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的资料精选(九篇)
第1篇：朱自清的资料范文
【关键词】朱彝尊;乾隆;日下旧闻考
一、《日下旧闻考》的编纂缘起
《日下旧闻考》是乾隆三十九 年,高宗弘历命窦光鼐、朱筠等根据朱彝尊《日下旧闻》加以增补、考证而成的。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二年刻版出书,是过去最大最完全的关于北京历史、地理、城坊、宫殿、名胜等的资料选辑。
《日下旧闻》是朱彝尊于康熙二十五年编成的 。朱彝尊,浙江秀水(今嘉兴)人,生于明崇祯二年,死于清康熙四十八年,《清史稿》中记载朱彝尊"生有异秉,书经目不遗"。所谓"日下",就是京都。语出唐代王勃《滕王阁序》中"望长安于日下",后人自此把"日下"比作长安,比作京都。朱彝尊沿袭了历史上的习惯,把他编辑成的这部京城史料书,命名为《日下旧闻》。朱彝尊认为北京历史悠久,曾是辽、金、元、明的首都,留下大量的文物古迹,但却缺乏专门记录北京历史的典籍。于是,朱彝尊从康熙二十五年起,着手编辑《日下旧闻》一书。北京宫室、城池的位置几经变化,而且"故老沦亡,遗书散失,历年愈久,陈迹愈不可得而寻矣"。所以他注意搜集北京历史资料,从1600多种古籍中选录历代有关北京的记载和资料,辑录了北京地区的山川地理,文物古迹,风情物产,详细记载京师地理沿革,着录历代有关典章制度、遗闻旧事。全书分为13门,分别是星土、世纪、形胜、宫室、城市、郊贰⒕╃堋⑶戎巍⒈哒稀⒒О妗⒎缢住⑽锊、杂缀,共42卷。刑部尚书徐乾学出资刊刻雕版,于康熙二十七年九月出书。《日下旧闻》一书编成后,康熙年间的名士徐元文、徐乾学、姜宸英、张鹏、冯溥、陈廷敬、高士奇等都为此书写了序言。《日下旧闻》一书收集保存了许多史料,由于辑录古碑残碣,许多文献可资考证。另外,不少古籍残失,也靠此书保留了史实。姜宸英序文提到此书:"・・・又间以己意,辨论其是非,援据精确,辞雅义畅,前此未有此书也。"可见,朱彝尊在作《日下旧闻》时,不仅摘录古书,且详加考核才编写而成。它记载了北京的历史地理变迁,是当时最详尽的一部北京地方志,详细记载京师地理沿革,着录历代有关典章制度、遗闻旧事,在反映北京的地理沿革和历史变迁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成就。
《日下旧闻》刊刻以后,清廷在北京开始大兴土木--尤其大规模地兴建园林。康熙四十八年开始建圆明园。雍正年间修圆明园和雍和宫。乾隆十年修静宜园,十三年修碧云寺,十六年修清漪园,建大报恩延寿寺于瓮山,又拓瓮山泊,定名万寿山、昆明湖,十八年重修静明园,在城内又大修三海(北海、中海、南海),修景山五亭等等。在乾隆年间,皇家内务府年年兴建土木,可谓达到一个高峰。乾隆三十多年上距《日下旧闻》的成书已及百年,北京城池、宫殿、尤其是皇家园苑已有很大变化。朱彝尊所选录的,已远远不够了。而且朱彝尊以"布衣"著述,除辽、金、元、明的旧迹外,很少着录宫殿御苑的建置设施,这些在乾隆看来是很不够的。乾隆在题词书缘起的诗中说到:"百年熙捣蔽奈,似胜三都及两京。"这百年中改置添建的,着实不少,尤其弘历对宫殿坛宇、名胜古迹题过不少诗,作过一些考证,需要着录下来,于是命臣子根据朱彝尊的《日下旧闻》加以增补、考证,再收录康熙、雍正及自己的诗文,于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二年刊刻出书《日下旧闻考》也叫《钦定日下旧闻考》,成为当时最大最完全的关于北京历史、地理、城坊、宫殿、名胜等资料选辑。
二、两书创作意图之比较
在《日下旧闻》基础上增删、修订而成的《日下旧闻考》,最初都是为了记录北京这座古都的历史风貌、沿革变迁。谈及朱彝尊的创作意图,姜宸英序说:"是编摭拾,止于前代轶事,然观其所述,非徒以侈浩博已也。其于世运隆替。君臣谋议,政治民风,得失之故,t然矣。法戒之实,不在是欤?其以翼经而补史之不及者,尤作书之深意,不可以无察也。"显然,朱彝尊正是企图通过此书,反映历代王朝的盛衰兴替,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明乎"得失之故"。这在清初学者,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史学思想。其中,也多少寄寓着作者的故国之思和一亡国之痛。而《日下旧闻》恰恰成于朱彝尊谪官期间,恐怕并非纯属偶然,不能不令人深思。更值得注意的是,朱彝尊在《宝刻丛编跋》中曾说:"当南渡之后,君臣无意复仇,编地志者若祝穆、王象之、潘自牧之徒,河淮以北陷蕃州郡,志不复载;(陈)思博采九域图经,所遗--一识之,其识高于朝士一等矣。"他认为南宋编纂地方志的人于北方陷金之地略去不载,是囚为"君臣无意复仇",不如临安书贾陈思一一补识,识见高明。以此而沦,则朱彝尊纂辑《日下旧闻》,专门记载以前曾为明朝首都而当时已是清朝首都的北京这个自序所谓"王业根本"的地理历史,恐怕不仅仅是"虑旧闻之放失",而多少带有一种期望恢复故国的意愿。从记载的时间范围来看,《日下旧闻》上自轩辕,下迄明季,如卷39"杂缀"门即以"明时杂事"为终,而清朝自顺治以来尽管已经四十余年,却只字不录。朱彝尊独记"日下"而又专取"旧闻",其用心之良苦,不难想见。
在《日下旧闻考》成书之后,乾隆皇帝于书前的两首御制诗文,其编是书的意图可见一斑:
其一:
重考彝尊书以成,七言权当序而行。
名因日下荀鸣鹤,迹逮春明孙北平。
挂漏岂无补所阙,淆讹时有校从精。
百年熙捣蔽奈,似胜三都及两京。
其二:
曾赋皇都与,若兹形胜古今无。
金迁元复其久矣,明筑清修滋盛乎。
御苑法宫诚富此,返淳还朴益殷吾。
论成知过渊衷写,更励聪听奕叶图。
诗的注文中说:"朱彝尊所编《日下旧闻》捃拾载籍及金石遗文,分为十三门四十二卷,颇为综核,与北平孙承泽所著《春明梦馀录》七十卷,均有裨于考证,但其书不免挂漏淆讹,因命馆臣重加订正,其《春明梦馀录》所载,亦间窦。"又说:"朱彝尊书成于康熙二十七年,今又及百年,太平熙,民物繁昌。自宫殿城市改置添建,复编增为十五门,成书一百六十卷,名曰《日下旧闻考》。" 由此可以看出,编纂《旧闻考》一书的缘起。
再者,乾隆帝为编纂《旧闻考》一书所写的谕文: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六月。甲辰。谕曰、本朝朱彝尊《日下旧闻》一书。博采史乘。旁及稗官杂说。荟萃而成。视《帝京景物略》、《燕都游览志》诸编较为该备。数典者多资之。第其书详于考古。而略于核实。每有所稽。率难征据。非所以示传信也。朕久欲详加考证。别为定本。方今汇辑四库全书。典籍大备。订讹衷是之作。正当其时。京畿为顺天府所隶,而九门内外,并辖于步军统领衙门。按籍访咨。无难得实。着福隆安、英廉、蒋赐ぁ⒘醮快俊⒀∨伤属人员,将朱彝尊原书所载各条,逐一确核。凡方隅不符。记载失实。及承袭讹舛。遗漏未登者。悉行分类胪载。编为《日下旧闻考》。并着于敏中总其成。每辑一门。以次进呈。候朕亲加鉴定。使天下万世。知皇都闳丽。信而有征。用以广见闻而供研炼。书成后。并即录入四库全书。以垂永久。其如何厘定章程。发凡起例之处。着于敏中等、悉心酌议以闻。
从这篇谕文,可以清楚地看到:
第一,乾隆皇帝很早就有要修订《日下旧闻》一书的想法。
第二,时值《四库全书》正在编修,乾隆帝下诏全国,广求天下遗书。一时全国各地官、私所藏善本珍籍,纷纷被采纳进京。这就使朱彝尊在编纂《日下旧闻》时未能见到的记述北京的重要典籍涌出,于是增补《日下旧闻》一书便成为可行之事。
第三,在谕文中乾隆讲明了他敕命编纂《日下旧闻考》的目的,是让天下万世都知道大清朝国都之闳丽,"信而有征"。通过此书,来弘扬大清朝的万事基业。
由此可见,与《日下旧闻》着重对于北京史地风物、沿革变迁、城市规划的记录相比,《日下旧闻考》增加了大量皇家园林的著录,以及康熙、雍正、乾隆皇帝的大量御制诗文,突出宣扬了大清朝皇帝的功德业绩。
三、《日下旧闻考》的史料价值
于敏中、英廉等人奉敕,凡四十余人,自乾隆三十九年开始编纂,用了十一年的时间完成了《日下旧闻考》这部卷峡浩繁的巨著。《日下旧闻考》有160卷,比《日下旧闻》增加了三倍内容。该书虽沿用《日下旧闻》编次目录,但其中20卷的国朝宫室(第9卷至28卷),2卷的京城总纪(第37、38卷),4卷的皇城(第39卷至42卷),14卷的国朝苑囿(第74卷至87卷)都是新增加的。官署12卷,原来在城市门内,现独立出来。郊吩6卷增为20卷。京畿也从10卷增加到37卷。书中有"原"、"补"、"增"的字样,"原"是朱彝尊原有的,"补"是朱彝尊儿子朱昆田补的,"增"是指乾隆年间增加的。文字达到一百六十余万字,是元、明以来空前的北京地方历史文献集成。《日下旧闻考》一书,"因朱彝尊日下旧闻原本。删繁补阙。援古证今。一一详为考核。定为此本。原书分星土世纪形胜宫室城市郊垧京畿侨治边障户版风俗物产杂缀十三门。其时城西玉泉香山诸处台沼。尚未经始。故列郊访胖小S虢裰莆葱。诸廨署入城市门中。太学石鼓。独别为三卷。于体例亦属不伦。今增列苑囿官署二门。并前为十五门。而石鼓考三卷。则并于官署门国子监条下。又原本城市京畿二门。五城及各州县分属之地。今昔不同。一一以新定界址。为之移正。原本所列古迹。皆引据旧文。夸多务博。不能实验其有无。不免传闻讹舛。彼此互歧。亦皆一一履勘遗踪。订妄以存w。阙疑以传信。所引艺文。或益其所未备。或删其所可省。务使有关考证。不漏不支。至于列圣宸章。皇上御制。凡涉于?京风土者。悉案门恭载。尤足以昭垂典实。藻绘山川。古来志都京者。前莫善于三辅黄图。后莫善于长安志。彝尊原本。搜罗详洽。已驾二书之上。今仰承睿鉴。为之正讹补漏。又驾彝尊原本而上之。千古舆图。当以此本为准绳矣。"
首先该书收集保存了许多史料,由于辑录古碑残碣,许多文献可资考证。如周秦的石鼓文、《唐悯忠寺苏灵芝行书宝塔颂碑》、《宋宣和七年燕山府清胜寺故讲经律论提点慈慧大师实德记》、《辽驻跸寺沙门奉航幢记》、《元赵b延东岳庙昭德殿碑》等。这些可以与文献互相印证的碑刻,都是研究北京地方历史的珍贵资料。但这些刻石有的已遗失不存,有的因年长日久字迹已漫慈不清,其原刻文字内容也都全赖此书保留了下来。所以,《日下旧闻考》一书为我们保存了相当一批早已湮没的珍贵史料,为今日北京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另外,不少古籍残失,也赖此书保留了史实,如熊自德《析津志》、明洪武《北平图经志》、孙国枚《燕都游览志》、周贫《析津日记》等书,都有赖于《日下旧闻考》得以保存下来。此书是汇辑北京地方历史、地理、城市、坊巷、宫殿、衙署、名胜、古迹等史料最为丰富的北京史地专书。
其次,可以看到乾隆初、中期北京建筑的情况和康熙中叶以来北京城市的变化。其中主要有城内宫殿、三海、景山、城外圆明园、清漪园、静宜园等等。它记述了这些园苑的建筑名称,建造年代,悬挂的扁额对联,何人居住,以及诗文中所表现的思想,不仅为北京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同时也有裨益于清史的研究。编纂者除借四库馆开之便,觅集了更多的珍藏史籍之外,还大量地采用了政府官署中的案卷档册。如礼部册、吏部册、工部册、户部册、刑部册、兵部册、六科册、翰林院册、都察院册、宗人府册、国子监册、钦天监册、太医院册、南苑册、清漪园册、畅春园册、静明园册、圆明园册、西花园册、内务府册、变仪卫册、健锐营册、旅册、火器营册、圣化寺册、普济堂册、泉宗庙册、城册、州册、顺天府册、五城寺院册等。这些档册都是清朝各级官府的文书档案,一直被禁锢于清廷内府或各官府衙门内。 书中很多对于皇家园林变迁的记载,对我们今天研究这些皇家园林的历史沿革、建筑艺术以及对这些古代建筑的保护都提供了最翔实的史料。
由于此书是对《日下旧闻》的考证,所以书中非常重视历史的变迁。如永定河,乾隆于二十年写诗:"北黄下口屡迁就,惭愧终无永逸方",可见永定河在当时曾多次决口。"小黄河剧大黄河",永定河之灾在当时已经超出了黄河的危害。今天卢沟桥南长辛店的名字,也是由于河道变迁而得名的"长新店"演变而来的。
第2篇：朱自清的资料范文
朱彝尊
（1629―1709），汉族，浙江秀水（今嘉兴市）人。清代词人、学者、藏书家。博通经史，诗与王士祯称南北两大宗（“南朱北王”）；作词风格清丽，为“浙西词派”的创始人，与陈维崧并称“朱陈”。著有《曝书亭集》80卷，《日下旧闻》42卷，《经义考》300卷；选《明诗综》100卷，《词综》36卷。所辑成的《词综》是中国词学方面的重要选本。
海柏胡同成街在明代，胡同最早有一座明代古刹海波寺，所以又叫海波胡同。得名为海柏胡同是缘于海波寺内有很多明代古柏，人们习惯将海波寺叫海柏寺，胡同也就随着叫海柏胡同了。这条胡同在清代时曾有不少文人居住，故在两侧的四合院内多有紫藤，“古槐、紫藤、四合院”成为海柏胡同的别样风情。
藏书家
朱彝尊的曾祖朱国祚，是明万历状元，官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但到朱彝尊父亲时，家道已经败落。朱彝尊迫于生计，开始长达十余年的游幕生涯。游幕生活没有丰厚的进项，但并不影响朱彝尊好书之癖。他除了购书之外，还借来别家的珍贵书籍，亲手抄下来。
康熙十八年（1679年），已经51岁的朱彝尊应“博学鸿词”之征，以布衣身份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开始了他在北京的生涯。他利用职务之便，借抄公私善本秘籍，充实自己的收藏。他听说著名藏书家钱曾藏有善本秘籍《读书敏求记》，秘不示人。为此，朱彝尊邀请钱曾及当地雅士置酒高宴，席间，用数量可观的黄金和一件珍贵的轻裘买通钱曾的书童打开书箱，让预先雇来的数十名抄手抄成副本，《读书敏求记》得以流传于世。
《清史稿》中记载朱彝尊“生有异秉，书经目不遗”。由于他的天赋和勤奋好学，在少年时就已经博学多识，凡天下之书，无不披览。康熙二十年（1681年），朱彝尊被授日讲起居注官，这是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言行的官职。两年后，朱彝尊升任南书房当值，康熙皇帝在黄瓦门之东赐他一所住房。朱彝尊在南书房当值，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宫廷史料，这为他今后的写作积累资料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这期间，朱彝尊的渊博学识得以充分地显露，因而很得康熙皇帝的赞赏，多次被赐参加太和门、保和殿、乾清宫的宴会，而且还特许他在紫禁城内骑马。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在南书房的又一次宴会后，康熙皇帝把肴果赐与朱彝尊的家人，由此可见，朱彝尊是深受皇帝宠爱的，朱彝尊曾用诗文把这些都恭敬的记载下来。
1690年，朱彝尊官复原职，然而两年后再度被罢官，终于致仕归里。朱彝尊的仕途可谓是屡起屡谪，荣辱备兼。1692年，朱彝尊去官归田时，拥有图书三万多卷。归田后，又陆续获书四万余卷。朱彝尊70岁时前后获书总计八万卷，《曝书亭著录序》中说：“拥书八万卷，足以豪矣！”
朱彝尊大部分藏书是传抄的，自然非常珍惜，所有藏书都在卷首钤印：“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他原希望同样嗜书的儿子继承藏书，不料儿子早死，给了他沉重一击。据《蒲褐山房诗话》记载，朱的孙子晚年家贫，陆续将藏书典当、卖出。
顺德会馆
朱彝尊在北京居住了十几年，住所几经变迁。海柏胡同16号是他在京的主要居所。当时，朱彝尊就居住在离海波寺街相邻一间不甚宽阔的南屋里，即后来的顺德会馆。朱彝尊居住的南屋前，种植着两棵紫藤，故此朱彝尊的诗中有不少吟咏紫藤的佳作，他还给自己居住的这间房子起名为“古藤书屋”。在书屋的对面，有一座亭子，名为“曝书亭”，亭子有柱无壁，是专为晒书用的。据《顺天府志》记载，顺德会馆“庭有藤二本，柽树一株，旁帖湖石三五，可以坐客赋诗。”
朱彝尊曾邀友人在古藤书屋边饮酒边限以藤、柽两字作诗。迟汤右曾诗云：“柽叶绿如，藤花红满檐。”可见庭院中红绿相映，景色宜人。但这些只是朱彝尊在此居住时的偶尔活动，他更多的时间则是用来进行历史研究。朱彝尊就是在这幽静的地方，不大的书屋里，编著了关于北京历史的第一部不朽巨作《日下旧闻》。朱彝尊为编写此书所居的古藤书屋也因而大获名声，后人在书中、文中对古藤书屋多有涉及。
如今，整条海柏胡同都被拆除，连海柏胡同的标牌都无从寻迹，只有用导航才能确定所在的位置是海柏胡同。1984年，海柏胡同16号顺德会馆被列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后来顺德会馆跟北京很多其他的故居一样，成了住有七、八十户居民的大杂院。经过近三百年的历史变迁，故居已然面目全非。询问了许久，才确定面前整条胡同仅存的建筑就是16号院。破旧的大门和门楣尚在，院门外原本的“朱彝尊故居”的汉白玉标牌被外面的围墙遮挡的严严实实。进入小院里，零零星星的还住有几户人家，除了西面一进院，其余的建筑几乎都被拆除殆尽。远处曾经的“曝书亭”还在，里面有两条拆迁未被带走的流浪狗栖息，见生人来，不停狂吠。那清新幽雅庭院、吟诗晒书的书亭已成为过去。
朱彝尊与《日下旧闻》
1684年，朱彝尊被弹劾而降职后，搬到海柏胡同，在此一住就是六年。在谪居的这段时间，他没有消沉，而是用两年的时间撰写刊印了共42卷的北京地方史志专著《日下旧闻》，为北京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地方文献。
所谓“日下”，即唐代文学家王勃的名篇《滕王阁序》里的“望长安于日下”，后人自此把“日下”比作长安，所以古时有用“日下”比作京都的说法。朱彝尊沿袭了历史上的习惯，把这部京城史料书，命名为《日下旧闻》。朱彝尊认为北京的宫殿辉煌、井邑多彩，为《诗经》中所说四方之极的地方。而且北京的历史悠久，曾是辽、金、元、明的首都，留下大量的文物古迹，但是却缺乏专门记录北京历史的典籍，着实遗憾。于是，朱彝尊从1686年起，开始了《日下旧闻》的创作。为了完成该书，朱彝尊“白天到郊野去摩残碣古碑，访问山僧野老，晚上点起灯，对照古籍，驰骋古今，必定要使访问的和书上写的进行对照，直到没有遗憾才惬意”。北京宫室、城池的位置几经变化，而且“故老沦之，遗书散失，历年愈久，陈迹愈不可得寻矣”。所以他注意搜集北京历史资料，从1600多种古籍中选录历代有关北京的记载和资料，以类相从，加以排比，辑录了北京地区的山川地理、文物古迹、风情物产，详细记载京师地理沿革，著录历代有关典章制度、遗闻旧事，可称为研究北京的小百科全书。刑部尚书徐乾学看过后，认为可以保存传世，遂出资刊刻雕版，于1688年九月出书。《日下旧闻》一书收集保存了许多史料，由于辑录古碑残碣，许多文献可资考证。另外，不少古籍残失，也靠此书保留了史实。
朱彝尊治学严谨，康熙年间的一些名人文士，如徐文长、徐乾学、姜辰英、冯溥、高士奇等都为《日下旧闻》写了序言。他们说朱彝尊写书是“精心搜讨，所至访求”。值得一提的是，朱彝尊还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好友，朱彝尊的《曝书亭集》就是曹寅捐钱出资刻印的，而曹寅的《楝亭诗抄》是朱彝尊作的序。
第3篇：朱自清的资料范文
一、关于“写什么”的问题
(一)反对写作文言文，主张写作白话文。自1904年语文学科单独设科以来，文言与白话的问题一直是语文教学理论与实践的重要问题。要不要进行文言文写作训练，更是语文教育界激烈论争的焦点。朱自清是“白话文运动”的积极实践者，他说：“现在是青年的时代，青年自然乐意用白话，而大部分的青年文言的训练太差，也是用白话便易。文言的死亡和白话的普遍应用，是事所必至，是计日可待的。”“作为一般人表情达意的工具，文言已逐步让位给语体，而且这个转变不久即可完成。”中学生应该学会文言文，但无须教学生学习文言的写作。要集中精力学习白话文写作，但不能太直率地将说话搬到纸上，不加调制。白话文写作全靠字句，“字句的组织必得在文义之外，传达出相当于说话时的声调姿势表情来，才合于写作的目的”。“窗外”、“书的自叙”等题目是他曾给学生的作文命题，并经常要学生自己命题，这使作惯了“小楼听雨”、“说句”这一类文言文的学生，得到了思想上和文笔上的解放。
(二)反对文学创作倾向，主张写作应用文。作文教学要讲求实用，不能滥用文学的调子。他指出：“中学生作文课，该以广义的应用文为主，因为作文课主要是技能的训练，艺术自当居次位。”“叙述、说明、议论三体都是应用文的底子，不会写作说明文和议论文，怎样能写作许多应用的文件呢?现在的学生只知注重创作，将创作当作白话文惟一的正当出路，就是一般写作的人，也很少着眼在白话应用文的发展上，这是错的。”许多人都希望成为作家，但出名者不多，其失败原因，便是到处滥用文学的感情和用语，文学成分太多了，反而失去文学真正的意义。究其原因，一是以文学创作为目标，“二十多年来成功的固然有，失败的却是大多数”，不仅写不好文学作品，而且因此“不能分辨文章的体裁，到处滥用文学的调子”。二是忽略了说明、议论两种文体的训练，导致这两类文体的写作存在严重的“思路不清”的毛病。“从做白话文这方面来说，一般的标准是大大进步了，对于写景、抒情的能力，尤其非常的可观。可是除此而外，对白话写议论文及应用文的能力，却非常的落后。”朱自清主张青年学生不要只注重纯文学的创作，应将写作的重点放在应用文尤其是议论文、说明文的写作上。
朱自清从应用的角度出发，指出了写作教学的内容，这在当时具有前瞻性。通过对创作与写作的区别，强调中学生最需要、最可能得到发展的不是创作能力，而是非文学的实用性文体的写作能力。朱自清作为文学大家，能用这样的眼光去规定写作教学的目的，是难能可贵的。
(三)反对为文造情，主张写至诚文。朱自清主张青年学生写作一定要写“至诚文”，说心里话。他说：“自然我们并不妄想人人能作美文，但希望说些切实的话。”但是“‘心口如一’向来是难得的，‘口是心非’恐怕大家有时都不免”。口上尚且如此，写作时更难以说真话了。学生写作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朱自清认为有两点原因：一是“利害的冲突”，二是“追时代潮流”。他对青年学生作文中的这种现象深感忧虑，觉得“只知讲究修饰，嘴边天花乱坠，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谓小人；太会修饰了，倒教人不信了。戏法总有让人揭穿的一日”。空话不能让人相信，因为它们“无论怎么好听，怎么有道理，不能兑现的支票总是废纸，不能实践的空言总是废话”。而且，“一个人也决不能够全靠撒谎而活下去，因为那么着他就掉在虚无里，就没了”。因此，他主张青年学生作文时一定要“知道的真，议论的切”，不能人云亦云，为文造情。
二、关于“怎么写”的问题
(一)要有“假想的读者”。所谓“假想的读者”，就是学生写作时，想象自己作文是给各种各样、各行各业的人看的。自己的作文不仅要符合教师的要求，也要符合各行各业、各种各样人的要求。朱自清认为学生写作的实际读者虽然常常是几个人，假想的读者却可以很多。他说这些假想读者的存在，可以促进不同时期以不同目标为写作目的的写作者的写作水平。
朱自清认为：“写作练习是为了应用，其实就是为了应用于这种假想的读者。写作练习可以没有教师，可不能没有假想的读者……有假想的读者，总比马马虎虎不知到底写给谁要好得多。”只有写作时意识到“假想的读者”，才会仔细辨别文体，认真写下去。
(二)要以报刊文字为切近的目标。学生作文有了广泛的“假想的读者”，朱自清认为还要给他们的作文找一个可以观摩比照的“切近的目标”。这“切近的目标”就是报纸上和一般杂志上的文字。
朱自清认为以报刊为写作的切近目标有三个好处。“第一，切用，而且有发展。”报刊刊登的各方面的文章，虽然对象或宽或窄，口气和体裁也不一样，但它们都是为了某一特定目的而发表的。朱自清认为新闻事业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写一些新闻稿件登在报纸或杂志上，值得夸耀，自豪的程度并不在创作之下。这种目标因此也就可以代替创作而成为中学生写作的目标，它也可以极大提高中学生写作的兴趣。“第二。应用的文字差不多各体都有。”报纸上的文字不但有新闻和评论，还有特写、说明文、议论文，中学生阅读它们，可以见到各式体裁的文字。“第三，容易意识到各种文字的各种读者。”报刊上的文字都是针对不同的读者群而写的。中学生常常比较着看，容易明白不同的读者与文字的关系。他们写作时也会渐渐注意根据不同读者使用不同的文字。
(三)重视“文脉”的训练。思路不清是中学生写作最明显的毛病，尤其是写说明文和议论文，学生抓不住题目，常写些支离破碎的废话，层次杂乱，意思不连贯，字句重复。要消除学生思路不清的毛病，朱自清强调：“要训练文脉，得用宣读文件的声调。我想若从小学时代起就训练这种正确的朗读，学生作文将容易进步……”
朱自清重视“文脉”训练的又一种方法是作文前“写出详细的纲目”，即从意义上，从意念的排列上下手，诉诸逻辑，这样做是为了作文时更通畅些。
(四)注重“文字的技术方面”的优劣。“文字的技术方面”主要是指标点符号的使用和词汇的运用。
朱自清指出：“白话文之所以为白话文，标点符号是主要的成分之一。标点符号表明词句的性质。”因此，在作文时，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一方面可以部分替代说话时种种声调姿势，另一方面，可以准确地表达作者的意图、思路，而不致使文章思路不清，层次不明。而在词汇方面的通病是太
狭窄。在《文病类例》一文中，朱自清从四方面分析了学生在白话文运用中的用词错误。从词义着眼，存在的问题是“词义不明”；从创用新词着眼，存在的问题是“滥增新语，强变词例”。此外，朱自清还强调不仅不要写错别字，而且写字要做到“清楚整齐”。
朱自清凭借自己写作经验告诫青年学生：“不放松文字，注意到每一词句，我觉得无论大小，都该从这里入手。控制文字是一种愉快，也是一种本领。”因为忽略了技术训练，运用文字的能力就不会得到适当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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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朱自清的资料范文
由于当时市场对塑胶玩具的需求远高于香港厂商的生产能力，最初几年生意相当不错。但好景不长，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1957年之后生意开始变得艰难起来。彼时，创始人朱中武也开始面临企业传承问题，共有10名子女的他该让谁接班？
大儿子在朱中武的帮助下开设了一家工厂，自立门户；二儿子则和朱老先生约定在大南工作两年，然后继续求学，两年时光转瞬即逝，大南的情况却并未好转，二儿子按照当初的约定重新进入校园。
于是继承大南的希望落到了三儿子朱其岜身上，他从小在工厂长大，曾在著名的圣公会学校接受教育，并且会说英语。当时，朱其岜也和二哥一样开出了同样的条件――在大南工作两年，然后去念大学。
1966年，19岁的朱其岜正式加入大南。与二哥不同的是，他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大南。当时朱其一身兼顾跑洋行、追生产物料、安排生产，并派送及回收外发加工的产品。当时父亲对他的支持就是到公司的第一个星期带他去拜访各家洋行。逐渐积累了营商知识和经验后，朱其岜选择专注生产玩具。
1971年，朱其岜与梁淑娟结为伉俪。1973年，其父亲因病离世，他不得不挑起大南的重任。同年，由于第一次石油危机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油价暴涨，影响到原料供应及生产，公司难免欠下债务，大南的处境变得更为艰难。当时，朱其诚恳地跟债主商讨，最终对方同意大南财务状况改善后再清偿债务，最终大南安全度过那次危机。
在上世纪“黄金七十年代”后期，朱其岜扩大工厂生产规模，开发了合约生产业务。八十年代，大南开始在内地建厂，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大南逐渐建成的三间工厂分别设在深圳、东莞和清远，总面积达14万平方米，高峰时工人多达几千人。
近年来，企业饱受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及人工成本上升等因素困扰。为了迎接挑战，朱其岜为公司设定两个方向：一方面提升OEM生产技术和效率，并请著名品牌公司设计更多新产品；另一方面，自创品牌，借此开拓内地市场。朱其岜介绍，开辟内地市场这一目标已经交给幼子朱健豪。
1995年前后，三个儿子都去了加拿大念书，两个小儿子后学成归来。
二儿子朱仲豪在修完计算机后返回香港，加入大南，为大南建立了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PR系统）。2003年，儿时酷爱电子游戏长大后对开发在线游戏满怀热情的朱仲豪，在机缘巧合下和两个朋友共同创建了越一科技有限公司。从大南引退后，他现在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电子游戏业务上，利用大南造模并生产游戏里的人物玩具。
三儿子朱健豪大学主修电脑，硕士学位则与传播媒介有关，没有刻意为接棒大南做准备。2007年加入大南后，他肩负起开拓内地市场的使命。
第5篇：朱自清的资料范文
1998～2008年收治顽固性失眠资料完整者43例, 男12例, 女31例, 男女之比为1:3;年龄26～72 岁,平均47岁;失眠病史3 ～15 年,平均6年;每晚睡眠时间2～5小时,平均4小时;伴健忘、多梦39例,头痛33例,心神烦乱23例,怔忡9例,梦遗3例,舌尖红11例,舌边尖红19例,脉细数15例,脉滑数12例,脉弦数7 例。
治疗方法 朱砂安神丸6 g/丸, 1丸/次,2次/日;镇脑宁胶囊4粒/次,3次/日。镇脑宁胶囊组成:猪脑粉、细辛、丹参、水牛角浓缩粉、川芎、天麻、葛根、藁本、白芷。两种药物同时服用, 温开水冲服, 连用2 周。
疗效判定标准(自拟) ① 痊愈:临床症状消失, 每晚睡眠≥ 7小时, 脉舌如常。②好转:临床症状明显减轻, 每晚睡眠时间比治疗前延长≥1.5 小时。③无效:临床症状无明显减轻, 每晚睡眠时间比治疗前延长
结果
纳入研究的43例患者中痊愈11例, 好转29例,无效3例。治愈好转率为93%,未出现不良反应。
典型病例
患者,女,55 岁,失眠、多梦、心烦5 年余,每晚睡眠时间约4小时,最少时约2小时,伴头痛、健忘,易醒,急躁易怒,手足心发热汗出,舌边尖红,脉细数。曾自服天王补心丹未效,严重时用安定稍有一过性改善。诊断:失眠,证属心火炽盛,阴血亏损。给予朱砂安神丸6 g/丸,l丸/次,2次/日;镇脑宁胶囊4粒/次,3次/日。服药第2天即感心烦、手足心发热、出汗减轻,是夜入眠比较顺利,服药1周后入眠顺利,头痛、心烦、急躁易怒,手足心发热汗出基本消失,夜间清醒1次,睡眠时间延长约2小时,脉舌象较前好转。效不更方,再巩固治疗1周,诸症尽除,脉舌如常。1个月后随访无复发,且记忆较前好转。
第6篇：朱自清的资料范文
1 朱启钤先生乃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思想大家
朱启钤(1872～1964年)，贵州阴阳人，字桂辛，晚年号蠖公，人们称他桂老，1872年生于河南信阳，1964年卒于北京，享年92岁。他的一生正处于中华民族从苦难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入大变动的时代。过去，人们往往简单地把朱启钤视为“政客”，但他一生的活动绝不局限于政治方面，他更是一个杰出的实业家、古建筑专家、文物收藏家，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朱启钤任内务总长仅三年时间，同时督办京师市政，因此在他任职期间即办了一系列造福北京市民的大事，如改建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开放南北长街、南北池子，修筑环城铁路等。当年，朱启钤提出改建正阳门计划之初，京城几乎哗然，认为此举将破坏京城风水。反对之声此起彼伏，但袁世凯为了表示对其的支持，还特制一把银镐，上镌“内务部朱总长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爰于一千九百一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后来朱启钤一直珍藏着这把银镐，去世后由他的儿子朱海北先生将这把纪念镐赠给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现珍藏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此外，朱启钤还绿化市区，疏浚护城河；创办北京市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开办中国的第一个博物馆――紫禁城外廷的古物陈列所；为了增进民众游乐福利事业，开放了诸多皇家艺苑京畿名胜并制定了我国最早的古建保护法“胜迹保管规条”；民国初年创办传染病医院。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疾病的传播；朱启钤还是一位杰出的管理人才，他深知煤炭对发展民族工业的重要性，于1899年创建中兴煤矿公司，这是旧中国唯一由华人自办的采矿机构，是旧中国矿业颇有成效的佼佼者，另在经营上，朱启钤十分重视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并大胆使用技术专家；民国以后，为适应达官显贵逐渐欧化的生活方式，并打破外国侵略者霸占北戴河海滨的野心，朱启钤于1918年开始号召在北戴河避暑的中国上层人士，创办起地方自治公益会，标志着北戴河海滨的开发建设自此有了统一管理，统一领导和统一规划，是北戴河疗养区成立以及繁荣昌盛的开端，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朴素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主爱国情怀；此外，朱启钤热心宣扬文化事业，珍视祖国的历史文化，成为迄今可赞誉的早期民族文化遗产保卫的楷模。
2 朱启钤乃中国古建营造的卓越组织者及开创者
朱启钤所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这是我国第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当朱启钤在清末创办京师警察市政之时，对京城的宫殿、苑囿、城阙、衙署不论是遗址或建筑物都一一“周览而谨识之”。当时学术界对建筑的研究，不过是到《日下旧闻考》及《春明梦余录》之类的古籍中去查找考证而已。但朱则常与了解北京掌故的老人交谈，与老匠师交往，从他们那里了解很多北京城的发展源流以及匠人世代口授的操作秘诀，这些都是不见经传的材料。朱启钤认识到这些都是研究中国营造的可贵资料，因此他“蓄志旁搜，零闻片语，残鳞断爪，皆宝若拱壁”。其他如一般学者不重视的《工程则例》之类的书他“亦无不细读而审评之”。他认为，既然清代已有《工程则例》这样的书，那古籍中肯定还会有类似的记载，具有发掘价值。尤其当朱在任内务总长时，深感“兴一工举一事”，皆属“建设之物，无程序可循，辄感载籍之间缺，咨访之无从”，因而下决心“再求故书，博徵名匠”。
朱启钤虽然大半辈子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但他对建筑的认识却与近代的观点十分相似，这是他的进步可贵之处。近代学者普遍认识到“建筑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朱启钤在说明为何定名“营造学社”时又进一步阐明了他的建筑观，他说“本社命名之初，本拟为中国建筑学社。愿以建筑本身，虽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于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故打破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则凡属实质的艺术，无不包括，由是以言。凡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砖埴、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推而极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20世纪6。年代初，梁思成在《掘匠随笔》(一)中曾为建筑作了这样一个公式：“建筑?(社会科学U技术科学U美术)”即建筑学是包含了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及美学的，一门多种学科互相交叉、渗透的学科。吴良镛教授说：“在当时(指60年代)还没有交叉学科和多学科渗透等这些名词，但其本质，在梁先生的思想中是明确的”。在30年代初，人们对建筑的观念还停留在砖、瓦、灰、砂、石的阶段，钢筋混凝土结构刚引进不久。建筑还没有发展成一门复杂的技术科学(许多门技术科学的综合产物)。朱启钤自然也不可能预见到这一点，但对建筑与社会科学及美学的互相交叉与渗透的关系，在他的建筑观中已基本形成。由此可见，朱启钤创办营造学社，并非像其他失意政客一般的沽名钓誉之举，而是他本人多年来对中国建筑的悉心研究与志趣所在。
1939年，天津水灾，营造学社存于英资麦加利银行库中的全部调查测绘资料惨遭损毁，朱立刻电告梁思成、刘敦桢设法抢救出这批资料。但是胶版被水泡坏已无可挽回。朱与原学社职员乔家铎、纪玉堂等人一起将这批图纸胶版逐渐摊开整理晾干，作为原始资料留存。由于底片已毁，朱又指导乔等人将过去
洗印的照片重新翻拍，复制了一套底片妥为保存。为了支持梁思成、刘敦桢二人在大后方的研究工作，他又从这批复制胶片中选出了最重要的一批古建筑图片各加印两套，寄给梁、刘二人各一套。梁思成能够在四川撰写中国建筑史，就因为手边还有这样一套重要的参考资料。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也主要是依靠朱整理出来的这批资料。还有大批古建筑的测绘图稿，凝聚了全部学社成员多年的辛勤劳动，但因纸薄又经水泡，稍不小心即被碰破。朱更是对乔等人千叮咛万瞩咐，小心翼翼地将它们逐页晾干，重新裱在座标纸上，生怕碰损。今天，这批测稿珍藏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只要看到这批图纸的人，无不为之深深感动，朱启钤确可称为我国20世纪最早的一位中国古建筑卓越组织者及研究的开路先驱。今天我们在为北京中轴线上的明清建筑宫殿而骄傲时，在分享北京奥运会可以彰显人文奥运的文化场景时，在努力完善文化北京的一个个主题时，不能不感谢留住北京传统建设根系的朱启钤先生。所以纪念朱桂老乃属一种文化寻根的行为，是一个业内外都应关注的中国国学之大事。
3 朱启钤及其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性贡献
20世纪初叶，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在探索“西风东渐”的文化潮流中逐步兴起，到了20～30年代伴随着近代民族工商业的，中国的文化事业也步入快速发展期，如1928～1929年民国政府颁布的《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寺庙登记条例》等，都是近代中国较早正式颁布的文化遗产保护法规。这里必须提及的是1930年1月以“研究中国固有之建筑术、协助创建将来之新建筑”为主旨的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对此傅熹年院士指出“把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作为一门专门学术，建立在现代建筑学、美术史和文献学的基础上，中外学术界公认是自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也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据统计，在中国营造学社存在的15～16年间，正式研究人员最多不过17人(1934～1937年)，最少时(1938～1939年及1945年)仅有5人，但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学术成就。有专家认为，中国营造学社不仅构建了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及基本框架，同时引领并带动了当时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理论探索的方向。迄今，由朱启钤及其中国营造学社历练造就的中国建筑学家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有：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邵力工、卢绳等。历史地看，1928年3月，“营造学会”在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今中山公园)举办中国古代建筑展览会，展示学会历年搜集的古代建筑图书、图纸、模型等，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同时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重视并决定提供资金赞助，它直接促成了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如今透过对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及研究的理解，至少可归纳出中国营造学社的贡献：
其一，它极大地促进了匠作工程籍本的搜集与研究。朱启钤在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讲词中说“要重视匠作传统与沟通儒匠的特殊价值”。1931年初入学社的梁思成先生即是遵从朱启钤先生的意图，从学习和整理匠家秘传抄本入手的，其成果陆续刊发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如《大木小式做法》、《大木杂式做法》、《瓦作做法》等。梁思成先生在《营造算例・序》别强调匠家籍本远胜于《工程做法则例》的价值。在朱启钤领导的中国营造学社初期，积极收集并整理出版如《园冶》、《工段营造录》、《姚氏营造法源》等典籍文献，朱启钤先生反复讲它们才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共同源头”；
其二，它极大地推动了对古建筑遗构的调研与实测。如迄今业内开始认识“样式雷”图档、烫样及工程作法，这与自30年代初朱启钤的抢救式搜集是分不开的。其最大贡献是，朱启钤开创了“样式雷”世家的建筑专题，作为开拓性研究，刘敦桢先生依据北平图书馆、中法大学所藏“样式雷”图样等文献，先后完成了《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易县清西陵》等重要学术论文。中国营造学社创办之初，是逢日本建筑史学家关野贞访问中国营造学社，他与朱启钤商量，由日方负责实物调查测绘和研究，并以蓟县独乐寺为例，宣称只有日方有能力和经验进行巨大规模的测绘和研究。此事对朱先生刺激巨大，使他更感到现存大量古建筑遗物之珍贵，决心要靠中国自己的人才去进行调研与实测，这也正是朱启钤特别重用梁思成、刘敦桢二人的真正原因。仅从1932～1937年的不完全统计，由法式部主任梁思成、文献部主任刘敦桢二人领衔的古建筑测绘共计2700余处，其中古建筑有206组，完成测绘图纸2000余张(尚不包括1937年后的西南地区的工作)。再如1941年夏，出于对地处沦陷区的北平文物建筑安全的担忧，朱启钤先生约请当时主持华北基泰工程司业务兼天津工商学院教授的张先生，以基泰工程司的名义，与时任北平建设总署都市局长的营造学社社员林是镇签订承揽绘故宫、太庙、社稷坛、天坛、先农坛、鼓楼、钟楼等的合同，绘制范围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紫禁城内建筑是测绘重点，此项工作以绘制精美和数据翔实而饮誉学术界。今日凡登上景山，远眺南北中轴线建筑，都不该忘记为北京中轴线建筑留存图纸的真正策划及指挥者朱启钤先生。
其三，它为华夏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总括了理论并探索了示例。中国营造学社作为技术顾问学社曾受聘于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依据调查、测绘和评估报告，学社申述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实施的古建筑修缮和保护工程。朱启钤先生等曾出任文物整理委员会正式委员，并亲自参与并指导北平文物整理工程诸多重要项目的实施。中国营造学社在诸如《故宫文渊阁楼面修理计划》、《修理故宫景山万春亭计划》、《杭州六合塔复原计划》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提出的“整旧如旧”、“保持原状”等文化遗产保护原则迄今仍发挥着作用。1935年9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发表的《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复计划》，则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早期历程中较为完整、系统的重要实例之一，许多理念仍适合于当今传统建筑保护的技术与作法。
应该指出，以中外建筑文化交流的广阔视野及胸襟，观照建筑作为世界文化迁移分合演进的载体，亦是中国营造学社学术宗旨的突出特征。早在中国营造学社创建之初，朱启钤即明确指出“因全部营造史之寻求，而益感于全部文化史之必须作一鸟瞰也。……总之，研求营造学，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实质之营造不可”朱启钤还一再强调“建筑本身，虽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余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凡属实质的艺术，无不包括。凡彩绘、雕塑、染织、铸冶等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由此可见，朱启钤及其中国营造学社建构的学术研究框架，正如同今日吴良镛院士的“广义建筑学”体系，他以致力于构筑宏大的“全部文
化史”之高瞻之瞩，使所倡导的“实质”和“无形”艺术无所不包的学术理念，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开创性和创新意义。所以，可以说当代诸如《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中国建筑艺术史》、《中国古代建筑史》等中国建筑史学界的巨著依旧是朱启钤学术理念的某些延续，也可以说从根本上并未超越出朱启钤先生七十余年前所勾划的学术框架。
4 开展朱启钤先生及其建筑学术思想研究的建议
20世纪40年代末，朱启钤住在上海。1949年，即派章文晋(朱启钤的外孙)将朱启钤接回北京，并将他安置在中央文史馆，任研究员兼任古代文物修整所顾问，北京市及中央有关部门经求其对北京市政建设的意见。1957年又访问了章士钊和朱启钤，并详细询问了生活起居。在朱启钤90岁寿辰时，总理送了一个大花篮为他祝寿，又在政协小礼堂举行了一次小型祝寿宴会。席间谈笑风生，这些都表示出总理对朱启钤的尊重与关怀。朱启钤曾对他的家人说“总理是我在国内外所遇到的少见的杰出政治家，也是治理我们国家的好领导。可惜我生不逢时，早生了30年，如果那时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我从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定能办到”。著名学者刘仙州先生说“朱启钤在学术方面的贡献，要比他在政治上的活动大得多”。用他自己的话说：“启钤老矣。从有一知半解，不为当世贤达所鄙弃，亦岂能以桑槐之景，肩此重任。所以造端不惮宏大者，私愿以识途老马，作先驱之役，以待当世贤达之间风兴起耳”。这段肺腑之言，表达出他对祖国文化强烈的热爱，同时也倾诉着他对学术无私奉献的话语，朱启钤不愧为研究中国建筑之路的最早先驱者。系统地看，朱启钤先生是近现代城市规划与改造的肇始者；是公众博物馆、公园与旅游胜地的建设者；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研究与实地调查勘测的组织者；是中国回收大批重要文物的功臣；尤其是漆器、丝织品等传统技术与工艺研究的倡导者。1945年日寇投降后，任中国文物研究所前身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委员，为国家回收大批流散的青铜器、瓷器等珍贵文物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任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古建筑修整所顾问。著有《存素堂丝绣录》、《蠖园文存》、《芋香录诗》、《清内府刻丝书画考》、《清内府刺绣书画考》等书。长期以来，由于多种因素，朱启钤诸多开创性的历史功绩未能得到应有的评价，甚至被忽视。因此纪念朱启钤先生，发掘、保护其故居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结朱启钤的学术活动与历史贡献，研究朱启钤的学术思想与爱国情操，对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文化发展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鉴于此，我们认为应极其慎重，但必须是有规模地组织多方学术界对朱启钤建筑文化思想为中线的学术思想“瑰宝”研究，尤其要将此系列活动纳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及文化北京、文化中国的“寻根”计划之中。故特别提出三点建议，供有关方面关注：
建议一：朱启钤先生故居应纳入较高等级文保单位系列
据调研发现，朱启钤先生在北京故居有两处，其一是位于东城区赵堂子胡同3号，现已挂牌为北京市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其二是这里所特别建议的即东城区东四八条111号。经分析对比感到它们在以下方面有不同特点：
1)赵堂子故居为朱启钤先生捐献政府的私宅，占地面积较大，建筑规格较高；但八条故居为北京较为标准的四合院。
2)朱启钤先生在八条故居居住时间相对较长，尤其是先生晚年直至逝世一直在八条故居居住。
3)总理1954年、1962年两次亲临八条故居看望朱启钤先生。
4)朱启钤先生重要友人章士钊先生等曾长期在八条故居借居。
5)赵堂子故居目前被多户居民占用，近期清退无望；而八条故居的三个院落均由朱氏后人居住。
6)东四八条的建筑格局与房屋基本保持原貌。故居临胡同口处原有木制牌楼一座，这使得故居与门前过道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空间。
7)八条111号故居南侧现有20世纪70年代加盖的产权为东四街道办事处的三间房屋。东四街道办事处承诺将此三间房屋提供出来，可供有关方面作为纪念朱启钤先生的故居或相关研究活动使用。从此种状况出发建议将东四八条111号立即保护起来。
建议二：在东四八条朱启钤故居正式设立具有学术及展出意义的“朱启钤与中国营造学社陈列室”
建议组成由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支持，属地为东四街道办事处及相关研究机构为承办单位的“朱启钤故居陈列室”(暂定名)筹备组，开展朱启钤故居修复、展陈、学术、会议等方面工作的策划。尤其要进一步得到朱氏家族在大陆(含海外)后人朱启钤孙朱文榘先生、外孙张允冲先生、曾孙朱延琦先生等的支持与共识；
建议三：精致进行“朱启钤与中国营造学社陈列室”的内容设置设计
1)筹备“朱启钤与中国营造学社陈列室”图片及实物展；
2)组织编撰《朱启钤先生文集》及《朱启钤先生画集》等著作；
第7篇：朱自清的资料范文
都是一种科学工作，需要多年的冷静钻研。”
元末明初巨富沈万三富可敌国，他经商的原始资金，或称“第一桶金”的来历，是深入研究沈万三时必然要提出，并且需要很好解决的问题。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数种说法中，“分财说”是被很多研究者肯定的。1990年代苏州首次发起当代沈万三研究高潮所出专题论文集《江南巨富沈万三》、近年活跃于昆山周庄第二次研究高潮所出专题论文集《周庄走出沈万三》两书中，皆有“分财说”研究论文，观点完全一致，作为论据所用的一则史料也是完全一样的。
这则被人们如此青睐又反复运用的史料，就是所谓的《陆道判捐资》，其中云：“元时富人陆道原，货甲天下，为甫里山长，一时名流咸与之游处。暮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以资历付之曰：‘吾产皆与汝……’道原遂为黄冠……所谓二人者，其一即沈万三秀也。”
很多研究者据此认为，正是由于这位陆先生的巨资给了沈万三，沈万三才在经商道路上得以“起飞”。有些研究者还就此“分财说”作文进行细节性描写——“复述”《陆道判捐资》中说过的那些话，以坐实这个“沈万三秀”就是周庄沈富其人等等。
这则《陆道判捐资》出自《苏谈》一书，而《苏谈》关于苏州地方社会风情、名人逸事的记述在众多明清笔记里面是颇为有名的。因为作者杨循吉（1458年—1546年），是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进士，曾官礼部主事，弘治初辞官归里，是一个做官的文人。以一般人眼光看，杨循吉无疑是文化“资质”较好、可信度较高的一位封建士大夫；又因他是吴县人，对苏州掌故有亲见、亲历、亲闻的优势，就尤能令人信服；更重要的是他离沈万三时期，不过晚百多年，在诸多明代笔记作者中，他算是靠前的一位了，他关于沈万三的记载当然也应该很可靠。
所以，他这一条“分财说”笔记，不仅为当代沈万三研究者看重，而且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被广泛传抄，如明《弘治吴江志》、明田艺蘅《留青札记》、明朱国桢《涌幢小品》、清《乾隆吴江县志》，乃至周庄第一部镇志清乾隆年间的《贞丰拟乘》等等，都是袭用照搬，作为信史使用。然而，事实却表明，杨循吉的这一记载是完全错误的！
明都穆辑录的《吴塚遗文》一书中载有陆德原墓志铭全文，让人们知道了杨循吉的这个错误。
原来，杨循吉所说的“陆道原”乃是“陆德原”读音的讹误，但这还是小错。
细读陆德原墓志铭可知，这个所谓的“陆道原”并非是杨循吉所言以“货甲天下”闻名的，而是一位热心教育的文化人士，他在家乡办甫里书院，并任院长，亦即杨循吉所称的“甫里山长”。这位“陆道原”还曾捐资重建长洲县学，后又任徽州路儒学教授。为修复徽州路学，元至元六年（1340年）他回苏州“购良材，募善工”时病逝于家，时“一子颐孙，始八岁，长女仲端赘徐元震，幼女周保，生甫三月”。所以，杨循吉称“陆道原”把财产分给沈万三，自己去做道士等等情节，都是想像出来的，或是以讹传讹的结果，纯属子虚乌有，根本不是事实！
陆德原是长洲县人，杨循吉是吴县人，长洲、吴县两县同城而治，陆可称是杨的同乡先贤，但文化“资质”较好的杨循吉为何连百多年前同乡先贤的事都弄不清，而犯如此“低级错误”？认真分析陆德原墓志铭，再联系沈万三经商的经历和元末明初的社会现象，也许能找到原因。
陆德原回苏州“购良材”——买优质木材，必与商人联系，而沈万三就是著名商人，陆因此与沈有联系，做生意，甚至是做一笔大生意，是符合日常生活逻辑的。而外界不明真相，只知道陆、沈之间曾有过一笔资金来往之事，时间一长，知情人越来越少，内情就更说不清，最终衍生出陆向沈馈赠资财的“分财说”系列性情节。更重要的是，这种系列性情节还符合元末明初时出现的富人为避祸散财的社会现象。如当时的画家无锡人倪云林就放弃了家财，漂泊江湖，依从亲朋生活。这双重原因，使得百多年后的杨循吉道听途说，还深以为然，未经考证，就贸然写进自己的书中，铸成错误！同样，也正是这双重原因，使得明清时期有那么多公私著作的作者兴致勃勃地传抄这一错误信息！
但是，从另一角度考虑，若能作深入、综合的分析，从这条错误信息中却也可能筛选出若干真实信息，有助于人们更多地了解沈万三的情况。
陆德原为徽州路儒学教授，元代徽州路辖境相当今安徽歙县、休宁、祁门、绩溪、黟县和江西婺源等地，山多林密，历来是出产木材的地方。现在到婺源旅游，有一个旅游内容就是看那里生长得绿意盎然的众多千年古树，可见徽州那地方的确不缺木材。但陆德原还是回苏州来“购良材”了，该怎样解密这一反常行动呢？
符合逻辑与事实的答案只能是一个——陆德原要买的是徽州不出产的木材，即所谓的“良材”，即能为徽州路学做一些体面高档家具的贵重木材——如花梨木、紫檀木、格木之属。前二者都需从东南亚进口，或从海南、云南运进，是作高档家具的合适用材，紫檀木锉末入药，还可治疮毒；后者则产我国东南、西南地区，可供作船板、桅插等。这些木材都必须依靠海运或海外贸易才能来到苏州，这正好是沈万三的用武之地。
而且有多个记载说，沈万三家曾有巨型“铁梨木酒榨，每榨米二十石，得汁百瓮”。铁梨木也是优质木材，产于东南亚，也产于我国云南、广西。沈万三做进口木材生意，顺便用优质木材为自家做家具、用具，以自炫其富，完全是可能的事情，也是合乎他巨商身份的事情。
按北京文物收藏家马未都在央视“百家讲坛”上的说法，从我国进口花梨木、紫檀木等贵重木材的历史看，清代进口数量大，明代数量小，因而明代花梨木之类家具简朴，以节省木料，清代则繁复——进口的贵重木材多，工匠有充足的木料可用。而沈万三在元末就已做这一类贵重木材的进口生意，并用它们做用具！
另据元《至正四明续志》所载元代进口货物清单，元代我国已进口花梨木、乌木等贵重木材。希望随着沈万三研究的深入发展，能发现更多、更确切的史料，用来研究、讨论沈万三作海外贸易这个问题。这完全可以成为今后沈万三研究的一个课题。
沈万三作海外贸易，到目前为止，只有明孔迩《云蕉馆纪谈》所说“变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豪富间，辗转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一条较为具体。但这种“具体”仍然很模糊，如若问沈万三何时“变为海贾”等问题，明代《云蕉馆纪谈》作者孔迩没有解答，其他人同样也回答不了，一直阙如。如若进一步问沈万三究竟是在哪些时间段里作海外贸易之类的问题，更是几百年来一直无人能够给出较为确切的回答。当代沈万三研究的两次高潮也未能解开这个“闷葫芦”。
现根据陆德原元至元六年（1340年）回苏州买木材的记载，再加上上述对《陆道判捐资》这则记载的综合性分析，至少能产生一种答案，即沈万三至少在元至元六年（1340年），即他44岁时（关于沈万三这个年龄的由来，亦即沈万三生卒年问题，笔者已撰有专文讨论），已在作海运生意、海外贸易了。
而在此前17年，即元至治三年（1323年），朝廷宣布“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完全开放民间海外贸易。那年，沈万三27岁，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赶上了“利好”的最佳时机，“变为海贾”，是顺理成章的。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记载，元代前期即是海上贸易的“超级大国”。至元后期顺帝朝（1333年—1368年），海上贸易更为开放，如出口物品品种增多、海舶泛海周期延长等，沈万三如鱼得水，国内外贸易双管齐下，产业越做越大。
接下来沈万三作为“海贾”的脉络似乎就比较清楚了。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攻占苏州，建市舶司。此事可与沈万三海外贸易“连线”。
据明代《太仓州志》载，张士诚占领苏州的次年筑城太仓，即毁（隆福寺）像改市舶司。张士诚是海边私盐贩子出身，对于海外贸易的重要性是能够充分认识的，所以刚在苏州立足，就先把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衙门成立。这也说明张士诚据吴时，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并未中断，而是一直进行的。
张士诚据吴达十余年之久，这当是沈万三海外贸易的第二个春天，他与两个儿子一道，完全可能把当时东南地区的海外贸易重任担当起来。当时浙东沿海虽为方国珍控制，但沈万三作为老资格“海贾”与之合作良好，利益共沾，完全是情理中事。这样，沈万三在元末群雄割据的缝隙中，仍能全力进行海外贸易，通过近50年的努力，从而超过元代前期的海运巨富“朱（清）张（瑄）”，成为14世纪世界最大的海外贸易家更是可能的。
现苏州北寺内的一块浮雕画像石刻，共有100多位人物，雕刻细致，是元代石雕精品。昔年曾有学者推测，该碑应是沈万三遗迹。从上面分析，这位学者的意见是正确的，沈万三完全可能出资做这样的事，以感谢张士诚的支持。
对《陆道判捐资》这则记载的综合分析，还能有助于判断沈万三入明后的一些作为的合理性。
朱元璋1368年登基，国号大明。对照相关记载，开头几年，沈万三做“粮长”——自己积极纳税，并为朝廷征收赋税——由于工作成绩出色，得到朱元璋口头表扬并请客吃饭嘉奖的同时，或许还继续进行海外贸易。但随着“抑商”与“片帆不许下海”等国策的逐步确立，沈万三的海外贸易也就慢慢停止了，沈万三是遵守大明王法的。所以，朱元璋治沈万三罪的时候，只说“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并没有提出任何触犯法律的指控。
到目前为止，很多研究者所言沈万三“犒军”获罪的历史事件，在时间与原由上，很多是模糊不清的，有的说法甚至有错误。现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似也可得到较为合理的解说——洪武十五年（1382年）二月，数十万朝廷军队平定云南后班师回朝，为庆祝国家统一，沈万三提出自己出资犒劳这支胜利之师。只是想不到这一拥军打算，捋了朱元璋的龙须，“为帝所忌”，沈万三最后因此“发戍云南”。
这一事件发生时，沈万三已是86岁老翁。很可能有人会质疑，年逾八旬的沈万三还能有心思提“犒军”？其实这样年龄的人，还是能做事的，且能做大事。不必远征其他例子，就在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发生的“南北榜”案中，主角就是85翁翰林学士刘三吾。
刘三吾与白信蹈等主考会试，榜发，江西泰和人宋琮第一，全榜无一个北方人。北方举人们不服气，向皇帝告状说主考官刘三吾等都是南方人，偏袒南人。朱元璋大怒，令查考卷，北方人却还是没有及格的。又有人告发刘三吾等人嘱以不合格的考卷评阅，朱元璋大怒，杀白信蹈等人，刘三吾这年已85岁，免死充军边境。朱元璋亲自出题重考，录取六十一人，全是北方人。所以，沈万三以86高龄翁，建议由他来“犒军”，是完全可能的。
第8篇：朱自清的资料范文
朱懋根学识渊博，除了深厚的医学基础理论外，还有精湛的外科临床医术，在医学界享有盛誉。他是近代贵州第一位进行无菌外科手术的医生，还是贵州近代史上第一位做人体解剖教学的医学教育家。他在担任贵阳医学院院长的同时仍然从事医学教学，曾担任过病理学、生理学、外科学、人体解剖学、神经解剖学、动物胚胎学专业课和英语等基础课的教学。
朱懋根才华横溢，知识面广，他不但是知名的外科专家、医学教育家，在音乐、美术、文物鉴赏方面也有很高水平。1939年，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马思聪到贵阳，指名邀请朱懋根同台演奏，演出获得成功。马思聪对朱懋根评价道：“一个从事医务工作并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在音乐上能有这样高的造诣，实在难得。”
1938年筹建国立贵阳医学院，朱懋根亲自参与筹款和选址，担任贵阳医学院院长后，为贵医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大到教学科研工作、仪器设备、实验室，小到图书资料、人才选聘等都亲力亲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48年11月，他在《开发精神》一文中说：“脚踏实地，坚守岗位，加倍努力，以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来发展医药卫生事业，贵州更要如此。”这正是他的个人精神写照。
贵阳解放前夕，朱懋根以自己的名义贴出护校布告，号召全校师生员工保护好贵医。组织师生轮流值班守夜，亲自带领在校内巡逻，以防遭人破坏。同时，组织人员清点贵医的财产，并登记造册。贵阳解放时，将贵医完整地交给人民政府。接管贵医的军代表对学院保护之完好和财物账目之清楚非常满意，人民政府高度评价了朱懋根的爱国行动。
20世纪50年代，贵医对湘雅村的医学院和市内的附院进行搬迁扩建。朱懋根主持安排了选址、规划、设计及基建施工，还亲手设计绘制了贵医附院住院部大楼及病房内部设施的图纸。
20世纪60年代，为适应教学和工作需要，朱懋根搜集、翻译，整理了当时外文杂志上发表的世界医药卫生领域的先进科技动态资料，印发到学院有关部门，并在贵阳医学院举办讲师以上职称的教研人员英语提高班。他不顾年高体弱，亲自上课，在贵医倡导敬业、勤学、踏实、上进的风气。
在履行繁忙院务工作的同时，朱懋根仍坚持业务，循例查病房，参与教学和科研，治学严谨，作风踏实，广大师生和医务人员所敬重。
几十年来，他坚持不懈地从事医学、医疗实践，从事医学科研及人才培训，为贵州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培养医卫人员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他的严格要求和科学训练之下，许多学生都成为医术和英语水平较高的医学专家和医疗卫生部门的骨干。
第9篇：朱自清的资料范文
朱元璋所以长寿，主要由于他君临天下后善于保养。
一、博采妙方
朱元璋登极称帝于1368年。那时，他已41岁了。
41岁，正是一个人的中年时间，从生理学角度讲，此时正是人体由盛到衰、元气逐渐降弱的转折时期。如果在此期间注重保养，可以为老年时的健康奠定良好的基础，极利于益寿延年。
朱元璋虽然不可能了解中年养生的重要意义，但对健康长寿有着强烈的欲望.因此，凡听说健身妙方，他都极感兴趣，并尽力求之，以便为己所用。
当时，海宁(今属浙江)有位自号“华山老人”的人，生于南宋末年，经元代至明朝，已活了100多岁。朱元璋得知后，立即命人详细了解有关情况，从而进一步获悉：此人姓贾名铭字文鼎，极善食补食疗，且著有《饮食须知》一书。于是，朱元璋特地下诏，并派专人接其进京，还亲自招见他，详细询问他的养生之道。当他将《养生须知》呈献朱元璋后，朱元璋如获至宝，不但连夜阅研，还组织御医们详加论证，并在皇家膳食中照此办理。
不久，朱元璋又听到武当山隐士张三丰也年过百岁，却常常“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九州往来，浩乎无岸”，因而人称“三半仙”。他更是喜出望外，立即派人去寻请。后来，他还册封张三丰为“德高寿尊之士”。不过，张三丰的养生之道主要是靠练“内功”养气，而练“内功”又首先需要“潜心”、“静心”、“清心”、“诚心”和“调息”，这对日理万机的朱元璋来说，要做到“澹神汰虑”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他却从中悟出了另外一个道：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怡情养性和改进食补。
二、怡情养性
朱元璋怡情养性，主要靠奕棋和垂钓。
在南京莫愁湖公园，至今仍有一座明代所建的“胜棋楼”。据说，它就是朱元璋当年下围棋的地方。
朱元璋的棋伴主要是他的布衣之交、魏国公徐达。实际上，徐达比朱元璋棋高一筹。但为了让皇上每奕必胜，他却常常有意失子。朱元璋情知徐达让他，便坦诚地说：“弛盘如战场，望卿施真招。若然，朕即使输了也高兴。”徐达见此，便施展出他的绝技：初时，二人难分胜负；而到结局时，棋盘上的棋子竟赫然排成“万岁”二字。朱元璋定睛一看，又惊又喜，不禁连连称赞。鉴于徐达是“武将中功臣第一”，又是爱子燕王的岳父，还是棋盘上罕见的高手，便将这个奕棋之地命名“胜棋楼”，并将它赐予了徐达。
至于垂钓，也是朱元璋的一大爱好。据说，朱元璋常常命翰林院大学士解缙陪他到御花园中的池塘里去钓鱼。由于解缙钓技高，常常是很快便钓了不少鱼。而在同一时间内，朱元璋却一无所获。有一次，解缙见他有些不耐烦，便凑上去对他说：“启凑万岁，这小小的鱼儿倒是十分机灵、识礼的。”朱元璋不解，问他言从何来，他脱口而出，竟吟了一首《钓鱼诗》：
数尺丝纶落水中，
金钩抛去水无踪。
凡鱼不敢朝天子，
万岁君王只钓龙！
朱元璋听罢，不由得哈哈大笑，遂又赞扬起解缙的才气来。
也正由于朱元璋经常从事奕棋、钓鱼之类的文体活动，在活动中又从臣子那儿得到各种欣慰，所以，能及时消除理政的劳累，保持愉快的心境。显然，这也有益于他的身心健康。
三、善于食补
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算得上生活最简朴的一位皇帝。比起其他帝王来，他餐桌上的山珍海味不算多，民间饭菜倒不少。这些饭菜，大都是他当年最为向往的，所以看起来胃口大开，吃起来分外香甜。能增进食欲，自然有利于滋补后天，从而强身健体。
明代《在田录》一书写有这么―件事：朱元璋没得志时，有一天流落到剩柴村，举目无亲，饥饿难忍、，不由得仰天长叹：“吾命休矣!”正绝望时，突然看到东北角山坡上有一棵老树，枝上丹红点点，金光四射。他急忙走去一看，只见霜柿满挂枝头。他喜出望外，遂攀枝上树，摘下霜柿狼吞虎咽。吃后，精神倍增，即重整衣冠，朝树再三拜谢而去。后来当了皇帝，到地方巡视，又路过剩柴村，特地重访恩树，跪倒礼拜，井脱下黄袍裹在柿树上，说：“朕封你为凌霜长者、凌箱侯！”也巧，树上忽然掉下几枚带叶子的霜柿。朱元璋再次拜谢，并捡食霜柿，还将柿叶带回沏茶。
根据中医的说法，以柿叶沏茶不但茶色黄绿，味道清香，而且具有抗菌消炎、止血降压、清心安神、利尿消肿、止咳定喘、软化血管等医疗效果。朱元璋经常服用柿叶茶，自然又益于他的健身祛病。
值得提出的是，时人听说当今皇上册封了那棵柿子树，还特别爱饮柿叶茶，出于“名人效应”，也竞相饮用起柿叶茶来。同时，人们还将该茶称为“凌霜长者茶”或“凌霜侯茶”。该茶后来又传到了日本，并受到日本茶道界好评。
据资料，朱元璋幼时在凤阳乞讨时，曾吃到过当地一位姓黄的厨师的瓤豆腐。其制作方法为：先将豆腐切成铜板大小的片，每两片中夹入蚕豆大小的猪肉、虾仁和调味品做成的馅。接着，用蛋清打成飞糊，裹住豆腐入油锅初炸；再将初炸好的豆腐下油锅，氽至金黄。最后，将糖汁在火上熬成稀糊，入醋，浇在炸好的豆腐上。成菜后，色泽美观，外脆里嫩，不但营养丰富，而且极为爽口。他坐了龙廷后，仍不忘那瓤豆腐的美味。于是，专门派人将黄氏接到宫中当御厨，几乎每天都少不了这道菜。
另据资料，朱元璋东征时曾驻军江苏金坛乌龙山，并在那儿畅饮了当地以香糯米酿制的“年洒”。该酒色泽金黄，芬芳馥郁，醇稠如蜜，味甜爽口，绵洌湘济，酒质甘醇，属于甜型黄酒。朱元璋畅饮之后，大加赞赏，并令封存。三年后，他作了皇帝，在金銮殿前启封，满殿生香，他连叫三声“好酒！”，遂赐名“封缸酒”。从此，也几乎每天都杯“封缸酒”。
再据资料，闻名世界的北京烤鸭，原来是从南京传到北京的。最初，它叫金陵烤鸭。朱元璋登极前，曾吃过这种烤鸭。登极后，也点名要它。后来，他的御厨们在原作法的基础上，又使用炭火，初创了一整套烘烤方法，从而使烤成的鸭子外焦里嫩，味道更好。朱元璋很喜欢这道菜，几乎每天设宴都少不了它。再后来，明成祖迁都北京，把此方也带进了北京，并渐渐演变成了如今的“北京烤鸭”。
正是：
多年受尽人间苦，
一朝得地成君王。
人献寿星长生术，
自创忠臣舒心方。
往日美食未曾忘，
而今御膳更加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