水利水电专业等多个专业方向，而不仅仅局限于艺术专业，专业的藩篱由此被打破。

五、多维度互动，激烈的争辩

赛前，湖北美术馆公共教育部组织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湖北美术学院的辩手们走进美术馆，并由艺术评论家现场讲解，引导辩手们解读作品。来自不同专业的同学们相互交流、讨论，这种互动使得专业与非专业、观众与专家、接受者与艺术作品之间产生了多维度的感知对话，知识领域的交叉、融合推动了美术教育的传播。

现场台上与台下互动气氛热烈。在各队总结陈词完毕后，台下的评委、参展艺术家和观众都可以向辩手自由提问，辩论赛由此产生延伸性。比如第一场对阵的是中南民族大学和湖北美术学院，面对两支有着美术专业背景的队伍，评委分别向正、反双方提出了直击核心的问题：中国画如果不进行多元融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如何继承民族文化遗产？中国画应该怎样创新？这一问题，让现场观众也陷入了思考。第二场对阵的是武汉大学辩论队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辩论队，他们从传统文化发展的角度对“当代中国，中国画蜕变的利与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辩手们出人意料地把一幅幅传统中国画和当代中国画彩色打印后展示在辩论现场并举例说明，从容地破题立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观众提问很踊跃，完全投入到了比赛的气氛中。台上辩手辩得激烈，台下评委的点评更为精彩，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评委张掌然在现场表示：“今天特别感动的是我们场上与场下的互动，专业与业余的，外行与内行，辩手与观众之间达到了充分的良性互动。特别是在观众提问这个环节，有很多好问题，辩手回答得也非常精彩。在中国画的演变过程中，到底有多少画家？多少趋势？任何一个个体都不能代表这种概率或趋势”。

六、“微博时代”的公共教育传播新方式

传播媒介是艺术传播的要素之一，传播学理论家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与运用，宣告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微博的出现，让我们进入了微博时代，微博时代下的美术馆公共教育应该具有时代性。

2010年，国内微博迎来了春天，微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四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均开设微博。在微博发展正处于上升趋势的时候，湖北美术馆以“今日中国画――湖北高校三人组论辩”为主题，迅速地推出了湖北美术馆官方微博。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微博具有息源丰富、传播速度快、推广力度强、影响力大的特点，辩论赛现场每个微博用户都能成为一个信息源。武汉大学辩论队官方微博在比赛现场紧密关注辩论势态，信息和现场照片。双方辩手一出场，第一时间就出现了：“2010年武汉大学辩论队首战派出金牌辩手，我在湖北美术馆”的微博，并连线了武汉大学官方微博和武汉大学辩论队官方微博，马上就有武汉大学辩论队的粉丝跟进发起微博讨论和围观。其他场下的观众也都纷纷发微博，对活动进行即时跟进，评论、支持参赛代表队和关注活动，在第一时间营造现场感，很多个人的、官方的微博都开始关注“今日中国画――湖北高校三人组论辩”活动。该活动形成了“线上”和“线下”的互动，没在现场的观众也能轻松参与其中，从而激发了公众的热情，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湖北美术馆。

由于微博的信息传播方式既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也不同于网络媒体的网状传播，它是一种裂变式传播。美术馆运用微博平台美术馆新闻、展览信息、艺术作品图片、活动现场和学术言论等，为观众搭建一个线上美术馆，从传播的角度既打破地域性的局限又促进了美术馆的公共性和开放性，无论你在哪里，随时随地都能了解到美术馆的动态和艺术信息。因此，微博对于美术馆公共教育的传播意义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美术教育的“无缝传播”。

七、辩论赛的启示

第4篇：传统文化的辩论范文

关键词：综合实践活动；辩论赛；主体；主导

一、研究背景与主题

综合性实践活动是课程改革后推出的一个新内容，它“力求改变传统教学过于注重知识传授，过于强调接受式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提倡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合作的能力”，是新课改的亮点之一。

然而，事实上有几个学校、几位教师真正开展了“综合实践活动”？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化课的分数压得教师“实践”不起，“玩”不起；还有一个原因是，实践课往往需要学生踏出校门，融入自然，走向社会，万一出个安全事故谁负责？

扪心自问，笔者也很少实质性涉足，但笔者一直想试试。那天，我班两名同学在熄灯就寝后跑到网吧通宵上网被学校查到了，受到了严厉的纪律处分。对此，笔者左思右想，不知如何对这两名同学进行深入有效的思想教育，让他们认清上网的利弊……

时令已近暮春，但乍暖还寒，一阵冷风袭来，将语文书翻到了单元之末――综合性学习、口语交际。对呀，何不组织一场辩论赛，让学生围绕上网来辩论其利弊？通过辩论，往往能将一个道理的正反两面看得更为清晰、明了，而且能深入内心并内化为行动，教育效果自然很好。再说了，以前也组织过辩论赛，学生们对这个活动并不陌生，还十分喜欢。通过辩论的方式，既可完成口语交际的单元目标，又可达到教育学生健康文明上网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找到了一个“综合实践”的切入点。

二、班级辩论赛的过程与解说

（一）策划

为了锻炼学生能力，笔者“授意”语文课代表，让她来组织这场辩论赛。课代表事先跟同学们进行了广泛接触，制订了这场“赛事”的实施方案。

经过一个星期紧锣密鼓的准备，我班关于上网利弊的辩论赛开场了，在班干部的帮助下，趁午休时间，同学们把教室布置成辩论赛场地，主持人、裁判、正反双方辩手以及嘉宾的席位一应俱全。

（二）主持人致开场白

辩论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主持人（语文课代表）、裁判团（7人）、双方辩手（各4人）各就各位。主持人致开场白：

同学们，今天的辩论会的两个代表队辩手及裁判团成员都是以自愿报名、组内选拔的方式产生的，坐在北边的为正方代表队，南边的为反方代表队。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他们积极参加比赛的精神o予鼓励，并预祝他们取得好成绩！

同学们，我们还有幸请到了辩论赛的嘉宾――我们的语文老师，有请――

【课代表一个漂亮的邀请姿势指向了我。】

之后笔者宣布了本场辩论赛要求：

（1）当一方辩手阐明自己观点的时候，对方辩手要认真听，不要打断；辩手要根据对方的论点进行驳斥，不要驳非所论；

（2）辩论程序均有时间限制，辩手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阐明观点或批驳对方观点；

（3）双方辩手应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措辞文明礼貌，不对对方辩友进行人身攻击；

（4）对于精彩辩词，可以适当鼓掌。

【由于在以前的活动中，出现过一些弊端：如语言不文明、喝倒彩、对对方辩友进行人身攻击、驳非所辩等，所以笔者与主持人规定了上述几点注意事项，以确保辩论会能有序进行。】

（三）辩论赛四个回合辩词摘要

1.第一回合

主持人：我们今天辩论的主题是：网络到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先请双方一辩立论，限时两分钟。

正方一辩：各位同学，老师，下午好。众所周知，网络信息量大、传递速度快、操作方式快捷方便，为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学习网络，认识网络，了解网络，利用网络，已成了人们的生活趋势，同样，中学生上网也是无可避免的。青少年要想更好地掌握知识，提高学习能力、生活能力，就非融入这个趋势不可。所以我方的观点是：中学生上网利大于弊。

反方一辩：大家下午好。我认为上网危害多，小而言之，互联网使许多青少年沉溺于网络虚拟世界，脱离现实；大而言之，由于互联网这张“网”无边无际，内容庞杂，良莠不齐，青少年在互联网上频繁接触到的西方国家的宣传论调与文化思想会与他们头脑中沉淀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冲突，使青少年的价值观产生倾斜，甚至盲从西方。长此以往，我国青少年的人生观和意识形态必将受到侵蚀，这对国家的政治安定显然是巨大的潜在威胁。所以，我方的观点是中学生上网弊大于利。

2.第二回合：

主持人：刚才双方一辩已经作了立论性陈述。下面请双方二辩和三辩选择对方二辩或三辩进行一对一公辩，限时一分三十秒。

第5篇：传统文化的辩论范文

笔者在大学、研究所修业期间，曾先后从业师王觉源、李花煦、留福增教授习"哲学"，张卜庥教授习"国学"。后在医学院任都时，讲授有关形容"马克思主义"的课程时期，及研究黑格尔历史哲学与辩证法等典籍，发现我国经典《易经》在基本原理与黑氏辩证法有相近之处。再阅读成中英、劳思光、黄庆宣、叶继业、张岱年、冯契、夏乃儒教授等鸿文大作，有关《易经》与辩证法原理相关之论著，得益甚多。今蒙南京大学哲学系邀请参加千禧年易经学术会议，及兴然撰著本文，希望得到高明指教。

二、易经与中国文化

我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道统文化灿烂辉煌、敦厚圆融的伟大优秀民族。其民话文化之传承发皇，实有赖历代对哲先贤所维系和推展，殷忧启圣，担负中化民族文化生命继往开来的重责大任，诚的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对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乃至自然科学许多领域，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历代儒家学者，尊它为"群经之首"。并据以建立他们的宇宙观和政治伦理体系；许多玄学家和道学家，从中引申出他们的理论依据和生活模式；中国历史上的大改革家，更几乎无一例外地从其中得到鼓舞和理论上的支持。（注1）

对于文化的阐释，业师傅启学教授常言："一个国家创造发明的文物、制度，叫做文化。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表现于食衣住行的，叫做文明。一个国家创造的文字，和用文字写出的书籍；已有的建筑和已制成的物品、曾经建立的社会和政治制度，都可以说是这个国家的文化。"（注2）再如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Tylor）在其名著《原始的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说："文化乃是一个复合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以及凡人以社会成员的资格所获得的其他一切作为和习惯。"（注3）

《易经》是一本神奇奥妙的书，它代表中国人在文化和社会上的原始取向，总结了中国人最早的生活和自然经验。《易经》是中国思想的原形，更可作为注释现代学术、协助创发的重要原理。

《易经》一书，在先秦称为《周易》，从汉代开始，被称为经，称为《易经》，为儒家的经典"五经"之一，并居其首。从汉朝开始，随着儒家经学的确立，《易经》被奉为儒家的经典，出现一批经师专门研究《周易》经传，形成了"易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朱伯崑教授指出："凡汉朝以来经学家和哲学家对《周易》经传所作种种解释和注解，都属于易学领域。随着时代的变迁，易学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汉代易学、晋唐易学、宋明易学和清代易学。近人和今人对《周易》经传的研究，可称之为当代易学。易学是对经和传，特别是易传解经原则的进一步开发。它所作的开发，同每个时代的历史、文化和哲学的发展有著密切的联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汉易同当时的天文气象和天人感应思潮相结合，其解易主卦气说；晋唐易学又同魏晋玄学结合起来，宣扬贵无贱有的理论；宋明易学又同儒家道学结合起来，成为理学、心学和气学三派哲学的理论基础，清代易学又同汉学结合在一起，对《周易》经传的研究，著重于文字、训诂和考证。从易经到易传，再到历代易学，这一发展的过程，就其理论思维的形式和内容说，可以说是后来居上，逐渐摆脱了占筮的内容，成为中华文化瑰宝之一，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注4）

三、易经与哲学

所谓哲学，原是人类心思和文化活动的产物，亦即人类思想文化之发展和积累。因此，凡人类皆有哲学，惟其不同者仅为哲学的内涵与发展历程而已。中国不仅有哲学，而且还比希腊早，如《易经》，它是中国的宇宙论，也是人生论和知识论。中国哲学在春秋时代已甚发展，如道、法、儒、墨、名、杂、阴阳各家，各有其哲学思想。

日本学者西周氏在一八七三年译Philosophy 为"哲学"，取意自我国《书经·舜典》篇中之"？哲文明"。又《尔雅·释言》："哲，智也。"故"哲学"这个译名，是偏重在Philosophy愿意中"智"的一面。我国学界便引用此一译名至今。

柏拉图（Plato，427-347B.C）称哲学为修养得真正知识之学，哲学包括：辩证学、物理学和伦理学。故哲学的涵义可分述为：

（一）哲学统括了一切学问，在各种个别的学问上，是"学问之王"所以哲学是统摄科学的学问。

（二）哲学是形而上的学问，即《易经·？辞传上》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哲学是形而上的。它研究的对象超越了感官所能知觉的现象，故亦各?quot;玄学"。

（三）哲学包括道德的含义，斯多亚学派（the Stoic School）认为哲学为修养德行之学。伊比鸠鲁（Epikuros 342-270 B.C）认为哲学为为祈求幸福之学。

（四）哲学是思辩和批判之学，柏垃图即认哲学为辩证学。

（五）哲学固然研究自然、宇宙，但它真正的主旨在研究人生，人类对宇宙所知极为有限，研究宇宙无法得到可靠的结论，唯探讨人生，才有实质意义。离开了人生，哲学便失去其意义。（注5）

《易经》是我国最早的哲学典藉，为我国哲学文献之始，至为重要。诚如郭建？教授认为《周易》是部十分特殊的哲学著作，它由卦形符号与多种文辞所组成，这是结构的特殊；它多用取物象征的手法来提示义理，这是表达方式的特殊；它的时代久远，而又往往将我们现在看来毫无内在逻辑联系的文字连在一起，安置于一个完整严密的结构体之中。后来又有〈易传〉进一步对其中的哲理加以阐发，就这样，由这些卦形符号和各种文辞共同构成了《周易》特殊的体系。它的表达方式特殊，是因为它不同于一般的哲学著作用抽象、概括的方式来阐述义理，而是透过具体事物的描绘，或用直观的卦画来象征某种道理的。（注6）

诚然，"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就哲学言：《周易》原是古代一本卜筮之书，只有孔子作《易传》之后，才发挥出许多哲理来。郭建？教授指出：包括《易传》在内的《周易》，是一部纯中国式的哲学菱。由于《易经》具有许多特点，必须有赖后继者的发挥，并有右能从中发展出一套哲学体系，《易传》就是利用《易经》来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 四、黑格尔辩证法要义

哲学亦可称其为思辩和批判之学，如柏拉图即认哲学为辩证学，哲学之特质和本意即为思辩考察。因此，哲学也是有赖对各种理论之批判而成立，其有所肯定，亦有所否定。诚如康德（Kant，1724-1804A.D）成为思辩哲学之父，黑格尔成为辩证法大师。此处略述其与辩证法之关系：

一、"辩证法"译名之由来

"辩证法"的原文是 Dialectic，是由古希腊的 Dialegemai演变而来的，它原含有对话或争论的意味。把 Dialectic译作"辩证法"的是日本人河上启博士，公元一九0五年（明治三十八年），他翻译塞里格曼（Seligman）著之（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这是一本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书，河上启即将此书中的"Dialectic"一词译作"辩证法"。

另一日本人，研究黑格尔法律哲学的吉野作造，在介绍塞里格曼的著作时，曾批评河上记"辩证法"的错译。想不到它后来成为中、日两国共同使用的译名。（注7）

"Dialectic"一词概括的意思，即一个"问答"的意思；一个是"正反"的意思。须知道二个意思必须凝合在一起，而成为一个意思。于是表面上一问一答的进展下去，在里面却是一正一反的推演下去。所以这个字始终是一个所谓双关语。后来乃一转而变为侧重于里面的"正反"一义了。因此，我国张东荪先生曾译为"对演法"，张君勒先生想译为"起（正）、承（反）合"，许实？先生则想译作"内（正）、外（反）合"。（注8）但至今通用的译名仍为"辩证法"一词。

二、辩证法的意义及其渊源

在古代希腊，辩证法（Dialectic）这个名词的解析，就是对话和争论的艺术。同时，"辩证法"之成为思想法则亦起源于古希腊时代。"辩证?quot;不仅用于对话或争论，同时也用于个人单独的思想。因为思想是一种无声的言语，思想就是个人的对话，就是经由个人的反复沈思，由模糊的见解，逐渐达于成熟的见解，所以辩证法也就是一种思想方法。

集"辩证法"大成的是德国唯心论大师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drich Hegel，1770-1831A.D ），黑氏著名的"辩证法"，一般人都知道"正"、"反"、"合"三阶段的演化历程。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以"否定为核心"的，他以为原有的概念是静的，而否定是动的。所以，否定原有概念则为动的。原有概念遇著否定，便是静遇着动，因此，否定是变成思想进展的动力，否定是一种进一步的决定，并有其一定的历程，即第一个概念肯定--"正"（Thesis），再由第一个概念之"正"，随之提出第二个概念即否定--"反"（Anti-thesis），"正""反"相遇，是为矛盾，或称为对立。但为求"矛盾"之解决，必须进而提出第三个较高级的概念，以克服此"矛盾"，是为否定这否定--"合"（Synthesis）。"正"引出"反"，"反"引出"合"，"正""反"并非相消，而在"合"中被保存被修正。这样"正""反""合"三段历程继续继续进展，可以达到"绝对理念"，这就是黑格尔辩证法思想进展的历程。

英国学者史泰思（W.T.Stace）认为，黑格尔哲学的中心原理即是其"辩证法"。黑格尔发现一个概念可以包含它自己的对立体，对立体潜藏在它自身，而且这种对立体可能从它分离或演绎而实?quot;差"之职责，于是即变"网"为"目"了。黑格尔逻辑范畴的第一个三题论--有、无、生（Being，Nothing，Becoming）。这三题论底之部分，常常被分别称为正题、反题和合题（the thesis，anthesis and synthesis）。当合题已涉及措置其自己为一新论断、新范畴时，它便成为一个新三题论的正题。但在它自措为正题的刹那，它的反题又从之演生而自相矛盾地包含着它。这个新的矛盾又消融在一个新的高级统一中。这个合题，一转而为新三题论的正题，而如是演进贯通全系列。（注9）

三、唯物辩证法之产生

当一八三一年黑格尔死后，最先出现的哲学动向是要修正黑格尔的学说，并用黑格尔自己的辩证法来攻击黑格尔的唯心论。此即所谓"辩证唯物论"。第一位用此方法的便是黑格尔的学生费尔巴哈（Ludwing Feverbach，1804-1872A.D）。

因为费尔巴哈是黑格尔的学生，故称其为黑格尔左派。他要改造哲学，而且彻底建立感官论及唯物论。他指出黑格尔虽然在"正"和"反"之中看见了"合"，但这"合"仍不过是唯心之"正"，并没有真正的"合"出现。他以为真正的合应该是"思想"和"存在"的合，而不是思想的"合"。纯理性不能完全包括独特之地位，因此，费尔巴哈的口号是"恢复感官世界之地位"。（注10）

费尔巴哈指出，意识的产生在于知觉，而知觉的成立是靠感官的，而感官的依据是物质。他曾说："人吃什么，就是什么。"但费尔巴哈其实只是唯物论者，而马克思（Marl Marx，1818-1883A.D）、恩格斯（F.Engels，1820-1895A.D）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者。

五、易经与辩证法

《易经》本是哲学发？之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书，是一部研讨宇宙人生原理的典藉。学者认为《易经》只有一个道理--阴阳--而已。就变易言，《易经》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天地万事万物的变化，皆在其中。诚然，我中华文化创发之始，应首推《易经》，其乃以最简单之原理，说明宇宙的根源、万物的始生，以及人类社会进化的法则。此种法则，是由观察自然现象而得，谓之自然法则，成为中国道统哲学的基础。

中国人的宇宙观念始于《易经》，可称为我国古代思想中之简单宇宙观念。《易经》的宇宙观，是一种生命的哲学，把宇宙看作有机的整体，生生不已的。黄庆萱教授在〈周易数象与义理〉文中称："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数，论其所代表的现象，及其在生命哲学中的意义之所在。"至于"变易"，〈系辞传〉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quot;由一元的道而产生阴阳二象，一阴一阳又上下无常，刚柔相易，这就是变易了。黄教授特别指出，高邮高（仲华）先生曾将《易经》与黑格尔辩证法相提并论："以为一阳者，独黑格尔所言之正；一阴者，独黑格尔所言之反；而道，就是黑格尔所言之合了。"〈系辞传〉又说："《易》之写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变动不居，周演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所适。"日月往来，寒暑循环，生死相继，治合乱反，充分说明了空间、时间，个人、社会各方面的变动不居。""黑格尔辩证法，言正反合，仅就变易立说，而未及不易之论。"（注12）

中国哲学史会会长张岱年教授指出?quot;研习西方哲学，可以使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有更深的理解。""掌握了西方哲学史的基本知识，再来钻研中国哲学著作，才能发现其中的精旨奥义。例如《老子》、《易传》的辩证法，《墨经》、《荀子》的逻辑学说，拿来与西方思想对照，可点出其中的精湛意义。"（注13）"中国古代哲学，与欧洲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相比，有着更为悠久和独得持续发展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传统。这里便反映出中华民族在思想方式上的特点。""民族文化是一个整体。中国古代哲学同当时的科学、艺术有机地联系着，形成非常深厚的辩证思维的传统。"（注14）

学者汪晓鲁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对辩证法作了精彩的"论述。同样，《易传》作为古代哲学经典，其中也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老子"辩证法思想的特点是"以柔克刚"，"贵柔"是老子辩证思想的主旨。从思维角度而言，老子只完成了对辩证规律的部分认识。有人把老子贵柔之说称作为"消极的辩证法思想。""《易传》对老子朴素辩证法思想作了继承和发展。""《易传》比老子更深刻更全面地反映了客观辩证法。如果说老子的辩证法思想还停留在肯定-否定阶段，那么《易传》已经开始认识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证明了人类对辩证法的正确认识是通过扬弃消极因素，而逐渐接近真理的。（注15）

夏乃儒教授提到"反"（否定），这个哲学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是老子首先提出的。"看法，他说："在老子之前，已经出现片断的关于矛盾双方互相依存，转化的某些观念，例如：在《易经》中，开始出现矛盾转化观念的萌芽。""老子把我国古代直观的片断的辩证法思想萌芽，发展为较为抽象的系统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辩证法否定原理，并把"反"作为否定范畴明确地提了出来。"（注16）

学者黎振国先生指出："《易传》中包含着较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其作者认为，万物是永恒变化并不断更新著的，"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辞传上），并强调，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矛盾的交替和相互作用。"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辞传下）《易传》对于对立统一的规律也有较深刻的认识，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把阴阳矛盾的对立，转化及其相互作用，看成是宇宙的普通规律。"由于《易传》对《易经》作了重要的发挥，汉以后，人们就把它同《易经》编在一起，共同作为儒家经典。（注17）

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博士："特别指出，我们对《易经》本身的结构，以及其所包含的特质有相当的了解，才能将《易经》的思维作为世界本身的一种运动，或是一种变化的过程。""对《易经》的研究，首先会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即《易经》思想模式的特质到底是什么？简单地说，《易经》思维其有辩证思想的特质，它包括四方面的运动：一而多与多而一；静而动而与动而静；外而内而与内而外；知而行与行而知。"《易经》有三种不同的起点意义，即本体论、宇宙论和人的思维。"如果把这"四方之向"分别结合为一体，就成为一种通达神明的境界和仁智合体，开物成务的人类智慧。"并指出《易经》作为辩证的思维方式，它的作用及内涵也有待于加强和探讨。对《易经》辩证法的了解，今天我们想跳出将《易经》作为朴素辩证法的看法阶段，应该用外观、内省、超越及投入的方法来掌握更高层次的《易经》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quot;成中英教授认为，"《易经》作为一个学术，它有其不同的哲学体系方面，西方或东方的，都可与《易经》联系起来考察。"（注18）

再者，如学者方克教授所言：《易传》在我国先秦古籍中居于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它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在于它的朴素的辩证思想。先秦时期，我国朴素辩证法思想多彩多姿，其中《易传》的辩证思想可以说是最丰富和最深刻的。（注19）

洪镰德教授在〈辩证法述评〉文中说："我们所看到的事物，不再是事物的静态的一面，而能获知它动态的变化情形。这样的认知能够与时势相推移，并能掌握不断变动中事物的本质与形相，显然是一种灵活的、动态的、进步的宇宙观、人生观、历史观、社会观与认识观?quot;（注20）这乃是对"辩证法"涵义的最佳说明与总评。

六、结语

学术不分中外古今，是人类所共有的资产，哲学是人类共有的智慧，吾人应共同维护和发扬。中国最古老的哲学经典便是《易经》，我们要特别珍视和喜爱，发掘其真理，研究发挥其功能，崇扬其不朽的价值。

辩证法在古希腊和古中国同时存在，虽名称和用词不尽相同，但其基本原理法则是相通的。今日吾人感到骄傲的是，中国有自己的辩证法--《易经》，其中充满着辩证法的运作法则，而且影响历代学术发展，诚为中国人应该永远珍爱者。要者，辩证法是思维方法，其基本上是没有唯心唯物的，即便有唯物唯心之分，应是学派之分，或因人而分，这一点，可从《易经》中得到证明。《易经》兼容心物的，二者是一体的。

总之，《易经》和《易传》是我国古代学者运用辩证法思想方法来体现说明宇宙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的生成和变化的基本原理。此即《易经》在我国哲学与思维方法逻辑运作中有其恒久的地位与价值，乃为我国哲学的瑰宝与指南针。 注释

注1：郭建动注译：《易经读本》导读，台北：三民书局印行，民国85年1月，初版。

注2：傅启学著：《中山思想本义》，台北：孙中山遗教研究会发行，民国65年3月3日出版。

注3：E.B.Tylor:《Primitive Vulture》，London:John Muray，1871，p.1.

注4：朱伯崑撰：〈请来认识易经〉，"揭开易经的奥妙"专辑，台北：《国文天地》6卷11期，民国80年4月10日。

注5：周振华著：《哲学之界说》，民国71年7月12日出版。

注6：同注1，页19。

注7：郑学稼著：《河上启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台北：中华杂志社出版，民国59年1月初版。

注8：张东荪著：《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台北：地平线出版社，民国62年1月出版。

注9： W.T.Stace: 《The Philosophy of Hegel》，曹敏、易陶天译：《黑格尔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民国67年11月初版，页95-96。

注10：邬昆如著：《西洋哲学十二讲》，先知出版社，民国65年10月初版，页202。

注11：叶继业著：《易理述要》专论，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民国77年4月初版。

注12：黄庆萱著：《周易纵横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民国84年3月初版，页4-5。

注13：张岱年撰：〈怎样学习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三百题》总论，台北：建宏出版社，1994年初版。

注14：冯 契撰：〈如何继承中国古代哲学遗产，以建立现代中国的精神文明〉。

注15：汪晓鲁撰：《中国哲学三百题》，"人物思想篇"。

注16：夏乃儒撰：《中国哲学三百题》，"概念命题篇"。

注17：黎振国撰：《中国哲学三百题》，"典籍 名篇"。

注18：成中英撰：〈易经的思维方法〉，《国文天地》6卷11期，民国80年4月10日。

第6篇：传统文化的辩论范文

关键词： 辩证法则 高校美学教学 素质教育 教学方法

当前，我国高校美学教学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表面上花样翻新，实则单一陈旧，形式上步步推进、由此及彼，实则已陷入思维“原地踏步”的怪圈，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三言两语难以阐明。其中，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学教学（包括美学教材的编写）没有切实地贯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精神，而只是按照传统的思维惯性行进，充其量只是在教学话语方式、教学辅助手段上添加新花样而已。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则诸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以及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等，有助于改变上述美学教学的尴尬局面，以顺应时代要求，培养出适应新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人才。这一点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与当代审美生活全面转向的双重背景上，显得尤为迫切。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问题是一个老而常新的话题。其实，谋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非易事，它们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歌德在诗剧《浮士德》中借魔鬼靡菲斯特斐勒司之口说道：“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列宁对此深感兴趣，在其著作中多处引用这句话，以此说明空谈理论、脱离实践是僵死的学术。他在《论策略书》中写道：“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是常青的’。”[1]不难看出，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滞后性与当下性，划一性与复杂性，以及深刻性与丰富性矛盾统一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要求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以克服德国先验哲学的唯心论体系的弊端。

实际上，任何学科、任何学科的教学都存在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问题，但美学教学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特殊性。其一，作为哲学分支的美学理论，其本身拥有感性与理性，情感性与伦理性，精神性与实用性，以及人文性与功利性辩证统一的动态张力结构，决定了其与现实生活实践之间有着潜在的中介性与贯通性。其二，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存有本然的统一关系，教育教学理论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品格，而教育教学实践又具有特定的理论特性。所以，在美学教学中，我们应格外重视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法则。卢卡奇曾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作为唯物辩证法理论、“总体性观念”的革命作用的前提条件提出来的，撇开其政治性内涵不说，如果我们认为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法则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美学教学质量的前提条件，是不算过分的。

因此，在美学教学中，既要关注美学课程的理论品格，增长大学生的美学基础知识，提高理论涵养，又要关注美学课程的实践品格，让学生学会以审美的眼光去看待世界，使他们在审美的愉悦中不知不觉地提升感受美、鉴赏美与分析美的能力，成为席勒所说的“审美的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研究者指出美育、美学教学在当代教育体系中的位置：“美育的地位和作用应从其‘和谐美育论’的本质派生出来。从‘和谐美育论’出发，美育在各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应是一种‘综合’、‘中介’、‘协调’的地位和作用。”[2]这就是说，美学课程不仅应担当丰富学生的美学知识、深化其美学理论素养的任务，而且应肩负以素质教育弥补应试教育、应业教育的缺失的使命，使未来的现代化建设者拥有健全和谐的人格。这样，美学教学就应该从传统的单纯美学知识与理论的说教中走出来，借助美学学科本身所拥有的辩证统一的张力结构，运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辩证法则，促使授课的学理内涵与实践品格相衔接、相贯通。比如，我在教学中以讨论课的形式涉猎悲剧范畴，通过比较，使学生领悟古希腊悲剧观，以及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悲剧观的各自要旨，并让学生以此讨论这些要旨在《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孔雀东南飞》两个文本中的显现，教师则总结性指出其中所折射出的中西方在审美理想与悲剧理念等方面的异同，以及我们应有的生活态度。

在纯粹学理的意义上说，理论与实践之间同共性与个性之间有着类同的逻辑关联。不同的是，前者侧重于从认识论意义上揭示其矛盾关系，而后者则侧重于从客体论意义上揭示其矛盾关系。共性与个性之间的矛盾关系同样是美学教学中应注意运用的重要的辩证法则。

二、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

任何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也就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其辩证关系的内涵在于：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又受共性的制约，共性与个性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些常识性的言论对美学教学、素质教育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启示意义。

一方面，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隐含着社会整体与生命个体、社会历史的现代化发展与个人的个性化欲求之间的矛盾张力关系，而这恰恰是素质教育应谋求解决的问题，即谋求两者达到和谐统一发展的理想境地。耐人寻味的是，人类往往会陷入如此困境：当过于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一味地关注社会的历史发展时，生命个体便会在整齐划一的模式中被铸就，个体的独特性与创造性势必会遭到压抑或抹杀；而当过于强调生命个体的独特利益，一味地呵护个体的生命价值时，又势必会最终妨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如此看来，肩负素质教育使命的美学教师应当在深入把握美学学科品性的前提下，利用美学课程的教育功能，力求使当代大学生在社会伦理性与个人情感性、社会群体的功利性与个体的自由性之间寻得安身立命的平衡点。如果说，席勒是针对工业化时代中的“异化”现象而提出了“美育”的概念，那么，在信息化时代，“美育作为素质教育组成部分的论题才得以提出”[3]。这是一个在美学教学实践中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重大课题。

另一方面，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也是美学课程的重要的教学方法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学范畴、美学命题涉及美学的共性问题，而这种美学共性制约下的美的事物或艺术品则关涉美学的个性问题，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在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中得到理解。这实际上是美学课程的范例教学法应解决好的问题。我认为，理想的状态是，范例教学能把美学一般的抽象化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与美学个案贯通起来，从而使学生在两极的穿梭中提高他们的理论涵养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反，范例教学就会成为理论说教的单纯的传声筒，成为美学课堂中“孤岛”式的附庸。我在教学中有意识地避免这种窘况，譬如，我在讲授艺术美时，不仅与学生一起归结艺术美的一般特征，而且注重分析诸如绘画美、音乐美、舞蹈美和文学美等特殊性之所在，同时强调像余光中《乡愁》和徐志摩《再别康桥》等文学文本的个案美之所在。这里，艺术的共性、特殊性与个别性呈现出顺逆层递、多样统一的辩证关系。这种师生互动、多维交织的教学模式有助教学目标的达成。

所以说，不论是就素质教育的使命还是就美学教学的具体任务来说，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都是美学教学中不可或缺的法则。毋庸置疑，上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主要是横向的或者说是静态的辩证法则，它们都不能有效地处置纵向的、动态的美学教学内容。这样，我们有必要引入另一种辩证法则，即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的法则。

三、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理论的逻辑进程与客观现实的历史进程相一致，其中，客观现实的历史是逻辑的基础和内容，而逻辑进程终究要由历史的进程来决定，“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4]对于美学事实来说，“思想进程”与“历史进程”的辩证统一，其起脚点与落脚点均在于当代审美文化的批判实践。

美学学科带有很强的史性特征，像美学的本质问题和优美、崇高、悲剧等范畴都有各自的历史发展进程，美学教学应把相关的美学史知识作为自己的题中应有之义，借此激起学生对相关美学问题的来龙去脉的兴趣与思考。这表明，逻辑与历史辩证统一的方法应成为美学教学的基本方法原则，它不仅应贯彻在美学教材的撰写中，而且应贯穿整个美学教学的始终。

这里不妨以当代审美文化的教学内容为例来分析美学教学中如何运用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法则的问题。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美学呈现出多元、多变的发展轨迹，传统的哲学美学嬗变为人生美学，精英的纯粹的形而上学美学转变为当代审美文化，其标识就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也可以说是“视觉文化”。为了让学生感知、理解这种转变的历史进路及其诗意逻辑，我们可以从《林海雪原》的文本演变中得到佐证。在“双百”方针的文化语境中，曲波的《林海雪原》尚能点缀出少剑波与白茹的爱情戏，而作为“”样板戏之一的《智取威虎山》则成为纯正的“革命戏”，但在当代审美文化思潮中，电影《林海雪原》竟能大胆渲染少剑波、杨子荣与白茹之间的“三角恋爱”。在这种渗透着逻辑与历史辩证统一原则的教学中，我们同时可以体会到审美、艺术与时代条件、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认识到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唯物主义”的精灵仍在“笑傲江湖”。

总之，我们必须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以及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并把它们整合起来，适度适时适处地运用于美学教学中。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特性决定了它在人文素质教育中、在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地选择人生道路、正确实现人生价值中的核心地位”的话[5]，那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则对于美学教学来说，就不仅具有教学方法论的意义，而且其本身就具有人文素质教育的价值。由此可见，灵活运用辩证法则的美学教学与美学学科自身所拥有的辩证张力结构为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了双重契机。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

[2]曾繁仁.关于美育问题的答问[J].文学前沿，2000，（1）：2.

[3]曾繁仁.论美育作为素质教育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J].福州师专学报（社科版），2000，（1）：85.

第7篇：传统文化的辩论范文

[关键词]网络自制 综艺节目 辩论 创新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传播方式由单向传播、到双向互动，乃至全方位互动。传受身份的转换，让国内的综艺节目迎来了综艺3.0时代，即由传统的UGC（用户生产内容模式）、PGC（专业生产内容模式），逐步转向IPGC（互联网专业生产内容模式）。网络综艺也从“粗制作、伪原创”的模式中解脱出来，步入“精制作、纯原创、精准定位”的新时代。

2014年末，爱奇艺自制的一档脱口秀节目《奇葩说》横空出世，热播三季，截至今年5月，第三季《奇葩来了》已圆满收官，爱奇艺播放量为4亿5千万，在新浪微博阅读数达到32.3亿。

作为首档网络自制说话达人秀，《奇葩说》靠马东、高晓松、蔡康永、金星四位导师的“人生智慧哲学”，以及前后三季30多位“奇葩”辩手的“三寸不烂之舌”，吸引了大批“80后”“90后”粉丝。用“互联网+娱乐辩论”的方式，创作出一档现象级网络自制综艺节目，该节目不仅在国内引起舆论关注，也在海外市场引发了可观的反响。本文以《奇葩说》为例分析新媒体语境下电视娱乐节目如何进行内容创新以赢得受众市场。

“窄播化”，锁定年轻受众群

据2016年8月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份，我国的网民规模达到7.1亿，互联网普及率突破51.7%，手机网民达6.56亿，占网民总人数的92.5%。”在新媒体环境下，受众获取电视娱乐节目的方式越来越多，不固定于同一时段和特定频道，碎片化正在被“低头族”接受。

综艺节目想要得到受众青睐，从同质化节目中脱颖而出，就要基于受众的兴趣需求，观看习惯，对娱乐节目的内容进行差异化创新，才能走出同质化节目泛滥的怪圈。这就是“窄播化”，“窄播化”是相对于传播领域中的“大众化”与“分众化”而言，是通过对受众进一步细分来进行电视娱乐节目内容的策划。

《奇葩说》利用母公司百度掌握的大数据，对处于“分众化”状态的观众群进行更为深层次的细分，锁定80后、90后为目标受众群，设计“窄播化”的节目内容。

首先，从选手年龄分层上可以发现，三季选手中，有20位在20岁-30岁，占选手56%；30岁以上的有11位，占31%；年龄不详者5人。黄执中、胡建彪、 马薇薇等“大龄”专业选手主要负责提升辩论整体思想高度外，年轻选手可以吸引娱乐关注度，增强话题性，如裸模苏紫紫、“二次元”cosplay达人黄山等话题性辩手的出场。

其次，从选取的辩题上看，直击网生代内心。纵观三季，《奇葩说》辩论话题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情感类，如“爱上好朋友的恋人要不要追”“该不该看伴侣的手机”等；第二类是成长问题，涉及到怎样确立人生观、价值观，如“举报作弊我错了吗”“整容会帮你成为人生赢家吗”；第三类是买房、择偶、就业等现实话题，如“你选择大城床还是小城房”“同事能力弱，力不力挽狂澜”；第四类是“脑洞大开”话题，比如“如果一个月后就是世界末日，当局应该公布消息还是秘而不宣？”“要不要发明时光机”“爱上人工智能算爱情吗”等。

再次，根据市场定位，广告赞助商也是将年轻人作为主要消费群体的，如美特斯邦威及其旗下购物APP“有范儿”、“抗饿大品牌”谷粒多燕麦牛奶、RIO鸡尾酒等。

可见，整个节目就是为年轻受众量身定制的一档综艺节目。节目以包容的态度，聆听年轻人的热血发声，传达年轻人的语言方式、内心世界和价值主张，提供大量新奇、准确、合口味的信息与服务，俘获大批80后、90后观众的心，引起共鸣。因此，《奇葩说》在目前泛娱乐化、同质化以及引进版权的不良环境和背景下，成功晋升为网络自制节目创新的典型和标杆节目，被称之为“现象级”纯网综。

比说话，道理包在笑话中

《奇葩说》用新颖的节目形式、草根的辩题和“奇葩选手”吸引观众，用多元的思想和辩论内容的深度，留住观众。换言之，节目通过娱乐的形式来传递价值、沉淀文化。

纵观节目主持人，马东，马季之子，前爱奇艺首席内容官；蔡康永，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硕士，台湾著名主持人，出版过《蔡康永的说话之道》等；金星，舞蹈家、节目主持人，以言语犀利著名；高晓松，著名音乐人，历史脱口秀“晓松奇谈”节目主持人，博古通今。

4位“名嘴”的文化素养都很高，充当正反双方的“导师”角色，而他们的结辩陈词才是整场话题深度和高度的体现。例如，在第二季辩题“丑闻主角活该被万人虐吗”中，蔡康永表示，无论如何不能站到“活该”的那一边，因为不能把滥用舆论压力这个“野兽”从道德和法律的“笼子”里放出来。持相反意见的马东虽然不主张去虐别人，但是更不愿意因为要劝万人向善，而封掉互联网或进行网络实名制、剥夺人们言论自由的权利。他说：“那么在这个环境下，让丑闻主角活该受着万人议论，也许是个不坏的选择。”双方导师各自从己方观点出发，将议题进行了拔高和深化，顿时让整个节目从纯娱乐性转向了思辨性、哲理性思维，提高了维度，从而拓展了受众面。

在第三季第22期节目中，《奇葩说》突破禁忌，为生死开辩，“痛苦的癌症病人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我该不该鼓励他撑下去”。生死离别的话题每个人都会经历，选手们用自身经历讲述绝症病人的抉择。激烈的辩论后，马东为辩题总结，儒家文化的传统是避谈生死，我们生命当中缺乏生命教育，辩论生死让我们关注生死边界，经过理性思考后，对生命和生活带来更丰富和多层次的情感。这一期节目播出后，引发了网友对生死的重新思考。

《奇葩说》不仅是一场辩论或者说话达人选秀节目，更是一场有思考、有疑问、有价值观、有锋芒的思想碰撞。它以辩论为主题，又不遵循传统辩论形式，将赛制尽量简化，过程随意，整体辩论氛围轻松、风趣、幽默、机智，带给受众兴奋的观看体验。它紧扣综艺节目的娱乐精髓，以好玩为主。正如马东所说，好玩就是《奇葩说》的意义。因此，节目始终坚持“寻找最会说话的人”这一根本诉求，体现“相信说话的力量”，符合栏目主打口号“U CAN U BIBI”。

虽然遴选出的“奇葩”选手具有话题争议性，服装夸张，辩论时情绪激动，但辩论内容有理有据，且观点有价值。在“互联网+娱乐辩论”的模式中，“综艺娱乐”的形式为节目带来笑料，“辩论”的内容为《奇葩说》俘获黏性观众，稳住收视。例如，关注度直线上升的“大美玲”姜思达，在第一季中表现平平，在节目里公开出柜成为话题。但在第三季中，出色的辩论内容和有趣的说话方式备受好评。在辩题“整容会帮你成为人生赢家吗”，他提出论证：“你可以一天整成范冰冰，但你不能一天读成一个林徽因。”在辩题“要求别人时刻保持联系（时保连），是不是暴政？”，姜思达分别抛出三个论点：朋友非常有分寸，你们才能称为朋友；恋人如果两个都愿意和对方时刻保持联系，顶多能证明你们以暴制暴；我们时刻保持联系最大的危害是：我们难以时刻和自己保持联系。层层递进的严密逻辑，风趣的语句，力挽狂澜，让他一夜吸粉无数。

《奇葩说》表现形式虽然是娱乐的，但实际上是一个表达观点、在辩论中找到自己的维度，也学会更加多元地去看问题，传递价值主张的节目。这个价值主张就是正直、善良、新知、包容。基于此，节目虽然辩论内容尺度大、辩论规则“随便”，但“奇葩”选手具高超的说话技巧和无懈可击的辩论逻辑，辩论内容，把真正的道理包在笑话中给人去听，让人笑过之后有所悟。

重参与，引发互动新革命

互联网时代，多方位融合发展是趋势，在网络自制综艺节目发展中，表现为内容融合、终端融合和经营渠道融合。

从设置辩题时，《奇葩说》就通过百度知道、知乎、新浪微问等数据后台，在民生、人文、情感、生活、商业、创业等领域，捕获当下年轻人关注最多的问题，发动网友参与调查投票。

在传播过程中，《奇葩说》更加关注用户参与和用户体验感。现场观众可以通过身前的“啪啪钮”直接参与到节目中，直接表明自己的正反立场，让观众来决定此次辩论的比赛结果。场外的观众还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百度贴吧等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为节目提供创意和热点辩论话题。《奇葩说》融合了多种节目类型和元素，丰富了观赏性和复杂性，是又一大亮点。

内容的拥有和终端的占有作为传媒产业链上的两个端点，体现了未来传媒竞争的两大战略制高点。《奇葩说》借助移动终端收看，旨在改变传统综艺节目的观看方式，由限时段、不可移动观看，变为自主选择时段、移动播放。借助新媒体的平台优势，将内容优势扩大，实现综艺娱乐节目“一次性采集、多格式生成、多介质”的局面，提升新媒体的利润空间。将播放方式数字化，也是核心竞争力的内容数字化。

《奇葩说》使观众在各种媒体形态都观看节目内容，也可以随时通过弹幕吐槽、微博留言、微信互动等方式参与互动。通过网络、手机，甚至电子媒介多重传播，实现产品的多介质、多层次的售卖与开发，纵向开挖掘节目价值，多方位扩散节目内容。

最后，《奇葩说》一改购买国外节目版权、再将内容本土化的传统模式，牢牢把网红IP掌握在自己手中，创新视频网站的盈利模式。如今，优质内容的议价能力越来越强，掌握IP才能细水长流，才能坐拥一档综艺的核心竞争力，否则永远只能被版权制约，无法走上独立盈利模式的转变。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由于购买的版权到期，转变为《中国新歌声》后收视率受影响，首播关注度下滑到1.9216%，可见，一味地购买除了带来大量的消耗，更面临着过桥抽板的危险。相对而言，《奇葩说》的原创性就从根本上奠定了它成功的基础。

以《奇葩说》为代表的网络自制综艺节目的成功，足以证明观众对一档综艺节目的期待与要求越来越高。在满足娱乐需求的同时，传递价值主张，开拓节目形式，打造属于自己的IP，增加用户黏性，才能成功突围。

参考文献：

[1]田芸泽：《网络自制节目成功之道分析》，《东南传播》2015年第7期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3]汤宸璐：《从UGC到IPGC：浅谈视频网站自制节目的发展之路――以爱奇艺为例》，《西部广播电视》2015年第12期

第8篇：传统文化的辩论范文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利用辩证法才揭示了隐藏在商品中的矛盾，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及其规律，并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因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客观辩证法在人们思维中的反映而已。很简单的例子莫过于一块磁铁，截然对立的两极就存在于同一个物体之中，无论你怎么将它分解，原来的两极仍然不变。然而，事实上正是中国人在全人类首先认识到了磁铁的这种特性才发明了指南针，中国人对大自然中“到处盛行的”客观的阴阳关系具有最敏锐的经验观察能力，客观辩证法最早反映到中国人的头脑中来的，从而形成了中国哲学中的逻辑——这就是中国人超越形式逻辑的根深蒂固的辩证思维逻辑。

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些中外学者不厌其烦地指出，中国是一个缺少逻辑思维的民族，他们在这里所说的“逻辑思维”主要指的是形式逻辑。然而，正像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本来就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的统一，不可能只存在形式逻辑而没有辩证逻辑的思维，也不可能只存在着辩证逻辑而没有形式逻辑的思维。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形式逻辑的主要理由在于中国缺少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的演绎法则。三段论的演绎法是一种最朴素、最基本的推理形式，无论在《易经》还是在墨家的著作中我们都不难找到这种方法的应用。如《易经》根据观物取象原则认为凡是阳刚的事物都可用一长横“一”符号表示。凡是阴柔事物都用两短横“- -”符号表示，太阳是阳刚的事物，所以用符号“一”表示，月亮是阴柔的事物，所以用两短横符号“- -”表示，此处便用归纳结论作演绎推理的前提。整部《易经》的判卦方式虽然充满着矛盾法则，但都不离演绎和归纳的思维法则。

章太炎认为《墨经》充满着“三段论”，大故就是大前提，小故就是小前提，胡适举《墨子》一书中“狗也，犬也，杀狗非杀犬也”、“盗，人也，爱盗，非爱人，……杀盗非杀人也”等判断句为例否定了章太炎的说法①但是，胡适不懂得《墨经》中包含着矛盾的逻辑已超越了形式主义的不包含矛盾的逻辑，是一种比形式逻辑更高级的逻辑。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墨子》无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不包含矛盾的逻辑。不少学者指出，先秦墨家在形式逻辑的应用上，比亚里士多德毫不逊色，如张静虚就以墨子《耕柱》篇中的一组判断为例指出《墨子》一书中确凿无误地运用了三段论的演绎推理逻辑。②

近代以来，人们总是把形式逻辑看得十分深奥，当然，形式逻辑的系统化是始自希腊哲学中经阿拉伯学者传下来的一项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比较之下，中国哲学中的形式逻辑理论体系不完备。但是，每个人的思维都自觉地不自觉地使用着形式逻辑，恩格斯说过，形式逻辑的思维甚至在动物那里都有：普通逻辑(形式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研究手段对人和高等动物是完全一样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己。“相反地，辩证法思维——正因为它是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较高发展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晚得多，在现代哲学中才达到。”③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指出形式逻辑是思维的低级阶段，辩证法是思维的高级阶段，创造了这种高级思维形式的巨大成就有希腊人的一份，但恩格斯却首先把它归功于“佛教徒”的发明，——这是发人寻味的。

众所周知，印度佛学传到中国来的逻辑学的代表性成果是“因明学”，而“因明学”所阐明的实为一种形式逻辑。应该说，佛教逻辑中已经包含着一些辩证思维的因素，但佛学辩证法主要生长和发育在中国，宋明新儒学的辩证法内在地包容了儒释道三家辩证学说的精髓，其中有华严宗的“共相和殊相”的辩证法、道家关于矛盾及其转化的辩证法以及儒家的“正反合”的思想等等。在西方人的眼里，“佛教徒”并非特指印度人，当英国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时，佛教在印度早已绝灭几个世纪了。恩格斯的时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国家，当时欧洲人所接触的佛教资料有许多来自中国，如德国诗人海涅在法国大革命的感召下写道：“当革命的波涛在巴黎，在这个人类的大洋中汹涌沸腾的时候，那时莱因河那边底德国人的心脏也吼动着了。……他们站在中国制造的佛像之下，这佛像对着全无感觉的瓷器、茶器、咖啡壶和任何的东西，都像无所不知似地点着头。”④这里的佛像和瓷器、茶器、咖啡壶都是从中国传来的，恩格斯所说的那些发明了辩证逻辑的“佛教徒”是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方人的泛称，实际上就是指的中国人。这无疑在说：中国是辩证逻辑(辩证法)的发源地。

马克思的辩证法来自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但是，它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着本质差异，即把黑格尔“头足倒置”的体系又颠倒了过来，从而把辩证法与唯物论相结合，所以列宁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逻辑学。⑤有趣的是：黑格尔正是否定了中国哲学中具有唯物主义趋向的“实在”论，而悄悄吸取了东方哲学的辩证法。这种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被再颠倒，那就是在唯物的实在论基础上辩证的思维和辩证的认识论。这至少在表面上完全是对儒学辩证法的“复归”。

儒家哲学的辩证法有如下特点:

第一，儒家辩证法来源于客观辩证法。所谓客观辩证法正是潜藏在客观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规律。如儒家经典《周易》中所讲的发展变化即指的日月、暑寒、男女、天地和万物等自然现象的运作，所谓阴阳变化之“道”就是通过“观于天文，察于地理”的抽象，这种观念影响了整个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如王夫之在论证自己的辩证法和物质不灭及转化的思想时，总是以自然现象为立论的先决前提，此与恩格斯论证辩证法的方法完全一致。这一点，恰是黑格尔所拼命否定儒学的地方，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精神”太少，中国哲学总不能摆脱物质实在性，“道”不是西方哲学的“逻格斯”，而是老子所说的“有物混成”的“物”。作为“理神论”代表者的黑格尔，他所说的中国哲学缺乏“精神”，实际上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一种无神论和唯物论的哲学，一种非宗教的哲学，而“唯物论”在当时的西方恰是一个贬义词。应该说，黑格尔对中国儒家哲学超越性的一面并无深究，但就他指责中国哲学倾向于唯物主义这一点来说，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其“观物取像”的法则始终是把客观世界看成第一性的。

第二，中国哲学强调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一致，如《周易》认为变化之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就是说，辩证法在主体行为中达到了高度自觉的一致；张载认为“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正蒙·太和》)，又说：“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之知。”(《正蒙·心》)这里，他一方面强调了客观辩证法的第一性，另一方面表述了主观辩证法依赖、同一于客观辩证法。王夫之认为“所固以发能”、“能必副其所”，也正是道出了这层意思。此外，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人的“知行”观中，尽管表述不一，侧重点不同，但都揭示了思维过程中主客观统一的应然性。这一点，后来被拿来跟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相结合，形成了的哲学思想，其中，本人所特别偏好的“主观能动性”的命题，应该说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具有创新性的继承和发展。另外，中国哲学在对运动、变化、联系、矛盾、转化、内因，对立统一、个别一般等关于辩证法的基本观念上与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表述都大体一致。

第三，中国哲学强调辩证法的应用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辩证法是一种锐利的思想武器，列宁说：“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最新的科学进化论，它正是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歪曲的考察。”⑥因而，马克思的辩证法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普遍适用的思想方法论。儒学辩证法是中国人智慧的最高科学，儒学强调对任何事物都要作整体性的动态思维考察，所谓“物生有两，相反相成”、“天地之化，日新其德”、“合二为一、一分为二”，再如“中庸之道，勿失其偏”等等高度浓缩的警句就是中国人观察、把握事物的普遍方法，所以王夫之说“万物之成，以错综而成用”——即点明普遍联系的观点是一种实用的理性法则，所谓“《易》以道阴阳，圣人则之”亦是此意。这样一种实用理性精神，不恰在儒家那里十分明显，在老子哲学、兵家、法家哲学中都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兵家重实战，自成一套系统的兵家辩证法；法家重耕战和威权，“法、术、势、利”充满着辩证思维。至于老子哲学，剥开其遁世趋向的外衣，他的所有辩证命题，都是为“南面而王”服务的，如“无为而无不为”、“无治而无不治”、“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治大国若烹小鲜”等，辩证思维在这里都成了一种彻底的实用法则。当黑格尔说阴阳辩证法是中国人“最高的科学”时，多半是指的这样一层价值。当我们常以无往而不胜的“中国人的智慧”而自豪时，也即指的中国人的这种思维。

第四，“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在中国哲学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抑或先秦的兵家、名家，后世的佛家，等等，都强调对立双方的统一。《易经》说“一阴一阳谓之道”，《道德经》强调“负阴抱阳，冲气为和”——相传朱熹弟子蔡元定在四川寻来的道家陈抟留下来的“太极图”，合阴阳鱼为一环，阴阳和合相抱，阴中有阳，阴中有阳，阴盛阳衰，阳盛阴衰——即用图例形象地揭示了阴阳对立统一的深刻原理。这个图流传到世界各地，到了近代，有的科学组织把它作为会徽，有的国家把它作为国旗。对立统一，和合一体，和而不同，即“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统一中包容着黑白分明、截然为二的两种对立势力——这正是“太极图”和阴阳辩证法要向人们开显的科学道理。列宁说，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中国哲学的阴阳辩证法早就具备了这一核心，而在西方哲学中，直到黑格尔和马克思才发现和总结了这一点，尽管它比中国的阴阳辩证法更加高级化、体系化、科学化、近代化了，但在核心原理上，阐明的仍然是“对立统一”。

儒学辩证法与“科学辩证法”也有一些类似和相同的命题。如朱熹对辩证法有着许多精辟的分析，他的关于“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的命题即恩格斯所提出的“一与多”的命题，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普适性，“理”是“一”，但就宇宙的无穷性而讲，“理”又是万，是“多”。对此，窦宗仪先生指出：“令人惊讶的是，当恩格斯明确指出‘一在多中，多在一中’时，他并不孤立。”⑦意在指出早在恩格斯的见解之前，朱熹已经阐明这一点了。“一与多”的关系实际上没出共、殊关系范畴——此为整个新儒学讨论的核心问题。在这一点上，儒学与唯物辩证法采取了完全相同的方法并提出了相同的命题，但在出发点上，儒家中的实学辩证法与“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更为一致，实学的辩证法认识论(如王夫之的哲学)主张对事物作具体分析，主张“即物穷理”、“尽器求道”即主张“实事求是”，这正是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精髓——“具体地分析具体的事物”。

当然，儒学辩证法在其发展过程中分化为两个路向，一派是思辨的路向，一派是经验主义的路向。思辨的路向趋向于概念辩证法，这在本质上更接近于黑格尔主义，如朱熹的“一与多”的关系，陆九渊的“吾心即宇宙”的观点，以及后世王阳明“心即理”的命题等，其出发点与黑格尔理解的“一与多”颇具辙合之处。黑格尔还在《老子》一书中发现了“一与多”的关系，于是他联想到了他的“绝对理念”及其与具体事物的关系，从而充分显示了其理性的“泛神论”的思想与朱熹理性的“泛理论”思想如出一辙，它跟儒学中的玄学方向相一致。朱熹哲学带有明显的二元的特征，后世中国的玄学跟他有关系，但后世的实学鼻祖也是他。实学的方向就是经验主义的方向，以明清时期的“经世致用”之学为代表，形成了接引西方科学主义的重要的民族思想源头。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改造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在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中都有现成案例。像朱熹、方以智、王夫之所提出的“一分为二”和“合而为一”命题就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不同侧面的表述，《内经》中“阳盛为阴，阴盛为阳”的命题阐明了典型“否定之否定”规律，王夫之“积成久大”和“化渐为著”揭示了量变与质变或渐变与突变的关系……此外，在时空观、运动观、发展观和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上，儒家都提出了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相通的见解。应该说，在“科学的辩证法”或现代辩证逻辑问世之前的二千多年来的各个历史阶段上，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思维无疑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在人类的思想发展史上谱写了光彩夺目的一页——这就无怪乎黑格尔要把它称为是“中国人的最高科学”了。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的辩证法于清代王夫之的著作中达到了高峰。王夫之强调“变化日新”、“物极必反”的发展、运动、转化和普遍联系的观点，提出了物质不灭和能量转化的见解，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其理论价值和思想成就直接辐射到中国近现代。但是王夫之的辩证法在宗旨上仍没超出儒家思想的局限。如他指出“一分为二”是“合二而一”的基础，“故合二以一者，即分一为二之所固有矣”，⑧这是说在对立统一规律中统一是以对立为基础的——仅此而论，无疑是正确的，它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没有丝毫的不同。不过王夫之的意旨所归并不在“一分为二”上，而在“合二而一”上，如说“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这就肯定了统一性是根本和绝对的方面：首先有了统一体，对立面双方的氮蕴相荡才能促进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所以王夫之十分赞赏张载“仇必和而解”的观点，指出“太和，和之至也”，⑨从而在根本上削弱和消融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那种斗争和革命的精神。

孔子的弟子有若曾说“礼之用，和为贵”，“和”、“和合”、“和谐”——这既是儒家辩证法的出发点，也是儒家辩证法的归宿点。在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儒家“和”的方法论、价值观和世界观，从学理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受到了猛烈地批判，认为它是跟辩证法截然相反的一种“反辩证法”思维方法，唯一的理由就是它过分强调“和”。孰不知，“和合”、“和谐”正是辩证逻辑推理的必然结论。如从价值层面上来看，只要有人类存在，就免不了有对立和争斗，免不了革命和战争，但只要有对立和争斗、有革命和战争，就永远抛弃不了“和”的价值和结果。可见，儒家辩证法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逻辑和方法上是一致的，但在价值和结论上是互补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可发现，儒学辩证法与近代的唯物辩证法最大的同中之异就是儒学辩证法减弱了斗争在事物运动中的重要意义，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正是立足于揭扬事物的运动、发展、斗争和转化，具有实质上的革命性——马克思有句名言，即“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⑩恩格斯也指出，辩证法就是主观反映客观世界中那些到处盛行着的对立，“这些对立，以其不断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决定现实生活，⑩列宁则一再明确指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⑩只有斗争、运动、发展和转化事物才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和向更高阶段进步的过程中。这种斗争、运动、发展和转化的哲学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客观和科学的描述，决不是在主观上追求“仇必仇到底”的唯意志论的情感谊泄。斗争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灵魂。但是，把斗争性强调过了头，也就失去这个灵魂。因此，儒家“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谐观点，正可大补“绝对斗争性”之所缺。

的辩证法思想立足于中国哲学的辩证法去契合和会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从而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例如，把对立统一规律用儒学哲学成语凝练为“一分为二”，有时也用“相反相成”的命题表述相似的思想。除吸收了儒、老、法等学派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以外，还充分借取了中国传统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此为中国古代真正科学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这些都构成了辩证法思想的主体来源。如果说，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一种概念思辨方式，是绝对理念的自我否定，在马克思那里把它改造成为一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而到了手里则不仅是世界观和认识论，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整个革命策略的思想基础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逻辑。如曾经指出：“对于的磨擦，同志还说了三条原则，第一条出自《老子》，‘不为天下先’，就是要后发制人，不先发制人。第二条出自《左传》，‘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你打边区我们就退几十里再说。第三条出自《礼记》，‘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有理，有利，有节，结果坚持了八年抗战。”⑩在这里列举的这三条辩证原则都不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而是源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即中国传统的思想。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方法既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应该说是打通近代最先进的辩证思维与中国传统儒家的辩证思维之路的典范。

参考文献：

(1)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第849页，中华书局，1991

(2)张静盛：《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哲学思想研究》1986年第2期

(3)《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3卷，第545页

(4)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341页.福建人民出版杜，1969年

(5)(12)《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0.408页

(6)《列宁选集》第2卷，第642页

(7)(美)宾宗仪：《擂学与马克思主义》第二版序，第69页

(8)王夫之:《周易传卷》卷五

(9)王夫之:《张子正蔽注·太和篇》。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第9篇：传统文化的辩论范文

论文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具有影响力的西方社会思潮之一，又是一种具有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阿多诺著述极多，主要思想体现在阿多诺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否定的辫证法;二是文化工业;三是他的现代艺术观。

一、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其并非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问题。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回顾我们的历史，从历史层面上看待这一问题，它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

在一战后，俄国革命取得胜利，但在中西欧却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卢卡奇和科尔施等人在总结革命失败的原因，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丧失了，而这又是第二国际庸俗经济决定论导致的;同时这也证明俄国道路是行不通的。后来到了1955年，法国的海诺·庞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特征作了概括，并首次把卢卡奇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此后，这个概念才引起较大的反响。

在其发展长达80多年的历程中经历了三个时期.在时代针对不同的问题出现了思想倾向和重点各不相同的许多流派。

1.20世纪20-3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期。卢卡奇等人在寻找革命失败的原因，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不同于列宁主义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这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一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没成为独立的社会思潮。

2.20世纪30-6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鼎盛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流派。

3.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人了转向期。这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多元化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分化，并出现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等。他们重点探索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生态危机等问题。在研究过程中，由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转向了非马克思主义。

90年代初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援救主题又从哲学、文化问题转向了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研究重心从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转向研究市场社会主义;前苏联东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合流。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侧重点和思想观点是不同的，他们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体系;不仅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之间缺乏真正的交流，甚至同一学派的思想家之间也发生着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地域性—产生于西方;又有特定的思想内涵—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不同;既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又批评马克思主义，宣扬马克思主义开放性、多元化，主张用各种西方社会思潮来解释、补充、重建马克思主义，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既批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又批判现实社会主义。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具有影响力的西方社会思潮之一，又是一种具有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

二、阿多诺的主要理论

在西方社会科学界，法兰克福学派被视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并以从理论上和方法论卜反实证主义而著称。其中尤以批评社会理论为最。阿多诺一生中留下了《胡塞尔现象学中物和思的先验性》、《克尔可·凯郭尔:美学的构成》等著述。另外还与霍克海默合著怡蒙的辩证法》。阿多诺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否定的辩证法;二是文化工业;三是他的现代艺术观。

1.否定的辫证法

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是一部试图为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全面系统的哲学论证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阿多诺提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是不够的，认为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性。与传统辩证法相比，它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特点:

第一，非同一性是否定辩证法的理论基础

阿多诺认为，“同一性”是传统哲学的基础，这在本体论上表现为对终极实在的寻求，在认识论上表现为首要性的强调，其实质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分离。在黑格尔那里，“同一性”是具体的有差别的同一，矛盾就是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统一。但阿多诺认为，思维就是同一，而同一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同一;辩证法就是矛盾，而矛盾就是非同一，非同一就是对同一的绝对否定。因而，非同一性就是否定辩证法的理论基础。

第二，反概念、反体系是否定辩证法的基本特征

阿多诺认为，任何概念都不能与自身对象完全同一，因为概念本身已经包含了非概念的因素。所以，概念与对象之间是非同一的。这样，否定辩证法就要致力于通过概念而超越概念，从根本L清除对概念的崇拜。这样，否定辩证法关注非概念、个别性、特殊性。于是，它就既不是关于世界观的描述，也不是普遍有效的方法，因此可以说，否定辩证法是一种‘。反体系”

第三，绝对否定是否定辩证法的实质核心

在阿多诺看来，传统辩证法，不论柏拉图辩证法还是黑格尔辩证法，都认为矛后双方存在着对立统一关系，认为否定是包含着肯定因素的辩证的否定，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而否定辩证法主张“矛盾地思考矛盾”，赞成矛盾的不可解决性，认为真正的否定是不包含任何肯定因素的绝对否定，除了否定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否定就是一切，否定就是目的。这样一来.阿多诺的否定就成了绝对否定，这就成为否定辩证法的核心

第四，“瓦解的逻辑”是否定辩证法的最终结局

从这种绝对否定的辩证法出发，阿多诺对包括一切本体论哲学、二元论哲学、体系哲学在内的传统哲学，尤其是黑格尔辩证法和海德格尔基本本体论进行了全面颠覆;并对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工业文明进行了彻底批判。

阿多诺的洞察力是深刻的，批判力是强大的。然而，否定辩证法除了对资本主义文明否定之外，并没有指出走向未来的出路，反而陷人了悲观主义。他说，否定辩证法作为否定的东西，将在最后的一次运动中否定自身。因而，悲观绝望就成了否定辩证法的最后结局。这样说来，否定辩证法最终是一种“瓦解的逻辑”。

2.文化工业

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中最早关注大众文化的人。早在1938年，阿多诺就写了《论音乐的偶像性和欣赏的退化》等论文，开始把大众文化纳人学术领域。而其中的《文化工业:作为欺骗群众的启蒙》一文则被奉为研究当代大众文化的开山之作，它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基调。此外，阿多诺还著有《现代音乐哲学》(1949年)等大量论文，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更为广泛而深人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和影响。

阿多诺首先指出大众文化下的艺术堕落了。他坚持用“文化工业”来为“大众文化”正名，就说明了他对大众文化的“文化品质”的怀疑。既然艺术已沦为商品，那么它就必然按照商品的逻辑来运行，其显著特征就是艺术生产的标准化和艺术产品的齐一化，紧接而来的，则是艺术个性和艺术风格的彻底覆灭。艺术与广告之间的差别消失了，“广告成了唯一的艺术品……广告与文化工业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融为一体了”。在阿多诺看来，一切按配方程序制作的产品，都是没有风格的，无论这种产品是电影、电视节目，还是汽车、衣服，都只不过是某种单质整体的样品和复制品。面对这一切，阿多诺悲叹道:“艺术可能已进人它的没落时代，就像黑格尔在150年前估计的那样。”

在看到艺术堕落的同时，阿多诺更清醒地意识到，现代社会对个人的控制程度已远远地超过了以往时代，并且这种控制不是通过暴力和恐怖实现的，而是由意识形态进行的，这就是由“工具理性”和消费至上原则结合起来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在无声无息中雄行着一种全面的文化控制。

大众文化说到底是虚假的和带欺骗性的，它无所不在地操纵着大众的思想和心理，培植着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成为巩固现行秩序的“社会水泥”。阿多诺指出:“与自由时代不同，工业化的文化可以像民族文化一样，对资本主义制度发泄不满，但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工业化文化的全部实质。”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一方面我们应该意识到，阿多诺的文化批判理论在今天看来，毕竟已经是一个成为过去的历史产物，另一方面，作为当代杰出的思想大师、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化批评家之一，阿多诺的思想无疑又是具有启发性的，阿多诺的文化理论至今仍有着极重要的现实意义。总之，阿多诺文化批判理论的历史意义是不可抹杀的，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他的理论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