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资源市场化精选(九篇)

第1篇：医疗资源市场化范文

关键词：市场失灵；医疗服务；政府；治理

一、市场失灵理论

市场失灵理论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但在现实经济中，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理论上的假设前提条件过于苛刻，现实中不可能全部满足。对于非公共物品而言出现市场垄断和价格扭曲、对于公共物品而言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外部负效应等因素，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仅仅依靠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无法实现效率―帕累托最优时，就出现了市场失灵。

二、医疗服务市场失灵

比照充分竞争的完备的市场所需满足的条件，医疗服务市场失灵是显而易见的。

三、克服市场失灵的基本观点

针对如何克服市场失灵，学术界存在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是将市场和政府作为可以相互替代的两种制度安排，认为在完备的市场上由市场来配置资源，在不完备的市场上由政府来配置资源，当出现市场失灵时必须由政府取代市场来实现资源配置。这种观点虽然没有完全地、明确地否认市场对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但实际上却容易造成走向否认市场而片面夸大政府的极端；另一种观点认为“市场失灵并不是把问题转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主张通过市场的自我矫正力量和机制来调节市场失灵。公共物品、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是产生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在阻碍市场理性化运行的同时，市场也会相应产生维护市场理想化运行的力量，即矫正市场失灵的市场力量。这种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市场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玛丽・鲁吉在一部比较研究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医疗卫生体制的文章中，精辟地指出：诸如“国家对市场”、“强国家对弱市场”以及“监管与竞争”这样一些二元对立型概念，已经无法用来分析当代社会组织（包括医疗体制）的复杂性。“市场化”和“反市场化”诊断最大问题恰恰就是在于把市场和国家的关系简化成了这样一种二元对立关系。然而事实上，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干预的存在是极其自然的，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依靠行政手段干预不同，政府可以通过扮演诸如保险者、购买者、规划者等多种角色来参与市场活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干预市场的方式主要是参与市场而不是取代市场。

四、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失灵的治理

医疗服务市场存在严重失灵，但如果存在市场失灵就抛弃市场让政府接管，这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过度依赖政府干预，往往会陷入“大政府”模式，造成政府管制的“越位”，不仅没有起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反而伤害了市场力量的自我矫正、修复的能力，既造成政府财政的巨大压力，又降低了效率，使政府陷入“出力不讨好”的尴尬境地。

医疗服务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医患双方掌握信息不对称，具体体现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就是买卖双方不对称。因此，我们假设如果存在一种制度安排，使得医疗服务市场上买卖双方能够达到或接近某种平衡，那么市场化的医疗服务体系完全可以保持其公益性。基于这样的诊断，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方向不是放弃市场化，而应当是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

因此，针对医疗服务市场失灵，在市场配置资源效率低下的情况下，政府干预是必需的，重要的是政府干预市场的具体内容和方式。

1.政府充当保险者，实现全民医疗保障

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建立普遍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推动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极大地促进并实现医疗卫生公平，实现全民医疗保障。同时，更为现实的是，他还有助于过度医疗问题的解决，更好地解决“看病贵”问题。建立普遍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实现全民医疗保障，使得医疗费用不仅可以在健康人群和患者之间分摊，而且针对每个个体可以在健康和生病不同时段分摊，起到避免患者在某一特定时段承担大部分医疗费用的局面，从而降低患者及家庭负担；同时，实现全民医疗保障，使得保障的组织者成为医疗服务的第三方购买者，这样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医患谈判主体实质上也发生了转嫁，第三方购买者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必然想减少赔付，必然会对医疗行为过程进行必要的监督和审查，对于提供过度医疗服务产生的医疗费用自然不会愿意赔付，第三方购买的介入，医疗服务买卖双方市场力量对比失衡的问题因此迎刃而解。建立普遍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既可以保障公平，使得低收入家庭成员都能看得起病，又能够有效控制过度医疗，抑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节约医疗卫生资源，可谓一举两得。

第2篇：医疗资源市场化范文

关键词：医疗保险 改革 可持续 发展

1

几年的实践证明在市场体制中，政府要想控制医疗费用的上涨，完全有新的招数。就是让医疗保障管理者扮演好医疗服务第三方购买者的角色。把医疗服务中传统的医生-病患的双方关系，转变成为医生-病患-付费者的三角关系。当人们把医疗费用预付给医疗保障机构之后，医疗保障机构就可以以集体的力量，成为医疗服务市场上的具有强大谈判能力的购买者，从而有能力运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约束医疗费用飞速上涨，确保医疗服务的质量与价格相匹配。

2.3 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统筹规划医疗资源的配置，建立健全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医疗卫生费用主要来源于百姓个人，因而个人医疗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较大。百姓个人在医疗服务机构的选择上享有比较充分的自由，医疗资源的配置主要由医疗服务市场力量(也就是病人的流向)所主导，俗称“钱随着病人走”。市场力量主导的结果必然导致医疗资源向 医院 (尤其是级别高的医院)集中、向城市集中，而与此同时 农村 医疗机构和城市基层(社区)医疗机构的市场份额必定偏低，相应地其能力建设也必定遭遇困难。这对于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可及性的公平性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同时也驱使大多数病人涌向医院，尤其是级别高的医院，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影响了医疗体系运行的效率。

从政府投入的流向来看，政府卫生投入也越来越倾斜于大医院，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无看病。虽然政府的资源已经非常有限了，但主要还是用于补助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医院，尤其是高级医院。以社区为基础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无论是乡镇卫生院还是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很少。这一点并不奇怪。在市场化力量主导资源配置的大背景下，人满为患的医院有充分的理由向政府要求获得更多的补助，以资助其改善设施，提高能力。行政级别高的医院，在行政体制内更具影响力。随着医院能力建设水平的提高，它们也就越具有竞争力，越能吸引更多的病人，也就越来越拥挤，从而也就越有理由要求政府进一步追加补助或投资。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建立健全社区医疗卫生体系，直接向社区居民提供基本的、费用低廉的医疗服务。

2.4 建全医疗保险的监督体系，抑制医疗市场中的违规行为

第3篇：医疗资源市场化范文

关键词:政府;公共教育;公共医疗;资源配置;行为失当

Abstract:Sincethereformandopenpolicy,ourcountryeconomyhasmadetheverybigprogress,butthegovernmentcausedinthepubliceducationandinthe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sbehaviororiginallyshouldimproperlyalongwiththeeconomicdevelopment,butimprovedgraduallytheeducationandthemedicalcondition''''sworsening,thiswasmainlythegovernmenttoopaysgreatattentiontheeconomicdevelopment,toeducateandinthemedicalreformmarketabilityleadership,accordingtothetradition“thecityandcountrysidedualstructure”reasonsandsoondispositionresources.

keyword:Government;Publiceducation;Public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Thebehaviorisimproper

前言

教育和医疗是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两大民生问题,是人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现代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有学者形象地把它们比作社会这辆高速奔跑的大车的两个轮子,一个管公众的生命安全,一个管公众精神与灵魂的健康发育。如果基本医疗和教育得不到保障,很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但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领域,人们少有微词。单就公共医疗而言,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个背景下,公共教育和医疗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和完善,但结果却令人失望。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评估,中国是世界上公共资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但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状况却恶化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政府在公共教育、医疗资源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状况与经济发展的脱节,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

一、政府过于强调经济发展,对教育和医疗有所忽视,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投入不足

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这里的“发展”本应是经济社会全面的进步。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更进一步,“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为了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其它一切都要让步,包括生态环境、职工权益、教育和公共医疗。对于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总是希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蛋糕越做越大,其它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改善,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社会各阶层共享时,它们才会得到改善。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尽管政府从未公开说过公共教育、医疗不重要,但从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看,它们不是政府关心的重点。

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就世界范围而言,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和国外相比,我国教育经费及其占GNP的比例很低。1991年至今,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早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有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没有达到4%这个比例。

由于片面追求对经济增长,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不足,教育和基本医疗经费增长跟不上规模快速增长和质量提高要求的问题日益严重。以九年义务教育为例,我国并没有真正做到“免费教育”,因为投入不足,许多农村地区依然存在严重的“上学难”问题;而高等教育也同样面临经费困难,学校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导致高校“高收费”、“乱收费”现象相当普遍。医疗方面,同样因政府投入不足,催生了医疗高收费乱收费,医疗成本更多地百姓担负,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长的医药费用让不少人无力求医、覆盖率极低的医保制度使大部分群众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而使社会公平性失衡……

在公共医疗投入方面,从医疗卫生总费用这一国际指标来看,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平均比例为1.26%,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比例为2.25%,而我国1996年的比例为2.36%,2000年下降到1.71%。这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支出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比例是极不协调的,至少没有保证趋势上的一致性。这和国际上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在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比重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个人医疗支出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换句话说,过去这些年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主要是由居民个人负担的。

二、政府对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缺乏清醒认识,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上的市场化导向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公共产品领域是市场失灵的一大表现。

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必须由政府提供。按照萨缪尔逊的公共产品理论,教育、医疗都属于公共产品。义务教育是纯粹公共产品,就是高等教育,虽然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同时,它又有着非常巨大的正外部效应,比如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进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提高等,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而公共医疗同样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实现社会公平、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收益是不可分割的,也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教育和医疗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在教育医疗的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同时,还必须看到,医疗和教育不单是公共产品,而且涉及到公民的教育权和健康权,维系着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而,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资源配置功能就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遗憾的是,教育和医疗事业的特殊性,这些年并未得到我们的政府的重视,这导致我们这些年来教育改革、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基本走的是市场化道路。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商业化、市场化取向已经显现出严重后果,带来诸多社会矛盾。以医疗改革为例,20年来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策略,导致医疗卫生事业丧失了其公共品的本质,甚至沦为赢利的工具,一再暴涨的医药费用让普通百姓承担了过于高昂的医疗成本。和医疗市场化方式改革失败一样广受诟病的,还有市场化征兆明显、追逐经济利益的冲动十分强烈的教育事业。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的结果是过高的教育成本几乎完全由民众自掏腰包,收费节节攀升,上学难的问题日益困扰着整个社会。把公共产品和准公共品的运作完全托付给市场机制,必然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失败。

教育和医疗市场化改革的失败,证明了以市场化方式配置公共教育和医疗资源行不通。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真正并有效发挥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医疗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度性的措施,强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对教育和医疗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配置,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政府摆脱不了“城乡二元结构”思维定势的局限,按城乡分割的“双轨”制配置资源,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极不合理

在义务教育方面,本来,义务教育作为纯粹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免费提供,不应因地域或个人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只负担城市义务教育经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农村、农民自己负担。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后,把原来由乡镇负担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责任收归为“县统筹”,但由于我国县级财政不平衡,60%左右的县级财政无力保证义务教育支出,农村义务教育进本还是农民自己负担。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形成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分治格局。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体现城市人的利益。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格局虽然发生了明显变化,城乡市场分割的局面已经有较大改善,但在现实社会决策中,“城乡二元结构”划分的思维定势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其关键性体制因素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定势,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上存在极大的差距。

在医疗资源配置上,据调查,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5亿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投入是8亿农村人口的6倍,显示出政府在公共医疗方面的投入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从医疗卫生投入来看,1998年政府投入的医疗卫生费用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医疗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基本解体,绝大多数农民成为自费医疗群体,在没有医保、医药费用迅猛增长、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为1:6的状况下,看病就医大大超过了农民承受能力。据卫生部基层卫生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农村36%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去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去住院,有不少农民一旦有病只能听天由命、自生自灭。

当然,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的种种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府也正在着手进行一些政策的调整。虽然这样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政府走出指导思想的误区,充分认识到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其进行公平合理的资源配置,加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我们完全可以在教育和医疗事业上再造辉煌,使人民群众的教育权和健康权切实得到充分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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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医改20年.南方周末.2005.08.04.

第4篇：医疗资源市场化范文

关键词：卫生费用 收入弹性 老龄化 道德风险

一、我国近年的卫生费用增长情况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卫生费用支出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由于2005年以前的卫生费用统计未计入社区卫生服务部分，为保持数据的统计口径一致，我们以2005年-2011年的卫生数据进行观察与分析。2005年我国卫生费用支出为8660亿元，到2011年上升至24269亿元，为2005年的2.80倍。对比我国同期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数据，由2005年的183218亿元上升至2011年的471564亿元，为2005年的2.57倍，反映出我国卫生费用的增长要快于GDP的增长。这一趋势也体现在卫生费用占GDP比重的升高上，从2005年的4.73%上升至2011年的5.15%。

我国总体卫生费用的快速增长已受到学者和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卫生费用的增长存在其合理性因素，经济的发展、老龄化社会的压力和政府对民生问题的日益重视，都使得近些年来的卫生费用支出需要快速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医疗领域存在市场失灵，并导致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由此造成的卫生费用浪费，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两方面综合考虑，积极寻求解决策略，才能实现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卫生资源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推动我国的卫生事业前进。

二、卫生费用增长的合理性因素

我国近年卫生费用的快速增长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因素。客观来看，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均收入提高和人口结构老龄化，使得社会总体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增大。主观来看，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实力的增强，政府对民生问题日益重视，必然会在政府的卫生财政支出上有所反映。这种经济和政策上的变化引起的卫生费用增长，毫无疑问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一，经济发展引起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增加。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5年的10493元提高到2011年的20810元，增长98.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005年的3255元提高到2011年的6977元，增长114.3%。有研究测算，我国卫生费用的收入弹性为1.2，即人均收入每增长1%，则人均卫生费用支出增长1.2%。另外也有研究报道，认为卫生费用的收入弹性大概为1，即与经济收入同步增长。无论采信哪种结论，卫生费用支出都会以相当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或者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这在现实中也很容易理解，即当人们获得了更多的收入时，则会希望获得更好的医疗卫生条件，以提升生活水平。

第二，人口结构老龄化引起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增加。由于我国实行了持续30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生育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断下降，近年来我国开始加速步入“银发时代”。2005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7%，到2011年上升为9.1%[1]，从绝对人口数量来看，则是增加了2193万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由于老龄人口罹患疾病的风险要远远高于低龄人口，且治疗费用也大大增高，因此，急剧增长的老龄人口迅速带动了对医疗卫生的需求，使得社会卫生费用支出快速增加。

第三，我国政府对民生问题日益重视，不断增加卫生财政支出。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从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与之相适应地，政府职能也在不断变化。起初，由于发展重心转为经济建设及放权让利政策带来的政府职权范围缩小，我国政府的卫生财政支出一度下降明显，由此导致个人医疗负担加重和医疗市场产生逐利行为等问题。近年来，我国政府开始逐渐重视民众的医疗卫生服务，加大了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提高了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这都使得政府的卫生财政支出不断增加，从而引起社会卫生总费用的增长。

三、卫生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卫生资源的浪费

分析卫生费用的快速增长，除了考虑到合理性因素，也应看到目前仍然存在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状况，这种现象所造成的卫生资源浪费，也是导致卫生费用快速增长的另一种因素。医疗市场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是影响卫生资源配置的主要因素，降低医疗市场的道德风险，就可有效提高卫生资源配置、减少浪费。

经济学中的道德风险概念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做出不利他人的行动。通常，发生道德风险的利已者都具有信息上的优势，并且不需要承担行动的全部后果，故而可以完成“损人利己”的不道德行为。它实际上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理论上，完全竞争市场的构成条件之一，是买卖双方都掌握了完全的信息，由此才能使双方站在平等的基础上评估价格，从而使得价格成为了调节市场资源配置的媒介。而道德风险存在的条件之一，就是买卖双方或方存在着掌握信息的不对称性，若在此基础上继续用价格来调节市场的资源配置，就会发生市场失灵现象。按照上述理论来分析医疗市场，那么道德风险现象就是非常普遍的了。

一方面，从医疗供给方的角度来分析医疗市场中的道德风险行为。首先，医疗供给方对信息掌握的绝对优势，使得医疗方具备兑现道德风险的条件。医疗服务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非标准化产品，它本身是由经过训练的医疗人员提供的自身技能，所以供给方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有理论将这种信息优势解释为“诱导消费”，即患者虽然是药物、治疗、化验检查等医疗服务产品的真实消费者，但他们却不具备自己选择消费的能力，需要通过医疗人员提供的诊疗意见来抉择。于是，当医疗人员出于自身利益指引患者过度消费医疗服务产品时，患者也常常遵从要求购买商品，这时便可以发生供给方的道德风险行为。其次，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投入不足，医疗供给方需要用收取额外补偿来进行弥补，这使得道德风险行为具备了存在合理性。近年来，我国政府的卫生财政支出虽然增长迅速，但占医疗机构的总体收入比重仍然很低，2005年-2011年间，这一比率波动在12.9%-19.4%之间，尚不足医疗机构全部收入的1/5。这种收入的短缺就需要医疗机构收取额外费用来弥补，这种“创收”过程中存在道德风险行为在所难免。第三，舆论和政策导致的自卫性医疗增加，加剧了医疗市场的道德风险。医疗资源分配不公、医疗负担加重、媒体对医疗机构的负面报道和“举证责任倒置”政策出台等诸多因素叠加，造成国内医患关系较为紧张、缺乏相互信任的现状。这使得医疗供给方在面对医疗过程中的不确定情况时，往往选择过度医疗的方式来进行自我保护，同时，也就增加的道德风险兑现的几率。所以，从医疗供给方的分析来看，医疗卫生产品的固有特点决定了医疗市场本身存在着道德风险，而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又助长了医疗市场中的道德风险行为。

另一方面，从医疗需求方的角度来分析医疗市场中的道德风险行为。在支付大部分费用是第三方保险机构的情况下，对作为医疗需求方的患者来说，其个人支付的边际成本要小于真实边际成本，故而医疗需求方常常会倾向于过度消费产品以获取更高的个人效用。反映在实际问题中，就表现为有医疗保险的患者，往往要求多开药或使用昂贵的设备诊疗等，这就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医疗卫生市场是一个道德风险较高的市场。医疗供给方具备兑现道德风险的条件，医疗供给方和需求方又同时存在过度消费的需求，加上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得我国目前的医疗卫生市场存在较高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医疗卫生市场存在着市场失灵和资源配置不合理，也就造成了卫生费用使用中的浪费，由此原因引起的卫生费用增长是应该受到控制的。

四、卫生费用的控制与合理增长

我国近年卫生费用出现快速增长，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和老龄化人口结构带来的需求增加，对卫生费用增长形成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政府职能向注重民生转变、不断提高卫生财政支出，形成推动卫生费用增长的主观要求。主客观因素相叠加，导致我国总体卫生费用支出增长迅速。这其中，应该肯定民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合理需求增长，以及政府应对老龄化时代所作出的积极努力。但同时也应看到，卫生费用的快速增长难免会对我国财政支出形成更大压力，所以，控制卫生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与卫生费用中的浪费就成为非常有意义的行动。

控制卫生费用中的浪费部分，需要顺应医疗卫生市场的固有特点，从多角度、多层次出台配合政策才能达到有效配置资源、减少浪费的目的。比如，针对医疗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特点，建立社会监督机制或信誉评估机制，或由保险机构在支付保险费用环节加强审核等，尽力减轻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再比如，针对医疗市场过度消费的现象，可以引入供给方按疾病种类的费用控制和需求方按比例分摊费用，同时提高政府或社会资金对医疗机构的直接投入，切断医药之间的利益输送纽带等。这些措施的目的都在于降低卫生市场中的道德风险，使有限的卫生资源尽可能地得到有效配置。

总体来说，控制卫生费用增长中的不合理部分，需要从医药卫生四大体系着手，包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共同形成有效的变革措施并互相影响，最终在宏观上形成合力保障我国卫生费用的合理增长，以更好的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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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医疗资源市场化范文

关键词：医疗改革；市场经济；竞争；政府

一、 研究背景

近些年来，医疗改革逐步成为当前社会的一个焦点话题，且因为涉及到民众的利益，所以可以说是备受关注。现阶段，我国的医疗状况是不容乐观的，看病难、看病贵、医务工作者不能很好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等都是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在这样的形式下，倡导医疗改革，提出应对医改困境的措施势在必行。而且，我们也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党和国家政府推出了备受关注也备受争议的新医疗体制改革方案。

二、医疗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医疗改革涉及到老百姓的生老病死，涉及到老百姓的健康水平，涉及到解决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医疗改革就是要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意识，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解决老百姓看不起病、看病不方便的困难。深化医疗体制改革，探索建立符合国情的医疗制度体系，解决民众面临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不仅仅涉及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同时还能有效推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医疗体制改革符合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它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三、医疗行业目前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医药卫生服务体系，但是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中的不足。当前的医疗改革依然还面临很多突出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大，农村地区公共卫生和社区医疗水平较为落后；医保制度还有待健全，扩大覆盖范围，提高保障水平；医药流通领域发展不成熟、不规范，药品市场价格过高，民众买药难；对医院的运行和管理不够严格，制度不健全，弱化了公益性的医疗机构；有待健全卫生投入机制，改变单一的办医体制，逐步向多元化发展过渡；政府医疗卫生事业支出较少，与当前国情相符合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尚未建立，难以解决民众所面临的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现状。此外，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逐步加大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和自然生态环境发生改变等，这些都将成为影响医药卫生工作的重要因素。

在供给层面上基本形成商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是现行的医疗卫生行业的显著特征。行业限制基本没有，也没有出入门槛，各种资本纷纷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市场需求决定着新进入资本的布局以及服务目标。无论是公立的医疗机构还是公共卫生机构，都逐步采用了企业化的运作和管理模式，独立经营、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方式。同时各医疗服务机构之间也逐渐形成了全面竞争的态势，市场供求关系成为了决定医疗服务价格体系的关键因素。与供给层面的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不同，在需求层面，医疗卫生服务需求逐步演变成为了私人的消费品。相比较于城镇地区约占半数的覆盖人口，医保制度的农村覆盖率只占到了农村全部人口的10%左右。

商业化和市场化是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基本趋势。这样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点优势：一、竞争机制发挥作用，提升整个医疗服务行业的竞争意识，提升整个医疗服务行业的服务质量；二、各种民间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全面提升了医疗服务领域的供给能力，更多更大的的医疗服务机构出现，改善提升了行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此外，所有制结构上的变动、管理体制方面的变革以及多层次的竞争，有助于提升医疗服务行业的运转效率以及医疗服务机构和工作者的积极性，推动医疗体制改革向好的方面发展。

但不能忽视的是，商业化、市场化的发展走向其实是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背道而驰的，这直接导致了强调社会公平性的医疗服务和注重宏观效率的卫生公共投入等措施的功能被弱化。它具体表现在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品性质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医疗卫生服务的宏观目标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

四、对策：政府主导，充分引入竞争、放开医疗市场，合理调配医疗资源

根据完全竞争市场模型，市场的资源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会达到优化配置。医疗卫生事业也可以逐步走向商业化、市场化。降低医疗市场的准入门槛，开放准入机制，从政策上对进入行业的资本予以相应的优惠支持等措施，吸引民间资本广泛进入，并通过竞争机制的作用，促使医疗服务机构通过提升内部运转效率、服务能力以及从业人员素质来提高生存能力以及行业供给能力。但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性、自动性、自主性的经济，谋求物质利益最大化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直接目的。在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引领下，市场竞争的结果必然是“两极分化”的情况。要避免这种情况，就需要“社会看得见的手”，如法律制裁、行政约束、道德谴责等对经济行为进行约束和制衡。因此，在未来的医疗改革中，各地区各级政府应该作为主导，领导医疗改革。在明确政府职责的前提下，重新构建政府、市场、医疗机构等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

根据新的医疗改革方案中的内容：“坚持政府主导，强化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的责任，加强政府在制度、规划、筹资、服务、监管等方面的职责，维护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促进公平公正。”可以看出，政府必定会在未来的医疗改革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第6篇：医疗资源市场化范文

一、“市场化”带来的不公平

这几年愈演愈烈的“看病难”、“看病贵”,归根到底就是医疗片面市场化,牺牲公平只追求效率的必然结果。

医改“市场化”至少存在以下三大弊端:一是在缺乏足够社会基础医疗保险供给的情形下,医改“市场化”带来医疗服务的不公平,医院和医生排斥无力负担医疗费的病人是必然之举;二是医疗服务的商业化带来直接的利益诱导需求,医疗信息的不对称,“以药养医”的体系更加剧了医生滥用行医特权的行为;三是“市场化”的医疗资源分配,直接导致社会群体的分裂与贫富分化,医改保障了高收入、低疾病风险的人群,却将低收入、高疾病风险人群排斥在外。这三大弊病症结的背后,隐含着医改模式的错误理念“支撑”:将本是公共福利性质的医疗行业视为追求盈利的商业交易。

医改的第一目的就是让老百姓看得起病,让低收入者在重大疾病面前无“泰山压顶”之感,然后在考虑建立与这一宗旨相适应的措施细节,如降低虚高药价,推广廉价医疗,规范市场化改革中的经营从业行为等。如果在保障公民健康权问题上没有搞清国家应担当何种角色、医改追求什么目标的核心问题,所有医改配套方案的构建难以取得真正的突破。

无论我国医改模式是朝着哪一方向前进,既然每个人都有生老病死,都需要获得基本的医疗保障,那么,政府不仅应将全民医疗保障作为一项社会福利,更应作为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即国家有义务保护社会弱者,并不断谋求社会工公正和公平。

二、解决不公重于投入

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财政,不管如何增加卫生投入的比例,毕竟是有限的,而研究如何解决资源的分配是更现实的课题。

这些年医改的一些问题,并非出现在医院的商业化经营方式和资本的市场化配置上,而是源于医疗卫生公共资源分配严重不合理。这些资源的分配主要是政府的事,跟医院的市场化运作没有直接关系。我国目前医疗体制的弊病,表面上体现为政府投入不足、医院“以药养医”等问题,背后其实是一个医疗资本公平分配的问题,据报道,我国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这一畸形的医疗开支结构,一方面导致了部分人群过度占用医疗资源,甚至夸大了医疗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使得更多的人难以获得基本的医疗保障。

在我国医改制度设计中,国家必须明确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即:一是公平分配医疗卫生公共资源,在市场中发挥好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二是通过转移支付等形式,为全体国民提供免费的公共卫生保障和基本医疗服务,而不是直接开医院;三是制定完善的市场规则,并做好市场监督工作。

三、健全认同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

在“英国模式”的三级医疗管理体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全科医师提供基层医疗服务”是该体制能够发挥公平同时不缺乏效率的关键。这个三级网络赋予全科医师“守门人”的角色,使得大部分健康问题在这个层面得以识别、分流,并通过健康教育等预防手段得以控制,充分合理利用医疗资源。而且,它覆盖面广和基本免费的特性,保障了“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公平性,此外,它还降低了卫生总费用,政府对仪器设备、新型技术开发和传播的投资严格控制和管理,近年来英国卫生保健支出只占GDP的7%左右,远低于美国的14%。

但我国目前仍实行三级医疗体系,正面临着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公立医院的改制、医疗机构的分类管理等问题。要使刚兴起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切实起到“守门人”作用,要使非营利医院切实保持公共服务特性,从而建立合理利用资源的医疗网络,都需要配套政策的支持,这方面“英国模式”有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学习。怎样的社区卫生服务能为百姓认同呢?从理论上说,70%―80%的病人首先应该在社区解决。但就现在我国社区医疗水平状况而言,老百姓对社区卫生机构不信任,什么大病小病都要到大医院看,结果浪费了大量的医疗资源。因此,建立并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既要考虑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即实现预防为主和早期干预,以提高投入绩效的问题,同时也要对社区医务人员给予特殊待遇,相关政策的倾斜应以制度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民间资本能否介入社区卫生机构,以缓解国家资金投入的不足?民间资本参与的动机或多或少都带有盈利色彩,民间资本的介入可能让社区卫生机构又重新回归市场化的老路。有人提出可以用法律手段对其加以约束,由国家控股来保障社区卫生机构的非营利性,既然如此,那又如何来吸引民间资本介入的兴趣呢?因此,笔者认为社区卫生机构经费必须由国家保证。

四、让农民享有同等就医权

我国有9亿农民,卫生改革制度的设计不能忽略农民问题。我国的最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特别是农村的大部分人口还没享有国家的医疗保健费,应当有中国式的医疗保健模式。其实,在这方面我们曾有很好的历史经验,上世纪70年代,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中国模式”世界知名,这个模式在农村就体现为合作医疗,小病不出村,大病进医院。在今天的农村,恢复和改善这种制度极为重要,基本思路就是“三结合”的方针,政府、公众、集体各负担一部分,而政府应当适当多投入,减少农民的看病负担。

城市居民“小病在社区,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的模式,是农村合作医疗的“城市版”,但也需要政府提高对医疗经费的投入,比如,在规定的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和预防上,由政府负担;而在大病、重病上,由政府、个人、单位三结合支付,这才可能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医疗改革模式。

第7篇：医疗资源市场化范文

1医药制造业区位熵分析

以湖北省为背景参照区域，2011年规模以上主要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为比较指标，计算规模以上工业部门主要行业的区位熵和专业化系数。一般认为区位熵在1以上、专业化系数系数大于0，表示该部门的专业化水平高，主要为区外服务。如果此类产业在地区生产中占有较大比重，与区内其他主要产业关联度较高，能够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这样的产业就是区域的主导产业［2］。分析发现：十堰市工业中，只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专业化程度较高，且其所占产值比重最高，由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均较高，基本都在1以上，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度高，能够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为十堰市一级主导产业。医药制造业区位熵仅为0．81，产值比重仅为1．6％，基本为区内服务，但相对其他行业而言，地区专业化程度相对较高，但产值比重较低。见表3。

2区域医疗服务市场供需机制分析

2．1患者就医区位选择的微观影响因素分析影响患者医疗服务需求的因素主要有：价格、收入水平、偏好、健康状况、时间、共付保险和其他环境因素。在我国医疗服务市场中，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项目由政府定价，同时政府和社会保险机构越来越强调对医疗费用的控制，很难有价格竞争出现。对于特定的医疗服务需求者而言，在收入水平、医疗服务价格、健康状况和其他环境因素既定的情况下，消费者偏好、医疗机构等级、时间机会成本、共付保险率则是影响患者就医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第一，由于医疗服务中供需双方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医疗机构对于自身的技术水平、服务质量等拥有较多的信息，而患者所拥有的信息则相对较少，医疗服务市场更多地表现出供方主导的特征。因此，患者对于医疗服务供给机构的选择更多地依赖于外部第三方所做出的信号显示，如三甲医院等。医院等级是代表权威的政府给予医院的代表技术水平、服务能力和质量水平的标识。在医疗服务多元供给的市场中，这种信号显示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引导患者的消费行为选择，消费者倾向于选择医疗服务质量等级较高的医疗机构，导致医疗资源利用不均衡。第二，从患者所支付的成本来看，患者接受医疗服务的总经济成本包括医疗服务价格、交通成本和时间机会成本。由于基本医疗服务需求相对缺乏价格弹性，在医疗供需双方的价格谈判机制中，患者处于被动地位，拥有较少的价格谈判能力，是价格的接受者。而交通成本和时间机会成本则随患者所选择的就诊地点的不同而变化。患者在医疗服务质量、医疗服务价格相同的条件下倾向于选择交通成本、时间机会成本低廉的医疗机构就诊。第三，由于我国城乡、区域之间卫生资源配置不均衡，为提高各类医疗机构的服务利用率，由此在医疗保险制度设计中，对于不同级别医疗机构提供的同类医疗服务项目所产生的医疗费用设置不同的报销比例，一级医院最高，而三级医院最低。但从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实际情况来看，共付保险率对患者就医区位选择的影响相对较小。

2．2区域医疗市场结构与市场半径在多层次的区域医疗体系中，由于卫生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不同区位处于核心与的二元结构之中。核心区位在卫生资源配置上处于优势地位，并通过极化效应的作用，吸引周边地区的卫生要素投入不断向该区位聚集，进而借由规模经济效应、学习效应和协调效应等自强化机制不断增强其核心地位。聚集经济使得核心区位能够不断降低卫生服务成本，促进医疗科研创新，并实现有效的分工协作，进而对周边地区形成更强的辐射带动能力。在特定区位的医疗供给市场结构中，综合性医院与其他单科性医院、社区卫生机构及私人诊所共同构成了区域医疗市场的供给主体。然而，各类医疗机构在区域医疗供给市场结构中处于不同的地位。按照我国医院标准划分体系，三级特等医院和三级甲等医院是等级医院中最具权威的医院，三甲医院在科室设置、人员配备、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工作质量、技术设施和品牌信誉度等方面均优于其他等级医疗单位。在区域卫生供给市场中，不同层次医院提供的医疗保健服务具有纵向产品差别，产品差别导致一些客户对某些医疗服务项目产生偏好，从而形成了以少数几个实力较为雄厚的三甲医院所主导的垄断竞争市场。部分学者利用市场集中度指数和赫芬达尔指数对区域医疗市场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尽管我国各地、各病种医疗市场的市场结构存在差异，但总体来说市场垄断程度均比较高。从单病种的市场结构来看，越是严重的疾病，垄断程度越高。部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以十堰市及毗邻城市神农架林区、襄阳市2006年总收入前四名医院的收入之和计算的CR4分别高达82．28％、99．16％、67．38％［6］，表明在以十堰为核心的医疗城市体系中，医疗服务市场属于高度集中寡占型。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的均衡结果表明，具有较高垄断程度的经济主体将会获得较高的均衡产量，享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在中心地理论中指出：不同等级的中心地按一定的数量关系和功能控制关系构成一个等级体系，高级中心地与较大市场区相对应，提供大量的和高级的商品与服务，而低级中心地则与较小市场区相对应，只提供少量的、低级的商品与服务。在区域医疗供给市场体系中，高等级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保健服务与其他等级医疗机构相比有一定的产品差别，从而具有一定的市场垄断势力，其医疗服务辐射范围较为广阔，较为严重的疾病均需转入实力较为雄厚的区域中心医院接受治疗。因此，高等级综合性医院与其他较低等级医疗机构形成了不同的市场分割，拥有不同的市场半径。

3十堰市在区域性医疗供给市场中的优势分析

十堰位于中原城市群、西安都市圈、成渝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的几何中心，不仅处于区域地理中心，同时也处于区域交通枢纽中心。鄂豫陕渝交界地区由于距离各自省级中心城市有一定距离，按照距离衰减规律，这一地区处于一个直辖市、三个省会城市医疗辐射范围的边缘，且受区域交通不便的影响，医疗产业发展比省会城市低一个层级。而十堰市“座中六联”，卫生资源配置、医疗技术水平、医学科教资源在周边地、市中均处于领先水平，在区域医疗服务市场中居于核心地位，并通过极化效应的作用，吸引更多的医疗卫生投入要素向该地区聚集。从患者的求医区位选择来看，周边邻近地区距离省会城市均较远，而十堰市与周边邻近地区交通较为便利，交通费用成本、时间机会成本相对低廉。从医疗供给市场来看，4家三甲医院拥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辐射了周边毗邻地区众多人口。部分学者研究指出：我国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模式按组织架构大概可以归为以下三类，即重点模式、网络模式和单项业务模式［7］。十堰市通过实施医院集团化战略、强化顶尖学科和技术项目的业务辐射范围、搭建区域职业病防治中心等措施强化了其在区域医疗市场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在区域卫生服务实践中，十堰卫生的医疗服务已辐射到周边12万平方公里和2600万人口。据统计，十堰几所三甲医院外埠病人比例平均达到15％以上，部分专科外埠病人达到60％以上。布莱恩•阿瑟在分析技术进步的演进轨迹时引入了路径依赖这一概念，即一个最初的、偶然的机会选择可能决定技术进步的最终演进路线。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在支柱产业的选择上也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基于十堰市在毗邻地区中医疗服务供给和医学教育、科研的优势地位，借由聚集经济、医疗服务公共产品共享和知识溢出效应的作用，进一步推动了医疗服务供给的增加。区域外医疗需求的增加通过引力作用，也进一步拉动区域医疗供给的增加。医疗市场供需双方的力量博弈促进了十堰市医疗产业的成长，也进一步强化了其在区域医疗市场供给中的中心地位。

4推进十堰市构建区域性医疗中心城市的对策

4．1整体规划区域性医疗中心城市建设随着十堰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定位的扩大，建议将区域性医疗中心建设纳入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的整体规划，在市级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成立十堰市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由市领导牵头，相关责任部门参加，定期研究区域医疗中心城市建设中重大问题，加强各职能部门间相互协调，形成区域性医疗中心城市构建的合力。

4．2完善区域性医疗中心城市构建的体制机制第一，配套完善医疗科技投入机制。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加大财政对卫生科技的投入。对于准公共产品性质和私人产品性质的医疗科技研究，应充分发挥医院、医药企业在医疗科技投入中的主体作用，通过减免税收、加速资本折旧、费用扣除、信贷担保、提供政府信贷等形式强化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市场，引导适度竞争，形成多元办医的格局。第二，配套完善人才保障机制。制定中长期卫生人才规划，实施大人才战略，大力加强城乡人才培养和卫生专业技术队伍建设，为区域医疗中心提供人才技术支持。按照抓两头带中间的指导思想，一头抓好“神农学者”等高层次拔尖人才和学科带头人的引进培养，一头实施好全省“六个五”农村人才培养工程，抓好农村、基层适用人才的培养，实现卫生人力资源在城乡、区域之间的合理配置。第三，配套完善卫生信息共享机制。积极搭建区域卫生信息平台，通过建设区域医疗远程会诊中心、转诊中心及远程专家门诊预约中心等区域医疗网络服务平台，为外埠病人提供双向转诊、远程医疗、协同诊疗、网上预约、医疗咨询等多样化服务，为区域内医疗卫生机构提供信息的广泛共享和多样化融合，同时支持跨区域平台之间的业务交流。第四，完善产学研合作机制。积极搭建医学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医学高等院校和生物医药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平台，通过共建实验室，互派研究人员，共享实验设备等正式制度建设，以及研究人员的私下交流等非正式渠道，充分发挥医疗科技资源的溢出效应，提高医疗科技成果转化率，促进整个医疗产业集群式发展。

4．3全面推进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建立分工明确、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调互动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整合利用现有资源，建立区域公共卫生应急指挥中心、区域性卫生检验检测中心、精神卫生防治中心等，加强对市职业病防治中心的扶持，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增强区域辐射能力和服务能力。

4．4不断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内涵建设品牌医院是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应根据区域目标人群疾病谱，发挥特色专科优势，巩固和强化特色效应，进一步提高疑难重症诊疗水平，以技术、特色和价格吸引周边群众，进一步提高外埠病人比例。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引进先进适用设备，加大医院品牌建设力度，强化区域医疗中心地位。

第8篇：医疗资源市场化范文

2009年4月6日，新医改方案正式对外公布，根据该方案，2009年至2011年，中国将斥资人民币8500亿元推动医疗体系改革。“新医改”大蛋糕引发中外医疗器械和医疗软件厂商摩拳擦掌。新医改将为医疗行业带来什么机遇?中外各医疗器械厂商的竞争优势何在?

医疗行业迎来发展机遇

近年来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市场快速发展，所有制类型以私营企业、外商企业为主。2003～2007年间，行业销售收入年平均增速为27.08％，利润年平均增速为33.73％，除2005年行业利润增速大幅下降、低于收入增速外，其余年份的利润增速均快于行业收入增速。2007年，中国共有298家私营医疗器械企业、240家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国有企业仅36家、集体企业25家。

经济危机下，有“永远的朝阳产业”之称的医疗行业备受关注。居民财富的增长和对健康重视的提升，为医疗行业带来源源不断的增量需求。在金融危机的恶劣背景下，与电力、钢铁、建材等业绩下滑的行业不同，医疗行业有望成为避开市场低迷的阵地。

新医改方案的出台，将再次催生医疗市场的扩容。2009年4月6日，新医改方案正式公布，新医改将重点进行五项改革，分别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未来三年内，中央将重点支持2000所左右县级医院建设，2009年将完成2.9万所乡镇卫生院建设，支持改扩建5000所中心乡镇卫生院。虽然8500亿元的具体分配尚不明确，但是业内普遍认为医疗器械和医疗软件行业将受惠新医改。IDC预测，到2010年，中国医疗IT硬件、软件与服务市场投资规模将达到120多亿元人民币，东软COO预计，新医改带动的医疗设备投入将达到160亿元，医疗信息化投入至少100亿元。

中外医疗厂商竞争态势分析

跨国巨头主要占据中国高端医疗器械市场，国内企业在中低端市场具有一定知名度。凭借技术优势，跨国公司占据了中国近70％的医疗器械市场，且均是高端市场。省市级医院除了一些常规消耗性产品外，主要的医疗器械均是外资产品；县区级医院，有2／3的医疗器械采用外资产品；只有乡镇、街道医院才多用国产品牌。以放射诊疗设备为例，CT多使用GE的设备，核磁共振成像装置主要由西门子提供，血管造影设备则大多使用飞利浦的产品。中国本土大多数医疗器械企业以生产中低端产品为主。迈瑞公司、威尔科技、万东医疗和新华医疗是本土医疗器械的领军企业，在几年前就开始为迎接农村市场的崛起做准备，在低端市场有一定知名度。

随着国家对农村基本医疗建设的重视，跨国企业也开始向农村医疗市场渗透。从2007年起，中央财政开始安排专项资金用于乡镇卫生院的设备更新和添置。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迅速扩容，吸引了跨国公司做出战略性调整，参与该领域的竞争。例如，2007年4月，西门子发起了为期5年的农村医疗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000万美元。2007年10月，锐珂医疗向宁夏农村基层医院提供价值1000万元的数字化远程影像解决方案，协助当地开展“农村医疗信息化试点项目”。200B年10月，西门子与卫生部合作在陕西洛川建起了“西门子新农村医疗示范中心”，借此在中国农村推广其“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设备解决方案和医疗服务模式”。

新医改方案公布后，中外医疗器械和软件厂商纷纷出手，旨在抓住未来市场机会。IBM在新医改方案公布两日后，就推出了“智慧医疗系列解决方案”，以求争得新医改带来的区域医疗、电子健康档案等软件需求。在今年4月份举行的第61届医博会上，中外企业纷纷推出更具针对性的新产品，强化本土市场策略。多家国内外医疗器械商都推出了针对“新医改”的数字医疗设备全面解决方案，并了其相应的新产品。

中外厂商各有优势，有望共同分享新医改大蛋糕。外资厂商占据技术优势，全球医疗行业经验也更为丰富。作为全球医疗软件系统的领先供应商，IBM已为美国多个州提供了电子病历系统和区域性医疗解决方案，IBM“智慧医疗系列解决方案”中的医疗协同平台便引进了美国的先进方案，并根据中国医疗的需求进行了本地化。基层医疗机构更倾向于配备基本医疗器械，这为国内企业提供了机会。专家调研结果指出，基层配备高端设备造成资源浪费，装配设备应从当地实际出发，而在中低端设备上，国内厂商的技术水平与外资相差无几，渠道方面优势更明显。政府在进行医疗器械采购时，将更倾向于国产厂商，这对国产厂商也是一大利好。

结论和展望

中国医疗市场潜力巨大，将吸引更多厂商加入竞争，中外厂商的争夺也将呈胶着态势。发达国家医疗设备器械产业和制药业的产值比为1:1.9，而中国这一比率仅为1:5。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医疗机构将不断淘汰老旧残次医疗器械。据统计，占据中国医疗机构总数80％以上的基层医疗机构中，有约15％的设备是上世纪70年代前后的产品，60％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产品。中国医疗市场的发展潜力将吸引更多厂商加入到该领域的竞争行列，第61届医博会共吸引了来自美国、欧盟、日本、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100余家企业参展，创近年来新高。中外企业各具优势。未来一段时间内竞争态势必将激烈。

第9篇：医疗资源市场化范文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的整体性低迷与整个产业的发展历史有关，但更多还是整个行业创新发展生态体系不完善的折射反映。在核心技术、关键原材料以及行业标准受制于人的背景下，中国医疗器械行业要真正把握全球市场发展机遇，恐怕只有从战略机制上进行彻底颠覆，以财政、税收等相关政策引导市场主体向高端研发制造领域转型，并通过产学研结合等方式加快基础技术研发与新兴技术产业化，这或许能挽救中国医疗器械行业长期的战略缺位。

外企的“龙套”

目前中国医疗器械市场已过千亿元规模，年均增长率约23%，预计到2015年市场规模要达3400亿元；同时在城镇化提速、收入倍增计划的利好因素刺激下，中国医疗器械市场将进入快速发展期。然而，中国医疗器械行业仍在中低端市场徘徊，甚至是甘当外资加工商的产业“龙套”角色，并不拥有对整个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整个产业处境相当尴尬。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每年要进口大量医疗设备，近70%的高端医疗器械市场被发达国家公司瓜分。核磁、MR、CT等医疗设备市场主要集中在GE、西门子和飞利浦等外资公司手里。而在我国医用电子产品领域，90%的心电图机市场、80%的中高档监护仪市场、90%的高档多道生理记录仪市场以及60%的睡眠图仪市场均被外国品牌占据，国产产品则主要集中在按摩器具、血压测量仪器等低附加值种类上。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在关键介入医学工程器械及材料方面仍主要依赖进口。特别在支架材料、导管材料、微导丝、微导管等医械和材料上的依赖程度达100%，颅内血管支架和外周血管支架等材料的依赖程度也高达80%。

虽然心脏起搏器等产品也实现了部分国产化，但这些企业的技术实力相对较弱，产品应用的可靠性仍有待临床检验，大部分医院不愿承担其中的风险。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14000家生产医疗器械的企业，整个行业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但这种增长难掩民族医疗器械产业在世界医疗器械市场份额不足4%的现实。虽然目前我国医疗器械企业看起来迫不及待地要进入中高端医疗器械市场，但仍停留在简单的产品仿制阶段。现阶段应用的中高等国产医疗器械设备，80%至90%以上均为仿制，这也必然地加大了医院采购设备的顾虑。

在技术突破上鲜有成绩的中国医疗器械企业，凭什么获取市场的真正认可？仿制发展的逻辑下，恐怕找不到可行的路径。

创新、战略缺失惹的祸

造成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在高端市场缺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产业创新体系缺失造成核心技术与标准的相对落后，以及企业主体发展战略的缺失。

首先，在技术创新体系上，由于医疗器械设备对人才的技术要求很高，需要精通材料学、工程设计学、临床医学的人才，而我国的大学尚无医疗器械设计专业，这导致整个产业发展缺乏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同时也就造成了基础研究与产业化应用的相对脱节，这是造成中国医疗器械行业缺乏相应技术创新实力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相关技术人才缺失也造成了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在国际标准建设领域的无所作为。有资料显示，世界电工委员会（IEC）所设的6个医疗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席和秘书长都由美国或欧洲国家的医学学者、研究院学者和制造商的工程技术人员担任。而在这方面，外企显然要比中国企业领先得多，如GE、西门子等企业拥有大量自主知识产权技术，而且是国际标准、国际规则和技术平台。显而易见，中国企业要更多地参与国际竞争，使更多中国医疗器械走向世界，首要的便是必须从技术创新做起。

其次，相对分散的产业资源以及行业企业缺乏长期的战略规划，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医疗器械行业的困局。现有的约14000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80%左右，是年销售额仅几百万元的小规模企业，而且产品线大都集中在一次性输液器、医用导管、卫生材料、普外科器械等低附加值的低端医疗器械市场。

市场主体分散化带来的结果便是产业资源集中度的相对分散，然而与资源相对分散相比，企业相对短视的战略思维却是整个产业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全球医学创新与资本合作组织中国首席代表陈新曾表示，医疗器械行业壁垒很高，投资回报周期长，这一特点便让很多企业根本不愿意在技术研发上投入太多资金，他们更乐于以成本优势获取外资企业的产业链低端代工订单，甚至是专注于外资企业相对忽略的低端市场，这或许是造成中国医疗器械行业长期低迷的关键。

战略补课应对绞杀

如果说此前中国企业还能依靠成本优势在低端市场构建起一定竞争力的话，那么当前外资企业加码中国市场的举动，已经开始绞杀这种侥幸心理。目前跨国公司不仅通过收购国内企业来获得本土市场份额，还在中国成立总部和研究中心，进一步深耕中国市场。去年，全球最大医疗器械公司之一美敦力在上海成立除欧洲和美国外第一家创新中心，而飞利浦也在苏州投资5400万美元打造专为亚太地区基础医疗业务研发与生产的医疗影像基地，通过加大在中国市场的布局力度，外资企业已开始新一阶段的战略扩张。

在这种新的产业竞争环境下，中国医疗器械行业的出路恐怕只有“华山一条道”了，那便是在国家相关利好产业政策引导下，集中产业资源进行重点突破，形成相对完善的产业创新体系以便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

首先，国家出台的《医疗器械科技产业“十二五”专项规划》为医疗器械行业发展提供了战略机遇，与此同时，政府应该在对国产医疗器械进行完善检验的基础上，通过财政补贴、税收调控等方式鼓励医院等市场主体强化国产化医疗器械的采购力度，从市场层面激活医疗器械企业的创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