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与裴秀才书精选(九篇)

第1篇：山中与裴秀才书范文

2009年秋，刚刚升人小学的小孙子突然向我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爷爷，我不想姓裴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同学们都说姓裴不好听。”我当时感到十分惊诧。在这之前，我只知道百家姓里有“裴陆荣翁”，但对家族历史了解甚少，也未曾听说过“裴氏家族”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家族档案资料。

听父辈说祖父那辈是民国时期从锦西虹螺岘逃荒来到阜新的。祖父兄弟六人，祖父在解放前很早就病故了，除此之外我再也不知道家族的历史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报纸上看到山西省运城市委副书记写的《平生唯一赞誉的裴氏家族》的文章，这才知道“裴氏家族”的祖籍在山西省闻喜县裴柏村，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宰相世家”，素有“中华宰相村”之称。如今在裴柏村还完好地保存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载体的“家族档案”。

为了追根寻源，饱览家族档案资料，了解家族历史，也更为了让小孙子通过看家族档案资料从而励志，为姓裴而感到骄傲与自豪，我和老伴于2009年国庆节休假，带着小孙子一同来到了河东裴氏故里――裴柏村。车行在临近裴柏村的大运高速公路上，远远地就看到了“中华宰相村欢迎您”，走进村口一眼就看到了村广场东侧庄严竖立着的一块高大石碑，上书“裴晋公故里”，广场中央矗立一尊高大的石像，他就是“中兴贤相”一―裴度，广场的高墙上写着“天下无二裴”，所有这些使我的精神为之一振。

接待我们的是裴氏家族档案资料馆馆长裴建民宗亲。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拜访了裴柏村的“裴晋公祠”，写了《裴村记》收入他的《日知录》内，赞扬裴柏村历史文化深厚，人才辈出。1994年新华社社长穆青来此，题写了“裴氏碑苑”，他说，一个村子出了59个宰相，可以称为“宰相村”了，这就是“宰相村”称谓的来历。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家2：--的欧阳修在其所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首推裴氏而后他人，取冠万姓。尽管裴氏支派繁多，但考其谱系源流，追其本末出处，盖出自闻喜之裴柏，故有“天下无二裴”之说。

抬级而上一百一十八级台阶，喻指裴氏家族历史上共出了五十九名宰相和五十九名大将军总计―百一十八人，来到了“五祖像”碑前，祭拜了祖先，步入裴氏名人馆，我的眼前为之一亮，在这不足200平方米的馆房里，保存了大量的裴氏名人档案资料，墙壁上一幅刚毅清正的画像吸引了我，那是裴度。他平定藩镇、恢复中央集权，屡建军功，被人誉为“中兴贤相”。他为人正直，居官廉明，曾辅佐过唐朝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位皇帝。裴行俭是唐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深通兵法，善于征战，数次平定突厥叛乱，安定了北国边塞，而且还著有军事书籍《选谱》10卷。唐代的政治家裴耀卿，他整顿漕运，发展经济，三年运往长安的粮食多达750万斛，改变了高宗到玄宗期间“天灾时起、关中粮荒”的困境，在开元年间传为佳话。令人敬服的是，在这个以政治而显赫的家族中，闪耀着人文科学的星光。晋代司空裴秀，利用方格比例，主持绘制出当时全国古今地图《禹贡地舆图》18幅，还绘出了全国的《地形方丈图》。他总结绘图经验，确定了“制图六体”的理论。这一理论比欧洲地图学家托勒密要早600多年，可以说，世界“地图学”是从裴秀开始的。此外，还有闻名于史学界的史学三裴，即裴松之、裴涸、裴子野。裴松之著写《三国志注》，开注史之先河；裴涸撰写《史记集解》80卷，流芳百世；裴子野撰《宋略》20卷，享誉古今。在中国外交史上，裴氏族人也留下了醒目的一笔。隋代，裴矩亲赴张掖，与西域各国贸易通商，调查记载了途中各地区交通、山川、河流、特产、民俗等情况，著有《西域国记》3卷。裴世清则第一个率隋政府友好使团出访日本，他们从山东出发，走海路，途经百济、耽罗、都丝麻等十个国家，抵达日本后，日方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名人馆的档案资料使我深刻地感到族人千年显赫，冠裳不绝，不但政治、军事上将相接踵，英才辈出，而且在历史、地理、哲学、外交等方面同样灿若群星，闪耀古今，

走出名人馆来到裴晋公祠，裴晋公祠当年叫裴公祠，即裴家祠堂，始建于唐贞观五年(公元629年)，后因裴度封晋国公，改名为晋公祠。当年的裴公祠依山傍水，景色秀丽，是一座宏伟的宫殿式建筑，有山门、仪门，献殿和正殿，明嘉靖二年重修过，可惜一部分建筑毁于1947年的战乱，使裴家祠堂真正遭受灭顶之灾的是t958年的，那一年，裴家祠堂中的无数珍贵碑刻被用去建房、修水库，无数精美的木雕被烧毁，裴建民馆长如是说。

拜祭完裴晋公祠后，步行来到裴氏碑廊，这里保存古碑已仅有数十通，但可以称得上是中华精品书刻博物馆，在史料和书法艺术上均有很高价值。其中的《裴鸿碑》，魏隶合一，书法稳健，镌刻于北周武帝大和三年(公元568年)，是裴氏现存最早的碑刻。《裴镜民碑》，由唐初史学家李白撰文，书法家殷令名书写，楷体，既近颜风，又含柳意，端庄凝重，笔力挺拔。《裴光庭神道碑》，张九龄撰文，唐玄宗李隆基亲书，行书，用笔豪放，字体俊美。《平淮西碑》，由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撰文，清咸丰年间军机大臣祁隽藻重书。此碑记述唐代名相裴度平淮西吴元济叛乱的功绩，共刻四石，并排耸立，气势磅礴，文、书、刻俱佳，被称为“三绝碑”。看完这些珍贵的历史实物档案，我更加为族人的丰功伟绩感到自豪，也同时为能在战乱中完整地保存下来家族档案的族人而感到欣慰。

建民馆长带我们参观完家族历史档案后，又带我们去看正在整理的收集到的全国各地裴氏后裔捐献的家族档案资料。这里有：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柴泽民手书的“天下无二裴”，新华社社长穆青题写的“裴氏碑苑”，山西省省委书记陶鲁笳参观裴氏遗址后的赋诗“裴氏宰相五十九，出生一村世罕见。九凤朝阳天赐美，千年奇柏游人恋”，国防大学校长裴怀亮祖庄祭祖提写的“弘扬裴氏文化，建设和谐社会”，《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山西日报》等诸多报刊报道的裴氏家族文章，全国各地裴氏分支的家谱，赞扬裴氏家族文化的书籍，历年来裴氏家族成员与祖庄通信的信件以及编辑整理的家族史料，韩国、朝鲜、越南等国外和全国各地裴氏后裔每年三月三祭祖活动的录像带、照片、光盘……所有这些档案均被整齐划一、分门别类地放在档案柜中供族人参观。

第2篇：山中与裴秀才书范文

世界上著名的地理学家有哪些?他们的成就有哪些?他们的地理著作有哪些?所以今天小编就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世界十大著名的地理学家!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最著名地理学家整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裴秀

西晋时，中国出现1653了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制图理论家裴秀(公元223-271)李约瑟称他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与欧洲古希腊著名地图学家托勒密(Ptolemaeus Claudius，约公元90-168)齐名，是世界古代地图学史上东西辉映的两颗灿烂明星。

裴秀(223-271年)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自幼好学，知识渊博。出身官僚世家，官至司空。接触到不少的地理和地图资料。由于才华出众，所以青少年时代就受到社会知名人士的赞赏。

春秋战国时期地图已广泛用于战争和国家管理，秦汉以后损失严重。出于政治和军事需要，裴秀立意制作新图。他领导和组织编制成《禹贡地域图》18篇，这是中国和全世界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历史地图集。为了便于应用，他还将一幅篇幅过大(用娟八十匹绘制)的《天下大图》缩制成以寸为百里(比例尺1：1，800，000)的《地形方丈图》，图上载有名山都邑，为军政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裴秀在地图学上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明确建立了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理论。他总结我国古代地图绘制的经验，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了著名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图理论--"制图六体"。

所谓“制图六体”就是绘制地图时必须遵守的六项原则，即：即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势起伏)、方邪(倾斜角度)、迂直(河流、道路的曲直)，前三条讲的是比例尺、方位和路程距离，是最主要的普遍的绘图原则;后三条是因地形起伏变化而须考虑的问题。这六项原则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它把制图学中的主要问题都接触到了。

这是他对中国地图学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中国古代唯一的系统制图理论。直至今天地图绘制考虑的主要问题除经纬线和投影外，裴秀几乎都扼要地提到了。

裴秀提出的这些制图原则，是绘制平面地图的基本科学理论，为编制地图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它一直影响着清代以前中国传统的制图学，在中国地图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世界地图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郦道元

字善长，范阳涿州(今河北涿州)人。生年有皇兴三年(469)，延兴二年(427)之说，但都缺乏可靠依据，卒于孝昌三年(527)。

生于仕官家庭，父亲郦范作过青州刺史，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出任尚书郎，以后历任颍川太守，东荆州刺史，御史中尉等职，看来他一生在政治上还是有所建树的。孝昌三年任官右大使时，在阴盘驿(今　希临潼附近)为雍州刺史萧宝寅杀害。郦道元一声生勤于读书和著述。《魏书》卷八十九说："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撰注《水经》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为《七聘》及诸文，皆行于世。"但除《水经注》外，其余著作都已亡佚。

郦道元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志于地理学的研究。他喜欢游览祖国的河流、山川，尤其喜欢研究各地的水文地理、自然风貌。他充分利用在各地做官的机会进行实地考察，足迹遍及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安徽、江苏、内蒙等广大地区，调查当地的地理、历史和风土人情等，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游览名胜古迹、山川河流，悉心勘察水流地势，并访问当地长者，了解古今水道的变迁情况及河流的渊源所在、流经地区等。同时，他还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古代地理学著作，如《山海经》、《禹贡》、《禹本纪》、《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水经》等，积累了丰富的地理学知识，为他的地理学研究和著述打下了基础。

第3篇：山中与裴秀才书范文

咀嚼品味王维的五言律诗《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眼前便呈现出一轴“淳美视域天人和谐”的秋晚山村水墨画，耳畔则回旋着一首悦耳动听的蝉鸣溪唱田园曲：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秋天来临，寒意渐浓，远山抹上了苍翠的浓妆，澄澈照影的涧水缓缓流淌。“我”轻扶竹杖斜倚在柴门之外，迎着徐徐秋风静静地听着秋蝉在暮霭中低吟浅唱。黄昏垂下了金色的帷幕，秋风停歇了轻盈的脚步，举目环望，四野幽静；河渡尽头，只剩下圆圆的落日；村庄深处，一缕炊烟袅袅升起直上碧霄。这时，又碰到好友裴迪喝醉了酒来到“我”面前，正乘酒兴，击节狂歌，吟咏着他的得意诗篇。

读罢此诗，细细品味，笔者认为此诗的精华乃是表现了淳美视域中人与大自然的高度和谐。

所谓“淳美”，即厚重美好，朴实美丽。淳美的美学价值在于“朴中寓真，淳中见雅”；“视域”是指人们感受、理解审美对象的构架或视野；“淳美视域”是指以淳美为审美范畴和平台，感受、理解审美对象的思维构架。所谓“和谐”，即如黑格尔所说，客观事物“各因素之中的这些协调一致就是和谐”，“和谐之所以美，是由于它们的鲜明的差异和对立已经消除掉了”。和谐的美学价值在于“异中求和，静中寓动”。《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这首诗的淳厚和谐之美，主要表现为人与大自然外在的协调一致与内在的和谐统一。

先谈人与大自然的外在和谐。这种外在的和谐是人与自然景物“形态”之间的协调一致。本诗写“寒山”，渲染其“色”的苍翠，以凸显人与景物的视域和谐；写“落日”，突出其“形”的空灵，以凸显人与景物的心域和谐。这是静态意象的摹写。写“秋水”，描绘其“音”的潺流淌；写秋蝉，摹状其“声”的浅吟低唱，以凸显人与景物的听域和谐；写孤烟，展现其“态”的轻逸舒徐，以凸显人与景物的视域和谐。这是动态意象的描绘。诗人从视觉和听觉上写这些意象，其动静相映，形态相衬，声色相生，不仅景物之间的“形”十分和谐，而且景物与人之间的“神”也十分和谐，因为抒情主人公“我”处在这些优美的景物之中，面对苍翠的寒山，欣赏潺的秋水，聆听浅唱的蝉鸣，遥看渡头的落日，沉醉墟里的孤烟，自身仿佛变成了大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完全融入了大自然的幽美景色之中，沉醉于人与自然景物形态相融的淳美境界。这时，审美主体已被审美客体同化，人的外在之形与自然的外在之形完全协调一致，二者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

再看人与大自然的内在和谐。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美，不仅表现为外在的和谐之“形”，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内在的和谐之“意”。这种“意”就是审美的主观性。《红楼梦》第四十八回写黛玉与香菱论诗，谈到了王维诗“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的妙处：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见香菱笑吟吟地送了书来，黛玉道：“可领略了些滋味没有？”香菱笑道：“领略了些滋味，不知可是不是，说与你听听……‘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和‘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湾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做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王维的这两句诗引发了香菱上京泊船观村景的联想，以及读诗倒像“又到了那个地方”的体认，都表明“人”（作者、读者、诗中农人）与大自然已经有机融合为一体，表现了人与大自然主体相亲之“意”，达到了人与大自然内在和谐的崇高境界。虽然在这特定的时空里，眼前除诗人之外四野空旷，只“余”落日，似无它物，但是，此时诗人已将天地之间所“余”落日赋予人性，认为知己，人与自然景物“落日”已经产生了认同感，实现了内在的“意”的和谐。何况远处村庄星星点点，“孤烟”直上云霄，农人乐享天伦。在这幅淳美的画图中，人与大自然实现了高度的内在和谐。

本诗所写的人与大自然的内在和谐由以下三个层面组成了和谐之美的主体结构。

第一个层面是审美移情。审美移情是指人的情感直接与客观事物相结合，从而使知觉表象与情感相融合的过程。当人们凝神观照审美对象时，就会产生将人的生命和情志注入对象、使审美对象显示出情感色彩的现象。也就是说，审美移情是把人的感觉、情感移植到客观事物里去，使原本没有生命的事物仿佛有了感知、情感和意志，产生“物我同一”的境界。由于审美的移情性、主观性的作用，因此诗人往往将自然景物赋予人的灵性。在本诗中，本应萧索的秋山，却为诗人而转为苍翠；本应枯竭的秋水，却为诗人而每日潺；本应噤声的秋蝉，却为诗人而尽情鸣唱；本来阒无人迹的“渡头”，却因现实中“我”的闲适愉悦而显现出落日的辉煌；本来鸡鸭息鸣的“墟里”，却因想象中农人的欢愉而显现出“孤烟”的轻。这都是诗人审美移情的结果，诗人主观的“意”与景物人格化的“意”达到了内在的和谐统一。

第二个层面是审美怡情。怡情是指陶冶情操，调节心境，使心情愉快。培根说：“读书之用有三：一为怡神旷心，二为增趣添雅，三为长才益智。怡神旷心最见于蛰伏幽居。”其实，怡情岂止在读书之时，更在审美之中、赏物之时。一般人在欣赏美景的过程中，身心获得放松，性情得到陶冶；诗人在欣赏美景时，不仅心情变得愉快，情绪得到调节，心灵得到净化，情操得到陶冶，而且还会在赏物审美的过程中“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遨游古今，物我两忘。陶渊明在赏菊中洽受怡情，张九龄在咏月中感受怡情，孟浩然在垂钓中消受怡情，李太白在望瀑中享受怡情。在《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一诗中，诗人王维在移情欣赏景物的基础上，自身也获得了怡悦的享受。诗人扶杖倚门，望寒山转翠，听秋蝉吟唱，赏夕阳徐落，看孤烟直上，不仅精神得到无穷的美的享受，而且心灵得到极度的净化，行到且行处，坐看云起时，晚风吹解带，秋水映落日，真正达到了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崇高境界。这时，大自然的“美”与人物的“意”达到了内在的和谐统一。

第三个层面是审美抒情。移情与怡情都是内在的意识和情感，而审美抒情则是人物情感外化的手段。面对同一审美对象，不同的抒情主人公会有不同的感受，会抒发不同的情感；就面对“秋蝉”这一审美对象而言，不同际遇的诗人会抒发不同的情感。骆宾王《在狱咏蝉》抒发出“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的感叹；王维在《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中也咏蝉，但他抒发的情感与骆宾王迥然不同：“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在秋山逐渐由翠绿转为苍翠、清澈照人的秋水如弹琴般潺潺流淌的时候，诗人斜倚在柴门之外，静静地聆听薄暮中秋蝉的吟唱，心情格外舒畅。在这里，诗人抒发的是出离官场，远离尘嚣，亲近自然，慰藉心灵的暂且偷闲之情。不过，偷闲之情毕竟是“暂且”的，隐居山林并非没有寄托。辋川之作表面上只是自然山水的描绘，实际上有王维清修的理想寄托。即是说，辋川别业实际上是王维心灵寓所、心中净土；辋川诗的终极内涵，是作者寓道的心灵语言。本诗的尾联表面看来是写好友裴迪乘醉狂歌，其实是诗人借裴迪之口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不平之情。在本诗中，景色的淳美、隐居的闲适与对张九龄罢相后朝廷奸佞专权的愤懑，都寄于田园，移于山水。这看似对立，实则统一，即统一在诗人寓情于景、借景抒情上，统一在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上。

由此可见，《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是一首淳美视域中天人和谐的田园交响诗。

参考文献：

1.《苏轼集・补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31页。

2.黑格尔［德］：《美学（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80～181页。

3.《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页。

4.培根［英］：《谈读书》，《世界文学》，1961（1）。

第4篇：山中与裴秀才书范文

新乡贤正在涌现

2005年，裴春亮离开县城，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河南新乡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接过村主任这个位置。他的抱负坚决而明晰：让百姓富，使风俗淳。十年劳心劳力，他做到了。如今的裴寨，家家住别墅，风景美如画，人人谦恭有礼。无锡市锡山区山联村党总支副书记朱虹也做到了。村支书的一个电话，让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大学生放下城里的工作，一头扎进农村。短短几年，偏僻贫困的山联村一跃成了“江苏最美村庄”，百姓富而有礼，生活有滋有味。

今年全国两会上，浙江省长兴县新川村党支部书记张天任建议，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乡贤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从‘物的新农村’向‘人的新农村’迈进”。

新乡贤“新”在何处？

何谓新乡贤文化？“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解释材料”中这样提到：“乡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特点。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乡情为纽带，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为示范引领，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有利于延续农耕文明、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裕，也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新乡贤文化既汲取传统乡贤文化中的价值精华，又践行和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发扬传统乡贤品格，又凝练现代乡贤品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相契合、传统与现代相对接的文化。

“一般而言，有德行、有才华，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

呼唤更多新乡贤

第5篇：山中与裴秀才书范文

尚书司门员外郎、晋国裴君治抚之二年，因城之东隅作台以游，而命之曰拟岘台，谓其山溪之形，拟乎岘山也。数与其属与州之寄客者游其间，独求记于予。

初，州之东，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溪，其隅因客土出溪上。其外连山高陵，野林荒墟，远近高下，壮大闳廓，怪奇可喜之观，环抚之东南者，可坐而见也。然而雨隳潦毁，盖藏弃委于榛丛苇草之间，未有即而爱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与土，易其破缺，去榛与草，发其亢爽，缭以横槛，覆以高甍，因而为台，以脱埃氛、绝烦嚣，出云气而临风雨。然后溪之平沙漫流，微风远响，与夫波浪汹涌，破山拔木之奔放，至于高桅劲橹、沙禽水兽，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②之下。山之苍颜秀壁，巅崖拔出，挟光景而薄星辰。至于平冈长陵，虎豹踞而龙蛇走，与夫荒蹊聚落，树阴暧，游人行旅隐见而断续者，皆出乎衽席③之内。若夫烟云开敛，日光出没，四时朝暮，雨明晦，变化不同，则虽览之不厌，而虽有智者，亦不能穷其状也。或饮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靓观微步，旁皇徙倚，则得之于耳目与得之于心者，虽所寓之乐有殊，而亦各适其适也。

抚非通道，故贵人富贾之游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④之灾少。其民乐于耕桑以自足，故牛马之牧于山谷者不收，五谷之积于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⑤鼓之警、发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简静，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乐于此。州人士女，乐其安且治，而又得游观之美，亦将同其乐也，故予为之记。其成之年月日，嘉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选自《唐宋家文集・曾巩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注释】①拟岘（xiàn）台，位于江西省临川（抚州市）抚河畔，古时为江南名胜，始建于北宋嘉二年（1057）。②履舄（xì），鞋，文中作动词用，“漫步”之义。③衽席，宴会的席位。④（tè）：一种专食小苗或嫩叶的害虫。⑤（fú）：同“桴”，鼓槌。

曾巩（1019~1083）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嘉二年（1057）进士。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家”之一。

曾巩思想上赞同孔孟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主张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政治上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及广开言路。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曾巩为文，追求雍容典雅的艺术风格，其散文文风源于六经，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温厚，章法谨严，长于说理。无论叙事、议论，都平和雅淡、委婉周详；布局完整严谨，节奏舒缓，语言凝练，情理明晰。曾巩的文章平易，且开阖、承转都有一定的法度，显得规矩严密，是唐宋家中最便于学习的，对后世创作影响极大，明清两代著名作家都将其作品奉为典范，比如明清“唐宋派”和“桐城派”散文作者，学“古文”多从模仿曾巩文入手。《宋史・曾巩传》评论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王安石曾推崇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但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后世多认为在“唐宋家”中，他是情致较少的一个。

曾巩的主要成就虽在散文，但也擅长写诗，有400余首传世，大都写得或质朴，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均含义深刻，妙趣似其文。

曾巩一生著述丰富，有《元丰类稿》50卷、《续元丰类稿》 40卷等传于世。

拟岘台踞抚河高岸盐埠岭之巅，距王羲之洗墨池不远，北宋嘉二年（1057）由抚州太守裴材始建。此地的山川之势，与湖北襄阳城南的岘山颇似。西晋时征南大将军、政治家羊祜镇守襄阳时，常登岘山寄兴（羊祜为江西南城人，为官荆楚时，清廉爱民，深合民意）。北宋裴材，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之旨，加之裴材仰慕羊祜风度，所以兴建此台，并命名为“拟岘台”，有追怀前贤羊祜之意。台建成后，裴材力邀本籍才气横溢、风华正茂的新晋进士曾巩作记。曾巩作《拟岘台记》时年38岁，忧国恤民，他在文中，含蓄地暗示了裴材以西晋名臣羊祜自况，祈望自己任内百姓安乐和顺的心迹。

后拟岘台台以文名，文以台传，成为江西抚州名胜之一，曾与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等齐名，为江南名楼台之一。

《拟岘台记》一文，开门见山地将建台者、建造时间、台的地理位置及命名等都作了交代后，再着力于描写拟岘台的景色及登台者的愉悦心情，结尾点出官民同乐的完美境界，升华主题。全文以景衬人，景美人乐，景情结合。同时将民之“乐”与裴君（裴材）之“喜”呼应，含蓄而巧妙地揭示了裴材以西晋羊祜自比，祈望自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任内百姓和乐安康的衷情，赞美了裴君宽以治理，官民同乐，以民为本的思想，亦表达了作者体恤民众，希望百姓和乐安泰的民本思想。在《拟岘台记》一文，可以探视到曾巩一直主张和强调的“仁”和“致诚”儒家思想。

综览《拟岘台记》全文，我们可以深刻地领悟到名家散文精纯独特的艺术魅力。

首先，结构圆转，匠心独运。《拟岘台记》全文共有三个层次：第一层交代台的建造者、建造时间、地理位置及命名等情况，同时匠心独运，有“拟岘”来命名，设置了耐人寻思的伏笔，铺垫后文情与理的抒写；第二层描写了拟岘台的胜景及登台者的愉悦心情，景与人有机结合；第三层概写抚州民之“乐”，指出裴君所治民心民愿，呈官民同乐之境。全文前有伏笔，中有承接，后有照应，写景叙事相融，抒情议论交汇；结构上开阖承转有度，文思上景情趣理无穷。

第6篇：山中与裴秀才书范文

关键词：发迹变泰剧；模式化；元代文人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5-0013-03

元杂剧中有一类剧目：剧中主人公开端处在穷困潦倒的境遇，结局主人公命运产生巨大的转变，由穷困转为显达，历经否极泰来。此类剧目多为文人创作的历史剧。情节着力描写主人公由穷困转向显达的过程，形成了“发迹变泰”的模式。模式化情节虽有一定程度的雷同蹈袭之嫌，但也折射出此类剧目创作蔚然成风。由“发迹变泰”模式可窥见元代文人在压抑苦闷环境下对“发迹变泰”的现实期待与精神寄托。

一、元杂剧中发迹变泰剧情节模式化呈现

“发迹”一词在汉代就已经出现，意思是指“由卑微而得志通达，或由贫困而富足”；“发迹是地位由卑微向显达的转化、生活由贫贱向富贵的跃进[1]。”而“变泰”一词则由《周易》中的《泰卦》而来，“犹言否极泰来，发迹腾达”之意。“发迹变泰”，原是宋元说话技艺中的题材。《都城纪事》载“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及发迹变泰之事[2]。”锺嗣成《录鬼簿》李寿卿杂剧《辜负吕无双》剧目下批注：“与《远波亭》关目同[3]。”“关目同”，核心情节安排相同。王骥德《曲律・杂论第三十九上》指出“元人杂剧，其体变幻者固多，一涉丽情，便关节大略相同，亦是一短[4]。”“关节大略相同”，即是情节的模式化。梁廷埂肚话》中提到：“渔樵记剧刘二公之于朱买臣，…，皆先故待以不情，而暗中假手他人以资助之，使其锐意进取；及至贵显，不肯相认，然后旁观者为说明就里[5]。”亦在阐释元杂剧发迹变泰剧情节模式化的问题。

元杂剧中发迹变泰情节的剧目有：马致远《半夜雷轰荐福碑》，关汉卿《山神庙裴度还带》，高文秀《好酒赵元遇上皇》、张国宾《薛仁贵荣归故里》、无名氏《招凉亭贾岛破风诗》，无名氏《冻苏秦衣锦还乡》，郑光祖《醉思乡王粲登楼》，无名氏《朱太守风雪渔樵记》，无名氏《孟德耀举案齐眉》等。发迹变泰剧核心情节大概相同：着力描写主人公由穷困潦倒想泰达显贵转变的发迹变泰过程，主人公通常是历史人物。开端大肆渲染主人公的困顿，剧情发展过程中贫苦困顿程度逐步加深，直至跌落命运最低点，高潮则是由“命运最低点”转向显达，结局主人公“逆袭”。发迹变泰情节模式化程度却有不同。《半夜雷轰荐福碑》《山神庙裴度还带》《好酒赵元遇上皇》《薛仁贵荣归故里》《招凉亭贾岛破风诗》虽核心情节相似，发迹变泰情节各有特点。《冻苏秦衣锦还乡》《醉思乡王粲登楼》《朱太守风雪渔樵记》《孟德耀举案齐眉》四剧，则在穷困――显达的核心情节模式下隐藏着“明辱暗助”的情节点，属于模式套模式的类型。

二、元杂剧发迹变泰剧情节模式化特征

（一）发迹变泰剧核心情节写主人公由穷困转向显达的人生轨迹

无论是《半夜雷轰荐福碑》中命运乖张的穷困秀才张镐，还是《山神庙裴度还带》中命途多舛的潦倒书生裴度；无论是《醉思乡王粲登楼》中屡屡遭难的王粲，还是《薛仁贵荣归故里》中为小人所扰的薛仁贵。这些人物不管是踌躇满志的书生终得志，还是智勇双全的武将终建功，所描写的核心故事无不是由穷困转向显达的命运轨迹。《山神庙裴度还带》中书生裴度出场后的曲子即展现出他的不得志以及对发迹变泰的期冀：看别人青云独步立瑶阶，摆三千珠履，列十二金钗。我不能勾丹凤楼前春中选，伴着这蒺藜沙上野花开。则我这运不至，我也则索宁心儿耐。久淹在桑枢瓮牖，几时能勾画阁楼台[6]？《半夜雷轰荐福碑》中穷秀才张镐自幼父母双亡，流落天涯，上场后的第一支曲子便点明了他困顿潦倒的处境：我本是那一介寒懦，半生埋没红尘路。则我这七尺身躯，可怎生无一个安身处[7]？其他剧目也都在剧的开端渲染主人公困顿潦倒，这在剧本中的唱词、科白、砌末等方面都有很直观的体现。在剧的结尾，主人公命运由穷困潦倒转向富贵泰达。《山神庙裴度还带》全剧结束于皇帝使臣李邦彦的一段宾白：小官李邦彦，自到京师，将洛阳韩太守一家忠节行孝之事奏知，圣人甚喜，复取韩公入朝重用。……圣明主加官赐赏，一齐的望阙谢恩[8]！这段宾白交待人物命运走向，主人公裴度加官受赏，与韩英结为夫妇。《半夜雷轰荐福碑》最后一段宾白描写了主人公张镐加官受赏、成为太守宋公序的女婿。（范仲淹云：宋公序选吉日良辰，就招女婿张镐过门。老夫杀羊造酒，做一个喜庆的筵席，众谢科[9]。）

（二）发迹变泰剧中主人公命运轨迹都包含两次转折

主人公命运轨迹：穷―困―谷底―显达。第一次转折为：主人公由“穷”至“困”到“命运谷底”。《冻苏秦衣锦还乡》中，苏秦为求取功名背井离乡可谓“穷”；遭遇雪灾人病，陷入“困”境；求助却遭众人嘲讽奚落，命运跌至谷底。《好酒赵元遇上皇》中赵元在戏开端是落魄子弟，因好酒屡遭妻子打骂，落魄穷困；其妻嫌贫爱富，欲嫁东京臧府尹，赵元陷入困境之中；臧府尹设计令赵元必被处死。赵元已然处在生死边缘，命运轨迹跌至最低点。剧中第二次转折，主人公的命运由谷底转向显达。《冻苏秦衣锦还乡》中的苏秦在张仪的帮助下，执掌六国帅印，人生命运由谷底转向显达。《好酒赵元遇上皇》中赵元在送公文的路上，偶遇微服私访的宋太祖，宋太祖见识了赵元的贤良和仗义，就认他作义弟，并在他手臂上写下文字，使得赵元被免去延误文书之罪，还为他加官晋爵。赵元命运由败逆转向泰达，是其命运第二次转折。

（三）发迹变泰剧中促成主人公命运转折的原因类似

主人公第一次命运转折（由穷困到命运轨迹的谷底）的方式大致有三：亲朋故意设计为难。《冻苏秦衣锦还乡》中张仪之于苏秦、《孟德耀举案齐眉》中孟家之于梁鸿、《朱太守风雪渔樵记》中刘二公之于朱买臣、《醉思乡王粲登楼》中蔡邑之于王粲，俱为亲友为激发主人公求取功名，故意为难甚使之产生了第一次命运的转折，由穷困到人生轨迹的谷底；命运的安排。《半夜雷轰荐福碑》中张镐、《山神庙裴度还带》中的裴度、《招凉亭贾岛破风诗》中的贾岛，都是由于命运的波折产生了第一次命运转折，导致命运跌至谷底；小人从中作梗。《好酒赵元遇上皇》中的刘月仙与臧府尹，欲合力至赵元于死地；《薛仁贵荣归故里》中的张士贵，设计与薛仁贵抢军功。主人公命运由穷困转向命运轨迹的谷底都因小人作梗。此类杂剧，主人公第二次命运转折（从人命运轨迹的最低点转向显贵泰达）都是贵人相助。《半夜雷轰荐福碑》中的范仲淹之于张镐；《山神庙裴度还带》中韩太守之于裴度；《好酒赵元遇上皇》中宋太祖之于赵元；《薛仁贵荣归故里》中徐茂公、杜如晦之于薛仁贵等全部发迹变泰剧。使主人公人生命运轨迹由最低点转向高点的原因，俱为贵人相助。

三、元杂剧发迹变泰剧及其模式化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元杂剧的作家群体

其一，元代社会的现实状况与元代剧作家内心理想状态之间的落差与矛盾是该类杂剧产生的重要原因。元代文人理想期待在现实社会中是难以实现的，现实与理想的落差导致了元杂剧作家的矛盾心理。此矛盾正是剧作家现实理想之间的冲突，穷困潦倒的现实处境和发迹变泰的理想生活之间的矛盾。发迹变泰剧正是剧作家的理想观念在艺术作品的展现、发迹变泰剧跌宕起伏的情节与层出不穷的磨难恰恰是他们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剧作家有志难酬的苦闷现实处境的精神慰藉。自隋唐设立科举制度以来，文人有了凭才学晋升仕途的机会。元代之前的宋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宋代科举不仅增加考生数量，仅太宗一朝就录取近万名，远超整个唐代录取进士的总和，文人地位得到极大地提高，“宋代政府偏重文官，中央和地方的要职悉委文官”[10]。元代统治者废除科举制度，读书人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途径被封死，加之统治者高压统治，心中积郁无处排解，只能靠杂剧这种艺术形式来寄托自己的理想。元代统治者把人分为十个等级，读书人位列第九等，仅仅居于末等的乞丐之上。通过粗暴的划分等级人为地把文人至于极为低下的社会地位。地位越低下，对发迹变泰的期冀就越强烈。这种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当时社会土壤中是真实存在的。矛盾心理只能寄情于杂剧创作这个他们赖以生存又善于把握的艺术体裁之中寻求慰藉。如此特殊的创作心理对发迹变泰剧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其二，发迹变泰剧是剧作家对当时社会现实在创作心理上的直接反映与剧作家精神上的慰藉。这表现在发迹变泰剧主人公两次命运转折中。第一次命运转折（由穷困到命运的谷底）原因多样：《半夜雷轰荐福碑》中的张镐、《山神庙裴度还带》中的裴度，他们不幸就是由命运引起的；《好酒赵元遇上皇》中的刘月仙与臧府尹、《薛仁贵荣归故里》中的张士贵，是小人作梗使他们有志难酬。但都是杂剧对困顿现实的烛照。与之相对，发迹变泰剧中主人公命运产生第二次转折（由命运的谷底转至显达）的原因都是“贵人相助”。而人物命运唯一改变的机会就是遇贵人，也只是元杂剧作者的在困顿中精神慰藉。

（二）元杂剧的剧本体制

四折一楔子的剧本结构，十分短小，在有限的长度当中要构建矛盾冲突、组织复杂的人物关系、完成剧情发展的起承转合是十分困难的。元杂剧对具体细节的铺陈以及情节的转变都是比较简单的。简单化的情节处理，当然容易丧失个性，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促成了相同或相似类型剧目的产生。元杂剧的音乐体制也是造成某一类型剧目产生的重要原因。元杂剧每一折都唱一套固定的曲子。情节必须结合套曲来铺陈，在如此限制当中要构建复杂的人物情节，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一旦有一个能为人所接受的题材类型，就很可能被反复利用，久而久之，形成了模式化情节。

（三）审美效果

发迹变泰模式并不意味着雷同，虽模式化可能会造成审美疲劳，但对于杂剧而言，未必如此，程式化的动作、固定的角色行当、类型化的人物、模式化的情节等都成为戏曲观演之间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审美特征。模式化再现只是一种手段，而通过这种手段来表现出为观众所接受的内容才是目的。模式化的情节处理仅仅是元杂剧的一种表现手段，而元杂剧作为在舞台上演出的戏剧，其目的是为观众所接受。从表面来看，模式化的情节处理流于形式，实际上，却见出元杂剧注重戏剧的最终目的――被观众接受。模式化情节处理的大量出现，恰恰说明了元杂剧已经和观众形成统一的审美契合点。而这个契合点本身不再是具体的再现手段与形式，而是一种自然外显的情感与浑然天成的情境，这正是元杂剧最富表现力的地方。因此，模式化的再现并没有使元杂剧的艺术表现力弱化，反而成为表现当时社会情感、展现社会现实的倚仗。模式化再现能为观众提供便捷的理解，这种便捷的理解有给观众带来充分的想象，亦是对生活本身的艺术化和理想化。

四、结语

发迹变泰剧虽在一定程度有相互蹈袭之嫌，但是另一方面说明此种情节处理的在当时异常繁盛，以至于形成一种审美定势，显现在具体剧目之中就造成了模式化的情节设置。而模式化的处理方式，又为戏剧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观众的接受提供了最为直接便利的理解、充分自然的想象空间，对于元杂剧的独特审美风格的形成尤其特殊意义。

参考文献：

〔1〕徐大军.元杂剧与小说关系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160.

〔2〕耐得翁.都城纪事[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11.

〔3〕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唐宋元编[M].合肥：黄山书社，2006.330.

〔4〕王骥德：《曲律・杂论第三十九》之十四，《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M].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48.

〔5〕梁廷.中国古曲戏曲论著集成・曲话[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62.

〔6〕〔8〕隋渖.元曲选外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18，41.

〔7〕王学奇.元曲选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1567.

第7篇：山中与裴秀才书范文

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践表明，家风和党风有割不断的联系。领导干部只有带头养成好家风，既管住自己，又管住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才能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发挥好表率作用。

注重家风家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从人类告别蒙昧走向文明开始，家庭就随之诞生。世界上不同民族生活方式千差万别，但哪一个族群的生存发展，都不能离开家庭这个原始起点。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家国同构”是一个最鲜明的特点，通俗地讲，就是“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治国和治家只是治理范围不同而已。儒家经典《大学》中有一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论断：“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就是，古代那些要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道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性……自身品性修养好了，才能管理好家庭家族；家庭家族管理好了，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以后天下才能太平。修身、齐家看起来是一人一家之事。实际上是关系到治国理政的大事。

“家国同构”，家庭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不可分割，所以传统文化总是既讲家庭美德，又强调“国而忘家，公而忘私”，既讲“为家尽孝”、“百善孝为先”，又能理性对待“忠孝不能两全”的特殊情况，强调“移孝作忠”、“为国尽忠”，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数千年来，这种忠孝观犹如两大支柱，牢固地支撑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实践活动。

在汉字中，“家”字宝盖头下面的“豕”，通常解释为房子里面养着猪，意思是家必须有财产。其实，它还有一层意思。即猪是祭祀的祭品，是向逝去的先人奉献的“牺牲”。这寓意着一个完整的家，不仅要有猪一类的重要财产，而且后辈人要在祭祀祖先时慎思追远，继承祖先的精神遗产。而这种精神遗产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代代相传的家风、家教、家训。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家训的教化作用对于良好家风的形成非常重要。例如宋代名臣包拯清廉公正，不畏权贵，被称为“包青天”。他生前立下家训说：“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还嘱咐儿子将这条家训刻在堂屋墙壁上。以昭示后人。包拯的言传身教，养成了清廉公正的家风。被包氏后人代代继承弘扬。包氏家族后代的300多户、1500多人中，没有出现一个贪赃枉法或者因犯罪而被关押的子孙。再如浙江省浦江县的郑氏家族，在良好家风熏陶下，家人子弟勤劳节俭，奉公守法，乐善好施，热心公益。这个大家族跨越宋、元、明三代，受到了三朝皇帝的表彰，朱元璋题词称之为“江南第一家”。这个大家族360多年聚族同居，173位为官者无一人贪赃枉法。如今，浦江县已经将其宅院作为廉政教育基地。这些事例表明，好家风不但对于家庭重要，对于国家和社会也是不可缺少的宝贵精神财富。

优良家风是党风建设的强大正能量

鲁迅先生说：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共产党人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也有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家庭。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如何把家庭中的亲情与党和国家的事业结合起来，在养成好家风、传承好家风的同时，将好家风化作加强党性修养、激发报国斗志、促进党风建设的一种正能量，一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自觉追求。今天，党员干部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就必须在养成好家风、建设好党风上向老一代革命家学习、看齐。

一方面，要像革命前辈那样，正确处理爱家与爱党的关系，舍得为党的事业、为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抛家舍业，包括献出自己的生命。抗日将领吉鸿昌牺牲前给妻子写信说：“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被敌人杀害前，他留下了光照千古的绝笔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牺牲在东北大地的抗联女英雄赵一曼，1935年冬天不幸被俘，受尽了敌人折磨。在临刑前，她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代替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长。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看到这些壮怀激烈的文字，聆听这些深情殷殷的嘱托，我们面对传下来的“历史接力棒”，一定要把先烈感人肺腑的家国情怀继承下来，一定要把对亲人的爱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融为一体，坚决完成前人未竟的伟大事业！

另一方面，在成为执政党、手中掌握各种权力的情况下，要像革命前辈那样，不仅严于律己，而且对家属子女也能够高标准严要求。新中国成立不久，收到了的哥哥杨开智写的一封信。信中，杨开智希望能为自己在北京安排一份工作。牺牲后，是杨开智料理了的后事，后来又把与的儿子护送到上海，交给党组织照顾。但收到来信后，还是拒绝了杨开智的请求，告诉他不要有任何想法，希望他安心留在湖南，通过正规渠道接受“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收到回信，杨开智仍不甘心。又给写了一封信，表达出想在长沙谋一个“厅长方面职位”的想法。在授意下。给舅舅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信，同样态度鲜明地拒绝了杨开智的请求。老一辈革命家在家风问题上同样为全党树立了楷模。他的大女儿桥桥小学毕业升初中时，报考了北京一一中学和河北北京中学。一一中学是名校，桥桥很想上，但是成绩比一一中学的录取线差了0.5分。在这种情况下，习老没有凭着自己手中的权力向教育部门“打招呼”，而是支持孩子高高兴兴地去河北北京中学报了到。学校食宿条件较差，离家也只有一站路程，但仍然坚持让桥桥吃住在学校，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保持平民本色。那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很容易让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联想到习桥桥是习副总理的女儿。为了避免学校照顾女儿，习老就让女儿改随母亲齐心的姓，家庭出身也由“革命干部”改为“职员”，齐桥桥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2001年10月15日，在过88岁“米寿”时，担任福建省省长的没能参加。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在生活中，正是因为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党员干部都能以实际行动培养好家风，自己处处作表率，家里人也丝毫不搞特殊化，所以人民群众才唱出了“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的动情歌声。

1952年，邓小平调到北京工作。女儿邓楠问他，在四川的时候，人家都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你是什么呀？他幽默地跟女儿讲，到了北京以后就是“脚掌”。

据邓楠回忆：“在八一小学读书的时候，同学们经常在一起比，比谁爸爸的官大。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躲得远远的。因为我不知道爸爸是不是个官儿，官儿有多大。直到有一次，有一个同学问我：‘哎！你爸爸是谁呀？’我说‘我爸爸是邓小平。’他们听了都目瞪口呆，说：‘哎呀，原来你爸爸是邓小平呀，是那么大的官儿呀。’我这才知道，原来我爸爸的官儿那么大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在中国政坛上“三起三落”的传奇政治人物邓小平成为了中共第二代党内领袖。此时，历经风浪的邓小平显得异常的沉静，特地把全家老少召集起来谈了一次话。邓家大女儿邓林回忆起这次谈话时说，当时邓小平谈到邓家孩子要谨慎，名不要出得太大，要夹着尾巴做人。而且强调“做人一定要自律”，“要守法，不要脱离国家的法律范围，真要到那个时候，我也不会帮你们”。

家风解读

家风关联着党风政风

家风，也称门风，就是一个家庭的风气，这样解释未必精准，但大体上不错。

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家风对我们的社会而言，就是一种对道德力量和规则的信仰。如果每个家庭都能传承优良的家训家风。如果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将家风意识植入内心的价值观，时代的精神就能有非常重要的支撑力量。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始终是为政者的一个关注点，是清明政治的重要支撑。对于执政党来说，家风决不是小事，而是一件关乎党风政风建设的大事。

重家风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始终重视党员干部的家风建设。指出：“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子弟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邓小平强调：“越是高级干部的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案件越要抓紧查处。”强调：“不论时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有著名的“三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有十条家规，其中包括不准动用公家的车子；个人生活凡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办，生活要艰苦朴素；任何场合都不要讲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

我们党的领导人以其公私分明、律己严家的实际行动，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家风“样板”。

家风建设是“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扭曲的义利观作怪，在有的家庭中家风发生了“变异”，以致给整个家庭酿成悲剧。、令计划等“大老虎”落马的背后，都呈现家庭式甚至是家族式贪腐的特征，都是不良家风酿成的恶果。

在反腐倡廉的新常态下，党员领导干部要用“三严三实”要求自己，带头树立良好的家风。一是培养“严守法纪”的家风。从严治家是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应尽之责，要时常教育家人严守法纪，决不能为所欲为、随心所欲。对于家人身上的苗头性问题，要早教育、早制止、早纠正，以防酿成大祸。二是培养“好学向上”的家风。读书可以增智明理、恰情养性、升华境界、滋养心灵。要在家庭中营造一种崇尚学习的氛围，让家人从书本中得到更多的启迪和收获，从学习中丰富知识、提升素养、明白事理，养成好学向上的家风。三是培养“勤俭节约”的家风。古代前贤尚能以俭为美，不役于物，作为共产党人更应该带头节俭，自觉远离奢欲的诱惑，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思想，把节俭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作为为官从政之德，使勤俭节约的中华民族优秀品质，成为一种家风代代相传。四是培养“廉洁自律”的家风。党员干部要经常提醒家人自重、自警、自律，时刻警惕那些“糖衣炮弹”的攻击，监督亲人远离贪腐、洁身自好。

传说家风

郑义门：孝义传家900年

在浙江省浦江县城东的郑宅镇，有一个“江南第一家”郑义门。据史料介绍，居住在此的郑氏家族以《郑氏家范》治家，以孝义传家。于今已900年。

《郑氏家范》是我国古代一部罕见的相当完备的家庭法典，其收录的168条家规，倡导的是正直、奉公、怜悯、宽容的品质，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华。其精华有三：一是厚人伦，崇尚孝顺父母，兄弟恭让。勤劳俭朴的持家原则；二是美教化，开办东明精舍，注重教育，且教子有方；三是讲廉政，从家庭角度制约为官者“奉公勤政，毋蹈贪黩”。要求族人不慕富贵，俭朴勤耕，修桥铺路。拒受不义之财，出仕者以报国为务，不妄取于民，勿丧志等。《郑氏规范》对廉政有严格规定――“子孙出仕以赃墨者闻，生则于《谱图》削去其名，死则不许入祠堂”。在历史上，郑家人曾有173人人仕为官，最高做到礼部尚书。然而，这173人个个清正廉洁，无一人有一丝半毫的污迹。在家为民的，也以德修身，安分守己，郑家人在历史上从无不良记录。

汉阴沈氏：修身为本，耕读传家

汉阴沈氏家族，从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迁入陕西汉阴定居，至今已有554年历史，繁衍子孙已达21代人，现有人口约3万人，成为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最大的家族。当地以沈姓命名的地名有沈家院、沈家砭、沈家堡子、沈坝镇、沈家寨等。沈氏这个以修身为本，耕读传家的家族之所以枝繁叶茂，子孙昌盛，兴旺发达。人才辈出，《沈氏家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沈氏族人在与当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相互交流借鉴中，家训不断修订丰富，最终得以完善。最近的一次修订是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沿用至今已有226年。这20条家训，对祭祖孝亲、教子择配、持家睦邻、志节行操、出仕交游等，都有着非常明确的规范，引领着这个家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前行。

闻喜裴氏：重教守训，德业并举

山西运城闻喜县裴柏村裴氏家族自古为三晋望族。裴氏家族历史上出过59位宰相、59位大将军以及3000多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卓越贡献者。在1958年曾告诉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笳：中周出宰相最多的就是你治下的闻喜县（裴姓）。曾说：研究中国的人才学。不能不研究裴氏家族。

裴氏家族经久不衰的原因，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在于他们重视教育，自强不息，顽强拼搏。“重教守训，崇文尚武，德业并举，廉洁自律”是裴氏家风的主要特征。裴氏曾有家规，子孙考不中秀才者。不准进入宗祠大门，谨遵“玉不琢，不成器；人不教，不知义”。在《裴氏世谱》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例子：裴炎在弘文馆就读时，“每逢休假，他生或出游，炎读书不废。”裴植的母亲夏侯氏管教子女，“小有罪过，必束带伏阁，经五、三日乃引见之，督以严训。”正是由于裴氏子弟的勤奋好学与家人的严格管教，才使裴氏“将相蝉联出，公侯奕叶长”。另外，裴氏家族还通过灌输“忠君报国，光宗耀祖”的思想，给子孙以潜移默化的教育。

裴柏村至今仍保留着重视教育的传统，几乎家家门楼上都有“耕读传家”的大字，初中以下没有不上学的孩子。

第8篇：山中与裴秀才书范文

不同的年代,高校收费不一样,生活开支也不同 记者随机调查了不同年代的大学生们,从中可以看到高校收费的变迁,以及时代的变化

1978-1982

零消费时代

杨琴(大学教师)学费:无;住宿费:无;生活费:10元左右/月 一尺半布票/月

1978年,是停了10年的高考制度恢复的第二年 现在在大学教书的杨琴也如愿以偿,考上了山西大学哲学系

杨琴那时每月花9元钱的饭票,食堂饭量总数是固定的,早晚三顿窝窝头,一碗稀饭,顶多加一点小菜 学校基本不收任何费用,除了每个学期要买的课本,大概要花掉四五元钱,但是80%的学生可以得到一点生活补助,每月都是十几元钱

那时的女同学们没有什么“浓妆或淡抹”,当时一个人一个月发一尺半布票,无论男女的衣服只有黑白两色 杨琴大学四年没有添置过什么新衣

即便这样贫穷,杨琴认为那时的大学才是真正的大学,每天早晨6点整,军号就响起,提醒同学起床,可是大部分同学不等起床号响,就已经分布到学校各个角落读书了 7点吃过早饭,同学们开始了一天的课堂生活 中午12点下课,吃完中午饭要休息一会儿,下午2点上课 晚饭过后,每个宿舍都要派出一个代表,在图书馆占座位,去晚了就没有地方可以读书了 那时没有双休日,只有星期天有时间,可是所有人都在图书馆里泡着:“我们那几届大学生的求知欲强得可怕 ”

1982-1987

四年大学花了1300多元

裴秀芳(大学教师)学费:无;住宿费:无;生活费:200多元/学期

1984年,裴秀芳从运城农村考到了北京,而当时她家的经济来源全靠她父亲每月30元钱的工资,这对于供3个孩子上学的家庭来说相当困难,但裴秀芳回忆说四年的大学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我四年大学生活可能花了1300多元,这些钱全部是从家里拿的 ”裴秀芳说,“虽然家里很困难,不过我个人没有感受到太大的经济压力 当时学校也不收什么学费 杂费 住宿费,只要有生活费就完全能完成学业,最重要的是学校还给生活补贴,师范类学生给的尤其多 ”

裴秀芳算了一笔账,她有时候1毛钱就可以吃上一顿饭,一周可以吃上两到三次小炒,给自己改善一下生活,当时小炒大概也就三四毛钱,学校发的补助足够自己吃饭 这之外就是平时买一些衣服 生活用品以及书等,算下来大概每个学期需要从家里带200多元 由于平时比较节省,裴秀芳还攒下了一笔钱,供了自己一个学期的费用,那个学期除了13元6毛的车费,她没有向家里要钱

1988-1996

四年的大学是份不断变化的账单

晓晖(某机关公务员)学杂费:200元/学年;生活费:100-300元/月

如果你的大学四年同时经历了1992年的南巡讲话 1993年的工资制度改革 1994年的物价高涨……那么就像晓晖对10多年前大学生涯的回忆一样,“四年的消费是一份不断变化的账单 ”

“到毕业前,连大食堂里一个肉菜都要3元了,一顿饭一个人10元也算不了什么 ”而在晓晖入学第一年,食堂肉菜基本是5毛钱 素菜则两三毛钱

当然,其他的开销也和吃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 最初的一年,一个月吃50元 其他开销50元对晓晖来说就够了,加上学校每个月23元的伙食补助,连学费一年的总共花销不到1000元 最后一年,则变成了吃200元,花100元,尽管补助依旧,总共花销就要2500多元了

“如果非要计算,除去学校补助和打工挣的钱,四年从家里拿的钱大概在6000元左右 ”晓晖说他在学校的花费属于中等偏上,但是对于他们这一代的大学生来说,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则是消费差距的日益增大

1996-2002

手机成了大学生的必需品

王继侠(现读研)学费3380元/学年;住宿费:1200元/学年;生活费500-1000元/月

“大学的第一学期,师兄给了我一张他‘退休’的手机卡 为了物尽其用,死皮赖脸地把父亲的手机据为己有,于是我成为了手机一族 ”大学第一年,每月手机费50元 进入大四,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工作考研两不误,手机费用一度攀升至每月100元,今年三 四两月考研调剂的日子中,曾经创下月使用费253元的高峰,这与伙食费用几乎相等 “信息时代,其内在含义就是在这个时代,信息甚至比我们吃饭还重要 ”

大一时,生活费基本控制在500元/月以内 大二大三大四逐年递增,最后差不多1000元/月 考研调剂的日子中,创下了月3000元的纪录 在“消费账目”中,大部分都是为了与同学朋友联系,或者是加固人际关系

2002年之后

年均支出万元以上

一位2005届浙江某大学城市管理专业的大学生向我们提供了当年入学时的收费清单――

学费:每年10000元;住宿费:1200元;书费:600元;卧具费:400元;体检费:100元(进校 毕业各一次);保险费:每年40元;就餐费(预先打入校园卡):115元;住宿押金:100元;军训服装费:95元;总计:一次交16000元 预计生活费:每月600元 全年总费用20000元

相关链接

全国高校学费大比拼

北京:4200～5500元/学年

上海:5000元/学年

天津:4200～5000元/学年

河南:2700～3100元/学年

湖北:3600～5000元/学年

江苏:4000～4600元/学年

河北:3500～5000元/学年

浙江:4000～4800元/学年

辽宁:4200～5000元/学年

福建:3900～5200元/学年

湖南:4000～5000元/学年

山东:3600～5000元/学年

陕西:3500～4500元/学年

第9篇：山中与裴秀才书范文

The 19th Shanghai Magnolia Stage Performance Award

4月9日晚，第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在上戏剧院隆重举行，20朵名花各归其主。市委、市人大、市政府领导王仲伟、郑惠强、钱景林出席晚会并为获奖演员颁奖。

当61岁的戏曲表演艺术家裴艳玲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仲伟手中接过本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特殊贡献奖后，难抑激动的心情和夺眶的泪水。她说：“感谢‘白玉兰’把这么有份量的奖给我这个老太太。人只有一条命，我呢，没有戏就没有命了。”

高处

裴艳玲与她的弟子们的同台表演，是本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颁奖晚会的最大亮点。在《响九霄》的主题音乐中，裴艳玲的十几位弟子扮作哪吒、沉香、武松、林冲、陆文龙、钟馗、响九霄、赵云等一一亮相，依次展示裴艳玲在不同时期塑造过的经典角色的经典身段。裴艳玲随后出场，当她唱着《响九霄》的四平调走上台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观众不仅看到了戏剧的璀璨当下，更看到了戏剧的辉煌未来。

裴艳玲5岁时因“救场”饰演秦英而大受欢迎，自此踏上舞台。她从小习武生，以女子之身演活了一个个满腔正气、侠肝义胆、嫉恶如仇、铁骨铮铮的血性男儿。她的嗓音高亢嘹亮，行腔行云流水，武功出众，表演传神，戏路宽广，文武皆备，有“活钟馗”、“活林冲”、“活武松”等众多美称，更被戏剧大师曹禺、吴祖光称为“国宝”、“燕赵奇葩”。

裴艳玲对于戏曲艺术的执著与用功是惊人的。凭借聪颖的天资、刻苦的用功、不懈的钻研和探索，她完善地继承了传统艺术精华，并有独特的创新和发展，已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她还兼收并蓄、融汇贯通，打通了戏曲剧种之间的屏障，以“唱做念打俱佳”、“京梆昆乱不挡”的演艺风采风靡海内外。在去年来沪演出的《响九霄》中，裴艳玲再次用自己深切的内心体验、精湛的演艺技巧，将梨园名伶响九霄演绎得生动、形象、激情、崇高，有血有肉，充分展示出戏曲艺术的魅力和戏曲大师的风骨。

在4月7日下午举行的第6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论坛上，裴艳玲以“戏是我的天、戏是我的命、戏是我的魂、戏是我的根”为主题，向全场听众讲述了自己从艺50多年来的创作演出以及心路历程。她从童年每天拧6000个旋子讲起，一直讲到京、昆、梆“三下锅”的《响九霄》，时而款款道来，时而起身示范，赢得阵阵掌声。针对如今一些年轻演员得到一点成绩便骄傲自大的状况，裴艳玲直言不讳地批评道：“自大，是多年来京剧界的一大弊病。有些演员获得了一点小小成绩，就谁也不放在眼里，这种对待艺术的态度是非常要命的。”

京剧表演艺术家陈少云凭借在京剧《成败萧何》中的精彩演绎，荣登本届“白玉兰”主角奖榜首。陈少云不但在唱腔、身段和念白上体现出鲜明的麒派特色，更在人物塑造上充分显示麒派“演人物”的艺术特点，无愧于当今“麒派掌门人”的美称。

陈少云出身于梨园世家，9岁学艺，10岁登台。他继承了麒派艺术唱、念、做、打的一系列特色，特别是吸收了大量周信芳《萧何月下追韩信》的艺术养料。同时，陈少云根据人物地位的变化、剧情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人物性格，加大了动作力度。在表演中，陈少云大量借鉴和运用话剧技巧，大大增强了戏剧张力。如在萧何追到韩信的那一刻，他以话剧中“静场”手法表现，那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将萧何复杂矛盾的心理活动展示得纤毫毕现。

陈少云认为麒派艺术的精髓，是技能在于“节奏”，精神在于“创新”，无论是唱念还是做打都要在内敛与壮烈中收放自如。他形象地把麒派艺术喻为行云流水、变化多端的草书――既有严谨深厚的艺术功底，又挥洒自如、不拘一格、开拓创新。他认为，学习麒派，需要演员根据自身条件融会贯通、为我所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麒派艺术传承光大。

以裴艳玲、陈少云为首的老一辈艺术家为了戏剧艺术忘我献身的精神、德艺双馨的风范，将激励越来越多的年轻戏剧艺术工作者见贤思齐。

斑斓

纵观第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所有入围演员，呈现出鲜明的老中青三代演员各展风采的喜人局面。获奖演员中年纪最大的61岁，年纪最轻的22岁，可谓“名家宝刀不老，新秀层出不穷”。年轻的戏剧艺术工作者不断涌现，年轻观众不但喜爱时尚文化，且正越来越关注和喜爱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载体――戏曲。此度“白玉兰”，散放出当今中国剧坛创作演出繁荣旺盛、艺术江山代有人出、文化建设健康和谐的诱人轻芬。

近几届“白玉兰”有一个现象颇为引人关注，那就是某一剧种“一马当先”，该剧种演员“人多势众”。比如2007年的话剧、2008年的晋剧，都成为当年一道亮丽的景观。这道景观在本届“白玉兰”上得以延续，不过此次轮到了京剧――京剧演员9人入围，占所有28名入围演员的30％以上，且涵盖各类奖项。这与上海京剧近年来全力打磨精品力作、取得丰硕成果息息相关。

本届“白玉兰”新人主角奖被两位青年京剧演员收入囊中，25岁的杨淼和22岁的陈圣洁身手不凡，让人眼前一亮。

在新编京剧《诸葛亮招亲》中，杨淼借鉴小生、老生台步，融入小生唱腔，并改革了老生扮相，让观众信服地接受了这一个在以往舞台从未出现过的清新俊秀、卓尔不群的青年诸葛亮。这位高音亮丽、扮相清俊的女老生，从10岁开始学戏时就专工老生，对于这个行当有着清醒的认识：“女老生在唱腔上确有一定的独到之处。不过碍于生理条件，女老生在舞台表演尤其是做、打方面有较大的限制。如何扬长避短、充分挖掘施展空间，是女老生的一大课题。”杨淼是上海戏校的一名京剧教师，对于京剧教学，她也有自己的想法：“学戏除要有天赋悟性，最重要的还是沉下心来、勤奋刻苦。如今的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能来戏校学习，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作为老师，我们总在动脑筋让他们喜欢京剧、爱上京剧，这样才能让他们甘愿‘苦中作乐’。”

陈圣杰在京剧《鼎盛春秋》中扮演伍员，气质儒雅，唱做俱佳。在重头戏《文昭关》中，他充分发挥其嗓音清亮、行腔婉转的特长，将言派唱腔的迂曲回荡、缠绵幽怨演绎得恰如其分。谈及未来的理想，这位年方22岁的言派传人充满责任感：“言派在老生中比较弱势，同门屈指可数，流失的剧目也多。我希望能更好地继承言派剧目、拓展剧目。我还希望能有机会演出《曹操与杨修》。总之，我要让言派更‘流行’！”

纯白

2008全年共有86名演员参评“白玉兰”。他们来自全国各地31个剧团的60台剧目，包括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话剧、滑稽、粤剧、锡剧、婺剧、音乐剧、儿童剧共12个剧种。“白玉兰”始终秉持对所有地区、所有剧种、所有演员一视同仁的态度，保持着如同白玉兰花般的纯洁性。

凭借话剧《日出》中李石清一角而荣登本届“白玉兰”配角奖榜首的翟万臣，是总政话剧团公认的“台柱子”，他曾把金狮奖、梅花奖、文华奖等全国性大奖统统收于囊中。领奖台上，翟万臣发表了动情的获奖感言：“我要感谢曹禺大师写出《日出》这样的经典剧目；我要感谢总政话剧团和《日出》剧组所有人员的辛勤劳动、真诚合作；我还要感谢“白玉兰”的评委把这个奖给我。我一个评委也不认识，我向这些完全陌生的评委们表示深深的敬意。”翟万臣的一席话，代表了众多演员的心声，再次印证了“白玉兰”公平、公正、公开的办奖宗旨。

上海话剧演员郭京飞曾连续入围第17、18两届“白玉兰”，均止步于入围提名奖。此次他又以话剧《罗密欧与祝英台》第三度入围，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奖杯。

此次获奖的唯一一位儿童剧演员，是《古丢丢》中那个孤独却又快乐的女孩的扮演者镇亚荆。镇亚荆对这个角色非常偏爱，为此放弃了跟着家人定居香港的机会，一连作了20多场演出，即使身怀六甲仍然坚持着。

上海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严庆谷在去年把绝响菊坛近半个世纪的武丑大家叶盛章的拿手剧目《佛手橘》搬上舞台，用他的话来说，是“完成了一件自己老师都没有完成的事”。在剧中，严庆谷以精彩的丑行表演和出色的做打功夫，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另类英雄的形象。在获奖演员座谈会上，严庆谷谈到了作为武丑演员的艰辛。原来他的膝盖已经受伤，不能蹲下，无法再施展“矮子功”了。当他满怀苦闷找老师求教时，老师对他说：“师傅在你这个年纪早就不能蹲下啦――这，就是武丑！”

另一名获奖京剧演员郭睿h的一席话，更让人们为之动容。京剧太苦、太累、太寂寞，年轻的郭睿h曾一度想要放弃自己的演艺事业。然而就在下定决心的当晚，当她整理以往的演出资料时，看着自己的剧照和唱词，不禁泪流满面，失声痛哭，一夜未眠。斟酌再三，郭睿h实在无法舍弃自己所热爱的京剧，留了下来：“京剧带给我痛，也带给我乐。京剧，已是我一辈子的恋人。”

玉兰

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创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戏剧正向低谷滑坡。如今，随着戏剧的振兴和繁荣，作为戏剧权威奖项的“白玉兰”同样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同。奖掖戏剧表演艺术人才、促进戏剧艺术繁荣发展、增进全国和世界文化交流，这是“白玉兰”永恒的宗旨。然而，这朵名花同样随着艺术的规律和时代的发展，呈现出各异的姿态和风貌。

年年岁岁戏相异，岁岁年年花不同。

当戏剧处于低谷时，“白玉兰”给那些在戏剧岗位牢牢坚守、为戏剧事业默默奉献的人们以鲜花和掌声，为他们鼓劲、打气，给他们以信心、勇气，让他们认清自己及其所从事事业的价值，传承、保护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戏剧振兴发展时，“白玉兰”则通过表彰演员、评论剧作，努力倡导“德艺双馨”、“戏比天大”、“艺无止境”的理念，鼓励戏剧家尤其是青年戏剧工作者刻苦学习、砥砺技艺、钻研探索、创造进取，为艺术、为国家、为人民不断追求艺术和人生的完美，从而营造更有利于戏剧艺术繁荣发展的氛围和局面。从这一角度来说，如今“白玉兰”的作用和影响并不仅限于戏剧界。

2010年是“白玉兰”创立20周年，又适逢上海世博会举行。到那时，这株根深花繁的大树将以何种风姿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呢？

上海白玉兰戏剧奖组委会副主任吴贻弓表示，“世博”肯定是第20届“白玉兰”的最大主题。“白玉兰”要抓住“世博”的大好契机，利用“世博”的宽阔平台，展开与国际戏剧界的充分交流与紧密合作，将“白玉兰”的芬芳传播到世界，让中国戏剧的风采展示给更多的国际友人。同时，“白玉兰”将努力发挥影响力和号召力，吸引更多的优秀舞台作品在上海首演，让更多各地演艺人才凝聚到上海，共同提升上海城市精神的内涵和品位，促进和谐文化的建设，充分展示“白玉兰”立足上海、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风采。

回顾玉兰十九度，展望明年二十春。

愿白玉兰的芬芳随 “世博”的东风香飘四海。

小贴士（可以用白玉兰的图案）

“戏是我的天、戏是我的命、戏是我的魂、戏是我的根”，这是裴艳玲主演的新编京剧《响九霄》中的一段铿锵唱词。裴艳玲的手机彩铃也是这段，可见她对这段唱词的钟爱。在第6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艺术论坛上，裴艳玲由这段唱词开始向听众娓娓讲述自己从艺50多年来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