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作文家乡的变化精选(九篇)

第1篇：小学作文家乡的变化范文

论文摘要:文章区分了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乡村题材小说这三个概念，主张用乡村题材小说来囊括新时期以来全部的乡村小说创作，这既满足了乡村小说创作的实际需要，使这一文学流派能够科学、稳定、健康地发展下去，还对改变当下乡村小说批评的观念、方法和视角有着警示意义。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以农村和农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数量繁多，姿态各异，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以农村和农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在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上有过“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乡村题材刁、说”这几种不同的称谓，指称的不确定性与当时的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使得这一文学流派存在着众说纷纭、界定模糊、各抒己见的现象，不利于这一文学流派研究的深入。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后，这几个称谓往往被任意使用，很少顾及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新时期以来以乡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笔者认为“乡村题材小说”这一术语比较适合。因此，当下有必要对这三个概念进行甄别清理，为新时期以来的乡村小说找到一个合适的称谓，从而使这一文学流派的研究更加科学和规范。同时，随着中国越来越快的城市化进程，城市文学对乡土文学构成了巨大威胁，大有取而代之之势，甚至有人惊呼“乡土小说”将会灭亡。勿寸这一文学流派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厘定，使其科学、稳定、健康地发展下去，眼下就显得迫在眉睫了。

在以农村和农民为表现对象的小说中，在诸多概念中，“乡土小说”用得最多。鲁迅与“乡土小说”的关系是直接的。首先，他以(故乡》、(风波》、(孔乙已)等一大批精美的“乡土小说”创作对后来者起到了规范和号召作用。其次，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乡土文学”给以正式命名和对其一系列特点进行的理论概括无疑成为这一范畴的定型化和普遍化的重要依据。他在称许寮先艾、许钦文、王每彦、裴中文、黎锦明、李健吾等人的小说创作时说:.‘赛先艾叙述过贵州，裴中文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田除了鲁迅之外，周作人在理论上的大力倡导对于其成长以至蔚成流派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1923年的(地方与文艺》曾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因为无论如何说法，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道路。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正如以前在道学古文里一般，这是极可惜的，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学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这不限于描写地方生活的‘乡土艺术’，一切的文艺都是如此。’，冈后来的研究者大多以周氏兄弟的研究为基石，从不同的角度对“乡土小说”的概念进行新的界定:所胃‘乡土小说’，主要就是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日严家炎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解释了乡土文学，该条写道:.’乡土文学，通常指的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一部分小说创作。”从以上的阐释中洲门可以看出，无论“乡土小说”创作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乡土小说”这一历史的文学概念应具有如下基本艺术特征:一，特定的美学内涵和外延:以“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这两个内核特征作为其特定的美学内涵，以乡村生活为其基本描写内容，以农民为其主要观照对象;二，比较单一固定的主题格调:展示乡村的宁静、安详或批判乡村人的愚昧落后是其基本的主题表达;三，特定的情感特征:以既眷念又批判的情感体现出对乡土复杂难言的情感态势;四，特定的艺术表现手法: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其表现技巧。进入到新时期以后，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原有的“乡土小说”的艺术特征已不能囊括现实创作中全部的乡村}J、说了。有鉴于此，一大批学者对“乡土小说”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修正与厘定。“乡土小说”，不能仅仅单纯地看作是书写原乡情韵，揭示乡土地域风情的小说，只要作品中表现了一种乡土情结，乡土意识，都可以称作“乡土小说”。丁帆、金汉、陈继会、雷达、贺仲明等学者就持这种“乡土小说”的传统提法以囊括所有描写城乡生活的文学作品。虽然这一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乡土小说”命名的困境，扩大了“乡土小说”的内涵和外延，但笔者认为，“乡土小说”就是“乡土小说”，它是一个有着独特美学内涵的历史的文学概念。如果我们不顾历史的传承和现实的创作状况而对其妄加“改造”，不但遮蔽了“乡土小说”原有的“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这两个决定“乡土小说”存亡的内核性特征，还会使原有“乡土小说，’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这无异于取消了“乡土小说”存在的合法性。

“农村题材小说”是一个侧重题材范畴的概念。如工业的、城市的、军事的、知识分子的等等，是一个社会政治学的批评术语。如果说鲁迅的论述为“乡土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奠放了一块基石的话，那么茅盾的论述则为“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和研究确立了一个基调，并且成为批评“乡土文学”的重要依据。或许是因为茅盾的特殊身份和背景，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追随“乡土文学”的一般称谓，而是更着重“农村生活”这样的字眼。他在《关于乡土文学》一文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是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的展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予了我们。’，日茅盾在这里批评的是“乡土文学”缺少的是“革命性内涵”，而这又正是因为缺少进步世界观的指导。作为一位革命现实主义作家，茅盾期待把这些明确的思想和生活内涵纳入“乡土文学”，以拓展其表现的生活领域和艺术视野，从而起到配合左冀文学革命运动。其后40年代，大盆的“乡土文学”创作基本上以茅盾的理论为指导。“乡土小说”抹杀了其“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的特征(只有赵树理除外)，与“农村题材小说”合而为一了。这些作品描写了农民从个体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转变的全过程，为当时的社会变革与政治斗争寻找合理的注解。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千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与骤雨》是这一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的典型代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学被划分为各个题材领域一一对应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农村题材小说”代替了“乡土小说”，成为宣传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农村阵地。就连主张用宽泛的“乡土小说”概念来涵盖中国现当代乡村生活小说的丁帆也认为:“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大量反映农村社区生活的作品，是不能称其为乡土小说的，充其盆亦只能是一些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失去了作为‘乡土小说’的重要美学特征—风土人情和异域情调给人的审美辰足。’可以说“农村题材小说”是一个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概念，是一个烙上了强烈政治色彩的社会政治学用语。实在和文学相去甚远，因此不宜用它来充当涵盖新时期以来所有乡村小说创作的概念，应该放弃使用这一概念。

“乡村题材小说”中“乡村”是一个中性词，意指作家言说的客观对象，以此来区分“乡土”和“农村”这两个经过文学言说而被赋予了特定意义内涵和价值的“想象性构成物”。相比于“乡土小说.，，“乡村题材小说”既有较长的存在历史，又未在其存在过程中形成特定的内涵规定与外延限制。它是一个站在城市与乡村这样一个大视野层面上的观照，可以涵盖“乡土小说”和“农村题材小说”的一个称谓。凡是以乡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小说都可称作“乡牛创预材小说”。可以看出，使用“乡村题材小说”这一概念是和当下中国的现实相一致的，符合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小说的发展趋势。赵园、段崇轩、周水涛等许多学者现在已开始使用“乡村题材小说”这一概念。本文认为涵盖新时期以来以乡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乡村题材小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概念，主要是出于其内涵和外延实际变化发展的考虑:

首先，“乡村题材小说”比“乡土小说”具有更加广阔的内涵和更加开放的外延。在传统的界定中，“乡土小说”主要指以农村包括乡镇生活为题材，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与地方特色的小说创作。虽然不同的学者对“乡土小说”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但纵观所有’‘乡土小说”的概念，我们不难看出，强调“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这两个内核几乎是所有乡土小说史家都坚持的。然而，随着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同步发展，新时期以来有许多描写乡村的小说并不具备“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首先，有相当一部分小说虽然以乡村为描写对象，但小说并没有显示出某种乡土气息。例如，(分享艰难》、(大雪无乡》、《年前年后》、《天下荒年》等作品描写了乡村生活，但这些小说的艺术魅力不是来自于乡土风情，而是来自于对复杂的现实生活的精确展示和对人们所关注的现实矛盾的精辟分析。其次，还有一部分以农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描写农民在城市的打工生活，展示农民在城市中的悲惨遭遇，故事基本和农业生活无关，已经无法展示出乡土色彩了。如(到城里去》、《白菜萝卜)、《民工》、《泥鳅》等。最后，80年代后期，以马原、余华、残雪、苏童、格非等人为代表的’‘先锋小说”作家的“先锋小说”往往只把乡土作为一个背景，一个故事发生地而存在，这些作品大多依托西方文化观念和哲学思想对社会人生进行形而上的思考，自然忽略了对乡土地域色彩的表现。如(虚构)‘(一个地主的死}‘(山上的小屋)、(米)、(敌人)等小说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可见，“乡土小说”已无法涵盖以上这些小说的内涵。再从外延来看，传统“乡土小说”的外延是农村，其地域范围至多扩大到县一级的小城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小说的地域范围发生在城乡结合带，甚至是城市。如刘醒龙的小说(白菜萝卜》和鬼子的小说《瓦城上空的麦田》等。因此，“乡村题材小说”所要面对的“乡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而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变化性的广阔空间，这既包括原有的广裹乡村原野，又涵盖了正在城市化发展的小城镇及城乡结合部，甚至是城市空间。同时，作品所面对和表现的“人”，也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还包括了那些长期游走在城乡之间的企业家、知识分子、乡镇千部、艺人以及那些还未来得及脱去“土”气的城市农民。例如(年前年后》、《分享艰难》、《乡长》、《扶贫》等一大批‘.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展示了“乡镇干部”这一特殊的文化群体在农村的生活，而(白菜萝卜》、(都市里的生产队》、(败节草》等一类作品所描写的是农民以不同的身份在城市中的生活。

其次，“乡村题材小说，"t匕“乡土小说”包容更加“多元”的主题格调。传统的“乡土小说”主题内涵比较单一，基本是在静态的乡村生活中展示乡村的宁静、安详，或批判乡村人的愚昧落后。作家们是站在乡村外审视乡村的，以启蒙和政治改造作为书写乡村的基本姿态是明确而稳定的。新时期以来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日益被城市吞食，城市文明日益进逼乡村，城乡之间的影响日渐加深，乡村不再成为封闭自足的叙事资源，“‘乡村题材小说”由此呈现出更加“多元”的主题格调。虽然像《清水洗尘》、《梅妞放羊》、(孕妇和牛》、(清洁的日子》等作品在封闭自足的乡村书写中显示出传统“乡土小说”的品质，但更多的作品显示出的是更加丰富“多元”的主题格调。《陈免生上城》、《老井)、《黑骏马》等作品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愚昧落后，对农民身上固有的劣根性进行了批判。(人生》、(平凡的世界》、(哦，香雪》等通过对两种文明冲突的描写，表现出现代化给乡村带来的巨大影响，以及乡村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暴露出来的缺陷。(大树还小》、(黄昏放牛)、(九月还乡》等作品展现了乡村因经济劣势导致的文化劣势，表现出对乡村文化的严重担忧和焦虑。(乡村情感》、(黑蜻蜒》、(跪乳》等作品在批判城市道德时虔诚地讴歌传统美德的乡村文明，表现出很强“文化守成”倾向。(瓦城上空的麦田)、《神木》等作品展示出城市的冷漠无t清，金钱对人心的腐蚀，表现了城市空间下农民异化的现代性主题。“乡村题材小说”主题“多元”的格调还体现在作家“价值依托的多样化”。“价值依托的多样化”在此“既指乡村小说创作的核心价值依托的多元化，又指乡村小说家个体在具体创作时对多种价值意识的兼容并包”。圈例如，从(黑蜻蜓》、《跪乳》等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家们对“仁”等传统道德精神的眷念，而(乡村情感》、《天下荒年》等作品既认同在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和十七年阶段形成的以“革命精神”为核心的价值意识，又认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人文精神;(歇与山庄的两个女人》、《城的灯》等作品则对城市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认同。总之，新时期以来的“乡村题材小说”具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更开阔的视野，“乡村题材小说”呈现出更加“多元”的格调。

再次，部分“乡村题材小说‘’的乡土情感与“乡土小说”的情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乡土小说作家大多来自乡村，因此有着城乡两方面的人生体验。一方面，乡村传统文化是自我得以确立的根本，他们不可能轻易割断与乡土的情感联系，在文化上也难以逮然摆脱乡土的影响。另一方面，城市文明又远远优于乡村文明，对于经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这些作家来说，认同本土文化意味着肯定自身生活方式的低劣与不合道德标准，因此形成了他们对乡土的双重姿态，即既眷念又批判。新时期以来，时代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乡村小说作家对乡土的情感也随之改变:一，情感空缺。余华、苏童、格非等一批出生于60年代的作家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他们缺少乡村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作品中的乡村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非现实中的乡村，他们不关心乡村本身的存在，小说只寄托着某种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因而在他们的创作中基本上不对乡村倾注情感。二，情感变异。长期以来，乡村小说作家始终对城市怀有一种仇恨的心理，这是由于他们在思想上不能适应城市文明而形成的。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作家们对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城市文明不再一味地排斥，而是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逐渐意识到城市化将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三，情感超越。李洱、韩东、毕飞宇、魏微、红柯等更新一代作家的作品已超越了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显示出更现代的创作理性。(石榴树上结樱桃)、(扎根》、(玉米)、(一个人的微湖闸》等作品用一种“个体”言说的方式，叙述自己的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精神感悟，描绘生活的本真状态，表达着自己的切身感受，传达着各自的价值判断，在更为广阔的层面上叙写着中国的城乡关系。

第2篇：小学作文家乡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文学泛娱乐化；乡土文学；必然联系

随着网络文学的不断发展，文学出现了泛娱乐化的现象，现如今的诸多文学作品都是在网络上进行传播，网络文学已经逐渐开始占据文学发展的主流地位，而随着文学泛娱乐化的出现，对传统的文学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冲击，尤其是对乡土文学的冲击最为严重。在网络文学不断发展的今天，乡土文学已经逐渐出现了衰微的发展趋势，可以说，文学泛娱乐化与乡土文学衰微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微妙感。

1 文学泛娱乐化的现象及发展

文学泛娱乐化，最初是从网络文学开始的，起因是刚刚以子公司形式独立运营的腾讯文学宣布，将开展一系列“泛娱乐”文化产品的开发。所谓“泛娱乐”的文化产品，就是指由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游戏等。时下由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文化产品越来越多，而伴随着网络文学付费阅读产业链的初步形成，继盛大之后，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巨头也都相继冲了进来。网络文学发展十余年，网络文学作家的高收入早已不再单纯依靠小说本身，小说背后的产业链开发才是网络文学发展的关键。无论是把小说改编成游戏，还是改编为影视作品，抑或进行其他同名文化产品的创作，网络文学跨界深度合作后的市场，无疑是其更为强劲的增长点。

2 乡土文学衰微分析

乡土文学的进程，其实伴随着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它的第一个意义是记录；另一个更重要的意义是揭示、反思，以及深层的文化思考。乡土看似描写乡村，其实它的身上，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现当代任何一位以乡土文学为题材的小说家，几乎都无法完全回避关于现代意识和外部世界对乡村的影响。但是，不管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家对现代文明取何种态度，可以肯定的一点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并非封闭的“乡土文学”，这一题材的文学类型，总是直接或间接应对着现代文明的挑战。

然而，目前写乡土的作家越来越少，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期后，乡土文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进入衰微状态。近年来，乡土文学呈现出严重的叙述取代描写的趋向，乡村的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情正渐次从乡土文学里退隐。

3 文学泛娱乐化与乡土文学衰微之间的必然联系

从古烁今，文学的发展趋势就在不断的变化，而在当今的文学发展态势中，从最初的青春文学，到如今的浪漫主义文学，其中都散发这泛娱乐化的气息。随着网络文学的不断发展，网络文学的潜在应用价值被不断挖掘，目前娱乐市场中，大量的电视剧和游戏都由网络文学改编而来，网络文学的强大读者群，造就了如今的电视剧业和游戏产业的再一次辉煌。随着文学泛娱乐化程度的逐渐加深，在当今的文坛中，娱乐化的发展态势愈加明显。

而随着文学泛娱乐化现象的出现，使得大量的严肃文学以及大众文学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其中影响最为严重的要属乡土文学，乡土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尤为繁盛，在乡土文学作品中，详尽描述了乡土人文气息以及自然风光，在阅读乡土文学作品时，往往会给人以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而在城市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乡村气息逐渐衰落，乡土文学作家无法接触到乡村和大自然，所创作的作品无法与读者形成共鸣，这样的文学作品失去了本身的淳朴。同时，在现今的社会中，快餐文化开始出现，人们无法花费时间去了解乡村生活，自然对于乡土气息浓郁的作品无法深入的了解，这就造成了乡土文学作品市场的衰糜。但是造成乡土文学逐渐衰微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作家对现实的把控能力不足，在思想上无法做到独立，在文学性上缺乏钻研，这是乡土文学出现衰微的最根本原因，而文学的泛娱乐化是加快了乡土文学衰微的速度，其不可以说影响不深，但是也不可以说是没有影响，而正确的说法可以归结为乡土文学的衰微与文学泛娱乐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4 应对文学泛娱乐化的对策

乡土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应该得到有效的延续和继承，而要想使得乡土文学得到发展，就需要对文学的泛娱乐化现象进行有效的治理。文学泛娱乐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乡土文学的创作风格出现了改变，这种娱乐化使得乡土文学作品中的内容更加的风趣，其中生活气息较为浓重，而在娱乐化发展的同时，由于把控力度的不足，使得泛娱乐化现象开始出现，乡土文学作品中的内容也出现了质的变化。文学泛娱乐化使得乡土文学作品由通俗走向了庸俗，这是文学娱乐化的败笔。

乡土文学要能够对社会生活形成一种反映，而这种反应可以通过娱乐化来表现，但是其根源必须还是立足于实际生活。而文学泛娱乐化使得乡土文学的社会性降低，严重偏离了社会生活，乡土文学内涵也变得庸俗不堪。要想改变这种现象，就要对乡土文学泛娱乐化的症结进行有效的分析，从中找出关键的问题，采取有效的对策来对文学泛娱乐化进行有效的控制，使其恢复到原有的文学发展态势。

当然，乡土文学可以通过娱乐功能带动其他功能发挥作用。优秀的乡土文学并不回避、削弱文学的娱乐性，而是通过发挥娱乐功能，更加有效地实现乡土文学的认识、教育等功能。因此，文学娱乐性的正常发挥与“娱乐至死”的文化价值观有着本质的区别。

乡土文学必须从社会的进步发展中获得自身进步发展的热情和动力，也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回归乡土文学自身，充分实现文学推动社会进步、改造世道人心的功能，实现乡土文学的审美理想。实际上，这也正是乡土文学破解“娱乐至死”、防止娱乐化倾向的正确途径。

结束语

总而言之，乡土文学衰微与文学泛娱乐化有着必然的联系，可以说文学泛娱乐化直接造成了乡土文学的衰微，而要想改变这种现象，就要求采取有效的措施对文学泛娱乐化进行改进，端正文学的娱乐化功能，同时乡土文学也要在立足社会生活背景的基础上，恰到好处的利用娱乐功能改变乡土文学作品的创作手段，增加乡土文学的娱乐气息，从而推动乡土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权雅宁.论新时期文学的世俗化审美追求[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2]李春青.在消费文化面前文艺学何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第3篇：小学作文家乡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贾平凹；乡村意象；转变

贾平凹早期的乡土小说呈现出一种清新自然的田园牧歌之风，对山地野情的歌诵、对乡间纯朴民情人性的赞美是他小说创作的主题。但是到了后期的小说中，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现代乡村衰败态势的描写。同样是一个商州，在《商州三录》里原始、美好；到了《怀念狼》时，却是满目疮痍。短短二十年，乡村里自然景观、物质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精神家园正逐渐丧失。贾平凹对此的感受是深刻而全面的。

一、从田园牧歌到乡村荒野

对山地乡土的咏吟是贾平凹前期小说的主题，其中《山地笔记》最具代表性。小说里营造出来田园牧歌的明丽清新的风格，商州世界绚丽多姿的山川风貌，成为一幅幅浓彩风景画。乡村的山水、清泉、河渡、人事无不充满着前工业时代的无污染状态的纯静与宁静。

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总结出乡土小说的三大文体特征是“三画四彩”。他认为，“风景画可以被理解为承载乡土小说美学风貌的重要母体，是乡土小说赖以生存的巨大审美理由。” 【1】

自现代文学开始，地方色彩便成为乡土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周作人最早提出“乡土文学”的主张，他强调不同地区文化的差异性。丁帆指出“从周作人、王伯祥到鲁迅，对乡土小说最初概念的阈定，即把 ‘地方色彩’和‘风俗画’作为最基本的手段和风格。” 【2】

这里乡村指的是某一地域内特殊的自然景观、风俗习性和文化精神等方面的融合。这样的山水画面，乡村生活图景和文化精神面貌在20世纪乡土小说中丰富多彩：鲁迅绍兴老家的温馨、纯朴平和的净土；废名的灵秀古朴、冲淡平和、清新素雅的小镇；沈从文秀丽、旷美、宁静的湘西边地；孙犁清新的荷花淀；汪曾祺幽静、亲切的苏北高邮；李锐厚重、朴质的吕梁山；莫言原始、粗旷的高密东北乡；张炜的奔放、自由的野地；贾平凹浑厚的商州山水……无不倾诉着中国乡村的博大精深。

“不同的地理环境制约着各自的风情民俗的不同，保持了各地文学的存异。” 【3】商州地处秦岭腹地，南接楚地，北入关中，正是南北文化的分水岭。正因为如此，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既有北方文化质朴雄浑，又有南方文化的清秀诡异。贾平凹在对商州历史文化的揭示中，将地域的历史文化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思考。因此，透过商州这一历史文化形态，可以窥见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内涵。从商州的历史文化演进过程中，窥见中华民族文化的演变过程。

如同其他的农裔作家一样，贾平凹有着浓重的故乡情结。贾平凹涌动在心底的故乡情结便常借助异常美丽的明月、山石、林木、河流、白云成为他倾诉内心情感的对应物，整合进他对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人神共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理解中。山村古寨、溪水明月、茂林野地、古寺道观、乱崖渡口，参天古木、山地人家等秀美的景观跃然眼中，在《远山野情》、《天狗》、《小月前本》、《古堡》等小说中常常可以看到。

贾平凹的乡村地域景观风貌各不相同，有的清新，有的蛮荒，有的古朴，有的宁静，有的神秘，有的丑陋，但都透露了山野自然的气势。幽静凄清的月和轻柔神秘的水，构成贾平凹小说常见的意象，他最喜欢的女性常用小月、小水、香香命名。将一个山地女子柔美、善良、纯朴之气栩栩如生的描绘出来；除了柔情似水的女子还有山野纯朴、纯洁的爱情；最具代表性的水是州河、丹江、汉江等河流；最有人情味的是浪里打滚的山里汉子和漂流河水之上的情歌。

在1983年前后，贾平凹小说风格发生了变化，由空灵、轻巧、优美转向了平实、稚拙、朴素，并且渐渐雄浑苍凉、意蕴混沌与驳杂。贾平凹将目光转向了探讨新型社会结构和经济变革对商州的冲击，城乡冲突正式进入他的视野，贾平凹开始转向了对农民的心理结构变化的关注，转向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冲突与不和谐的关注。这种转变早在寻根文学之中已初见端倪，到了90年代之后更为明显。

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曾说：“日益尖锐起来的城市生活和乡村对比，不久就要在乡土小说中反映出来了。” 【4】今天的中国，也正好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时期，农业经济结构的改变，两种文明的转换，给乡土小说创作带来了无穷的资源和发展的契机。同时也给作家带来在大时代面前前所未有的茫然、困惑。贾平凹一直在担心：“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和浮虚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尚实利世风的萌发呢？” 【5】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古老的商州和外界逐渐沟通起来，外面世界的变化冲击着传统的农耕文明，地质队、电影剧拍摄组进山了，带来新的观念；商船商队跑的更远了，带来城市的新衣服、新观念；电来了，车来了，商州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物质文明的改变使人的心理发生了变化。深山人一日日刁蛮起来，卖山货帐算得极精细，遇到陌生人漫天要价。豆腐里搅包谷面，辣面掺谷皮，白菜里冻冰，待人越来越不诚实。山里的人情渐渐淡了，话里不是挖苦话、牢骚话、奚落话，就是刻薄又尖酸的话。外在的冲击与传统的积淀中丑的东西相结合，滋生出新的丑恶。这种情况在90年代的长篇小说中俯手皆拾。《土门》中仁厚村到处充斥着疾病、丑陋、争吵。《高老庄》里乡村小路变得尘土飞扬。在谁砍谁得的利益驱动下，太阳坡被封育十多年的山林，在人们的疯狂砍伐中一夜之间消失殆尽。乡村的失衡首先在人心态的失衡，人性的沦丧，使乡村生态随之失衡。同时，水土的变化，人与自然的疏离而导致的人种退化，生育将成为新的困境。

随着作者这种忧虑的加剧，自然生态的恶化在《怀念狼》达到极致。《怀念狼》在开篇说：“这仍是商州的故事。”但是1999年商州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彻底改变了人对同类与异类态度，人伦的温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生存状态已不复存在。商州呈现的是惊世骇俗的荒野景观。同一片土地，有一边听着《二泉映月》一边从活牛身上现取器官烹食的凶残而虚伪的食客；有表面朴实厚道夺取金香玉时狡诈的巧取豪夺的山民；有对狼群赶尽杀绝的山民们。

乡村的失落从《土门》中土地的消失，到《高老庄》中故乡的失去，再到《怀念狼》中和谐的失去，到《秦腔》中终于演变成了村庄消失，不仅是自然景观的破坏，而是乡村伦理道德的全线崩溃。

二、从现实描摹到文化重建

“文学意象的创造，最终目的在于传达作家之意。” 【6】乡村这个大意象在贾平凹构建的文化家园之中具有明显的变化特征。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的动态发展来看，总趋势是由展示乡村外在的生活向追求人内在精神价值的转化，到人主体精神的建构。由对乡村牧歌纯美人性的赞美、对改革开放的欢迎与拥护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生存困境和乡村历史文化未来的反思。贾平凹90年代以前的作品中，《商州三录》、《古堡》、《小月前本》、《天狗》、《浮燥》等，就其整体而言，是侧重于对社会现实、历史文化的展示，写实性更强一些。90年代之后的四部乡村为主题的小说《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秦腔》侧重于作家主体精神的建构。虽然写的仍是乡村现实生活、历史文化的真实描写，但这个乡村已经不是客观现实的乡村，而是借以构建作家文化理想的载体，是主体想象性的表现。

1.现实心态的裂变与错位

贾平凹在80年代初的创作包括《商州初录》、《小月前本》、《商州》、《鸡窝洼人家》、《浮燥》等。这些作品真实的描述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和观念、情感和心理的历史蜕变的历程。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改革时代，原有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在物质的诱惑面前急遽变化。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一方面热衷于描写这种社会变化的实况；另一方面热衷于揭示文化的社会、历史、文化、思想等诸方面的原因。贾平凹很显然受到影响。在反思文学中创作了《镇夜店》、《夏家老太》等小说；在改革文流之中，创作了《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浮燥》等反映农村社会改革小说；在寻根文学中创作了《太白山记》等小说；在传奇文中，创作了《白朗》、《地》等土匪系列小说。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创作，他是要“以商州作为一个点，详细地考察它、研究它，从而较深地去感受中国农村的历史演进和社会的变迁，以及这个大千世界里人的生活、情绪、心理结构的变化。” 【7】 《商州初录》是个富有异趣野情的山野世界，充满了原始的、纯真和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商州初录》以清新急切的笔调，掠景一样扫过整个商州，讴歌了改革和经济进步。

《浮燥》是贾平凹创作的一个里程碑，是商州系列里的集大成之作。浮燥，是一种时代心态，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普遍意识。”是由于“主题意识的高扬和低文明层次的不和谐。” 【8】 所产生的时代心理失重，其本质表现为狂燥、自信、惶惑不安。浮燥与燥动在金狗和雷大空两上人身上有充分、具体的体现。他们都具有顽强的农民意识，所不同的是金狗的心灵蜕变“具备某种比较开阔的社会目的性与自感神怪的历史拯救观念。”而雷大空则是“一个无敌而自信的以毒攻毒的殉葬者。” 【9】

《浮燥》是现实与历史、传统与文明，还有人的精神、生命、道德、理想等各种因素的一种综合。它既是变化的过程，也是阻碍进步的一个因素。新的心理社会结构在骚动的社会情绪中潜在的重建着，浮燥过去必定是对心理建构的更高层次的追求与呈现。

2.人性美的追求与重建

贾平凹《远山野情》《人极》、《黑氏》等小说的创作重点在于追求人性美及其回归的过程。如香香、吴老三（《远山野情》）、黑氏（《黑氏》）等人。这种觉醒和回归不是自觉独立的完成的，而是在特定的时期，由于经济的增长和人地位的改变，才有了可能性。

《黑氏》里黑氏一步步的觉醒。它真实的告诉我们，哪怕是一个卑微的人，在艰难困窘中也不停的伸张着人的本性。《远山野情》中的香香迫于生计不得已以自己的身体换取夫妻苟活的贫乏的物质需求。在遇到吴三大以后，她终于毅然地离开了跛子，寻找失落的人的尊言，她生命中人性美的勃发，是超越自我的新生。

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对本身的超越。80末到90初贾平凹的一组写土匪的地域风情小说，包括《五魁》、《白朗》、《地》、《晚雨》等，具有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叩问的意义。这些作品的核心问题是人为什么活着？人应该怎么的生存？贾平凹在这一类作品中，开始了由社会外在形态探寻人的内心状态，对现代文明冲击之下的人心理裂变和自我意识的完成进行思考，渡过这个困惑与追寻期，到1993年《废都》的出现，贾平凹开始进入更深层面的关于乡村、城市；历史、文化，民族与家园的整体建构系统。

3.乡村传统文化的建构

90年代以后，贾平凹小说中的乡村叙事转向了对乡村文明、乡村文化的思考和重建之中。《土门》展示的是中国乡村文明困境；《高老庄》展示的是中国乡村文化的衰败，《秦腔》展示的是乡村的道德伦理的丧失。乡村传统文化的衰败与贾平凹的家园情结连接起来，从传统文化构建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土门》写了一个即将被消灭的城乡结合部的村庄。仁厚村不可避免的被消灭的命运，正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之中乡村被逐渐消灭的一个缩影。如果说在《浮燥》及商州系列里，农民的心理结构受经济改革和城市文明的冲击，趋向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那他们仍然是在保有传统的乡村文化伦理的基础上，在生存的压迫之下所做出的自觉性选择：摆脱贫困的生存现状，人的自我尊严和人的价值借助经济地位的提高得到实现。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这种自觉追寻的土壤已不复存在，而是裸的逼迫与占领。现代化必然使固守传统乡村文明的人们付出惨重的情感代价。在仁厚村人的抗争过程中，现代化不仅以强迫的方式改变着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存空间，而且以强迫的方式使抵制它的人们在文化价值观念上有着巨大的改变。这才是传统文明与文化真正失落的表征。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乡村代表着落后，仁厚村的消灭可谓说是历史的必然。在矛盾之中，贾平凹提出新的命题，那就是农民自我更新的问题，农民如何保有传统文明散发出的魅力，使农业文明继续下去？如何在社会实践层面解决农村农民的问题？贾平凹在双重的批判之中，对乡村文明的魅力仍保有极大的热情。他意识到乡村文化的发展，需要异质文明的输入才可能有换血而后重生的希望。

《高老庄》中的高子路就是抱着这样换种计划携高大的后妻西夏返回到高老庄的。但是他面对的却是近乎琐碎的日常生活；他想替人排解困境却无能为力。他的矛盾与痛苦正揭示了民间传统文化的复杂性。高老庄里除了高子路所代表的正统的儒家文化传统之外，还有西夏所代表的有生命力的外来文化，和苏红代表的现代都市实用主义功利文化及胡迷叔和石头等代表的乡村神秘主义文化和蔡老黑代表的民间侠义文化。现代与传统、主流与民间各种文化汇集在乡村，各种文化之间矛盾冲突和各种文化内部的冲突与变迁，正是中国当代语境中文化的困境。乡村承载了这些困境。作者试图在这个大的融炉中将他们整合、转化、迁移，从而形成崭新的乡村文化。

《秦腔》所展示出来的是一幅乡村败落史，正如洪治纲所说：“《秦腔》写的是一座从精神到物质，从伦理到人性完全废败的村庄。” 【10】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象征，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秦腔既无力承担文化隐喻的重任，自身也难保，由人们的精神食粮衰退到无人喝彩的地步。其盛衰都反映了贾平凹极为复杂的心理特征。他在后记中说：“为故乡树一块碑子。”【11】应该说从《土门》对乡村文明失落的追问，到《高老庄》里传统文化的衰败和各种文化之间的交融与困惑，到了《秦腔》里，乡村已经呈现全面衰败的态势。“行将消失的棣花街啊，行将消失的乡村再也找不到精神的故乡。农村真的会消失吗？消失之后又会怎么样呢？” 【12】

4.天人合一的祈歌

《怀念狼》是贾平凹创作于1999年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从人类生存角度，探讨了人自身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危机，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者以寻找狼，保护狼为契机，一方面表现人对传统乡村文明的依恋；另一方面表现出人类现代性祈求正结出灾难性的恶果的现实。贾平凹将关注点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转向了对人类生存危机进行审美观照。在人类生命力萎缩，人种退化的生存危机面前，如何为现代人类找到一条摆脱危机的自救之路？贾平凹在人与自然的对抗关系中，对以人为中心的人类生存提出了质疑，打狼、保护狼、投放克隆狼，人类征服自然和保护自然环境，都是以人类为目的、为中心。然而人类能主导一切吗？大熊猫繁殖基地里大熊猫生育的失败和养殖专家的发疯给我们敲了一个醒钟，促使我们在有关人类生存危机和环境恶化盛世危言之下，探索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存在的可能性。

纵观贾平凹小说中乡村意象的转变，究其原因与贾平凹个人审美意识与世界观的变化分不开。尤其是90年代以后，贾平凹倾心于意象世界的营造，乡村意象由单一变得整体化、混沌化，各种意象群的设置也丰富、密实。他对现实生活的反思，热情积极介入但很多时候又颇显介入的无力，对传统文化的追问与家园重建的努力却以微茫的希望结束。因此，他更倾向于以更生活化、日常化的叙事手法展现乡村世界的裂变、人性的丧失、和价值伦理的失范。多种杂乱的想法汇集在一起，左突右冲却始终找不到突围的出口，于是，只有极大限度地将信息浓缩在文本之中，结构设置上因此便由早期的清晰、疏朗变得密实、厚重，并极有爆炸的可能。这既是贾平凹的一个主动选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他的困境和困惑无处解答的表现。

注释：

[1][2]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2，14.

[3]贾平凹.静虚村散叶[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157.

[4]转载自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

[5]贾平凹.变革声浪中的思索——《腊月.正月》后记[J].十月，1984（6）.

[6]韩鲁华.精神的映象--贾平凹文学创作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92.

[7]贾平凹.《腊月.正月》后记[M].北京文艺出版社，1985.

[8]贾平凹.浮燥[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321.

[9]周政保.浮燥：历史阵痛的悲哀和信念[J].小说评论，1987（4）.

第4篇：小学作文家乡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乡土校本教材；选择和使用；课程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2）03-0016-01

临泽乡土校本教材，是一套非常优秀的本土化教材，内容均来自于本县的人文、地理、风情、景观，对学生了解家乡、认识家乡，增强热爱家乡的情感，提高文化素养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为了使这套教材实现教学效益的最大化，我们要求一线的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灵活应用教材，努力运用多种教学策略创造性地选择和使用教材，以此来弥补国家教材和地方教材的空白，拓宽学生的视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一、学校在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中突出“三个为了”

即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是为了学生的发展、是为了教师的发展、为了学校的发展。经过一年多的尝试与实践，学校呈现出喜人的变化。

（一）学校在变。学校办学理念在变，教学内容在变。“科研兴校”与“特色办学”已成为学校的发展趋势。

（二）教师在变。教师的教学思想在变，教学行为在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在不断提高。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教师主动学习的积极性高了。参与教材开发等，必须学习新的知识，学习新的教育理论，更新教育观念，从而提高了结合学区为创建“书香校园”启动的读书工程，教师通过参加学习，教育理论水平得到提高，为教材开发奠定了基础；二是课堂教学方式有了突破。研究校本课程不同于必修课的教学方法，教师通过学习，在教学方法上有了突破，改善了课堂教学方式；三是教师通过指导学生开展探究性学习活动，加强了学法指导，改善了师生关系，提高了教学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四是教师分析问题的能力得到提升。案例分析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教师们集结在一起，就某一个案例进行商讨研究，各抒己见，各种思想火花碰撞、融合，提高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育了团队精神；五是组织开放式教学，与家长、与社区沟通，扩大了信息来源，开阔了眼界，增强了教育服务意识。

（三）学生在变。学生反映在学习中的突出变化在于：学习兴趣增强了，学习积极性上来了，对身边的事关注多了，说话有了主题，也有了内容，学生的综合能力明显提高了。

二、文本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突出了学生这个主体

引导学生将课本的学习与课外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是新课程标准的重要理念。乡土教材由于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和特殊性，如果仅仅采用传统的讲授法、灌输式的学习方式可能只是涉及了我们乡土文化的毛皮，也难于调动起学生对本部教材和乡土文化的兴趣。为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根据各单元教材的内容引导学生采取文本学习和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学习形式，以求全面理解授课内容。

阅读文本，教师主要采取忆、读、议的方法学习。如学习《美丽的风光》一单元时，引导学生向自己的父母了解一些家乡的原貌，对有关旅游胜地的，我们可以利用春游、秋游等活动组织学生参观游览；进行小组交流，通过回忆对比家乡的变化，让学生们激情倍增，也为自己家乡的变化感到自豪；读教材中一些描写家乡特色景区新貌的章节，通过富有情感的朗读，使学生对家乡发展感到欢欣鼓舞，对家乡的明天充满希望；最后，学习小组针对教材内容进行议论。如：你还知道家乡哪些变化？你最喜欢家乡的哪一处景色？我们应以怎样的实际行动为美丽的家乡作出贡献？通过议论，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家乡变迁与家乡人民的努力、与国家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也更促使他们爱家乡爱国情感的萌发。

平时，要求学生通过看、听、游、记等方式，亲身感受乡土文化。如了解家乡的特产——红枣，我们就布置学生跟父母一起劳动打红枣、晒红枣、品红枣，通过亲身体验来了解红枣的生产过程，进而体验到劳动的收获与艰辛。

三、通过多种渠道拓展教材内容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说过：“教材只能作为教课的依据，要教得好，使学生受益，还得靠老师的善于运用。”这句话告诉我们，教材仅仅只是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源，教师对教材的使用应从实际出发，科学地处理教材，灵活地驾御教材，创造性地开发教材。教材只是我们学习乡土文化的主要课程资源，而不是唯一的课程资源。我们还在教学完各类课文时做适当补充、延伸教材，让学生更深入地感受了我们临泽文化，使学生的文化素养得到了更多的提升。

不管是旅游景点、家乡特产，还是风俗传说等，教材只是介绍了其中的一部分，对于我们生活在广阔天地里的学生来说，我们让他们通过向家长、有经验的老人咨询或网上搜寻等方式方法了解更多相关的内容。学校通过每学期搞一次乡土文化征文、出一期乡土文化黑板报、办一期乡土采风手抄报等策划和组织，让学生既开阔了视野，又提高了对学习乡土教材的兴趣，可谓是“一举两得”。

四、重视运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运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这也是一种“以人为本”、“以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基于一种对学生的尊重和教学生“学会学习”的有力保障。乡土校本教材是新课程理念下的教材，它不仅是一种文本课程，更是学生体验的过程；它不再只是知识的载体，而是教师和学生共同探索知识的过程。

第5篇：小学作文家乡的变化范文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乡土文学是20世纪世界文学中较为普遍的文学现象。而在台湾地区，“五四”以后亦曾诞生了受大陆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乡土文学，并于70年代成为文学主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台湾乡土文学在诸多方面对于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及其文学意蕴和艺术品格的塑造，都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然而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境遇，台湾乡土文学发展的道路崎岖坎坷，一路风雨一路歌，先后经历了日据时的萌芽发生期、1945年光复后至70年代前的萎缩困顿期、70年代到80年代的蓬勃旺盛期。

20世纪20年代中期，台湾新文学作为民族觉醒的一环，脱胎于台湾反抗运动史的文化抗争。这一时期的台湾，历史上属于严酷的日据时期，最突出的矛盾是两个民族之间同化与反抗同化、殖民化与抵御殖民化的斗争；加之在这一片落后的农业园地，传统的封建结构、道德观念体系未被任何东西触动，台湾人民陷于殖民统治封建压迫的双重痛苦之中，广大的台湾知识分子开始寻求社会文化发展的新道路。中华民族忧国忧民的精神传统，大陆“五四”运动的感召，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投入了实际的抗日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又运用文学作为武器开辟了反帝反封建的第二条战线。台湾新的“为人生”的文学的发生，是台湾民族化文学的发生，更是台湾乡土文学的发生。新文学的奠基者们――赖和、杨云萍、杨守愚、杨逵等最初的乡土之作构成了台湾新文学的源头。在民族主义、人道主义两大思想的引导下，台湾乡土文学一经诞生，就具有尖锐的抗议精神和抵抗色彩，“对民族战士寄以英雄般的歌颂，对弱小百姓抱以深沉的人道同情，对殖民者和帮凶给予愤怒的批判和讽刺。”社会历史背景造就了早期乡土文学的鲜明特征：它是直面现实、寄托血泪的；它是关怀乡土、争取解放的；它是追求全体民众的集体意愿而未抒发小知识分子一人之痛的。因此，它主要以思想和内容取胜。

30年代初，由于客观形势和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投身文学运动的人士越来越多，作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就在这时候，不少作家喊出了“到民间去”，“到农村去”的口号，努力促使文艺群众化，走文学大众化的路线，“使思想、文艺浸透于一般民众的心田”，创造真正属于台湾所需要的文艺。最早提倡乡土文学的黄石辉于1930年8月16日发表了《怎么不提倡乡土文学》一文，指出只有提倡和建设乡土文学才能真正产生广大劳苦群众的文艺，他呼吁“用台湾话做文，用台湾话写小说，用台湾话做歌谣，描写台湾的事物。”1931年7月24日，他又发表了《再谈乡土文学》，从语言文字的形式方面论述乡土文学。黄石辉的文艺主张是积极的，但却显得过于狭隘和片面，为此遭到一部分作家的反对，引起了一场关于乡土文学的论争，时间长达两年多，这就是著名的3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此次论争虽然偏向于文学的语言形式问题，但它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从文化角度上对民族意识与地方色彩的强调，以一个极具现代性的思考，把乡土文学与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方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乡土文学由此也构成了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主体。赖和、杨逵、吴浊流、朱点人、王诗琅等人地乡土作品，代表了当时乡土文学的最高成就。

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由于历史原因而导致了乡土文学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失语状态，不仅创作数量上大为减少，而且有些已经有所成就的作家放弃了乡土文学的写作，这种现象几乎持续到60年代。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50年代“文学”的流行，60年代现代派文学成为主流文学等等，乡土文学因而受到限制。但是，乡土文学确实是“压不扁的玫瑰花”，虽然从总体上来说数量骤减，但仍然有人在为台湾的乡土文学默默耕耘着。这一时期的重要乡土作家钟理和写出了长篇《笠山农场》；吴浊流完成了长篇《亚细亚的孤儿》；钟肇政创作了《浊流三部曲》等，这些作品都是视野开阔、具有历史的纵深感、浓郁的乡土风味的成功之作。

60年代，现代派文学成为台湾文学主流，乡土文学在这一时期处于潜伏之态。然而新的乡土作家也在悄悄中成长，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王拓等新一代作家以其独特的笔法引人瞩目，构成了一个数量极为可观的乡土作家群，形成了乡土文学创作的新高潮。他们的创作不仅表现了乡土文学的发展潜力，又透露出乡土文学从题材内容到叙述视角、艺术形式的悄悄的变化，为以后的乡土文学走向艺术的较高层次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70年代乡土文学的崛起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70年代的台湾，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社会的动荡，民族回归取代西化成为社会主潮，乡土文学对此立刻作出积极的反应，迎来了自己繁荣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创作以其时代特殊性牵涉到台湾社会的众多层面，引起了台湾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最终于1977―1978年引发了一场乡土文学论战。这场声势浩大的论战实际上是两种文化心理、两种文学主张的一次总交锋，已经蕴育潜伏多年。它首先表现为“官方”对“在野”的围剿，譬如将乡土文学说成是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乡土作家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以便将乡土文学纳入“赤化”的文学予以剿灭；其次，它表现为坚持爱国主义、民族意识、继承“五四”传统，发展现实主义还是逃避现实、极端个人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观念的对峙；再次，它表现为追随西方文化和坚持民族文化立场的大搏斗。论战最终以乡土派的胜利而结束，而这次论战也对乡土文学的创作影响深远，“它无疑把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传统接续起来，是台湾新文学史上重要的事件之一。”以现实主义为本质的台湾乡土文学在论战中得到复兴和发展，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使得60年代曾默默无闻的乡土文学取代现代派文学而一跃成为台湾文学主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70年代的这场论战，“是台湾新文学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学回归运动。这一回归，既是作家意识的觉醒，更是民族意识、社会意识的觉醒。”70年代活跃的乡土作家主要有陈映真、黄春明、王拓、王祯和、李乔等，他们创作了许多优秀小说，产生较大影响。如陈映真的《将军族》、《华盛顿大楼》；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我爱玛莉》；王拓的《金水婶》、《望君早归》；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李乔的《寒夜三部曲》等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色是，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拥抱大地，回归传统，关怀现实生活，关注乡土小人物的命运，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乡土文学代表着台湾文学健康的发展方向。”

80年代以后，台湾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和社会结构关系的多元复杂化，使乡土文学创作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正是沿着70年代那场论战提出的一系列文学问题的思考，而呈现出多元和分流趋向。从总体上来说，乡土文学从主流地位退出，与其它诸如政治文学、新女性文学、新生代文学等文学现

象一样，共同组成了台湾世纪末文学多元发展的格局；而从作家构成来看，纯粹坚持只写乡土人生的作家已不多见，作家们愿意跨越多种体裁，尝试多样艺术风格。在这其中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一些乡土文学加大了“文化”的分量，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或可直接领略中国文化的深厚与优秀，或可体味到乡野人生中仍然存在的文化冲突，或可明白作家运用现代精神去评判传统的陈规陋习的用心。肖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部小说无论在主题、内容、形象、叙事风格、文字运用上都体现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响，因而获得较高的声誉。

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境遇，台湾乡土文学呈现出与大陆乡土文学有所不同的发展和困惑，然而勿庸置疑的是，台湾乡土文学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它是在中国历史、文化大背景下由于局部地区的特殊际遇而形成的一个有特的文学现象。一方面台湾乡土文学与大陆母体的乡土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其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又呈现出独特的历史风貌。可以说，台湾乡土文学在中国乡土文学史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

二、台湾乡土文学在中国文学视界中的文化意蕴

台湾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决定了其乡土文学的社会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文学问题。从台湾社会思潮史角度看，乡土文学的社会文化等内涵同样十分丰富，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表征，台湾乡土文学所隐喻的意蕴远远超出了它作为一个普通文学思潮的意义。与此同时，由于较长时间与大陆母体的隔离，台湾乡土文学又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大系统中有着比较特殊的文化风貌。一方面，台湾乡土文学和大陆乡土文学共同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母体，二者拥有同一文化传统。尽管海峡的风浪阻隔了两岸人民携手共进，却无意中为中华文化提供了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各自发展的机遇。台湾乡土文学的现实关怀，与大陆乡土文学的文化关怀，形态各异，却又相互补充。作为对“中华传统人文关怀”的承袭，20世纪海峡两岸的文学既面临着共同的坎坷命运与历史境遇，又有着迥异的社会背景，然而两者的“乡土”精神，也由此从不同的侧面得以相互补充，戏剧性地构成了“大中国文学”和合的时空。另一方面，台湾在20世纪又经历了与大陆不尽相同的历史际遇和文化机缘，形成了自己某些衍生于母体的特殊景观及进程。因此，对于中国文学视界中的台湾乡土文学，我们应该运用“和合”的文化立场，“在多元共存、相互沟通的精神下，从客观的文学现实出发，探询不同背景下中国文学的歧变，以期对中华文化的整体有更全面的把握和更丰富的积累。”

20世纪以来，台湾就一直陷于不同的文化冲突之中，台湾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也一直面临着有关汉民族文化包容下的本土文化与外来各种文化孰优孰劣的思考与选择。而台湾乡土文学作为对文化冲突和文化选择最敏感的反映者，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一块乡土上文化的多元性以及相互的冲突与交融。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故园、重视人伦、与自然保持一体、与体力劳动紧密相连的种种特性，在台湾乡土文学作家的笔下有着鲜明的表现。他们或坚持民族文化的立场，尊崇乡土观念，赞赏笔下人物的草根性和传统性，倾情于一种传统的理想主义指引下的人生，以表达向传统的祭拜和回归；或不遗余力地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感异常强烈。与此同时，60年代以来社会的转型、西方经济和文化的入侵，对传统文化体系冲击甚大，台湾的乡土文学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相互渗透又杂然并存的局面，含有原始色彩的传统文化逐渐抵御不了现代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本土文化制约下的特有的人生型范被击碎。台湾乡土文学作家在描绘多种文化因素杂然并存的人生风景的时候，所面临的往往是现代文明与人性冲突造成的对价值标准的两难选择。

多种文化杂然并存的现象，打破了台湾乡村平静古朴的生活，传统的人情人性受到挑战，连处于原始文化形态中的山地民族的生活、道德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们不仅部分地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家园，放弃了人生的自由形态，而且由于都市文明的渗透，许多人出现了道德、人性堕落的状况。面对这一文化失范的局面，台湾乡土文学呈现出浓郁的“乡愁”情结。这种文化失范，既是“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曾表现过的重要内容，也是台湾60年代以来的乡土文学和大陆新时期的文学再次表现的重要内容。这几种文学都产生于新旧文化、东西文化激烈冲突的时期，作家面对着两种现实：一种是古旧的、传统的但不乏仁义、淳朴、人情、道德气质的现实，一种是崭新的、竞争的、开放的但充满唯利唯实观念的、轻慢情感、道德沉沦、人性堕落的现实。作家的理性可能倾向后一种现实，但情感却往往后顾，徘徊在前一种现实中不能自拔。他们一方面呼吁社会的进步和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又希望能避免“文明的代价”。这种对文明的困惑的心态，化作乡土文学中极其常见的对乡土情感的双重性：作为与故土有着千丝万缕联结的乡土作家，他们在现代文明对故土的侵袭中，痛悼故土风物的被破坏和传统人情、人性的毁灭，在描写中常用“乡下人”眼光和情感；但作为现代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经过城市文明的熏陶以后带有新人文主义的观念，又常用“城里人”的眼光去观照故土的那种古旧静态的生活和传统的国民心理。“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写过乡土小说的作家，都不能逃离这种情感的双重性。这种文化情感的双重性作为作家的主体投射到乡土小说之中后，往往使乡土小说焕发出更复杂的艺术魅力。”60年代以来的台湾乡土文学中，“乡愁”的味道渐渐浓郁起来，而且这味道的组成非常复杂。但总的看来，“乡愁”的抒发，总是与文化的失范和变更有关。其中最本色的“乡愁”表现为由于离乡背井而产生的“恋乡”、“怀乡”情绪；而“乡愁”更高的文化层次是表现作家对乡土社会失范的困惑和焦虑。

第6篇：小学作文家乡的变化范文

江南小县弋阳，历史悠久，文化深厚，风景秀丽，拥有多个世界级、部级名片的旅游胜地―龟峰，全国单个洞窟最大的唐代天然佛洞―南岩石窟及保存完好的古代书院―叠山书院，自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年）置县，至今已有1 800年历史。县域面积1 580平方公里，辖17个乡镇（场）和街道办，总人口41.5万，被誉为中国古代戏曲“活化石”、高腔戏曲“鼻祖”。位列明代戏曲四大声腔之首，被列入全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弋阳腔就诞生在此，县内至今保存着古戏台50多座。弋阳历代名人辈出，古有南宋抗金宰相陈康伯、与文天祥齐名的爱国诗人谢叠山;近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民族英雄，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及邵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面对乡村学校渐渐“消瘦”，乡村教育慢慢“弱化”，乡村文化与文明渐渐“遥远”时，我们该怎么办？其实，民族之所以称之为民族，无非血统、语言、文化与文明。同样地，乡村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不仅是地域的概念，更是结构的需求。草地、森林、湖泊、湿地、农田、旱地等，是自然环境必须拥有的，当出现结构性缺陷时，就会出现灾难性结果。现在出现的一些怪异性的非正常自然现象，不就说明了这一点吗？现在，社会出现道德沦丧、片面追求财富与速度等，同样有着“因”的缘由。面对这种现象，近3年来，全县在教育上做了一些尝试，取得一些改善性变化。

师生进入乡村文明，乡村文化进入校园

弋阳是个民风淳朴、乡俗丰富的地方。很多乡镇村庄，每逢农闲岁末，会举行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比如打年糕、熬米糖、闹元宵、吃清明、过立夏、祭冬至、赛龙舟、会戏、贴春联等。为了使师生了解本地民俗传统和文化，县各级各类学校编写乡土教材，把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植根于乡土文化，把乡土文明的符号和记忆迁移进课堂，让乡土课程成为学校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县逸夫小学、二小等学校常年开设“家校夜话”“家长大课堂”课程，请各行业的家长为孩子讲弋阳的名胜古迹和旅游资源，讲弋阳的历史文化和文化名人。

弋阳还是高腔戏曲“鼻祖”弋阳腔的诞生地，现今各地依然保留了会戏的传统，让乡村烙上浓浓的乡土印记。每年，乡村举行会戏的时候，万人空巷，成了当地孩子儿时最美好的记忆。每到乡村会戏时，许多乡村学校会组织学生欣赏，对会戏历史和传统进行梳理研究。

每年的阳历新春，县中畈中学、曹溪中学、三县岭中学等会送戏到乡村，邀请家长与师生一起包饺子，与乡村百姓共庆新年的到来。特别是连续两年的全县师生送春联活动及中畈中学的家校大舞台文艺汇演、朱坑小学的家校合作心连心演出、三县岭中学和三县岭陈屋民间文艺协会年度广场舞陪衬汇演，有上万名家长参与其中，深受乡村百姓喜爱。

全县学校因地制宜，把打年糕、打麻籽@、做立夏@、打年糕、灯盏@等弋阳饮食特色文化植入课堂，搬进校园，组织师生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既能加强亲子教育，又可以让孩子了解弋阳的美食特色和民俗风情。

701小学等学校把教室、图书室、艺术室、体育场所在课余时间向农村居民开放，丰富百姓的文体生活和精神生活。逸夫小学、葛溪中学等学校开展组织师生进乡村、进社区捡垃圾公益活动，共建洁净美丽乡村，培养师生的环保意识和劳动习惯，同创悠然雅致家园。湾里中学、701小学等学校的绿色蔬菜基地，培养了学生的爱劳动习惯。

历来，乡村百姓十分重视“向善”，对长辈讲究“孝”为先，对邻里讲究“帮”为乐。不少学校开展“我给父母洗次脚”“感恩励志演讲”等亲子感恩教育活动，让这一优良传统在师生中得到传承。港口中学的徐佳浩同学因“父亲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小小少年动情演绎照顾残疾父亲、重建幸福家庭的事迹，荣登“江西好人榜”“感动中国好人榜”，入选教育部关工委“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活动2014-2015学年度指定读本《少年向上真善美伴我行》丛书。逸夫小学等学校师生的爱心义卖和见义勇为好少年汤思期、环保卫士陈云Z、卖瓜求学好孩子汪国平、自强不息女孩王欣h等一批最美少年，让爱心得到传递。

乡村教育对接乡村文明，传播乡村文化的努力实践，让乡村学校成为传承乡村文化、重构乡村文明、弘扬文明新风的主力军和桥头堡。

教育紧扣区域历史，区域传统助推教育

弋阳腔、谢叠山、精神、龟峰旅游胜地，是弋阳文化的代表。谢叠山，一生志节耿耿，贫贱不移，坚贞不屈;，“爱国、创造、清贫、奉献”的精神，是弋阳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些都让弋阳的文化和历史更加厚重。办好教育，就是要积极地让教育融入当地的发展历史，紧扣当地文化。

弋阳腔是弋阳文化最亮丽的一张名片。为了传承和保护好这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弋阳二中等学校积极推进弋阳腔戏曲进课堂，让弋阳高腔响遏行云。中学是全国唯一一所经批准用烈士名字命名的学校。为了教育师生不忘烈士遗志，传承烈士精神，学校每年会开展以“精神进校园”为主题的活动，让的精神植根于师生心中。中畈小学、漆工小学等学校每年会开展唱红歌比赛，请老红军讲革命先辈的传奇故事。

叠山书院、纪念馆如今已成为中小学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游客到弋阳革命烈士纪念馆、故居一游，就会被一群落落大方、活泼可爱的小讲解员所吸引，在他们身上，我们会感受到伟人的精神正被一代一代地传承和发扬着。

2015年，县创办叠山书院论坛，让教育与当地历史和文化有了更深度的融合。每期一个主题，至今已成功举办9期。论坛以不同的表现形式，为全县教师提供一个分享思想和展示自我的平台，引起弋阳市民的广泛关注。现今，论坛成为弋阳的一个文化视点、公众聚焦的精神殿堂，成为弋阳县文化教育事业的一张名片，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达教育理想和社会梦想的大舞台。

弋阳县历代都崇文重教。近年来，全县全面推进家校合作，开展制度化家校研究。各级各类学校开门办学，吸纳家长参与学校管理、决策和活动，让家长因了解教育到理解教育，进而支持教育。例如，朱坑中心小学、逸夫小学等学校开展了亲子阅读比赛活动，举办了最美育人家庭评选，让全县刮起亲子阅读的旋风，让弋阳人“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传统观念得以捡拾，营造出弋阳教育的新生态。全县很多乡镇的家长和社会人士自发成立爱心助教基金会20多个，筹措教育基金800余万元，用于教师业绩奖励，帮助贫困学生就学，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涌现出一批最美的爱心助学人士。社会的关爱和关心，有力地助推了弋阳教育的发展，也传播了乡村文明风尚。

区域教育离不开区域文化，教育是在一定区域的文化下开展的，也会对当地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没有文化的教育，是没有根基的。教育只有植根于本土文化，才会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朴素、勤劳、淳朴、向善的本土文明能够照亮区域教育，本土文明也必将在区域教育的坚守下，吐故纳新，得到新的发展与传承。

第7篇：小学作文家乡的变化范文

【英文摘要】the able folks as models of common folks represent blood 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s and are characterized by such features as medium conversion inliterary aesthetics.the images of the able folks created in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re restrained by the diachronically changing socialsystems,backgrounds and the authors'attitudes,thus taking into shape threeperspectives of value and types of theme:(1)enlightenment and salvation:the　perspective of enlightening intellectuals and the image of enlightenment;(2)land reforms and cooperation:the perspective of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the　revolutionary image;(3)survival and transcendence:the perspective of folkcultural value and the folk image.these three types of the able folksstruggling and fighting in the turbulent current of the times constitute avivid and realistic presentation of one - hundred - year lot of the chinese　common people.

【关 键 词】乡里能人/文学典型/民间文化/母题类型/the able folks/literary models/folkculture/types of theme

【 正 文】

20世纪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国家，在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传统文明在生活中刻镌下鲜明的印迹。中国20世纪文学在反映这种社会转型时，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民间化特色。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塑造出一批承载时代变革、反映人物命运和心声的平民典型形象。祥林嫂、骆驼祥子、王玉生、李双双、陈奂生、曹杏花等人物形象，贯通百年，代表着中国文学的骄人成就，蕴涵着不同时代平民阶层的心声与追求。归总这些形象的内涵特征，可以“乡里能人”概括称谓。回眸百年，会发现这样一个颇富启示力的线索，乡里能人在时代大潮中的挣扎、奋争、浮沉的过程，恰恰构成中国平民百年命运的历史写照。而不同时代作家们立足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又赋予这些形象以鲜明的时代、文化内涵，形成了三种价值视角的审美书写。

所谓乡里能人是指身处传统农耕文明氛围中具有较为聪慧头脑、出众技能，迎合时尚且善于把握机遇的平民，他因个人睿智、时代机遇和环境条件三者交合作用而成为乡邻敬羡的“能人”。“时世造英雄”，没有时代变革提供的机遇，仅凭个人的小才能很难成就什么“功名”；没有地域环境条件的有力推促，个人也很难在当地形成“气候”；没有洞察时世的锐利目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乡里能人也不能擢升一级，成为人们敬羡的民间权威的。[1]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乡里能人的“身世”好似一部平民奋争的社会史，从中往往能够映照出时代风尚、社会形态、地域风情，以及民众生存的历史。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使乡里能人真正成为民间文化和边缘视角下的平民代表。

乡里能人是一个与民间权威相联系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审美文化内涵。第一，乡里能人聚现了血亲与地缘关系。与民间权威相比，乡里能人所生存的空间相对狭小，多在血亲关系波及的地缘内活动。在中国宗法制社会中，血缘是一种超越繁衍关系的社会结构，具有稳定的社会力量。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2](p380)乡里能人正是与地缘内平民百姓的血肉相联的关系，才使他把握机遇的才能得到乡村里巷民众的羡慕、敬佩，产生趋同和仿效的意愿。与之相比，民间权威的影响往往超越血亲关系和地域的局限，他们的威慑力和感召力也要比乡里能人的敬羡心理强烈得多，因此说，权威是社区的领袖，而能人不过是村落里巷中的“大佬”。第二，乡里能人具有中介转换的身份特征。乡里能人是平民走向权威或衰败为贫民的中介。平民是民众的主体，他们的聪明才智被日复一日的劳作之累淹没在芸芸众生之中。当他们其中的某个人因把握住了时代变革和地域条件的契机，以自己的才能智慧超越一般民众的时候，他就因此而成为乡里能人，被众人敬羡和信赖。当他继续丰富着他的经验，发展着他的业绩，并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影响力，比如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或因遵循传统或因打破“枷索”成为民众眼中的行为楷模时，他就会一跃而成为民间权威，成为民众佩服和乐于服膺的人。也就是说，乡里能人是凸露于平民中的强者。同样，一个曾在社会上显赫一时的权威，亦可因时势的变化，个人权力的丧失，传统力量的衰降等原因，由民间权威颓为“乡里能人”，甚或进一步“跌”至“贱民”。第三，乡里能人是平民的典型。平民泛指普通百姓，有别于官家、贵族和特权阶层。乡里能人最具平民特征，无权、无势，被人统治。在这一点上，他明显区别于民间权威。民间法理权威尽管是指官位低微、特权不大的人，但他与乡里能人比起来，仍然显得有权势，有地位，可以主宰当地百姓的生存秩序。乡里能人作为普通百姓的代表，既能体现民众的愿望、意志和要求，又能反映出他们的地位、权益和悲欢，是文学反映民众疾苦、百姓愿望、民间文化思想的重要原型。

根据作家选择提炼民间文化题材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可以把20世纪中国作家对乡里能人的审美描绘大略分为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与历时态嬗变的社会体制、时代背景和作家观念相一致，实质上构成了三种审美价值视角。在每种价值视角下塑造的乡里能人形象虽然独异鲜明，但其价值取向又有着许多共通之处，从而形成了乡里能人审美形象的价值母题类型。

启唤与救助：启蒙知识分子视角与启蒙形象

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较强精英意识的作家，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目睹民族陷于危亡之中的苦难，力图以文学(乡里能人)形象来启唤民众，挽救国家，重建民族文化。他们对传统民族文化抱着基本否定或批判的态度，对现实生活采取了阶级斗争的立场或借助西方哲学文化，搜集、挖掘民间文化的精髓与糟粕，以取得现代审美批判的价值尺度；或借助科学民主思想，以启唤民众反抗暴政救国自立。除了20世纪前40年的乡里能人形象，新时期“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部分乡里能人形象也具有这种价值内涵。

纵观启蒙能人形象，会发现这样一种创作现象：大多数启蒙作家在创作中所刻意表现的，不是这些能人的发达和能干，而是他们在那强敌入侵、内患不息的社会中，麻木消沉、被迫没落、由能人衰降为贫民或“贱民”的情态。鲁迅的《祝福》中的祥林嫂、《风波》中的七斤、《药》中的华老栓，茅盾的《春蚕》、《秋收》中的老通宝，《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老舍的《骆驼祥子》中的祥子，都是当地能够自立的能人。祥林嫂两次组织起家庭并过上美满生活，她显然要比一般山乡妇女更能承受生活压力，鲁迅所要表现的是这个乡里能人被传统信仰文化迷乱所致的惨死。女人在那种“祖规”森严的社会里，改嫁与丧夫被指责为“命硬”与“克夫”，被看作“不洁”与“不吉”的“扫帚星”。正是在这浓重惊人的民间文化信仰氛围中，原本以血缘与地域关系凝聚紧密的“乡亲”，对祥林嫂犹避污秽唯恐不及，尽失往昔的亲缘关系，祥林嫂呼天不应、呼地不灵，惨死在辞旧迎新的喜庆节日里。七斤一篙撑船城乡间，信息与见识使他比乡邻更显能人相，然而受封建愚昧的等级观念的制导，他却被赵七爷的长辫有无撩绕得心绪不宁。华老栓开得起偌大一座茶馆却糊涂地以革命者之血医治儿子小栓的痨病，终落得个儿亡己衰的悲剧。鲁迅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虽然宣称自己是个阶级论者，但在具体创作中，他并非只专注于贫富悬殊的阶级对立和科学民主式的启蒙，他那触角敏锐的思想从民间文化和民众生活中探寻到了民众自身愚昧麻木的非阶级根源。社会的黑暗，民众的疾苦，只是一个表层现象，造成民不聊生的根源在于传统文化的“吃人”性，是它使阿q贫困自乐又稀里糊涂地命丧反革命刀下，是它使祥林嫂、华小栓死在愚昧之中。传统文化及其等级观念制导了民族及其传人的社会悲剧，而民间民俗文化的滋养，阶级观的导引，又使鲁迅等许多作家在创作中穿透了阶级压迫的表象，洞察出造成中国民不聊生的实质，使作品更多了一层文化反思意味。因此，鲁迅创造出的乡里能人形象，决非简单的知识启蒙或阶级启蒙的载体，而是思想文化批判的武器，充分显示了知识精英启唤民众、救助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类似鲁迅在阶级观念主导下因取材民间民俗生活而使作品超阶级意识取得文化反思与文化启蒙效应的作家有很多。茅盾创作的《林家铺子》同样超越了《子夜》等革命文学的视界，取得了民间视角的丰厚意蕴。林老板作为一个传统社会的乡里能人，其形象最具中介转换性符号象征。主人公林先生作为小店老板虽受尽党部、商会、同行的欺凌压迫，但他毕竟颇具智谋策略，做起买卖来也令其它店铺羡慕、嫉妒。如果他的商行经营逢时，也很快会发展为一个财力威震四方的商界权威，可惜他生不逢时，不仅国人抵制日货(洋货)，农民贫困购买力下降，而且党部、商会又趁火打劫，使他不仅没有发财，反而店铺被封，被迫出逃。小镇能人因而破落成为“贫民”。《林家铺子》的中介性还在于作家所选取的场景是介于城市与农乡之间的县镇，它上达而与都市连通，下抵而达农乡民众，这一场景为能人“林先生”的发展提供了时空保障。不仅如此，林先生作为商人，上达还可为权贵——小女陪嫁商会会长自然店铺前景无量，而下滑则人财两空。小说的悲剧结局，生动地展现了贪官污吏以权谋私的伎俩和小商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乡里能人作为小说主人公，无疑丰富了小说的主题意蕴，显示出民间文化启蒙视角的独特价值，阶级对立与社会斗争的革命观点也隐含其中。

20世纪前40年代文学中的乡里能人是现代作家们秉承五四文化运动以科学民主思想启蒙民众救国救民的创作结果。它既是对中国古代小说刻意于才子佳人、英雄母题的突破和超越，又是对20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形象创作的生动开启。正是在这些具有阶级论和救亡意识的作家笔下，乡里能人作为民间普通民众的一员，才堂而皇之地走上文学神圣的殿堂。他们身上既没有传统英雄豪杰的豪言壮语与磊落性格，又没有才子佳人的气质与柔情，有的只是传统文学所不懈展示的贫困、卑琐和穷于算计，苦苦挣扎又不得结果的悲剧现实。在他们身上深刻地反映了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平民的“死亡”状态：麻木、愚昧，勤劳耕作却一无所获。乡里能人形象是作家们对文坛和中国社会的贡献，它从此启唤了以平民大众为文学主人公，以贫苦和抗暴为“武器”的革命文学也继此登场。而民间文化视角及其弥漫其中的地域乡情、禁忌信仰、人生礼俗和家庭亲族制度，又无形地影响了作家的阶级观念，使他们或多或少地顺承了民间行为方式描画出生命存在的悲剧与文明的悖论性。阿q、祥子、林先生、老通宝的悲剧并不仅仅是当初中国社会黑暗的写照，也是人生信仰与现实矛盾的冲突和市场经济供求竞争规律的反映。它同样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八十至九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产生一定影响。苏童长篇小说《米》中的五龙、余华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等就是承续五四小说以来的启蒙价值视角，在新时期新的审美观念下的重新抒写的成果。

土改与合作：主流意识形态视角与革命形象

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化。当时的作家把自己融合于工农大众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在社会上占主流的意识形态观念为创作的指导思想，紧密结合着当时社会急剧变化的斗争形势，创作出一批影响很大、极具时代色彩的文学作品，刻画出一群形象鲜明的乡里能人。赵树理、丁玲、周立波、梁斌、柳青、浩然以及新时期部分改革文学作家皆缘此而著称。他们的创作是知识分子认知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与民间艺术方式相结合的产物，作家的主体意识虽较启蒙价值视角衰淡，却随之拥有了更多读者，他们也因而成为知名度很高的社会名流。

赵树理是实践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方向的第一人，也是写乡里能人的高手。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和《三里湾》等作品，及时地描绘了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鲜明地揭示了自己的“工农兵方向”，塑造出一批性格突出的乡里能人形象。无论是小二黑、小芹、王玉生等先进农民形象，还是二诸葛、三仙姑、能不够、糊涂涂等落后农民形象，赵树理都写得简洁生动，切近生活，为后人塑造新式农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王玉生是三里湾的一大能人。他的“能”，主要表现在农民对新生活的向往和对科学技术的渴望。他不仅负责药剂拌种，调配杀虫药，安装修理新式家具，决定下种时期、间苗尺寸等农业技术性事务，而且还主动为粉房炉灶、家具、牲口圈、果树嫁接出主意想办法。尽管三里湾有灵芝和马有翼两个初中毕业的“大知识分子”，但王玉生的“革新”与“发明”还是屡屡为合作社排忧解难，出了大力。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乡里能人们立身济命为自己明显不同，作为已经消除了阶级压迫的新型社会中的能人，王玉生是公而忘私，一心为社的新型农民的典型。他确实抓住了时代的机遇，把他从父辈那里承继来的“能人相”彻底地发挥出来，做出了父辈们不曾做到的发明和创造，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在他的身上，典型再现了当代农民革命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在农村传扬的原初情态。

赵树理的乡里能人“族谱”里，三仙姑是最具“能人”特征的女性形象。这位待嫁女儿的母亲，居然也厚施粉脂，脚蹬绣花鞋与女儿争风吃醋。她的俏与骚并非天赋秉性，而是一个寡妇在传统伦理社会救助自己和满足情欲的手段和方式。作为巫婆，她的巫技和思维方式却是民间信仰文化的传承与反映。她的“能”，既不同于“旧社会男性能人”的奋争与对家族责任的算计、保守，也不同于“新”社会女性能人(如李双双)的泼辣能干要求上进，她把自己的智慧、手段和算计都用在了依附盘剥男人上，以能言善辩狙击男权社会的谩骂与伦理扼杀。正是这种生存睿智救护了她自己以及家庭。赵树理对她的认识与刻画，展示了“旧”社会妇女翻身、解放、自新的过程。三仙姑对小芹婚事的作梗与赞同，她对自身言行的认识与自新，都反映了传统社会寡妇的不白身份向清白女性的转换，反映了“革命”对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文化的冲击与清理。她的转变，自然而合乎情理，显示出作家对民间生活与文化的熟知和对人物性格的把握能力。

乡里能人本就源自民间，对乡里能人的文学塑造，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活还原或文化还原，刻意地拔高人物形象，赋予人物以超绝现实生活的能力与机遇，是不符合人物性格规定性的。

纵观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的创作，可以看出，作家在塑造乡里能人形象的时候，有一个从党性原则到审美意识，从不自觉状态到自觉意识的嬗变过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文学党性原则确立的标志。此时的作家并未因毛泽东的一个讲话而形成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意识。在从文学的启蒙或救亡职能转变为革命斗争与建设工具的过程中，作家已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同新的文学党性原则是在土地改革和合作化的过程中逐渐达到同步和统一的。而这个同一的基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间文化或说乡土根性的基质影响。除了《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几近党性原则模式化的作品之外，《山乡巨变》、《三里湾》、《铁木前传》等优秀作品大都清晰地描述了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现出农民的乡土根性与党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政策内在的同一性。作家们正是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深入生活，体验农民在这个巨变中的矛盾心理才“如实”倾诉的。赵树理、周立波、李准以及柳青，他们都是在农村生活了许多年之后才创作出自己的优秀作品及其乡里能人的。可以说，只有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和民间文化即农民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结合起来，才可能创作出不愧于人民和时代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站在今天的审美立场客观评价，四十年代以来，文坛上“左”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作家对农民和民间文化的深刻把握。这种文学不能自觉的意识之结果，是使主流意识形态文学部分失度地夸写阶级斗争而缺少人性维度，过分执著于善恶类型人物而缺乏圆型人物的塑造。用文化意蕴和哲理情思来衡量那时的作品，又嫌那时的描写过于扁平化、表层化，缺少历史文化深度和哲理维度。就像柳青的《创业史》一样，生活在乡土之上的梁生宝较少显示出血缘与地域的文化关联，刚经过土改分得田地的农民，转瞬之间就成为拥有较高斗争意识和思想觉悟的新人。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丰富性与历史情态被理念割裂，似乎一朝革命，传统即被铲除，五四启蒙运动未做到的事，一个土改革命就彻底实现了。他的形象没有梁三老汉血肉丰满，他的能干没有梁三老汉作为乡里能人地道，而他的大公无私的形象对后来的《金光大道》、《艳阳天》中高大全式的农民英雄形象不无类型化启迪。八十年代以来，以《乡场上》、《陈奂生上城》、《卖驴》、《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小说为代表所塑造出来的新的乡里能人形象，就是对此前(文化革命前)创作中作家自觉意识不足的一次反拨和升华。它让我们看到了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的新的艺术前景。

生存与超越：民间文化价值视角与俗民形象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出现多元化发展的局面，除了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继续保持主导性势头以外，继承鲁迅的启蒙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融合世界新的审美文化经验，文坛上先后出现了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和邓友梅、冯骥才、陆文夫、贾平凹、陈忠实等人的风俗文化(题材)小说。在他们的笔下，新式地主、新式农民、土匪、妓女、族长等俗民形象，构筑起新的民间文化人物画廊。虽然传统现实主义手法暨典型化方法被部分革新发展，典型人物不再像已往倍受关注和作为审美价值的主要尺度，但是，乡里能人作为承载新文化思想的平民代表依然是人物群像中令人瞩目的形象。

曾在八十年代初期引起广泛反响的“陈奂生”系列小说，是主流意识形态小说转向民间文化视角的一次成功尝试。它既不像改革文学(如《卖驴》)那样直接抒发第二次翻身的农民对党的改革的赞美，也不同于五六十年代“合作化”小说鲜明的党性原则和所塑造的革命农民的形象，而看重乡里能人生存的状态和意义，注重挖掘人物文化心理及其与社会嬗变的关系。陈奂生本是一个“漏斗户”主，他曾受累于“左”的政策，又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福音。作为一个能人，他靠自己的机敏、聪慧，最先把握了改变命运的机遇，并能把凡常人看作“倒霉”的生病住进招待所，看作超越常人的阶梯与福气。他后来正是靠着因病结识吴楚书记的机缘，为队上买回了急需的物品，并使自己的地位进一步提升，经济状况也大为好转。陈奂生确实是改革时代赋予的抓住自己命运的乡里能人，他比起前两个阶段的能人形象，多了一份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氛围与变革条件，使他得以实现一个能人聪慧、机敏的才智所可能达到的理想境地。因此说，陈奂生是新时期较少党性觉悟提炼的朴实的乡里能人，他的身上涵概着中国普通民众最基本的生活相。高晓声所开创的对乡里能人命运新途径的描写，具有承先启后的审美意义。

刘恒的小说创作在新时期文坛有着相当的代表性与影响力。他虽与新潮小说家们同时出道成名，却“南辕北辙”，独抒农乡能人生存之累、情性之憨，在对能人命运悲剧的描述中，寄寓了对人性的探寻和对历史文化的叩问与反思。《狗日的粮食》和《伏羲伏羲》是刘恒的代表作，刻画了曹杏花(瘿袋)、杨天青、杨金山三个内蕴丰厚的乡里能人形象。杏花的吃苦耐劳、泼辣能干无疑超过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女能人，然而命运不济，膨胀无度的人口负担，有限的粮食和无底的胃口逼迫得她豁出命去劳作去偷盗去占队里的便宜，然而，尽管她付出了常人无法付出的能量，她的一家人还是常年饿着肚子。最终，她因为弄丢了仅只几页墨纸的一个小小的粮本，自杀身亡。一个女强人终未能抵过愚昧迷从的时代和信众所促成的悲剧命运。她的死，决不同于祥林嫂的迷信，也不同于老通宝的被欺诈，她并不想死，为了活着，她曾拼命挣扎过，六次被卖也未使她向命运屈服过。然而，逼她就范屈从的竟是一个小小的粮证!一个人为印刷的小塑料皮本本!一个人连生存的起码条件“吃”都不能满足，人的价值只能等同于物，甚至低从于物，真是命比纸薄!与二三十年代阶级论作家们对旧式农民的生活悲剧的描写不同，刘恒并未在作品表层结构追问促成能人悲剧的社会原因；也与四十至六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作家们对新农民思想转变的讴歌明显不同，刘恒是把他的目光深透在同一审美客体悲剧命运的一方，透过一个个乡里能人与命运的苦苦争斗，表达出了他对人性的挖掘，对形成人物历史命运的时代悲剧的深层叩问，对传统伦理文化的绝然反思。这种审美书写，显然超越了赵树理、李准、柳青等人的价值视角，表现出一个成熟的民族作家对民族和人类的命运关怀和审美视野。正如歌德在论述一个民族作家的产生时曾指出的，只有“他在他的民族历史中碰上了伟大事件及其后果的幸运的有意义的统一；他在他的同胞的思想中抓住了深刻处，在他们的行动中抓住了坚强和融贯一致处；他自己完全被民族精神渗透了，由于内在的天才，自觉对过去和现在都能同情共鸣……才可能形成。”[3](p433)高晓声、刘恒等新时期作家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描写，对民族文化的叩问与反思，正是他们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个悲剧事件及其后果的幸运的有意义的统一才促成的。没有改革开放即中西文化的交融，就没有作家们对二十世纪历史悲剧的深刻剖析与反思，就没有稍后的《古船》、《白鹿原》等优秀巨著的问世，就没有赵炳、白嘉轩由乡里能人嬗变为民间权威的光彩形象。

总体来说，民间文化价值视角类型的作家具有较强的审美超越意识，在社会转型和民族文化重建中，关注民众的生存状态，着重生命的意义，发掘传统民间民族文化中有益于现代文化建构的人生事象，并借助乡里能人形象深刻地表达出来。虽然他们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们不是以西方文化对比批判民族民间文化，而是在中西文化的有机融合中，寻觅与自己的文化理想相吻合的民间文化价值内容。因此，这种民间文化价值视角相对远离时代的价值中心，内中融构着知识精英的强烈的文化理想与价值取向。

九十年代是文学趋向民间文化视角最明显、最活跃、成就也最大的时期。无论是陕西作家对传统民俗生活文化的审美化描绘，还是张炜张承志民间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亦或河北“三驾马车”的新主流意识形态文学，都把民间文化、民间立场看作文学审美的基质和价值源泉。在这些作品中，民歌、民谣、心意信仰、家族制度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地写进了作品中。民俗的文化固化功能使得这些作品的人物被浓染上鲜丽的民间文化色彩，打上了历史文化的烙印。这时的乡里能人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具人性内涵和复杂性格，感性与理性、个人欲望与社会规范或家庭利益等矛盾纠葛其中，生动地展现了民间的理想、欲望、情感、意志在时代变革中的原生情态，成为20世纪文学形象中独具俗民情怀的人物典型。

陕西作家赵熙的长篇小说《狼坝》中的苟双才是一个复杂的能人形象。他是“狼坝”恶霸周五爷的护院走狗，又是深得女人恋爱的“俊男”，有着悲苦做工度日的家庭。他既听命于周五爷欺压当地百姓，又色胆包天与周五爷的五姨太铺碾床上；他既疼爱儿子金田和金田娘，为自己吸毒成性打骂家人后悔不已，又常常盘剥家人好吃懒做。深山僻城为他提供了借相貌、机灵、胆大“生活”狼坝的地理条件，时代变革、民众造反、百姓迷信又为他滥施淫欲铺下民间温床。因此，他才独具能人特色：集硬汉与孬种、情种与负心汉、权贵与平民于一身，成为民间说不清道不明的男子汉形象。至于苏童长篇小说《米》中的五龙，仅凭一付胆魄，竟先后奸娶冯家米店姊妹，并终成当地一霸的描写，贾平凹长篇小说《怀念狼》中猎手傅山与狼争雄，追求充实人生的描写，虽都有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但又显然突破了民族的和时代的阈限，具有对非自由、超理性的人做深刻的本体透析的审美符号意义。九十年代末的乡里能人已经超越了具象的社会历史内涵，而具有象征隐喻的叙事审美功能，是对乡里能人形象的又一次创造和价值提升。

【参考文献】

[1]赵德利.论二十世纪民间权威的审美特征[j].社会科学，2001，(11)：74.

第8篇：小学作文家乡的变化范文

摘要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一位独树一帜的作家，纵观他30多年的创作，浓厚的乡土情结成为贯穿其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的精神线索，从现实生活到地域文化到风土人情；从现代文明的冲击和无奈地离乡返乡，多种乡土情结构成了贾平凹小说独特的乡土人文艺术。本文从商州情结、女性情结和离乡返乡情结三个方面，浅谈了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乡土情结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贾平凹 小说创作 乡土情结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一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和乡土情结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中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也是一位最具叛逆性和创作精神的作家。自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其目前已出版的作品版本达到300多种。上个世纪70年代末，贾平凹初登文坛，那时的青年文学爱好者可谓是风华正茂，书生意气，作品内容以反映社会变革和生活变化为主。如《水》、《清河上的婚事》、《竹子和含羞草》等。1978年，贾平凹凭借小说《满月儿》，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也因此在中国文坛上崭露头角。1983年，他创作了小说《商州初录》，标志着他的小说创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此后的商州系列，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场寻根文学的热潮。1984年，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和《腊月正月》等几部小说，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下的商州展示给了全国人民，也坚定了他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行走。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的作品呈现出强烈的神秘文化色彩，源于他对人生、生命和生活的思考和关注，如《天狗》、《人极》、《烟》等，表达出对生命的玄思。进入90年代，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发展和农村文化引起了贾平凹这位乡土作家的深切关注。1993年，他创作了《白夜》，刻画了一个农村人进城寻找精神家园的寻梦过程，表达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对立。随后的《土门》，表现了在城市文明的发展下，农村文明的坚守和退让，直至最后消失的过程。2005年创作的《秦腔》，更是一举拿下了茅盾文学奖，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坛的抗鼎巨作。最新的作品《高兴》，还是没有离开农村、没有离开乡土，虽然主人公在变化，故事情节在变化，但是不变的却是贾平凹这位农村汉子对生育他、养育他的这片乡土的挚爱，对这片乡土上人们的关注和同情，以及他在文学艺术上的不断追求。

所谓乡土文学，就是依靠作家的回忆来描写农村生活，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贾平凹正是以自己的故土商州为最主要的创作背景，并把农民作为自己关注的表现的对象，进而给了我们以极大原生态的乡土美的感受。

二 贾平凹小说中乡土情结浓重的原因简析

1 源于他对乡土的深切眷恋

贾平凹1953年出生于陕西省的丹凤县金盆乡。这个青山连绵、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因地理位置的原因，自古就是秦楚文化的交汇地带。它既有西北关外的豪放和雄浑，也有江南水乡的婉约和灵秀。这块肥沃美丽的山水养育了贾平凹，这里的文化积淀成为了他从事文学创作最初的源泉，当这位游子把对故土的情感在他的文字中予以痛快淋漓的宣泄时，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情感的真切。也正是故土的一花一草、一人一物，为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并使他将现实中贫瘠偏远的故乡以美好的词语予以描绘，展示了山村里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山村人的勤劳和朴实。而这一切都是源于他对故乡深切眷恋的本能意识。

2 实实在在的农村人

贾平凹出生于山村，祖上几辈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而他对此也从不讳言，甚至还主动提出过自己身上具有农民身上的“丑陋、卑下、委琐”等缺点，对于这个身份，贾平凹是又爱又恨的：爱是因为农村生活中那些幸福或者痛苦的经历，是他生命中具有永恒价值的财富；恨的是，从小的是是非非、灾灾难难的生活，让他受到了冷漠和歧视，形成了自卑、忧郁的性格，这对于他日后的创作影响十分巨大，以至于他在创作中，只有将故乡的景物作为描述的对象，才能获得心灵上的安宁和慰藉。这种农村人的生活经历和因此而形成的个性特征，也是他的作品乡土情结浓重的重要原因。

3 “城里农村人”的特殊身份

贾平凹是在农村长大的，虽然后来通过上大学得以留在了城中，但是无论走到哪里，他的身上都始终带着农村人的烙印。面对着琳琅满目、光怪陆离的大城市，他开始变得不知所措，开始怀念以前的乡村生活。一方面，他是见过城里大世面的城市人；一方面他又是不能融于城市生活的乡下人，对此他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要以文学成就来证明自己，给自己以安全感，更要在作品中描绘出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农村世界，于是商州就成了他的建筑作品之一，他把自己创作的根扎在商州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从乡土文明中挖掘理想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形式，让城中的自己和乡下的自己进行着最本质的交流和呼应。

三 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乡土情结

1 商州情结

商州是贾平凹的故乡，是他小说创作的源泉。商州是今天的商洛地区。陕西省依据历史传统可以分为三大块，即陕北、关中和陕南，而商州则位于关中和陕南之间的秦岭南麓。秦岭是我国南方和北方的自然分界线，所以无论是商州的气候、物象、山川等，都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并先后产生过汉唐文化、秦文化和楚文化，而这些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经过几千年的传扬，逐渐渗透到了商州人的日常生活之中，震天响的秦腔、中堂上惟妙惟肖的老虎、大门上公正的对联，都是商州人民智慧的象征。贾平凹有一部专门以商州为描写对象的作品集《商州初录》，在谈及这部作品时，他曾经表示：

“过去商州市什么样子，这么多年来又是什么样子，而现在又是什么样子，这已经成了急需向外面世界披露的问题，也是我写这几部小说的目的。”

在他的笔下，商州风景优美，人民勤劳聪明，既有西北的雄浑，又有江南的婉约，俨然是一方人间的圣地。这种对商州的极力颂扬，正是出于他对商州这片土地的深切热爱，这片养育他的土地，已经深深地将烙印留在了贾平凹的心中，他的商州系列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正是现实中人物的真实写照，那些独特的民俗风情和历史、神话、传说又成为他源源不断的艺术源泉。在他看来，商州已经不再是行政区划中的商州了，而是渗透了他强烈的个人精神的理想化的商州，成为了他永远留恋和向往的精神家园，这里记录了他的成长，见证了他的成功。现在，他要用自己的作品，来回报这片给予他太多太多的土地。

2 乡土女性情结

在贾平凹的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西北女性的形象，倾注了他对于乡土女性独特的关注和认识。在他的笔下，每一个女子都是鲜活的、敢爱敢恨的，她们有的俊俏、有的温柔、有的多情、有的娴熟，而且都有着自己笃定的想法和追求，对自己的追求永远都不放弃。贾平凹把西北女子那种善良、率真、泼辣的特征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些女性人物形象的背后，则是他对爱情、伦理道德、人生的精神关照。如《浮躁》的主人公小水，这是一个温柔如水，但内心刚烈的乡村女子，她深深地爱着金狗，但是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她不能与具有较强现代意识的英英相抗衡，因为她不像英英一样献出了自己的初夜。但她却没有责怪金狗和英英，反而是真切地祝福他们。后来金狗落难，她始终不离不弃，支持他开始新的生活。自始至终，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小水都没有退缩，没有屈服于命运，而是始终对生活充满了热情。随着时代的变迁，贾平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们也开始有了内涵上的新的发展，如《鸡窝外的人家》中的小月不再有传统女性的羞涩和保守，而是有了变革时代浮躁的气息；《腊月正月》里的小月改变了传统的择偶观念，自主地选择了理想中的婚姻和爱情。这些都是西北乡土女性传统美德和现代精神的完美展现。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乡土女性的思想观和价值观也发生了嬗变，贾平凹也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并在其作品中的女性身上体现出鲜明的经济时代的特征。他借助于对这些女子形象的塑造，抒发了自己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看法。如《废都》之中的农村小保姆柳月，她渴望走出农村，做一个城里人，但是她没有知识和能力，只能做一些保姆类的服务性工作，因为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功利意识，所以她开始利用自己的身体，通过吸引男人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甚至幻想着有一天能成为庄之蝶的主妇。她后来嫁给了市长的有残疾的儿子，因为她知道，除了身体和姿色，她实在是一无所有。在她的身上，反映出经济社会下农村女性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深刻变化。从上述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还是追逐现实物质利益的“坏”女人，我们都能感受到贾平凹是在用心描写乡土的女性，而这也成为他小说创作中乡土情结的重要表现。

3 离乡―返乡情结

贾平凹19岁离开故乡，但他的心却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故乡，而在作品中体现还乡是他补偿故土最好的生命情结。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主人公离乡―返乡的情节，这些都传达出他作为一个乡土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体验和面对现代化负面影响的无奈和纠结。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主人公都是一些农村青年，他们因不满足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而渴望走出山村，去了解外面的世界，追求新的生活。《鸡窝洼的人家》中的禾禾本来有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一家三口，日子虽然不是太富裕，却也其乐融融，但是禾禾不满足生活的现状，早已被城里传来的致富信息所吸引，开始放弃经营土地、做豆腐、打狐狸，几经折腾，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落得个妻离子散。但是这都没有阻挡他的脚步，他去城里考察，学习别人的经验，终于在养蚕上获得了成功，经济上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贾平凹看来，山村青年是应该走出去并在外面学得经验和技术，来改善自己原本穷困落后的生活，继而带动整个乡村的发展，这也是他在创作之初对于离乡的看法和认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他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浮躁》中的金狗，复员回家后并没有在农村里安分地种田务农，而是要到城里大展宏图，并且当上了一名记者，而当他面对着一个个虚假新闻和虚假报道时，金狗开始迷惑了，这与他心目中理想的城市状态是截然相反的，一个农村出身的正直青年的本性让他决心揭发这些虚假丑恶的现象，但他也因此得罪了权贵，最终换来了牢狱之灾。出狱后，他发现还是自己的家乡最纯净、最美好，于是毅然返回了家乡。贾平凹近作《高兴》中的刘哈娃，在老家不惜卖肾盖房娶媳妇儿，却仍然没能如愿，于是决心进城寻找自己理想的生活。他认为自己的一只肾卖给了西安人，自己就是西安人了，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刘高兴，想要做一个真正的城里人，和他的同乡五福一起捡破烂。但最后他不但没有挣到钱，五福还搭上了性命，而他则坚持要把五福的尸体背回家，认为老家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宿。进城圆城里人梦的农民为什么如此艰难？是什么让他们不愿意回到家乡？是家乡的贫穷让他们被逼无奈，还是物质精神的过分刺激让他们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贾平凹对此都进行了深刻的思索，不光写到了他们的物质生活，也写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反映出了他强烈的忧患意识。

除了上述的商州情结、女性情结、离乡―返乡情结外，贾平凹的小说中还表现出民俗情结、土语情结等。他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和崇拜，把这里的山水、人物、语言、民俗，用真诚的语言和质朴的故事展现给我们。阅读贾平凹带给我们清泉般的乡土作品，让我们对乡村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乡土不再是“土”，不再是“俗”，而是和高雅艺术一样，都是对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虽然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和乡土中的古老文明有一些格格不入，但贾平凹并没有予以回避，而是在努力地寻找着一个契合点，他既深情守望着这片未被污染的故土，又希望它能够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找到自己的生存之路。贾平凹用真情感动着故土的每一寸土地，以及与他同样热爱这片土地的人民。

参考文献：

[1] 贾平凹：《商州三录》，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

[2] 贾平凹：《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

第9篇：小学作文家乡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 牧歌；赓续；嬗变

曹文轩小说几乎都在“过去”这个时间段上展开，围绕乡村青少年，截取一时间段落，让青少年及其周围人物世界在不同的环境中各展独特多姿的生命形态。这不仅表现在作为学者与作家皆取得成功，更表现在其小说以对乡村青少年世界持久关怀，叙事上唯美抒情，意蕴上忧郁悲悯，给“众声喧哗”的时代一种宁静、温暖与悲悯色彩。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曾述：“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人们对它的评价，也就是对和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之间关系定价。你不可能只就它本身来对他做出估价；你必须把它放在已故的人们当中来进行对照和比较。”当下对曹文轩作品论述，正如黄子平先生对汪曾祺所谈及的“异质性”般，作为一个现象史的探讨有待深入。如果说汪曾祺先生在一个感伤与愤怒、悲愤与隍恐，西方现代、后现代方法竞相被人们学习模仿――“来不及撒尿的狗”的年代，展现出一种“亮色”，那么曹文轩小说在“欲”望纵横、中心消解、“审美泛化”的时代，凸显出对这种“亮色”的回应，共同展现出一种对“现代抒情小说”的赓续与回响。

一、现代抒情小说赓续

“现代抒情小说”作为一个研究论题，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纯文学”热，越来越被众多研究者所关注。如果说废名小说“从浣衣妇欢笑嬉戏的树荫溪流中汲取清泉”，在“小市镇不远处的郊外竹丛柳荫”中，娓娓叙述着一个个似绫罗绸缎般华美、似婉转溪流般清澈的风景片断、记忆瞬间、人生感遇，沈从文小说在一个远离都市的湘西，用人性的尺子丈量着湘西千里流水和武陵山系十余县山光水色、风物人情，那么曹文轩小说则在水网密布的田园村庄用大河、芦苇、小船、风车、稻田、野草、麦子，用整洁，清丽的文字，建构起青少年的成长世界，其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基本上就是对废名、沈从文文学世界的回应与致敬。

首先从文本建构上来看，我们都看到一种“回避”，一种对时代社会政治意义书写的摒弃，对主流文流的回避；他们都将文学放在了人性、文化这一点上，放逐了时代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变换，而落在了乡村文化、风俗、民性的“常”与“变”。如果废名、沈从文之于战火连天、民族危机存亡时代回避左翼文学社会政治功利，而在一种“反现代化的现代性”(汪晖)中建构着自己的文学理想，那么曹文轩却是对逻各斯价值的消解，“我们丧失了家园，肉体就是我们的家园”(林白)的消费时代，执拗地试图给当下文坛送来一点古典的温馨――感动与悲悯。其小说放逐的不仅是时代主流――文本创作时代潮流。与此同时，文本之于其所书写的共和国建国30年来的历史，其建构形态正如沈从文之于现代史上的湘西，社会变动只是无形的阴影抑或“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兆参与文本时代建构，笔墨着力点却在民间的“常”与“变”。文本并不是要在这段历史政治事件及其意义层面展开。如“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新历史主义”乃至“晚生代”历史书写般――不是将其作为批判对象就是作为互文对象，小说文本落在对这一时段下的乡村人性特别是青少年身上，以他们为中心试图重新探讨生命存在形态。

其次从内容来看，小说文本都表现出对人情、人性美好的热情讴歌。沈从文曾说“这个世界上或有在沙基上或水面上建筑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里供奉的是‘人性’。”无独有偶，曹文轩也将小说界定在“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废名、沈从文在赋予文学世界的田园牧歌时，主体意蕴却是对生命价值的不竭追问，对人生悲剧的无尽悲悯。被周作人称为“隐逸”的废名，其《竹林的故事》中描述：在小河边、竹林丛、一袭菜园环绕的农家户舍建构起田园诗情，娇羞可爱的三姑娘，随父母种菜、打鱼，生活无忧无虑，然而当父亲被菜园地一座圆圆的坟丘代替，曾经跟在父亲背后卖菜的娇羞女孩，开始独立卖菜，生命无常、人生短暂也随之取代田园诗情所带来的温馨、和谐，永恒的自然浸透出的却是人生无尽的悲剧性。沈从文《边城》里的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一艘渡船，一座白塔，文本娓娓叙来，宛如引领读者进入“桃花源”神话。然而当白塔坍塌，老人去世，二老远走，面对翠翠无望等待，牧歌褪去，寂静与悲凉游荡、弥漫。曹文轩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主题内蕴几乎都是在这一层面展开。在《天瓢》中，用了20种乡村雨名建构起的小说，叙写南方水洗世界中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一生往事，叙述的循环与人物命运的循环，交相呼应，共同营造出对生命的无限悲悯；成功失败，爱恨情仇，这一切交织的人生往事到头来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年少时随水而来，迟暮终又随水而去，生命只不过是完成一个短暂的循环，消失在人们视野，也许只能从古典般多才多艺的瞽者中听到一丝古老的神话。文本赋予故事以美丽、绚烂，试图将生命的瞬间凝固成永恒的姿态，然而这一切在时间三维上都只能是“过去”，犹如走进了一个水网密布的童年水乡。尽管这个村落不同于废名的“黄梅”、沈从文的“湘西”般瑰丽，而更多是一种共和国建国初年、历经改造完成后的平常村落，然而相同的是人性的美好，民风的纯朴，自然与社会的和谐混融；其内在精神的根源都在于对人情的热切讴歌，对自然生命的形而上观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对废名、沈从文小说文本意蕴的深度回应。

二、嬗变

曹文轩小说对废名、沈从文文学世界的回应，试图对其予以历史的定位。然而这种赓续却又在回应中展示出变异，这不仅源于时间的变动，由世纪前半期进入世纪末，社会历史由明国史进入共和国史，更源于因历史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时代精神变迁。

首先，在乡土传统文化上，走进曹文轩小说，我们清楚看到对传统乡土文化意蕴的“迷魅”与招魂并不是其表现主题。正如上述所言，相对于废名、沈从文的乡镇，曹文轩的水乡太过平常，除了读到村落不同于许多地方多了水的气息，我们很难看到这个村落同别的有何不同。农闲时放电影、看马戏团表演，节假日看文工团演出，草房、瓦房时常翻修毫无历史可言；惟有的几架风车随过去大地主而来，却又只是一堆桀骜不驯、要命的“野风车”；略微有点古老浓厚或文化气息的物品――如祠堂神像、寺庙菩萨、桥梁石狮子、乡绅刻有神怪图案的床等，还被一群青少年欢天喜地地捣毁。这里的人们，尽管都有着良善本性，但其恶的一面文本并没有忽略。我们在看到“厄运 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情爱”，同时也看到恶的习俗――“一时为贼终身为贼”(如《田螺》中)、“一人为贼全家为贼”(如《红葫芦》中)，再如狭隘的利己主义(如《天瓢》中)。文本故事时间进入改革，如果乡村在过去还有着田园牧歌意蕴，那么此刻一切富丽丧失殆尽(如《网》中为了河里的鱼。乡里乡亲你争我夺甚至不惜大打出手，最终落得网比鱼多)，经济发展相互攀比之风炙盛，和谐气息荡然无存。

其次，社会认同上，正如吴福辉所言“京派在对民族进行‘过去’和‘当下’对照时，他们似采取以城市代表‘当下’，以乡村代表‘过去’的模式，肯定乡村的文化和下层的人性，否定上层的文化和城市的人性；认定前者是人性与自然的契合，后者是违背自然的人性扭曲”，“堕落”作为“城市”的代名词现代以来一直主宰着对城市的书写。对于曹文轩小说，如果说早期如《弓》《山羊不吃天堂草》借鉴沈从文“两套笔墨”，在一种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中建构文本世界，展示乡村人性美好、城市的堕落与“恶”，乡村所具有美好道德品行如何对从乡村到城市的“打工者”予以救赎。那么在之后成熟的作品中，作者明显摒弃该种二元结构方式。正如人之于土地的逃离在20世纪前半期还在于一种社会政治层面、或者知识分子精神层面，土地在作家们心中还昭示着一种失落的温馨家园，世纪末这种逃离已经是一种经济、一种现代化的必然，一种文明的使然，乡村已经成为落后、贫困、闭塞的别名，城市成为文明代名词。在曹文轩小说笔下，我们一面看到其牧歌般的美好，一面又清晰地看到正是因乡村、家“贫困像冬日的寒雾一样”，明子们才来到城市。表现在作品中，几乎所有重点小说描写乡村时都有着城市外来人，如《再见了，我的小星星》晓雅老师，《草房子》纸月，《红瓦》艾雯老师，《细米》梅纹老师，《天瓢》艾绒，这些乡村外来人不是象征着精神、艺术的美好，就是代表现代知识的真。文本赋予他们不仅容颜美丽、气质高雅、多才多艺，更赋予他们一种文明昭示或标签，即便是描写像甑庭秀这样严重女性化、品格低下的，虽厌恶之情溢于言表，然而文本还是赋予其以艺术修养高超――摄影、化妆方面。

世纪末的中国毕竟已经不同于世纪前期，城市化的轰然崛起不仅昭示着新的价值理念、生存际遇，同时也祛除着乡土迷魅；老者、妇女、儿童，这本是乡土抒情文学展示其理想的人物，在今天作为乡村常住居民却已成为时代景观；以土地为载体的乡土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等这一套文化体系如果经历共和国30年洗礼仍存，那么在改革的浪潮中，随着现代传媒的下乡、乡村精壮劳动力入城等，这种文化则在内外夹击中全面、迅即溃败。土地不再昭示“家园”，以城市为表征的现代文明深入民心，生活如利奥塔所言从诗意化的田园场景蜕变为理想化的技术场景。如果说废名、沈从文的时代“怀旧”还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那么世纪末的怀旧正如戴锦华所言“更多是一脉不无优雅的市声”；这种怀旧作为当下流行时尚，与其说是在书写记忆，追溯昨日，不如说是再度以记忆的构造与填充来抚慰今天。如果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现代化”还如同金灿灿的彼岸，如同洞开阿里巴巴宝库的谜语，那么，在90年代的社会现实中，人们不无创痛与迷茫地发现，被“芝麻、芝麻，开门”的谜语所洞开的，不仅是“潘多拉的盒子”，而且还是一个被钢筋水泥、不锈钢、玻璃幕墙所建构的都市迷宫与危险丛林。如果说废名、沈从文文学世界展现出一种薛毅所谓的后发国家的文学抒情问题，即“面临本土的传统美感日渐丧失所带来的怅惘体验和挽歌情怀”，那么在曹文轩小说中则更多是一种有关生命存在的体验与“挽歌”。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A].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C].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2]　曹文轩.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A].追随永恒[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是福辉京派小说选・前言[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