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传播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海外传播论文范文

影响海外版对外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

1.传播观念层面

西方的经典理论认为，宣传和传播的最大区别在于是操纵还是尊重受众的理解力和自由选择的权利。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曾经指出，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媒介的渗透能力十分低下，对外宣传能力无法抗拒西方媒介，也远不适应国际媒介市场的需求。其实，这种情况归根结底还是与我们对外传播的观念有关。

海外版作为中共中央对外机关报，肩负着对外新闻宣传和引导舆论的责任，这是海外版很长时间以来主要从宣传角度出发而较少从传播效果角度进行对外传播的重要原因。海外版刚创刊时定位为《人民日报》的“海外版”，不顾读者对象的差异，“用内宣的路子办外宣”，完全是《人民日报》的翻版。直到2004年，海外版每天晚上还在和《人民日报》“对版面”，使得两张报纸在外人看来没有多少区别。①呆板的内容和编排一度遭致海外读者的反感。

虽然海外版已经意识海外受众的特点和需求不同，但还是把认为海外受众应该知道的当成海外受众想了解的东西。

2.传播技术层面

大众传媒首先是一种载体，一种物质技术手段，它是国家传播力与影响力赖以提升的依托。也就是说，只有当科技发展使大众传媒这种工具出现并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时，信息的扩散和广为传播才有可能实现。②

海外版长期以传统自办发行模式为主发行世界各地，时效性没有保证。为彻底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海外版不得不推进数字化转型建设工程，拓展网络报、手机报、移动多媒体等传播形式，以期实现各种媒体形态的优势互补、融合互通、共同发展，进一步提升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2010年4月20日，海外版与意大利天天电讯公司合作，共同在亚平宁半岛推出《人民日报海外版》意大利手机报。这是中国大陆主流媒体首次在海外推出手机报。2012年11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官方网站海外网（http：//）在北京正式上线。

然而，海外版主要向海外发行，发行费用比较高，海外版发行越多亏损越大。这就是海外版不得不另行拓展海外发行渠道的原因，也是海外版推动数字化转型，建立自己的官方网站的重要原因。

3.人才队伍层面

对外传播是以国外受众为传播对象的一种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的信息交流，存在着语言、文化、民族风俗、接受方式等差异。只有正确了解对外传播的对象，才使得对外传播更具有针对性，并达到预期效果。

海外版编委沈兴耕认为，海外版的许多年轻记者已具备良好的素质，能够从容应对全媒体时代的挑战，但如果说传统国际新闻报道的主要任务是“向中国（受众）介绍世界”和“向世界（受众）说明中国”的双向沟通，那么随着中国成为具有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力量，我们在国际新闻报道上更需要的是“向世界报道世界”，即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在总体上把握和阐释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这对从事海外版和国际新闻报道的专业编辑、记者提出了新的挑战。

另外，海外版探索营销新模式，在与国外华文媒体联合创办周刊、专刊的过程中，也因为人才短缺等因素，在版面内容和编辑方面缺少有力的把关和监管。

关于我国媒体对外传播策略的思考

目前，制约海外版进一步发展的根本性因素依然存在，作为我国对外传播的重要媒体，海外版必须转变观念，适应新的传播生态环境，以期在激烈的国际传播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1.更新对外传播观念，遵循对外传播规律

对外传播观念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我国不但具有较强的政治性，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我国现在对外传播管理体制开放程度不够，过于保守，甚至管得太死，这样就不利于我国对外媒体做大做强，不利于我们在国际舆论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建立一个更为开放的、更加有效的管理模式，使我国对外媒体摆脱目前的体制性束缚，在具体业务上充分发挥策略的灵活性，通过科学的传播艺术，使我国的对外传播取得切实的效果。

2.加速数字化转型，全媒体助推对外传播

国际著名记者爱泼斯坦曾在1999年给中共中央写信：“对外宣传是同国防和外交一样重要的产业，是维护国家利益所必需的，因此，对外宣传机构，也同国防和外交机构一样，只能、也必须‘吃皇粮’。”③政府必须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促进对外媒体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传播格局，加快信息化步伐与数字化转型，建设高效的对外宣传和传播体系。对外媒体要进一步拓宽传播渠道；提升传播技术，改善传播手段；整合传播资源，增加传播内容；提高传播质量，增强国际传播力。

3.实施本土化战略，培养国际型人才

国际媒体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我国的对外传播应当在立足本国人才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本土化人才战略，让我们的记者、编辑通过出国学习、访问、工作交流等方式“走出去”，真正了解国外受众的阅读和收视习惯、思维模式和文化背景；同时大胆聘用外国雇员，加快培养一批既精通国际传播规则和实务，又懂本国政策法规、风土人情的对我国友好的国际知名编辑、记者、主持人，从而更好地贴近国外受众，突出本土特色，以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④

4.努力实现“中国立场，国际表达”

我国对外媒体要真正成为主流国际媒体，就必须争取和影响国外受众。但扩大对外宣传，光有意识是不够的，必须讲求方法。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在谈到《华尔街日报》刊登其文章《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时曾指出，他与报社编辑就稿件的修改事宜协商了十余次，最终的成稿既保留了文章原意，又非常符合美国读者的口味。可见，要做好对外宣传，传播自己的文化来影响别人，就必须首先尊重当地的文化。⑤而要尊重当地的文化，首先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实现“中国立场，国际表达”。

结 语

国内媒体要走向世界，就要不断突破旧有的传播观念，突破现有的传播模式，并在读者的评判和取舍中获得认同，不断将本民族的思想文化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

注释：

①沈兴耕：《海外版，如何更海外？》[J]，《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11期

②程曼丽：《论我国软实力提升中的对外传播策略》[J]，《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10期

③沈苏儒：《开展“软实力”与对外传播的研究》[J]，《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7期

④陈兆伟 蔡清辉：《新时期我国对外传播战略分析与对策思考》[J]，《新闻世界》，2011年第5期

第2篇：海外传播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 文化传播 潮汕文化

向世界各国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举措和重要课题之一，各地区、各民族根据自身实际研究并推行其相应的区域文化传播策略，是合力实现“中国梦”的有效途径和抓手。潮汕文化的形成是中原文化与潮汕本土文化交融的结果，这与历代中原移民南迁密切相关，是文化传播研究颇具意义的一个课题，特别是近期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更凸显了研究潮汕文化传播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针对性。

历史上，潮汕人的商贸活动在国内外相当活跃，潮汕文化随着潮汕人源源不断地向外移民而远播海外，影响深广。据统计，迄今侨居海外的潮汕人已达1000多万，与潮汕本土人口相当，形成“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全球潮汕人共同造就潮汕文化的独特现象。潮汕文化地方性与国家性特征兼具，本土性与跨国性皆备，地域性与群体性特征交融，其传播学研究极具典型意义。

一、潮汕文化传播新媒体视角的提出

自从国学大师饶宗颐提出并倡导“潮州学”研究以来，潮汕文化作为一种特色区域文化备受关注。由广东省委宣传部组织专家学者编写的《岭南文化书系》中的《潮汕文化丛书》，从潮汕方言、潮州音乐、潮剧、潮州商帮、潮汕文化精神、古代名人、潮汕女性、工夫茶、潮州菜、工艺品、民居等各个层面来介绍潮汕文化的风貌和精髓。各领域学者，如中山大学陈春声对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史及明清之际韩江流域社会史多有研究，吴国钦厘清了潮剧的源流；韩山师范学院林伦伦专门研究潮汕方言，黄挺则主攻潮汕社会史、潮商文化。但研究潮汕文化传播的文献极少。

陈学希等将潮剧、潮乐在海外的流播分为三个时期：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早期，当时的潮剧潮乐艺人与同期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的潮汕人一样，潮剧、潮乐是他们赖以谋生的技能和手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中期，潮剧潮乐在海外各地发展有所不同，潮剧逐渐成为潮汕人一种重要的自娱与娱人的方式；20世纪80年代至今为近期，潮汕人在海外大多事业有成、根基稳固，潮剧、潮乐成为联络乡谊、服务社会的重要艺术形式。但这主要是史学研究，不是真正的传播学研究。目前尚未看到从新媒体角度对潮汕文化的研究。

2000年以来，网络和数字技术裂变式发展，这带来媒体格局的深刻调整和舆论生态的重大变化，并引起国家主管部门乃至最高领导层的关注。2006年，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柳斌杰认为，对新技术和新媒体应采取“主动参与、积极应对、为我所用、趋利避害”的态度，并就新媒体现状与问题、“十一五”规划发展等问题做了深入的阐述。十以来，新兴媒体发展之快、覆盖之广超乎想象，给传统媒体带来很大冲击，也对当代文化传播提出了全新的命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特别强调，要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基于当代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快速成为国际文化传播主流渠道的趋势，如何提高文化传播研究的丰富性和准确度，以辅助“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传播和国家软实力建设，成了亟待破解的命题。

二、潮汕文化传播历史阶段与模式

潮汕文化起源于潮汕先民，后经汉越融合与中原文化交融，秦汉时期大致成型，历经唐宋、明清至近代，不断发展，又不断吸收域外文化而形成独立的文化体系。在粤东大约有1370万人讲潮汕方言，加上港澳台潮籍同胞及海外潮籍华侨、华人，会讲潮汕话的人口估计达2000万左右。正是这个族群，以潮汕方言为基础纽带，维系并向海内外传播着潮汕文化。

潮汕文化的传者不仅有本土的潮汕人，还有潮籍华侨、华人；其传播范围不局限于国内，而是全球潮汕人所到之处；其受者既包括国内其他族群，又包括海外潮汕人所能接触到的群体；其传播媒介不仅是潮汕话，一曲《寒鸦戏水》能召来诸多潮乐知音，一部潮剧《陈三五娘》可引起海内外潮汕人的共鸣，一盘地道的潮州菜、一杯给力的工夫茶、一件精巧的潮绣或陶瓷都能使潮汕人立刻辨别出“胶己人”（自己人）。潮汕文化的传播渠道从古代的“过番”到近代的海运商贸，乃至现代的出国与归侨、商贸与旅游等双向传播，形式多样；其传播效果从潮州菜、工夫茶、工艺品、潮州音乐、潮剧、英歌舞等“潮系品牌”的名扬天下可见一斑。

潮州音乐和潮剧是潮汕文化中最具标志性的两大艺术形式，两者均入选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海外传播三个历史时期的划分为我们研究潮汕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历史阶段和传播模式提供了参考。但文化包罗万象，其传播不以音乐戏剧为起点。第一，人是文化传播的首要元素，以潮汕人到海外的最早时段作为潮汕文化海外传播的起点更合理。第二，现场听潮乐、看潮剧不是传播的唯一方式，目前已知至少在1935年―1937年，潮州著名乐师张汉斋为百代公司录制近百张外江乐、潮州音乐唱片，此后潮乐便借助唱片流传海内外。1955年香港江公司出品的潮剧电影《王金龙》，开启了潮剧影视传播模式。当代的潮州群众常通过潮州电视台《潮州戏园》等栏目观看潮剧，甚至通过微信互传潮剧图片视频。

由此，潮汕文化海外传播的历史时期及传播模式重新梳理如下。1840年以前为古代，以人际传播和较小规模的组织传播为主。1840年―1949年为近代，以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为主，大众传播开始出现，其中大众传播模式和时段可按报刊、广播、电影等不同媒体形态细分。1949年―1979年为现代早期，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及大众传播共存，其中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体主导的大众传播逐渐兴起。1980年―2000年为现代中期，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三种传播方式中，大众传播发挥重要作用，网络媒体开始出现。2000年以后为当代，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与新媒体传播共存，以社交媒体为重点的移动互联网发展迅猛，并呈现出强有力的持续发展的态势。

三、潮汕文化新媒体传播的现状与问题

2000年以来，网络、手机等新媒体逐渐勃兴，传播模式发生许多重大改变，文化传播也不例外。与国家整体上出现传统媒体、新兴媒体“两个舆论场”的态势相似，潮汕文化传播呈现出两大结构性的现状与问题。

一是在本地的舆论宣传引导格局中，以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为主的传播模式与青少年一代以互联网、手机为主的媒介使用习惯存在突出矛盾。传统媒体传播效果事实上在逐步下滑，而潮汕的党政部门在新媒体传播领域介入太慢，不熟悉传播规律，缺乏话语权，在政务微博建设上落后全国两年，在政务微信上至今还基本“失语”。

微博是基于关注机制分享简短实时信息的广播式社交网络平台，国内2007年初兴，2009年成熟。截至2011年12月10日，在新浪网、腾讯网、人民网、新华网等四家微博客网站上认证的政务微博客总数为50561个，但潮州市政府新闻办官方政务微博“潮州”2013年6月28日才上线；汕头市委宣传部政务微博“汕头”2013年8月26日才上线；揭阳甚至未开通“揭阳”，仅其公安局开通了微博“平安揭阳”。

微信是2011年1月21日由腾讯推出的一款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软件，可发送文字、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微信用户量2013年11月突破6亿（其中海外用户超1亿）。据清华大学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所社会化媒体实验室不完全统计，截至2013年5月2日，全国开通的政务微信总量超过1000个，但潮汕地区仍未政务微信。

二是在外宣领域，官方以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为主的传播模式，与潮汕人海内外民间的交流联系、文化传播以QQ、MSN、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为主流的趋势矛盾突出。政府招商引资和文化传播的主要意图通过传统媒体途径基本上影响不了潮汕地区之外的潮汕人，即使初步介入新媒体领域，也因内容以政经新闻等严肃内容为主而传播力不强，与民间运用新媒体自行传播文化如火如荼的态势形成鲜明对比。

比如，在百度搜索键入潮汕方言“厝边头尾”，相关页面结果有219万个，呈现在首页的全部是潮汕饮食等内容；以“厝边头尾”检索微信公众号，同名的有10个以上，从其自我介绍看都是民间自发申办的，大部分是推荐“潮汕小食”，其中有些是专门服务于在大连、闽南（有些具体到厦门、漳浦等地）或其他城市的潮汕人的。这说明潮汕人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跨区域的文化传播、信息交流已具备雄厚的群众基础。

再以“英歌”为例。“英歌”是潮汕地区最具特色的男子群体武舞，与潮剧、潮乐同属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传播模式演变大致如下：在明代初期的潮汕乃至闽南地区存在着一种以水浒英雄为主题的男子武舞（英歌雏形），这种雏形舞蹈在师徒言传身教的人际传播、村镇之间互相学习模仿的双向组织传播、游神赛会多向传播等多种传播模式影响下，在不同闽南文化亚区产生分化，在南澳形成车鼓舞，在潮阳、普宁形成英歌舞，在闽南地区形成宋江阵，宋江阵随漳州泉州士兵移民台湾而入台。1949年―2000年，报纸、广播、电视盛行的年代，英歌也借助传统媒体进行传播。2000年以来，网络、博客、微博、微信接踵而至。潮汕地区之外，观看、了解英歌最便捷的途径则是在百度键入“英歌”，显示有192万个相关网页，首页上还有不少英歌的视频推荐链接。以前必须借助传统媒体才能传播的信息，现在通过互联网、微博或微信等新媒体就可以传播至全球，小到英歌，中如潮汕文化，大至中华文化，都处在新媒体环境中，呈现出新的传播规律。

据不完全统计，新加坡、缅甸华人使用微信与国内亲友或东南亚华人联络的很多，其用户体验较好，与国外同类产品WhatsApp和LINE相比更加方便好用，可见以微信为载体进行外宣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无论内宣还是外宣，潮汕地区官方在运用新兴媒体“打通两个舆论场，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方面，都存在薄弱环节。

四、潮汕文化传播的新媒体策略

根据媒体格局和传播环境的变化，及时准确制定潮汕文化海内外传播的策略，重要而紧迫。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提升传播力。传统媒体具有从业人员专业素养高、信息采集较为系统权威等优势，新媒体则在信息量和互动、分众、聚众传播等方面更胜一筹。在新媒体环境下，应将两者互相结合，取长补短，共同为区域文化传播服务。潮州电视台近年来主打的一档原创节目《探亲行》，通过派出记者团队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拜访当地潮汕人，联络乡情，传播潮汕文化，成效明显。建议电视台开设专门的微信公众号，以简洁的标题、图文、影音等内容全面展示海内外潮汕人的生活和文化生态。

2.运用社交新媒体主导海内外文化传播，提高针对性。国内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普遍存在内容过于“高大上”的问题，不接地气，不会“卖萌”，缺乏文化传播视角，建议潮汕地区加快建设步伐，结合潮汕人文化特征，提高运用政务微博、微信平台向海内外的潮汕人、华人传播潮汕文化的针对性。引导海内外的“美食控”、潮乐迷、潮剧票友、英歌爱好者等运用微博、微信进行良性互动，将使潮汕文化传播更为高效、广泛。在获得大量用户（“粉丝”、听众）认可的前提下，再融入政治、经济等传播内容。

3.寻找文化传播与文化产业的结合点，增强软实力。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利用“国际潮团联谊会”等民间组织，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挥潮汕商帮极其擅长海外商贸拓展的优势，鼓励其寻找文化传播与文化产业的结合点，以文化传播带动文化产业走出去，为其他地区的文化传播提供有效借鉴，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做出积极的贡献。

本文系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潮汕民俗舞蹈的传播与谱系建立”（项目编号：2012WYM_0096）、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攻关项目“潮汕文化海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013ZGXM0007）及“理论粤军・广东地方特色文化研究基地建设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陈学希等.潮剧潮乐在海外的流播与影响[M].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

[2]柳斌杰.新媒体发展的现状与趋势[J].传媒，2006（12）.

[3]柳剑文，柳剑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模式与路径――以潮汕地区英歌为例[J].青年记者，2014（11）.

第3篇：海外传播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郑和下西洋；传播学；物质文化传播

郑和使团七下西洋，前后到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辟了海上贸易之路，与海外广泛进行了物资交流。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物资交流也是一种物质文化传播，本文将从传播学角度对此进行探析。

一、配合政治需要的传播目的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由于某种共同感兴趣的内容聚集在一起时才能构成传播关系。在郑和下西洋的物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传者双方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传播目的如何?

历史资料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务有多种说法，在此笔者列举当时几种代表性言论。明成祖朱棣说：“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礼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郑和本人的言论：“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赍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明史》说：“永乐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国航海贡琛，稽颡阙下，而远者尤未宾服，乃命郑和赍玺书往诸国。”“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郑)和、(王)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这些文字说明郑和下西洋旨在建立和平、安宁的国际局面，树立明王朝的声威，让海外远国能来中国朝贡，“宾服”中国。因此郑和使团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赏赐大量物资，以示“柔远人”、纳朝贡。

此外，海外一些小国需要寻求明帝国保护以免遭邻国欺凌，极力欢迎郑和使团到来。当郑和使团到达时盛情接待，郑和赏赐完毕后，国王也回赠贵重礼品；当郑和使团回国时，一些使者随使团来华朝贡，以示宾服。

可见，在这种传播关系中，郑和使团与海外人们相互交替着传播者与受传者的角色，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有明确的、共同的政治目的，而且更多时候这种政治目的是通过双方感兴趣的传播内容之一——物资传播来实现的。

二、全方位大容量的传播介质——物资

这里所说的物资，是指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和海外诸国之间交流的地方特产。从一定意义上讲，特色物资既有经济价值，也有文化价值，物资交流意味着中国和海外诸国把物资作为一种传播介质来传播物质文化信息。郑和使团每次下西洋都满载丝绸、瓷器、铜、铁、麝香等几十种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产品，然后换取海外的特产而归，货物名目繁多，据《明会典》、《明史》、《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等书统计共11大类191种货物，这种物质文化传播的数量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是史无前例的。在郑和下西洋时期，物资对于中国与海外诸国来说有着特殊意义，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从传播者角度看，处于明朝的需要对外自我宣扬(传播)；处于“藩属”地位的海外诸国需要表示“臣服”。

作为传播者的郑和使团，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更多时候借助双方感兴趣的物资传播。因为物资最能代表中国先进的物质文化，也最能显示出明朝的国威和政治地位，对外传播的物资越丰富，就越能显示中国的强大与富有。所以，每到一地郑和都向当地国王赠送大量礼品。作为传播者的海外诸国，为了表示对明王朝的臣服，对郑和使团既回赠本国礼品，也允许本国人民同其交易。有的国家君主或其他使者不远万里来华“朝贡”的大多是珍禽奇兽、香料珠宝等具有海外文化特色的物资，虽然其中有些物品是直接从自然界采摘、猎取的，没有经过人类再生产，但也蕴涵着海外物质文化；其中的手工艺品，有些是为来华特意打造的，有些是在市场上买的，这部分物资更能体现各国当时的物质文化，都能显示出对明政府的臣服。

(二)从受传者角度而言，物资最容易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心理上容易接近或者说不易拒绝。

从中国政府方面来说，接受海外诸国的贡品，不在乎贡品本身的经济价值，而是看重由贡品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意义，接受各国进献的物品，即表示接受各国内附。因此对于各国“朝贡”物资，作为受传者的中国统治者，从心理上极易接受，既实现了政治目的，又满足了物质欲望。从中国国内的受传者来看，南洋、西洋的很多物资是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极想得到或看到，正如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所说，“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

因明初实行海禁政策，“中国必欲得之”的“夷中百货”只有依赖郑和使团传播进入。郑和使团每次下西洋都“充舶而归”，深受人民喜爱。

从海外诸国的受传者来看，国王们欣然接受郑和赏赐，即接受明王朝的庇护。至于百姓都普遍希望能得到中国物资，但只能通过贸易获得。因此郑和使团在海外贸易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使团成员马欢、费信、巩珍等人的著作都有记载。马欢的《瀛涯胜览》记载，在祖法儿国，“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纶丝、瓷器等物”。

三、传播效果

传播者根据自身传播目的对传播内容进行编码，以信息的形式发送出去，当受传者接受信息刺激后，便会对信息进行解码，并且产生不同程度的相应反应，这种在思想、感情、态度和行为等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某种变化就是传播效果，它隐含在受传者的解码行为中，或者通过反馈体现出来。

郑和使团本着“宣德化柔远人”、“共享太平之福”等宗旨，打通了海上贸易之路，随着海外诸国间种种复杂矛盾的逐步解决，“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这种局面对物质文化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马六甲成了货物中转站，大量交流物资，甚至连当时的行政法律都效仿中国。占城国“买卖交易，使用七成淡金或银”。爪哇国“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锡兰山国对“中国麝香、纶丝、色绢、青瓷盘碗、铜钱、樟脑甚喜，则将宝石、珍珠换易”。此种情形，自然在各国都是一样的。郑和使团开展商贸活动奉行平等、重信原则，每到一处，先了解各国的货币、贸易手段，考察度量衡换算及贸易方式或习惯，尊重对方，公平买卖。如在古里，双方贸易一旦达成协议，签订合同，“或贵或贱，再不悔改”。郑和使团从不强买强卖、巧取豪夺，为各国树立了榜样。一时间，印度洋成为中国和阿拉伯贸易的海洋，波斯湾、红海成了沟通东西方商品的中转集散地。有些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还把中国丝绸、瓷器、南洋香料运到地中海东部，转运意大利北部，再转卖到欧洲。印尼的爪哇、旧港就是在这种影响下“变成向东方香料群岛扩展的经贸基地”东南亚贸易圈也是从那时开始逐渐形成的。郑和使团与海外的物质文化传播不限于自然物产、人工制品等物资的简单交换，它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促使海外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第4篇：海外传播论文范文

［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关系格局出现重大变化，有必要立足全球传播和国际传播的战略性高度，重新审视海外华文传媒的性质、特征及其作用。海外华文传媒是国内传媒在海外的延伸；它可能成为促进祖国统一的推动力量；它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随着世界经济发展重心的东移及海外华人经济的进一步扩展，未来海外华文传媒呈现集团化发展、多种媒体共存共依、向全球拓展、海内外媒体及受众相互融合等趋势。［关键词］海外华文传媒战略思考Abstract:Since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ngegreatlyinthe21stcentury,itisverynecessarytoreconsiderthecharacteristicsandfunctionsofoverseasChinesemediafromtheperspectiveofglobalor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strategy.OverseasChinesemediaistheextensionofChinesedomesticmediaandcanbeadrivingforceforChina''''sunification.InviewofthedevelopmentofoverseasChineseeconomicsandChina''''seconomics,itisfavorableforoverseasChinesemediatomergewithChinadomesticmedia.Keywords:OverseasChinesemedia；Developmentstrategy据统计，目前世界华侨华人已近3000万，他们分布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既与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保持着血缘亲情，又融入当地社会，为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着贡献。而为数众多的华侨华人媒体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于马来半岛的马六甲）的1815年算起，到这个世纪之交，海外华文传媒已经有了180多年的历史。这期间，海外共有52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过华文、华文与其他文字合刊的报刊，累计总数约4000种。20世纪30年代，华语广播电台出现，60年代以后又开办了华语电视台。它们挟新科技手段后来居上，形成了蓬勃的发展势头。90年代中期，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和互联网的兴起，海外华文传媒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一大批华文报纸进入网络，出版传统媒体的电子版，从而使海外华文传媒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今，历史已经推进到21世纪，国际关系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值此之际，站在全球传播和国际传播的战略性高度，对海外华文传媒的性质、特征及其作用进行重新认识与评价，是十分必要的。

一、对海外传媒特性的再认识通过对海外华文传媒发展脉络及其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我认为：第一，海外华文传媒是我国国内媒体在国外的延伸，对祖国始终具有向心力，有助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发扬光大和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尽管海外华人分布于世界各个地方，有些已经融入当地社会，但是他们对中国同宗同源的亲近感和与生俱来的民族性是无法改变的。3《欧洲时报》（法国华文报纸）曾经报道，美国有不少华人一直保持着中国的风俗习惯，在家里讲“家乡话”，让孩子们读中文，希望古老优美的“中华文化”能在异国土地上代代相传，绵延不息。而在海外华文传媒的诸种功能中，传扬中华文化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项，无论东西南北，无论是左是右。有些报刊还以薪传华文教育为己任，开辟专栏专版，协助中文学校推展华语教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华文传媒实际上担负起了国内媒体的部分使命，成为国内媒体在海外的延伸。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通过海外华文传媒将中华文化和中国影响扩展到更广大的地方，形成自己的优势。在目前的世界传播格局下，这一点尤其重要。目前，西方国家的传媒在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势力的支持下，在日新月异的通讯科技的推动下，正在推行“全球化”战略。无论哪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偏远的地区，哪怕是对外封闭，从技术上说，都处于西方通讯网、广播网和发行网的覆盖之下。这种强大的力量对世界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习惯于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国家，而不考虑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这对后者来说有害无益。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我们除了采取相应的措施之外，还应当在民族性上做文章。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汉字、汉文化，通过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大中华圈”，建立我们在国际传播中的优势，逐步改变信息传播的不平衡状态。而为数众多的海外华文传媒正可以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美国的节目虽然在世界传播内容的数量上居于垄断地位，但其成功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巨大。如果本土节目艺术上乘、制作精良的话，会比国外节目更具吸引力。”①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如果我们将对外传播内容制作精当，并延伸至海外华文传媒，其影响将不仅限于华语地区，还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郭振羽教授对此也有着很好的见解。他指出：“世界上不同地区华文报业，所处环境不同，经验有异，但是隐隐然却是血脉相连，命运与共。这不止是因为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语言背景所带来的认同感，同时也因为今日各地华人社会经济和文化互动日益频繁，已经形成了‘大中华经济网络’以及‘大中华文化网络’。未来世界华文报业的发展，势必成为这经济网络和文化网络之中重要的一环，发挥整合联系的功能。各地华文报加强合作交流，建立‘世界华文报业网络’，可以说是大势所趋”。②而这个“世界华文报业网络”完全可以纳入我们对外传播的战略格局中。第二，海外存在着融合的趋势，这也体现在新闻传媒中。在目前大陆与台湾暂时分离的情况下，海外华文传媒有可能成为促进祖国统一的推动力量。比之本土，海外华文传媒的政治色彩（或意识形态色彩）更为淡薄一些。这一方面是因为二战以后全球性的、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许多殖民地相继独立，进入和平稳定的建设时期。同时，随着华侨社会转变为华人社会，人们的注意力也从持续多年的党争、政争转移到当地社会和经济活动中来，对政治不再像从前那样热心了。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华文传媒受众的心态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党同伐异、政治攻讦一类的内容不再有市场，不再受欢迎，代之而起的是读者对中国大陆各方面信息的关注和对具有民族特色内容的需求。为了争取读者，赢得发展，必须改变观念，顺应潮流。在这种情况下，一贯念唱八股的“古老石山”们也不得不作出调整，淡化报纸的政治色彩，增加读者感兴趣的相关的内容。如法国的《欧洲日报》不但开始采用中国新闻社的稿件，而且一稿多用。菲律宾的《联合日报》每周定期刊登对中国大陆各项改革措施的评论，有时直接使用来自中国大陆的电讯稿和特稿。这就使得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立场的传媒的相异性大为降低，而使其相同性的一面凸现出来。而且，随着近年中国大陆新移民的不断增加，亲大陆的报刊迅速崛起，在海外形成了左、中、右“三分天下”的格局。尽管与港台移民创办的报纸（尤其是与港台报纸的海外版）相比，大陆新移民创办的报刊在物质技术条件上还不够完备，但是作为海外华人一方面的舆论代表，它正在逐步发展，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强势。令人称庆的是，目前在许多与中国有关的重大事件上，如“李文和案件”、中国申奥等，在全球的华文媒体上都会形成共同的关注和一致的舆论。这种“合”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正因为海外华文传媒能够在海外华人中形成一致的舆论，并“放大”这种舆论，它在促进中国统一方面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近些年来，海外华侨、华人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目前，许多国家的海外华人都成立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包括欧洲促统会、全英华人促统会、法国促统会、匈牙利促统会、罗马尼亚促统会、瑞士促统会、澳洲促统会等。2000年8月26日，“全球华侨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在德国柏林召开。来自世界60多个国家的华侨华人代表、中国内地和台港澳地区的代表60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份共同声明，内容是坚决反对台湾分裂势力，要求外国停止对售等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呼吁台湾当局承认一中原则，真正拿出诚意，开始两岸对话与和谈，开放两岸直接三通，撤销一切阻碍两岸经贸交流的障碍，并呼吁全球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努力奋斗，以求实现民族复兴的责任。③由此可见，在海外，反独促统已经是华侨华人共同的心愿。在这方面，海外华文传媒的舞台和空间是非常大的。在目前两岸关系暂无重大进展的情况下，它可以利用自己现有的优势和条件，形成、统一舆论并强化舆论，以这方面的实际工作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进程。第三，海外华文传媒在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我们在对外政策上引导得当，这一作用必将得到充分的发挥。“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是我国政府对外宣工作的基本要求。但是，由于内对外的传播是远距离的传播，我们对受传者的文化背景、心理状态、兴趣、爱好以及他们对媒体信息的认知程度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我们的对外传播内容常常是“不切实际”的。海外华文传媒则有助于弥补这方面的不足。首先，海外华文传媒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中国传媒的延伸，又是所在国传媒体系的一部分；它不仅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华人聚居地，也存在于华人所在国的大众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近距离的传播。其次，海外华文传媒是应华人沟通信息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原本就有两大功能：一是向华侨、华人提供所在国各方面的信息，以帮助他们更快地融入当地社会；二是向华侨、华人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帮助他们维系与祖国的感情联系。而将这两种功能放大并以中国的视角观之，恰好就是“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此外，海外华文传媒的创办者（或编辑者）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来自中国，又植根于当地社会，因而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世界（各所在国）。因为他们了解世界，具备所在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方面的知识，因而对世界的描述更接近客观真实；因为他们了解中国，对中国方方面面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把握，又了解所在国受众的心理特征及需求，因而他们对中国的推介和描述也更加符合实际，更容易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让中国了解世界”方面，海外华文传媒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渠道，新移民传媒尤其如此。新移民传媒出现之前，国内获取国外信息（通过媒体）无非是两个渠道：一是各个国家本地文的报纸，二是港台移民在海外创办的报纸。前者不但有语言上的障碍，还有思维方式上的差别；后者虽然语言相同，思维方式相近，但因为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且与大陆长期隔绝，所提供的信息也缺乏决策参考价值。新移民报刊则不然。它的创办者与国内（中国大陆）有着相同的理念和视角，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评价带有更多的中国特色。正因为如此，他们所提供的信息不但更直接、更真切，也更加具有决策参考价值。一些有大陆新移民参与或主办的海外华文报刊的网络版在大陆地区广受欢迎，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在“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海外华文传媒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首先，华文报刊的读者群不仅限于华侨、华人，也逐渐扩大到一部分当地人士。例如在美国、日本、德国等与中国文化交流、经贸关系较为频繁、密切的国家，学习华语的人数越来越多，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华文读者群。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有些华文报刊因势利导，开辟专版、专栏，通过教汉语的形式向学习者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国信息。华文报刊的双语版也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的一种有效的方法。据悉世界上约有几十家华文报刊办起了英语版，还有少量的中文和马来文、中文和日文的双语版报刊。美国的一家华文报纸认为，这种双语版报纸很有意义，它对只懂英文，不懂中文，希望了解华人圈子的事，了解母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华裔子弟，对那些关心中国问题，尚不能阅读中文报刊的朋友，对打破中、英语的隔阂，服务社会是及时和必要的。总之，海外华文传媒在“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我们引导得当，它定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未来展望海外华文传媒与祖国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以此观之，海外华文传媒必将出现大发展的局面。因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随着世界经济发展重心的东移以及海外华人经济的进一步扩展，华文传媒所需的物质、人才、市场等条件必将得到极大的改善。通过对不同国家华文媒体的考察，我们发现，它正日益呈现出如下趋势：第一，集团化的发展趋势与报业发展的国际化趋势相吻合，海外华文传媒也逐步走上了集团化的道路。海外华文传媒的集团化有两种情形：一是随着本地华人办报者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而形成的一报为主、同时出版多种报刊（甚至多种传媒）的集团。如马来西亚的南洋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办有《新生活报》，而《新生活报》同时又办有《风采》、《淑女》、《健康》、《休闲》等12种期刊。又如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着全国的主要报刊。仅华文报章集团，就由3份日报和1份周报组成。二是港台报业集团在海外的拓展。如台湾的联合报系除了在本岛发行《联合报》等）外，还在美、加和欧洲出版《世界日报》，在泰国出版《联合报》。该报系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华文报业集团。香港星岛集团有限公司不仅在本岛出版《星岛日报》，还在世界三洲五国九市出版了不同版本的《星岛日报》海外版。从趋势上看，这两种类型的报业垄断集团都会有进一步的扩充与发展，而报业集团化也必将在资源配置等方面为海外华文传媒带来更多的益处。中国大陆也有人民日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和新民晚报报业集团的《新民晚报》在海外发行，但规模和覆盖面尚不如港台报团。不过随着大陆方面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大陆报业集团在海外的辐射力将会越来越大。第二，多媒体的发展趋势海外华文传媒由单一媒体发展起来，到如今已形成多种媒体共存共荣的局面。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只有华文报刊一支独秀。20世纪30年代以后，华文广播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到90年代中期，北美洲先后创办的华语电台已有30多家。在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都出现了华语广播。20世纪70年代，华语电视问世。进入90年代，在华人聚集的北美、西欧、东南亚逐步形成了三个华语电视中心，并且出现了卫星电视。电子传媒方兴未艾，将信息输入电脑互联网的华文电子报刊又迅速兴起。先是80年代末期留学生网络杂志纷纷出现，至90年代中期已超过30余种（大多在北美、欧洲、日本）。继电子报刊之后，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相继进入因特网，拥有大量的读者。这说明，与全球新闻业发展的进程相伴随，华文报业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阶段。诚然，新媒体的出现是对传统媒体（尤其是印刷媒体）的挑战，但同时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许多报纸藉此重整旗鼓，或扩版，或彩印，或增设地方版，并采用“电脑全页组版系统”，向着“全面全程自动化”目标而努力，从而显示出了新的生机。可见，每一次传播科技的改变与更新，都推动了新媒体的出现，同时也促成了报业的进一步发展。总之，新媒体并不能消灭传统媒体，多种媒体的相辅相伴、共依共存将是海外华文传媒的发展趋势。第三，全球拓展的趋势3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工具，海外华文传媒是以华人社会的形成及其规模的扩大为基础的。20世纪50年代以前，华文报刊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一带，五六十年代以后，这种状况逐渐改变，由东南亚国家占压倒优势变为相对集中在东南亚和北美洲两个地区。七八十年代以后，欧洲（包括澳洲）的华文报刊逐渐发展起来，遂形成东南亚、北美、欧洲三个中心。90年代以后，一些华文报刊销声匿迹数十年的国家，如拉美各国、日本、蒙古、新西兰等，其华文报刊重新获得生机；一些过去没有华文报刊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瑞士、丹麦、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也出现了华文报刊。总之，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海外华文报刊已遍布全球，成为世界性的传播媒介之一。它不仅存在于数以百万计的华人聚居地，就是在华人人数不多的天涯海角，也有它的踪迹。例如在只有3万名华人的毛里求斯，就有铅印的中文日报两家和中文周报一家；在只有数千名华人的苏里南，也有两家华文报出版。尽管由于主客观条件迥异使得海外华文传媒发展的水平和规模大不相同——有些报刊已采用彩色柯式印刷，有些则仍旧停滞在手抄油印或石印的初级阶段上；有些报刊发行量高达十数万份，有的仅销一两百份，但是它们的广为存在和与日俱增，是任何人不能回避的事实。从目前的情形看，海外华文传媒这种全球性拓展之势仍在继续。第四，海内外融合的趋势随着海外华文传媒的全球性拓展以及香港、台湾、大陆报业集团向海外的延伸，海内外华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已成为现实。过去大陆与港台、与海外长期隔绝，彼此在语言文字、词汇、字体、行文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由此而造成不同受众群体的差异。如今这种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例如受大陆人士在海外所办报刊的影响，一些港台人士所办的报刊也开始采用简体字，变直排为横排；而为了影响老一代的华人和港台人士，大陆人员所办报刊有的也采用繁体字。在词汇、行文等方面，港台、大陆报刊也出现了同一的趋势。这就使海内外华文传媒的受众群体逐渐趋于一致。在这种大的背景下，过去因地域分割而形成的“港台”、“大陆”的概念已日渐淡化，代之而起的是海外中国人（华人）的概念。国际互联网的兴起，进一步突破了区域的限制，使天下华人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分享彼此的信息，从而加速了华人社会、华文报刊及其读者群体的融合。互联网不但实现了华人社会更大范围内的信息共享，而且提升了海外华文传媒读者的层次，使之上升到知识群体和政治权力群体。这就使海外华文传媒具有了更大的影响力。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海内外媒体及受众相互融合的趋势将更加明显。在对海外华文传媒的前景进行展望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一些华文报刊仍然面临资金短缺、人才不足、读者萎缩的问题，此外还要受到新媒体和以英语为媒介语的西方新闻媒体的挑战。但是“事实证明，华文报纸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前途。它作为各国多元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细胞，将长时期地在世界传播事业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成为当地华侨、华人自己的喉舌，并为发展住在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作出更大的贡献”。④

三、四个建议第一，鉴于海外华文传媒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和影响，有关部门应予以重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力度。为了加强海外华文传媒的研究，国家设定了“九五”社科基金项目《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此书将于年内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但如同以往这方面的研究一样，此课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领域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课题还有许多，例如海外华文传媒国别史的研究，不同国家、地区华文传媒的比较研究以及如何利用海外华文传媒进行有效的对外传播的对策研究等等。因此，建议“十五”规划中继续设定此类课题，以促进这方面研究的深化。第二，建议外宣部门制定针对海外华文传媒的新闻传播政策，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影响它们，以求获得最大的效益。3我们曾经针对以外宣为主攻目标的机构和媒体制定过宣传策略，从宏观上看，这些策略是颇有成效的。鉴于海外华文传媒影响日深，有关政策部门是否能够把眼光放得再远一些，将分布全球的海外华文传媒纳入我们对外传播的总体战略中，针对它们提出具体的设想和方案，以便使我们在国际传播中获得双倍的收益。第三，通过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影响华人、影响世界，是一个有效的途径。为此，我们的领导部门及外宣工作者必须对华人及所在国受众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研究他们的心理特征和阅读、视听习惯，探索针对他们进行新闻传播的规律，改变过去那种一厢情愿地说，传而不通、通而无效的尴尬局面。第四，鉴于海外华文传媒在祖国统一问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制定政策影响它们，使之成为促进两岸统一的强大的舆论力量。注释：①郭镇之《全球电视传播环境对中国与加拿大的影响》，载1997年第5期《国际新闻界》。②郭振羽《展望二十一世纪世界华文报业》，载台1993年12月9日《中央日报》。③［美］《侨报》，2000年8月27日。④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第94页，新华出版社，1998。参考文献：方汉奇．中国新闻史业通史［M］．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业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周南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M］（1－3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杨力．海外华文报业研究［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冯子平．海外春秋［M］．商务印书馆，1993．陈烈甫．华侨学与华人学总论［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巫乐华．华侨史概要［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罗晃湖．日本华侨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吴凤斌．东南亚华侨通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第5篇：海外传播论文范文

“世博事件”的媒介表现

在狭义的媒介定义中，我们把承载意义的语言和文字，以及具有传输功能的工具，如电话、电脑、报纸、书籍、电视等都视为媒介；而广义的媒介即指一切信息传递的载体、渠道、中介物、工具或技术手段。世博会作为传播媒介，首先表现为它是一个展会，是沟通供与求信息的中介物；其次它是一个渠道，通过布置展馆，陈列物品，来让参观者接近技术的、人文的、自然的理念；同时它又是一个载体，承载着一个城市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承载着每一个参展方的诉求、建造者的理想、参观者的期待。与其他媒介相比，“世博事件”有两大主要特点：第一，集中性、前瞻性和现场互动性的媒介特质使其对会展业、旅游业、娱乐业及文化产业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第二，通过事件的有效运营，城市的组织协调、沟通协作、政策执行和制度创新的能力将大大增进，促进城市积极参与全球竞争。

具体来讲，“世博事件”的媒介表现主要体现为媒介形态和媒介功能两大方面。基于“世博事件”的本体传播，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为趋势的整合传播也是本届世博会的一大亮点。截至2009年底，即有五十多家地方都市报和网络媒体成立世博会报道联盟，以覆盖31个省区市、遍访100个国家、关注200名领导人、历时365天、影响数十亿人的目标为联盟宗旨。与此同时，中国新闻社与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上海世博局联手建立“上海世博会海外华人媒体供稿中心”，30家海外华文媒体成为第一批用户；搜狐网与东方网等31家网站组成世博会报道联盟，做图文视频直播，建立世博会资料库，提供海量丰富的展会实用服务信息，定制多种互动产品。此外，中国移动与新华社也合作推出“世博手机报”，实时动态地世博会信息，加大传播力度。其中，网上世博会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博会的导引、补充与延伸。它是服务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集推介、导引、展示、教育四大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性的网上平台，它通过设置一种体验空间来传播文化和表达理念。网络弥补了世博会无法通过电视等传统媒体进行有效传播的缺憾，同时又一举突破了电视转播在时差、地域、播放权、无法选择或存储等方面的限制。借助互联网，使得全球超过10亿的网民成为世博会的目标受众，世博会的理念、精神以及世博会的内容将可以在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更有效的传播。也正因此，2010年上海世博会成为第一届永不落幕的世博会。

世博会的媒介价值不在于它所陈列的展品或建造的展馆，而是世博会本身作为媒介，在城市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传播学理论表明，人际传播的效果要远远好于其他媒体形式，世博会正是通过人们口耳相传、亲身体验的人际传播形式来发挥巨大影响力的。另外，世博会还具有隐性的媒介功能，即通过国家的战略导向、价值链分工的空间优化和城市管理制度的创新变革，为城市发展找到一条通过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实现地方产业升级的、经济与社会协调互动的转型之路。在城市传播视阈下，“世博事件”的“延伸”功能首先表现为对城市空间的整合。世博会把空间要素的沟通与互动作为其创新开发的重要策动力，它将诱发空间功能结构的调整，促进区位之间的互动和协调，作为城市空间生产的助推力，“世博”这一创新的媒介形式将日趋朝着倚重空间生产与重组的方向快速发展；其次，鲜活的文本承载着“世博”的信息传播。其以展会的形式回忆城市的历史，表达城市的现状，展望城市的未来；此外，作为双向性的媒介形式，“世博事件”对内培养着个体的身份归属感，对外传播了城市的身份形象，是参展者向世界展示、推销自我的公共平台，是借势者借势传播的重要契机。

“文本符号”的媒介呈现

“世博事件”选取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角度，切入到关于城市文本的叙述和解读中，并将文本的解读和呈现纳入到“事件”本身。城市拥有自身的记忆，并承载着各式的符号，是个多重主体藉以存在与相互作用的文本载体，解读和呈现这种关系聚合型的文本，需要相当表现力和明确指设角度的媒体。

历史文本的描摹。在传统的城市传播中，我们仅能从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古迹中接触到城市的历史文本，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开创了历史文本阅读形式的新指向，即用多媒体技术来重构历史场景，描摹虚拟的城市回忆，为历史文本的阅读提供感官体验。在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的展厅中，三维立体的制作技术配合IMAX的宽屏展示，再现了古代城市的盛景――《清明上河图》。凭借新媒介技术呈现出的《清明上河图》，是将历史的文本放到更为多维的语境和文化建构的过程之中，对于它在当代文化、历史和现实话语中所建立起来的联系，以及所表征出的特定文化逻辑和文化理念的解读则显得尤为重要。这种经由人们实践而被再生产的城市文本，有着更为复杂的含义和多重的解读视角，因此，人们对历史的解读也因历史经验与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日趋个性化、鲜活。

当下文本的展示。世博会上的文本展示将历史文化、生活艺术、城市实践注入到公众的视野中，并搭建了文化展示交流的平台，拓展了城市受众文化参与的公共空间。以中国馆为例，展馆以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为主题，从当代切入，回顾了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城市化进程，凸显了三十多年来中国城市化的规模和成就，回溯、探寻中国城市的底蕴和传统，引导参观者走向未来，感悟立足于中华价值观和发展观的未来城市发展之路，旨在以厚重又鲜活的中国元素，表现“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的中国文化精神与气质。世博会通过对城市当下文本的展示，重构了市民的文化心理空间，在实现身份认同上，寻找到了一条民族、城市与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的自处之道，营造了“城市家园”的归属感，积极推动了城市生活的和谐发展。

未来文本的展望。在传统的城市传播的媒介环境里，指向未来城市的文本大多出现在专家学者们的专著里，或者科幻的电影、小说里。“世博事件”创新了人类居民与未来城市对话的模式：一方面运用影片、书籍和雕塑等方式，展示历史上人们对未来城市的梦想、设计与实践；另一方面通过展示未来的城市技术，与城市居民一起畅想未来城市的各种可能，让城市居民提前领略未来城市的美好生活方式。这个模拟未来的城市文本，不仅承载着城市居民的美好愿景，也吸引更多的专业受众，如城市管理者、研究人员、规划设计专业人员和与城市建设有关的产业界人士的关注，从而对城市发展的未来趋势产生积极影响。

“身份认同”的媒介建构

国际展览局专家、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卡门女士说，世博会本身就是一个媒体。世博会传播的内容则是文化，它在不同国家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在异质文明之间充当沟通桥梁。每一届世博会都有不同的主题，对这些主题的演绎，好比就是议程设置，提出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吸引大家关注并寻找解决之道。每一届世博会都会引发举办地对于自身形象的关注。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世博会在国际传播方面具有重要的桥梁作用，它不仅是各国经济、科技成就集中展示的展台，同时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跨文化传播平台。

“世博活动”：文化传播中的个体认同。上海世博会是中外文化交融的大舞台。于上海而言，即是一个以民族文化为背景的上海“群体文化”的“扩张”过程，它嵌入式地融合到世博会中，实现了对上海的城市形象传播。其不仅具有极强的文化意义，更有深刻的政治意义，是一个城市乃至国家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世博会文化的最大特点是文化普遍性和文化多元化的共融和博弈，世博会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开放互动的、具有世界性和扩张性的文化体系。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大众传播媒介在跨文化传播中难以实现理想的效果，而借助于各类活动展开的人际传播则具有明显的优势。通过举办活动，可以增强感染力和亲和力，改变传统媒体给人的刻板印象。因此，文化活动可以容纳更多的政治、社会、经济的信息，寓传播于文化交流之中，比一般的对外宣传方法有着更强烈的效果。世博会期间推出了两万多场的文化娱乐活动，为全球的参展者和参观者提供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多元的文化在这里得以更好地融汇贯通，并碰撞出一些新的元素，最终促进世界新文明的发展。

“世博议程”：话语权掌握下的集体认同。上海世博会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博会，能否有效地掌握对外文化传播的话语权，是对中国外交能力和外宣能力的综合考察。从互联网、手机到虚拟技术，从2G到4G，从本地媒体、全国性媒体到国际性媒体，还有“自媒体”的博客和微博，多元化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技术已成为上海向全球观众宣传世博会的宽阔通道。世博会期间举办的论坛，包括高峰论坛、主题论坛和公众论坛，吸引了各国元首、国际组织领袖、商业和学术精英、专业人士以及普通的大众，围绕世博会主题，进行一系列探讨。此外，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也为城市带来大量的信息流、知识流和文化流，如此丰富的信息资源与舆论优势，使上海先天占据着“世博事件”的传播高地。借助“世博事件”的媒介平台，一方面，我国媒体通过加强与国际媒体的合作，借船出海，使国际媒体如实报道中国的发展和现实；另一方面，我国媒体也以上海世博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国际舆论引导力和话语权。“世博事件”以广阔的媒介渠道和强大的传播影响力将上海的城市品牌延伸到了世界，并以丰富的世博会信息和有效的舆论引导，践行着公众对于这座城市身份的集体认同。

“世博聚媒”：形象构建中的“城市身份”。作为全球三大盛会之一，世博会本身即是全球性的媒介事件，具有很强的“聚媒效应”；作为优化城市“软件”的重要策略，“世博事件”是传播城市形象的重要平台。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气质。这种气质一方面基于一个城市的传统文化底蕴，另一方面则集合了城市中各个社会群体和各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而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城市文化面临着多方的冲击，信息和人员的大量流动使得城市之中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异域文化和本土文化、移民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碰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此时，人们需要在文化上找到自己的认同、自己的归宿。城市也是不可见的，人们必须在一定的公共领域中方能感觉到对城市的认同，而会展正是整合这种社会情感最好的地方，因此会展对城市发展的理念上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

麦克卢汉曾经说过，媒体就是让人体器官能够延伸到更远。在世博会上展览的一切都是载体，它体现了一种精神和理念。媒体还原了它最本初的内涵――让每一个人延伸到最远。世博是一部长长的纪录片，不同的媒体代表了不同的眼睛，它留下的那些影像，不仅在此刻对每个观众作出交代，而且在很久以后对历史作出一个答案的存量。媒体不仅是平面式的报道，呈现出更多的是人们主动体验的可能，完成了一种人体的延伸。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媒体的延伸已经不是一种高高在上、仅仅提供统一答案的指向，而是深入到每个普通人中间，代替你自己完成你所不能延伸的体验。这就是媒体在世博会中与以前的不同――它不仅是一个文明记载者，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参与者和建设者。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1.欧阳宏生：《电视传播核心价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欧阳宏生：《区域电视传播论》，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王琴：《世博会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2008年。

4.王悠：《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第6篇：海外传播论文范文

［关键词］学术话语;国家话语权;社科期刊;国际化传播

中国的发展需要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及学科体系，这是中国走向世界所应表现出的一种文化自信。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既要有自己的特色，又要与国际社会进行更为广泛的沟通与交流，在不同文化与文明的互鉴中获得更多的理解与支持。虽然中国话语体系的传播，可以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展开，具有信息内容的广博性、传播主体的多样性、传播媒介的丰富性、传播对象的广泛性、信息传播的目的性等特征［1］，但学术话语以其学理性、概括性、系统性成为中国话语体系构成的内核之一。作为中国学术话语传播重要平台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以下简称社科期刊），有必要思考如何让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在国际社会创造更好的传播语境，获得更多国家的认知与理解，减少传播过程中因文化差异和理解歧义引起的摩擦与误解，从而推动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化传播。学界关于中国学术话语国际化传播的研究与讨论，多是在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话题下进行的，一度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近些年来，学者们开始从中国学术话语构成的多个方面对之进行论述，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国新时代的外交话语体系、政治学话语体系、社会学话语体系、公共政策话语体系、文艺批评话语体系，等等，并对话语体系的构成特色、表达方式等进行了探讨［2］。本文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着重从社科期刊国际化的角度出发，分析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化传播面临的主要困境与对策。

一、国家话语权与中国学术话语国际传播的不足

国家话语是一个国家为树立其国际形象而有意识建构起来的、有国家特色的，并希望广泛而深入传播的信息体系。当一个国家有意识有目的地在国际社会展示自己的国家形象时，国家话语的建构与传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国家话语建构的必要性每个国家在国际上均享有国家话语权，但这种话语权要依靠国家去自主争取。一个国家话语权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既与国家实力相关，又与其所建构话语体系的合理性、有效性相关，还与一个国家话语的传播体系、传播能力相关联。所以，国家话语体系不仅要及时建构，而且要合理建构；不仅要内容丰富多样，而且要采取有效方式进行针对性传播。中国正在崛起的大国形象，要想获得国际上的广泛认同，就必须重视国家话语的建构及其有效传播，充分发挥国家话语权在国际上的作用。掌握国家话语权是引导、控制国际舆论，塑造国家形象，发挥国际影响力，维护国家利益的有效途径［3］。

（二）中国学术话语国际传播存在的不足中国国家话语权的建构面临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挑战与削弱，这对当代中国的稳步发展甚为不利。作为国家话语传播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话语传播显示出明显的弱势和不足，也与当今中国不断崛起的大国形象不相适宜。首先，中国学术话语的信息不足。相比于之前的信息缺失，当前中国学术话语表现为话语产出的信息量不足、信息不够丰富、信息产出的速度与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不相匹配，不能使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及时有效地了解当代中国发展的真实情况。此外，我们对信息所到国家的了解程度不够充分，没能做到信息内容的“当地化”，使得传播的信息并非所在地人们关心的信息，导致出现理解上的错位与误读。其次，中国学术话语的传播渠道单一。无论是官方的传播渠道，还是民间的交流，都存在传播媒介单一、传播方式不先进、传播手段不丰富等问题，难以形成快速、有效地为更多国家和地区所接受的传播渠道。官方传播学术话语的渠道单一，民间交流媒介多在固定群体间进行，信息传播的覆盖面较小，往往得不到人们的重视，传播的有效性、深入性不足。最后，中国学术话语的影响力不强。中国学术话语的影响力虽在寻找各种途径去提升，但现实情况是，学术话语难以产生有效性而致他国对中国发展的曲解和无端猜疑。对此，有学者提出：“中国发展的第一目标首先是世界化，即表明中国属于世界。中国发展的第二目标是中国化，即成为自己。”“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寻找到中国的身份和认同。”［4］笔者认为，国际化与中国化是不可分割的一纸两面，因为国家话语的建构及其国际传播，不仅可以同步进行，也必须同步进行。这种同步性，在学术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中可以较好地显现出来。

二、社科期刊传播中国学术话语的条件保障

社科期刊是交流学术成果和传播专业文化的主要媒介，是文化积累和文明传承的重要平台，也是引领学术发展和深化学术理论研究的阵地［5］，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阶层对国内外各领域人文社科信息以及不同理论成果进行研究与判断后所形成的智力成果，它涉及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各种问题，具有前沿性、现实性、学理性、高端性的特点。学术话语一般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呈现出来，通过社科期刊传播出去。所以，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化传播必然通过社科期刊的国际化来实现，因为社科期刊国际化是国际社会不同领域高端知识阶层了解中国学术、了解中国国情、了解中国方略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中国走向国际社会在学理上、智力上获得支持的重要方式。社科期刊的国际化发展是国家发展的需要，社科期刊国际化所面临的问题需要仔细分析，寻找应对的策略与方法，使社科期刊更好地服务于国家话语的建构。

（一）国际化的社科期刊应注重国家话语的学术性建构目前，中国的话语权因国家话语体系建构不够系统、缺乏创新活力，缺乏国际传播的机制和话语传播的评价体系，进而削弱了中国思想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感召力，未能发挥与其大国地位相应的作用。社科期刊对中国学术话语的传播，一方面应立足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展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源于实践的话语理论，展现能为世界发展提供有益想法、方案的话语理论；另一方面要融通古今和中外，从新的视角来探讨中国文化的特质，展现具有中国文化当代价值和未来走向，便于西方学者把握和理解的学术话语体系。在此基础上，中国学术话语构建的理念和价值观，以其感召力和影响力，形成引领世界前进的力量和导向。如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等理念，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品格与精神进行的当代阐释，可以为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执政理念的国家所理解和接受。

（二）国际化的社科期刊应有国际化的话语视野社科期刊的国际化发展，除了要注重国家话语体系的建构，还应当跟踪了解国际学术的主要动向。不仅要对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思想文化有清晰的认知和中国视角的判断，还要在中国本位的立场下建构适合国际传播的国家话语，建立起国际化的话语视野。在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过程中，应当处理好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一，霸权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对立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强权者对他者的制裁，在伤及他者利益的同时也给世界带来各种冲突与矛盾。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在国际化视野中寻找新思维、新理论、新战略，解决与之相关的问题。第二，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挑战。新的话语体系的建构，无法摆脱历史的束缚。不同文明及文化间的冲突，不同利益群体纠缠在一起，带来不同话语体系间的冲突，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用新的智慧去研究，去寻找解决的办法，需要社科期刊将上述研究成果广泛传播出去，以缩小认识上的差距，化解不必要的冲突。我国倡导“一带一路”国家间不同文明的互鉴，就是化解冲突的中国智慧。第三，民族话语与世界普遍话语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如何平衡话语之间的民族性、国家性和世界性的问题，是解决区域乃至世界冲突的关键［6］。在中国学术话语建构中，社科期刊应当注重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以及与全球普遍利益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探讨。第四，国家话语与民间话语的矛盾与对立。不同政治集团、不同国家、不同民众之间的利益存在一定的冲突和矛盾，其话语中存在信息不一致、不对称等问题。社科期刊应对之有一定的认识，防止因误判与误传带来相反的传播效果。

（三）国际化的社科期刊应熟悉国际传播的渠道与模式社科期刊面向世界办刊，就是以本土发展为根本，在强化现有办刊方针的基础上加强对外传播，争取国外读者的认可，提升传播影响力。在今天，新媒介技术的不断更新，新媒介形式的不断出现，使社科期刊的国际传播受到语言、技术和渠道等多重挑战。社科期刊要熟悉国际期刊的运作模式、摸清国际期刊的传播途径、分析国际期刊的影响因子，进而不断提升国际化的纵深程度与影响力的持续产生，真正为国家话语的广泛传播与广泛接受做出努力。具体说来，在内容上，通过设置全球化的议程和议题，把握话语权、舆论权，有目的地对传播内容进行选择、对传播形式进行设计，将中国学术话语有效地传播出去；在表述方式上，通过生动的语言、客观公正的阐述，使中国话语具有亲和力和说服力，易于为他国读者所接受，从而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

（四）国际化的社科期刊应注重国际传播的有效性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其传播方式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影响着传播的效果。社科期刊的国际化发展，需要在遵循国际学术传播标准的同时，在传播方式、传播时效等方面着力，既要体现中国特色，也要注重海外受众的信息接受方式，以此来提升对外传播的实效。首先，在传播渠道上，社科期刊应加强与国际权威索引机构的联系，借助它们的渠道扩大影响力，即通常所说的“借船出海”。其次，社科期刊应适当组约并刊发海外学者的稿件，增强其国际影响力，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开辟《海外学术论坛》栏目，及时介绍海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最后，邀请海外学者担任社科期刊编委或期刊的审稿专家，借助其学术影响力来推动期刊在海外的学术影响和传播。

三、社科期刊传播中国学术话语需要化解的矛盾

第7篇：海外传播论文范文

>> 中华文化复兴的国际战略思考 中华文化与传播策略 受众视角下的中华文化传播 中医翻译与中华文化的传播 论“中国梦”战略背景下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 弘扬中华文化 谱汉语国际推广新华章 教汉语更要传播中华文化 简论中华文化之国际传播 从国际汉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论中华文化走出去 论对外汉语教学与中华文化传播 对外汉语教师队伍建设与中华文化传播 云南桥头堡建设视阈下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战略思考 论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华文化的传播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 全球化语境下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浅议全球化语境下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的问题探析 重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 中华文化 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多元一体中华文化建设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2013年11月29日。

⑥参见江胜信：《契合国际语境的传播才更有效――代表委员畅谈如何让中国文化更好“走出去”》，《文汇报》2015年3月15日。

⑦参见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第3页。

⑧参见汤一介：《论儒学与“普遍价值”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秋之卷。

⑨参见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⑩陈雅莉：《全球媒介事件中的民族符号与国家形象传播》，《中州学刊》2013年第7期。

第8篇：海外传播论文范文

航空港卫视成立之初，就确立了非常精准的定位。2015年12月，航空港卫视写进《河南参与建设“一带一路”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定位：航空港卫视打造“中原文化海外传播、人文交流合作、经贸往来和‘互联网+融媒体’的综合服务平台”。2016年1月，航空港卫视被写入《2016年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充分发挥航空港卫视等对外融媒体传播平台作用，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航空港卫视就是紧紧围绕这两份文件精神确立的平台定位，精心设计内容板块，创新拓宽传播渠道，用全球视角与国际语言向世界展示河南新形象，传递中国好声音。

2设计核心优势内容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河南历史上是汉唐丝绸之路的起点，而在当代，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实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国家政策，都为河南对外开放融入“一带一路”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新机遇。河南作为文化资源大省，如何推动中原文化走出去？在这方面，航空港卫视海外传播应深入研究中原文化核心优势，精心设计内容，重点打好以下“四张牌”。1）打好中国功夫牌。中国功夫作为国之瑰宝，不仅在民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也是一张靓丽名片，而中国功夫的发祥地，河南少林、太极武术名扬海内外，通过少林太极推广中华文化，在“一带一路”打好“功夫”牌，成为中原文化走出去的首选。2017年8月，航空港卫视将在白俄罗斯、匈牙利、希腊举办功夫电影周，届时将有《新少林寺》《一代宗师》等五部有关功夫电影上映，同时，将举办少林、太极武术表演，中国功夫文化图片展等系列活动，电影周相关内容将通过航空港卫视及白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希腊电视台等境外合作平台进行传播，用功夫联结中外，用文化沟通世界。2）打好儒道文化牌。现今，孔子学说已走向了五大洲，中国在海外建立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学员总数已达190万人。另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著中，《道德经》排名第二，仅次于《圣经》。道家文化的国际影响之大由此可见[1]。世界需要中华文化走出去，而华夏文明根在中原，中原文化是道家文化的发源地，儒家文化的发扬地，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以中原文化海外传播为己任的航空港卫视，应提炼儒道文化之精华，通过图文视频、活动交流等形式，让中原文化走到海外，融入世界。3）打好丝路旅游牌。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在中原大地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河南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省份，通过整合旅游资源，与沿线省市和国家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将把旅游业打造成河南实施对外开放、促进经贸交往、增强各国友谊的重要舞台。航空港卫视围绕“丝路旅游”做文章，推出系列纪录片《大美河南》，全方位呈现了河南的山水、历史、人文、民俗之美，这张旅游文化名片，吸引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多地关注河南、走进河南、支持河南。4）打好跨境贸易牌。近年来，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中国（河南）自贸区等一系列国字号战略在河南落地，为河南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河南充分利用中欧班列、国际航空物流中心等载体平台，正在积极建立全球营销网络。在“一带一路”倡议构想下，目前郑州已经成为全国“买全球、买全球”跨境商品集散分拨中心，跨境贸易成为河南联结世界的新桥梁[2]。今年9月，航空港卫视将承办“空中丝绸之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邀请中外政要、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国内外媒体等嘉宾，就跨境贸易、文化合作等领域进行广泛交流，还将成立“空中丝路媒体联盟”，为“一带一路”跨境贸易打造中外媒体朋友圈。

3选择有效传播方式

好内容如何有效地传播出去？选择合适的传播方式非常重要。中西文化差异导致外国人在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有诸多不同，要为“一带一路”倡议营造更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当前的海外传播方式也须改变，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哪些内容外国受众更容易关注，哪些传播方式外国受众更乐于接受，什么样的语言外国受众更易于理解等。通俗讲，海外传播不是把国人喜欢的内容直接翻译成外语，而是要按外国人的心理需求讲他们听得懂的话。2016年12月，航空港卫视制作的《你好，中欧班列》系列微视频，就是跟国际团队合作，海外特约记者聚焦外国人关注的话题，以沿线普通人的视角，讲述他们有笑有泪的经历，纪录“一带一路”及中欧班列给沿线各国带来的点滴变化。微视频被彭博社、FOX等200多家海外媒体进行转发，引起了广泛关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航空港卫视创新报道方式，在新媒体端推出“全球看两会”系列报道，特约记者从西亚、北美、大洋洲、欧洲、澳洲等地发回专电，涵盖数百位外国友人对中国的评价、看法，各国大咖对中国发展的分析、解读，为全球送上了一道“两会盛宴”。总结航空港卫视海外传播的成功案例，就是它选择了合适的传播方式，以国际视角讲述中国故事，用国际语言传递中国声音。

4创新渠道覆盖

渠道建设是媒体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全面推进海外传播？在这方面，航空港卫视采用“上天落地”的战术，值得借鉴。所谓上天，即视频云平台。2016年5月，航空港卫视与国内最大的民营电视机构蓝海电视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一带一路’云平台”。该平台是集“互联网+微视频”为一体的海量视听图文全球内容传播和制作平台。目前，该平台全球合作媒体超过6000家，覆盖120个国家和地区的30亿受众。目前该平台已进入具体建设开发期，建成后将全面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主流媒体，联动发声，为河南融入“一带一路”的各项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海外媒体传播平台支持。所谓落地，是指跟“一带一路”节点国家当地频道合作，双方互换输出节目，实现区域精准覆盖。相关数据证明，选择当地媒体传播可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3]。2016年，航空港卫视与白俄罗斯国家广播电台签署合作备忘录，节目在白俄罗斯国家频道落地播出；同时，航空港卫视联合河南影视集团，深耕非洲市场，与毛里求斯当地媒体合作成立中非影视频道，节目精准覆盖非洲部分地区。

5避免三个误区

海外传播，要让各国准确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用意，为“一带一路”顺利落实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还应避免以下几个误区：其一，避免混淆“一带一路”与“丝绸之路”概念。“一带一路”倡议基于丝绸之路，然而却不是单纯的复制；其二，避免“以我为主”独角戏，不能只是报道中国在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成绩，更应加强报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生情况，以及他们参与的程度、成绩，增强双向沟通，强调合作、共赢的理念和思维；其三，避免单一聚焦政治，而忽视金融、文化领域的传播手法。“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政治领域的大事，更是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一大步推进，对外传播一定要避免过度展示意识形态和政治理想的态度，更应当把传播的突破口放在金融、文化等领域，通过金融合作与文化认同，达到国之交，而民心相通。

作者:张亚芬 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

参考文献

第9篇：海外传播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日本；岛屿争端；国际舆论

〔中图分类号〕D822.331.3/C91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1-0022-05

从全球范围来看，有关岛屿的领土争端日益突出。中国与相邻的14个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或曾面对过领土争端问题。如何在岛屿争端等突发事件中成功引导国际舆论成为近年来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分析岛屿争端中舆论发展趋势，阐述其舆论特征，探讨相应的国际舆论引导策略，对于提升中国在领土争端事件中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一、岛屿争端及其舆论发展趋势

近半个世纪以来，从全球范围来看，有关岛屿的争端日益突出。据初步统计，全球有近60个国家存在岛屿争端，占全世界沿海国的40%，根据国际法庭历年来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显示，1990年以来，新增的加上前一年未审决的案件，国际法院每年需要审理的案件约为10-20件，其中3-5件关于岛屿归属和海域划界问题〔1〕。岛屿争端事关当事国、安全和经济利益，背后往往与历史遗留问题、民族情感、现实利益和未来战略部署纠结缠绕。从英国阿根廷马岛之争到韩国日本独岛（竹岛）之争，从俄罗斯日本北方四岛之争到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白礁岛之争，关于岛屿纷争的硝烟一直没有散去，海洋岛屿争端也成为国际领土争端的焦点。

中国大陆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拥有1.4万公里岛屿岸线，近6500个岛屿。随着中国海洋战略的调整，作为海陆大国，中国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逐渐加快了脚步，领海及岛屿纷争问题也不时显现。在南海，中国有40多个岛礁被周边国家侵占，在东海，群岛长期被日本控制。所以，近年来中国韩国苏岩礁之争、中国菲律宾黄岩岛之争、中国日本之争相继激烈上演。

领土争端中的岛屿争端隶属于政治范畴，广涉经济、军事、历史、法律等各方主体，一旦相争情况突发，该类事件往往在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作用下形成舆论潮流。而在技术背景的深化下，人类社会的舆论形态已深刻改变，信息对时空限制的突破和各类舆论场互通性都大大增强〔2〕。近年来几起岛屿争端事件则显示：岛屿争端双方国除互相开展舆论战以外，往往有意识地推动或无意识地“被推动”舆论国际化，欲借国际舆论干预事件的发展，以影响事件的结局。

二、岛屿争端中的国际舆论

（一）国际舆论内涵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达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成分〔3〕。在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媒体始终在国际舆论的形成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枢纽作用，来自不同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公共空间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对某一争议问题的信念、态度、意见、情绪的总和形成国际舆论。与国内舆论相比，国际舆论跨越地区和国家，主体从单个国家个体扩展到多个民族国家，针对的是某一国际或地区事务，具有一定的情境性。国际舆论的存在空间也突破单个民族国家内部，存在于几个国家之间，甚至是所有国家之间。

（二）岛屿争端中的国际舆论的特征

1.传播主体的多元性。

岛屿争端表面看似只涉及两个当事国，实质上，却也常常牵涉其他国家。以亚太地区岛争为例，亚太地区的岛争问题总是少不了美国的阴影，究其原因在于一旦岛屿之争导致的参与主体国家影响了美国在亚太的相关利益，美国则会想方设法干预其中，或是对双方进行战略抚慰，或是加剧两方的冲突。可以说，岛争问题与周边国家的战略部署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造成岛屿争端事件涉及的利益主体呈现复杂性。为使事件朝各自利益的演进，不同民族国家、国际性组织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则会利用舆论来影响事态的发展，这也直接导致岛屿争端事件传播主体的多元化。

2.议题的高度政治性。

国际舆论具有一定的政治性，主要体现在它是国家内部力量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相互博弈、平衡的结果〔4〕。岛屿争端不同于普通的国际社会事件或公众事件，它从属于政治范畴，通常对这类涉及国家、民族尊严事件的传播，信息源主要是官方渠道和其相关主流媒体，发出的是代表国家立场和态度的声音，与之休戚相关的是自身国家利益，所以会在短时间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舆论的议程设置也高度带有明显的政治趋向。这种国际舆论不仅对该国国内的国防、经济、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对其外交决策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3.民族情感的突出性。

舆论的形成与一个社会的意识和这个民族的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岛屿争端的国际舆论中民族情感的突出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岛屿争端双方国对外传播中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领土问题，争议双方两国国民心理特征十分相似，那就是“祖国受到了欺负”，所以与领土相关的焦点新闻或舆论热潮出现，会瞬间点燃民众心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主义情绪。岛屿争端双方国在进行对外传播过程中就会自觉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作为争端的非当事国家，在不同制度、价值观和文化传统作用下所形成的舆论是不同的。在对争议双方发表意见和看法时，也会带着各自不同的民族情感进行判断，而民族主义极易产生保守排外的思想倾向，非理智成分一旦掌控失当，也易在领土问题的态度上走向极端。

三、岛屿争端问题中国国际舆论引导策略选择

（一）中日岛争回顾及其舆论态势

中日之间隔海相望，一直互相友好往来。日本的文化中现在仍有着唐宋文化的影子。但是甲午中日战争和上世纪的日本侵华战争至今都是两国不可避免的恩怨节点。日本在二战中政治军事上虽遭受重创，但是在经济上依靠美国迅速崛起，并成为世界重要经济体。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政治经济实力都有所增强，在国际上起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但是时不时总要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产生摩擦。靖国神社的祭拜、篡改教科书、否认侵华战争等一系列动作都深深影响着两国人民的民族情感。两国媒体常在类似事情上相互抨击，两国国民间不信任情绪高涨，相互间的嘲讽和谩骂充斥互联网上〔5〕。

而双方政府与普通民众争执的最大焦点是问题。问题与中日两国在东海的利益紧密相关。虽然在上世纪70、80年代由于面临中日、中美建交邦交的大背景，进入了一段舆论冷却期，以《人民日报》为例，整个80年代，《人民日报》对于相关报道几乎空缺。但是随着中国在东海的海洋战略部署的逐步推进，自90年代开始，关于的舆论开始出现小浪潮，而进入2000年以后，舆论进入激化期，甚至是大战期。其中2004年大陆保钓志愿者被扣留事件、2005年日本政府宣布将上的灯塔“收归国有”、　2010年撞船事件以及2012年日本实施“购岛”闹剧、“国有化”计划都将中日岛争问题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二）中日岛争中的国际舆论危机

舆论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舆论则是国际话语争夺的兵家之地。以美国舆论力量为主的西方舆论是当前国际舆论的主导力量，居于垄断地位，全世界重要的国际新闻80%以上都是由CNN、BBC　、ABC、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等通讯社提供，它们基本掌控了世界上约60%的消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新闻大多转载西方舆论〔6〕。　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和在国际社会地位中的不断提升，西方舆论在对中国事务报道中常常出现“酸葡萄”心理，所以一旦在中国发生突发性事件之际，西方媒体将这种“酸味”转嫁到新闻报道中，对中国质疑的声音较多。以2012年日本“购买”事件为例，在该事件中，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论调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中国责任论。

在2010年日本保安厅海上巡逻船与中国渔船在附近相撞事件发生之际，除了《朝日新闻》用了比较客观的表述——“尖阁诸岛是日本圈为自己的领土，并实权统治，而中国也主张拥有的敏感区域”，其他主流报纸都按照日本政府的统一规定一概将称为“尖阁诸岛”，都称为“日本固有的领土”。地方性报刊，如《北海道新闻》，《神户新闻》等约50余家媒体也都发表社论、社评或专栏文章在问题上引导国民舆论。所以在2012的“购岛”事件中，日本记者森安健在接受英国媒体《金融时报》采访时指出，日本民众几乎都认为，这一轮中日关系的紧张情绪，是因中国人而起，起因就是2010年撞船事件。而日本政府的立场是，将国有化，其实意在缓和事态，否则可能被极度右翼分子买去，可惜中国政府不理解〔7〕。

从以上言论分析不难发现，当面临涉及的敏感事件，有关历史、现实的突发事件的时候，日本往往将争端的责任推向中方，认为中方在无理取闹，并通过媒体对内对外强调中国忽视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安全，树立中国故意挑起争端破坏两国关系的刻板印象。类似舆论不仅将中国置于国际舆论争夺中的劣势地位，也将误导西方主流思想进一步加强对中国责任的反思和认识，即中国如何与全球分享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如何以大国身份置身于国际事务中，中国如何能够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2.中国。

中国体现在中日争端中，国外媒体刻意突出报道中国的军方表态和中国民间反日游行中的非理，有意识地诱导舆论，将日本装扮为争端中的受害者，将中国包装成威胁世界和平稳定的国家。这种声音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军事力量崛起的担忧，以外媒对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服役为例。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12年9月25日报道：“中国今天举行有国家最高领导人到场的仪式，将第一艘航母编入现役。在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时候，此举试图发出其军事实力正在增强的信号”；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9月26日报道：“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周二正式交付海军。在中日领土争端引燃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之际，中国此举是公开展示其挑战美国在亚洲制海权的雄心壮志”；《日本经济新闻》9月26日报道：“中国进而成为东北亚地区唯一拥有航母的国家，并打算借此加强进入远洋的能力。日美等国家正在警惕东北亚军事平衡的变化”。从类似新闻报道可以看出，外媒密切关注中国军方的一举一动，通过舆论警惕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此外，在对中国反日游行示威中，国外部分媒体大肆报道中国国内个别城市所出现的烧现象，而忽略其他秩序井然游行的城市，给民众造成日本人在中国受到中国老百姓侮辱的错觉。二者的联合报道更加印证了中国的存在。

（三）中国如何在岛争问题中提升国际舆论话语权

1.开展传媒外交，增强国际舆论引导的硬实力。

国际舆论引导与国家的外交活动开展有着密切联系。外交活动的开展，离不开新闻媒体的报道，左右舆论的形成；而新闻媒体的报道和舆论的演进又能影响外交的进程和方向。传媒外交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发展成为新的外交形式。它是由政府幕后操纵、运用大众传媒的力量，在特定的领域向其他国家的民众释放信息、影响舆论、塑造行为，从而在他国获得舆论支持，进而影响他国政府行动〔8〕。在岛屿争端问题中，中国常采用的媒体外交手段是发表公共声明，通过中国政府官员或者政府发言人的话对舆论产生影响。这种方式无疑是引导国际舆论最重要也是最先采取的策略。但笔者认为还可从其他方面入手跟进传媒外交，增强国家舆论引导的硬实力。

第一，着手调整机构配置。政府为掌握岛屿争端在国际舆论中的方向，除引导国内政府机构、企业、社会团体、媒体等相关机构的意见向主导意见靠拢外，还需建立处理国际舆论的专门机构进行舆论的引导。如推动建立官民两方专家组成的“国际舆论特别咨询团”，专门着手处理事关中国岛屿争端等突发事件的国际舆论。“特别咨询团”需一直密切跟踪事件的发展，面对争端问题，思考并解决如何在国际上进行宣传，并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不同舆论态势做出科学预测，积极做好应对措施。一旦当国际大面积出现与中国主流声音背道而驰的意见时，智囊团需在第一时间以最高效的手段化解国际舆论危机。同时，与中央对外宣传办合作，共同出台应对国际舆论的支援政策。

第二，举办信息交流活动。在宣传和教育上可通过信息、文化交流活动从侧面引导他国舆论。在中日岛争中，中国政府可采取举办相关海外交流活动来强化中国在问题上的话语权。一是在国外举办公益性的“史实”的展览，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图片、文物，有理有据地客观明确说明地位的本质及现状的来龙去脉，引导国外公众在问题上支持中方和理解中国人民的对的情感；二是迅速组织一批文艺纪实作品反映前世今生，通过影像的方式在感官上给予刺激；三是组织一批国内学术团体到海外就问题的展开研讨，将中国的共识传播给国外学者，并有意识地引导其言论朝有利于中方的方向发展；四是利用海外诸如孔子学院、领事馆等机构，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免费向海外学生、海外民众发放宣传手册的活动，争取民众对中国的认同。此外，诸如此类活动均邀请国外当地媒体的报道，借国外媒体的口还原真实的事件。

第三，发挥国际广播作用。自2009年以来，国家公关战略的启动推动了一大批主流媒体走向国际，如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海外落地数量不断增加，《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合作国家也不断递增。但是作为传媒外交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广播在岛争问题的舆论导向中的作用却发挥得不尽人意。在战争期间，国际广播常常成为交战方心理战和舆论战的重要工具，在和平年代，国际广播也是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中国若要在岛争问题的国际舆论话语争夺战中赢得先机，需重视国际广播的作用。一是利用中国国际广播的舆论阵地，向国外听众传播中国的态度、立场；二是租赁国外广播电台，开通专题节目塑造中国和平友好形象；三是密切监测VOA、BBC以及NHK的舆情，采取以“广播”VS“广播”的舆论战术。

2.善打传播组合牌，提高国际舆论引导的巧实力。

对外的舆论引导首先要解决的舆论宣传的技巧问题，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体制、未来战略部署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差异都对传播效果造成不同影响。因此，如何保证传播效果有效，顺利劝服他国受众，我们就中日岛争的传播策略问题给出相关建议。

第一，善打“历史牌”。中国政府在争取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的舆论支持中主要打“历史牌”，既通过寻找历史契合点和根据客观历史事实说明是日本侵略的产物，再现日本在战争中犯下的累累罪行，重述《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中日友好联合声明》等历史文件内容，强调日本将“国有化”是对战后国际秩序、国际法的破坏，是翻反法西斯的案，是仍未对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进行深刻的反省，警示各国反法西斯国家严防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从而获得曾遭受法西斯迫害的国家和人民的心理支持，将日本置于不利的舆论境地。

第二，善打“客观牌”。“客观牌”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众。此类国家的民众媒介素养较高，对新闻报道有其独特的观点和视角，且喜欢“客观事实”，崇尚新闻自由，因此在对这部分国家进行舆论引导要格外注意策略。以事实说话，呈现客观、真实的媒介环境，在新闻报道和评论中也以同样客观的立场，晓之以理，同时，援引“第三方”论述，让民众明了真实的事件及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最终达到认同中国立场，理解中国人民情感的目的。

第三，善打“联系牌”。“联系牌”的打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打东南亚国家“情感联系牌”，东南亚大多国家和中国都存在领土争议，所以对于中日岛争也持关注态度，尤其是密切关心中国对于领土争端的态度和解决方法。对于这部分国家，在舆论宣传中，首先渗透中国爱好和平的形象，传播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同时强调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不仅在历史上都曾遭遇日本的侵略，是共同抵御日本侵略的重要盟友，如今也是在政治经济方面深化合作的伙伴。舆论的重点可放在中国历史和未来命运同东南亚国家紧密相连，把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危机感转化到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感中。二是打日本的“经济关联牌”，当争端冲突加剧之际，中国一般会采取隐形的、局部的经济战争，一方面警醒日本无视中国在上的严肃立场将面临严重后果，另一方面也可警示菲律宾、越南等与中国也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若要在领土问题上和中国纠缠不休也将面临不利于长远发展的苦果。经济战最需舆论的紧密跟进，一旦舆论引导滞后，极易在国际社会中塑造不从大局出发的“小国”形象，所以在采取反制措施之际舆论上需抢占第一落点引导各国民众明确经济制裁的责任方在于日本，正是日本公然挑战中国问题才导致两国经济贸易来往出现波动。

3．组建海外华人华侨传播阵地，发展国际舆论引导的软实力。

海外华人华侨是巩固和发展爱国主义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岛屿争端相对其他突发性事件更容易激起民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海外保钓浪潮也曾在不同国家上演，所以发展国际舆论引导软实力的策略之可采取组建海外华人华侨的传播阵地，从他国内部发出力挺中国的声音。

第一，发挥华文媒体的议程设置作用。传播学中，议程设置的主体是媒体，大众媒介通过议题设置来巧妙地引导舆论，选择并突出报道某些问题，使这些问题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而受众由于参与传播议程的能力有限，往往被媒体设置的议程牵着鼻子走，议程设置对于舆论引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政府在面临岛屿争端突发事件时，应从爱国主义情感上争取华文媒体的支持，促使华文媒体与中国政府所预期的舆论相一致。中国政府可主动为华文媒体提供新闻“信息源”，积极主动为媒体设置议程，再由华文媒体向国外当地社会公众设置公共议程，达到将中国政府的价值观念、立场态度传播给当地华人华侨及当地他国民众，将争端事件中有关中国的负面舆论降到最低。

第二，借助意见领袖，形成舆论场。为了有效提升对公众的舆论引导力，除了借助大众媒体的力量外，还需借用“外援”，利用意见领袖加强与公众的直接沟通和引导，引导公众进入理性思考。近年来，华人华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趋势明显，在当地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处理当地事务中的话语权也渐渐提高。为引导舆论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中国政府可考虑借助“意见领袖”的力量。“意见领袖”可以是名人政要、学者专家，也可以是企业家、社会团体，可以由华人华侨担当也可以是由华人华侨出面联系的当地“名望”，双管齐下，共同形成舆论场，发出有利于中国的声音，从而引起当地主流媒体的注意，甚至影响该国舆论走向。

〔参考文献〕

〔1〕　姚冬琴.全球近60国家存岛屿争端，多诉诸国际法庭解决〔J〕.中国经济周刊，2012，（8）.

〔2〕　廖建国.危机事件的舆论国际化趋势及应对模式转换〔J〕.新闻界，2012，（12）.

〔3〕　陈力丹.舆论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33.

〔4〕　武闽，黄全权.国际舆论及其建构机制探讨〔J〕.现代传播，2011，（7）.

〔5〕　胡中卫.我国领土争端相关网络舆论浅析〔D〕.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6〕　张建.奥运折射中国国际舆论环境仍严峻〔N〕.东方早报，2012-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