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精选(九篇)

第1篇：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范文

    一、文献综述

    个人教育回报率是衡量居民教育投资回报水平的基本工具(孙志军，2004)。Zhao等(2002)比较了中国1978和1993年两个时间点个人教育回报率情况，认为相对1978年，1993年的个人教育回报率在明显增长；赖德胜(1998)研究显示1995年中国教育收益率比1988年有着大幅提高；Zhang(2005)和李实(2003)分别对1988—2001年和1990—1999年个人教育回报率进行研究，得出了回报率逐年提高的相同结论；陈晓宇等(2003)选择了1991年、1995年和2000年三个时点数据，发现同样的增长态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2005)针对2000年以后的个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显示，2000年中国高等教育收益率达到13％，超过10％左右的世界平均值(Psacharopoulos, 2004)，2004年更是高达18.9％，其他如宁光杰(2009)、罗楚亮(2007)等研究得出的高等教育收益率相对稍低一些，但所有结论一致显示中国的高等教育回报率还在持续增长且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总之，国内外研究均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个人教育回报率①要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随后逐步提高，到上世纪90年代末基本赶上国际平均水平，新世纪以来回报率持续向上增长，目前已经明显超过世界平均值。

    已有研究主要从市场转型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两个角度解释中国教育回报率持续增加的原因。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市场改革越深入，以教育经历和工作经验为主体的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越显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居民收入货币化改革和自由劳动力市场逐渐发育成熟，劳动力配置由以前缺乏竞争性和流动性的“国家分配”刚性体制机制进化到个人自由选择职业和市场自由调配相结合的新模式，收入作为劳动力流动“指挥棒”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教育经历又是劳动力能够实现流动的重要凭借，劳动市场的打开自然而然会推高教育回报率。

    从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上分析，传统上劳动力就业方向基本都是“国字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作为最大雇主的国家人力管理部门对体制内的工资待遇有着较为严格的控制和平衡(刘精明，2006)，市场形成过程中，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甚至国有改制企业快速成长并成为就业市场增长的绝对主力，为实现自身发展，大多数非公有制企业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主动为高素质劳动力提供较高的薪酬待遇，从而带动了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价值提高(Zhao, 2002)。因此，在市场机制得到更好贯彻的非公经济部门、市场化改革步伐更快的东部地区，教育收益率明显要高(Wei, 1999)。

    市场因素能够很好地解释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整体回报率的增长现象，相对而言，针对高等教育教育回报率的增长还没有很好的解释。有人认为，中国受高等教育比例较小是导致高等教育回报率比世界其他国家高的重要原因(Benjamin, 2000)，然而，相对于大学生寥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拥有更大接受高等教育人数规模的2000年以后的劳动力市场高等教育回报率要更高，说明人数多寡并不是决定回报率高低的关键性因素；也有人认为近年来知识更新频率加快，科技因素快速渗透到社会生产并发挥主要作用(孙百才，2005)，一方面保证了高等教育回报率要高于其他教育层次的回报率，另一方面也使得早先毕业的大学生要比新近毕业大学生在知识上处于弱势，造成高等教育回报率偏高现实，这种观点在纵向上较好地回应了我国高等教育回报率递增现象，但是在横向上对于科技更为发达而回报率相对偏低的美国和西欧，中国如此之高的回报率依然令人费解。

    尤其结合1998年以来中国教育大规模扩张的背景，已有解释更加显得单薄和难以令人信服。根据市场供求法则，供大于求则价格降低，供小于求则价格升高，劳动力市场也同样遵循这一规律，供给的增加会拉低劳动力价值。Ahluwalia(1976)研究认为劳动力市场有可能难以承受教育扩展的冲击，高等教育大众化会使得个人教育收益率的降低。Psacharopoulos(2004)发现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平均教育明瑟收益率比20世纪90年代初降低了0.6个百分点，研究者在排除宏观经济等原因后(该时间段世界各国经济呈现明显增长)，将这一现象与同一时期各国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的状况联系，认为教育供给的提高是导致教育收益率轻微下降的重要原因。Tsai(2008)研究也表明，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台湾工业化经济发展速度相当迅速，但在高等教育扩张背景下，两者作用相互相抵，使得台湾的高等教育个人回报率在此期间基本保持不变。

    就我国情况而言，从1998年开始的大学扩招使得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供给迅速增加，高等学校每年招生人数从1998年100万人增加到2008年招生600余万人，在校生规模从350万人增加到近3000万人，从供给端看，高学历人才从数量上已经不“金贵”。当然，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不断提速，经济社会的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又是在大大增加。也就是说，2000年之后，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增加了大学生供给会导致高等教育回报降低，同期经济快速增长使得社会对高素质劳动力需求增加又会促使此类劳动力价值提升，然而，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到底是大学生的供给超过了经济发展需要导致大学生贬值，还是说经济增长包含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等对高素质劳动力需求大于高等教育供给使得大学生升值，纯粹从逻辑上很难推断出具体结论。

    实际数据显示，我国从1998年开始的大学扩招使得高等教育迅速从“精英模式”过渡到“大众化”阶段，短时间内大量学生走出大学校门的同时，囿于经济发展模式落后和产业升级缓慢，社会没有做好吸纳突如其来、庞大的新增高学历劳动力群体的准备，应届大学毕业生未能就业人数飙升，如图1，2002年 过后，应届大学毕业生未就业人数从每年不足40万快速增长到2008年近200万应届大学毕业生不能就业(非累计数字)，年增长率始终在20％以上。(数据来源：梁冬梅，高校大学生就业的现状及对策，人口学刊，2009. 6)

    

    图1 2000年—2008年大学毕业生当年未就业人数和增长率

    因此，新世纪大学生就业状况实际已发生深刻变化，这种改变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既有研究的可比性基础，因为无论是上世纪80、90年代，还是在西方国家，没有发生如此之大比例和规模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情况，现有研究只是把目光投向那些已经获得工作机会的大学毕业生身上，所得出的高等教育回报率极有可能存在偏差。所以本文主要基于目前国内最为权威的社会调查数据，利用常规方法对不同时期大学毕业生教育回报率进行验证研究，同时引入新世纪中国大学生“毕业后未能就业”规模激增现实因素予以对比，以期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30年来中国个人高等教育回报率变化情况。

    二、方法与数据

    (一)方法设计

    明瑟方程基本的表达方式为：

    

    其中，ln w是指个人收入的对数，Sch表示教育年限，Exp表示工龄，ε为误差项。系数β就是个人教育回报率，因为方程没有涉及教育成本，所以该方程求得的回报率并没有考虑成本因素。

    在模型的实际应用中，考虑到变LUNwen. dylw.net 量遗漏、选择偏差、异质性等问题，一般学者会加入一些变量和控制变量，本文为了更为集中地讨论问题，仅采用最基本模型②。另外，公式(1)中的教育年限是连续变量，β代表平均教育收益率，为更方便地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反映教育的阶段性特征并有利于相互印证比较，我们借鉴李实等(2003)使用的方法，该方法也被大量文献所采用，将公式(1)改写为：

    

    (二)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来自由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共同完成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06年项目(CGSS2006)，该年共获得了10151个样本(家庭)相关情况，有1220个样本具有高等教育经历，其中经筛选后符合要求的样本有7348个，具有高等教育学历样本为824个。

    相关变量的处理方式为：受教育年限、收入等在调查问卷中直接体现；工龄的计算方式为当前年龄减去受教育年限再减去7(默认7岁是普通公民开始接受小学教育的平均年龄)；在教育层次上，分为小学及以下学历、中等教育学历和高等教育学历三种。

    本研究采用出生同期群方法来比较研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2000年之后毕业的大学毕业生回报率情况，按照我国正常的学制年限安排(即设定23岁是个人从大学毕业的平均年龄)，3个同期群分别为：第一个同期群(C1)涵盖1957年到1966年出生的受访对象，以研究上世纪80年代情况；第二个同期群(C2)涵盖1967年到1976年出生的受访对象，以研究上世纪90年代情况；1977年后出生的公民归为第三个同期群(C3)，以研究2000年以后教育回报率变化情况。

    三、分析与讨论

    已有研究对于不同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按照同样标准，只研究那些进入社会获得工作并领取报酬的样本，而舍弃掉没有找到工作没有领取固定报酬的样本，这样就有一个潜在假设：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处于一个长期的稳态过程，无需考虑更多因素就可以将不同时期毕业的大学生进行比较，当代大学生与10年前乃至20年前在获得职业机会上没有变化。这个假设会怎样影响高等教育回报率，本部分使用同样数据同一模型，分别在不考虑大学生就业变化的常规假设前提和引入大学生“毕业后未能就业”因素条件下进行比较分析。

    (一)常规处理得出的分析结果

    在大学生就业状况处于“稳态”假设前提下，为得到不同年代大学毕业生“价值”数量变化，可利用公式(2)得到个人教育收益率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不难发现，在同一时点，相对于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就业者(参照系)，中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教育回报率呈先增后减，而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教育回报率不断升高，从相对系数高137％到高158.9％，增加了20个百分点。这表明，相对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劳动力，大学生是在持续“升值”。严格来说，这个推论不能直接得出大学生本身“升值”的结论，因为这里高等教育系数只是一个相对系数，有可能不同年代出生的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劳动力工作报酬有较大差异，比较的参照系(小学及以下学历劳动者)发生重大变化则会导致相反的结论，因此必须要对总体情况加以考虑。

    

    表2是根据公式(1)得到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不同时间区段出生的就业者回报率同样呈上升趋势，也就是说总体来看教育对劳动者报酬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年为单位的个人教育经历含金量越来越高。

    

    结合上文分教育层次的估计结果，可以认为新近毕业的大学生收入要比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生收入要高，大学生在持续“升值”。这个结果与李实(2003)、陈晓宇(2000)等研究结论完全一致。

    (二)考虑未就业大学生的分析结果

    西方发达国家在跨期或者跨区比较研究时使用大学生就业稳态假设是合理的，西方社会在人口、教育、经济等方面都处于平稳状态，大学生毕业后顺利就业比例长期来看基本保持稳定。而综合我国2000年、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2006年《中国劳动统计数据》进行比较，我国1999年、2001年2006年城镇失业率分别为3.1％、3.6％、4.1％，与此同时大学文凭失业者占失业总人口的比例从1999年的4.7％、2001年的6.1％上升到2006年12.6％，具有大学文凭失业者中因为“毕业后未找到工作”原因人口比例从1999年的4.9％、2001年的37.2％增加到2006年的47.6％。因此，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都在发生快速变动，大学生就业稳态假设有欠合理，面对不断膨胀的毕业后未能就业的大学生群体的既有现实，已有研究显然难以反映整体情况。

    CGSS2006问卷中专门设置了就业状况的调查选项，使得我们能够将大学生毕业后无法就业的情况从其他样本中分离出来，从而能够考虑2000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C3)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的实际情况，将毕业后未能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不含处于失业状态的大学毕业生)纳入回归模型，这样就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不同时期毕业的大学生价值变化。

    将CGSS2006数据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放入样本中进行回归，设定他们的年收入为10元(近似无收入)，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高等教育经历劳动力收入对数相对小学及以下学 历劳动力收入对数从表1的158.9％下降到121.9％，不及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教育回报。表4显示，个人平均教育收益率也因为考虑了大学生就业状况的原因，年教育收益率大幅下降，不及前两个期间的年教育收益率。

    

    图3直观表明，用一般的教育回报率计算办法，高等教育相对收益率和个人平均收益率都在不断增长，然而，在考虑大学生就业状况因素条件下，以低学历层次劳动力为参考，收益率最高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其次为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收益率最低为新世纪大学毕业生；就个人平均教育回报率而言，新世纪新生劳动力(1977年以后出生)教育回报率最低，上世纪90年代进入劳动力市场(1957—1966年出生)的就业者回报率最高。三者次序之所以发生变化，根本原因在于一般研究仅仅把已经在寻职大潮中成功“上岸”的大学生们计算入样本中，忽略了越来越大比例的大学毕业生依然还在失业的苦海里艰难挣扎，如果将两者合并计算，结果发生变化是容易理解的。所以，新世纪大学生价值在“明升暗降”。

    

    (a)高等教育相对收益率变化

    

    (b)个人平均收益率变化

    图3　考虑就业状况对个人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对比图

    另外，明瑟估算方法并不反映和包括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仅仅对大学生“产出”部分进行考量，而我国高等教育近十几年来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大学生学费成本、生活成本、求职成本在不同程度增加。如果考虑这些成本变化因素，高等教育的“性价比”可能愈显低下。所以，目前“读书无用论”再次被人们频频提起，原因并不是民众对高等教育作用的否定，因为对于那些能够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多年的教育投入是值得的，“读书无用论”适用对象是目前毕业后无法找到合适工作岗位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大学生群体。

    四、结论与建议

    现有大量研究显示中国高等教育个人回报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持续增长，2000年过后更是赶超世界平均水平。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06(CGSS2006)数据进行分析，将未就业样本数据包含到明瑟估值模型当中并将结果与传统分析结果相比较。发现在不考虑大学生就业状况的条件下，新世纪大学毕业生回报率最高，大学生“升值”明显。然而，在加入未能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样本状况下，2000以后毕业的大学生回报率大幅下降，比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学生教育回报率都要低，新世纪大学毕业生实际上在发生着快速“贬值”。

    结果说明，现有的大量研究没有考虑我国新世纪大学生就业状况已经与改革开放初期有了根本性变化，并假设了我国大学生就业状况与世界其他国家大学生就业状况类似的研究前提，导致现有研究普遍高估了中国高等教育回报率，LUNwen. dylw.net 造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回报率相比改革开放初期大幅增加、中国高等教育回报率相对发达国家更高的两个研究“假象”。本文是对既有研究方法和结论的一个纠正和补充。

    本研究的意义还在于，有学者以中国高等教育个人回报率不断增高之表面现象作为国家进一步提高大学学费、减少高等教育投入的重要依据和理由，认为普通家庭及个人教育投入回报预期明显，有意愿承担更为高昂、更高比例的大学生学费负担。且不讨论公益的、具有外部性的高等教育事业是否应该通过民间不断投入方式来实现发展，仅从教育回报来说，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高等教育回报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现阶段还是需要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更多关注以及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更多投入，更多地关注和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

    ［收稿日期］2012-03-14

    注释：

    ①1个人教育回报率与个人高等教育回报率并不是一个概念。大多数国家基础教育回报率＞高等教育回报率＞中等教育回报率，而中国数据显示(李实，2003)我国的高等教育回报率>中等教育回报率＞初等教育回报率，个人教育回报率介于中间。由于部分文献没有专门对高等教育回报率进行研究，为口径对比方便，本文某些段落采用个人教育回报率数字而没有用个人高等教育回报率，这种口径变化不会影响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

第2篇：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我国青少年包括高校大学生在体格上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身体素质与身体机能与过去相比却呈明显下降趋势。当代大学生在身高、体重、胸围等体格特征上的明显改善，显然是饮食状况与生活环境优化的结果；但体能素质尤其是作为衡量体能素质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耐力素质，呈明显下降趋势却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见表一）

1.生产力解放所带来的体力劳动的减少

城乡学生在家庭和社会中能够从事的体力劳动内容及劳动强度已明显减少，身体锻炼减少，学生的耐力素质自然下降。

2.学校体育在教育改革进程中，在教学内容中速度、力量等项目锻炼逐渐偏多，耐力性项目锻炼渐渐减少

由于速度力量性项目可以更方便地寓于游戏、比赛、竞技中、项目内容趣味性浓，对学生有较强的吸引力，而耐力性项目大多内容简单，枯燥乏味，学生练习的积极性自然不高。

3.学校锻炼场地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学生的耐力性项目的训练

扩招之后学校人数规模上了一个新台阶，学校的体育场馆与体育设施并没有随学生倍数的增加而增加。如果按照国家教育部“每200人一块篮球场地、每300人一块排球场地、每1200人一块足球场地，人均占有体育场地3平方米”的规定标准计算，我国目前大多数高校的体育场地和设施都十分不足，严重限制了学生体育运动。

4.现代家庭教育对学生体能锻炼意识培养的忽视

当代大学生基本上出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属于独生子女一代，在家中被视为掌上明珠，有的家长甚至给孩子立下“刀不准用，电不准碰，火不准动”的三不准规定，怕伤着、累着，更怕干一些家务而影响学习成绩。缺少劳动锻炼，缺乏劳动观念，当代学生不仅在身体素质方面普遍较差，而且在个性发中也有意志品质薄弱的特点，畏惧困难，讨厌劳动，不爱运动训练。

5.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对体能锻炼的轻视

在素质教育提出十多年后的今天，当代中小学教育仍基本保持应试教育模式，其核心部分“考试制度”就像教育界中的一个指挥棒，又像一把标尺，学生文化课成绩的高低决定了学生的“好”与“坏”，老师水平的“高”与“低”和学校的档次，家长、老师、学校都不重视学生体育锻炼习惯的培养。在这种背景下学校优质教育就成了一句空话，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就不可能实现。

6.中小学与高校在教育体制上的反差不利于学生体能锻炼意识的自主培养

我国中小学教育体制与大学体制大相径庭。中小学对学生的管理往往过多，学生习惯在教师指导指示下从事各项活动，造成大部分学生的独立行为与独立意识较差，思想依赖性较强。而高校对学生的管理又往往过少，学生一下子拥有了从未拥有过的大片自由空间。就像一个究光蛋摇身变成一个百万富翁，一部分意志薄弱、自律性不强的叛逆主义者开始“挥金如土”，放纵自我，逃课上网、逛街、在寝室睡大觉；另一部保守主义者手里攥着大把“钞票”不知该如何“花销”，对自己的生活缺少统筹安排。

二、培养大学生

体能锻炼意识和行为习惯的对策

根据调查研究显示，学生拥有的闲暇时间总量与体育运动量之间并没有对应关系，但体育运动量却与大学生信息获取量有相对应的关系。随着信息获取量的增加，学生的月内平均体育运动量也相应增加，二者基本成正比关系。大学生对体育信息量接受状况与其体育锻炼阶段相关。调查显示，学生所处的锻炼阶段越高所自主接受的体育信息量也越多，二者亦成正比关系。从中可见校园体育信息环境对体育锻炼有一定影响。

大学生体育锻炼心理感受的相关调查分析。在对我国2004年部分高校在校大学生以“体育锻炼各个阶段与心理感受间的关系”为内容的调查中，我们对处于不同锻炼阶段的大学生参加锻炼后的感受状况进行了测验。（见表二）

结果表明，锻炼后的心理感受得分与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阶段之间存在相关，随着阶段的变化，锻炼后的心理感受有上升趋势。据此推论，锻炼后的良好心理感受程度，可以作为预测大学生进行闲暇体育锻炼量的指标。因此，如何使大学生在锻炼后有愉悦感受应该受到重视，特别是在指导大学生选择锻炼项目、锻炼内容、锻炼形式、锻炼负荷、锻炼强度时，应以能否在锻炼后产生愉悦感受作为重要的依据。

三、高校体育与学生管理工作应加强

对学生体能锻炼的督促管理与组织

首先，高等学校在学生教育中，应当加强体育教育宣传。通过营造良好体育信息传播环境，增强学生对体育锻炼的认识与理解，让学生养成自觉自愿锻炼的习惯与行为。

其次，学校对学生体育锻炼要进行有效管理。学校要有组织地定期对每个学生的健康状况、身体素质与锻炼情况做详细了解、检测与记录，并建立个人身体素质档案，安排人员针对每个学生的身体状况与锻炼效果进行跟踪指导，还要把学生体能状态信息及时反馈到本人，学生可根据提供信息自主安排运动方式与运动量，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让学生通过连续体育运动获得身心快乐和身体机能提高的成就感。

第三，对不爱锻炼和没有养成良好锻炼习惯的学生要进行有效组织，绝对不能放任自流。学校应注意在组织形式中增加各种各样的竞赛活动，也可以适当给学生提供一些体力劳动实践机会，比如校园内与社区中的义务劳动，植树或扫除等，不仅可以锻炼学生体力，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劳动热情。

第四，高校要增加在体育设施上的投资，为学生提供足够的运动器材和运动场所。

最后，要针对大学生的运动兴趣与运动特点，一方面在体育授课方式与内容上要做出有效调整，提高学生参加体育运动的热情与兴趣；另一方面对学生进行体育锻炼组织时要选择适合学生身体状况的运动项目，如果运动项目选择不好，在运动中身体与心理上受到损伤与伤害，就不可能产生愉悦感受，其身体锻炼积极性必然受挫，对学生终身体育行为将有很大影响。

第3篇：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范文

1994年10月中旬.在南京东南大学举行的,由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国家教委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中国产学合作教育协会、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部级重点课题“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研究和实验”课题组(高教系统)共同发起组织的,由东南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承办的“全国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学术研讨会”是推动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与实践的重要会议。本文就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有关理论问题作论文综述如下.

一、现代社会杂件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含理论有新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有新发展•北京师范大学的厉以贤教授指出,邓小母同志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本观点有:第一,重新肯定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全面发展新人的根本途径。第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第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内容上、方法上要不断有新的发展。北京科技大学柏士兴、中国矿业大学吴松元、无锡轻工业学院许惠农等人认为,邓小平同志从当代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现状,从我国经济科技和教育的现实出发,阐明了如何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指明了“教劳结合”是社会两大部门之间的有机结合,否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这一思想值得我们深思。

如何看待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北京师范大学顾明远教授提出并坚持与以往有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个普遍真理,它反映了现代大生产情况下理论联系实际、人的认识论、人的身心发展等客观规律,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因而应该发展地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对于世界上任何社会制度下的教育都是适用的,而非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所独有。北京师范大学厉以贤教授就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什么说是时代普遍的规律,提出三个观察视角:1.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大量运用到现代生产中去;2.长期形成的教育棋式脱离生活和劳动,要改变这种状况.广义上讲,是把教育和社会生活结合起来,3.培养的人最终总要走上劳动岗位,因此要强调教育与劳动的结合。对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价值和目标,他认为不仅有教育价值,而且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变化价值。它们是:1.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和目标.2.经济的价值和目标。首要的是为了促使教育树度更加适应经济需要。其经济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向社会输送合格的劳动力.3.社会的经济价值和目标。在于培养学生在劳动中的集体观念和应在社会上提倡的价值观。中国矿业大学沈通生从现代社会发展状况出发进行具体分析后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发展应理解为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两个独立过程,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中介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结合,具体包括5个方面.1.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结合;2.双向性结合,既包括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也包括生产劳动与教育教学的结合;3.教育教学过程与生产劳动过程以科学技术为中介的有机结合;屯结合的内容包括德育、智育、体育、技术教育诸方面;5.结合的基本点也体现在学习者与劳动者具体人身上的全面发展。

二、新形势下的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

相当普遍的看法是: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是在新形势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在高等教育中的具体应用和发展。大庆石油学院段克东教授分析指出这种相结合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在社会发展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等教育与生产、科研三个系统的结合。第二层次,高校在人才培养、生产和科研方面与社会上的企业和科研单位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第三层次,在校内的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教学与科研、生产(服务)三项工作的结合。第四层次,在教学过程中,以课堂教学为中心,教学与科研、生产(实践)三种要素的结合。大连理工大学谢秉智、张秀萍的论文指出,新形势下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表现在三个方面:1.表现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上和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社会生产综合体系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上;2.表现在现代大学的社会职能转变上和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改革上;3.表现在高级专门人才培养过程的实际需要和发展趋势上。原国家教委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冀生研究员也指出,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反映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即:1.在办学思想上,通过这种相结合把高等教育和国民经济紧密结合起来;2.在办学模式上,把高等学校和社会紧密联系起来;3.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坚持这种相结合才能培养出高质量人才。河海大学胡连元认为,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在我国得以发展的理论基础是:1.这种相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基本原则邝.这种相结合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3.这种相结合符合新时期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内在要求,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的必然要求;4.这种相结合是世界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5.这种相结合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科学决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客观要求。

三、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1.本质与内涵

吉林省教委主任陈漠开教授对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本质的基本看法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作为社会实体的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生产的矛盾统一,是现代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矛盾之统一。沈通生、吴松元、柏士兴、许惠农在他们的论文中概括了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内涵:(l)现代教育过程与现代生产劳动过程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有机结合;(2)是以教育为出发点,以教育活动过程和活动规律为主的,生产劳动作为教育的结合对象,着重为实现教育的基本目标任务提供条件和保证;(3)这种相结合是不同范畴的劳动概念的有机结合,教育劳动的生产性是这种相结合的纽带和桥梁;(4)这种相结合是一个多层次的结合,多内容的结合,其劳动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劳动;(5)这种相结合是指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结合,即这种相结合还表现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6)这种相结合的教育内容,包括智育、体育、技术教育等诸方面、德育也应包括其中;(”这种相结合的基本点应该体现在受教育者具体人身上,使之接受全面发展的教育,朝着全面发展的方向发展。

2.基本特征

陈漠开教授在论文中具体分析了基本特征可分为4点:1.整体性。教劳结合是项复杂的教育系统工程。作为系统,它是一个统一有机整林,具有整体性。在这个整体中,规律交叉,目标一致,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形成整体优势。在整体目标和整体效益中,实现各自特定的利益和追求。2.双重性。各自的发展规律使相结合具有科学性。这种科学性无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创造的反映客观规律的有益经验.但是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相结合不可能不反映出各自的生产关系和由它决定的教育的阶级性,使之具有社会性。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施相结合既要重视其科学性一面,又要重视其社会性一面,实现二者的统一。3.多样性。广阔领域,多彩的实践,千差万别的条件,不同的利益追求,使教产研相结合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不能不日益多样化。4.时代性。教产研相结合植根于时代的土壤,不能不反映时代的脉搏、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3.功能

陈漠开教授提出了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他指出它具有改造社会或促进社会进步的政治功能,提高社会生产的经济功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育人功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造社会”的内涵发生质的变化,具有促进社会进步的涵义表现为;一是促进教育制度的改革,二是促进知识分子同工农的结合,三是促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逐步消灭。它不仅可以使教育事业的发展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使教育培养的人才适应现代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而且通过师生参加物质生产劳动,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实际科学技术问题,直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推动生产发展。它不但能使受教育者的智力和体力得到充分发展,而且会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使他们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4.结合点和结合模式

沈通生教授指出,科学技术是教产研相结合的有效结合点,教产研相结合只能是以科学技术为纽带在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结合。现代生产劳动过程的基础是现代科技,而现代高等教育内容的中心或者说现代高等教育的基础也是现代科学技术,科学研究则直接参与现代科技知识创造和发展,因此科学技术把现代生产和现代高等教育及科学研究联系结合起来。一些同志从另外角度看待此问题,提出“中介”的说法,如清华大学陈智等。陈漠开教授认为,将科学技术看作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中介”更为恰当,因为高等教育主要是培养人,其本身包含科学技术.而现代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也需要科学技术,三者的结合是通过科学技术作为中介来实现的。陈漠开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不仅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生产力的效率和质量,而且决定产品结构、生产组织结构、劳动方式,产业结构,左右生产发展方向,对教育,它则制约教育思想、教育体系,办学模式、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手段,是科学技术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和现代生产联系了起来,并成为其共同的基础。在总体上科学技术是相结合的中介。关于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结合模式,陈漠开教授从性质上分析,认为可分成三种:1.事业适应型模式。•解决的是客观上的问题,这种模式要求整个教育事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协调发展,形成良性循环。2.办学合作型模式。它由两种亚模式构成:其一是教育与科研、生产(社会实践)相结合。这是高等教育办学的基本途径。这种结合,是由社会发展中以经济建设中心,教育、科研、生产三个领域,高等学校在办学过程中以育人为中心,教学与科研、生产(社会服务)三项职能,在教学过程中以培养目标为中心,教育与科研和生产(社会实践)三种要素有机结合而成的教育系统工程.其二是产学合作教育。这是学校和产业部门按照工学结合的教学计划共同培养人才的一种办学模式。对高等教育来说,它又是教育与科研、生产(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过程结合型模式。这是把科学研究、生产实践引进教学过程的一种模式.

第4篇：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范文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就业能力；对策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02

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分析

本文在对南京和东台两地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基础上，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进行分析，并结合了刘俊彦主编的《新生代――当代中国青年农民工研究报告》，主要探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问题所在。

（一）工作期望值高与工作情绪低共存

被调查群体中，新生代农民工有过大专及以上学历经历的占15.47%，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占41%，初中学历的占29.3%，相比较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学历上具有明显优势，可以明显看出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是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增长的重要原因。也因此，他们对于工作有更高的期望值。不过，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学历“门槛效应”（即学历越高越能进入高端劳动力市场）的产生，新生代农民工不具有学历竞争优势，在工作中表现出较低的工作情绪反应。此外，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艰苦朴素的生活经历，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付出的努力程度较低，采访中有人甚至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工作心理。

（二）被动择业，就业信心低，处于城乡边缘状态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约有34%的人换过3到4份工作，10%的人换过超过5份工作。针对这种择业的频繁性，大部分人表示，无论从学历还是工作技术需求，自己都越来越不能符合市场需要。被动的择业导致他们就业信心低。在被问及是否愿意回到农村时，大部分人表示不愿意。约有68%的人表示基本没有务农经历，他们即使回到农村，也很难生存。而且农村大部分人都往城市工作，只剩下老人及儿童，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他们更不愿回到农村。一方面在城市很难找到好工作，一方面又不甘心回农村务农，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城乡工作的边缘状态，受到双重排斥。

（三）工作耐受力低

80后90后是生活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代，尽管生在农民家庭，新生代农民工较之传统农民工缺乏生活困苦的磨练。68%的人基本没有务农经历，难以锻炼出传统农民工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建筑行业为例，建筑行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其技术含量低、劳动力需求大，往往成为农民工首选行业。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采访中发现，换过3份以上工作的人群中有人表示，建筑行业太苦太累，自己读过一定的书，希望通过进一步技能培训寻求更好的发展契机，从而告别单一的体力劳动工作。

（四）工作受挫力低

受挫力是现在家庭教育中探讨较多的一个话题，它反映的问题与耐受力不同，是指一个人在逆境中的精神状态反映。传统农民工出生在改革开放前期，经历过中国社会的困难时期，精神受挫力一般都比较强。但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改革开放之后，处于物质条件相对殷实的时代，精神受挫力明显弱于传统农民工。尤其随着计划生育的实行，独生子女家庭数量不断增加，独生子女因家庭过分宠爱，难以培养出较强的受挫力，在工作中容易表现出受不住批评等现象。

二、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因素

（一）学历、专业技能

劳动力市场里学历的“门槛效应”将新生代农民工拒之千里，从调查数据显示，有过大专及以上学历经历的仅占15.47%，这与当下超出50%的高等教育受教率有着巨大差异。因此，从文化知识方面提升就业能力的可行性很大。但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经济环境、教育成本等因素，通过中等教育或者职业技术教育的途径能够更好的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从近年来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的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率来看，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中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途径，能够获取更大的投资收益价值。

1962年Arrow在著名的《干中学的经济含义》一书中提出了“干中学”效应。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顾名思义，就是边干边学，在工作中积累经验，不断学习，提升工作能力。Arrow的研究结果表示：一项投资的干中学效应越大，越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缺乏技能，早已被挡在就业门槛外，所以实现“干中学”的主要途径是企业的技能培训。结合Arrow的研究结果，为了增加企业经济效益，企业技能培训不可或缺。根据《新生代――当代中国青年农民工研究报告》，62.8%的人表示愿意接受文化知识、专业技能的培训。尽管现在企业技能培训的范围不断扩大，但还是有很多企业表示担心培养的人才会出现最终外流现象。因此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人才控制机制很有必要。

（二）家庭教育

从新生代农民工身上表现出的工作耐受力低、工作受挫力低的现象，可以看出家庭教育的作用。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出生的家庭里，父母长期在外打工，采访中有人声称自己从小就是留守儿童，家庭的完整性遭到破坏，使得这部分人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此外，由于经济水平的改善和家人的宠溺等因素导致，让大部分人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心理状态上也常常表现出懒散的习性，无法承受住较大的工作压力。保证家庭的完整性、锻炼耐受力和受挫力，家庭教育承担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人际关系

如表1所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渠道主要依靠“自己找”和“亲戚朋友、同乡介绍”，可以看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工作单位的渠道还是主要依靠身边的人际关系。因此，目前的就业形势下，加强人际关系网络是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就业能力中不可或缺的“软实力”。

第5篇：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范文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活动；法律教育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7-0125-02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内涵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春光教授在2001年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并于2002年将其修正为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他们是年龄在25岁以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他们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的差别；另一层含义就是他们不是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因为他们毕竟不是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过程中出生和成长起来的，而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这里之所以将他们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进行区别研究，是因为它们有着不同的认同、生活期望和行为。”[1]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表现为：一是年龄较小，大部分在16岁到30岁之间，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二是具有农村户口，不同于城镇居民；三是从事非农职业，以自己的工资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四是大部分受过初高中教育，比第一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高。但新生代农民工也有第一代农民工的一些特点，如主要分布的行业是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及交通运输业；进城务工的组织性较差，多数由亲友、同乡介绍，有计划有组织有管理的比较少；工资收入水平偏低，在个人技能的学习和提高方面投入极少。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上述特点决定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弱势地位，使得他们在职业活动中的权益经常受到侵犯，且无力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对职业活动中的法律界定

职业活动中的法律是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履行本职工作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法律规范[2]。

这些法律规范实施通过法律手段，通过国家机器的权威，一方面保护从业者在履行本职工作中的正当权益，另一方面限制从业者在职业活动中伤害他人、伤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范中与职业相关的内容，一部分体现在商法、民法等法律中，另一部分体现为专门的法律，如教师法、劳动法、公务员法等。

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职业活动中的法律问题主要集中在劳动法律关系方面。

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活动中权益受损的现状及原因

（一）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活动中权益受损的现状

1.劳动合同制度尚未获落实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通过职业活动实现劳动权益的重要凭证，它明确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权利义务，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依据。如此重要的权利凭证，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生活中却是罕见的。

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劳动合同重要性的了解非常模糊，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都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在没有劳动合同的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的保障下，劳动者的经济权益将承受巨大的风险，受损时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这种劳动合同签订率比例低的状况在私营企业里尤其严重。即使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也常常由于签约双方地位的不平等，使得在劳动合同的签订中很难真正体现农民工的要求和意愿。鉴于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他们往往只有签约或不签约的自由，很难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要求。虽然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的条款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多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往往将合同以固定文本的方式制定出来，主要内容制定成格式化、定型化的条款，劳动者在这个合同订立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只有被动地接受用人单位的要求。此外，在用人单位强势主导下签订的劳动合同，一些对劳动者很不利的条款内容并非写在主合同里而是写进合同附件中，使他们在并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作出承诺。更有甚者，采用欺骗的方式强迫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2.劳动保护措施不足

新生代农民工较多的集中在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了节约成本、扩大生产、增加利润，有些企业不按规定配备安全生产设施，达不到安全生产及卫生标准。农民工在危险环境下工作，休息休假也难以保证，劳动条件、劳动环境恶劣，缺乏必要的劳动生产安全卫生保护设施，存在严重的健康危机，工作风险增大。

3.社会保障缺位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已市民化的外来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比例只有4%和2.7%，而尚未市民化的农民工更不可能进入社会保险范围。”[3]2005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法制司组织编写《农民工维权手册(2005)》，明确规定了农民工和其他劳动者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障权。但在实际生活中，城市工作多年农民工，始终享受不到城市居民所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保险，这在城市里是职工普遍享有的保障，农民工则完全被排除在这些社会保障之外。

4.维权之路不畅通

由于劳动保护设施差，达不到安全生产的标准，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中受伤或者出现职业病，甚至致残的情况时有发生。然而没有工伤保险，就得不到工伤保险赔偿，面对处处受到的权利侵害，他们的维权之路充满艰辛。

（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活动中权利受损的原因

1.自身原因

根据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观察和概括，“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4]。在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熟人社会里，人们有纠纷时更多的是愿意通过熟人、有威望的人来居中调解而不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成长在缺乏普遍法律观念的大环境中，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没有接受过较完整的普法教育，法律意识很淡漠，仅有的一点法律常识面对权益受损的现实远远不够，对职业活动中的法律，更是不知道，不了解，不信任。

2.外部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活动中权益受损的外部因素，抛开法律体系不完善的因素，最重要的是政府和社会没有为农民工提供相应的法律教育服务，他们缺乏基本的职业法律常识，缺少依法行事、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所以，造成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活动中权益受损的重要原因是法律教育的落后。

三、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活动中的法律教育的对策

（一）设置合理的教育目标和内容

1.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

卢梭曾说过：“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5]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法律教育的重点是培养他们自身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活动中的法律教育，首先，要转变他们的错误观念，让他们懂得何谓权利，何谓义务。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享有各自的权利，都应当履行各自的义务，让他们懂得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法律上是平等的，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法律赋予自己的这些权利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实现的。其次，要通过法律价值理念教育，培养他们的参与意识，提高他们对职业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责任感。

2.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程序观念

在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活动中的法律教育时，要强化他们对法律程序的了解，培养他们的“证据意识”、“程序意识”和“时效意识”，教会他们如何正确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首先，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程序意识，让他们知道自己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时候必须按照法定的相关规则来进行，这个规则是法定的，必须遵守。有时候是因为不懂法律的相关规则而导致维权失败，并非是“法律无用”。其次,培养他们的证据意识，不仅要了解我国诉讼程序中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还要让他们弄清法律上的事实和现实中的事实的区别，要让他们知道法律最终认定的事实是经过相关证据佐证的事实。再次，培养他们的时效意识，要让他们明白法律保护公民权利是有期限的，不是无期限、无条件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

（二）路径选择

1.自我教育

“自我教育，是指受教育者个体根据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要求和自我发展的需求，有目的、有计划、自觉地对自我提出任务，把自己作为认识和改造的对象，通过自我认识、自我选择、自我反省、自我控制等方式，提高和完善自我道德品质和思想政治素质，而进行的一种教育活动”[6]。

为了增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活动中的法律意识，提高依法维权的能力，自我教育是一种有价值的教育方式。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第一代农民工有提高，而且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因此可以通过媒体、书报、网络等传播途径，制作专题片、纪录片、专栏等方式对农民工进行持续、反复的影响，让他们能够很方便地获得这方面的知识和资源，帮助他们形成对自我职业发展的认识，对法律知识和理念的了解，对自己的职业活动中权利义务问题的清晰判断，从而提高依法做事依法维权的能力。

2.与职业技能培训相结合

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各种实用技术培训以及再就业培训对提高竞争力是十分必要的。早在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作出的《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中就明确规定：“要求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在这种背景下，组织者应当抓住机会，把与职业活动相关的法律知识适当纳入职业技能培训中。聘请法律专业的老师、实践经验丰富的律师或者处理大量劳动纠纷案件的仲裁员等专业人士，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活动中的现实需要，为他们讲解签订劳动合同、搜集证据和维权方式等方面的法律知识，和他们近距离接触，面对面地解答他们困惑的法律问题。

3.与法律服务相结合

据统计：“目前，全国建立法律援助机构3274个，各级工会法律援助组织6 269个，全国有近20万名律师，8万名基层法律工作者，以及数以万计的法律援助志愿者参与了法律援助工作，每年办理的涉及困难职工和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超过22万件，有效地维护了农民工和困难职工合法权益，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7]借助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活动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活动中的法律教育，可以使他们在具体案件中比照工作中遇到的相关问题，触类旁通，更好地学习法律知识，领会法律精神。

参考文献：

[1]肖瑶，等.基于深圳市外来农民工医疗保险模式的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0，（5）：333.

[2]本书编写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47.

[3]王全兴，汪敏.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险立法初探[J].律师世界，2003，(5):4.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7.

[5]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1.

第6篇：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范文

关键词：影响；职业教育；经济；因素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4-0157-02

职业教育是指让受教育者获得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如对职工的就业前培训、对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培训等各种职业培训以及各种职业高中、中专、技校等职业学校教育等都属于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应用人才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技能的劳动者，与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相比较，职业教育更侧重于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

一、职业教育的地位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向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正如教育部前部长周济所说：“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为促进就业作出了贡献，为社会和谐作出了贡献。”职业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人自身发展的产物，而且是发展到某个特殊时期的产物。职业教育受益于社会，社会也可受益于职业教育，促进社会发展是职业教育的应有之义和神圣职责。

职业教育的目的是满足个人的就业需求和工作岗位的客观需要，进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于职业教育不仅能够让学生掌握科学文化理论知识，而且更注重对学生实际操作技能和职业能力的培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职业教育相比普通中、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经济因素及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有着更加直接而密切的联系。

二、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经济因素

（一）GDP增长状况

一般地说，GDP的增长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促进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充。当然，这一效应到底如何，还要视其他因素的作用而定。另外，就业机会的增多，社会处于低失业状态，有可能使得雇主为了争夺工人而积极地参与职业教育，带来职业教育模式的变化，并进而影响到职业教育课程。比如，日本的企业内培训和德国的双元制在二战以后的迅速发展，都与当时它们的失业率很低有密切关系。

（二）经济发展水平

根据经济现代化的程度，可以由低到高把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四个阶段：传统农业型经济阶段；正在进行现代化但仍贫穷的经济阶段；富裕但仍在进行现代化的经济；富裕并且已完成现代化的经济阶段。从世界各国的经济状况来看，尚没有国家进入第四个阶段，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基本上处于第三阶段，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第二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差距绝非仅仅是GDP在量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其整个社会形态可能存在本质上的不同。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由于非常重视经济的发展，因而可能会非常强调职业教育，导致其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充，并且其课程往往功利主义比较强。而富裕国家的职业教育课程，则可能更多地考虑它对人的发展的作用，以及它的社会作用，如它在消除社会不公正中的作用。

（三）经济发展模式

当前国际上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有两种：新福特主义（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和后福特主义（以德国、日本、新加坡为代表）。新福特主义主张通过减少国家、社会和工会对经济干预的力量，建立更加灵活的市场，减少工资、税收开支等手段来增强企业的经济竞争力。他们对竞争性个人主义很推崇。后福特主义则反对新福特主义通过降低劳动力报酬和抨击劳动力保护法来建立高度弹性的市场以发展经济的战略，主张通过政府、雇主和工会的合作，给所有工人提供好的工作条件、高工资，鼓励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在劳资之间建立高度的信任等措施，以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创造一种“高技能、高工资的魔术经济”，来增强企业的经济竞争力。当然，经济发展模式除了这一划分外，还有中国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一划分等。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会对职业教育模式产生影响。如新福特主义国家职业教育运作通常采取自由市场模式，而后福特主义国家职业教育运作则通常采取国家社会模式。

（四）市场的理性化程度

混乱的市场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市场奖励的不是市场经济的根本──产品质量，而是假劣、克扣工资、广告效应等其他要素。市场主体不是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来获得利润，而是通过假冒伪劣、坑害顾客，或是克扣，甚至拖欠工人工资来降低成本，获得利润，或是通过不真实的广告欺骗顾客，来达到赢利目的。异化了的市场经济损害并不仅仅是市场经济本身，它同时对职业教育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只有当市场主体致力于提高产品质量时，他们才会对职业教育发展提出要求，才会积极地参与职业教育，从而促进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充和模式的转换。而在一个蔑视产品质量的市场经济中，职业教育是不存在发展根基的。

（五）产业结构

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建立，规模的大量扩充，以及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课程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业革命。正是工业革命使得产业结构由农业为主转向了以工业为主，才使得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成为可能。而当产业结构由以工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为主的时候，职业教育必然又要面临一个全新的变革。尽管这一变革已开始发生，但对于它在未来的发展我们知道的事实上并不多。

（六）企业结构

企业结构是一个内涵比较丰富的概念，这里暂时只讨论企业的规模结构。无疑，一个以大型企业为主的国家，和一个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国家相比，其职业教育模式会有很大差别。大型企业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对企业文化的个性的突出强调，更倾向于实施企业内培训，而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以及企业的个性不是很突出，因此更倾向于劳动力的社会公共培养模式。

企业结构会对职业教育课程产生影响。在以大型企业为主的国家或地区，由于企业更倾向于自己培养劳动力，因此学校职业教育的课程更倾向于普通性，而不是岗位相关性；而在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国家或地区，由于企业对劳动力的公共培养依赖比较大，因此其课程往往更倾向于岗位相关性。

（七）劳动力市场模式

世界各国的劳动力市场大致可划分为两类：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外部劳动力市场是一种鼓励员工在雇主之间自由流动的市场，但限制不合格员工进入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是鼓励员工在公司内部沿提升阶梯垂直流动的市场，流动的凭据是其对公司的绩效。在这种市场中，从外部直接进入高于初始职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劳动力市场的类型会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职业教育模式，乃至课程。一般地说，实行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国家，其职业教育模式多为学校本位；实行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国家，其职业教育模式则取决于其他因素

（八）劳动力失业状况

一个国家的失业状况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职业教育的规模。如果与学术教育相对应的职业的就业率高，而与职业教育相对应的职业的就业率低，则人们更倾向于接受学术教育，对职业教育的需求自然降低。反之，如果与学术教育相对应的就业状况比较差，而与职业教育相对应的职业的就业状况较好，则许多人会选择职业教育，从而提高人们对职业教育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职业教育发展迅速的重要原因。因为当时，职业学校学生的就业甚至比大学生还好，并且职业教育年限短，所以当时许多学生愿意选择职业教育。另外，失业状况还会影响到职业教育模式，日本的企业内培训和德国的双元制就是很重要的例证。

参考文献：

[1] 黄杰东.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之思考[J].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20）：4.

[2] 李林会，李琳.高职院校以就业为导向的课程设置问题的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09，（5）.

[3] 李国强，金环.我国中职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中等职业教育（理论），2009，（3）.

[4] 李定仁，马正学.关于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若干思考[J].教育研究，2002，（9）.

[5] 邹晓春，李佑成.中外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之比较[EB/OL].中国教育先锋网.

第7篇：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范文

一、小学劳动课的现状。

1．管理不当，运行艰难：在调查的301所小学中，竟有30所小学根本无人任教劳动课，占调查学校的10％，即使有人担任，但大多数为兼职，占调查学校的71．4％；学校对任课教师及劳动课的检查指导几乎是空白，竟有84．4％的学校根本不问津此事；劳动所需的器材及劳动基地问题比较严重，有54．8％的学校不齐全，6．3％的学校根本没有任何器材，没有劳动基地；劳动课的实施也明显存在问题，有61．1％的学校课表上安排但根本不上课，不是被考试或其它学科取代，就是被自习所侵占，更有5．3％的学校根本不安排劳动课。

2．实施简单，枯燥无味：调查表明，小学劳动课的实施较简单，无论是兼课教师还是专职教师对备课普遍不重视，其中偶尔备课的占16．3％，根本不备课的为78．7％。正是基于此种情况，教师对教材内容不了解，传授知识只是照本宣科，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更无从谈起，使劳动课枯燥无味，教师不愿教，学生不愿学。用扫清洁区、擦门窗等简单的体力劳动取代劳动课的现象占调查学校的77．5％。3．总结检查，无人问津：调查表明，学校对劳动课的考查考试及对教师本人的考核几乎是空白，绝大多数学校从不关心学生对劳动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不进行任何形式的考查考试。劳动竞赛的组织、安排轻描淡写，偶尔进行，这一现象占调查学校的53％，有40％的学校根本不组织任何形式的竞赛。学校对劳动教师的考核更是无从谈起，无人问津，听之任之，使得这些教师工作积极性不高，“例行公事”，得过且过。

二、小学劳动课现状形成的原因。

造成小学劳动课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学校对劳动课的认识不够。目前有些学校还在片面地追求升学率上下功夫，认为劳动课是花架子，多此一举，没有认识到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没有认识到劳动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2．学校对劳动课没有一定的计划、实施制度，对劳动课全部放手，任其发展，将其看成是应付上级检查的一个内容。

3．劳动教师素质偏低，且学校对他们也不够重视，从而导致他们积极性不高，情绪低落，只是“例行公事”。

4．学校对劳动课缺少必要的要求、检查与考核，从而导致劳动课可上可不上。

5．学校教育经费短缺，在劳动工具、器材、场地等方面无法提供必备的条件。

三、改善小学劳动课现状的对策。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贯彻教育方针，更好地进行素质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抓好劳动课的教学，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提高认识。学校领导、教师一定要认清小学开设劳动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到开设劳动课是培养新一代建设人才和提高人才素质的需要，同时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的需要，提高上好劳动课的自觉性。

2．加强管理。学校应制订必要的教学计划、管理制度、措施，加强对劳动课的指导和检查，要求教师认真备课、上课，杜绝“侵占”劳动课时的现象，定期举行公开课，听取有关汇报，交流经验，表彰先进。

3．认真实施。任课教师要认真钻研教材，结合本地本校实际，因材施教。既要加强劳动知识、技能的传授，又要重视与实际运用相结合。

第8篇：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范文

关键词 农村 人力资源 人力资本 教育 劳动力转移

我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然而我国的农村、农业 、农民存在一系列不容乐观的严峻考验。人口和土地方面，人口增加、耕地减少、质量下降；农业方面，我国农业基础薄弱，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科研水平低下；同时伴随着劳动力人口素质的整体偏低。过去长期以来，按照经济增长理论，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三个：生产性资料的积累、资本存量的使用效率以及技术的进步。而在90年代初的"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是由内生的因素决定的，即劳动的投入包含因教育、培训等形成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积累包含着因研究与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因此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力资本的积累是解放、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物质财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

1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及形成

人力资源包括自然性的人力资源和资本性人力资源，自然性人力资源是指未经任何开发的遗传素质与个体，资本性人力资源是指通过教育、培训、医疗、迁移等投资而形成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是指人们投入在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形成的资本，实质就是资本性人力资源，能够投入经济活动带来新的收益。这种资本性人力资源即人力资本有两层含义，首先，它体现、凝结和贮存在特定的人身上，与作为载体或天然所有者的个人不可分离，具有显著个体性和私人性，任何个人、组织和政府都不能超越其直接所有者对人力资本支配和使用并从中获得收益。其次，人力资本是期望在未来获得收益而在目前对人投资而形成的，是资本化了的人力资产，可以进行货币计量和会计核算，也可作为获利手段。

人力资本的形成是人类在自身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进行相应的投资活动，包括家庭生育、教育培训和医疗卫生。特定的人力资本，需要以这个具体个人为核心和内在动因，由家庭、企业、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和政府提供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人文环境，经过长期的抚养、保健、教育和培训等活动最终形成。

2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目的和价值

2.1中国的特殊国情

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口总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其中70%的人口集中在农村，农村的人力资源存量丰富。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村与城市之间、不同农村地区的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包括农业、农村、农民在内的“三农”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能力发展。农民的能力发展会带动农村、农业的发展，而农村、农业的发展程度反过来制约农民的个人发展。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体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后备力量，要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必须要高度重视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因此在“大农村”的特殊国情之下，应该把我国农村这种潜在的人力资本开发出来，将巨大的人力资源充分转变为高质量的人力资本。

2.2国民经济的增长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自立、社会安定的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中最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农业生产活动是人类生产活动的起点，是其它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制约着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农业的兴衰关系国民经济的全局，影响人们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安定，以及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从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难看出这样一个规律性现象：农业发展顺利，增长速度快，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就快，反之，农业生产出现倒退，就会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损害。因此农村的稳定和进步，是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而对农村存量巨大的人力资源进行充分开发可以积累丰富的高素质人才，一方面将农村巨大的人口包袱变为人力资源的优势，实现整个经济的健康、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培养出大量有技术、懂经营的人才。

2.3中国的城乡结构

城市和乡村是不同特质经济的社会单元和人类聚集的空间，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结构和管理体制。长期以来，中国坚持计划经济，实行城乡分离的制度安排，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城市化程度低，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没有多少改变，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生产方式落后，贫困人口多。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城乡发展差距、收入差距巨大。

刘易斯将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分成两个部门：一个是农业部门，具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另一个是现代部门，具有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传统农业部门由于劳动力增长和土地稀缺之间的矛盾，最终劳动的边际产出变得无限小近乎趋近于零，农业劳动力的收入会低到只能够维持基本生计的水平上。而工业部门的工资总会处在这种生存工资水平之上，所以，工业部门只要扩张就能从农村雇佣到源源不断的劳动供给。由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减少，劳动生产率因此提高，劳动的边际产出逐渐增加至与现代工业部门相等时，工业部门需要继续增加劳动供给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城乡收入差别逐渐消失，农业劳动力不再转移，二元结构消失，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从而实现一体化发展。

刘易斯模型中，存在很多理想化的假定，其中有一个就是假定技术进步是中性的，工业资本和工业部门扩张过程中对劳动力需求的弹性是不变的，但是在实际情况中，通过对人力资源进行教育和培训之后，具有高技能的劳动力工资不再是固定的“生存工资”，还增加了对人力资本投资进行补偿的“技能工资”，同时人力资本积累拉动技术进步，资本扩张对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吸收下降，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因为不能适应工业部门基本技术要求，未能被吸收出来而滞留在传统农业部门。因此在存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依赖于人力资本水平，只有提高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才能使劳动力向工业部门完全迁移，实现二元结构的消除和工农业的均衡发展。

2.4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农业发展方式要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低效的模式向现代化、专业化、精细化的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要提高农业的产出、品质和附加值，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要通过对农村的人力资源开发，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通过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和学习能力，培养高级技术人才，将现代化的生物化学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

3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问题与原因

我国农村人口数量众多，人力资源的总量十分丰富，但是由于一些历史性、政策性的原因，导致当前农村人口的整体质量较为低下，高质量人力资本的积累远远落后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利于农村、农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顺利进行。

3.1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与问题

3.1.1数量方面：农村人口总量丰富，减少速度缓慢（表1、图1、图2）

中国本来是农业大国，农民数量多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表一数据显示虽然从1980年起，城镇人口数一直在持续增加，农村人口的比重在持续减少，但是农村人口数仍然巨大，截止到2013年底，农村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的45.23%。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国家，但同时农村人口数量减少的速度缓慢，从1980年的79565万人经过约三十五年，到2014年仍有61866万人。

总的来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人口出生率逐渐降低；人口结构变化，留守农民趋于老弱化，新生代农民成为进城的主力军，但同时农村仍存在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村留守人员主要有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学生。农村老年人人数众多，很大一部分在劳动、生活、情绪、心理上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留守妇女则是极具有开发潜力的群体，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进入城市务工，留下妇女在农村接替男性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大军，同时妇女还负担起赡养老人、抚养小孩的任务。而农村还存在大量的留守儿童和学生，大多数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照顾。这些儿童和学生正处在人生积累知识、性格和品德养成的关键时期，家庭核心人口（父、母）的角色缺失，而老人的隔代抚养和教养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环境极不利于留守儿童、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3.1.2质量方面：我国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思想素质普遍较低

（1）教育文化方面：首先，我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以小学和初中文化为主，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很小。而在农村还普遍存在的情况是，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壮年劳动力，大多数已从农村转移出来，在非农领域从事工作，而真正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相对更低；其次在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的现状之下，农村劳动力缺乏职业技术和专业技能培训，大多数人很少有机会参加专门的职业技能培训，其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大多依靠父辈或他人的言传身教。

（2）身体素质方面：在农村，农民从事的主要是体力劳动，劳动者健康状况的好坏直接决定着收入的多少，也反映人力资本情况。由于国家对农村的医疗、卫生、保健等方面的投入远远落后于城市，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等也远远低于城市人口，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饮食支出、医疗保健支出等与城市居民比表现出了较大的差距，农村家庭的营养程度较低，使得我国农民身体素质的总体水平偏低，在中国中西部一些极贫困的地区，农民的基本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同时还存在着卫生、医疗设施匮乏等问题。

（3）思想素质方面：农民由于长期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思想比较保守和陈旧，在农业生产方面，几十年来一成不变，跟不上市场发展的需要，适应市场的能力差，信息接受与反馈能力差，产业结构僵化，效益低下。同时比较排斥高新科技和设备，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有利的资源，难以实现产业化的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

因此，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的农村人力资源，不仅影响了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运用，阻碍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制约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3.1.3结构方面

结构又分为年龄结构、地区结构、行业结构等。从年龄结构上来看，农村年轻人口的比例逐渐增加，16岁以下的在校学生所占比例较大，还未进入社会进行再生产活动；同时也面临老龄化问题，由于70年代以来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年龄结构逐渐走向老年型，据测算，到2020年，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将有1.2亿，占农村总人口的9.98%，而且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使得老龄化程度更加严重。从地区结构上来看，存在区域不平衡的情况，即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农村人力资源的投资存在差距，一般来说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该区域农村人力资源投资相对较多，而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投资相对较少，呈现明显的区域性失衡。从行业上来看，农村人力资源的行业分布不平衡，改革开放初期，我国90%以上的农村人力资源都在从事传统的农林牧渔业，随着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始向非农产业转移，但从事第一产业劳动的人口比重仍然很高。

3.2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数量上人力资源的总量丰富；质量上整体素质较低；结构上分配不合理。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有：

3.2.1历史性的政策和观念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的人口数量始终保持着世界第一的水平，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以前，人们尤其是农村人把劳动力视为一种财富，认为多生孩子就是在创造劳动力，这种错误的生育观念导致农村人口的剧增。伴随着庞大数量的人口，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尖锐突出的人地矛盾等，这些问题给经济、环境和资源等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尽管随后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力地减缓了人口的增长，但是长期的人口政策性失误造成我国农村人口的基数庞大，且计划生育在农村地区的执行不够全面和彻底，计划外的生育现象屡禁不止。由于农村人力资源的数量大，质量低，因而从事的是比较简单的劳动，采用的是比较低级的劳动工具和劳动方式，不需要接受过多教育的技能培训，农村人力资源对接受教育和培训的主动性不高。所以农村人力资源数量多，质量低，接受过中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所占的比重极小。

农村现存人力资源中，女性人力资源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是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中坚力量。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前，女性的受教育率极其低；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女性受教育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许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也表明了在城镇化进程中滞留在农村的人口中除了老人、小孩以外，就是很大比例的低学历妇女。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结婚年龄相应推后，生育期缩短，生育率越低，子女质量越高；其观念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越小，对子女的性别没有明显的偏好，有利于后代男女性别数量的平衡；同时也会注重对后代的教育，使生育由过去盲目的行为变成有计划的行为。因此对农村妇女的开发一方面可以提高当代农村人口的素质，还可以提高后代的人口质量，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质量提高。

3.2.2农村家庭收入低，国家投入少且资源配置不合理

虽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居民的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增长较慢，增幅也在减小，而且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十分明显且逐渐增大，同时农业生产率较低，农村家庭的收入不高，因此消费水平也很低，主要的消费内容是食品支出，而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活动的成本较为昂贵，因此农村家庭不愿意投入过高的成本，很多家庭的孩子在10岁之后就开始帮助父母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劳动，使低龄人口过早地进入劳动状态，成为文盲或半文盲。

国家对农村的教育、医疗卫生的投入不足，且资源没有得到高效的配置。从教育方面来看，长期以来，国家教育经费的分配严重失衡，过于向城市和高等教育倾斜，对农村教育、基础教育、技能培训的投入严重不足，而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收入比较低的地方政府压缩经常性的教育经费用于经济建设，因此导致农村的教学设施陈旧落后，师资力量薄弱。农村基础教育质量低下和职业教育的严重缺失，无法满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学校教学内容没有从农村、农业的实际情况出发，欠缺农业技术教育和农业实践，使人力资本的知识化、专业化程度得不到提高，难以提高农业科学技术从而提高生产率，给农民造成教育无用的错误认识，认为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工作无需接受过多的教育。医疗卫生方面，国家的投入也严重不足，一是国家对医疗卫生保健方面的支出更多地向城市倾斜，二是医疗保健趋于商业化，在城乡之间都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是相比教育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的收入更低，因而“小病磨，大病拖”的现象在农村地区，尤其是极其贫困的地区十分常见。

3.2.3投资收益率低，农村家庭和个人缺乏投资积极性

人力资本开发就是以在未来取得收益为目的，而在当前支付投资成本以及各种费用对人的知识、技能、身体健康等方面进行开发和提高，因此只有在可以预期的未来收益大于当前的投资的时候，农村家庭才会进行这项投资，当预期收益越大，其投资的积极性也越高。近年来，农村的医疗、教育、迁移等成本越来越昂贵，以教育为例子，投资教育的成本可以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教育的直接成本是指是由个人、家庭和社会直接支付的费用，在义务教育施行之前，学校教育费用是大多数农村家庭无法承受的巨大负担。下表二中的数据无论从农村居民平均工资的绝对数还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来看，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是相当低的。（见表2）

义务教育之后虽然家庭用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直接费用减少，但非义务阶段教育成本往往超出了农村家庭的承受能力。教育的间接成本是指社会、个人家庭间接支付的费用，即自己和子女接受教育或培训所放弃的劳动就业收入。在农村地区，读书无用论的观点广泛存在，主要原因有，第一，高校的盲目扩招，大学生、高职、中职的学生毕业都面临失业问题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初中毕业、甚至初中都没毕业的劳动力工作数年之后可能已经累积了较多的收入，加深了农村家庭认为读书无用，不如提早工作的消极思想；第二，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将读书视为跳出农门的唯一方式，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城镇化，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务工，读书不再是进入城市的唯一途径；第三，由于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优质的教育资源大多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导致较为贫困的农村地区优质师资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使得学生失去学习的积极性，认为学习既枯燥又无法带来即期的收益，还不如尽早进城务工或者帮助家里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在农民自身收入比较低下、投资成本比较高昂且预期未来收益无法确定的情况下，难以有很高的积极性去对自身或者子女进行长期的投资。

3.2.4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影响

自从建国以来，我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长期存在，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形成了极其不利影响。首先，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限制了农民的自由迁徙权，使他们无法自由迁徙到城镇和其他行业，即使进入城镇务工，也无法享受和城镇工人同样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束缚了农民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加深了农民的传统守旧意识；其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城乡教育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资源的分配偏重于城市教育而忽视农村教育，拉大了城乡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质量，致使农村教育长期滞后于城市，农村人才的数量不足，且较为优质的人才大多选择进入城市而很少选择留在农村地区，导致农民的整体素质长期低下，形成恶性循环，难以积累优质人力资本；最后，二元经济结构阻碍农民思想意识的觉醒和提高，农民局限在封闭的农村社会思想环境中，难以形成开放、竞争等观念和行为，反而使农民养成了偷懒、平均主义的落后意识观念。

4政策建议

4.1加强宣传，转变农民思想观念

因为道德观念、政治信仰、行为规范等对劳动者的行为选择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要想改变当前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不够、质量不高的现状，就要对农民进行思想道德建设。首先，要转变其“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的思想观念，有效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改善农村女性受教育情况。事实上农民对人力资源开发并非不重视，但是由于思想观念上的偏差，他们对子女投资的唯一动力是让子女通过读书脱离农村，教师和家长，常常以“跳出农门”来鼓励学生好好学习。这种落后、扭曲的错误观念使农村青年厌恶农村，鄙视农民，不利于农村未来的发展。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国民对从事农业、农业科技的人员绝不会有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农业也是一种产业，也是一种工作和生意。其次，由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真正意义在于提高农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培养职业化、现代化的农民，发展现代化生态农业，因此要扭转当前农村人民认为务农低人一等的思想，同时要转变农民传统的“小富即安”的思想，产生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提高现有务农农民的积极性。最后，由于我国的传统的农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这种状态下我国农民最看重的是土地，其投资行为基本上就是投资土地，在他们的传统观念里人始终依附于土地，甚至被物化为生产工具，主动性、创造性长期受到压抑，农民对人力资本未充分认识。可以通过农村广播、电视节目、乡村的黑板报等各种各样适合农村的媒体，加强人力资源投资理念的宣传，帮助农民认识到参加教育、培训等都是一种经济投资行为，通过参与人力资源开发可以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劳动报酬。

4.2重视农村教育

教育和培训是人力资源开发的根本，要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农村人口的质量，就必须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农村教育模式。在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前提下，创新教育模式，全面发展农村教育，建立具有中国特色，有利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农村教育体系。首先，要保证基本的义务教育，认真抓好基础教育，实现教育公平，让每个适龄儿童接受统一的教育，保证经济困难家庭的学生不辍学，避免新的文盲、半文盲的出现。然后，在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的基础上，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农业技能培训和成人教育作为全面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主要方式。最后，要适度发展高等教育，尤其要注意从农村、农业的实际出发，将农、科、教结合，培养出适合农村、农业发展的高精尖人才。通过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切实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农村教育体系。一是要加大国家投入，一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落实各自在教育投入中的责任，实现教育在农村地区的公平，另一方面要政府要调动企业、个人办学的积极性，改善农村教育的质量；二是坚决落实农村的基础教育，让每个适龄儿童和青少年接受法定年限的义务教育，并且要狠抓义务教育的质量，最大程度的减少文盲率，使农村学生具备基本的思想道德修养；三是要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技术水平，使其掌握一定的技能，能适应复杂的劳动；四是大力推进农业技术培训，健全农业技术推广的程序，发挥科技示范户的带头作用，让农民在实践中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使留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能掌握先进农业知识、运用现代化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

4.3促进城乡劳动力转移

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的转移，有利于实现农村人力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推动农村的城镇化，促进农业产业化，实现农民富裕。因此国家要继续深化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尽可能消除农民进入城市的各项限制和迁移的障碍。

首先，要加强机构建设，建立健全对农民工的培训制度，一方面加大对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缺乏技能和不熟练的农民工的培训，另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要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信息和指导，加大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信息流通渠道，使劳动力能够享有及时、全面、准确的就业信息。转移前，政府要公布就业信息，针对市场需求，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培训，使农村劳动力在工作前就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本存量。在劳动力转移之后，要注意对转移劳动力进行再投资和再培训，用人企业也要结合自身的需求，对劳动力进行培训，形成政府、企业、培训机构、农民共同组成并维持的多方合作体系，使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进入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其次，政府要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发展乡镇企业，加强乡镇企业与农村劳动力的联系。中小型城镇是农村到大中城市的过渡，由于城市的容纳力有限，因此广大的乡镇企业为劳动力转移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由于我国具有丰富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因此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充分转移到工业部门。

最后，政府应该致力于破除户籍制度以及城市的就业保护政策等障碍，一方面为劳动力转移提供公平环境；另一方面做好社会保障工作，使已转移就业劳动力在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增加转移劳动力生活的稳定性，为他们对自身及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创造条件，增加动力。

4.4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质量低下的问题，一方面是文化素质低，另一方面就是身体素质弱。因为人力资本是依附在劳动者本身的，所以人的健康程度决定了人力资本使用效率。身体素质越好，劳动力在劳动中所创造的价值相对越高。农村医疗卫生保障是农民生存、生活和生命质量提高、发展的基本前提，是社会保障制度中十分重要但是又很薄弱的部分，相对于农村教育，医疗卫生保健事业更加落后，因此要重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提高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建设，加强社会保障力度。主要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入手：加强制度建设和宏观管理力度，构建设置规范、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农村卫生服务系统；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卫生医疗服务，提高农村医疗保障水平，健全县乡医疗保障水平，扩大优质医疗卫生服务的覆盖面，加大地方财政对农村医疗的补助；建立健全农村卫生事业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提供充分的资金保障；合理配置农村医疗卫生资源，培训提高农村医疗从业人员的医术水平和职业使命感，避免优质医疗资源过度向城市倾斜、东中西部医疗软硬件资源水平低下，配置严重不平衡的现象。国家应该因地制宜、适度倾斜，对于中西部一些极其贫困的农村地区，应该重点投入资金和增加医疗服务资源，在实施医疗救助和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同时，还要鼓励非营利性组织参与中西部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在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为农村人口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的同时，要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完善，要想充分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就要逐步建立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其他保障措施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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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农村经济；农村劳动力；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投资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8-0078-05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向城镇与非农产业的有序转移，既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规律，也是顺利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传统农业部门中大量处于“就业不足”或“隐性失业”状态的劳动力如果长期滞留，不仅严重制约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农村经济的增长，给农村的和谐稳定带来重大隐患，同时还会造成农村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影响农村居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而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我国的西南边陲，属于典型的农业大省（区），农业比重大，农村人口多。据统计，“截至2009年底，广西全区常住人口总数为4 856万人，其中市镇人口约为1 904万，占总人口数的39.20%；乡村人口约为2 952万，占总人口数的60.80%。”[1]并且由于广西自身地貌特征的限制，能够用于增加种植的土地并不多[2]，广西人多地少、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非常明显。与此同时，伴随着土地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稳步提高，土地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将会逐渐减弱[3]，而对人口资源的“挤压”则会进一步增强，广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任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非常艰巨①。

当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②主要受到包括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制度”与以劳动力自身人力资本存量③不足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非制度”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制度”因素的影响正渐趋弱化，而“非制度”的影响却日益突出（林绍珍，2007；武立文，2007），因此国内理论界对于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力转移关系的研究开始增多，农村劳动力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对其转移所发挥的重要影响作用也已经为学者们所共识（李中华，2006；程伟，2007；陶久钦，2008）。虽然广西对于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逐年加大，但是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与水平仍然偏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严重不足，使其无法满足城镇现代生产部门对劳动者素质与技能的需要和要求，从而直接影响了其转移的规模与质量。因此，本文以我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为背景，着重关注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非制度”问题，从理论上阐明农村劳动力自身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对其转移的促进作用，为政府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职业教育投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理论支撑，并力争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以及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使农村生产力得到根本解放，同时伴随着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户籍制度限制人口自由迁徙作用的逐渐弱化，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镇第二、三产业流动与聚集。总体而言，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所经历的发展阶段与全国其他省份基本相同，即：1979―1988年的二次启动期，1989―1991年的缓慢转移期，1992―1996年的加速转移期，以及2002年至今的稳定发展期[4]。目前，广西跨县以上转移就业的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已达近八百万人。虽然广西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是农村之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形势依然严峻。韦伊净、谭荣毅（2009）采用“最适劳动投入法”对广西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进行测算后得出：“在1990年到2006年的17年中，广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量经历了先降后升的变化过程，2006年广西农村劳动力的总数量为2 380.33万人，剩余劳动力的存量达到659.98万人。”[2]随着广西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业科技进步与应用程度的稳步提升必将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资本、技术等要素对农业生产人员的替代作用会越来越强，农业部门继续释放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趋势不可避免[5](P2)，如何促使农村劳动力能够既好又快地向城镇与非农产业转移仍将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三、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特点与问题

（一）农村劳动力以向区（省）外的劳务输出为主要转移方式

总体上看，广西仍然属于我国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薄弱，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大，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从而导致区（省）内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同时广西山多田少④，农村经济的增长相对缓慢，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并不理想，因此广西是我国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型大省之一，农村劳动力向区（省）外的跨省流动就业成为其转移的主要方式。广西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文件显示：“2006年，广西外出从业人员中，在乡外县内从业的劳动力占7.7%，在县外市内从业的劳动力占8.9%，在市外省内从业的劳动力占8.2%，去省外从业的劳动力则占到75.2%。”虽然广西农村劳动力向区（省）外的大规模转移对缓解当地农村就业压力，增加农村家庭收入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劳动力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的持续流出不仅使流入地能够“免费”分享到宝贵的“人口红利”，还有可能造成广西与发达地区之间差距的持续拉大[6]。而且随着广东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也将日益增强，因此当地第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会逐渐提高，而工业部门对一般劳动力的需求却会逐渐回落，这必将对广西农村劳动力的区（省）外转移带来一定影响。

（二）农村教育发展落后导致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偏低

虽然中央和自治区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广西农村教育的发展，但是农村教育投入不足以及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2008年广西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7年，大部分劳动力还处于初中及以下水平，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偏低的问题非常突出[7]。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首先，当前农村教育投资的体制和农村教育经费的责任负担机制不够合理，导致基础薄弱的县乡基层财政不足以承担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所需要的巨额经费支出[8](P19)，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村基础教育投资短缺问题的发生；其次，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以及对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程度都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9](P34)，长期以来广西农村经济的发展较为薄弱，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居民投资教育的能力与意愿；最后，广西的“老、少、边、山、穷”地区较多，自然环境相对封闭，再加上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长期影响，使得农业人口的思想观念比较保守[10]，对教育投资与培训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偏差与不足，一方面认为接受教育就是为了考上大学，而经济的贫困则会使其不愿意负担投资高中阶段教育所可能产生的一系列“沉没成本”[11](P74)，另一方面他们又容易受到短期经济利益的驱使而放弃学业，外出从事廉价体力劳动。正是由于上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使得广西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素质与知识技能普遍偏低，人力资本存量明显不足⑤。

（三）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不具有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城乡劳动力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农村劳动力与城镇劳动力相比，在人力资本的投资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从而使其呈现出很强的异质性[12](P5)，因此当前农村劳动力在向城镇的转移过程中不仅会受到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的束缚，同时还会受到城镇居民对其产生的源于城乡居民文化程度和经济实力等方面差距的心理歧视以及转移劳动力由于自身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欠缺而无法满足城镇生产生活需要等“非制度”的影响，这也使得他们同城镇居民在现代生产部门进行择业、就业与创业竞争时始终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在与城镇社会的融合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的复杂问题。农村劳动力由于无法突破自身的“低素质屏障”，从而极大制约了他们在城镇之中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不仅使其能够选择的就业渠道相对狭窄，通常只能在城镇的非正规部门寻求就业，从事简单体力劳动获得低水平的收入报酬，而且当经济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时，又会迫使他们返回农村，形成较大规模的“回流”。以广西为例，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9月至2009年初，外出从业的广西农民工返乡数量就以每月10万人的速度逐月递增[12](P35)，而到2009年4月，当时仍然有130多万名农民工无法继续上岗就业。由此可见，当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非常容易受到外在因素变化的影响，并且具有典型的“两栖式”迁移特征。

四、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对其转移的影响分析

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之后所能享有的收入报酬高低与获得就业机会的概率大小通常是决定他们转移行为是否发生以及转移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因此下面我们将从收入和就业这两方面来分析以教育培训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所产生的影响。从收入方面看，人力资本理论的代表人物雅各布・明塞尔（Jacob Mincer）在吸收借鉴亚当・斯密“补偿原理”的基础上，从教育投资角度对劳动者收入的决定及分配问题进行研究后认为，学校教育、职业培训以及工作经验积累等方面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差异是导致不同劳动者收入差别的最重要原因，并通过以补偿性因素为中心建立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模型来说明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指出不同种类的职业与工作，对劳动者的知识与技能所提出的要求各不相同，因而需要不同程度的人力资本投资量，但耗费在人力资本投资上（例如培训）的时间也就意味着所得收入的延期，所以在理性的选择被做出时，个人终生挣得收入的贴现值是均等化的[13](P52)。因此，对人力资本投资量越大的个体，其年收入（工资水平）通常会越高，而这种收入上的差别则是对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所付出成本的一种补偿[13](P68)。此外，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认为工资由劳动的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两个方面所共同决定，在对影响劳动供给价格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时指出，在诸多不同种类的工群（group of workers）中，其各自的条件与因素将支配劳动的供给价格，但是每一种劳动的供给价格必然有“同培养、训练和维持有效率的劳动的精力所用的成本保持密切关系的趋势”[14](P204-205)。现实生活中我们同样也不难发现，凡是对劳动者文化知识与专业技能要求越高的工作岗位，其工资水平一般也就越高；劳动者作为理性经济人在选择工作时，自己接受教育培训所付出的“成本”通常也是对其可能的工资报酬进行“预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同时，马歇尔还指出：“如有某种变化给予一代工人以优厚的报酬和发展他们才能的机会，则它将增进他们所能给予他们子女的那些物质和道德的利益。”[14](P231)因此基于国内劳动力市场存在严重分割以及诸多歧视性政策等不利条件，农村转移劳动力自身教育资本存量的提升不仅对于其自身，而且对于他们的后代而言，在破除诸多障碍进入更高工资水平的一级劳动力市场并最终完成向城镇的转移等问题上都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1](P43)。从就业方面看，无论是人力资本理论将教育作为一种通过增进劳动者生产知识与技能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有效手段（即教育的生产力功能），还是教育筛选假说所认为的受教育水平仅仅是为雇主选择能力较高的雇员提供筛选信号的一种工具（即教育的筛选功能），都指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使劳动者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当然，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使劳动者面临失业的风险降低也被人们看成是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主要收益之一[13](P291)，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者对现代社会不断更新的知识技术有着较强的学习能力，并且善于提升自己的经营管理水平，从而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因此将更容易适应城镇就业环境的变化[8](P16)，经济波动对其的影响也相对较弱。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与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行业的“准入门槛”将日益严格，企业对劳动者的能力素质要求会越来越高，没有经过特定职业技能训练的劳动者获得稳定工作与较高报酬的几率必将越来越小，而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偏低也正是导致当前大量转移劳动力城镇就业质量不高与一些现代生产企业高技能人才短缺矛盾出现的最根本原因。

五、提升人力资本存量促进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对广西落后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政策倾斜力度

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基础以及历史积淀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广西的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如百色、河池等石山地区的经济发展严重落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⑥，经济发展水平的滞后不仅使当地财政无法保障对基础教育经费投入的有效供给，而且农村家庭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的能力也明显不足。同时，这些地区虽然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但是自然环境与耕作条件却比较恶劣，土地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极为有限，使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任务也非常艰巨⑦。因此中央与省级政府应该加大对广西东西两翼及贫困山区农村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严格规定其中专门用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支出比例，并且确保形成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不仅要对这些地区的贫困家庭学生实行学杂费减免制度，而且有必要给予他们一定的生活补助。此外，还应建立健全农村教师的定期进修与培训制度，并实施广西教育师范类院校毕业生到“老、少、边、山、穷”地区从事教育服务的激励机制，如对其在助学贷款的减免、后续教育深造以及未来就业等方面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等。

（二）构建针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教育补偿机制

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具有进入门槛低、实践应用强、覆盖范围广、受益时间长等特点。通过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职业教育不仅能使其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与更好的就业前景，同时还能满足企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日益增长的用工需求。因此，广西在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工作的同时，还必须加快职业教育的发展，努力探索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重、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互补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体系，并且基于广西农村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现状，应该将中等职业教育作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实施教育补偿的主要方式[10]。具体而言，坚持培养与培训并举的原则[15](P36)，通过构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教育政策扶持机制，加大对农村户籍学生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经费资助与补偿，并为他们创造畅通的升学渠道和良好的就业环境，通过各种渠道与方式在全社会对职业教育进行大力宣传，以此改变人们对其所存有的误区与偏见，同时拓宽职业教育的投融资渠道，以“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为突破口创新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的校企深度融合与一体化进程，从根本上破解职业教育的发展瓶颈，为农村劳动力的“教育路径转移”提供切实保障。除此之外，还可借鉴区域经济学中的正反梯度开发理论，对广西农村人力资源进行开发[16]，使对职业教育的投资能够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三）加快广西农村经济发展，拓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就业渠道

农村劳动力长期的跨区域流动转移就业，必将带来农村人力资本的巨大流失，从而对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又会直接影响到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程度[9](P34)，这点从张嫘、方天（2009）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在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各因素中，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等经济条件因素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影响始终居于首位（广西颇为显著）[17]。而且随着东部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以及广西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再过度依赖区（省）外转移的方式来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问题已不切合实际，因此今后应该按照区（省）外异地转移与区（省）内就地转移并重的思路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流向进行有序调整与引导[6]。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广西在大力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建设的同时，还应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重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挖掘农村内部的就业空间，打造兼具核心竞争优势和当地资源特色的乡镇企业产业集群。并且通过积极引导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为其提供资金支持以及创业培训与指导服务，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及相关服务业从而延伸产业链条，在税收征管、投融资担保方面给予乡镇企业更多的政策优惠等系列措施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长足发展，进而为农村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提供切实保障。

注释：

①广西2009年的乡村人口比重，仅次于的76.20%、贵州的70.11%、甘肃的67.35%、云南的66.00%、河南的62.30%和四川的61.30%，居于全国第7位（《中国统计年鉴2010》）。

②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参军、考学等制度安排下的渠道进入城镇；二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劳务输出等制度外的转移。本文的研究主要针对通过后一种方式进行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展开。

③人力资本存量主要包括“教育资本存量”与“健康资本存量”两个方面，本文所涉及的论述侧重于劳动者通过接受知识与技能训练所形成的“教育资本存量”。

④“七山二水一分田”是对广西土地状况的形象概括与描述。

⑤广西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显示：在2006年广西农村外出从业的劳动力中，文盲占0.3%；小学文化程度占17.8%；初中文化程度占72.9%；高中文化程度占7.7%；大专和以上文化程度占1.3%。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所占比例仅为9.0%。

⑥以河池为例，2009年的人均生产总值仅有9 992元，为全区平均水平的63%。而当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3 183元也只相当于同期全区平均水平的80%。

⑦据2010年《广西统计年鉴》，截至2009年末，河池、百色的乡村人口比重为67.96%和67.95%，分别居于广西的第一位与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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