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调查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农业调查论文范文

关键词：教学改革；农作学；“调查-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09-0161-02

《农作学》，有的高校亦称之为《耕作学》，是我国涉农高高等学校本科和专科大学农学专业的三大专业核心课之一，是研究农作制或者农作系统的理论与实践的科学，其研究内容是农作制的基本原理、方法、类型、演变规律、调控方略与技术体系[1]，通过妥善处理各种矛盾，提高土地与农作物的生产力、提高各类农业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加农民经济收入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并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农作学》定位于农业生产系统农田作物综合生产管理技术和农业生产规划布局的宏观决策[2]，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性、实用性和指导性。除了知识本身，该课程还将着重培养农科专业大学生学农、知农、爱农的社会担当。在当前我国农业粮食产量可持续性增长潜力下降、农业比较效益低下、食品安全及农业生态环境问题丛生的社会大背景下，《农作学》以其宏观战略性、多学科综合性和实际应用性等特点必将在新形势下有所作为。但是，农科专业大学生普遍存在对“三农”问题缺乏关注、农学专业学生毕业后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以及学生普遍对于从事农业各项工作缺乏热情等问题。因此，推进《农作学》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效果对于培养适应当代“三农”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需求的高层次农业人才至关重要。

一、“调查-分析法”的实施目标

（一）增强学生对学农的兴趣

农学专业的学生应当具备学农、知农、爱农的社会担当，而且对于立志于今后从事农业方面的各项工作应该充满向往和热情。但其前提条件是学生对农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投身发展我国“三农”事业具有充分的信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只有对农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才会具备努力学习农业知识，解决现实农业问题的动力，才会积极关注和专研“三农”问题。因此，培养学生的学农兴趣和爱农情怀是《农作学》课程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

（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

《农作学》是一门理论与实际结合非常紧密的综合性课程，既要求学生学习农作系统变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如农作制度的人工系统开放性、农作系统的能量加速逸散原理、农作系统物质循环的非闭合流动原理等，又要求学生应用这些原理分析实际农业生产中应用的技术和农作制度。加之农业系统自身所具有的高度复杂性，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农业发展的侧重点和农作制度类型（如作物布局、区域规划、种植制度类型等）也是千差万别。有人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有时往往比解决问题更加重要，在农业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过程中提出具有价值性的问题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学生如何运用所学的理论来分析农业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作出正确判断和准确分析，提出问题也很重要。因此，《农作学》课程教学的目的要求学生不仅熟练掌握相关理论知识，还要运用所学概念和原理来分析农业生产实践中实际发生的现象、提出存在的问题。

（三）锻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农作学》的目的是为农业生产实践提供农田作物综合生产管理技术和规划布局的宏观决策。其实践性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操作技能、动手能力、表达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3，4]，例如如何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农业自然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设计合理的种植制度、施肥制度、灌溉制度以及养地制度；如何与农民进行顺利的沟通交流等。《农作学》学科具有综合性和应用性的特点，如何锻炼学生将所学的课程知识转化为解决农业实践中的实际生产问题的能力，切实为“三农”服务是《农作学》课程教学需要着重思考的[5]。

二、“调查-分析法”的实施过程

（一）问卷调查

教师根据课程教学进度，结合课堂授课内容以及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以授课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设计一系列的调查问卷。每次问卷包括十道选择题，问卷内容涉及到学生的生活经历、学习经历、及其对所在家乡农业发展状况的了解程度、对中国农业的历史、现状、机遇以及挑战和今后发展趋势的认识程度和态度，对课程教学内容的接受程度和认知度等。

在课间或者上课之前利用5～8分钟的时间对学生发放问卷（每人一份）进行问卷调查，要求学生作答并签名（问卷的签名信息就是本次课学生的考勤情况）。

将上课的所有学生自由分成若干小组，每组5～6人。每次问卷调查的整个过程由其中一个小组负责实施，包括问卷发放、问卷回收整理、问卷统计分析和课上报告。

（二）问卷分析

由负责问卷调查的小组同学回收问卷，在课后对问卷进行统计、分析、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制作PPT材料并在下次上课开始时用2分钟左右的时间向全班同学报告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

（三）课堂讨论

负责小组用PPT介绍小组成员组成及问卷调查的分工情况，汇报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汇报完毕后所有同学针对报告中的话题展开讨论，讨论过程由负责小组的同学来主持，讨论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讨论过程中教师可以适当参与，但讨论的主体仍然是学生。讨论结束后由教师对本次问卷调查的情况进行总结和评析，对负责小组的表现和成绩予以评定并记录到课程成绩之中。

三、“调查-分析法”的实践效果

（一）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由于“调查-分析法”的实施主体是学生、调查研究的对象也是学生自己，每个环节包括问卷调查的内容都与学生自身息息相关，使班上每位同学都参与到问卷的回答和讨论之中，较好的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无论是负责调查的小组同学还是被调查的其他同学都积极地参与到这项活动中，学生的课堂存在感增强，活跃了课堂气氛，学生和学生之间以及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活动明显增加。通过“调查-分析法”的实施，同学在课后与教师关于《农作学》课程内容交流的次数明显增加了。实施通过问卷的强化作用，使学生加深了对农业的了解和对服务“三农”的热情，起到了引导学生学农、知农、爱农的作用。此外，由于问卷调查采用了实名制，问卷调查的实施仅存在于课堂之上，如果学生缺勤将无法完成问卷调查，所以统计问卷的同时还无形之中起到了“点名”的作用，课堂出勤率也明显提升了。

（二）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调查-分析法”对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在问卷调查环节，同学们在问卷作答的过程中积极思考问卷中设计的问题；②负责调查的小组同学在问卷的统计分析过程中，不仅需要认真消化课堂知识，还要在课外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积极思考问卷中涉及到的内容和呈现出来的信息；③在全班同学的讨论环节，同学们积极参加思考，并分析问卷调查结果中呈现出的信息及其意义。在这些过程中学生通过积极思考使其分析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锻炼。

（三）提高了学生的思维和表达能力

“调查-分析法”在问卷调查结果汇报和集体讨论环节为学生提供了充分展现自我的机会，这些过程中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均得到了良好的锻炼，这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中是难以实现的。负责调查的小组同学在问卷调查、分析、报告、主持讨论的整个过程都要主动思考问卷中涉及到农业相关问题，分析其原因。讨论环节所有同学都会主动参与讨论、积极思考所提出的问题以及调查结果中隐含的问题，在这些活动过程总促进了学生主动进行思考并且表达自己的观点，对改变学生思维方式，提高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四）增加了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背景和教学效果的掌握程度

教师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背景和课程教学效果是进行因材施教的重要前提，对于提高教学质量的作用不言而喻。“调查-分析法”在《农作学》课程教学中的实践表明该方法通过问卷调查使教师更加准确的掌握了学生对课堂知识的理解程度和应用水平，教师通过观察学生在报告调查问卷分析结果和讨论环节中的表现可以了解学生对本课程的掌握程度。这些信息将在教师评价《耕作学》课堂教学效果和改进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等方面提供有力的参考。

四、总结

通过“调查-分析法”使传统的《农作学》课程学习过程更加活跃。激发了学生对学农的兴趣，培养了其学农、爱农的社会责任感。我们的教学实践证明，“调查-分析法”能够引导学生积极主动思考，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表达能力并有利于教师掌握学生的背景和《农作学》课程教学的效果情况，实现了“教学相长”。但是在课时和教学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完善“调查-分析法”的一些实施细节（如打印调查问卷浪费了纸张，可否设计电子问卷）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刘巽浩.农作学[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5.

[2]曹敏建.耕作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3]熊淑萍，赵鹏，马新民，等.农业高等院校《耕作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探索.江西农业学报，2009，21（8）：197-199.

第2篇：农业调查论文范文

慈鸿飞先生的论断即颇为惊人。他断言，黄宗智甚至吴承明先生（尽管他承认吴老“似乎尚认为中国市场的发展方向是趋于资本主义的”）对近代华北农村市场发展“估计不足”，认为“二十世纪前半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市场有很大发展，其扩大程度远远超出前人已作出的判断”，并且“这种发展方向毫无疑问是朝向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黄宗智先生所说的‘非资本主义趋向’”。他强调，“从农村商品交易的自由程度、特别是资本市场融通的自由程度、劳动力大规模迁移的自由程度、外国资本深入农村的自由程度、市场的自治管理程度等等，都可以使敢于正视事实而不仅仅重视 政治 观念的人们毫不犹豫地作出这样的判断”。他甚而宣称，“六七十年前华北农村手 工业 的兴旺景象几乎可与今日乡镇 企业 的腾飞相比美”。他还认为，“农民收入的增加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华北农村市场的发展”。据他估算，20世纪30年代华北农民的收入水平差不多已相当于90年代中期全国农民的年均纯收入，所以“说中国农业直到本世纪中叶仍只是一个‘糊口农业’，既不符合 历史 实际，也无法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他最后的结论是：“这一历史时期华北的农村经济已经具备了一般形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也证明农业生产力达到相当水平”；而且由于“参与市场的农民都是享有完全独立自主产权和经营权的生产者（包括租佃者，他们大都享有永租或永佃权）”，“完全依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消费需要，自主决策，自己决定要种什么庄稼、做什么副业”，这就“为舒尔茨的理论提供了历史证明”，并“对黄宗智先生的‘过密化’结论提出质疑”。（注：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 科学 》1998年第1期。）

史建云女士的研究虽然并非直接针对黄氏的过密化理论，但结论的迥然不同应是显而易见的。她指出，在华北平原所存在的“一个随时雇佣又随时解雇的短工阶级”，尽管“还不能够说近代中国或近代华北农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可以说“在劳动力市场方面，阻碍农业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因素已经不存在”。（注：史建云：《浅述近代华北平原的农业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在论述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时，史又认为，在近代商品生产规模急剧扩大的情况下，“农村手工业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力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更明确地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注：史建云：《商品生产、社会分工与生产力进步——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农村手工业生产的收入“有大幅度增长”，“成为农民家庭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的生产观念和消费观念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生活质量也得以改善。（注：史建云：《手工业生产与农民观念更新》，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339-357页。）

在所有类似的论述中，要算郑起东先生的观点最为决断。他在《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中宣称，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华北农村的农业生产飞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户利润率多在10%至15%之间；农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明显改善，以“恩格尔系数”衡量，已经开始了从“绝对贫困型”向“温饱型”的转变。因此，华北的农业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积累”，“也反驳了那种认为中国农业拖了中国工业化后腿的观点，并给华北农业为工业化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提供了证明”。（注：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此文立即受到刘克祥先生的严厉批评。（注：刘克祥：《对〈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的质疑与辨误》，《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下文所引刘之反驳郑文的论述，均见此文，恕不一一注解。）但郑先生在随后的商榷过程中虽然承认自己在估算华北农村粮食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时，犯了“在学术研究中不能允许的”疏忽和错误，但仍然坚持己见，并抓住刘文中的一些疏漏做了进一步的申论。（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这些批评涉及过密化理论的方方面面，但是核心 问题 则是农民收入与农民生活水平。如果事实确如郑起东先生所说的，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华北农民的生活消费已经开始了“从绝对贫困型至温饱型”的转变，以至于像刘先生据此所估计的，用不了三五年的时间就可以步入“小康”，那么，整个过密化理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注：参见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所以，这里拟接着刘克祥先生的话茬，就这一问题再做一番辨析，以求去伪而存真。

鉴于上述论者大都特别强调在研究 方法 上要反对过密化及相关理论的所谓“简单化倾向”，即“单纯依靠例证，缺乏定量 分析 ”、“偏重典型调查，忽视系统调查”、“囿于静态研究，忽视纵向比较”等等，要“反其道而行之”（注：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所以不管事实如何，下面的讨论都将力求避免这种倾向，而注重定量分析、系统调查和动态研究。

 

（一）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统计学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但无论如何也只是我们进行逻辑分析的辅助手段或工具，而不是起点或目标。对此，吴承明先生曾有的评“经济计量学方法 应用 经济史，其范围是有限制的。在这个范围内，应该主要用它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注：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如果我们的统计学模式建立在某些错误的逻辑联系之上，或者说有意无意地隐去某些关系条件，那么，你的模型再诱人，再复杂，也是没有任何解释力的，姑且不论你输入的数据准确与否。上述郑先生之所以依据1922、1931年两次所谓的“系统调查”以及李景汉的定县调查等（注：这些调查主要是1922年燕京大学农村经济系戴乐仁(J.B.Tzyler)教授主持的对直隶遵化、唐县、邯郸、冀州南部等乡村3673户进行农家经济调查、1931年国民政府农业部对包括冀鲁豫在内的全国22省6市农户平均每年收支的调查以及李景汉1928年对定县34家农户和1931年对定县123家农户所做的调查。），就得出华北农户收入迅速增长，生活大为改善的结论，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类统计学的基础之上。

  其中之一即是刘克祥先生业已指出的，通过平均数“掩盖农户间收支的阶级差别”，以少数地主富户的收入进行横向“拉升”。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定县每一农户的年平均收入会从1928年的281.14元，猛增到1931年的440.79元，而其每家生活费的平均费用也在短短3年内由242.64元膨胀到424.55元。（注：参见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305页。何延铮整理：《三十年代初期河北定县一百二十三户生活水平调查》（摘录），政协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84页。）刘先生未曾注意到的是，这种平均数还可以在另一极的1922年起到相反的作用，即借多数贫民的收入压低了富户的年平均收入水平。一抬一压，其间的差距无形之中又扩大了许多。以下就是郑所引用的戴乐仁的调查结果

 

  资料来源：戴乐仁等：《中国农村经济实况》，农****动研究会1928年版，第96-97页。按：原表分类过于细碎，现重新编制。另，原表收入总数（575040元）有误，现改正之。

  由表可知，在戴调查的3673户直隶乡村家庭中，年收入在他所估算的华北农村贫困线（150元）以下的家庭，即多达3023户，占总户数的82.3%，而收入总计只有112313元，不到总收入的20%，其中50元以下的家庭则为2277户，几占总数的62%，入款则只有总收入的8.15%。这一点也可以从戴乐仁按拥有土地数量的多少而划分的各层次组家庭数及人口的比例中得到证明

表2　1922年直隶农村土地占有与家庭、人口及收入的分组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34页，表8；第56页，表14。表中数据及分组均对原始资料做了部分调整。由于原书表8及表14中被调查的家庭数有出入，故分列。

  据上表，占地25亩以下及无地户，其人口总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也高达66.5%。这都是一些让调查者“不敢置信”的数字，“是一个很可惊的现象”。（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60页。）很显然，作为灾害救济机构中国华洋义赈会委托的这次调查，其调查对象绝大多数是最下层的贫民，富户只占极少数。被调查的地区，据原报告叙述，“除遵化一处外，其余多是灾难之区，有的还连遭数劫的”（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19页。）。因此，以这样一种背景下的调查数字，特别是以低于贫困线的所谓年平均收入作为参照系，其结论之可靠性也就可想而知了。何况这里的年平均收入，正确的结果应该是156.6元，而不是郑所 计算 的145.43元，因为根据原表加总，表中所列的281户“未包酬偿在内之家庭”并没有收入计入总收入之内，如此之少算了11.3元。

  其实，戴乐仁在调查中，曾根据土地占有的多少对有关家庭的收入做了分组计算（见表2），将此结果与郑文表13“冀鲁豫三省各类农户平均每年收支”做一对照，不难发现占地50亩以上的农户1922年的收入水平已超过或接近河北省1931年百亩以上的农户，而50亩以下的农户，1931年各类农户中的最低一组（即地主）的收入也是1922年的2.11倍。如此巨大的反差，怎能不令人怀疑其可比性呢？

  还有一个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这就是郑文在估计1931年农户收入时尽可能地满打满算，包括农、林、牧、副各项产值，却忽视了戴乐仁的调查在估算农家收入时实际上是相当不完整的。虽然“凡是家庭之入息，包含各项之总数，在此均算在内”，但是家庭工业部分，却因调查时间太少，计算困难，“未包含所有在家庭的工作之价值，独算其所做的能得到金钱的报酬之一部分”。（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51-52页。）这未包含的部分，就有家庭棉纺织业在内。尽管这些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并不大，但其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农民收入水平，应是没有疑问的。

  郑文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疏忽则是略去了这么多年间商品价格的巨大变动，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在可比价格的基础上来进行纵向的比较，由此 自然 也拉大了农户收入的增长速度。按郑的计算，冀鲁豫三省1931年农户平均收入为314.93元，较1922年（145.43元）增加1.17倍，平均每年增长9.32%。（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可是从表3可知，从1922年到1931年，华北的物价总指数也增长了36.2%，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其所计算的农户收入增长速度自然要大打折扣。

  

表3　1922、1928、1931年天津批发物价指数（1926年＝100）

 

 

  资料来源：《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转引自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郑文坚信不疑的1931年华北农户收支调查，看起来并不是惟一的，也不是最早的。最早的同类型调查应在1928年。在河北省政府1930年6月印行的《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的“农矿类”第24至55页就可以找到。将书中的数据与郑文引用的1931年的数据做一比较，你就会像郑之“发现”华北农户收入大幅度增长那样，发现1929至1931年间华北农户收入居然短期内有较大幅度的下滑，参见表4

表4　1929、1931年度河北省各类农户平均年收支比较

单位：银元

 

  资料来源1929年数据见河北省政府秘书处《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1930年6月印行，第24至55页；1931年数据转引自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要是扣除1931年物价上涨的部分（参见表3），其下降的幅度还要大。假定这一调查是可靠的，再联系到郑先生也会承认的随后的农业大危机，那么，可以断定，此一下降势头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至少要延续到1936年。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也就十几年的时间，而经济萧条期就占去了其中的一半（尚不考虑重大的天灾****），要从中得出农户收入以接近甚至超过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郑文的估计是年增长9.32%）飙升，则不能不有点“玄”了。

  郑文之得出华北农民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的结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清末民国年间华北粮食亩产量的上升和副业、手 工业 的 发展 。这也是他和刘先生争论的焦点之一，或郑先生所说的“根本分歧”。因其有关手工业部分的论述主要是利用了史建云女士的 研究 成果，我们在下文将专门予以讨论，这里仅就农业 问题 略做陈述。

  应该说，在经过海内外学者，特别是徐秀丽女士细致艰苦的论证之后，要否定华北粮食亩产量总体上的缓慢上升势头，继续坚持“持续下降论”，确实非常困难。但徐秀丽女士的最后结论却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一现象。她认为，近代华北的粮食产量较清末有较大增长，并已恢复到清中叶的水平，但是由于19世纪末期以后我国人口又开始大量增长，其速度快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因此，“人均粮食占有量仍大幅度趋减，近代农业已危机四伏，不容乐观”（注：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 中国 社会 科学 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页。）。而根据笔者的论证，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同一时期全国气候变暖的结果，而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关涉。（注：参见拙文《近代中国粮食生产与气候波动》，《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4期。另请参见拙着《民国时期 自然 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2-166页。）

  有意思的是，郑先生为了论证这一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竟然以同期华北人口数量的下降为依据，并认为这种下降“除了可能受到战争和瘟疫的 影响 外，还可能受到向外移民的影响”（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 经济 史研究》2000年第1期。）。的确，在郑先生所论述的这一时期，近代华北 农村 不仅正处在近代以来一个新的内战频发期和高潮期，也恰恰进入了一个 新的自然灾害群发时段，发生于此地的大规模移民潮正是在这种天灾****的促动下形成的，且不论仅仅是1920年及1928-1930年华北、西北两次大饥荒就分别造成了50万和1000万左右的人口死亡。（注：参见拙着《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第73-112页。）以如此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从农户的角度来说，粮食亩产量的提高与农户收入的增长之间也不能直接划等号，我们必须从中扣除一应的生产成本。如果在产量增加的同时，生产成本增加的幅度更大，其对农民生活改善的贡献也就微乎其微了。关于这一点，定县农家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

  据李景汉的调查，该县从前“常遇旱灾，土壤又属平常，因此农作物之产量不丰，民食甚感困难”，20年代以来，由于“遍地凿井灌田”，“产量大增”。有井之地，“不但在一年内能收获两次作物，且每次作物之产量亦较无井时增加，又可年年收获，而无苗枯之患”。（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11-613页。）增收幅度，小麦、大麦为100%，粟为55.6%-67%，白薯27.8%-40%，花生16.7%-20%，棉花60%。（注：李景汉编：《定县须知》。转引自应廉耕、陈道《以水为中心的华北农业》，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附表三。）所以在当地有“旱不死定县”之说。（注：鲁绍柳：《定县农村经济概况》，《文化建设月刊》第3卷第4期，1937年1月10日。）但一来凿井的费用很高，20年代及以前，村内井平均每口约33元，村外井54元，1931年每口井增至80元左右（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44页。）；二来井地“所费的人力比较旱地约增两倍”，“这样算来，获利并不很厚”。调查者认为，其原因是“各农户吝惜小费，在播种时，不肯多用肥料，常常浇灌，土地渐瘠，等到秋初结实，田禾日益萎弱，所以不能丰收”（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115页。）。可是多施肥料，并不一定能导致产量成比例增加，同时又增加了工本和人力，结果可能还是得不偿失。定县的大多数农民，即便在太平年代，也依然只是“饱粗食暖粗衣”，而把“烧饼油条不离口”当做极乐世界。（注：李景汉：《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6月。）鲁绍柳先生是这样描述定县农民“颇为清苦”的生活的

  到了冬季，多数人家都以菜蔬作为主要食料，谷米反为不常吃的东西，白面并非遇特别事情，也轻易不肯吃一次，鱼肉膏粱更谈不到，所以俗有“糠祁州，菜定州”之说。甚而只吃几块煮山芋喝点白水，就能混过一天，但是喝水，亦多喝凉水，喝开水的很是少见。至于吃香油，说来更是稀奇。每买几两香油，常常吃了一两个月还不见少。这是因为油勺是用一枚制钱插上个高粱秸做成的，每勺一次油，还不如从汤水中带回去的水分多。（注：鲁绍柳：《定县农村经济概况》，《文化建设月刊》第3卷第4期，1937年1月10日。）

  一方面是“旱不死定县”，一方面又是“糠祁州，菜定州”，两者之间的关联颇值得深思。张佩国先生关于近代山东农村水利灌溉的投入产出 分析 ，则表明这种现象在华北各地并非偶然。（注：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61-164页。）

（二）

  郑文对华北农民消费结构以及恩格尔系数所做的衡量与判断，采用了同样的 计算 方法 。

  且不论考察经济生活的变动趋势必须具有长期系统的调查数据的支持，也不论其所利用的资料是否具有可比性，即以郑文统计的结果而言，不仅不足以支持郑的立论，相反却恰好证明了农民生活的糊口性质。的确，从其所利用的原始资料来看，定县被调查农户的恩格尔系数是从1928年的69.23%降低到1931年59.97%，但也不过是处于“勉强度日型”（恩格尔系数在50%-60%）的最底线而已，似乎并不值得欢喜雀跃。

  从 理论 上来说，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是有一个过程的，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只有在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并且食物消费达到相当高的平均水平之后，家庭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会导致食物支出所占比重的下降。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内，家庭收入的增长一般会导致食物支出的进一步增加，甚至是较大幅度的增加。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都曾经历过这样一种正常的变化过程。因此，如果我们无法证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北农村也曾经历过此类过程，那么，恩格尔系数在某一年的突然下降就只能是偶然的，不正常的，是不能用作对长期变化趋势进行判断的依据的。

  考察和测量恩格尔系数的变化趋势，并不只是将两个年度的食物支出额和全部收入额做一个比较就完事大吉了。除了考虑食品和日用品之间因使用寿命的不同而造成的周期性波动以及天灾****等突发事件引起的随机波动之外，还必须特别注意价格变化的影响。由于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小，在低收入家庭中所占比重较大，价格的微小波动对低收入家庭都是非常不利的。一般来说，如果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非食品类价格变化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高，如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低；相反，如果食品类价格下降幅度大于非食品类价格变化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低，如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下降幅度大于食品类价格下降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高。所以，要真实地反映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的变化，必须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

  其实，从1928年到1931年，乃至随后的几年，食品类和非食品类物品的价格均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但李景汉的两次调查并不能据以完整地反映这种变动给农户消费带来的影响。1928年的生活费调查，虽然列有34家全年内各项食品平均消费数量及平均费用，使我们可以计算出各项食品的平均价格，但其他生活资料的价格阙如（其中杂费类各项列有平均费用，但没有消费数量，同样不能计算其平均价格）。在后来整理出的1931年调查中，这一项倒很齐全，但只是以类计算，而没有将消费品逐一列出，难知其详。好在李景汉还主持调查了定县1930到1933年度（1930年7月到1934年6月）各种物品的价格（注：见李景汉等《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1934年10月印行，第151-413页。），至少可以让我们比较一下定县农民消费的一些主要食品价格1928和1931年的变化（见表5）。至于非食品类的价格，虽因1928年缺乏资料而无法确切比较，但是从天津城的价格变化中，还是可以捕捉到其大致的变动趋势的。大致说来，在这两年之间，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价格从1931年起开始下跌，而其他物品的价格大部分在1931年度尚处于上升势头，此后虽绝多跌落，但程度甚微，“跌落的程度是不及农产品远甚的”（注：参见张培刚《张培刚经济论文选集》上册，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8页。）。在农户消费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以时价计算的恩格尔系数。就食品类消费而言，主要食品价格除甘薯外均有大幅度的下跌，副食品类价格涨跌不一，但总体上似略呈上升之势，故郑文所谓食品消费结构的优化，恐怕也是很有限的，更不用说这种价格结构的变化给农民收入带来的不利影响了。

 

 

  资料来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13-316页；《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第151-236页。

  说明1.表中所列各项为定县1928年比较重要的消费食品。1928年每项食品价格＝每家平均费用（元）／每家平均消费数量（斤）。同一食品1931年价格，如系多品种的，以最低价格选入。

  2.1931年各项副食品价格中，米面杂粮类原调查表系按公斗计算，现据当地度量衡换算成市斤，其中小米 1公斗＝20市斤；小麦、稷米；1公斗＝19市斤；高粱1公斗＝17市斤（参见《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93页；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中华平民 教育 促进会1936年2月印行，第481页）。其他如大麦、豆类、玉米、黍子、荞麦的折算暂同小米。

  现在假定李景汉1928、1931年度对定县农家生活费所做的两次调查具备可比性，同时引入价格因素，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问题是一般经济学原理难以解释的。请看表6的统计结果，相比1928年度，1931年度定县农家的食品消费量要多出15.94%，但其每单位平均价格则高出30.63%，这显然与当时食品类价格总体下跌的趋势不符。尤其是米面类，1931年的单位平均价格是1928年的187.38%，而平均消费量又只相当于1928年的61%，高得出奇，少得也出奇。虽然这一年甘薯的实际价格上升了39%，其他米面杂粮的价格可都在下降，其带动整体价格水平的上涨幅度当不致如此之大；而且，由于甘薯是定县大部分农民的主要食粮之一，在1928年的消费量几乎是米面类消费总量的一半（不包括甘薯片），所以尽管价格上涨，其消费量也不至于猛减，毕竟其价格比其他粮食还要低很多。再就是蔬菜类，1931年的价格比1928年高出34.45%，消费量却多出了1.12倍。肉蛋类、油类也是如此，价格越高，消费量越大。而这类物品显然不是经济学所指的“吉芬物品”——即一种特殊的低档物品，其价格往往与需求量做同一方向的变化。诸多反常现象，按照郑文的逻辑，大约只有一个因素可以解释，这就是1931年农户的收入水平要大大地高于1928年。但这与我们前面的叙述又大为抵牾。于是，真实的情况便是刘克祥先生所说的，1931年被调查的农户，多数是当地比较富裕的。1931年度这类农户消费的米面类价格在粮价总体下滑的情况下之所以依然居处高位，主要就是因为粮食品种相对优良，其价格较甘薯类杂粮的价格本来就高得多。

表6　1928和1931年度定县每调查户各项食品消费量、值及平均单价

 

  资料来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13-316页；《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第151-236页；何延铮整理：《三十年代初期河北定县一百二十三户生活水平调查》（摘录），《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77-84页。

  说明：表中1928年食品分类系据1931年调查所列各项做相应调整，与原表略有出入，但总数不变。各类平均单价＝各类消费值／各类消费量。1931年食品消费量和平均单价中带*号各项，系估算所得，其平均单价的计算方法，是将农户1928年消费的此类食品所包括的各项，按1931年的价格进行简单平均；其消费量＝此类食品消费值／平均单价。

  即便是1928年的34家调查户的生活程度，也如同刘先生反复强调的，是因为每家平均农地面积（31亩）超过了当地62村的平均水平（23亩），而“稍高于一般的生活程度”。除此之外，调查报告还特别做了补充，指出“在记账的周年内农作物的收获也比较的稍好，又没有遭遇特别的天灾****，大致农民是比较的过太平日子”；“经济状况尚较普通年稍佳”。（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259页。）饶是如此，大多数农民还是只能够“饱粗食暖粗衣，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下而活着，以不挨饿为侥幸，视饱食暖衣为福境”（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2、311页。）

  不过，对于那些占地百亩以上的大户是否都是地主富农，郑先生有自己的理由加以否定。他引用史建云的研究成果，认为华北农户的平均人口一般随着土地的增多而上升，通常占有耕地20亩左右的农户平均每家5-6人，占地80亩的农户平均人口超过10人，因此占地百亩的农户，从人均土地占有的角度来看，在华北只能算作中等户，“都只是自耕农，而决非地主富农”（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问题是，从这个角度即使可以摘掉百亩大户的“地主富农”的帽子（且不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也无法为自己的观点说项，相反倒是提供了一个反证。不妨听一听李景汉先生针对这种现象所做的评论

  从这种耕田大小与家庭人口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清农家的贫穷现象是如何地普遍。不但是小农的耕田面积不足以维持其适当的生活程度，就是耕田较多的农家也是难以提高他们的生活程度；因为耕田的亩数增加了，紧随着人口的数目也就增加了，家庭的消费也随着增加了，也就不得不同样的仍过着穷苦的生活程度。自然也有例外，但太少了。（注：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上），《社会科学》第1卷第2期，1936年1月。）

  在对上述34家调查户家庭人口与生活程度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之后，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家庭人口愈多，不但不能提高家庭之实际生活程度，反有使生活程度降低的趋势”。人口愈多的家庭，“虽然全家之收人比较亦愈多，而每等成年男子收入平均数反愈减少”；每家全年总支出的平均数也随之而增加，但每等成年男子的平均支出却随之而减少。因此，“家庭人口增多，非为家庭之福，实为家庭之累”。（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9页。）

第3篇：农业调查论文范文

（一）调查对像与方法。本文采取访谈及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广西师范大学在校及毕业的农村教育硕士研究生进行了调查，共发放问卷76份，收回72份，有效问卷70份。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1.农村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满意度调查情况。调查数据统计结果表明，对目前实施的培养模式满意的占据7.14%，比较满意的占76.19%，不满意的占16.65%。这就说明绝大多数学生对目前实施的培养模式不是十分满意，认为培养模式的某些方面需要改革。

2.农村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的课程设置调查情况。（1）课程设置是否合理情况调查。根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到，认为目前采用的课程设置很合理的占4.79%，基本合理的占78.57%，不合理的占16.65%。从调查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农村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课程设置有它的缺限和不合理的地方，还有待于不断修订和创新。（2）对农村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中的学位学分要求是否合理的调查情况。根据国家教育部规定农村教育硕士总学分要求不少于36学分，其中课程学分占28学分，教育实习占8学分。调查统计结果反映出，认为课程学分制要求很高的占7.14%，较高的占38.1%，合理的占54.7%，认为课程学分较低或很低的没有。这说明超过半数学生认为学位课程学分要求是比较合适的，但还有部分学生认为课程学分要求太高，难度偏大。（3）对农村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的课程知识面的宽度情况调查。从调查数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到，认为课程知识面很宽的占4.76%，课程知识面较宽的占38.1%，课程知识面一般的占42.86%，认为课程知识面较窄的占4.76%，知识面很窄的占9.52%。这就说明课程设置在课程知识面方面有待拓宽。（4）对课程知识的前沿性的情况调查。调查数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7.14%的研究生认为课程知识面的前沿性很强，28.57%的研究生认为课程知识的前沿性较强，45.23%的研究生认为课程知识的前沿性一般，认为课程知识前沿性较弱或很弱的分别占到14.29%和4.76%，这反映出课程设置过程中课程知识面的前沿性有待加强。（5）对所在学校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内容与本科课程中的重复情况调查。调查统计数据显示，选译课程内容重复性很高的占11.9%，较高的占30.95%，较少的占52.38%，没有重复的占4.76%。这说明研究生阶段所开设的课程与本科阶段所开设的课程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复性。

3.农村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的教学情况调查。（1）所在专业研究生课程普遍采用的教学方法情况调查。根据调查数据统计结果了解到：选译“讲授式”的占64.29%，选择“启发式”的占11.9%，选择“讨论式”的占7.14%，选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占16.67%。这就反映出教师采用“讲授式”教学方式授课所占比重较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比重较小。（2）安排教学内容应注意哪些方面情况调查。这是一题多选题，选择“内容的实用性、前沿性”的占92.85%，选译“理论教学”的占9.52%，选译“侧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占80.95，选择“多安排一些学术讲座”占38.1%。这说明绝大多数学生希望课程内容安排上能考虑它的实用性、前沿性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4.农村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的导师制度情况调查。（1）所接受的导师指导方式情况调查。调查数据统计结果表明，选择“单一导师制”的占76.19%，选译“双导师制”的占2.38%，选择“导师指导小组”的占21.43%。这说明大多数学生接受的指导方式是“单一导师制”，少数学生接受的指导方式是“导师指导小组”和“双导师制”。（2）学生喜欢的导师指导方式情况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数据统计可以看出，选择“单一导师制”“双导师制”和“导师指导小组”的分别占25%、42.43%和32.57%，这说明选择“双导师制”和“导师指导小组”的人数在增加，但还有1/3的人习惯接受“单一导师制”。（3）导师与学生讨论学习及学位论文等相关研究工作的频率情况调查。根据调查统计结果反映出“每周交流一次”的占21.43%，“两周交流一次”的占23.81%，“每月交流一次”的占42.86%，“很少交流的”11.9%。这说明导师跟学生每月交流一次的比较多，但还有部分导师很少跟学生联系交流，导师指导学生不到位的情况还是存在的。

5.有关教学管理情况调查。（1）所在学科是否存在合并上课情况调查。根据调查统计数据显示，选择“存在，两门以上”的占38.1%，选择“存在，一门”的占9.52%，选择“没有”的占52.38%。这说明不少学科存在合并上课情况。（2）农村教育硕士能否采取比较灵活的弹性学制情况调查。调查统计数据告诉我们，92.85%的学生选择“可以”，选择“不可以”的点3.38%，选择“不清楚”的占4.76%。这说明绝大多数学生赞成采用弹性学制。（3）是否有必要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才能毕业的情况调查。调查统计结果显示，认为“非常有必要的”占16.67%，认为“有必要”的占57.14%，认为“没必要”的占26.69%。这反映出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应把“在期刊上发学术论文”作为能否毕业的一个条件，这也是学生科研能力的体现。（4）目前培养方案中哪些培养环节应该加强情况调查。这是一题多项选择。根据调查数据统计结果反映出，选择“基础理论”的占21.43%，选择“校外实践研究”的占78.57%，选择“专题讲座”“学术报告”和“学位论文”的分别占35.7%、47.62%和23.8%。这说明学生很想加强的培养环节是“校外实践研究”，其次是“学术报告”。

二、启示和建议

本课题对农村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的满意度、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导师制度以及培养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其调查情况是真实可靠的。通过调查我们对农村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的满意度、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导师制度以及培养管理等方面有了一定的了解，这对农村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的创新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这为农村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的修订提供了事实依据。根据调查数据统计情况了解到，学生对目前培养模式“满意”的占7.14%，“不满意”的占16.67%，这说明学生对目前的培养模式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包括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导师制度以及培养管理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要解决农村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设立政策性农村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扩大农村教育硕士招生规模。从访谈及问卷调查我们了解到广西只有广西师范大学和广西师范学院两所高校可以招收农村教育硕士，目前招生规模太小，每年招生人数在10-20不等，这对相对于城市中小学教师队伍而显得庞大的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来说，由于其招生规模太小，这对农村地区教师的素质搞提高的影响并不大，也不可能解决农村地区师资溥弱的问题，所以有必要设立面向整个农村地区基础教育师资队伍的政策性农村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放宽农村教育硕士报考条件，不局限于应届本科毕业生推荐入学，各农村中小学在职教师也可报考。教育部可采取各种形式，进一步扩大农村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社会影响，积极争取相关政策扶植。这样才能扩大招生规模，提高农村教育硕士在农村教师中的比例，对农村教育地区教师队伍的素质和水平起到真正提高作用。

（二）改革农村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中的课程设置。根据调查情况我们了解到，认为目前课程设置“很合理的”的只有4.79%，“不合理的”有16.67%。这说明课程设置有它的不合理性，特别是课程结构中教育学理论课程、专业理论课程和教学实践课程之间的比例不合理，而且政治理论课和教育理论课在本科阶段已学过了,有重复性开课情况。这就有必要对目前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和调整，调整课程结构，改革课程内容，使课程改革与中小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协调。在课型上课程设置要区别于学术型教学论专业研究生，减少理论性课程，并增加开发新的适合农村教育硕士的课程，以实践教育为核心，理论教育为基础，增加实践性课程和技能课。如开设一些技能大赛，模拟上课，评课等课程。课程设置必须从实践型目标出发，结合中小学教学实践，多开设一些专业性强而对教育教学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实践型课程，力求以保证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以及社会人才需求为目的。

（三）建立双导师制或导师小组制度。从调查结果我们了解到学生实际接受“单一导师制”的占76.19%，接受“双导师制”的占2.38%；但按照学生意愿选择“单一导师制”“双导师制”和“导师指导小组”的分别占25%、42.43%和32.57%，说明更多学生希望接受的指导方式是“双导师制”和“导师指导小组”。由于高校导师缺乏中小学基础教育教学与管理的经验，所以针对农村教育硕士导师指导方式应以“双导师制”和“导师指导小组”为主要指导方式，即安排高校教师同时再配备一位有中小学实际经验的教师共同担任农村教育硕士的导师。在导师指导制度上可由学生自由选择。

（四）导师指导方式应多样化，导师责任心有待加强。导师的指导方式在研究生培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研究生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学生的个体差异，导师的指导方式也应有所变化，可把多种指导方式融合在一起。从导师指导学生见面的频率调查情况来看，“每月交流一次”的占42.86%，“很少交流”的占11.9%。这说明有些导师对学生指导不到位或干脆撒手不管，对学生指导缺乏责任心，另一方面导师遴选时要坚持以德才兼备为标准，只有那些品德高尚，学术能力强的教师才能加入到导师队伍中来，杜绝那些毫无责任心的教师混入导师队伍中来。

（五）教学方式灵活多样，教学内容的实践性及知识前沿性有待进一步加强。首先，教师应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教学。从调查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采用“讲授式”教学方法的占64.29%，采用“启发式”的占11.9%，采用“讨论式”的占7.14%，而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没有。这说明教师的教学方式比较单一，普遍采用“讲授式”，过多强调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所以在教学方式上应改变这种传统的教师讲授形式，可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如开设案例分析、专题讲座、课堂讨论、研讨会和实际教学考察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其次，从“安排教学内容应注重哪些方面”情况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研究生首选“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前沿性”以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分别占92.85%和80.95%。这就告诉我们在安排教学内容时要考虑知识的实用性前沿性，更要加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那种重理论、重学术；轻实践、轻经验的指导思想应摒弃。教学内容上要安排一些实践型课程，如“听课”“观摩教学”“说课训练”“中小学校长讲座”等等。

第4篇：农业调查论文范文

一

“中国农村派”是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中国理论界（包括马克思主义派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必须重新认识、界定中国社会性质，并为此几次激烈论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当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之时，便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1】，认为中国的救国之道唯在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多数派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正这篇短短的时评，触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

张文发表后，陈望道、李达、陈独秀、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立即对此进行反驳，他们认为张东荪以“发展实业”来反对各种主义其实质是以发展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梁启超又发表了多篇文章详论自己的观点。大体说来，张、梁一方认为中国目前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更无从言及社会主义。所以希望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行以阶级调和、劳资合作为特色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而这，自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虽有所不同，但中国已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能够走社会主义之路。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尚极简陋，远谈不上一种“社会学”的方法。如陈独秀这样“论证”：“请问中国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2　】蔡和森则断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无产阶级，就是小中阶级，而小中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3】可以看出，　他们的论断还只限于一般性论述，只是套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根本没有以各种统计数字为基础的实证性分析说明，自然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对中共来说，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仍是一个没有解决但却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但在1927年以前，中共对此却无明确、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较为发达，所以国民革命成功后即是资本主义社会，要待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之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有的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直接间接都是帝国主义的买办，均属革命对象。1927年4月国共合作破裂，中共遭到巨大失败。那么，　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失误还是一种理论指导的错误？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又是什么？“革命实践”把理论推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1928年11月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同是时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面前，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4】1928　年夏中共六大申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1929年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半封建”作出如下解释：“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和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5】对此，　已被免除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概括地说，他认为商业资本的发展、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这一观点，在《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文中作了十分系统的阐发【6】。　这种观点亦成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第二次论战中“托派”的主要论点。

面对这些论点，中共理论家必须作出回答，这就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二次论战。李立三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一长文，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证“现在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城市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乡村封建生产方法上，而封建的剥削关系，仍然是占优势。所以上层的政治组织毫无疑问的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即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而陈独秀等“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就是不愿农民的革命的反动理论的根据。”【7　】值得注意的是，李立三对“半封建”的解释与共产国际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已略有不同，即中国社会既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所有制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而“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后来，中国共产党对“半封建”的解释也大体如此。1929年1月，　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开始运用一些统计资料，力图论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便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年11月，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新思潮》杂志，并于翌年4　月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多篇共产党理论家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且都开始注重以各种数据和材料作为分析的基础，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反驳中共的理论观点，“托陈派”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其中以严灵峰和任曙的着述最具代表性。尽管他们二人的论点在某些方面亦有不同，甚或互有攻击，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概言之：一，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不保持封建势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他们并引用了更多的数据来论证此时“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二，他们根据大量海关统计数字、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增加及民族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认为“我们很可以肯定的结论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了；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的程度”。三，他们认为商品化的发展和农机的使用，使“中国农村经济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经济而是处于商品经济支配之下”。由此得出“原来自给自足的封建性的生产，便日益崩溃，以至到微不足称的残余地位”。【8　】如果说前此陈独秀的着作尚属一种抽象的泛论，仅提出了一般性的论点，那么任、严的着述则引用了大量的数据以为陈的论据。

这样，中共理论家必须对这些数字与分析方法作出自己的解释，因而提出“死的数目字与活的解释”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托陈派”只是玩弄数字游戏，把“个别”当“一般”，只看到表面而未看到实质。如他们认为海关册上外贸数字表明农产品出口的增加恰说明是“农村破产，生产力降低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农庄发展，即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进口的主要是工业品，恰恰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对土地的高度集中，他们也认为并不表明是地主拿来用农机雇佣农民，而是仍将其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仍是封建剥削关系。【9】根据同样的数据，　双方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与第一次论战相比，这次论战表明中国的理论界在这短短的几年间无疑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开始具有较确切的函意，并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极其复杂，而这次战对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农村的论述却依然笼统，也就是说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极为宏大的理论概念依然缺乏详细、充份的论证，因此整体的理论建构尚无法完成。这就很自然地要引起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概念得到了充份的论证和确立，而这一理论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农村派”完成的。

二

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理论界和社会科学界应有的重视，甚至中共中央此时也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尤其注重“无产阶级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因而对农村的实际和理论的调查研究亦不能说充分。【10】但是，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几年来却一直作着虽不引人注意、但却深入细致的中国农村研究，并因1933年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而被称为“中国农村派”。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使他们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而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意义则更为深远。

在他们的工作中，曾在美、德两国留学的陈翰笙起了重要的作用。陈氏于1915年赴美留学，于1921年以论文《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获波莫纳大学（Pomona College）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不久又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即应蔡元培之邀回国在北大任教。这些经历，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着颇为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在北大期间，他因李大钊影响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于1926年经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介绍加入第三国际。1927年春，他来到莫斯科第三国际农****动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了对中国农****动和农村问题的研究。在此间，他与国际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马季亚尔（L。Madjar）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发生争论。马氏认为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而“我认为，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是，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因而决心返回祖国后，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11】

陈翰笙回国不久便于1929年春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延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开展了广泛细致、现代社会学方法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他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多人参加调查工作。后来，其中不少成为中共极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从1929年开始，他们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岭南、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选点进行详细的调查。同时，他们又组织力量去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东北难民问题。为了了解国际资本对中国农村的具体影响，他们对与国际资本联系较为密切的烟农状况还作了专门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出版了《亩的差异》《难民的东北流亡》《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等许多专题论文或论着。许多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其资料翔实而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复会的调查系列。而陈翰笙于1933年发表的英文着作《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久即译为中文）和1934年出版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前者被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之作。陈氏的指导思想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农村诸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它的农业生产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调查，他批评说：“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12】而这也就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理论指导。

例如，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成员有45人，在调查前学习了《资本论》的有关章节，并重点研究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力求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农村生产关系，社会性质，并依此理论设计调查方案。他们用阶级关系、地位来对农户进行分类，即将农户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用此取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类法，即将农户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或分为小农户、较大农家、大农家、更大农家。在1929年7月至10月的三个月中，调查团对无锡县22个自然村的1204　户农家进行了逐户详细调查。同时还对附近55个村庄的概况和8　个农村市镇的工商业作了调查，以对调查对像与周围环境和背景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1930年5月至8月对保定清苑农村进行调查，由于清苑各乡地势水利差异大而村户田权尚无较大分化，所以“调查团按农作水利将全县分为4个区。每区选择最普通村庄作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和农户，抽样4种调查。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交换，第四种注重消费。”共在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庄和11个村的1773个农户进行了详细调查。1933年11月－－1934年5　月他们又对岭南农村作了详细调查，首先对中山等16个县作了全面系统调查，然后又集中力量对番禺县10个代表村1209户农家作了具体调查研究。同时又对广东省另50个县的335个村作了通讯调查。【13】这些调查活动其对象典型，组织安排科学，调查手段和技术灵活多样，因地置宜，是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社会实际结合得较为成功的一次社会实践。这三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土地关系及雇佣关系都非常不同，但陈翰笙以大量的调查和精心的设计向人们说明尽管有此种种不同，但农村问题的实质无一例外地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问题。中国的土地问题之所以成为全国性的中心问题，并不仅仅是土地分配不均及高利贷所能解释的。实际上，土地问题所反映出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即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才是问题的所在。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说明的却是有关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关系的普遍性质，这确是陈翰笙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区别之所在。【14】

稍后，在陈翰笙等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怎样做农村调查？”“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统计”等有关调查统计方法的文章，引导人们从这样的角度和目的来作农村调查：“我们的调查，首先要研究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农村，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要研究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分配，地主豪绅的各种榨取方式，以及他们同帝国主义和都市资本之间的联系。第三要研究各类农民的经济地位，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农村劳动大众所受到的各种榨取。最后更要研究各种复兴政策的意义和效果，暴露各种改良主义的本质，并替农村劳动大众指示一条正确的出路。”强调“所得答案要有很明确的社会意义”，“在我们把一大堆的调查材料着手统计之前，首先就要考虑到分类问题”。在按量和按社会性质这两种分类法中，又强调按社会性质、“根据着土地关系和雇佣关系”将农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五个阶层，“这是最科学的分类方法”。由此出发，调查设计就要注重土地分配情况，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借贷关系，田赋、税捐、摊派、勒索、劳役，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同乡公所的关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同地主豪绅间的联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怎样操纵农产品价格或用其他方式剥削农民。在这种理论构架和方法的引导下，结论是很明显的【15】。

第5篇：农业调查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而且大都是从农村往城市流动，90年代中后期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了与80年代初期进入城市的老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特点，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尤为深入。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现在的80后、90后，是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有1个亿。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由他们目前的角色所决定，他们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两栖人”，他们在农村出生，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渴望融入城市社会，却又无法在城市中真正立足，梦想和现实的落差往往让他们无所适从。

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已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主力，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这一群体的未来走向，鉴于此，他们的健康状况应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富士康连续坠楼事件，更是将这一问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身心健康状况，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本文将根据实际调查，展示新生代农民工的身心健康状况，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发展提供基础信息。

二、调查的基本情况

1. 调查地

本文调查时间是2010年7～8月生理健康，选取的样本主要分布在南京。南京是江苏省省会，长江流域四大中心城市之一，地处南北交汇之处，同时也处于沿海开放地带和长江流域的交汇处，在江苏沿海、沿江、沿线开放格局中处于枢纽位置，在南京进行调查具有典型意义。

2. 调查方法

调查主要采取问卷法收集资料，利用国内较为成熟的自测健康量表（SRHMS）进行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状况调查，通过调查两代农民工的基本情况进行比较研究。调查数据利用SPSS11.5进行统计分析。

3. 调查对象

本研究将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的、在南京以非农业就业为主的外来农业户籍人员称为新生代农民工，而将20世纪80年代之前出生的、在南京以非农业就业为主的外来农业户籍人员称为老一代农民工。去掉掩饰性较高的问卷，本次调查实际共收回有效问卷909份，其中新生代农民工526份，老一代农民工383份。

本次调查中，男、女性人数分别为508人和401人，占调查总体比重分别为55.9%和44.1%。调查对象来源于全国22个省市、2个直辖市，其中51.5%的调查对象来源于江苏（见表1）。

表1 农民工来源地所占比重（n，%)

 

对象

来源地

该总体合计

江苏

安徽

四川

河南

其他

例数

所占比重

例数

所占 比重

例数

所占比重

例数

所占比重

例数

所占比重

所有农民工

468

51.49

150

16.50

77

8.47

53

5.83

161

第6篇：农业调查论文范文

有学者发现，“自我”概念能够通过学习环境适应和学习环境的中介作用影响自主学习［10］。浙江农林大学实施了辅导员制与班主任制相结合的本科生导师制。笔者在对学校部分辅导员和班主任进行访谈的基础上，通过比较近年来辅导员和班主任的工作汇报材料发现，他们都注重促进本科生“自我”概念的提升，对学生“自我”概念的引导过程具有明显的梯度延伸特征。梯度延伸特征具体包括：①在大学一年级阶段，注重对学生行为能力的测试，尤其是注重学生环境适应性的培养，通过搭建高年级与低年级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平台，以“传帮带”的方式使低年级学生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环境；②在大学二年级阶段，组织本科生开展“成长、成才计划”系列活动，巧建“家校联培模式”，增强学生学习的源动力，提高学生的自我胜任力；③在大学三年级阶段，进一步完善和拓展大学生“成长、成才方案”，强化学生学习的内部归因效应，使学生对学业、职业能够科学地定位和正确地认识；④在大学四年级阶段，加强对本科生的就业指导，特别是强调对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辅导员是“距离学生心灵最近的人”，班主任被誉为“塑造青年学生灵魂的工程师”［11］。通过实施辅导员制与班主任制相结合基础上的本科生导师制，可以兼顾对学生思想动态和情感动态的关注，从而通过心灵的启发和行为的指导，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职业观和情感观，培育学生积极的“自我”概念，推进学生在学习任务、学习目标、学习特点、学习难度和学习性质等方面有全面、正确的认识。

中期论文制度是指学生在专业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选题、调查和撰写论文，最后导师对论文质量进行考核的制度。中期论文设计从大学二年级开始，由具备资格的教师（具有讲师及其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专业导师，新引进的博士或只有助教职称的教师必须有教授的指导才可以担任本科生的专业导师。同时，中期论文的导师名单要通过双向选择的方式拟定。中期论文的选题策略注重多渠道，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选择与农林经济相关的课题，导师在对学生进行选题指导时注重引导学生思维的延伸和知识的拓展。中期论文选题可以来源于学生自己感兴趣的项目或者相关的学科竞赛，也可以来源于导师的研究课题。中期论文的研究内容注重实用性。在中期论文撰写环节方面，强调运用多样的学习策略工具，如Spss、Stata等应用工具，以加强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中期论文成果最终以PPT讲解的形式展示。此外，导师还强调学生要在交流中丰富学习策略，要求所指导的学生每2周向自己作一次学习汇报，并在汇报过程中进行前瞻性问题的探析、相关学术问题的交流，从而通过学生的讨论及时发现其在科研中的不足。同时，导师还会在学生的讨论交流过程中提出问题，以提高学生在科研中的严谨意识、拓宽学生思考问题的思路、丰富学生学习策略的形式。与中期论文制相似，毕业论文制是一项建立在中期论文制基础之上的专业性制度，是对学生学习策略运用的梯度引导。毕业论文制度旨在对学生的知识和能力进行全面的考核，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为以后撰写专业学术报告打下良好的基础。通常，导师会在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调查和撰写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从多方面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监控和调节。在从中期论文到毕业论文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学生的自控能力得到不断增强，外在强化的学习策略也逐渐内化为自身的科研能力。以专业综合实习为平台，提升自主学习中的专业应用能力笔者认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不仅体现在认知和学习策略的运用方面，还体现在与专业要求相适应的应用能力上。

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的形式主要采取农户入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形式。为此，浙江农林大学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成立了由系主任、专业教师和研究生组成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综合实习（以下简称“综合实习”）导师组，对本科生开展相关的指导。由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具有层级差异性［15］，所以综合实习的负责人在对本科生进行实习分组时充分考虑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梯度，以使不同层级的学生之间能够互助合作，彼此进行智力启迪与补充。导师在指导过程中，要求各实习小组先设计实习方案，然后在综合考评实习方案可行性的基础上，要求各实习小组独立地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综合实习小组每个成员的态度、能力和调查策略等因素都会直接影响调查成果。在开展综合实习的过程中，各实习小组要独立自主地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并且每天通过电话向导师汇报实习进度等相关情况。综合实习的最终成果以RRA报告、专题报告等形式展现，而且这些成果经过汇总、校正后最终要编制成册，与县（市）、乡（镇）相关部门共同分享。学生的综合实习成绩由导师根据学生的工作量、实习态度、实习成果审核情况等评分。同时，导师对综合实习的指导也要以工作量的形式记入当年的考核结果。从1996级学生开始，浙江农林大学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每年组织一次为期半个月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综合实习。迄今为止，先后有707人次参加了综合实习，足迹遍布浙江省24个县（市）的96个乡镇、192个村、3　840个农户，累计形成300余万字的文字资料，并建立了拥有丰富的农户调研数据的相关数据库。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综合实习使学生在基层开展调查的过程中逐渐培养和提高了主动发现问题、多渠道分析问题和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的专业综合应用能力得到明显的加强。以科研训练、学科竞赛和专业协会活动为特色，凝练自主学习中的创新能力心理学家洛温菲尔德（L．Lowenfeld）认为，创造力主要包含问题的敏感能力、想象力、隐喻思维能力、发现缺失信息能力、注意问题不同方面的能力等8个方面［16］。这些特征与自主学习能力的界定十分密切，所以笔者认为学生的创新能力对其自主学习具有重要的影响。浙江农林大学为学生开展创新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空间，实施了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组织开展了各级各类学科竞赛和创业广场活动。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专门为参加相关创新项目的学生安排了导师，保证参加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的学生在选题、项目申报、调查、实验、论文撰写以及项目评审等方面都能够得到导师的指导；同时，也为参加各级各类学科竞赛的学生配备了导师。导师在指导学生参赛的过程别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在一些关键环节和重要节点上与学生一起攻坚，从而使学生在自主学习中不断提高创新能力。近年来，浙江农林大学参加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大赛、全国林业经济论坛、全国大学生林业经济研讨会等学科竞赛和学术活动的学生人数逐年攀升。此外，由浙江农林大学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带头人指导创建的大学生林业经济研究协会、“三农”研究协会已成为汇聚兴趣相近学生进行自主学习以及培养特色人才的基层组织，进一步激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根据Prntrich等学者的研究，笔者从学生的内在动机和元认知能力、学习策略和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创新突破和思维训练能力3个方面，对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导师制的实施成效进行分析，以期为更好地开展本科生导师制提供借鉴。强化学生的内在动机，提高其元认知能力内在动机因素主要包括兴趣、价值观、自我效能感和目标定向等，对人的行为有积极的推动作用［15］。通过实行辅导员和班主任相结合的导师制，对大学生的情感、心理进行积极的引导，有利于帮助低年级学生进行角色转化，引导其适应新的环境，促使其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同时，通过加强对高年级大学生职业规划和就业规划的指导，帮助其确立成长、成才的目标以及正确的职业目标和方向。元认知能力是指时间和努力的自我管理能力、情绪的自我调控能力以及自我监测和评价能力［17］。内在动机性因素对学生的行为具有很强的激励作用，并与元认知能力有着很强的联系。学生在遇到心理、情感等方面的困惑时，通过主动寻求辅导员和班主任的帮助，可以有效地疏解自己的情绪，从而逐渐提高情绪自我调控能力。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职业规划，可以促使其进一步明确阶段性的学习目标。通过“朋辈督导”和学生定期汇报等形式，可以增强学生的自我监控和评价能力。引导学生使用学习策略，提高其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浙江农林大学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综合运用学习资源的能力显著提升。中期论文制度和毕业论文制度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调查、论文撰写等专业能力，使学生掌握了全面、快速和有效地查阅并筛选文献的方法；同时，在论文撰写中强调运用逻辑思维和数学工具分析问题的重要性，引导学生以学业救助等形式灵活解决各种问题，使学生的专业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2007—2011年，浙江农林大学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学生论文入选校级优秀论文的达12篇，毕业论文的优良率达41．24％；同时，学生在校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篇，论文撰写能力显著提高。通过实行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综合实习制度，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学生运用社会性资源的能力有所提高。以问卷调查、访谈和二手资料搜集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获取信息资源，极大地提高了学生进行农村调查的能力和水平。在基层实习期间，学生掌握了与基层群众交流的有效方式，增强了从当地相关部门收集农林类信息的能力，丰富了甄别调查信息真实性的方法。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学生先后受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等政府机关、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委托，参加了多次基层调研。例如，2009年4月，受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委托，10名学生参加了在浙江省义乌市、江山市等5个县（市）的农村进行项目调查；2010年7月和2011年7月，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及其绩效评估”课题组分别选调18名学生担任调研员，赴浙江、安徽、山东、云南等4省9县市的林区进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调查。在上述调研过程中，学生均受到了专家、教授的一致好评。加强学生的思维训练，提高其创新突破能力认知策略特别强调批判性策略，注重创新能力的提高。创新能力是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表现。浙江农林大学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参与科研训练项目、各级各类学科竞赛等，创新思维得到不断激活，创新意识进一步提高。科研训练项目和学科竞赛都是具有一定科研周期的活动，包括科研团队的组建、科研方案的制定、科研难题的攻破等，需要充分发挥团队成员各自的优势，要求学生必须注重全局和要点、凝练创新思维、运用合理的策略解决问题，从而实现意识上的突破。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有多名学生获得了全国“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金奖、全国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全国大学生林业经济论坛一等奖等荣誉。2008—2010年，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学生成功申报科研、创新项目共24项，其中省级项目6项，占经济管理学院学生申请到的省级创新项目的54．55％；同时，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学生完成的“浙江省公众生态服务支付意愿调查”等多个项目被评为校级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优秀项目。此外，大学生林业经济研究协会和“三农”研究协会等专业协会作为学生开展创新活动的基层组织，通过开展各项活动，使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学生以活动为载体、以专业为特色提高了自主创新能力。

作者：翁智雄 沈月琴 林建华 单位：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第7篇：农业调查论文范文

关键词: 云南农村; 变迁发展; 主体性

长期以来， 中国农村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华北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些地区历史上就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核心区， 经济文化发达， 因而在这些地区开展农村研究有相当便利的条件， 一方面研究者可以获取非常丰富的各类文献资料， 另外由于这些地区农村社会发育相当成熟， 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繁多的研究素材。关于这些地区的农村研究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 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分析研究到具体的农村政权、农村市场、农村组织、婚姻家庭、农村教育的调查研究等等， 较为全面而深入地反映了这些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和发展的状况。然而， 对于一个边远民族省份来说， 在云南开展农村研究我们要面临与上述地区， 甚至广大内地农村极不相同的情况。由于云南农村的自然生态、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状况， 以及农村组织发育程度与内地农村存在极大差异， 在云南开展农村研究要面临更多的困难， 传统中国农村研究只能为云南农村研究提供有限度的经验， 因此总结和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的经验对于加深云南农村变迁和发展的认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对上世纪30 年代以来云南的农村研究作一个系统的回顾， 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对涉及云南乡村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以及研究方法等核心问题展开讨论。

云南自然生态复杂， 地理位置偏远， 民族众多， 历史上长期与中国内陆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相比较其他内陆省份， 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鸦片战争后， 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 西方势力开始渗入中国，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外部势力也逐渐渗入云南， 比较中国沿海省份， 虽然这些外部影响仍十分有限， 云南也开始缓慢融入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进程中。事实上，云南的农村研究历史和中国现代史密切相关。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 我们可以大致划分为3 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上世纪30 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 第二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左右到80 年代初; 第三阶段从上世纪80 年代至今。

一、中国农村研究的云南经验

最早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研究起始于上世纪30 年代。20 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矛盾丛生， 农村与农民问题日益严重， 这引起了当时的知识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 试图寻找治病的良方， 由此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本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主要有两大学派: 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 乡村建设”学派和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1]。除了学者、民间开展的农村研究活动外，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农村调查。1933 年， 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 它附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 任务是为行政院制定农村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复兴委员会先后对浙江、江苏、陕西、河南、广西、云南等地进行了专题调查。1934 年编辑成书的《云南省农村调查》就是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成果， 调查选取了滇中、滇东和滇南的昆明、禄丰、玉溪、马龙、开远6 个市县的26 个村子、642 户村民进行了挨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这些农村地区的土地分配、农村副业、农村借贷、田赋、农村捐税、农村教育及政治情况。虽然调查只是限于当时云南局部地区的农村， 调查内容也过多偏重于农村经济情况，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定期对农村经济情况进行记载， 而且是第一次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调查研究， 现代方法首次运用于对云南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 国内形势急剧变化， 各大学研究机构纷纷内迁， 云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汇聚了当时国内许多优秀的研究学者。1938 年费孝通回国， 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并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者成立了“ 魁阁”工作站， 他们在周边地区开展大量实地调查研究， 合作完成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洱村小农经济》《、昆厂劳工》《、祖荫之下》《、芒市边民的摆》《、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一批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基本文献， 其中《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汇集成《云南三村》一书。在书中， 费孝通选择了3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进行比较研究。禄村代表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社区， 易村代表了手工业发达的农村社区， 玉村代表了深受邻近商业中心镇影响的农村社区。费孝通和他的学生通过细致的实地调查， 展现和概括出不同社区的类型特征， 并基于不同类型社区的比较研究，加深对农村经济制度等普遍性问题的理论认识[2](P19)。这一时期费孝通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可以说是他早期农村研究的延续。1936 年， 费孝通在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完成研究论文《江村经济》， 描述了中国江南一个农村村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以及这个村落在面对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冲击下所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在《云南三村》中， 费孝通正是通过选择3 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来和江村加以比较， 他最终的研究目的在于认识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问题。事实上， 由于特殊的社会形势及费孝通等学者、机构特定的研究目的， 这一时期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当时云南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很大局限。在《云南省农村调查》中， 调查者所选取的几个农村地区都是属于当时在云南经济较为发达且汉族人口集中的地区。而在《云南三村》中， 费孝通所选的3 种类型的农村社区看起来也更像是典型的中国内地农村， 并不能代表生态社会文化极为多样的云南农村。然而， 应该看到这一时期云南农村研究的价值在于其中所运用的日渐成熟的理论方法， 特别是费孝通本人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的成形， 这些方法至今仍适用于我们开展云南农村研究。另外， 即便有曲折， 云南农村的发展也是一直缓慢融入于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进程中， 这一时期所做的云南农村的研究， 也正反映出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农村发展所具有的共通性。

二、民族研究与云南农村研究

如果说第一阶段云南农村研究的特征在于显示云南农村社会经济与中国农村普遍的共通性， 那么第二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则显示出云南农村社会的独特性。新中国成立后， 新的社会政治形势再次影响了云南农村研究的路径。一时期，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伴随农村基层政权的建立、土地革命的开展，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研究成为农村研究的主要内容。20世纪50 年代初社会学被取消， 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在30 年代开创的中国农村研究经验也让位于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讨论。在云南， 1956～1964 年间， 为了开展民族识别工作， 配合民主改革， 进行了深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民族语言大调查。调查的广度和深度， 都是空前的， 相当部分的研究内容也包括了云南农村研究。针对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研究， 形成关于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这些调查资料不但涉及各民族的文化、宗教及生活习俗， 还包括了对各民族村寨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云南民族众多， 少数民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3， 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生活居住在偏远的村寨， 因此认识和研究云南农村现实绝不能忽略对广大的少数民族村落地区的关注。历史上， 由于统治阶层的民族压迫政策， 汉族知识精英的民族歧视， 很少有关于云南广大民族村落地区的文献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党和政府民族平等政策的落实，这些详实的资料首次为我们全面认识云南广大的农村民族地区提供了可能。

总结起来，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 这一时期， 云南农村的研究基本从属在民族研究的范畴下， 而这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研究受经典理论模式所支配: 云南民族历史被纳入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交替演进的5 种生产方式的模式中。相应地， 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农村大多被视作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社会经济更多体现为原始的、从属的性质， 云南农村发展的多元性趋向在一定程度上被单一的线性发展模式取代了，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发展与其历史传统被隔离开来。然而， 应当看到这一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的讨论加深了我们对云南农村社会复杂性、特殊性的认识， 而若干的关于云南民族村寨社会经济的详尽的调查资料也成为下一阶段开展云南农村研究的重要基础。[ ]

三、云南农村发展与云南农村研究

事实上， 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回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 而前两个阶段的研究其目的都受限于各自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第一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服务于中国农村发展背景下的云南农村考察， 而第二阶段可以被称为服务于民族政策背景下的云南农村民族地区调查。从另一个方面， 我们也可以说这两个阶段的研究更多地是为未来云南农村研究提供经验资料、方法， 及作相应的理论准备。进入20 世纪80 年代后， 在新的政治形势下， 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强调，国内学术研究重点也从“ 生产关系”转向“ 生产力”的发展， 相应的农村经济发展及区域性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这一时期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背景下， 随着高等院校和相关科研机构学科的恢复与重建， 越来越多的研究力量投入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中， 云南农村的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早期的研究主要围绕农村家庭经济、商品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改革来展开。进入90 年代后， 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农村发展的具体问题， 如: 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市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等等， 不但只是涉及这系列经济问题， 相关的影响农村发展的贫困问题、环境生态、基层政权、民族文化、农村教育、妇女儿童发展、健康等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同的学科从各自的角度来关注研究农村问题， 农村研究的范围日益扩大。

但是， 应该注意到， 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不少， 但仍然存在相当多的不足。首先， 在理论方法上。相当一部分研究属于政策性研究， 流于过多空泛的讨论， 缺乏相应的理论及经验支持。还有一部分研究只是对经验资料的简单整理、加工， 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事实上， 在前面讨论到的两个研究阶段中， 已经展现出相当成熟的研究方法和基础理论， 特别是以费孝通为主要代表的相关学者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已经相当成形。而在五六十年代开展的民族调查中，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 相关的调查研究也非常严谨、严密。20 世纪60 年代中后期， 文革打断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正常路径， 这些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宝贵方法经验也被遗忘了。改革开放后， 社会科学事业开始重建发展， 但在经过10 多年的停滞期后， 不可避免地在知识方法的延续上出现了断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面对日益增多的新问题， 在传统经验中断、缺乏相关知识积累的情况下， 相当多的研究只能成为满足短期形势需要的产物。因此， 对于云南农村研究来说急需加强对理论方法的重视， 加强相应的学科规范。在这一过程中， 不单要关注国外、国内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经验， 也十分需要借鉴以往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相关经验。

其次， 在学科建设与合作上。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农村研究涉及多方面的问题。改革初期， 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研究过多地偏重于关注经济因素。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占据农村研究的大半， 经济学在农村研究中基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 其他一些相关学科如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环境地理学等， 过于恪守其传统的研究领域， 没有积极地加入到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 政府和相关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在发展中只侧重强调经济的作用是片面的， 特别是在像云南农村这样有特殊文化生态的地区， 相关的发展问题如贫困问题不只受到经济因素影响， 其他相关的非经济因素如文化、环境因素也应该受到重视。新的发展观的确立， 使人们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云南农村发展， 不同的学科也开始更多加入到对于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 如人类学、民族学关于民族文化与农村发展的讨论; 社会学关于农村组织与农村发展的讨论; 环境学关于自然生态与农村发展的讨论; 等等。新的发展观也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云南农村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其文化、生态的多元性。因此， 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选择也应该是多元的， 单一的某一学科理论无法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 云南的农村研究非常需要不同学科的相互交流与合作， 这将有助于扩展和提升我们对云南农村的认知水平和能力。

四、总结

从上世纪30 年代开始， 对云南农村的认识是伴随着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展开的， 这个时期， 云南的农村发展似乎是整个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注角。而在五六十年代， 关于云南农村民族地区的调查工作是新中国民族政策、基层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 对于云南农村的主体性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 有必要明确云南农村研究关注的是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在于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因此， 关于云南农村的历史经验回顾应该在这样的主体框架内展开。事实上， 云南农村研究目的的主体性是在其历史发展中一步步被确立强化的， 因此， 这也可以说是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明确了云南农村研究的主体性， 我们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理论、方法经验的梳理就会清晰得多。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在于其多元性， 因而应该重视以往云南农村研究中丰富有益的经验。早期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工业的研究， 中期对民族村落地区生产关系的讨论， 以及近年来对农村经济结构、人口、民族文化的关注， 形成了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丰富经验， 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侧面来认识云南农村的发展问题， 其中发展成形、成熟的理论、科学研究方法也为我们系统、整体认识云南农村发展提供了可能。事实上， 从云南农村研究的总体历史来看，云南农村与中国农村研究所具有的共通性与差异性总是并存的， 一方面， 我们不能无视云南农村或者缓慢曲折或者迅猛直接融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进程。另一方面， 同样不能忽略云南农村发展独特的一面， 它所具有的复杂多样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经济形态。就云南农村研究来说， 强调主体性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所面临的特殊、复杂的背景、形势， 单一的理论模式和方法经验无力解答云南农村发展的问题。因此，云南农村研究者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发展的共通与特殊性， 在主体思考的前提下， 积极、主动地寻求、建立系统、有效、适应的理论方法， 来解答云南农村发展中的种种问题。

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经验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 启示新时期云南农村研究者的学术理念与志向。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讨论越来越热烈， 改革初期制定的沿海沿边发展的国家战略可以说是这一理论实践的发端。然而， 沿边开放的收益远远无法同沿海开放相比较，边疆仍是意味着偏远与落后， 事实上， 这也大体反映了云南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就宏观背景来看， 应该说改革开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20 年极大地推动了云南经济的发展， 以云南省两大产业为例: 烟草和旅游都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 云南经济仍然在被中国东部乃至邻近发达地区进一步拉大差距。

就云南省内部来看，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城乡差距的扩大更为突出。作为一个边远落后省份发展最薄弱的地区， 云南农村如何应对这一系列的挑战? 同样， 半个多世纪以来， 生活在云南农村的少数民族同胞经历了巨大的历史社会变迁， 旧时代与国家、地方政府若即若离的关系被打破了， 他们生活越来越直接地受到国家、地方政治经济力量的冲击、影响， 如何应对或适应这一系列的外来影响， 是在边缘化中封闭自己， 还是积极适应变化， 这也是云南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上世纪30 年代， 在国家民族命运濒临危亡的时代， 一批优秀学者怀着自信与热情积极寻找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者为我们树立了表率，费孝通本人1938 年从英国来到昆明， 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深入到云南边远农村长期蹲点调查。在研究中所体现的对国家命运、农村百姓生计的关切， 不计回报的无私投入让人感动。五六十年代的一大批学者怀着对新中国建设的一片热忱， 不辞辛劳地深入到云南最偏远的民族村寨地区开展调查工作， 他们的奉献精神同样让人动容。作为今天研究云南农村发展的云南学者， 在强调云南农村研究主体性的同时， 也需要前辈的自信与热情。因此， 回顾和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的意义不单在于强调传统研究所提供的理论方法经验， 也同样在于强调传统研究中可贵的学术理念与志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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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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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M].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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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文集[M].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8.《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4.

9.《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6.

第8篇：农业调查论文范文

师院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调查报告参考题

为引导学生能够更好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积极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完成社会实践活动必修学分,特拟定了这份参考题总目,供学生进行构思,调研,写作参考.有些题目较大,可灵活掌握,分解细化.总的要求是: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理论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新问题,总结概括新经验,以小见大,从实践上升为理论,加深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理解,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培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哲学类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创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发展

3.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

5.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重要作用的典型调查

6.坚持群众观点,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的典型调查

7.社会转型期人们思想观念嬗变的调查与分析

8.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典型调查

9.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典型调查

10.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全面发展研究

11.网络社会中人们交往关系的变化与伦理道德的新课题研究

1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先进文化问题研究

13.封建迷信在一些地方泛滥的表现及其原因的调查与分析

14.加强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教育经验和做法的调查研究

15.当代大学生人生追求的调查分析

16.当代青年个性化发展的调查与哲学思考

二,经济类

1.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调查研究2.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调查研究

3.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策研究4.人民币汇率问题研究

5.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设置研究6.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问题研究

7.我国与周边地区经济一体化问题研究8.垄断行业改革问题研究

9.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研究10.债券市场发展与规范化研究

11.农民收入问题调查12.农民税赋负担问题调查

13.民间投资问题调查14.贫困大学生问题调查

15.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研究16.商业保险问题研究

17.地下钱庄问题研究18.公共事业民营化的案例研究

l9.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调查研究20.人才市场,技术市场发展调查

21.各类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调查22.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典型调查

23.积极利用外资优化外商投资结构调查24.金融风险防范与我国金融业改革研究

25.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典型调查26.农业产业化研究

27.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调查研究28.名牌战略案例分析

29.城镇化的调查和分析30.生态环境产业发展调查分析

3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32.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

三,法律类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的问题2.宪法监督与宪法解释研究

3.法律赔偿执行难问题研究4.知识产权法研究

5.信息安全法研究6.电子商务法研究

7.政务公开制度研究8.新婚姻法实施后问题研究

9.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问题研究10.文化法制研究

ll.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研究l2.公司法有关问题研究

l3.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l4.法律援助的实践

15.公益诉讼研究l6.中国环境保护问题的法律对策

l7.新世纪新时期推进我国 行政法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l8.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实现机制研究

l9."三农"问题的有关法律研究20.中国反垄断法的理论与实践

四,社会学类

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典型调查2.社会安全感现状和原因调查分析

3.目前职业的社会声望研究4.生活方式的改变与生活满意度的调查分析

5.单位制度和社会归属感研究6.社会诚信度现状及其影响调查

7.社会公平感与纳税行为的关系研究8.新社会阶层的调查研究

9.就业方式,就业观念变化调查研究10.家庭保姆问题调查

l1.社区服务问题研究l2.家庭暴力问题研究

l3.老年人家庭赡养问题调查l4.妇女地位及妇女问题调查研究

15.当代社会变迁中消费文化兴起问题调查研究

l6.社会生活中中介组织的现状,成因及发展趋势

17.城市与农村生育观的差异,变化趋势及原因分析

l8.农地征用中侵犯农民利益情况调查

l9.农民对土地的意识变迁及其成因调查

20.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政策和社会救助工作研究

21.城市中农民工现状调查22.公民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量研究

23.大众传播中表达的价值观对受众的影响调查24.时尚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25.网络发展及其对青少年影响研究26.当代中国农村家庭结构与功能变迁调查

五,教育类

1.学校乱收费问题调查研究2.税费改革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影响

3.第八轮课改的跟踪调查研究4.中小学学生道德现状调查

5.加强中小学国防教育问题研究

6.现代科技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及对策

7.推进素质教育的调查研究8.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的调查研究

9.调整教育结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调查研究10.我国远程教育发展调查与研究

11.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意义和途径方式调查研究

l2.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和心理素质的调查分析

13.加强和改进高校德育工作调查l4.加入WTO,留和教育的改革开放研究

15.从学生角度看高校教师队伍建设l6.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与改革调查研究

l7.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研究l8.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大中小学教育

l9.民办教育发展典型调查20.少数民族教育发展调查

六,管理类

1.电子商务在某一行业的应用调查分析2.科技企业的战略定位与组织设计

3.大型零售企业物流系统发展调查4.中国银行组织再造实践研究

5.我国私营企业二次创业问题调查6.中国家族企业问题调查研究

7.信息化对企业价值增值作用的调查与分析8.企业,组织,政府信息化建设的调查

9.中国企业家队伍成长与发展的调查与分析10.中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研究

11.企业在创新中发展的典型调查12.非法传销活动的调查与分析

13.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及其法制化,规范化调查研究

14.影响中国基层政府行政管理的因素调查分析

15.反腐倡廉的典型调查和案例分析16.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调查与分析

17.政府绩效评估研究18.公共部门中人力资源管理调查与分析

19.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作用和行政改革研究20.村民自治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21.加入WTO后商会(企业家协会)现状调查与分析

22.电子政务建设现状调查与问题分析

23.医疗管理体制改革研究24.服务型政府建设个案研究

第9篇：农业调查论文范文

关键词：创业者 社会资本 利用 性别差异

本文以辽宁省的调查数据为基础，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分析框架，对农村创业者在创业过程的不同阶段，社会资本的结构和利用情况，以及存在的性别差异进行分析，为更好地促进农村女性创业，从而提高其经济、社会地位提供理论支撑。

理论基础

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是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的行动受益。正如Nahapiet 和 Ghoshal（1998）曾经指出的：“认识的人影响你知道的事”，社会资本的获取受到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和与他人的关系强度的影响：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初始位置越好，越可能获取和使用好社会资本（Lin，1982）；个体与他人的关系越强，越可能共享和交换资源，个体与他人的关系越弱，越可能获取异质性资源（Granovetter，1974）。

Nahapiet和Ghoshal（1998）根据嵌入性观点，将社会资本划分成三个维度，即：结构维社会资本、认知维社会资本和关系维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之间互相联系和影响，结构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维度。社会资本的结构维是指一个人拥有的关系和网络的结构，包括三个与网络结构有关的因素：网络联结、网络结构和网络层级。

网络联结。网络联结是指个人拥有的关系类型，即他（她）认识哪些人。网络联结是社会资本理论的重要概念，因为学者们认为，网络联结会使人获得有用资源。Granovetter（1973）将关系分为“强联结”和“弱联结”两种类型，他认为，社会关系的强度可以通过在该联结中，行动者的情感投入程度、交往亲密程度或者互信程度、以及互惠情况来衡量。据此，本文将个人网络中的联结按照情感投入程度划分为：亲属、朋友、同学、同事、其他认识的人5种类型的联结（下文中将分别以联结1、2、3、4，以及联结5来表示）。有学者认为，在创业初始阶段，“强联结”至关重要，而“弱联结”对于创业企业的成长显得尤为关键（Davidsson，Honig，2003）。

网络结构。网络结构是指个人网络的结构特征以及个人在网络中的位置，主要关注个人的关系网络是如何构建的。整体性网络的密度、网络的连通性、网络位置的中心性等，是影响整体网络的“弹性”和网络中信息流方向的重要指标。有学者认为（Burt，1992），那些网络密度高，网络连通性强的网络结构是最有效的，即：一个拥有很多“结构洞”的网络，是最有利的网络；持反对观点的学者（Coleman，1988）则认为，那些有着封闭的联结的网络结构最有效。Coleman（1988）指出，封闭结构的网络比开放结构的网络更易于产生社会资本。按照Burt（1992）的观点，与图1中的图（b）相比，图1中（a）所描述的网络结构能为创业者提供更多的非冗余信息。

网络层级。网络层级是指社会资本是否依附于某特定情况存在，或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下应用，即社会关系可以在多种环境下为个体提供有用的资源。例如，私人关系中的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可以扩展为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如变成合作伙伴关系。换言之，如果创业者有一个关系非常好的、且非常信任的朋友，那么他（她）就有可能在创业过程中充分利用与这位朋友之间的信任，邀请朋友合伙创业或者为其提供金融支持等，即由单一联系转变为复杂的网络关系。

创业过程中社会资本的利用情况

为考察在创业各阶段，创业者对社会资本的利用情况以及存在的性别差异，作者对来自辽阳、丹东、朝阳、本溪、抚顺、锦州等地的15位农村创业者（其中女性8人，男性7人，均至少有2年以上的创业经历），进行了访谈调研。调查结果如下。

（一）创业不同阶段的社会资本利用情况

1.发现创业机会过程中社会资本利用情况。为考察创业者在发现创业机会过程中的网络结构，要求被调查者回答两个问题：有哪些人在您创业的过程中，曾经给予您很大的帮助（比如提供资金、信息等）？这个人与您是什么关系？图2描述的就是其中两位农村女性创业者（图2中左第1、第2幅图）和2位农村男性创业者（图2中左第3、第4幅图）的回答结果。

总的来说，这些网络图所包括的联结的数值较低，表明行动者在与这些联系人的关系里投入的情感较多。其中，在农村女性创业者的网络结构里，情感投入程度较高的关系明显要多于农村男性创业者。即农村女性创业者中，联结1、联结2被提及的次数明显高于男性创业者（见表1）。

表1描述了在企业初创阶段，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时所拥有的网络结构。由表1可见，被调查的农村创业者对于亲属关系、商业伙伴关系、其它熟人等3种联结被提及的频率较高，对其发现创业机会帮助很大。

调查数据表明，在创业初始阶段，男性和女性创业者都最为关注联结5，即其他熟人的作用，而女性创业者则几乎动用了所有类型的网络联结。对比男性创业者和女性创业者的网络结构，可以发现，在创业初始时期，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的过程中，女性创业者所依赖的人数要远多于男性创业者（前者利用的联结总数是45个，后者是32个）。另外，表1表明，女性创业者的网络结构中，一般都包含较多类型的联结；而男性创业者则更重视一些“弱联系”的作用，如生意伙伴和其他熟人这样一些情感投入程度较低的联结类型。

2.创业决策过程中的网络结构。关于在决定开发创业机会，进行创业决策过程中创业者的网络结构情况，在图3中列举了2位农村男性、2位农村女性创业者的网络结构（左起第1、2幅图为女性创业者，第3、4幅图为男性创业者）。由图3可见，在这一阶段，创业者的网络结构规模比上一阶段要小一些，图形结构也相对简单，也就是说，这一阶段创业者所动用的联结比较少，并且，主要集中在那些情感投入程度较高的关系。

被调查的农村女性创业者在此阶段所动用的网络联结数量要明显多于男性（见表2）。在农村男性创业者的网络结构中平均包含了2.9个联结，而农村女性创业者的网络结构中包含了5.3个联结，约是男性创业者的1.8倍。在这一阶段，男性和女性被调查者都强调了亲属关系对于开发创业机会，即进行创业决策的重要作用；同时，农村女性创业者更倾向于寻求朋友的帮助，而男性在这一阶段对于朋友的作用则较少提及。

3.创业资源获取过程中的网络结构。创业初期的最后一个阶段是资源获取阶段，即男性和女性创业者收集、获取创业资源的阶段。调查中，要求被调查对象刻画出一个网络结构，将那些曾为他们提供创业信息、创业资源等援助的关系都包括在内（见图4）。调查发现，在这一阶段，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创业者，都强调了“弱联结”的作用，联结4和联结5被提及的次数比较多。

表3概括了调查对象在获取创业资源过程中利用的网络联结。由表3可见，联结4在这一阶段被高度关注。对比农村男性和女性创业者的调查数据，可以发现，与前几个阶段类似，女性创业者利用的联结种类要多于男性，但差别并不明显。男性创业者倾向于更多地发挥生意伙伴（即联结4）的作用，而女性创业者们除了这种联结之外，也同时强调了联结5，即其他熟悉的人的作用。

（二）创业过程中个人关系网络的重构

从上文的网络结构分析可以看出，被调查对象在创业过程中所利用的联结，大部分是他们原有的关系，即在创业之前就已经形成、建立的关系资源。而为了创办企业而新建立起来的关系，主要是联结5和联结4。这些联结所代表的关系是“弱联系”，如与银行、企业孵化器，以及一些支持创业发展的政府相关部门之间建立的关系。

除个人关系网络的构成情况，创业者个人关系网络的成员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结。表4统计了在创业初期，被调查的农村女性和男性创业者个人关系网络中成员之间存在的联结的数量及种类（将行动者所拥有的个人关系网中除本人之外的各成员之间相互的联结称为“二级关系”）。在图2中，虚线代表“二级关系”。15个被调查者中，有8（3男5女）位农村创业者是与其他人合伙创业，在图2中，灰色方块表示的联结就是创业者的合伙人。

调查发现，在被调查的农村创业者中，个人网络结构中的二级关系出现的频率并不高，而且，多数二级关系也主要是由创业者的合伙人（合作伙伴）与关系网络中的其他成员建立的联结，如图2所示。表4描述了被调查的农村创业者个人网络所包含的二级关系，括号内数字代表未与创业者的合作伙伴发生联系的联结的数量。调查数据显示，多数二级关系是创业者的合作伙伴与创业者关系网络中的其他成员之间建立的联结。另外，由表4可见，在农村女性创业者的网络中，二级关系出现或发生的概率要高于农村男性创业者，由调查数据可知，农村女性创业者在发现创业机会、制定创业决策和获取创业资源等3个阶段，其关系网络中分别有24、21和16个“二级关系”产生；而农村男性创业者在上述各阶段的网络中分别有14、6和4个“二级关系”产生；同时，创业各阶段，在创业者个人网络中存在的与合作伙伴无关系的二级关系的数量上，性别差异比较小。

更进一步地，由表4数据可以看出，二级关系在发现创业机会和创业决策阶段中存在比较普遍。正如农村女性创业者在发现创业机会阶段中动员的网络联结比男性多，在这一阶段，农村女性创业者网络结构中的二级关系也比较多：表4显示，在发现创业机会阶段，女性创业者的网络结构中共包括24个二级关系；而男性创业者的网络结构中则共包含了14个二级关系。

（三）农村创业者创业各阶段网络结构的性别差异

个人网络中所蕴含的社会资本，因其中参与者的不同而不同。调查显示，在创业初期的不同阶段，被调查者利用的网络联结的类型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即农村男性与女性创业者利用的网络联结的类型和数量不同。表5概述了农村男性和女性创业者在创业初期不同阶段所偏好的联结的类型。

被调查者的网络结构表明，在发现创业机会阶段，农村男性创业者主要利用那些情感投入程度较低的关系，即“弱联结”，如表5所示。而农村女性创业者在这一阶段的倾向则比较复杂，在她们的网络结构中，几乎涵盖了所有类型的联结，但是她们最重视的关系是联结5、联结4和联结1。因此，农村女性创业者在发现创业机会过程中所重视的联结，既包括情感投入程度高、也包括情感投入程度低的联结。

调查发现，在创业决策阶段，农村创业者的网络结构相对较小，因为许多联结都是“强联系”，即联结1和联结2。同时，在这一阶段存在的性别差异也很小。但是，农村女性创业者的网络结构中联结的数量，以及朋友的数量要多于男性。因此，如表5所示，这一阶段的农村男性和女性创业者都注重运用情感投入程度高的联结。

在创业者获取资源过程中动用的联结，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被调查者都表现出对情感投入程度较低的联结的偏好（见表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探讨了在创业初始阶段，农村男性、女性创业者对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利用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男性或女性创业者在创业初期不同阶段利用的社会资本不同。

调查表明，在创业初期的不同阶段，农村男性和女性创业者所利用的社会资本的类型不同。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别是在于对结构性社会资本的利用上，即他们所利用的网络联结的类型不同。调查结果表明，女性创业者倾向于在创业过程中动员更多的关系；并且，与男性相比，她们更倾向于利用那些情感投入程度高的网络联结和更多的二级关系，这也许是由于性格谨慎或者是不自信导致的。因此，可以说农村女性创业者在创业时，会向很多关系寻求帮助，帮助她们证明其创业想法是否可行，并获得情感支持和援助。

另外，调查发现，女性和男性创业者在创业初期不同阶段所利用的网络联结的数量也不同。如图5和图6所示，总体上说，农村女性在创业初期的发现创业机会和创业决策阶段，利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本；而在获取创业资源阶段，社会资本运用得比较少，而农村男性创业者在发现创业机会和创业资源获取阶段，利用的社会资本比较少。

访谈结果表明，农村女性创业者的风险承担意识的得分比较低，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女性创业者在企业创办过程中会利用较多的网络联结，因为她们想借此确保自己的决策是明智、正确的。这一调查结果表明，在男性和女性创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心理差异，这些差异也将影响他们在不同环境下的行为方式和如何利用他们拥有的社会资本。

总之，社会资本对于提升农村女性创业意愿、发现创业机会都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提升个人社会资本存量是推动农村女性成功创业的重要一环。当前，农村女性因为受家庭责任和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制约，个人社会资本水平较低，影响了她们的创业热情和创业成功率。

农村女性创业对于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乃至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如何提升农村女性社会资本，从而推动其成功创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中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一方面，可以通过改善教育、培训体制，尤其是针对农村女性特点的培训时间和培训课程的安排来提升其人力资本，进而提高其社会资本的构建能力；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在制定相关的政策过程中，应增强社会性别敏感，将社会性别预算贯穿于政策制定过程中，还应在政策的实施环节，注重政策的执行和监督，在就业、创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真正实现性别平等，推动农村女性创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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