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唐代文学论文范文

1.在医学理论方面

自东汉以来佛教传入我国，唐代丝路上往来胡僧继续在弘扬佛法的同时用印度医学普度众生，印度医学理论源源不断的传诵、运用，开拓了中医学视野，孙思邈是隋唐医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医学思想包括儒、释、道各家思想，盖佛教戒律不茹荤血五辛，在他的医学思想中多有体现，如《备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所录诸方中，多提及忌食血肉有情之品及五辛。《大医精诚》文曰“：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这一方面体现孙思邈医学思想中的佛学理念，另一方面体现印度医学理论在中医学中的应用。印度医学有“万物皆药”的思想，孙思邈吸收这种思想，在《千金翼方卷第一•药录纂要•药名第二》中载道“：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也。”唐代丝绸之路上往来僧侣成为印度医学理论的交流载体，在高僧们用佛学、医学普度众生的过程中，印度医学理论得以释读，并丰富了中医学内容。

2.医治方式方面

隋唐时期除医学理论外，中医学广泛吸收外来的先进治疗技术，经丝绸之路从西域传来的眼科手术和颅脑外科方面的治疗方式，引起了中医们的极大兴趣，并效仿学习。《新唐书•拂传》曰“: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经行记》中也有“大秦人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的记载。再如眼医婆罗门治刘禹锡眼病,可见时人对这些技术的震惊和推崇。隋唐经丝绸之路往来于内地与西域的僧人既传播了佛法，又传播了医学，唐代胡僧医术甚至蒙上神秘的色彩。有故事讲述,健儿张国英在战争中箭镞中腹,医生断定其必死无疑。晚上,张国英梦见有胡僧给了他一丸药。第二天,便泻出箭镞,不治而愈。这则民间故事,用离奇的方式反映了唐代民众对西域，尤其是对僧人所赐药物的敬仰与期望，特别是当病情用传统方式无法治愈时，更加剧了这种对西域药物药效的想象与肯定，甚至认为西域异药有超乎寻常的能力。此外西域医学的独特治疗方式也深深吸引着唐代民众的心理认同。武则天时,驸马都尉武攸暨生病,西域何国人释僧伽“以澡罐水噀之而愈,声振天邑”。西域医药学让中医药学欣喜的是西域当地的传统治疗法启迪了中医治疗方式的探索与发展。如琪针疗法就得益于褥特鼠治蛇咬病之事，贞观十六年（642），罽宾国给唐朝进献一种名叫“褥特鼠”的动物，凡被蛇伤之人，只要嗅一下褥特鼠之尿，其被蛇咬之伤口即获痊愈。

3.在长寿保健方面

受唐代统治者青睐的延年药是丝绸之路上特殊的药品，与此同时制造这种药物的药师和佛僧成了西域药物配制的传播者。那些掌握西域延年术的西域僧人，甚至得到了帝王的接纳。唐史有载，唐太宗常服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所制之延年药。高宗时，命天竺的僧人卢伽阿逸炼制长生药。还有一些西域药物如郁金香、安息香、胡椒常被唐上层社会当作保健药物应用。

4.方剂方面

西域方剂为中医学大家吸收后，普遍用于民众的疾病治疗。如孙思邈《千金方》和王焘《外台秘要》都收载了“西州续命汤”这首西域方剂。西域方剂的另一个用处是供皇室享用，西域回纥药司曾为唐顺宗炮制龙膏酒。龙膏酒是西域人民御寒爽神的滋补饮品。唐玄宗的“起凉殿”和内服的“冰屑麻节”就是西域人民面对沙漠复杂的生存环境，总结出的应对之策，被玄宗所采用。

5.药物方面

普通药物方面，主要促动因素是商品买卖，经济利益的带动下，商人们热衷于此。丝绸之路上来往的一个重要商品就是番药和香料。这也是西域医药对中医药产生影响最为卓著的一个方面。甚至勾起诗人的才思，如李白《客中作》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郁金香是自西域而来的药物，用它浸泡的美酒,具有活血、行气、止痛、解郁清心的功效。可见西域传来的物种大都在中原民众中广为传播，甚至为人所熟知。进贡药材也是西域医药对中医药影响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新唐书•西域志》记载，西域各地方政权向唐朝政府进贡的药材，有洋提葱、丹砂、石黄、胡药等。

二、西域医药学对中医药学产生影响的特征与原因分析

1.西域医药学在独特的生活环境下

创造了行之有效的西域治疗方式，加之西域独有的物产，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引起中医大家和民众的注意。尤其是在西域医药学在中原治疗效果突出时，更加促动了中原民众、中医学家对西域医药学的推崇和探索，这也使得丝路上西域医药学的东传更有现实意义。

2.影响范围广阔，各有不同来由

西域医药学在丝路上的东渐，对中医药学多有补益，主要表现在医学理论、医治方式、长寿保健、药物、方剂五个方面。但这五个方面的成就各有不同的推动力量。在医学理论方面，主要表现在印度医学理论、维吾尔族医学理论、藏医学理论，这些理论的中医化运用主要依靠中医学大家吸收、理解、解读、实践应用；医治方式，主要包括当时中医药学还未深入掌握的医学领域，如眼科手术和异于中医治疗方式的独特民族治疗法，这些技术有赖于掌握当时先进医治技能的西域医生传至中原，引入中医药学；长寿保健法传入中原，往往通过对皇室宫廷的延年药进贡和民间娱乐体育保健活动在丝绸之路上的东传；方剂则是民间治病过程中成效显著而广为流传，中医大师、民众、宫廷广泛应用，最终成为固定的中医方剂并促进了新方剂的配制；西域药物、香料对中医学的丰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少数民族商人、中原商人的贩卖，此外还有朝贡方式引进。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依赖于唐代文化海纳百川，求同存异的包容特征。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从稿二编》中评价“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可见唐代文化的博怀，为西域医药学增补中医药学的内容营造了社会背景和实现通道。

3.西域药物对中医药学补益较多

丝绸之路上西域医药学向中医药学增补的最为显著之处在于增添了中医药材的种类，这在唐代医学著作中多有体现，可见西域药物对丰富中医药学的显著作用。丝绸之路上药品交流如此繁盛，究其原因是经济利益驱使，中原具有西域药物的广大市场，这项事业能为从事此业的民众获益，所以交易鼎盛。《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了唐代吐鲁番规模盛大的药材贸易。其中香料是大宗，买药人大多是少数民族商人。

4.中医学兼容众少数民族医学的独到之处，在交流中发展

第2篇：唐代文学论文范文

唐代是典型的多元文化共存共生的朝代，唐代文化带有典型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兼备的特点。唐朝文化的多元化不仅体现在艺术和文学领域，还在体育活动方面呈现出更具朝气的特点。体育活动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以诗歌为代表的唐代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内容。唐代文学和唐代体育也因此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首先，唐代体育对唐诗的创作接连不断地提供了素材；其次，从唐诗中所描绘出的体育，又可真实地触摸到唐代社会所发生的体育生活。文人舞剑、贵族打球，以及此前几乎从未出现过的女子走出闺阁，骑马纵横、弯弓搭箭的场景，都出现在了唐代的文学作品中。唐代文学首推诗歌，而唐代诗歌几乎涉及了唐代体育活动的全部方面。据统计，《全唐诗》中有400多首与体育活动相关。这些诗歌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内容丰富。不仅包括了皇室贵族的娱乐项目——马球和狩猎，还涉及了寻常百姓的休闲体育娱乐，以及西域胡人的新奇的体育活动和女子体育活动的描述。

二、初唐文学与体育

初唐年间，宫廷之中射猎活动颇为风行。唐太宗李世民就曾以诗作来描绘出猎的场景：“雕戈夏服箭，羽骑绿沉弓。怖兽潜幽壑，惊禽散翠空。”（《出猎》）“金鞍移上苑，玉勒骋平畴。旌旗四望合，罝罗一面求。”（《冬狩》）皇室出猎的盛况可见一斑。又有唐玄宗李隆基的“弧矢威天下，旌旗游近县。一面施鸟罗，三驱教人战。暮云成积雪，晓色开行殿。月兔落高矰，星狼下急箭”（《校猎义成喜逢大雪率题九韵以示群官》）。初唐时期的拔河活动，场面也颇为盛大。拔河原本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军营训练中，原称作“牵钩”。百姓认为其能够产生感应庄稼，促使丰收的作用，拔河也因此产生了一种类似于祭祀仪式的色彩，而非简单的娱乐活动。大臣张说曾记录下了拔河的场面“今岁好拖钩，横街敞御楼。长绳系日住，贯索挽河流。斗力频催鼓，争都更上筹。春来百种戏，天意在宜秋”（《奉和圣制观拔河俗戏应制》）。从诗歌及其他文学作品来看，反映初唐时期宫廷府第内开展的体育活动占据了大多数，主要是皇室射猎、赞颂功绩的舞蹈、祈福举行的拔河比赛。从这一点不难判断，在社会稳定初期，百废待兴之时，体育活动主要是上层阶级的锻炼和娱乐。再者，唐代开国主要凭借武力一统天下，因此王公贵族大多英勇善战，狩猎和骑射自然是其心仪的娱乐。此后，随着国力恢复发展，击败东突厥、吐谷浑、高昌及其他属国后，贞观年间的唐王朝政治稳定，国家富强，加之李家自陇西进占中原，本身具备的异域背景带给了强大的唐王朝开放的外交态度，因此很多具有体育背景的活动都有了显示国家实力的隐含特点。例如文臣薛胜在《拔河赋》中记录的“皇帝大夸胡人，以八方平泰，百戏繁会，令壮士千人分为两队，名曰拔河于内，实耀武于外”。体育项目的盛大场面从来就是彰显国力的一种途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三、盛唐文学与体育

盛唐中期出现了大量热情洋溢、奔放豪迈的诗作，山水田园与边塞诗派鼎足而立。在两大文学家——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的笔下也反映出了盛唐时期体育活动的特点：主要集中在端午、寒食、登高等时令节日中，侠士之风盛行，梨园开始成为百姓娱乐活动的场所。盛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主要体现了登高、竞渡、马球及投壶等体育项目。这些体育活动往往都是与节日民俗活动密不可分。例如张九龄的“岂似龙山上，还同湘水滨。衰颜忧更老，淑景望非春。禊饮岂吾事，聊将偶俗尘。”（《三月三日登龙山》）王昌龄的“青山远近带皇州，霁景重阳上北楼。雨歇亭皋仙菊润，霜飞天苑御梨秋。茱萸插鬓花宜寿，翡翠横钗舞作愁。”（《九日登高》）储光義的“吹箫管，清池发棹歌。船争先后渡，岸激去来波。水叶藏鱼鸟，林花间绮罗。”（《官庄池观竞渡》）蔡孚的“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台月作楼。金锤玉蓥千金地，宝杖雕文七宝球。窦融一家三尚主，梁冀频封万户侯红鬣锦鬃风騄骥，黄络青丝电紫骝。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打球篇》）。此外，凭借边塞诗的自成一派，与游侠这一唐代特殊现象的出现，中国古代的传统武术也得以继承和发展。李白曾赞颂：“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字书，但将游猎夸轻趫。胡马秋肥宜白草，骑来蹑影何矜骄。金鞭拂雪挥鸣鞘，半酣呼鹰出远郊。弓弯满月不虚发，双鶬迸落连飞髇，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行行游且猎篇》）此外，司空曙的《观猎骑》、李颀的《塞下曲》和崔颢的《杂曲歌辞•游侠篇》、高适的《营州歌》都反映了边塞、军营、游侠等不同场合和人群的体育运动场景。相比于马球、射猎等体育活动，在唐代文人间流行的主要是投壶、下棋、登山等项目。由于唐代科举制度已经逐步完善，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获得了进入仕途的机会，而不再仅仅是靠门第出身“平流进取，坐至公卿”。这些文人们受到唐代自由精神的感染，不再因循守旧，而是乐观进取，意气豪迈，积极入世。

四、中唐、晚唐文学与体育

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冲击，唐代社会发生了由盛而衰的剧变。文学作品中体现的宫廷体育活动也大大减少。中唐时还有棋类、马球等活动的描述，以及修仙、养生类的记述。时至晚唐，甚至描述体育活动本身的文学作品也越来越少，或许是生逢乱世的人们不再热衷于体育活动，即便有，也是投身于骑射、武术等项目。其实中唐时期体育活动的内容较之盛唐还要更加丰富一些，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在原本的骑射、马球、竞渡等项目之外增加了对民间开展广泛的春游、秋千、风筝等体育活动的描述。例如张仲素的“烟柳飞轻絮，风榆落小钱。濛濛百花里，罗绮竞秋千。骋望登香阁，争高下砌台。林间踏青去，席上意钱来。”（《春游曲三首》）武元衡的“千里雪山开，沱江春水来。驻帆云缥缈，吹管鹤裴回。身外流年驶，尊前落景催。不应归棹远，明月在高台。”（《春日与诸公泛舟》）此外还有陈去疾的《踏歌行》、白居易的《和春深二十首》、王建的《秋千辞》和司空曙的《风筝》都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人们在从事春游、秋千、风筝等运动时的场景。而元稹的《竞舟》和《竞渡》，张建封的《竞渡歌》和刘禹锡的《竞渡曲》都描绘出了端午节时民间对于竞渡这一体育项目的热爱。而且，在这些描绘春游踏青的诗作中，不乏提及女子参与其中的身影。虽然这些舞蹈、蹴鞠等女子体育的描述更多还是局限于宫廷贵族而非寻常百姓，但是这依然是我国古代体育史上，女子参与最为普遍和直接的记录。徐铉的《抛球乐》、鱼玄机的《打球作》和无名氏的《咏美人骑马》就体现出了唐代开放、平等、自由的民族政策和社会风气，使得传统的儒家伦理对人们的束缚有所减弱，女子也得以走出闺阁，参与到抛球、踏青、蹴鞠、舞蹈等体育运动中来。从中唐到晚唐之间，棋类运动前所未有地发展起来，文人雅士之间对弈水平普遍较高。王建的《看棋》中写到：“彼此抽先局势平，傍人道死的还生。两边对坐无言语，尽日时闻下子声。”此外朱湾的《咏双陆骰子》、刘禹锡的《观棋歌送儇师西游》、张籍的《美人宫棋》无不体现出当时棋类运动的雅致与流行。此外，出于对时局动荡的漠然和自给自足的状态，中唐之中修仙养生之道也在文学作品中多有体现。反映出当时炼丹修道、四气养生等行为的盛行。例如钱起的《过瑞龙观道士》、张籍的《求仙行》、孟郊的《列仙文》诸诗。时至晚唐，由于时局更加动荡不安，原本自给自足怡然自得的百姓多有破产或因战乱流离失所，因此祥和欢快的春游、拔河等场景逐渐减少，养生活动也基本绝迹于文学作品之中。描述武艺、兵器的内容占据了主要的篇幅。例如姚合的《腊日猎》、杜牧的《赠猎骑》、李商隐的《日射》、马戴的《校猎曲》等。与此同时，文人间的棋类活动却依然是文学作品描写的重要内容。李从谦的《观棋》、温庭筠的《观棋》、裴说的《棋》、李洞的《对棋》均为此类作品中的翘楚。

五、结语

第3篇：唐代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唐代文馆；文馆与文学；研究历史；研究空间

 

近年来，唐代文馆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涌现出不少与此相关的论著，比如李德辉先生《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吴夏平《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等，极大地推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毋庸置疑，以往的研究在制度渊源流变考镜、文献整理、文馆与文学关系的讨论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总体来看，转变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寻求新的切入点，宏观通照性地发掘文馆与文学更深层的关联，是当前此研究领域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在梳理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探索解决问题的相关途径。

一、关于“文馆”的界定

“文馆”到底指什么，关涉到研究对象的确立，各家研究都有所不同的表述。正史所记，无一统摄性确定概念，而仅出现于专有名词之中，如弘文馆、崇文馆之类。两《唐书》有“三馆”一词，如《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上武则天书云“三馆生徒，即令追集”及《新唐书》卷十四“三馆学官座武官后”，但此“三馆”当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三馆，与文馆概念相去甚远。

较早关注文馆的学者是日本池田温先生，他认为唐代学馆之盛，中古所未见，而学士荣誉，尤著于青史。唐朝官制，政府图书之署有秘书省，国史编纂之府则有史馆，而教授学生之学校亦有国子监，及州、县学。其外更有馆院之设，可谓备矣。唐朝馆院，名称屡改，兴废不常，其名目大致有文学馆、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广文馆、集贤院、翰林院。[1]190-192照池田温氏的说法，文馆的范围是很大的，举凡掌管学艺、庋藏图籍、教授生徒、政治辅弼之机构，概应纳入文馆范围。

李德辉先生认为文馆似不应包括秘书省、史馆、国子监。上揭氏著指出：“两汉以降各王朝政权都以‘尊儒重学'为名，在掌理图书的秘书省之外设置了各种名目的‘馆'，主掌图籍的校理编撰与生徒教授等事，以其多从事著撰文史等务，且馆中所聚都是文人，故统称文馆。它虽然属非常设性文化机构，但其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之大，却是一般秘书省、史馆、国子监等文化机构所无法比拟的。”[2]1这样就将文馆与常设性机构区分开来。

笔者认为，文馆概念所指，是与论题的选择密切相关的。研究者所关注的对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对文馆的界定大可不必相同。拙著《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从制度与文学的关联性入手，在制度考辨的基础上，解决与此相关的文学问题。因此，从宏观通照的角度出发，将“中央文馆”界定为：（1）是指唐代中央文馆，与地方文化机构有别；（2）是指与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的联系较为密切的馆所。因而选定包括国子监、史馆、秘书省和崇文馆、弘文馆、集贤院、崇玄馆、广文馆等文化馆所作为研究的对象。[3]4-5正是缘于所解决的不同问题，其所关注对象也不一样。罗时进先生《唐诗演进论》比较重视文馆与诗歌关系的讨论，因此该书的第一章《唐初文馆与初唐诗风》说：“在初唐诗坛上有四代文馆学士相继主持局面，而四代人恰恰形成四个学士集团，这就是开国初太宗朝文馆学士集团、高宗朝文馆学士集团、武后朝的珠英学时集团和中宗朝的景龙学士集团。”[4]4-5另外，李福长《唐代学士与文人政治》[5]着重探讨的是学士与政治的关系，因此选取的对象依次为秦府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北门学士、集贤学士、翰林学士。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6]，也是从实际研究需要出发，对文馆有不同的择取。

二、文馆与文学研究

（一）文馆制度梳理和考辨

以文馆作为切入点来讨论，以往的研究更侧重于历史学和政治学，因此，制度考辨和文馆史梳理成为研究的热点。关于国子监研究，在一般论文之外，大都散见于各种教育史专书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台湾高明士《唐代学制之渊源及其演变》[7]和任育才《唐代官学教育的改革》[8]、《唐代官学体系的形成》[9]，诸文在制度考论方面极为细致翔实。对唐代史馆的研究，本身就是史学界一个热门，讨论的文章和著作都很多。不过，相较而言，台湾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10]一书尤有特色，张氏较为全面地梳理了相关制度。关于唐代秘书省的研究，主要有赵永东《谈谈唐代的秘书省》[11]，陆庆夫《唐代秘书述略》[12]和曹之《唐代秘书省群僚考略》[13]。李万健《唐代目录学的发展及成就》[14]，从目录学发展的角度分析了秘书省在古代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弘文、崇文二馆的制度性考辨，亦主要散见于诸教育史著作中。论文方面，李锦绣《试论唐代的弘文、崇文馆生》[15]和牛致功《唐代的学士》[16]二文，较为详细深入。研究集贤院最珍贵的资料是唐代韦述的《集贤记注》，但原本已佚，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宋代王应麟《玉海》中所引的数十条。上世纪二十年代，朱倓钩稽排比，撰成《〈集贤记注〉辑释》[17]，是研究集贤殿书院的基本材料。日本学者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1]从沿革、省舍、储藏、修纂、故实、职掌、禄廪、官联八个方面进行考察。随后，郑伟章、赵永东、刘健明、李湜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集贤院制度进行考察。

关于崇玄馆的研究相对薄弱，一般置于对唐代道举和道教的考察之中。讨论广文馆的文章也不多，廖健琦《唐代广文馆考论》[18]从设立时间、设立原因和中唐之后的存否等方面立论，较有新意。关于广文馆的性质，台湾高明士先生认为“其目的在招收国子监学生之攻读进士科者，有如今日在学校内附设之补习教育。”[7]206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合乎事实。招收国子监学生攻读进士科者固然不错，但所谓的补习教育因广文馆自身为一独立教育单位而不能成立，广文馆业进士者的资格亦非补习生。

（二）文馆与诗歌

文馆与文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诗歌方面，包括律体律调分析、唱和诗集整理、诗学著作考辨和诗学理论溯源等。

1、关于律体律调的探讨较早研究唐诗律体律调的是郭绍虞先生，收录于《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19]中的《永明声病说》、《从永明体到律体》、《再论永明声病说》、《声律说考辨》等文章主要从五言诗音步的角度，说明“古”、“律”之间的声律问题。1986年，赵昌平发表《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20]，考定初唐九次重要“七律”应制唱和组诗，结论是七律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是五律每句加二字而来的，七律的渊源当是蜕化于骈赋化的歌行。香港邝健行《初唐五言律体律调完成过程之观察及其相关问题之讨论》[21]，从单句句调不合、失对联数、失黏首数、不合律首数等方面，考察初唐作家虞世南、李百药等22人519首接近五律诗歌的声律状况。邝文认为律调受到重视和探讨，主要是作者顺应文体本身的发展、从事探索的结果，跟君主的好文无关。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葛晓音先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分别讨论宫廷文人在初盛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七言歌行的发展以及绝句的发展等问题。葛氏虽不是直接探讨初盛唐诗歌律体律调，但却有借鉴和启发意义。正是在乃师的鼓励和启发之下，杜晓勤在此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永明体到沈宋体——五言律体形成过程之考察》[22]指出：五言律体的形成虽然几经波折，但每一次发展都离不开宫廷诗人。如果没有他们对诗歌声律美的不懈追求，没有他们对原有诗歌声律模式的突破与创新，五言新体诗的律化进程无疑会更漫长。可是，杜氏所认为的律体律调最终定型于沈宋即“沈宋体”的看法，虽与众多文学史同调，却不为陈铁民先生所接受，陈先生经过分析考证，认为律体的定型是初唐一批珠英学士、修文馆学士，其功不能全归于沈宋二人。[23]

2、唱和诗集的整理初唐唱和诗集的整理主要集中在《翰林学士集》、《珠英学士集》、《景龙文馆记》。

（1）《翰林学士集》翰林学士之名，始于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其时改翰林供奉为翰林学士。因此，对于《翰林学士集》的结集和标题，众多学者提出揣测，但以陈尚君和日本森立之的说法为上，森立之疑为许敬宗所撰，陈尚君进一步指出可能为许敬宗别集残卷，理由为集中收许诗最多，每题皆有其作品，且目录亦以其诗列目。[24]3贾晋华先生在《翰林学士集》的基础上，广引文献，将太宗朝宫廷诗人群的唱和篇章及文学活动逐一考证，起于武德九年九月，终于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共考得太宗君臣唱和诗214首又2断句，文赋13首，预唱诗人45人。[25]12-33

（2）《珠英集》《珠英集》又称《珠英学士集》，五卷，唐崔融集武后时修《三教珠英》学士李峤、张说等诗而成，宋以后散佚。现存敦煌写本二卷，分藏英国和法国，编号为斯2717、伯3771。《珠英学士集》的整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董康、向达、王重民、项楚、吴其昱等学者都作出过重要贡献，最终由徐俊先生全面完成。徐俊先生将英、法所藏写本拼接对看，得出法藏伯卷当为英藏斯卷《珠英集》第五卷的部分内容，这样就将二处分藏的残篇连接起来。徐先生对《珠英集》考证的重要成果主要有两点：第一，校正历来关于学士人数的记载，明确为47人；第二，全面整理校勘现存诗歌，共得55首。[26]548-587

（3）《景龙文馆记》据《新唐书·李適传》、《唐诗纪诗》卷九李適条、《唐会要》卷六十四“宏文馆”条、《直斋书录解题》卷七、《玉海》卷五十七等文献记载，中宗景龙二年置修文馆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以象四时八节十二时，其后被选者不一。他们围绕中宗宴饮优游、频频唱和。身为学士之一的武平一将此其间的活动记录下来，并录有唱和作品及诸学士传，名为《景龙文馆记》。较早注意到《文馆记》的是日本学者，如高木正一《景龙の宫廷诗坛と七言律诗の形成》，西村富美子《唐初期の应制诗人》、安东俊六《景龙宫廷文学の创作基盘》都力图还原宫廷文学活动及其相关背景。[25]44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有陶敏《〈景龙文馆记〉考》[27]，贾晋华《〈景龙文馆记〉辑校》[25]和《〈景龙文馆记〉与中宗朝学士群》[25]。陶文侧重于成书始末及版本流传等文献学方面，贾文则全面辑校了《文馆记》，并对其间活动进行编年。

3、相关诗学著作考辨和诗学理论溯源初唐三大诗学著作，即上官仪《笔札华梁》、元兢《诗髓脑》、崔融《新定诗体》。此三者始见录于中唐求学之日僧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后辗转传抄，面目全非，经王梦鸥先生大力考证，基本上还其原貌。王先生认为宋代《吟窗杂录》所录《魏文帝诗格》即传抄《笔札华梁》所成，而以现存于《吟窗杂录》卷六李峤《评诗格》所载十体九对之文字与《文镜秘府论》所引崔氏之语相对照，李峤《评诗格》与崔融《新定诗体》实为同一书，《评诗格》乃后人所伪托李名也。此后所论，陈陈相因，大抵不出王先生所述范围。

王氏不仅考论有关初唐新体诗成立的两种残书，更论及初唐诗学产生之渊源，并分析其成因。认为初唐诗学，多为适应宫廷之艺文生活而发达，殆与齐梁时代相类似。其诗体既沿袭江左余风，而诗学之所发明者，亦即为齐梁诗体之分析。从分析而创立若干规格，转成唐代试士之圭臬。按其作业，自始即偏向于“缀文”之道，而与吟咏“情志”者无直接关系。[28]

（三）其它研究

诗歌之外，研究文馆与文学之关联性较多的，主要集中在探讨唐初所修前代“八史”与初唐文学思想的关系。这在文学批评史、思想史等著述中都有论及，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论述尤为详备。曾守正《唐初史官文学思想及其形成》[29]，从唐初史官文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成因、评骘三方面来考量初唐史官的文学思想。李胜《初唐史家文论特色检讨》[30]认为：以令狐德棻、魏征为代表的初唐史家的文学见解，表面看来，像是折衷调和，论其实质，则表现了对文学发展规律的全面认识，较早、也较正确地为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学指出了发展方向。

其它文体方面，如从文馆的角度来观照小说、散文的演变之类的论著不多。拙著《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力图有所突破，对文馆与唐传奇、实录、墓碑文、行状等文体之关联，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拙文《从行状和墓碑文看唐代骈文的演进》[31]，从文馆的角度提出构建分体骈文史的断想。

三、研究空间的拓展

从文馆研究的历史来看，研究者比较重视这样几个问题：（1）历史学视野，关注文馆制度本身的渊源和流变，着重于制度的梳理和考辨。（2）政治学视野，着力剖析文馆文士与政治之间的关系。（3）文馆与文学的关系，可归结为：文馆学士与作家群体；文馆创作与文坛风尚；文学盛衰与文学嬗变；文馆唱和和诗体发育等方面。[2]399-402

上述成果无疑为未来的研究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但其中的缺失和不足也不容忽视。由于侧重点不一，他们往往致力于某一中央文化机构的研究，“点”多“面”少，缺少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又囿于论题性质，历史学、政治学研究较多，因而在“与文学”之关系的讨论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

重新思考已有成果，笔者认为文馆与文学研究空间的拓展，主要还有赖于思维方式的转变和研究视野的开拓。应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和理论，选取文士社会角色作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究文馆与文学之关系，是比较有价值和意义的：其一，回归文学本位研究。传统研究在历史学、政治学等方面揭示文馆的价值，但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观照，我们必须同时看到，其成果一方面可作文学研究之参照，另一方面其落脚点并非文学。吸收前人成果，推进并深化文馆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改变过去的研究格局和研究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学术史意义。其二，运用已有文馆研究成果，借鉴社会学理论，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力图在历史文化学和文学社会学层面有所突破，还原文馆文人与唐代文学演进的历史原貌。因此，系统化现有成果的同时，也是对前沿学术方法运用的检测，具有理论探索意义。其三，从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文人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日益成为研究热点。学者热衷于从空间分布、科第出身、文化背景等角度来剖析文士的精神风貌，对于文士社会角色与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之联系则关注不够。因此，从文士社会角色变迁来考察文馆文人的精神风尚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其成果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依据社会学相关理论，社会角色有规定性角色和开放性角色之分。就文馆而言，前者主要有学官、史官、图籍校勘官、著作郎官、学士五大类，后者主要包括经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等角色。这两种角色有时难免交叉和互换。未来的研究应打破成例，努力解决与此两种社会角色相关的文学问题，从角色之意识、评价、社会流动、心态等层面分别探讨与文学生成、发展、衍变之间的内在联系，剖析文士角色与诗歌、散文、小说等各种文体演变的相互关系。加强动态研究，揭示文士角色与文学团体、文学风气、文艺思潮、文学传播等各种文学现象和文学流派之间的潜在规律。笔者以为可以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其一，文士任职中的角色本位意识与文学样式。所谓本位，在这里是指各文馆职事活动的规定性，比如学官之教育、史官之修史、图籍官员之校勘、著作郎官之著述等等。不同社会角色的文学创作，往往在题材、内容，甚至风格上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比如秘书省校书官本位意识与咏物诗创作，文士任职与散文写作，史官“泛谏诤意识”与中唐传奇勃兴等。

其二，文士社会角色评价与文学。社会评价系指社会在文士选任、迁转和地位诸方面对文士职务作出价值判断和预测。从任职资格归纳文士选任中的文学因素，从职务变迁总结与迁转相关的文学质素，通过计量分析，在整体上把握选任和迁转的规律，并由此还原文士生活生存状态与文学群体性活动之间的关系。比如由于任职形成文学创作小集团，集体创作观念对文坛风尚之影响，各文馆社会地位高低变化与士子价值认同和价值取向等等。

其三，文士社会角色流动性与文学活动。文士社会角色流动是指文士京都任职与地方任职之间的区域流动。京都长安和洛阳是中央文馆所在地，也是当时的文化强势区，文士离开京都到其它地方任职，势必带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比如由韩愈迁谪岭南、白居易贬江州、刘禹锡之夔州等角色流动，推动弱势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促进强弱势区域之间文学思想的交流和传播等等。

其四，学士文学角色批判与诗歌复古进程。将学士单独列出来讨论，是因为过去的研究将其局限于初唐诗歌声律问题。文学发展是诸种合力的结果，若将诗歌分成主流创作和非主流创作，从非线性发展来重新审视唐诗进程，则会发现唐诗演进轨迹受主流与非主流文化之冲突的影响很大。一般而言，学士处于创作主流地位，同时又是京城文化、宫廷文化的代表，而非主流作家则是地方文化、民间文化的代言人。从这个角度来看，诗歌复古实质上是文化冲突在文学上的一种表现，诗歌复古进程也是文化冲突与顺应的过程。

不过，多学科交叉研究要求研究者同时具备多门学科知识，在知识结构方面应有所提升和完善。同时，还应注意点面结合、虚实相间的问题。笔者以为可以采取现代科技手段，创建与研究相关的数据库，加强一般与个别有机相融的动态系统分析。

综上所述，历时性地来看，唐代文馆与文学研究在制度渊源流变的梳理和考辨、文馆与诗歌的分析探讨方面成果较为丰硕，而在文馆与小说散文等方面的讨论相对薄弱。总体而言，个案分析较强，整体论述较弱。虽然出现了《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和《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等专著，但从文学本位的角度来看，略嫌关注不够。因此，将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等与社会学结合起来，从文馆文士社会角色切入，解决相关文学问题，当是深具发掘潜力的未来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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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唐代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高棅 唐诗品汇时代影响性

一、《唐诗品汇》产生的原因如下

（一）符合明王朝建立初年“重振汉唐雄风”的需要。唐的繁盛和强大，是后世之人有目共睹的，每个帝王，尤其是有着雄才大略，知道建国之难的开国之君，都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像唐朝那样是个太平盛世。朱元璋也不例外，他提倡盛世之音，反对宫体诗的靡靡之音等。这政治的需要和皇帝的提倡，使得世人的崇唐的复古思潮成为可能，也有了其发展的社会土壤。当时的士人也积极响应了，如高棅的老师林鸿的诗集就起名为《鸣盛集》。

（二）有明一代，士人爱好唐诗蔚然成风，刻书业的发达又为刻印大型书籍创造了条件，编纂了许多隋唐五代的作品总集。

（三）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主张的手段，倒不在于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于出选本。--鲁迅《选本》（通过选本来表达作者的诗学思想）

二、对《唐诗品汇》主要的批评

明代前中晚期对《唐诗品汇》批评最厉害的分别是方孝孺、杨慎和钱谦益。三人的理论角度各异，与明代的诗学辨体理论相关。

（一）近世之诗大异于古：工兴趣者超乎形器之外，其弊至于华而不实；务奇巧者窘乎声律之中，其弊至于拘而无味。或以简淡为髙，或以繁艳为美，要之皆非也。--明 方孝孺《刘氏诗序》。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诗。…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方孝孺《谈诗五首》（按：是出于正统理学意识，对诗学辨体的形式主义特征表示不满，主张“发挥道德即成文。是批评《唐诗品汇》的辨体理论的“过”）

（二）杨慎 批评《唐诗品汇》的“不及”，批《唐诗正声》选诗古律不辨，体例不严，不足以“正声”：《唐诗正声》首以五言古诗，而其所取如陈子昻“故人江北去，杨柳春风生”，李太白“去国登兹楼，怀归伤莫（暮）秋”，刘眘（“慎”的古体字。刘昚虚，字挺卿，世谓江东人。天宝时，官夏县令。生性淡泊，深于经术，与贺知章、包融、张旭称“吴中四友”。存诗十五首，多五言。）虚“沧溟千万里，日夜一孤舟”，崔曙“空色不映水，秋声多在山”，律也，而谓之古诗，可乎？譬之新寡之文君，屡醮之夏姬，美则美矣，谓之初笄室女则不可。于此有盲妁，取损罐而充完璧，以白练而为黄花，茍有孱壻必售其欺。髙棅之选，诚盲妁也。近见苏刻本某公之序，乃谓《正声》“其格浑，其选严”。噫！是其孱壻乎！--杨慎《升庵诗话》卷七

《杨升庵诗话》谓高棅所选《唐诗正声》，……即（使）古人有误，谈艺者何忍痛骂至此极耶？杨升庵该博之士，见今人尽学唐诗，流入庸鄙，深可厌恶，独取六朝清新流丽之语，使耳目一新。即如升庵议论，便当另开门户，以古人所未道者为佳，而取其高出人意表可也。

（三）钱谦益深恶明代诗学格调派陈陈相因的流弊，反思明代的诗学理论的发展，把《唐诗品汇》作为明代复古格调派的始作俑者加以抨击，恨之深，言亦厉。“膳部之学唐诗，摹其色象，按其音节，庶几似之矣。其所以不及唐人者，正以其摹仿形似而不知由悟而入也。神秀呈偈，黄梅谓以此修行，免堕恶道。昔人亦谓，‘日模兰亭一纸，終不成书’。自闽诗一派盛行永天之际，六十余载，柔音曼节，卑靡成风，风雅道衰，谁持其咎？自时厥后，弘正之衣冠老杜，嘉隆之颦笑盛唐，传变滋多，受病则一。--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

（四）《曝书亭集》巻三十八 。顾正嘉以后，言诗者本严羽、杨士弘、高棅之说，一主乎唐而又析唐为四，以初盛为正始、正音，目中晩为接武遗响，斤斤权格律、声调之高下，使出于一。吾言其志将以唐人之志为志，吾持其心乃以唐人之心为心，其于吾心性何与焉。至谓“唐以后事不必使，唐以后书不必读”，则惑人之甚者矣。韩退之有云：惟古，于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夫。辞非已出，未有不流为剽贼者。 转贴于

三、《唐诗品汇》的辨体意识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长河中，明代的中心和议题就是对诗文体制规范及其源流正变的探讨。“辨体”是明人比较普遍的意识，比如格调说和性灵派都讲辨体。许多诗文评和文学流派之争本质上都与“辨体”有关。明代的文体学是继南北朝之后的另一个文体学极盛的时代。如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杨慎《绝句辨体》、许学夷《诗源辨体》等。 明代的诗学辨体理论的基本主张是，乐府、古体诗必宗汉、魏，近体及歌行体必法初、盛唐。明代的辨体理论与唐诗关系非常密切，在诗学辨体理论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批评家大都是复古格调派，而复古格调论的真正先驱是高棅。明代批评家受宋代严羽影响最大，这从高棅的《唐诗品汇》的总序就可以看出来，我这里就不再列出了。关于辨体，我们课堂上专门花了五六节课的时间讨论了五古、五律、七古、七律、五绝、七绝等的发展渊源、具体的界定，及在每个诗体方面的大家等，此处不赘述。关于辨体，当然，前辈们的意见纷呈，如：“研究明代诗话，因该注意到有明诗坛在复杂纷争中的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各个不同派别之间，他们的诗学理论，往往不仅存在着排他性，同时也存在着互补性，而这种诗学思想之间的相互吸引与中和”。--吴文治《明诗话概说》

“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宋代陈师道《后山诗话》对杜、韩的破体不满。

有的觉得很难界定清楚，不能过于破体，有的认为辨体不够清楚，或以文为诗，或以诗为文，均不工。实际上，古人辨体的目的从本质上还是为了追求文体的个性，以形成文体的丰富性。

四、《唐诗品汇》对明代崇唐的复古文化潮流的推波助澜作用

明诗之所以宗乎唐者，高廷礼之功也--明末 谢肇浙《小草斋诗话》。相对于元朝末年，明代初期，社会较为昌明，文人士大夫的心理回复了常态，人生哲学从灰暗的隐遁转向了积极入世，审美情趣也由萧条变为昂扬开朗。盛唐诗的雄深壮阔，成为诗人们追求的目标。在此风潮之下，林鸿推严羽的盛唐理论，高棅编《唐诗品汇》。《唐诗品汇》使明诗宗唐走上了正道，即从元、明间的宗李贺、温庭筠走上了宗盛唐格调。在明代，复古思潮的线或隐或现，一直都没有断过，其人物简线大致如下：李梦阳、何景明杨慎（诗论主张方面与复古派趋向一致）谢榛（曾与李攀龙结社）李攀龙、王世贞（随后出现了反复古的公安派和竟陵派，但是复古派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在个别的诗论家那里得到了发展和成熟）胡应麟許学夷胡震亨。总之，高棅的《唐诗品汇》对我们研究唐诗及和相关的批评理论、文体理论、明代的唐诗学、明代的复古运动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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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唐代文学论文范文

一、专著

近十年来，国内出版魏晋隋唐社会史研究专著达30余部，可分为综合性和专题性两类。在综合研究方面，共有4部多卷本社会史(包括社会生活史、风俗史)通史著作出版，其中有关魏晋隋唐方面的著作有8部。一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习俗史”丛书(1994年)，其中梁满仓撰著的《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采用分类叙述的方法，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节令、衣食居住、婚姻、丧葬、鬼神崇拜与宗教、娱乐等习俗，并着重探讨这些习俗的时代特征。臧嵘等撰著的《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从节日、服饰、饮食、居住、行旅、婚姻、丧葬、民族等方面，全面多层次地叙述了隋唐五代的社会生活，并力图从若干史实中钩沉出这一时期习俗的特色。二为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社会通史”丛书(1996年)，其中曹文柱主编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和徐庭云主编的隋唐五代卷，展示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发展全貌。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丛书，其中朱大渭等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的轮廓和特征。内容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宗教信仰及鬼神崇拜、节日、娱乐、教育、医药、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等。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全面展示了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风貌，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社会风俗与精神生活等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近4个世纪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四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丛书(2001年)，其中张承宗等撰著的魏晋南北朝卷和吴玉贵撰著的隋唐五代卷，深入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并揭示这一时期风俗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更多的学者则把视角放在专题研究方面，并取得丰硕成果。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年)详细考察了唐代各阶层妇女的生活与心理，以及妇女在文学、艺术、政治、科技、学术、宗教上的业绩。刘希为《隋唐交通》(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叙述了隋唐内外交通干线、交通工具、交通制度、效能、作用、特点、地位等问题。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柔然、高车、突厥等)的社会习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从乡村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乡村社区，内容涵盖乡村组织、乡村管理、乡村建设、乡村商业活动诸方面。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唐代人口数量、各地人口增长差异与人口分布及迁移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全面研究了唐代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基本状况与变动。黄新亚《消失的太阳》(湖南出版社，1996年)详细论述了唐代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情、风俗各方面的情况。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对僧尼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活动、收入、遗产、丧葬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改变了过去人们将僧尼生活简单化的看法。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探讨了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历史背景、造像记所见民众信仰、民众佛教修持方式的特点与佛教信仰的社会影响。黎虎《汉唐饮食文化史》(北师大出版社，1998年)揭示了汉唐时期饮食文化发展变化的轨迹和内在规律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间的关系。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通过对华北地区生存环境、人口承载能力、饮食生活的内容和质量的考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广泛运用社会学、妇女学、史学及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唐代妇女地位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深层次的系统分析与研究。孙若风《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运用心态史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六朝文人的放达与超拔。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2003年)按照饮食结构的框架而进行分类考论。

二、论文

人口、家庭、婚姻和宗族研究。此时期人口的研究倍受学界的重视，从研究成果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深入研究了魏晋隋唐各时期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的发展趋势。袁祖亮、尚新丽《三国两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认为，由于政局动荡，从桓帝永寿年间到献帝年间，是我国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时期，三国前期人口数量趋于稳定，三国后期到西晋太康年间是人口快速增长时期。王育民《西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对西晋人口总量进行探讨，集中考察了以往大量不入县编户而被人们所忽略的人口，包括荫附户、官私奴婢、兵户、吏户、百工、鼓吹、流散户及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王育民还对十六国北朝的人口作了研究，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人口的发展是前降后升，北魏正光年间的北方户口数已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考察》，《历史研究》l987年第2期；《十六国北朝人口再探》，《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袁祖亮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十六国时期的户口变化不是前期耗减，后期回升；而是前期锐减，前秦盛时人口增至高峰，淝水之战后再次减少，人口变化状况呈马鞍形，即经历了减少——增长——减少三个阶段。他还提出北魏盛期的户口数尚未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与王育民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朱大渭《魏晋南北朝南北户口的消长及其原因》(《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该时期南北户口的消长变化上，指出魏晋、前燕、北朝时期北方户口呈增长趋势，而吴蜀、东晋和南朝时期南方户口呈递减趋势。胡阿祥《东晋南朝人口迁移及其影响述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王育民《唐代人口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认为，有唐一代人口发展呈马鞍形态势，即隋唐之际户口锐减，到贞观中期以后户口数量开始直线上升，安史之乱后复又下降，唐后期人口发展十分迟缓。相关论文还有李向军《三国人口考》(《辽宁大学学报》1988第3期)、陶文牛《隋代人口的南北分布》(《晋阳学刊》1993年第2期)、刘进宝《隋末唐初户口锐减原因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王育民《论唐代南北方户口比重的消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等。

另一方面，区域人口的研究也受到关注。薛平栓的《隋代陕西人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利用“户口平均密度法”对隋代陕西的人口数量作了研究。崔明德《唐代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分析了唐代西北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结构、特点、人口移动的主要走向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争夺人口的斗争、降户反叛的原因等问题。陈勇《唐后期淮南道户口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l996年第3期)详细考证了唐后期淮南道的户口数量。吴松弟《唐后期五代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认为唐后期至五代北方人民不断南迁，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北方人民的南迁浪潮，其中以江南地区吸纳的移民人数最多。陈勇、刘秀兰《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认为元和时当地官方统计户数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本地区实际人口的真正减少，这与当时人民流亡频繁、朝廷诏令不行、地方行政废弛有关。相关文章还有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等。

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伦常及家庭变迁等内容。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具有尊长卑幼、夫主妻从、嫡贵庶贱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受到当时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冻国栋《北朝时期的家庭规模结构及相关问题论述》(《北朝研究》1990年上半年刊)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家庭规模结构呈现出聚族而居、数代共爨、兄弟不异财的特点，这与南方兄弟异财分居大相径庭，这种差异的产生，除不同的历史因素与自然地理因素外，还与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文化传统大有关系。葛建中《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的家庭伦常在全社会范围内被强化了，名教重心已由代表政治秩序的君臣一伦转移到代表家庭秩序的父子一伦上。随着敦煌文书的出土，敦煌地区的家庭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认为，家庭结构的残破化是唐中后期敦煌地区家庭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导致家庭功能变迁的主要动因。

婚姻研究方面，庄华峰《两晋南北朝等级婚姻初探》(《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认为，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婚姻十分讲究门当户对，以保持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殊地位，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薛瑞泽《北朝婚姻简论》(《北朝研究》1990年下半年刊)探讨了北朝门阀等级内婚制和民族通婚等问题。施光明也对北朝民族通婚的形式、特点及影响作了深入研究(《北朝民族通婚研究》，《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薛瑞泽《魏晋南北朝的财婚问题》(《文史哲》2000年第6期)和魏向东《论魏晋南北朝财婚风气及其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则重点探讨财婚问题。李肖《论隋唐时期的婚姻习俗》(《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2期)认为，隋唐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引起了婚姻习俗的变化。段塔丽《从唐墓志看唐代的婚姻习俗》(《文博》1998年第5期)详细考察了唐人的婚姻年龄、选妻标准、离婚改嫁和冥婚习俗等。姚平《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学术月刊》2003年第7期)指出唐代冥婚的骤兴是与唐代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唐前期经济的繁荣为冥婚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唐代对死后世界观的更新及性方面的开放态度为冥婚提供了极好的精神和生理条件。此外，李聪、赵志坚《魏晋南北朝妇女婚姻散论》(《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易图强《两晋南朝士族子弟婚姻的量化分析》(《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李志生《唐代工商业者婚姻状况初探》(《人文杂志》1997年第3期)、杜文玉《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等文章还对部分社会群体的婚姻状况进行了探讨。

宗族问题的研究也是关注的重点。张承宗、魏向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此外，宗族问题的研究更多的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大族的个案研究上，内容涉及家族的源流、婚媾、仕宦、特征及兴衰原因等方面。如曹文柱《东晋时期陈郡谢氏琐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张灿辉《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孟繁治《魏晋南北朝时期江东顾氏考论》(《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郭锋《北朝隋唐源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谢文学《颍川长社钟氏家族研究》(《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高诗敏《北朝赵郡李氏的起家与仕宦》(《北朝研究》1991年下半年刊)、《范阳卢氏的兴衰与历史地位》(《北朝研究》l997年第1期)，晓红、周征松《河东裴氏及其族源》(《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朱绍侯《济阳蔡氏郡望的历史追溯》(《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刘志安《唐朝吐番占领沙州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李卿、杨际平《汉魏晋南北朝的家族、宗族与所谓的“庄园制”关系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等。

社区研究。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认为，北朝时期，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乡村社会依然存在广泛的乡里编制，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相反，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田昌五、马志冰《论十六国时代坞堡垒壁组织的构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田梅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及其内部机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l998年第4期)等文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坞壁进行了探讨。

城市社区的研究也颇受重视。陈尚胜《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探讨了唐代新罗侨民社区的形成原因、类型及其与唐朝政府的关系，认为新罗侨民社区在唐朝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唐朝政府对侨民社区也行使行政司法权。黄煌《唐代的城市居民生活与城市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探讨了唐代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及文化精神生活，再现了商品生产发展和城市经济的进步。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通过对唐代各城市的考察，指出一个拥有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体制在隋唐时期业已出现。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根据考古新发现的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对都城建制和总体设计思想进行了新的探讨。雍际春《隋唐都城建设与六朝都城之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通过考察六朝时期曹魏邺城、前后凉姑臧、南朝建康、北魏平城和洛阳五个都城在规划建设上的各自风格和共性特征，揭示了六朝都城对隋唐都城建设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社会群体研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内容涉及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群体。何德章《论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简修炜《论汉唐间豪族地主的两重性》(《学术月刊》1993年第1期)两文考察了豪强地主阶层。田昌五《对魏晋士族制度的历史考察——兼评陈寅恪的士族说》(《学术研究》2001年第1期)认为学界讨论魏晋士族制度时凭据的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标准，即门第和婚宦，是值得商榷的。而其后学申论其说就更是错误的。蒋福亚《南朝寺院地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论述了南朝寺院地主的形成过程。王永平《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对隋朝文帝、炀帝两代君主对江南士人的政策与江南士人命运的升降浮沉进行了考述。张广达《论唐代的吏》(《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认为唐代官员与吏员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表现出官多吏少的特点。相关文章还有杨煜达《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和汉族社会的嬗变》(《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王大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族与游侠》(《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等。

社会下层群体的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汉东《论魏晋南北朝的雇佣劳动者》(《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认为当时的雇佣劳动者一般人身并不依附雇主，他们佣金低微，受剥削重，但一般可以自给甚至养亲。他还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刑徒的来源及犯罪前的身份、犯罪判决、执行及刑徒的服役等法律问题(《论魏晋南北朝的刑徒》，《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吴枫、郑显文《唐代庶民阶层的文化素质初探》(《社会科学战线》l993年第1期)对唐代庶民阶层的知识水准、思想意识、行为观念等因素进行剖析，探寻其与治世的关系。此外，李鸿宾考述了为官府服役或主要服役于官府的四类工匠：短蕃匠、长上匠、明资匠、和雇匠(《唐代四种官类工匠考实》，《文史》第42辑)。李靖莉分析了唐代西部部曲的来源，认为它是从作人或由奴婢放良转变而来(《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部部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戴显群则研究了唐五代时期优伶的社会地位，指出他们一方面由于社会地位的卑贱而遭歧视，另一方面又因行业的性质和艺术魅力而受捧场(《唐代优伶的社会地位及其相关问题》，《福建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关于隐士和流民等群体的论述有孙立群《魏晋隐士及其品格》(《南开学报》2001年第5期)，刘雅君《论流民与两晋之际的政治格局》(《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3期)等。

妇女群体也是研究的重点。庄华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妇女以反传统的姿态登上了社会舞台，率性而动，自由表现自己的个性。周兆望、侯永惠《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服饰风貌与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则从妇女服饰变化方面来考察当时妇女的个性解放。刘振华《六朝时期南北妇女风貌之比较》(《学海》1993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南方多才女，而北方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要高些。庄华峰《北朝时代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探讨了北朝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认为北朝妇女的地位较高，其生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自由、豪放特点。周兆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兵》(《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研究了当时女子从军的情况。宁可、郝春文《北朝至隋唐五代间的女人结社》(《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认为北朝至隋唐间女人结社现象的出现与这一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有关。庄华峰、王先进《唐代妇女与体育》(《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探讨了唐代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方式、特点、原因。相关文章还有杨小敏《与唐代后期知识女性的家庭伦理思想初探》(《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等。 转贴于

社会控制和保障研究。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从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利设施的开发保护、宫廷园林的修建、植树造林、森林保护以及国家环保机构的设置、环保法令的制定等方面论述了当时的环境保护情况。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干旱，动植物资源虽不及先秦秦汉丰富，其间的自然灾害频繁而且严重。刘华《我国唐代的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则从植树造林、生物资源和水利资源利用与开发诸方面探讨了唐代环境保护所取得的成就。社会保障方面主要是对各朝荒政及社会救济的研究。张敏的《魏晋南朝抚恤制度述论》(《文史哲》2001年第5期)认为魏晋南朝政权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抚恤制度，主要包括哀死和优抚亡属两方面。但抚恤作为社会保障的色彩极淡，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王亚利《论儒家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救灾理念的主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4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应对自然灾害，主要以儒家荒政学说的理论为指导，灾荒救治政策措施具有明显的儒学化色彩。张学峰《唐代水旱赈恤、蠲免的实效与实质》(《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认为，在唐代无论是赈恤还是蠲免，其效果都是极差的。赈恤、蠲免的实质不是为了解救灾民的生活，而是为封建王朝本身的存在保留劳动力。张有棠、徐银梅《唐朝水旱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指出，唐前期由于政治清明，救灾治灾措施较多且效果明显，从而较好地维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唐后期的战乱等致使救灾措施往往大打折扣。潘孝伟系列文章《唐代救荒措施总体特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唐代减灾与当时经济政治之关系》(同上1995年第4期)、《唐朝减灾行政管理体制初探》(同上l996年第3期)对唐代备荒救荒措施的实施、减灾的行政管理及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王亚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思想初探》(《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盛促使人们对天人关系重新理解，由此形成了天道自然观下的进步灾害思想。但就总体而言，神秘主义的阴阳灾异说在当时仍占据主流地位。社会保障的另一方面是养老及侍老制度。张承宗《魏晋南北朝养老与敬老风俗》(《史林》2001年第4期)认为，虽然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以孝治天下”，但是仍难以在全社会蔚然成风。门阀士族的养老待遇与庶民百姓的养老境况有天壤之别。

社会生活和社会习俗研究。社会生活史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内容包括衣食住行诸多方面。服饰方面，陈昌珠《外来文化对魏晋隋唐服饰民俗的影响》(《民俗研究》1997年第3期)论述了外来文化对当时服饰民俗的影响。李蓉《唐代前期妇女服饰开放风气》(《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1期)、张庆《唐代妇女的流行服装》(《文史知识》1997年第3期)、祁嘉华《唐代女性服装的美学风格》(《洛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6期)等文都对唐代妇女的服饰进行了深入研究。饮食方面，姚伟钧《三国魏晋南北朝饮食文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分别对这两个时期的饮食文化作了全面论述。徐连达《隋唐的酒事、酒宴与酒令》(《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论述了隋唐饮酒的时代风尚、酒宴中的豪华场面和民间宴会，以及名目繁多的酒令等。王赛时《唐朝人的主食结构》(《人文杂志》1999年第2期)具体考述了作为唐人主食的饼类、米类及花样面食。黎虎《汉唐时期的食肆行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指出，汉、唐时期的饮食原料和饮食成品市场均得到了同步的发展和繁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两种饮食市场则呈现盛衰不一的情形。居住方面，雷巧铃《唐人的居住方式与孝悌之道》(《陕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8期)、《试论唐代的住宅文化》(《人文杂志》1997年第4期)对唐人的居住方式、住宅文化作了探讨。交通方面，黄正建《唐代的“传”与“递”》(《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研究了唐代“传”与“递”的内涵与发展变化情况。相关文章还有：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张萍《唐代饮食文化中的道教色彩》(《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王赛时《唐代的夜生活》(《东岳论丛》2000年第4期)、党焕英《唐代男女服饰及女妆概述》(《文博》1996年第2期)等。

社会风气研究。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曾有一个由“轻悍”、“好勇”逐渐向“怯懦”、“敦庞”的演变过程，并对隐藏在风气表象背后的各种社会动因加以诠释。韩东育《关于汉末魏晋世风的历史考察》(《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认为，汉末魏晋时代人生价值尺度发生大转变，导致逐利慕势风潮甚嚣尘上。统治阶级上层奢侈腐败之风成为近年来学者考察的重点。张庆来、宋洪德《西晋奢风盛行原因及影响》(《大庆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刘精诚《腐败之风与西晋短期而亡》(《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3期)，王永平《论东晋上流社会的享乐风尚》(《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论北魏后期的奢侈风气——从一个侧面看北魏衰亡的原因》(《学术月刊》1996年第6期)，梁满仓《北魏后期的贪污之风与治贪之举》(《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3期)，王雪玲《唐代的奢侈之风》(《唐都学刊》l995年第5期)，陈衍德《试述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社会影响》(同上，1991年，第2期)等文章都对这一时期奢侈腐败的表现、特点及其不良影响作了深入的论述。

社会风俗。于云翰《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风俗探论》(《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认为，地域文化差异的逐渐减弱，使城市风俗呈趋同态势，表现为日常习俗的趋同和语言、食品、日常用具、服饰及城市管理各方面的相近。区域社会习俗也受到关注。张弓《敦煌春月节俗探论》(《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通过对八至十世纪敦煌地区春月节俗的考察，揭示了中西文明在这一地区的交汇与融合。张萍《唐代的文身风气》(《晋阳学刊》1990年第3期)认为唐以前文身之俗仅流行于东南地区，至唐代始为中原大众所接受，并被视为一种美的追求、流行的风尚。王万盈《论唐宋时期的刺青习俗》(《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唐宋刺青习俗是对传统价值观、道德观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孙立《魏晋南北朝饮茶饮酒之风》(《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对当时的饮茶、饮酒之风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罗新本《魏晋南北朝之风论述》(《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和葛承雍《论唐代社会中的浊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风习作了探讨。刘达、辛向军《魏晋薄葬成因的考察》(《甘肃社会科学》l994年第1期)、牛志平《唐代的厚葬之风》(《文博》1993年第5期)分别考察了魏晋薄葬和唐代厚葬风气的成因及其特点。王昌焕《论唐代社会的神仙信仰》(《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论述了唐代社会的神仙信仰风尚。梁满仓《论六朝时期的民间祭祀》(《中国史研究》1991年3期)具体考察了六朝时期民间祭祀的对象、特点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心态。

第6篇：唐代文学论文范文

     中唐固然没有李白、杜甫那样“集中地代表一个时代”的伟大诗人，但中唐文学的总体成就，绝不逊于盛唐。在诗学风格上，呈现“尚意“的总体特征。这对于文学自觉的魏晋“尚情”的诗学理式而言是一较大转变，由此，开启了宋代“尚理”的诗学特征。明代陆时雍云：“中唐人用意，好刻好苦，好异好详。”又云：“中唐诗近收敛，境敛而实，语敛而精。势大将收，物华反素。盛唐铺张已极，无复可加，中唐所以一反而之敛也……中唐反盛之风，攒意而取精，选言而取胜。所谓绮秀非珍，冰纨是贵，其致迥然异矣。然其病在雕刻太甚，元气不完。”①比之盛唐，像是人到中年，思考多了，风华少了。诗歌往往以意取胜，但元气不及盛唐挥洒自如、酣畅淋漓。这与动荡的时代环境、佛禅新变的氛围、以及文人自身的境遇都有很大关联。

政治因素无疑对中唐诗坛是最大影响因素。从“永贞革新”到“熙丰变法”，由中唐到宋代均以失败告终。永贞革新是以改革大历、贞元以来苟安姑息的弊政为目的而采取的有利于人民的政治活动，故，虽昙花一现，但留在士人们心灵上的希望却经久耐磨。永贞革新集团的要人如刘禹锡、柳宗元、吕温等人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尤其是刘、柳，他们早年热衷于政治活动，把文学看做余事，但永贞革新失败后，他们远贬荒州，并遇赦不得量移，政治上的失意使他们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文学创作，以求得政治生命的补偿。因此他们被贬折后的创作，完全是政治上绝望后的孤愤、哀鸣，也有激愤与抗争。他们的文学成就，是政治与文学互动的结果。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诗风，与刘禹锡“诗多怨刺”的特点，无一不与他们“英雄失志”的身心境遇有关。政治的变化使得文学精神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永贞革新虽然失败，但留在文人心中的希望还在，因此元和文学就充满了革新精神，成为中唐文学中辉煌的一段。经历了甘露之变后，由于文人全身远祸的心态，整个晚唐文坛反应政治与社会的作品锐减，人们热衷于对细腻的内在感情的挖掘与玩味，表现个人情感的作品逐渐增多。形成了晚唐特殊的贾岛现象。

禅宗的发展到了中唐时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动。中唐之时，洪州禅一枝独秀，它所引领的随缘任运的生命哲学在当时的文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思想已经从“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的“平常心是道”的境界。不需时刻想着清规戒律，而是将人性与佛性等同起来，这对于文人参禅风的大兴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再加上政治格局的动荡，文人命运的未知以及儒学的日渐式微，使得文人士大夫更易选择佛禅作为自己的精神依傍，以此寻求心灵的超越弥合不得志的迁折人生。白居易在《醉吟先生墓志铭》中写到：“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②将洪州禅的精神与他素所信奉的老庄道家哲学融合为一，在自己的生命途程之中实践着这一新的禅风。可以说诗文中显现的这种禅风的驳杂也昭示出当时文人创作时广征博取、归于文学本体的发展趋势。文学在此，向其纵深处探寻出路。

再来具体分析“尚意”的诗学总特征。“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③就诗歌的美学理想而言，“四杰”、陈子昂、李白等初盛唐的诗人多追求一种宏阔劲健的美学风格，以抒写盛世豪情和个人激昂的人生理想。追求魏晋风骨。再从创作机制上看，魏晋到盛唐，更多的强调“感物而动”的即时抒写与表达。即：自然景色感动了诗人的情感，随即触发了诗人创作。而转入中唐，诗人们开始着意于内心的体悟和韵味的追求，理论也渐趋深微，精致玄远、以典丽、含蓄为特征。

以皎然的《诗式》为示例。皎然的诗论核心是“真于性情，尚于作用。”这是对唐诗和宋诗两种诗型的整合。将两极化的表达汇于沉思体味之后的抒写。这在中唐时期对文人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诗人创作更多的对诗句的传意效果进行反复斟酌， 在物象的选择上，也更侧重于传递内心的一种思绪、积淀。似乎是在波澜壮阔的尽兴之余多了分闭目沉思的体味，读来更为厚重，沉潜。又如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莫道官忙身老大，即无年少逐春心。凭君先到江头看，柳色如今深未深。”这首诗写早春。摄早春之魂，给予读者全境式审美体验。诗人用文学的斟酌之“笔”描摹出早春那种似有却无的色彩。这是将万千早春之物象加以提炼的结果。再如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离思五首·其四》）对于“沧海”、“巫山”的选择上，选取壮阔深沉的自然物象，以此表达自己对妻子的眷恋和热爱之深之切。

中唐“尚意”诗学中心论的转捩意义和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是深远的。肇始于“中唐”的这种变化，使得文学的关注重心从盛世理想回归文学自身。削弱功利性的浮夸，增劲审美化的表达。放逐文学宏大气象的声势喧嚣，重构文学内部的结构、章法、意境和神韵。《百家唐诗序》中叶燮进一步从宏观的诗史演变角度指出：“贞元、元和之间，有韩愈、柳宗元、刘长卿、钱起、白居易、元稹辈出，群才竞起而变八代之盛，自是而诗之调、之格、之声、之情凿险出奇，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矣。”叶燮不仅认为中唐诗苑群才竞出，极为昌盛，而且认为中唐是五、七言诗歌发展史上最关键性的转折时期。诗人创作不再是整体的、宏观的、感物而动、即兴而发，而是转向对意象的提炼、斟酌结合自身创作经验和个人经历的再创作，以此缝合自然景物和内心 历程的裂缝。诗学理论上，皎然的《诗式》力图矫正大历诗坛“复多变少”的衰颓局面，以实现诗学精神由“尚情”向“尚意”的过渡。增强了诗歌创作的审美内涵，对文学自身做了一次更为纵深的挖掘。广义上说，更为唐型诗向宋型诗的变革做了铺垫。开启了后世以禅论诗之先河。其后，苏轼、江西诗派均以此论调，直至严羽《沧浪诗话》“通禅喻诗”，以致明代论诗均沿此评鉴。其次，中唐诗歌不断追求“文外之旨”，将诗道极致立于语言文字之外，影响了后世司空图、严羽、王士祯等，追求“神韵”的诗学理念成为中国诗学史上重要的一支。④从创作论的角度而言，中唐之始对物象的选取，即“取镜”，更多的讲求诗人个人经历而生成的创作经验与创作行为的深思熟虑，精心酌取。更多的，是让文学进一步的向自身窥探，以寻求还原文学性的原貌，打捞文学之精髓。

参考文献：

[1] （明）陆时雍《诗镜总论》

[2] 《白居易集》卷71[M].顾学颉校点本，第四册，第1504页

第7篇：唐代文学论文范文

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韩文化研究所主任党银平先生编著的《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12月出版）一书集中论述了唐代与新罗文化教育发展的关系。党银平先生曾应邀赴韩国高校和研究所做学术演讲，出版了韩文版《崔致远研究》（韩国翰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桂苑笔耕集校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等专著，并于《域外汉籍研究集刊》，韩国《新罗史学报》、《中国学论丛》等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学术论文。笔者在史学界前贤的研究基础上，旁征博引，具体翔实地从历史与现状的层面对唐王朝与新罗两国的文化交流作了考述。

党银平先生一书主要分八章进行论述，作者就“新罗文化教育的历史与发展”、“新罗‘西学’教育风尚盛行的原因”、“唐代新罗留学生的教育管理方式”、“新罗留学生与唐代科举”、“新罗宾贡进士的放榜方式与相关事迹”、“新罗留学生与唐代文人的交往”、“新罗留唐学生群体的文化作用”及“唐代与新罗的佛教文化关系”等问题进行行文编述。笔者认为在“新罗留学生与唐代科举”一章中，有几点问题需要商酌和考证：

问题之一：“宾贡”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党先生在书中提到：“‘宾贡’原是指中国古代地方荐举人才的方式，周代从小学选举贤能之士，以宾礼相待，升于国学，称为‘宾兴’或‘宾献’。”③唐代大诗人韩愈也在《后二九日复上宰相书》中提到了“宾贡”二字：“四海皆已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灾害外者，皆已宾贡。”④至于党先生提出的“宾贡”亦称“宾兴”或者“宾献”，笔者认为在现有史籍中能用以考证的资料并不是很多。据《隋书・梁彦光传》载：“有好诤讼惰业无成者，坐之庭中，设以草具。及大成当举，行宾贡之礼；又于郊外祖道，并以财物资之。”⑤此处的意思是等到学生有大的成就，梁彦光就向朝廷推荐他们，并在郊外为他们设宴送行，且赠送他们财物。从这里看来，“宾贡”在隋朝时是仅作为地方向朝廷荐举人才的，而《唐大诏令集》卷一五《令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谓：“古有宾献之礼，登于天府，扬于王庭。”⑥结合这两条史料，勉强可以认为“宾贡”是隋朝至唐初知识分子登第之前的一个必要步骤，也就是需要有名儒或高官的荐举。

张宝三先生在其著作《唐“宾贡进士”及其相关问题论考》的结论中提到：“‘宾贡进士’之‘宾贡’与泛表‘贡举’义之‘宾贡’，意义有狭窄之别，不可混同。”⑦笔者较认同张先生的说法，也就是说“宾贡”这一概念的意义范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产生变化，推而论之，到了唐朝，鉴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宾贡”指科举考试科目，而且是专为外域学生服务的。

问题之二：“宾贡进士”出现于何时？

关于这一问题，党银平先生提到：“‘宾贡’用作科举选士，则是在隋代出现的”⑧，其论据是李百药《荆州都督刘瞻碑铭并序》称誉刘瞻：“爰自幼年，远标风尚……言从宾贡，利用王庭，虽礼秩未弘，而声猷藉甚。”⑨笔者认为，虽然此时“宾贡”成为科举贡士的辅佐途径，但是它仍未真正成为进士科考试的类别。

而“宾贡进士”是唐代科举考试中出现的一项制度，其目的是将周边诸族士子与唐本国士子加以区别并予以优惠照顾。所谓“宾贡科”，并非是指与进士、明经等并列的科举考试科目，而是指进士科在考试时依据考生的特殊来源采取的考试和录取的一种特殊方式。史秀莲在《唐代的“宾贡科”与“宾贡之制”》一文指出：“‘宾贡进士’是唐代科举考试中出现的一项制度，其目的是在科举考试中将周边诸族士子与唐本国士子加以区别并予以优惠和照顾。”⑩党银平先生在书中也指出：“宾贡进士……特指新罗、渤海、大食、波斯等国的留学生以‘宾贡’身份进士登第者。”{11}作者认为在唐朝，“宾贡进士”是作为域外进士的类别代称。对此，朴真爽在其作《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中也提到：“九世纪至十二世纪，新罗人金云卿第一次在唐朝的‘宾贡科’应试中举以后，直到唐末……应试中举的有金可纪、朴仁范、崔承裕、崔致远等五十八人。”{12}按照朴先生的说法，崔致远也应该归属于“宾贡进士”一列。但据《三国史记・崔致远传》载：“一举及第调授宣州溧水县尉。”{13}故笔者认为，崔致远是否属于宾贡进士出身还有待商酌。因为如果“宾贡进士”是特地为域外留学生而设置的，那么当时除了崔致远一人及第外，国内应该也有一名进士。那么这名进士是谁？史上并没有详细的记载，这个问题也就无从考证了。但是关于唐朝是否存在“宾贡”一科？笔者认为答案是基本上倾向于肯定的，据史料所载：唐朝诗人杜荀鹤曾赋诗一首送别留唐的新罗学生，诗名为《送宾贡登第后归海东》。

关于“宾贡科”问题，在陈尚胜所著的《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中也有记载：“唐朝还特别设立宾贡科，专门用于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参加科举考试，以避免外国留学生在与中国考生的竞争中被淘汰。大食人李彦升、波斯人李、新罗人金云卿、崔致远、日本人阿倍仲麻吕（唐名为晁衡）等人，都是通过宾贡考试后而在唐朝入仕。”{14}遗憾的是，陈先生也只是提到有“宾贡科”一词，却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和解释。笔者认为，在唐朝时代，留学生于崇尚大开文化风尚的统治者来说是“物以稀为贵”，尤其是在初唐和盛唐两个阶段，当朝统治者多优待当时的留唐学生，如免除他们在留学期间的衣、食、住等费用。正因为如此，《唐会要》卷三十五之《学校》篇记载：“贞观五年以后，太宗幸国学、太学，遂曾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已而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谴子弟请入国学……国学之盛，近古未有。”{15}史秀莲在《唐代的“宾贡科”与“宾贡之制”》一文中也提到“宾贡科”问题，认为：“所谓‘宾贡科’，并非是指与进士、明经等并列的科举考试科目，而是指进士科考生的特殊来源――‘盖除渤海十数人，余尽东士（按即新罗士人）’，以及考试和录取的特殊方式――‘每自别试，附名榜尾’（其中‘每自别试’是宋代才出现的制度）。”{16}因此，作者断定唐代科举考试科目中没有设置“宾贡科”这一科目，并不意味着唐代宾贡之制的不存在，而人们也并没有将宾贡科作为一种与进士、明经等并列的考试科目来理解。

问题之三、四：唐朝是否设置过“宾贡科”？它是否隶属于进士科？

对于这两个问题，笔者认为前者是可以肯定的，而后者的话则应该加以考证。

关于唐朝设置“宾贡科”在史学界的学者看来是持肯定态度的，如《渤海国志长编》卷十《乌昭度传》记载：“乌昭度，于王玄锡之世，入唐应宾贡试。”{17}再有谢海平先生认为：“‘宾贡之制’，异于一般科目，其特色为每自别试，附名榜尾。盖以蕃胡之国学修养不及庸人，故命题、阅卷、放榜均不得与唐人同列也。”{18}另有记载：“人数众多的新罗留学生来到唐境，有些人宾贡进士及第，有些人长期滞留不归。”{19}故笔者认为，假若宾贡科真的属于科举考试项目的话，那么唐朝就应该有设置过。史载，在新罗众多的留学人员中，不少人还在唐应试科举，登宾贡科进士朝。韩国的《东文选》卷八四崔瀣《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云：“进士取人，本盛于唐。长庆（821―824年）初，有金云卿者始以新罗宾贡，题名杜师礼榜。由此以至天（904年）终，凡登宾贡科者五十有八人”{20}。

唐诗中也有大量的诗歌可以证明唐时是存在宾贡科的。如著名诗人裴说曾赋诗一首，题名为《赠宾贡》：“惟君怀至业，万里信悠悠。路向东溟出，枝来北阙求。家无一夜梦，帆挂隔年秋。鬓发争禁得，孤舟往复愁。”诗人杜荀鹤也在《送宾贡登第后归海东》一诗曰：“归捷中华第，登船鬓未丝。直应天上桂，别有海东枝。国界波穷处，乡心日出时。西风送君去，莫虑到家迟。”从这两首诗词来看，“赠宾贡”、“宾贡登第”都可以说明唐朝是存在宾贡之科的，而且其对象多为外域士子，诗中的“东溟出”、“帆”“枝”、“登船”、“海东枝”、“国界”、“乡心”、“西风”等词都是形容外域在唐留学生的。故笔者认为，如果唐朝不存在宾贡科的话，那么，这些诗从何而来？诗人任凭怎么聪明也不可能创造出这样一个词来的。史载：宾贡因专门录取留学中国的外国才俊而受到了当时日本、新罗等国在华留学生的欢迎。能够通过这种考试的，被称为“宾贡及第”，而这些外国进士也被称为“宾贡进士”。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张哲俊先生在《谈宾贡科之有无》提到：“韩国的史料记载崔致远曾参加唐代宾贡科的科举，除了崔致远之外还有不少新罗文人也都参加了宾贡科的考试。目前学术界关于宾贡科的科举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认为唐代确实存在过为外国人举办的科举考试；一种看法认为唐代根本就没有举办过所谓的宾贡科。有关宾贡科的设立最初载于韩国的古代文献，高丽崔瀣（1287―1340）在《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中的记载。”{21}吴玉贵在《唐代文化》中称：“自唐文宗长庆初至后梁、后唐之际一百年间，新罗宾贡及第者90人，其中姓名可考者26人。”可见，唐朝统治者因留学生参加本朝科举考试，故专门为留学生设立了“宾贡科”，考中者称宾贡进士，可入仕做官。

党银平先生在书中也一再引用史料说明宾贡科存在于唐朝，史料较为丰富，且多为一手史料，故笔者认可作者的说法，宾贡科的确是唐朝用来招纳外域士子入朝为官的考试科目。不论怎样，有一个事实是不可争辩的，那就是由于当时亚洲各国派往唐朝的留学生人数众多，而且有些人对唐朝文化的学习也具备了相当高深的水平。为了表示对新罗留学生资格的确认，唐朝将科举制度套用在了留学生身上，专门为留学生设立“宾贡科”，并规定在科举考试时，留学生与唐朝士子一起应试。由于新罗深受唐朝文化濡染，而且留学人数众多，因此宾贡登第者，绝大多数都是新罗国留学生。

笔者认为，关于“宾贡之义以及其到底起源于何时”仍需继续进行考证，作为联系唐朝与新罗关系的纽带之一，它不仅为新罗留唐学生提供了一个升迁的机会，而且已经被来唐的新罗留学生带回了新罗，为新罗的考试制度提供了参考范例，为新罗的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释：

①（后晋）刘.旧唐书.第页，中华书局，1999.8：3629.

②同上，1999.8：3630.

③党银平.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12：48.

④韩愈.后二九日复上宰相书.

⑤（唐）魏征等.隋书・梁彦光传.中华书局，1973，VOL.73：1675-1676.

⑥（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令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北京：中华书局装帧，2008.5，VOL.105：492.

⑦张宝三.唐“宾贡进士”及其相关问题论考.语文、情性、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大学中文系编印，第742.

⑧党银平.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12：48.

⑨《唐文拾遗》卷一四，转引自党银平.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12：48.

⑩史秀莲.唐代的“宾贡科”与宾贡之制.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论文，2004.3.

{11}党银平.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12：48.

{12}{13}朴真爽.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10：67.

{14}陈尚胜著.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北京：世届知识出版社，2000.1，VOL.1：224.

{15}［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十五之《学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6}史秀莲.唐代的“宾贡科”与宾贡之制.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论文，2004.3.

{17}党银平.唐代宾贡进士的放榜方式.文史杂志，2000，（6）.

{18}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考述（第二编第一章）.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124.

{19}拜根兴.唐与新罗使者往来关联问题的新探索――以九世纪双方往来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3，VOL.18，（1）.

{20}田廷柱.朝鲜，韩国古代史学略述.史学史研究，1998，（3）.

{21}张哲俊.谈宾贡科之有无.东方文学研究通讯，第6卷第1期.

参考文献：

［1］［后晋］刘.旧唐书［M］.中华书局，1999年8月.

［2］［唐］魏征等.隋书・梁彦光传［M］.中华书局，1973，VOL.73.

［3］［宋］王溥.唐会要［M］.卷三十五之《学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卷一五《令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北京：中华书局装帧，2008.5.

［5］陈尚胜著.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北京：世届知识出版社，2000.1，VOL.1：224.

［6］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考述（第二编第一章）.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7］朴真爽.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10.

［8］党银平.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12.

［9］张宝三.唐“宾贡进士”及其相关问题论考.语文、情性、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大学中文系编印.

［10］张哲俊.谈宾贡科之有无.东方文学研究通讯，第6卷第1期.

［11］拜根兴.唐与新罗使者往来关联问题的新探索――以九世纪双方往来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3，VOL.18，（1）.

第8篇：唐代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唐宋诗歌；异同

唐宋诗歌，在风格情调上有其整体性差异，这早已是诗学界公认的事实。自南宋始历代诗论家便十分重视二者的比较，且褒抑不一，其中较中肯的评述莫过于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中“诗分唐宋”之论述：“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夫人各有禀性，各自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简单地说就是唐诗重情，而宋诗逐理。把握缘何形成这两种审美追求明显不同的诗歌范型。是深入了解唐宋诗分别的重要环节。因此，本文将从这一话题入手，试作一粗疏探索。

1　诗分唐宋情理各妙

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论宋诗》中，对唐宋诗之分有精彩论述：“唐宋诗之异点，……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

唐诗在整体情调上气韵酣畅，情昧淳美。它在继承前代诗歌成果的基础上，一洗建安时代的“萧瑟”与“悲哀”，以鲜明的艺术特色，改变了玄言的寡淡和齐梁诗体的繁缛，在集体面貌上给人以神行语外、语浅情浓、丰神毕现、朝气蓬勃之感。王维以清新浅近见长，一句“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让我们领略尽风光旖旎，山林闲适之趣。刘禹锡达观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愤激而不浅露，感慨而不低沉。即便是一首用以写仕途艰难的《行路难》，也被李白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悲而不伤的大气。可以看出。唐人作诗是将气象和笔力结合，倡言笔力雄健，气象浑厚.诗歌境界的追求偏于壮美。唐人之所以有这种开阔的胸襟，得益于他们擅长通过大量的意象来构成意境。严羽《沧浪诗话》云：“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冰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而且唐诗中对“意象”的刻画，并非描写对象的平面书写，而是能够“起兴”的某一特定时空中的“象”。唐人对兴象的偏爱，促使他们偏重于主性情，一刹那的灵光闪现和妙手捕捉，使他们吟咏的通常是瞬间便能摄住人们情感的风景，因此，唐诗极富于深情、激情，极富于深思、想象，“一往情深于天地万象，诗情勃然而兴。”

与唐诗多情不同，宋诗在审美追求上则注重思辨，擅长析理。宋代诗人大都以积极用世的态度去驱遣笔墨，用诗意来表达哲理，极富思理的情调，显露出美不胜收的理趣。道学家朱熹借景喻理的名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用水之清澈缘于活水注入，暗喻人要心灵澄明就得补充新知，启示后人不断学习以达到新境界。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将抽象的哲理用诗化的形象生动表达，言简意赅，寓意深邃。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形象地阐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哲理。非凡的智慧使读者在审美过程中受到深刻的启迪，耐人回味。可以看出，相比于唐诗的高华浪漫，运之以情，宋诗更显朴实理智，骨鲠健峭。这种独特的审美风格缘于宋人以儒家的冷静自足.辅以禅学的活泼有趣和老庄的恬淡通达，自成寓理于形象的一代诗风：宋诗格物体情，观景取象，以议见理，以“文字，才学，议论”为特色，浓郁的哲理色彩使其议论思辨超越了形象思维。虽然宋诗也有情，有“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以神韵称道的佳句，但和唐人的沉迷不同，宋人常常在情之深处，翻转上来，转柔弱为刚健，化悲哀为通达，在冷静观物的同时，也冷静的观照自我。

综观上述，唐诗重情韵和气象，多生动形象，富于抒情性，美在情辞；而宋诗重思辨和析理，多索求缘由，富于哲理性，绝在理趣。如缪钺先生言：“唐诗如芍药海棠，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

2　唐宋诗风异出有因

唐诗尚意兴，宋诗求义理，缘何形成了这两种审美追求明显不同的诗歌范型呢?深入研究其审美差异的成因，可以帮助我们全面审视这两种诗歌的艺术特质，更准确地把握唐、宋诗歌的实际成绩和真实面貌。

唐、宋诗各具特色的审美追求的确立，是诗歌发展的必然'原因如下：

2.1师承对象的差异

摆在唐宋诗人面前的诗歌遗产是迥然不同的。唐代诗人在六朝诗歌基础上，将诗体的发展推至颠峰。盛唐时期是重要的转折点，一方面，六朝诗在形式、音律、辞藻上已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辞赋僵化，新文体尚未成熟，加之趋于扩张的盛唐气象，诗歌有着充分的发展空间。尤其是五七言律诗和绝句，对于六朝诗人而言还是新诗体，尚待大力开发。诗歌体势上开阔的发展空间促使当时诗派纷呈，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李白的浪漫诗，杜甫的现实诗，高参的边塞诗等，共同将唐诗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其后。中唐的元白、韩盂、韦柳，晚唐的李商隐、杜牧、温庭筠，尽管没有再重续盛唐刚健明朗的诗风，但都分别从不同领域将诗歌创作发挥到了极致。正如叶嘉莹在《迦陵论诗丛稿》中所论：“唐朝。则是我国诗歌的集大成时代，它一方面继承了汉魏以来的古诗乐府使之更得到扩展而有以革新，一方面则完成了南北朝以来一些新兴的格式使之更臻于精美而得以确立。……诗歌之体式演进至此，真可谓遍极途穷。”

唐人在诗体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使宋人清醒地认识到任何在诗体方面的努力都是徒劳。“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相比唐人在诗歌发展中的得天独厚，宋人只能在原有的框架内做工夫。所以，他们必须从唐人首创难工而尚未完善的地方去伐山开源。于是，他们放弃六朝而选择了杜甫及中晚唐诗人作为师承对象，并在技巧与语言方面，兼李白的纵恣豪放、白居易的明白畅达及韩愈的排?S道劲于一体，使宋诗出现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变与不变之间，宋人只能选择求变，别出心裁，自立新意，融合所处时代特征，形成特有的诗歌风格，这也是文体演变的必然规律。如果宋人只为“唐诗”，那恐怕只会是一潭死水了。

2.2学风政风的差异

唐宋两代的文化建设与学术氛围也有所不同。唐代，尤其是盛唐。政治开明，社会稳定，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唐王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整个社会充满了自信。因此，伴随出现了大批天赋极高的诗人，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彰显出博大、雄浑又富有气韵的盛唐气象，开辟了一个气象恢弘的诗歌时代。同时，唐代士人还处在中古贵族政治模式之中，在以诗赋取士及士人奔走于权贵之门等因素影响下，唐代诗人就必须考虑贵族的审美趣味。而宋代政治上保守、军事上无力，整个封建集团缺失了唐人那种建功立业的宏伟气魄。且宋代士人基本上都是民间出身，其中不 乏早年贫苦如欧阳修等人，他们又大都集官僚、政客、学者于一身。不仅知识结构比一般唐人渊博，而且作为政体中的主要精英，他们还能成功地支配甚至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来推动政风与诗风的互动，因而使得宋诗重政治参与、思辨分析与理性议论，且议论思辨超越了形象思维。因此，在宋诗中，便很难找到类似李白的“豪情澎湃”与杜甫的“热情满腔”了。

宋代是个重文抑武的社会，前代倍受压制的佛教在此时得以复兴。尤其禅宗吸收了儒道思想，在北宋中叶实现了儒、道、释三教合流而衍生的“新儒学”。加之遍及各地的书院，为新兴的平民阶层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就使得“新儒学”这一理学体系得以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三教合一的思潮铸造了宋代士大夫迥异于前代文人的文化性格，他们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兼容，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看作人生的至高目标：摒弃唐人的张扬豪放，而采淡泊理智，趋向内敛柔弱。时代精神趋于内敛而非扩张，士人心理喜于深微澄净而非广阔跌宕，哲学的思辨风气便逐渐渗透进宋人文化精神之中了。以张载为代表的理学派，二程为代表的洛学派，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派，三苏为代表的蜀学派等纷起的学术流派对立分歧并长期处于交锋状态，激烈的论证必然成为了促进人们理性意识增强的推动力，从而造成身兼诗人的学问家文学思维与哲学思维的互动。反映在诗歌创作中，就突出表现为诗歌寓理，崇尚理趣风气的盛行，即严羽所批评的“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的现象。而反观盛唐时代，儒道释三教只是处于并行阶段，而非三者的融合，终唐之世，以佛教而言，仍只是一种异质文化，而唐代士人则是“包容异质文化而不失自己的主体文化”。因此，唐人诗歌所显现的便大多是对儒道精神的全面突现，正如我们研究杜甫总是与儒家思想挂钩，而论李白时则偏重对其自由奔放的道家精神作探讨。

2.3诗词功能的差异

第9篇：唐代文学论文范文

一、从科举文学的角度研究的可行性

台湾的龚鹏程在他的《唐代思潮》一书中《文学化社会的形成》一章明确地提出了一个“文学崇拜”的概念，认为唐代存在一种对文学的全社会的崇拜，而这种崇拜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就是进士科举，以至于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对文学有一种近乎着魔的崇拜，从皇帝到普通百姓，从读书人到官员，甚至山林中的僧人也参与了起来［1］。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是科举———进士考试———影响了文学，倒不如说是文学崇拜影响了科举考试，从科举考试的名目以及考试内容来看，文学崇拜对科举考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当然，科举考试最终也不可避免地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唐五代时期的笔记小说来看，很多内容都是与科举有关的。如《唐摭言》，几乎就都是记录唐代科举的事，又《唐语林》、《北梦琐言》等笔记小说中都记录了大量与科举有关的事。一些文学作品，如传奇小说也是以进士科举为题材，至于科举诗则更不待言。从文体发展的情况来看，律赋的形成就不能不说与唐代的科举有关了，彭红卫的《唐代律赋考》对唐代律赋的产生及演变过程有详细的考证。这些都是科举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明证。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很明显，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影响是相互的，作为一种在唐代最引人注目的取士制度，反应在文学上也是深刻的，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因为科举的出现，在唐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科举文学①。所谓文学，《新编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以语言文字为记述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散文等。”［2］从科举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看，科举完全可以称之为一种文化，而与之相关的一些作品，如诗歌、小说、散文，还有在科举考试中产生的大量省试诗、试策、律赋，都是用语言文字记述下来的、反应客观现实的艺术。由此，我们就找到了对唐代科举进行研究的另一个视角，那就是，以科举文学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唐代科举对唐代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了唐以后一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那么，单从诗歌或者小说的角度、从制度本身来观照科举文学是远远不够的，不能算是完全地把握了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刘海峰在《科举文学与“科举学”》一文中指出:“大量反映科举活动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个案人物的科举经历和体验的细节，有助于重构科举场景，还原科举实态，有助于加深对科举的认识，研究科举文学为全面深入地了解科举制提供具体而生动的历史图景，可以丰富‘科举学’的内容，拓展‘科举学’的空间。”［3］从文学的角度进行科举的研究，研究者们已经做过很多艰难而有成效的工作，也正如刘海峰在上文说的那样:“从文学角度研究‘科举学’，成果层出不穷，除了集中研究八股文、试帖诗以外，还关注科举制与《文选》学、与唐代进士行卷、唐诗及唐宋传奇、唐宋的韵图、唐宋律赋、元曲及明清小说等的相互关系，还有大量关于文学家的科举生涯、文学群体的科举生活与心态、文学作品与科举的关系、古代文人的科第情结、举子与青楼文学等方面的论文出现。”虽然如此，我以为，既然能够提出科举文学这个概念，那么我们也能从科举文学的角度对这一个领域进行研究，而不是把视角只限于“科举与文学”的研究。唐代科举文学，本身就是构成唐代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自然也可以作为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对象，从文学的角度对之进行系统的研究。唐代的科举文学研究，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是“文学研究”原本的任务。

二、唐代科举文学的研究范围

从笔者能查到的资料来看，现在对科举文学的研究，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的，主要是在小说与诗歌，如郑晓霞的《唐代科举诗研究》，滕云的《唐代落第诗研究》，还有一些硕士论文也是从落第诗的角度进行研究①。近年来，学界对唐代的省试诗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4］，但都还在诗歌的范围。从小说角度出发的则应该是程国赋先生的《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的有关章节和王汝涛的《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的有关章节。而从文学的角度对唐代科举中的赋及赠序等的研究则极少见。唐代科举文学的研究范围，笔者以为可以包括以下内容:唐代科举诗、唐代与科举有关的笔记小说、唐传奇、科举赋、还有与科举有关的各种赠序等。似乎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东西，但是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会发现很多新的东西。唐代科举虽承隋制，但并非一成不变地沿用，而是有了较大的改变，对于隋代科举的具体情况，杜佑的《通典》、《隋书》、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提到过，《通典》卷十四《选举二》说:“隋文帝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工商不得入仕。开皇十八年又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才干二科举人。……炀帝始建进士科。”［5］《隋书》卷第三云:“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治，庶几非远。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6］其实隋代的科举取士之法并不清楚，唯刘肃《大唐新语》卷十《厘革》云“隋炀帝改置明、进二科”［7］，虽隋代已经有明经进士之科目，但隋的科举是如何进行的并不明确。按诸书所说唐承隋制，大概其内容也差不多，只是后来唐代的科举制度发生了改变，如秀才一科最终消失，并增加了明法、明字、明算三科。再如明经本与进士一样，不分高下，到唐代慢慢演变为进士倍受重视，而明经则出现了“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的故事［8］。唐代科举其实一开始与文学并未有多大的关系，《新唐书选举志》说:“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能为甲第，策通四、帖通四以上为乙第。”足见科举与文学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发生了关系，《选举志》又说:“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明经多抄义条，进士惟诵旧策，皆无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粗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两篇，通文律者然后策试。”［9］至此，科举与文学才算正式发生了关系。然孟二冬在《登科记考补正》《别録上》的按语中说:“按进士试杂文，先用赋，后增以诗，皆在玄宗时。”［10］那么至迟在玄宗时，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谈到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就不能不谈到唐诗与举的关系，自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11］关于唐诗与科举关系的探讨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到现代也还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如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谈及这个问题，他认为进士试诗赋时唐诗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科举对唐诗并无促进作用，相反还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①。笔者认为唐代科举对文学的影响并不能只看到科举跟诗歌的关系，而应该全面地考察。文学并不就只是诗歌，虽然唐诗是唐代文学的主流，但也不能代表所有的文学样式。程千帆先生有一段话说得非常有道理，他说:“个人年来涉猎文史，鸠集了一些有关这些问题的资料，因而大致明白了进士行卷是怎么一回事，并且进一步认识到，对于唐代文学发展起着进一步积极作用的，并非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这种制度下所形成的行卷这一特殊风尚。”［12］确实，如果光从科举制度本身来看，与之有关的只有省试诗，而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文学产生的一些新内容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对唐代科举文学的研究，应该改变那种只把重心放在诗歌和笔记小说上的现象。当然，唐代诗歌作为有唐一代的最主要的文体，受关注程度高这本身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要做的是对科举文学进行全面的研究，那就不能，也不应当只把研究视野局限在诗歌或笔记小说的范围内，而应该把视野拓展到科举文学的各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算是对科举文学的全面的研究。

三、唐代科举文学的演变

唐代科举文学是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的出现而出现的，也必然会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演变方式，相应地贯穿整个唐朝。从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来看，初盛唐时的科举制度尚处于制度建立的阶段，这时虽然也有许多文人参加科举考试，但总的来说，反映在科举文学上，有关的作品不是很多。就科举诗来说，这一时期的科举诗也是相对较少的，现存的初盛唐的诗歌也是以应制诗为多，这一时期，科举诗创作得较多的应该算是岺参、王维等人，而其风格也是具有明显的盛唐诗歌的风格。《全唐文》中有关科举的文章也大都是对科举制度本身的讨论，对及第和落第的心情的描述的文章相对少了许多，初盛唐可以算是科举文学的产生阶段。时至中唐，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渐定型，科举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渐次提高，大多数文学家都是由科举走上仕途，如柳宗元、韩愈、欧阳詹、刘禹锡、张籍、孟郊等，也已经渐次形成了龚鹏程所说的“文学崇拜”，这一时期的科举文学大约可以分成大历时跟大历后两个时段。作为从盛唐连接中唐的一个特殊时期，大历时期的科举文学也呈现出与盛唐和大历后不同的风貌。

这一时期的科举文学的创作者在诗歌方面主要以刘长卿、卢纶、李端为主，在笔记小说中也出现了与科举有关的内容。大历后至宝历前，可以看作是科举文学在中唐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科举文学的数量较前期又有较大的发展，科举诗的内容与风格都跟初盛唐有较大的差别，逐渐出现了一些与科举及第或落第相关的专用的词语、意象。笔记小说中与科举有关的内容大大增多，基本上涉及到科举的各个方面。一个比较突出的变化是在文人的赠序中出现了大量的与科举有关的文章，比如柳宗元、韩愈的文集中都有很多这样的赠序。到了晚唐，时势跟社会现状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科举在制度上也再没有其它大的变化，基本上都是萧规曹随，即使有小的改变也是局部的完善，不影响整个科举制度的实施。从中唐开始，关于寒畯与子弟之争就已经开始，这一时期更加明显，而贵族子弟的大量登第也让许多的寒畯失去了登第的机会，入仕的途径也越来越窄。大唐声威的不再，也让文人参加科举的初衷有了一定的变化，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只是为了自己的文名得到社会的承认。或者为了挤进统治阶级的上层，而“甘露之变”又使在朝为官的人如履薄冰。虽然这样，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晚唐，只要善于钻营，通过科举考试者，可以在短短的几年或者十几年就做到平章事的位置，这无疑也刺激了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积极性，并出现了以社会的不齿来达到登第的目的的情况，如“芳林十哲”，如卢延让的“猫儿狗子”、李昌符的婢仆诗等。晚唐的科举文学呈现出与前三期都不同的态势，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特色是科举诗较前三期在数量上更多，更善于描写登第的开怀与落第的痛苦，只要是有诗留下的诗人，几乎都有科举诗存在。其内容不仅仅只述说登第、落第的感觉，还有对有司不公的抨击、对人生命运的无奈。同时在意象上也丰富了许多。如对落第的表现，就有三献玉、桂玉无门、独怀羞、天意难明、丹桂未入手、破琴孤剑、梯媒等，大大地丰富了晚唐科举诗的反映内容和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