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发展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汉字发展论文范文

从五六年起，中国也终于把自古以来就在非正规埸合下使用的信手字、简笔字、手抄字，正式代替了正规场合使用传承了一千多年的楷体汉字而名之曰简化。当时的简化字共515个。64年又偏旁类推简化了共2238个。因为汉字的常用字也不过三、四千个。一部《红楼梦》总共只使用了四千二百个不同的汉字。所以，汉字简化的结果影响是相当巨大的。对于我们这些当时已读完大学的人来说，不啻又成了半文盲。所幸简化字中的许多字，在平时的手写字中就见过或使用过，所以，还能勉强应付。但对于新一代人就等于和56年以前的一切文献断了联系。与继续使用传统汉字的中国人，人为地制造了文化的分裂。

对于为什么要进行简化，今天说得最多的就是：“汉字产生以来，就在不断简化。字体由大篆向小篆，再向隶体楷体演变，多数字有某种简化的意义。”（《学术双周刊》8月20日刘辰文）什么叫‘简化的意义’？这几个字说得不明不白、羞羞答答。这还不如周有光来得直白。周先生当然是主张简化的。他先说汉字的发展就是笔划的简化。后来又改口说：汉字的发展笔划上有繁有简，但以简化为主。因为显然，如果只说汉字的发展就是简化。不仅有悖常理，也有悖某些文字变化的明显事实。所以，说有繁有简，以简化为主。就留有余地得多。这也是刘辰先生为什么说‘简化的意义’而不说‘笔划的简化’的原因吧！但是当初讲简化汉字时以及当今叫做《汉字学》或《文字学》著作中，却是没有这样留有余地，全都众口一词地，甚至举例说明：‘汉字的发展趋势就是笔划的简化’。既然有举例、有实证这事就好办。那么我们也来实地调查一番。

九十年代后期我用《中国书法大字典》做样本，进行了一次统计调查。为什么要选用这本书来做调查？一者因为它太普及了，谁都可以对我的调查统计结果进行核查；二来它既收有楷书、隶书、小篆也有大篆，比较起来是很方便的；三是它各种字的数量较多与同数字总量之比较大，有足够的代表性；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随机抽样，因为它的本意并非用来供研究字体笔划发展规律的，所以它有足够的公正性。调查的结果是：

一．小篆隶变的可用字共3657个（占许慎《说文解字》9353个字的三分之一强）其中隶变后增笔划的共2671字占有效样本的73%，减笔划的共426字占12%，笔划不增不减的共560字占15%。

二，字典中共有可用的籀文（大篆）808字与相应的小篆相比，其中小篆增笔的488字占61%，减笔划的72字占8.9%，不增不减的共248字占30.1%.

三，又取李圃所著《甲骨文选注》后附“正文所收甲骨文字检索表”中所收字共269字（约占已认知的甲骨文总数的1/5）。与相应的今文相比增笔划的共214个占80%，简笔划的共17字占6%，不增不减笔划的共38字占14%。

四，研究甲骨文的陈炜湛先生（中山大学）说：“甲骨文是正在发展变化中的一种文字体系。我们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甲骨文，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它，……就单字而论，在273年中甲骨文字逐渐趋向繁复，是由简到繁而不是由繁到简。

五，从《说文》所收汉字总数9353个到《康熙字典》所收汉字总数47035个。一千多年间汉字增加了三万七千多个。而与正体字并存信手字，简笔字，充其量也不过两千多个（亦即含偏旁类推）。

所以通过实地调查。所谓汉字从大篆到小篆到隶变到楷书的发展中。笔划减少的最多也不过只有百分之十的汉字，而笔划增繁的却有百分之六、七十！某些文字学家们的汉字发展就是简化或者周有光所谓的汉字变化有繁有简，以简化为主的论断都与实际情况不符。

不过，也有一些文字学家误读了古书，把《说文解字叙》中的一段话作了错误的理解。这段话说：“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 分为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奏同之，…… 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滌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戌，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在这段话中涉及文字演变的有两处。其一是大篆亦即籀文变为小篆用了“或颇省改”四个字；其二是由小篆改隶书用了“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于是一些文字学家们以为省改和约易就都是笔划的简化了。其实，文字字体书写的变化与书写工具的变化有很大关系。甲骨文是用刀刻的，所以直划远多于曲划或弯划。至大篆时，已有硬笔出现。(传统的“筆”，竹字头下的“聿”在甲骨文中就像一支手拿着一支硬笔，不过后来把向下笔的竹叉改为两个横划罢了)所以，现在考古发现的战国简和秦简规整的直划和弯划、曲划、圆划就多起来。到汉简时已有毛笔出现，所以才有了粗细不一的笔划。那么既然通过我们的调查小篆比大篆的笔划增笔多达60%而简笔只有不到百分之十。则“省改”显然不是指笔划的增减。1934年徐文镜编的《古籀汇编》之凡例中称“本编说文提行字为2445字……古籀重文27772字”这也就是说每个字有十多个字的异体重文。许慎当时或者看不到这么多的重文。但是，五、六个总是有的。所以他才说“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或‘颇省’……。此处的“颇省”显然是指不与秦文合的大量的异体重文。至于“改”则完全因为李斯是位硬笔书法家。小篆完全出自他的手笔，他对大篆的字形有较大的改动。许多直笔都改为圆曲的笔形。这就是“改”的实义。把上下文放在一边单独孤立地把“或颇省改”定位于笔划的简化，这是误读古书的一大谬误。是有意还是无意只好付诸公论了。

至于小篆改为隶书的“以趣约易”，更是成为一些文字学家解释隶变是笔划简化的‘铁证’。通过调查我们已经知道隶变的增笔划为73％，简笔划仅为12％。而且，许慎下面还有一句话就是“古文由此绝矣”。如果大篆改为小篆是笔划的减省，小篆隶变又是笔划的简省。那么为什么许慎不说大篆改小篆是古文由此绝矣！而偏偏于隶变却说古文由此绝矣？所以，许慎认为隶变的主要特征，显然不是笔划多少的变动。况且《说文》是许慎用隶书写的小篆字典，他对隶书和小篆这两种文体必定都是非常熟悉。他当然会知道隶变后的笔划有增有简。如果他在论述中只提简化的趋势却不提繁化的趋势，以为隶变的‘约易’仅指笔划的简化，岂非明白人说瞎话，何况那时他也不是要提倡简化字，何苦为简化打前锋？而昧着良心说假话？

“约易”并非成词，所以二字必各有所指。小篆的作者都有名有姓，而隶书则不是什么固定的人完成。以大篆与隶书相对照，则隶书颇有保留大篆直笔划的地方。所以，此处的‘约’有‘约定俗成’之意。也就是隶书早已在吏、民间流行。故汤可敬先生解‘趣’为‘适应’就至为恰当（汤可敬著《说文解字今释》）。至于“易”则指书写容易便捷。具体说来，就是一改古文与篆书图画式的，圆弯曲笔，而为直笔划，同时各种逆顺倒笔如自左至右的笔划改为‘撇’，自下而上的笔划改为‘挑’等。总体上将杂乱多变的笔画，规范为横、竖、撇、点、捺、折等六种基本笔划所组成的偏旁部首，完全改变了古文中圆曲和反手的笔划走势，以适应毛笔发明后书写快捷的需要。这从至今发现的南北两方的二十余万块秦汉及三国时代的简牍中，可以看得至为明显。从此结束了一千多年古文的汉字形走势，开创了今后两千多年汉字的基本字形。这才是‘古文由此绝矣’的基本含义。具体说来如将一笔圆、椭圆、长圆、扁圆增为三笔的方框；将难写的上曲线、下曲线增为两笔的左撇右捺；将两笔的U形口，增为三笔的方形口；将两三笔的日、曰增为四笔的日、曰；将一笔的左右下弯，增为两笔的折；将一长画弯曲，截为两三短直笔；将一两笔的蛇形弯、迷宫弯、胎儿弯和蝌蚪弯分别增为三、两笔的弓、厶、巳和已；将一笔的上、下、左、右开口框均增为两直笔的框；将一、二、三笔的纽丝和绞丝增为三和六画的纽丝和绞丝；将两笔花瓣样弯曲的虫增为六笔；将三笔弯的木、禾增为四、五笔的木、禾，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恕不一一概述，有前列统计数字为证。笔画虽然增加了，但却好写多了。这也就是“约易”而不是“简化”的实情。此外，当然也有少数部首偏旁是减笔．如：水旁由五笔改为三点；皿旁由七笔减为五笔等，惟其数量不过十之一、二。

对于小篆变隶书的隶变其性质如何?比（清）大文字学家段玉裁和现今的一些专讲简化的汉字学家对此作正确阐释者大有人在。如《说文》夹注引班固的话说：“今之隶书而无点画俯仰之势”。这个无“点画俯仰”之势，实在是道出了隶书易写的三昧。又如《晋书卫恒传》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日隶字，汉因之，隶书者，篆之捷也。”将篆书的圆笔曲笔与弯笔的俯仰逆顺说成“难成”，而将隶书的直笔顺行用一“捷”字概括，也可说是一语中鹄。此外，如近人(清)赵翼的《陔余丛考》称：“时以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务趋便捷，故日隶书。”也不将隶变曲解为笔划的简化。所以，文字的发展，用简化来概括是完全错误的。这不仅是汉字如此，就是世界任何一种文字的发展，也可以概括为以繁化为主。

第2篇：汉字发展论文范文

关键词：汉字；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H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8-0081-01

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迄今为止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么长的历史时期内，汉字发展的前途是否就是一帆风顺的呢？众家历来众说纷纭：有人持汉字落后论，有人持优胜论；在本世纪前50年，常见一些人以感情用事的激烈语言责备汉字，如称汉字“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傅斯年语。见《新潮》1919年第1卷第3期）。后来也有人说汉字较其他世界文字有优势，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见邹秋珍《浅论汉字无限的生命力》（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3月）。所以，本文就从五四后汉字的发展趋势和当今网络语言的发展谈起，进而来分析说明汉字的发展前途。

一、汉字的发展趋势

（一）汉字的拼音化趋势

最早要求汉字拉丁字母化的，大约是中国学者吴稚晖在巴黎中国留学生办的杂志《新世纪》上提出的。“五四”之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均持相同观点。连向来用汉字来“指点江山”的一代伟人也主张汉字要走“国际共同的拼音化道路”。究其原因有三：其一是，认为世界上文字制度的“一般演进规律”，必定表现为这样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表形兼表意”第二阶段是“表意兼表音”第三阶段，是拼音文字阶段”。其二是，从文字制度的演进规律看，汉字定位于必然要向第三阶段“跃进”的第二阶段。认为这“文字演进律”是我国“文字改革的理论根据”。其三是，认为拼音文适用于所有语言，汉语不能是例外。

（二）汉字的简化趋势

文字形体的演变是经常发生的，不象文字体系的演变要经过几百年、几千年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一次显著的发展变化。无论形体怎样演变，都呈现出一个总的趋向――简化。只有文字简便易写，才能更快更好地记录语言，所以决定汉字形体变化的深层因素仍然是汉语，汉字的繁简必然要受汉语的制约，汉字不能脱离汉语的实际而任意简化。我们在制订汉字简化方案的时候，必须在充分熟悉汉语、了解汉语的基础上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少走弯路，实现整体简化、系统简化的目标。从汉字本身发展的历史来看，它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草书、清末的“俗写”，一直到共和国的简体字的公布，甚至包括被取缔的“二简字”，它的趋势是不断简化，朝着更为易读、易解、易写的方向发展。

二、网络语言影响下的汉字发展趋势

“网络语言”是适用于网络世界的形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和交流工具。它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自我调节功能，无需人为规范。它的语言特点符合汉语语汇的发展趋势，故随着网络的全民化，它将代表着汉语发展的方向。同时网络语言的符号性和拼音化趋势明显，符合语言文字不断简化的总体趋势，它将带动汉字体系逐步实现符号化、拼音化的改革。

网络语言打破了传统汉字的意音体系，并以其特有的领域优势和飞速发展的主导力量，无意中为汉字符号化改革找到了可能。网络语言不仅是语言问题，还是文字问题。面对纷繁的网络语言现象，人们一直把它当成单纯的语言问题在研究，评价其优劣、探讨是否应该规范和如何规范。两大阵营阵势浩大，但纷争中总带有情感式的叙说和举例性质的陈述，整个研究似乎陷入了僵局，难有突破。殊不知网络语言不仅是语言问题，还是文字问题。网络语言本质上是形、义结合的符号系统，也兼具声音的特性。若丰富的汉字体系用简单的符号代替，势必造成大量的同形词、同音词，所以汉字符号改革不可能是单一模式。对汉字符号的改革，可以网络语言为初步模型，一方面保留部分形体简单的汉字，它们既有提示意义的作用，也可能进一步虚化为表音符号；另一方面从网络语言中抽取一套已被社会所接受语言符号(数字、字母、特殊符号并用)，两方面结合起来使用，实现汉字的“双轨制”。

笔者认为，目前汉字可能还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但随着社会发展，汉字也逐渐暴露出不适应社会需要的方面。

总之，汉字终究是为汉语服务的，检验一种文字体系的标准并不在于它是拼音文字还是其它，而在于它是否体现了它所记录的语言的特点，是否对它所服务的那种语言具有高度的适应性，是否能使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充分地表现和传达复杂的思想感情，是否能让人们在使用时感到方便自如。几千年来，汉族人民一直用汉字记录汉语，用它写下了大量科技文献和文学作品，成为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张志公先生说“汉字跟汉语相适应，这是汉字富有生命力的最根本的原因。如果不相适应，汉字就活不下来，我们的祖先决不会死抱一套不便于汉语的文字符号不放的。”

第3篇：汉字发展论文范文

“文字改革”的含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已经有了文字改革的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毛主席在1951年指示我们：‘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主席又指示我们，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行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这是文字改革的正确方针。”毛泽东提出的“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说的是记录汉语的文字要“改革”，由现行的属于表意性质的汉字改变为表音性质的拼音文字，也即“拼音化”。这是文字制度的改变。在实现拼音化之前要做三件事情，就是：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广汉语拼音方案。由此可知，“文字改革”的确切含义就是记写汉语的文字的“拼音化”。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广汉语拼音方案这三件事情本身，都不属于文字改革，而是文字改革的准备工作。其中汉字简化是在文字拼音化实现之前“以利目前应用”的一种非长远措施。推广普通话的目的是为在全国实现拼音化扫除障碍。汉语拼音方案，起初是作为拼音文字来设计的，叫做“拼音文字方案”，但由于许多技术问题并没有解决，1954年改为“汉语拼音方案”，其功能相应地改变为汉语拼音工具，并用于某些汉字不方便使用的地方，同时也可用作拼音文字的试验。 

文字改革论辩的根本问题是：记录汉语的方块汉字究竟有没有必要改变为拼音文字。这个问题的根子出于对汉字和拼音文字两种文字制度的比较。汉字在中国使用数千年，本来不存在褒贬问题，自从19世纪末跟拼音文字的比较，出现指责汉字落后的言论，然后才有维护汉字的论争，贬低在前而褒扬在后。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两种相反的观点，后来被概括为“汉字落后论”和“汉字优越论”。 

汉字简化工作，在要不要简化，如何简化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比起对汉字的基本评价问题，这个问题是次要的。 

文字改革运动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五四时期到1949年，文字改革从提出口号到“拉丁化新文字”的摸索实验，再到实验停止。第二个阶段从1950年到1985年，文字改革作为国家语文政策的基本方向，通过行政力量推行汉字简化、汉语拼音方案等文字改革的辅助措施。第三阶段从1986年转入新时期，国家语文政策的基本方向从文字改革转为语言文字规范化。下面按文字改革发展的三个时期阐述，汉字简化问题争鸣作为附带问题单独阐述。 

摸索阶段：五四时期到1949年

五四时期，出于对中国落后状况的反思，一批了解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把国力的落后归咎于教育的落后，又把教育的落后归咎于汉字的落后，于是提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口号。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像是声讨汉字的檄文。他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傅斯年（1919）也说：“凡些须懂得外国文的人，便知道中国文字和英法德等国文字的难易，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1923年国语研究会所编《国语月刊》出版特刊“汉字改革号”，对汉字发起了全面的批判。该期发表了钱玄同《汉字革命》、黎锦熙《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赵元任《国语罗马字母的研究》、蔡元培《汉字改革说》等文章，大抵主张废除汉字，并连带研究词连写和罗马字母拼写等问题。钱玄同再次用强烈的言辞否定汉字，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汉字不便使用，“足以证明”汉字“这位老寿星”“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该期封面把汉字画成仓皇逃命的牛鬼蛇神，被拉丁字母杀得东躲西藏，一败涂地。汉字改革专号的出版，标志着以废除汉字和实现拉丁化为宗旨的中国新文字运动的正式发起。 

1928年，在苏联的瞿秋白、吴玉章、萧三、林伯渠等开始了创制中国拉丁化文字的工作。不久由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1931年9月，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开幕。大会作出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中涉及对汉字的评价，认为汉字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现在的时代。提出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指汉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 

瞿秋白是主张废除汉字，制定拉丁文字方案的重要奠基人。他发表过一系列抨击汉字的激烈言辞。瞿秋白曾经提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化必须罗马化。罗马化或者拉丁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的意思。这是要根本废除汉字。”瞿秋白接受了文字具有阶级性的思想，认为“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李敏生2000:302-305） 

鲁迅也赞同文字改革，提出要废除汉字。他在多篇文章中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作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李敏生:307） 

1935年12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会议草拟了一个《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征求各界人士签名。其中说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是这教育大众的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一个绝大的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写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是解脱一个地方言的独裁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是已经出现了。”这里说的“新文字”，指的就是当时侨居海参崴的中国人制造的“拉丁化新文字”。（李敏生:363） 

废除汉字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汉字难学难写难认，是普及教育的障碍。拼音文字只要记住几十个字母，学习起来容易得多。二、汉字不是记音文字，不能跟语言完全结合，不便推广白话文。三、汉字不便记录来自欧美的现代科技名词。四、文字是有阶级性的，几千年来汉字只为封建贵族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为了代替汉字，于是设计了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新文字，叫“拉丁化新文字”。 

当时也有人不赞成废除汉字。例如1936年吴俊升提出：“我们教育者实在不应也不必附和废弃汉字的提议，而应在改良汉字的教学上多用功夫。第一，应该更适当的确定常用字汇，以为教学的根据；第二，应该就儿童学习的心理和汉字本身的体系，研究出汉字的经济学习法。”（转引自：王力1957）这是想通过改革教学方法来提高学习汉字的效率。 

1939年7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发表由倪海曙执笔，陈望道修改的《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新纲领主张采用拉丁字母，一方面“反对立刻废除汉字的过左的主张”，同时“也反对把汉字看作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灵物崇拜的顽固主张”。 

1940年5月24日，当时的教育部主管人员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认为汉字“历史悠久”，有“六书之明体用”，而且“中华民族之所以巍然独立于世界，绵延数千年，文化之寄托，民族之团结，实有赖于文字之统一”；说拉丁化新文字不标声调，有很多同音词，“欲易更难”。（纪事:85）这是对汉字价值的正面肯定，和对拉丁化新文字是否容易学习的质疑。 

1947年6月1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召开基本教育预备会，讨论到拉丁化新文字问题。据《新闻报》载：会上“亦有人主张废除汉字，提倡汉字拉丁化，多数专家反对，谓我国各地方言大多不同，倘用拉丁化文字，势必分化中国之统一。我国数千年来之历史文化，悉以汉字记载，且国人学习汉字，几无一感到困难者，倘一旦废除，无异断送我一脉相承之固有文化。” 

1947年11月，朱经农在《教育杂志》发表反对拉丁化新文字的意见。他认为，一、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都是用汉字记载下来的，一旦把汉字废了，将来中国人就无法阅读古书、了解中国文化。二、中国文字原系一字一音，同音的字实在太多，用罗马字拼起来，真不容易分别清楚。三、同一字各地读音不同，个人照自己的乡音用罗马字拼出来，会变成完全不同的许多字。将来中国的文字，化为无数种不同的文字，没有法子可以统一，也弄得彼此不能互相了解。统一的文字与国家的统一有密切的关系，破坏数千年来文字的统一，将有不良的结果，不可不慎重考虑。（纪事:103、104） 

拉丁化新文字从20年代末开始尝试推行，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实践表明，拼音文字必然受到劳动大众欢迎的说法主要出于一些知识分子的推测和想象，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克服的困难。陆志韦在《五四纪念再谈谈新文字》（《进步日报》1949-5-4）的文章中说，“在老解放区，拼音文字好象推行不开”，认为“过去的工作可以说是失败了，至少没有完全成功”。但文章仍然认为，是汉字的“封建性”阻碍了拼音文字的推广。这种“封建文字的锁链又是双重的”，一是“只许写文言文”，二是“只许用方块汉字，不许用拼音文字”。把推行拼音文字的障碍归咎于汉字的“封建性”，是受到文字阶级性认识的影响。 

毛泽东在1949年12月到次年2月访问苏联期间，曾在跟斯大林谈话时阐述这样一个论点：汉字和汉语尽管不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学的，只要愿意学和不断提高。（纪事:125）这个论点好像是针对当时流行的文字具有阶级性、以及大众难以掌握汉字的认识误区而发的。 

不同意见的对垒，使人们对汉字的认识逐渐深化和全面，诸如汉字可以立刻废除，文字具有阶级性的一些偏激认识也逐渐得到克服。

推行阶段：1950－1985年 

新中国建国以后，毛泽东主席曾多次表示过赞成文字改革的看法。毛主席在1951年提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在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会上吴玉章同志讲到提倡文字改革，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以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有理由，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20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有几位教授跟我讲，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出在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但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数字，我们不是久已通用了吗？（纪事:219） 

文字改革工作得到国家的有力支持，先后成立了文字改革协会（1949），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2），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4）（这三个机构前后相承，下文简称为“文改会”）。文改会的最初目的是研究并试验拼音文字，因拉丁化新文字不宜再推行，于是重点改为设计新的拼音文字方案；1950年又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的指示，首先进行汉字简化工作，以便当前使用。 

当时主流派对汉字的基本评价，是对于五四时期认识的延续。吴玉章为五四纪念谈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时再次提到：“中国文字主要是汉字，有许许多多不合理的地方。因为它太繁难：难认、难写、难记，是中国教育普及、文化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纪事:128）罗常培（1952）说现代汉字“必须一个一个地学习字的读音，必须一个一个地学习字的意义。这对于提高大众文化是一有阻碍的”。（纪事:164） 

50年代初，也曾出现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大公报》（1950-9-3、4）曾连载张锐光的《斯大林论语言学对于中国语文问题的启示》，表达对汉字拉丁化的不赞成意见。李仁发表《拼音文字必须有类符》（《中国语文》1951-6），对拉丁化新文字做了较全面的批评。反驳文章有曹伯韩《新语文运动中的一些思想》（《人民教育》1951-2），针对不同意见，就有关文字改革的六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一、反驳汉语同音异义的字太多，拼音文字行不通的观点。二、认为所谓文字的民族形式并不在于文字的笔画或字母，而在于文字所表达的语言。三、反驳没有统一的民族语言，因而谈不到建立拼音文字的观点。四、批评把文字改革看得过分容易的认识。五、反驳拼音文字不如方块汉字易识易记的观点。六、批评先把新文字研究好了再推行的认识。（纪事:151）仁言信（周有光）发表文章批评李仁“把拉丁化新文字说成‘幼稚不堪’、‘一文不值’、‘行不通’、‘失败’了，这都完全不是事实”。 

1957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上半年，大鸣大放；下半年，学术问题成了政治问题，一些人因为在文字改革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7年上半年，《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纸，以及《中国语文》、《拼音》等杂志陆续刊登了一些讨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其中包括对文字改革持不同意见的文章。文改会于5月16日、20日、27日三次召开文字改革问题座谈会，多数参加者表达了自己对文字改革的意见。批评性的文章和意见，总括下来大概有这些观点： 

一、汉字是优秀的文字，并不见得那么难学难认。 

唐兰（1957b）：“从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来说，我始终坚持中国文字有很大的优点，它的繁复难学等缺点是可以逐渐克服的。”他认为采用拉丁字母，势必把“每个人民习惯了的形式全部撇开，重起炉灶，根据语言来造文字”；“这种移山倒海的气魄是雄伟的，能否做到，是否值得去这样做，都还是要很好考虑的。” 

陈梦家（1957d）：“汉字是有好处的。（一）汉字是统一的，超方言的，不论什么地方的人写的东西大家都能看懂，不象拼音文字那样。（二）汉字在辨认上容易。（三）汉字有注音成分在内，如松、柏。（四）汉字的笔画很少，英文的one，汉字写作一；英文的man，写作人；英文的university这么一长串，汉字只“大学”两个字。我们对汉字的评价应该是公平的，不要光说自己不好。（五）中外各国的语言都是变的，但文字不能经常变，文字要定型，不能随便拼，不然就不能作为工具了。”“汉字虽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普通人认识三千就可以了。……有了这三千字，就来研究怎么教。有人说汉字难学，我说不难，所以难，是教的人没教好。” 

骆瑛的文章说，一位五十余年从事英语研究的人切身体会到，汉字并不难学。还说，曾研究汉字三十余年的奥地利文字学家罗逸明，曾经把十种外国文字和汉字比较，证明汉字比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都容易学。（杜松寿1957） 

二、表意汉字是历史的选择。 

陈梦家（1957a）：“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观原因。中国地大人多，方言杂，一种统一的文字可以通行无阻。汉语单音缀，有声调，而各地声调多少不一，同音语多，用了拼音文字自然引起许多问题。” 

陶坤：没有理由可以断言“象形文字一定就落后于拼音文字”，也没有理由说“文字都要发展成为拼音文字”，“汉字的存在就是文字并不都要发展成为拼音文字的例证”。（倪海曙1957） 

关锡来信：〔说到汉字何以未走上拼音道路的原因〕“主要是方块汉字符合汉语的条件，拼音文字绝不符合我们的语言。”（陈梦家1957c） 

翦伯赞发言：“文字是历史的产物，改变是历史的过程”，“我激烈反对废除汉字。要废除汉字，除非决心把历史文化遗产丢掉不要，从野蛮人干起”。（倪海曙1957） 

《光明日报》对群众来信意见的综述提到汉字有优点，拼音化有困难：“汉字望文生义的优点，是任何拼音文字所没有的。拼音文字则需要先经过音的阶段，然后才能达到知意的阶段”；“汉语中同音词很多，拼音化无法克服这个矛盾”；“汉语的方言复杂，对拼音化很不利”；“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大大地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方块字不难学”；“汉字不便于打字拍电报的缺点，是可以通过现代的科学技术来解决的”。（倪海曙1957） 

蒋善国（1957）抽象地赞成文字要改革，但具体论证却意在阐明汉语不宜采用纯表音的拼音文字：“以内容极为丰富，历史非常悠久的汉语言文字，不是单纯的拉丁字母只注音记音所能担起这个千斤胆子。” 

三、汉字还要使用。 

陈梦家（1957a）“首先肯定了我们使用了三千年以上的汉字还是很好的工具，是简单而不复杂的，是和汉语语法相联系的，是一种不必废除的民族形式。” 

唐兰发言：“不应当忘记在今天汉字还处在当家地位，不能否定他。”“拉丁化新文字能不能用还在未定之天，目前我们不能宣传汉字必须撤退”。（倪海曙1957） 

四、希望“文改”工作要谨慎行事 

陈梦家（1957b）：“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主张拼音的人，不要过于简单的认为全国大多数的人全赞成拼音，此事还得大家讨论，包括反对的人在内。”“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 

周祖谟发言：“没有把文字为什么要改革这个根本问题提出来讨论，对于如何来改革的问题也没有好好地讨论”，这是文改工作中的缺点。（倪海曙1957） 

《光明日报》群众来信意见综述提到：文字改革“一家独鸣”，“已经形成一种压力，似乎谁要对文字改革表示怀疑，就会被人扣上一顶‘思想落后’的帽子，甚至会被人加上‘反对中央实行文字改革’的罪名”。“事实上在文字改革的宣传中，已经出现过‘只有帝国主义分子和唯心主义者才反对汉字改革’之类的吓人的论调。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有人敢于坦率地写反对意见的文章，也必然会遭到‘围剿’。”“不赞成汉字拼音化的人不是少数，但过去都没有说话”。（倪海曙1957） 

当时的一些民主人士也提出文改的工作方法和公布程序问题。据说，“章伯钧、罗隆基……说文字改革没有经过全国讨论，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章伯钧说（文字改革问题）“现在不是从法律程序上提出讨论，而是把它作为根本性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杜松寿1957） 

支持文改的文章中，李振麟（1957）的文章涉及的问题较广。其基本思想是：（一）“我们不但承认汉字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也承认今天它仍然在起作用。即使将来有了拼音文字，汉字仍然要作为汉民族的古典文字为人们学习。”但是“汉字在今后作为全民交际工具是不适合的。”（二）“从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世界文字有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是：从图画文字经过表意文字而到拼音文字（中间还有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两个阶段）。跟表音文字来比，汉字在文字发展史上是比较过时的东西，不能把它的优点夸大，说得比处于文字发展高级阶段的表音文字还好。”（三）“认为汉字是决定于汉语的特性这个错误论点的必然结论就是汉语不适于用拼音文字。汉字本身的发展历史就否定了这个说法。”他所说的“汉字本身的发展历史”指的是假借字的使用和形声字为主的现象。（四）“汉字不是不能改动的汉‘民族形式’”。（五）“既然现在的文字有的是进步的，有的是比较落后的、原始的，既然文字的本质不过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工具，它跟任何民族和任何民族语言都没有必然的联系，也谈不到什么‘民族形式’，那末，当咱们为没有文字的语言创立文字或是原来有文字而进行文字改革的时候，完全可以选择世界上最进步的文字，也完全应该用政令来推行这种文字。这叫做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六）“我们主张文字改革的逐渐过渡是，汉字和拼音文字在长期共存中，逐渐走向以拼音文字为全民交际的书面语。”这篇文章立足于说理，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李振麟强调了从“图画文字－表意文字－拼音文字”的文字发展规律来看问题，这是富有理性的。周有光的提法略有不同而基本思想相同：“更重要的是文字制度的发展。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从形意制度（picto-ideographic writing）到意音制度（ideo-phonetic writing）再到拼音制度，拼音制度又从音节字母到音素（音位）字母，从只表辅音到兼表元音。音素字母的拼音文字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它用最少的符号写出任何复杂的语言。从形意制度到意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一次飞跃，从意音制度到拼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二次飞跃。”“任何一种语言，可以用繁难的符号书写，也可以用简易的符号书写，可以用意音制度书写，也可以用拼音制度书写。更正确地说，任何一种语言，如果它的文字符号是繁难的，迟早要发展为简易；如果它的文字是意音制度，迟早要发展为拼音。这是落后让位于先进的规律，决不因为语言特点和社会习惯的不同而有例外。”（周有光1979:2-3） 

后来有人指出，“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是世界上所有文字中两个最大的不同系统。认为西方的这个文字演进三阶段也同样适合于中国的汉字，这个结论，完全是靠理性判断和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来的，并无事实根据。而且，以前和现在的所有论者皆无法提供足以证明这个结论的事实根据。”（刘光裕1985） 

1957年的论战，是因不正常手段而终结，文字改革（汉字简化）工作错过了惟一一次早期修正和完善的机会。从此人们噤若寒蝉。直到拨乱反正，学术上一般问题的争鸣才开始正常化。 

1958年1月，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到有关汉字前途的问题，他说：“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谈，因为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范围。”这个提法是稳妥而合理的，对文字改革工作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阶段：1986年以来

新1985年12月，国务院将原来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于1986年1月6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确定当前已经进入了以“四化”建设为重点的新的历史时期。会议宗旨是在党的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的指导下统一思想，明确任务。中央规定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当前的主要任务。关于汉字地位和文字改革问题，新的提法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必须强调的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作为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它的作用。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它是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注音工具，并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方面。”这是明确表明现行汉字的合法地位，并表明汉语拼音不具有文字性质。这是对“汉字过时论”的否定。二、“汉字的前途到底如何，我国能不能实现汉语拼音文字，什么时候实现，怎样实现，那是将来的事情，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现在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并且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但是仍然不宜匆忙作出结论。”这表明文字改革不是当前的任务，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讨论。 

在“不同意见可以讨论”的气氛下，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和评价汉字优劣及文字改革运动的得失，出现不同意见的争鸣是正常的。而且，只有充分开展不同意见的争鸣，才有利于学术发展和对语言文字工作认识的进一步深入。 

1989年，由袁晓园任社长兼主编、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主办的《汉字文化》杂志创办。这是一个明显带有学派气味的刊物。该刊旗帜鲜明地鼓吹“汉字优越论”，反对“废除汉字，走拉丁化道路”。出于学术争鸣的需要，《汉字文化》的诞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许多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和学者曾在该刊发表文章。 

1991年10月23日，由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电视系列艺术片《神奇的汉字》在北京举行首映式。该片热情赞颂汉字伟大的历史功绩和卓越的现实价值，对文字改革运动加以反思。其中对于汉字优越性的表述，有些提法值得商榷，引起争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文字应用管理司于1992年1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神奇的汉字》专家座谈会，并以《〈神奇的汉字〉专家座谈会纪要》作总结，对《神奇的汉字》予以较严厉的批评。随后《汉字文化》发表文章《语言文字工作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以反驳。 

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讨论汉字问题的文章很多。下面摘录8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和观点（按时间为序；摘录难以全面反映该作者的观点，请阅读原文）。 

张志公（1984）：“汉字生命力之所以这么强，我想第一是由于汉字同汉语这种语言相适应。”又根据文化传统的继承性和教育的连续性规律，认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汉字不能废除，也废除不了”。 

高家莺（1986）：“文字是记录语言、传递信息的视觉符号系统，它的基本职能是供阅读。据统计，现代科学研究有30％～40％的时间是花在阅读文献资料上。随着人们阅读需求量的空前倍增，阅读速度问题就变得突出起来。”她从“四个方面对方块汉字和拼音文字的阅读速度进行了比较。比较结果表明：方块汉字比拼音文字信息密度大，视觉分辨率高，字形占空间小，有利于提高阅读速度；虽然方块汉字的感知单位与语言单位的一致程度比拼音文字差，影响了阅读速度，但就总体来说，方块汉字的阅读速度还是比拼音文字快。” 

许嘉璐（1989）：“现在摆着两条路。一条就是继续沉浸在汉字落后论中，冥想着一个世纪、两个世纪，或者更多世纪之后，实现拉丁化。因为汉字也是约定俗成的，也是进入了民族的观念和意识之中的，一朝之间改，天下大乱。恐怕得随着一代一代人的辞别人世，即使拉丁化，慢慢要到几个世纪。可是时代不等人呀。这一条路就要拖我们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拖我们迎接挑战的后腿。另外一条路，就是大家一起来研究汉字的特点、汉字的优势，充分利用它，发挥它的优势，来迎接挑战。”（转引自：《汉字文化》1996-3:1） 

周祖谟（1991）：“过去很长时间，很多的学者认为汉字难认，难念，难写。其实呢，对于汉字的性质，以及它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上所起的作用跟它的特殊性并没有很好的深入地去研究，去理解。”“对汉字而言，第一我要说它是科学的，第二是容易学。关于容易学就是指的刚才讲的教学方法要有科学性的安排。” 

袁晓园（199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所谓表形表意表音的人类文字发展的共同规律是不存在的，建立在这个不存在的规律的基础上的‘汉字落后论’、‘汉字难学论’、‘拉丁字母万能论’是错误的，由此而制定的走向拉丁化拼音化方向的‘文字改革’，也是完全错误的。” 

苏培成（1992）：“汉字是汉族人民创造的自源文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后还要继续使用下去。” 

尹斌庸（1992）认为汉字的习得效率应该说是比较低的（与拼音文字比较）。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基本符号数太大。二是类推率太小。“尽管如某些人所说的，汉字有许多独特的优点，但是习得效率低的这个大缺点是无论如何否定不了的。最现实的办法就是采用汉语拼音作为辅助文字工具，来弥补汉字习得效率低的缺点”。 

王开扬（1992）：“百年来的汉字改革运动史表明，无论是改良汉字，还是改革汉字，其动机都是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的，而不赞成的人都是从少数人的方便和好恶出发的，两个阵营划然有别。” 

伍铁平（1993）：“既然我们现在和可见的未来用的是汉字，教的是汉字，自然应该歌颂汉字。如果我们仍然像上引名家（按指瞿秋白、鲁迅、吴玉章等）那样贬低汉字，或者像当代个别人有个时期那样，宣称‘汉字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并在课堂上这样教学生，学生还会好好学习汉字吗？爱国主义教育中包括热爱祖国的语言和文字，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就我所翻阅过的文献来说，我国大陆40多年来很少进行热爱汉语和汉字的教育，这是严重的失误。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某君对‘赞美汉字’如此反感，说它是‘一风吹’是‘为少数人着想’。” 

侯一麟（1994）：“哪种语言用哪种文字，决不是随意的，是由这种语言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是经过了几千年的自然选择、适应、修正过程的。一但用了一种文字体系，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影响和制约，汉字源远流长，已经对汉语有巨大的影响，并业已成为汉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仅从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角度讲，汉字拼音化也行不通。” 

尹斌庸、苏培成选编的《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1994）选辑了一批讨论汉字评价的论文，其中较多是批评“汉字优越论”的文章。《汉字文化》发表了一些比较系统地总结和反思“汉字落后论”的文章，如汤云航的《“汉字落后论”评议》，谢晖《走出汉字改革的误区——汉字落后论批判》等。 

平心而论，新时期关于汉字问题的讨论，从语言文字学专业水平来看，持汉字优越论的作者群当中非专业人士相对较多。不过，专业水平较低，不见得眼光也一定较低。当年陈梦家（1957c）曾说：“群众对于语文的知识，可以是不高的，但不能说成是幼稚的。可以是不很正确的，但不一定象专家那末有成见——那些可能是对的成见，也可能是极错误的成见。文字改革是一切使用汉字的人的事，群众都有说话的权利；他们说的话可以是不在行的，但不一定都是错的。”所以，对于非专业作者的意见宜从大处着眼，而不应纠缠于细枝末节问题。 

我们注意到，讨论文章有的还存在感情用事的缺点，或火气较大，或语含讥讽，有的还扣帽子，甚至上升到“立场”问题。但是总体上看，这是一场思想解放以后出现的学术争论。这些争论将有助于语言文字建设的健康发展。我们相信，只要本着追求真理的信念，客观、理智、科学地看待汉字评价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人们对汉字的认识必将越来越全面和深入，并逐渐接近认识的一致。 

汉字简化问题 

1950年，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文字改革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应首先办简体字的指示，文改会开始着手汉字简化的工作。汉字简化是汉字的“改良”而不是“改革”。经过数年的酝酿修订，《汉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由国务院公布。 

在1957年有关文字改革问题的“鸣放”中，一些专家和群众还就汉字简化方面的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简要摘录如下： 

陈梦家（1957d）：“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 

关锡来信：“文改会仅仅是为了简化而简化，单纯地把汉字笔划减少了而已，所以这个工作变得不理想了。甚至比原来的汉字难学难认了。”（陈梦家1957c） 

杨晦发言“现在小学生学简体字，实际上是双重负担，因为我们不能把小孩子看的书都印成简体字”。（倪海曙1957） 

叶圣陶（1957）主张：“汉字简化采取约定俗成的原则”，“尽量采用群众已经通用的简体”，而“不要随便创造简体”。“还不到约定俗成的地步的同音代替，或者给某个字一个新任务，让它代替同音的另一个字，我都不赞成。” 

《光明日报》综述群众来信意见提到：“简化汉字工作做得不够好，已经在青年学生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有许多人任意生造简化字，随便用同音字代替”；“一些青年人受文字改革宣传的影响，认为将来汉字必废，就不认真地学习现行的汉字”。（倪海曙1957） 

施蛰存《倒绷孩儿》（《文汇报》1957-4-26），以杂文形式反映简化汉字（主要是同音代替字）造成混淆和阅读困难。（倪海曙1957） 

有关汉字简化问题的不同意见，应该说大多是中肯的，遗憾的是，随着“反右”斗争的展开，那些意见都没有被接受。这表现在1977年12月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一味求简，乃至大量采用同音替代字和俗字，影响了文字的稳定性，加重了社会用字混乱的现象。 

1986年初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汉字简化工作问题上有两个重要决议：一是宣布废除《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二是提出“今后，汉字简化应持极其慎重的态度，使文字在一个时期内相对稳定，以利社会应用”。据傅永和的报告，在“需要不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的问题上，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有的主张“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理由是：1、简化字“给人们的认读和书写带来不少方便”，但“简化的字数并不多”，“笔画简得还不够”。2、“从印刷铜模刻制，手工检字、刻字，工业产品名称的漏铸，以及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点阵字模的设计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来看，也需要继续简化汉字。”3、“从汉字的演变看，汉字字形演变的总趋势是简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能违背这一规律，人为地停止简化汉字工作。” 

有的主张“不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理由是：1、“如果继续简化汉字，有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不考虑：简化汉字，实际增加了现行汉字的数量。青少年学的是简化字，被简化的繁体字有好多不认识。当他们阅读简化以前出版的书籍时，碰到不认识的繁体字，就需要花费时间去学习，这样，他们就需要学习两套汉字。这不仅加重了他们的学习负担，而且也影响了阅读效果。如果继续简化下去，简化字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多。而简化字的数量越多，青少年的负担就会越重。”2、“从语文工具书及其他专业工具书的性质来说，它们的用字应严格遵守文字的规范。但大型工具书的出版周期长，使用的时间长，不可能一两年一变。如果汉字不对简化，为了保证工具书用字的规范，就要不断改版重印。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印刷技术条件和财力来看，是达不到上述要求的。这样，势必出现国家公布了新的简化字，但在已经或正在出版的大型工具书中仍然使用被简化的繁体字的局面，从而造成社会用字的混乱。”3、“从有利于目前计算机的汉字存贮考虑，也不需要再继续简化汉字。” 

在新时期，汉字简化方案已推行三十年，但对于简化字和繁体字的不同看法依然存在。 

周有光（1978）很早就意识到简化字带来的一些问题。他说：“简化笔画，不是有利而无弊的。笔画越简，近形越多。新造声旁，声调难准。同音代替，意义易混。笔画简化如果造成读音繁化、意义混乱、形体难辨，那就得不偿失。”“一个重大问题未能解决：学了简化字，能否不学繁体字？能否使小学生和中学生只接触简化字，不接触繁体字，等到进入大学以后再接触繁体字？没有正式的答案。但是，群众知道：不能！教科书以外，简化字读物少，繁体字读物多；一进图书馆，几乎是繁体字的世界。汉字的特点是：死而不僵，废而仍在。简繁并存，简繁都学，是否增加了负担呢？” 

吴小如曾对青少年不识繁体字的后果感到担心：“流传了几千年的繁体字在我们青少年中还需不需要认识？如果可以不识繁体字，则本世纪（按指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任何一种报刊杂志和图书典籍将有无法查阅使用的可能，这对今后是很不利的。”（《新民晚报》1996-1-19）这个耽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简化字客观上形成海峡两岸用字的不统一。袁晓园在1988年提出“识繁写简”的口号。这个口号也受到一些激烈批评。 

詹鄞鑫（1991）曾指出简化字中不合理的问题：“由于不能任意类推给学习和使用带来的不便几乎足以抵消由于简化带来的方便。用字不规范现象，相当一部分是由于类推错误所导致。”（p305）后来（2002）又从信息处理的角度对汉字简化历史作反思：“如果我们要对简化字作评价，并不是简单地把简化字跟繁体字作比较，而应该是对整个汉字体系，也就是增加了简化字的汉字体系，跟还没有增加简化字的汉字体系作比较。这样就会发现，简化字的推出大大地增加了汉字的总数。这不仅增加了汉字学习的负担，对计算机的汉字处理尤其不利。”“简化字（偏旁）类推原则势必造成计算机字符集的严重膨胀而且还不能应付使用。如果取消类推法，又将造成汉字偏旁体系的混乱和不统一，显然也是行不通的。”“在电子文本简化字和繁体字相互转换的时候，由于简化字和繁体字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就不能实现完全的自动化，不得不采用人工检查逐个判断处理。这就给计算机处理的效率提高带来极大的障碍。……这是简化字带来的又一个严重后果。” 

对于关系亿万人民日常应用的汉字问题，出现争论不仅是正常的健康的，而且是必要的。真理从来就不害怕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们相信，经过历史的冲刷，真理必将越来越明。让我们引两段话作为结尾： 

张志公（1984）：“汉字有功劳，有它特有的长处，并且凝聚着强烈的民族感情，所以许多人不肯改革。另一方面，到了清朝后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有很多知识分子，想通过科学来挽救祖国的命运。他们感到，我们国家之所以落后，……汉字难是很重要的原因。从这种感情出发，他们急于要改革汉字。这两种感情，一种要爱护汉字，一种要改革汉字，看上去是矛盾的，对立的，其实都是一个出发点：爱祖国。两种感情都是可爱的，都是可尊敬的，这正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所看到的不同的方面实际上是统一的。所以在客观地探讨汉字的问题时，就要全面地、深入地、科学地加以考察，汉字到底有哪些有利因素，有哪些不利因素，不抱个人偏见，不带任何感情，这样才能实事求是。” 

苏培成（1994）：“对汉字的前途，现在还不能做出结论，有待今后继续深入研究。近几年围绕汉字开展的学术讨论，加深了我们对汉字的认识，促进了汉字的研究。” 

 

 

参考文献： 

陈梦家 1957a 《略论文字学》，《光明日报》2月4日；《辩论》，224-227页。 

陈梦家 1957b 《慎重一点“改革”汉字》，《文汇报》5月17日；《辩论》，228-230页。 

陈梦家 1957c （关锡）《一封讨论文字改革的信》，《中国语文》6月号；《辩论》，237-241页。 

陈梦家 1957d 《关于汉字的前途》，《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双周刊第82期（5月19日）；《辩论》，230-236页。 

杜松寿 1957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怎样利用文字改革问题向党进攻》，《中国语文》9月号；《辩论》，116-126页。 

傅斯年 1919 《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新潮》1卷3期。 

高家莺 1986 《试论方块汉字和拼音文字的阅读速度》，《语文建设》1、2期合刊；《评价》，163-172页。 

侯一麟 1994 《英汉两种语言之文字基础的比较研究及其意义》，《汉字文化》4期。 

蒋善国 1957 《从汉字的本质上谈汉字改革》，《文字改革》11月号；《辩论》，213-223页。 

李敏生 2000 《汉字哲学初探》，北京：社会学科文献出版社。 

李振麟 1957 《关于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的一些争论》，《语文知识》8月号；《辩论》，51-60页。 

刘光裕 1995 《关于汉字落后论——兼谈三点意见》，《汉字文化》第3期，20-24页。 

罗常培 1952 《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字改革的条件》，《中国语文》8月号。 

倪海曙 1957 《文改鸣放录》，《语文知识》9、10、11、12月号连载；《辩论》，1-45页。 

钱玄同 1918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杂志4卷4号。 

仁言信 1951 《不应当歪曲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国语文》7月号。 

汤云航 1994 《“汉字落后论”评议》，《汉字文化》第3期，10-18页。 

唐兰 1957a 《再论文字改革基本问题》，《中国语文》3月号。 

唐兰 1957b 《行政命令不能解决学术问题》，《人民日报》4月18日。 

王开扬 1992 《论研究汉字的立场、方法与学风》，《语文建设》第8、9、10期；《评价》，105-123页。 

王力 1957 《批判右派分子陈梦家关于反对文字改革的荒谬言论》，《文汇报》10月30日；《辩论》，196-207页。 

王宁 1991 《汉字的优化和简化》，《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1期。 

吴玉章 1955 《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在1955年10月15日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所作报告）；《语文政策》，148-156页。 

伍铁平 1993 《与汉字有关的两个政策问题》，《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41期（9月），31-38页 

谢晖 1994 《走出汉字改革的误区——汉字落后论批判》，《汉字文化》第3期，19-23页。 

叶圣陶 1957 《谈汉字改革》，《文字改革》8月号；《辩论》，64-70页。 

袁晓园 1992 《论“识繁写简”与“文字改革”——答吕叔湘先生》，《汉字文化》第2期，11-24页。 

詹鄞鑫 1991 《汉字说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詹鄞鑫 2002 《汉字改革的反思》，《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29-30页。 

张志公 1984 《加紧对汉字进行多方面深入的研究》（1984年12月上海市心理学会和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联合举办的“汉字心理学讨论会”上的讲话摘要。《评价》，3-11页。 

周有光 1957 《文字演进的一般规律》，《中国语文》第7期。 

周有光 1978 《汉字简化问题的再认识》，《光明日报》6月16日。 

周有光 1979 《汉字改革概论》（第三版）（1961年出版，1979年第3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周祖谟 1991 《周祖谟教授讲话》，《汉字文化》第3期，17-19页。 

 

资料集简称 

语文政策 1976 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编《语文政策学习资料》，北京：北京大学（内部印刷）。 

新时期 1987 全国语言文字工作秘书处编《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北京：语文出版社。 

辩论 1958 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文字改革辩论选辑》，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第4篇：汉字发展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表意文字。纵观汉字的发展，总趋势是从繁到简，从图画性到符号性。但不论怎么发展变化，汉字的内在精神并没有变，始终被一脉相承地继承与发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然而，到了近代，随着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大幅接轨，汉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严峻的现实挑战下，倔强的汉字正以自己博大的胸怀，一方面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本质，一方面又勇于吸纳其他文字的长处，从而使汉字作为古老而又焕发新意的文字依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大地上。

一、汉字的古今发展演变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最迟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体系完整的甲骨文，说明甲骨文只是汉字的流而不是源，汉字的起源还应上推一个历史时期。汉字起源的准确时间无从得知，具体过程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结绳契画说，有八卦易符，有仓颉造字说，但不论怎么说，汉字都是中华民族自己创造的，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汉字的发明可以堪称是史上一件非常伟大的史实。

汉字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表意文字，这与汉字的构字规则或俗称造字法有关。关于造字法，也有很多学说。如“六书”、“三书”、“四体二用”等，现有的学者还把“六书”细分为十种造字法，可谓见仁见智。不过这些观点都始终没有摆脱“六书”的影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给“六书”下定义的：“……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拙，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扌为，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一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的解释似乎不是按六书出现次序排列。最早出现的应是象形字，不但汉字如此，其他民族的古文字如苏美尔的稧形文字，埃及的纸草文字，最初也都是象形字。这是人类先民对自然界的共同反应。但能够画成象的文字毕竟有限，后来就出现了指示和会意。这大大扩大了汉字的范围，也使汉字从图形化向符号化迈进了一步。从理论上讲，这三种造字法能造出一切汉字，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扩大，造字速度远跟不上思维和语言的发展。于是依声托事出现了假借字。假借字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极具挑战的关键。其他古文字在假借字大量涌现后，纷纷转向了拼音文字，惟独汉字英雄不改本色，从此汉字走向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解决假借字带来的困扰就是后来的转注字和形声字。因为假借字是借用已有的汉字表达新事物，所以一个汉字就会有数个几乎毫不相关的意项，这很容易造成混乱，转注字就往这些身兼数职的假借字上填加不同的义符把它们区别开来。到后来造字干脆就择取义符和声符拼起来便成为形声字。形声字的出现，使汉字最终定形，使汉字几乎不可能向表音文字发展了。从象形字到形声字，这是汉字构字的特殊思维方式，所谓文字，就是“盍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与此同时，汉字的字体也历经数次变化，一般认为是经过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隶书以前是古文字阶段，其字体非常繁杂，也颇有争议，从隶书起是今文字阶段，意见较为统一。汉字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中举足轻重的一步，它对后世的影响和作用几乎可与仓颉造字相媲美。隶书从秦代开始逐渐形成。秦始皇“六王毕，四海一”，但他最大的贡献应是“书同文”。因为文字的统一，使后世中国基本上处于团结统一的大局面。当然秦国最初统一的是小篆，但小篆的统一直接推动了隶变。隶书使汉字的象形意味大为减弱，却大大增强了汉字的符号性，也使汉字更加整齐统一，更加简化，便于辨认和书写，为汉字的推广和运用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对汉字进行了简化，这是继秦始皇后第二次运用行政手段对汉字的整理。简化的方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八种：保留轮廓；部分代整体；更换形声字部件；形声字与非形声字互变；同音代替；借用古体；草书楷化；记号代替。这些方法都是“古已有之”，并不是随意简化的。简化字的作用是明显的，至少在扫除文盲方面有积极意义。不过繁体字在现代仍有很大的市场。秦始皇的“书同文”被历史证明是伟大进步，简化字的意义也将有待于历史的检验。

纵观汉字的发展，总趋势是从繁到简，从图画性到符号性。简化的结果是普及，使汉字从统治阶级的特权中解脱为大众使用的工具。符号化的结果丰富，使汉字能表达记录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但不论怎么发展变化，汉字的内在精神是没变的，那就是汉字的表意性。无论是秦汉的隶变，还是当代的简化字，都还保留了表意性质，表意性是汉字与其他文字相区别的本质特点。汉字之美，汉字之神，几乎一切汉字现象都可以从它一脉相传，从未间断的表意去寻根究底。 "

二、汉字演变中遭遇的种种现实挑战

在古代，中国人虽没有狂热的宗教信仰，但绝对信奉自己的文字，几千年来几乎没人怀疑过汉字。然而到了近代，随着国力衰退，列强侵凌，汉字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倔强的汉字毕竟经受了这严峻的挑战，古老而又焕发新意的汉字依然屹立于东方大地。

汉字所遇的第一次挑战是拼音文字。当晚清被迫卷入世界，大量洋文随着洋货涌入中国时，因汉字是表意文字，在读音方面不如拼音文字那么直观，加之难写难认，汉字一时显得那么手无足措，孤独无援。为了图强救国，不少学者提出全盘西化，包括汉字拼音化。连鲁迅也不可置信地说过“汉字不灭，国家必亡”。汉字拼音化的争论持续了很久，乃至建国后还有拼音化的言论。可是汉字没灭，中国也没有亡。但这场争论确实促进了中国对汉字注音的反思。汉字的单音节虽然和谐，但我们长期缺乏为汉字注音的好方法。所以汉字音韵有受外来语滋乳的传统，东汉魏晋时印度佛教梵文的传入促进了反切的形成和发展，这次西方文字的输入则促进了汉字音韵的更大发展。 不久，另一个更具威胁的挑战接踵而来，那就是汉字的计算机输入。不能用计算机来处理汉字信息，那就注定要被现代化的浪潮所淘汰。对汉字来说，这几乎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计算机是为英文输入设计的，制约汉字编码的瓶颈是汉字字数繁多，字型复杂，相似字又很多。可是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汉字总量不断增多，但常用字基本保持不变。上世纪80年代国家教委国家语委公布了常用字2500个，覆盖率为97.97%，次常用字1000个，两者共覆盖99.48%，其中最常用的42个字就达25%的覆盖率。由此可见，绝大部分汉字是躺在字书里休闲的，这对汉字编码很重要。经过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汉字编码问题很快解决了。不但解决了，汉字输入还有诸多特点，从创新的角度再次表明古老的汉字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总之，所谓传统，“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有个发展的过程”。汉字更是不断发展进步的，汉字有着博大的胸怀，一方面它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本质，一方面又勇于吸纳其他文字的长处。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汉字仅仅作为艺术品存在于博物馆里的某些真迹或伪迹中，也不希望看到，汉字仅仅作为外国汉学家和中国汉学家研究的对象。正如一位外国人士所说：“世界上有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一字，都是一首优美诗，一幅美丽的画，你要好好学习。我说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参考文献： ［2］董琨.中国汉字源流［M］.商务印书馆，1998.

［3］何九盈.汉字文化学［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第5篇：汉字发展论文范文

关键词：汉字教学 字本位 实效性 对外汉语教学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性的“汉语热潮”滚滚而来，对外汉语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汉字教学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和发展。复杂的汉字给汉语学习者带来巨大的畏难情绪。因此，努力探索新的教学路子，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效率的当务之急。[1]

一、汉字教学难的原因

（一）忽视“字本位”的教学方法

吕必松教授曾指出有经验的对外汉语教师的一些体会：“我们没有向学生系统介绍口语体语言和书面语体语言的区别，致使学生语体转换和书面表达能力普遍滞后；我们也没有按照汉字本身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教学，这正是造成‘汉字难学’的主要原因；更没有充分利用汉字和汉语某些利于理解和记忆的特点，致使教学事倍功半。”[2]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对外汉语教学，我们不难发现，教师重视的是“词本位”的教学方式。王蒙先生曾指出：“汉语是字本位的。对于大多数民族来说，独特的语言与文字是其文化的基石。”他还进一步指出：“词与句的组合仍然离不开字，即使不承认百分之百的字本位，也得承认七八成的字本位现象。”[3]强调“字本位”的教学方法符合汉字规律，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的科学之路。

（二）汉字是不同于拼音文字的文字系统

汉字被认为是汉语学习者的最大难点，这主要是由于方块汉字是一种记录语素的语素文字，它不同于记录音素的字母拼写的拼音文字系统。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字，在书写上和音、形、义的认知方法上都有较大差别。为了表意和记音，汉字结构复杂，笔画较多，对汉语学习者来说无疑是一个负担。

汉字教学问题如不能很好地解决，会成为汉语学习的瓶颈，甚至成为整个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发展的瓶颈。[1]

二、提高汉字教学实效性的途径

汉字教学的任务是，以汉字形、音、义的构成特点和规律为教学内容，帮助学习者获得认读和书写汉字的技能。[1]笔者结合自身教学经验，试图给出四种提高汉字教学实效性的途径：

（一）强化“字”本位，字与词相结合

对外汉语教学要把音、形、义结合的“字”作为重点，但也应看到，汉语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意义的表达都用词来表示。据估计，在北京话的七万个词中，单个汉字构成的单音词只占6%。因此在交际中使用的主要单位还是词，而不是字。[1]有学者认为“口语教学以词为基本语言教学单位，书（面）语以字为基本语言教学单位，”[4]是有道理的。笔者认为，教师应在强化“字”本位的基础上，采用字与词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提高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实效性。

（二）开设专门的汉字课程

很多汉语学习者对书写汉字产生畏难情绪，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笔者认为，开设专门的汉字课程是非常有必要的。教师在课堂上要对汉字的书写规则，按笔画、笔顺、部件和结构方式四个方面来指导学生，让学习者了解学习汉字是有规律可循的。课后教师还应布置书写作业，作业从简单的单字开始写起，逐渐过渡到词组和句子的书写。这样能让学生巩固所学汉字，对汉字加深印象。

（三）善用字谜，活跃课堂气氛

很多对外汉语教师认为，汉字教学枯燥无味。其实则不然。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善于刺激学生的感觉器官，让学生读读写写、讲讲练练。教师偶尔编一些汉字小故事，或用字谜，调动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拓宽其获得知识的信息渠道，让汉字教学在轻松活泼的课堂气氛中，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设立竞争机制，调动学习者积极性

教师应适当地运用竞争机制，经常开展汉字书写比赛，并将优秀的汉字书写作品进行展览。这有助于激发汉语学习者的上进心，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有效提高汉字教学的实效性。

综上所述，汉字教学并不难，只要教师掌握了正确的教学方法，找到适合汉字教学的有效途径，就能提高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实效性，打破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发展的瓶颈，开创汉语教学的新局面。

注 释：

[1]刘.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

[2]吕必松.汉字教学与汉语教学[A].汉字与汉字教学研究论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王蒙.为了汉字文化的伟大复兴[J].新华文摘，2005，（9）.

第6篇：汉字发展论文范文

我们先分析汉语的基本特点。

一般的拼音语言，只有元音与辅音两个结构要素，声调（升调、降调）只区别语气，不区别意义，因而不是拼音语言的结构要素。而汉语则不同，声调起着区别意义的作用，故汉语语音由声母、韵母、声调三个要素构成。如果我们把英语等拼音语言称为二维结构，那么汉语语音就是三维结构。

人类的发音器官能够发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音。就语音单位而言，几乎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或者起码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每一个民族用于社会交际的能够区别意义的音位却少得多，这是根据人类的交流需要而决定的。人类语言只需要不多的音位，就可以构成无数有意义的话语。

从历史发展来说，“能指”和“所指”在约定俗成的任意性这一表层现象的深处，有着相当深刻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受到各民族物质生产发展的一般水平和语言发展水平的双重制约。就人类语言的发源处来说，初民不可能也无须选择很多的音节来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但是，随着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有许多新的概念需要表达，原先的音节不能满足需要，他们必须寻觅新的途径。增加音节是一个最简单的有效途径，西方的一些语言就走了这一道路。英语中的音节就有一万多个。但也还有另外一个聪明的方法，即在原有的音节上标出不同的声调，以此代表不同的概念，这同样可以起到与增加音节相等的作用。汉语就走了这一条道路，它只选择了400多个基本音节就能够满足高度文明的汉民族的各种概念表达的需要。采取增加音节的线性展开的方式和运用声调向中心聚敛的三维方式来解决语音的发展问题具有同等的有效性。于是，汉语与西方拼音语言的根本性区别（即拼音语言是用二维——元音和辅音——来表达的，而汉语是用三维——声母、韵母和声调——来表达）就形成了。当然这两条道路也不是绝对的互不相涉，而是起着部分的互补作用。汉语在发展中，由单音节词为主到双音节词为主，且近代以来，由于文化交流的增多，外来语的翻译常用多音节词来表达，这使汉语的词汇中多音节词的比例也有所扩大。拼音语言也有不用增加音节而只是改变词的重读音节的方式来区别意义，这又与汉语所走的道路有若干类似之处。文化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只要是能够逐渐精微地表达人类的思维，就具有同等价值，这里没有好坏高下之分。人为地将“屈折语”说成是最高级，将“孤立语”说成最低级，这要么是文化中心主义、种族偏见的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要么就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自卑心理的表现，而不是科学的分析。

文字领域的情况与语音领域的情况相似。

在文字的起源阶段，用“象形”表达人类思想与语言中用“象声”表达人类思想类似，同样舍弃了许多东西，仅从客观事物中抽出一些主要的特征写画下来。“米”是一棵果树上结了许多果子的象形。但作为自然界的一种有机生命体，一棵树是多么繁复的植物，结下的丰硕的果实也决不止三个。当我们用象形文字表达它的时候，失落了不计其数的果实了，而且用3个小圆圈代替了具有万千特征的甜美的果实，又不知失落了多少属性了。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所造的那个象形字就一定是抓住了果树的形象的主要特征，其实它仅是从客观物象中抽象出的极少一部分特征。这才是本色意义上的“抽象”。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上的所谓“抽象”，比如说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它字形固定，偏旁统一，这对于象形特点鲜明的甲骨文来说是一次抽象，而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所发生的使汉字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隶变”又是更进一步的抽象，这些“抽象”，与文字最初形成阶段的那次抽象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与语音的形成一样，象形文字是各个民族根据不同的要求抽象出事物的极少特征写画下来，这使各种文字产生差距。中西文字目前巨大的差距是由各自不同的文化创造方法造成的。当美索不达米亚的字母被发现后，西方文字突然掉转头去走了一条拼音化的道路，而汉字则没有走这条道路，依然按照原来的路径发展着。于是，中西文字便相去遥远了。“中国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块字，与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流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拼音文字其渊源和特性都迥然相异，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独成一统的特例。”［③］

方块汉字与拼音文字在结构上的区别，我们认为也是“二维”与“三维”的区别。从汉语语音角度提出来的问题是与汉字的特点相吻合的。汉字的三维性使其具有立体性特点。但要证明汉字是三维的立体性结构，我们的面前有一道“定论”的铜墙铁壁，一般认为，拼音文字记录一个词是用一串字母作线性的排列，在汉字往往用一个平面型方块来表示，所以“汉字是平面型文字”［④］。诚然，汉字是写在纸上的，不是雕塑在空间的，何以认为汉字是三维的因而具有立体性特点呢？这是因为汉字是用二维去展示、象征三维空间的，我们是就其所表达、所象征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三维”的。“立体派”的绘画何以能称“立体”呢？难道就不是画在平面画布上的吗？

汉字主要起源于原始图画，而图画是用二维空间来表示三维空前的，那么，汉字就其起源阶段的象形性而言，亦具有这样的特征。汉字起源阶段的这种象形的特性是汉字三维性发生学上的依据，图画的形象性的特点是使人们可以直观或感受到所画事物“体”的质感。例如，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陕西华县柳子镇出土的陶器上。

即使是最逼真的工笔也不能将客观事物的全部属性和特征描绘出来，它在描绘中已经遗漏了许多属性和特征，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图画反映客观事物也是“抽象”的。而汉字又是对象形图画的再一次“抽象”，这就使文字成为一种纯粹的符号了。这种符号只要没有变成音响形象的附属物（如拼音文字那样），这种三维立体性特点便没有被打破，无论其抽象程度怎样地越来越高。

从现实生活的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在其后来的发展变形过程中，并未改变其三维立体性特点，这是由于汉字后来无论怎样变形，皆未彻底打破原有的符号体系去另辟新路。先看小篆。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比起甲骨文和金文来，小篆字体固定，并将原来没有固定形式的各种偏旁统一起来，小篆的线条不再是去描画客观事物，而是变成了规则匀称的带弧形的整齐线条，就此而言，对汉字的立体性的冲击是大的。但是，从根本上看，小篆并未改变汉字的结构特点，而仅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只是线条略略变化，使文字同客观事物的联系更加隐蔽了一些。这样的特征实在太多，无庸赘述。隶书的情况又怎样呢？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这是被称作“隶变”的汉文字史上的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线条的主要特点在于描摹客观事物，因而它是画出来的；而隶变后的五种基本笔画则是写出来的。由于隶变改变了笔画的形态，因而使汉字形体发生了大的变化，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文字，基本摆脱了古汉字的图形意味。后来，魏晋至隋唐出现的楷书，结构与隶书基本相同，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进一步发展，从此，汉字成为方块字就定型了。但是，隶变以后的汉字并未改变汉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我们还是以“为”字后来变化为例来说明。

这些形式亦分别积淀了大象的鼻子、躯体以及四条腿的内容。由此看来，隶变中的汉字形体的改变仅是汉字结构内部进行自身调整时的一种较大的形态转移，而不是汉字整体结构的打破与重建，因而汉字立体性这一基本特点并未失落。

我们认为汉字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其立体性特点一直保持着，但同时我们又认为隶变前后汉字立体性的特点又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适应于描摹客观事物的各种形态、方向、长短、曲直的甲金文和小篆的线条，一变为适应于书写的、长短大致统一、曲直有规则、形态方向一致的隶书、楷书和现代简体的线条，这说明隶变使汉字从图画意义上的立体性变成了几何意义的立体性。隶变前的汉字通过用极简约的线条描画事物达到立体性，这种立体性因与图画类似，较易为人们认识，隶变以后的汉字实在有类于“立体派”的绘画。它将对象世界引归到立体几何的方块形体中去，呈现出一种多视点把立体平铺到平面上的倾向。即“对一个物体作分解，同时从不同的方面，不只是从一个视点，提供了许多元素，把这些元素重新组合，相互叠置，相互渗入成为一个整体形象，这使得平面自身直接显现立体感，却又不是取消了平面，使它成为一个空间盛器，让各种东西在它里面装着”。［⑥］隶变后汉字不仅有“横”“竖”两种笔画（这可以在垂直状态下构成平面），而且斜线（撇、捺）和点，斜线其实就是线条的水平放置状态，它与“横”、“竖”垂直状态所构成的平面相交，便构成立体图形。“点”的意义亦如此，它其实在透视意义上是远处的一条线或一个面；本身已造成了一种距离感和空间感，只要我们眼前出现了相交或平行直线构成的平面，那么远处的那个点就一定不可能与这个平面处在同一平面上，而只能是处在立体的空间中。汉字的三维立体性就这样通过五种笔划构成了。这里，“关键是在于保持着具体的平面，而同时在象征的意味里，使它成为体积的空间意味的。”［⑦］

关于汉字的三维立体性，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的书法理论中找到证明。卫夫人《笔阵图》对汉字的几种笔划有如下的说法：

这虽是一种比喻和象征，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书家的潜意味深处是将汉字的笔画当作某种客观事物来看待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原始观念的积淀，因为在原始人那里是没有比喻可言的。进一步讲，中国书法理论中所讲的关于笔画分布的结体理论更是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的。“中宫”和“重心”的理论，都是解决立体性字体结构稳定问题；“布白”理论则直接导源于文字的立体性：例如笔划的“疏密得宜”是解决立体性众多平面交叉的问题；“虚实相间”的说法是处理立体结构中视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关系问题；而所谓“争让得势”则又是回答立体结构中的主要平面与次要平面的表现关系等等。中国书法最忌平板，例如“?”字下面的四点，楷书一般将第一、四两点写得较大，二、三两点写得较小，以示远近关系。这些，皆可说明汉字的立体性特点。

我们论定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这就为认识汉字的科学价值打下了基础；而汉字的生命力正建立在这种科学价值的前提之上的。

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了汉字具有容量大、信息多、内涵丰富的科学价值。我们仍然用数学的方法来说明。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横一竖和一条斜线（—｜／），如果按拼音文字的线性排列，只有六种排列形式：—｜／，—／｜，｜—／，｜—／，／—｜，／｜—，但是，按立体性文字排列，其形式却极多。横竖构成平面，而斜线当它放到立体性图形中去的时候，位置可以相接、也可以相交，还可以相离。人们只需要从这极多的可能排列中选择出目视区别较为明晰的排列用于造字就足够表达人类各种各样的概念。这从科学角度证明了汉字的方块结构是完全胜任表达人类的千差万别的细微变化的概念。它也不见得就显得繁复，因为它不需要用向外扩展的方式去表达，而只需在这个立体结构框架的内部就可以表达。如果说一个方块汉字因笔画多而显得繁复，那么，一个英文词用一大串字母排成一条线同样也是繁复的。汉字的这个特点也是中国语言文字（尤其是文言）无形态变化，无时态变化，无冠词的最根本性的决定原因。进而使中国语言文字比印欧语言“更易于打破逻辑和语法的束缚，从而也就更易于张大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⑧］这正是在二十世纪语言学革命以后重新认识语言生命力的一把金钥匙。一些有眼光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汉字和汉语的生命力，而另一些西方学者例如伊斯特林，认为汉字终究是一种有缺陷的文字，是文字发展低级阶段上的文字，进而认为汉字是缺乏生命力的文字，这实在是一种对语言文字表达人类思维的特点缺乏全面认识所致。

注释：

①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1页。

②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③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④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⑤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页。

⑥瓦尔特·赫斯编著：《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第7篇：汉字发展论文范文

【关键词】书法；汉字；简化汉字

汉字与书法的关系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本文的切入点。我认为要讨论简化汉字是否应该入书法，就应首先理顺书法与汉字的关系，只有在明确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准确的理解简化汉字对书法艺术的影响。

一、书法不能脱离汉字

简单的定义书法，那就是指汉字的书写艺术。这就说明，书法作品所写的必须是汉字，写了汉字才是“书法”。我们认为汉字是书法的基础，没有汉字的产生，就谈不上书法。书法艺术也是随着汉字的出现而产生并发展的。由于书法必须书写汉字，而汉字本身是一种符号，于是书法也就毋庸置疑的成为一种符号。书法作为符号，也具有自己的一些特性，概括来说分为两个方面：首先，书法是传递信息的手段，这是书法依赖于汉字载体、文字文化所获得的特权；同时，书法作为艺术美塑造的意义展示与价值展现，则书法是与其他视觉艺术相共通的存在。

二、汉字起源与发展规律

王宁先生在《汉字学概要》中写道：“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如果从殷商甲骨文开始算，汉字已经有了三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它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载负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它具有超越方言分歧的能量，长期承担着数亿人用书面语交流思想的任务；它生发出篆刻、书法等世界第一流的艺术。”

“汉字从历时的演变出发，可以分成两大阶段。这两个阶段以秦代的小篆作为分界：自甲骨文到秦代的小篆，通称古汉字；自秦汉隶书以后，通称今汉字。古今汉字的重要区别是书写单位笔画的形成。在古文字阶段，汉字的书写单位是各种各样的线条，这些线条是“随体诘诎”而形成的，由这些线条构成的汉字，带有较明显的图形性。而隶、楷阶段的今文字的书写单位，则是各种类型的笔画。这些笔画经过自然发展和人为规范，逐渐变得样式固定、数量有限、写法规范，由这些笔画书写出的汉字，原始的图形性已淡化了。”

（一）汉字字体由象形变为不象形，符号的线条化与笔画化

由象形变为不象形，是字体演变过程中最容易被察觉的变化。在书法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也是象形因素逐渐衰减以至全无的过程。

在整个古文字阶段中，汉字的象形程度在不断降低。人们为了书写的方便，把古文字中所使用的很像图形的字符改成用比较平直的线条构成的象形度较低的符号。从古文字演变为隶书的过程中，大多数字符完全褪去其象形意味，用横、竖、撇、捺、点等笔画来组成符号。

（二）字体的变化与字形的简化相伴

以历朝历代政府用来书写公文的字体为主线，我们可以把汉字的演变划分为六个阶段：即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战国时期的金石竹帛文、秦代小篆、汉代隶书以及魏晋至今的楷书。汉字演变为楷书以后，字形仍在不断地简化。汉字既然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这个性质就决定了它将朝着实用的方向发展，即朝着简化的方向发展。

（三）在汉字简化的主流背景下也有繁化

汉字发展的另一种改变则是繁化。汉字记录语言的性质决定了它需要适应语言的发展方向，更加精准的记录语言，因此出现汉字繁化现象。汉字的繁化和简化是相互作用的，不相矛盾。但繁化现象与简化现象不可相提并论，汉字简化仍是汉字发展的主流。

三、汉字是书法艺术的素材

金开诚先生在1972年给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员讲书法艺术时提出一个定义，“中国书法艺术是以汉字为素材的造型艺术”，即“中国书法艺术是对汉字进行艺术加工，使之成为美学形象的艺术”。在这个定义中，金开诚先生还对“素材”两个字做出解释，这里的“素材”包含材料与题材两重含义，而书法艺术的材料与题材都是汉字。由此可见，汉字与书法的关系非常密切。书法不仅是线条的艺术，而是汉字的线条艺术。书法艺术作品是一个承载着多种信息的复合载体，各种信息应彼此促进、相互融合。作为书法艺术素材的汉字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则更应该被人们重视。准确、规范的汉字书写是书法艺术的一大前提。

回到最初简化汉字对书法艺术的影响的问题，简化汉字是否应该进入书法作品，我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简化是汉字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从汉字出现之后就开始了，并一直贯彻在汉字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许多简化字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经过长期检验的。例如“担”紫的繁体为“儋”、“”。《玉篇》有“担”字，注：“担，拂也。”本不是一字。清翟灏《通俗编》说：“俗以此同负之儋。”当是简化字所本。有些简化字虽然于古无据，但是很符合汉字发展的趋势。通过近六十年的简化字实践，我想这也能证明简化字的反响是正确的。却一直有人坚持繁体比简化字好的想法，很固执的排斥简化字，甚至出现在某些场合乱用繁体字的尴尬。

启功先生在回答别人“为什么肯用简化字去题书签、写牌匾”的时候不仅肯定了简化汉字的正确与规范，而且非常明确的说道：“在书法方面，点划形式和写法上，简体和繁体并没有两样；在结字上，聚散疏密的道理，简体和繁体也没有两样，只如穿衣服，各有单、夹之分，盖楼房略有十层、三层之分而已。”我认为这是对简化汉字入书法最大的肯定。

四、结语

第8篇：汉字发展论文范文

摘 要：将字理识字教学法运用于对外汉语汉字教学是一个新的话题，本文着重于探讨字理识字对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影响，从利弊两方面出发，列举详细的实例论证字理识字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的优缺点，并依据此提出运用字理识字的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汉字教学、字理识字、利弊

一、对外汉语汉字教学和字理识字教学法

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朱骏声曾说“读书贵先识字，识字然后能通经，通经然后能致用。”①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外汉字教学是一个以外国学生为教学对象，以汉字为教学内容，运用一定的教学方法，让以学习汉字为目的学习者能准确认读汉字，掌握汉字的音形义的教学活动。

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一直存在诸多难题。从汉字本身的特点来看，汉字有着构造复杂，符号繁多，每一个汉字具有多层次的分析性和高度的综合性，承载的信息量大的特点，并且不同于很多学习者的母语，汉字的书写是基于二维空间的。②对母语非汉语的学习者来说，尤其是对非汉字文化圈的外国学习者而言，在认识并且适应基于二维空间汉字的同时，既要注意字形本身的结构关系，又要建立字形与字音、字义三者的联系，是非常困难的。对外汉语汉字教学道路之所以崎岖，就在于识记汉字是一项复杂的思维活动，因此寻找有效的方法或途径帮助学习者学习汉字一直是诸多专家学者和教师致力于解决的难题。

在众多对汉字教学的方法探索理论成果中，以字理识字教学法为代表的汉字理据性教学方法尤为突出。所谓字理识字，即根据汉字的构形理据和汉字的组构规律，从汉字形与义和音的关系着手进行识字教学的方法，它注重借助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六书”理论的分析来突破汉字教学这个难关。③

二、字理识字教学法的优势

（一）有效识记

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来说，方块状的汉字与其说像文字，更像一幅画，但是不同于一幅普通的“画”，这幅“画”有偏旁，有部首，有笔顺，有结构，多一点少一捺都不成其为正确的字，识.记的难度可以想象。而字理识字教学法所展示的远非一个个单独的字，而是在众多汉字下潜藏的规律。这种识记的功能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联系字形与字义，二是联系字形与字音。字形与字义的联系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教授象形字的时候，象形字如“日、火、山、月”等本身在造字之初就字形就与字义紧密联系，除了象形字以外也有很多联系：指事字如“甘”，口中有东西的滋味；形声字“梅、柳、桃、梨、杨”等等都与“木”有关，表示树或木本植物的概念。字形与字音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形声字上，比如由“章”类推出的“彰、樟、嶂、瘴、蟑”等一系列字的读音。不论是字形与字义的联系，还是字形与字音的联系，都有效的减轻了学习者的负担，使学生能举一反三，更好地识记汉子的字形字义字音，提高了教学的效率。

（二）分析避错

汉字统共不过二十八种笔画，却组成了不计其数的汉字，所以在学习汉字之初，外国学生们写错汉字非常正常，但是无论分析哪一个学生的错误，都不难发现偏误，比如说一个留学生写“衤”少写一点写成“礻”，那么在写所有以衣字部为偏旁的字时都可能犯同样的错误，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纠正极有可能形成偏误，在普通纠错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死记硬背也不可行的时候，运用字理分析可以有效的解决问题。“礻”是“示”的左偏旁变形，“示”字甲骨文作“T”，像祭台，神案形，所以以“礻”为偏旁的字多与祭祀、鬼神等概念相关，如“祈、福、神、祝”等等；而“衤”是“衣”的左偏旁变形，“衤”字旁的字都与衣服有关，如“袖、衫、裤、袜”等。同样的理论可以践行在“冖”和“宀”等一系列相似偏旁上，这样有利于深化学生对汉字的认识，掌握汉字规律，从根源避免写错字的发生。

（三）文化吸引

汉字是吸引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原因之一，外国学生不论出于什么动机学习汉语，多少都有对汉文化的向往，而汉字的教授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展示窗口，与其让枯燥的讲述和机械的联系磨灭学生的兴趣，不如联系文化内容让汉字的学习生动起来。例如“家”字，上面的“宀”是房屋的意思，下面的“豕”指猪，就是有房屋养猪称其为家。这一类还有很多字“孝、智、模、能、歪”等等，都可在教学中充分展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对汉字乃至汉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三、字理识字教学法的局限

（一）规律多变化

字理识字教学法最大的优势在于摒弃了字本位的教学，将有共同特征的字归聚起来形成有章可循的规律教学，但是这个最大的优势同时也是最大的局限所在：在造字之初或许可以说每个汉字都是有章可循的，但是汉字同汉民族的历史一起经历了数千年的变迁，经过甲骨文、金文、大小篆、隶书、楷书等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改变了无数汉字的字形甚至字义，后展出的行书、草书等虽没有大规模的改变汉字字形，但也影响了一部分的汉字字形，而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简化对于汉字字形来说无疑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巨变，汉字的简化方便了汉字书写的同时也打破了很多汉字的规律，例如“隹”部，原意表短尾鸟，与这个义项相关的汉字如“雕、雉、雞”等，但是汉字简化后“雞”写作“鸡”，不在有“隹”部，同时汉字的发展使“隹”部衍生出更多的义项，如“高、尖、精”等意思，在“售”字里，“隹”表意“高”；在“淮”字里，“隹”表意“精”；在“锥”字里，“隹”表意“尖”；在“唯”字里，“隹”表意“焦点”或“聚焦”。不难看出发展与简化这个过程使得讲解这些字的时候不可能将它们划归“隹”部来统一讲解，而这样的例子在汉字中比比皆是，不仅存在字形字义中，同样存在字音中。如“戋”部构成的汉字，“贱、钱、笺、浅、线”等字义都有“细微，小”的含义，字音中韵母多是“ian”，但也有例外如“栈、刬、盏”等。不论是字形字义还是字音，规律的多变和不确定性使得字理识字教学法难以广而推之，只能局限于部分汉字。

（二）教学起点高

字理识字教学法的教学起点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学生的认知能力要求高，即适用的学生年龄层要高。字理识字是一个对逻辑思维有要求的学习过程，这个过程有归纳总结类推联想等思维模式，所以对于幼儿和学龄前儿童，包括智力还未完全发育成熟的低学龄学生都不适用；第二是对学生已掌握汉字的水平要求高，就如想要讲解“戋”部构成的汉字都含有“细微”含义时，至少要求学生已经掌握“戋”部构成的几个汉字，否则学生很难较好地理解，也无法类推学习其他“戋”部汉字含义，字理识字就失去了意义。

（三）文化的复杂

汉字与汉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六书”理论自然也一样，汉文化悠久博大涉及甚广，这对字理识字教学法的实际运用有所羁绊。例如“夫”字，是“大”字上加一画，这一画是指事符号，指插在人发髻上的簪子，故一画上边出头儿，表发髻。古代男子幼童时结双角，二十岁前少年时期披发，称垂髫，二十岁成年时则挽发别髻固定发型，再加冠以示成年。故“夫”本义为成年男子，后引申为女子的配偶，以及从事某项劳动的人。以上对“夫”字的理论阐述让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用来教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并不恰当，且不论学生很难理解涉及历史文化的加冠这个过程，要具体的解释起来颇费时间和精力，如果一一摊开来讲的讲述将是一个无底洞。所以文化的错综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字理识字的发挥，是字理识字教学法只能择时择字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字理识字教学法的运用

字理识字教学法有它显著的优点，也存在局限，在实际教学中能否发挥其优势，全看教师的运用是否得当。

（一）正确地看待

字理识字教学法归根结底只是一种被证实有效，长期效果尚待考查的汉字教学手段，并不是万能的狗皮膏药，有的看法认为字理识字可以将识字教学和文化教学结合起来，并举出如下例子“外国人只要近距离接触中国人的生活，就会发现中国人喜欢‘三’这个数字，老子早就说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汉民族的文化中，‘三’就代表一切，表示‘多’的意思。其实，我们只要看看汉字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三人为‘众’，三木为‘森’，三水为‘淼’，三石为‘磊’，三火为‘焱’、三日为‘晶’、三金为‘鑫’等。分析理解了这些字的字形和构成，我想外国学习者对于中国人的一些日常习俗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了，他们会很快地融入到中国文化当中去的。”④且不说“品”字结构的字由来是否如是说，这种联系大有将文字和文化生拉硬扣的趋势，而且这样讲解让外国学生理解“品”字结构的效果如何很难说，倒有可能把简单化复杂，使学生更糊涂。所以字理识字需要择时择字的使用，与文化的联系也很注重度的把握，需要教师在实际教学中不断地探索。

（二）避免过度推移

字理识字教学法在国内小学的汉字教学运用中也颇有成效，但是在这些年的实际教学中出现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字理的过度推移，例如将“告”字解释为：“一口咬掉牛尾巴”；（“告”一般认为是牛鸣，牛口会意。）“办”字被释为：“办事要用力累得汗直流”，认为办外的两点如汗珠；（“办”是辦的简化，力外的两点由两个辛字的合体字简化而来）。这些联想、拆分均属不依字理的创造性活动。以上教法或许可以让学生较快地记住字形，但对字义的理解却进入了误区。而在汉字教学中，如果不懂汉字的意义，只是认识形体，这就只不过是一种条件反射，跟认字完全不是一回事。汉字必须是以自己的字形关联了语音、语义才能称为‘文字’，才有价值。完整的识字过程，是把汉字的形体和词语的音义全面联系起来，也就是把口语词转化为书面语词的过程。这种不合程序的识字操作，教一些不合规范的识字内容学生也许能记住那些“半识字”的形体，如此造成的后果就更令人担忧。因为这会给后续的教学带来危害，当学生以后的教学内容与以前的歪曲联想发生冲突时，定会产生混乱，如果无法判断或准确表述联想的前后差异，那些不合字理的识字内容无形中将会打乱正确的识字教学，对正确的识字教学带来严重的干扰。

五、小结

字理识字教学法兴起于上个世纪90年代，早已运用于国内小学的识字教学中，但是将它引入对外汉语教学确并不久，在证实它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形声字教学中确有成效的基础上，它能否发挥更大的作用困扰着每一个教学工作者，要让字理识字教学法与对外汉语这门综合性学科融合，让它适用于第二语言教学，同时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还有很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需要无数对外汉语教师和学者的不懈努力。（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新学院）

参考文献

[1] 陈亚川.六书说，简体字与汉字教学[J].语文现代化，1992年第3期

[2] 何其昌，何顺超.六书理论在汉语汉字教学中的作用[J].河套大学学报，2010年9月

[3] 贾国均.字理识字教学法[J].中国教育，1996年第3期

[4] 刘斌.浅谈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的汉字教学[J]，云南电大学报，2008年第4期

[5] 刘振平.汉字字形文化研究与对外汉字教学[J]，天中学刊，2008年第6期

注解：

① 说文通训定声，朱骏声

② 浅谈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的汉字教学，刘斌，2

第9篇：汉字发展论文范文

关键词：汉字的结构 形 音 义统一 不同学习阶段

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尤其是近二十年，对外汉语教学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一直以来把语言系统的三个基本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作为教学的主体来处理，把汉字看作汉语教学的附属内容，汉字教学研究远远滞后于语音、词汇、语法等教学研究的发展。而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也普遍反映汉字难认、难记、难写，汉字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他们汉语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此，汉字教学的研究已成为当前对外汉语教学必须面对、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

对外汉字教学所教的汉字主要是现代汉字，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现代汉字教学是以外国人为对象的，以现代汉字为内容的、用外语教学方法进行的、旨在掌握汉字运用技能的教学活动。它的根本目的是讲清现代汉字的形、音、义，帮助学生认读汉字，书写汉字，学习汉语，掌握汉语的书面语。

目前，对外汉字教学法主要有以下一些：

一、分散识字教学，以“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篇”的原则为指导，对学生结合具体语境读准字音、区别字义无疑有很大益处。但它不易体现出汉字的系统性及其内部的构造规律。吕必松（1997）认为：“现在仍然占主流地区的‘语文一体、语文同步’的教学模式严重忽视了汉字的特点，不利于按照汉字的形体结构规律进行汉字的认读和书写教学”，也严重地忽视了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的特殊性和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显著差别，不利于充分利用汉字特有的表意、表音功能和易于理解和记忆的优势，因此不利于帮助学生加快识字和发展书面语言能力；汉字认读、书写能力和书面语言能力的滞后又反过来影响了口头语音能力的迅速发展。所以从根本上说，‘语文一体、语文同步’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全面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语言交际能力。

二、集中识字法，根据汉字的构造规律，按照形音义相近的特点归类排列，相对集中与大量地进行识字教学。利用形声字中同一形旁以声旁系联，同一声旁以形旁系联的办法进行字组教学。这对提高学生的识字效率及学生对汉字结构的认识有很大的帮助，但多音、多义字在汉语中的比例也不小，这些字不能不放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去学习。

三、部件教学，部件是现代汉字字形中具有独立组字能力的构形单位，它大于或等于笔画，小于或等于整字。部件识字法突出了汉字部件的意义，让学生会用基本部件组装成整字，这有利于学生记准字形和电脑的拼形编码，以便把学汉字和学习电脑应用结合起来。但它往往不能顾及部件与整字间的音义关系。

本文主张从汉字结构本身出发，将形与音、义紧密结合，将以上的不同的教学法根据不同的学习阶段特点综合起来使用。

在留学生汉语学习的初级阶段，学习的汉字较为简单很多都是象形，这时我们可以借鉴“六书”的象形、指示、会意理论进行教学，采取图文共现，以图释字的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因为汉字的形既负载着音，又负载着义，这种方法也提高了教学效率。在这里我们通过图画线条化，如山、口、日、月、水、川、目、火、人，让学生掌握了这些基本的汉字。学习完这些简单汉字后，我们利用汉字部件理论组成稍微复杂的汉字，如明、休、善、美、林、森、从、众、泪等，这样能使他们的汉字学习有章可循，可以为他们以后学好汉字打下坚实的基础,。此阶段的学习学生只需记忆字的音，因为形和义在图画中就解决了。我们知道这些基本汉字部件构字能力极强、极活跃，掌握这些汉字部件，按照一定的关系进行搭配组合, 就能生出大量新汉字来。

留学生在学习一段时间汉字后书写上往往存在很多问题，如汉字的书写结构松散或者是书写的不规范的，我们在可以对汉字的部件和结构分布进行专门的教学。部件教学, 是为了让学生能够认读基本部件，掌握它们的形音义，同时培养整体书写部件的能力和技巧，为以后建立汉字的区别与联系的基本点服务。汉字的大多数部件如“心”“女”等都可以用六书的理论加以解释，此外我们还要说明近似部件之间的差异。汉字本身的结构理论、书写规则是相当复杂的，要让学生掌握汉字结构及书写规则，就必须借助干形象而直观的汉字结构图形，如“歪”是上下结构的图形，进行汉字结构和书写规则的训练。

因为学习汉语的留学生几乎都是成年人，他们具有分析能力、综合能力和观察能力。在学习汉语之前已经具备相当完整的母语知识，他们可能会借助过去已有的知识框架，去归纳、理解、建构新的知识。目前汉字80 %以上是形声字，在进入汉字中高级阶段学习后，我们可以让他们总结归纳汉字的形旁和声旁，这样就可以帮助他们猜测汉字的读音和意义了。

总之，对外汉字的教学一方面不能脱离语言教学，另一方面又要有自己的策略。鉴于汉字以构形元素为基本单位和以部件为分析层次的特点，我们应该做到以汉字基本结构为基础，形、音、义紧密结合，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的循序渐进进行对外汉字教学。

参考文献：

[1]卞觉非，汉字教学:教什么?怎么教?[J]语言文字应用，1999（1)

[2]吕必松，汉字教学与汉语教学，汉字与汉字教学研究论文选[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崔永华，汉字部件和对外汉字教学[J]，语言文字应用，1997，（3）.

[4]张旺熹，从汉字部件到汉字结构――谈对外汉字教学[J]世界汉语教学，1990（2）

[5]周健，论汉字教学的阶段性策略，第三届国际华文教育讨论会论文集[M]华语教学出版2000

[6]王学作，汉字图表教学法浅谈[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0（1)

[7]施光亨，对外汉字教学要从形体入手[J]世界汉语教学，1987（2)

[8]陈仁凤、陈阿宝，一千高频度汉字的解析及教学构想[J]语言文字应用，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