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奥巴马，政策贸易战，实质
2009年4月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英国伦敦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和深化,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冲击日益显现,世界经济金融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不少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社会稳定面临巨大挑战。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全力恢复世界经济增长,防止其陷入严重衰退;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维护开放自由的贸易投资环境;加快推进相关改革,重建国际金融秩序。①讲话告诉我们，在金融危机日趋严重，世界经济尚处低谷的今天，各国应该知道，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合作应对是正确抉择，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但是，现实总是事与愿违，往往是越需要开放自由贸易环境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越是严重。自国际金融危机暴发以来，各国为了本国利益不受和少受冲击，纷纷采取了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政策，贸易保护主义和其他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并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那么，何为贸易战及其实质呢？
一、贸易战与贸易战的实质
贸易战（trade war）又称“商战”，由于一些国家通过高筑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限制别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同时又通过倾销和外汇贬值等措施争夺国外市场，由此引起的一系列报复和反报复，称为贸易战。如果贸易战的武器仅限于相互提高关税税率，对此则称为“关税战”。事实上小论文，外国对华贸易战至少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鸦片战争之所以爆发，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英国用非法的贸易战手段——贩卖鸦片掠夺中国的贸易利益；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巴统”等组织对华打“经济封锁”的贸易战；1989年春夏风波之后，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制裁”；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对华贸易战更是常战不休：纺织品贸易战、对华反倾销战、对华反补贴战、对华知识产权大战；进入21世纪以后，中韩“大蒜”与“手机”的大战刚刚平息，日本便对华发起了“蔬菜贸易战”…… ②纵观诸多的贸易战，其背后的实质是利益的争夺。这种利益依其类型可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科技利益等，依其主体又可分为国家利益、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而隐藏在贸易战背后的实质，即贸易战争夺的是经济利益，破坏的是贸易原则，掩盖的是政治图谋。
（一）贸易战争夺的是经济利益
有贸易就有贸易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更是一场没有盟友、只有争夺经济利益的“战争”。经济利益是贸易战表面上的也是最初的导火线。这种经济利益包括了国家利益、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实际上，中国早已身处贸易战中，并且国人已深受其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长期的经济封锁曾使中国错过了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世界经济黄金发展机遇，使中国与先进国家的距离进一步拉大，推迟了中华民族的腾飞；外国自1979年开始对华的反倾销战已使我国损失了100多亿美元的贸易利益，按1亿美元的贸易额可以创造1万个工作岗位来计算，中国仅仅因为外国对华反倾销战就丧失了100多万个工作岗位，这也是为何中国“下岗”人员如此之多的原因之一。这是贸易战对国家与个人的利益损害。
事实上，贸易战对公司的损害更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公司在贸易战中不仅承担着经济上的损失，更遭受着企业命运与行业的风险。正如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在2002年福耀玻璃与美国的“反倾销案”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加征11.8%的关税主要是对企业形象的影响，福耀是行业内的最大厂家，一直以“为中国汽车玻璃工业树立典范”为己任，福耀的所作所为会成为别人的样板，而说这样的企业有倾销行为，对福耀是很大伤害。而相对于公司今年预计的14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这点保证金并不构成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他还一再强调，起诉的目的不仅仅是要维护公司的合法权利，更重要的是不能成为美方以此理由制裁更多中国企业的判例。据了解，包括福耀在内的中国汽车挡风玻璃企业面临的反倾销，是继钢铁、温州打火机之后中国企业的又一次大规模贸易战。③
（二）贸易战破坏的是贸易原则
如果说贸易战直接损害的是经济利益，那其间接损害的则是包括以公平、自由等为主要内容的贸易原则，还破坏了贸易协定、贸易伦理和国际惯例。“标志着国际贸易自由化达到了新高度并有了制度化保障是1995年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其宗旨是取消贸易壁垒，促进贸易的全球化和自由化。”④但贸易的自由化与公平化总是理想化的东西，面对着渗杂着各种因素和利益于其中的贸易，总是在破坏着贸易的这些原则。特别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各国纷纷只从本国利益出发，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小论文，这既损害了贸易原则，又无助于危机的解决，这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将拖累着经济的复苏。
胡锦涛同志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指出：“我们应该共同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反对以各种借口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和各种以邻为壑的投资保护主义行为,共同反对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我们希望有关国家放宽对发展中国家不合理的出口限制,努力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多哈回合谈判事关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我们应该共同坚守2008年7月有关各方达成的共识,在现有框架基础上继续前进,推动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⑤“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已经感觉到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副局长余本林表示，中国政府主张开放公平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希望能够在磋商合作中妥善处理，不希望贸易战。
（三）贸易战掩盖的是政治图谋
当今贸易战爆发的原因并不仅仅因为贸易利益的争夺，常常是和政治经济等各种原因搅合在一起。有时纯粹的政治原因也会引发贸易战，这样就使贸易战爆发的原因趋于复杂化。 全球经济一体化（WTO），是人类共同在发展主义的大旗下，将政治意识形态的纷争有意模糊后创造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换言之，WTO就是一个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经济发展的世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发生的一切贸易战，都只能用经济的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而非政治手段。这也是WTO成员国普遍认同的一个原则，正如中国总理温家宝所说：“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表述的就是这种愿望。“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的愿望终归是愿望，这种愿望始终无法掩盖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最近，由美欧两大国际经济实力英雄先后挑起对中国纺品的贸易大战，虽说只是WTO平台上众多贸易大战的冰山一角，但却让我们更进一步地看清除了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尽管中欧眼下已经针对一触即发的纺品大战达成了“停战协议”，但等待我们解决已知和未知的各种各样贸易大战，都必须淡化“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的愿望，而实事求是地站在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中全面审视经贸大战的实质，才能够使贸易大战得到尽可能合理的平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中国威胁论”者他们背后的政治图谋迫使我们不得不作出淡化“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愿望的选择，而全面考量发生在WTO平台上的国际贸易大战。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也许就能让我们看清楚贸易大战背后的政治实质。
二、奥巴马访华前中后政策的变化
《经济参考报》11月9日报道，“11月5日，美国商务部公布对华输美油井管反倾销反补贴(以下简称“双反”)案的倾销调查初裁，决定对从我国进口的油井管征收最高达99.14%的反倾销税;11月6日，我国商务部决定即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排气量在2.0升及2.0升以上进口小轿车和越野车发起“双反”调查;同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初步裁定，对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进口的铜版纸、从中国进口的焦磷酸钾、磷酸二氢钾和磷酸氢二钾征收“双反”关税。这一切距离中美互相承诺不再出台新的贸易保护措施才一周时间，距离奥巴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期11月15日只有不到10天。”⑥
11月15日奥巴马如期访华。11月17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设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奥巴马表示，双方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美国支持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美方愿与中方一道小论文，以建设性方式解决贸易摩擦，共同反对保护主义，并为实现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打下基础。
奥巴马回国后立刻采取了对中国最大规模的贸易制裁。从媒体透露的全部信息来看，奥巴马访华期间，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唯一提出的要求，就是美国不要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此外中国再无其他公开要求。况且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这个要求，本来是奥巴马自己在G20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要求各个国家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帮助美国安全度过金融危机，特别是要求中国购买了美国大量过剩产品和淘汰产品，如购买美国大排量越野车等，就是中国应美国要求做出的牺牲行为。可是，当道·琼斯指数返身向上的上涨趋势刚一确定，美国立刻翻脸不认人，反手就狠狠地给了中国一巴掌。
三、政治图谋是奥巴马政府贸易战的实质
从访华前的大规模“双访”到访华中的“反对保护主义”再到回国后对中国最大规模的贸易制裁，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戏剧性的变化，进一步说明了美国长期以来对华政治上两面政策前提下产生的经济两面政策，再次暴露了美国政府掩盖在贸易战背后的政治图谋。
早在中美贸易摩擦初露端倪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专家江涌就谈到，中美之间利益广泛，早就坐到一条船上，不可能斗得连船都翻了。当时几乎全世界的舆论都质问奥巴马：美国说一套做一套，这回在全世界面前输了理，你如何面对G20峰会?怎么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戏剧性的是，奥巴马政府在G20峰会上竟拿出一份针对对美贸易的顺差大国的“可持续及均衡增长的框架”协议——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尽管中美双方曾表达过希望“同舟共济”的各种承诺、声明，但是如今，美国大闹特闹，快把“船”斗翻了，业内专家认为其背后有着更深的含义，即配合奥巴马访华，增加其与中国谈判的筹码。专家认为，在如此贸易战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将显得尤为刺眼，它无疑将成为届时美方向中国施压的重点之一。早在10月24日，奥巴马在致函美国纺织团体协会时表示，中国必须停止操控货币的行为。致力于新兴市场的美国投行Roth Capital副主席DonaldStraszheim也表示，中国经济正开始下行路线，而美国对中国放缓人民币升值步伐不满。
中美之间的任何贸易战，毫无疑问的是，美国首先考虑的是政治图谋，其次才是经济利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小论文，以对我施压。在美国的很多涉华报道中，经常出现将经济问题涉及到不相关的政治类事情上去的情况，甚至有时会涉及一些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语言。美经常干涉中国内政，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说：“政治规则和经济规则不一样，某些利益集团的力量，往往会导致一国出现经济上受损而政治上通过的事件。”由于金融危机，美国失业率不断攀升。在这个时候，美国人环顾世界，发现欧盟和别的国家进口到美国的产品锐减，而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总量虽然减少了，但占据美国从国外进口产品价值的份额却大幅提高。在很多美国生产商面临财务危机、工人面临失业时，我国出口的产品就成为美国民众情绪的“靶子”，包括轮胎在内的“中国制造”成了美国市场的假想敌。而奥巴马本人在选票和支持率上，对工会力量依赖颇深，所以这次特保案是奥巴马和美国政界各种利益群体博弈的产物。
近年来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出现一股“新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其目的在于适应本国政治、经济需要，维持在国际竞争中的支配地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加大了我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外贸发展外部环境的恶化。另外，逐渐兴起的国际投资保护主义也值得我们关注。因此，在世界经济尚在低谷的今天，我们必须审时度势，认真分析我国外贸的外部环境与风险，透过现象看本质，以期有效地化解风险，迎接挑战。
参考文献：
①⑤胡锦涛：携手合作同舟共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的讲话，英国伦敦，2009年4月2日
第2篇：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
关键词：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中美贸易
纵观国际贸易发展史，贸易自由化从未得到广泛地实施。现实与理论的背离，促使经济学家开始寻找贸易限制措施和贸易保护的合理性。传统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政策选择上，民族国家总是采取关税等贸易壁垒来维护其自身既得利益，国际贸易摩擦频频发生。如今，萨缪尔森和他的学生巴格瓦蒂关于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之间的争论，使贸易摩擦理论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在此领域，国外拥有大量文献,国内文献也日渐丰富,所以对相关文献进行述评对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有现实意义。
一、贸易摩擦概念界定
贸易摩擦概念多是通过表现形式来界定，这种界定存在以偏盖全的缺陷，没有揭示出贸易摩擦的实质。王厚双将贸易摩擦定义为经济战的一种表现形式，认为“经济战的实质是发展机会与生存空间的争夺战，因而贸易战是为了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了本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需要，为争夺商品销售市场而展开的限制进口与扩大出口的激烈对抗”。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贸易摩擦已经延伸到国民经济诸多方面。赵晓、柳阳认为贸易摩擦是国际经济摩擦的子集，国际经济摩擦是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一种相向行为或是由此行为产生的一种结果。笔者较为认同后者看法，本文定义为“在经济社会中具有一定经贸关系的各经济主体，为了在双方经济交往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获得满意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与经济伙伴产生的矛盾和纠纷”。有三方面含义：一是适当“接触”是摩擦产生必不可少的前提，贸易摩擦产生前提是国际交往的存在；二是摩擦是相向运动的结果，因此，贸易摩擦取决于国际贸易交往中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相向行为；三是作为相向行为的结果，贸易摩擦会导致非正和的博弈结果，即不会使双方都受益的贸易摩擦。
赵晓、柳阳将贸易摩擦分为商品贸易摩擦、制度摩擦与文化摩擦；赵谨提出微观经济摩擦、宏观经济摩擦、投资摩擦、制度摩擦与技术性贸易摩擦五种分类方式。分类的意义在于，由于引发不同经济摩擦原因不同，解决手段也不同，明确摩擦类型有利于一国建立贸易争端预警机制，可以针对不同摩擦采取不同对策。
二、贸易摩擦成因的理论研究
任何经济现象都有理论基础，贸易摩擦也不例外。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按照分析角度不同，可将贸易摩擦成因理论分为三种：一是从微观经济角度分析；二是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三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
（一）贸易摩擦微观理论
微观贸易摩擦理论是指由贸易一方对另一方出口激增造成的贸易摩擦分析,由贸易双方在国际分工中比较优势变化和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引起。一部分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另一部分是以不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
完全竞争市场上不会形成贸易摩擦，但如果市场失灵，相互交往的国家间就会出现国家经济扭曲问题，出现贸易摩擦。为这一理论做出贡献的是巴格瓦蒂（JBhagwati）和琼斯（RJones）。他们认为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如果交易条件难以满足，就会出现国际贸易摩擦问题。
另一个重要理论是由哈罗德（Rharrod）、迪克西特（Dixit）和诺依曼（Vnorman）等提出和发展的贸易和产业调整理论。其囊括重要命题包括：当失业增加和收入下降超过在自由贸易情况下的福利时，该国就会放弃自由贸易，转而实施贸易保护，进而导致两国贸易摩擦。所以依据H-O理论创建的特殊要素模型，并以此为理论基础的贸易和产业调整理论，是对贸易摩擦问题进行研究的一种应用理论。
以不完全竞争为前提的理论分析又涉及三个领域：其一，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他们认为，由于各国政策的介入能够改变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收益后果，结果便会因追求收益的重新分配而引起各国的贸易摩擦。日本学者广濑宪三在此理论中加进制度因素，强调国家间经济制度不同的可能性有可能导致国际贸易摩擦。近来对日美贸易摩擦的研究也表明，国家间结构和制度差异是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相互进行贸易的两个国家的企业生产活动中存在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对该领域做出贡献的主要学者有帕那格里亚（A.Panagariya）、三边信夫和后藤纯一等人。他们的分析模型都有一个相似分析步骤，即首先分析存在外部效果和规模经济时国内自给自足的经济均衡，然后讨论外部经济联系条件下的均衡，接着比较两种经济均衡的收益水平。
其三，国内国际产业结构和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间产业结构静态和动态的不相配，是贸易摩擦频发的深层次原因。根据上述分析表明，贸易摩擦微观理论体现了国内经济和世界市场相互作用，同时，也说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在处理贸易摩擦时，斗争与妥协都是重要的，都是正常的国际关系。
（二）贸易摩擦宏观理论
从国际宏观经济学角度对贸易摩擦解释一般是从两国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方面入手。有两种分析方法，一是利用弹性方法进行分析：根据公式CA=TB+NF（其中CA表示经常项目,TB表示贸易余额，NF表示来自国外净要素支付）进行分析；二是储蓄-投资缺口法：以小宫隆太郎为代表，利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核算基本公式，即：Y=C+I+G+X-M。整理得：NX=Y-C-I-G=S-I。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影响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因素就是影响贸易差额的因素。
中美贸易摩擦研究中，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是利用弹性方法分析的；而麦金农教授等大部分经济学家是利用储蓄-投资缺口法分析的。我国学者施建淮指出上述两种方法对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分析都是片面的，主张从全球视角来看待美国贸易逆差。
综上，主流贸易理论分析的优点在于使我们的思想脱离了贸易限制不能获利这一传统理论假设的禁锢。但上述都存在理论逻辑上的缺陷，无论是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没有为解释现实中贸易干预的政策存在性提供一般性的、坚实的“科学”依据（盛斌，2001）。
（三）贸易摩擦政治经济学理论
贸易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对纯贸易理论解释现实中贸易干预政策存在性的困惑，它另辟蹊径地从收入分配角度出发，引入公共选择理论范式，从政策决策过程角度来探究贸易干预的水平、结构、形式和变化。代表性的理论有霸权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管理贸易理论。
霸权理论认为当世界上存在的一个经济超级大国逐渐失去它盟主地位时，外部竞争冲击压力将迫使它放弃自由贸易政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以维持自己经济利益。这很好解释了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在纺织品、农产品等领域实施贸易限制的情形。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代议制及投票规则下，人数较少而利益分布较为集中的一方对投票结果的影响更大。Stigler和Peltzman等人指出：政府很少追求那些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相反，政府寻求的是那些使之政治支援最大化的政策。
管理贸易理论则认为管理贸易是一种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次优模式。经济学家K.Bagwell和R.W.Staiger通过建立Bagwell-Staiger模型把管理贸易理论一般化,并进行分析。而T.J.Prusa和S.Skeath采用案例分析法将Bagwell-Staiger模型进行扩展，认为现代商业政策已经明显受到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开放运动影响，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手段成为WTO框架下合法的也是最重要的管理贸易手段。
经济学家对贸易摩擦问题研究的这一路径转换，不仅生动地描述了贸易摩擦的动态演进过程，使之更加符合现实世界中贸易关系的发展变化和政府、企业的行为选择，也丰富了贸易摩擦问题的理论内涵和研究思路。
三、中美贸易摩擦实证研究
2000年以来，在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间，引发了关于美国贸易政策不同观点的争论。萨缪尔森（P.Samuelson，2004）与鲍莫尔（W.Baumol，2000）主张贸易保护，而主张全球化、自由贸易、鼓励接受“外包”贸易的则是萨翁上世纪60年代的弟子巴格瓦蒂（J.N.Bhagwati，2004）。Elizabeth Van Wie Davis在《1995-2000中国对中美关系的视角》中指出中美产生贸易不平衡并进而引发贸易摩擦是由于中国缺乏政策透明度以及不能完全执行两国签署协议造成的；但美国商会会长兼CEO Thomas J Donohue则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某些争端责任不在中方，中国并不是在有意操纵汇率。由此看来，国外理论界和商界对中美贸易摩擦原因所持观点不太相同。
同时，国内学者也做了相关研究。微观方面以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反倾销问题为主。尹翔硕、王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东亚因素》侧重研究“贸易迁移效应”；中国已经进入国际经济摩擦时代，赵晓提出应从战略角度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于铁流，胡方提出应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和贸易体制改革；卢艳铃认为低价倾销的客观存在是成为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导火索。
宏观研究方面，许承明以1983-2000年美国历史数据实证研究得出：美国利率长期偏高倾向以及贸易伙伴对美元资产及储备需求推动，造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王义中则根据标准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和国际收支理论建立计量模型，采用美国1982-2002年数据，实证分析得出影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原因是其国内因素；王蔚认为美国认定我国“非市场经济”有许多宏观因素，包括资本项目下的兑换受限、政府过度强调出口创汇等。也有学者从政治角度分析，李昌风认为中美频繁发生贸易摩擦是美国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一种极强的偏见；刘志涛认为是美国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考虑。
综上所述，国内各种相关研究差别不大，无论是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都得出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和建议。笔者认为：实际上，中美贸易摩擦有多层次的原因，其表面原因：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人为原因造成中美贸易差额统计不一致；真正原因：中国产业结构中确实存在转移性和结构性问题。
四、展望
国内外对贸易摩擦理论研究已经具有一定基础，但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分析还不太一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可以预见，今后此方面会成为研究热点，研究领域和研究深度将得到进一步拓展。同时，国内理论界也会在理论依据和应对策略方面总结出新观点，更真实反映摩擦现状。
参考文献：
1、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
2、赵瑾.经济全球化与贸易摩擦[M].商务印书馆,2003.
3、赵建.国际贸易摩擦背后的产业结构和政治因素[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3).
4、施建淮.怎样正确分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J].国际经济评论,2005:7-8.
5、卢艳玲.加入WTO以来外国对华反倾销特点、原因及对策分析[J].北方经贸,2005(3).
6、许承明.美国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的原因分析[J].财贸经济,2003(5).
第3篇：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
(一)对外贸易规模由小到大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28年间,对外贸易增长了12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1年的23年间,对外贸易增长近25倍,年平均增长22•1%;加入WTO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对外贸易赢得了历史上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机。2004年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7年再破2万亿美元大关。2002-2008年,进出口总额增长4倍多,年平均增长为25•9%,七年进出口总额占中国60年进出口总额的70%以上。60年来,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升。1950年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0•9%,到2008年达到8%以上。中国的出口总额经过30年徘徊到1990年列第15位,2001年列第6位,2004-2006年居第3位,2007-2008年上升到第2位,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
(二)进出口商品结构由不合理到相对合理新中国初期,出口商品的80%以上是初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则主要是机器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改革开放后,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战略性转变,198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接近出口总值的一半,1989年上升到71•3%。从根本上扭转了大量出口初级产品来换取工业品进口的落后局面。进入90年代,机电产品成为进出口的主力军。1990年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17•9%,到1998年,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36•2%,成为中国出口第一大类商品。同期,机电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45•6%。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进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2002年至2008年七年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进口的平均增速分别高达36•8%和2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20•8%上升到2008年的29•1%,进口比重从28•1%上升到30•2%。
(三)对外贸易额由逆差到顺差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经历了从小额逆差到微量顺差再到巨额顺差,从外汇极度短缺到成为外汇储备全球第一的历史性转变。1950-1977,其中头6年全部为逆差,平均年逆差约8•5亿美元,其后年份为小额顺差或逆差;1978年以来,对外贸易顺差大幅增加。1995年对外贸易顺差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05年一举突破1000亿美元,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8年接近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8年末达到1•9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四)贸易伙伴由单一到多元建国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国际市场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以上,其中对苏联的贸易额约占半。80年代末中国提出了“市场多元化”战略。经过多年的努力,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明显成效,目前中国的贸易伙伴已遍及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2008年,中国前十位最大的贸易伙伴依次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韩国、台湾、德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对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合计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78•4%。
(五)自由贸易区建设由少到多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2003年以来,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得到大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和渠道。中国与五大洲2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2个自由贸易区,到2008年占到中国对外贸易额的1/4以上。中国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凸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诸多自由贸易区建设如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中-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等的带动效应。同时拓展跨地缘优势,建设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中国正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包括沙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6国)谈判建设自由贸易区议案。
二、巨大成就的理论与战略保证
60年对外贸易巨大成就的取得具有客观必然性,也是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和中国特色对外贸易战略的不断优化、形成合力的必然结果。
(一)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的保证
理论来自实践,同时又对实践产生反作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理论主要引进于前苏联,此时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持否定态度。加之世界政治二元化格局,形成东西方对峙的两大阵营,人为地把统一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市场体系分割成“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致使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空间十分狭窄。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呼唤中国化的国际贸易理论问世。邓小平基于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的客观趋势,依据中国的国情,科学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建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观点、思想和理论。其基础理论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外开放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大块组成,其应用理论由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帮助中国发展对世界有利;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利用好中国这个大市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等六大观点组成。邓小平的国际贸易理论不同于马克思、列宁和前苏联的国际贸易理论(时代不同、任务不同、内外部环境不同、世界经济走势不同),更不同于西方古典和现代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它所回答及解决的问题和重点,不再是国际经济贸易产生的原因、比较利益的获得、国家竞争优势的发挥,而是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针对国际经贸关系中存在失衡的现状,突出地解决当代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贸易条件的改善,二是贸易利得的公平分配,三是反对贸易歧视。因此,以邓小平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指导中国的国际经贸发展更符合中国国情,更能促进中国国际贸易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本着外为中用原则,从抵制-引进-借鉴到运用之路。由于中国对国际贸易理论理解不深、与中国国情结合不够,它们在产生正面效应的同时,带来了负面效应(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不少问题,或多或少地与其有关)。
(二)国际贸易战略的保证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是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兼容互补的模式。这一战略模式要求:沿海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强的轻纺行业以推行出口导向为主;其他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弱的重化工行业,以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为主。兼容互补战略模式的战略重点,在出口贸易战略方面,要求合理安排出口产品结构,大力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全方位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和完善出口产品生产体系;在进口贸易战略方面,把进口的重点放在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及软件上,实行以进养出,把来料加工出口作为发展中国出口贸易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中国拥有10多亿人口,国土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实行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综合兼容的战略模式,较之实行单一的出口导向战略模式更符合中国国情,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较快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实施“大经贸战略”的新阶段。大经贸战略指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产品、资金、技术、劳务合作与交流相互渗透,协调发展;生产科技、金融等部门共同参与;外贸、外资、外汇、外援等各种经贸活动相互融通、相互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一种战略构想。中国是潜在的贸易强国,中国对外贸易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和世界经济的走势。大经贸战略正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动顺应国内“两大转变”和国际“三大潮流”(经济市场化、经济国际化和经济信息化)的要求而提出的。实践证明,它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极大的推动效应。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全方位开放和发展的更高阶段。中国加入WTO后,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从而要求:(1)中国对外开放从自主单向开放变为相互双向开放;(2)从政策导向开放变为按照WTO规则要求开放;(3)从货物市场开放变为服务贸易市场和技术贸易市场的开放;(4)从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变为协调管理的一般自由贸易政策,即通过谈判确定中国在贸易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对外贸易的管理,逐步实行贸易自由化。
三、对外贸易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回顾历史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在于运用逆向思维和反思,找准影响和阻碍中国对外贸易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害问题,那就是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非科学性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非均衡性。
(一)关于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型
外贸增长方式转型是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之关键所在。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型已卓有成效,但依然存在许多非科学性,若掉以轻心,让分散的非科学性聚集起来,将引致中国外贸增长方式的倒退。外贸增长方式转型中的非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尚未摆脱对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认识误区。认为转型只是指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那什么是集约型呢?一般认为,集约型即质量型、资源节约型、科技高含量型。上述理解是欠科学的。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外贸增长方式转型包含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以及由外延扩大再生产型转变为内延扩大再生产型两个层面的要求;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看,集约型和内延扩大再生产型具有复合和综合的特点。在内容上,它们包括生产进步、科技进步、管理进步、信息进步和教育进步的全面要求,不能简单地把集约型(或内延扩大再生产型)等同于质量型、节约型和科技高含量型;在实现过程上,它们是一种动态要求,不是静态指标,而具有长期性和长效性,不能简单地以近期出口业绩等指标加以衡量;在目的和手段、过程和结果上,它们体现出既管目的又管手段,既管过程又管结果的有机整体和高度统一,不可分割,更不可对立起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只管结果而不管过程。二是尚未走出速度和数量的惯性漩涡。对外贸年增长速度,以及对对外贸易总额最大化、对外贸易顺差最大化和外贸企业利润最大化表现出由衷地偏爱。以为只要把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提高起来,把对外贸易总额增加起来,对外贸易效益就会提高,国民从中得到的社会福利就会增加,转型的目标就会实现,而淡化了对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危机的洞察、防御、化解和转嫁能力的培养。应该看到,速度和数量不过是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直观现象,转型的科学标准和实质性要求,是以应对危机、化解风险的潜在素质和能力作为衡量尺度的。国际贸易是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家、货币汇率、消费偏好和贸易规则等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有独立关税的地区)都可以通过更换外贸政策,出台贸易规则而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中国外贸企业创造的效益减下去,把他们的损失转嫁给我们。因此,中国外贸及其企业的抵制压力、规避风险、化解转嫁的能力大小,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转型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和核心标志。
(二)关于外贸发展的均衡性
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是绝对的。发展方式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发展状态的稳定性和均衡性具有决定意义。在理念上,既要看到中国飞跃发展的可能性,学会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又要承认“自然是不能飞跃的”,即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长时间内和整体上,更多的发展形式是渐进的。因此,中国跨越式发展之后,必须实现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均衡,即回到稳定和协调的均衡状态,以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也不例外。应该看到,中国在外贸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大量非均衡现象,集中表现在:第一,国家在宏观政策,如行政手段、贸易差额目标、出口导向战略、对外贸易依存度、“两个”市场安排、贸易利得、国民待遇等方面,存在失衡:偏爱行政手段、偏爱贸易顺差、偏爱出口导向、偏爱对外贸易依存度及国际市场,偏爱贸易利得和偏爱外国国民(超国民待遇)的倾向;轻视市场机制与行政措施均衡、贸易顺差与逆差均衡、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均衡、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对内贸易依存度均衡、贸易利得与规则利得均衡,以及中国国民待遇与外国国民待遇均衡。第二,企业在微观策略,如发展战略设计、市场营销渠道布局、“三大贸易”(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内部结构比例和发展速度等方面,存在失衡:重出口、重发达国家市场、重传统货物贸易,轻进口、轻发展中国家市场、轻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第三,行业协会在中观协调,如行会规则、监控系统和措施、企业文化建设以及排名奖励等方面,存在失衡:明显地倾向或偏爱于外贸出口的有功之臣,重业绩轻德行,重“荣文化”轻“耻文化”,重“战文化”轻“和文化”,使外贸企业之间摩擦日益加剧,很难造就出规模经济给全行业每个成员带来协调发展的和谐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外国采取歧视政策面前,形成不了合力;在外部不经济效应扩散面前,表现出软弱无力,致使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社会成本加大。
第4篇：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
关键词：贸易摩擦；大宗商品；全球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1)04-0009-06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需求大幅减少，美国等发达国家纷纷采用贸易保护手段，近段时间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展开了频繁的反倾销、反垄断调查。2009年9月11日，美国宣布对中国轮胎特保案(“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和“特殊保障措施”的简称)实施限制关税，从9月26日起加征35％的惩罚性关税。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统计显示，2009年前三季度，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包括17起反倾销和9起反补贴调查，涉及金额108亿美元。而最近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又相继对我国钢管出口展开反倾销调查(表1)。
在全球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刻，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是个危险的信号。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贸易保护是损人不利己的，引发的贸易战争更有可能把世界经济拖入衰退，而近段时间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展开了频繁的反倾销、反垄断调查，从早先的纺织品到最近的轮胎、钢管、钢绞线、紫铜管，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大宗商品的制成品。本文拟从战略性大宗商品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并通过对棉花价格的实证研究展开深入的论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近阶段钢管、钢绞线、紫铜管贸易争端缘由及趋势。
一，文献回顾
贸易保护理论的发展轨迹基本上可以归纳为重商主义一保护幼稚工业理论一超保护贸易理论(新重商主义) 新贸易保护主义。
近年来很多学者对贸易保护理论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拓展。Eaton和Grossman(1985)证明当面临不利的贸易条件变化的风险时，政府可以通过进口保护政策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实现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Long和Vousden(1991)建立的模型表明当所有关税收入完全分配给流动要素或者受保护的专有要素时，关税将不能完全抵消进口品的价格变动。Helpman(1995)在一个共同的特殊要素模型和个人效用函数的框架下对贸易的政治经济模型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到了有益的结论：模型决定均衡的贸易保护水平和结构具有类似的结构和形式。诺贝尔特・冯克(1995)分析了贸易型投资措施这一新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论述了在传统贸易限制措施的作用下降的同时，非关税贸易壁垒却越来越重要，提出要建立一个有约束力的国际规范。Makoto Okamura和Kiochi Futagami(1998)运用两阶段数学模型证明了在满足一定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在第一阶段进行贸易保护能够增加两阶段的总福利。Mads Greaker(2006)分析了生态标签制度这种保护手段，认为对于一国政府来说对本国和外国厂商采用生态标签制度要比设定环境标准来说更优，但是这种政策起到的保护程度是不确定的。Earl L.Grinots和Peri Silva(2008)分析了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机制，解释了为什么最小的限制性原产地规则能保证效率和政策的独立性。
我国学者也做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荆文辉和干建生(1995)分析了美国反倾销法的贸易保护作用，指出美国反倾销法目的并不是维护公平贸易，而是实行贸易保护。夏先良在同年分析了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政策的关系，认为我国应该对一些幼稚产业进行保护。贾宁、梅义仁(1996)通过对美国《伯德修正案》的分析，指出美国通过此修正案意图挑战国际贸易规则。光、张燕生和万中心(1997)运用局部均衡模型对中国贸易自由化后的福利效应和就业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总的福利效应为正。刘东勋、瞿志成、陈多才(1998)论证了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理论不是截然对立的，保护贸易理论是对自由贸易理论的修正和完善。谢识予、尹翔硕和陈涛(1999)对非关税壁垒在我国贸易保护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讨论了削减非关税壁垒对我国进口的影响，指出我国的非关税措施作用大大优于关税。强磊、张二震(1999)对战后日本的贸易政策演变过程进行研究，指出我国要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张可云(2000)分析评价了区域分工和区域贸易保护理论，建议区域分工与自由贸易并不必然导致区域合作，区域贸易保护也不会必然导致区域冲突。王小龙、李斌(2002)运用交易费用的李嘉图模型的超边际分析研究了地区分工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和地区贸易保护问题，指出贸易保护是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博弈的必然结果，我国应该采取措施消除地方贸易保护。周曙东、吴方卫(2003)通过对中日菠菜贸易的实证分析指出两个国家的贸易是实力博弈后的纳什均衡，但如果商品出口量超过临界点，则会引发战略性贸易保护。周茂荣、杜莉(2004)从静态博弈角度出发，运用重复博弈的概念和方法，阐述了为何无法实现单边的贸易自由化。范兆斌、左正强(2005)分析了国际贸易自由化背景下贸易保护的新趋势和动因，指出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提出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质疑。王晓雷(2006)分析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原因，认为没有理由表明贸易逆差恶化了美国经济和就业，贸易保护也不能治理美国的贸易逆差。刘苗苗(2006)对日本如何应用原产地规则实行贸易保护进行了研究，指出看似中立甚至善意的规则，也可以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刘志雄、和秀荣(2006)从集体行动逻辑的视角，分析了国际贸易争端频频发生的原因，认为贸易中的国家都在按奥尔森的思路缓解集体行动困境，对当今国际贸易格局进行了一定的解释。李淑俊、郭增栋(2007)认为美国国会扮演了中美贸易的“警察”角色，推动了对中国的贸易惩罚。成心轩(2007)借鉴Jiandong Ju和Krishna的模型分析了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公司行为选择的影响。向前、左海聪、王鸿喜(2007)通过分析日本的特殊保障制度，提出了中国的应对策略。保健云(2008)运用一国内部动态博弈模型与跨国模型分析了贸易保护主义与政治商业周期传播，探讨了如何构建与完善国际治理机构。赵美英(2008)从一个双寡头模型和新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了基于贸易保护目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机制，认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制定一定措施来规避损失，但是这可能会给企业带来额外成本，为了转移这些额外成本给国外厂商，政
府倾向于制定高于需要水平的保护性标准。徐仙明(2009)分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频繁针对中国的原因，指出中国存在出口过度集中、企业应诉不力、非市场经济遭遇歧视等问题。梁碧波于2009年对美国制造业贸易保护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基本目标是决定贸易保护程度的主要变量，而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则是“边际性”的。渠慎宁、杨丹辉(2009)通过对1970～2008年美国进口倾向变化的统计分析，探讨了贸易保护的周期性及其影响因素，并通过建立基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动态一股均衡模型，分析了奥巴马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认为这一条款会导致美国国内消费下降，对经济复苏意义不大。
二、问题的提出
传统的贸易保护的手段有很多种，对于进口品来说分为关税、配额以及歧视性政府采购，对于出口品来说分为补贴、出口退税等。对于贸易政策的影响的评判，一般标准是通过衡量总剩余的得失来进行比较。
传统的经济学早已证明，贸易保护基本上是损人不利己的，而且容易引起别国的报复行为，那么为什么近期欧美还对我国进行如此频繁的贸易调查呢?基于大宗商品视野，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欧美掌握了世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它可以通过控制大宗商品价格获取利益来补偿它实施贸易保护对自己造成的损失。
由图1可知，发达国家通过抬高大宗商品价格，促使出口国生产相关商品成本上升，随着成本上升，其竞争力相应下降，进口量由此下降，这样本国国内产量相应上升，而产量上升带来的规模效应，会相应降低本国厂商的成本，由此造成供给曲线Sx右移至Sx’。因此，从理论上讲，通过反倾销及反补贴等贸易保护手段，同时利用其掌握世界大宗商品定价权的优势，通过有计划地抬高大宗商品价格，直到出口国相应商品价格超过新的国内均衡价格，由此理论上就可以限制外国进口。由图1可以看出，消费者剩余减少a+b+c，生产者剩余增加a+b+d，而由于没有进口，所以没有税收收入，那么此国净福利盈余为d-c，当d大于c时，此国净福利增加。
三、2003～200S年中美和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
回顾2003～2005年中美和中欧在纺织品贸易领域摩擦频繁，之后中美、中欧经过艰苦的谈判从此解决了在纺织品领域的贸易争端，即自2005年年中起，对配额外的进口棉花征收滑准税。税率滑动范围为5％～40％。众所周知，中国纺织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进口棉花，但是滑准税政策使中国纺织企业的成本比国际竞争对手高出很多。国内棉价比国际市场平均每吨贵1500元，低等级棉花更是比印度高出4000元左右，如此高的成本使我国棉纺产品根本无法在国际上竞争。
此外我国棉花与进口棉花相比，质量存在一定差距。一些问题长期存在，如“三丝”、“种乱”等。由于有滑准税的保护，这些问题得不到重视，因此滑准税的实施抑制了我国棉花质量的提高。
由纽约期货交易所美棉指数图可以看到，2003～2005年，国际棉价基本在历史低位徘徊，我国棉纺织业通过进口质优价廉的棉花，其产品的竞争力是造成中美、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的核心因素。
纵观2005年到现在的国际棉价，可以发现，除2008年8月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动荡中，国际棉花价格有过约4个月的大幅调整后，又很快回到历史高位，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在如此高企的价格下进口棉花而且其中相当部分还要征滑准税，中国的纺织品企业的竞争力已经下降到不足以影响美欧纺织品相关产业的市场竞争，这也就不难解释2005年后鲜有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原因。
四、近期贸易摩擦的特征与趋势
从早先的纺织品到最近的轮胎、钢管、钢绞线、紫铜管，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战略性大宗商品的制成品。
纵观最近的轮胎、钢管、钢绞线、紫铜管贸易摩擦，与此对应的橡胶、钢材及伦敦铜的价格也类似于美棉价格指数，相比而言，日胶更加坚挺些。
比较有趣的是，最近的轮胎、钢管、钢绞线、紫铜管贸易摩擦基本都发生在此次相关大宗原材料价格因美国金融危机大幅调整的时期，这不能说只是巧合。
正如前文分析的，发达国家利用其掌握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通过抬高大宗原材料价格，促使出口国生产相关商品成本上升，随着成本上升，其竞争力相应下降，进口量由此下降，这样本国国内产量相应上升，而产量上升带来的规模效应，会相应降低本国厂商的成本。因此，从理论上讲，通过反倾销及反补贴等贸易保护手段，同时利用其掌握世界大宗商品定价权的优势，通过有计划地抬高大宗商品价格，直到出口国相应商品价格超过新的国内均衡价格，由此限制外国进口。
而发达国家通过抬高大宗原材料价格，通过国际金融市场操控这些大宗原材料价格获得巨额利润，也增加了该国总的福利。因此，传统国际贸易认为贸易保护是损人不利己的定论有可以补充和完善之处。
同时，我们也可以对近阶段贸易争端的趋势给出基本判断：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重回高位，相关的贸易争端将逐步减少。正如失去了质优价廉进口棉花后的纺织业，我国大宗商品相关产业由于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在世界范围失去竞争优势，由此所谓的贸易争端也将逐步平息。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商务部)
参考文献：
[1]荆文辉，于建生，美国反倾销法的贸易保护作用[J].国际贸易问题，1995，(6).
[2]夏先良，论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政策的选择[J].财贸经济，1995，(10).
[3]光，张燕生，万中心，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1997，(2).
[4]张可云，区域分工与区域贸易保护的理论分析[J].理论研究，2000，(5).
第5篇：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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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
【关键词】贸易环境；贸易摩擦；服务型政府
2011年中国的GDP总量为471564亿元，连续两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据WTO统计，自1995年至2010年，我国已连续16年成为全球反倾销措施的最大受害者，并自2006年以来连续5年成为全球反补贴措施的“重灾国”，但更值得关注的是非传统的贸易摩擦强度大增，人民币汇率问题、新能源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投资环境、市场准入等成为贸易摩擦的新的热点。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便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欧美与日本等国家是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我国贸易摩擦的主要对象，而它们在处理贸易摩擦的过程中积累丰富的经验，为我们处理贸易摩擦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一、政府解决贸易贸易摩擦作用的比较
政府对贸易摩擦解决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它通过制定贸易战略配以财政税收等政策影响贸易活动。政府在解决贸易摩擦方面的作用本文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并进行了比较。
（一）建立良好的外部贸易环境方面的比较
外部贸易环境对国家之间减少贸易摩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其主要包括：贸易摩擦协商与解决机制，与区域性或世界性贸易组织的合作与协调，加强与大国和周边国家的交流与互信等，以下将进行详细分析：
1.在贸易摩擦协商与解决机制方面，欧美日等国家主要采取法律和建立固定的双边或多边磋商与协调机制来应对贸易摩擦。欧美等国家所运用的法律主要包括：国内法和WTO的相关法律和法规，例如美国的“301”条款，欧盟的《贸易壁垒规则》，其目的主要有：一是取消外国所采取的“不公平”贸易做法；二是打开国外市场。而中国对外贸易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在不断的完善和改进，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我国在1994年制定了《对外贸易法》并开始实施，并于2004年颁布了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但是相关法律大多数是原则性的，缺乏可操作性，例如原产地管理制度、反倾销制度、反补贴制度等，都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具体细致的完善；对于建立固定双边或多边磋商与协调机制方面，欧美日等国家较早的建立双方之间磋商与协调机制，通过定期举行讨论两国之间的经济问题，避免了双方的经济摩擦严重化，中国在这方面还需要改进，多数情况是双方之间的摩擦处于较为严重的情况下，我国政府才与对方进行协商与对话。
2.在与世界性或区域性贸易组织的合作与协调方面，与欧美等国相比，我国无论从合作的层次还是合作的规模都是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特别是中国在参与双边自由贸易区方面。例如成立于1993年的欧盟现在其成员国增加到27个，合作层次由自由贸易区深化为经济联盟。而在2004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才正式启动，随后分别和港奥、智力、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是从我国合作的规模和内容来看都是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涉及货物贸易方面，而对双边的投资、服务贸易及知识产权等方面涉及较少或不深。
3.在加强与大国和周边国家的交流与互信方面，欧美等国在世界的经济、军事、政治舞台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并且它们的文化、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极为相似，因此它们之间以及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较为稳定。而中国无论是与主要贸易伙伴还是与周边国家都存在巨大矛盾，中国与欧美等国存在贸易逆差、知识产权、汇率等问题，还有关于人权宗教、等难题；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不仅存在经济、文化等问题，还存在领土、历史纠纷等问题。
（二）制定贸易战略与政策方面的比较
贸易摩擦的解决仅仅拥有好的外部贸易环境还不够，还需要有正确的贸易战略和政策的支持，为实现外贸企业提供良好的内部发展环境。欧美等国家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都采取了不同贸易战略和政策，为本国的工业发展与改造升级提供了保障。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对外贸易战略与政策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776年至1934年，该阶段推行贸易保护政策是由于美国本国的工业处于发展阶段，无法和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等国相抗衡。第二阶段是:从1934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由于其他国家在战争中遭受严重破坏，在战后重建过程中需要美国提供帮助，同时美国需要扩大其世界影响力，该政策为美国经济、政治扩张提供支持。第三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美国实行的是保护与自由贸易相结合的贸易政策,在继续推行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对贸易的干预和保护因素却大大加强,其外贸政策基调由自由贸易转为“自由与公平贸易”。可见美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贸易战略与政策，由国家承担重要的贸易摩擦的后果。中国对外贸易战略与政策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前三个阶段相应贸易管制比较严格，2002年至今中国实行“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我国的贸易政策由严格管制到逐步放开，逐步向市场经济方向发展，我国现在的贸易战略是出口导向贸易战略，但实行该战略的贸易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实现外汇储备持续增长，2011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为3.181万亿美元，居世界外汇储备的第一位。如此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不仅存在如何管理的问题，还增加了贸易摩擦。
（三）政府服务功能的比较
在解决国际贸易摩擦的过程中，政府对摩擦的解决有重要的作用。政府对贸易企业的服务体现在服务能力和服务意识：在服务能力方面，政府具有比单个企业更大的优势，可以调动更多资源。美国政府在其国内某个行业或企业遭遇或可能遭遇侵害时会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等全方位的服务，还为出口企业建立双反预警机制，并且重视行业协会在对外贸易中作用；在出现贸易摩擦时，政府机构积极主动的出面协商与调节。在服务意识方面，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政府还是处于被动的状态，各种程序相当繁琐，办事效率不高，服务态度有待提高。
二、总结与建议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发现政府在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我国政府已经为贸易摩擦解决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和改善：
（一）我国政府应进一步改善中国企业外部贸易环境，主要措施包括：建立与主要贸易伙伴和摩擦对象的固定协商与解决机制，加强国内关于反倾销、反补贴等方面的立法，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推进双边或多边自贸区的发展与建立，加强和深化与东盟自贸区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快速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立的步伐，优化外部贸易环境；加强与大国特别是欧美国家及周别各国的交流与互信，消除国际社会上关于“中国”的影响，减少周边各国对中国日益强大的猜忌和不安，营造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
（二）根据新的国际贸易形势和国内的经济发展状况，政府应及时调整国内贸易战略与政策。在贸易战略方面，我国政府应由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出口与进口相互平衡的贸易战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促进出口、投资与消费的协调发展；在贸易政策方面，政府应通过制定相应的财税等优惠政策引导国内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大力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我们还应该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促进企业加强对外直接投资，以此避开贸易摩擦。
（三）我国政府应该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和服务意识，由被动化主动为企业提供服务，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立。政府应该建立重点行业和重点产品双反预警机制，发现问题及时协调解决；政府积极促进行业协会组织的发展，通过行业组织加强对相关行业进行行业自律，规范出口秩序；政府应该提高服务意识，简化行政程序，提高办事效率。
参考文献：
[1]陈泰锋.中美贸易摩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300.
第7篇：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化贸易 自由主义 保护主义
在国际贸易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各个国家为了确保自身健康、长久发展不断调整战略，应对国际市场的各种挑战和机遇。在国际文化贸易体系中，文化贸易额的比重分配并不均匀，其中发达国家的比重为3/4，发展中国家占不足1/4，转型经济国家所占份额甚微。发展中国家文化产品的进口额远低于发达国家。文化贸易不均衡的格局在1996-2006年间稍有变化。从2005年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世界文化产品的出口方面的差距逐渐减小，表现在出口份额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开始稳步上升。以中国为例，在进口额度上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比重较小，这便加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处于特殊的地位，不同于普通的发展中国家，又一时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它自身政治、经济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具有特殊的影响力。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发达国家集中着当前的国际文化贸易中主要的部分，美国一枝独秀地引领者国际文化贸易。之所以国际文化贸易中自由贸易与捍卫文化这两种理论具有很大的争执，是因为贸易格局严重失衡成为文化贸易领域最突出的难题，而全球文化产业结构的变动又直接地导致了贸易格局的失衡。总体上来说，在国际贸易体系的整个脉络中保护主义贸易理论和自由贸易理论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分支。下面从文化贸易学的理论、发展历史为基础对文化贸易保护和文化贸易自由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国际贸易理论简介
（一）古典的贸易保护主义
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生和发展最直接的原因在于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也称作“商业本位”）和重农主义（Physiocracy，也称作重农学派）的诞生。这两种理论导致了欧洲各国的资本开始大力扩张。斯密作为绝对优势理论的提出者，他之前的贸易保护主义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特殊条件。首先，在内部需求上来看，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国内产业发展对资本积累具有很大需求。这为古典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时代背景；其次，从外部市场需求来看，对海外的市场就当时的欧洲各国而言，并未认识到其重要性和前瞻性。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产品可以自给自足；再次，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稳固，为资本主义经济市场带来繁荣，为此制定的政治策略也是为发展现代工业积累财富；最后，从国际市场的角度来看各国贸易往来较少，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规范的国际贸易体系，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各国分工程度较低，替代性和互补性不强。由此各国把重点放在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用贸易保护的理论来保护本国的市场，将积累的资本用于国内的经济建设，最大限度发展国内经济产业。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贸易保护。
（二）古典到新古典的贸易自由主义
自由贸易思想的出现和发展经历了以下的过程：斯密（Smith，1776）是最早提出自由贸易思想的人。李嘉图（ Ricardo，1817）在绝对成本（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成本（优势）理论。赫克歇尔（Heckscher，1919）和俄林（Ohlin，1933）最终提出了H-O理论。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具体体现。各国应该遵循贸易政策，即重视市场在贸易中的作用这也承认保持了国际市场的自由。在自由资本主义盛行时期形成了自由贸易基本思想，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为资本主义工业带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扩大了生产的规模，产量也不断扩张。贸易保护理论开始逐渐地阻碍了贸易发展，约束了经济自由。为了宣扬自由贸易的巨大贸易利得，李嘉图便以比较优势的理论来驳斥保护主义。在北欧的一些国家由于资源稀缺，赫克歇而和俄林以分工体系为基础创立了他们理论的基础框架。由此可见，自由主义是在国家立场上而形成的理论产物，这便是同正义主义或者博爱主义最大的差异。
通过对以上两种国际贸易理论历史演进和现实争论的回顾，可见“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理论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进行分析的。各个国家都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切实利益和具体政治经济现状来制定贸易保护或者贸易自由的贸易战略。因此很难单纯地规范判断两者的“好”与“坏”，只有“保护”多少、“自由”多少之分。“保护”和“自由”如若抛开国家的基本利益，在理论上便是不切实际的和虚幻的。
二、国际文化贸易的现状
（一）国际文化贸易的大背景
当今文化渗透文化强权问题较为明显，持有强势文化的发达国家对文化贸易开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及地区带来的威胁更为学界所普遍公认。随着全球化在各个领域的广泛深入，强势文化裹携着异质化的、充斥着西方意识形态的、夹杂着作者的主观思考和理念涌入发展中国家。这让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业创造者们不自觉地产生了文化被入侵的危机感并要改变被入侵国的价值观念。
在西方强势文化中，美国的负面影响最为明显，影响范围之大涉及明显身处弱势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同时还包括一些在文化贸易领域发展较好的国家。鉴于这种趋势愈发明显，许多国家和地区逐渐认识到“文化例外原则”的重要性。
文化例外原则是一种为了保护本国的文化不被其他文化侵袭而制定的一种政策。“文化例外”这个词最早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关于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法国人敏锐地意识到国家和民族文化独立的重要性，坚决而果断地提出反对把文化列入一般贸易。①
加拿大是较早在文化例外原则方面对美开展行动的国家，加拿大在此领域里危机感一直很强，担心本国文化被同化。因此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即提出，文化不能视为一般的国际贸易品，要将文化与其他传统贸易区别开，并制定相应的细则，对文化例外的坚持最终有了积极的结果，《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前身——《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其中规定了涉及 “文化例外”的内容。如免除文化产业产品的关税，如照相机、磁带、乐器、摄影器材等等；如果在加拿大的美国公司因为资本的国别限制，不得不将资产出售给加拿大公司，加方要按合理的市场价格收购；加拿大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版权委员会，制订了相应的缴费制度来解决当加拿大的有线电视台和广播公司转播美国的节目时，加方要支付版权税。②随即，墨西哥在1992年加入《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与美、加两国一同签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其间保留了文化例外的原则。之后以此为范本在与智利等拉美国家签署贸易合作协定时，也都加入类似条款。
文化例外原则的作用虽被广泛肯定，不过文化贸易的形式依旧在不断发展更新，因此相应的理论也需不断调整校正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就在这种挑战和变化中，我国于本世纪初也加入了世贸组织，当时我国业界人士对其普遍表现出担忧和恐惧，文化领域更是一片忧虑之声。但是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努力与改变，之前的担忧并未成为现实，我国的文化产业还是经历住了国际市场的考验，并在国际文化产业中赢得一席之地，中国文化产业蒸蒸日上，引领者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国际浪潮中乘风破浪。
中国的文化贸易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确经历着严峻的考验并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中国文化贸易在全球的比例经历了一个由逐渐降低转为逐渐上升的V型的发展走势。尤其在电影产业方面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电影的进出口逆差也经历了由逐步扩大到逐步缩小的发展趋势。我国的文化贸易经过了一个波动的过程不仅在全局上还是从某个局部中我们都在努力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前进。所幸波动幅度不大，这也使得我们更乐观，积极地去应对更多的挑战。在中国入世初始，我们维持了比较高的文化贸易壁垒，对那些最易冲击我国文化产业的贸易方式以及最缺乏竞争力的文化部门，我们做出的承诺很有限，且大多附带着一定的条件，这些保护的措施起到了缓冲作用，以备接下来更好地应对更多风险。
在中国，出版单位和影视摄制单位是行政性的文化贸易壁垒主要针对的对象。在自由贸易中，文化领域的壁垒通常来源于监管，对报刊杂志、图书、电影电视都是从源头上就开始监控，在体制上设立出版社对其监管，同时利用国有化的媒体、宣传机构、行业组织共同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对文化产业进行控制。
（二）中国文化贸易壁垒的实际效果研究
在我国现有的文化管控体制中，依然存在有待改进的方面，如不成体系、管控部门散乱等问题都没能找到有效的改进办法。如与文化有关的的部委多达4家（文化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国家广电总局），加之省级以下的文化部门实为繁杂，不利于形成系统、统一部署。同时随着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传媒技术的发展，网络新媒体逐渐取代传统宣传方式，博客、微博等为我国监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由于我国的文化管制主要针对传统媒体进行，对新媒体的监管并未及时作出可行性的方案和政策管制，新媒体庞大的受众群也逐渐吞噬取代了传统媒体，导致文化管制的“盲区”越来越大。新媒体最大的目标受众群是广大的青少年，很多不良文化产品对青少年的思想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这也是我们文化管制的主要方向。由于传统媒体监管方式并不能完全应用到新媒体的管理中，这就难免造成管理上的错位。
我国文化贸易一度出现内忧外患的处境，这是由于我国的文化贸易壁垒在应对新媒体出现的时候并未及时作出应对措施，监管方式和保护壁垒尚未坚固，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受到外国传媒集团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侵入，大幅度地渗透到我们的核心阵地—广播影视、图书报刊、互联网、音像这些传统媒体中，他们切入中国文化市场采取了一系列的方式措施主要可归纳为前期铺垫和渗透。可见，中国建立的文化贸易壁垒仍然留下来某些缺口，在应对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我们不但要做好保护措施更要积极地应对一切可能存在的隐患，及时处理各种问题并作出相对的措施，出台政策，允许一定的条件下的中外合资与合作。
三、基本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见，单纯地进行贸易保护或者贸易自由都无法给世界市场中的各国带来贸易共赢，各国都是以本国最基本的利益作为基本出发点。世界各个经济体都都是寻求各自利益并不断调整实现财富的手段，这就使得在一个阶段做出的保护措施到下一阶段未必能够同样适用，需要适时地格局国际环境和所处阶段作出调整。没有长久的保护主义也没有完全的自由主义，发展中国家为形成稳固的产业基础制定一些列贸易保护措施对产业中薄弱、落后的环节适当地进行保护，以此促进产业健康，迅速发展。这种保护措施的确保证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文化各领域稳定发展，同时也对发达国家造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发达国家也积极应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贸易壁垒，并在缺口中突破，寻找一切可利用机会进行渗透入侵。所以，自由是暂时的，保护是永远的。贸易自由尽管一直被世界各国倡导，但贸易保护不可能彻底消除。任何国家都无法仅仅用贸易保护的措施去应对国际贸易市场的竞争与挑战。发达国家也只是其保护的范围、程度上较小地运用贸易保护的措施。各个国家如今想要在国际市场中健康、快速地发展，就要在机遇与挑战中及时地做好应对措施，贸易保护主义亦或贸易自由主义都是为应对国际贸易市场竞争所产生的理论基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兼顾国内、国际经济政治的具体条件实施调整战略，在国际贸易市场中乘风破浪。（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
注解
①http：///view/6719927.htm
②国际文化贸易中文化保护所面临的局限性，？张斌，湖北社会科学，2011.3
参考文献
[1]张斌.当前的国际文化贸易格局之研究，学术论坛，2010（4）
第8篇：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区域经济;协议;战略
一、自由贸易区的涵义
众所周知,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FT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通过签署相关协定,相互更进一步开放市场,相互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服务领域改善市场准入条件,从而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并且成员国或地区保留了他们对贸易区外部世界决策的自由,各国仍各自独立地实行对非成员国的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随着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自贸区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加深,除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争端解决机制等内容外,还可能包括服务贸易、贸易投资便利化、投资自由化、技术性贸易壁垒、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更多领域的内容。
二、中国参与自由贸易区的现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摸索中前进,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全球经济发展迅速,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在建设外向型经济、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逐步开始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目前,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初步形成了包括跨洲多边合作论坛、地区性国际组织,建立自由贸易区、双边贸易互惠协定等多层次、多取向、多种方式的合作体系。
在多边合作论坛方面,中国在1996年与日本、韩国、东盟和欧盟领导人共同参加首届亚欧首脑会议。2000年,中国又首先发起并举办了中非合作论坛。2001年有中国参与的博鳌亚洲论坛正式成立。在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方面,2001年,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六国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SCO),与此同时,中国正在逐步推进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环北部湾经济合作、东北亚经济合作等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但是以上只是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的较浅层次的合作交流,并没有形成制度性的贸易协议,从2001年中国参与的第一个区域多边贸易安排《亚太贸易协议》开始,中国开始积极参与较高层次的贸易合作组织,参与单边和多边自由贸易谈判,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目前,中国已签协议的自贸区有:
第一,《亚太贸易协定》。《亚太贸易协定》正式成员包括孟加拉国、中国、印度、韩国、老挝和斯里兰卡6个国家,到2006年9月,中国已经根据《协定》实施了三轮关税减让,已向其他成员国的1717项8位税目产品提供优惠关税,并且中国享受《亚太贸易协定》优惠关税待遇的进出口商品总值为36.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71.1%。
第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是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中国和东盟10个成员国共创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其中有关货物贸易(《框架协议》)在2004开始实施,到2010年与东盟6国先建成自由贸易区,到2015年与东盟新4国成立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于2007年开始实施,这是中国的第一个服务贸易自由贸易区协议。到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拥有18亿消费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将拥有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和每年1.2万亿美元贸易总量。
第三,2003年与2005年,中国政府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分别签署《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这两个《安排》是中国国家主体与其单独关税区香港、澳门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旨在于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取消相互间货物贸易中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逐步消除服务贸易中的各种限制,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促进相互间贸易投资的增长。《安排》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
第四,2005年11月,中国同智利签署了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2005年10月双方就市场准入、原产地规则、技术贸易壁垒、动植物检验检疫、贸易救济、争端解决机制以及相关法律和技术问题达成一致协定。
第五,2006年11月,中国和巴基斯坦建立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根据《中巴自贸协定》,中巴两国将分两个阶段对全部产品实施降税,目标是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照顾双方各自关注的基础上,使各自零关税产品占税号和贸易量的比例均达到90%。
第六,2008年4月,中国与新西兰签署《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根据《协定》内容,新方承诺将在2016年1月1日前取消全部自华进口产品关税,其中63.6%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起即实现零关税;中方承诺将在2019年1月1日前取消97.2%自新进口产品关税,其中24.3%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起即实现零关税。此外,双方还就服务贸易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并对包括技术工人在内的人员流动做出了具体规定。
第七,2008年9月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达成协议。该协议内容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人员流动、海关程序等诸多领域,双方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了贸易自由化进程,拓展了双边自由贸易关系与经贸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第八,2010年3月1日,《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正式实施。在货物贸易方面,中秘双方将对各自90%以上的产品分阶段实施零关税,可以说自贸易协定实施后,中秘两国携手迈入了“零关税时代”。与此同时,双方还在知识产权、贸易救济、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等众多领域达成广泛共识。
到目前为止,中国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区还有中国-海合会、中国-澳大利亚、中国-冰岛、中国-挪威、中国-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据统计,中国目前在与亚洲、大洋洲、拉美、欧洲、非洲等的2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自由贸易区协议谈判。
三、中国参与自由贸易区的战略选择
(一)有效利用现有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建立脉络清晰、层次分明的战略体系
首先,以亚太经合组织为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轴,把东盟作为中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依托和主要突破口。亚太经合组织目前虽然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经济论坛,但该组织的成员涵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工业国家,总人口已经占世界人口的45%,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55%,是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组织。亚太各国家对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的愿望强烈,相信将来一定会成为亚太地区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心。
东盟是亚洲最早、运作最好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并且中国已与东盟在2010年建成自贸区。
另外,积极参与东北亚经济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开展湄公河澜沧江次区域合作将为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发展提供能源安全的战略保障。将亚欧首脑会议以及各种区域经济合作论坛、自由贸易区双边协议作为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有机补充,成为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有效载体,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中国开展国际经济交流合作的内容,扩大双边交流的领域。
(二)着眼长远,逐步塑造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洲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合作格局
虽然目前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自由贸易区组织,但是从中国的长远发展来看,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主导建立起亚洲自由贸易区。而中国目前的做法是可以先在亚洲、在中国周边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双边和次区域经济合作,再逐步将他们联合起来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自由贸易区。
首先,以东盟、上海合作组织为契机,在中国周边的不同方向,以中国为中心,分别建立区域性自贸区和双边自贸区。其次,积极促进中韩、中日、中印双边自贸区建设。再次,积极开展次区域经济合作,积极建立自由贸易园区性质的经济区域。大陆可对台湾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通过建立“两岸经济合作区”等具有自由贸易园区(FTZ)性质的特殊区域,积极推进延边地区进一步开放,规划建立边境自由贸易园区,例如在条件较成熟的云南、广西、内蒙、黑龙江、吉林的边境地区可先试行,提升沿边开放水平,以扩大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领域,加快边境地区的发展。最后,将两个区域性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上海合作组织和主要的四个双边自由贸易区中国-巴基斯坦、中国-韩国、中国-日本、中国-印度联合起来,组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自由贸易区。
(三)开拓新兴市场国家,争取与发达国家自贸区建设取得进展
开拓新兴市场,就是要积极和中国经济和其他利益一致的新兴工业国家建立经济合作关系。目前,中国确定的自由贸易谈判对象基本是在亚太经济圈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和发达国家经济合作方面,从中国的进出口对象来看,与发达国家建立区域贸易合作太少,这不利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经济一体化理论证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建立自贸区可以更好的发挥贸易创造效应和动态经济效益,因此,中国应该积极争取与发达国家的自贸区建设,优先考虑与中国产业结构互补性强的发达国家和能源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
(四)将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同完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优化产业结构有机结合起来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环境还不够完善,国际上还有很多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由于新的自由贸易协议随着贸易关系的发展而不断扩展和加深,中国政府要通过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建立自贸区来促进中国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市场经济发展步伐,完善市场经济的监管和相关法律体系,从而为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的开展创造更好的宏观环境。同时,政府要加快产业升级,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坚决取缔或转移。鼓励企业“走出去”,认真研究国际市场多元化特点,实施市场营销战略,熟悉自贸协定的相关内容,特别是它的原产地规则和相关商品的减税免税条款,及时办理原产地证书,并有针对性的调整本企业产品的出口种类和额度,避免因为不熟悉自贸区相关条款而遭受损失。
(五)正确应对美国、日本的自由贸易区战略
美国和日本都是世界上的超级经济强国,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因此,中国在施行自贸区战略的同时,也应考虑美国、日本的自贸区战略因素。从总体上看,美国在东亚的战略考虑的主要利益有:第一,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维护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和支配地位;第二,维护美国在东亚的政治、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第三,东亚的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扩大了美国市场的同时,也是美国潜在的对手。而中国在此地区主要只要是为了争取未来20年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能够获得能源资源、货币金、贸易投资、技术对发展的支撑和保证,并实现统一和保障领土完整。因此,在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过程中应正确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继续实施韬光养晦的做法,避开主要矛盾,争取和平发展环境,同时还应利用美国内部矛盾,发展合作和制衡能力,避免主要矛盾激化,另外还要处理好。在对日本的自贸区战略中,由于历史等各方面的原因,中日关系虽然有一定的缓和,但是还存在很多棘手问题,日本实施以攻为守的自贸区战略,并在对中国投资的同时也在印度等地方施行对等的投资,中国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需要加强和日本在能源、产业、技术、资本、中小型企业以及循环经济和节约型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同时日本也需要从中国在市场、能源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上获得帮助。因此,中国应以市场、资源、规则和标准为条件,同日本进行谈判合作,可同日本就上述领域达成单项协定。
参考文献:
1、胡俊芳.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贸易效果的实证分析[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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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鹏,汪建新.对中国潜在自贸区伙伴的选择战略研究[J].中国经贸,2009(10).
4、郑继忠,于清.中国FTA的战略选择[J].经贸论坛,2006(7).
5、王华锋,闻洁.中国FTA发展及其国际比较[J].商业经济文荟,2005(3).
第9篇：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
在大国兴起的过程中,特别是当成为贸易大国时,必然会引起国际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 格局的巨大变化,这就致使新兴大国往往同现有国际体系和现有大国在经贸领域发生冲突, 从而导致既得利益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弈。因此当大国兴起时,战略性贸易摩擦的出现 就具有了一定的客观必然性。目前,中国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而中美间 的贸易摩擦也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关键词] 大国兴起 兴起的中国 中美贸易摩擦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6-0042-06
目前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大国兴起与大国冲突的分析基本上都集中在大国兴起的影响以及大 国兴起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上。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是世界变化的主要 原动力,它影响到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以及各个国家的地位。由于世界各 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尽一致,因此当前大国间的冲突更多的表现为大国间的经济冲突,日美 经济战和中美经贸摩擦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概言之,新兴大国在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 当成为贸易大国时,必然会引起国际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变化,这就致使新兴大 国往往同现有国际体系和现有大国在经贸领域发生冲突,从而导致既得利益国家与新兴大国 之间的博弈,因此当大国兴起时,战略性贸易摩擦的出现就具有了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目前,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尽管从表面上看,大国之间的战略 性贸 易摩擦源于某些经贸因素,如产业结构、经济政策、交易惯例的差异等,但究其实质是大国 之间对于国际地位和战略利益的角逐,所以贸易失衡并 不是中美经济摩擦的关键,美国对中国耿耿于怀的核心在于对其优势旁落的忧虑等其他原因 。 因此有必要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视角,从大国关系的战略高度来分析和总结中美贸 易摩擦的演变过程和规律性内涵。
大国兴起与国际摩擦相关理论
(1)霸权周期论。该理论指出任何霸权国家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霸权的衰退和瓦解,但 是古往今来,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主动放弃它在霸权体系中所占据的优势和特权。卡赞斯坦 [1](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中,往往会带来 频繁的经 济摩擦。无论是19世纪40年代英国霸权的上升时期还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霸权的崛起,抑或 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英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霸权地位的衰退,再或20世纪70年代 日本、德国经济的崛起,国际经济领域的摩擦都有极为显著的变化。金德尔伯格[2] (Kind leberger)甚至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部分地是英国作为霸权国家角色的接力棒交给 尚未完全形成霸权国家的美国而不幸落地的结果。拿这一理论来检验战后的贸易政策,可以 发现,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期间,它构筑起自由贸易体制并竭力维持;一旦其霸权地位下降, 便逐步从自由贸易的立场后退,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导致贸易争端不断。
(2)世界体系论。世界体系论认同世界政治存在霸权周期, 世界体系论以资本主义世界 经济体为基本的研究框架,深入地剖析了霸权兴衰的经济根源。这就是一国在获得霸权地位 后,即开始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在维护霸权利益的同时,自由主义也孕育了霸权衰落的种 子,因为自由贸易难以阻碍技术知识在国家间的传播。在此情况下,其他国家将有可能依托 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跻身于最有利润的市场,以此蚕食霸权国家生产率优势的物质基础,进 而再度引发各国间的激烈争夺,导致霸权国家走向衰落和国家间关系的重组,进而爆发一系 列的经济摩擦。吉尔平提出当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经济充分发展,足以脱离对核心区的依附 并使投资条件有利于边缘地区时,核心国家就会采取保护主义的经济策略,而这种策略有利 于本国经济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核心区经济的衰退以及边缘地区经济的起飞,老的核心区 与新的核心区就会在市场、原材料以及投资方面不断发生冲突,而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 各种经济摩擦,这种经济摩擦会一直持续到新的核心国的完全崛起之后。
(3)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大师塞缪尔•亨廷顿[3](Samuel
P.Huntington)提出。他指出冷战后“文明”已代替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经济因素等而 成为今后 观察、讨论、判断一切国际纷争的“范式”。主要的全球性政治冲突将发生在具有不同文明 背景的国家和集团之间,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 突将主宰政治,文明的差异将成为未来的战线。美国“9•11”恐怖事件的发生,不仅震撼了 全球,似乎也验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预见性,即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 两大文明的冲突造就了“9•11”事件。亨廷顿对中国的兴起表示了担扰,他认为,中国的 历史 、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一个统一的 、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亨廷顿认为, 美国与中国的摩擦 并非只是简单的经济摩擦,而本质是“文明的冲突”,即儒家文明对西方文化的冲突。
(4)国家生命周期论。国家生命周期理论是胡鞍钢[4]教授借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提出的 。它实际上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家竞争的结果。国家就像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其经济发展 的历史轨迹存在一个生命周期。作为认识中国兴起的历史背景和分析背景,胡鞍钢教授认为 中国经历并将经历的不同四大发展时期是: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的中心期(1400―1800年) 、 现代化落伍者与经济大国的衰落期(1820―1950年)、经济追赶期(1951―2020年)与经济 强国期(2020―2050年),其构成了中国兴起的轨迹与效应。其中1950―1980年可视为中国 的国家成长期,1980―2020年可视为中国进入迅速发展期。显然通过以上分析,当一个国家 进入迅速发展期时,由于一国的兴起,不可避免地要对他国产生挑战。兴起的大国意味着该 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上升,意味着它要与原先在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分享在国际 事务中的主导权,因此必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冲突,可想而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 的今天,经济摩擦首当其冲。
应该说上述理论更多地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解析了大国兴起过程中的国际摩擦现象。本文 更加关注中国的兴起过程中中美贸易摩擦状况。
大国兴起与国际经济摩擦的必然性
1.大国兴起与贸易利益冲突
在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1953年以来著名的演讲之后,国际贸易专家开始认识到,一 个落后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有时候可以降低技术更加先进的贸易伙伴国的整体福利,希克斯给 出一个直观的李嘉图模型,用以说明一个国家的生产率的增长对它自己以及其贸易伙伴的福 利影响。他得出的结论为:一个贸易伙伴生产率的无偏向增长将使两国受益,当增长集中在 出口产业时,同样对两国都有利,但是当一国的贸易伙伴的进步集中在进口产业时,该国的 境况就会恶化。多恩布什、费希尔和萨缪尔森(Dornbush、Fischer and Samuelson,1977 )在李嘉图模型中再度运用了希克斯的思想,给出了一个创造性的图形分析法,他们的结论 与希克斯一样,认为落后国家无偏向的技术变化对两国而言都是有益的,但同时也指出技术 从一个高工资国家向一个不太先进的低工资国家的转移可能损害转移国家的福利。随后克 鲁格曼(krugman,1985)提出了一个技术先进国家和相对落后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问题 , 他发现先进国家的发展总是对贸易双方都有利, 而相对落后的国家的发展尽管总是对它 本身有益, 但是对于先进国家是有害还是有利则取决于不同的情况。上个世纪末,斯塔福 德和海曼斯(Stafford and Hymans,1998)对一国某产业进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的 结论是:一国生产率的进步总是对它本身有利,但是对其贸易伙伴的影响则取决于对进口产 业的有害影响以及对出口产业的有利影响之间的平衡。
近期拉尔夫•戈莫里与威廉•鲍莫尔[5](Ralph E.Gomory and William J.Baum ol,2000) 对传统贸易模型提出了修正,他们从生产力发展变化的角度“不经意”间阐释了贸易摩擦的 成 因。他们的分析表明:目前,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卫•李嘉图时代科技 发展缓慢,工商业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已让位于一个制造品、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以及从规 模经济中获益的大型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现在不存在一个单纯基于国家自然优势来实现 全球利益最大化的最佳经济结果,取而代之的是由于产业进入困难(高启动成本)与一国生 产能力的变化导致的许多可能的稳定结果。在众多结果中,实际情况通常是对一国来说最佳 的结果往往对它的贸易伙伴国不利。他们的结论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将从其非常落后的贸易 伙伴发展新产业从而使生产率获得普遍提高中受益,但是,该贸易伙伴的进步一旦超过了某 一发展状态,就会引起贸易双方利益的冲突。也就是说在现代世界经济中,一国生产能力的 提高通常会损害他国的整体福利,这意味着一国生产能力的提高往往以牺牲他国的总体福利 为代价,国际贸易可能导致各贸易国之间的重大利益冲突,而非全面提升各贸易国的福利。 显然,在贸易双方利益冲突的过程中,贸易摩擦是其主要表现。
2.大国兴起决定中国已进入国际经济摩擦时代
大国的兴衰是人类历史前进的基本逻辑,国家的兴盛与衰败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 兴起”是一个大国从落后转向兴盛的过程,它必然经历一个“迅速发展的阶段”。一个大国 的兴起,尤其是当其成为贸易大国时必然引起国际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变化,从 而导致既得利益集团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弈。现代中国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 势,也引起全球各国的极大关注。
应该说,兴起的大国无法避免对他国的挑战。相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的非零和关系,国家兴 起却具有一定的零和性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并不必然影响其他国家的生存和 发展,所以各国可以和平相处。而一国的兴起意味着该国国际地位的迅速上升,意味着它 要分享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权,这必将对霸权国家构成挑战。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无序的社会 体系,国与国之间国际主导权的更替只有一种方式,即竞争的方式(并不必然是武力竞争) 。在通过实力较量进行领导权更迭的国际社会中,新兴大国对领导权国家的挑战不可避免。 这种国际领导权的竞争起初多是通过武力竞争实现的,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巨大演变,竞争的 方式也已逐步演变为经济和政治等多维度和多层面的竞争。也就是说,国际摩擦除了军事形 式的摩擦之外,还包括经济、外交、舆论等其他形式的摩擦,各种形式的摩擦之间可以相互 催生和转化。由于当代国际社会经济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经济和技术已经成为国家竞争的 主要方面,经济实力构成了一国综合国力的主体,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 位 ,国际经济摩擦在近现代历史中出现的频率逐步上升。近一个世纪以来,国际经济摩擦已经 成为国际摩擦的主题。统计显示,从1914年到1990年间,国际经济领域中的摩擦占到了国际 摩擦的53%[1]。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大国之间的摩擦中,经济摩擦更是占到了绝 大部分。
从世界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大国的兴起必然对现存国际关系产生巨大的冲击,国际摩擦呈现一 条“倒U”曲线。兴起之前,国际交往较少,利益冲突不多;兴起时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国家 政治经济格局,国际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兴起成为既成事实,被世界广泛认可后, 摩擦就会减 少(见图1)。
同样,赵晓教授分析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兴起与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摩擦情况,得出了相似 的结论。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将经历三个重要历史阶段,最终成就中国大国兴 起的完美乐章。第一时期: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准备期,国际经济摩擦处 于隐性阶段;第二时期:中国作为大国快速崛起、国际经济摩擦日益显性的时期,大概也将 经历20余年的时间,目前我国正处于这一阶段;第三时期:中国作为新的大国被接纳、达致 新的国际均衡的时期,这将是20余年后的事情。很显然目前我国正处于第二时期。
兴起的中国与中美贸易摩擦
1.中国的兴起及其影响
现代中国的兴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从近代大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实力 是国家实力的基础,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份额,是引起大国力量对比的变 化、导致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持续较高的增长,按20 05年修订后的GDP数据计算,1979年至2004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6%;2005―2007年, 中国GDP年均 增长率更是超过10%。根据IMF的估计,从1980年到2005年,中国以购买力衡量的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了近18倍,占全球GDP总量的份额从3.22%上升到13.47%。中国目前是世界制造业大 国 、世界最具潜力的市场大国,中国成功地完成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实现了由贫 困到温饱、又到小康的两个历史性跨越。目前中国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发动机之 一。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3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平均贡献 率高达13.8%,仅次于美国的29.8%,排名世界第二[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于2007年7月 25日了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中称“中国的经济,受到国内经济建设和商业发展 的推动,将首次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据悉,2007年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 济的贡献将占到1/4左右”。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经济在迅猛增长的同时,也在悄然改变着国际经济格局。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和国际影响力的逐渐扩大,中国的迅速发展引起 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震动。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个强国的兴起绝不会是寂静无声的, 它必然影响并改变原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利益分配格局。正如有关专家所言,目前我国 已进入国际贸易摩擦多发期,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引起 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中国”及所谓“中国扩张论”、“中国崩溃论”、“ 中国发展掺水论”等形形的“中国”的变种在美国、欧洲、日本乃至亚太地区也 甚嚣尘上,不绝于耳,尤以美国为甚。显然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之间频频发生的 贸易摩擦就是现有国际经济格局不能适应一个新兴强国的崛起的表现。
2.中国兴起过程中的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是近几年中国兴起过程中面临的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具体表现为: 中美间的贸易失衡问题、反倾销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纺织品贸易问题以及知识产权问题 等。可以说在中国兴起的过程中,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加、工作的流失、先进技术产品净流 出等在美国国内已经聚合成一股强烈的排华贸易的情绪。由此,两国间贸易摩擦持 续发生,制裁与反制裁、限制与反限制等的贸易交锋此起彼伏。
首先,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趋使美对华制裁立场日益强硬。
从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总额来看,按美方数据计算,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2001年的830.5亿 美元扩大到2007年的2562.7亿美元。另一方面,以反映贸易状况优劣势的进出口 比率来看,在美国进出口贸易主要伙伴中,美国对华的进出口比率是最高的。即使按中方数 据计算,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比率也由2001年的2.07倍上升为2004年的3.34倍,在美国的 主要贸易伙伴中也是居第一位的[8] 。过高的进出口比率对双边贸易是不具有双赢特征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在中美之间频发贸 易摩擦就不可避免了。
白宫政府智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博格斯顿(Bergsten)于2005年9月在《金融时报 》发表题为《巨人之间的碰撞将使所有人受损》的文章,称种种情况表明,中美之间贸易战 已经一触即发。贸易战一旦打响,带给世界经济和中美两国自身的打击将是严重的、极具破 坏性的。他援引美方统计数字称,美中两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又 是世界第一、第三贸易大国。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 逆差国。中国2005 年度对美国约有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 品是从美国进口商品 的6倍。如此巨额的不平衡,将使美国政府即使很愿意与中国在朝核等问题上合作,也只能 在制裁中国的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可以预料,在我国今后经济发展、产业进步的发展进程 中,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必将长期存在。
其次,反倾销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焦点,对华保护贸易手段层出不穷。
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100多 项反倾销措施,是世界上对华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从2001年到 2005年,美国反倾销立案指控的中国产品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涤棉印花布、氯化钴、搪 瓷厨具、电风扇、铅笔、大蒜、一次性打火机、浓缩苹果汁等近百种产品,在已经结案的产 品种类中有80%左右被美国加征反倾销税。一直以来,反倾销、技术壁垒等手段是引发中美 贸易摩擦的主要手段。“入世”以后,美国开始转向利用“非市场经济条款”、“特保条款 ”及保障措施来限制中国的出口。在2005年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后,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大 幅增加,美国早已开始挥舞这一特保大棒,同时“非市场经济条款”、“特保条款”已成为 美国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将持续增加。
第三,“”与“责任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遏制中国发展。
2005年1月12日,中美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向美国国会提交的报告重提“中国” , 称中国出口的电器、电脑、通讯设备以及其他需要高技能、高技术的产品的增长大大高于其 低价值、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一些人看来,中国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迅速崛起,尤其是它 对美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由于美国逆 差 中越来越多的部分是高技术产品,而不仅仅是服装、鞋和玩具,一些人认为中国侵蚀了美国 在技术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以及在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数据显示,2000―2004年 ,中 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出口产品层次提高,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 迅速上升,信息技术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和电子声像设备位居中国对美出口产品前三位。 其中出口到美国的数据自动加工机器,中国产品出口份额从2000年的11.3%上升到2005年47 .1%,增加了4倍;电讯设备出口份额同期从10.3%增加到28.9%,增加了将近3倍;电子产 品同 期增加了两倍,从11.9%到22.1%[9]。中国出口的电器、电脑、通讯设备以及其 他需要高技 能、高技术的产品的增长大大高于其低价值、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中国在其他高科技的工业 (如汽车和航空工业)领域的竞争力正在迅速获得优势。不断增加的中美贸易逆差已经开始 影响到美国高科技工业,如今的美国制造业领域,无论是先进技术领域,还是劳动密集型 的制造业领域都大举外迁,其最主要的目的地就是中国,当跨国公司将大量的先进技术产品 生产线转向中国时,它也将进一步减少对美国高技术工作者和熟练专业人员的需求。可以想 象到,这是对美国巨大的挑战,意味着对美国的比较优势的挑战。一些美国专家认为,这将 对美国的先进技术产业形成摧毁性的打击,是“致命性的”。
与“”相比,美国政府在调整对华贸易政策以适应中美贸易关系“新阶段”的报告中 ,字里行间虽然没有“”的格调,但是在评估中国的经济能力与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 时,却突出地强调了中国作为一个“成熟”的WTO成员和一个贸易强国的前提,要求中国应 该像美国、欧盟和日本一样承担发达国家的责任。相对温和的陈词同样强调了中国对美国货物与服务提供者的市场准入壁垒、中国不按规则办 事、中国的出口补贴与激励等问题,以此来要求中国按发达国家的标准承担义务的“责任论 ”奠定基础。“责任论”与“”同样会影响美国对 华贸易政策,意识形态差异、安全借口、经济霸主地位的独尊性会为美国对华采取贸易歧视 性政策煽风点火,“”在短期内会起更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从两者的共性看, 建 立在“”与“责任论”基础上的对华贸易政策都会遏制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前者 在抬 高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上、后者在抬高中国经济的宏观承受能力上把中国推到矛盾的焦点, 使中国成为美国甚至世界经济与贸易失衡的“罪魁祸首”。
注释:
[1]赵晓.再论中国崛起之“国际经济摩擦时代”.国际经济评论,2005(3-4):6
[2]严建苗.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动态,2002(5):66
[3]苏国勋.从社会学视角看”文明冲突论”.社会观察, 2004(8):27
[4]胡鞍钢.国家生命周期与中国崛起.中关村,2006(7):54-61
[5]Gomory R E, Baumol W J. Global Trade and Conflicting Nation al Interest. MIT Press,2000
[6]周立.中国崛起的外部性与经济安全.管理评论,2006(6):61
[7]省略 2007-10-12(人民网-市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