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本科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新闻学本科论文范文

关键词 新闻学 学科属性 社会科学

刘锐，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讲师，博士后。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研究精品培育项目《“新闻经典”研究》最终成果的一部分（SKJ201004）。

时至今日，中国新闻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新闻无学”的争论也已告一段落，但与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法学等较为成熟的学科相比，诞生于20世纪的新闻学还尚显稚嫩，理论基础薄弱、研究层次不高等依然是不争的事实，许多新闻学的基础问题还未彻底厘清，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关于新闻学的学科归属问题，至今仍未达成一致的意见。新闻学到底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这一新闻学的基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学科归属是关系到学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新闻学到底是向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靠拢，还是向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逼近？这不但关系到新闻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实现，且会影响到新闻学能否在学科之林中与其他学科平等地展开交流对话。下面笔者将在论述新闻学的学科归属之争的基础上，通过辨析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重点阐释新闻学的学科属性问题。

一、新闻学的学科归属之争

客观地讲，20世纪的中国学术研究中，既有人文学科的研究，亦有社会学科的研究，但向来只有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的提法，而没有人文科学或人文学科（尽管《辞海》上已单独作为一个条目而与社会科学区别开来）的提法。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学者提出区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要求。[1]因此，新闻学早期关于新闻学科归属的讨论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而主要讨论当今新闻学众学者在新闻学科归属问题上的争议。综观新闻学科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这一问题，学界仍无一致的看法：

一类以李彬、李希光、屠忠俊、吴廷俊、徐培汀等为代表，认为新闻学科是人文学科。他们在分析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差异时指出，首先是二者的学科属性不同，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中的应用学科，而传播学是社会科学的行为学科。再次，二者研究的方法不同，新闻学属人文学科，人文学科讲究人文性，体现人对人的终极关怀，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质的方法、思辨的方法；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量方法、实证的方法。[2-5]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唐远清则根据李承贵提出的划分人文学科的4个主要依据，即人文学科本身具有人文气质；直接与人的意义特别是精神价值相关；对人、社会、民族具有价值导向、精神塑造等功能；研究具有主体性、求异性、偶然性、复杂性和创造性等特征，认为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6]

再一类以郑保卫、张昆、赵凯、丁法章、黄芝晓等为代表，认为新闻学是以新闻现象和新闻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7-9]除概念界定外，对新闻学为什么属于社会科学，其与人文学科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并无过多探讨。

还有一类以杨保军为代表，认为新闻学是一门以社会科学性质为主，同时兼有一定人文科学性质的学科。新闻学是对人类新闻传播现象、新闻活动特征及其规律的探讨和揭示。按照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解与基本区分，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属于社会科学。但是，严肃一点讲，社会科学从严格意义上说要求研究者以价值中立或者价值无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结论，而新闻学还包含着人文的思想和论述、价值性的评价与判断。因而，就学科性质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闻学是一门以社会科学性质为主，但同时兼有一定人文科学性质的学科。[10]

上述论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一个明显缺陷即大多并未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科学区分角度进行新闻学学科性质的界定，唐远清和杨保军虽然区分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不同特征，但失之系统、全面。

唐远清依据李承贵提出的划分人文学科的4个主要依据来定义新闻学科的学术归属，相应标准虽容易区分，具体到实践中则很难操作，究竟何谓突出的“人文”气质？什么学科的研究才算与人的意义特别是精神价值直接相关等等，并无明确的具体的规定。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单列一节论述新闻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坚持认为新闻学是人文学科，但在前文中却把新闻学界定为“新闻学是一门研究大众传媒业的独立的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阅评人雷跃捷也指出了这一点），这就出现了前后矛盾、顾此失彼的现象。

而杨保军在谈到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别时，仅谈到了研究对象和研究判断类型的不同，判断标准有失片面。另外，在认定新闻学兼有人文学科属性时，仅仅从目前新闻学研究现状出发，认为相关的理论著述在事实判断之后，总要加上一个价值判断的尾巴，认为新闻学科兼具人文学科属性的理解也存在偏差。因为现有著述存在的问题与该学科属性并不等同。

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区别

这里，笔者从区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不同特性出发，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判别标准归结为4点，以明确新闻学科的学科归属问题。

1. 研究对象和价值

人文学科研究的是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是人的精神世界及其积淀下来的文化。人文学科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物质财富或实用的技术，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一个精神的家园，使人类的心灵有所安顿、有所依归。而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它侧重于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即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的主观世界和人类的精神文化，社会科学关注的则是客观的人类社会，它是外在于具体个人的。

2. 研究方法

人文学科具有体验性、阐释性、评价性的特点，强调研究者的个体性和独创性，它的知识并不像科学知识那样呈前后递进式发展，而是散点、跳跃式的、或不断阐释性的。一些古典著作中提出的命题可以被后人不断地理解和阐发。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分析、归纳、证实等特点，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是前后递进式的，前人提出的某些命题可以被证伪或替代。

当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虽越来越多地借鉴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法，但社会科学并不排斥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既应该采用自然科学的逻辑实证方法来研究认识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的制度、关系、结构和功能，又需要采用人文科学的精神与情感体验方法来把握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因为社会具有物质客观属性与精神观念属性两重性质。

3. 成果形式

人文学者在人文科学领域中的探索与创造，主要表现为精神的收获和思想的创造；而这些收获与创造，主要以人文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社会科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除以社会科学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外，还集中表现为决策的制订、规划的设计、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甚至表现为规模宏大、长期持续的社会运动。而人文科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则很少以文本之外的形式加以保存。

4. 研究效用

人文学科是基础性学科，而社会科学是应用性学科，所以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不具有实际运用的价值，而社会科学的成果则往往具有实际运用的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文学科没有用，只有社会科学才有用，而是说人文科学是一种无形之用，而社会科学则是一种有形之用。社会科学更能直接指向人的现实生活，对人的现实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新闻学的学科属性辨析

依据以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划分标准，笔者认为，新闻学总体属于社会科学。理由如下：

1. 从研究对象来看，虽然目前新闻学术界并没有取得共识，但根据不同学者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的论述，较为常用的关键词是：新闻事业、新闻工作、新闻活动、新闻、新闻传播活动、新闻现象、新闻与社会关系等。有学者依据56位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的论述，筛选出中心词的出现频率，从高到低分别是：新闻事业（27次）、新闻（传播）活动（24次）、新闻现象（18次）、新闻工作（14次）、新闻（12次）、报纸（10次）、新闻事业与社会关系（6次）。[11]可见这些关键词都与社会活动、现象、组织、运作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更有不少学者如徐宝璜、黄天鹏、李公凡等认为，新闻学的间接对象就是全社会。[12]且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理论新闻学著作——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开始，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界定的中心词都由比较具象的“报纸”转换为比较抽象的“规律”——学者们几乎都使用了“规律”一词，尽管在与其他中心词的搭配上，有“新闻事业规律”“新闻活动规律”“新闻工作规律”“新闻传播规律”等的不同。[13]这符合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主要侧重于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的观点，而非人文科学研究对象范畴。

2. 从研究方法来看，新闻学强调研究“新闻事业规律”“新闻活动规律”“新闻工作规律”“新闻传播规律”等，既然研究对象的中心词是“规律”，那么，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虽然新闻学的研究方法目前仍以定性研究为主，但定性研究并不代表就是主观性研究，定量研究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客观研究，定性与定量只是研究方法的区别，而主观和客观则是研究对象与客观事物的符合、相去程度。“科学是理性的产物，使用事实、规律、原因等概念，并通过客观语言沟通信息。”[14]与此不同，“人文学科是想象的产物，使用现象与实在、命运与自由意志等概念，并用感情性和目的性的语言表达。”[15]从这一点看，新闻学无疑也归属于社会学科，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反映新闻现实，符合新闻实践的要求和发展规律，有效地指导新闻实践，而非自由想象，闭门造车。

3. 从成果形式来看，新闻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除了以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外，还集中表现为新闻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新闻管理决策的制定，甚至还表现为规模宏大、长期持续的社会运动（譬如公共新闻学）。从新闻学界尤为强调新闻学研究成果要对新闻实践有指导意义即可见一斑。

4. 从研究效用来看，新闻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新闻业务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价值，能够对新闻实践产生直接作用和影响，即使是新闻理论和新闻史研究，也强调要对新闻实践有所启迪和教益。尽管目前学界的研究和业界现实尚有一定隔膜，但已有一批研究成果得到业界和政界认可。从长远来看，新闻学将更好地服务于新闻传播实践，对新闻传播实践产生更大的影响。

从以上4点可以看出，新闻学理当归属社会科学。然而，事实上，我们很难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画出泾渭分明的界线，正如著名学者让·皮亚杰所说：“在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做出任何本质的区别，因为显而易见，社会现象取决于人的—切特征，其中包括心理生理过程。反过来说，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也都是社会性的，只有当人们能够在人的身上分辨出哪些是属于他生活的特定社会的东西，哪些是构成普遍人性的东西时，这种区分才有意义。”[16]新闻学虽然属于社会科学，但新闻学也具有较为浓郁的人文色彩，从学科性质而言，新闻学是具有人文底蕴的社会科学。表现在：

第一，从研究对象和价值来说，新闻学既是事学，是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规律的研究，又是人学，除研究新闻媒体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对于社会所起的作用及其运作之外，还需关注在媒体运行过程中传者和受众各自的精神状态、价值情感等。新闻传播事关每一位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新闻学研究决不能因事废人，放弃新闻传播学的人文属性。因为“新闻传播活动根本上是人的交流活动，尽管这种活动在现代以来越来越需要利用机器和制度等途径进行，但它毕竟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从没有离开‘人’的新闻传播”。[17]“新闻学的终极关怀或指向是为人的，新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新闻传播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人更加趋近人所能拥有的自由、美好而不悖乎人性的生存方式，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18]从这一点上来说，新闻学科注定将难以回避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在新闻学科中占据较大的比重。价值判断是每一个新闻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新闻学需要事实判断，也需要价值判断。

第二，新闻学的文本之学特征较其他社会科学更重。尽管学界对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否为新闻文本仍存争议，与“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等这些关键词相比较，将“新闻”文本作为新闻学研究对象的呼声相对弱小一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是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其成效好坏最终都将反映到新闻文本上。可以说，新闻文本是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最重要的环节，无新闻文本则无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新闻学的研究起步于新闻文本，最终无论是作用于新闻实践，还是作用于新闻管理政策，也将落脚在新闻文本上。新闻学研究是围绕着文本这一中心运行的，这是新闻学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不同之处，他们的研究未必起步于文本，也未必最终作用于文本，从这点看，新闻学也具有较为鲜明的人文色彩。

因此，新闻学的学科性质为具有强烈人文底蕴的社会科学。新闻学不单单是人事之学，也是文本之学。

结 语

新闻学具有较多的人文色彩，但新闻学并非人文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一样仍属社会科学。一些学者在辨析新闻学和传播学时过分突出了两者之异，以至两个协同发展的社会科学之“小异”，被说成是人文和社会学科之大别。目前，新闻学和传播学都还尚未达到成熟之境，过分强调其区别，不利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和两个学科的协同共进。两个学科之间只有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双剑合璧，才能全面提高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学科地位，也才能在学科丛林中占据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之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 李承贵. 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2] 李彬. 媒介话语 新闻与传播论稿[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3] 李希光. 畸变的媒体[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 屠忠俊，吴廷俊.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5] 徐培汀. 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6] [11] [13] 唐远清. 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135，134.

[7] 郑保卫. 论新闻学学科地位及发展[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8] 张昆. 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9] 赵凯，丁法章，黄芝晓.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0] 杨保军. 新闻活动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2] 李秀云. 中国新闻学术史[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14] [15]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6）：761，760.

第2篇：新闻学本科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闻理论；理论研究；新闻理论理论性

引言

比较显著的一点是，学术性的新闻理论研究非常薄弱，而大多数新闻界的专家学者对此不以为然，特别是在应用化理论广泛传播的今天，理论性研究的必要性被很多专家学者忽略了。很多人认为新闻理论将会逐渐失去其独立性，并逐步被包含于传播理论之中，实际上新闻理论理论性的独立性是新闻学科独立性的基础，新闻理论理论性弱化的现象亟待改善。

一、理论和理论性的内涵

理论是用来解释对象的知识体系、思维方式或者概念方式，是把握对象观念的一种方式。由于主观思维存在差异性，因此针对事物的理论也是不同的，大多数情况下，理论是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理论性，顾名思义就是理论的属性，理论是对现象的解释和说明，还是对现象的批判和反思，也能够对对象的主体活动进行引导和规范。从比较的角度来说，理论是具有可操作性和应用性的，而理论性正是对应于理论的可操作性和应用性。可操作性、应用性重点在于把握事物的实践，而理论性重点在于把握对象的概念和逻辑等，理论能够作为实践的指导观念，因此，如果一个理论的理论性就不正确，那么显然实践性也会缺少有用性和合理性。理论源于实践，而实践论证理论，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是研究理论理论性的基础。

二、新闻理论理论性弱化的表现

（一）新闻理论意识薄弱

针对新闻理论的研究，目前的普遍现象是针对新闻现象的描述很多，总结的新闻活动经验很多，但是并未真正探究新闻现象的原因，也没有形成科学合理的理论概念，对新闻理论进行严谨的论述就更是无从谈起。在研究著述上，僵化的论述模式如“应该怎样”、“要怎样”等，实际上这种表述基本没有作用；再者，很对研究者喜欢堆砌数据和文献，认为在论述中多加各种各样的研究框架，多用分析工具和统计数据，就显得研究很充实、很有效，看上去学术性很强，但是缺乏思想和理论，也只能是“绣花枕头”。这样的学术论文，只有论文没有学术，虽然发表这样的论文，对作者本身的理论水平有一定提升，但是对新闻理论的发展并无贡献。

（二）缺少踏实进行学术研究的责任心

现阶段浮夸风盛行，专家学者、研究人员热衷于建设各种学术中心，没有踏实进行学术研究的责任心，虽然对新闻现象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并且能够下很多结论，但是能够深入解释的很少，也无法对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说出具体的理由，将论证过程变为了表达想法和愿望的过程，对于一些新观念、新概念，不加论证就随意提出，对于一些新思想和新学说，能够说明其来龙去脉的很少，针对新闻理论的研究缺少长时间的积淀，论证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

三、强化新闻理论理论性研究的策略

（一）完善新闻理论与研究相结合的框架

要_立新闻理论研究的基本结构或者基本框架，新闻理论的体系是构建新闻理论理论性的基础和关键，新闻学科发展至今，本身就应该建立起自身的学科体系，形成具备本学科特点的结构。新闻理论体系应该包括从微观到宏观的若干层次，如宏观就应该包括新闻理论整体发展的规律和新闻业发展演变的规律等，而微观就应该包括对新闻本体理论、新闻本源理论的深入论述等，宏观、中观和微观多个层次之间的独立性只是相对的，缺乏其中任何一个层次，新闻理论体系都谈不上完整。

（二）新闻界的学术对话和理论交流

我国之所以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与各个地区之间相互的文化交流是分不开的。而目前新闻界的学术交流却显现出“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对学术体系的完整性、扩展性也非常不利，实际上，我国新闻界缺少的是深入的批判和论证，以及普遍的交流与对话，有了这些，新闻学术难题和疑惑才能有效解决，新闻理论建设也能健康成长，新闻理论理论性由此得到提升。虽然我国很多新闻学科机构经常进行交流和对话，但是其中的交流和对话实际意义很弱，更多的是将其作为碰头会甚至茶话会，学术演讲和学术报告仅仅是走形式。要改变这种现象，就要努力进行学术共同体的有效互动，切实提高新闻理论理论性研究的水平。

（三）强化本科新闻理论教材理论性建设

人才始终是国家发展的动力和基础，对于新闻界来说同样如此，本科高校是为国家输送新闻学科人才的主要源头，从本科教育着手，也是提高新闻理论理论性的有效手段之一。首先，对于新闻本科教材的理论建设，研究者应该将重点放在对现有理论成果的理论化总结上，并且研究者还可以深入探索新闻理论教材的体系，虽然新闻理论的核心在于内容，但是体系也就是表述新闻理论的框架也是必不可少的，多元化的理论体系能够给学生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将新颖的体系和优质的理论内容结合起来，才能切实提高新闻理论理论性建设。第二，对于教材理论性建设，不仅要放眼中国，更应该放眼于前世界，新闻理论应该与时俱进，具备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还要注重一脉相承的新闻理论传统。

第3篇：新闻学本科论文范文

【关键词】量化；研究方法；新闻学；特征

于当下而言，不论是在制度层面抑或是在观念层面，多数情况下，新闻学是作为社会科学而非人文学科，被纳入现代科学系统与知识生产体系的。这意味着，新闻学之研究对象，可以像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一样，被当作经验性事实，以社会科学之普遍方法进行分析和考察。量化作为一种成熟的、系统的、近乎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方法论，其必然要与特定之学科、领域、研究对象存在内在的逻辑接合性、适配性、一致性，才可被有效运用至新闻学研究。而在以往之研究中，量化方法与新闻学之间的接合性、适配性，仿若不言自明的事实，被广为接受。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方法与对象、方法与目的之间的割裂，方法仅仅为获取结论的工具、途径，方法之形式性、工具性被过度彰显，而方法之有效性、合理性则往往被遮蔽。

这种语境下，对新闻学中量化方法的适用，进行学理意义、哲学层面上的分析与反思，就显得尤为必要。量化何以成为探索与解答新闻学研究问题的方法？量化方法与新闻学之间既然存在着契合性，那么这种契合性之根基为何？量化之方法论体系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新闻活动、新闻现象之间有无潜在的冲突与矛盾？若有潜在冲突与矛盾，又是什么？这一连串的问题与疑惑，构成了本文撰写的基本动力。

一、社会科学中的量化传统

通常而言，量化是一种运用数学、统计等分析工具、手段對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方法，这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最晚或可追溯至17世纪下半叶，英国学者威廉·配第将社会科学学科中的政治经济学与数学结合在一起，在《政治算术》中写道：“这项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是很常见；因为我不仅仅在语言方面使用一些比较级和最高级的词汇，以及进行理论性的论证，我采取的做法是……以数量、重量或度量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①威廉·配第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甚至被称为是将经济学数学化的鼻祖。随后，量化为更多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主要社会科学的学者所接受，经孔德、迪尔凯姆、默顿等学者的发展，成为一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主张像自然科学那样对社会现象、社会活动进行研究，以建立清晰明白之系统知识的研究范式。

若是将量化视作一种不断生长的生命体，会发现其生长、拓展存在着深厚的哲学基础。概括来说，任何之量化研究，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内在的、基础性的、结构性的逻辑关系：研究所关注、涉及之对象、要素皆可被度量，并可被简化、抽象成数据；事物之间本身存在着相关性、因果性关联，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得以反映。

首先，这种研究与分析方式意味着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现象、活动被当作自然现象来对待，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活动背后存在着客观的、确定的真相和规律，社会科学研究者之任务，就像物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一样，在于对表征社会要素之数据进行分析，而后揭示出这种客观真相和规律。迪尔凯姆之经典表述，生动体现了这种自然主义的根基，“（关于观察社会事实的）第一条也是最基本的规则是：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②，这意味着，视社会事实为客观之物而后观察、分析、验证背后之关联、规律，构成了量化分析方法的基本原则。而在此种理念牵引之下，事实与价值存在着显著的区分，社会科学知识是关于事实的而非价值的，故而，如同自然科学知识一样，以量化研究为主的经验理论是稳定的、确切的，被不少人视为“社会科学知识的黄金标准”。③

其次，知识、理论源于经验，研究过程应当具有可重复性。量化研究所面对的材料，与思辨方法对概念及其逻辑进行推演、操作不同，其所处理的是数据化、数理化的经验性事实。“在以数学、统计学为研究方法基础的定量研究之中，总是首先强调研究者要搜集大量能够被量化的数据资料”④，这些数据资料构成了理论、知识的基础。换言之，理论、知识的生成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归纳、上升过程，知识的根本甚至唯一源泉在于经验，客观世界经验理论构成了知识生成的一般路径。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客观事物作用于不同单个主体间产生的感觉、经验存在着共同内容，这些共同内容可以抽象为概念，成为人类以语言交往的符号。而研究数据之合法性正是以这些可以被共同体验的资料为基础的，亦即“研究数据要能被世界任何合格的研究者所认可”“研究者在进行具体研究时，其行动应该像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那样，以观察、实验的方法为手段，去收集可观察性的、可检验性的数据”。⑤

基于此，量化研究之基本原则或可表述为：从纷繁复杂之现实中归纳出待验证的假设，而后以通过观察、实验等经验方式获取的数据对假设进行验证，其经历了一个从“归纳—假设”到“假设—演绎”的完整逻辑链条。这种实证式的量化研究，不论是从本体论、认识论根源，抑或是研究之基本模式，均与自然科学研究方式相一致。某种意义上，这种一致性为量化研究提供着合法性，自然科学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所带来的对客观之自然世界理解的不断加深，暗示着只要沿用量化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人们亦可于社会科学研究中不断获得稳定知识，取得理论建树，进而增进对社会的理解。

二、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的契合性

作为一门学科，新闻学所研究的是人类社会中的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概言之，新闻学是关于新闻领域的知识体系的学问。新闻领域是众多社会子领域中的一种，能用来研究普遍之社会活动、社会现象的量化方法，亦适用于新闻领域。显然，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存在着某种（些）内在契合性，这种（些）内在契合性，构成了当今新闻学领域内量化研究的前提和基础。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之间的契合性首先表现在：研究要素、研究对象的可量化性。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活动，而新闻活动必然有着自身结构，也必然由不同要素所构成，这些要素是否具备可量化性是量化方法能否适用于新闻学研究的关键条件。学者黄旦曾在其《新闻传播学》中将新闻活动之构成区分成四种要素，“构成新闻传播必须具备四个基本因素，即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接收者，缺一不可。新闻传播就是在这四个基本要素组成的结构内进行的”。⑥黄旦的区分显然是合乎逻辑的，依据其区分，新闻活动的四种基本要素：传播者、接收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皆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差异化的范畴与意义区间，而这些范畴所对应的现实之存在显然是存在着可量化性的。从本质上来看，量化意味着对事物进行程度上的、等级层面的区别，而量是事物之存在的基本方式，“一定的社会现象总是一定数量的人们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和条件下以一定方式、规模、强度、速度、频率而从事的社会活动”。⑦在新闻活动之中，不论是传播者、接收者，抑或是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均存在着量上的区别和差异，这些区别和差异，构成了量化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例如，新闻接收者，往往是复数式而非单数式的，新闻传播学专有名词“受众”中的“众”字，本身即有数量繁多之意。再如，新闻内容以新闻文本的方式得以呈现，一方面，新闻文本本身包含一个个可以被量化的、用以表意的语词，另一方面，一定量的新闻文本又构成文本系统，新闻研究者既可对其进行内容分析，又可进行词频分析，而这些皆源自新闻文本、新闻内容的可量化特征。又如，作为传播主体的记者，是一个个生动的、鲜活的、可以被计量的个体，个体又构成群体并具有可度量性，这种可度量性是对记者行业进行调查的基础，像张志安、曹艳辉所作的《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⑧很大程度上便是基于调查记者群体及其相关属性的可度量性实现的。

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之间的契合性又表现在：新闻学研究之重要任务在于解释不同新闻要素间的关系，发现藏匿于纷繁复杂之新闻现象背后的规律，这种研究目的与量化研究之间存在着一致性。方法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往往与目的一起被置于同一语境之中，换言之，二者是一对相辅相成的范畴，方法因目的而存在，目的因方法而实现与达成。量化研究的核心特征在于发现表象背后的规律，“定量研究，尤其是解释性的定量研究，要求研究者在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探讨事物的关系，通过对事物之间的相关分析达到对事物间内在关系的把握”。⑨而新闻学研究，是一种有目的的研究行为，其目的，一方面在于解释新闻活动与新闻现象，“新闻传播學科学研究的目的与自然科学有相似之处，主要是发现和验证目前人类尚不清楚了解的有关新闻和传播的社会现象”⑩，另一方面又会不断寻找和发现规律，“新闻规律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新闻规律，正是新闻规律研究的直接学术目标，也是整个新闻学特别是新闻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新闻学研究之目的与一般量化研究之目的间所存在的契合性、一致性，使得量化方法被移植至新闻学研究，成了顺理成章之事。因此，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得以适配、结合，量化自然而然成为新闻学研究之方法、工具、手段。例如，新闻学研究中，为了分析与比较不同媒体新闻报道之语言、结构、表达方式等文本特征，研究者可以从不同媒体之新闻文本中进行抽样统计，而后比较分析，这一过程中，量化之特征决定了其可以以数量关系的方式从某些侧面揭示出不同媒体新闻报道的文本特征，故而量化是研究者实现其研究目的的有效手段。

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之间的契合性还表现在：二者于知识生产之深层机制上存在着一致性。社会科学中的量化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其根本性的价值理念在于客观性。客观性一方面意味着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主客二分，即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分明的距离，而这种距离是保证研究得以实现的基础。新闻学之目的在于研究新闻领域，生产新闻相关的知识和理论。而知识之生产，不论采用何种范式，运用何种手段与方法（包括思辨的、质性的），其前提均在于存在一个与研究主体相分别的研究对象，不论这一研究对象是客观的、天然的存在的，还是为人类社会所建构出来的。人总要站在一定的位置才能看清问题，研究主体只有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够认识研究对象，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深刻洞察。从更为重要的意义上来说，这种距离是观察、分析、反思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新闻学知识的生产亦是如此，当今任何新闻知识的产生，皆离不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这种距离性。量化研究强调该距离的存在，且刻意维持这种距离，这与新闻知识生产的前提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和一致性。这种契合与一致，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量化研究生产出来的新闻知识的合法性，而且也是二者得以适配的隐含与潜在的前提性条件。

从历史与现实层面来看，量化研究在新闻学中的运用，还源自于人们对自然科学范式的笃信以及对数学的迷思。古希腊以降，西方人便相信万物皆有序，秩序皆可被度量，几何与数学被视为对世界的“完美”表现形式。这种理念深刻影响了后世学问之发展，“西方的物理科学所以有今天这样的辉煌成绩，乃得力于运用数学形式来表现物理现象，使得物理学通过‘数学化’有机会具备严谨的科学形式”。以此，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西方各学科领域皆藉由数学化而完成向科学的跨越，新闻学像其他学科一样，希望寻找到稳定的、确切的知识、理论、真理来解释其所观照的现实领域，亦希望通过科学化的方式来寻求自身的学科地位，这种种或文化层面、或功利层面的因素某种程度上亦是量化方法在新闻学领域内适用的原因所在。

三、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的矛盾性

尽管量化研究已成为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范式，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亦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契合性，但这并不代表这桩“婚姻”就真是琴瑟和谐，鸾凤和鸣。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之间又的的确确存在着摩擦与矛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二者的摩擦、矛盾是激烈的、不易调和的。

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之间的矛盾性首先表现在：量化研究对可量化性的强调与新闻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尽管任何事物均具有量的属性，但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之稳定特性，社会现象、社会事物于量上具有复杂多样、变动不居的特性，“在社会科学中，测量对象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不重复的、主观性的、抽象性的社会现象，因而难以量化或量化程度比较低”。新闻现象显然具有社会现象的普遍特性，一方面，新闻活动的各种要素中，既有简单易测的要素，如受众数量、媒体多寡、语词频率等，另一方面，又有较难测量或测量精确性多会大打折扣的要素，例如媒体采编人员、受众的主观态度、心理活动，以及具体话语之意义等。从更深层面来看，新闻学研究对象之复杂性根源于新闻实践主体—人之复杂性。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又是情感的动物。每一个人均有多重存在方式，处于多维存在空间，自我呈现上具有掩饰倾向，行为上又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由人和人的行为衍生而来的新闻活动亦相当复杂，而“研究对象越复杂，对其进行逻辑解析和意义阐释的难度就越高，对揭示因果关系的研究任务的挑战就越大，在本体论上和认识论上就越难以达成统一”。换种视角来看亦可对此进行解释，以类来划分，新闻活动显然属于上层建筑层面，与文化、意识形态高度牵连，用以表征新闻的词语、符号一方面可指涉现实，另一方面又具有丰富的意义区间，“词语是同时指向外部现实和内部现实的标记，其关键作用是揭示内心世界，即思想和精神的世界”，言语与精神文化层面的属性意味着，任何新闻现象均具有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意味，新闻学研究不得不面临复杂的意义阐释、文本深度解读等属于人文学科范畴的研究问题，而在处理这些新闻学研究中无法规避的人文现象时，量化研究之解释与分析方式颇有“驴唇不对马嘴”之嫌，显然爱莫能助。除了常常无法有效因应与处理新闻活动的复杂性，量化研究与新闻学研究间的矛盾还体现在：量化方法对统一、规律的尊崇与新闻学知识因时因地因条件而有所不同的基本情状之间的矛盾。量化研究遵循的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认可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的、客观的社会规律，并且这种规律可以通过经验数据获得，而后进行证实或证伪。但新闻学研究所面临的，毕竟是处于不同文化环境、社会背景、政治经济体制语境下的新闻活动、新闻现象，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新闻活动、新闻现象存在着各自之特殊性与深层次的差异性，反映于知识生产层面，意味着并不存在着绝对的、普遍适用的新闻理论，这种现实，几近于从根本上与量化背后之哲学观念存在冲突。事实上，这并非新闻学研究领域内的独特现象，而是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普遍状况，美国科学哲学学者内格尔在其著作《科学的结构》中深刻地指明了这种现实：“把任何现存的社會研究学科列为‘真正的科学’的观念，已经多次受到挑战，共同的缘由在于，虽然这种研究已经贡献出关于社会问题的大量可靠信息，但这些贡献基本上是对处于一定历史情景中的人类群体的一些专门的社会事实的描述性研究，它们并未提供关于社会现象的严格普遍规律。”尽管内格尔的说法略显苛刻，但却也确如其所说，包括新闻学在内的研究社会现象、社会活动的学科于普适性上难及自然科学。概言之，量化方法与科学主义所蕴含的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与现实之新闻知识呈现出的地域性、相对性特征之间呈现出较难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一定意义上构成了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间的基本矛盾。

四、结语及余论

第4篇：新闻学本科论文范文

关键词：地方普通高校；新闻；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11-0138-02

一、地方普通高校新闻教育发展的现状与困境

我国新闻教育起于20世纪，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标志着我国新闻教育的开始。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在服务于社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之下，新闻事业快速发展，新闻行业对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加大。各地方院校纷纷开办新闻教育，全国高校出现了新闻类专业热。据教育部高教司的数据统计，截止2000年底，开设新闻专业的本科院校达170所。2000年至2004年，全国新闻类专业5年共增加335个专业点，平均每年增加67个；2006年我国新闻学类专业点已达661个。2006年后的增速更快，据了解到的最新数据，我国目前新闻学类专业点已达877个，2008、2009两年新增216个，平均每年增加108个。据估计，目前全国新闻专业本、专科的在校生人数达到4～5万人。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研究型大学和高职高专是其序列的两个端点，本文所讨论的地方普通高校则处于这两个端点中间。新闻学属于交叉领域的人文学科，不仅需要诸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哲学等各个学科的基础支持，还需要较系统的实践技能训练；合格的新闻人才不仅要是个新闻的专业人才，还必须是通晓各人文社会学科的杂家。地方普通高校的新闻专业既无法在学术水平和高端人才培养上与部属名牌高校和综合性重点大学相抗衡；在实践技能的培训和动手能力的培养方面又面临着与高职高专院校的激烈竞争。新闻专业的“超常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学生数量急剧增加，师资、教材、设备等办学条件严重不足，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这在地方普通高校中表现的更为严重。目前体育类、财经类、政法类、理工类甚至海洋、矿业等专业类高校开设新闻学专业已屡见不鲜，许多地方普通高校借助新闻热潮仓促开设新闻专业，专业发展方向不清晰，人才培养无法适销对路的后果已逐步显现。新闻专业的“超常规”高速发展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地方普通高校新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日益增大。传统媒体从业门槛日益提升，地方普通高校毕业生在与名校生的岗位竞争中步履维艰。由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间存在着互补交叉的特点，非新闻专业毕业生媒体从事媒体工作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构成对新闻专业学生媒体从业的新压力。

二、地方普通高校新闻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自1998年新闻学被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为一级学科以来，我国的新闻学科在研究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科体系。新闻传播学科包含了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四个主要的专业，传播学本科教育也在试行中。这些专业均为媒介产业培养人才，而在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当代社会中，传媒产业的迅速持续发展决定了新闻传播学科所培养的学生就业市场比较广阔，各类新闻媒介、出版机构、党政机关宣传部门、企业宣传部门、广告公司、以及正在发展中的高校新闻传播院系自身，都对这类人才有很大需求。

许多地方普通高校尽管挂名为“新闻学”专业，但其师资和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主要与公共关系、广告、信息传播、编辑出版等行业相关，与新闻学尽管同属新闻传播学科下，但培养的毕竟是不同的人才，学科建设的方向大相径庭，但其人才培养方案沿袭传统新闻名校的设置，追求课程设置的“大而全”，围绕着历史新闻学（新闻史）、理论新闻学（新闻理论）、应用新闻学（新闻业务）三大方面来设置，几乎都包含了《中外新闻史》、《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摄影》、《广播节目制作》、《电视节目制作》、《新闻事业管理》、《传播学》、《公共关系》、《新闻职业道德》等课程。在制定新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专业课程与科研方向时，传统新闻教育存在太专太窄的问题，一些地方普通高校基本上都将目光投向了类传媒的需要，忽视了企业对信息传播人才的大量需求。传媒与企业对新闻传播类人才的要求固然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新闻专业特色不鲜明的问题较为突出。

一些地方普通高校新闻专业的学科建设沿袭传统新闻教育的模式，新闻学的培养方向不能适应正在变革的媒体格局，存在太专太窄的问题，学科的基本课程设置基本雷同，其他相关课程的设置五花八门。因人设课的情况时有出现，有些应该开设的课程因为缺少教师还不能开设，违背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规律。或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与传播学等同起来，二者夹杂不清，导致学科长远发展目标不清；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相脱节，或者过分注重技能而轻视理论，导致做新闻上手很快，但知识面窄，发展潜力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背景的学生。

三、地方普通高校新闻教育的发展思路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新媒体的日趋成熟，信息传播业对新闻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础的“采、写、编、评、摄”已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综观目前新闻人才培养现状，培养的人才依旧以适应传统媒体为主，无法跟上信息业发展的步伐，出现了信息传播及新媒体业从业人员缺乏，而高校新闻专业毕业生高喊工作难找的尴尬局面，这就为地方普通高校新闻教育的发展明确了新的方向和思路。

（一）依托地缘优势，走特色化路线，因地制宜推动新闻教育的发展

尽管在学术水平和学科基础上，地方普通高校的新闻专业无法与部属名牌高校和综合性重点大学相抗衡，但也有其优越的一面：地缘优势。地方普通高校立足于地方，由于对本地历史、文化和人群生活习惯等方面的熟悉和了解，特别是在区域内具备相应的人脉资源，所以形成了相对外来个人或群体独特的信息传播优势。在新闻教育的发展上，一方面结合本地产业发展的特点，培养应对本土行业的专家型新闻人才；另一方面，根据产业发展布局，按照市场需要，明确新闻教育的侧重点，培养适销对路的新闻人才。同时，新闻教育的发展还应根据学校的整体特点来确定专业定位。如财经类院校的新闻专业依托学校的学科优势，应摒弃大而全的新闻教育模式，弱化新闻史、新闻事业管理等课程，强化财政金融的相关知识，侧重发展财经新闻方向；工科院校的新闻专业可以在工业传播领域进行大力的拓展；体育类院校着重强化自身在体育传播领域的优势；政法类院校则可以突出新闻专业在政法新闻报道方面的特色；外语类院校可以依托外语语言优势，设立国际化新闻人才的培养目标。

（二）优化课程体系，培养具有一专多能的全面型新闻人才

地方普通高校应依据其自身的优势和特点，设定了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目标。新闻传播学科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必须针对现代传媒与社会的需要而设定，新闻院系要加强对用人单位的调查，据此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案。

新闻专业的学生长常被评价为：“知而不专”。目前，新闻专业就业领域的错位现象突出，具有特长的新闻专业学生受欢迎。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地方普通高校新闻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也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教育课程学识的增加，突出“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大幅提升专业选修课的学时，在新闻学专业方向选修课中推出课程模块，丰富了新闻学的课程内容。学科专业方向课程的划分需要更科学清晰，突出新闻学实践性强的特色。同时，强化学校强势学科和校园文化等各方面对特色新闻人才培养的影响，发挥非专业教育因素的重要作用。

目前，传统媒体也在不断探索开辟网络传播领域。传统的文字工作者已无法满足新闻媒体的要求，熟悉网络传播环境、掌握网络传播技术的新型技术人才是新时期对新闻人才培养的要求之一。随着全媒体形态的出现和发展，只具备某一新闻专业技能的传统新闻人才已无法满足业界的需要。熟练掌握多媒体采制和传播的技能，能够同时承担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报道任务，为多种不同媒体提供新闻作品的一专多能型新闻人才在将来会更有竞争力。

（三）强化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实现知行合一

新闻教育脱离新闻实践，是学界和业界比较公认的新闻教育的核心问题之一。造成这一悖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育产业化与高校扩招，教师的准入与管理，量化考核与行政化办学，重科研轻教学等，都造成我国的新闻教育与社会的联系不够紧密。根据一项对8省、市12所高校及对应地区媒体从业人员的调查，有72.4%的媒体从业人员认为，现在新闻专业毕业的学生不能满足媒体要求。老师、学生、媒体从业人员均有三分之二以上认为新闻教育与媒体需求脱节。

新闻理论来源于新闻实践，能对实践产生指导作用的理论无一不是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然而，理论联系实际往往成为新闻教学中较难落到实处。一方面在一些地方普通高校，新闻专业的理论和实践本身就人为地被分割成两个部分，未能实现有效的对接；另一方面在于平时课堂教学中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培养较少。地方普通高校的新闻专业发展要注意突出学生的实践能力，大力建设供学生实习的校内报刊、广播台等实践平台，加快实践基地建设，加强横向联合，不仅要与大众媒体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还要注意与公关、广告机构、新媒体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宣传部门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给学生提供更多实践的舞台。

加强对现有师资实践教学的培训。对新闻专业教师，要求既能从事新闻教学又要投身新闻实践，可以采取轮训挂职锻炼和假期去媒体实践的方式，增加教学一线的教师的实践经验。专职从事新闻教育工作的教师，如果都具有有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他们在教学中直接传授自己的实践经验，促进新闻教学的理论联系实际，更容易做到知行合一。创新教学模式，让学生先实践，后认知，即先通过实践课程让学生先有感性认识，然后再回到课堂教学中进行理论的认知和提升。实践性环节可以增加课外采编、媒体参观和模拟新闻等形式，引导新闻教育向理论和实践对接的方向前行。需要指出的是，新闻实践并不是新闻教育的目标，我们要做的是通过知行合一，教给学生人文追求和综合素养，使他们有超出职业能力的理想和目标。

参考文献：

[1] 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通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第5篇：新闻学本科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闻报道；新闻实务；精确新闻；民族志新闻；基本原则

一、新闻实务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尝试

时代进步、社会变迁和传播技术的变革与更新，促使新闻实务不断推陈出新，多元发展。公民新闻、深度报道、民生新闻、新新闻等层出不穷的报道样式，使新闻报道的形态不断丰富多样；基于互联网的媒介融合、社交媒体和大数据等技术的更新，大大开拓了新闻领域的疆界。新闻业务在不断地借鉴和探索中寻求着自身的变革与发展，其中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新闻业务无疑是新闻行业应对种种变化的积极尝试之一。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用于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几乎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现象，而在新闻实践中重视和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则经过了一番努力和探索。

美国新闻学者菲利浦・梅耶早在担任底特律《自由报》记者时，就把实证研究中的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次级分析（Second hand Data Analysis）以及调查（Survey）等量化研究方法运用于新闻资料的收集和分析中，采写了大量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闻报道，并且根据自己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教学经验，于1973年出版了《精确新闻学》（Precision Journalism）。新闻实务尝试运用社会科学中的质性研究方法，经历了排斥与接纳的多次反复。2001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的全国会议上，学者Cramer和McDevitt提倡将民族志方法引入新闻报道，一批认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并且接受了专业训练的记者开始在新闻实践中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民族志新闻”[1]。

目前新闻界较广泛运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民意调查，也有人认为广义的精确新闻泛指以各种民意调查结果所作的新闻报道。[2]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的发展创新了新闻报道方式，开拓了新闻价值观念，甚至对新闻机构也形成了一种挑战态势，开创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新闻业务结合的新局面。这也从多个侧面证明：在遵循新闻学基本规律的前提下，传统新闻业务合理有效地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可以产生更新的、更精致的、更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报道方式，新闻实践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系统指导下进行革新与创造，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无限的可能性。

二、新闻实务借鉴创新时应把握的基本原则

当今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日趋多元的文化表达和日益复杂的新闻竞争态势，都要求新闻实务不断转变报道观念，创新求变，持续尝试新的报道方式和方法，开拓新的报道形式。新闻实践中的种种迹象表明，在当下全球化、信息化、媒介化的历史语境下，新闻从业者越来越乐于采用社会科学综合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传统进行新闻实务的创新，尝试新的报道模式，推动新闻实践的新的探索。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是新闻业界采用社会科学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方法进行业务创新的典型，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新闻实务借鉴创新时应把握的一些基本原则：

（一）客观真实原则：科学求真的精神

新闻报道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真，只有真实的信息，对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才有参考意义。[3]众所周知，新闻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要求新闻中的每一个具体事件必须合乎客观事实，这就要求每一则新闻报道的五个W和一个H必须真实准确，传统的报道方式追求的往往是这种层面的真实。二是要求新闻媒体通过有机的新闻报道，向人们呈现一幅现实社会的真实图画，以全面真实地反映整个世界。就这一点来说，传统的随意采访与报道方式是难以做到的，而以科学的社会调查方法为基础的精确新闻报道可以凭借其严谨的、精确的定量方法做到这一点。[4]

从新闻发展的历史来看，凡是不能真实而准确地再现新闻事实的报道方式或者在真实性准确性上有缺陷的报道方式，甚至有意或故意造假，随意增减情节的报道方式，都逐渐被新闻业界和受众所淘汰，例如：政党报业时期只为追求一党私见的政论新闻报道方式；“黄色新闻”时期一味追求捕风捉影、骇人听闻效果的报道方式；甚至新新闻主义过度故事化的文学式新闻报道方式，都因有违客观、真实的新闻报道原则而遭遗弃。

客观性报道方式的出现虽然在客观真实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实践证明，报道总难免有偏见，新闻从业人员的民族利益观，阶级、种族观念，政治倾向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诸方面的主观因素，以及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都限制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客观性报道方式也难以完整准确地报道新闻事实。解释性报道也未能有效地解决新闻报道的求真问题，事实上鲜有记者有能力对复杂的现象作出适当的解释，因为许多记者对其所报道的事件或者了解非常肤浅，或者理论水平有限，缺乏敏锐的目光，不能明智地处理和解释事实。

精确新闻报道的核心要领，恰恰在于社会科学方法的应用。关于社会科学方法，学者们大都认同这样几点：其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遵行严谨的规范程序，强调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其二，社会科学方法是一种系统、间接的科学观察，可以克服记者个体直接观察所产生的错误。[5]其三，用数据说话，强调数据的多方面使用。

正是精确新闻报道全面借鉴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其间接性、系统性以及可验证性等特点确保了新闻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因此，从新闻信息的收集与加工来看，与传统报道方式相比就具有了一些突出的优势，精确新闻报道所具有的优势往往与新闻媒体的核心价值理念，即新闻客观性紧密相关。[6]针对精确新闻的一些鲜明特点，相关学者对此这样评价：精确新闻尤其强调方法和技术，与解说性新闻和追踪性新闻的关系甚为密切。在实证主义社会科学方法的推动下，记者在采写新闻报道时并不是靠随意的简单采访，而是依据调查访问、公开文件、统计数据以及计算机辅助进行深入分析。它不仅不是反对，而是正好强化了一直以来提倡的客观性理念。其准则就是科学式的中立，采纳了客观性的衡量标准。[7]

起初，客观性的要求是客观地观察和搜集新闻，据实直录，竭力排斥新闻报道中的主观性和选择性。[8]精确新闻正是在这一点上弥补了客观性报道的缺陷，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客观性的含义和实质也发生了变化。目前，根据公认的相关原则，客观性意味着新闻记者必须杜绝片面、抛却静止而机械的偏见，尽可能按照新闻事件的本来面目如实报道。精确新闻数据的片面性选择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影响了报道的总体客观性，民族志方法在新闻实务中的应用，无疑是针对这一问题的再次纠偏。

精确新闻采用社会科学研究系统规范的科学程序和方式方法来收集资料、查证事实，给受众提供具有严密逻辑的客观事实，追求更真实更准确地去反映事实与提供信息。[9]民族志新闻则运用社会科学质性研究方法来采集和加工新闻信息，并从历史、政治、经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去透视分析新闻事实材料，深入细致地揭示社会事件真相，追求更宏观更完整地把握事实材料。精确新闻重理性逻辑，民族志新闻重感性体验，无论是真实数据还是真实感受，都追求科学求真的精神，力求全面准确地呈现社会事实，提高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与准确性，是新闻界追求客观真实的新闻理念的必然结果。

（二）多元价值原则：多元观点的表达

多元主义价值观强调民主，强调个性，强调多元观点的表达和多元利益的诉求，这也是新闻界一贯追求的新闻理念。

纵览新闻报道方式的演进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新闻及新闻报道方式愈来愈体现出多元、民主、平等的现代文明观念。在传统的新闻报道方式中，政党时期的报业重视的是一党之私见，商业时期的报业看重的是商业精英的利益，其他经过改进的报道方式如客观性报道、解释性报道、调查报道和深度报道等，尽管更加多元和民主，但是报道仍然难以跳出政治家、专家学者、大企业家以及影星、歌星、球星等社会名流圈子的束缚，多的是圈内的多元和民主，真正反映民众的现状、需求、问题、利益、呼声与意见的新闻及新闻报道方式仍然在探索和创新之中。

精确新闻借助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来探测民意，无论是运用民意测验的方法还是进行实地社会调查，都是面向社会大众广泛搜集数据。精确新闻在新闻报道理念上第一次把目光真正聚焦于百姓大众，普通百姓成为新闻报道关注的重点。精确新闻在客观上更为全面地反映了民意，比传统的新闻报道方式更能体现出多元与民主的进步观念。而民族志新闻不仅在方法论上注重科学求真和多元民主的观念，更是在认识论上重视新闻事件与普通百姓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关注常规或是传统新闻学中被认为没有什么新闻性的日常生活，尤其看重与边缘群体日常生活相关的文化和经济活动。在民族志新闻中，普通百姓成为当然的新闻人物，公众、民意不再是仅仅具有意识形态的空洞词藻，而是内化为新闻记者自然的民主观念和实实在在的行动。

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都把目光投向普通百姓，不但挑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方式，而且挑战并创新了传统的新闻观念。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都运用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在科学精神和科学理念的指导下，广泛全面地收集真实数据或真实感受，表达多元文化、多元利益与多元观点，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认识论上，都充分体现了当今全球化、信息化、媒介化社会中科学、多元、民主与平等的新闻观念。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是新闻报道方式创新求变的典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闻报道方式可以在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领域寻求科学方法的指导，在科学精神的引领下，不断创新新闻报道方式，彰显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

（三）人文关怀原则：受众本位的回归

以人为本是新闻报道价值本位的基准线，在新闻报道实践中体现对人的关怀是新闻媒体最基本的原则立场。人文关怀的核心与焦点正在于人，在新闻实践活动中，这个人不仅包括新闻事件涉及的人，同样包括广大受众。[10]

人文关怀既是以人为本新闻传播观的具体体现，更是对受众本位的追寻与回归，正日益内化为新闻媒体必须坚守的尺度，衡量着新闻媒体的传播效果，指导着新闻媒体的各种实践。在新闻报道中融入人文关怀，是大众传媒赢得受众青睐与尊重的重要前提，也是新闻报道方式创新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纵观新闻业的发展，可以看出，新闻业务的不断创新与改进的过程，也是新闻报道人文关怀意识不断强化和完善的过程。在政党报纸和商业报纸时期，新闻传播活动以传者为本，新闻报道或者被当作政党的作战工具，或者作为谋利工具，体现大众传媒及其背后的阶级、阶层、政党的政治或经济利益，一切从大众传媒所有者的需要、利益、意志、兴趣出发，很少考虑或根本不考虑新闻传播对象的实际状况和现实需要，基本谈不上对新闻传播对象的关怀、尊重和满足，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甚至被遮蔽。随着政党报纸和商业报纸退出历史舞台，现代大众化报纸逐步改变报道方式，注重受众为本，新闻业务逐步调整旧有的新闻观念，新闻报道开始关注受众的需要、爱好、利益和呼声，服务受众，千方百计去满足受众的种种需求。尽管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新闻控制和管制，尽管仍然要考量传媒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但是新闻业务的创新和改进越来越体现出鲜明的人文精神。

现代新闻传播观，不仅需要科学精神的照耀，更需要人文精神的引领。只有这样，才能把物质的力量、技术的力量和人文的力量结合起来，把技术和人性的因素全部调动起来并加以有机整合。[11]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应用于新闻传播实践，正是把科学技术与人文关怀相结合进行新闻报道方式创新的大胆尝试，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的创新成果，为新闻业务有机整合技术因素与人性因素进行新闻报道方式的创新提供了典范。尤其是民族志新闻从日常、琐细、平凡的视角报道新闻，反映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人的活动，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精神，比没有人的灵魂的纯客观报道更能体现出对人的关怀，流露出人的真情实感。新闻报道只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认真遵循人文关怀的原则，更加重视和反映人的精神活动，才能自觉做到以人为本和关注民生，才能切实关注人民群众的困难、疾苦与呼声，才能很好地处理和解决普通百姓关切的问题，才能聆听与表达群众的感受与心声，[12]也才能在新闻报道方式改进、探索的业务实践中更加广泛体现人文精神，才能不断探索和创造出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方式。

（四）报道平衡原则：舆论生态的平衡

美国学者Simon Fico和Lacy等人最早开始在对新闻内容的研究中考察新闻报道的公正与平衡。[13]美国相当多的媒体有党派背景或者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在对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以及其他重大新闻事件和重大问题报道时，会有明显的偏向。而公正与平衡是严肃媒体对新闻报道最起码的要求。要对新闻报道是否公正与平衡作出判断，不能只依赖观看或阅读报道后形成的对报道内容的粗浅印象，而必须依照严格准确的测量方法对新闻报道的公正与平衡作出客观评价[14]。

相关研究表明，新闻报道只有遵循平衡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纷繁复杂的世界时刻变动的事实及其真相。但是，在具体的新闻报道实践中，违背平衡原则的一边倒报道随处可见。形成一边倒报道的原因多种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在相关利益驱使下一味追求眼球效应；难以突破日积月累形成的新闻报道思维定式；新闻媒体舆论引导的过度偏向。新闻媒体的一边倒报道无益于广大群众对于社会真相的认识与把握，更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15]要想很好地解决新闻报道中存在的这一难题，首先必须坚持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

坚持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更是新闻真实性的要求。只有坚持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才能维护传媒生态及舆论生态的平衡，也才能进一步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进而提升新闻传媒的公信力。

2012年中秋节、国庆节期间，CCTV展开了以“你幸福吗”为主题的调查。新闻记者奔赴全国各地，在街头采访了大学教授、外地游客、医生护士和农民工等各阶层人士。节目在《新闻联播》等栏目播出后，引发了很大的反响，观众认为这期节目体现了电视的公益价值。

“你幸福吗”式调查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中，折射出央视新闻形态的新变化。这样的调查报道突破了传统新闻采访方式，借用影视人类学的手法，使电视新闻报道更加生动鲜活。考察类似“你幸福吗”式的调查报道，我们不难发现，此类电视新闻报道做到了三方面的平衡：宏大叙事与质朴叙事的平衡、正面信息与负面信息的平衡、不同阶层与不同地区的平衡。[16]

三、探索更贴近受众的新闻报道方式

从新闻报道方式的变迁演化中，我们可以看出，新闻媒体要保持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必须转变观念，以受众为本位，进行报道方式的改进和创新。精确新闻和民族志新闻两种报道方式的经验及其创新，为我们充分利用社会科学方法的资源进行报道方式的借鉴创新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原则方法。无论媒介环境如何变化，媒介技术如何更新，报道理念如何跟进，报道方式如何创新，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新闻本体、不离新闻本位，遵循客观真实、多元价值、人文关怀和报道平衡这几大原则。只有秉持客观真实的原则，才能以权威性、专业性和客观性的报道方式获得受众信赖，从而提高媒体的公信度。只有奉行多元价值原则，多层次、多侧面、全方位地呈现社会事实，通过全景式的事实说话，才能做到客观平衡，才能更有利于媒体充分表达立场、意见和价值观，才能旗帜鲜明地表明令人信服的媒体态度。只有秉承“生活因温暖而美好”的理念，树立受众意识，坚守人文关怀原则，才能不断地创新求变，才能真正释放科学技术、科学方法的正能量，寻找到更具服务性和贴近性的新闻报道方式。只有坚持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才能维护传媒生态及舆论生态的平衡，也才能进一步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提升新闻传媒的公信力。当然，把握和坚持这几个原则，说起来容易，真正实行起来却任重而道远，媒体同行们当以此为标准，身体力行。

（本文为“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重大课题“中国少数民族传播历史与趋向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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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汉枫.“一边倒”报道的成因及破解之策[J].新闻爱好者，2011（6上）.

[16]郎劲松，唐冉.平衡性：精确新闻视野下的电视报道――从央视“你幸福吗”式调查的突破所想到的[J].新闻与写作，2013（2）.

第6篇：新闻学本科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闻学；学科建设；文本；新闻实务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细嫩传播事业正面临着跨越式发展，并且，新闻学学科的发展已经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因此，注重新闻学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不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还是新闻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1 新闻学学科的现状

根据相关研究和分析可知，新闻学学科体系中的论、史、业务是以“报纸学”为基础的，并且，其初期发展和西方新闻学的发展是一样的。随着世界各国的不断发展，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媒介环境等都发生了极大变化，而社会不断进度、传媒快速发展，给媒介生态、新闻学带来了极大挑战，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人们的生存环境方面。以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都比较简单，并且，集体所有制环境下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给个体个性化发展提供的机会很少。但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人们提供了更多发展机会，从而使人们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新闻媒体面对的环境发生极大变化：首先，人们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快速增多；其次，各种思想文化不断出现；最后，人们思想超前活跃，使得媒体必须进一步创新，才能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

（二）新闻事业的发展、变革方面。首先，报刊种类越来越多，媒体种类也不断增多，使得广播电视发生极大变化；其次，网络、数字传播等的快速发展，促使博客、微信、微博等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最后，媒体运行模式发生转变，特别是用媒体、管媒体等的发展，大大促进媒体市场化发展，并逐步向着企业化管理、事业化编制方向发展。

（三）媒体受众、经营管理方面。媒体受众转变为可以进行多方面信息选择的消费者，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内容、方式等，并且，受众的素质水平、范围都在提高与扩大，最终成为媒体市场化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与此同时，媒体对服务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媒体经营管理者的观念、意识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但要严格遵守国家的相关规定，还要根据受众的需求注重新闻传播内容的多样化、多元化。

（四）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在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全球化发展的大环境下，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新闻学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极大影响，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激光照片、打印机、新闻纸、各种摄影器材等相关物品的使用量尽量减少；第二，报纸、图书、期刊等开展分销业务；第三，广告市场适当开放；第四，电信服务市场合理开放；第五，音像、娱乐软件市场科学开放；第六，相关协议、协定的严格落实。由此可见，新闻学学科面对的未来发展环境将更加激烈，需要加强媒体人才的培养，创新新闻学学科的教育模式、教学方法等，才能促进我国新闻事业温度、健康发展。

2 新闻学学科建设的实施策略

（一）体系架构方面

对新闻学学科的发展进行整体分析发现，在加强新闻学学科建设时，新闻实务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实现新闻理论、实践的有机结合有着极大作用。因此，新闻学学科体系结构主要由“一个主干、两个中心”来构成，即新闻实务、文本中心、管理中心。在实际进行文本中心的构建时，需要全面运用如下几个方面的效果：第一，采；第二，编；第三，写，第四，策划；第五，传播，以便制定出现操作性较高的方法。由于各种载体的文本有不一样的特点、文本形态等，如电视文本需要注重简洁、明快，并充分体现读图性，才能确保图片、文字的互补性与统一性等。而管理中心是通过企业化运作方式，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发展，需要对资本经营、运作哪个是、品牌打造、产品销售等给予高度重视，才能更加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促进新闻事业可持续发展。总的来说，文本、管理是相互依存和共同发展的，需要全面落实、严格执行，才能促进新闻学学科体系更加完善，从而在优化新闻理论、新闻文本的基础上，达到新闻学学科建设的真正目的，对于实现媒介管理效益最大化有着重要意义。

（二）新闻理论方面

与其他学科的理论相比，新闻理论有着极大差异，通常新闻理论是在新闻实务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果没有新闻实务，则其没有承载体，从而不会存在。因此，新闻理论需要对新闻学科的内在规律、发展规律等进行深度研究，才能促进新闻学学科体系进一步完善，从而促进我国新闻事业更快、更好发展，是新闻学学科建设的目标。

（三）新闻史方面

在研究新闻史的时候，需要树立走出过去的理念，并注重史实考据，才能在专题意识、问题意识等充分体现的基础上，获得更大的研究成果。因此，在我国新闻事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新闻史方面的研究需要加强专题史研究，尤其是现代、当代的重要事件史和重要思想等。

3 基本文本的新闻实务分析

对新闻学学科体系进行具体分析发现，“文本”中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有着典型理论、实务操作具有的一体性和结合性。因此，基于文本的新闻实务需要重视的内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概念体系方面。通常情况下，新闻文本中的概念体系指的是部分关键词，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元”概念；二是，“衍生”概念，需要对实际工作情况进行全面分析与掌握，如从新闻事实、新闻、新闻角度等多个方面，对新闻进行评判、叙述等。与此同时，上述两者在意义、范畴、内容等方面都有着差异，需要对新闻事实构成的核心要素给予高度重视：第一，何事；第二，何时；第三，何人；第四，何故；第五，何地；第六，怎么样，才能达到促进新闻学学科进一步发展的目的。

第二，方法体系方面。首先，宏观层次的方法有着一定指导性作用，如对立统一法，可以从全局上对新闻学学科建设提供科学指导；其次，中观层面的方法，如编、采等方面涉及的相关内容，可以为新闻实务提供重要支撑；最后，微观层面的发膜护发，如春秋笔法、抽象思维等，是具体的操作实务，对操作技巧非常看重。

第三，价值体系方面。目前，新闻文本的价值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效果性价值；第二，自在性价值，在与相关制约性因素相结合的情况下，可以时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价值等体现出来，从而促进我国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4 结束语

总之，在社会、经济等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新闻学学科建设的不断加强，有着极大迫切性，也是促进新闻事业更快、更好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下，根据当前新闻学学科的实际情况，落实理论、史、实务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才能真正达到新闻学学科建设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郑保卫，李刚存.学术规范讨论与中国新闻学[J].新闻大学，2014，01：4-11.

[2]黄旦.整体转型：关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J].新闻大学，2014，06：1-8.

[3]詹长皓，张肇祺.厦大新闻学茶座（7）陈培爱教授谈广告史研究与新闻传播学科建设[J].国际新闻界，2015，04：173-176.

第7篇：新闻学本科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是从西学东渐开始的，从20世纪初至今，中国的新闻教育经历了一个艰难而又曲折的过程。虽然现今中国新闻教育事业呈现高速度大规模，多元化的发展，但是在这种繁荣气象下却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以时间为脉络，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通过课程设置来研究中国教育的发展与演变，希望从中可以为现今的新闻教育提供借鉴，对中国新闻教育未来发展找到恰当的途径和方法。

从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到现如今新闻教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我国的新闻教育走过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路程。随着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新闻教育的重要性，新闻教育研究也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早在1912年，我国的报界就有一种认识：“欧美名记者，往昔佥谓报馆为最佳之报学馆，实用方法恐难于教室内教授。故报业教育初兴之时，颇遭报业之轻视。然自此种人才（受过新闻教育）加入报界之后，觉成绩优良，远过于未受专门训练者，于是报界之怀疑始去，而乐与教育界携手。”①由此可见，我国早期对于新闻教育就有了较深的认识。本文将从中国新闻教育不同阶段的课程设置情况来分析其发展状况。

一、萌芽及创立时期（1918～1927）

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成立，它是我国新闻教育的一个开端，标志我国新闻教育从此步入正轨。

在这期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燕京大学。燕京大学的新闻教育得益于与有着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的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合作。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本系学则》指出：“新闻学乃多方面之学科，与人生任何部分均有关系。因此，新闻人才，不但具有专门的知识与训练，对于各种学识皆宜有清晰之概念。所以本学系对于专门学识极为注重，而同时对于其他与新闻有特殊关系的学科亦为重视”②

燕京大学新闻学课程，按这一要求分为四类：

1、必修基础课：国文一年、英文两年，16学分；法学院政治、经济、社会学基础课2门；理学院数、理、化、生物基础课选一门；历史基础课一门；共20学分。并按全校本科生必修体育的规定，修完三年体育，共6学分。

2、主修课：新闻专业课程，包括实习（共有三方面：（1）本学系之刊物；（2）报纸杂志之投稿；（3）假期间及毕业后在报馆之实习。）和论文，共44学分。

3、副修课：选定一门学科，不得少于20学分。

4、选修课：依本专业学习需要及本人志趣选修其他学科，约30学分以上，4年修满136学分。学生编级，按各人所得学分编定。

当时美国新闻教育已经开始融合多学科，这种理念也影响了中国的新闻教育。燕京大学新闻专业课程约只占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一，而副修课相当于让学生有了第二专业，多学科的选择非常符合美国当时的通识化教育。而多方位的实习理念，就更加贴近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的特色，它的创始人沃尔特·威廉对于新闻教育的思想和原则就是：最好的学习新闻和广告的方法就是实践。③由此可见，在中国新闻教育发展之初，是完全沿承美国的教育模式，通识化和职业化教育十分明显。

二、初步发展时期（1928～1949）

北伐战争之后，国民党于1928年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中国至此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在这期间，战乱平息，内外政策重新制定，使得新闻教育在这一时期有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国新闻教育由此得到了初步发展。这一阶段一共创办了33所新闻科系和院校，超过了以往的总和。④虽然此时新闻院校数目繁多，但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是燕京大学和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在1929年9月调整科系，原中国文学科分为中文和新闻两个系，新闻专业从中文系独立出来，谢六逸担任新闻系首任系主任。当时的《复旦大学新文学系简章》规定4年制本科生的培养目标为：“养成本国报馆编辑人才与经营人才”。施教方针“则在灌输新闻学知识，使学生有正确的文艺观念及充分之文学技能，更使之富有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与各种知识，而有指导社会之能力”。⑤课程设置本着“理论与实践并重，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精神，安排4类课程。第1类为基础知识（必修课），如中国文学、英语、第二外国语、心理学、伦理学；第2类为专门知识课，如报学概论。新闻编辑、新闻采访、报馆组织与管理、广告学、发行、照相术、绘画、印刷术；第3类为辅助知识课，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地理、外交概论、法学概论；第4类为写作技术课，如评论练习、通讯联系、新闻写作、速记术、校对术等。一二年级主要学习基础知识与辅助知识课，三四年级注重专业知识与写作技术课。在业务实践方面，低年级结合课程学习，去报社参观；高年级学生，课堂学习时间减少，除去报社实习外，在校要参加校刊《复旦五日刊》的采编工作。从上述的课程设置中我们可以看到，相比较新闻教育初创时期，此时的新闻教育更加注重专业课的技能训练，比如速记术，照相术，绘画术之类的技能也首次在课程设置中出现。但是，我认为，由于专业技能课程的增多，减少了相关扩展学科比如自然学科的安排，美国的通识化教育在此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值得提出的是，复旦大学的实习安排相对合理，明确指出了不同年级的学习重点，为以后其他学校的课程安排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1942年9月，陈道望新闻系主任。他主张“做一个记者，除熟悉新闻业务之外，最好还掌握一门专长”。这个时期的课程设置增加了政治外交和三民主义等政党性课程，从一定侧面开始体现中国特色的新闻教育，到现今，这种政党特色依然鲜明。另外，调整后的课程设置出现了按兴趣分组这一全新理念，这种设置可以让学生们真的“有所专长”，在现今的大学中也很值得我们借鉴。

综上，这一阶段的新闻教育是以技能化教育为主，出现了很多专业性强的课程，专业性记者的培养初见端倪，政党性教育也开始发展但是相比萌芽时期通识化教育有所淡化。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新闻教育是在不断发展完善的，在战争频发的年代，这种发展也是得来不易的。

中国的新闻教育在曲折中开始，也在曲折中发展，虽然经历各种难关但依然顽强发展。回顾这近百年的新闻教育发展史，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特色。我认为初创和发展时期的课程设置是我心目中的理想模式，这个时期的新闻教育，沿袭了西方教育界的职业化和通识化教育方法，培养出来的新闻人才是全面的，可以直接上手的，也是现今社会急需的。所以我认为，各个高校应该重新审视各自的新闻教育课程设置，精心研究出一份适合当下的新闻课程安排，为学生的未来做好科学的准备。

参考文献

①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

②李寿朋、王士谷等：《燕京大学史稿》，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

③黄鹂：《美国新闻教育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第8篇：新闻学本科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 博弈论 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 在上个世纪80 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 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 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 年代之后， 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 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 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 是在2004 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 年10 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 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 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 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 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 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 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 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论文网 Www.LunWenData.Com]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 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 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 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 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 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 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 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 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 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 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 个传播模式， 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 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 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 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 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 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 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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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第9篇：新闻学本科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超级秘书网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