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发展阶段精选(九篇)

第1篇：经济的发展阶段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 四个战略阶段 过程与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中国国情为基础，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目标、发展机遇，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长期探索和科学创新，一方面，遵循“均衡——非均衡——新的均衡”的全球性的经济发展规律；另一方面，探索出“平衡发展——开放发展——协调发展——统筹发展”的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道路。本文是笔者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四个战略阶段做的分析与概括，求教于同仁探讨。

一 第一个战略阶段：平衡发展与重点发展相结合的阶段

建国初期，我国经济在历史上形成了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整个国家处于农业经济发展阶段，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而国家的经济比重70% 在沿海，30% 在内地；沿海地区的工业基础相对充实，内地广大地区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如何进一步发挥沿海工业基地的作用，如何加快内地工业基地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何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提高捍卫国家安全和独立自主的能力，成为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课题。

高度重视新中国经济基础的建设，高度重视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高度重视新中国的经济布局。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与论述，其一，提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这个战略思想；其二，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其三，使工业布局趋于平衡，并且有利于备战；其四，沿海地区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以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其五，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其六，沿海工业的发展，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根据“平衡发展”的战略思想，中央把战略目标定位在建立分布均匀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上。就全国来讲，要平衡发展；就内地来讲，要重点发展。平衡是大局，平衡中又有重点。中央在大规模的工业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上，以内地为投资重点，以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工业基地为重点。1956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战略部署：决定在全国建立七个新的大型工业经济中心，使之成为七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经济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华北、西南等内陆地区。我国“一五”期间将有694个投资千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中的472个分布在内地。“二五”期间，内地基建投资占全国的53.9%，交通投资占60%，资源投资占75.5%。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全面恶化、美国介入越南战争，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开始重大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也随之调整，决定加快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步伐。1964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出了重点加强“三线”建设的决策。“三线建设时期，内地基建投资占全国的53.5%，达2000亿元，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军工、机械、电子、化工、交通、能源、钢铁、有色金属等部门，建成国营企业29万个。到1975年，全国1500个大型企业中，西部占40%，三线地区基本上成为工业门类齐全的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建立了近代工业的基本框架和生产体系，这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史无前例的成就。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第一个战略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基本特征是：国际战略环境，前期是苏联援助，国际形势温和，开放型发展；后期是外部封锁，国际形势险恶，全封闭型发展。战略目标—建立国民经济体系、平衡工业发展布局。战略思路是以工业化为主导，平衡发展与重点发展相结合，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相结合；战略特点全国一盘棋，重点在内地；战略成果—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形成了相对平衡的工业发展格局，有力的保障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独立自主。

二 第二个战略阶段：开放发展与倾斜发展相结合的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经济战略思想主张对外开放，建设和发展开放型的经济体系。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循序渐进地开放。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贯彻在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因此，开放发展就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邓小平在《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讲话中指出，特区是技术、管理、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因此，特区要“成为开放的基地。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国区域经济又实行了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倾斜战略。

邓小平区域经济战略的重要创新就是实施沿海开放战略，开放发展与倾斜发展相结合的结合部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在全球第三次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广东、上海、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带动全国提前五年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同时，在4个经济特区建设取得成功经验后，国家又先后逐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开放开发海南岛和浦东，开放开发沿边沿江地区，开放开发内地中心城市，由此，形成了从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地区到中西部地区的梯度推移、渐进发展、开放发展的新格局。

第2篇：经济的发展阶段范文

    新阶段的基本特征

    从2006年到2010年,这5年是江苏人均生产总值从3000多美元向5000美元攀升的重要时期,是江苏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江苏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准备和积累时期,江苏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经济发展的工业化转型期。过去50多年时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江苏工业化已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江苏工业化的持续深入推进,为全省综合实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与此同时,这种工业化的持续推进也产生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迫切需要更新工业化的原有战略,转换工业化的传统模式,即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工业化的这一转型有着丰富的内容,但主要是指贯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集约化发展,节约型增长,污染少,环境友好,就业比较充分,信息化带动等。

    (2)经济发展的城市化加速期。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孪生子。“九五”以来,重工业化的崛起,加之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城市化战略的制定实施与500万农村劳动力的大转移与大培训工程的启动,江苏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近10年来,全省城市化水平平均每年提升2.32个百分点,2005年全省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是江苏经济发展进入城市化加速期的重要标志。“十五”以来,江苏已制定实施了苏锡常、南京、徐州三大都市圈建设工程,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批沿江、沿海、沿东陇海线以及苏北腹地的中心城市正在崛起,省内大中小城市的规划建设普遍受到重视,城镇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城市现代化深入推进,与此同时,城市的本土文明气质和个性特色逐步彰显,这一切表明江苏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时期,城市在三个文明建设中的中心、主导作用必将进一步增强。

    (3)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完善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业已形成,国民经济转入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并存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基础,企业体制制度转入以现代企业制度为主导的企业体制轨道,商品和生产要素市场成体系化发展,政府经济管理正在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社会保障体制正在向城乡统筹协调的现代社会保障体制迈进,市场机制对经济资源配置发挥着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但是,这一新体制还需要健全完善,国民经济市场化的程度有待提高。不仅是构成新体制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自身需要深化推进改革,以进一步健全完善,而且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磨合、理顺、融合,以更有效力地发挥新体制的整体效能,这将贯穿于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过程。

    (4)经济发展的国际化提升期。最近30年的江苏经济加快发展,不仅得益于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而且也要归功于江苏经济的对外开放和江苏经济的国际化。上世纪80年代,即提出了外向开拓的战略思路,到了90年代,明确提出了走外向型经济发展之路,省第九次党代会更进一步提出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这期间江苏经济的外向开拓与发展不断跨越新台阶,显着促进了全省企业、产业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显着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改进了经济的技术与管理,提升了经济的组织运作水平。如今,入世过渡期已经结束,国际市场国内省内化,省内市场全国化国际化,经济的对外交流、合作与竞争进入全面化阶段。在下一步深入推进经济国际化的进程中,江苏需要注意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国际贸易构成,提升外资引进利用水平,更高水平地“走出去”,在持续推进经济国际化中及时防范化解各种风险,通过这些方面提升经济国际化水平。

    经济发展的新挑战和新要求

    进入新时期新阶段的江苏经济,不仅会出现区别于以往时期和阶段的新特征,而且也对全省经济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

    (1)经济总量持续扩张,环境资源与发展的矛盾将更加突出更受关注,优化经济结构和实现清洁增长、节约增长、高效增长的要求更加紧迫。众所周知,江苏是一个人口大省,资源小省,人口密度大,人均土地少,其工业制造业历史悠久,水平较高,但其所需要的相当大一部分能源、原材料等要靠向省外国外购置引进,而其生产的产品也是很大一部分要靠销往省外国外,这就决定了江苏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一大特征即大进大出,过去由来已久,今后还会长期持续。实际上,环境资源与经济快速增长扩张的矛盾已经存在,已经构成对江苏经济的一个很大的压力和挑战。今后5-10年,江苏经济总量还将较快地增长扩张,这势必相应地加大对各种能源原材料等资源的消耗,势必加大全省境内环境的经济承载力。对此,理性的选择就是要突出自主创新,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更多地发展那些单位资源消耗少、附加价值大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大力推介、导入清洁生产、节约工作、循环利用、高效运行的产业技术、制造工艺、生产方式、经营管理模式。

    (2)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触及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增多,体制机制创新的任务艰巨。与初中期经济改革不同的是,中后期经济体制改革涉及体制的核心与关键,涉及人们之间深层次的利益关系再调整,因此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效果更不易显现。如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深化推进相对于以前难度加大了,既要深化推进,又要保持国有经济的必要份额和对国民经济足够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如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深化改革,方向现已明确向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目标努力,但是在省及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内涵如何界定,如何从财政、投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方面着力构建,如何将政府经济管理体制深化改革与深入贯彻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结合起来,这些都是亟待深入研讨和探索的问题。特别是,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研究制定实施正确政绩观及其相适应的政绩考核机制与办法,以引导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换和行为规范,正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紧迫课题。

    (3)经济国际化格局基本形成,主要产业融入全球产业链,对防范经济风险、增强国际竞争力提出更高要求。由外贸、外资、外经等所构成的江苏经济国际化大格局的基本形成,确实是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种国际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不同地区,而且更表现在引进来的较多,走出去的不足;货物贸易的扩大,服务贸易的偏小;引进的较多,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不够。主要产业逐渐融入全球产业链,无疑是一大历史进步,但也要看到在很多方面,我们还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价值补偿和收益福利分配不占优势。经济全球化带给江苏的效应无疑也是两面的,在捕捉机会的同时无疑也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大了经济运行风险和经济管理调节难度。必须高度重视民营经济、本土经济的发展壮大以及密切外资与本土经济的结合,以最大限度地

    防范化解国际经济波动风潮所给予江苏经济可能带来的冲击和风险,保障全省经济的运行安全。

    (4)社会生产能力已可满足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民生问题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区域、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与可能都进一步增加。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江苏已经显着扩大了社会生产能力,已经显着积累了资产财富,已经显着改善了政府财政状况,城乡居民物质文化生活趋于多样化多层次化,并在向全面小康生活迈进。“蛋糕做大以后,蛋糕的分配就成为重要问题”。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收入分配问题变得更为突出、瞩目。社会的文明发展越发要求以人为本,越发要求以居民福祉的增进作为检验政府工作的重要标准;人们越发要求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越发要求共同发展、协调进步、全面提升,越发要求共享三大文明进步最新成果;不只是物质生活,而且是精神需要,不只是有形生活,而且是幸福感、满意度等价值效用,是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等。显然地,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工作期望更大,要求更高,唯有全心全意服务,才可适应时代需要。

    (5)经济结构与经济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化,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给相关工作带来新的课题。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企业组织改组改制,新型合作组织、中介组织诞生,大量外来人口因城市化的加速推进而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者队伍和市民群体新的组成部分,期间会产生一些不适应、不合规、不协调的矛盾,需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予以妥善处理,理顺关系,化解矛盾,通过培训、教育、合理规范引导,保持城市、乡村、企业、团体和单位的和谐生态和生机活力,使江苏成为经济投资的热土和人们向往的生活家园。

第3篇：经济的发展阶段范文

从短期经济运行看。2016年中国经济从经济增长、货币供应量、物价水平等几个核心指标看，仍处于高增长和低通胀的最佳组合状态。对这个判断，有几个问题可能会引起争议。

第一是对经济增长态势的看法。2016年经济增长6.7%，到底是高还是低？从中国经济自身纵向对比，与过去7%的年增长目标和高于7%的年实际增长率对比，2016年的经济增长是处于较低水平状态。但这种简单的朴素对比未必科学，对这个问题应科学地判断。判断一个增长率是否适度，不是简单地看其数值的高低，而是要根据产出缺口（output gap）来进行评估：高增长率有可能预示经济过热，资源紧张；低增长率有可能预示经济过冷，资源闲置。通过一些经济指标综合判断，2016年中国的产出缺口逐步缩小，经济处于趋优的增长态势。中国经济总量早已稳居世界第二，在基数继续快速扩大的情况下，经济增势放缓完全符合规律。就是2016年这个放缓的增长率，与世界一些经济大国比较，仍处于鹤立鸡群的状态。因此，从产出缺口揭示的资源利用水平和全球经济增长对比看，说中国经济仍处于中高位增长，是无须质疑的。

第二是对货币供应量的看法。近年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一度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加。在经济总量达五六十万亿元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早已超百万亿元，货币供应总量几近经济总量的一倍，于是人们惊呼：货币供应量太多了，银行流动性过剩，钱多了不值钱了。从绝对数量看货币供应量的多少，似带有较浓的感彩，应找一个科学的参照物。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判断货币供应量的多少，一般用物价和利率这两个指标较为合理。但这两个指标也使人们感到茫然，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两个方面。

第三是对物价的看法。在宏观经济中考察物价，一般用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变化来度量。2016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处于国际上典型的低通胀状态。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将通胀的控制目标一般定在消费物价上涨2%以内。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物价的感受要比统计数据所反映的强烈。教育、医疗、娱乐、蔬菜和食品价格以及房价不同程度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人们对物价基本稳定的感受。实际上，近年来的物价有涨有跌，跌得较多的是家用电器、计算机、通信、汽车、电视机等。统计的物价水平和感受的物价水平两者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消费结构变化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目前还处于量变的阶段，一旦深化为质变，则应通过改变核算制度予以准确反映。因此，对物价的判断，统计的没错，人们感受的也没错，问题的关键是目前还未到从量变到质变进而影响宏观政策决策的阶段。

第四是对利率的看法。利率是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价格型工具，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取得决定性进展，利率的市场弹性正在逐步扩大。现存的主要问题是，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出现方向性的背离，利率对资金供求关系的反映出现不同的信号，这增加了对形势和政策的把控难度。2016年中央银行确定的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低于2%，贷款利率低于5%，扣除物价因素影响后的实际利率，存款利率为负数，贷款利率约在2%左右，已属典型的低利率。但与此同时，具有市场利率属性的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三分以上，常见的在四五分，有的甚至更高，趋势还在继续上扬，已属典型的高利贷。官方利率反映货币供应量宽松，资金充裕；而市场利率反映货币供应量偏紧，资金短缺。是什么原因造成金融市场上的这种强烈反差呢？是货币需求问题，还是货币供应问题，亦或是货币的传导机制问题，人们在茫然的同时，纷纷指向资金脱实向虚。

五是对资金脱实向虚的看法。所谓资金脱实向虚，一般是指在货币宽松，银行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银行有钱也不贷给实体经济企业，而将这些富裕的资金投向同业往来或融资票据，通过同业之间融资产品的利差或费差来获取丰厚利润。在实体经济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大环境下，人们将这种金融同业之间的大量资金运用，斥之为资金脱离实体经济，在金融这个虚拟经济圈中自我循环周转。更有人将这种金融同业之间的大量资金运用，斥之为资金脱实向虚的“空转”！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个理念在中国这样一个需要实业立国的大国环境下，在任何时候政治上都是正确的。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否意味着应把所有的资金均投向实体经济企业才对呢？也不尽然。因为在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相伴而生的。针对实体经济而言，金融提供的是货币的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针对现代虚拟经济而言，金融提供的是货币的储藏手段；而且，在货币的价值尺度这个功能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市场定价上具有相互比对验证的机理。因此，对虚拟经济也应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前述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若与经济增长和物价对比，2016年广义货币（M2）增长超过11%，显得偏多。但考虑虚拟经济吸纳的具有财富储藏功能的以各种金融投资形式存在的大量货币，以及物价水平的低位稳定，应该说当前的货币供应量是基本适度的。虚拟经济在本质上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

以上从短期经济运行角度，考察了人们颇有争议的五个问题。认识这些问题，有些具有稳定的核算基础，相对来讲容易辨清；有些核算基础欠缺，增加了认识的难度。有些经济现象似乎符合经济学原理，容易形成共识；有些经济现象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用经济学原理很难解释，容易形成分歧。

若我把眼光放得更宏观和更长远一些，则对问题的认识有可能更深入。从中长期经济发展看，经济增长的动力，根据一些经典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来自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这个结论正适应中国现阶段的经济运行。不论我们感知与否，也不论我们承认与否，中国经济现正处于深度的结构调整之中。

首先，人们的消费结构正在进行深度调整。随着改革开放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和消费行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众化和多元化并存，一些新兴的消费方式，既带来了经济的活力，也带来了经济核算和经济管理的难度。这导致一些经济活动很难用传统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经济理论的创新赶不上经济实践的创新，增加了人们认识问题的难度。

其次，就业结构在持续发生重大改变。我国的就业统计目前只包括城镇正式在编职工，对于农民、进城的农民工和大量的非编制职工，目前就业统计核算并未覆盖。过去是靠单位安排工作，现在是找工作，除公职有编制约束外，大量的自由择业和自谋职业者，已成为主要的劳动生力军。而且，除了法律禁用童工外，除了公职单位有到龄退休的约束外，大量非公职单位，自愿就业、自愿退休或退休返聘已成常态。这种就业结构的变化，既对消费有影响，也对产业发展有影响。

再次，产业结构也正面临艰苦的调整。将粗放经济转化为集约经济，将低端产品转化为高端品牌，将低附加值的产业转化为高附加值的产业，将排污产业转化为绿色产业，将短线拉长，将长线压短，这些均是当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的重大挑战。可喜的是，当前在传统产业面临困境、举步维艰的时刻，一些借助科技进步成长起来的新型产业，正逐步扩大市场份额和增强市场竞争力。

第4篇：经济的发展阶段范文

【关键词】公有制经济 ； 对立统一 ；历史必然性；国企改革

【中图分类号】 F【文献标识码】 A【文章标号】

所有制结构是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核心问题。所有制结构的性质，决定着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所有制结构的构成，决定着所有制结构是否能够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以这两方面为根本标准来建立既符合社会主义性质又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所有制经济结构。

一 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之间辩证关系

（1）矛盾的对立性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下并不能否定资本的逐利性，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仍然是以盈利最大化为根本目的，以雇佣剥削和占有剩余劳动为主要手段，社会主义制度并不能掩饰私有经济的剥削性。私有经济的剥削性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特别是由社会生产力和价值的技术构成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价值的技术构成含量还比较低，这就决定了私有经济的剥削性相对较高。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私有资本在利用劳动力与更高的技术上当然会选择成本更低的方式，一定条件下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价值的增长，而这在根本上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并且非公有制经济的思想理念、价值追求和政治选择，与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本质存在着根本矛盾。

（2）矛盾的统一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私有制经济的公平竞争来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私有制经济存在本身会对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社会主义要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保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必须在竞争中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如果不能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得以成长和壮大，就很难保证它能担负起在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竞争中取胜的重任。“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环境是趋于平等的，在趋向平等的竞争环境中，公有制企业得到相应的锻炼与提高，这是私有制经济发展与公有制为主体矛盾的统一性。” 最终的社会效果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更快的发展与提高。公有制经济本身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发展，以及由此壮大的主体多元化的竞争者队伍，就很难有公有制经济效率的提高。“搞好公有制经济，不断增强其活力，使其表现出比其他所有制经济更高的竞争力，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根本标志。”

（3）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兼容并蓄、和谐发展

1.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其实质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所有制问题始终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和深层次问题，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国有企业的改革，改革发展的每一步都围绕着所有制问题，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所有制的改革是围绕着对所有制结构的改革进行的，这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实践的发展要求我们从理论上解决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多种经济成分的关系，以更好的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本质在经济制度上的体现，就是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所有制经济都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构成内容。“从这一标准来坚持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一方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又应该把非公有制经济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外纳入到制度之内。” 从经济运行角度来看，所有制结构优化的关键，在于它是否适应社会生产力结构及其发展要求，是否有利于资源配置整体效率的提高。只有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真正做到和谐共处平等竞争、互相推动、共同发展，才能出现所有制结构整体优化的局面。

2.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特别是在初级阶段，社会经济中的所有制成为不可能是单一的和纯粹的。在当前我们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的性质。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使它们与公有制经济一起共同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发展本身的客观要求，所以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构成内容。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与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相统一的一个前提，就是要使公有制经济在与其他所有制经济的比较中具有量的优势。我们进行所有制结构改革，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并不能得出各种非公有制经济一定是发展的越多越好的结论，而是要在确保公有制经济在量上占优势的前提下来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当然，这种量的优势不一定是绝对量的优势，也可以是相对量的优势。必须保持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这就要求在改革过程中，必须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把国有经济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并在这些行业和领域中占据支配地位。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增强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能得到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也能得到有效的保证。改革的实践证明，搞不好国有企业，不能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的。

二 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公有制经济取代私有制经济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国家所有制，正是来之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他们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有一点是不会变的，即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他们指出，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它作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生产力的性质及其发展所提出的客观要求，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趋势。

“社会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在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他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得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 随着历史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他自己不能在驾驭的大量生产力，正在等待着未有计划的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以便保证，并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保证社会全体成员享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资料。’挡在私有制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他的进一步发展要求不能通过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调整来得到满足的时候，及私有制经济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那么一种新的经济关系取代私有制经济关系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因为所有制是深层次的生产关系，而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必然从表层的经济关系，逐步进入到深层次的生产关系。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化，也就必然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回避的现实。” 生产力的发展也决定了私有制经济关系被公有制经济关系取代的客观性，私有制经济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但他只是一个阶段，不是永恒的。人类社会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即向公有制经济关系发展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所在。

(2)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1.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顶点时要发生变革的而变革的方向就是私有制的解体和公有制的确立进程。”日益增长的生产力，要求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改革这种压力日益增长，迫使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其内部可能的限度内，把所有制结构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视为最基本的原则，这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会逐步让位于以现代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

2. 私有制的发展过程就是从个体私有制到集团私有制最后发展到国家私有制的一个演进历程，而国家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形式的高级形式。这种变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允许的范围内所进行的自我扬弃的过程和表现形式，其中就体现这私有制逐步解体向公有制转化的态势，这是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3.“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有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有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做准备的阶段。”“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将到达顶点”。 因此私有制的解体和公有制的建立是现代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3）坚持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国情的选择

我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实现了人民对生产资料的公平占有，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绝对优势从制度上保证了劳动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使劳动者不仅能得到他该得的劳动报酬，而且还有权与资本和其它生产要素一起平等地参与利润的分配，共享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的成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必然产生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当私有制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私营企业主必然会产生政治上的诉求。非公有制经济在政治势力的逐步壮大，必会影响党和同家在政治路线制定、法律制定、意识形态领域的导向性，使它们偏离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礼会主义政治方向，这是不能不引起高度警觉的。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要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与国外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教训都充分证明，放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经济的顺利发展。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科学论断是对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社会主义道路的再次肯定。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其中公有制体现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而国有企业则是公有制的主要成分。因此，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就应该是在巩固和大力发展公有制，而让公有制经济要退出竞争性市场领域，以此来消弱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地位和作用的道路则是历史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三、对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建议

（1）关于公有制经济的经营范围问题。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作出合理安排。为此，在计划上不仅要对生产、建设、流通、分配等经济作出安排，而且要对各种经济成分在这些领域内的作用和地位作出安排。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要密切注意各种经济成分发展的动向，监督检查计划执行情况，防止出现偏离党的政策的倾向。落实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强大的公有制经济”的要求，原则上国家必须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牢固地占领而不能从一些关键部门退出；公有制经济包括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必须控制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以保证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达到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目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对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供给、重要资源的开发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国有经济需要继续保持绝对的控制力。在中国现实的国情条件下，国有竞争性大企业的存在与发展有着充分的必要性。

（2）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推进国企产权改革。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最重要经济形式，有必要进行国有经济产权改革，通过把国有经济的各项权能分别界定给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这些资产的各个经济主体，明确他们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过程中的责权利关系，并通过产权交易把国有资产集中到最有效的企业和经营者手中，从总体上提高国有经济的经营效率。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必须是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经理负责制的经营模式，强化监督管理，国家要着手控制国有经济，进而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国有企业的分配政策，国有经济的绝对利润要归国家所有，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3) 加强监督，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党的十六大确认了通过组建相对独立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来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其主要内容是：第一，通过设立(相对)独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解决政府一般经济社会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监管职能分离的问题。第二，通过归并政府机构管理国有资产的职能，解决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职能政出多门，权利、责任界限不清问题。第三，通过设立中央、省、（市、自治区）、市（地）三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解决不同层次国有资产代表不同利益主体的问题。强化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使国有资产高效有序的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去。

（4）以提高国有资本的质量为出发点，通过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促使国有资本向高效益领域转移，更为有力地搞活国有中小型企业。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成本低，社会震荡小，这就为中小企业采取公司制改组、股份合作制、承包、兼并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创造了条件。这样做既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资本来源，由单一的国有资本改为投资主体多元化，并为调整国有股权比例提供有利条件，又理顺了中小企业的产权关系，调动了企业管理者和职工个人关心企业长远发展的积极性，同时也能促使国有产权单位关心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从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入手，以优势企业为生长点，以产业重组为核心，通过收购兼并，带动国有资产的改组，有针对性地抓好国有大型企业。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强调指出：“一是公有制占主体，一是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同，首先体现在所有制上，所有制的性质直接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国家政权的性质。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使之牢牢占据主体地位，非公有制经济必须处于非主体地位。只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才能影响其它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才能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性质。

参考文献

[1]《私有制经济发展与公有制为主体:矛盾的对立和统一》 江三良

[2]《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 张雷声、顾钰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6月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二、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所有制结构的宏观调控的立论基础和方向》 马丽娜《《资本论》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 》沈越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5版

[6]《高级政治经济学》 蒋学模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版

[7]《资本论》选读陈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作者简介:

梁永峰（1987-），山西阳泉人，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通讯地址：陕西省延安市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梁永峰收

第5篇：经济的发展阶段范文

关键词：县域经济；瓶颈；突破

中图分类号：F12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6)05-0048-05

1.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山东的经验

县域经济在由农村经济向城镇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以山东省2002年县域经济发展现状为基础，以GDP总量和人均GDP为标准可以清晰看出县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

1.1落后阶段：GDP＜50亿元，人均GDP＜10000元

表1说明山东2002年县域GDP的平均规模为50多亿元。在调研和分析过程中，发现当县域GDP处于低于50亿元的水平时，该县域经济基本上处于落后状态。当低于20亿元时更是处于绝对落后状态。表2中总结了2002年山东处于50亿元左右的县市的一些基本情况，它们表现出较大的共性。

经济具有突出的农村经济特征，农业占据主要地位且基本上以传统种植业为主；工业缺乏基础且不成规模；三产构成上，第一产业占的比重较大，在30％上下。第三产业的比重相对较小，约在30％以下。第二产业基本上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业，形成时间上较晚，多数为原有国有或乡镇企业发展而来且总体数量较少；财政完全是“吃饭财政”，且收入低于财政支出，缺口较大；城镇居民年度可支配收入基本在6000元，农民年度纯收入基本在3000元以下，城镇建设落后；除在某些自然资源（如土地、劳动力、水以及矿产资源等）上具备一些优势外，没有其他吸引外来投资的优势。

1.2初步发展阶段：150亿元＞GDP＞100亿元，15000元＞人均GDP＞10000元

当县域GDP达到100亿元左右时，县域经济呈现出初步发展局面。表3总结了2002年山东省县域GDP在100亿元左右县市的一些基本情况。

县域经济的主导力量已经转化为工业，工业经济特征已经较为明显；三产构成中，第一产业的比重在20％以下，第二产业达到50％左右，第三产业的比重在30％以上；产业选择上，不仅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产业的科技含量在提高；财政收入低于财政支出，且有1亿元左右的缺口，开始摆脱“吃饭财政”的困境，财政收入与地方政府承担的必须支出基本上能够达到平衡状态，超支主要体现为基本建设投资和城市维护建设等发展地方经济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农民年度纯收入接近4000元；基本形成了较好的吸引外部投资的软硬环境，产业具备一定基础，城镇等基础设施正在完备中，当地环境和资源的承载力还有一定空间。

1.3相对发达阶段：GDP＞150亿元，人均GDP＞15000元

当县域GDP超过150亿元时，县域经济基本达到了相对较为发达的水平。表4总结了山东省2002年县域GDP超过150亿元的县市的一些基本情况。

工业在县域经济起着绝对主导的地位，存在着多个具备一定规模的主导产业和主导企业，区域经济特色较为鲜明，部分产业具备了产业集群的雏形；三产构成中，第一产业的比例下降至15％及其以下。第二产业占有绝对主导的地位，基本上达到50％以上的比例，第三产业保持在30％左右的比重，第二产业的科技含量在提高，在竞争模式上开始由基于资源的低成本模式向技术决定的低成本模式转变。农业中定单农业和有特色的养殖业占有重要地位；财政收入主要源自第二和第三产业，已由吃饭财政转变为建设财政，但财政收入继续低于财政支出，且缺口在扩大。财政支出中用于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在提高，缺口也主要源自建设投资。县市所在地和其他城镇建设已经达到一定的现代化水平，城镇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对教育、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较为充足；城镇居民年度纯收入7000元左右，农民年度纯收入在4000元以上；投资环境较为成熟，对外来投资已经开始根据区域发展定位和环境、资源的承载力进行筛选。同时也具备了一定的对外投资能力，开始进行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对外转移。

在相对发达阶段之后，还有更加高级的阶段。如2002年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公布的全国百强县的前10名为广东顺德、广东南海、江苏昆山、江苏张家港、江苏江阴、江苏常熟、浙江萧山、浙江绍兴、江苏太仓、江苏吴江，其中多数GDP达到或超过300亿元，这些地区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工业化、城镇化特征。不过由于山东2002年时还没有年度GDP超过300亿元的县市，所以不再进一步阐述更高阶段县域经济的表现。

2.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瓶颈阶段

总结上述发展阶段，可以看出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瓶颈阶段，县域GDP100亿元构成了一个门槛。

这个门槛主要表现为：（1）第一产业中传统种植业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尚没有形成稳定的具备现代农业特征的第一产业盈利模式；（2）第二产业中工业基础薄弱，几乎没有主导产业和主导企业。原有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基本上陷入困境，等待输血、改制。民营企业规模较小且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之间的桥梁――农业产业化程度较低；（3）第三产业集中在较为初级的集贸市场和运输领域，很不发达；（4）整体上看，没有一个产业能够有效支撑地方经济发展。表现在发展思路上是处于探索阶段，要么没有清晰思路，要么在多个思路之中摇摆；（5）地方财政不仅是典型的“吃饭财政”，而且连“吃饭”都不够，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建设投入，没有能力培育内部的经济增长点，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十分艰难；（6）产业缺乏基础、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观念不解放，对外界投资的吸引力极为有限。

其中，地方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是一个关键约束。依赖第一产业的财政收入，不仅总额有限，而且增长空间有限。在取消和减免农业税后，地方财政收入丧失了最为基础和常规的来源。不成规模的第二产业不仅提供的财政收入较少，而且波动性较大。与财政收入低、空间有限相反的是，财政支出却面临着诸多硬约束。至少行政经费和教师工资等是财政必须保障的支出。这些由国家法律规定和维持地方政府运转必须支付的费用，构成了地方政府支出的最低线。这是一个硬约束。县域GDP低于100亿元其财政收入基本上都不能满足支出最低线的要求。更何况县级政府还要满足各级上级政府提出的众多具有“一票否决”性质的达标要求，如计划生育、地方治安等要求，更加剧了这些县域政府的财政困难。县域政府的财政困境，一方面使其没有能力进行建设投资，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和提供社会保障，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在财政困境压力下，政府行为往往会扭曲、变形，导致选择那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短期行为。如地方保护、对企业“吃拿卡要”、加重农民负担以及纵容重污染项目等，都与地方财政困境相关。这些行为反过来进一步恶化了投资环境，甚至成为激化一些矛盾（农民负担）的直接原因。此时的县域经济具有陷入恶性循环的内在冲动。

当GDP超过100亿元时上述局面和困境会大大改善，地方财政收入基本上能达到满足支付底线的水平，地方政府行为长期化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同时通过负债等方式，政府也逐渐有能力进行建设投资和对企业进行正向激励，减少对私人产权的干预和侵占行为。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不仅区域内投资旺盛而且外来投资活跃，推动县域经济进入良性循环轨道。之后，区域经济特色将越来越突出，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加强。

因此在县域GDP达到100亿元前，县域经济整体上在县域财政压力下具有陷于恶性循环的潜在趋势。而在超过100亿元后，随着县域财政压力的缩小（甚至消除），县域经济将走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判断说GDP100亿元是县域经济的一个重要门槛，是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瓶颈所在。

3.县域经济发展瓶颈的突破

那么，如何突破瓶颈，顺利跨越发展门槛？总结2002年山东县域GDP已经超过100亿元（尤其是150亿元以上）的县域经济的发展经验，发现这些县市基本上利用本县市固有优势作为突破瓶颈的着力点。这些优势，主要是天然优势，如区位（威海的县市、青岛的几个县市）、矿产资源（招远、邹城、兖州等）。

3.1利用外向优势进行突破

山东沿海的烟台、威海地区的百强县典型地表现为这种模式。烟台、威海两市的县区2002年进入百强县的就有龙口、招远、莱阳、莱州、蓬莱、乳山、荣成、文登，占山东百强县的1/3还多。它们的共同模式是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利用沿海优势，借助于海洋经济和外商投资突破制约。主要特点有：

3.1.1外商（主要来自日韩）投资多、产品出口多、对外贸易多。蓬莱市2002年共引进项目298个。合同利用外资2.6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2亿美元，出口创汇达到1.46亿美元。2003年，乳山市实际进出口总额为28689万美元。荣成截止2003年年底，共吸引来自韩国、日本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1141个。2003年完成进出口总额6.75亿美元。

3.1.2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自外商投资和对外出口。2003年，在乳山市全年实现的工业增加值59.7亿元中，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就实现了11.5亿元。2002年，莱州市完成进出口总额27699万美元，外贸依存度为14.1%。文登市截止2000年底，共开业三资企业303家，完成工业产值112．5亿元，销售收入90．6亿元，实现利税1.01亿元，实现自营出口创汇1.3亿美元。

3.1.3充分利用沿海优势，具有海洋、外向型经济特点。荣成市是全国重点渔业市，年水产品产量、渔业总收入等主要指标连续20年位居全国县（市）级之首，渔业是全市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威海市截止到2002年底，渔业“三资”企业近200家，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亿美元，水产品进出口贸易活跃。2002年该市共出口水产品23.5万吨，创汇3.14美元。

3.2依托大都市进行突破

青岛市下辖的胶南、胶州、即墨、平度、莱西和济南市的章丘都呈现为这个模式。其主要特点都是依托所属城市，借助于它们的辐射和带动进行发展。

3.2.1经济增长动力源自大都市的带动力、辐射力。青岛市是山东省经济发展最好的城市，良好的经济基础对周围县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带动力。在第三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中，青岛市郊五市胶南、胶州、即墨、平度、莱西全部上榜。在山东省确定的县域经济30强县市中，市郊五市再次悉数入围。

3.2.2充分利用临近都市的区位优势，承接都市城区产业、服务扩张需要，主动融入大都市圈。胶南市抓住青岛市“挺进西海岸”的构想，确定了“东接、北扩、南展”的城市总体发展思路，重点开发建设青岛临港产业加工区，为青岛西海岸的临港经济搭建了新的发展平台。胶州市则把工业发展和城区建设的重心，转向沿通往胶州湾海岸一带的十几公里大道两侧，还进一步规划一个更大的“东部工业区”，不断拉近与胶州湾的距离，拉近与核心城区的距离。章丘市抓住济南“城区东扩，产业带东移”的机遇，打破了过去城市渐进发展的模式，采取“板块式规划，组团式开发”，力促城区大跨度向西推进，加快与济南对接。

3.2.3辅助都市、借助都市，共同发展。这些县市都把辅助都市作为其战略构想，充分发挥临近都市的优势，发展县域经济。平度市将平度建成青岛大工业体系的配套基地和后方车间作为核心选择。即墨市提出“面向青岛、依托青岛、融入青岛、服务青岛，抢抓五年战略机遇期，建设大青岛都市新区”的战略构想。

3.3借助于资源优势实施突破

招远、邹城、兖州等属于这个模式，主要是以当地的自然资源作为经济腾飞的动力，以资源来拉动产业及相关链条，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3.3.1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自本地的自然矿产。兖州煤炭资源丰富，为全国煤炭开采区之一。电力供应充足，邹县电厂和济宁电厂是其主要电力来源，工农业及生活用电一年四季充足。兖州建有一处大型石油库，动力燃料有充分的保障。并且兖州还是山东省三大富水区中地下水唯一尚未大量开采的地区。

3.3.2以矿产资源为基础的产业是当地的主导产业。招远依托丰富的黄金资源，牢固树立“大黄金”的发展观念，不断赋予黄金工业发展的新内涵，大力发展黄金相关产业，拉长产业链条，已形成集黄金勘探、采选、金银制品加工、黄金交易及黄金机械、黄金化工、黄金旅游、设计研究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体系，并逐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实现了经济增长。

3.3.3国有经济力量比较强大，并保持了传统优势。兖州2002年有工业企业1500多家，其中中央、省属大中型国有企业30多家，形成了农副产品加工、林纸一体化、机电一体化、煤化工、医药等五大工业体系，主导产业的销售收入占全市工业销售收入的85%以上。邹城是部级历史文化名城，新兴能源工业城市。境内藏煤面积375平方公里，地质储量41亿吨以上，煤炭、电力和煤化工等是该市的支柱产业，全国特大型企业――兖矿集团、里能集团和全国最大的坑口电厂――邹县发电厂等国有企业是邹城的核心企业。

3.4平衡发展、实施突破

寿光、诸城、桓台等县市属于这个类型。这些县市的农业、工业发展比较均衡，共同带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3.4.1农业、工业等均衡发展。寿光是北方著名的蔬菜基地，其蔬菜供给量和市场覆盖范围是北方最大的，也是山东农业产业化的典型代表县市。同时以晨鸣纸业集团、巨能电力集团等为支柱的工业在全国和山东都有一定的市场地位，尤其是晨鸣纸业集团是中国纸业的龙头。农业和工业的平衡发展是寿光的突出特征。桓台是山东省粮食集中产区之一，素有“鲁北粮仓”之称，形成了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创汇农业。林业是桓台县新兴产业，到2003年为造纸企业、人造板企业配套的速生丰产林已达10万亩。全县拥有较大规模的工业企业760家，形成了以造纸、轻纺、机械、化工、家具、建材、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

3.4.2工业主导产业主要源自内部培养，而不是外来投资。在农业产业化经营方面，诸城采取的是“农工贸一体化”战略，以国际国内两大市场为导向，以农产品加工经营企业为龙头，以千家万户的家庭经营为基础，通过社会化服务和利益吸引，使农工商贸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互惠互利的经济利益共同体。通过一体化战略，不仅推动了农业的现代化，而且培养了大量本地企业。本地企业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

3.5发展主导企业突破制约

邹平、高唐等县市属于这个模式。主导企业构成了县域经济的主要来源，其形成的产业链条有效地带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魏桥纺织集团是邹平的支柱企业，2003年总资产达30亿元、织机9300台，是一个集棉纺、织、染、整于一体的大型综合纺织企业，生产规模和经济效益居全国同行业首位。在魏桥纺织集团的带动下，纺织业成为邹平的第一支柱产业。2002年邹平县的纺织业产值已占全县工业产值的91%。

时风集团是高唐县的支柱企业，连续三年居中国农机工业100强第1位。泉林纸业集团是高唐的另一个支柱企业，是山东省百强重点企业集团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之一。这两个企业创造的税收和产值构成了县域经济的主体，并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推动县域经济突破瓶颈。

3.6实施农业产业化突破制约瓶颈

莱阳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

3.6.1增长主要动力源自拉长农业链条，农产品加工企业是当地的主导产业，是GDP的主要贡献者。莱阳的农业产业化的道路，一是培育壮大骨干龙头企业。通过推行股份合作制、吸引外资等形式，对食品加工企业进行嫁接改造，发展出龙大、鲁花、天府、春雪、鸿达等省级大型企业集团；二是抓好原料基地规模化建设。积极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采取“公司＋农场”的生产模式，大力组织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种养，发展紧密型基地。

3.6.2农业生产的组织化和标准化程度较高。莱阳有组织地推行农村专业合作社，为农民和市场架起桥梁，提高经营的组织性，也提高了农户的收入和交易地位。同时其农业生产的标准化程度也很高。果蔬生产中农产品质量监测体系、监督管理体系和示范体系建设，顺利通过了部级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县验收；渔业生产推广了立体高效养殖，水产品总量达到1.9万吨；畜牧业推行了畜牧标准化生产。

3.7突破模式的总结

总结上述突破方式和路径，可以清晰地看出外向优势、依托都市优势、资源优势的形成具有强烈的外生性，当地政府主要作用在于把潜在的优势加以利用和发挥，这些潜在优势外地政府难以复制和模仿。工农业平衡发展、发展主导企业和农业产业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内生性，与当地政府的发展战略能力和努力水平有较为直接的联系，但是这些突破路径的形成也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上的，除去高唐，寿光、诸城、桓台、邹平、莱阳等县市在历史上就是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其农业和工业都具有相当的基础。因此，上述这些优势的形成，虽然不能说与地方政府没有关系，但其中有地方政府所不能左右的因素，如资源基础、区位、经济基础等，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地方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在机会出现后，能否认识到机遇来临以及能否抓住，而不是创造机会。进一步的推论是：如果缺乏这些潜在优势仅靠县域政府自身的努力基本上难以突破瓶颈，需要借助于外力的支持和推动才能实现突破。

也就是说，对于缺乏上述优势的县域来说，要靠自身力量实现瓶颈突破十分困难。而这恰恰是后进县市面临的普遍问题。所以对后进县市来说，发展县域经济，不仅要靠自身深入挖掘具有的潜在优势，更关键的是建立外部支持系统，推动其由恶性循环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外部支持系统的建立可以通过多个渠道进行，核心是培育落后县域形成自我发展能力。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着力改变县域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减缓财政压力，使地方政府有能力担当公共产品供给责任，为发展地方经济进行基础建设投资。改变县域财政状况的渠道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减少县域政府责任，二是给予县域政府更多的财政支持，总之是要改变目前中国财政体制“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现状，使县域政府的职责和财力相匹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通过对县域政府提供公共财政支持帮助其突破发展瓶颈。

除借助于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外，上级政府还可以利用政策导向鼓励先进县域向落后县域进行产业和投资转移。如前所述，GDP超过150亿元后县域经济在客观上具有对外投资的内在趋向，部分产业在调整过程中有着向外传递的需要，所以上级政府可以鼓励先进县域向后进县域在自愿和科学决策的基础上进行投资。并在国家政策和法律许可范围内营造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特区”，为后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外部支持，推动其早日进入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第6篇：经济的发展阶段范文

关键词：出口管制 经济发展阶段 协同演进

引言

出口管制具有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双重属性。从经济属性来看，具有高技术禀赋优势的国家限制技术输出的做法虽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优势原理相悖，但其经济目的仍然是保持技术领先地位和谋求经济竞争优势。从社会属性来看，出口管制更多地被用来作为服务邦交政策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工具。可见，出口管制具有政府管制的一般职能。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现有的出口管制体系远远落后于实践需要。因此，研究中美出口管制在目标、法律体系、机构设置、手段和成本等方面的差异，借鉴美国在出口管制上的经验及教训，有助于我国建立和完善出口管制体系，提高出口管制水平，提升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应对能力。

出口管制安排与经济发展阶段协同演进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出口管制的经济属性决定了其制度安排必须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自North（1973）提出“制度至关重要”命题以来，学术界开始将制度因素作为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Allan（2004）认为制度同有形物品一样也存在高低优劣，好的制度具有效率、自由、民主与全体一致性和交易成本最小化等特性。Mishra（2007）指出高质量的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基础性的推动作用。出口管制制度质量的高低决定了一国是否能够取得预期战略目标，是否能够保持技术领先优势等。然而，出口管制政策的设计往往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且很难确保出口管制政策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出口管制安排作为典型的上层建筑，在对经济基础产生影响的同时，其制度设计及变迁必须遵循经济实际发展需要。所以，现实中出口管制政策的实施或调整都是对实际经济状况变化做出的适应性反应。例如，1998年以来中国对于稀土等战略性资源实施的出口管制政策就是着眼于环境保护及保证战略性资源国内优先供应及长远发展的现实需要。另外，2009年以来美国奥巴马政府启动的新一轮出口管制改革正是基于经济危机背景下改善就业、增加出口、提高管制效率、以及改变管制标准严重滞后于科技发展现状的实际需要。目前尚待解决的重要命题包括出口管制制度安排是否能够与经济发展阶段协同演进？以及当二者出现异向时对经济会产生哪些影响？

本文试图通过对比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处于完全不同发展阶段的典型大国，从管制目标、立法、机构、手段及成本等方面研判两国出口管制安排与经济发展阶段的适应性。虽然中国所走的发展道路与美国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是，美国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调整出口管制政策的轨迹对于中国无疑具有战略借鉴意义。

中美出口管制体系的差异

（一）中美出口管制目标的差异

出口管制通过限制敏感和关键技术或物项的出口达到实现一国政治和经济目标。从政治目标来看，出口管制主要限定为武器类产品或技术的输出。此类出口管制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和配合外交政策的需要。此外，出口管制是外交政策的重要体现，即对盟国实施宽松的出口政策，而对敌对或非友好国家实施严格的贸易禁运。当前，美国对古巴、伊朗、朝鲜、缅甸等国实施出口禁运，对利比亚实行特别出口管制，将中国作为潜在竞争对手国家而加强出口管制正是服务于其外交政策及所谓国家利益。从经济目标来看，对民用先进技术或产品的出口限制，可以维持本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技术和成本领先优势。由于技术的非排他性且易于被模仿，所以，对关键和敏感技术或产品输出的限制可以保持绝对领先优势。此外，抑制国外对本国商品的需求从而抑制国内的通货膨胀也是出口管制的目标之一。最后，出口管制可以保证战略性资源优先供应国内市场。对部分稀缺或者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资源实施出口管制，有利于保证本国的优先供应，维持国际市场较高的出口价格，提高本国国际市场的谈判力量。

中美两国的出口管制目标存在较大的差异。从出口管制的起源来看，美国出口管制属于战争驱动型，其目标是配合战争需要。例如，1917年美国颁布了《与敌国贸易法》，规定美国总统在国家处于战争或其他紧急状态期间有权调整与敌对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管制手段主要包括贸易禁运和经济封锁。中国的出口管制属于战争避免型，目标是防止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例如，1987年我国颁布的《核材料管制条例》规定对核相关产品的输出实施严格限制。

从出口管制的发展来看，美国出口管制目标旨在维护本国的国家安全和技术领先地位，既有政治利益，也有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政治利益上不仅维护国内的安全及健康，还借助出口管制涉足他国内部事务，以出口管制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及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可见，美国的出口管制具有很强的进攻性。在经济利益上，美国的出口管制具有明显的技术驱动特性。由于美国是高技术密集的国家，对高技术的出口管制有利于维护其技术领先地位。中国的出口管制更多地体现了履行“国际防扩散协议”义务的需要。此外，在经济方面，中国的出口管制更具有资源驱动特性。由于中国尚处在技术革新和研发的阶段，与美国大规模限制高新技术出口不同，中国的出口管制主要立足于紧缺资源和战略性物资保护，以及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

（二）中美出口管制立法的差异

美国的出口管制体系趋于完善，而我国则处于起步阶段。出口管制的需求随着国家地位的变化而不同。随着我国经贸地位和政治影响力的日益提升，运用出口管制手段配合实现外交战略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正视中美在出口管制体系的差异，有利于为深化出口管制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本文从基本法、专门法、国际管制联盟三个维度比较中美两国在出口管制立法上的差异。在基本法上，中国主要以《对外贸易法》和《海关法》作为管制依据。美国主要以《出口管制法》（简称EAA）和《出口管理条例》（简称EAR）作为主要法律依据（详见表1）。

在出口管制专门法规上，两国主要针对核、生物、化学、导弹、军品和稀有资源等出口领域进行了专门的管制（详见表2） 。

此外，中国在敏感物项和两用物项出口上制定了系列管理办法（详见表3），而美国的两用物项管制主要参照商务部颁布的《出口管制条例》。

（三）中美出口管制机构的差异

中国主要依赖国内的管制机构，而美国既通过国内管制机构，也充分利用国际管制机构。从国内管制机构来看，美国主要依赖商务部和国务院，前者管制两用物项出口，后者规制国防贸易。中国的出口管制机构主要包括中央军委和国务院下属的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工信部、国家原子能机构、海关总署和科技部等。从直接负责出口管制业务的机构来看，美国规定商务部下属的产业安全局（简称BIS）专职处理一切出口管制业务。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国防贸易控制局”依据“国际武器交易规则”对涉及军事目的的商品实施管制。中国由商务部科技司下属的出口管制一处和出口管制二处负责具体管制事务，前者专职负责最终用户证明及最终用途保证类相关事务，后者则负责受控物项许可证申请受理、审核及发放事宜（详见图1）。

从国际多边出口管制机构来看，美国是最早利用国际力量达成其出口管制目标的国家。例如，美国最早组建“出口管制委员会”（或称巴黎统筹委员会）专门对部分国家实施制裁和封锁，借此服务于其外交政策及维护国家安全。在巴统解散后，美国又不遗余力地推动“瓦森纳安排”和“防扩散安全倡议”，试图建立美国主导的国际多边出口管制组织。美国国会制定的《共同防务法》及《共同防务援助管制法》体现了“美国主导”和“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从现存各类出口管制组织或协议来看，美国要么是发起者，要么就积极加入并力图起主导作用。利用国际管制联盟实现出口管制目标是美国的重要战略。中国在利用国际力量实现管制目标上与美国相差较远。例如，我国目前虽是核供应国集团、桑戈委员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国，但是在国际多边出口管制联盟或体制中的影响力尚不充分（详见表4）。

（四）中美出口管制手段的差异

出口管制物品清单和许可证是实施管制的两大手段。清单内的物项在出口时必须申领许可证。美国主要采用军品管制清单（USML）和商业控制清单（CCL）。中国则根据物品的属性分为自由、限制和禁止出口三种类型。按照我国对外贸易法第3章15条的规定，自由出口的物项沿用自动许可制度，第16条列明了限制和禁止出口的相关规定，并对该类物项实施严格的许可制度和监管措施。例如，在技术出口规制上，我国主要依据商务部和科技部拟定的《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进行管理，在货物出口规制上，主要依据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制定的《禁止出口货物目录》。

此外，两国都注重电子信息平台的建设。中国在2003年开始全面实施出口许可证管理系统，企业在网上就能够实现许可证的申领。美国在2004年对军品管制清单内的货物采用了电子许可证发放系统，该系统能够高效地实现国务院、国防部和其他联邦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提高许可证的审批和发放效率。美国政府于2010年开始酝酿出口管制电子信息平台的改革，力争实现“一个信息技术系统”，构建单一的网络平台。可见，出口管制的网络化趋势既是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也是克服信息不对称、提高管制效率的客观要求。

（五） 中美出口管制成本的差异

出口管制成本可以概括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前者是指由于实施政府管制而产生的直接财政支出，后者包括由于对相关物项实施限制而导致的间接成本或机会成本。

从直接成本来看，出口管制成本主要包括立法、执法和监督成本。在美国，出口管制的立法主要由国会完成，国会在制定相关法律时不可避免会消耗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在执法方面，具体负责许可证发放和清单管理的部门主要包括产业安全局和国防贸易控制局，这些部门日常运行需要大量开支。例如，美国商务部下属的产业安全局下设出口管理部和出口执行部，前者设五个办公室，后者设三个办公室。其中出口管理部下属的出口商服务办公室包括教育服务机构、西部地区机构和北加利福利机构三个部门。BIS还设有提供全面法律咨询和服务的首席顾问办公室。可见，仅在出口管制政策的教育、宣传及咨询等方面就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从出口管制监督方面，对于出口管制产品信息收集、最终用户及最终用途等信息确认都存在数额巨大的成本。例如，美国出口执行及调查办公室在国内九大地区设立分办公室，专门调查及收集出口管制法律和法规执行情况的相关信息及数据。为了便于更好地监控、评估及分析出口管制的效果，美国将相关机构从国内延伸到国外，其海外办公室分别设在中国北京和香港、印度新德里、俄罗斯的莫斯科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布扎比。

从间接成本来看，出口管制主要导致以下几方面的成本：一是牺牲规模经济。出口管制割裂了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联系，限制了特定物项的跨国流动，缩小相关生产企业面临的市场厚度，故而，不能很好地利用规模经济效应扩大产出进而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二是损失贸易和就业机会。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直接减少了该类产品的出口贸易额，进而影响相关产业的就业水平。三是抑制先进技术的扩散，阻断技术创新的路径。民用先进技术的流动与扩散既体现了人类共享文明成果需要，也是技术改进和革新的必要路径。出口管制不利于先进技术的革新和传播。四是给潜在竞争对手提供了激励机制。出口管制与反制的博弈极大地推动了被管制国家革新技术的热情，旨在抑制竞争对手的努力最终激发了技术竞赛，也为落后国家提供了努力的方向和蓝图，管制清单给技术追随国提供了研发资金和人力投入方向。企图通过管制在国际上获得技术垄断地位的做法往往不具有可持续性。例如，由于美国在商业通信卫星上对中国实施严格管制，自1998年至2010年间，我国未能发射西方的通讯卫星，也没有购买到具有美国技术的西方先进卫星。但美国的遏制和禁运不具可持续性，时至今日，欧洲开始借助中国运载工具发射国际武器交易规则（ITAR）规定的免费通信卫星，并开始对我国销售非美国原始技术的通信卫星。五是诱发贸易摩擦，进而损害国内其他产业的发展。被管制国出于对管制国家的报复，往往出台相关的反制措施，尤其是对管制物项以外产品的进出口亦实施诸多限制，进而将贸易战火引向其他多种产品，加剧了国家间的贸易摩擦。

中国的出口管制侧重于履行“防扩散”国际义务和保障少数资源性产品的国内优先供应，故而，出口管制的成本主要包括：一是武器类产品出口收入的损失；二是稀缺资源类产品出口的降低。由于我国出口管制的政治属性强于经济属性，故而，经济方面的成本不大，出口管制强调安全属性和国际义务的需要。美国出口管制侧重以技术作为遏制手段，试图通过经济技术领先优势谋求政治意图，故而，美国的出口管制成本更多体现为经济成本。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直接减少了美国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同时为相关政府机构的“权利寻租”提供了机会。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为例，米尔肯学会调查显示，如美国放宽对华出口限制经济增收可达640亿美元，新增制造业就业岗位约16万个。

中国作为世界上的贸易大国，由于美国对中国的严格出口管制，一方面致使中国从美国进口严重受阻，另一方面也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贸易损失。本文利用如下公式分别测度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的强度和成本。

公式1：，ECD i表示第i种产品的出口管制强度，M iCA表示中国自美国第i种产品的进口额，X iAW表示美国对世界第i种产品的出口额。该值越小，表明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越严格，反之则越宽松。

公式2：，ECC i表示第i种产品的出口管制成本（或贸易损失），M iCW表示中国自世界第i种产品的进口额。ECC i越大，表明美国的机会成本越小，反之则越大。

本文按照协调编码制度选取HS84、85、88、89和93共五类产品，从国际贸易中心（ITC）网站收集2001年至2012年中国、美国及世界相关进出口数据，分别检验美国对我国在特定产品的出口管制强度及管制成本（详见图2和图3）。

从图2可以看出，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强度最大的是HS93武器类相关产品，近年来武器出口管制强度指标几乎为零。其次是HS89船舶类产品，尽管2002年达到最高值3.05%，但是其他各年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此外，从HS84、HS85和HS88三类产品来看，美国虽然对华出口管制强度有逐步放松的趋势，但其平均值仍然较低。例如，HS85电机及电器类产品的出口管制强度指标在2005年虽达到最高值10.02%，但中国作为进出口贸易大国，对美国高技术机电类产品的需求远不止如此。

由于严格管制直接限制出口额的发生，度量管制成本时往往缺乏准确和直接的数据，故而，只能借助管制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及机会成本间接度量出口管制的成本。从图3可以看出，美国作为技术强国，对华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具有得天独厚的禀赋优势，但是，除HS88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的对华出口能够一定程度上体现比较优势原理外，其他各类产品的比值均较低，这说明，美国由于对华实施严格出口管制，致使将中国广袤的市场拱手让渡给其他具有同类技术优势和资源禀赋的西方发达国家。其他技术领先国对华的出口增长正是美国因管制而造成的机会成本。图3表明，美国将中国市场的90%左右的市场份额转移给其竞争对手。

启示及建议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在出口管制上差异明显：在发展阶段上，美国虽存在碎片化管理现象，但仍然处于相对较完善阶段。而中国出口管制的历史并不长，尚属于起步阶段，各项立法仍不完善。在出口管制目标上，美国一方面希望通过管制维持科技领先优势，另一方则试图利用管制手段获得政治、军事和外交利益，以及提高其对全球或他国事务的影响力和参与度。可见，美国的出口管制不仅具有经济属性，更具有政治和军事属性。中国的出口管制目标和功能则相对简单，主要出于履行“防扩散”国际义务和稀缺资源国内优先供应需要。在出口管制物项上，美国侧重高技术产品，具有典型的技术导向型。而中国侧重资源型产品如稀缺的稀土资源等，属于典型的资源导向型。在出口管制机构上，美国不仅在国内设置完善的管制机构，还主导或广泛参与国际多边管制机构的成立及运作，企图利用国际机构谋求国家利益。中国主要通过国内的管制机构实施对特定物项的出口管制，即使参与国际多边管制协议或机构，也主要是出于履行大国国际义务需要。从出口管制的国际影响力来看，美国在国际多边出口管制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力远远大于中国。从出口管制的成本来看，美国除了高昂的直接管制成本外，还付出了巨大的间接机会成本，以牺牲经济利益换取技术领先地位、国家安全需要和政治利益。中国尚处于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阶段，故而，仅仅对少数物项实施必要的管制，总体来说还是以鼓励出口的政策导向为主。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急需完善出口管制体系与之相适应。未来，通过国际多边出口管制机构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是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美国近年来放松出口管制的举措以及改变碎片化管理模式实现一体化管理的改革思路给我国的出口管制实践提供难得的借鉴：

首先，出口管制立法及执法应该紧跟经济发展需要。我国在完善出口管制立法基础上应建立专门且独立的管制机构。颁布并实施专门的《出口管制法》和《出口管制实施条例》（程慧，2012）是我国未来法制建设的目标之一。笔者认为在法律授权下，成立专门的出口管制机构是提高管制效率和更好维护国家权益的主要保障。尽管我国当前在商务部机电和科技产业司下设出口管制一处和二处，无论是从人员配备和机构设置，还是从管制机构行政级别上，均不能很好地应对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多边出口管制局面。此外，我国出口管制的多头管理和碎片化管理现象较严重。例如，商务部下设的“外贸司”既负责进出口配额和许可证管理制度的拟订，也负责对其实施情况的监督。故而，提高出口管制机构的行政级别，例如在商务部下设“出口管制局”，专门负责与相关机构协调及处理出口管制事务。此外，扩大出口管制机构的人员编制和加大财力支持，优化组织机构设计，构建一体化管理和协同管理体系，提高出口管制效率也是我国出口管制内部改革的重点。当前美国尝试实施单一的许可证发证机构和执法协调机构的改革正体现了克服传统出口管制的碎片化管理的意图。

其次，出口管制安排应该符合当前国际竞争格局需要。中国一方面遭受广大西方国家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另一方面就战略性资源如稀土等实施的出口管制却遭多个发达国家的联合围攻。对此，笔者建议实施用“优势战略资源的出口”换取“高技术产品的进口”的战略。借鉴美国高技术出口管制中“国家分组”和“产品分类”的办法，中国在出口稀土等优势战略资源时，根据对华友好程度及高技术转让程度将进口国分为若干组，对友好国家实施自由出口，对竞争国家则采取配额或许可证管制等手段，以迫使这些国家放松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

再次，科学构建针对国外出口管制的反制体系。过去，美国在“巴统”框架下专门成立所谓的“中国委员会”，伙同其他众多国家对我国实施严格贸易管制。时至今日，美国仍然通过国内的管制机构和国际的多边管制协议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并对我国实施严格的技术输出限制和敏感产品的出口管制。对此，我国应该构建有力的反制体系，一方面，坚持在关键技术和核心领域实现自主创新，加大本土科研人才的培养和经费的投入；另一方面，针对以美国为核心的管制同盟实施各个击破战略，加大与美国同盟国的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进而瓦解美国对华精心构置的出口管制同盟。

最后，出口管制安排应符合大国崛起背景下我国国际地位提高的需要。这就需要我国积极参与或主导国际多边出口管制体系。伴随着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提高我国在国际多边出口管制体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成为必然选择。前文的中美出口管制机构的比较可以发现，美国历来善于利用国际管制机构及协议来实现本国利益。美国出口管制的国家安全及政治利益考虑远甚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美国出口管制超越其应有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更多地成为实现美国政治利益和全球战略的工具。对此，我国不仅要完善国内的出口管制机构，更要积极加入国际多边出口管制体系，组建并主导重要领域和关键技术的国际管制机构，努力成为国际出口管制中多极化中的重要一极。

参考文献：

第7篇：经济的发展阶段范文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价格；市场；控制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real estate market from the economics perspective, mainly using the method of supply and demand to analyse the equilibrium condition of housing market, including the formation of equilibrium quantity and the equilibrium price. This paper also interprets the social effect and social progress led by the market changes of real estate, and announces that the primary cause of market supply changes is the after reaction of disunity ofpeople life level improving and social resources equiped. How to deal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eal estate changes is an important task to test the government and economy scholars.

Keywords: real estate economics; prices; market; control

中图分类号: F293.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加上国家出台了多项支持房地产发展的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房地产业得到长足发展，城镇居民的住房自有化率达到80%以上，建筑和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例接近10%。目前，除拥有金融资产以外，住房资产成为居民最重要资产，房地产业给居民提供了新的资产形式。

一、我国房地产市场分析

自2009年年初以来房地产市场快速回暖，房价飞涨。房价涨幅调控声音不绝于耳：2010年1月份出台“国十一条”、两会后又重申“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严厉打击投机性购房，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等，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重视可见一斑。但是，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并没有应声回落，相反却呈现出上涨的态势。一边是调控政策的频频出台，一边是房价的持续上涨。房价的这种“愈调愈高”的态势已经将政府的调控措施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现在，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近20%，占国内生产总值近10%，已成为国内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当经济繁荣需要抑制需求时，亦或当经济衰退需要拉动需求时，房地产投资均处于重要地位。因此，努力把握宏观经济与房地产市场波动的规律性，促使房地产市场调控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服务，就成为宏观调控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显示，房地产市场是重要的资产市场，与信贷、证券等金融市场高度关联，事关国家金融安全和稳定。应灵活审慎地实施房地产市场调控，避免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严防房地产价格的剧烈波动传导至虚拟经济，进而波及实体经济。

二、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经济模式

1.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过去，房地产领域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大大提升了住房生产、分配、消费各环节的效率，但也造成部分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实践探索使我们逐步认识到，住房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低收入者难以完全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基本的居住问题。因此，应大力推进住房保障，通过非市场化手段解决部分困难居民的住房问题。同时，保持住房价格相对平稳，使其与国民收入增长相协调，让有条件的居民能够通过住房市场解决住房问题、改善居住环境。也就是说，应处理好市场化与非市场化的关系。推进住房保障，并不是要取代住房市场，而是对市场缺陷的一种弥补。市场机制在住房领域的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协调发展；住房保障则着力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促进住房领域和谐稳定。

从经济规律出发，处理好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过去，房地产市场的形势分析与决策重在用房地产市场的基础数据解释已经出现的经济现象，缺乏对决定市场需求与供给诸多因素的深度考量，特别是缺乏从经济基本面、相关资本资产市场、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对房地产市场的全面分析，因而难以准确判断纷繁复杂的市场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原因。实践探索使我们逐步认识到，宏观经济的高位平稳增长态势决定了住房市场潜在的需求扩张是长期的、必然的，住房市场开始显现的资产市场特性决定了储蓄、股票等资本资产市场与住房市场的相关性日益加深，房地产市场相对于国民经济的规模与地位决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基于房地产市场的这些新特征，应着力建立市场调控的政策组合：在短期市场调控中，主要依靠利率、信贷、税收政策等经济手段，按照市场规律行事；在长期市场引导中，主要依靠规划、住宅法等法律性手段，优化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在特殊时期，可以采用必要的价格干预等行政手段，抑制房地产价格水平的极端变化。

三、房地产经济信托的确权关系

住房市场是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环节，认识到这一地位也是认识现代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的关键。大多数房地产开发是开发商向银行借贷资金进行开发的，房地产交易是采用银行按揭的方式进行的，因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是金融体系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房地产价格一旦上去，在这一价格上签订的交易合同就不容更改，交易必须进行下去，资金才能回笼。因此，房地产价格是不能下降的，因为下降必定会使得开发商破产，银行资金链断裂，银行可能破产，从而损害整个金融市场。

金融资本诞生以来，资本主义就有了新的形式。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金融资本在剥削劳动者的同时，还绑架了劳动者的利益。房地产商用劳动者的资本，来赚取劳动者的血汗，这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下的事实。但实际上，用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也是分工使然。房地产商从事房地产开发，就使得所有其他个人能够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分工产生效益，交换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房地产商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形成了专业分工的专业技能，能比购房者自建住房更高质高效；房地产商对所建房屋负安全责任，要比自建住房安全责任更容易明确。因此，理性的来看待房地产商在房地产开发中的作用，也是理解市场经济下的房地产形势的要点之一。

由于房地产商在房地产开发中具有重要不可替代的地位，房地产开发时需要金融系统协助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房地产开发周期长，需要资金数量大，个人、厂商自有资金全部用于开发成本就必然高，如果要求不能用贷款形式，则可以预料房价要比现有的价格更高，因为房地产商则将面临更大市场风险。金融系统特别是银行介入，就使得社会利益与房地产开发结合起来，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明白了金融市场与房地产的关系，就应该能够理解房地产价格为什么那么牵动着政府的心。

四、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以及存在的问题

1.从长远来看，今后房地产项目管理大体发展具有五大趋势，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如表4-1 概括我国房地产发展趋势：

2.房地产业存在的问题

房地产投资信托作为有效的投资手段可以活跃和刺激金融市场,作为融资手段又可以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对于我国房地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我国相关的法规还不完善,再加上房地产投资信托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所以在我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 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土地和现金决定其生存和发展，而参与城中村改造，是获取土地资源的一种方式。根据现有的城中村改造政策与操作流程，城中村项目成败的核心在于项目开发前期对改造范围内的土地整合阶段：房地产企业在获得土地之前就必须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拆迁、安置；而对于改造后的土地，房地产企业仍需通过招、拍、挂才能获得土地使用权，房地产投资信托在我国还没有形成完善的运作模式,对受托人的有效约束和激励机制尚未形成,容易发生受托人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托投资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往往会利用各种机会牺牲投资者的利益为自己谋取好处。因此,如何创造一种环境或制度,尽可能使信托投资者的利益与受托人的利益相一致,对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发展就显得非常关键。虽然银监会《暂行办法》中规定“房地产信托资金的受托方、保管方和使用方不得为同一人,且相互间不得存在关联关系”,但是由于缺乏完善成熟的监督机制,信托公司仍有可能会降低委托人的投资要求而投资于和自己相关联的房地产企业,违背投资收益最大化的原则，房地产市场结构不合理已成为影响中国房地产业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据有关学者分析，住房供应结构中经济适用房、限价普通商品住房等政府调控房源应占总房源的30%~35%比较合理，但现在市面上商业营业用房、别墅、高档公寓的比率较大，无法满足中低收入消费者的购房需求，引发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造成以上事实的原因，除了房地产商贪图大的利润之外，还由于土地使用权的费用是一些地方财政非常重要的来源，商品房价格的上涨会增加地方的税收、带来相关产业的发展，因而地方政府在决策上的偏激性也导致了商品房结构失衡。

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引领房地产经济动向

1. 房地产市场的需求。

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可以分成两个方面，自住房需求和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又有两个衍生需求，一个是作为转卖的需求，作为出租房屋而购买的需求。自住房需求和对出租房的需求是这个市场上的最终需求。作为转卖的需求最终必须转化成自住房需求和出租房屋的需求。我们从自住房需求开始研究。经济学所研究的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且有需要意愿的需求，有意愿没有能力的需求不予考虑，有能力没有意愿的需求也不予考虑，因此住房产品的需求取决于消费者支付能力、消费者需求意愿和消费者人数等三个因素影响，其中消费者的支付能力主要受消费者收入、房价的影响，住房的需求意愿主要受社会文化影响、对未来的预期、替代品与互补品的可得性与价格三个因素影响。政府政策可以对这些因素产生作用从而影响住房市场的需求。

2．房地产市场的供给比较单一。作为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住房供给是没有区别的。因此，套用一般的供给理论，住房产品的供给也取决于厂商的供给意愿、供给能力，厂商的供给意愿也主要是取决于政府政策要求、厂商主观意愿和对于未来的预期；厂商的供给能力主要取决于房价、替代品与互补品的可得性与价格、厂商的生产技术与生产能力、投入品的价格。政府政策也可以通过作用于这些因素来影响住房市场的供给。

3. 房地产市场的局部均衡。

供求分析方法就是将供给与需求结合起来考虑，可以分析任何消费品在市场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均衡价格、均衡数量的变化，这就是经济学中的局部均衡分析。

4.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分析。

通过这个需求、供给分析，我们可以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进行政策分析。

作为消费品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是非常坚挺的。从消费者支付能力来看，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的收入也不断增长，支付能力也是在不断增强的。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来看，中国社会文化决定了对于消费者对于自由住房的推崇和热爱，使得消费者普遍具有购房意愿；保障性住房市场的缺失，使得住房产品缺乏替代品；长期以来对于房价未来上涨的预期也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及时行动，迅速购房。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大时代背景下，即便进城的农民工有一大部分自己不买房，毕业的大学生、从城镇向城市、小城市到大城市的空间流动也使得城市住房产品消费者人数不断增加，这必将推动者住房市场需求的增加。

另一方面，从房地产市场的供给方面来看，在中国现有的政策和市场结构下，政府政策、市场形态和厂商看涨的未来预期使得房地产商可以通过限量供应来攫取最大利润，从而厂商的供给意愿并不高；同时，保障性住房的缺失使得替代品的竞争压力不存在，厂商的技术和生产能力根本不需要全面发挥出来生产大批住房产品，而高昂的土地出让价格和税费开支使得厂商更有理由把价格转移到房价上由消费者承担；更为重要的是，住房产品最重要的投入品——土地，是一个非常稀缺的资源，这种稀缺不仅体现在绝对与相对数量上，我国可用于开发房地产的土地数量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在地理分布和时间分布上。这种稀缺性是非常重要的，理解房地产开发的地理分布特点，是理解住房产品稀缺的关键。因此，房地产厂商的限量开发、限量供应和土地稀缺性，加上政府的土地政策（客观上也是由土地的稀缺性造成的），就使得房地产产品的供给是非常低的。由于需求大，供给小，均衡分析的结果就是居高不下的均衡价格和较低的均衡产量，这一均衡状况在市场形态不发生重大改变之前，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政府的房地产政策如果不能影响到这个供求模型中的任何一个决定要素，就必定起不到任何作用。

参考文献：

[1]谭峻.影响房地产市场的主要因素[A].发展的信息技术对管理的挑战——99’管理科学学术会议专辑（下）[C].1999年

[2]翟立宏.信托产品创新：要素解构与环境分析[D].西南财经大学.2005年

第8篇：经济的发展阶段范文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具体论述封建社会这一人类阶段时，一般也只提“农奴制”或“中世纪的农奴制”，很少提及中国的地主制。众所周知，这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时对中国的了解毕竟有限所致。在论述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时，我们既要重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具体论述，更应以他们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对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做出新的探索。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的变迁，归根结底是以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为其基础，是由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所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既是一种历史过程，又呈现出不同发展阶段。人类历史上依次由低级到高级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从根本上说即是由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就某一的整个社会经济形态而言，其中又显现出若干发展阶段。某一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亦是决定该时代整个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根本原因。

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特点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地占有生产者。地租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封建地租的演进依次为劳动地租、产品地租、货币地租三种形态。劳动地租为其初级阶段，产品地租为其发展阶段，货币地租为其最后形式，同时又是它的解体形式。

封建地租的不同形态同时体现了封建社会之中不同的发展阶段。

劳动地租(徭役地租)是农奴制经济的基本特征。它“是建立在一切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不发展，劳动方式本身的原始性的基础上”的(《资本论》第三卷894页)。

产品地租(实物地租)是地主制经济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指出：“劳动地租转傀为产品地租，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并没有改变地租的本质。……产品地租的前提是直接生产者已有较高的文明状态，从而他的劳动以及整个社会已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资本论)第三卷895页)。

西欧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以劳动地租即农奴制为主。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以产品地租即地主制经济为主。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特别是地租形态的，应得出这样的结论：以产品魁租即地主制经济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乃是比以劳动地租即农奴制为主的西欧封建社会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

在如何认识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这一上应注意：

马克思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资本论》第三卷892页)。封建时代由于中国的历史传统、自然条件、种族关系等因素的作用，其与西欧同时代的历史相比即显示出极大的不同和程度差别，而各自具有自己的特点。因此，研究的重点应放在对中国历史特点的探索上。

马克思关于封建地租三种形态的分析，是我们具体了解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个指导思想。其所指出的“产品地租的前提是直接生产者已有较高的文明状态，从而他的劳动以及整个社会已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这一论断，对于评判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说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是封建时代较高的发展阶段，不仅有其理论根据，而且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历史事实亦可证明。

中国地主制经济根本上是社会经济自然发展的产物。它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使用，牛耕推广，土地私有发展，即是在生产力提高，生产关系发生变革，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基础上而产生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并通过一系列变革和阶级斗争，至秦汉时期地主阶级在全国确立了其统治地位。此后以地主制经济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发展到较高形态，并形成了一套独特而又十分成熟的制度。

地主制和封建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剥削者向被剥削者榨取的一般只能是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某一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一般榨取量多少，不应看成是统治者所施仁政或暴政的结果，而是当时劳动生产率的一种反映。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看出，夏、商、周时的剥削率一般在10％左右。而自秦汉地主制经济建立以后，一般则是“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即剥削率达50％左右。这是中国上人们公认的两则基本史实。虽然将这两则史料对比而产生的绝对数值不一定准确，还应考虑到其他因素，但它无疑明显地反映出，地主制经济时代的劳动生产率要大大高于前一时代的水平。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以粮食种植农业为主的经济，而西欧封建时代是一种农牧混合型经济。“中西农业经济相比，中国的粮食种植农业是较西欧的农牧混合农业水平更高得多的经济形态，中国的粮食种植农业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先进的集约化农业，而西欧的农牧混合的农业则是生产技术落后、带有原始性的怒放型农业，在农业发展阶段上比中国的集约化农业落后得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32页)

中国地主制经济对劳动者实行的超经济强制相对减轻。生产者的积极性有所提高。

地主制经济以实行租佃经营为主，佃户在土地上进行独立经营，“驱使直接生产者的，已经是各种关系的力量，而不是直接的强制，是的规定，而不是鞭子”；“和劳动地租相比，生产者已经有了较大的活动余地，去获得时间从事剩余劳动，这种劳动的产品，同满足他的最必不可少的需要劳动产品一样，归他自己所有。这个形式也会使各个直接生产者的经济状况出现更大的差别’(《资本论》第三卷895、896页)。生产者的独立经营必然带来某种竞争机制，因而提高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当时史籍所载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今也农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墨子·非命下》)。

在地主制经济下，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土地买卖，诸子均分和科举取士等特有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些制度的实施，赋与地主制经济以较大的灵活性和运动性，使封建社会的等级界限并不十分严格。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允许买卖。封建社会的土地买卖，虽然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买卖性质不同，其更多反映的是封建国家的压榨、地主阶段的剥削和小农的破产，但土地买卖毕竟冲淡了封建时代土地所有的严格等级性质，打破了土地所有的僵化状态。它赋与土地以流动性，使其进人流通领域，为富者通过土地买卖手段兼并土地提供了可能。从而在封建社会里为一部分人在不享有封建特权的情况下，也能够通过经济手段获得土地，即为庶民地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土地买卖加速了两极分化。主要是加速了小农的破产。土地买卖亦在地主之间进行。土地的频繁转移也加速了某些地主的破产。而在一些地主破产的同时，通过土地买卖又产生了另一些新的地主。土地买卖为庶民地主的不断更新创造了条件。此外，土地买卖的发展对官田等国有土地的瓦解起了巨大作用，加速了官田向民田转化，使土地私有化扩大发展。

地主制经济以独立的小农经济为其基础。诸子均分制是比长子继承制更适应封建时代分散的独立的小农经济经营管理方式，对地主经济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曾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隋唐以后制度的实施，打破了门阀世族对封建官僚的垄断，封建官僚不再为地主阶级某一阶层所独占。科举制度大大削弱了封建社会的严格的等级界限，有利于封建国家官僚的更新，有利于庶民地主的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科举取士等制度，为封建社会不同等级成员间的相互转变创造了条件。它使地主阶级的成员多不像领主制经济那样遗承继更替，而常常是一些地主破产了，另一些新的地主又产生了，形成了某种自我更新机制。同时表明，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界限并不十分严格。等级界限相对模糊，并非僵化不变。与西欧的领主制封建社会相比，它绝非是僵死的社会，而是一个具有某种动态性的社会，从总体上说，封建土地私有在扩大发展，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呈逐减弱乃至松解的趋势(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地主制和封建的一个特点。其产生并非始自秦统一。顾炎武对春秋战国时各国废封建，立郡县而逐渐走向统一的史实有详细考证，指出：“此固其势之所必至，秦虽欲复古之制，——而封之，亦有所不能”(《日知录集释》卷22)。它是地主制经济建立统治的需要；是中国上与分封割据相斗争的产物。与领主制经济的分封割据相比，地主制经济的中央集权是历史的一个新阶段，是人类历史的进步。在“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马恩全集》21卷453页)。西欧中世纪虽然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但到13世纪以后，一些国家也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它的产生有历史必然必性。“非圣人之意也，势也。”(柳宗元：《封建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作用和。秦以后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分裂局面，但统一是主统。它是中国历史上长期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强大国家、防止分裂割据的生要保证。中央集权以地方削权为其前提。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一般不直接掌握行政司法权，从而使地主对农民的人身控制相对减弱。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度，对于抑制大地主集团的过分膨胀，稳定小农经济，调整土地政策，改革赋税制度等等，都曾起过积极作用。当然，封建国家一贯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皇权至高无上致使皇帝滥用权力施行暴政，以及在思想文化实行的专制统治等等，都是其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负面作用和影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明显具有二重性。

思想文化方面，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动之际，即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产生时期，曾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局面堪称人类意识形态发展史上灿烂的一章。诸子学说之精华，至今光辉耀眼，且永远是全人类思想文化的宝贵财富。其后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也有其进步一面和民主成分。西欧“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丫，“僧侣是中世纪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代表”(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等)；而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主流早已摆脱了宗教和神学的支配，二者相比显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

总之，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高度发展，十分成熟，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其辉煌篇章，创造了高度的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历史上曾长时期地居于世界前列。在封建，中国不仅地主制经济高度发展，而且正如马克思所说，其“整个社会已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

然而，在人类社会由封建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明显地落后了，这又应如何解释呢?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大的时代变革，都是其自身历史的辩证发展。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既必须以旧社会为母体才能产生，又必须在清除旧制度的基础上方可建立。旧制度的瓦解为新制度建立的前提条件。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资本论》第1卷783页)。就某种成熟的社会经济制度而言，它既可能为新制度的产生创造条件，同时由于其成熟而带来的坚固性，则难于瓦解，又必然成为新制度建立的极大障碍。中国的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即是如此。正是由于其长期高度发展，十分成熟，具有坚固的结构，所以其解体十分困难，而成为近代开始之后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明显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

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的坚固结构，首先表现在作为地主制经济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这一生产结构方面。具有一定水平的独立的小农经济是租佃制即地主制经济赖以建立的基础。分散的、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结构的最基本的形式。小农经济的特点是小农业同家庭手的紧密结合，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这种自然经济的生产结构具有极大的坚固性，以至于到近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外国资本主义大生产的产品对它的冲击也要败下阵来。

地主制本身的灵活性和运动性，同时亦使它富于韧性和包容性，从而使地主制经济和封建制度得以长期延续，顽固存在，难于瓦解。

第9篇：经济的发展阶段范文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阶段性和层次性

1　中国经济的梯度发展

1960年，J．弗里德曼提出著名的“中心一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的较高级阶段，区域经济将成为一个互相联系的等级规模功能单元的综合体。大多数人口及经济活动集中于都市区，中心区不仅增长迅速，而且还能够从较不发达地区吸取动力，由此其它地区成为次要地区或区。国家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交通、能源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东部和中西部在信息、交通、能源方面的差异逐渐缩小。中部地区近几年经济发展，交通条件也相对便利，土地价格相对低廉，最重要的是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因城镇化而转移，根据经济人原则，转移目的地肯定是就近转移成本最小，收益最大，所以，内地便具有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优势。

2　中部地区经济比较优势

中部地区发展拥有明显优势。首先中部崛起战略早已成为国家战略，其次是交通区位优势，中部地区北抵北京，南近香港，东邻上海，西靠重庆，处于“十”字形架构的核心地带，区位优势明显。最重要的是，与东、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明显。主要表现在：一是土地优势，能够作为资源利用的土地较少，而中部地区能作为资源利用的土地较为丰富；二是劳动力资源优势，人口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三是资本后发优势：中部地区有很多的产业等待开发，具有较高的资本预期收益，会吸引更多区域外资本进入。

3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阶段性和层次性

现在提到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是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中国影响的拓展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序幕，东部沿海地区主要受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面临高新技术对接，中西部地区主要受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响，主要做大做强制造业，壮大产业规模。宏观层面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调结构，扩内需，要创新；微观上讲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积累已经完成，能够有资金、有能力对产业布局进行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任务是把生产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促进产业战略升级，开展高精尖技术研发工作。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丧失了比较优势，比较优势转移到了中部地区。所以我们在思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和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有所区别。在国家的新一轮经济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作为中部地区，我们要给自己定准位置，把握东部地区产业战略调整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吸引更多的企业来中部投资，形成产业规模，在规模形成过程中，人力的积聚、物的积聚、人才的积聚、资本的积聚逐渐形成，所以说做大产业才是中部地区的当务之急。

二、中部县域经济发展的面临的问题

1　经济结构低端化

从总体上看，县域经济结构仍处于低级化水平，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色彩难以在短期内抹掉。由于政策、机制、市场等因素的制约，县域经济结构调整短期内难以有大的突破和质的飞跃。一些原来工业基础相对较好的县（市），由于产品结构不合理，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近些年在市场竞争中大都转制或淘汰。一些过去的农业大县，近几年出现了“高产不难高效难、增产不难增收难、生产不难销售难”的窘境。

2　县域财政十分困难

就多数县（市）来讲，普遍财力弱、负债多、包袱重、压力大，突出反映在入不敷出，许多应当投入的投不了，许多该办的事没钱办，虽然有财政转移支付，但财政支出需求刚性强，需要财政保障的支出不断增加，县一级财政压力很大。

3　城镇化进程缓慢

从多数县（市）来看，城镇普遍存在基础差、功能弱、发育不成熟、带动力不强的问题，特别是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建设落后，对外缺乏吸引力，难以聚集资本和生产要素；对内缺乏带动力，使县域经济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难以充分开发和有效利用，难以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延缓了农村城市化进程。

4　环境污染

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县域环境污染越来越明显。县域经济规模不足以对环境问题进行根本治理，再加上生活设施不便，导致社会精英不愿将人生发展定位在县域，这对县域长远发展极为不利。

5　经济资源匮乏

经济资源中最关键的是资本和技术，这两大方面县域经济基本上都不具备，尤其是像中部这些县域。除去一些具有典型优势县域，大部分县域是一穷二白，在这样的条件下，内生型发展很难实现，必须要依靠外部力量。

三、中部县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的任务

1　做好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很复杂，涉及方面很多，要抓重点。在立足优化招商环境的前提下，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要理顺利益关系，关键在于部分群众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能否达成一致。要理顺关系，一方面要靠宣传教育，另一方面要在加强法治社会建设的同时，减少社会管理主体和层级，避免多头管理，打消一部分人获取法外超级利益的幻想。

2　加速推进城镇化

就全国而言要完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机制，走大都市圈和中小城市协调共进的综合城镇化发展道路。没有节制地让人口涌进大城市的后果难以想象。要改变这个问题，就需要在中西部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使县域成为大中城市的卫星城。在发展中小城市的过程中间，鼓励农民工返乡就地创业和就业。一方面，要进行户籍改革，放开农民工入户的条件，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服务业，扩大城市就业容量，再次，鼓励农民工就地创业，多提供服务，少设置障碍。要形成县域较为强劲的就业吸纳力，让农民能留得住，安得下。

3　转变政府职能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应把做好公共服务放在第一位。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提出，以领导方式转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领导方式转变关键就在于党委和政府的服务、统筹和协调，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断优化投资环境，注重制度化和法治化环境建设，减少管理层级和主体，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4　大力发展具有本地特点的中小企业

本地企业的强劲发展才能有力助推县域经济的大发展。开发内线和外线两个市场，要把本地市场做起来的基础上，稳步开拓外部市场。

5　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

注重内生型人才的发掘和外生型人才的引进。要明确政策和待遇，诚信立木，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干劲有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