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期刊网 论文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文学研究论文全文(5篇)

文学研究论文

第1篇: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文学研究”一经戴上科学的桂冠,就意味着将永远陷入科学本质与文学本质之间的纠结与困惑之中。一方面,科学本质要求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实证方法来无限地接近真相。另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文学作品丰富的表现形式,复杂的内心情感,千差万别的经验和常识,理性和科学在进行简单的归纳时都常常显得无能为力,更何况要接近真相,达到真理!这是感性确定性的种类与个体的问题,种和类为第二实体,个体是第一实体。用第二实体把握第一实体是徒劳的、无力的。很多学者用《否定辩证法》来指导文化批评。任何一个概念中都蕴涵着概念性与非概念性的矛盾,也就是永恒的、普遍性的领域与流变的现象世界之间的矛盾。形而上学内部也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文学研究如何处理好这样的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出现这样的尴尬——与它的本质越走越远。文学与科学最容易沟通的恐怕是古典文献学,把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她也一直是优等生。

在传统文献学里,目录、版本、校勘、注疏、辨伪、辑佚等,被视为传统经史之学的门径和基石,历代先贤大儒在这方面下了苦功,我们所熟悉的民国大师,绝大多数在方面都是世界顶级高手。那么现在的文献学可能对古代文学典籍的重新整理、编纂、考辨、译注包括现代化传播等都有新的要求,其动态和流变也并不容易把握。既然处理科学本质与文学的鲜活生命之间的矛盾成为一种高难度的艺术,那么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真正吃透了这门艺术?在严格的学术制度管制下的文学研究,难免生产出大量与文学实践严重脱节的“产品”,文学真正需要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在研究方法上采取拿来主义,忽略文学的本质属性,与其他社会科学等同,正是前文提到的照搬西方理论模式,才会出现僵化的学报体、新八股文现象。文学研究模式化的后果是,把鲜活复杂的文学框定在刻板的教条里,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与强调精细的科学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为了冲破这种令人窒息的牢笼,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兵分两路,一路专事文化批评。文化批评不关注文本的文学性,倾心于文学作品以外的社会问题,作家的文本只是一个借口或者道具,六经注我,在诸如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历史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机器等等方面大做文章。近年来文化批评的“酷评”风潮逐渐流行,其中不乏投机分子,为了快速吸引眼球,来不及细读文本,不注重学理,懒得做功课,只要是文坛大腕的作品,不问青红皂白,先拉出来打他五十大板。批评家长期坐冷板凳,求关注、求疼爱,此乃人之常情。另一路则杀入“文化研究”这个广阔的荒原。广义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文学这一特定的对象,而是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文学研究的“抱残守缺”相比,文化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新生事物,它被高校文科院系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看作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比,有更美妙的前景,方法上也有诸多“野路子”。在格局上它打破了狭隘的学科化了的文学研究,在视野上也从文学转向了诸多边缘文化现象。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国际声誉日隆,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中国人都感觉到了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无论是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还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化研究被高度重视,政府机构的文化决策需要各大“智库”提供有力的研究成果。从事文史哲类基础理论研究的研究者纷纷转战文化研究阵地,各种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

与文化研究生意兴隆、人声鼎沸的场面相比,文学研究显得日益萧条冷落。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大、回报低,其影响力无法预见,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应用研究收效快,几乎立竿见影。不排除科研人员有立刻套现的功利心理,因此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成为上下共谋的结果。实际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两者常常是难分彼此,互相包含,它们在分离与撕扯当中既互相拆台,也彼此成就。然而,被热捧的文化研究也并非一帆风顺,首先它要面临学科归属的尴尬,加上由于缺乏形而上的理论指导,其实践性与理论性严重脱节,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研究人员一窝蜂赶潮流,知识储备不够,即使在实践性研究这一块也无法有效地给党政决策部门提供急需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文化研究”一开始就不打算把自己规定为对文化的研究,它带有一定的学理性和学科性质。正式的文化研究机构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R.Hoggart)与雷蒙德•威廉斯(R.Williams),被称之为“伯明翰学派”。由于文化研究在各学科之间处于摇摆不定的位置,一直缺乏理论支撑,西方比较早进入这一领域。马克斯•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和西方奥多•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rno)的《否定辩证法》,以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两部作品常被作为文化研究的理论骨架。广义的文化研究把社会学、媒体研究、文学理论以及文化人类学等搅拌在一起,对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关注非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亚文化。直到今天,文化研究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还处于模糊状态。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出于现实的需要,侧重于实践性研究,其文化立场、批判姿态都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义理层面。通常情况下,社会总是尽量维护既定的文化机制,这是保障社会结构稳定的基本前提。对于文学研究这门学科说来,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教育体制使文学研究专业化,这门学科在社会关系架构中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位置之中。高校的文学院(中文系)、外国语学院(外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大文学研究机构(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以及全国地方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有一支长期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这几年文化研究来势凶猛,它所带来冲击使得地方社科院的文学所研究方向和功能上发生了变化。地方社会科学院一般被定位为“思想库”、“智囊团”,由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某种内在的联系,从事文学研究的科研团队和科研人员的纷纷转行文化研究,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项统计表明,2014年全国31家地方社科院,有8个文学研究所改为文化研究所,三个文学研究所与历史研究所合并,两个所改为民族研究所(属于社会学)。北京、山东、浙江、河南这样的文学资源丰富的省份都改为文化研究所。

全国社科院很多文学研究所被撤销或者合并,合并后名称改为文史研究所。像湖北省,拥有屈原、孟浩然、公安派、竟陵派、闻一多等这样好的文学资源的省份都被合并,只保留一至两名文学研究人员。名称的更改决定学科定位和研究方向。有些文化研究所和文史研究所已经不再设置文学学科,如广东、重庆等。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一面方越来越精细化,但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属性又需要团队作战和跨学科合作研究,呈现高度综合化趋势。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定位主要是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在注重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同时突出应用性研究。后者是获得人才、资金和政策的支持的有力保障。基础学科在地方社科院一直很处于弱势地位,改行、合并常常并非出于研究人员的本意。文化研究可谓资源丰富、天地广阔,研究者大可信马由缰。排斥在主流之外的边缘文化,日益兴隆的影视文化,高度被关注的民间文化,亟待保护整理的传统文化等等。当年的伯明翰学派就直言不讳的宣称他们是以文化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为主要研究任务,内容也主要是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包括影视、各种文化媒介、休闲方式甚至房屋装修,后来才转向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是伯明翰学派,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的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大都是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和心理学,鲜见有文学学科背景的成员。广义的文化研究与文学几乎没有什么交叉点,它本质上应该属于社会学。通常采用抽样调查、统计分析以及社区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试图通过精确数据和各种社会文化动态作为理论支撑。那么,狭义文化研究境况如何呢?文化皮书、文化发展战略一类的调研报告与文学基础理论也是毫不相干。出现这种现象与当今时代分工过细,行业壁垒有关。文学研究也是一门职业陷阱很深的行业,而文化研究处于草创阶段,有文学学科背景的人最容易入手。再者,社会科学未来发展趋势更加注重应用学科和局部研究,文学抢先占领文化研究阵地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然而,真正的文化研究其难度要远远高于其他纯粹单一的学科,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政治性、实践性、批判性,不仅需要极大的知识储备,还需要文史哲与自然科学融会贯通,最好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除此之外,还要有应用对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两相兼顾的能力。

二、学术体制下文化研究的困境

文学研究纷纷转向文化研究,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学术体制下的人才培养问题。学术职业化和学术体制化的恶果是僵死的教条主义大行其道。国家现行的学术体制与人才培养是紧密相关的,由于前面提到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边界模糊性,国家一级学科没有、也无法设置文化这一门学科。年轻学者的晋升常常遇到“技术性”障碍。如果一位年轻学者在他的学术规划中打算专事文化研究,那么,他的职称评定将严重受阻。在课题这一块,文学研究在国家一级学科里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课题申报严格按学科分类,除了重大课题有跨学科研究,部级、省级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课题都只能一一对应。在重大课题的申报方面,青年学者在申报人资格这一栏就被拒之门外。文化研究要申报纵向课题,打个比方,就算某项文化研究比较靠近伦理学或美学,就意味着要跟思辨哲学或纯粹的伦理学、美学竞争哲学课题。又如,以神话传说为背景的江山胜景、历史遗存被纳入重点保护范围,那么在申请文化保护方面的纵向课题时,可能同时涉及到文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等,但它不好往其中任何一个专门的学科上靠,也无力与其中任何一个纯粹的学科竞争,因此,这类课题一是被地方政府作为横向课题招标,一是作为国家重大课题,年青学者既没有资格也不具备这种综合能力。方面更是重重受阻,国内目前没有顶级文化期刊,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文化期刊,在考核机制中被排除在“权威”或“重大”刊物之外。各级职称评审成果量化标准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很多评审机构还在沿用20年前制定的评审标准。职称评审规则的制定与国家学术体制下的学科分类严格挂钩。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将中国传统学术和知识文化逐个对号入座,学科的实用性得到彰显。中国传统学术文史哲不分,事实上,这种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的学科分类与西方讲求实用的“专门之学”的学科分类根本无法实现对接,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两汉的经、史、子、集常常无法归类,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古代部分在这种分类法面前无可奈何,仍然沿袭传统的“四部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粗暴分类法可能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向,那么在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国学的重要历史使命面前,各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始终处于纠结之中。青年学者在职称评定时,拿不出高分值的成果,制度不会对单个的人进行变通。这又回到关系论的问题,大的关于学科的关系论。某种事物之所以成其为某种事物,是在相对应的关系中成立。文化研究被人通俗地称之为“万金油”,其实对专业要求更高。文化研究一方面凌驾于各学科之上,另一方面又委身于各学科之内,在自己编织的蛛网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迷失了自我。高调的文化研究者不在乎学科上的归属问题,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属性众所周知。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考虑,文化研究的发展还需要有配套的学术体制。当然,无论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只有不受制于体制后才会有真正的自由。科学研究到了无为的境界才有真东西。

三、结语

第2篇: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由“范式”所形成的各种理论表述或理论语词,使得“范式”成为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话语资源。在当今文学研究多元化的时代里,原来所坚守的宏大叙事、本质论等话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定势思维及理论表述的局限,找寻新的但又不会造成束缚的文学研究视野和方法成为学者标举“范式”而较少使用“模式”的原因所在。程光炜在《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一文中认为,传统的现代文学已没有空白,唯有文化研究、媒介等是文本意义新的增长点。欧阳友权也认为,新的电子媒介是文学研究新的增生点。两位学者都认为文学研究的方法或模式必须进行转换,强调从新的研究范式来研究文学。虽然在具体的应用中,范式与模式两个词在意义使用上的差异并不大,但我们还是预设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模式更在于模式的已然生成性,使用者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而范式则强调自觉性,或者说使用者具有自觉的“范式意识”,且还具有革命性的内涵———托马斯•库恩在谈及范式转换时说:“当每次科学革命改变了经历革命的共同体的历史视角,那么,视角的改变将影响革命之后的教科书和研究著作的结构。”受思维习惯等因素所致,某种具有革命性的“模式”或方法我们会称其为“范式”。因此,我们在提到某种范式时多强调其“未生成性”,也即某种范式本身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和较强的生命力。这是“范式”成为学者语词新宠的一个原因。“范式”一词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话语,还与知识资源的更新方式有关。知识资源之所以需要更新,是因为原有的理论方法、思维方式、话语模式不能适应相应研究领域的发展需求。知识资源的更新最明显地体现在话语模式或者理论语词的更新方面。然而,知识资源需要得到一定“共同体”的认可,体现新知识的语词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此,这些语词的内涵就需要从它最先使用的学科领域中延伸出来,成为诸多学科领域可以共享的语词,这就是语词的迁移现象。语词的迁移是当今文学理论跨学科研究中最重要的语言现象,当某一语词由某一领域迁移到另一个领域来使用时,该词的主要内涵不变,且与新领域的知识资源相结合,为新领域研究中的理论增生提供话语表述模板。比如,原本是心理学范畴的“精神分析”一词,被广泛运用到其他学科,形成了诸如精神分析社会学、精神分析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哲学、精神分析伦理学等学科或研究方法。范式也是这样的语词,与各种文学研究视角相结合形成了各种范式,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构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尽管“范式”一词在使用中呈现出一定的随意性。

文学研究表述中“范式”话语的充斥,使得我们在文学研究过程中面临着一种范式语境的压力,即只要所强调的语词内涵类似于模式的话语都用“范式”来代替,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用“范式”话语表述的行文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体现并强化了这样三个意义:一是“范式”话语是我们现在标举研究文学新角度或新方法的语词表征,或者学术创新的语词表征。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指出了两种现代文学批评模式:语言学批评模式和心理学批评模式。但随着“范式”话语的流行,这两种文学批评模式被称作是语言学范式和心理学范式。诚如我们前面所说,范式与模式的内涵是有差异的,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界限消弭了。因而,在文学研究范式的相关论述中,就可能缺乏真正的理论建树意义,而仅仅停留在语词的堆砌上,最终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论文或著作:到处都是“范式”。二是由范式所衍生的“范式转换”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理论、问题、对象以及方法自我调节机制的明显表征。库恩认为,“范式”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这就强调“范式”本身的时效性,“范式”及“范式转换”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开放性的视野。范式转换是针对旧的文学研究模式不能适应新的文学现象的一种能动调节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文学研究可以突破原有的模式,为文学研究继续进行的可行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能让人们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层面对文学研究的现象、方法有动态的全面的把握。三是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在当前具有哲学意义和方法论的意义。文学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哲学性内涵是指范式可以是一种整体的把握方式,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对文学研究有一个宏观的认知;所谓方法论的意义是指文学研究范式具有形而下的层面,即范式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手段或方法来解读具体的文学作品。所以,文学研究范式本身就具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意义,或者说文学研究范式可以既是微观的也可以是宏观的,可以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这是文学范式现在可以畅行的重要原因。上述的三个意义,其实都具有当下性,正如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中会出现新的理论语词一样,“范式”只不过是当今学术话语的新宠。当“范式”的革命性内涵渐渐趋于程式化,丧失了其陌生化效果的时候,有关“范式”的论文论著所形成的研究范式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范式功能。此时的范式只是理论言说者的一种无意识表达,其所具有的理论增生功能也将趋于消亡,“范式”话语可能会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当有关范式话语的理论表述处于自动化状态时,“范式”一词是否会真的消亡?“新近流行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的神学也被发掘出来,可是上帝死了之后更多的神再生出来,替代一神教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多神教。同理,小说死了以后,它留下来的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你争我夺,不断增生的一大群次生文类,每一个都在大喊大叫,要求获得承认。”这应该也是当前文艺学学科的生存状态:一种研究思路或者范式所造成的局限性日益明显时便会受到种种质疑,从而会有新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出现,但先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不会消失。因而“范式”一词在文学研究中被新的语词所取代,但范式所指的模式、思路或方法并不会消亡。我们知道,一种话语的使用代表着一种价值。“范式”这一话语也不能例外。那么“范式”究竟具有怎样的表征功能?张旭东指出:“文本总是会产生行话套话和新奇的流行说法来代替旧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症候,借以窥探某一历史时刻的集体性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矛盾性何在,它的问题何在等问题———这些突然变得时髦的意识形态似乎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对上述问题给出解答。”“范式”的行话套话性的意义表征了文学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术语”压迫性,即每个观点的言说者都需要在一定的话语框架中表达自身的想法,这当然与我们的学术体制有密切的关系。而学术体制又是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社会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一系列“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范式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借用范式话语而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这就需要对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表述的范式重新进行审视。

二、有关“范式”的反思

在我们强调差异性的时代里,追求多元化、非中心化也是文学研究努力的方向。在“范式”语词充斥的语境压力中,人们都试图依托“范式”这一话语共同体来争先表述自己的理论观点。诚然,理论观点不同,所形成的范式也就不同。因而,所强调的每一种范式并不必然是所有人的共同体,“艺术家永远不会停止互相反对,互相否定”,因此,文学研究的不同学者会立足于自身学科范式的基础之上,有可能造成对整体语境的忽略,这样也就形成了文学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叶舒宪《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学”、“文学史”观反思》与雷世文《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原生态文学史图景》两篇文章,尽管分别是从人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对文学进行诠释,探讨文学自身的特征以及文学史的构成方式,但他们都认为,对于文学的解读、对于文学史的重写都应该放在某一个视野之下来观照,从而建构既能还原文学现实又能探讨文学真正本质的文学研究范式。叶舒宪认为应该放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之下,因为“文学人类学的文学观是一种宏观的整合性的文学视野”。同样,雷世文则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认为“以单行本构筑的文学史至少掩盖了某些东西。作家选集作品所做的淘汰工作,使我们再也无法从单行本中看到其作品的原貌”。因而,文学研究必须考虑整个“复调的文化氛围”。其实,每个学者都认为自己站立在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野,但终究只是停留在一种理论的建构与言说上,即便对文学的研究有一些本质的解释,但只能算是一种解释,是对文学现象诸多解释中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形成了一种立场。但这种立场并非完全不同于其他的立场。目前文学研究的诸种立场都是以范式为学术话语来涵盖其表述角度和表述方法的,这就导致表面上不同的范式表述最终却不过是一群家族相似的语词而已。也就是说,这些看起来多元性、互不相同的范式论,实质却是相通乃至相同的:这些貌似不同的范式都有共同的原型,都试图通过对自身的强调以便与以往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立场相背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谈论的范式与传统的是完全“隔”的,毕竟对于范式的过分强调可能会忽略新旧理论之间的承袭关系。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多被认为是文学研究方法或者对文学解释的不同角度,那么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比如作者论、作品论乃至读者论等等概念虽然是从文学的本质为根本切入点的,但这些角度也是解释文学的角度。

第3篇: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在评估过程中,进一步淡化其艺术性及故事性的重要性,而是更侧重于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可以说,一个作品是否具有社会前瞻性在一定程度上标榜了其文学价值。比如《飞蛾:象征的创造性力量——论佛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中飞蛾的象征意义》和《大众的反叛》两本书,虽然一个是对社会现象的剖析和对现论进行补充,一个是对西方现代化历史的反思,但都是通过对一件小事或一段时期的分析,来对社会发展提出值得借鉴的建议,故而受到了专家的充分肯定与褒扬,在社会舆论上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就连各种奖项也对其抛出了橄榄枝。

二、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对我国文学的启示

1.研究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原因

从五四时期开始,我国现代文学就涌现了大量的新作品,这些作品符合大众口味,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涩难懂,同时,出现了职业作家、明星作家、业余等各种身份,这促进了我国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文学的发展孕育了新的体裁和思想方式,以及文学研究的变化,而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转变又反过来衍生出更新颖多样的文学形式。而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又是与这一系列的变化相辅相成的,文学的现代化为文学的现代化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促进着后者的发展,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成果则可以给新文学更多的思想、手段,纠正文学发展中的错误,促进文学更好的发展。从胡适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开始,我国社会变革的步伐就一再体现在文学作品上,改良社会、教育人心的作品成了主流,又加之文学创作人一般也身兼这研究者的身份,对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要求就更高。分析借鉴英美文化研究现代化的方法和成果,是加快我国文学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任务。

2.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启示

自John教授因图书馆管理使用繁琐,而提出了以网络远距科技来解决始,文字的计算机化就开始深远的影响着英美文学的发展。让图书馆走进网络,不但使图书馆的存储空间无限扩增,也解决了它的取放问题。由此衍生的是,整个学术研究中的数据取放问题都得以解决,新形式的出现,也改变着文学研究的方法和习惯,可以说,以网络分析类化为主的科学思想主导了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无一不反映出人们的理性思考和科技发展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这表明作者更多的注意到了一种人文关怀,并且充分认识到了科技对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进而更是将计算机和网络及其相关技术全面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些发展和对科技的敏感反映都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文字从文言文变为白话文,再变成数字化的文字,这才是应有的变革。我国学者一则对计算机网络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一点的反映不够敏感,二则对运用方法也处于摸索之中,故而,发展空间还很大,一方面要培养懂技术的相关人才,另一方面就是要借鉴学习英美文学研究的成果,利用网络加强文学和科学的关系。同时最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学与科学相联系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性,只有将这个思想深植脑中,才能令我国的文学研究获得长足的发展。

三、结语

第4篇: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现在翻开台湾关于华裔美国文学作品能够清楚地看到其在研究华裔美国文学上呈现出一种过分依赖美国批评动向的路线,过多地采用美国多元文化中的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少数族裔文化等研究理论去研究华裔美国文学,偏离了华裔美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和理论意义。这样不仅没有形成台湾独特的华裔美国文化的视角,也没能抓住华裔美国文化的核心和主流,无法彰显华裔美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与学者本身的求学经历有关,台湾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学者大部分都曾有美国留学经历,或者在美国完成华裔美国文化的硕士、博士论文,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他们对美国国内的批评动向非常敏感,联系紧密。尽管如此,台湾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也取得了较高的成绩,对大陆研究美国华裔文学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台湾学者开创性研究华裔美国文学并取得的诸多成绩和创建的基础框架,为后学者研究华裔美国文学奠定了基础。

二、具有“文化中国”情节的大陆视角

大陆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较晚一些,主要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所了解,到90年代大陆所有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论文一共不超过5篇。大陆最初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并不是纯粹自己的见解,或多或少地会受到美国本土多元文化和台湾学者对华裔美国文学理解的影响,这一阶段属于大陆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探索阶段。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大陆对华裔美国文学研究逐渐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为华裔美国文学多元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思想。国内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并不像中国台湾境内的学者那样“步调统一”,在对华裔美国文学的思考研究方面,出现了两类不同文学背景的研究学者:一类是以中文文学为研究背景主要研究海外文学的中文系学者,另一类则是以英语文学为研究背景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英语系学者。大陆对海外文学的研究开始阶段主要是对一些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小范围的海外华人的中文作品进行研究。随着对海外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除了对港台地区的海外文学感兴趣外,逐渐向世界范围内所有华人文学研究扩展,包括东南亚文学、新加坡、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华人聚集比较密集的国家和地区。相较于以英语系学者为主要研究人员的中文系海外文学研究,研究成员队伍更加庞大,具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本土文学的文化内涵。他们在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过程始终以“文化中国”的角度切入,分析、理解华裔美国文学,并且试图将海外华人文学与母语文学紧密联系起来。他们发表的多篇博士论文和文学著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华裔美国文学的多元化研究。与中文系研究海外文学研究队伍不同,由英语系组成的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队伍最初是以翻译华裔美国文学为主线,侧重于将中国文学与华裔美国文学进行对比。恰逢21世纪初,大陆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到了持续升温的时期,大陆境内各个大学、期刊纷纷设立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机构或者期刊专栏,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论文和文学作品已增加到近两百篇。这样,华裔美国文学也渐渐进入到了国内大学英语语言学习的课程,为英语系培养了一批专门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硕士、博士,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是中文系的海外文学研究还是英语系的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都是从华裔文学的属性入手,强调其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分析中国文化对华裔美国文学的引导和向度。从近几年发表的有关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可以看出,其主题已不再仅仅以华裔美国文学为主要方向,一般都要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创作”、“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融与冲突”等角度一同展开。在大陆,虽然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还在持续升温,但都与国内本土文化的主流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地区,华人对自己故乡的思念和中华文化的深深烙印是不随时间和空间改变的。

三、美国多元文化下华裔美国文化的差异文化政治

人都是一样的,无论到了什么地方始终不变的是自己民族文化的深深影响和思想观念。美国自称是一个自由国家,也是一个移民大国,随着移民而来的是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冲突、融合、创新,这就像一个文化熔炉维系着美国多元文化的发展。但是美国国土无论多么的开放、自由,美国社会各民族的特点、民族的文化价值思想和民族精神是无法完全融合、同化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服饰、语言、思想和政治观念,他们对一些主流的美国政治观念并非完全能够接受,因而形成了美国多元文化下的差异文化政治。在一个多元化语境之下,美国文化试图通过同化的方式来消除民族的文化差异和不同的政治观念。如果美国完全丢弃族裔的文化特点,而以白人种族文化作为文化同化的方向,势必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所谓的文化多元主义只不过是一纸空谈。差异文化政治最主要的特点是思想上的多元化,避免单一性和同质性,新时期的差异文化政治要求文化的知识性、文化性和政治性。对华裔美国文学,贯穿整个文化脉络的是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对美国主流的文化来讲,华裔美国文学是少数族裔的文化传统。但是无论文化差异冲突和融合,华裔美国文化应该呈现出一种具有正面、正统中国儒家文化和独特的政治思想。在美国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开创出具有独特地位、背景的自己族裔文化的文学成就,并能够形成影响美国文化,赢得自己生存空间的独树一帜的差异文化政治。

四、中国文化与华裔美国文化

第5篇: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一)历史、哲学、文学领域中的“中古热”

魏晋南北朝的精神文化因其时混乱分裂的政局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极端思想,在以“经世致用”“修齐治平”为职志的儒家士人心中始终不被看重。虽然其中也有向儒家思想回归的“名教中自有乐地”的声音,但也依然无补于事,而宋齐梁陈香艳、奢靡的诗风更是被看作亡国之音,使其受到强烈且持久的鄙视与诟病。这样的局面到章太炎时渐露转机。在《五朝学》一文中,章太炎比较汉魏晋唐之得失,痛斥前人责难魏晋之学过当,认为对清谈玄学应当给予重视:夫驰说者,不务综终始,苟以玄学为诟;其惟大雅,推见至隐,知风之自,玄学者固不与艺术文行啎,且翼扶之。(……)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乎上,躁竞弭乎下。(……)世人见五朝在帝位日浅,国又削弱,因遗其学术行义弗道。五朝所以不竞,由任世贵,又以言貌举人,不在玄学。与此同时,刘师培对魏晋六朝之学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左盦外集》卷九中讲道:两晋六朝之学,不滞于拘墟,宅心高远,崇尚自然,独标远致,学贵自得。(……)故一时学士大夫,其自视既高,超然有出尘之想,不为浮荣所束,不为尘网所撄,由放旷而为高尚,由厌世而为乐天。章氏与刘氏对魏晋六朝之学的重新评价可以视为一种思想变化的开端,反映了20世纪初期的学人与他们的前辈有着相当不同的学理思路与历史语境。章氏与刘氏作为先觉者开启了这扇大门,后继者则与他们一道缔造了此时期中古文学研究的热潮。在历史与哲学领域,1901~1929年发表的论文不足90篇,著作10多种;到20世纪30至40年代,论文陡增至600篇,著作有80余种,并分别以陈寅恪的《隋唐渊源制度略论稿》与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为代表。文学领域,公开发表的论文近30篇,论著10余种,并以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为代表。

(二)“中古热”出现的原因及其学术价值

为何在20世纪初期的几十年内会出现并形成研究中古的热潮?不少学者将之归结为时代背景的相似性,认为20世纪初期动荡不安、波诡云谲的政治社会形势与魏晋六朝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因此,那时的学人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两段历史两相比附,甚至希望从对魏晋六朝的研究中找到适于当下的救国救民良方。另有学者将之归结为时代精神的继承性,认为那一历史时期的学人在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的召唤下,寻求自由与独立,而魏晋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勇气、论说及实践,恰恰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提供了思想与精神资源。这些观点都为我们理解该问题提供了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的认识,而当时学人的论述言说则为解决该问题进一步提供了直接的参考。闻一多曾这样描述庄学在魏晋的复兴:“像魔术似的,庄子突然占据了那个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可以说时代背景、时代精神的相似性,知识分子在时代使命、精神追求上的认同感,都是“中古热”形成的动因。作为学人领袖的胡适之下面这番话更从学理的角度重新树立了中古的地位:文化史是一串不断的演变。

古代文化都先经过这一千多年的“中古化”,然后传到近世。不懂得“中古化”的历程与方向,我们决不能了解近世七八百年的中国文化,也决不能了解汉以前的文化。宋明的理学固然不是孔孟的思想,清朝的经学也不能脱离中古思想的气味。汉学家无论回到东汉,或回到西汉,都只是在中古世界里兜圈子。所以我们必须研究中古思想,方才可望了解古代思想的本来面目,又可望了解近世思想的重要来历。诸多因素使得中古文学研究在现代突然“热”起来,而这“热”又恰好发生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轫阶段,因此此阶段的中古文学研究也就具有了独特的学术史意义。特别是这批学人具有双重的学术背景与思维构架,他们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功底,又吸收了大量西方学术资源,因此在研究中古文学时形成了一套比较独特的方法。其独特性在于:首先,不同于古代诗文评传统那种只针对某人或某篇作品的文本式、感悟式研究,能深入具体历史语境做更深层次探析考察;其次,能充分关注文学与文化文本中浸透出的古代文人的主体性,而不是仅仅将这些文本视为语言文字构成的对象;再次,在深入具体历史语境研究与关注文人主体性的基础上,能够与古人平等对话,进行活泼泼的、有生气的研究,充分展示了具有现代性的学术眼光与思想。因此,总结并反思这批现代学人的研究方法,对我们今天以西方文论和研究方法为主的文学研究来说是一个重要借鉴和有益补充。

二、语境化——现代中古文学研究的基本路径

“语境”本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指语言所使用的环境。西方学者一般将语境分为三个范畴:物理语境,即时空;话语语境,即话语世界;原文语境,即上下文。1976年,美国社会语言学家约翰•甘勃兹在《语言与语境论集》一书中提出了“使语言语境化”的概念,更加注重语言、言语产生的背景与交流双方的主体心态。20世纪中后期,“语境化”这一概念逐渐引入文学研究领域,指文学文本、文论思想所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包括历史、政治、地域、时代思潮、社会风俗、文人心态等多种因素。但是,“语境化研究并非先勾勒出某种时代的政治状况、文化状况就万事大吉。语境化研究的关键之处在于:要把研究对象看成是在与具体语境的互动中的生成过程,而非居于语境中的已成之物。所谓语境化研究,正是要在复杂的关联中梳理、阐述这一生成过程,揭示其复杂性。语境的真正作用就是在这个生成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令人惊奇的是,现代学者并没有受到西方“语境化”思想的影响,但这一研究路径却正是现代中古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突出特点。

刘师培首次将中古时段从古代文学中单独抽出进行断代研究,并最早扬弃评点式的研究方法,不再只关注文学文本,而更多地关注文学变迁的历史语境,从政治形势、历史地理背景、学术思潮等多元视角探析中古文学的特点。例如《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对建安文学的分析: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此段阐述文字虽少,内容实多,特别是其中透露出了不同既往的新的方法与视角。首先,欲了解建安文学,必先理解建安时代,这就得需要运用“史”的眼光,梳理从两汉到建安的时代变迁,由此方能明了建安文学与两汉文学的不同特点以及建安文学作为独立单元论述的必要。其次,欲认识建安文学,不能就文学而论文学,而要将文学置入政治社会与学术思潮的具体语境中探析其生成过程。顺着刘师培的视野和思路,我们看到,汉代自武帝独尊儒术,经学渐兴,并成为士人阶层晋身仕途之主要途径,经学统治了汉代此后的整个学术思想,但由于古文经学囿于章句,今文经学流于谶纬,使得经学的道路趋于窄化,学术思想影响到文风上来,也使得汉末文章偏于繁缛。

“惟东汉以来,赞颂铭诔之文,渐事虚辞,颇背立诚之旨。(……)盖文而无实,始于斯时,非惟韵文为然也,即作论著书,亦蹈此失。”刘师培在列举了汉代杜恕的《请令刺史专民事不典兵疏》与曹魏夏侯玄的《时事议》两篇奏疏后指出:“东汉奏疏,多含蓄不尽之词。魏人奏疏之文,纯尚真实,无不尽之词。”历经汉末大乱,至魏武帝曹操统一中原后,转而崇尚法家刑名之学,提倡通脱力戒繁缛,余风所及,文章也就形成“清峻”风格,即文章简约严明。陶渊明是隐逸诗人的鼻祖,因后世士人对他高尚节操与恬淡气质的持续追慕和歌颂,陶渊明逐渐被建构成一位在田园中过着闲适自在的生活、心境平和的隐逸诗人。但陶渊明的真实生活确如后人所想吗?鲁迅就提出了不同意见:“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后来虽然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说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非真实。”那么真实的陶渊明究竟何样,王瑶在鲁迅的基础上从历史语境与个人生活的角度入手做了极为精彩的分析。可以说,王瑶对陶渊明的解读体现了语境化研究方法的精到运用。以《饮酒•结庐在人境》一诗为例,这首诗历来被诗家尊为心静淡泊平和自由的典范,但王瑶认为陶渊明的基本思想并未超出他的时代,“‘心远’用《庄子•则阳篇》意,陶诗在思想上并没有超出当时一般的潮流,基本的出发点,仍是老庄哲学”。

另外,“采菊”也并非为了玩赏,而是为了服药,为了延年益寿。对此,王瑶做了详尽的考证,证明汉人很早就已经开始了采菊并酿制菊花酒以期长寿的事实,且陶诗还有很多表达时光飞驰、人生几何的思想,因此陶渊明采菊以期长寿同样是魏晋士人共有的生活场景。“服药是求生命的相对延长,求神仙是求生命的绝对延长,这是魏晋诗人的普遍思想,所以服药是当时文人生活中的一个特点。陶渊明在思想上是和当时一般文人差不多的,他‘乐久生’,所以他要服食,这就是‘采菊东篱下’的原因。”还有“悠然见南山”中的“南山”亦并非实指,而是用了《诗•小雅•天保》的典故,取长寿的意思,这便与“采菊”构成了共同的情感,都渴望延年益寿。王瑶指出“结庐在人境”这首诗自然高雅的意境是被后人建构起来的,并具体论证了这一建构始自苏东坡。东坡在《题渊明饮酒诗后》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东坡将此诗改成了自己心中所祈愿的意境,却隐没了陶渊明的真实心境。“这种求长寿的想法尽管俗气和可笑,但它却是一种现实的愿望,无宁令人觉得真率和同情;而绝不是一种超尘出俗的静穆,如后来一般名士论客们所赞赏的。”

三、“群体主体性”——现代中古文学研究的主要视角

所谓“群体主体”(或译“集体主体”),是法国社会学家吕西安•戈德曼曾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个体与群体相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我”和“你”之外,尚有“我们”这层关系存在,“我们”即是个体群,亦即群体主体。戈德曼认为人类历史由群体主体创造,“一切历史的行动,从打猎、捕鱼到审美的和文化的创造,唯有当它们与集体主体相联系之时,它们才能被科学地研究,才能为人们所理解,才能诉诸理性”。因此对于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应当从“个体群”,即“群体主体”的视角出发。“如果不将历史事实和主要的文化创造与某个集体主体相联系,那就不可能理解或研究它们的内涵。”戈德曼认为群体行为相对个体行为,更具备思想与行为之间的一致性。换句话说,就是群体行为有较为明确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对于群体行为的准确分析更易于把握个人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的位置与作用。“当一个群体的成员都为同一处境所激发,并且都具有相同的倾向性,他们就在其历史环境之内,作为一个群体,为他们自己精心地缔造其功能性的精神结构。这些精神结构,不仅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并且还不断地表述在其主要的哲学、艺术和文学的创作之中。”

基于上述理论,我们无疑可以将魏晋时期的门阀世族视为这一时期的群体主体。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文化情趣、生活方式、情感经验,并在相当程度上创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与文化。王瑶正是这样做的。如他在分析陶渊明诗歌时所指出的,陶渊明不会也不能脱离他所属之群体,即士族阶层。倘若只将陶渊明做个案分析,则必然会对他的某些言行产生误读,但若将他置入魏晋士族群体之中,我们就会对他整个人获得更加合理化的解释。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将魏晋士人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是现代中古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视角,早在刘师培那里就已初见端倪。刘氏云: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而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惟当时之人,既出自世族,故其文学之成,必于早岁,且均文思敏速,或援笔立成,或文无加点,此亦秦汉以来之特色。[6]世族①并不是魏晋时期骤然出现的一个群体,实则可上溯至东汉世家大族。而魏晋世族也由此分为旧族门户与新出门户,旧族门户由东汉世家大族过渡而来,在魏与西晋时居于高位;新出门户则是由际遇而升迁,在东晋时期尤为显著,而在社会上崭露头角、有一定影响力的世族,在学术文化方面也都具有相当实力与显著特征。陈寅恪提出,东汉末年之乱,使得全国文化学术散落于各地名都大邑,而被地方的豪门大族所承继。“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

因此,魏晋是一个学术文化家族化的时期,居处要职的政治身份与一定的经济实力,保障着世家大族的学术文化首领地位。出身低微的寒门读书人,可以通过入仕而逐渐壮大本家族,反过来,有些豪强虽在政治经济上称霸一方,但若缺乏学术文化修养,则地位难以持久。学术家族化,使得世家大族子弟在年少之时就可享受到各种学术资源,并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等级制度,进一步促使学术文化在“上品”贵族之间无障碍地流通,使得世家大族不仅是政治经济上的贵族,更是精神文化上的贵族。以陈郡谢氏为例:(谢)晦美风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鬓发如墨。涉猎文义,博赡多通,时人以方杨德祖,微将不及。晦闻犹以为恨。帝深加爱赏,从征关、洛,内外要任悉委之。(……)时谢混风华为江左第一,尝与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时顿有两玉人耳。”谢晦因“涉猎文义,博赡多通”而被刘裕所赏识,甚至于“内外要任悉委之”,足见学术文化的修养对于士人地位的重要性。同样,谢混也因文采出众而伴随帝王左右。谢晦、谢混的被赏识与重用,足可使得谢家成为名门望族,而这便是世家大族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学术文化的修养是可以传承的,用以维持整个家族的声望与地位。陈郡谢氏中不乏这样出众的人才,据《南史》记载:(谢)瞻字宣远,(……)六岁能属文,为紫石英赞、果然诗,为当时才士叹异。与从叔混、族弟灵运俱有盛名。尝作喜霁诗,灵运写之,混咏之。王弘在坐,以为三绝。(谢裕)子微字玄度,美风采,好学善属文,位兼中书舍人。(……)时魏中山王元略还北,梁武帝饯于武德殿,赋诗三十韵,限三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览焉。(谢)朓字玄晖,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为齐随王子隆镇西功曹,转文学。(……)朓善草隶,长五言诗,沈约常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谢方明)子惠连,年十岁能属文,族兄灵运嘉赏之,云“每有篇章,对惠连辄得佳语”。(……)灵运见其新文,每曰“:张华重生,不能易也。”可以说,陈郡谢氏之所以能够成为江左以来的世家大族,绝不是仅凭一两个人的能力而为。由于他们家族内部的文化传承,几乎代代都会出现几个在当世具有绝顶风采与文采之人,且因为家族化的教育可以自幼年始,因此他们甚至在少年时代就已经誉满天下。这也正如刘师培所云:“惟当时之人,既出自世族,故其文学之成,必于早岁,且均文思敏速。”

四、“体验”——现代中古文学研究的重要思维方式

本文所论之“体验”,即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所论之“了解之同情”,近于朱子所谓“涵泳”,亦即我们所说的“体验”: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所谓“了解之同情”,即是不以今日之眼光、要求去苛求古人,对古人及其文本能够抱着同情的态度去理解,也便是一种尊重古人及其思想的平等对话精神。“所谓‘对话’,就是以平等的态度、尊重的态度对待所要言说的对象,把对象视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独立性的发言人,而不是死的文本或可以随意解读的文字。”现代中古文学研究大家如刘师培、鲁迅、王瑶诸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就能够对魏晋时人持此“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因此,他们的观察往往入木三分,提出的观点亦多属人所未发,在这里,设身处地的“体验”居于核心位置。19世纪末期,选学派与桐城派之争甚盛,表面上看是骈散不同之论,实质上则是学术上的汉学家与古文家之争。属于选学派的刘师培对骈文推崇备至,这与他受乡贤阮元的影响以及扬州学派与《昭明文选》之关系有关,但从另一个视角去看,则反映刘氏对骈文的一种认同与尊重,他曾提出“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在他看来,骈文、韵律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学现象,不应该被忽视和抛弃,骈文有着独特的美文性质,不能简单地否定与废弃。事实确实如此,骈文并不是死掉的文字,从魏晋时人的骈文韵律中依旧可以读出他们的文采与巧思。后人对骈文的诟病,多集中在批评其虚浮无辞,但刘师培通过对桓范《世要论•赞象篇》与《铭诔篇》等进行研究后指出,早在东汉之时,“赞颂铭诔之文,渐事虚辞,颇背立诚之旨……盖文而无实,始于斯时,非惟韵文为然也,即作论著书,亦蹈此失”。因此,他对骈文的优劣得失做了中肯的评断,认为“当时文学之得失,亦以见文章各体,由质趋华,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由来者渐矣”。

显然刘氏的见解不是由概念得来,而是对文章进行体验与涵泳的产物。陈寅恪所谓“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的说法是在讲一种以体验为核心的读书方法,这与朱子“涵泳”一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涵,沉也。扬雄《方言》曰:‘南楚谓沉为涵。’泳,潜行也”。可知涵泳本意为水中潜行。宋儒则借涵泳一词来表示一种重要的为学方法。朱子谓: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味,自然和气从肠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只恁平读着,意思自足。为学不可以不读书,而读书之法又当熟读沉思,反复涵泳,铢积寸累,久自见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朱熹将涵泳视为一种为学的方法,且不是一般的只求知识或理解书中之意的方法,而是深入书中进行体味、体悟、体察与体认,进而达到一种心灵境界,在这种境界中获得愉悦与享受。倘若不只将古人或古代文本仅仅看作需要被认识的对象,而是能涵泳其间,走入古人的精神世界,求得与他们心灵上的灵犀相通,便是所谓“神游冥想”的境界了。刘勰云:“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此处之“神”指作文构思之灵明一点之性,“物”则为作家眼中所见之物,或许我们可以借用刘勰“神思”这一妙用,将“神”延伸为涵泳古人心灵之间的那一点灵明,将“物”扩展为古人或古代文本,而做一番庄周梦蝶之美梦,也必定有其妙处。刘勰所论也不离“体验”二字。

五、现代中古文学研究方法的形成及其当下意义

现代学者的中古文学研究除了上述具体研究方法对我们当下的文学研究具有重要启发作用之外,在方法论上还有两点重要启示:

(一)充分尊重所研究之对象

现代中古文学研究方法深深根植于中古时期的特殊历史语境,其取径和特色皆从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中来,而非凭空杜撰。例如语境化研究。中古时期的政治局面非常复杂,是一个巨大变动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酝酿出的历史精神、政治诉求、生活习俗、士人心态以及文化艺术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世说新语》记载了魏晋时人的逸闻趣事,很多士人的行为言语在今天看来皆属非常可怪之事,然而这些在当时又是普遍存在的,这就需要研究者进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通过语境化的研究去理解和把握时人的思想与心态。又如群体性研究。世家大族本身就是一个群体,是中古时期具有重要历史作用的一个阶层。从士人个体的存在形态着眼,魏晋士人大都分属于各个世家大族,几乎每一位士人背后都立着一个大的家族集团;从士人群体的历史属性着眼,魏晋时期世家大族这一整体又属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长期占有特殊地位的“士”阶层。政治地位的保证与经济条件的优厚,使得魏晋世族在文化上形成了独特的趣味,在哲思上充满老庄情怀,在文学上则洋溢着对玄远情趣的追求。嵇康“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的人生情趣,陶渊明的恬淡心境都是最好的例证。再进一层,魏晋时期士阶层的政治地位、文化趣味、社会风尚、文人心态以及学术旨趣虽然在不同朝代会有所不同,但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并未断裂。很多士人一生就经历了多个政权交替,如刘勰,他一生经历了宋齐梁陈整个南朝时期,将他的一生割裂开来置入不同的朝代来研究显然偏颇,而必须给以整体性的关照。更重要的是,这种士人特别是他的家族可以凌驾朝代的更迭而独立存在和长期延续的现象,使魏晋时期的精神血脉、文化趣味、文人心态呈现出一种相通性与传承性,因此,群体性研究就显然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对所研究对象的充分了解与尊重,使得现代中古文学研究形成了一套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并使得中古文学重新获得生机与魅力。在今天的文学、文论研究中,若也能对所研究对象有充分的了解与尊重,或许在理论和方法上就不会生吞活剥地照搬西方了。

(二)在中西会通中有所创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