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中美关系论文范文
中美互为重要经贸伙伴。美国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贸易顺差国，第五大直接投资国。我国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第二大海外国债持有者。两国经贸关系已经形成互利共赢格局，而且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 知识产权问题 知识产权保护将是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焦点问题。美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称，“布什政府相信，如果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问题上有实质进展，将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 布什政府高度重视。 美官方估计，知识产权产业对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0%，占美出口总额的一半，创造就业1800万个，工资高于平均水平40%。美2006年《总统经济报告》称，“知识产权保护对美国优势产业十分重要，促进经济增长与出口”。美政府高层将保护知识产权上升到维系美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根本利益高度，将打击盗版和造假作为“首要优先目标”。国内，通过《防止假冒制造产品法案》，将运输假冒标识及包装纳入犯罪处罚对象，要求法庭没收造假收益及设备，并销毁假冒产品。国外，充分利用G8、OECD、APEC等多边与区域合作机制开展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计划。为统筹和加强国际知识产权政策，布什总统任命伊斯雷尔为国际知识产权执法协调官，整合商务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海关边境保卫局、国务院等多部门资源。 矛头直指中国。 伊斯雷尔认为，中国是全球知识产权执法中最关注的国家，他将把50%的精力投向中国，表示“美国将使用一切可行贸易手段”，并与欧盟和日本合作打击中国盗版行为。2006年，美特别301报告仍将我国列为重点观察名单首位，理由是“中国国内侵权现象普遍，版权行业盗版率高达85%至93%，是最大的假冒产品出口国，占美国海关截获假货的63%”。在特别301报告提出的世界七大侵权产品市场中，上海襄阳、北京秀水街和浙江义乌批发市场被列入前三名，百度网站被列入三家虚拟侵权市场之一。同时，美对华知识产权保护重点转向地方省份，重点监督广东、北京、浙江和福建等，并对各省展开知识产权司法全面审查。 重视执法效果。 在处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美采取“效果导向”政策，一方面承认我国所作努力，另一方面认为政策措施收效不佳。美认为，执法不力是我国企业盗版侵权屡见不鲜主因，要求我提高执法威慑力，并取得“实际与透明的成果”。为此，美专门制订对华知识产权战略，核心政策包括：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进行双边接触；利用各种贸易审议及WTO争端机制；在中美联合联络小组基础上扩大刑事执法合作；发挥私人企业的“耳目”作用。美对华知识产权保护持批评意见的行业有：药品制造协会、出版与软件产业、零售业等，其意见对政府决策有影响。 贸易失衡问题 贸易失衡是中美经贸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据中国海关统计，2000-2005年中方顺差年增31.1%，由297.4亿美元增加到1141.7亿美元，占我国全部顺差的152.5%。据美商务部统计，2000-2005年，美对华贸易逆差年增19.65%，由838.8亿美元(不包括服务贸易)增至2017.4亿美元，占逆差总额比重由2000年的18.5%增到2005年的25.8%，我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国。IMF估计，2006年美经常项目逆差8691亿美元，占GDP的6.6%，中国经常项目顺差1842亿美元，占GDP的7.2%，中美贸易失衡将长期存在。 1.贸易失衡成因复杂。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拉迪认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一个复杂而多因素的挑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开放的，平均关税已降到2005年10%以下，低于印度的29.1%、墨西哥的18%和巴西的12.4%。中国进口占GDP比重由1978年的5%增加到2005年的34%，是美国的2倍，日本的3倍。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有： (1)生产国际化。加工贸易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主因。据拉迪统计，中国出口产品的本地生产附加值极低，由进口零部件组装而成的产品占出口总额的55%，占对美出口的65%，其价值的2/3来自国外，但美在进口时将其全部计在中国名下。由于拥有大量非熟练低工资劳动力，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产品的最终组装地，尤其是电子、信息与通讯设备。拉迪举例说，中国对美 出口的笔记本电脑是在大陆的台资企业组装，零部件则来自不同地区：美国处理器芯片、日本硬盘、韩国显示器、台湾内存、新加坡声卡。因此，拉迪认为，传统的原产地贸易统计方式，已经不能反映贸易收支的真实归属。中方统计数据同样说明这一问题。2005年，在我国出口贸易中，外资企业占58.3%，加工贸易占54.7%。在我贸易顺差中，加工贸易顺差1425亿万美元，也就是说，假如没有加工贸易顺差，我国逆差将为406亿美元。 (2)东亚产业转移。拉迪指出，导致贸易失衡另一重要原因是，东亚地区产业大量转移。据拉迪统计，1985-2011年，美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占美逆差总额比重由50%降到16%，而对华逆差比重则由零增到24.4%。然而，美对东亚地区贸易逆差的比重整体下降9.6个百分点。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认同这一观点，其报告指出2000-2005年我国占美进口的比重由8.2%增到14.8%，增加6.5个百分点，而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占美进口比重则由21.1%降为14.4%，下降6.7个百分点。东亚整体占美进口总额比重由29.4%降为29.2%，略减0.2个百分点(见表1)。中方统计数据更能说明这一问题。2005年，我国对美贸易顺差1141.7亿美元，但对我国台湾、韩国、日本和东盟则逆差1358.6亿美元。由此可见，昔日美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已变成今日对华贸易逆差。 表1：东亚部分经济体出口占美国进口比重 单位：%中美-[飞诺网FENO.CN]国别/地区2000年2005年比重变化 中国大陆8.214.86.5 台湾2.32.1-1.2 韩国3.32.6-0.7 新加坡1.60.9-0.7 香港0.90.5-0.4 日本12.08.3-3.8 总计29.4①29.2-0.2② 资料来源:牛津经济分析中心《中国效应》。①原文数据为29.4%，相加数据应为29.3%。②原文数据为-0.2%，相减数据应为-0.3%。 2.储蓄与投资失衡是贸易失衡的关键。过去10年，美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重增加5倍，个人储蓄则由1980年的10.3%降到2006年第三季度的-1.3%，企业和个人储蓄率低于投资率6.3个百分点。(见表2)IMF估计，2006年美经常项目逆差占GDP 的6.6%，总储蓄率占GDP的13.7%，总投资率占GDP的20.2%，总储蓄率低于总投资率6.6个百分点。一国为其投资活动融资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即非政府部门储蓄、本国财政盈余和外国资本流入。在财政赤字与低储蓄率情况下，美只能依靠外国资本流入来弥补投资缺口。资本净流入意味着经常项目逆差。可见，投资与储蓄失衡是导致美贸易逆差的主因。 表2：美国宏观经济数据(1980年-2006年) 单位：% 年份投资占GDP比例企业储蓄占GDP比例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财政赤字占GDP比例贸易逆差占GDP比例 198017.09.710.3-2.7-0.7 198516.510.09.3-5.1-2.9 199016.99.67.2-3.8-1.4 199516.811.24.8-2.2-1.3 200019.47.52.41.3-3.9 200516.811.0-0.5-3.7-5.8 2006(估计值)20.714.7-0.6-3.3-6.6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美国会联邦预算办公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贸易摩擦问题 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在WTO中，美是对华反倾销的第二大户，中国则是遭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近期，中美贸易摩擦主要集中于影响大的产业，制造业首当其冲，如钢铁业、纺织业、电器产业等，主要涉及由中资企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钢铁制品、纺织品、水产品、家具、电视机等。“非市场经济地位”与“过渡期产品保障措施”是中国外贸的“紧 箍咒”。只要美方愿意，就会以此对我出口商品采取反倾销或特保等措施。 美利益集团是经贸摩擦背后的推手： 1.产业集团批我干预市场，造成不公平贸易。美国制造业协会认为，“中国政府向企业提供大量补贴，形式包括国有银行政策性贷款以及出口税收优惠等”，因此敦促国会将反补贴法适用范围扩展至非市场经济国家，要求贸易代表处对中国补贴政策进行全面分析。美国钢铁研究所、钢铁制造业协会、北美特种钢材行会和钢管进口委员会联合《中国综合症》报告，诬我国钢铁产业政策违反世贸补贴规则和入世承诺，威胁美国经济稳定与安全，破坏全球环境，怂恿政府在WTO机制下采取行动。 2.劳工组织诬我国剥夺劳工权利，损害美国就业。2011年，美最大的劳工组织劳联—产联曾以中国劳动者权利得不到保护为由，要求布什政府采取措施，但遭到拒绝。2006年6月，该组织再次向政府提出类似申请，指责我国不遵守国际劳动标准，不执行国内劳动法，导致工人劳动条件不断恶化。该组织宣称中国劳动权益问题造成123.5万美工人失业，要求布什政府立刻对我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并与我国劳工保护状况挂钩。 两国贸易摩擦新动向值得关注： 1.摩擦重心由传统产业向知识产权类产业转移。古铁雷斯认为，保护知识产权若有进展，美中贸易关系才能持续。这意味着，美正在将对华贸易壁垒的重心转到知识产权类产品保护上，此类产品将成为两国贸易摩擦的重点，并从个别产品转向整体行业。 2.争端领域由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扩展。在限制我国具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如纺织品、鞋类等产品的同时，美越来越关注我国金融、保险、电信、工程、建筑、政府采购、分销、批发、直销等服务行业。 3.关注焦点由微观向宏观层面延伸。近来，摩擦已由产品、企业等微观层面扩展到政策、体制、行业等宏观问题，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社会责任、出口管理、税收改革、透明度等“制度性摩擦”将增加。 4.解决摩擦思路由限制进口向扩大出口转变。美商务部次长富兰克林·拉文强调，“美国增加对华出口，而不是采取针对中国商品的保护主义措施，是解决美国巨额贸易逆差问题最具建设性的途径。”最近，美就我国进口汽车零部件关税问题向WTO投诉。 5.我国企业“走出去”将成为新的摩擦点。我国很难完全避免上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并购美国公司时的遭遇，加之“走出去”的多为国有企业，难免掺杂政治因素。今后，类似美政府干涉中海油并购尤尼科公司事件将时会发生。 人民币汇率问题 近年，人民币汇率低估被视为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罪魁祸首”，美国内指责我“操纵”人民币汇率时起时落。拉迪称，“人民币被低估始于2002年美元贬值。到2005年夏季，人民币低估幅度在20%—40%之间。”2005年7月，我国放弃人民币钉住美元并升值2.1%，使美国内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暂缓。2006年以来，美国内保护主义浪潮再起，不满人民币小幅升值情绪抬头。最近，美积极利用国际机构和多边合作机制，加大对人民币升值压力，促IMF加强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制度监督。 人民币升值对平衡中美贸易影响很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报告坦承，人民币升值对美国进口影响不大，只会使美国出口有所增加，即使人民币升值25%，两年内美贸易逆差最多只能减少约100—150亿美元。美财政部次长亚当斯也承认，“贸易失衡是长期问题，没有立竿见影的解决办法”。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直言：“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增加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如果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那么原来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轻工业品、玩具和各种家用电器将被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取代，对美国的就业没有丝毫好处。”上世纪80年代，为解决对日贸易逆差，美以“广场协议”压日元升值。1985-1988年，日元升值67%，但日对美贸易顺差反由1985年的560亿美元增到1992年的1370亿美元，美贸易逆差则由1985年的1218亿美元增到1987年的1517亿美元。可见，汇率变化对贸易失衡影响极小。 美方缘何压人民币升值？ 其一，转移视线需要。近年来，美从外贸中获益匪浅，居民整体收入增加，但主要被少数高收入者占有。中低收入阶层无法享受贸易带来的好处，收入增长落后于生产率增 长，使一些受损者对贸易逆差和人民币汇率产生非理性抵触。 其二，政治之争需要。美对华经贸态度变化深受国内政治周期影响。一方面，部分国会议员为赢得声望，以对“选民负责”为由，炒作“人民币操纵论”，换取选举筹码。另一方面，白宫需要用强硬对外政策姿态以取得国内胜算。 其三，抑制东亚货币圈需要。美一贯顾忌亚洲形成独立货币圈，亚洲金融危机时，美曾制止日本欲建亚洲货币基金组织设想。2006年亚洲货币一体化趋势出现新进展，亚行推出亚洲货币单位，且中国所占权重最大。 其四，遏制人民币做大需要。在实际汇率政策层面，因我国在东亚经济中位置越来越重要，许多东亚国家的货币汇率倾向于钉住人民币。美压人民币升值，可迫使东亚改变钉住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由此动摇人民币地位，削减东亚货币圈的凝聚力。从趋势看，只要中美贸易失衡存在，只要美国内政治需要，人民币问题将是美“敲打”中国的工具。 能源安全问题 能源安全问题正成为中美关系的新焦点。我国能源需求快速增长，成为国际能源市场和能源政治的重要力量。美对我国能源外交心存疑虑。1.担心我国挑战其国际能源霸主地位。2003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对外依存度升到43%(2005年)。美能源信息署预计，2025年中国石油需求将达1420万桶/日，其中75%需要进口。巨大的能源需求使我国与主要产油国联系加深，触及美地缘政治利益。在中东，我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关系密切，与伊朗、沙特加强能源合作；在中亚，上合组织对里海地区作用上升；在北美，我国加强与加拿大油砂开发合作；在拉美，我国与委内瑞拉、巴西等资源国关系密切。凡此种种引起美对华日益活跃的能源外交忧虑倍增。2.担心我国打乱由其主导的国际能源秩序。美依靠国际市场支配全球能源供应，维护其在国际能源体系中的领导权。美认为，我国有石油公司收购海外资源相当于“圈占”国际能源资源，使供应与市场隔绝，破坏国际能源秩序。美国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责，中国试图“封锁”国际能源供应是“固守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3.担心我国能源需求损害其经济利益。2002—2011年，我国占全球石油需求增量的1/3，被美视作抬高石油价格的主要原因。4.指责我国与“问题”国家能源合作妨碍其外交政策。2006年初，在中央情报局、国防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及国务院的协助下，美能源部公布了对华能源政策审查报告，认为我国与伊朗、苏丹、缅甸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接触，“与美国关键战略目标冲突”，批评我国为能源利益支持“专制政权”。 然而，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中美具有共同的能源利益和合作基础。两国面临相同的长期能源安全挑战，包括避免全球供应中断、提高能效、开发新能源、降低能耗，保护环境等。“尤尼科”事件之后，美国内开始反思对华能源合作，要求政府改变相对“随意、被动、消极”的对华能源政策：一是谋求与我国建立能源战略伙伴关系。2006年3月，时任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卢格向国会提交《2006年能源外交与安全法(草案)》，要求政府将对外能源合作提升至国家安全高度，尤其加强与中国和印度的能源合作，建立能源战略伙伴关系，从而确保经济和安全利益，并推动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二是引导我国在多边机制下发挥作用。美学者积极呼吁邀请我国加入国际能源机构，使其在美国主导的框架下承担国际责任，停止“搭便车”。在G8内，美明显加大与我国等发展中大国的能源对话力度；在国际能源机构内，美寻求与我国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让我国实际参与机构决策过程。三是推动东北亚地区能源安全合作。美密切关注中日东海油气之争，不愿看到俄利用中日能源竞争提高自身影响力，为此积极筹划各种东北亚能源合作形式，并争取我国支持。同时，美希望通过加强APEC合作机构，强化与中国等亚太地区的能源合作。
第2篇：中美关系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战后，美国国家贸易政策在国际形势和自身政治经济影响下发生重大转变，因此对世界贸易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作为其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与美国在经贸往来不断加强的同时，贸易摩擦与冲突也日益显现，涉及纺织品、服装、农产品、家具、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汇率安排劳工标准等诸多领域。中美贸易结构有其相关性和特点，需要审视中美贸易问题产生的原因，本着务实的态度加强沟通交流，解决摩擦，提高贸易结构水平，实现双赢发展。
战后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奉行完全自由贸易政策，一方面加强本国与西欧国家的贸易利益交流，另外也可以对冷战对立国实行经济渗透。但是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很大的变化，一方面西方国家普遍衰退，美国双赤字严重，导致国内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另一方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西方国家更多的重视经济政策，政治凝聚力减弱，贸易争端和摩擦日益突出。
这一背景使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主要表现在：
(1)由全球的多边主义单轨战略逐步转移到全球多边主义与区域主义并行的双轨战略上，
(2)由力主自由贸易的立场转移到强调平等开放，对等竞争，双边互惠市场的公平贸易立场。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乌拉圭贸易谈判体制的形成，都是美国双轨战略的实际使用。而1988年对外贸易法的出台则在法律上确定了美国国家贸易政策中公平贸易的原则立场。
①作为当今世界的第一经济体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其贸易发展的方向对直接都还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对贸易基本原则的态度和对贸易摩擦的有关态度直接影响这其贸易伙伴的经济贸易环境。 美国贸易政策有其本身的特点。
1、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美国在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这段时间主论调是自由贸易。70年代以后，一位巨额贸易赤字等问题开始转向公平贸易政策，其基本观点是认为美国市场开放度远远高于别国，别国借此一方面广泛运用倾销、出口补贴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挤占美国市场，另一方面又筑起重重壁垒将美国商品服务和资本拒之门外，致使美国贸易逆差举高不下。美国贸易政策有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其主旨是一方面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从根本上增强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另一方面由政府出面致力于消除贸易伙伴的“不正当、不合理、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或作法”，为美国商品服务和资本打开有利可图的海外市场大门。
② 这样一个理念决定了美国制定贸易政策的基调，也是挑起美国和中国贸易政策摩擦的政策背景。对外贸易是美国参与全球经济的核心手段，对于繁荣经济、增加就业、获取商品服务、抑制通货膨胀、保障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此外，贸易也越来越多的成为美国制裁他国、推广美式价值观甚至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2、偏重双重标准和单边主义。贸易产生于贸易各方比较优势的不同，同时也会强化贸易各方的优势，促进产业风格的升华和产业的国际转移。贸易各国之间不同领域的竞争优势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发展也反过来促进各国优势产业的发展，弱化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产业。这种互动关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并非一个静态的结果。贸易本来是互惠互利的活动，但美国一方面高唱自由贸易大举进攻国外市场，另一方面又挥舞保护主义大棒保护国内市场。美国制定贸易政策的依据主要是国内法律，包括201条款(防止贸易损害)、232条款(国家安全)、301条款以及超级301条款(不公平贸易和授权总统进行贸易报复措施)、337条款(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条款用国内标准评价国际贸易，奉行单边主义。
③这种双重标准和单边主义行动很容易招致其他国家的报复行动，贸易摩擦也就在所难免。而立足于中美贸易关系来审视，从两国建立经贸关系以来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审议正是中国入世前中美贸易关系的真实写照。中国入世随着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贸易摩擦出现的频率反倒有所增加，涉及纺织品、服装、农产品、家具、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汇率安排劳工标准等诸多领域，美国公司对海外竞争对手提出的倾销诉讼中有1/5以上涉及中国。
④而从总体数据来看，中美贸易却又始终保持强劲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5年1至3月，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出口国，累计贸易额为325.1亿美元，同比增长36.9%，而中国对美国进口也保持111.1亿美元的高位，与往年同期水平持平。
⑤争端不断的同时贸易额依然保持高位的现象说明中美贸易存在其相关性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互补性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 达国家，中国需要美国的先进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自己和产品销售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需要中国的销售市场、劳动力、资本投资场所和价廉物美的商品。由于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两国商品贸易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互补性。据中国海关统计2000年中国自美国进口的主要商品有农产品、飞机、电站及石油设备，电子产品等;而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有鞋类、服装、玩具、家电、五金产品等。
⑥(2)加工贸易占主导。1997年加工贸易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52.2%，加工贸易占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的7104%。随着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增加，美国大公司纷纷在中国登陆，美国公司不仅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不断扩大，这些公司在华生产的产品返销的美国市场的也越来越多，这也正是中国对美国贸易出口额保持刚性增长的原因之一。 就中美贸易关系而言，两国贸易模式的互补性确定了双边贸易的双赢结果。美国采取的是以FDI 为主导的外贸模式。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比例已经远远超过其对华贸易的比例，中国目前是接受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中国采取的是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出口商品主要填补美国市场的空缺，用以解决美国产业日益空心化的问题。中国出口的其他高附加值商品主要是国外来料加工产品，而这些产品没有经过原产地鉴定就以中国名义出口，致使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被极大高估，实际上中国对美国贸易、就业等方面的影响是有限的和局部的。
⑦ 虽然有本质上的共通性和相容性作为基础，但中美贸易争端却的确成升级之势。2005年3月30日，美国政府于公布了所谓“贸易黑名单”报告，指出全球有58个国家和地区及3个经济贸易共同体对美商品、服务等设置贸易障碍，损害了美国制造业生产商和农业生产者的利益。美方将会据此与“黑名单”国家逐一解决，解决不了将提交世界贸易组织裁决。在这份“黑名单”中，美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成为主控对象，中国则名列榜首，这预示今后一年内中美贸易摩擦交锋将会更加激烈。仅仅在纺织品行业，去年一年，美国就连续10次设限调查中国纺织品。
⑧在贸易争端的表象下，经济问题政治化成为了中美贸易关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美国认定中国是其谋求世界霸权和推行美国式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最大障碍和威胁。
⑨人权问题、台湾问题都曾与双边贸易机制挂钩，严重阻碍了中美贸易的正常发展。对外贸易政策日渐成为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与贸易有关的决策者面临着重大的利益和风险，对进出口的限制或者鼓励措施动辄影响数十亿美元的贸易额，也会关系到美国内数百万工人生活和生存问题。另外受进口竞争冲击的产业通常结成组织严密的特殊利益集团，通过选票、捐款、游说对参选的政要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参选的官员处于政治利益的考虑，往往也会在贸易政策中实践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要求。 中美贸易问题的产生是由美国国内单边贸易主义和非平等贸易政策为根源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对美国的长期贸易顺差。但中美贸易顺差绝非是引起美国国内问题和贸易问题的根本原因。对于美国国内较为突出的产业结构和失业问题，美国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以调节。
至于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根本途径是使美国国家储蓄率和投资率达到平衡。如果仅靠贸易保护，即不能从根本上减少赤字，也不能解决其国内的产业与就业问题，不利于稳定美国国内消费水平的稳定和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长期发展。中美两国都是世界贸易大国，对于双边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应通过政策协调，互相沟通，本着双赢的原则妥善解决。
《战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研究》作者：林珏1995年08月第1版第187-188页 《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12月梅育新：《从“自由贸易”到“公平贸易”》 《世界经济研究》2005年1月
第3篇：中美关系论文范文
公共关系(PublicRelation)是指某一组织(社会团体、个人)为改善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促进公众对组织的认识，理解及支持，达到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组织形象、促进善意从而实现公关主体目标的活动和过程。它本意是社会组织、集体或个人必须与其周围的各种内部、外部公众建立良好的关系。它是一种状态，任何一个企业或个人都处于某种公共关系状态之中。它又是一种活动，当一个组织、社会团体或个人有意识地、自觉地采取措施去改善和维持自己的公众关系状态时，就是在从事公共关系活动。提高公关主体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改善自身形象，争取相关公众的理解、接纳与支持是公关的核心要义。公关的主旨、运作方式及取得的效果都是反应的人与人的关系，它不同于人际关系学，也不同于交际学，但它可以说是人学、哲学、美学的综合体，它不只是一种活动、一种学科、更是一门艺术，它深刻地反映着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社会美和艺术美。
首先，公共关系的基本原则及基本思想都反映了美学思想，是人们的审美心理写照。
(1)是真诚真实原则。追求真实是现代公共关系工作的基本原则，自从“现代公关之父”美国人艾维李讲真话的原则以来，告诉公众真相便一直是公关工作的不二信条。尤其是现代社会，信息及传媒手段空前发达，这使得任何组织都无法长期封锁消息、控制消息，隐瞒真相，欺骗公众。正如美国总统林肯所说，你可以在某一时刻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刻欺骗某些人，但你绝对不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人。真相总会被人知道。因此公共关系强调真实原则，要求公关人员实事求是地向公众提供真实信息，以取得公众的信任和理解。真是人的审美追求，真是具体事物的组成部分，是具体事情、行为、物体、语言对个人和社会群体的生存发展具有的公益性能、正面意义和正价值，是人们在密切接触具体事情、行为、物体和语言的过程中，人脑受其刺激和影响产生了强烈的愉悦的情绪感觉，所以公关要求讲真话，在处理危机公关时要求“公众必须迅速被告知”、“门户开放”，反对商业欺诈，反对“愚弄公众”，用一种真诚的心“广交朋友”，树立良好的形象既是对美的追求，“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某种生理和心理需要，使人们产生快乐、愉悦和满足的美好感觉”。:
(2)是“促进善意”。公关自产生发展以来经历了短暂的“公关黑暗时期”、传播中不同文化的磨合时期，但公关主流思想还是要反映“促进善意”。“善是具体事物的组成部分，是具体事物的运动、行为和存在对社会和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发展具有的正面意义和正价值，是具体事物具有的有利于社会和绝大多数人生存发展的特殊性质和能力，是人们在与具体事物密切接触、受到具体事物影响和作用的过程中，判明具体事物的运动、行为和存在符合自己的意愿和意向，满足了自己的生理和心理需要，产生了称心如意的美好感觉后，从具体事物中分解和抽取出来的有别于恶的相对抽象事物或元实体”。在我国古代，“可欲之谓善”，是我们的先哲最早对“善”的解释和定义，善就是“可欲”，就是人的欲望可以得到满足;在古希腊，人们对善的认识同我们的祖先基本上是一致的，善不仅有好、可欲、有益的意思，还有幸福的含义。苏格拉底就认为:对于任何人有益的东西对他来说就是善。美就是善。他认为美德就是善。善是至高无上的宗教，是指导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唯一东西，人们应该认识什么是善行，怎样去布施善行;佛教认为善行是对自己有益的，对他人亦是有益的行为，是在今世好的，在来生也是好的行为。总之，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显示公平、友爱、正义的思想、行为等表现在概念上即是善。公关活动案例中许多企业的无偿赞助活动即是一种善举，企业奉行“利益三分”原则，把自己的一部分收益反馈回社会，一部分反馈回公众(消费者)，做出这种行为对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来说是要有大智慧大善意大手笔的，因为这样做了所以它是善是美，人们在唯美享受中贴近企业支持企业，由“爱我”至“买我”，此谓之公关。(3)是形象意识。形象通常包括知名度、美誉度两个判断指标，良好的知名度加良好的美誉度是构成良好的组织形象的双翼。它是开展公关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公关的理念及一切行动都紧紧围绕“形象”展开。在公众中塑造、建立和维护组织的良好形象是公共关系活动的根本目的，可以这么说，良好的形象是组织最大的财富，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企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争取顾客展开，失去了社会公众的支持和理解，组织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塑造形象就是创造美的过程，经常表现为塑造各种积极肯定的生活形象，它包括人物、事件、场景、某些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等的审美形态，是社会实践的直接体现。在公关中导入CI系统(CorporateIdentitySystem)即企业形象识别系统是公关创造美的具体表现。CI设计系统是以企业定位或企业经营理念为核心的对企业形象的全方位的包装，包括企业内部管理、对外关系活动、广告宣传以及其他以视觉和音响为手段的宣传活动在内的各个方面，进行组织化、系统化、统一性的综合设计，力求使企业所有这方面以一种统一的形态显现于社会大众面前，产生出良好的企业形象。总之，好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企业信条、经营宗旨、经营方针、市场定位、产业构成、组织体制、社会责任和发展规划;好的组织制度、规范管理、职员教育、行为规范和福利制度、市场调查、产品开发，社会公益文化活动、营销活动;好的企业名称、企业标志、标准字、标准色、象征图案、宣传口语、市场行销报告书、办公事务用品、生产设备、建筑环境、产品包装、广告媒体、交通工具、衣着制服、旗帜、招牌、标识牌、橱窗、陈列展示等都是针对塑造企业良好形象的包装元素。人们正是在同这些具体的美的事物密切接触中，受到这些美的具体事物的刺激、作用和影响，使自己产生了快乐、愉悦和满足的美好感觉，从而接纳、认可、支持、追随公关主体的，公关主体的目标就是在这“亦文亦商”的艺术美的境界中实现的。
第4篇：中美关系论文范文
我不知道现代的学科系统是否也像电脑的界面一样，变幻无穷。有些评论家用“寓言的机器”描述寓言叙述的多向性，把玩着语义。不过，任何一个寓言的界面呈现，极易成为文本的想象游戏。当中世纪但丁的地狱之行进入现代电脑的编码程序中，其途径经过在线数据库，得到的却是一张神秘的魔法般的空间图像。
美术理论，顾名思义，是对美术之理（或曰道）的思考与论述。道，既是规律又是途径，涉及本质问题，是通向形而上的思辨之途——以“道”为题，必然进入哲学的发问与解答。故理论一词，往往追究本质，探讨美术的发生意义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审美关系，探讨造型艺术自身构成的诸种要素及组合规律。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美术理论与美学最易接近，甚至被认为是美学的分支，似乎等同艺术哲学（英文ART就是指视觉的造型艺术，即我们所谓的“美术”）。当人们企图用“艺术哲学”这一学科概念代替“美术理论”时，是否表明他们就是站在哲学的立场研究造型艺术呢？
美学，德文Asthetik，最初叫“感性认识的科学”，（注：此为德国鲍姆加登在MeditationesPhilosophicae（“哲学的沉思”，1735）文中所提出的学科概念，词源来自希腊文αíσCησíS（感觉、知觉）；1750年，又著附图一书。1742年，Metaphysica（《形而上学》，第二版）一书亦如是说（"scientiasensitivecognoscendi"——感官鉴别的科学），至1757年第4版时，改称“美的科学”。参见［日］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池学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研究感性认识的规律。“美学”成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本身就表明一种学术意向——将一个哲学的认识论问题提升到科学层面上。稍后，康德就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将人们的感性判断纳入理性原理之中，并探讨其所谓科学的规则是一种错误的希望，它只能在“先验感性论”中得以保留。（注：康德以“统觉之先验统一”的原理，否认表象在经验直观中的必然联系，而认为“表象之相互关系，实由于直观综合中统觉之必然的统一”。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式译，商务书馆，1960年3月版，第105-106页。）但在20世纪初，康德的意见在东方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那时“科学主义”正风靡东亚，尤其是日本和中国。日人以汉名“美学”对译德文Asthetik，并在1907年以前传入中国。（注：1907年10月创刊的《震旦学报》第1期“美学”栏目，刊载侯毅译的《近世美学》（［日］高山林次郎著）。）时至1918年，北京美术学校创办，即在高等部中国画和西洋画两科设置“美学及美术史”公共课程，美术史分设中国绘画史和西洋绘画史，“美学”课程实为美术史学概论，近似美术理论。（注：《北京美术学校学则》（教育部指令，1918年7月5日），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编《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5月。参见章咸、张援编《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21-127页。）
若回溯中国美术理论的传统，始终未曾进入哲学内部，与其建立系统的联系（哲学或文学理论向美术理论渗透，是单向度的外部关系），更无“科学”一说。古代中国，具备理论形态的造型艺术，主要是画论与书论（雕塑业和建筑业，其理论多在技术规范，尽管亦有审美的文化的诸种意识贯注其中，但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理论体系）。古代中国的画论与书论自六朝后历代不断，前后相系，是专论，号称“画学”、“书学”，或“画论”、“书论”。以“理论”的性质而言，是密切联系创作实践的一种阐释体系，不是纯粹形而上的思辨体系。因为是阐释，一明源流，二重事理，三言观念，四讲品位，史论评三者共为一个理论整体，且与创作实践形成辩证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系统定位。
美术学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一个新学科概念，意味着“美术”研究将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系统。但国人最初使用“美术学”，着眼点却在美术史学。1907年，国粹派的刊物《国粹学报》第26期“美术篇”栏目，发表刘师培的文章《古今画学变迁论》；第30-31期连载刘师培《中国美术学变迁论》（未完稿）；第31期还刊登刘师培《论美术援地区而论》一文。（注：参见《国粹学报》第26期（第2年第1号）、第30-31期（第3年第5-6号），上海国粹学报馆，1907年3月4日、6月30日、7月29日。）这是由传统“画学”、“书学”概念转向“美术学”概念之最早例证。刘师培所用“美术学”，就是美术史研究，或称美术史学。这是当时的风气，受西学影响，对各种对象的研究，均以“学”名冠之（含有科学的名义）。所以，刘师培的“美术学”概念，并不是将传统的中国美术理论整体提升到学科层面上，而仅仅将中国美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若认真考究，中国人“理论”的概念弹性很大，可指称某种学问或学说，也可指称某种学科或某一领域相对于实践的知识部分。中国古代的美术理论多归学理研究一类，与创作实践相关。所谓相关，一及创作实践，二级欣赏与批评实践，故其技法原理、创作观念及评判标准等，都在此列。究尽中国画学，古时品评议论及理法文章，均属“理论”。1937年，于安澜将中国古代绘画典籍分三，先后编辑出版《画论丛刊》、《画品丛刊》和《画史丛刊》，其“论”、专指“画法画理”，而欣赏与接受理论，则以“品第鉴别”之类单列。1942年，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将理法著作与品评著作一并收入。这是在现代学科意义上，对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第一次系统的知识整理。
不过，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建制的还是美术史学（在中央美术学院设立美术史系），它基本沿用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美术理论因无学科建制，相关研究人员分散在普通高校哲学系、艺术系，或美术学院的理论教研室、美术研究所等单位，——作为纯粹思辨形态的造型艺术理论，往往进入哲学或美学系统；而作为一般造型技艺理论或与本体形态相关的阐释理论，往往以课程的方式出现在专门的美术院校。1978年后，在专业美术院校和艺术研究院设立了“美术历史与理论”的学科名称（简称“美术史论”），至此，美术理论才进入学科建设的门槛。
“美术历史与理论”正式改称“美术学”是1990年的事（这里无意将两者等同，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尚待讨论），而将“美术学”确定为“二级”或“三级”学科，则到了1992年（注：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业目录调整会议决定，将“美术历史与理论”改称“美术学”，并向全国正式颁布。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学科代码表》，“美术学”以二级学科的名义出现，包括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等下属三级学科，原“美术历史与理论”亦以“美术学（三级学科）名之，但内涵有变。）。二级学科的“美术学”，基本上包含原先术科的“美术”系列，从术科到学科，意味着增强学术含量，全面提升学术品质。原先依附创作实践的美术理论同样提升到“学科”层面，而且和美术史学合并成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二级学科的大系统内，美术理论和创作实践还是一个整体，只是更强调了美术的本体性研究和学科独立性，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关系，促使技艺性学科在建制上不断完善。同时，作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概念的内涵上，绝不等同于刘师培时代的“美术学”（注：参见邓福星《关于美术学及其它》，《美术观察》1998年第1期，第55页。），在学术立场上，重新确立了中国美术理论“史论评”三位一体的传统。由此，美术理论亦开始以学科的名义真正进入学术系统，但问题也接踵而来：其学科性质如何？学科规范何在？学术阈场如何界定？
如果说，美术理论进入艺术理论系统或美学系统，还有既成的规范（西方的）可以遵循，但到了“美术学”的新建系统，所有的一切必须重新链接，重新规范，重新定位。
高等院校专业教学课程的设置是学科最明显的标识。在美术学院，除了美术史外，有关的理论课程为艺术概论、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等，均作为专业基础理论的共同课，这种状况几十年不变。作为学科的基本理论，我们主要关注“概论”。早期的《美术概论》，有黄忏华的著述（1927年，参照日人及欧洲人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则搬用苏联教材（如涅陀希文著的《艺术概论》），事隔二十多年，又出几本国人编写的《艺术概论》，特别是80年代初文化部组织编著的《艺术概论》，几乎是通用教材。直至1994年，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理论教研室才编写出一本《美术概论》。一门学科，如果连“概论”的课程都不完备，还能说些什么？
概论者，一为基本原理的阐述，二是历论的通诠，三是基本范畴的解说，藉此进入历史文本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历代的美术理论，关注的不会是概论，而是时论。无论中西，真正能体现彼时彼地他者理论观和价值观的，不在概论而在时论。概论是总结，时论是现状研究，关注时下美术现象，以既定价值标准，审视与评判美术实践之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时论既是批评文本，又是历史文本，在历史片断中直接传达创作观念与审美意识。事实上，在美术理论的发展历史中，概论之寂寂与时论之煌煌，对比极为鲜明。无怪乎，中国文学理论史，常冠名以“中国文学批评中”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注：参见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版；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1979年12月新版，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批评，是西方的概念，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如文论、画论、乐论等）并不相符。理论不等于批评。若论中国的美术批评，与其说它接近理论，毋宁说它接近品鉴。中国古代的品鉴就是一种时论，是理论最直接的应用与表述，其方式可点评可议论，可指正可判断或褒贬、品第。
二、学科概念
常言，美术理论是一门研究与考察美术活动和美术现象，探求其规律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关于美术的知识系统。研究者必须将他对美术现象的感受与体察之经验转化成理智的(intellectual)形式，将它整理成首尾一贯的合理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我国美术理论界目前又有多少首尾一贯的知识系统？
我们可以对美术理论进行整体描述，但总是模糊的。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要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要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在高校还要有相应的教学实体，包括教材。中国的美术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长期以来有教学和研究实体，却无教材无规范（技法理论除外），且研究领域涣散，一直无法走上正常的学科建设轨道。如果检测近20年来我国所有美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论文，你会得出什么结论？你能看到一个学科的外轮廓么？不可能。众多选题中，既有美学问题研究，也有形式本体问题研究、形态研究、批评研究、心理学研究等，还有一些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选题。我们什么时候能从边缘地带划出一道清晰的学科界限？或在学科内部建立一道学术底线？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系统性处理，即将现有的各种知识系统化，寻找各个知识系统（小系统，模式块）间的相互链接。链接的情况还得进一步处理，分析其知识导向与基本局性，才有可能在学科图表上显示其内在的与外在的各种关系。
不可否认，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比历史学复杂，可是否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就造成美术理论研究的不确定性？科学研究的意义就是将复杂的问题有序化。一个系统的学科会建立自身的研究基点，确立基本范畴，建构一系列的学科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一再提倡美术本体研究，可为什么还是一再徘徊在学科边缘而无法进入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似乎学派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每一学科都存在不同学派不同学说，但都不会影响其学科的整体规范，不会淡化以至解构学科特征，至少在某一时期如此。每一学科也都会出现新兴的交叉学科，都会模糊、淡化甚至重复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样也不会改变本学科艺术质。美术理论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学科概念，却无明确的学科定位和学科规范呢？因为历来中国美术理论就缺乏一个大的系统建构。
当我对自己所接触的知识进行整理时，发现中国历史上所谓“美术理论”，都只是一个个“知识点”，缺乏系统性，没有自己的学科归宿，或者说缺乏一个系统网络接纳这些知识。追求系统知识，并非就是“唯科学主义”。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关系到人文学科(humanities)。显然，美术理论属于人文学科，研究重点在于人的情感、人格尊严及其自我实现的内在需要——注重人的精神性、个体性和审美价值观，是关于美术现象的整体价值评述。但是，美术理论也涉及到人与对象物，人或对象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观察、统计与逻辑推理，这就涉及到“科学”，涉及到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的美术理论，几乎都是品评赏鉴，或者说都在某种价值预制的前提下进行的理论评判（即“你能观察到什么，说明你拥有什么样的理论”）。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先于观察，有时则交替进行，先发现而后评价（不过是既定理论体系的补充、拓展与完善），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将现象定性定位，构成知识点，随后便发生转移。以价值观为基点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应有一个时间维度。但我们又无法辨别当一个系统理论出现时，是否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抑或完结？譬如，我们该如何评价顾恺之的“形神论”与谢赫的“六法论”？顾恺之是历史的决结，而谢赫是新时期的开端？我以为，无论何者，都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未成体系。理论体系与时期并无绝对的必然的对应关系。一种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一个时期的实践状况，也可以跨越几个时期，而一个时期也可能出现几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根据理论表述自身的性质决定体系的存在。文化系统比较好确认，它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轴和区域空间的标定。美术也一样，作为人类造型的活动和现象，也从属于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研究这些活动和现象的美术理论，也必须成为一个自在的体系，并在不同体系之间建立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在“美术学”、“美术理论”等学科概念上，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有着比较接近的看法。
可以对证以下两个文本：
(1)《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的“美术理论”词条，总定义是：“关于美术实践的科学总结。”后分两种含义：一是广义，泛指史、论、评三者：二是狭义，专指基础理论。以学科的概念论，当属狭义。美术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所有的美术现象自身（包括创作、欣赏、作品和作者）、美术与社会外部的关系、美术理论自身；其任务是：原理研究、技法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最后，串讲了中外美术理论的发展源流，比较两者间的形态和功用，结论：“由于美术实践的多元性、多层次性和复杂性，并且总是在不断地发展，所以，美术理论不应该也不可能是独尊一说和凝固不变的。”（注：《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524页。）
(2)日本学者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其“美术学”词条言其概念相当于“艺术学”（德文Kunstwissenschaft，英文Scienceofart，法文Sciencedeart），表示很多含义。德文Kunst指造型艺术，日文无对应词，故以“美术学”相译。——“美术学泛称造型艺术的学问研究”，这是广义，其下属“体系美术学”和“美术史”两种。什么是“体系美术学”？“即研讨一般造型艺术的本质和意义，阐明造型艺术各领域的特征、界限、相互关系等”，且“关于美术史的原理论和方法论及风格论跟体系研究颇有直接联系”（注：［日］竹内敏雄，前引书，第197页。），最后，又特别说明“狭义上则除了美术史，专指体系研究”。
对学科性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用语是“科学总结”，竹内敏雄的用语是“学问研究”，均十分小心地避开“科学”或“人文学”的概念。我国美术界在1990年以前没有明确的“美术学”学科定位，日本学者在20世纪初就对应德文Kunstwissenschaft，明确提出“美术学”的学科概念，这概念相等于我国当时的“美术理论”，或者说，作为学科概念，其广义的“美术学”已等于我国现行的三级学科之“美术学”，而狭义的“美术学”，即“体系美术学”等于我国“美术学”下属之“美术理论”学科。
什么是体系美术学？竹内敏雄主编的《美学百科辞典》将其分为两大基本问题：一是“美术是什么？”二是“什么是美术？”前者是哲学的发问，涉及美术本质；后者是在形态学意义上发问，涉及美术本体的基本构成要素、种类划分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形态风格。那么，美术理论的研究领域是否就是本质论和形态学？美术理论就是放大了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知识系统？以逻辑推论至此，竹内敏雄的所谓体系美术学，狭义上就是美术基本理论研究，它的注意力不在于把握单个的美术作品，而是整体的美术现象，它的广义，也等同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美术理论”概念的广义之解。看来，“美术理论”的概念表明亚洲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希望能以西方的学术规范（主要是西方的哲学规范）统摄东方的美术经验，从而建立一种跨文化的理论研究体系。
三、学科图表
美术理论的知识系统包括基本理论、应用理论与交叉学科三大板块（见下图：美术理论学科图表）。基本理论研究是学科基点，以原理论为核心。所谓“原理论”，即质性研究，规定美术的本质特征及其相关概念，回答“美术是什么”及“什么是美术”这两个最基本问题，由基本命题扩展出相关的概念群及系列范畴——直接以哲学化的思考确立某种艺术观。由原理论直接导向论方法论研究，其任务一是规定美术理论体系的总体建构方式，二是探讨理论的思维法则、研究路向、系统结构法，三是研究美术理论方法自身的历史现象与规律。此外，基本理论还向“学术阈”和“创作阈”延伸，一方面是实践主体的理论，阐述美术活动过程中主体的性质与作用，在人（创作主体、接受主体或批评主体）和作品（理论文本）之间建立一个阐释体系和评价体系；另一方面是历史客体的理论，阐述人类历史中美术作品的发生原理、形态流变及类型性质，在作品（理论文本）和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确认一个意义系统和文化类型。二者直接体现着理论的双重性——以历史性的眼光确认某种文化观，呈现出某种自在的社会性；以主体性的研究确立某种批评观，呈现出某种自为的实践性。显然，美术理论以原理论、实践主体理论和历史客体理论三者构成一个基本理论系统，其学科性质由原理论部分决定。传统学科就在原理论部分建构一元化的结构体系，其内限性强，相对封闭——如果这一部分遭到否定，便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溃（如表现论对反映论的否定，价值赋予理论对本质论的否定等等）；而现代学科建制依然保持这种大结构框架，但基本理论部分却呈现开放的多向包容的态势，尤其是在本体的质问达到十分激烈的时候，原理论基本模块就会开裂，出现各种不同的学说与流派，重新形成多元组构的基础模态——种非本质论的外化倾向。
美术理论系统的开放性真正体现在外部边缘的两大学科系列：进入创作阈的右向系列为应用学科，进入学术阈的左向系列为交叉学科。二者的研究阈场可增可减，完全是动态的开放的，随着对象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随着区域的转换而变化。按常理，进入学术阈的学科模块其学术性较强，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进入创作阈的学科模块其实践性较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多受对象制约。应用理论的研究对象也是它的研究目的，即直接针对造型艺术自身的实践，为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支持。说明性、可操作性和序列规范成为应用理论的研究特点，对象成为纯粹的研究客体，可使用科学的实验的手段，以实证或否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交叉学科的范围更为广阔，可变性大，性质最活跃。第一，与传统的人文学科或社会学交叉，如美术史学理论、美术社会学、美术心理学、美术人类学、艺术哲学或造型美学等；第二，与新兴学科交叉，如比较美术学、阐释美术学、发展美术学。另有一些两栖类学科，如美术思潮史、美术理论史、美术批评史等，论学科性质应属于史学系列，但研究对象的属性则在美术理论范畴（未列入学科图表）。交叉学科是学科分化的现象，处在学科外沿，也是学科的前沿，不断对外交换，激励学科发展，开拓学科视野，研究传统学科边界上的“遗漏问题”或传统学科无法包容的“新增问题”。
附图
美术理论学科图表
分析上列图表，可见基本学科模块亦可成为课程模块。众所周知，课程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是第一步的工作。目前，应用理论和交叉学科两部分的课程容易切入，易于规范，因为有章可循（参照西方既有的学科课程），且又相对独立，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基本理论部分的情形却不相同，在西方也没有权威的或比较完整的美术原理著作。所有关于“艺术原理”的研究都在美学范畴内，研究对象几乎都是西方的造型艺术，极少涉及西亚或东亚地区。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刚兴起，远未深入，未能阐释人类造型活动最普遍的规律并提出相关的艺术法则（是否存在普遍规律和通行法则，此处暂不讨论）。理论阐释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即特定的对象、特定的语境和特定的概念术语所形成的一系列规限性的表达。中国现代的美术理论面对的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书面创作体系（这是最低限度的说法），而是在中国本土由现代的中国人所进行的种种造型实践活动，或曰，与视觉相关的美术活动（暂且使用“美术”概念，既是约定俗成，亦无更加恰当的词可以取代），其中很大部分属于西学体系，或中西结合的现代实验。以怎样的理论话阐释这种美术现象？如何界定又如何评价？理论依据是什么？基本理论的问题最多最复杂，直接诉求个体的感性经验，一时难以澄清，故也无人问津，或无法问津。
四、学科话语
学科建制是对话语的限制。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命题，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殊的概念系统，通过学术体制确立知识－理解模式。它强调在特殊的语境中讨论理论问题，而不是先验地假定问题的答案，推行非语境化的脱离实践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
学科概念系统的话语重构，曾流行的两种说法，一是实现中国古论话语的现代转换，二是实现西方现论话语的中国化。在中国，现代美术理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外来学科，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学科，传统中国或现代西方的学科概念和范畴都同时存在，二者碰撞，自然整合。但是，二者在量上或质上均不对等，交流的势态相差亦大。现在理论学科的系统框架是在西方理论思维模式影响下产生的，话语符号是中国的，言说对象是现代的，文化意识层面还有传统的观念，概念系统的话语方式与系统之间不是绝对的文化对应关系，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依然进入。系统是被开发的，话语是灵变的，其准则只在于自身的理论立场和对象的特性表达。
美术的概念与范畴是对美术样式的艺术功能、社会作用及审美规律的一种抽象表达。有关样式的分类、流变及艺术特征的理论，必然形成相应的范畴体系，样式的历史沿革又导致理论范畴的推移变化。在古代中国，就有三次大的变化：一从汉代的“君形”论到六朝的“畅神”论；二从六朝的“形神”论到宋代的“形意”论；三从宋代的“意象”论到明清的“逸兴”论。其中，六朝和宋代是两个转折点，而形神论的核心概念是“畅神”，形意论的核心概念是“意象”主流样式的审美特征转换与概念范畴的推移变化基本一致。问题是到了现代，一方面在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和狭隘的民族意识驱动下，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概念范畴泛滥成灾，失去了对象性；另一方面在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和开放的全球意识下，西方现代艺术中流行的概念范畴也泛滥成灾，同样失去了对象性。或许我们不能单纯地责怪现代中国美术理论的失范与混乱，因为创作实践本身都处在探索实验阶段，无所适从。旧范式被批判，旧理论被质疑，旧概念被颠覆，传统的语境丧失了，在“解构”和“多元”的现代世界中，在文化大批判的时代，我们能否期待一个共通的美术样式及其相应的概念系统？显然不能。因此，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现代转换”？西方现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本土化”？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简化——对古论话语的重新诠释，就是“现代转换”；在自我意识界面上接受西方的理论话语，在汉字符码上实现意义的重新组接，使之成为当下有效的理论工具，就是“本土化”。任何一次历史文化的转型或外来文化的输入，都存在这种现象。若究深意，在“现代转换”和“本土化”口号的背面，则隐藏着一个“新中心”论，或期待着一个新的话语霸权。本文提出的，“话语重构”，不是要建立威权话语模式，而是在清理（让概念系统进入各自的话语模式）之后，以大系统的链接方式建立一个新秩序，即在社会公共的话语空间实现某种理论定位，并以有序的方式进行对话。
五、学科建设
当代西方最流行的文化研究，不是划定学科界限，而是要建立跨学科的知识探索领域，打破传统学科的封闭性及其狭隘的话语生产方式，促使研究者从“技术知识分子”的角色中走出，提倡关心总体性的、传统的思想家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促使理论研究者能够批判性地介入公共的社会政治问题（注：HenryGiroux,DavidShumway,PauiSmith,JamesSosnoski:Theneedforculturalstudies:resistingintellectuaisandoppositionalpublicspheres,参见JessicaMunnsandGitaRajan编：Aculturalstudiesreader:History,Theory,Practice,LondonandNewYork,1995,pp647.）。对中国而言，这种文化研究的知识倾向非常接近中国传统儒家的“文人”品性，即家国政治的学术情结和广泛的人文关怀。但在现代的中国和西方，学术方面的诸种现象都有着相悖逆的发展倾向。比如，人文化倾向与科学化倾向，本质论倾向和非本质论倾向，整体的辩证的与局部的分析的，系统的与非系统的。在造型艺术方面，则写实的与抽象的（暂且使用这一对不甚确切的概念），具象的与意象的，视觉的与观念的等等，几乎都是逆向发展。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是否也存在着逆向现象？建立专门的知识领域，厘清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型，是现代中国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对于自然科学和一般的社会科学而言，一向如此（现今，亦开始将目光投向边缘地带，注意跨学科的研究，甚至跨越科学和艺术的边界）；而中国的人文学科，尤其是艺术学科，却明显规范不足（中国学术界“史论结合”的传统就是一种文化研究的态度）。
美术理论研究要不要提倡文化研究？或曰，是否消解学科边界，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注：S·霍尔指出，文化研究是由多种形构组成的系统，拥有多种话语（在福柯的意义上，文化研究是一种话语的建构），具备一系列不同的方法与理论立场，且所有立场都处在争论中。参见StuartHailCulturalStudiesandIt’sTheoreticalLebacies,见L.Grossberg等编：CulturalStudies,Routledge,1992.pp.278.）状态？对照上述的学科图表，“交叉学科”部分就是跨学科的研究。新时期以来，中国美术理论界著述最多的，在交叉学科不在基本理论。在论文撰著方面，活跃的也是“边缘性研究”，这已成为现时存在的普遍状态。
第5篇：中美关系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艺美学 理论话语 学科逻辑 文化现象
1980年全国首届美学会议上胡经之提出“文艺美学”,2001年国家教育部在山东人学设重点研究基地“文艺美学研究中心”,20多年来，文艺美学己成为中国1980年代以来文化演进中的一种“重要”的理论话语、一种“认真”的学术建构、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对文艺美学，应怎样看待和定位，论说甚多，公案末了，但以上三个方面不由让我想起了三个——也许不很恰当的词——绝、怪、玄。
一、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文艺美学
文艺美学表现为一种理论话语，是一绝。理论是从古典到现代的一种西方正统的学术把握方式。话语则是西方后现代和各非西方文化的学术把握方式对西方正统学术来说，要称得上理论，必须要符合二个条件:有一批基本概念;这些概念的定义是明确的，逻辑是一贯的;这些概念按照逻辑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理论是与非理论相区别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而话语则不管言说形式上的严格性，只要有真知灼见，可以是以理论的逻辑的学术的形式，也可以为闲谈的零散的悖论的形式文艺美学在中国虽然是在谈论一种理论，但山于文艺美学的言说，从形式严格性上说有一定问题，但又正因为成问题而造就它的深刻性和丰富性(这是“绝’之一，这一点将山后而两节来细说)因此，最好将之看成一种话语当然它不是一种一般的话语，而是一种理论话语。
前面讲了，文艺美学一词由胡经之作为理论概念提出，但其背后是北京大学的整个美学和文艺学的学术倾向，朱光潜认为美学是艺术理论，哲学系美学研究团队，扬辛、叶朗、阎国忠等都认为，美学是以艺术为中心的北京人学的美学丛书以“文艺美学丛书”为名，丛书自1980年代初出现到现在，有近20余种。中国文艺学的重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理论室，老资格的学术带头人钱中文和杜书瀛，都是文艺美学的支持者和论述者，前者的《文艺美学:文艺科学新的增长点)) (2001)后者的《文艺美学原理》(1992)集中地表达了对文艺美学的理论思考中国文艺学的另一重镇北京师范人学中文系文艺理论室占据了文艺理论的教学主流，以童庆炳为首的理论团队编写的种种文艺理论，认为文学首先是审美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把文艺美学作为文艺理论的核心山东人学拿下了文艺美学基地，其学术带头人曾繁仁和谭好哲当然以文艺美学为已任，前者写了《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及其发展》(200 1}，后者著有《论文艺美学的学科交义性与综合性》(200 1)文艺美学的光芒不但在上述的中心闪耀，而四射向全国的要津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朝闻主编了“艺术美学丛书”由多家出版社分出了10余种，辽宁大学土向峰主编有《文艺美学辞典》( 1987}，四川大学王士德有《文艺美学论集》( 1985)，浙江大学王元骧写了《文艺美学之我见》(2001) ……以上是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活跃在文学理论界的一代，改革开放后毕业的新一代学人，如王一川、王岳川、陈炎、土德胜、姚文放等，都是文艺美学话语的参与者和者。文艺美学不但在文学理论圈中热热闹闹，而且向相关领域播散:于是有了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如张少康《古典文艺美学论稿》1988，皮朝纲《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1986)，西方的文艺美学(如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1988]，马列的文艺美学(如刘文斌《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研究》1996 ,董学文编著《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1995 )……以上这些学人为代表的言说，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关于文艺美学的理论话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人物，这样的著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长度和空间范围里，仍然没有一对文艺美学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理论界说，也没有使文艺美学在学术的机构化中得到逻辑一致的表述。正如土德胜的论文标题所揭示的:《文艺美学:定位的困难及其问题》 (2000)这不由得使人感到，在文艺美学的理论话语里，纠缠了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一些共性的问题。这里着重讲两个方面，一是纯学术体系的，即关于文艺美学的学术定位问题，二是学术与决定学术之如此的实践关系，是什么样的实践活动使这一学科缘起，发展、流变。
二、作为学科定位的文艺美学
先看一看文艺美学学科定位的现实状况，日前中国的学术管理体系里，与文艺美学相关的学科定位有三，一是文艺美学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下面的文艺学(二级)下面的一个方向(三级)。二是艺术类(一级)下面的艺术学(二级)下而有艺术美学(三级)，三是哲学(一级)下面的美学(二级)下面没有文艺(或艺术)美学，只有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西方美学史(二级)从这一现状中，不让人想起一个字:怪。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之怪，首先表现为概念逻辑的困难，其次是学术管理与学术体系的矛盾，然后是学科划分与学术体系整体的冲突
概念逻辑是文艺美学遇到的第一个困难，这一困难有比中国学术史复杂的学术史和文化史的背景文艺美学的两个来源文艺和美学在历史上都不是洁白的首先是文艺和艺术这两个词的绞缠。文艺，本是文学与艺术，文艺并列可以用来指一切艺术。艺术有两种用法，一是狭义，不包括文学，是广义，包括文学，因此就广义而言，文艺就是艺术。文艺理论，就是艺术理论。无论哪一方而讲，文艺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下面的二级学科都是一个概念错误，应该是文学学。文艺学——正如钱中文先生指出——其俄文原文就是文学学，文学学不符合汉语习惯，改成英文常用的“文学理论”就很好，偏偏改成文艺，一字之差，逻辑不通同样在文学学(或文学理论)下而的二级学科应该是文学美学(两个学字汉语上又很别拗)艺术学从学术管理的区分性来说，从文学中区分出来之后，应是一个狭义，是除了文学之外的艺术学，同理，艺术美学，是ix_别于文学美学的艺术美学当然从学术体系的整一性来说，艺术美学可以也应该是包括文学于其中广义的艺术美学，史有利于学术逻辑和教学逻辑。但把八大艺术区分为一门文学和其它七门艺术合一的艺术，与学术逻辑较少关系，而是教育和学术现实状况决定的，从教学和研究的机构、规模、人数等因素着眼，文学一块，其它艺术共一块是合理的文学自一块，文学美学也可自成体系从这里返回去看，己经早现了文艺美学话语中的一个有趣的现象，人讲文艺美学的人，都是搞文学理论的人虽然文艺美学这一名称让他们在出言写作的不少时候把文学外的其它艺术包含了进来，但实际上山于自己的专业所限，对其它艺术的涉及是不多的，理解也是不深的为什么不就讲文学美学呢?文艺美学这一词汇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巫术式的影响?把文学理论定义成文艺学是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上的第一个概念定义错误，由此而下的文艺美学是一个附属错误，虽然文艺美学一词本身没有错，但在如此一个学术体系下却错了。
二是文艺与美学的关系。美学的定义本就很为复杂，但在西方它基本有三种定义方式，1、美学是关于美的学问，它以审美对象为中心来研究美;2、美学是以审美经验为中心的学问，它通过美感来研究美;3、美学是艺术哲学，艺术的目的是追求美，研究艺术就是研究美，只有艺术是典型和纯粹的美，其它所谓自然美、社会美等等，作为美是暂时的，不纯的，而且它们的美的基本性质己经包含在艺术中了。美感主要是对艺术之感，审美经验主要体现为艺术经验。研究艺术同时就把握住了美感和其它的美。因此，美学就是艺术哲学。按照西方学术对美学的第三种定义，文艺美学就是艺术哲学，也就是美学。中国1980年代以来其学术主流认为美学包括三个方面，审美对象、美感、艺术。文艺美学就等于美学中的艺术部分。这样文艺美学与美学的概念冲突来源于两个学术传统和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划分。从学术传统上讲，文艺学是前苏联关于文学理论的概念，艺术是西方美学的概念，中国现代学术体系把文艺学划在中文，美学放在哲学，文艺学中的文艺美学与美学中的艺术本是一回事，却变成了两个概念。而且文艺学下面的文艺美学，美学下面的艺术，艺术学下而的艺术美学，都是一回事，在中国学术体系中成了三个概念，分属三个不同的二级学科下而的三级学科。这一理论和概念上的混乱不能完全怪学术体系的建立者。美学的发展状况、学术真理与学术管理的矛盾要负点责任。
美学是世界学术体系中最难的学问之一其难首先表现在，世界上每个文化都知道美，但却很难形成关于美的学问。美是至广的，在什么地方都能遇上美的问题，美又是至高的，美总是与宇宙的最高者相连，美的本质一直与哲学的根本问题相关，与宗教的最高实在相关，与人类学的基础相关。而美的学问则意味着要把美按照学术体系的方式将美的问题学科化。美学的困难，就在于美的客观本性与美学的学科化的张力之中虽然美学很难，但美确实处处皆有，人人皆知人的有限智慧使人很难知道美是什么，但人的求知本能又摧使人偏要想去知道什么是美。因此，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我们看到了这一现象:人虽然讲不好美学，却又一定要去讲美学自1980年代末以来，美学的学科定位就成为一个论题，肖到现在还有这方而的论文在发表这个问题来自两方面，一是美学自身的学术本性，二是学术体系的定位要求就前者来说，美学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从总的性质上说，理论上的真、善、美的并列，教育方针上的德、智、体、美并列，意味着美具有最高的总括性;从美学的分布看，哲学系、中文系、新闻系、各类艺术(美术、音乐、建筑、工艺)系、服装、广告等等，都配有美学的专一业课程。而各普通院校，也有美学作为普通选修课从这一方而来说，美学不适于在现代的学科分类体系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这种找不到恰当位置的学科，姑且借现成术语，谓之跨学科但这“跨”不象西方学界的“跨”是学科进展和思维方式变化的结果，现代学术体系发展有两个趋势，一个趋势是细分，学科越分越细，现代型的专家也越来越专，所专的领域越来越小而细、专、小虽然是必然的、必要的，但带来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从而现代学术的发展又产生了另一个与细、专、小形成张力的另一趋向，就是跨学科，所谓跨学科，就是把好些相关学科中的一些部分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新学科这样现代学术的发展，一方面是有不断地“细分”，另一方面又是在不断的“综合”。但美学的跨学科却是一个从古延续到今的老题。而对这一个老题，作为一个国家的学术体系，一定要把美学放在一个位置上才好进行学术管理。这样在我国，美学就成了哲学下而的二级学科。只要明白对于很多跨学科的知识体来说，其学科定位在于学术本性与学术管理相互间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关于美学学科定位的讨论基本上只有学术管理的意义。但这种学科管理体系要真正有利于美学学科的健康发展，最好在美学各分散部分(哲学、文学、艺术、建筑、服装、广告，等等)之问有一个沟通和协调机构。美学的管理如何真正起到促进美学的发展，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美学成为哲学的二级学科，是学术管理而对一个美学的跨学科性质时的无奈，当然，如何在这种无奈中把工作做得史好一点，还是极需讨论的
文艺美学的产生还来源于中西文化在艺术本质认识上的差异，西方人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追求美，因此艺术哲学(或艺术理论)本身就是美学，至少就是艺术(文艺)美学，中国传统讲究文以载道，艺以传道，由前苏联学术而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学术都很强调学术的政治性。因此艺术(文艺)理论人于艺术(文艺)美学。与改革开放前的学术体系强调学术的政治性不同，改变开放后的学术转型更强调学术的科学性如果说，在中国语境中，文艺(学)理论可以包含很强的政治性，那么，文艺美学则突出了文艺自身的性质因此，文艺美学在中国的崛起，是与中国文化的学术转型密不可分的
三、作为文化现象的文艺美学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政治统帅一切，改革开放首先就是突破政治统帅一切，什么是最少政治性而又最有正当性的思想呢？美学，因此,1980年代兴起的美学热，文化原因大于学术原因。文艺美学就是这场巨大的美学热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为什么不是艺术美学而是文艺美学呢?在中国学术界里，各个艺术领域都偏重于创作，文学由于以文字为媒介，本就多观念的成分，文学领域从来是创作与理论并重的，艺术界多创作者而文学界多理论家，正好文艺理论被命名为文艺学，美学具有广博性，文学理论用文艺学来命名，正好暗合于文学理论的通向美学，于是文艺美学的大旗树了起来。虽然正如第一节所列，摇旗呐喊的都是搞文学理论的文艺美学作为一种理论话语虽然有着明显的术语混乱，但其传达的理论信息和文化信息是十分明晰的文艺美学虽以学科的而日出现，却有着文化的象征意义而且就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它也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文艺美学虽然山搞文学理论的人提出，跨越了学科边界，但正是这一跨越，使从文学理论发动的转型，带动了整个艺术领域的观念转型，而且影响了整个文化的观念转型因此，文艺美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充满了历史的玄机可以称得上一个“玄”字。
文艺美学在文化转型中产生，无论从学术的严格性上有着怎样的概念含混，但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却恰好最有利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学科转型，与政治意识形态关联最密切的文艺理论，要摆脱与自己的学术本性无本质关联的政治性，回归自已的学科本性，文艺美学的提出，确实名正言顺，文学的本性就是它的审美特征让文学理论从政治学回到美学正是中国19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学科转型的主要轨迹，2001年教育部成立了两个文艺学重点基地，作为全国文艺学学科的带头单位，一是北京师范人学，一是山东人学，前者的文艺学理论，认为文艺是审美的意识形态，后者名称就是文艺美学从1980至两个基地的建立，可以说，文学理论的学科转型在根本观念上己经完成。正因为在基本层面上的观念转型业己完成，在新基础上的学理建构才显得重要起来文艺美学不但作为一个学科在现代学术体系的学科建设中暴:露出了自己在学理上和概念上的矛盾性，而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文化转型的潮去潮来中也越来越早现出自已在学理上和文化上悖论性先讲后一方而文艺美学的出现和成潮在于它突出了文学理论的本质，从文艺美学出发，使文学理论走上了自已的正路，山于文学在中国文化里从先秦以来和从现代性以来都是最重要和最中心的学问之一，文学的回归正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文化转型具有重要的影响，文艺美学也因这一功劳而声名人振但中国文化转型的进程在世界经济科技文化转型的人背景中日新月异，电子传媒，文化工业，人众文化成了社会文化舞台上新的文化明星文学理论告别政治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已的政治高位，电子时代又使文学使去了印刷时代所具有的美学高位文艺美学使文学理论回归本位在文化转型的初期具有文化的先锋作用，但当文化转型在电子传媒和人众文化的进一步飞跃中，文学理论回归到文艺美学反而失去了自已的文化先锋功能文艺美学所突出的审美特性虽然是文艺的本质性的东西，但不是文学理论的全部审美突出了文学的本位，但文学又不是只有一个本位，文学是与整个社会/文化/历史相关联的，因此，文学不是只能从审美方而进行研究，还可以从其它相关方而，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化学、历史学等等，进行研究但文艺美学这个名称不利于这种跨越本位的多学科研究，而文艺美学曾有的文化先锋性又使其想继续扮演文化先锋，于是文艺美学的宣传者纷纷要把文艺美学变成具有文化先锋性的学科。胡经之(1989) ,钱中文(200 1)、曾繁仁(2001) ,谭好哲(2001)等，都要求文艺美学而对实践，面向文化的多向性，实现交叉性和综合性。这样的言说，从文艺美学在学术体系中的学科定位和学理逻辑来说，很是勉强，但从文艺美学曾有的文化先锋功能来说，又一以贯之，非常逻辑.而且体现了文艺美学言说者对时代的洞察和对现实的敏锐，也符合中国文化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就f有的人文关怀。文艺美学从其产生起，就有二重功能，一是学科转型，一是文化先锋，因此，它既是一种学科建设，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前者必须要逻辑严格方能最后完成,后者往往因为含混而获,得现实的成功。从逻辑上说，文艺(文学)美学是文学理论的本位，文学社会学、文学批评、又学心理学、大众文学、文学政治学……才是文学理论与其它领域的关联。一定要求文艺美学与其它领域关联，那么，它是坚决不与其它领域关联而升腾到审美的纯度，而以一种更高的境界与之关联，而不是直接的、感性的、具体地与之关联。一旦文艺美学要直接地具体地与其它领域关联，它都会变成不是文艺美学，不管它用不用文艺美学这一商标。再从文化现象的角度来看学科动向，中国文艺学有三个重点学科，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两个同时拥有重点基地的重点学科点，一方面标举“美学(审美)”商标，受学科逻辑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文化逻辑的推动，编织着新说。而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则在文化先锋这一逻辑的推动下决定告别文艺美学走向文化研究，其学术带头人金元浦说:“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与文学研究则发生了‘文化的转向’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发生的由中心到边缘的‘三级抛离’——走向审美、走向文本、走向内在规律的总体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与文艺研究正在迅速地走向社会、走向历史、走向文化。”[1]也就是，走向读图时代，走向人众文化，走向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20世纪80年代‘回到文学自身’的趋势相反，文学的文化研究是‘走出文学自身’探索。”[2]从文化先锋的逻辑看，就可以理解今天的“文化研究”与过去的“文艺美学”一脉相承，也可以文艺美学论者要超越自己的概念内涵去而向社会、历史、文化的内在动机。
一方面，文艺美学是一个学科，应该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有自己的学科逻辑，另方面它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应该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作用现实，而向文化。文艺美学如何从这两个一直相互纠缠的方而摆脱出来，既完成学科的建设，又找到自己作用现实和面向文化的恰当方式，困难尚多，道路还长。但是只有当这两方而都得到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定位，有关文艺美学的理论话语才会清晰起来。
[1]金元浦:《文艺学》，载刘大椿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200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0 页
第6篇：中美关系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中美关系；财富权力转化机制；经济实力
一、文章概述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关系的演变――基于财富权力转化机制的实证分析》（以下简称“文章”）由作者车、罗成发表在2014年第5期的《国际金融研究》，主要研究中美关系的演变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相互作用关系，并探究人民币汇率在财富权力转化机制中的双向联系作用，从财富权力转化角度思考中美关系和人民币汇率两者关系是一个全新的角度，具有创新意义。
1、摘要、关键词、文献综述叙述
摘要点出主旨，结合精当的关键词高度概括了文章的分析过程，即将中美关系的演变视为财富权力转化机制运行的结果，选定美中GDP比值、中美贸易强度、美国对华投资力度、中美关系友好度四个指标，实证检验出这四个指标与人民币汇率的关联性显著，证明财富权力转化机制的运行有效、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关系的演变有密切的相互影响。
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文章的写作背景。先说明财富和权力在国际关系中如何双向转化，并命名其为财富权力转化机制，结合“汇率是有效地财富分配工具和权力分配工具”，解释美国二战后取得美元霸权的地位和美国汇率对全球的分配作用。再介绍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动态收敛模型的建模依据，以及研究中美关系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相互作用的意义。
在文献综述中，文章选取了最具有代表性的篇章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可见作者得出文章中心的思考过程。首先，分析了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分别列举了对人民币汇率研究的观点，如易纲、范敏（1997）多角度分析了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其走势，巴曙松等（2007，2009）使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REERI）测算其对中国产业和就业结构的影响，并提出对人民币汇率的批评观点，从而使其具有贸易竞争优势。其次，对于国际关系因素，作者列举了Robert Keohane&Joseph Nye（1979）（2010）、Robert Gilpin（1987）的文章，分别说明了财富权力具有转化关系、相互作用的影响因素，从而得出结论：财富权力是双向转化的，经济实力的消长引致两国的国际行动能力与国际影响力发生变化；财富转化为权力可用美中GDP比值、中美贸易强度和美国对华投资力度等指标来测度，而中美关系友好度则可以测度权力转化为财富。此后，作者又引用了Helen Miliner（2009）、Edward Mansfield（1998）、Robert Keohane&Joseph Nye（2001）、张宇燕（2010）、王湘穗（2011）等学者的观点，说明权力转化财富的基本框架、人民币汇率是中美国际政策协调的重要工具、中国要充分发挥人民币汇率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作用等，并以此作为文章研究的基础理论支撑。最后提出文章中心：分析中美关系演变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相互影响，并探究人民币汇率在财富权力转化机制中的双向联系作用。
2、理论分析与数据检验、合理预测简述
文章的核心部分就是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部分，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假设并得出人民币汇率、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重要推测。
（1）理论分析简述。中美关系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相互影响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中美关系演变是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中美关系演变即财富权力的转化过程，人民币汇率通过财富权力转化在不同国际关系下动态收敛于不同均衡区间，运用均衡、以牙还牙和讨价还价三个策略，结合我国1949―2030年的中美关系变化过程、美国经济更强拥有转化能力优势的事实，进行模型的初始构建和扩展。第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关系的反作用”。这一方面主要基于对1949―2012年人民币汇率变动轨迹的考察，以1979年、1994年为划分点，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美中GDP比值、中美贸易强度和美国对华投资力度以及中美关系友好度的影响情况。
（2）数据分析与模型检验。在数据选择和处理上，文章采集了间接标价法下1949―2012年的数据，建立1、2两个模型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关系演变的单向或双向影响，并据此讨论如何发挥人民币汇率的战略工具作用。
数据分析围绕美中GDP比值（GDPRC）、中美贸易强度（TS）和美国对华投资力度（IS）、中美关系友好度（SAF）四个指标展开，解释每个指标的选择理由及各指标在1949―2012年间的具体变化，并发现1979年后，各指标有明显的向好增长，这与我国1979年改革开放后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有密切关系，即财富转化为权力，中美关系常态化促使中国在世界市场权力转化为财富。
文章选用格兰杰检验进行变量间的因果检验，具体分为1949―2012年的模型1和1978―2012年的模型2分别进行，运用软件计算得到回归结果。作者根据模型1的结果分析解释，制作以下简图：
结合文章及图1，可以将结论归结为以下两点。
一是在模型1中，美中GDP比值、中美贸易强度与美国对华投资力度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中美关系友好度作为原因与这三个关系指标之间则存在间接单向因果关系，又直接作为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原因，人民币汇率则直接影响美对华投资力度，间接影响美中GDP比值。
二是模型2区别于模型1，数据的时间跨度变为1979―2012年且检测方法有补充改动。因为当值法和购买力评价法下的GDP比值在1949―1978年间无明显趋势，无法判断其对其他变量的影响是否明显，故剔除并重新进行五个变量间的格兰杰检验；囿于格兰杰检验的局限性，文章选用聚类稳健标准差法进行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强度、美国对华投资力度的回归检验，得到显著相关性。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中美关系友好度对GDP比值有单项因果关系、人民币汇率与GDP比值之间有双向因果关系，其他结论均与模型1相同。
综合模型1、模型2的实验结论，可知1949―2012年中美关系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确为相互影响，且通过财富权利转化机制实现，人民币汇率变动增强了该机制中各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1978年后中美政治关系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影响明显弱化。
（3）合理预期简述。基于前文，文章对2013―2030年新型大国关系条件下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做出合理的预测。在新型大国关系条件下，由历史数据推测得到2013―2030年的人民币年均升值速度3.0%，经过当值法和PPP法下美中GDP比值进入均衡区间的测算，得到人民币汇率动态收敛到均衡区间的时间在2020年前后；而预测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十分显著，这有利于减少中美贸易摩擦，降低对美贸易依赖，总体有助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
3、结论简述
基于以上一系列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及预测，文章得出最后的研究结论。1949―1978年中美关系单向决定人民币汇率变动，此时人民币汇率的人为高估和固化导致其与财富权力转化机制联系不紧密；1979―2012年，人民币汇率变动“权力转化为财富”，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改善了中美关系中中国的被动局面。
二、文章简评
该文的理论意义主要在于对中美关系和人民币汇率相互影响的视角的创新，将两个变量与财富和权力的转化机制挂钩，量化抽象变量，选取的指标具有极强的代表性，能够充分说明中美关系的实际变化。论点明确，理论基础坚实，将思考建立在前人对国际关系、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观点之上，经过重新整理、升华得出新的结论，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因素的影响、中美两国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富有价值的研究意义。
从结构来看，该文行文严谨，逻辑清晰。首先从引言部分的概念介绍、写作背景和目的的介绍，到理论意义与实际价值并重的优秀文献的经典观点作理论支撑、推导出该文中心，再到中美关系与人民币汇率变动正反两方面的理论分析、数据处理、指标选定，进行实证检验，运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法检验五个变量的因果关系，得出结论并根据数据特征对未来进行合理预测，最后作结。
两国相交，只有永恒的利益。例如，1992―2005年中美贸易强度明显上升，可将原因归结为由于人民币对美元编制，使得中国出口竞争力增强，经常项目盈余不断增长为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外汇储备又用来购买美国债券，为美国的消费和投资提供支持，帮助其弥补贸易赤字。归根结底，只有经济实力够强才能建立相对合理的贸易关系，只有对双方都有利才能保证国家关系的稳定。
2016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年，人民币汇率短期内贬值，但从长期来看仍呈现升值趋势。而未来，中国将会越来越多的掌握国际外汇市场弈的主动权，中国财富转化为权力会使得人民币汇率朝更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中美关系会因为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而逐渐形成新型大国关系，促使中国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化均衡。
参考文献
第7篇：中美关系论文范文
一、美术价值体系对设计理论构建的基础与前提
所谓价值体系，是一个民族在一定时代、一定社会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意识的集中反映,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诸多要素，如指导思想、理想、信仰、信念、价值取向、价值评价等等。由于长期以来在审美本质上的同宗同源性，美术和设计之间的关系彼此难以割裂和分离，美术价值体系在其包含的诸多要素方面对设计理论的构建及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我国画家很早就开始涉足设计领域，中国古代的画家往往可以兼具文人、建筑师、园林师的多重身份，他们常将自己美术价值体系上的理想、审美观念、价值取向等因素渗透进设计作品中。据传画家阎立本是大明宫的“原始”设计者，这与他精湛的绘画技巧密不可分，而这“精湛的技巧”，又与他独具慧眼、超凡脱俗的审美观息息相关。在中国，原本也没有“设计艺术”一词，以前皆称“工艺美术”。中国的设计教育也经历了从“图案”、“美术工艺”、“实用艺术”、“工业艺术”、“工艺美术”再到“艺术设计”的过程，中国当代的许多著名设计师均毕业于美术学院或工艺美术学院，受到系统的美术观念的熏陶和技能训练。
在西方，设计(Design) 概念也起源于当时的绘画，画家们往往也从事建筑及器具设计，直至19世纪末，欧洲画家和设计师的身份都是无法明确分开的。当时欧洲一些美术院校以绘画教学为主，但学生毕业后多从事设计工作，这就带来了一个关于设计理论的归属问题：到底是在美术的大的框架下，还是自成体系、独行特立？笔者认为虽然现在设计艺术学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其发展仍然脱离不了美术价值体系的影响，需从美术领域不断吸收实践与观念上的营养。20世纪初期以来，西方美术领域的野兽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艺术思潮曾对现代设计的形式、风格、评价标准等产生过较多观念上的影响。“二十世纪绘画领域中，日新月异的前卫画派也对设计产生深刻的影响，有的画派的主张覆盖着文学、艺术的诸多领域，有的前卫画家不但从事绘画、雕塑，同时也从事建筑和实用美术设计。”[2]从20世纪以来设计理论发展的客观情况来看，设计理论的构建常以美术理论为蓝本，有些设计理论几乎直接脱胎于美术理论，受到美术价值体系的影响至深。20世纪早期，柯布西耶、阿尔瓦•阿尔托、赖特及格罗比乌斯、密斯•凡德罗等包豪斯的探索者们把设计理论重心放在设计的本质问题上，开始走一条纯粹以设计为对象的教学和创作之路，设计理论得到长足发展。20世纪中叶，世界主流国家对设计理论越来越重视，为设计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活动空间与研究基础，英国、日本等国纷纷设立了自己的设计师协会、设计理论研究协会，设计理论的研究越发丰富、充实，体系也越发完善。但当人们惊呼现代社会很难再出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这样的全才大师时，不由得要去思考美术和设计观念及其关系问题。长期以来，设计理论从美术价值体系中吸取营养并将其作为创新的价值母体与后盾，设计与美术彻底分道扬镳后，设计理论自然会失去给养，失去原始动力，逐渐香消玉损。
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大美术观，它涵盖了所有造型艺术审美需求的观念并形成集中反应。从广义上看，美术价值体系，它通过普遍性审美原则和方法来形成系统的结构，对美术创作及设计理论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美术价值体系，如同一棵大树，包含从传统到现代的各种审美思维，新的风格和理论的产生，都是不断生长的枝叶，丰富着大树的容貌，使之最终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这棵树是一个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反映，不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的，都包含在当代美术价值体系的历史、现在与未来之中。当代美术的内容丰富多彩，是灿烂的民族文化的结晶，当代设计理论的建构及发展只有建立在这种大美术观的基础上，才会有足够的养分，得到充分的生长，并在这样的美术价值规范导向中不断丰富、健全和完善。
二、当代中国美术核心价值体系下设计理论的创新途径
这几年关于建立中国美术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美术》杂志执行主编，美术史论家尚辉先生认为这个价值体系一直都存在，而且是一个历史的形成与积累过程，只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去发现、提炼和归纳，它应该包括：对于传统美术的承传与创造的价值观，对于外来美术的借鉴与融合的价值观，对于艺术社会学与本体论的现实主义美术与现代性美术的价值观，对于大众人文关怀与个体人文关怀的大众美术价值观与当代性的美术价值观。[3]笔者非常赞同此观点。当代美术价值体系必须是一个综合的，且兼顾到历史、现代各方面平衡的价值观念的规范和标准，它以传统审美文化内容和价值取向为基础，并通过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形成不断完善且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在大美术的框架下，当代中国美术核心价值体系对中国当代设计理论的创新与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指导意义。
固守与创新――确立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
尚辉先生认为当代中国美术核心价值体系首先要强调中国现当代美术对传统美术的延续性，而不是断裂性或叛逆性；其次则是在延续与承传的基础上进行变革与创新。所以，当代美术价值体系首先便是建立在传统审美价值基础之上的。设计是一种文化活动，理论与实践要保持传统文化和民族形式特点，必须把握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内涵与精神，在传承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模式和方式。随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意识中的普遍升温并形成热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设计现代化进程的对接关系的阐释成为一个时代话题。现代设计本土化的重要体现就是彰显民族文化精神，而这种文化精神深深积淀在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范式中，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空灵意境等。传统艺术理论是传统文化及审美思想的重要体现，在现代设计艺术理论的构建中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广阔的空间，其中的一些经典论述完全可以建立起视觉文化形态的理念体系，指导我们从事视觉文化活动。[4]比如南齐宫廷画家和绘画理论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论”，为我国造型艺术的创作和评论开创了一个缜密且符合艺术规律的理论体系，是我国古代艺术创作和衡量艺术作品的经典标准和重要的美学法则，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本土文化特色和内蕴。汲取其中的思想精髓，是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设计认识论、方法论、创作论和鉴赏论的重要途径，能有效地促进中国设计理论及实践的发展和延伸。另外，古代绘画理论中的“不似之似”、“以形写神”、“借物咏志”要求；“计白当黑”、“无画处皆成妙境”的版面空白处理，以及篆刻中“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布局法则在现代设计中都有运用。传统的艺术语言会使沟通更显容易，也便于观众产生共鸣和对其艺术价值的认可。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继承传统是当代美术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下的应对之策，更是寻求民族化特色的一种重要方式。只有将传统文化的大旗坚定地扛起，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形成我们独特的文化品牌，为中国设计理论的创新指引方向。放弃了传统，也就放弃了当代设计的创造力与文化底蕴。而追溯研究中国美学史的意义之一即是具有推进现代美学的现实意义，并为现代设计注入文化的生机。当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除了固守其精神本源，还要勇于创新。设计需要一种意念，更需要一种文化意识，它是设计的主流，同时也能体现一个设计师自身的底蕴。当前国内许多设计师及设计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用往往停留在对传统图形或符号的简单复制和因袭上，很少将文化内涵与现代设计理念有机融合，而所有问题产生的实质原因是真正意义上的“本土语言”及其理论的缺乏。我们生长于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华夏沃土，通过寻求丰富的本土资源，全面把握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借鉴中国传统美术观念的探索并将之发展延续，是发展和丰富中国当代设计理论的内涵，形成具有规范性的理论指导的重要途径之一。
融合与思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
外来文化是指正在进入一个民族内部，并与其社会发生作用，被其逐步接受的别族文化。从文化交流的自身规律性来看，外来文化往往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外来文化，民族文化处于一个封闭的体系当中就好像茫茫大海里的一叶孤舟，失去了一个参照系。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设计也似乎趋于一种大同或国际化，在融入大的世界文化主流中，又体现时代的气息与智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代美术价值体系的建立离不开外来文化和艺术理论的支持。尚辉先生说：“借鉴与融合是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主体对待外来美术的一种态度。受西方强势社会的影响，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演进都绕不开西方社会的巨大辐射。20世纪以来，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是贯通中西文化的先觉者，美术家也是这样。这就构成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美术都不是本土美术按自身逻辑演变的结果，而是本土与外来美术共同的合力作用。中国本土美术只有在借鉴与融合中才能展开现代性与当代性的转型，外来美术品种与样式也只有被本土化与民族化，才能获得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新的生命活力。”[5]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反叛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基调上，欧美各种新风格、新思潮不断涌现。各种新的尝试形成了文化艺术表现方式的多样性。在面对主流文化思想阵地不断受到冲击的局面，如何保护和保证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的独立与繁衍，成为很多设计师考虑的重点。任何一种新风格的产生都不是无缘由的，必然是建立在一个思想理论的基础之上。传统的美术形式、主流的美术观念都有继承与创新、不断彰显时代精神和当代性的课题。借鉴与吸收的美术形式和观念都有消化与融合、不断融注本土文化精神和民族化的内容。“新艺术”曾标榜自己的“新”，即与历史上所有传统的割裂，但是无形之中还是受到了法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的限制，最终形成了受东方风格影响，又带有本民族特有的浪漫特质的风格。当时在巴黎的捷克平面设计师穆卡（Alphonse Mucha）的作品中极尽对新艺术风格的宣扬，更是带上了巴洛克式的繁华，而这样的风格又深深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的商业绘画。解放前流行上海滩的美女月份牌和日本漫画中甜美的女性形象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新事物，而是不同国家在针对外来文化采取灵活有效的手段，而产生的结果。伴随新的文明历程的到来，设计以其独特的魅力深刻影响着当代的文化、科技的迅猛发展，而时代的发展又是促进美术及设计理论发展变革的动力，一味地排外固守，容易导致文化上的盲目自大，而失去自我发展完善的机会。辩证地融合、吸收是设计理论生机勃发的动力源泉，我们当以开放、宽容的态度审视外来文化，更要结合本民族文化特点去消化吸收外来文化之精华，使之融于民族文化之中，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这样才能使民族文化生机勃勃，更快更健康地发展。
人文关怀――艺术的终极目标
展现人文关怀，是中国美术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构成内容，也同样是设计艺术的本质目的和终极追求。作为体现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的美术，首先体现的就是对人的尊重与关爱，其人文关怀的对象包括对个体与大众。“大众化”是新中国美术倡导的重要价值观，人文关怀更多表现为各种美术类型在审美内容与形式上体现着以各阶层的审美认知习惯与审美趣味为中心。古代社会，宫廷美术、士大夫美术是对少数人的人文关怀，民间美术是对社会底层大众的人文关怀。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制度、文化导向方面的转变，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美术的人文关怀对象被确定为以人民大众为主体，艺术为大众服务的目标在美术领域得到真正实现。设计艺术与古代美术的发展主线有所区别，传统的工艺美术，主要通过手工技艺来完成，建立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中国古代的封建等级制度决定了绝大多数的工艺匠人社会地位地下，且文化水平不高，工艺产品中虽然也有一部分民间艺品，大多则是为少数官僚士大夫阶层服务的产物，儒士的审美趣味决定着传统工艺美术的方向和发展。这就使得古代设计艺术的理论及实践发展，未能像在服务对象上有成熟的分层体系，在缺乏主流文化作为其基奠与支撑的条件下，其人文关怀也不如传统美术那样细腻而完善。
现代设计建立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带有明显工业时代的特征，要为大众服务。设计构建了人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无不体现着设计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活动，设计在完成人的功能需求基础上，必将更加关注人的精神需求和生存需求。当设计理念在绿色、生态、可持续等后现代观念中展开时，设计的人文关怀更多体现为对人的需求、生存状态、生存环境的关注，实现人、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设计往往包含着设计师的意志及人文态度，必然赋予“物”以人的意义，通过设计师及作品更好地为“人”服务，进而促进人文内涵的丰富和人思维方式的转变。[6]所以，中国当代设计理论的创新，理应在人文关怀方面提出更加细腻、更加完善的要求,即坚持以大众为服务主体，涉及社会需求各层次的人文关怀方向，以各层次的审美认知习惯与审美趣味为中心， 将“以人为本”作为设计艺术追求人文关怀的终极目标。
三、结语
当前，设计学和美术学并列艺术学门类一级学科，在多角度多层次的学术探知上，通过传承、借鉴、吸收和融合来追寻“本土化”，是设计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思路或线索。面对飞速发展的设计世界，置身深厚文化积淀的我们完全可以依据和借鉴当代中国美术价值体系，以新的姿态和高的文化视点，固守民族文化主体精神，彰显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同时用辨析的眼光兼收并蓄国外发展经验，使之融合到民族文化和艺术理论中。如果对西方的文化和艺术理论只是一味地模仿或简单地挪用，我们的艺术必然丧失民族个性。批判性继承和辩证性融合，方可找到真正的契机，创作出具有当代中国性格和秉性的作品，发展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时代创新精神的设计理论，从而进一步推动设计理论本土化的繁荣发展，这也是当代设计师将辉煌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汇的时代使命。
注释:
[1]杨萍，赵昆：《正视现实 迎接挑战 规划未来――“十二五”时期中国美术发展战略座谈会综述》，.cn/zixun.asp news_id=636，2011-3-3.
[2]朱铭，荆雷：《设计史》，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421页。
[3][5] 颜慧：《核心价值体系推动中国美术发展――尚辉访谈》.cn, 2011-03-25.
[4]张宽武：《论中国古代画论的生成方式》，《中州学刊》2010年第5期。
第8篇：中美关系论文范文
一、“范式”引起的思考
美学在中国，曾经是一个显学，从上世纪80年代后就开启风气之先，成为了中国学界之中特立独行，勇于改革的一门学科。虽然时至今日，美学已经逐渐有淡出学界的视野，但我们从美学的发展的历史之中回顾这一学科，会发现美学所经历的一场场深有影响的对话。而这些美学对话已经不仅仅的限在这一学科的内部，而是一个时代学界理论范式的转换与创新。
为此，不妨把目光转向了范式理论。范式，是托马斯·库恩提出的术语：
指一个特定的时间的特定科学实践者普遍具有的一套假设，它构建一种更大的理论或者观点（比如，牛顿物理学、爱因斯坦物理学）。在社会科学中，这个词语具有很类似的意义。（比如说，在人类学领域，进化论和功能论都是人类学范式。）[1]
按照库恩所说，范式是在其中包含了许多小理论的大理论。当小理论已经不再具有了世界意义，那么危机就会出现，这样的危机最后会导致某种范式的倾覆，或者作为一个特别的个案，合并到更新更大的范式之中。
我们的话题由此而进入——从“范式”的转变过程来看待“生态美学”的出现。
二、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之论争
中国美学界自从60年代起，就一直是以实践美学为主导。可以说，实践美学是我国2o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两次美学大讨论的重要成果，标志着那时期我国美学的发展水平，而即便在当前仍有其价值。WWw.lw881.com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机械唯物论和传统认识论的时代局限。
而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学界受西方存在主义，生命哲学的影响，产生了以生命哲学为基础的生命美学。生命美学的提出，是“实践美学”理论范式在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成果。生命美学的探索之路开始于对实践美学的质疑和批判。潘知常、封孝伦、范藻等学者在肯定实践美学成就的同时对实践美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质疑。这些质疑点直指实践美学范式的要害所在，从研究对象，逻辑起点，思维方式三方面揭示出实践美学范式遮蔽的问题：
（1）研究对象。潘知常认为关于美学的研究对象，在美学研究中始终未能解决。美学研究明确确立的研究对象有美、美感或审美关系，但不论是以美为研究对象．以美感为研究对象，还是以审美关系为研究对象，都是以一个外在于人的对象作为研究对象，因而都是以人类自身的生命活动的遮蔽和消解为代价。这样，也就最终地确定了一种对美学的理解方式和对话方式：以理解物的方式去理解美学．以与物对话的方式去与美学对话。而美是审美活动的产物，美只相对于审美活动而存在，只存在于审美活动中。“美是自由的境界”。[2]
（2）逻辑起点。实践美学认为应从实践活动人手研究美、美感或审美关系，提出“美是人质力量的对象化”等命题。生命美学认为应从人的生命活动人手去研究审美活动。封孝伦认为，实践美学忽略了实践的前提：人类的生存。[3]
（3）美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潘知常对包括实践美学在内的中国美学研究的思维方式进行了审查，发现美学研究一开始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即固执地从主客二分的角度出发，来提出所有的美学问题。他认为，主客关系并不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全部．只是人类以知识论作为阐释框架时所界定的世界，侧重的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外在关系以及对于世界的必然性的领域的把握。在这种主客关系之中根本没有真正的美学问题．真正的美学问题在侧重对于人类与世界的内在关系以及对于世界的超必然性的领域的把握的超主客关系之中。从主客关系出发来研究美学将使人在世界之外思考，忽视了人类自身。这样的美学将是“无根
转贴于
的美学”、“冷冰冰的美学”。[4]
而张弘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造成的传统美学的困境也进行了分析，指出实践美学以这种思维方式审视美学无法摆脱困境，他以人与世界同一的存在一元论拒斥心、物二元对立，以存在论差异原则区分美的事物与美的存在，力主“存在论美学”。
在梳理中我们发现，潘知常从人的生命活动人手侧重于对美学研究中心审美活动的分析，而封孝伦则紧紧抓住生命来建构体系，对生命美学的认识应是把他们作为整体来认识。作为整体，封孝伦对生命哲学作了较完备的阐述，使生命美学有了一个很好的哲学基础。潘知常的分析则切中美学之为美学的根本问题。同时．他们对美学中的重要问题如美学的思维方式、自由问题等作了重新阐释。将他们的理论进行整合。生命美学带来了思维与话语的双重变革。毋庸置疑，这是一种美学新的范式的变革，当新的理论范式出现后，它所带来的对中国美学的建设性的意义是重大的。
总结生命美学的出现的历程，从对实践美学的批判、对另谋新路的尝试，带来美学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的多元化。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借鉴更多的西方理论是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更多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哈马贝斯那里吸取理论资源。以主体间性理论、存在美学、此在分析来看待世界；同时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天人合一观、与古典美学对生命的关注对自由的向往相结合来阐释美学。中国生命美学作为多元化美学观念中的一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之路。
三、后现代的范式——生态美学
如果说，生命美学的出现，是在中国美学界面对的，更多是建国后留下的传统思维的禁锢，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语境。那么，二十一世纪初，生态美学出现的语境，面对的是消费社会，全球化的语境，面对着的是现代性的困境。在二十一世纪语境中，美学界更多心系于整个人类中越来越窘迫的命运，现实越来越强大的压力。
曾繁仁先生在《走向更加深入和成熟的我国生态美学研究》[5]一文中，指出了生态美学对实践美学的继承与超越。
生态美学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的多重角度继承了实践美学，但也超越了实践美学。其超越之处是：(1)由美的实体性到关系性的超越。实践美学力主美的客观性，而生态美学却将美看作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生态审美关系，从而将其带入有机整体的新的境界；(2)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超越。实践美学特别张扬人的主体力量，将美看作“人的主体性的最终成果”，而生态美学却将主体性发展到主体问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共生”；(3)在自然美的理解上由“人化自然”和“自然的祛魅”到人和自然的亲和与自然的部分“复魅”的超越。实践美学完全将自然美归结为社会实践中自然的“人化”和“祛魅”。而生态美学却承认自然美中自然的应有价值，进行部分的“复魅”，主要是恢复自然的神圣性、部分的神秘性和潜在的审美性。[6]
从曾先生的文章，可以很清晰地把握，生态美学这一新的理论范式带来的建设性意义。它对存在论的继承，对实践美学的批判，进一步回应了现实所给出的严峻问题。从现实的环境问题，到人的主体问题，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到人自身生存和存在的问题，生态美学已经脱离旧有的理论范式的限制，走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而这个方向是具有很强人文意识，现实的关怀感的。
四、共生——生态美学的理论与价值维度
接上所述，其实生态美学要面对的问题是可以简单地简化为三个关系——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解决。这三大关系是后现代问题的一大核心点，特别是在全球化，消费主义流行的语境里。而生态美学给出的理论维度究竟是如何回答了这些难题呢？转贴于
生态美学有一个很高价值尺度——共生。将共生作为一种美学的价值尺度和理论维度，王尔勃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这一观点。[7]“共生”(symbiosis)原是一个生物学术语，指两种不同的生物生活在一起，相依生存，对彼此都有利。它是由德国植物病理学家安东·豆·培里于1879年提出的，培里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把“不同生物一起生活”称之为“共生”。国内外学者都已指出，文化多样性是建立在生物多样性基础之上的。“多样共生”既是生物物种之间的一种互利关系，那就也可以成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关系。
在进入后主体性哲学时代，人们并没有否定主体性的意义，而是主张通过“主体间性”完成对主体性的建构和补充。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哈贝马斯，这种意向越来越清楚。生态哲学作为后主体性时代的哲学，是对主体性哲学的发展与扬弃，但它决不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背离与倒退。否定“人类中心主义”是要纠正人类的片面性，而不是放弃认识世界、改造并调节世界这一“自然之子”的责任与使命，更不是否认“自然向人生成”的宇宙进程。
从后现代话语的多声部而言，单一的声音是独语，是霸权。这是不和谐的，并不利于发展。在今天，边缘与中心不断在掀起了一场场对话。边缘对中心的解构不是要确立另一个中心，而是要保持对话。正如，身在中国边缘地区——岭南成为关注的重点。这种关注不是中心居高临下的姿态去看待与中心相异的他者所在，而是岭南地区自己发出声音。这个声音是由一大批偏居西南一隅，具有文化自觉的学者所发出的。特别是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一大批学者们，他们从关注自身的地域文化，地方传统出发，发扬了岭南文化特有的兼容性，吸纳性，发出另一种声音，使后现代多声部的语义场里真正显示出特有的生命力，达到了互补和谐。黄秉生教授从壮族审美文化研究中总结出了，民族生态的审美范式——依生，竞生，共生。黄教授这三大理论范式，对于生态美学，生态文化的理论视野作出高屋建瓴式的总结[8]。袁鼎生老师溶合了生态学，哲学，美学，明确提出了“生态场”，拓展了生态美学的研究空间，他更是致力于建立一个严谨的，庞大的生态美学的体系，为当今日益为工业文明所困顿所挤压的人类社会探寻人类的出路。[9]张泽忠老师植根于自身侗民族的文化土壤，从侗族的歌舞，侗族的建筑，从哲学，美学，人类学等交叉学科中去探究了侗民族文化“元语言”，探究了侗民族自身的文化时空秩序，生存伦理智慧，使一个边缘的民族的文化在当今世界发出了独特的声音，让世界领略了多元文化之中来自边缘，他者的诗意盎然的文化。[10]这正是后现代精神的启示，从多元中求“共生”，讲究华夏文化的“和而不同”的精神向度。
简言之，文化应该通过主体间性、通过交往使得主体性在和谐的状态中得以实现，这正是“共生”向我们启示的根本的价值理想。
第9篇：中美关系论文范文
[关键词] 金融危机 话语失势 霸权终结
冷战结束以来,关于美国单极时代的思考从未停止。2008年美国华尔街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大海啸对美国这一极超带来了全面的冲击,亦再次让美国霸权终结的话题摆置台前。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霸权是否真正走向历史的终结,我们试图从国际关系学界主流理论的反思中找到答案。
一、美国霸权论及其影响力控制力面临的挑战
谈及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国,我们可以联想到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描绘的雅典和斯巴达,也可以认为是17-18世纪号称“日不落帝国”的不列颠英国,乃至我们更热衷于讨论的冷战时期的美苏,以及后冷战时代的单极美国霸权。在国际关系研究上,一般人们讲霸权时经常想到两个例子,那就是19世纪的大英帝国及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美国。讲到这两个霸权时,西方人爱用“英国治下的和平”“美国治下的和平”两个词来形容。在这种霸权形势下,那个惟一的超级大国经常觉得自己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解决别国的问题,不与别国商量,起码是不管别国愿不愿意。霸权国还为体系内的其他国家提供公共物品,这种公共物品即体系的稳定秩序。由于霸权国的存在,其他行为体(包括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都能享受到“追随”(或称搭便车)的好处。因此,“霸权稳定论”一度甚嚣尘上。“慈善的霸主”“仁慈的帝国”成了美国单极稳定论者的招牌口号。[1]
然而,在全球化时代,美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面临着全方位的挑战。不论是盟国日本,还是被视作伙伴的欧盟,乃至一度被看成对手的俄罗斯与中国,都不同程度地被当成影响美国全球霸权之“非我”,从而逐渐社会化为美国政治精英和大众的认知。库普乾认为,美国时代行将终结,缘于统合中的欧洲作为历史巨人的兴起。[2]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著名地缘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在其20世纪90年代末的力作《大棋局》中论述了关于在欧亚大陆防止一个反美同盟的出现。从其笔墨着力渲染的论断来看,美国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唯一的全球性霸权国。为了延续霸权地位,美国的目标自然是要在欧亚大棋局上防止一个反美联盟的出现。冷战后帝国式的俄罗斯和大中华的联盟将可能是美国未来的主要敌手。[3]另外,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的兴衰》中预测美国霸权即将终结,其原因在于美国的过度扩张。[4]因此,美国霸权的终结论一度成为学界、政界、商界的热议话题。
二、从话语霸权的主流理论中论证美国霸权终结与否
由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长期垄断话语霸权的正是美国学派构建的主流理论,因之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主流话语的缺失中找寻到关于霸权终结与否的有力论据。
首先,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即是我们考察的主流话语之一,它与美国霸权的兴衰可以说是同生共存的,我们可以把现实主义理论与论断当作美国霸权的一面镜子,从中清晰地看到美国霸权的历史轨迹与理论烙印。该理论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20年危机中,以E.H.卡尔的《二十年危机》为代表,尔后汉斯・摩根索的权力政治论更是将现实主义推向主流理论的宝座,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则将其发展到顶峰,而新现实主义的体系结构理论更是堪称国际关系学中的牛顿定律。然而,我们回溯历史,现实主义的兴盛与美国霸权的历史轨迹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现实主义理论从来都是毫不掩饰美国霸权,并与霸权的兴衰同呼吸、共命运。二战的爆发一度宣告自由主义理想的破灭,美国政治精英们在现实主义理论对阵理想主义的反击号角中加入了反法西斯战争;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格局,也一度因乔治・凯南为主要代表的“遏制”思潮找到了强有力的精神皈依;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海湾战争、阿富汗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似乎现实主义理论的强势总是与美国对外战争的胜利所表现出来的霸权行为形影不离。然而,现实主义这一主流话语,其理论的缺失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沃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即以理论的解释力著称,却由于其静态性未能预见冷战的结束;9.11事件以后,将现实主义理论发挥到极致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在面对21世纪的崭新国际政治面貌时,其科学性和理论性亦难掩苍白,不仅较之于传统理论缺乏创新性,在阐述新时期美国霸权时也不免有些自嘲,称美国只是西半球的一个地区霸权,而非全球霸主,也无所谓真正的全球霸权。现实主义理论的各个分支流派,在与其他学派交锋的学理论争中,时而耀眼,时而黯淡失色,尤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及至九十年代末遭到来自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等全方位的挑战。同样,比照这一时期的史实,美国霸权若显强势张力,现实主义理论则更趋于垄断话语霸权,而美国霸权逐渐式微,则批评理论争鸣不断。尽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活跃了思想,有助于学术进步和理论繁荣,然而,在笔者看来,这恰恰也可以从现实主义这一主流话语的失势中,如同照镜子一般明晰地反应出美国霸权的衰落,而现实主义理论这件美国霸权强势时期必备的冷酷外衣也逐渐地被装点成怪诞的礼服。我们仍然记得70年代初欧佩克石油战带给了西方自由世界长达十年的滞胀,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自由世界欧洲一体化对美国单极时代的新挑战,这些都不是现实主义理论单枪匹马可以应对的。如同金融危机这样的历来被现实主义视作“低级政治”的经济议题,更是难以在其中找到只言片语。
其次,由于美国霸权的维持需要新的理论为其辩护,金融危机时期,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更有复苏的理由。比如其核心理论如相互依存论,金融危机时世界经济政治的相互依存表现得淋漓尽致,相互依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在美国霸权的自我修复行为中得以印证,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宣称,正是美国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来的脆弱性及此产生的非对称相互依存导致美国处于“危机四伏”中,让学界乃至政界急于惊呼美国霸权的终结,让人遁入美国霸权历史终结的幻境。因此,但凡我们耳边响彻的“美国时代终结”“霸权终结”的论断,无一不是受到现实主义理论哑火这一现状的误导,而事实上,终结的既不是现实主义理论,更不是美国的霸权,仅仅是脆弱性与敏感性相互依存不足以确证提供公共物品的霸权终结,因为尚无迹象出现体系内外的挑战国。同时,软权力因素的影响,由于仍然在全球化信息时代掌握着软权力的优势,美国霸权的影响力仍将持续,但由于受困于诸如金融危机等“低级政治”进程的束缚,其控制力在可见的将来会打折扣。
这一切都恰恰反应出了当前美国霸权的病态,其实不仅金融危机时期,应该确切地说是在冷战的结束、苏联这一美国最强大的“非我”遭遇历史终结后,美国却陷入了帝国的迷思。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就是较多自由主义式的理性思考,而非现实主义的持续扩张,硬权力的声势还在,却倾向于对软权力的把持。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限于金融危机时期的窘迫环境,在面对传统国际政治问题时表现得更加温和,也更加注重软权力的控制和影响。如能源战略的调整和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在金融危机时期这一大背景下,注定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对永葆美国霸权更具诱惑力和可实践性,在主张多边主义合作的当代世界,也更容易觅得国际合作,以形成维护美国霸权秩序的国际机制。
另外,建构主义之于文化、角色认知的理论似乎理应承担起使该学派更具解释力的话语使命,并突出人文关怀。文化霸权在美国霸权中的色彩较为黯淡,布热津斯基认为文化优势被美国所忽略。塞缪尔・亨廷顿也曾认为美国文化面临着危机,并表现出了文化民族主义的焦虑。[5]金融危机条件下,美国的文化认同危机更为严重,而在这一情势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却更有助于分析体系内其他大国的反应,即并没有出现一呼百应的反美联盟或霸权的挑战者。危机中角色的认知,各国既不表现得像霍布斯文化中的“敌人”,也不再单纯地再现洛克文化中“对手”角色的认知,而是部分地实现了类似康德文化的“朋友”特征,在体系中互助、共度难关,并且突出了国际关系中对于人文的关怀,如我国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债券,帮助美国人民度过危机,为走出金融危机重塑信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贡献,则体现了这种建构主义式的人文关怀。
如上所述,金融危机时期的美国霸权面临着的是其主流话语的失势,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的是霸权的病态,而非病危,更不是霸权的终结,任何一种国际关系理论都只能解释国际社会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能穷尽所有。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当中,美国主流国际关系话语霸权的失势及其理论的硬伤表现得更为明显,需要对理论进行整合,方能全面理解之。现实主义这一主流话语的失势也不能完全掩盖其学理上的持久生命力。同样,随着美国在金融危机中逐步走出困境,其霸权国的姿态将改头换面,理论上更偏向于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为其辩护,而对外政策中仍可映射出现实主义的大国政治魅影。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这时就断定美国霸权终结了,那么,很可能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又重新燃起世界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关注(比如朝核危机、伊斯兰世界与反恐),我们是否又该重新认同“美国霸权死灰复燃”呢?
三、金融危机下美国霸权时代不会终结
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霸权仍然表现出单极做大的倾向,体现在其控制力下降但影响力仍然强大,以及软权力与硬实力的优势。无政府状态的体系结构下,由于代价过于高昂,且容易引起新的安全困境,增加多极化走势下的不确定性,所以,各大国既不会也不愿轻易承担制衡重任或扮演挑战国身份。可以肯定的是,无政府体系部分呈现康德文化的属性。话语霸权失势是真,体系文化的霸权受到挑战,极超霸权终结则言过其实。
任何提出体系外挑战美国霸权,让我国做反美先锋的想法都过于激进。因为体系外的代价过于高昂,且容易反为掣肘,“中国”可能因之真的成了大国政治的悲剧。因此,审慎、隐忍的、体系内负责任参与,积极推进和谐多极新均势的理念与外交出路方为上策。中国既做负责任的大国,又不可忽视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灵活外交;捍卫民族国家利益,避免“反成掣肘”“盲目当头称反美先锋”的羁绊。邓小平的“冷静观察、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仍然可以指导我们在金融危机时期应对“病态”的美国霸权时保持清醒和冷静,从而努力实现我国的和平崛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参见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2]库普乾在其《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中揭示了冷战丧钟宣告的并非美国的最终胜利,而是其全球主导地位走向衰亡的开始。
[3]参见Zbigniew Brzezinski.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