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文学作品论文范文

关键词： 文学作品 风格翻译 《傲慢与偏见》 中译本 比较

1.导言

风格翻译是翻译者，尤其是文学翻译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尽管对于风格能否翻译还存在很多争论，但是，现在人们更多地关注风格能够如何翻译，以及能够或者应该这样翻译的原因何在。

笔者旨在通过对《傲慢与偏见》两个中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更好地理解风格翻译。笔者选取了两个译本的前三章作为样本，比较两位译者在翻译原作风格方面的努力，同时，借助风格翻译相关理论，判断哪位译者更为成功地翻译了原作风格。

其中一个中译本的译者是孙致礼，该译本是他1999年对其原译本的修订本，另一个译本的译者是雷立美，译本出版于2003年。

2.风格翻译理论

阅读文学评论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读到类似“该小说的特征是兼具幽默和感伤”（张伯香、马建军，1998：270），“他的作品以语言优美著称”（张伯香、马建军，1998：299），这些都是对某作家或者某部作品风格的评论。利奇和肖特在《小说文体论》中提出，总体意义包括概念意义和风格价值，也就是说，风格价值应该也必须被视作意义的一部分（刘宓庆，1999：46）。因此，在实质是“双语间意义的对应转换”的翻译活动中，译者必须努力再现原作风格（刘宓庆，1999：41）。

为了体现翻译风格，或者说再现原作的风格价值，译者必须首先充分理解原作的风格。然而，风格不同于概念或者情节，风格通常隐藏于字里行间，无法直接感知。所幸，随着文学研究和语言学的发展，现在有一系列的风格分析方法，其中，刘宓庆在《当代翻译理论》提出的风格的符号体系便是相当全面而且操作性强的方法。

根据刘宓庆的体系，我们可以通过风格标记来认识作品风格。风格标记分为形式标记和非形式标记两类，形式标记包括音系标记、语域标记、句法标记、词语标记、章法标记和修辞标记，而非形式标记则包括表现法、作品包括思想和感情两个方面的内在素质、作者的精神气质和作品接受者因素。（刘宓庆，1999：218-236）

认识作品的风格价值是翻译的准备工作，如何用目的语再现其价值则更具挑战性。刘宓庆在《当代翻译理论》中提出了三种再现风格的方法，包括对应式换码、重构式换码及淡化式换码（刘宓庆，1999：238-242）。译者根据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再现原作风格。

3.《傲慢与偏见》两个中译本第一至第三章的比较

《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汀的主要作品之一。该小说以爱情故事为主要情节，生动地展现了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早期英国乡村的生活、人们的观念和想法，同时，也表达了奥斯汀对婚姻的看法。尽管许多读者对这部小说的情节和奥斯汀对婚姻的看法更感兴趣，但是，奥斯汀独特的写作风格也是成就小说的重要因素。奥斯汀用清晰简洁的表达和适如其分的对话，生动地展现了故事，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两个中译本的译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方法，再现了原作风格。下面笔者将从叙述的翻译，对话的翻译，以及翻译腔三个方面，对两个译本进行比较。

（1）叙述的翻译

正如前文所述，清晰和简洁是奥斯汀作品的重要语言特征，而《傲慢与偏见》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因此，译者应该用同样清晰简洁的语言进行翻译，再现原作风格。

原文：However little known the feelings or views of such a man may be on his first entering a neighbourhood，this truth is so well fixed in the minds of the surrounding families， that he is considered as the rightful property of some one or other of their daughters. (第一章) (Austen， 2004：1)

孙译本：这条真理还真够深入人心的，每逢这样的单身汉新搬到一个地方，四邻八舍的人家尽管对他的心思想法一无所知，却把他视为自己某一个女儿的合法财产。

雷译本：这条真理在四邻八舍各家各户人们的头脑中是如此根深蒂固，这样一个单身汉新搬入一个地方时，不管人们对他的思想感情、观点见解知道得多么少，他们也会把他当做自己某个女儿的合法财产。

雷的译文有85个汉字，明显长于孙的67个汉字。译文长度存在区别是译员的择词造成的。

孙译本

还真够深入人心的

四邻八舍的人家

(对他的)心思想法一无所知

雷译本

在……人们的头脑中是如此根深蒂固

四邻八舍各家各户

(对他的)思想感情、观点见解知道得多么少

雷译本明显比孙译本累赘，而原作是清晰简短的故事开场，很快地将读者带到故事里。根据刘宓庆风格翻译理论，在三种风格符号换码模式中，对应式换码是最切实可行的。对应式换码在翻译《傲慢与偏见》叙述部分的意味是，用同样清晰简洁的语言进行翻译。从以上译文对比可见，孙译本比雷译本清晰简洁得多。因此，孙译本更好地展现了原作风格。

另一重要风格特征是语域。根据刘宓庆的风格符号体系，作者用词的语域是其作品风格意义的重要体现，译者在译文的用词上，应该用相同或相近的语域，以再现原作风格。《傲慢与偏见》描绘了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早期英国乡村的生活，奥斯汀所用的语言是带标记的，足以让现代读者联想到那个年代和那种生活。相应的，译者应该采用相同或相近的语域来再现那种生活。在这方面，孙译本同样胜过雷译本。

原文：...her mind was less difficult to develop....When she was disconcerted， she fancied herself nervous. The business of her life was to get her daughters married; its solace was visiting and news. (第一章) (Austen， 2004：3)

孙译本：……这位太太的脑子就不那么难以捉摸了。……一碰到不称心的时候，就自以为神经架不住。她的人生大事，是把女儿们嫁出去；她人生的快慰，是访亲拜友和打听消息。

雷译本：……她的思想浅薄，比较容易暴露。……她一不满意，就自以为患上了神经紧张症。她的人生使命就是嫁女儿；她的生活慰藉就是探亲访友和打听新闻。

雷译本中的“容易暴露”、“神经紧张症”、“人生使命”、“新闻”都是相当正式的用语，甚至带点学术味，属于中国现代城市人的词汇，因此，这样的译本，很容易让读者感觉读到的并非十九世纪英国乡村的生活。相反，孙译本中的“不那么难以捉摸”、“神经架不住”、“人生大事”、“消息”，都是简单通俗的口语，所以，更符合原作风格。

（2）对话的翻译

奥斯汀是对话设计大师。《傲慢与偏见》里的人物说话的方式各异，但是都极具人物特色，很好地展现了这些人物的兴趣、思维方式、个性等个人特征。因此，适如其分的对话被视作该小说的重要表现手段之一。根据刘宓庆的风格符号体系，词语和修辞标记是风格意义的重要体现，而词语和修辞又是《傲慢与偏见》中对语的重要因素，是对话的表现力的来源之一，因此，译者如何对词语和修辞进行处理，是评价其风格翻译是否到位的重要标准。

下面分析两个译本对班尼特太太语言的翻译，看看哪个译本更好地再现了班纳特太太的人物特征。

班纳特太太是“智力贫乏、不学无术、喜怒无常的女人”（笔者译，Austen，2004：3）。在《英国文学教程》中，编者指出班纳特太太“非常虚荣、无知而且在富人面前则一脸卑微”，而且“势利、不懂礼仪、粗俗”（张伯香、马建军，1998：237）。小说中，班纳特太太的语言缺乏连贯性、结构简单松散、词汇匮乏，而且讲话不懂修辞，很好地体现了她的性格特征（彭开明，1995：30-34）。因此，译者必须通过语言，尽力在译文中再现这个人物的个性。

文本分析表明，孙译本比雷译本更好地再现了班纳特太太的语言风格，因为，雷译本中，班纳特太太说话所用的句子相对复杂，而且使用了相当数量的汉语成语，与原作风格相距甚远。以下是例子。

例1：“Oh，single，my dear，to be sure! ... What a fine thing for our girls!”(第一章) (Austen，2004：1)

孙译本：“哦！单身，亲爱的，千真万确！……真是女儿们的好福气！”

雷译本：“哦！是个单身汉，亲爱的，千真万确！……这对我们的女儿们来说，是桩多么美好的亲事呀！”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话，雷用了相当复杂的句子结构，而且“美好”是相对正式的词语，而孙的译文更为直接、简单、通俗，更符合班纳特太太智力贫乏、无知、粗俗的特征。

例2：“My dear， you flatter me. I certainly have had my share of beauty， ... she ought to give over thinking of her own beauty.”(第一章) (Austen，2004：1)

孙译本：“亲爱的，你太抬举我啦。我以前确实有过美貌的时候，……就不该对自己的美貌再转什么念头了。”

雷译本：“亲爱的，你太过奖了。从前我的确也是有过花容月貌的，……就应该不要再考虑自己的美貌了。”

雷译本中的“花容月貌”是成语，而“应该不要再考虑自己的美貌了”则是比较正式的句子，不像出自班纳特太太之口。而孙译本则更能表现班纳特太太将讽刺视作赞美、试图显得谦虚的愚蠢。

例3:“Don’t be coughing so， ... Have a little compassion on my nerves. You tear them to pieces.”(第二章) (Austen，2004：4)

孙译本：“别老是咳个不停，……稍微体谅一下我的神经吧。你咳得我的神经快胀裂啦。”

雷译本：“看在老天爷的分上，……稍许体恤体恤我这可怜的神经紧张的毛病吧。你简直快要把我的神经撕碎了。”

雷译本的“稍许”和“体恤”都是比较正式的词语，不如孙译本的“稍微”和“体谅”合适。雷译本最后一句的“简直”也显得过于书面化。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笔者不再一一赘述。总而言之，孙译本在再现班纳特太太说话风格方面比雷译本成功，更好地再现了人物的特征。

3.翻译体

刘宓庆认为，翻译体的显著特点是“不顾双语的差异，将翻译看做语言表层的机械对应式转换”（刘宓庆，1999：245）。雷译本经常出现翻译体，如以下几个例子。

例1:“一个家财万贯的单身汉，必定需要一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雷立美，1）

“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孙致礼，1)

例2:“这样说来，一个女人并不是常有许多美貌好考虑喽”。(雷立美，2)

“这么说来，女人家对自己的美貌也转不了多久的念头啦。”(孙致礼，4)

例3:无论他在德比郡有多大的家产，都无法使他免于看上去有种令人望而生畏和讨厌的神情，也无法使他免于与他的朋友比较起来显得微不足道。(雷立美，6)

这样一来，纵使他在德比郡的财产再多，也无济于事，他那副面孔总是那样讨人嫌，那样惹人厌，他压根儿比不上他的朋友。(孙致礼，10)

以上雷译本中的划线部分都是机械的对应式转换，造成了无意义甚至是破坏性的重复和累赘，给读者理解带来了

困难。而孙译本则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翻译体，是可读性更强的译本。

4.结语

本文集中分析了《傲慢与偏见》两个中译本对风格翻译的处理。借助风格翻译的相关理论，通过文本分析，笔者发现，孙译本比雷译本更好地再现了奥斯汀清晰和简洁的语言风格，更好地保留了小说人物对话的艺术精华，也更好地避免了翻译体，因此，孙译本比雷译本更好地再现了原作的风格。

通过对比研究，希望可以给文学翻译工作者带来一点启示，那就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远远超出了普通的意义翻译，由于风格是文学作品总体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文学翻译工作者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充分认识和理解原作品的风格价值，继而在译作中，通过合适的策略和方法，再现原作的风格。

然而，本文只选取了一部文学作品的三个章节进行对比，因此，收获十分有限。笔者将扩大文本的范围，对更多的文学翻译语料进行分析，从而取得对风格翻译更进一步的理解。

参考文献：

［1］Austen，Jane.Pride and Prejudice. 2nd ed.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Ltd，2004.

［2］简・奥斯汀著.雷立美译.傲慢与偏见（第二版）.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3］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4］彭开明.语言与人物刻划――班纳特太太语言特点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2):30-34.

第2篇：文学作品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人民性；社会转型期；何建明

一文学人民性是一个历史的动态概念。在社会转型时期，文学人民性受到新的挑战

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家普希金于19世纪初在《论文学中的人民性》中首先提出文学人民性的概念。别林斯基则对文学人民性概念进行过清晰的阐释，他认为：“‘人民’总是意味着民众，一个国家最低的、最基本的阶层，‘民族’意味着全体人民，从最低直到最高，构成这个国家总体的一切阶层。而且别林斯基的人民性概念并不排斥上等、中等阶层，而是以能否忠于现实生活为评价文学人民性的准则：“我们所以离题说了以上一段话，就为驳斥这样一种毫无理由的见解，仿佛在文学方面，纯粹的俄国人民性只能从以粗糙的下层社会生活为其内容的作品中找到似的……错了，一千个错了!……诗人在描写下等、中等和上等社会时必须同样地忠于生活。”到1840年，他开始注意文学所表现的人民的意识，他提出：“文学是人民的意识……人民的文学源泉可能不是某种外在刺激或外在的推动力，而只是人民的世界观。每个人民的世界观都是它的精神的种子和要素(本质)，亦即它对世界所抱的本能的、内在的看法，有如真理的直觉，生而即有，这种看法构成了人民的力量、生命和意义，——它是那含有一种或数种基本色的三棱镜，人民通过它而认出一切事物之存在的秘密。”就是说，人民性的关键是表达出人民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具有人民性的文学作品就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关注民生疾苦，要书写人民的悲哀与苦难，要从人民中汲取精神营养，表现人民的斗争与追求。只有这样才是具有人民性的文学创作的本质要求。

文学人民性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它的表现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不同时代文学的人民性有不同的表现和要求。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的涌起，在新时期文学出现繁荣局面后，文学人民性受到新的挑战。

在新的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的不同群体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在新的富裕阶层大量出现的同时，社会中也出现了许多贫困、弱势群体。在精神文化层面，人文精神普遍失落，个体关怀前置于社会关怀，物质追求更重于精神追求，一些知识分子在金钱的诱惑下丧失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文学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没有对“人民”内部的巨大波动做出及时贴近的书写。主流作家群中只有少数作家仍在坚持人民性的创作原则，深入生活，为人民进行写作。文学创作远离农民、工人和广大的基层民众，逐渐走向商品化、世俗化。面对转型期这些纷繁复杂的社会和文学现象，一些作家迷失了自己的精神方向和写作方向，文学的人民性应如何发展，如何对当前文学创作的不良倾向起到规范和指引作用并体现出自身的时代特征就显得极其重要。

二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在其报告文学创作中体现出了鲜明的人民性，并对转型期文学的人民性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

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继承了前人文学作品人民性的优．良传统，在其报告文学创作中体现出了鲜明的人民性，并对转型期文学的人民性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劳模作家”的桂冠就是我们国家和人民对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体现出来的人民性的一个很好的认同。他的报告文学创作能够全面的反映中国社会，一方面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同时也得到主流社会的高度重视，这主要在于何建明能在忠于现实的基础上，注意把握各个阶层情感和利益的连接点，把握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趋向和规律。正体现了别林斯基上述对人民性概念的解释，并不排斥上等、中等阶层，而是以能否忠于现实生活为评价文学人民性的准则。

何建明一系列报告文学作品，如“中国教育三部曲”(包括《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恐惧无爱》)、《共和国告急》、《国家行动》、《永远的红树林》、《京保卫战》等等都是对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百姓所关注的事情以及时代精神的反映。与人民性在当前大多数作家的创作中缺失的情况及新时期前当代文学中狭隘的人民范畴相比较，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是对新的转型期社会广义的人民的报道和书写，是体现当前文学人民性时代特征的典型代表。何建明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作为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必须站在比一般人更高的层面上去审视社会，认识社会。面对当前复杂的社会现象，报告文学作家要有清醒的头脑和具备全面的素质。当前社会有三种状态，即一是主流状态，是关系国家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大的走向的问题。二是多样化状态，三是边缘化状态，即农民，贫困大学生，罪犯子女，乞丐等的生活状态，如果这些人的问题处理不好也会成为影响主流生活的重要因素。作家的目光应重点关注主流社会的主流生活，并要注意这三方面之间的相互融合和转化，对整个社会一定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因此，何建明的作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各个阶层不同人民的形象进行了关注，如贫困大学生、罪犯子女、孤儿等弱势群体，党的执政者，先进英雄人物，知识分子等等，突破了新时期前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工农兵”的人民形象及“高大全”的先进英雄人物形象。而且，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贴近现实、深入基层、关注社会和时展的重大问题并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那些消解、亵渎崇高，远离人民性的道德理想，以至文学人民性精神丧失的个人化、私人化创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些忘却了广大人民群众，沉湎于个人情感中，习惯描写变形扭曲的东西，忽视社会意义和价值取向的创作是很难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之外获得永恒的。

在转型期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以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为典型代表的文学人民性表现出新的时代特征。转型期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代以来的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当代又盘根错节地重新纠结在一起，中华民族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民族复兴事业，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时代背景和丰富的写作素材，也赋予了文学的人民性以新的时代特征。人民的含义及内在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始终是一个历史的，有阶级性内涵的概念。《辞海》曾做出过这样的解释：人民“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如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在解放战争时期，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反动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人民的主体及文学的人民性表现的内容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时至今日，文学的人民性就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改革开放后，人民的外延不断扩大，除了广大的劳动群众是人民的主体部分外，人民应该还包括其他有利于时展，推动时代前进的个体和阶层，这就包括各条战线上的推动时代和历史前进的人物如个体户，私营企业老板，外企中的自领等等。正如别林斯基给我们的启示：文学人民性不是仅仅写底层，那恰好写不出人民性，而是要有民族历史的、社会各阶层的、扎根于大地的社会历史的广阔度，不是为某一个阶层代言，而是从整个民族、站在大多数人民利益之上，书写人民的悲哀、痛苦与欢悦。因此，当代具有人民性的文学作品就应该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广大人民进行历史性的书写。人民性，应该是为人民鼓与呼的责任感和对人民苦难所持的人道情怀，并对人民的力量持认同和肯定的态度。人民文学是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关注人民群体的生存状态、行为或心理状况，代表主流时代的主流文化，代表时代先进的文化方向。只有书写当下存在的与民族历史血肉相连的，表现大多数人利益的，深深扎根于大地的文学，才能体现出具有社会转型期特点的人民性。

第3篇：文学作品论文范文

这里且以小学五年级教材为例：

附图{图}

然而，尽管探究这两门学科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的逻辑联系似乎并不太难，但要同学生的思想实际紧密联 系起来，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却并非易事。经过反复分析研究，我发觉影响学生写作水 平和道德认知提高的主要症结，就是失真失实。具体地说，小学生写作文，主要写记叙文，理应以自己身边的 人和事为写作素材。但不少学生总觉得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太平凡，“没啥可写的”“写出来没劲”，于是就套 用《作文大全》之类教辅读物中的内容，或将别人的文章改头换面，或凭空编造假故事。这显然无助于写作水 平提高。在思想品德教学中，不少学生又只偏重内容的感知和基本概念的背诵，缺乏联系实际、举一反三的能 力，存在知行脱节的现象。如有些学生能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但让他们运用书本里学到的道德观念，分析现 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就不知所云了。这无疑是提高道德认知的一大障碍。

于是，我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思路，即思想品德课教学与作文教学的有机结合，应以倡导崇实求真为突 破口，以利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取得事半功倍的实效。这是因为，倡导崇实求真的风尚既是思想品德教育的 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提高学生观察生活、反映生活，提高写作能力的有效途径。况且，这一突破口的选择，与 学生的实际状况是完全吻合的。

为了倡导崇实求真的风气，在作文教学和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我在教案设计、课程安排、教学方法上都作 了些改进。

1.面向实际，开阔视野，新人新事写不尽。

小学生写作文，之所以觉得“没啥可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见闻有限。这跟学生的社会经历、生活环境 的因素相关，是不能苟求的。而从教师角度反省，恐怕与偏重讲授书本知识而忽略引导学生面向实际、开阔视 野大有关系。因此，在作文教学中，我改变了过去着重讲授写作技巧的教案设计，反复讲述现实生活是写作之 源的道理。在思想品德教学中，我改变了以讲为主的方法，想方设法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考察，议论社会现象， 逐渐养成面向实际的风尚。

例如，在执教思想品德课《珍惜学习的权利》时，我就向学生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每人都去找一找自己身 边最爱学习的人，搜集一、两个真实、生动、具体的事例，然后在课堂中向全班同学介绍。这对学生来说，既 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于是，在课余时间，他们就比较留意观察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了。经过认真观察， 收集了不少素材。在课堂上，有的学生介绍自己的爷爷，退休后进老年大学学绘画，一回家就戴上老花眼镜不 停地练习，如今画出来的小熊猫栩栩如生；有的同学介绍自己的妈妈受影响而耽误学业，近几年白天上班 ，晚上去成人进修学校充电，深更半夜还在灯下做作业，如今终于拿到了大学文凭；有的学生介绍自己的表姐 ，虽然拿到大学文凭，如今仍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电脑……在听完学生介绍后，我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收获，并 提示他们这些真实、生动、具体的事例，就是写作文的好素材。不言而喻，他们交来的作文《他（她）真是我 学习的榜样》，内容都来自于自己的生活积累，而不是教辅读物中某些故事的复制品了。

2.设身处地，悉心体察，笔端倾泻真情感。

小学生写记叙文，往往平铺直叙，缺乏感彩，这也可以说是“常见病”之一。究其原因，主要不是写 作技巧问题，而是道德情感不够强烈，亦即对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与假丑恶的认识不够深刻所致。

按理，师生朝夕相处，相互间较熟悉，学生尊敬老师、热爱老师之情是真诚而由衷的。然而，每每让学生 撰写《我的老师》之类的作文，尽管不乏“深夜备课”“带病上课”之类情节，以及“品格高尚”“满腔热情 ”之类赞叹语，可惜读来总觉得空洞、抽象，难以引起心灵的共鸣。此中奥妙，并非学生对老师缺乏感情，而 在于对教师的工作、生活、思想、情感观察不细、理解不透。这就是说，引导学生在观察生活中发掘写作素材 ，还应当引导他们做有心人，善于设身处地感悟，敏于细致入微观察，以加深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理解。

为此，在执教《爱满天下》一课前，我整理了不少同事的动人事例。在课堂上，我简要讲解了教师工作的 意义，接着就用具体的实例，讲解为什么人们把教师比作伯乐、园丁、严父、慈母、红烛。我所例举的事实， 全都发生在学生所熟悉的老师身上，他们听来倍感亲切，更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使学生颇受震动。在结束课 堂教学时，我要求每个学生仔细观察一位老师的一天工作，包括生活细节，神态变化，情绪起伏，然后各自准 备在课堂上介绍一位教过自己的老师，进行集体评议。经过较为充分的准备，学生们充满感情地介绍了一位又 一位老师的感人事迹，有的同学讲着讲 着，眼中闪出了泪花，还有的同学难以用语言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忍 不住用拳头敲打自己的脑瓜，急得直嚷“真该死”！这样，经过仔细观察和相互交流、相互感染，学生们对老 师工作、学习、生活和品格、情操、思想境界有了更多更深的理解。课后，他们写作《我的老师》一文，字里 行间全都流淌着浓浓的真情实感。

3.就事论理，深思熟虑，评议世态有主见。

小学生写作文，不善于夹叙夹议，提炼文章的主题，这也是一种“多发病”。在批改作文时，经常可以发 现这样的情况：内容不错，文字通顺，结构也较合理，可惜点题总是几句套话：“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这件事使我深受启发”。这与小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相关，虽不宜过高要求，拔苗助长，但也决不是说，教师可 以听其自然，放弃积极的引导。我觉得，在思想品德课教育中，如果能够采取生动活泼的形式，组织学生开展 一事一议，那对提高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写作水平，是不无益处的。

如执教思想品德课《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一文，我的教案设计不是先讲“相轻互损，相亲互益”的道理 ，而是先让学生议论同学之间存在的矛盾，究竟产生了什么结果。在此基础上，再推选几位学生按课文内容排 演两个小品，一个小品的立意是相轻互损，一个小品的立意是相亲互益。为此，学生们颇感兴趣，不仅认真阅 读课文，仔细分析角色的思想行为，还对“相轻”“相亲”的必然结果进行了广泛的议论。显然，采取此类生 动活泼的教学形式，旨在引导学生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进行多方面的思考，从而养成就事论理，勤于思考 的习惯。在此基础上，进行写作辅导时，如再提醒学生注意把思想品德课学得的道理运用到文章中去，力求使 文章主题鲜明、议论风生，效果就比较理想了。事实上，我在讲授《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一文后，布置学生 写《我和××》，多数学生在自己作文中运用了思想品德课中获得的理论知识。尽管运用得还较机械、不够自 然贴切，但也应当肯定这种注意就事论理、独立思考的现象是个良好的开端。因为，学生们在作文的结尾不再 反复出现“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之类的空而无当的套话，而代之以各具见解的议论，这表明学生的逻辑思 维能力有所增强，写作水平有了可喜的进步。

4.学以致用，知行协调。

第4篇：文学作品论文范文

关键词：著作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困境

中图分类号：D9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75-03

一、保护价值

（一）保护文化多样性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发展的失衡局面愈发严峻，而作为上层建筑，各国文化发展与传播也开始呈现不平衡的趋势：发达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上独占鳌头，其文化也开始向发展中国家逐渐渗透……外来文化的内侵在不断同化着本土文化，使文化的多样性面临危险，因此必须要重视各国本土文化的发展，使其能与外来者齐头并进[1]。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一定的长处和缺陷，有先进的成分，也有腐朽的方面，而文化的多样性恰好使得各文化之间可以取长补短，互相完善。假使不同文化之间趋于一同，那么人们就会在文化缺陷前感到迷失，无法补正，最终趋于消灭。因此我们必须要重视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各类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蕴含着多样化的表达方式、文化内涵、独特的审美价值等等，正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对其的保护实质就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二）利益平衡

1.经济利益的平衡

随着经济蓬勃发展，许多民间文学艺术都拨开了古老神秘的面纱，从传统利用过渡到市场交易和商业利用之中。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份报告表明，土著人手工市场每年的交易额约为2亿澳元左右[2]。美国Disney公司于1998年出品的《花木兰》，全球票房累计超过五亿美元。这部依托中国民俗故事制作的电影，在经济上获得了不菲的收益。同时问题也显现出来：作为“花木兰”素材的来源群体，无论是中国，还是“花木兰”故事的发源地群体，都没有获取报酬。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利益是巨大的损害。

2.精神利益的平衡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一方面给文化传播提供了方便快捷的途径，可以在更宽广的平台上展示我们的优秀文化成果，但同时，大范围、低门槛、快速度的文化传播也使得许多民间文学艺术产品被非法使用，甚至对作品加以歪曲和滥用。创作群体除了要遭受到前文所述不菲的经济损失，同时也要承受精神上的打击。使用者们在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时，不仅无偿取材，且大多都不会注明出处，这对群体创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们要知道，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有价值，正是依托于创作群体或种族的生命力，丰富多彩的群体生活为创作提供灵感和素材，生活在群体之中的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喜爱和自豪则是推动创作的直接动力。假使这种生命力遭到损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的源头也就会日渐干涸，最终导致其没落和消逝。

二、我国历史上的探索与尝试

新中国历史上，该类作品在法律层面上的首次“登场”是《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1984年，由文化部颁布。《条例》第10条：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整理者享有整理本的版权，主要素材提供者享有支付报酬权。据此规定我们不难看出，该条例保护的仅是作品整理人和素材贡献者的权利，但对于真正创造、发展、继承、保存该类作品的群体、种族或民族却只字未提。

地方为该类特殊作品的保护也做了诸多努力，例如：《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民族文化大省云南为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而出台的地方性法规；《淮南市保护和发展花鼓灯艺术条例》――旨在促进当地花鼓灯艺术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为了加强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等。但这些地方性法规更多的还是通过行政手段来管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以达到保护的目的，与此相比，私法领域的法律保护就显得较为空白。

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通过，其中第六条将著作权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体保护办法的制定工作交予国务院。依据该规定，国务院授权国家版权局和文化部共同制定《中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因种种理由，这一条例并未进入立法程序。2001年修订版《著作权法》出台，原第六条未作更改。但至今，仍没有相关的具体办法出台，《著作权法》第六条仍然是形同虚设。

三、传统著作权理论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领域应用困境分析

2014年国家版权局通知，向公众访求有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意见。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尽管当前并没有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明确立法保护，但从司法实践以及我国的政策倾向来看，将该类作品纳入著作权保护的范围已是不争之事实。但是，如果仅仅只是机械地将传统著作权保护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展至这类特殊作品领域，法律保护将会进入困境。而这些争议，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正是该类作品的法律保护迟迟不见踪影的原因。

（一）客体范围

“民间文学艺术”并非我国原生词汇，而是从英文单词翻译而来。Folklore的创造者是英国学者W.J.汤姆森：民间（folk）是指具有某一相同特征的种族、民族或者群体；传说（lore）是指与戒律、习惯风俗和教条道义有关的事实或信仰本身[3]。但是，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语种、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理论间的差异，当前国际上对于如何界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存在着较大争议的，各类国际条约和法律文件也都是各执一词：

在《突尼斯样板版权法》中，产生于一国领土范围内，并可以证明作者是该国的的族群或者国民群体，世代传承并且组成该国文化体系的科学作品与文学艺术即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4]。

在《保护民间文学表达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它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法条》中，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厘定为以传统文化元素为组成基础，由某地区、某国家的某个人或一个群体创作并加以传承和保存，可以折射创作群的整体艺术取向的文学艺术成果。

非洲《班吉协定》则将民间艺术作品划定为由非洲的住民群体创作的，成为非洲文化遗产的基础部分，并且世代传承的艺术、文学、宗教、科学等方面的一切传统表现形式[5]。

以上论述，尽管可以为我们理解提供参考，但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内在含义和外在延伸仍然难以厘清。对此，笔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类型复杂多样，与其划定明确客体范围，不如仅在法条中述清法律层面上该类作品的一般涵义和特点即可[6]。笔者总结后认为，这类作品特征大致如下：创作者的群体性；地域性；创作过程的延续和继承；作品的不可转移性等等。

（二）权利主体

知识产权的原始取得是以创造者的身份资格为基础的[7]，这是确定著作权归属之一般规则。而既然著作权制度要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归入其羽翼之下，那么该类作品的权利归属问题自然也就要遵循这一规则，从而我们推导可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者就应是该类作品著作权人。但是，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作品的作者往往是确定的，此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殊性就与该规定产生了矛盾。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同于一般文学艺术作品，他的创作过程和创作主体往往具有群体性，即是在群体的共同生产生活中共同创造的，并世世代代的在群体中继承、流传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体现的是创作群体的集体愿景和价值取向，以人们共同生活的内容为基础，以群体的共同社会实践为温床，是群体智慧的结晶。所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者呈现出群体特点，没有人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

但如果不能确定权利归属，那么与著作权有关的各类权利行使将无从下手，遑论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对此笔者认为，要保护该类作品的作者权益，必须要跨过“第一道门槛”：群体可不可以成为知识产权主体[8]？只有认证了创作群体的主体地位，著作权才能对这类特殊作品进行真正合理有效的保护。当然，群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民事行为能力上的某些瑕疵，决定了其在行使权利时的诸多不便。对此，笔者认为较具有可行性的措施是建立起创作群体的代表机构，从而代表群体行使权利，具体的制度细则与本文主旨无关，在此处不做论述。

（三）独创性

从《著作权法》内容来看，其一般客体，也就是作品的构成包括独创性和可复制性两个实质要件[9]。其中独创性是指作者在作品创作过程中不依附、不隶属，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完成；作品有一定程度创造空间，当然，著作权意义上对于“新颖性”的理解不同于专利法，对创作高度的门槛放的比较低。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是集体、渐进的，在创作中溶入了大众智慧，因此违背了“独立”创作的要求。

对此，笔者并不赞同。笔者认为，虽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并非来源于特定“人”的独立创作，但确是来源于特定“群体”的独立创作。群体之所以能被称之为群体，是因为这一群人在固定的区域共同生产生活，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经历，使得这一群人有了大体上趋于一致的生活愿景、审美观念、价值取向，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就在这样的“群体”生活中逐渐演化产生，带着一抹独特的群体色彩。例如，苗族的蜡染，其独特的纹路、颜色等审美价值与苗族人民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这种集体的智力成果明显不是对现有的民间优秀文学艺术的复制、抄袭、模仿甚至剽窃，其独创性是无需置疑的。在这里，我们不能继续将著作权法上的独创性狭隘地理解个人创造，而是指独特群体特征[10]。

（四）权利保护期限

根据《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限是作者终身加上其逝世后的五十年时间。超过该期限后，著作权不在受到法律保护，作品进入公共领域，任何人都可以不征得原著作权人的同意，无偿取用。

假使我们在讨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时仍参照该规定，将会产生两个矛盾：第一，该类作品创作呈现群体特点，因而难以确认创作的起始时间，更无法确认创作者死亡时间，因此无法直接计算出作品的保护期限。第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同于一般作品，其创造往往没有具体的起止时间，往往是在不停止的延续和继承中逐渐趋于成熟的，某些作品的创造甚至需要经历千百年的浮沉。这就决定了任意带有时间限制的保护办法都不利于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

对此，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可以参照《突尼斯著作权样板法》，对该类作品保护不做时间上的限制。

三、结论

民间文学艺术是一个国家在文化软实力上的重要砝码，随着文化产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迅速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不再仅仅代表着精神利益，其背后巨大的经济潜能也不可小觑。中华民族，千百年间盘踞东方，所造就的优秀民间文学艺术是为世界所瞩目的。但是目前，我国法律，尤其是私法领域对于该类作品的保护几近空白，这也间接导致了近年来，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侵权案件时有发生。因此，建立起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制度已经是急如星火。但是，要将传统著作权理论应用于该类特殊作品保护还存在着诸多困境和障碍。因此，本文对这些障碍进行了分析，并且笔者认为这些障碍是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来克服的，笔者也期待看到灿烂的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法律的坚实保护，为中华文化的繁荣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梁芳.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法保护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0.

〔2〕卡迈尔・普里文.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的保存与维护（高凌翰译）[J].版权公报（中文版），1998（4）：7.

〔3〕严永和.传统知识的国际保护[A].吴汉东.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研究[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582.

〔4〕吴瑶琼.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分析[D].厦门：厦门大学，2009.

〔5〕郑成思.版权法（修订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25.

〔6〕胡永勇.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9.

〔7〕〔9〕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学（第六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0，47.

第5篇：文学作品论文范文

关键词：言语行为理论　文学作品　体现

一、引言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是语用学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它由奥斯汀(Austin)首先提出，而后由塞尔(Searle)进行了补充和完善。这一理论是从言语行为的角度来阐释人们的话语的一种重要理论。是一个关于语言使用问题的理论。笔者选取一些具体的文学作品。从文学新视角度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阐释，并详细地剖析了言语行为理论在这些文学作品的对话中是如何体现的。

二、言语行为理论概况

言语行为理论是由奥斯汀首先提出来的。奥斯汀最初关注的焦点是句子的类型。他把句子分为施为句(Per-formatives)和表述句(Constatives)两种类型。他在《如何用词做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一书中指出，一些句子是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的，不是用来表述事物的，之所以说出某个句子是为了实施某种行为。如：“我答应明天去奶奶家”，这里说话人说这句话是要实施“去奶奶家”这一行为。在这个例句中，“答应”被称为施为性动词。这个例句就是奥斯汀所谓的施为句。然而施为句与表述句的区别存在不足之处，因而在《如何用词做事》的后一部分，奥斯汀讨论了在什么意义上说话就是做事这一问题。根据奥斯汀的观点，说话在三种程度上被看成做事。第一种是普通意义，即说话时要移动发音器官，发出按照一定方式组织起来的被赋予了一定意义的声音。例如：某人说：“早上好!”在这里，说话者发出了一个声音一单词或者句子，在这种意义上的行为被称为发话行为(Locu-tionary Act)。然而，奥斯汀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在发话行为中还有一种行为，即在发话的同时，也正在实施另外一种行为，例如：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警告、宣布和命令等。还是上面的那个例子，我们可以说说话人说“早上好!”的同时，也表达了一种问候。也就是说，我们在说话时，不只是发出了一个声音，而且是在表示我们说话的目的以及我们希望怎样被理解，也就是奥斯汀说的行事语力或言外之意(Illoeutionary Force)。

另外，说话还要涉及听话人。那么，话语对听话人所产生的效果就是奥斯汀所谓的说话可以看成做事情的第三种意义。通过告诉听话人对某件事情的观点，或者误导他，或者其他。但不论这些效果是否符合说话人的本意，它们都可以看作是说话人行为的一部分。这种行为就是奥斯汀所说的取效行为(Perloeutionary Act)。在这里，奥斯汀真正关注的是行事行为，因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又叫行事行为理论。之后，塞尔又提出了适切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和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s)。适切条件包括一般条件、内容条件和准备条件。间接言语行为是指语言形式不是直接反映交际目的的，而是间接地实施一种言外行为。比如某人说：“能递给我那本书吗?”这里不是问对方是否有能力递书，而是一种请求；如果说：“桌子上很多灰尘啊!”它的作用在于请求对方将桌子擦干净。

三、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在文学作品中，不论作家创作作品时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其中的一些话语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如果从语用学角度对此加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言语行为理论在其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在哈代(T.Hardy)的作品《苔丝》(Tess of D'Urbervilles)中有一幕苔丝(Tess)与克莱尔(Clare)在雨夜一起送牛奶到伦敦的场景，其中苔丝说了这样一句话：“Strange peo-pie that we have never seen.”(Thomas Hardy，2003)从言语行为理论角度来分析这句话，其语用学解释可能有多种：指那些所有未见过的陌生人；也可指说话人与听话人都知道的那部分人，而因其怪癖所以说成是“陌生人”：还可以指双方心里都明白的但未见过的特定的人群。那么苔丝在这里到底指的是哪些人呢?她又希望克莱尔如何去理解呢?根据语境我们可以推断出。苔丝在这里所说的是那些伦敦上层社会的人们，包括贵妇人、绅士们、商人和他们的孩子。因为，在那个年代只有这些人才能在第二天的早餐桌上享用到最新鲜的牛奶。所以，话语的言外之意到底是什么要受到具体语境(言内语境和言外语境)的制约，语境制约着言外之意，也就是奥斯汀所说的语力。

在海明威(Hemingway)的作品《白象似的群山》(Hills Like White Elephants)中，那位姑娘对那位美国小伙子说：“What would we drink?”(Shao Jindi，2003)在这里。我们可以对姑娘的话进行分析，姑娘的本意到底是什么。以及她又是如何希望对方来理解她的呢?也就是说。她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单独看这个问句，它的理解有多种：它可能仅仅是一种建议：也可能是在征求对方的意见以表示礼貌；如果两人关系很熟，知道对方喜欢喝什么。那么姑娘的这句话无疑于要对方点自己喜欢喝的饮料。那么，美国小伙子是怎样回答的呢?――“It's pretty hot.”(Shao Jindi，2003)小伙子的回答显然是偏离了以上几种假设，无论姑娘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这种回答都偏离了她的本意，然而一个事实是：美国小伙子的这一回答是由姑娘的问话引起的，因而也被看作是姑娘话语行为的一部分，即言后之果或者取效行为。实际上，海明威在这里是运用了特定的写作技巧或者说是特定的文学手段，以实现他所要的一种特定的文学效果。

从艾米丽・勃朗特(Emily Bronte)的《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中也可以找到许多关于语言使用的例子。凯瑟琳(Catherine)要奈力(Ncny)为她保守秘密而许诺时说道：“You'll keep that?”(Emily Bronte，2003)从上下语境来看，在这里凯瑟琳显然不是提出问题，而是一种请求，也就是说是一种间接言语行为。她使用问句的形式表达了一种请求的含义。另外，当希斯克里夫(Heathcliff)失踪后又回到凯瑟琳所住的山庄时，奈力看到希斯克里夫突然出现了，感到十分吃惊，说道：“What!You come back?Is it really you?Is it?”(Emiiy Bronte，2003)在这里奈力一连使用了三个问句，显然不是在用问句提出问题。不是在询问对方，更不是希望得到一个肯定的或者否定的答案，因为希斯克里夫就站在她的面前，这里显然是由于太吃惊才说出这样的问话。这实际上是塞尔提出的间接言语行为，利用疑问句的形式表达了一种惊讶的神情。

第6篇：文学作品论文范文

“建构主义理论倡导情境教学和学生主动建构所需知识，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意义构建达到教学目的，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应该说，影视作品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有着极大的优势：影视作品可以拓展语文教学内容，在讲解名著作品时，组织学生观看影片，有助于学生对作品背景和故事情节的初步了解，影视作品往往具有极强的故事性，在曲折的情节中完成对真善美的赞颂和对假恶丑的批判，这种寓教于乐的形式就像春风化雨一样更容易为学生接受。最为重要的是，影视作品是一种视听综合艺术，为受者提供直观可感的形象，由此传递的情感信息，人物形象，学生能耳闻其声，目睹其形，大脑皮层形成并保持广泛的兴奋点，身不由已的陷入其中。所以，影视作品进入语文课堂后，为课堂教学情境的形成，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合作探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2中职语文课堂中运用影视作品的现状

虽然，越来越多的教师认识到了影视作品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在课堂教学中，大量播放影视作品、误用滥用的现象也不在少数。例如：在播放影视作品时，学生关注度不高，窃窃私语，偷偷玩手机；也有学生观看影视作品时神采奕奕，面对教师提问时却死水微澜；更有教师整节课都在播放影视作品，只在下课时以三言两语做总结。会出现上述状况，笔者认为原因主要在于：首先，从学生角度来看，中职学生一般是升入高中无望，才选择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学习。他们学习基础薄弱，对文化基础课由听不懂到听不进甚至很反感；再加上教师课堂上单一的教学模式，语文课往往得不到学生的认可和喜欢，甚至认为学习语文没有什么用。例如，在笔者所教授的两个班级共76位学生中，有10位学生认为自己语文基础扎实，这只占总人数的12%，而喜欢语文课的学生也只有13%，更有56.2%的学生认为学习语文作用不大。可见，由于初中乃至小学文化课学习的挫折，导致学生缺乏相应的学习动力和学习信心。于是，老师“黔驴技穷”了，把影视作品看成了语文课的救命稻草。这样一来，新问题又出现了：学生知识面狭窄，欣赏水平有限，对于一些名著经典，许多学生一无所知，经典影视作品学生看不懂也不愿意看。其次，作为教师，运用影视作品的方法比较简单。利用影视作品时，没有将影视资源与语文学科进行有效地整合；教师缺少必要地引导，仅满足于放电影，看电影；没有处理好片长和课时的矛盾，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观影上。“这种简单的电影观摩形式，这种停滞于外部干预层次的引入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教与学，很值得商榷。”例如，在学习小说《巴黎圣母院》的片段《一滴眼泪换一滴水》时，就有教师把影片《巴黎圣母院》带进了课堂。但是，令人惋惜的是，他只是简单地把影片放映一下。于是，我们的语文课就变为了影视欣赏课，而我们的语文教师也沦为影片的放映员。

3影视作品有效融入语文课堂教学的原则

3.1影视作品有效融入语文课堂教学，需遵循乐学原则

我们在选择影视作品时，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是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体现乐学的指导思想，选择学生喜爱且适合语文教学的作品。首先，所选影视作品要尽量贴近学生心理。当代中学生是伴随着影视蓬勃发展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深受各种影视作品的影响。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品格和特质与单纯在印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是截然不同的。90后的他们，从小“见多识广”，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极强。同时，作为高中生，他们正处在青少年独特的心理时期。这一时期正是他们从感性，从形象上认识世界和把握人生的生命阶段；正是他们从依赖走向独立，从青涩走向成熟的生命阶段。生理上的成熟和心理上的渴望成熟，使他们躁动不安，急需寻找榜样来支撑自己。而职业学校的学生在理性思维、逻辑思维上有所欠缺。所以，他们会崇拜偶像，追逐明星，喜欢当下的俊男靓女。如果观看影片，他们关注更多的是剧中演员的靓丽，剧情的惊险曲折。这也是学生们更喜爱青春偶像剧，而对改编自名著的影片不屑一顾的原因。其次，所选影视作品要尽量贴近学生生活。“因为接受者在接受作品时，往往存在着寻求艺术文本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与自己的生活阅历、生活体验相一致的心理定势。”所以，当生活中熟悉的场景、熟悉的语言出现在银屏上时，学生分外激动，这样的作品更容易使学生产生心理认同。反之，如果所选作品中表现的情感与思想完全游离于学生的情感经验与认识之外，那么学生很难与作品产生共鸣，甚至进而会放弃对作品的欣赏。例如，在欣赏影视作品《雷雨》时，大部分的学生对影片并不感兴趣，甚至有部分学生表示看不懂，真正能认真欣赏的学生不足10％，究其原因就是影片所呈现的社会环境、主人公的生活境遇与学生的生活认知有着巨大的差异。

3.2影视作品有效融入语文课堂教学，需遵循适度原则

作为教师，应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正确看待语文和影视作品的关系。这两者之间，语文为本，影视作品为辅，两者相辅相成。影视作品不是语文的全部，也不可能成为其全部。它只是我们课堂教学中的一味添加剂。运用得当则可以为语文课增光添彩，否则有可能成为一剂毒药。作为教师，不能单纯因为影视作品形象上的生动而滥用，而且，“语言是迄今为止意识交往的最佳手段，借助语言进行交往，信息量损失最小。只知片面追求影视资源的生动，而忽视了教学的最终目的，忽视了语言的无限表现力，无疑是一种错位”。同时，单方面地观赏，学生被动接受来自电影的信息，师生间缺少必要的交流，这与满堂灌、填鸭式又有何区别呢？“如果我的课堂不能给你们智慧的挑战，情感的共鸣，发现的愉悦；如果我的课堂不能让你们产生对未知世界的惊奇，对于解决困惑的满足；如果你们的生命不能在课堂里发光，你们的魅力不能在课堂上展现，这些都将是我的责任。”这是王开东在《深度语文》里的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索。所以，我们在决定引入影视作品时，要慎之又慎，教师应询问自己：在这堂课上，确实需要引入这段影片吗？没有其它更好的方法吗？这段影片在这个时间段出现合适吗？

3.3影视作品有效融入语文课堂教学，需遵循贴切原则

首先，围绕教学目标，有计划地引进影视作品。作为教师，应该重新审视语文教材，明确教学目标，并对影视作品起到的教学作用有充足的认识。围绕课文教学目标和相应的语文能力有计划、有控节制地引进影视作品。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来决定影视作品在课堂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职语文教材中有许多课文都有着相应的影视教学资源。如：《雷雨》、《祝福》、《长亭送别》、《林黛玉进贾府》等等。教师常常习惯性地把影视作为课前的预习和铺垫，通过传统的观影方式让学生了解相关的故事情节，了解作者及写作背景，以达到激发学生兴趣的教学目的。但是，效果往往不佳。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些影视资源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化整为零，引入课堂，融入到具体的教学环节中。如在讲解《雷雨》时，因课文是节选部分，第一堂课势必需要介绍前情和人物关系，所以在课堂上笔者展示了电影中的两个片段：周冲造访鲁家和周家小客厅里周萍与繁漪私会。通过总时长八九分钟的两个片段，让学生直接面对人物，了解人物间复杂的关系，初步感受人物性格。而第二堂课，重点是分析主人公周朴园，电影中周朴园逼迫繁漪喝药一节课文中虽然没有，但是非常能展现周朴园的性格，我们可以作为课堂的导入，由此入手讨论人物性格。其次，抓住共同点，创设教学情境。作为一种教学资源，影视作品可以选择的教学切入点很多。影视作品融入语文课堂教学的关键，是如何运用影视资源为语文课堂教学服务。我们可以抓住两者之间的共性，创设具体的情境。可以在展示影视作品之前创设一些问题，促使学生带着任务有目的地观看；也可以在展示影视作品后，利用影视作品中的留白处，展开师生间的讨论和对话。仍以课文《雷雨》为例。我们还可以这样设计：在介绍人物时，先呈现影片的片头曲，并设计了以下几个问题：①看了这个片段你有什么感受？②你觉得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会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学生讨论后，在呈现周朴园逼迫繁漪喝药的片段，请学生们初步讨论剧中周朴园这一人物的性格。然后，有针对性地介绍剧情。通过以上问题的设计，可以有效地把电影与文本紧密地联系起来，加深了对电影的理解，带动了文本的阅读，提升了课堂的教学效率，同时对提升学生的语文阅读能力也大有帮助。

第7篇：文学作品论文范文

对今天的学生来说具备影视多媒体进行对阅读的辅助教学已经是一种流行的手段，对影视的欣赏能力已远比掌握现有知识更有积极意义。一方面教师对阅读的重视程度不够，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目中无“人”，学生很少参与教学活动的过程，学生阅读的兴趣、积极性、主动性受到抑制，难以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导致当前的高中阅读教学与学生阅读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伪阅读现象，从阅读材料的选择、阅读的方法等都存在着无效阅读的现象，制约了学生的发展。那么针对这些现象，怎样才能够让学生的阅读能力提高，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能够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呢，调查显示，利用影视辅助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与阅读能力，影视在现在的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手段，并且它也是一种时展的标志和体现，利用影视辅助不仅能够让学生提高阅读的兴趣，还能够让学生提高相应的阅读能力。基于以上考虑，本文的研究意义可见以下三个方面。1、有利于学生语文阅读的进一步深化。传统的语文阅读教学只是多注意汉字的字音、字形，阅读量的大小以及阅读的正确性，但是往往既没有多大的阅读效果也没有形成一定的阅读能力，但是影视辅助教学能够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影片声音、动作等的欣赏明白该有的意境与掌握阅读的精髓。2、有利于学生阅读兴趣的提高。阅读是枯燥的，也是乏味的，面对密密麻麻的文字，学生容易出现盲目感，也会失去阅读的目的与兴趣，但是影视教学带有一定的声音和动画，给人的感觉耳目一新，加之它的声音与视像的描述，将会使得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借助影视的描述形象生动的进行记忆与理解。3、有利于改掉学生死记硬背现象。不少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就会死记硬背，将书上的条款、例句、作者出生年月、朝代等进行死记硬背，但是影视辅助将会让学生在阅读期间通过动画记忆，语言记忆等，并且能够通过影片的回顾来增强学习知识记忆的加深。

（二）该课题在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2.1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在语文教学手段和方法上面比较传统、落后，部分学校运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只是一味的要求学生对词汇量进行掌握，并且阅读大量的书籍提高经验和阅历，部分学校虽然进行了影视教学，但是根本就没有将其落到实处，也没有一定的体现出其视觉或者听觉的有效性，更没有办法体现影视阅读本身的目的，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来讲，听音乐、看书、看电视已经是每天的必修课，辅助语文阅读的影视资源有很多种，主要就包括了戏剧、文学、绘画、音乐等各种内容，并且影视教学对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引导他们想象，在科技飞速发展的21世纪，由于高考的临近，学习压力的增大，学生已经很少有时间在去阅读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也没有过多的时间去吸取名篇名著里面的精髓与营养。但是高中学生的学习不能够完全没有影视的辅助，让影视带来他们来自视觉与听觉上面的感触，名著蕴含了传统的思想与文化精髓，是传统的文本著作，里面的内容极其深奥复杂，如果运用影视的动漫效果对其进行辅助教学，将会让阅读过程更直观、生动、有趣，对一所中学200名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这200名学生里面，通过影视辅助进行语文阅读的占78%，通过单纯的进行语文阅读的仅占据12%，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的是，在高中的语文阅读中，不仅阅读效果在过去的基础上都明显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并且学校的教学质量也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高。

2.2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很多民族有着优秀的阅读传统，关于阅读的话题屡见不鲜。目前，国际上对中学生阅读心理研究十分重视，国际上有专门性的阅读研究协会和学校图书馆协会。在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中学还专门开设有关信息知识与图书馆用户指南的课程，以帮助中学生提高课外阅读水准。相比而然，我国目前尚未参加此类国际性青少年阅读研究组织，对阅读问题的推广与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国外对阅读的学生认知过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心理学与教育学角度分析各种阅读的内在机制，并对学生阅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类。国外对阅读的理解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世纪60年代，受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阅读被看成是被动、精确、“自下而上”的过程。1971年，Smith用心理语言学理论观察分析了第一语言阅读过程，提出“冗余”（redundancy）理论，认为阅读时信息来源有四个：“视觉、听觉、句法和语义”，这四个信息来源往往是重复的，如果阅读者能充分利用其它三个信息来源，就可减少对视觉信息的需求。国外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将影视纳入语文阅读中，经过多年的分析实践可以得出的是，国外的阅读教学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并且有了一定的进展。国外在影视、文学、绘画、诗歌、音乐教学上面都有所突破。

（三）对影视辅助阅读教学介入高中语文教学的反思

影视辅助教学早以引起教育学家的关注，但一直以来都颇有争议，但不管怎样，影视教学在近年来已在语文教学中站稳了脚跟，成为了语文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但影视作品必竞只是导演手中的平面处理作品，并不能取代文章的重要地位，而且随着影视商业化的重要功能，很多影视作品已成为了导演的摇钱树，随意的篡改作品原意，已不能真实的表达原著的原意。因此，影视辅助只能作为一种手段和方法，不可以将其做为教学的主要依据。另外，影视辅助教学还有很多弊端。

3.1影视作品具有浅显性的弊端

影视作品不是原著，更多的是导演和制片人根据各自的意愿，对原著进行篡改后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称之为作品，因此，观者无法通过影视阅读进入深层的阅读审美空间。在语文教学中，重要的还是原著中的文字顺序和组合，是形容词、动词以及各种不同语法的灵活机变应用，只用浅显的影视作品显然是难以表现文学作品深刻内涵的。

第8篇：文学作品论文范文

关键词：威廉·莎士比亚；语言特点；修辞手法；影 响

威廉·莎士比亚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剧作家和诗人之一，他是英语语言的大师；他丰富和发展了英语语言。莎士比亚作品就像一部大辞典，从中可看到各种语言元素。莎翁语言在中古英语和近代英语之间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融合了古罗马、古希腊、盎克鲁撒格逊、法国诺曼底、西班牙文化的精华。既大量使用圣经典故、英语成语，庄重、典雅、俗语、谚语、俚语、行话等也均有涉及。能够模仿不同阶层人物的口气说话，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莎翁的作品可谓语言的宝库,甚至被研究者认为与《圣经》并列同为英语语言的两大渊源。各式的语言材料经过莎士比亚的巧妙裁剪、精心加工，有助于更形象地刻画人物性格，增加舞台效果。

一、莎士比亚作品中的遣词特色。莎士比亚在其作品中运用的词汇量超过了16,000个。最生动鲜活的莫过于莎翁独创的词汇，莎翁常常根据上下文的需要创造出既能符合语境又具有个人特色的词汇。这不仅丰富了英语的词汇和用法，也显示出他在语言上无与伦比的创造力。他的很多灵感源自于拉丁语的词汇，如“These things，indeed，you have articulated，proclaim’d at marketcrosses，read in churches．”其中“articulate”这个词就是由莎士比亚根据拉丁词汇“articulus”创造出来的。不仅仅是拉丁语，他还积极从别的语言中汲取养分，将更加丰富的词汇引入英语，比如说“krant”在丹麦语中表示花环[2]。在“Yet here she is allow’d her virgin crants，her maiden strewments，and the bringing home of bell and burial”中，莎士比亚用“crant”表达双重含义：“带着花环的少女”和“少女的纯洁美丽”。

二、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结构以及修辞特色。首先是他对于双重结构的偏爱，在其作品中运用双重结构，如双重否定、双重的前置词、双重的修饰词等。“Nor do not saw the air too much with your hand”一句就是运用了双重否定但表示的仍然是否定的含义。“The scene wherein we play in”则运用了双重的前置词。有时莎士比亚为了表达强烈之意，甚至在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的使用上也采取双重的结构，如“How much more eider art thou than thy looks!”和“with the most boldest and best hearts of Rome”。其次，他的作品中还出现了许多不规则的句子结构。“Who would …but that”这样的句型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很常见，如“With a bare bodkin?Who would these fardels bear，to grunt and sweat under a weary life，but that the read of something after death…”但是这一结构表达的是：“Who would do…if not for”的含义。“Neither…nor…”在莎翁的作品中也出现了表达“both…and… ”的含义，如“He waived indifferently’twist doing them neither good nor harm．”而“…no…nor…but”则用来表示“neither…or…”，如“Smells wooingly here：no jutty，frieze，buttress，nor coign of vantage，but this bird… ”

对修辞的驾驭能力往往可以作为衡量一个作家是否具有独创性和想象力的标准。在这方面，莎士比亚所具有的才能让人惊叹。这不仅表现在莎翁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还表现在修辞手法的多样性和巧妙的布局上。另外他还大量使用并列、连珠法、交错法、倒装，反复等，其中反复包括间隔反复和结句反复；在音韵上有押头韵、押元音韵和押辅音韵；还有明喻、暗喻、转喻、双关和拟人等。

三、从伊丽莎白时代和早期现代英语的发展看莎士比亚作品的语言特色。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处处体现着其所处的时代——伊丽莎白时代的特征。从英语语言发展的角度看，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正经历由中古英语向现代英语的转变，正处于现代英语初步成型的阶段。但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也有着自身的特点，这也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得到体现。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与现代英语在发音上的一些差异导致了莎士比亚作品中有些押韵是学习现代英语的人所无法理解的。比如元音在这一时期正处于发展之中，许多元音都在发生变化。正因为如此，现代英语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口音。

四、个性鲜明的人物语言。莎士比亚剧中的人物，都有一套符合各自性格特点的语言，而且随着场合的更迭、际遇的变化，人物语言也有所发展变化。歌德在《莎士比亚命名日》中说，观众通过人物的“言谈后才知道人物内心的演变，而所有的角色似乎都在一起约定，在这方面不让我们有不清楚的、模糊的地方。”夏疮克的语宫，粗鲁、庸俗，尖刻，常常用令人憎恶的事物打比方，而的亚娅的语言文雅、优美、含蓄，与夏洛克恰成对照。哈姆雷特的语言，有时温文尔雅，有时明白畅晓，有时妙语连珠，有时语无伦次，这一切均取决于他内心矛盾的斗争和思想性格的发展。如第三幕第一场中“生存还是毁灭”的这段著名独白，它是闪耀着哲理之光的名诗，也是揭示哈姆雷特内心奥秘的传神点睛的妙笔。通过这段独白，读者可以进一步了解他对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对复仇重任的痛苦探求，对思想矛盾的坦诚剖示。正因为如此，高尔基在《论剧本》的著名论文中，通过分析研究，得出了要用足够有力和鲜明生动的语言刻画人物性格，必须向莎士比亚学习语言的明确结论。

五、莎士比亚以作品中的语言特色对英语语言及文学发展的影响

人们常常把英国文学史上的伊丽莎白时代称为“莎士比亚时代”。首先，莎士比亚的作品促进了英语语言的发展，英语中使用的词汇得到了大大的丰富。许多现代英语中仍然使用的谚语和警句也是出自莎士比亚的作品，正是由于人们对于莎士比亚作品的热爱，早期的现代英语的许多特征才得以保留并为世人所知，并且为英语语言学家的研究提供了生动的素材。随着莎士比亚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英语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直至今日英语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语言。这不仅仅是英语受到了莎士比亚作品的影响，其他的语言也受益匪浅。因此，莎士比亚作品对于英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对于莎士比亚的研究促进了文学研究的发展，并最终形成了莎士比亚研究的单独门类。同时，莎士比亚作品的魅力还体现在其对后世作家的风格和题材的影响上。毫不夸张地说，自莎士比亚之后的作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他的影响。

参考文献：

第9篇：文学作品论文范文

[关键词]隐喻；叙事隐喻，文学作品

一、引言

隐喻传统上一贯被认为是修辞学中的一种修辞格。当代语义学认为隐喻是语义选择限制和语义变异的结果。但语义学解释不了没有发生语义变异的隐喻意义。GriceTM从语用学的角度对隐喻做出了解释，认为隐喻意义的产生是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质量准则，因此听话人要考虑其隐含意义。LevinsonTM则提出隐喻的使用和理解牵涉到语境因素。不管是从语义学角度解释还是从语用学角度解释，隐喻都可以看做是附属于语言之上的一种反常的语言运用现象。简言之，隐喻是一种非常规性的语言表述。按照这样一种观点，在文学作品的叙事方法上出现的非常规性的叙事形式可以称为叙事隐喻。

二、隐喻的识别

语言形式是意义的载体，当一个表述从字面上无法解释时，这个表述就是有缺陷的。这时，就要去寻找不同于语句意义的表述意义。对表述意义，即隐喻意义的识别首先在于本体与喻体的相似性。这是识别隐喻的第一个条件。例如：

例一：Tom is a fox，

例一无论是从语义学的角度还是从语用学的角度都可以得到较好的解释。从语义学角度来说，这句话在字面上不可能是真的，因而是有缺陷的，其隐喻意义体现在Tom和fox的语义相似性上。从语用学角度来说，人们一般认为fox具备聪明和狡猾的典型性特征，即背景知识。如果信息的接受者没有这一背景知识，便无法理解例一中的隐含意义。这是识别隐喻的第二个条件。

例二：We were on the same boat，

语义学对例二中的隐喻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因为这一句话在字面上是没有缺陷的。对它的识别只能从语用学的角度，借助于具体的语境来实现。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下，这句话既可以表达其字面意义，也可以表达其隐喻意义。这是识别隐喻的第三个条件。

在文学作品中，文本内容体现在文本的叙述形式之中。叙事的本质是信息的单方向传递，当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时，首先阅读的是作者的直接表述。但是，作品呈现在读者心目中的实际意义，并不一定是作者给定的原意。这时我们可以透过作者的直接表述，体味可能隐含的曲折意义。从这样的理论视角来审视凯瑟琳・安・波特的《魔法》，可以发现其叙事方法具有显著的隐喻性特征。《魔法》叙述的是一个厨师帮助残忍的老鸨实施了一种魔法，把被她逐出门的尼内特召唤了回来。故事描述了尼内特对老鸨的刻骨仇恨以及她离开妓院的决心。最终她离开了，并且是被逐出去的，这说明她从此获得了自由，再也不会与妓院有什么瓜葛。但为了老鸨的需要，她的懂魔法的厨师实施了一个魔法，把尼内特召唤了回来，并使其彻底地屈服于老鸨。从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叙述一种魔法的奇异力量，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隐喻的叙述，因为尼内特所屈服的不可能是所谓的魔法，而是反对她的社会力量。当她回到妓院时，“看上去非常虚弱，还是那身打扮”。在外面漂流了七天，她找不到生存之路，正如厨师的魔法所预言的那样，她只好“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变异的叙事形式使读者不得不寻找其中包含的隐喻意义。因此，对叙事隐喻的识别是要透过直接表述，体味隐含的曲折意义。

三、叙事隐喻的解读

能识别叙事隐喻只是解读文学作品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解释这种现象的实质。对叙事隐喻的解读不但要考虑相关背景知识和具体环境，还要考虑施喻者本人的价值取向及其社会态度。隐喻的施喻者是隐喻及其意义构建的主体，其重要性不容漠视。在这里，作者的个性得到了张扬。其实，无论是哪一类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地融合了作者的价值取向。即使是历史也一样，纯粹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作为一种叙事策略的文学史仍然是一种不能走出主观虚构性的叙事文本。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文学作品为作者提供了更大的主观虚构的空间，作者的思想观念往往就体现在这种主观虚构之中。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指出，不论小说家怎样想做到客观、中立，他也无法不在小说中显示自己的情感态度……小说总是具有叙述性和评价色彩的，总是具有主观性的。杨绛也接受布斯的观点，认为作者不可能纯客观地反映现实，也不可能在作品里完全隐蔽自己。

当客观叙述与作者的主观态度发生冲突时，作者便把主观态度隐含在客观叙述之中，而采用隐喻的叙事手法。在《魔法》中，女佣向有权有势的雇主布兰查德夫人讲述尼内特的故事，目的是要施加魔法，抓住布兰查德夫人的注意力，隐喻性地向她发出警告。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叙述了格列佛周游四国的奇特经历。小人国国王比他的臣民只高出一个指甲，却狂妄地自命为顶天立地的宇宙统治者，官吏们也无需德才兼备，只要跳绳跳得高，就会得到高官厚禄；两个党派以鞋跟高低为区分标志；巫人岛上的科学家研究从黄瓜里面提取阳光、从粪便里面提取营养、把数学公式写在饼干上吃下去。这种荒诞的构思显然是非常规性的，必然包含作者对当时英国社会现象的揭露与批判。对这类隐喻的解读必须依赖作者本人的价值取向及其对社会的态度。

叙事隐喻在中国历史小说中也有较成功的应用。《水浒传》第六十回讲述了晁盖率军攻打曾头市，半夜三更劫寨时被一枝刻有“史文恭”字样的毒箭射中面门，不久毒发而死。但是清代金圣叹指出，杀害晁盖的其实并不是史文恭，而是宋江。

对于这一叙事隐喻的解读，我们可以从相关背景知识、作者的价值取向及其对人物或社会的态度三方面予以分析。

《宋史・侯蒙传》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陈泰《江南曲序》说“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历史文献对宋江的记载虽然有出入，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历史上的宋江是一个勇猛凶悍的强盗。

在《水浒传》中，宋江被作者描绘为一个仗义疏财的忠义之士。虽然被逼上梁山，却一心谋求招安，以图报效国家。这种对历史事实的歪曲是与作者所遵守的儒学道德思想分不开的。作者把自己的这种儒学理想物化在宋江身上，极力把宋江刻画成一个忠义双全的完人。面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作者没有刻意地回避历史，而是通过对宋江性格的刻画在历史与理想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也体现了作者本人的思想矛盾。这才使得宋江的形象成了人们长期争论的话题。

读者可以从科学叙事和艺术叙事两个方面来体味宋江的形象和作者对宋江的态度。从科学叙事方面来说，宋江仗义疏财、忠孝双全，颇得众兄弟爱戴，虽然实际上文不及吴用，武不及武松，忠不及李逵，义不及晁盖，即便是乐善好施，也远不及柴进，但这恰好是作者所推崇的儒家 “寡为”“无为“思想的反映。从艺术叙事方面来讲，作品通篇在讲宋江的自私、阴险、狡诈。为了逼秦明上山而杀了秦明妻小，为了逼朱仝上山而杀了县衙的儿子，为了报私仇而对黄文炳剖腹挖心，煎吃其肉，但却为了投降朝廷而阻止林冲杀死自己的仇人高俅，为了招安而害死生死弟兄晁盖。虽然口口声声说为了梁山众兄弟的出路，但一举一动都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并且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牺牲任何兄弟的生命。通过这些叙述，我们可以较客观地把握宋江的形象：虽然作者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宋江身上，但总的来说作者对宋江这一形象是持否定态度的。金圣叹在批点《水浒》时说：“独恨宋江，视为狡诈奸猾之徒。”

晁盖之死是必然的，因为他是宋江投降朝廷的最大障碍。问题是该由谁来让晁盖去死。作者巧妙地把宋江杀害晁盖的曲折描述隐藏在史文恭杀害晁盖的直接描述之中。

晁盖临死时对宋江的嘱托也是一段颇耐人回味的隐喻性叙述：

晁益身体沉重，转头看着宋江，嘱咐道：“贤弟保重。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

这段话的字面意义背后显然隐含着更深层的意义：晁盖知道宋江有投降朝廷的愿望，不希望把寨主的位子让给他，他量宋江才能平庸，不可能捉得“射死我的”。另外，“射死我的”也隐约地表明晁盖知道射死他的人并不是史文恭。

根据同名小说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把上述隐喻性叙述内容全部删除了，把“射死我的”隐含所指直接指向了史文恭，使宋江成了名副其实的正人君子，并更加夸大了原著中科学叙事内容所表现的宋江的平庸、无能、忠孝、仁义，彻底歪曲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其文学价值也大打折扣。

同样受宋明理学影响的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也面临着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他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刘备身上。也试图把刘备刻画为有德而无能的正人君子。作者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尽管进行了主观方面的自由虚构，在叙事聚焦中尊崇刘备，但是，《三国演义》的文学叙事毕竟是以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史传叙事为基础的。作者虽然以褒扬的笔调刻画刘备，但也通过隐喻的叙事手法叙述了历史事实中虚伪、阴险的刘备。据《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等四种》记载，刘备与关羽、张飞“结义”时，刘备说：“我独自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为了去牵挂，绝“回心”，关羽与张飞商议回家“杀了老小”然后再“结义”，刘备是满口肯定。虽然作者在《三国演义》中没有提到这一史实，却不缺乏对这类事件的隐喻性叙述。刘备口口声声说“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但据荆州、杀刘璋、吃刘安妻子的肉，并不符合一般意义上的仁义标准I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别取名刘封、刘禅，足以表明他争霸天下，封禅称帝的野心。读者可以从《三国演义》第八十五回中刘备永安托孤的场面体会到作者采用的叙事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