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汉字；简化；综述
汉字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在传承汉文化方面发挥着巨大功绩。汉字简化现象也一直是汉字发展的一个趋势。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汉字简化更得到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然而对于汉字简化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争论非常激烈。
一、汉字简化的功绩
1.汉字简化符合了社会发展的需求
汉字的缺点主要是笔画多，书写速度慢，不少字结构繁杂，难写难认。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人们需要尽快的学习和掌握汉字，进而最快最好的去猎取知识、传递信息。简化汉字是为了便于人民群众学习和使用，更好地发挥文字的交际工具作用。汉字简化的显著优点是笔画少、结构简、字形清晰、分辨明快，比繁体字好学、好认、好写。有人曾做过统计，发现在书写速度、认知难度等方面，简化字均明显优于繁体字，这样就能很好的满足人们普遍追求快节奏、高效率的需求。
2.汉字简化利于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利于教育普及，推动全民素质提高
简化字减少了笔画，减少了通用汉字的总数。周有光《汉字简化方案的推行成果》：小学教师们说，简化字有“三好”，即“好教”“好认”“好写”。教孩子识字，要分清笔画和结构。笔画少、结构简单，好教。“好认”：简化字比繁体字好认，因为眉目清楚。分辨明快。“好写”：笔画少，写来方便，这对小学生是很重要的。人们识字能力提升了，也就能更好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进而提升全民素质。
3.从文字学角度看，有很多简体字在表意表音作用上显然优于繁体字
汉字在表音表意方面有着显著特点更利于人们对汉字的认识和掌握。有些汉字从繁体字到简化字之后，使人们对它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和理解。例如，繁体的“\”的意义显然没有简体的“众”好理解。
4.规范的简化字利于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并且已经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对于习惯了拼音文字的外国人来说，字形繁复的繁体字简直就是“天书”，而现行的规范汉字大大降低了学习汉字的难度。另外，我国规范的汉字简化字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公认。例如，联合国文件中的中文文本和西方国家出版的中文印刷品都采用标准的简化字；新加坡、泰国等国已明文规定使用我国公布的简化字。
二、汉字简化的弊端
汉字简化的功绩虽然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但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1.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某些学习者的负担。一批汉字简化之后，成为法定的规范汉字，但原来的繁体字有时还要使用，无法废止，这就增加了汉字的数量。
2.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汉字分辨率的降低。有些字简化的不太合适，造成认读和书写的某些困难。有些简化字容易跟相近形体的字混淆。比如“风”“凤”不分，“阴”“阳”难辨。
3.汉字简化过程中有一个简化字代表两个甚至三个意义并不相关的繁体字的现象，这样影响字的别词功能，造成了意义混淆。例如，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皇俊”(皇后)之类的文字错误。
4.汉字文字系统本身的破坏，造成一些字缺乏理据性。如，“车”的繁体字更容易使人联想到车的样子，而简体的“车”很难想象车的样子。
三、汉字简化的争论问题
随着人们对于事物认识的深入和发展，汉字简化问题的优点与弊端已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不存在太大的争议，但在下面几个方面争论仍然比较激烈。
1.简化字与繁体字的关系
一部分人主张以简化字代替繁体字，因为简化字已经在国际社会上确立了一定的地位，并且它适应现代社会人们的需求。而对繁简并用，识繁写简，苏培成《关于简化汉字几个有争论的问题》说：“自然要增加学习负担，而且很容易造成繁简混用。”另一部分人认为繁体字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客观历史的结果，不能废除。繁体字更有利于大陆与海内外进行交流，它比简化字优美，更易表达情感，更具欣赏性和艺术性。
2.汉字简化与文化继承发展问题
一些人认为汉字简化破坏了传统文化，不利于文化遗产的继承。繁体字记录了我们千年的历史和文化，这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如果不认识繁体字，文化和知识就无法继承和发扬。另一些人认为简化并没有破坏传统文化，不会阻碍文化遗产的继承。周有光《汉字简化方案的推行成果》中论述：春秋时期的《论语》《孟子》等书用篆书抄写，汉代以后改为隶书和楷书，字体大变、字形大简，无人说汉代破坏了传统文化。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同“隶变”相比，也只是小小的变化，并不能说它破坏了传统文化。还有，有人认为我们对繁体字的出版物改成了简化字本，以现代字体重印古书、以现代语言解释古文，是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文化。此外，中国大陆重视传承传统文化，广大教师和语言文字工作者也十分重视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大量古籍得到重印和新印，主要是繁体字本。因而，现实证明古代的汉字仍然有很多人认识和研究并不断发展深入，它并没有因为简化字而破坏。
3.汉字简化与汉字规范化的关系
一部分人认为简化字阻碍了汉字规范化的进程，使人们形成了汉字越简化越好的观点，忽视了汉字的规范化，进而造成了社会用字混乱的局面。一部分人认为汉字简化可以促进汉字规范化。高更生在《现行汉字必须规范化》中持这种观点，认为简化利于更好地掌握汉字，进而有利于规范化的确立。
四、汉字简化的原则问题
在汉字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汉字简化方案》和《简化字总表》的公布和实施获得了成功，初步确立了以简化字作为现代汉字的规范。1977年12月20日《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公布，因其简化力度过大，论证不够充分，宣传不够得力，在缺乏社会基础的情况下，仓促公布，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应。指责之声盖过了溢美之词。
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日益丰富，汉字日渐增多，使用汉字的机会增多，人们势必就会要求简便，汉字势必会朝着更加便捷的方向简化。不能因为二简字的废止，就认为汉字的简化已走到尽头。但是在汉字简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总结一简的经验，吸取二简的教训，根据“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原则，遵从群众的习惯。在汉字简化的实践过程中，要尽可能地保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让汉字朝着便捷有序又不失其丰富内涵的方向发展。
汉字简化存在的一些优点与弊端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认识，它们需要用现实生活进行考验，我们也要随时关注它的发展。对于汉字简化方面具有争论的问题，更是以后我们对于简化汉字仍然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进而来推动文字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章太，《论汉字简化》语言文字应用，1992年，第2期
[2]傅永和，《汉字简化五十年回顾》中国语文，2005年，第6期
[3]高更生，《现行汉字必须规范化》语文建设，1991年，第1期
[4]史有为，《汉字简化的价值评估》语文建设。1991年，第3期
[5]苏培成，《关于简化汉字几个有争论的问题――纪念《汉字简化方>公布35周年》语文研究，1991年，第1期
第2篇：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中国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历史古国。远在周代，宫廷教育的科目设“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其中“六书”是识字教育，汉代郑众说，“六书”即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1］。它是周代小学教育科目中最早教授的［2］。这说明，周代不但有了识字教学的科目，而且已经产生了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科学。
汉人称文字学为“小学”，在经今古文斗争中，一批古文经学家利用汉字因义构形的特点，把分析汉字形、音、义作为解读儒家经典的津梁，使文字学取得了与儒家经学相应的地位。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做出了“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有名论断，汉字在中国文化传播中的崇高地位已确定无疑。
汉代为汉字确立的这种崇高地位，经过历代科举制度的强化，借助诸多名人书法的传扬，又由于被汉字书写的典籍越来越多，汉字用于外交政务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因而日趋巩固。只要看历代纂集“小学”专书数量之多，就可以知道前人对汉字的重视。自全面整理、确立汉字形义统一原则、描写汉字总体系统的《说文解字》之后，正字（规范）之书如《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广存异体之书如《碑别字》，搜集俗字之书如《龙龛手鉴》……一代一代，编纂无穷。汉字变成每一时代首先需要关注的一种解读前代文化、书写当代文化、存于后世文化的工具，它自己也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要素。
封建时代宫廷和上层文化对汉字的崇尚，在变成一种统治文化的观念后，对群众的影响是无形的。民间的“敬惜字纸”之风，便是这种崇尚汉字的观念对民众心理的浸透。
18—19世纪清代的乾嘉学者，继承和发展了汉、唐的经学和小学，通过对大量古文献的爬梳，对汉字学做出了卓绝的贡献，使识字、写字、正字、解字、读字都回到了《说文解字》的标准，他们站在学术的高度，使传统的汉字观得到又一次的巩固。
二
19—20世纪之交关于汉字争论的第一次高潮，就是在上述强大的传统势力笼罩下展开的。
首先去摇撼传统的汉字观念的，是清代末年极少数懂得西方拼音文字又关注教育普及的知识分子。他们发动了切音字运动，尖锐地指出，一旦向民众去普及教育，汉字的繁难便成为最大的障碍。尝试过科举又专攻过英语的卢戆章（1854—1928），在1892年，写成了第一个中国人创造的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一目了然初阶》。在这一方案的原序中，他发出了“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难者”的感慨［3］。
在卢戆章之后的王照（1859—1938），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避难两年，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启发，1900年秘密回国后，用笔名发表了双拼制假名式拼音方案《官话合声字母》。
从两位切音字运动代表人物的主张，可以看出他们普及教育、振兴国家的爱国主义初衷。他们都认为汉字繁难，民众无法坚持学习，需要有帮助学习的拼音字母来减少难度。
卢戆章和王照除了说明表意汉字字数多、笔画多、缺乏可归纳性因而难于记忆外，还指出了汉字难学的另一个原因，这就是它经过太厚的历史积淀，保存了大量古代的形、音、义要素，又被复古者蓄意固化，不使与现代契合，遂使汉字难上加难。王照的以下论述非常尖锐。他说：
且吾国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音读，必与当时语言无二，此一定之理也。语言代有变迁，文亦随之。故以孔子之文较夏殷则变易句法，增添新字，显然大异，可知亦就当时俗言肖声而出，著之于简，欲妇孺闻而即晓，无文之见存也。后世文人欲借此以饰智惊愚，于是以摩古为高，文字不随语言而变，二者日趋日远，而因无文字为语言之符契也。［4］
王照的这一论述所以深刻，在于他批判汉字繁难时，并不绝对指责汉字客观上的弊病，而是更加强调了“饰智惊愚”的复古思潮在主观上加深了汉字学习的难度。根据这一说法，汉字的繁难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克服的。
两位代表人物都不主张废除文字，只主张以切音辅助汉字教学。卢戆章和王照的切音方案，由于不涉及汉字的存亡问题，在当时属于平和执中之论，所以推行的阻力并不十分大。特别是王照的官话字母，曾一度推行甚广。但就理论的论争而言，他们并不居于前沿。19—20世纪之交关于汉字论争最激烈的，应属吴稚晖与章炳麟各代表一方的论争。
1908年，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第四号，发表了吴稚晖的《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鼓吹中国应废除汉文汉语，改用“万国新语”（即esperanto 世界语）。同年，章炳麟发表了万言长文《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5］，对汉字的优劣和是否能够废除的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在这篇长文中，章炳麟驳斥了“以象形字为未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6］的说法，指出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和国家，从他们的文化看，并不都优于使用汉字的中国。同时指出，是否能普及教育，在于政府是否重视和认真推行，归咎于文字的优劣是难以说服人的。他明确提出了汉字与拼音文字优劣互补的主张：“象形之与合音，前者易知其义，难知其音。后者易知其音，难知其义。”［④c］章炳麟还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字所以能够保存、传衍，是因为它与本国的语言相契合。日本所以改读改字，是因为日语与其借去的汉字不相契合。
章炳麟“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制定了36声母、22韵母的切音方案。后来，这个方案中的15个字母为注音字母所采用。章炳麟明确指出：“余谓切音之用，只在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非废本字而以切音代之。”［7］
章炳麟是中国近代在国学上成就最为昭著的爱国主义革命家、思想家。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十分熟悉，逃亡日本后，经过对比，对中国国情有深刻的认识。应当说，他在汉字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代表了具有丰厚国学根底、维护中国文化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的立场。这种立场大体可归纳为三点：
（一）汉字繁难，无表音机制，难与语音沟通，对普及教育很有妨碍，需要制定一套标音符号来辅助扫盲和初等教育。
（二）汉字适合于汉语，并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难以分割的关系。汉字与拼音文字比较，特点各异，优劣互补。因此，汉字是不能废除的。
（三）在强调便于扫盲教育与初等教育时，还必须考虑到高等教育与高深的文化历史学习。对于后者来说，汉字的功能仍是无法取代的。
以上三点，第一点已经成为近现代人的共识，后两点在当时不但没有取得一致结论，而且继续引发了新的论争。
三
如果说，吴稚晖等人关于取消汉语汉字的激烈言论在当时尚未发生很大影响，那么，在1918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的主张便不容忽视了。他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说：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8］
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汉字改革号》特刊，钱玄同在特刊上发表了《汉字革命》一文。他批判清末开始的切音字运动不主张废除汉字是“灰色的革命”，认为应当响亮而明确地提倡汉字革命，也就是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他说：
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发展，全世界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这样，以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为目标的文字改革高潮，便由钱玄同这一纸对汉字的檄文掀起。一大批语言文字学家和教育家投入了这场文字改革运动。
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了简化字的推行。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第7卷第3期上发表文章提倡简化字。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他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提案通过并组成了汉字省体委员会。1923年，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上也有人撰文赞成简化字。1935年春，上海的文字改革工作者组织手头字推行会（“手头字”也就是简化字），选定了第一批手头字300个，文化界200人和《太白》、《世界知识》、《译文》等15个杂志共同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
综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字改革思潮可以发现，在这一历史阶段，尽管有一些人提出改革汉字，甚至激烈到要“废除汉字”，但是，他们的主张与提倡万国通用语的吴稚晖是有本质不同的：
首先，这时的汉字改革，是与推行白话文、实行文艺大众化紧密相连的，是以反封建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瞿秋白曾说，提倡汉字改革的目的，是使中国工农群众不受汉字之苦，他以为，要写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他还提出，文字改革可以打破军阀、学阀对知识的垄断。鲁迅也提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9］，要“将文字交给一切人”［10］。这时的汉字改革带有崇高的爱国主义动机，带有对封建文化和教育进行反思的批判精神。它无疑是进步的。
其次，这时的汉字改革，从宏观的理论上虽少有缜密的讨论，但却有非常具体的实施方案。从黎锦熙提出用“词类连书”（即多音词连写）来解决多音字问题，赵元任提出详细的“国语罗马字的草稿”，到瞿秋白设计出“中国拉丁化字母草案”，可以说各种主张、方案都在这一时期提出。许多有关文字改革的组织也相继产生。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在用切切实实的实际行动来为教育的普及、汉字的改革，寻求一条可行的出路。尽管他们的呼声很高、态度激烈、进程迅猛，但是爱国救民的立场和动机使他们不能不面对现实。即使是鲜明地喊出“打倒汉字”口号的钱玄同，也在《汉字革命》中说过，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字母需要10年的准备，因此提出了10项筹备事项和5项“补偏救弊”的办法。瞿秋白更是认识到，实行新文字并不是立刻废除汉字，而是逐渐把新文字推行到大众生活中间去，到了适当的时候才能取消汉字。
废除汉字的主张并非所有人都赞同。钱玄同的老师章炳麟明确表示反对废除汉字。他主张维护汉字以传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用本国的语言文字来激励种性，带有反对帝国主义亡我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他强调汉字与中华民族历史的难以分割以及在更高层次教育中不可取代的作用。两种爱国动机相同而主张截然相反的意见，当时看来是极端对立，今天看来却互相补足，彼此消除了片面性。
毫无疑问，汉字在历史上是为书写文言而发展演变的。中国文化史上言文脱节的现象是畸形的。它有利于文化的垄断，不利于教育的普及。新文化运动提出“废除文言提倡白话”以及“语文大众化”这两个重要主张，正是为了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振兴中华。当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与垄断文化沆瀣一气的复古思潮所造成的汉字繁难现象，必然会与之产生尖锐的矛盾。因此，汉字问题在20世纪初这个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产生激烈的争论，是势在必然又十分合理的。
一大批站在新文化运动前沿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受封建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勇敢地向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文言反戈一击，这样做必然会受到崇尚汉字的强大传统势力的反对，他们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这种勇于抗争的爱国精神是值得钦敬的。尽管偏激与急躁会导致对科学的偏离，但是，那种出于善良愿望的矫枉过正，又是我们应当怀着敬意来理解的。钱玄同的学生梁容若在追悼钱氏的诗中说：“离经畔道为苍生，实大声宏有定评，我侍康成余六载，粗知矫枉即衡平。”［11］这便是一种比较深刻的理解和中肯的评价。
但是，在这一阶段关于汉字的论争中，也有一些教训值得吸取。1941年12月，在延安召开的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上，吴玉章同志做了《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的报告。他在充分肯定了新文字运动方向的正确和取得的成绩外，批评了新文字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第一是关门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带了很浓厚的政治色彩”，“有些同志常常不免提出过左的口号，并且常常和政治运动联系起来。使新文字太政治化，自然就造成了关门主义的倾向”。第二是宗派主义。他指出，“要打破以前的宗派主义，不仅要和国语罗马字根本改革中国文字的同志合作，就是一些改革汉字，如简体字各种改革文字运动的人，都应引为同志而共同努力于中国文字的改革，打破一切狭隘的观念。”第三是主观主义。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认为“新文字是行不通、大众不会欢迎的”，另一种是“新文字是很容易的，只要得到政府的赞助，热心人士的推行，就可以顺利地成功……很迫切地要代替汉字以至废除汉字”。他认为“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它在中国人脑筋中生活有长久的习惯，而且还有表意文字的长处，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废弃，短时期就能改变习惯的”［12］。
半个世纪以后，我们来回味吴玉章同志的这段话，应当认为，他在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是积极而扎实、客观而冷静的，至今仍有其指导意义。
四
回顾20世纪初期汉字问题的争论，我们还可以看出，20世纪中期——也就是建国以来的文字改革运动，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初期运动的延续。从1947年3月在上海成立支持新文字运动的中国语言学会，到1952年2月在北京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紧紧地相衔接，时间仅隔五年。建国以来文字改革的骨干队伍，实际上是初期运动各方主力的合流。而在建国以后提出的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正是初期运动所提出的主要措施的实现。所不同的是，建国以来的文字改革，从有组织领导的群众运动，转变为政权所支持的政府行为。这种转变，一方面使有志之士半个世纪以来所从事的文字改革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迈出了一大步，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行为带有政策的强制性，大大有利于规范的统一和推行。也正由于它的这种性质，所以在政策、方案确定之前，如不充分尊重和认真吸取专家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就难免考虑不周，造成业务上技术上的失误，影响推行的效果。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设制汉字简化方案时，一些专家和语文工作者曾两次集中地对草书楷化的简体字提出了不同意见。第一次是在1950年9月底，在确定简体字选定原则时，语文工作者提出：“草书楷化的简体……弧形交叉和笔画的勾连，使得汉字的字形差别减少，不仅增加初识字人认读和书写的困难，而且草书楷化的形体远不及正楷体那样结构匀称、美观。因此，草书楷化字体不适于印刷，只有少数楷化的草书简体可以采用。”［12］1954年4月，在对《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三稿征求意见时，北京的出版、教育、新闻部门又一次提出：“草书笔画增加了汉字的结构单位，打乱了原来的部首系统。有些字很难把它归并到现有任何一个部首里去，这就使原来按部首、笔画编排的字词典、电报码本、档案、索引等不能继续使用。同时，草书笔画不易为初学的人掌握，难于称说，不便书写。”“宋体字夹杂草体，甚至一个汉字的一半是宋体，一半是草体，形式上很不协调。”［13］从简化字使用的具体情况和汉字构形的规律来看，上述意见完全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具体业务部门机械执行个别政府领导人关于“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的指示，致使上述意见未被采纳。从现有简化字来看，一些不十分优化的简字，大部分来自草书楷化。例如：“头”——单独用是“頭”，在“实”下对应“贯”，与“乛”合成“买”，使部件的结构功能产生混淆；“爱”与“庆”——都去掉了义符“心”，失去了最重要的造字理据；“东”与“东”——区别度过小，很难分辨；“专”、“韦”、“书”——不适合印刷体，也不便记忆、书写；……等等。
这一例子告诉我们，语言文字问题在它自己的科学规律，单靠行政命令是难以做得恰到好处的。在正确的方针确定之后，微观的技术问题一定要经过专家和群众的充分讨论。吴玉章同志在1941年指出，新文字方案是几十年来许多人积累下来的研究成果，但也还不完善，还要许多人来研究改进。事隔半个世纪，他的这些话，在50年代甚至现在，仍然是适用的。只有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深入，更加符合科学的、客观的规律，才能使汉字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50年代的汉字改革，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论，但是，20—30年代提出的问题，对最终要废除汉字走拉丁化道路所产生的一些疑虑，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归纳起来，这些问题是：
（一）汉字是适合汉语的，它与拼音文字优劣恰好互补。几千年来，汉语与汉字的使用者习惯了用字形和音节来区别词与词义，用字面的造字理据来沟通字与词。如果一旦完全改为拉丁化这种表音的音素符号，虽然是取彼之长而改我之短，是否可能同时又是弃我之优而用彼之劣？
（二）为群众扫盲和初等教育所设计的文字改革方案，如何能与高等教育衔接？在高等教育中需要掌握更大量的语言文字材料，甚至还要掌握古汉字、古汉语，会不会由于文字改革走拉丁化道路，在初等教育结束后，给继续提高带来困难？
（三）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历史，现代文字如果完全改为拉丁化，到了一定的阶段会不会产生历史典籍无人读懂、优秀传统无法继承的后果？
这三方面的问题，同样出自爱国的思考，既是现实的，又是深刻的。如果不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我们的工作将会引起许多思想的困扰。然而在50—6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机会。
五
从70年代末开始，关于汉字的争论又一次活跃起来。这一方面由于科学讨论有了更宽松的环境，上述那些关于汉字改革的疑虑得以充分发表出来；而另一方面，在20世纪的后期，信息时代不宣而来，汉字在信息处理上又一次面临考验，触动了改革它的初衷。但是，80—90年代汉字问题的争论，具有与前两次争论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
首先，在80—90年代，为文字改革作准备的三个措施——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已经作为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施行了40年左右，由文化垄断和复古思潮所引起的人为的汉字繁化现象，得到了初步的解决，特别是在普及教育问题上，由于初等教育阶段需要掌握的字量不算太多，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又为识字教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汉字与普及教育的矛盾缓解了；而与此同时，汉字简化在总体方案制订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经过一个阶段的实践，有所暴露。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问题更为明显，取消“二简”又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用科学的汉字理论指导汉字整理工作的重要性。
加之，在80—90年代，现代科技的高度发达和对历史传统的急迫呼唤这两个表面看来十分矛盾、实际上却相辅相成的社会实际，带来了关于汉字的很多新问题。例如，古籍整理要采用计算机这样的现代化手段，必须建立字形繁多的古籍字库，汉字编码字符集的字量因而必须扩充。大量文物文字出土，解读、整理、贮存这些新的字形、字体，也使汉字问题远远超出了普及教育的范围。
在20世纪50—60年代，从主导的思想说来，汉字的废除已成定论，只待时日，许多措施都是在这一主导思想下产生的；而在80—90年代，废除汉字的定论已被打破，汉字的命运成为一个允许讨论的问题。这样，汉字的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和应用研究，都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以上现实，使20世纪末关于汉字的争论，带有了不同前两个时期的全新色彩。一个世纪以来，汉字顺应封建文化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病，使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对它的社会作用产生疑问，许多人为改革汉字、寻找与新文化相适应的文字形式艰苦抗争、努力奋斗，但是却忽略了对汉字的科学研究。在新的时期，很多真心拥护普及教育，对既往的文字改革表示理解与崇敬，并真心关注汉字命运的人，日益认识到，不弄清汉字发展的规律和历史趋势，不对汉字的构形和使用的规律做出符合事实的探讨，不真正明了汉字的性质和特点，不从汉字的规律出发找到一条整理和规范它的科学途径，我们不但很难回答在前两次论争中未能解决的问题，也难以使现时代的汉字应用——教学、信息处理和管理规范——走上科学的轨道。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汉字问题的论争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一种转变：如果说，在上两次论争中，人们的思考还是偏重于政治的和社会的；那么，在20世纪跨向21世纪的新时期，关于汉字的思考实际上更偏重于科学的和本体的了。
在汉字的科学研究日趋深化的时候，采用正确的方法论就成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澄清思想的混乱，走出方法的误区，坚持唯物辩证的文字观，必须尽快提到日程上来。我们认为，90年代的汉字研究，首先应当确立以下三个重要的观点：
（一）坚持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观点，加强对汉字本体的研究，以字形为中心，探讨汉字发展的内在规律。
什么是汉字的本体？汉字是记录汉语的视觉符号，它的音与义来源于汉语，字形才是它的本体。在中国，把字形作为汉字的中心来探讨，从理论上研究其内在的规律，必须首先克服传统汉字观造成的固有的积习。这种积习，是早期汉字研究中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带来的。它造成了“小学”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而这种方法必然是以义为出发点又以义为落脚点，忽略了作为语言载体的文字的相对独立价值，经常弄得“字”与“词”混淆，文字学与训诂学划不清界线。
从内因论的角度，汉语与汉字既有联系又不能混为一谈。诚然，汉语的推动，是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对汉字规律的研究，不能用汉语规律的研究来代替。汉字的发展除了适应汉语外，还有它自身独立的规律，唯有弄清汉字字形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才能对汉字的历史、现状中的诸多现象进行解释，从而预见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个别利用金钱浸入学术环境贩卖伪科学、打着“复兴汉字”的旗号侈谈“维护汉字”的人，完全弄不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他们或者将二者的关系割裂，提出把“口语词”和“书语词”分开；或者将二者混淆，做出“汉字是高级的书面语”的荒谬判断，这些都是对讨论汉字本体问题的一种干扰。
（二）坚持系统论的观点，通过对汉字总体系统的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创建科学的汉字学与汉字史。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孤立地研究它的个体，是难以认识它的内在规律的。然而要从总体系统着眼来研究汉字，又必须克服传统汉字观造成的另一种积习。那就是同样由于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对汉字的研究一般以个体为对象，着眼于对单个汉字的考据。虽然《说文解字》是一部富有系统思想的汉字学专书，但是，后来的小学家们只注意其所提供的形体与意义的考证，而较少注重书中包含的构形系统思想。传统文字学在研究上以形附属于义、着重个体而忽略总体的习惯，便无形之中成为汉字本体研究的障碍。
汉字本体的研究必须以形为中心，而且必须在个体考证的基础上探讨其总体规律。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汉字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一种被社会创建又被社会共同使用的符号，在构形上必然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在共时历史层面上的汉字总体，应当有自己的构形元素，它们应当有自己的组合层次和组合模式。因而，汉字的个体字符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散乱的，而是互相关联的、内部呈有序性的符号系统。个体字符的考据只有在整个系统中找到它应有的位置，才能被认为是可信的和合理的。
从系统论的角度，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仅仅探讨汉字个体字符的形体变化不能称作汉字史。只有在弄清个体字符形体变化的基础上，考查出汉字构形系统的总体演变规律，并且对其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做出符合历史的解释和比较研究，才能称为汉字史。有了科学的汉字史，汉字的发展趋势才能清楚，汉字的改革方向才会进一步明确。
（三）坚持矛盾统一的观点，批判汉字发展的自发论，考察汉字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提出整理与优化汉字的原则和方法。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内部呈现系统的趋势；但是，在社会使用的汉字字符群属于开放的系统，从个体字形看，识读时要求字形理据强，易于讲解；书写时又要求字形简单，只留轮廓。繁与简的矛盾随时存在于汉字内部。从群体功能看，汉语词汇的丰富、新事物的不断涌现，迫使汉字字量不断增多；而人的记忆负荷是有限的，现时中国普通的文化水平还不很高，又随时在抑制汉字字量的扩展。多与少的矛盾也存在于汉字系统的内部。从书写的规范看，字形的统一成为社会交流的最大利益，而个人书写又不能完全避免随意性。杂与整的矛盾在汉字结构系统的内部也时张时弛。因此，汉字总体系统中随时都在进行着能量的交换，处于不平衡的矛盾状态中。正是这种内部的矛盾推动着汉字的发展。汉字的演变绝不是每个个体字符变化的简单相加，而是经历着由个体字符变化累积成为系统变化——也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汉字系统的规整，不可能是自发的，人对这套符号系统的规范和调整十分重要。当然，在把握汉字发展的脉络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汉字既是一种可以人为调整的信息符号，但它的社会约定性又不能违背。所以，要想使汉字呈现出有序的系统状态，既要重视人为的规整，又不能违背社会的约定性和符号内部自身的规律。顺应汉字发展的趋势，提出整理与优化汉字的原则和方法，我们才能有对汉字成功的规范，也才能不断调整和改进汉字的改革方案，使之既不割断历史又能有利于未来。
六
前面讲过，要使汉字的规整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同时又有利于文化的延续，必须加深对汉字本体的科学研究，把握住它自身的规律。例如汉字简化是解决汉字繁难的重要措施。但是过去公布的简化方案在实用中显出了一些不足之处。个别简体，不但在古籍整理中带来问题，在信息处理采用形码的部件切分中，也带来一些困难。主要原因是，在选择个别字的简化方式时，仅注意了个体字符笔画的减少，忽略了整体系统部件的规整。
汉字的构形是具有系统性的，简化确实是个体字形优选的重要条件，但它必须服从于整体系统的简化，才能使汉字真正便于各方面的应用。汉字在经过一定的整理后是否呈系统状态？这必须经过科学的分析和论证。其实，在我国传统文字学中，这已经是解决了的问题。传统的文献文字学，是以《说文》学为中心的。《说文解字》就是一部在对当时汉字人为规范的前提下描写小篆构形系统的专书。如果我们用现代系统论的原则对《说文》小篆进一步加以描写［14］，汉字构形系统的实际存在便更为清晰了：
（一）《说文解字》小篆具有一批基础构形元素。由9353个小篆按部件进行拆分到最小，再经过认同和归纳，可以得出367个基础构形元素，我们称之为“形位”。其中314个是形、音、义具备的成字形位；53个是有形而无音、义的非字形位。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构字功能，是构成汉字、表现汉字造字意图的最小的功能客体。
（二）小篆的组构是依层次进行的。个体的小篆是形位的累积。每个小篆或只有一个形位，或可拆分出一个以上的形位。而已经进入构字、体现了自身功能的形位及形位的组合称作构件。在拆分过程中可以看出，形位累积为字符不是平面的堆积，而是依层次有序地进行的。在每一级组合中，随着构件中形位数不断增加，结构都发生着质的变化。汉字的结构层次是有序的，改变结构次序也就改变了这个汉字。有序的层次是汉字构形呈系统性的重要根据。
（三）小篆的每一层次的组合，都有固定的模式，每种不同功能的组合都可归纳为一种构形模式。小篆的构形模式可概括为六类：全功能零合成，形义合成，标形合成，会义合成，形音合成，义音合成。此六种模式可以涵盖小篆97％以上。现将各种模式举例如下：（附图略）
（四）这六种模式中，义音合成的字占87％以上。其余五种模式仅占12％左右，而且，它们绝大部分都在义音合成字中充当过构件，因而也可以包含在义音合成字的结构中。义音合成字，即传统“小学”所谓的形声字。它以义符为义类标志，以声符为示音标志，前者为纲，后者为纬，构成了标志鲜明的子系统。再以有序的层次来确定每个子系统中个体字符的相邻相关关系，小篆构形系统就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说文》小篆之所以能够进行定量分析，是因为在许慎作《说文解字》的当时，这种文字体制就已经不再通行于社会，成为一种历史的文字；而且，许慎在经过对字符的优选之后又以字书的形式把这种文字的数目固定了。于是，这种文字体制的结构内部已不再发生质与量的交换与转化。也就是说，它已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许慎正是因为把握了周秦时代汉字的发展规律，才对当时的汉字，做出了成功的规范。汉字在隶书和楷书阶段的发展，受到《说文》小篆极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它既是人为的规范，又体现了汉字的自身规律。
七
一个经过人为规整的封闭系统的汉字可以把握，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并非一切历史层面上的汉字都经过《说文》这样精密的整理和科学的优选。那些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律、随着社会种种因素的变化而自发进行着内部元素与内部关系的建构和破坏的字符群，是杂乱无章的，还是也以系统的形式存在呢？这个问题对当代汉字问题的解决，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我们以西汉隶书为例［15］，来说明即使是开放系统的汉字字符群同样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
在民间书写的文本文字中，存在着同功能汉字的多种字样，必须首先对他们进行三种性质的归纳：
（一）完全相同字样的归纳。这属于去掉重复的工作，是将一切文本形式的汉字改变为字表形式第一步要做的工作。
（二）结构、功能相同而书写略有变化的异写字的归纳。这些字的关系属于同字异写，或称同构异写。例如：（附图略）
（三）功能相同而结构不同的异构字。这些字或因构件的选择不同、或因构件的增减不同而异形，但记词的功能是相同的，其关系属于同功异字，或称同词异字。例如：（附图略）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从书写与使用汉字纷乱的文本中，对以上三种字认同的标准，首先是记词功能的相同，其次是结构的相同，第三是书写字样的相同。经过认同与归纳，文本汉字的纷乱现象减少，但系统尚未显现。进一步的工作是采用优化的原则，在诸多异写字中挑选出一个通行的字样作为这一组字样的信息代码，其它字样则作为它的变体。在诸多异构字中，也宜优选出一个通行的字作为正字，其余的根据它产生的原因作为变体字或讹体字对待。字样与字形优选的原则，首先应当是减少和统一汉字的基础构形元素，适应汉字的构形模式，使字形的造字意图尽量明确，从而建立与相邻、同类字形的正常关系，找到自己在整个构形系统中的位置。经过字符的归纳和标准字符的确定，整个字符群的结构分析便呈现出如小篆一样的有序状态。这就是经过人为处理使汉字构形系统形成并显现的过程。立足于系统的显现，在这一过程中对个体字符进行优选，完全可以避免以往汉字简化工作中顾此失彼的毛病。而这一目标，唯有冷静的科学研究，细致的对汉字本体进行处理，方能达到。
八
在决定汉字命运的时候，必须首先对汉字历史发展的趋势加以论定。在80—90年代关于汉字的争论中，汉字构形的表音功能究竟有多大？汉字的构形理据是否还存在？汉字还能不能进行合理的分析，还是只能任意解释？这些问题，都要在探讨汉字构形演变历史的过程中来解决。而汉字演变的整个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汉字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发生这些变化，其中包含哪些规律，只有对不同时期的汉字构形系统进行比较才能弄清。试以甲骨文与小篆的构形系统总体作一比较，可以看到以下几个重要的事实［16］：
（一）甲骨文的标准形位有377个，与小篆大体相当，但它的形位变体就有2924个，非字形位的比例也大大高于小篆。而且，小篆的构字总量是9353个，而包含上述377个形位的甲骨文构字总量却只有1311个，每个形位的构字频率很低。这充分说明，与小篆相比，甲骨文字形不固定，形位的可归纳程度很低。
（二）在甲骨文的构形模式中，义音合成字只占22％强，而会形、会义、形义等非声合成模式却占到77％强。在非声模式中，甲骨文的纯会义合成字只有7个。小篆所没有的会形合成字与形义合成字高达734个，占了绝大多数。这说明，甲骨文的构件参构时的功能以表形为主体，构件表音、表义的功能尚未发挥。也就是说，在构形中，字符与语言的固定结合尚未完全定型。
（三）甲骨文的结构过程大部分还是平面组合，层次组合只有355个，连一半也不到。可见，甲骨文不但构件的功能以表形为主体，而且结构的方式也是图形式的。
以上三点说明了殷商至两周阶段，汉字的整个系统处在由表形文字向表意文字发展的阶段。形位数量的固定和归纳程度的加强；构件功能从表形为主到以表义为主、表音辅之；结构方式从图形式的平面组合到义音式的层次组合——这三点，就是这一阶段汉字演变的主要表现。
再以小篆与汉代碑刻隶书的构形系统作一总体的比较，又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
（一）隶书的八分书——以至更后的楷书正字——在标准形位的归纳程度、以义音组合为主体、层次组合占主导地位等方面，完全承袭了小篆。
（二）隶书形位变体、构件变体、异写与异构字的数量大大超过小篆，是因为秦代“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文字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大，长期缺乏许慎这样的专家进行整理、规范的缘故。
（三）隶书与小篆的主要差别在于，在隶书构形系统中，原来小篆的单形位构件大量变形，大量粘合，对构字意图起作用的单位本来是由单形位的末级构件作基础的，隶书却转移到由字符一级拆分得出的直接构件上。例如：“更”在小篆里是义音合成字，从“丙”、从“攴”，隶书粘合后，“便”、“苏”等字的构字意图就不能从原来的基础构件去找，而要在直接构件“更”上去找了。这说明，隶书的义音化程度比之小篆更加大幅度增强，形体与物象的联系几乎不存在了，在任何一个层次上，构件的表形功能完全被表义、表音功能所替代。
经过比较而看到的汉字构形历史告诉我们，汉字字符本体仍缺乏准确的表音机制，性质仍属表意文字，即使再规整简化，在信息处理上，也不会比拼音文字更简便。但是，它的义音化既有利于构件的总体简化，又有利于字形的个体简化。因势利导，科学规范，充分利用表意文字的内在机制使其更为好学好用，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样做，有利于在初等教育实施时考虑到高等教育的延续，更有利于在适应当代、实现现代化的同时，照顾到历史的继承与文化的衔接。
前面说过，汉字作为经过数千年发展的表意文字，的确有它繁难而不适应当代的一面，为了教育的普及、科学的进步，对它简化，为它制定标意符号，以至对它的彻底改革加以思考，在大方向上都是正确的。有些人不顾汉字历史和现状的实际状况，硬说它“比拼音文字还有利于信息处理”，“非常易学并能开发智能”，还断言这种繁难的汉字“将会成为世界的通行文字”……用这些说法来否定汉字改革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作用，不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有意的哗众取宠，这是我们无法赞同的。但是，在对汉字命运做出这样与那样的决定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更重要的是，起码在现时，汉字还是我们必须使用和面对的实际存在。我们必须在使用好汉字的同时来思考对它的改革。如何使用以及如何改革，应当也必须求助于历史启示和科学的帮助。加强科学的汉字学的研究，将会起到以下两方面的作用：
首先，它将使我们对汉字的认识更加科学而减少臆测，并为汉字的应用——汉字的规范、汉字信息处理、汉字教学等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在每个阶段构形系统的测查与描写完成后，汉字构形的发展历史与发展趋势的探讨，当会产生突破性的进展。这样，汉字的性质、汉字的优化和简化等素来有争议的问题，较易取得共识。这些共识将有助于我们为汉字的命运做出慎重的抉择。
注释：
[1]“六艺”及郑众所注“六书”，均见宋刊本《十三经注疏》中《周礼·地官·保氏》及其注。
[2]许慎《说文解字叙》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之说，以知“六书”为“六艺”之先教者。
[3]见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了然初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4]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官话合声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
[5]章炳麟：《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原刊《国粹学报》1908年第41—42期，本文所引均见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的单行本。
[6]《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所说的“象形字”指表意的汉字，“合音字”指拼音文字。
[7]章炳麟：《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
[8]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期。
[9]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8页。
[10]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00页。
[11]转引自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33页。
[12]见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转引自陈永舜《汉字改革史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125页。
[13]见王钧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
[14]见王钧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143页。
[15]本文对《说文解字》进行的分析，原始材料根据徐铉校本《说文解字》（中华书局根据陈昌治单行刻本影印，1968年12月版），其中个别错字我们经过勘正。统计数字见齐元涛《〈说文〉小篆构形属性的计算机测查》（《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1期）。
第3篇：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汉字；汉文化
中图分类号：H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1-0094-01
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曾经并不为人们所重视，但是最近20年，随着汉字文化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使用至今的以表意为主体的文字，“构形的最大特点是它要根据汉语中与之相应的某一个词的意义构形，因此，汉字的形体总是携带着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虽然说世界上各民族文字无不凝结着一定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在它自身的结构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反映了汉民族的文化特征，这一点在象形意味浓厚的古代文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是其他表音体系文字无法比拟的。因此，汉字与文化的关系越来越为人们所乐道，再加上历史底蕴的深厚，我们在认识汉字、更深层次理解汉字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汉字与文化的关系
在汉字没有产生之前，先人通过口语进行交流，凭借记忆一代一代往下传，但记忆容易遗忘或走样，同时还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不能长远流传。因而，我们的祖先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逐渐创造了汉字。从没有语言到语言的产生，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大飞跃；从没有文字到文字的产生，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又一大飞跃。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由于汉字的产生和发展，自古以来汉民族长期积累的哲学、文化、科技和历史才得以记载和流传至今；我们祖先的思想、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才得以广泛传播和日益提高。所以汉字是既反映文化又与文化相互依存的文字体系。
二、汉字推动汉文化的发展
（一）汉字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汉字推动了汉文化中书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中国书法艺术是以中国汉字的文义为内容，以某种字体的书写为形式，书写出来的有章、有法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是随着中国汉字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汉字推动了篆刻艺术的发展
汉字推动了汉文化中篆刻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篆刻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汉字、书法雕刻相结合的艺术。在纸张发明之前，人们的书写材料为龟甲兽骨，青铜器，石器，木简等。人们是将汉字刻在材料之上，这为篆刻艺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汉字的以形表意所具有的图画性、艺术性及字体多变性又是其产生发展的条件。
篆刻艺术起源于实用，开始只是作为商业上交流货物时的凭证，及当权者表示象征权利的证物，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作为欣赏的艺术。
（三）汉字推动了修辞艺术的发展
汉字推动了汉文化中修辞艺术的发展。在古汉语中，词汇多为单音词，即一音一词一字，这样字与词就建立起一对一的关系。而汉语表义是靠语序排列的，这就为同一语句的顺读，倒读皆可诵提供了可能，而这种同一语句的顺读，倒读皆可表义就是回文。
三、研究汉字与汉文化关系的意义
（一）有利于正确认识汉字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汉字不是落后的。有人认为汉字是落后的。汉字是汉文化的一部分，其形成与发展都要受到汉文化的制约和影响，甚至可以说什么样的文化决定什么样的文字。如果弃之不用，人们就不能通过研究汉字来考察远古已逝的文化。
其次，汉字不是万能的。汉字负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但并不是所有的汉字都与汉文化有关，二者并不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汉字是反映一定的历史文化，人文信息，但绝不是每个字“都是一页恢宏的历史”。
（二）有利于拓宽汉语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现今中国汉语的研究，多用国外研究拼音文字的方法加以研究，且不说这种方法是否适合汉语，但可以肯定地说，研究汉语只用这种方法是完全不够的。因为汉字与拼音文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汉字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这需要人们用符合其特点的方法加以研究，这需要人们不断地探讨，深入地研究。而将汉字与汉文化联系在一起，一并研究，从汉文化的角度看汉字的产生和发展，及汉字是如何构形等，这可以说是汉语研究的一部分，扩大了汉语的研究范围。
四、结论
由上可知，汉字是汉文化的一部分，汉文化推动了汉字的产生和发展，汉字又是汉文化的特殊部分，是汉文化的载体，反映了大量的汉文化信息。同时，汉字又推动了汉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书法、篆刻等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二者相互影响，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了解汉字构形的原因，及由此反映的汉文化信息。这样可以驳斥“汉字落后论”，并且避免片面夸大汉字功能，增加汉语的研究范围。
第4篇：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文字改革”的含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已经有了文字改革的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毛主席在1951年指示我们：‘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主席又指示我们，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行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这是文字改革的正确方针。”毛泽东提出的“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说的是记录汉语的文字要“改革”，由现行的属于表意性质的汉字改变为表音性质的拼音文字，也即“拼音化”。这是文字制度的改变。在实现拼音化之前要做三件事情，就是：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广汉语拼音方案。由此可知，“文字改革”的确切含义就是记写汉语的文字的“拼音化”。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广汉语拼音方案这三件事情本身，都不属于文字改革，而是文字改革的准备工作。其中汉字简化是在文字拼音化实现之前“以利目前应用”的一种非长远措施。推广普通话的目的是为在全国实现拼音化扫除障碍。汉语拼音方案，起初是作为拼音文字来设计的，叫做“拼音文字方案”，但由于许多技术问题并没有解决，1954年改为“汉语拼音方案”，其功能相应地改变为汉语拼音工具，并用于某些汉字不方便使用的地方，同时也可用作拼音文字的试验。
文字改革论辩的根本问题是：记录汉语的方块汉字究竟有没有必要改变为拼音文字。这个问题的根子出于对汉字和拼音文字两种文字制度的比较。汉字在中国使用数千年，本来不存在褒贬问题，自从19世纪末跟拼音文字的比较，出现指责汉字落后的言论，然后才有维护汉字的论争，贬低在前而褒扬在后。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两种相反的观点，后来被概括为“汉字落后论”和“汉字优越论”。
汉字简化工作，在要不要简化，如何简化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比起对汉字的基本评价问题，这个问题是次要的。
文字改革运动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五四时期到1949年，文字改革从提出口号到“拉丁化新文字”的摸索实验，再到实验停止。第二个阶段从1950年到1985年，文字改革作为国家语文政策的基本方向，通过行政力量推行汉字简化、汉语拼音方案等文字改革的辅助措施。第三阶段从1986年转入新时期，国家语文政策的基本方向从文字改革转为语言文字规范化。下面按文字改革发展的三个时期阐述，汉字简化问题争鸣作为附带问题单独阐述。
摸索阶段：五四时期到1949年
五四时期，出于对中国落后状况的反思，一批了解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把国力的落后归咎于教育的落后，又把教育的落后归咎于汉字的落后，于是提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口号。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像是声讨汉字的檄文。他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傅斯年（1919）也说：“凡些须懂得外国文的人，便知道中国文字和英法德等国文字的难易，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1923年国语研究会所编《国语月刊》出版特刊“汉字改革号”，对汉字发起了全面的批判。该期发表了钱玄同《汉字革命》、黎锦熙《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赵元任《国语罗马字母的研究》、蔡元培《汉字改革说》等文章，大抵主张废除汉字，并连带研究词连写和罗马字母拼写等问题。钱玄同再次用强烈的言辞否定汉字，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汉字不便使用，“足以证明”汉字“这位老寿星”“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该期封面把汉字画成仓皇逃命的牛鬼蛇神，被拉丁字母杀得东躲西藏，一败涂地。汉字改革专号的出版，标志着以废除汉字和实现拉丁化为宗旨的中国新文字运动的正式发起。
1928年，在苏联的瞿秋白、吴玉章、萧三、林伯渠等开始了创制中国拉丁化文字的工作。不久由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1931年9月，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开幕。大会作出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中涉及对汉字的评价，认为汉字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现在的时代。提出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指汉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
瞿秋白是主张废除汉字，制定拉丁文字方案的重要奠基人。他发表过一系列抨击汉字的激烈言辞。瞿秋白曾经提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化必须罗马化。罗马化或者拉丁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的意思。这是要根本废除汉字。”瞿秋白接受了文字具有阶级性的思想，认为“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李敏生2000:302-305）
鲁迅也赞同文字改革，提出要废除汉字。他在多篇文章中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作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李敏生:307）
1935年12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会议草拟了一个《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征求各界人士签名。其中说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是这教育大众的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一个绝大的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写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是解脱一个地方言的独裁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是已经出现了。”这里说的“新文字”，指的就是当时侨居海参崴的中国人制造的“拉丁化新文字”。（李敏生:363）
废除汉字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汉字难学难写难认，是普及教育的障碍。拼音文字只要记住几十个字母，学习起来容易得多。二、汉字不是记音文字，不能跟语言完全结合，不便推广白话文。三、汉字不便记录来自欧美的现代科技名词。四、文字是有阶级性的，几千年来汉字只为封建贵族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为了代替汉字，于是设计了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新文字，叫“拉丁化新文字”。
当时也有人不赞成废除汉字。例如1936年吴俊升提出：“我们教育者实在不应也不必附和废弃汉字的提议，而应在改良汉字的教学上多用功夫。第一，应该更适当的确定常用字汇，以为教学的根据；第二，应该就儿童学习的心理和汉字本身的体系，研究出汉字的经济学习法。”（转引自：王力1957）这是想通过改革教学方法来提高学习汉字的效率。
1939年7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发表由倪海曙执笔，陈望道修改的《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新纲领主张采用拉丁字母，一方面“反对立刻废除汉字的过左的主张”，同时“也反对把汉字看作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灵物崇拜的顽固主张”。
1940年5月24日，当时的教育部主管人员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认为汉字“历史悠久”，有“六书之明体用”，而且“中华民族之所以巍然独立于世界，绵延数千年，文化之寄托，民族之团结，实有赖于文字之统一”；说拉丁化新文字不标声调，有很多同音词，“欲易更难”。（纪事:85）这是对汉字价值的正面肯定，和对拉丁化新文字是否容易学习的质疑。
1947年6月1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召开基本教育预备会，讨论到拉丁化新文字问题。据《新闻报》载：会上“亦有人主张废除汉字，提倡汉字拉丁化，多数专家反对，谓我国各地方言大多不同，倘用拉丁化文字，势必分化中国之统一。我国数千年来之历史文化，悉以汉字记载，且国人学习汉字，几无一感到困难者，倘一旦废除，无异断送我一脉相承之固有文化。”
1947年11月，朱经农在《教育杂志》发表反对拉丁化新文字的意见。他认为，一、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都是用汉字记载下来的，一旦把汉字废了，将来中国人就无法阅读古书、了解中国文化。二、中国文字原系一字一音，同音的字实在太多，用罗马字拼起来，真不容易分别清楚。三、同一字各地读音不同，个人照自己的乡音用罗马字拼出来，会变成完全不同的许多字。将来中国的文字，化为无数种不同的文字，没有法子可以统一，也弄得彼此不能互相了解。统一的文字与国家的统一有密切的关系，破坏数千年来文字的统一，将有不良的结果，不可不慎重考虑。（纪事:103、104）
拉丁化新文字从20年代末开始尝试推行，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实践表明，拼音文字必然受到劳动大众欢迎的说法主要出于一些知识分子的推测和想象，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克服的困难。陆志韦在《五四纪念再谈谈新文字》（《进步日报》1949-5-4）的文章中说，“在老解放区，拼音文字好象推行不开”，认为“过去的工作可以说是失败了，至少没有完全成功”。但文章仍然认为，是汉字的“封建性”阻碍了拼音文字的推广。这种“封建文字的锁链又是双重的”，一是“只许写文言文”，二是“只许用方块汉字，不许用拼音文字”。把推行拼音文字的障碍归咎于汉字的“封建性”，是受到文字阶级性认识的影响。
毛泽东在1949年12月到次年2月访问苏联期间，曾在跟斯大林谈话时阐述这样一个论点：汉字和汉语尽管不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学的，只要愿意学和不断提高。（纪事:125）这个论点好像是针对当时流行的文字具有阶级性、以及大众难以掌握汉字的认识误区而发的。
不同意见的对垒，使人们对汉字的认识逐渐深化和全面，诸如汉字可以立刻废除，文字具有阶级性的一些偏激认识也逐渐得到克服。
推行阶段：1950－1985年
新中国建国以后，毛泽东主席曾多次表示过赞成文字改革的看法。毛主席在1951年提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在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会上吴玉章同志讲到提倡文字改革，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以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有理由，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20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有几位教授跟我讲，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出在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但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数字，我们不是久已通用了吗？（纪事:219）
文字改革工作得到国家的有力支持，先后成立了文字改革协会（1949），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2），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4）（这三个机构前后相承，下文简称为“文改会”）。文改会的最初目的是研究并试验拼音文字，因拉丁化新文字不宜再推行，于是重点改为设计新的拼音文字方案；1950年又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的指示，首先进行汉字简化工作，以便当前使用。
当时主流派对汉字的基本评价，是对于五四时期认识的延续。吴玉章为五四纪念谈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时再次提到：“中国文字主要是汉字，有许许多多不合理的地方。因为它太繁难：难认、难写、难记，是中国教育普及、文化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纪事:128）罗常培（1952）说现代汉字“必须一个一个地学习字的读音，必须一个一个地学习字的意义。这对于提高大众文化是一有阻碍的”。（纪事:164）
50年代初，也曾出现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大公报》（1950-9-3、4）曾连载张锐光的《斯大林论语言学对于中国语文问题的启示》，表达对汉字拉丁化的不赞成意见。李仁发表《拼音文字必须有类符》（《中国语文》1951-6），对拉丁化新文字做了较全面的批评。反驳文章有曹伯韩《新语文运动中的一些思想》（《人民教育》1951-2），针对不同意见，就有关文字改革的六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一、反驳汉语同音异义的字太多，拼音文字行不通的观点。二、认为所谓文字的民族形式并不在于文字的笔画或字母，而在于文字所表达的语言。三、反驳没有统一的民族语言，因而谈不到建立拼音文字的观点。四、批评把文字改革看得过分容易的认识。五、反驳拼音文字不如方块汉字易识易记的观点。六、批评先把新文字研究好了再推行的认识。（纪事:151）仁言信（周有光）发表文章批评李仁“把拉丁化新文字说成‘幼稚不堪’、‘一文不值’、‘行不通’、‘失败’了，这都完全不是事实”。
1957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上半年，大鸣大放；下半年，学术问题成了政治问题，一些人因为在文字改革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7年上半年，《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纸，以及《中国语文》、《拼音》等杂志陆续刊登了一些讨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其中包括对文字改革持不同意见的文章。文改会于5月16日、20日、27日三次召开文字改革问题座谈会，多数参加者表达了自己对文字改革的意见。批评性的文章和意见，总括下来大概有这些观点：
一、汉字是优秀的文字，并不见得那么难学难认。
唐兰（1957b）：“从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来说，我始终坚持中国文字有很大的优点，它的繁复难学等缺点是可以逐渐克服的。”他认为采用拉丁字母，势必把“每个人民习惯了的形式全部撇开，重起炉灶，根据语言来造文字”；“这种移山倒海的气魄是雄伟的，能否做到，是否值得去这样做，都还是要很好考虑的。”
陈梦家（1957d）：“汉字是有好处的。（一）汉字是统一的，超方言的，不论什么地方的人写的东西大家都能看懂，不象拼音文字那样。（二）汉字在辨认上容易。（三）汉字有注音成分在内，如松、柏。（四）汉字的笔画很少，英文的one，汉字写作一；英文的man，写作人；英文的university这么一长串，汉字只“大学”两个字。我们对汉字的评价应该是公平的，不要光说自己不好。（五）中外各国的语言都是变的，但文字不能经常变，文字要定型，不能随便拼，不然就不能作为工具了。”“汉字虽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普通人认识三千就可以了。……有了这三千字，就来研究怎么教。有人说汉字难学，我说不难，所以难，是教的人没教好。”
骆瑛的文章说，一位五十余年从事英语研究的人切身体会到，汉字并不难学。还说，曾研究汉字三十余年的奥地利文字学家罗逸明，曾经把十种外国文字和汉字比较，证明汉字比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都容易学。（杜松寿1957）
二、表意汉字是历史的选择。
陈梦家（1957a）：“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观原因。中国地大人多，方言杂，一种统一的文字可以通行无阻。汉语单音缀，有声调，而各地声调多少不一，同音语多，用了拼音文字自然引起许多问题。”
陶坤：没有理由可以断言“象形文字一定就落后于拼音文字”，也没有理由说“文字都要发展成为拼音文字”，“汉字的存在就是文字并不都要发展成为拼音文字的例证”。（倪海曙1957）
关锡来信：〔说到汉字何以未走上拼音道路的原因〕“主要是方块汉字符合汉语的条件，拼音文字绝不符合我们的语言。”（陈梦家1957c）
翦伯赞发言：“文字是历史的产物，改变是历史的过程”，“我激烈反对废除汉字。要废除汉字，除非决心把历史文化遗产丢掉不要，从野蛮人干起”。（倪海曙1957）
《光明日报》对群众来信意见的综述提到汉字有优点，拼音化有困难：“汉字望文生义的优点，是任何拼音文字所没有的。拼音文字则需要先经过音的阶段，然后才能达到知意的阶段”；“汉语中同音词很多，拼音化无法克服这个矛盾”；“汉语的方言复杂，对拼音化很不利”；“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大大地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方块字不难学”；“汉字不便于打字拍电报的缺点，是可以通过现代的科学技术来解决的”。（倪海曙1957）
蒋善国（1957）抽象地赞成文字要改革，但具体论证却意在阐明汉语不宜采用纯表音的拼音文字：“以内容极为丰富，历史非常悠久的汉语言文字，不是单纯的拉丁字母只注音记音所能担起这个千斤胆子。”
三、汉字还要使用。
陈梦家（1957a）“首先肯定了我们使用了三千年以上的汉字还是很好的工具，是简单而不复杂的，是和汉语语法相联系的，是一种不必废除的民族形式。”
唐兰发言：“不应当忘记在今天汉字还处在当家地位，不能否定他。”“拉丁化新文字能不能用还在未定之天，目前我们不能宣传汉字必须撤退”。（倪海曙1957）
四、希望“文改”工作要谨慎行事
陈梦家（1957b）：“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主张拼音的人，不要过于简单的认为全国大多数的人全赞成拼音，此事还得大家讨论，包括反对的人在内。”“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
周祖谟发言：“没有把文字为什么要改革这个根本问题提出来讨论，对于如何来改革的问题也没有好好地讨论”，这是文改工作中的缺点。（倪海曙1957）
《光明日报》群众来信意见综述提到：文字改革“一家独鸣”，“已经形成一种压力，似乎谁要对文字改革表示怀疑，就会被人扣上一顶‘思想落后’的帽子，甚至会被人加上‘反对中央实行文字改革’的罪名”。“事实上在文字改革的宣传中，已经出现过‘只有帝国主义分子和唯心主义者才反对汉字改革’之类的吓人的论调。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有人敢于坦率地写反对意见的文章，也必然会遭到‘围剿’。”“不赞成汉字拼音化的人不是少数，但过去都没有说话”。（倪海曙1957）
当时的一些民主人士也提出文改的工作方法和公布程序问题。据说，“章伯钧、罗隆基……说文字改革没有经过全国讨论，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章伯钧说（文字改革问题）“现在不是从法律程序上提出讨论，而是把它作为根本性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杜松寿1957）
支持文改的文章中，李振麟（1957）的文章涉及的问题较广。其基本思想是：（一）“我们不但承认汉字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也承认今天它仍然在起作用。即使将来有了拼音文字，汉字仍然要作为汉民族的古典文字为人们学习。”但是“汉字在今后作为全民交际工具是不适合的。”（二）“从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世界文字有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是：从图画文字经过表意文字而到拼音文字（中间还有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两个阶段）。跟表音文字来比，汉字在文字发展史上是比较过时的东西，不能把它的优点夸大，说得比处于文字发展高级阶段的表音文字还好。”（三）“认为汉字是决定于汉语的特性这个错误论点的必然结论就是汉语不适于用拼音文字。汉字本身的发展历史就否定了这个说法。”他所说的“汉字本身的发展历史”指的是假借字的使用和形声字为主的现象。（四）“汉字不是不能改动的汉‘民族形式’”。（五）“既然现在的文字有的是进步的，有的是比较落后的、原始的，既然文字的本质不过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工具，它跟任何民族和任何民族语言都没有必然的联系，也谈不到什么‘民族形式’，那末，当咱们为没有文字的语言创立文字或是原来有文字而进行文字改革的时候，完全可以选择世界上最进步的文字，也完全应该用政令来推行这种文字。这叫做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六）“我们主张文字改革的逐渐过渡是，汉字和拼音文字在长期共存中，逐渐走向以拼音文字为全民交际的书面语。”这篇文章立足于说理，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李振麟强调了从“图画文字－表意文字－拼音文字”的文字发展规律来看问题，这是富有理性的。周有光的提法略有不同而基本思想相同：“更重要的是文字制度的发展。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从形意制度（picto-ideographic writing）到意音制度（ideo-phonetic writing）再到拼音制度，拼音制度又从音节字母到音素（音位）字母，从只表辅音到兼表元音。音素字母的拼音文字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它用最少的符号写出任何复杂的语言。从形意制度到意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一次飞跃，从意音制度到拼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二次飞跃。”“任何一种语言，可以用繁难的符号书写，也可以用简易的符号书写，可以用意音制度书写，也可以用拼音制度书写。更正确地说，任何一种语言，如果它的文字符号是繁难的，迟早要发展为简易；如果它的文字是意音制度，迟早要发展为拼音。这是落后让位于先进的规律，决不因为语言特点和社会习惯的不同而有例外。”（周有光1979:2-3）
后来有人指出，“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是世界上所有文字中两个最大的不同系统。认为西方的这个文字演进三阶段也同样适合于中国的汉字，这个结论，完全是靠理性判断和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来的，并无事实根据。而且，以前和现在的所有论者皆无法提供足以证明这个结论的事实根据。”（刘光裕1985）
1957年的论战，是因不正常手段而终结，文字改革（汉字简化）工作错过了惟一一次早期修正和完善的机会。从此人们噤若寒蝉。直到拨乱反正，学术上一般问题的争鸣才开始正常化。
1958年1月，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到有关汉字前途的问题，他说：“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谈，因为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范围。”这个提法是稳妥而合理的，对文字改革工作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阶段：1986年以来
新1985年12月，国务院将原来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于1986年1月6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确定当前已经进入了以“四化”建设为重点的新的历史时期。会议宗旨是在党的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的指导下统一思想，明确任务。中央规定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当前的主要任务。关于汉字地位和文字改革问题，新的提法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必须强调的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作为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它的作用。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它是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注音工具，并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方面。”这是明确表明现行汉字的合法地位，并表明汉语拼音不具有文字性质。这是对“汉字过时论”的否定。二、“汉字的前途到底如何，我国能不能实现汉语拼音文字，什么时候实现，怎样实现，那是将来的事情，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现在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并且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但是仍然不宜匆忙作出结论。”这表明文字改革不是当前的任务，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讨论。
在“不同意见可以讨论”的气氛下，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和评价汉字优劣及文字改革运动的得失，出现不同意见的争鸣是正常的。而且，只有充分开展不同意见的争鸣，才有利于学术发展和对语言文字工作认识的进一步深入。
1989年，由袁晓园任社长兼主编、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主办的《汉字文化》杂志创办。这是一个明显带有学派气味的刊物。该刊旗帜鲜明地鼓吹“汉字优越论”，反对“废除汉字，走拉丁化道路”。出于学术争鸣的需要，《汉字文化》的诞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许多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和学者曾在该刊发表文章。
1991年10月23日，由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电视系列艺术片《神奇的汉字》在北京举行首映式。该片热情赞颂汉字伟大的历史功绩和卓越的现实价值，对文字改革运动加以反思。其中对于汉字优越性的表述，有些提法值得商榷，引起争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文字应用管理司于1992年1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神奇的汉字》专家座谈会，并以《〈神奇的汉字〉专家座谈会纪要》作总结，对《神奇的汉字》予以较严厉的批评。随后《汉字文化》发表文章《语言文字工作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以反驳。
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讨论汉字问题的文章很多。下面摘录8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和观点（按时间为序；摘录难以全面反映该作者的观点，请阅读原文）。
张志公（1984）：“汉字生命力之所以这么强，我想第一是由于汉字同汉语这种语言相适应。”又根据文化传统的继承性和教育的连续性规律，认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汉字不能废除，也废除不了”。
高家莺（1986）：“文字是记录语言、传递信息的视觉符号系统，它的基本职能是供阅读。据统计，现代科学研究有30％～40％的时间是花在阅读文献资料上。随着人们阅读需求量的空前倍增，阅读速度问题就变得突出起来。”她从“四个方面对方块汉字和拼音文字的阅读速度进行了比较。比较结果表明：方块汉字比拼音文字信息密度大，视觉分辨率高，字形占空间小，有利于提高阅读速度；虽然方块汉字的感知单位与语言单位的一致程度比拼音文字差，影响了阅读速度，但就总体来说，方块汉字的阅读速度还是比拼音文字快。”
许嘉璐（1989）：“现在摆着两条路。一条就是继续沉浸在汉字落后论中，冥想着一个世纪、两个世纪，或者更多世纪之后，实现拉丁化。因为汉字也是约定俗成的，也是进入了民族的观念和意识之中的，一朝之间改，天下大乱。恐怕得随着一代一代人的辞别人世，即使拉丁化，慢慢要到几个世纪。可是时代不等人呀。这一条路就要拖我们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拖我们迎接挑战的后腿。另外一条路，就是大家一起来研究汉字的特点、汉字的优势，充分利用它，发挥它的优势，来迎接挑战。”（转引自：《汉字文化》1996-3:1）
周祖谟（1991）：“过去很长时间，很多的学者认为汉字难认，难念，难写。其实呢，对于汉字的性质，以及它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上所起的作用跟它的特殊性并没有很好的深入地去研究，去理解。”“对汉字而言，第一我要说它是科学的，第二是容易学。关于容易学就是指的刚才讲的教学方法要有科学性的安排。”
袁晓园（199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所谓表形表意表音的人类文字发展的共同规律是不存在的，建立在这个不存在的规律的基础上的‘汉字落后论’、‘汉字难学论’、‘拉丁字母万能论’是错误的，由此而制定的走向拉丁化拼音化方向的‘文字改革’，也是完全错误的。”
苏培成（1992）：“汉字是汉族人民创造的自源文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后还要继续使用下去。”
尹斌庸（1992）认为汉字的习得效率应该说是比较低的（与拼音文字比较）。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基本符号数太大。二是类推率太小。“尽管如某些人所说的，汉字有许多独特的优点，但是习得效率低的这个大缺点是无论如何否定不了的。最现实的办法就是采用汉语拼音作为辅助文字工具，来弥补汉字习得效率低的缺点”。
王开扬（1992）：“百年来的汉字改革运动史表明，无论是改良汉字，还是改革汉字，其动机都是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的，而不赞成的人都是从少数人的方便和好恶出发的，两个阵营划然有别。”
伍铁平（1993）：“既然我们现在和可见的未来用的是汉字，教的是汉字，自然应该歌颂汉字。如果我们仍然像上引名家（按指瞿秋白、鲁迅、吴玉章等）那样贬低汉字，或者像当代个别人有个时期那样，宣称‘汉字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并在课堂上这样教学生，学生还会好好学习汉字吗？爱国主义教育中包括热爱祖国的语言和文字，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就我所翻阅过的文献来说，我国大陆40多年来很少进行热爱汉语和汉字的教育，这是严重的失误。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某君对‘赞美汉字’如此反感，说它是‘一风吹’是‘为少数人着想’。”
侯一麟（1994）：“哪种语言用哪种文字，决不是随意的，是由这种语言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是经过了几千年的自然选择、适应、修正过程的。一但用了一种文字体系，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影响和制约，汉字源远流长，已经对汉语有巨大的影响，并业已成为汉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仅从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角度讲，汉字拼音化也行不通。”
尹斌庸、苏培成选编的《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1994）选辑了一批讨论汉字评价的论文，其中较多是批评“汉字优越论”的文章。《汉字文化》发表了一些比较系统地总结和反思“汉字落后论”的文章，如汤云航的《“汉字落后论”评议》，谢晖《走出汉字改革的误区——汉字落后论批判》等。
平心而论，新时期关于汉字问题的讨论，从语言文字学专业水平来看，持汉字优越论的作者群当中非专业人士相对较多。不过，专业水平较低，不见得眼光也一定较低。当年陈梦家（1957c）曾说：“群众对于语文的知识，可以是不高的，但不能说成是幼稚的。可以是不很正确的，但不一定象专家那末有成见——那些可能是对的成见，也可能是极错误的成见。文字改革是一切使用汉字的人的事，群众都有说话的权利；他们说的话可以是不在行的，但不一定都是错的。”所以，对于非专业作者的意见宜从大处着眼，而不应纠缠于细枝末节问题。
我们注意到，讨论文章有的还存在感情用事的缺点，或火气较大，或语含讥讽，有的还扣帽子，甚至上升到“立场”问题。但是总体上看，这是一场思想解放以后出现的学术争论。这些争论将有助于语言文字建设的健康发展。我们相信，只要本着追求真理的信念，客观、理智、科学地看待汉字评价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人们对汉字的认识必将越来越全面和深入，并逐渐接近认识的一致。
汉字简化问题
1950年，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文字改革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应首先办简体字的指示，文改会开始着手汉字简化的工作。汉字简化是汉字的“改良”而不是“改革”。经过数年的酝酿修订，《汉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由国务院公布。
在1957年有关文字改革问题的“鸣放”中，一些专家和群众还就汉字简化方面的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简要摘录如下：
陈梦家（1957d）：“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
关锡来信：“文改会仅仅是为了简化而简化，单纯地把汉字笔划减少了而已，所以这个工作变得不理想了。甚至比原来的汉字难学难认了。”（陈梦家1957c）
杨晦发言“现在小学生学简体字，实际上是双重负担，因为我们不能把小孩子看的书都印成简体字”。（倪海曙1957）
叶圣陶（1957）主张：“汉字简化采取约定俗成的原则”，“尽量采用群众已经通用的简体”，而“不要随便创造简体”。“还不到约定俗成的地步的同音代替，或者给某个字一个新任务，让它代替同音的另一个字，我都不赞成。”
《光明日报》综述群众来信意见提到：“简化汉字工作做得不够好，已经在青年学生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有许多人任意生造简化字，随便用同音字代替”；“一些青年人受文字改革宣传的影响，认为将来汉字必废，就不认真地学习现行的汉字”。（倪海曙1957）
施蛰存《倒绷孩儿》（《文汇报》1957-4-26），以杂文形式反映简化汉字（主要是同音代替字）造成混淆和阅读困难。（倪海曙1957）
有关汉字简化问题的不同意见，应该说大多是中肯的，遗憾的是，随着“反右”斗争的展开，那些意见都没有被接受。这表现在1977年12月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一味求简，乃至大量采用同音替代字和俗字，影响了文字的稳定性，加重了社会用字混乱的现象。
1986年初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汉字简化工作问题上有两个重要决议：一是宣布废除《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二是提出“今后，汉字简化应持极其慎重的态度，使文字在一个时期内相对稳定，以利社会应用”。据傅永和的报告，在“需要不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的问题上，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有的主张“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理由是：1、简化字“给人们的认读和书写带来不少方便”，但“简化的字数并不多”，“笔画简得还不够”。2、“从印刷铜模刻制，手工检字、刻字，工业产品名称的漏铸，以及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点阵字模的设计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来看，也需要继续简化汉字。”3、“从汉字的演变看，汉字字形演变的总趋势是简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能违背这一规律，人为地停止简化汉字工作。”
有的主张“不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理由是：1、“如果继续简化汉字，有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不考虑：简化汉字，实际增加了现行汉字的数量。青少年学的是简化字，被简化的繁体字有好多不认识。当他们阅读简化以前出版的书籍时，碰到不认识的繁体字，就需要花费时间去学习，这样，他们就需要学习两套汉字。这不仅加重了他们的学习负担，而且也影响了阅读效果。如果继续简化下去，简化字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多。而简化字的数量越多，青少年的负担就会越重。”2、“从语文工具书及其他专业工具书的性质来说，它们的用字应严格遵守文字的规范。但大型工具书的出版周期长，使用的时间长，不可能一两年一变。如果汉字不对简化，为了保证工具书用字的规范，就要不断改版重印。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印刷技术条件和财力来看，是达不到上述要求的。这样，势必出现国家公布了新的简化字，但在已经或正在出版的大型工具书中仍然使用被简化的繁体字的局面，从而造成社会用字的混乱。”3、“从有利于目前计算机的汉字存贮考虑，也不需要再继续简化汉字。”
在新时期，汉字简化方案已推行三十年，但对于简化字和繁体字的不同看法依然存在。
周有光（1978）很早就意识到简化字带来的一些问题。他说：“简化笔画，不是有利而无弊的。笔画越简，近形越多。新造声旁，声调难准。同音代替，意义易混。笔画简化如果造成读音繁化、意义混乱、形体难辨，那就得不偿失。”“一个重大问题未能解决：学了简化字，能否不学繁体字？能否使小学生和中学生只接触简化字，不接触繁体字，等到进入大学以后再接触繁体字？没有正式的答案。但是，群众知道：不能！教科书以外，简化字读物少，繁体字读物多；一进图书馆，几乎是繁体字的世界。汉字的特点是：死而不僵，废而仍在。简繁并存，简繁都学，是否增加了负担呢？”
吴小如曾对青少年不识繁体字的后果感到担心：“流传了几千年的繁体字在我们青少年中还需不需要认识？如果可以不识繁体字，则本世纪（按指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任何一种报刊杂志和图书典籍将有无法查阅使用的可能，这对今后是很不利的。”（《新民晚报》1996-1-19）这个耽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简化字客观上形成海峡两岸用字的不统一。袁晓园在1988年提出“识繁写简”的口号。这个口号也受到一些激烈批评。
詹鄞鑫（1991）曾指出简化字中不合理的问题：“由于不能任意类推给学习和使用带来的不便几乎足以抵消由于简化带来的方便。用字不规范现象，相当一部分是由于类推错误所导致。”（p305）后来（2002）又从信息处理的角度对汉字简化历史作反思：“如果我们要对简化字作评价，并不是简单地把简化字跟繁体字作比较，而应该是对整个汉字体系，也就是增加了简化字的汉字体系，跟还没有增加简化字的汉字体系作比较。这样就会发现，简化字的推出大大地增加了汉字的总数。这不仅增加了汉字学习的负担，对计算机的汉字处理尤其不利。”“简化字（偏旁）类推原则势必造成计算机字符集的严重膨胀而且还不能应付使用。如果取消类推法，又将造成汉字偏旁体系的混乱和不统一，显然也是行不通的。”“在电子文本简化字和繁体字相互转换的时候，由于简化字和繁体字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就不能实现完全的自动化，不得不采用人工检查逐个判断处理。这就给计算机处理的效率提高带来极大的障碍。……这是简化字带来的又一个严重后果。”
对于关系亿万人民日常应用的汉字问题，出现争论不仅是正常的健康的，而且是必要的。真理从来就不害怕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们相信，经过历史的冲刷，真理必将越来越明。让我们引两段话作为结尾：
张志公（1984）：“汉字有功劳，有它特有的长处，并且凝聚着强烈的民族感情，所以许多人不肯改革。另一方面，到了清朝后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有很多知识分子，想通过科学来挽救祖国的命运。他们感到，我们国家之所以落后，……汉字难是很重要的原因。从这种感情出发，他们急于要改革汉字。这两种感情，一种要爱护汉字，一种要改革汉字，看上去是矛盾的，对立的，其实都是一个出发点：爱祖国。两种感情都是可爱的，都是可尊敬的，这正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所看到的不同的方面实际上是统一的。所以在客观地探讨汉字的问题时，就要全面地、深入地、科学地加以考察，汉字到底有哪些有利因素，有哪些不利因素，不抱个人偏见，不带任何感情，这样才能实事求是。”
苏培成（1994）：“对汉字的前途，现在还不能做出结论，有待今后继续深入研究。近几年围绕汉字开展的学术讨论，加深了我们对汉字的认识，促进了汉字的研究。”
参考文献
陈梦家 1957a 《略论文字学》，《光明日报》2月4日；《辩论》，224-227页。
陈梦家 1957b 《慎重一点“改革”汉字》，《文汇报》5月17日；《辩论》，228-230页。
陈梦家 1957c （关锡）《一封讨论文字改革的信》，《中国语文》6月号；《辩论》，237-241页。
陈梦家 1957d 《关于汉字的前途》，《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双周刊第82期（5月19日）；《辩论》，230-236页。
杜松寿 1957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怎样利用文字改革问题向党进攻》，《中国语文》9月号；《辩论》，116-126页。
傅斯年 1919 《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新潮》1卷3期。
高家莺 1986 《试论方块汉字和拼音文字的阅读速度》，《语文建设》1、2期合刊；《评价》，163-172页。
侯一麟 1994 《英汉两种语言之文字基础的比较研究及其意义》，《汉字文化》4期。
蒋善国 1957 《从汉字的本质上谈汉字改革》，《文字改革》11月号；《辩论》，213-223页。
李敏生 2000 《汉字哲学初探》，北京：社会学科文献出版社。
李振麟 1957 《关于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的一些争论》，《语文知识》8月号；《辩论》，51-60页。
刘光裕 1995 《关于汉字落后论——兼谈三点意见》，《汉字文化》第3期，20-24页。
罗常培 1952 《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字改革的条件》，《中国语文》8月号。
倪海曙 1957 《文改鸣放录》，《语文知识》9、10、11、12月号连载；《辩论》，1-45页。
钱玄同 1918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杂志4卷4号。
仁言信 1951 《不应当歪曲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国语文》7月号。
汤云航 1994 《“汉字落后论”评议》，《汉字文化》第3期，10-18页。
唐兰 1957a 《再论文字改革基本问题》，《中国语文》3月号。
唐兰 1957b 《行政命令不能解决学术问题》，《人民日报》4月18日。
王开扬 1992 《论研究汉字的立场、方法与学风》，《语文建设》第8、9、10期；《评价》，105-123页。
王力 1957 《批判右派分子陈梦家关于反对文字改革的荒谬言论》，《文汇报》10月30日；《辩论》，196-207页。
王宁 1991 《汉字的优化和简化》，《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1期。
吴玉章 1955 《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在1955年10月15日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所作报告）；《语文政策》，148-156页。
伍铁平 1993 《与汉字有关的两个政策问题》，《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41期（9月），31-38页
谢晖 1994 《走出汉字改革的误区——汉字落后论批判》，《汉字文化》第3期，19-23页。
叶圣陶 1957 《谈汉字改革》，《文字改革》8月号；《辩论》，64-70页。
袁晓园 1992 《论“识繁写简”与“文字改革”——答吕叔湘先生》，《汉字文化》第2期，11-24页。
詹鄞鑫 1991 《汉字说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詹鄞鑫 2002 《汉字改革的反思》，《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29-30页。
张志公 1984 《加紧对汉字进行多方面深入的研究》（1984年12月上海市心理学会和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联合举办的“汉字心理学讨论会”上的讲话摘要。《评价》，3-11页。
周有光 1957 《文字演进的一般规律》，《中国语文》第7期。
周有光 1978 《汉字简化问题的再认识》，《光明日报》6月16日。
周有光 1979 《汉字改革概论》（第三版）（1961年出版，1979年第3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周祖谟 1991 《周祖谟教授讲话》，《汉字文化》第3期，17-19页。
资料集简称
语文政策 1976 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编《语文政策学习资料》，北京：北京大学（内部印刷）。
新时期 1987 全国语言文字工作秘书处编《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北京：语文出版社。
辩论 1958 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文字改革辩论选辑》，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第5篇：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最迟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体系完整的甲骨文，说明甲骨文只是汉字的流而不是源，汉字的起源还应上推一个历史时期。汉字起源的准确时间无从得知，具体过程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结绳契画说，有八卦易符，有仓颉造字说，但不论怎么说，汉字都是中华民族自己创造的，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汉字的发明可以堪称是史上一件非常伟大的史实。
汉字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表意文字，这与汉字的构字规则或俗称造字法有关。关于造字法，也有很多学说。如“六书”、“三书”、“四体二用”等，现有的学者还把“六书”细分为十种造字法，可谓见仁见智。不过这些观点都始终没有摆脱“六书”的影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给“六书”下定义的：“……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拙，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扌为，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一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的解释似乎不是按六书出现次序排列。最早出现的应是象形字，不但汉字如此，其他民族的古文字如苏美尔的稧形文字，埃及的纸草文字，最初也都是象形字。这是人类先民对自然界的共同反应。但能够画成象的文字毕竟有限，后来就出现了指示和会意。这大大扩大了汉字的范围，也使汉字从图形化向符号化迈进了一步。从理论上讲，这三种造字法能造出一切汉字，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扩大，造字速度远跟不上思维和语言的发展。于是依声托事出现了假借字。假借字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极具挑战的关键。其他古文字在假借字大量涌现后，纷纷转向了拼音文字，惟独汉字英雄不改本色，从此汉字走向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解决假借字带来的困扰就是后来的转注字和形声字。因为假借字是借用已有的汉字表达新事物，所以一个汉字就会有数个几乎毫不相关的意项，这很容易造成混乱，转注字就往这些身兼数职的假借字上填加不同的义符把它们区别开来。到后来造字干脆就择取义符和声符拼起来便成为形声字。形声字的出现，使汉字最终定形，使汉字几乎不可能向表音文字发展了。从象形字到形声字，这是汉字构字的特殊思维方式，所谓文字，就是“盍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与此同时，汉字的字体也历经数次变化，一般认为是经过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隶书以前是古文字阶段，其字体非常繁杂，也颇有争议，从隶书起是今文字阶段，意见较为统一。汉字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中举足轻重的一步，它对后世的影响和作用几乎可与仓颉造字相媲美。隶书从秦代开始逐渐形成。秦始皇“六王毕，四海一”，但他最大的贡献应是“书同文”。因为文字的统一，使后世中国基本上处于团结统一的大局面。当然秦国最初统一的是小篆，但小篆的统一直接推动了隶变。隶书使汉字的象形意味大为减弱，却大大增强了汉字的符号性，也使汉字更加整齐统一，更加简化，便于辨认和书写，为汉字的推广和运用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对汉字进行了简化，这是继秦始皇后第二次运用行政手段对汉字的整理。简化的方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八种：保留轮廓；部分代整体；更换形声字部件；形声字与非形声字互变；同音代替；借用古体；草书楷化；记号代替。这些方法都是“古已有之”，并不是随意简化的。简化字的作用是明显的，至少在扫除文盲方面有积极意义。不过繁体字在现代仍有很大的市场。秦始皇的“书同文”被历史证明是伟大进步，简化字的意义也将有待于历史的检验。
纵观汉字的发展，总趋势是从繁到简，从图画性到符号性。简化的结果是普及，使汉字从统治阶级的特权中解脱为大众使用的工具。符号化的结果丰富，使汉字能表达记录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但不论怎么发展变化，汉字的内在精神是没变的，那就是汉字的表意性。无论是秦汉的隶变，还是当代的简化字，都还保留了表意性质，表意性是汉字与其他文字相区别的本质特点。汉字之美，汉字之神，几乎一切汉字现象都可以从它一脉相传，从未间断的表意去寻根究底。
二、汉字演变中遭遇的种种现实挑战
在古代，中国人虽没有狂热的，但绝对信奉自己的文字，几千年来几乎没人怀疑过汉字。然而到了近代，随着国力衰退，列强侵凌，汉字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倔强的汉字毕竟经受了这严峻的挑战，古老而又焕发新意的汉字依然屹立于东方大地。
汉字所遇的第一次挑战是拼音文字。当晚清被迫卷入世界，大量洋文随着洋货涌入中国时，因汉字是表意文字，在读音方面不如拼音文字那么直观，加之难写难认，汉字一时显得那么手无足措，孤独无援。为了图强救国，不少学者提出全盘西化，包括汉字拼音化。连鲁迅也不可置信地说过“汉字不灭，国家必亡”。汉字拼音化的争论持续了很久，乃至建国后还有拼音化的言论。可是汉字没灭，中国也没有亡。但这场争论确实促进了中国对汉字注音的反思。汉字的单音节虽然和谐，但我们长期缺乏为汉字注音的好方法。所以汉字音韵有受外来语滋乳的传统，东汉魏晋时印度佛教梵文的传入促进了反切的形成和发展，这次西方文字的输入则促进了汉字音韵的更大发展。
当时，受西方拼音文字的影响，曾出现很多种注音方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套“注音字母”，这套注音系统，除了书写不同外，其他都很接近汉语拼音方案，而且与汉字有直接联系，故当时很受欢迎，现在的字典也同时用“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方案为汉字注音。1958年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取代了“注音字母”。《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有力地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从此不难看出，汉字始终处于中心地位，拼音只是辅助认读的手段，我们成功地处理好了汉字读音的问题。
不久，另一个更具威胁的挑战接踵而来，那就是汉字的计算机输入。不能用计算机来处理汉字信息，那就注定要被现代化的浪潮所淘汰。对汉字来说，这几乎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计算机是为英文输入设计的，制约汉字编码的瓶颈是汉字字数繁多，字型复杂，相似字又很多。可是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汉字总量不断增多，但常用字基本保持不变。上世纪80年代国家教委国家语委公布了常用字2500个，覆盖率为97.97%，次常用字1000个，两者共覆盖99.48%，其中最常用的42个字就达25%的覆盖率。由此可见，绝大部分汉字是躺在字书里休闲的，这对汉字编码很重要。经过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汉字编码问题很快解决了。不但解决了，汉字输入还有诸多特点，从创新的角度再次表明古老的汉字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总之，所谓传统，“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有个发展的过程”。汉字更是不断发展进步的，汉字有着博大的胸怀，一方面它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本质，一方面又勇于吸纳其他文字的长处。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汉字仅仅作为艺术品存在于博物馆里的某些真迹或伪迹中，也不希望看到，汉字仅仅作为外国汉学家和中国汉学家研究的对象。正如一位外国人士所说：“世界上有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一字，都是一首优美诗，一幅美丽的画，你要好好学习。我说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论文关键词：汉字发展演变现实挑战
论文摘要：汉字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表意文字。纵观汉字的发展，总趋势是从繁到简，从图画性到符号性。但不论怎么发展变化，汉字的内在精神并没有变，始终被一脉相承地继承与发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然而，到了近代，随着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大幅接轨，汉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严峻的现实挑战下，倔强的汉字正以自己博大的胸怀，一方面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本质，一方面又勇于吸纳其他文字的长处，从而使汉字作为古老而又焕发新意的文字依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大地上。
参考文献：
［1］许嘉璐.古代汉语［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2］董琨.中国汉字源流［M］.商务印书馆，1998.
［3］何九盈.汉字文化学［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第6篇：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族文化；认同；汉字教育
中图分类号：H0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2018207
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现代性促使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变革使中国社会的原主流价值系统已受到挑战，各种不同价值观相互激烈冲突。特别是西式消遣型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盛行，使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民族文化的情感和特色意识日趋淡化，浸入到了文化最微观层次――语言。英语教育的火热，汉语教育的被轻慢、汉语水平的下滑，打破了国人在自我和集体文化认同方面的稳定感和连续感，引发了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我（们）是谁”，“我（们）在哪儿”，“我（们）何去何从”，正成为广泛人群的日常生活议题。
语言是文化的符号和内容，伴随语言的消减，文化的多样性也即消减。汉语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元素，作为记录汉语符号的汉字，更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而传递人类已创造的文化是教育的功能[1]。面对日益普遍化和趋同化的现代性，汉字教育必然面临着一项艰巨而又义不容辞的任务与挑战。同时，汉字教育联结着文化认同，汉字文化教育也必然成为推动民族文化认同的有力途径与方法。因此，如何通过汉字教育以强化民族文化的认同，正是本文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汉字的文化教育功能
（一）文化概念综述
“文化”是学术发展史上最复杂的术语之一。从初始的“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2]，经过“文化是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表达了某种意义和价值标准”阶段 [3]，将文化视域从一种单纯的文化领域扩展到了社会生活领域，使文化研究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符号理论的引入，引领文化朝着自然的方向转变。最终，以社会结构意义为价值取向的“文化”被当作是：一个整体社会中长期、普遍起作用的行为模式和行动的实际准则，构成常被归为“生活方式”的那种东西。
“个体行为意义”上的“文化”是个体习得的产物，包括一个人类群体成员为了在他参与活动的这个群体中被相互接受地交往而必须知道的东西。文化被指是符号和意义，是一种相互联系的，由传统价值、现行公共知识和概念、具体行为、手工艺品等组成的系统，隐藏在有形中的物质、制度等里面的符号、意义、构思成为人类社会得以区分的标志[4]。文化的中心是“意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体验与内心世界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主观意义[5]。人们通过对“意义”的感受、学习、体验去认识事物。通过交际和模仿，将意义、构思有声有形或悄无声息地传递给下一代，浸润着下一代[6]。因此，文化包含制度、艺术、符号、行为、价值观等，它隐藏的意义、构思能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各种媒介实现着其本身固有的实践性，影响着人类的行为与观念。
（二）汉字的文化根源性
汉字是记载汉语符号的书写体系，是古人“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取诸于身与物”创造出的，具有“点化成文、合文为字、以垂宪象”的结构特征。造字之初，其形体反映了上古社会形形的文化内涵，人们可以通过字形的分析窥测上古社会的生活状况。在后世使用汉字的过程中，汉字又不断凝聚社会文化，滋生文化，创造文化，最终缔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胚胎，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运思能力和价值取向，成为中华文化之源、中国文化的脊梁、中华民族形成的基本要素。汉字以意象结构直接体现着民族文化的全部蕴涵，其构形蕴藏着浓郁的人文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主体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是把客观事物和思维主体对立起来，不以外部事物及其客观性质作为思维对象，而是从内在的主体意识出发，按照主体意识的评价和取向，赋予世界以某种意义，将主观理念和情感投射到自然界[7]。因此，汉字的构建以人为立足点，将“文”“化”为关于自然万物诸象，包括山川、天体、土地、森林、树木等；“化”为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包括器皿、房屋、服饰、戏剧、艺术、庄稼、交通工具等；“化”为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制度，以及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以礼仪、民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包括语言、法律、制度、风俗、习惯、仪式等；“化”为人类在社会意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由于汉字独特的认知方式在中国教育传统中的作用，汉字作为一种认知体系渗透到教育的各个层面，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与阐释中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在“文化认同”的语境下研究汉字教育问题，也就是在汉字文化系统之间的背景中对汉字进行“文化”的解释与教学，使学习者了解各种文化因素是如何转化成“汉字的一部分”，汉字又是如何表达一定的文化结构，进而达成和实现
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
（三）汉字教育的去文化性
中国传统语言学对汉字认识的精髓在于指出汉语句子以“字”为立足点，是“因字而生句”，以字的流程显局势[8]。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首次对人类文字的性质作了二重区分，指出汉字的“表意”与概念可以直接联系，汉字具有独立于口语的“第二语言”的特性[9]。作为“第二语言”的汉字融合了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以意象结构直接体现着全部民族文化的蕴涵，关联着国人的动态行为的联想，传递着国人的情感与价值取向。由此可见，汉字本身是认同于文化的，具有独特的文化教育功能。
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了西方话语中心的反文字立场，反对汉字、汉字本体的文化阐释模式，导致了中国传统学术话语的崩溃，促成了文字成为语言的工具，语言学也变成了工具之学。“五四”拉开了一场持续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去汉字化”运动，中国学术的主流也将“文”贬低为工具，使传统以文字为本探求音形义关系的小学，被剥离成具有西方学术话语的语音学、词汇学、语言学。传统语文学深厚的人文精神被抽空，汉字浓郁的民族文化蕴涵被掩盖在一套抽象的、形式化的符号规则系统和交际工具之下。其结果是汉字学成了汉语学的附庸，从未真正地获得自己的学科话语和独立的学术话语，汉字文化教育功能因西方语言中心的压制而失语。至此，现代小学阶段的汉字教育已经演变为“主要通过反复的读音、拼写操练和单调乏味地死记硬背语法来获得字义的理解与实际的运用的识字教育”[10]。在中学的语文《新课标》虽然已经明确了“汉语言文字作为主体文化的存在”，但是囿于考试的冲击和升学的压力，语文教育已经丢掉了其承载的道德教育和文化性格培养的根基，丢掉了民族文化传承的根本任务[11]。
对于教育功能来说，文化已经超越了书本上的符号或非符号形式的知识和课程中的教学内容层面，成为开发学生生命潜能的资源和力量，致使教育要对文化进行取舍、整合与转化[12]。此种教育文化视域中的汉字教育实际上应该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不仅具有工具性，更具有传递文化、整合文化、创生文化的内在意义。“文化的认同”恰恰是践行和实现这种教育目的的必要路径。
三、文化认同的理论本质及其特征
（一）认同理论的历史演变
认同（identity）是一个从心理学引入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哲学上认为“认同”是同一事物“在变化中的同态或差别中的同一”。心理学意义上的“认同”一词最早由精神分析学派大师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认同是个体与他人、群体或被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之后，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13]。经过发展，这一心理学术语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各个理论共享的理论词汇。另外，认同理论还深受米德 “符号互动论的”影响，把世界看成是符号的、象征的世界，相信主体在积极介入经验世界时，通过互动的方式重构自身。
20世纪70年代，泰弗尔等人提出“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用于对群体社会行为的解释。基于现实冲突理论：如果群体目标不一致，一个群体以其他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获得自己的目标，就会出现竞争，群体间就倾向于有歧视的态度和相互的敌意；如果群体的利益一致，所有群体都朝同一目标努力，彼此之间更容易建立共同的、友好的、合作的关系。泰弗尔采用最简群体实验范式，创建了微观“群体世界”，研究得出结论：当被试单纯地知觉到分类时，就会分给自己的群体更多的资源和正向的评价。这种认知上的分类，会让我们主观上知觉到自己与他人共属，而产生一种认同感，出现内群体偏向和外群体歧视[14]。社会认同理论把认同当作是个体对其所属群体的认知和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认为群体间个体会出现互动与分化、整合的趋势。此理论的建立，引起了对全球化中的国家认同、公民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等问题的讨论。
曼纽尔等人主张的后现代认同理论及其研究取向是现代认同理论的新趋向。他们关注全球化与现代性对个体或群体认同的意义，认为“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应该把意义构建的过程放到一种文化属性或一系列相关文化属性的基础上加以解释，因为这些文化属性相对于意义的其他来源要占有优先地位。他们指出：认同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将意义进行内化，并围绕这种内在化过程建构其自身所理解的意义时，它才能成为认同[15]。后现论探讨认同意识及其如何生成，引发了个体的身份认同、性别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深入探讨。
（二）文化认同的实质
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及内心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16]。文化作为一个相对具有独立意义的属性能够形成个体内群体认同，个体在选择自己所认同的群体时，有意识地依据由语言、文化价值和文化习俗等因素构成的文化属性来进行。民族文化认同选择意味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族群的最显著特征是其独特的文化，族群中的成员的识别特征主要是文化性的，而不是其他特性的。
文化认同的心理机制包括文化类属（cultural categorization）、文化比较（cultural comparison）、文化区辨（cultural distinctiveness）和文化定位（cultural definition）四个基本过程[17]。在个人层面上，影响着个人社会身份认同和自我认同，引导着人们忠于文化，从而保存和光大文化，最终将其纳入个人的价值观这一深层心理结构之中。文化认同是一种社会整合的巨大的社会心理资源，以文化为凝聚力整合和标识着多元文化中的人类群体，构成不同类型的文化群体。
汉字教育视域下的文化认同，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传统社会所创造和拥有的汉字文化的学习和接受，是学习者对汉字所蕴藏的意义、价值观及其相关的习俗、生活方式等文化因素的选择、获得、保持的心理过程。在学习者学习、使用汉字符号过程中，他们会遵循共同的汉字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汉字思维模式和汉字使用规范，获得汉字文化群体认同感（sense of we-ness）。汉字文化认同就是学习者所进行的对汉字意义的文化探求、认知、构建的心理过程。
同其他认同形式一样，文化认同的实质是自我的身份以及身份正当性的问题。具体地说，一方面，要通过自我的扩大，把“我”变成“我们”，确认“我们”的共同身份；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自我的设限，把我们同“他们”区别开来，划清二者之间的界限。文化认同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认同的指标不是人们的自然属性或心理特征，而是人们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通过汉字教育而达成的民族文化认同，是借助对汉字的字形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等文化因素的剖析，引导学生认知、理解汉字包涵的文化因子，构建自身的文化理念，确定“我（们）”的正当身份，获得诸如“我（们）是谁”、“我（们）在哪儿”、“我（们）何去何从”等问题的解答，强化我们自身的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化认同语境下，“我（们）”的身份确立过程就是“中华文化”的构建过程。是藉由汉字的教育，给学生树立中华文化的主流范畴，使他们接受一整套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获得中华文化的归属感、自豪感和责任感，从而使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得以确立和强化。
（三）文化认同特征
语言是文化认同形成的中介因素，个体社会化过程要借助一种普遍使用的语言。由于语言又是文化的标识内容和符号代码，文化价值和文化习俗等因素必须藉由语言的运用才能得到表达与阐释。而语言蕴育于社会文化之中，其语言内容、结构形式、表达方式都是在社会文化中构建的。语言、文化、认同具有内在的同一性，正是这些诸多的同一性构成文化认同的主要特征。
其一，“意义”是认同形成的基础。文化语言学家帕尔默指出：“意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体验，通过人们的内心世界主观作用而成；“意义”是人们对地球、太空、太阳的共同认识，对火、水、基本颜色的共同感知，对人之外貌、意图和一般场景的识别；“意义”也是文化与新经验的碰撞声，这声音来自传统对新生事物的同化和吸收，来自语篇与语境的交融，是在社会文化中构建成约定俗成的、人们互为预设的、共享共知的世界观[18]。语言是认同建构和维持的重要原材料，语言、文化和认同有直接的同构关系，“意义”则是三者同构的坚实基础[19]。
其二，“认知”是认同产生的条件。认知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之所以能够表达意义，从根本上讲就是认知模式激活的结果；而认知模式基本上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塑造成的，人们脑海中场景或语篇模型的形成则始于相关认知模式的激活与汇集；分散在大脑中的概念结构可以同时也可以依次激活，它们相互之间发出的共鸣声就是语言；由多维度和多层面的语义、语音、语法和世界观所激活的图式，经过长期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伴随，形成了套置的结构，正是这些结构使语言意义能够得以构建与获得[20]。因此，认同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认知，这些认知是由社会文化、社会群体组成和激发的。学习者会分解语言材料中的为社会所承载的文化因子，运用策略或者自然地与原认知观念进行匹配，产生认同。
其三，“建构”是认同达成的途径。认同不仅仅是一个自我观念，也是对社会观念的一种趋同过程，存在于个人、群体和社会之间。个体总是处于认同的建构中，不断地将客观事物纳入自我的观念体系中，用于指导个体自身的行为。认同是一种建构，具有积极性、创造性的个体能够依据自身认知理解、构建社会因素、文化和意识形态，通过语言建立对外界一切的认同[21]。社会文化中的诸多“意义”，通过语言的传达和人们的认知，藉由历史、语言和文化资源进行构建，获得诸如“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我（们）将会怎样”等认识，语言的获得过程即为文化认同的构建过程。
四、文化认同语境中的汉字教育理念
语言学习中个体认同的研究表明：认同在语言学习中是不可或缺的，学生在某种程度上会对语言产生认同；学生认同这个群体，他们能够诠释该群体及其行为方式，正负面的反馈信息都能有效地激发他们加入该群体的强大积极性，他们有能力促使自己适应该群体；在教育方面，学生的语言认同机制会直接影响对该语言的定位、态度、评价以及语言结构的分析[22]。这些研究结果对语言教育理论产生了新的挑战，教育必须对学生能产生语言文化认同这一现象做出回应，教育理论必须转变观念。因此，结合以上理论与论述，笔者提出文化认同视域下的汉字教育理念。
（一）超越的教育目的
汉字教育中的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已创造出来的、已定型的存在，以及以往历史的积淀，更是一种人与周围世界相互作用的关系。文化认同是人的活动，它不停止在历史或自然过程所给定的东西上，而是坚持寻求增进、变化和改革；不是单纯地问文化是怎样的，而是问它应该怎样的。文化认同要求个人和群体不断地采取主动行为，建立新的文化起点，从而以这种方式突破自然的固有性。正是这种活动为汉字历史文化提供了动态因素。认同的观念使文化冲出了“产品型”、“过去时”、“凝固态”的限定，扩展到“策略型”、“未来型”和“流动态”，给文化的内涵注入了生命的活力。中华文化在汉字教育中的功能强调的将是形成学生对周围世界和自己的一种积极而理智的，富有情感的探索、创造、超越意识的态度与作用方式，是开发学生生命潜能的一种力量。此种文化教育观是根植于中华文化的传统与现实的土壤之中，旨在孕育出超越历史与现实的文化，重建新的主流价值体系，维护和提倡中华文化体系中的高雅、经典文化。通过汉字教育，使学生建立中华文化价值观取向，达成中华民族身份和国家身份的确立；培养学生热爱民族文化的情感和了解不同民族文化的兴趣；使学生具有积极的、理性的研究态度和承担维护发扬光大本民族文化的责任心，以造就具有扎根于本土又向世界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创造现代文化能力的新人。
（二）多模态的教育技术
文化是培养精通概念的环境和手段，可以藉由现代化的数字媒体而变化成中心概念深入学习者的心里。汉字的意义来自于人们与自身生存环境的理解与交融，是中国人对自然万物意义的感知与类比。以汉字意义为基础，经过多模态的传媒中介，将各类意义还原为图片、文字、仪式、风俗等客观形式存在，从卡通、新闻、音乐、电视、小说、运动、电影、广播、戏剧等多种渠道与形态中发现汉字的各种意义与表现方式。作为意义的构建者，大众媒介通过文字、图片、录像等的全球性直播和日常性传播，将西方的自然和社会景观拉近至国人眼前的同时，也为海外华人社会提供了当代中国观念、习俗和生活方式的理想图景，为中国文化共同体想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符号资源，铸就并强化了中国文化认同的生成与推动过程[23]。通过媒介传播的汉字，一旦呈现在学生面前，就是一幅幅由线条组合而成的图画，往往使初学者的脑海中浮现种种图像，成为他们理解汉语的重要参照物。这种方式有效地呈现了汉字特定的意象性，构成了汉字学习的“共享背景”或“文化知识”，最大程度造就了学生认知模式激活状态。大众媒介将文化因素融入到汉字的形、义、音中，通过学生对此种汉字意义的理解、摄取，与自身原有的认知内容发生融合，经过反复积极的区分、筛选、比较、评价等思维过程，形成对汉字意义的建构，并将意义纳入已有的认知心理结构中，使文化认同得以形成。
（三）文化性的课程设置
文化认同视域下的课程，不只是书本上保存下来的各种关于字形结构、发音与意义的汉字知识，而是要求整个汉字课堂教学和课外的每一项活动，都应渗透、弥漫着文化气息和具有共同的文化追求。按历史的发展过程和现实的状态，课程设置首先需要反映出对现存的汉字文化作生成状态的判断和价值评析：判断汉字文化现象出现的条件，评析汉字文化合理的成份与程度，它在现实中是发展是不足还是过度以及分布状态与特点。并依此把握中华文化的特质与特殊价值，为混乱走向有序、无度走向有度创造必要的客观条件。此外，课程的设置必须能够体现汉字结构的内在关系以及具有相同偏旁部首的汉字之间的关系，列出纵横交叉的关系网络，判断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向与性质，诸如互补、互斥、包容与被包容。通过关系分析，可将上述经过评析的各种汉字文化联结，置于相互作用场之中，并给予恰当的定位（包括分层、分类、分阶段），形成新的汉字文化模式。最后，课程要围绕汉字教育目的，根据对象的年龄特点和学生需要、潜力的差异，从内容到形式进行改造。既要有相对稳定、对所有学生都适应的部分，还要提供可供学生选择的多样化的活动内容与方法，形成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文化内容与方式的机制。课程的设置应该注重文化认同方式的多元性，并阐明文化活动是认同产生的重要资源。这些活动包括对话表演、角色扮演、主题辩论和代码转换，能多方发展学生的听说能力，综合运用所学汉字的表达方式。课程必须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培养学生的文化品位和鉴别能力，这才有可能使学生从根本上建立中华民族文化认同。
（四）具备文化自觉性的教师
文化知识传达的关键是教师，文化认同语境下的教师应该具有文化的自觉性。这种自觉表现在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对外来文化的尊重；对民族文化价值的理解以及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使用；文化能力的提升，用自己的眼睛做文化观察，用自己的嘴和笔表达和传播[24]。文化能力的核心是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教师必须具有对文化现象的思考、分辨，以及对新文化的接纳与创造。汉字文化能力要求教师：（1）必须认识学生的汉字文化认同及实践，包括学生汉字学习内容、学习态度、学习方式以及价值观念，这是教师对学生汉字的最基本的信息了解。（2）把汉字本身当作是学习的焦点，应该从汉字的形式、功能、多样性等方面视作一个整体，并且与认同、文化、态度联结起来。（3）通过广泛的反馈和探索提高语言意识，在语言、文化、认同之间建立诚实、开放的对话，帮助学生展开对汉字功能、形式、主要用途、认同方式等方面的对话，了解学生的已知信息和汉字的多角度运用。（4）促进学生广泛地定期阅读与写作，学生应该大量阅读各类小说、散文、研究论文，以及各类汉语言文字主题的文献。同时，教师要赋予学生各种各样的写作机会，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5）创造机会和任务使学生获得大量汉字文化实践，满足学生的语言能力发展。懂得如何运用文化认同的教学方法、教学模式，使学生在学习中获得汉语言文字技能和文化知识。
（五）积极参与、创新的学生
按照特纳和泰弗尔的社会认同理论，个体会自动地将文化分门别类，自动区分内群体与外群体。个体通过分类，会将自我也纳入这一类别中，将符合内群体的特征赋予自我，进行定型。文化比较会使积极区分的原则发挥作用，个体积极的自我评价的需要得到满足[25]。在比较的过程中，个体倾向于在文化的维度上夸大群体间的差异，给予群内成员更积极的评价。个体的所有行为，无论是人际的还是群际的，都是通过自我激励这一基本需要所激发的。在群体内个体自我激励的动机会使个体在群体文化比较的相关维度上表现得更出色，更能清晰地辨别出不同文化间的差异。
文化认同的构建过程是个体积极参与的创造过程。大众传媒将优秀文化传统中字形之美、音韵之美呈现给学生，造成多样的形文之美和声文之美，引导学生在吟诵与写作过程中体验、感悟和生成汉字文化；把获得、创造与发展真正整合起来，使汉字学习成为学生发现新的可能性和培养突破原有经验、视野、认识、能力统一的过程；把学习书本的以各种符号为载体的知识与获得感性的实践经验有机整合。通过积极的参与，学生能在理解汉字原义和本义的基础上，赋于传统以新的解释，使传统价值转化为现代价值；通过积极的比较与区辨，学生能够找到自我位置，认清自己，发现别人，从认知、感情、行为上确立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中华民族文化，获得语言、文化、国家的归属感，并将积极地维持该文化认同以提高民族自尊心理和民族责任感。
五、结语
文化认同视域下的汉字教育仅仅是一个无形的文化教育理念。我们只能从理论的诠释和教学的实践中审视它的存在。从认同理论的角度来说，汉字文化在历时与共时的层面上都存在“同一性”与“差异性”问题。个体对于汉字文化的思维观念与现实存在之间持有一种互为建构的关联意识，这种关联意识是区别于其他文化形式而专属于汉字文化的本质特性。每一个参与汉字文化的个体都是该文化的潜在解释者，他们会根据自身的需要，通过对象、观念、行为等要素决定汉字文化认同的方式与内容。一旦对文化的认同性解释开始多样化，那么这种文化认同将成为多种话语的集合体，构成解读汉字文化的基本语境。这种文化认同的过程可能是一种统一汉字文化多样性的过程，或者是展现汉字文化认同多样性的过程。因此，对汉字文化认同的产生、维持和变化的研究，不仅是汉字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在“文化差异”的研究理念中实现其文化反思与实践的重要手段。参考文献：
[1] 王道俊.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25.
[2] TAYLOR E B. Primitive culture[M]. London： John Murray， 1981： 1.
[3] WILLIAMS R. Keywords[M]. London： Fontana， 1983： 237.
[4] BULLIVANT B M. Culture maintenance and evolution[M]. 1984：4-17.
[5] WUTHNOW R， HUNTER J. Cultural analysis[M].Boston， London， Melbourne and Henle：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25.
[6] NABUZOKA D， Empson J. Culture &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28-30.
[7] 申小龙. 汉字构形的主体思维及其人文精神[J]. 学术月刊， 1994（11）： 74-82.
[8] 申小龙. 论汉字的文化定义[J]. 汉字文化， 2006（6）： 19-23.
[9]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47.
[10] SHEK KAM TSE， FERENCE MARTON， WING WAH KI， et al. An Integrative Perceptual Approach for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J]. Instructional Science， 2007（35）： 375-406.
[11]王强. 关于中学语文教育中传统文化教育的思考[J].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1（6）： 4-8.
[12]叶澜. 世际之交中国学校教育的文化使命//“新基础教育”探索性报告集[M]. 上海：三联书店， 1999： 194-207.
[13] ERIKSON H E. Identity： Young and crisis[M]. Oxford， England： Norton &Co， 1968：5.
[14] TAJFEL H.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M].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6.
[15]胡斌. 文化认同――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视角[J]. 音乐艺术，2010（3）：70-75.
[16]杨宜音. 文化认同的独立性和动力性：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的演进与创新为例[A]. 海外华族研究论集. 台北：华侨协会总会出版，2002：407-420.
[17] TURNER J C， HOGG M A， OAKES P J， et al. 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 a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68-73.
[18] PALMER G B.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linguistics[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6：4.
[19] BELZ J A. Second language play a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multicompetent self in foreign language study[J]. Language， Identity & Education， 2002，1（1）：13-39.
[20] LEE S K. Multiple identities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A Malaysian perspective[J]. Language， Identity & Education，2003， 2（3）：137-158.
[21] GU MINGYUE M H TONG K. Space， scale and languages：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crossboundary students in a multilingual university in Hong Kong[J]. Language and Learning ，2012，26（6）： 501-515.
[22] NERO S J. Language， identities， and ESL pedagogy[J]. Language and Education，2005，19（3）：194-213.
[23] 石义彬、熊慧. 中国文化认同研究理论、语境与方法[J]. 新闻传播， 2011（3）：7-11.
[24] 成尚荣. 母语教育与民族文化的认同[J]. 教育研究，2007（2）： 22-25，32.
[25]吴文瀚.当代艺术传播向度转变之评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69-172.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Education and th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HUANG Xuemei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 R. China）
Abstract：
第7篇：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汉字 发展演变 现实挑战
一、汉字的古今发展演变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最迟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体系完整的甲骨文，说明甲骨文只是汉字的流而不是源，汉字的起源还应上推一个历史时期。汉字起源的准确时间无从得知，具体过程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结绳契画说，有八卦易符，有仓颉造字说，但不论怎么说，汉字都是中华民族自己创造的，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汉字的发明可以堪称是史上一件非常伟大的史实。
汉字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表意文字，这与汉字的构字规则或俗称造字法有关。关于造字法，也有很多学说。如“六书”、“三书”、“四体二用”等，现有的学者还把“六书”细分为十种造字法，可谓见仁见智。不过这些观点都始终没有摆脱“六书”的影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给“六书”下定义的：“……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拙，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扌为，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一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的解释似乎不是按六书出现次序排列。最早出现的应是象形字，不但汉字如此，其他民族的古文字如苏美尔的形文字，埃及的纸草文字，最初也都是象形字。这是人类先民对自然界的共同反应。但能够画成象的文字毕竟有限，后来就出现了指示和会意。这大大扩大了汉字的范围，也使汉字从图形化向符号化迈进了一步。从理论上讲，这三种造字法能造出一切汉字，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扩大，造字速度远跟不上思维和语言的发展。于是依声托事出现了假借字。假借字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极具挑战的关键。其他古文字在假借字大量涌现后，纷纷转向了拼音文字，惟独汉字英雄不改本色，从此汉字走向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解决假借字带来的困扰就是后来的转注字和形声字。因为假借字是借用已有的汉字表达新事物，所以一个汉字就会有数个几乎毫不相关的意项，这很容易造成混乱，转注字就往这些身兼数职的假借字上填加不同的义符把它们区别开来。到后来造字干脆就择取义符和声符拼起来便成为形声字。形声字的出现，使汉字最终定形，使汉字几乎不可能向表音文字发展了。从象形字到形声字，这是汉字构字的特殊思维方式，所谓文字，就是“盍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与此同时，汉字的字体也历经数次变化，一般认为是经过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隶书以前是古文字阶段，其字体非常繁杂，也颇有争议，从隶书起是今文字阶段，意见较为统一。汉字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中举足轻重的一步，它对后世的影响和作用几乎可与仓颉造字相媲美。隶书从秦代开始逐渐形成。秦始皇“六王毕，四海一”，但他最大的贡献应是“书同文”。因为文字的统一，使后世中国基本上处于团结统一的大局面。当然秦国最初统一的是小篆，但小篆的统一直接推动了隶变。隶书使汉字的象形意味大为减弱，却大大增强了汉字的符号性，也使汉字更加整齐统一，更加简化，便于辨认和书写，为汉字的推广和运用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对汉字进行了简化，这是继秦始皇后第二次运用行政手段对汉字的整理。简化的方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八种：保留轮廓；部分代整体；更换形声字部件；形声字与非形声字互变；同音代替；借用古体；草书楷化；记号代替。这些方法都是“古已有之”，并不是随意简化的。简化字的作用是明显的，至少在扫除文盲方面有积极意义。不过繁体字在现代仍有很大的市场。秦始皇的“书同文”被历史证明是伟大进步，简化字的意义也将有待于历史的检验。
纵观汉字的发展，总趋势是从繁到简，从图画性到符号性。简化的结果是普及，使汉字从统治阶级的特权中解脱为大众使用的工具。符号化的结果丰富，使汉字能表达记录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但不论怎么发展变化，汉字的内在精神是没变的，那就是汉字的表意性。无论是秦汉的隶变，还是当代的简化字，都还保留了表意性质，表意性是汉字与其他文字相区别的本质特点。汉字之美，汉字之神，几乎一切汉字现象都可以从它一脉相传，从未间断的表意去寻根究底。
二、汉字演变中遭遇的种种现实挑战
在古代，中国人虽没有狂热的，但绝对信奉自己的文字，几千年来几乎没人怀疑过汉字。然而到了近代，随着国力衰退，列强侵凌，汉字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倔强的汉字毕竟经受了这严峻的挑战，古老而又焕发新意的汉字依然屹立于东方大地。
汉字所遇的第一次挑战是拼音文字。当晚清被迫卷入世界，大量洋文随着洋货涌入中国时，因汉字是表意文字，在读音方面不如拼音文字那么直观，加之难写难认，汉字一时显得那么手无足措，孤独无援。为了图强救国，不少学者提出全盘西化，包括汉字拼音化。连鲁迅也不可置信地说过“汉字不灭，国家必亡”。汉字拼音化的争论持续了很久，乃至建国后还有拼音化的言论。可是汉字没灭，中国也没有亡。但这场争论确实促进了中国对汉字注音的反思。汉字的单音节虽然和谐，但我们长期缺乏为汉字注音的好方法。所以汉字音韵有受外来语滋乳的传统，东汉魏晋时印度佛教梵文的传入促进了反切的形成和发展，这次西方文字的输入则促进了汉字音韵的更大发展。
当时，受西方拼音文字的影响，曾出现很多种注音方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套“注音字母”，这套注音系统，除了书写不同外，其他都很接近汉语拼音方案，而且与汉字有直接联系，故当时很受欢迎，现在的字典也同时用“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方案为汉字注音。1958年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取代了“注音字母”。《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有力地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从此不难看出，汉字始终处于中心地位，拼音只是辅助认读的手段，我们成功地处理好了汉字读音的问题。
不久，另一个更具威胁的挑战接踵而来，那就是汉字的计算机输入。不能用计算机来处理汉字信息，那就注定要被现代化的浪潮所淘汰。对汉字来说，这几乎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计算机是为英文输入设计的，制约汉字编码的瓶颈是汉字字数繁多，字型复杂，相似字又很多。可是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汉字总量不断增多，但常用字基本保持不变。上世纪80年代国家教委国家语委公布了常用字2500个，覆盖率为97.97%，次常用字1000个，两者共覆盖99.48%，其中最常用的42个字就达25%的覆盖率。由此可见，绝大部分汉字是躺在字书里休闲的，这对汉字编码很重要。经过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汉字编码问题很快解决了。不但解决了，汉字输入还有诸多特点，从创新的角度再次表明古老的汉字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总之，所谓传统，“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有个发展的过程”。汉字更是不断发展进步的，汉字有着博大的胸怀，一方面它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本质，一方面又勇于吸纳其他文字的长处。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汉字仅仅作为艺术品存在于博物馆里的某些真迹或伪迹中，也不希望看到，汉字仅仅作为外国汉学家和中国汉学家研究的对象。正如一位外国人士所说：“世界上有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一字，都是一首优美诗，一幅美丽的画，你要好好学习。我说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参考文献：
［1］许嘉璐.古代汉语［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2］董琨.中国汉字源流［M］.商务印书馆，1998.
［3］何九盈.汉字文化学［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4］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第8篇：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汉字作为我国人类历史的“国粹”，已有十分悠久的历史，随着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剧烈变化，人们对汉字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有人主张废除汉字，走拼音化的道路；但也有人主张不能废除汉字。其实汉字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语言，它更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废除汉字就等于中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所以，汉字是坚守住自己的阵地，还是披上一层华丽的外衣，走上拼音化的道路呢？本文将从汉字本身的特点和汉字与拼音的比较，针对汉字的优越性，汉字对汉文化的影响，以及反对汉字拼音化的理由来进行分析和论述汉字到底适不适合朝拼音发展。
关键词
汉字；拼音化；特点；比较；理由
in chinese charact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k
abstract
chinese history of mankind as the "quintessence" has a very long history, with nearly a hundred years of violent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made a fierce debate, som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urge the abolition of the uk ； but others that cannot be abolished chinese characters. in fact, the chinese characters represent more than just a national language, it mo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ulture of one country,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o break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refore, is held his ground and was put on a fine coat, went to the spelling of the road? the article from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d chinese and phonetic comparison, the superior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o the han culture, and against the chinese phonetic of reasons to analyze and to dealing with characters just don't fit in the uk development.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 alphabetization; features; compare; reason
一、历史回顾
19世纪末开始，就不断有人发出文字改革的呼声，要求实现拼音化。1892年卢戆章提出他的“中国切音新字（夏腔）”，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从而揭示开了我国汉字改革的序幕。他还指出，汉字实现拼音化之后，“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关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①。 之后，汉字改革进入广义的拉丁化时期，并产生了“国语罗马字”和“拉丁新文字”，吴玉章、瞿秋白、鲁迅等人还发表了“汉字落后论”和主张废除汉字的文章，鲁迅还指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②。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向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后来还进一步指出了汉语拼音文字要采用拉丁字母，还专门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他们当时对汉字改革的总体规范是：先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等条件成熟再过渡到拼音文字。他们还相继出版了《文字改革》、《汉语拼音报》等报刊。经过反复的论证，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在全国正式推广应用，与此同时，汉字的的简化和整理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1964年编印《简化字总表》，1977年发表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82年改名为《增定汉字简化方案》），并整理了常用字和通用字。
80年代后，汉字改革运动较为缓和，1922年国务院批准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请求的通知里指出：“今后，对汉字简化应持慎重态度，使汉字保持稳定，以利社会应用”。胡乔木也说了：“中国文字要改革成为拼音文字，必然要有一个过渡期”①。 由此可以看出，汉字的改革工作并不是你想完成就能完成的了的，这必定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发展，须经过长期的努力，且不一定能够实现。在这之后，安子介、袁晓园、李敏生、段生农等人于北京成立现代化研究会，反对汉字拼音化，认为汉字是很成熟的文字了，甚至认为世界文字将学习汉字的优点而有所改变，和“汉字落后论”相反，安子介等人主张的是“汉字先进论”，他们的论著使用了“昭雪”、“反思”等字眼，会刊《汉字文化》创办之后，还发表了大量宏扬汉字文化的文章，来反对汉字朝拼音化的发展。
二、汉字和拼音化
所谓“拼音化”，狭义的概念就是用字母拼写语言，以字母作为正式文字；广义的概念是以字母作为正式的文字辅助符号来书写语言。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是汉族人的祖先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②。汉字是形、音、义三者的结合，是具有高度凝定性的文字，有一个观点是这样阐述的,“汉字是最便于单独出现，富有一认即知的性能，它既能超越时间的限制，又能摆脱空间的束缚，因此，它能为上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服务，也能为各个方言区效劳”。而拼音文字则几乎是仅为记录语言和交流而设的一种文字，因为语言的地域差异特别大，再加上文字本来的不固定性，文字的表意功能就大大的下降。如果用英语来表达和记录文化的话，这对古文化的记录是非常不利的，而且，从传承文化的角度来看，汉字本身就体现着文化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譬如，甲骨文都是先人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以及当时当地的生活条件来发明创造的。因此，从这方面来看，“拼音文字”和“汉字”本身的历史积淀性和历史层进性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从汉字演变来看汉字拼音化，从切音字、注音（国际音标）等直到《汉语拼音方案》，似乎汉字每改革一步，拼音文字就进步一步，然而拼音却只是辅助汉语学习的一个工具，是“音和形”的结合，而不能直接表“义”。以往学者认为汉字数量大，结构复杂，难认难记，不利于教学和知识的传播，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和杞人忧天的说法，汉字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难懂，虽然数量多，结构复杂，但每个字都是由横（一）、竖（丨）、撇（丿）、捺(?)、提（?）、折（?^）、钩（?|）、点（丶）这8 种笔画构造而成（又称“永”八法）①。这就好比表音语系中的26个字母，都是构字的要素，而一旦拼音化，这些要素一替换，汉字的同意字将弄得一团乱，会给汉字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承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从汉字的实际情况来看，汉字经过几千年的酝酿和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文字、文化和精神体系，如果实现拼音化，则会使中国的文化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也失去了贯穿古今的传承媒介。从现代信息领域的发展来看，汉字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汉字是一种凝定性的文字，所以才得以充当《牛津英语大词典》主篇菲尔德探索过程中的“中介语言”。而且汉字是由联合国五种规范文献中翻译出来最薄的一种文献语言信息量大，输入方便，在计算机发展过程中，由于突出的是汉字言简意赅的优越性，以占最少字符表达最完整的意思，这也是拼音文字无法对比的独特性。
三、汉字和拼音文字的比较
每一种文字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面，下面就汉字和拼音文字各自的优缺点进行比较，看到底是谁优于谁。
（一）汉字的优点，拼音文字的缺点
1.汉字形体区别度大，利于识别阅读
汉字对应语言是一音一字，其外貌形态是一个字一个样，个性十分突出，字与字之间干脆利索、整齐美观，给人的视觉印象深刻，易于辨认区分，利于记忆，极易于快速阅读，阅读时，一目了然，能迅速分辨，作出判断。
而拼音文字则是从二十几个字母中抽出几个字母平行排列来组成一个单词，而且一个单词就是一长串，各单词长短不一，线形字母个个相似，连成一片，每个单词都是那几个字母翻来覆去地更换拉置组成，词与词在形体结构上区分不明显，阅读时视觉的辨认难度大，而且因字母纯粹是一个音素，没有任何联系，不能通过理解记忆，所以拼音文字虽便于字母读音，但实际上单词难记，一长串相似的字母相连排列也有碍阅读效率，例如：
拼音字母——yì shí jiān, wǒ yòu jué dé zì jǐ bù jǐn shì zài kàn huà juàn , què yòu xiàng zài
líng líng luàn luàn fān zhe yī juàn lì shǐgǎo běn .
汉 字—— 一时间，我又觉得自己不仅是在看画卷，却又像是在零零乱乱翻着一卷历史稿本。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汉字与拼音文字相比较，在视觉效果上，清晰明了是拼音文字的一大要害。
2.汉字字词合体，一字一音，音界分明
就汉字的语音形式来看，汉字一字一个音节，各音节没有复辅音，元音占优势，音界分明，且乐音多，音质清晰响亮，语感个性强，读起来干脆利落，没有区分音节的负担，诵读中文时，声音一字一顿，抑扬顿挫，音不牵连，节奏平稳，频率较慢，即使是在音量小或有他音干扰的情况下，也能分辩得很清楚。汉字读音上的这些特点，也是决定汉语诗歌具有特殊艺术感的先天条件。而拼音文字是几个字母拼合成一个音节，几个音节构成一个单词，复辅音多，音界不分明，读文时，舌头转动快，语音连成一片，牵连不清，变化频率快，读者难读准，听者难听清。
3.汉字的交际功能强且稳定持久
汉字的形体与其字义血肉相连，不论读音是否准确，其字的含义是基本稳定不变的（除一字多义现象），从而见形能知其义，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在交际功能上具有无与伦比的通用性与稳定性，是交际语言中功能最强的文字。
从时间上看，定型规范了的汉字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古代遗传下来的文章至今仍能看得懂，汉字的交际功能可谓是畅达四海，贯通古今，而这是拼音文字无法做到的，拼音文字各字母纯粹是表一个音素，在记录语言时，它基本上是按音写话，没有任何固定的意义，经过时间的推移或是因地方语言差异而使之语音上发生变化，那么记录它的文字也得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用拼音文字写的文章在此地看得懂，到了彼地就不一定看得懂了，而汉字，字义固定在字形上，无论古今都读得懂。
4.汉字中形声字是最易学并掌握的理想文字
汉字中的形声字既易识音，又易辨认明义，而拼音文字只有有利于识音的一面，拼音文字虽可由形知其音（这种文字的“形”也是一种易于辨认的“形”），它也不能由其音而知其义，形与义的关系非得死记不可。但汉字中的形声字是由形旁和声旁两部分组成的，不论是它的读音还是它的字义都易于掌握，因为形旁标明了它的意义类属，声旁标明了字的读音，《说文解字》中也说“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例如：
①问，讯也。从口，门声。
②忘，不识也。从心，从亡，亡亦声。
③娶，取她也。从女，从取，取亦声。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有些汉字的读音较现在来说会有所变化，但可以断定，形声字的声旁，有些在造 字时就与这字的读音有差别，因为现实中，不可能每个字都能找一个完全相同的独体字作声旁，有的只能用近音来标音。所以，形声字只要认识了形旁声旁，就能知其音明其义，这种文字有规律，易记忆和掌握，外国也称其为“智慧文字”。
5.汉字的形体具有特殊的造形艺术美
以汉字作为对象的书法艺术，举世无双，它与中国传统国画艺术并列，称为“国画“，也成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
汉字的形体既方正匀称，笔画又变化多姿，在人们长期的书写实践中，创造出了多种具有美学价值的书体。汉字的书法艺术可随人的气质、艺术修养创造各种风格不同、神韵各异、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而拼音文字虽也可以写各种美术体，但它的笔画单调，缺乏个性，不论怎么书写，也创造不出汉字书法的这种玩味无穷，值得欣赏的书法珍品来。
6.汉字比拼音文字更便于电脑的处理
当今社会，已进入电脑信息化时代，一种语言能否适应电脑的工作，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美国加州大学物理教授程贞先生认为中文比英文更便于电脑的处理，虽说英文只需编用二十多个字母就能敲出语言，可经研究表明，汉字形体结构信息（笔画形）编码的“形码”的工作速度远远超过了汉语拼音编码的“音码”。再说，人们已经习惯了汉字输入，再换成一套拼音文字，还得重新学习文字，这样浪费了更多的时间和人力物力。
（二）汉字的缺点，拼音文字的优点
1.汉字数量多，难以识记
据1988年国家语委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共收入汉字7000个，而汉字总数已达6万多，即使常用字也有3000多，而且汉字笔画繁多（简化以前平均每个字有11笔），结构复杂（有左右、上下、包围等结构），字形相似（如己已巳等），人们要把每个字的形体和拼音都记住，起码要十多年的学习，这样的学习效率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2.汉字一字多音现象严重，是一个突出的难点
一个字一个音，好掌握，但如果一个字出现几种读音，就容易乱套，如“艾”字，在“方兴未艾”一词中念“aì”；在“自怨自艾”中念“yì”。再如“拗”字在表“将物体弯曲而致断”时读“ ǎo”，在表“不顺、不流利”时读“ào”；在表“固执”时读“niù”。常见的多音字有：好、别、发、斗、行、教、校、期、假、率、着等好几百个。造成这种多音字的现象有很多，比如说：古今音变、近音假借、字词的引申等，所以这就是汉语学习中较严重的难点。
而拼音文字却比汉字好，它是由二十几个字母拼合而成，读音始终一致，只要认识字母和懂得字母构词顺序就对了，而且它的读音也就固定了，这看起来似乎比汉字简单，可背后的难点，却是说不清的。
3.汉字一字多义的情况较多，不利于识辨和掌握
汉字包括基本义和转义（包括引申义和比喻义）。一个字由基本义发出引申和比喻义，这种转义和基本义一脉相承，有密切联系，一般不会给学习、理解带来疑难，也不会引起混淆和误解。引起歧义和混淆的是同一字有几种毫无关联截然不同的意义。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称这种字为“书写形式相同的同音词”。比如“别”字的四种意义彼此间是毫无相关之处的：（1）分离、区别 （如离别、分别）；（2）不要 （如别动手、别开玩笑）；（3）绷住或卡住 （如别上符号）；（4）不顺、不相投 （别扭）。
其实除了这种，还有一种特殊的一字多义的现象，就是古文和成语中的假借字，如《诗经》中“逝将去女”句中的“逝”、“女”实际上就是“誓”、“汝”两字的假借字。古文中常出现的“说”“直”就是“悦”“值”的假借字，这种字若不深入研究，就会在学习中增添一些麻烦。而拼音文字中不同义的词往往是不同拼音字母组成的，读音也一定有区别，所以不会发生以上的这种情况。
从上面的比较看来，汉字和拼音文字是各有千秋，可是，如果是在五四时期看来，像鲁迅、钱玄同、瞿秋白他们是大力主张废除汉字的，瞿秋白在《普通中国的字眼的研究》一文中还说：“……汉字已成了僵尸。中国的语言要充分的发展下去，要成为现代的，能够适应广大群众的新的文化生活，就必须完完全全的废除汉字”。其实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我们还是受到了点影响，可汉字为什么没有改变了？那是因为汉字是经久不衰的。从上面说汉字和拼音文字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可汉字的缺点是可通过改进而创造出更完美的字，这种改造还在不停的发展，而拼音文字的缺点却是无法经过改造完成的。
四、反对汉字拼音化的理由
从上面我们对汉字不必朝拼音方向发展已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似乎还存在疑惑，明明两种文字各存在优缺点，为什么非得说拼音文字取代不了汉字呢？下面我们再从几个方面去论述其中的道理。
（一）拼音文字解决不了同意字，词易生歧义的问题
拼音文字要取代汉字，首先通过不了的一个难关就是同音字（词）产生歧义的问题，前面也说过汉字存在相当多的同音字（词），而同音字（词）一般只是音同，而字（词）义不同，形体更不相同。传统汉字的同音字（词）一般不会混淆，但是如果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我想同音就必定同形，那么同音异义的词就没法区分了。汉字虽说数量多、笔画繁，确实难认难记，但一般意义确定，虽然同音异义，但一看字就能确定其含义，而不会产生歧义。例如，音乐家赵元任先生写的文章《施氏食狮史》：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实十石狮。试释是事。”
这篇文章虽然是“游戏文”，但它说明我国文字中同音字之多，上文就是用“shi”这个音节的四声共32个词写成，如果改写成拼音，听者不仅听不懂，更会忙着跑向洗手间了。所以，汉字的实际情况很难走上拼音化。
（二）拼音文字无法继承汉字文化独创的多种文学式样
汉字每个字就是一个词，这些字（词）都是面积相当的方块形独立个体，不像拼音文字写出的单词那样长短不一，参差不齐，有的词一长串，有的仅一两个字母。而汉字一字一音，字字有义，义有同义、反义、近义，音有平仄四声和声韵的异同，汉字的这一特点创造了许多独特的文学式样和独特的汉字书法艺术。大家所熟悉的格律诗词、曲、赋和对联就是汉字创造出的特殊文学式样。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汉语格律诗词曲赋和对联，是文学适应的中国特产，离了方块汉字是没法生存的，也许会有人说，格律诗词和对联也是汉语词创作的，将它换上拼音文字不就行了吗？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汉语格律诗要讲究时序、句法，不像英、法、德等语创作的口语化诗，汉语格律特别讲究词语的凝炼、简洁，这种高度概括、精简语句构成的诗，完全脱离了平日口头语的习惯，如果用拼音字母写出来，读者会看得懂吗？会明白诗意吗？例如：
tiān jiē xiāo yǔ rùn rú sū，
cǎo sè yáo kàn jìn què wú 。
zuì shì yì nián chūn kǎo chù，
jué shèng yān liǔ mǎo huáng dū。
这是唐代诗文家韩愈写的《初春小雨》绝句。当然，熟悉这诗的人，一读拼音就能念出来，或能回忆起汉字原诗，但若是从未见过这诗的人用拼音拼写这首诗，可能就吃力了，然而用汉字写出来，一见就清晰明了，如：
初春小雨
天阶小雨泣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柳满皇都。
上面所举的还只是古格律诗中最浅易通俗的，如果诗中用上那生僻古奥的字词或用一些典故就更成问题了。
因此，如果真要用拼音文字来拼写诗、词、曲、赋和对联的话，不仅是使一系列的文化珍宝无法传承，而且留下来的将是一部常人读不懂的天书。
结语
汉字到底适不适合拼音化，其实一看就看得出，通过上面对拼音文字和汉字的比较，以及结合我们的生活可知，我们处处用到的都是汉字，而不是拼音，虽说拼音是我们所必学的，但它只是我们学习汉字的一个辅助工具，起到的实用价值并不大，而且拼音在我国确实是行不通的，不管是从地域还是文化、或者是语音语法等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划不了等号的不等式。而当时主张废除汉字去走拼音文字道路的人，只是看到日本、朝鲜等国家使用拼音文字，便觉得中国的汉字是一种落后的文字，必须改革，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完全成功，汉字是经久不衰的文字，不是一时心头热就能改变的了的。再说了“汉字”承载着中国的文化、精神，以及心酸的历史历程，更维护着一个名族的稳定。因此汉字作为最古老、相对成熟的文字，不但不能走也没必要走向拼音化。
参考文献
[1]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廖才高.汉字的过去与未来[m].湖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
[3]武占坤,马国凡.汉字•汉字改革史[m].湖南：湖南从民出版社,1988.
[4]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5]单周尧，陆镜社.语言文字学研究[a].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注释:
①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自序》1956年版，第34页。
②倪海曙：《中国语文的新生》1949年版，第119页。
①胡乔木：《胡乔木谈语言说文字》1990年版，第133页。
第9篇：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文字不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
西方的语言学家和现今中国的‘语言学’家。一直都把文字定义为只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而且，以此确立语言(本文所用‘语言’一词，只指有声语言)和文字的基本关系。然而，语言和文字关系的这一界说却是根本错误的。其实，语言和文字都是人表达思维的工具和交流信息或社会互动的符号。文字并不从属于语言，而是与语言平行从属于人的思维和社会信息的互动。《易·系辞》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许慎《说文解字》也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尽管这里所讲的文字的起源并不很多，可再清楚不过的是，不沦是神农的结绳记事，还是仓颉的创文造字都不是声音的记录。那么辨明此点的意义何在呢?语言与文字产生的先后，其实无关紧要，但它们产生的根源却与其各自的社会功能紧紧相联。语言虽然较为便捷。但是它致命的弱点是受到时间和空间的严格限制。而文字正是为了突破思维表达和社会信息互动的这种时空限制，才应运而生。所以，语言和文字虽同源出于人的思维和社会的信息互动。但它们的社会功能却完全不同。语言取其便捷，而文字则求其久远。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文字要达到最大的历时和共时效应。如果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那么。文字的这种“历时性和共时效应”就必然受到语言的约束。特别是受到语言本身局限的约束，如语言随时间及种种社会因素(如外族入侵等)而变化极大，因地域方言方音的影响而发生庞杂的歧异等等。这样一来文字也只是语言有限度的时、空延长，它无法摆脱语言本身固有的缺陷。所以，一种文字，越是能摆脱语言的局限与羁绊，直接与思维沟通，它就越能发挥文字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社会效应，从社会功能上说它也越成熟越先进。而汉字就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样一种文字。
拼音文字不是全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
文改中的又一个重要理论错误，就是说“拼音文字是全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这个理论后来被吴玉章冠以‘毛泽东说’这样的桂冠，于是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然而，拼音文字并不是全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相反它与摆脱了语音约束的直接表达思维的符号或表意文字相比，它是一种从属于语言的、二手的思维表达工具，甚至可说是一种半路的、不成熟的人类发明。许慎在《说文解字》申说:“……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这里可以明确的是，形声字根本不是拼音字，所谓形声‘相益’，它首先是‘形’的指示，其次才是‘声’的提示，两者‘相’得益彰，才产生了形声字。这种字较之表音或拼音文字的好处是因为它有形的制约和仅止于是声的提示，它基本上也不再受语言的干扰，它仍是属于表意或符号文字系统的东西。正是因汉字从其创始，就充分实现了文字的最理想的社会功能，所以，它才能够在曾经是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不沦是讲哪种方言、哪些方音或哪种民族语言的中国人中间通行无阻。而且，自中国汉字产生的四千余年间，不沦是哪个民族入主中原，也不论她们是否已有文字(如蒙族有拼音的蒙文，满族有拼音的满文)，都不得不遵奉汉字为通行文字。与中华大地相比照的欧洲也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然而，却有拉丁、日尔曼和斯拉夫三大语系三十多种语言和二十多种拼音文字。据说中国之能获得统一要归功于秦始皇，可实际上秦二世而亡，以后分分合合，尽管有五胡十六国，蒙、满入主中原达数百年之久，但终于能维系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这其中汉字的统一维系作用实在比政治与武功远为强大得多，特别与欧洲相比恐怕是再清楚不过了。而且，值得人们，尤其是文改先生们反思的是，自从文改提出以后，汉字拉丁化的呼声甚嚣尘上。一度甚至加上了最强的政治助力。然而，三十年的‘拼搏’，却始终找不到一种合适的可以记录汉语的拼音文字。他们先是想在拉丁字母拼音上加四声符号，继而又要以标准化词的拼写和推广通话来建立这种拼音文字，但是，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在汉字优越性逐步为有识之士所揭明的形势下，一撅不振。这是很明显的，一种成熟先进的文字体系是不能被一种落后的文字体系所代替的。历史上蒙、满文没有能取代汉字，今天的拉丁拼音字也不可能取代汉字。如仍不信，那么被视为拼音文字的英文，也已在某程度上与语音脱离，而成为一种不查字典就常会难于拼读的文字。这就是英文这种拼音文字的迫不得已的向符号文字的转化或进步。所以，拼音文字决非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如果有，拼音文字也只是一个中间阶段，文字的真正发展趋势是向直接表达思维的符号化文字转化(这种转化首先是性质的转化，而不一定是形式的转变)。而汉字就是目前人类所能达到的最好的符号化表意(思维)文字。
文字是文化的基础
语言学家不论哪个学派都共同承认，语言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交际工具。但是，至今语言学家对人的语言和动物的叫声根本区别的界说，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然而有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是：只有人类才具有作为思维和社会交往高级工具的文字。而且，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肯定地认为，自从人类有了文字以后，就从一个蒙昧的时期进入了文明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的核心就是由文字产生的广泛文化成果(这里所说的文化当然是指狭义的文化而言)。有声语言不能产生这种文化，因为，文化是人类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与传授的成果，有声语言的可怜的历时效应和共时效应都无法完成这一人类的伟大任务。所以，只有文字才是文化的基础和载体。就文字与文化的关系来说，一种文字的历时效应越长，它所涵载的文化内容越丰富，一个民族和社会越发达，这种民族文字所包含的科学技术信息量也越巨大，那么这样文字的社会价值也越高。中国自周秦以降，数千年间由汉字所积累的文化典籍车载斗量、汗牛充栋，无法计数，它是中华民族最丰富的文化宝藏。我们学习汉字的目的，不光因为它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打开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金钥匙，它是掌握和运用这种文化的唯一不可或缺的工具。今天，英文己经成为最接近世界性文字的一个文种，虽然使用英语的民族约只有七亿人口，但是。英文所涵载的文化科技信息却十分庞大。这就是一切外国人都愿意首先学会英文的根本原因。相比之下，那虽然叫做"世界语"的人造语文，却远远不能达到被做为世界性语文的水平，这是因为它的文化基础太单薄，它所涵载的文化科技信息量太贫乏的缘故。
文字改革对全民族文化的发展不是促进而是促退!
将近一百年前，那个创制切音新文字的卢赣章就是打着普及全民识字率，提高全民族文化的旗号，而推行文字改革理论的。那么文字改革是否会获得这种效果?事实证明恰恰相反。因为我们知道，一种民族文化的基础越丰厚，它就越易于发展。而丰厚的文化基础是由文字久远的历时性和广袤的共时性所形成的和民族文化发展所奠定的。一个民族的文字如果改来改去，首先就无法积累丰厚的文化基础。从汉晋之际汉字楷书出现以后，汉字己经固定了两千年。如果就汉字的造字体系而言，甚至可以上溯至殷商的甲骨文字。所以，中国的古代文字和文化才能易于为今人所接受。不错，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丰富，文字也在不断发展，《说文解字》收字九千余，《康熙字典》已收字四万九千余。但这是创新却非改旧。而且是秉承汉字造字规律的一种增新。如果真有一种全‘新’文字能代替已经传承了数千年的汉字，那么毁弃传统文化基础，创立新‘文化基础’，也远非一蹴而就。而且这个‘新’文化基础将比前述那个‘世界语’的文化基础更贫乏更单薄，要想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推进全民族文化将是一种痴心妄想。所以，这种‘新’文字推行之日，也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倒退之时。因为，一个民族文化是无法只靠有限的教科书和时下的报刊而得以提高的。十年文革的实践，那时学生只读有限的课本，人民只看小红书或四卷宝书，图书馆藏尘封，书店里空空荡荡，书籍被焚烧，杂志被停刊，结果是文化的大滑坡，就是最现实的证明。西方的汉学家们对这种社会规律是远比中国的文改家和某些自称的‘文字学家’的人要了解得多。瑞典的高本汉先生早就指出，“中国人抛弃汉字之日，就是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基础之时，汉字拼音化如果实行，结果首先将是民族文化水平的倒退!”
文字的发展趋势不是简化
自从人类脱离了蒙昧时代以后，社会生活日见其丰富多彩，人的思维也日见其复杂深刻，社会上人的交往互动更是日渐频繁。为了反映这种社会现实，原来有限的文字己经不够了，只好增加字数。字数越来越多，要彼此易于分辨就得增加笔划，所以，最常用，最古老的字，笔划大都不多，相反非常用字，现代字笔划就不得不多起来。这与拼音文字由单音节字向多音节发展，其规律是一致的。然而，据说中文汉字的发展趋势就是“简化”。这真是令人迷惑的理论。试想如果只用几笔就能清楚明确代表思想含义的字，为什么还要外加许多不必要的笔划呢? 当然，人类为了文字书写的省力，尤其在书写条件困难的时候，也在追求省力和简化。在中国的汉语文中，这种求简求省，首先表现为文言文的产生和发展。因为，汉文字不是语言的书写符号，而是思维的表达符号，所以，就可以使用言简意骇的文言文来达到书写便捷的目的。这就是刘勰所说的“心生文辞，运载百虑”。古代文人是以文辞来进行思考的，所以才使文言文在其表达方式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次，才是在书写上使用简笔字。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简笔字只在便捷手写时使用，根本不是文字发展的一种趋势。我门只要回顾一下书写的历史，就可以得到证明。正书或称楷书出现之前是中国文字的演变时期，但自正书于汉晋之间出现以后，尽管行书与草书相对于楷书来说是一种简笔字或简化字，而且其出现的时间均略晚于正书，但却一直无法取代正书的地位。这种情形就是袁晓园先生概括的"识繁写简"，手书便捷可以用简、用行、用草，一切正规场合包括手写和印刷均使用正体字亦即繁体字。为什么要如此?这是我国古人的一种非常明智的创造，手写用简为其省力，正规场合用正、用繁为其便于传承，便于辨认。便于传承是因为古人远比现今的文字改革家们更明白，文字的传承一贯更有助于文化的积累与发展。现在人们一提繁体字，就被指为“复古”。可是，我们知道，现在的书写条件毕竟比远古时代已经进步得很多了。人们手书文字的活动已经开始逐步为更方便的书写机械所替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有什么必要为了推行手写简化字而去破坏文字的一贯传承性?去割断历史，去割断文化(包括港台和海外汉字文化)的历史与地域的联系呢?强硬推行简化字的结果，不但使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代文献资料，就是五十年代的文献资料，现在的青年人阅读起来也有一定困难。巴金先生说得好，“难道我们真要把我们光辉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封闭起来不让年轻人接触吗?…文字的发展总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人们的复杂思想，绝不只是为了使它变为更简单易学…我们目前需要的究竟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还是使我们的文字简单再简单，一定要‘斗’‘?’不分，‘面’‘?’相同?” 是的!使得现代中国人在文化上孤陋寡闻起来，正是文改先生们所创造的一种社会悲剧。如果说"复古"，使人们归于愚昧，这顶帽子还是奉还给文改先生们自己为好!
所以，我赞成实行中国传统上数千年行之有效的"正繁便简"或袁晓园先生的‘识繁写简’，并认为这是解决中国文字统一的最好的工作方针之一。
汉字难学难认远非定论
约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日本人上田万年从德国学了点语言回国后就倡议说，“欧洲比日本先进，因为他们只使用廿六个字母，日本使用的汉字字数过多，是一个巨大负担，以致影响到日本文化的提高。”这个谬论，以后就被当初的文改先生们引申为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只要学了廿六个字母，就学会了文字。遂一度成为汉字拉丁化最有力的根据之一。这种近似幼稚无知的猜想只要懂得外文或在海外生活过的人，都会不屑一驳。它就像有一则笑话所说，傻少爷学字，学了一、二、三之后就以为已经学会了文字一样。以后，主张汉字拉丁化的先生们又由此而进一步提出以文盲率来证明汉字的难学难认。但是，现代完备的社会统计资料证明文盲率的高低根本不能表明汉字难学难认。于是，文改先生们只好在许多场所反复重复一句梦呓:‘汉字难学难认已成定论!’那么什么时候成了定论?又由什么人做出定论?在他们都是可以不加说明的。正像他们现在动不动就扣人以‘复古’的大帽子，和声嘶力竭地要以‘法’来维护他们的错误主张和做法一样。其实文字就整体来说，尤其对本民族来说无所谓难易。因为，英文对英国人来说，并没有另外一种英文可资比较，同样中文对中国人来说，也没有另外一种可资比较的中文来证明方块字难。即使退一步说汉字和拼音文字有个比较，那么根据汉字和拼音文字产生的根源，方块字直接来源于思维，而拼音字却直接来源于语言，即间接来源于思维，因此，在辨认过程上方块汉字就比拼音字要简捷得多，拼音字要先返回到语言，再由语言返回到思维。如果有人不信，那么请读读文改先生办的《汉语拼音小报》，就会产生这种间接识字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阅读汉字可以“一目十行”，而拼音文字就未必有这种可能的原因。其实汉字"好学好用"是1984年就由华东师大曾性初教授做出了科学的论证的。只是文改先生偏组织文章围攻人家，闭目塞听不听忠言，不看客观现实而已，而已!
普通话应该推广，方言和方音却根本不可能取消
推广普通话，这是宪法规定了的，应该推广。但是，如果像文改先生们所梦想的那样，以为可以达到最终以普通话取代全国七、八种方言。数不清的地域方音。以便为实行一种拼音文字奠定基础。这也是违背客观事物规律难以实现的。因为，语言的变异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中国俗话说"十里不同音"。乡音和方音的变化和歧异是什么人也无法扼止的。从而进一步可以推论，如果真有一种拼音汉字出现，那么随着乡音方音的差别而引起的拼写歧变将难以禁止。汉字终于能避免这种混乱，不能不说是汉字这种表意符号文字的优越性所在。推广普通话;既然不是为给建立一种统一的拼音文字做基础，那么，允许方言和方音与普通话并存，就是合理的。这也就是说，中国人既能听懂普通话又能继续说自己的方言或带有方音的语言，这是合乎社会客观实际的一种设想和要求。从社会学的观点说，方言和方音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心理因素。它和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与理念紧密相连。同时，人们的乡音母语往往是非常难于改变的。例如，对于某些“n、l”。不分的方音，要使其分辨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有这样一则笑话。一位甘肃的礼县人，在别人问他是何地人时。他回答说：“我是你先人(礼县被读如你先)于是遭到毒打。此礼县人大喊道：“你打死我，我也是你先(礼县)人。”这当然只是一个例子。不过由此，可以了解文改先生们推广普通话的目的何在，他们的做法是如何的极端，如何的强人所难，如何违背社会常规!而他们自己又有几人能说不带方音方言的普通话?
文字改革可以休矣!
倡导文字改革己有一百年历史，推行汉字拉丁化的实验也有半个世纪，紧锣密鼓地搞汉字改革也有三、四十年。然而，除了《汉语拼音方案》是较为成功以外，其它的设想和努力，都不成功或有待存疑，甚至是一种错误的文化破坏。这恐怕就是政府终于取消文字改革委员会而代之以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重要原因。这一决定就如恢复社会学一样，都是十分正确的。社会学的基本原理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如果没有语言这种表达思维，进行社会交往的工具，人类就不能结成为社会。有声语言是社会存在的前提。可是，如果我们不像语言学家那样把语言和文字混为一谈，那么我们还会进一步发现，语言维系的是一个小社会，是一个没有历史的短期社会。而只有有了文字，才能维系一个大社会和一个有历史的久远社会。这是当今世界上成千上万个民族社会所反映的客观现实。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假如一旦中国汉字拉丁化得以实行，那么，中国这个社会就将从一个包括海内外华人的大社会变成一个只有大陆华人的小社会，甚至会缩小到只限于会说普通话的社会。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社会也就会缩短为只有拉丁化新汉字历史的短期社会!同时，原来的知识分子一律将变为文盲，原来用方块字书写的文献将全部变为废纸，原来的历史、书籍都将用新文字加以重印!这是一幅何等悲惨的景象!真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千净”!它比之红卫兵的抄没和焚烧还要彻底，还要千净!我这里毫不耸人听闻。只看汉字简化的初步结果，不就是把海内外的华人大社会变为只有大陆小社会了吗?不就是把连五十年代的繁体字文献文化也加以割断了吗?不正在考虑用简化字重印古籍文献了吗?不是现在的年轻人已经难于辨认繁体字资料了吗?须知这还只是实行了汉字的简化，而现行的简化字大部分都是过去人已有的手写的简笔字。据说是还要简下去呢!一直要简到什么地步?要简到现在的非文盲都变成文盲才为止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