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精选(九篇)

第1篇：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第六届;汉语言文字学;研讨班;学术综述

汉语言文字学高级研讨班自2010年暑期举办以来，引起了文字学专业学习者及其爱好者的热切关注并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2015年8月11日至8月18日，以“新时代的中国语言文字研究”为主题的第六届汉语言文字学高级研讨班，在郭锡良、王宁、鲁国尧三位先生的关怀下，于河北大学顺利开办并取得圆满成功。

八月的保定已经跨入酷暑，滚滚热浪并未阻挡学员们踏入保定的步伐。为了一睹各位先生的风采，获得更多关于汉语言文字学的知识和前沿信息，与学术界专家们增加交流、提高科研水平，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五十多位学员冒着酷暑，千里迢迢赶到河北大学参加第六届汉语言文字学高级研讨班。

8月11日上午，王宁先生、鲁国尧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李国英教授出席了开幕式。在由河北大学杨宝忠教授主持的庄重而简朴的开幕式上，李国英教授和鲁国尧先生先后致辞，他们阐述了研讨班开办的初衷，回顾了开办之初的情形，同时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学生们寄予殷切的期望，希望研讨班能够一直办下去。期间，和蔼又不乏幽默的鲁国尧先生还同现场在座的一百五十多位学员约定，二十年后再与王宁先生一起，和大家相聚河北大学。从先生们的言语表情间，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他们对于中国语言文字学未来发展的深深忧患和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眷念之情，更重要的，是他们认真去选择和培养学术继承人的那份厚重的教育责任感，是对我们年轻一代的深切关怀与殷切的期待。正是在这样轻松、和谐而又亲切的氛围中，为期八天的高研班拉开了序幕。

前来此次研讨班作学术报告的专家学者多达14位，他们从各个领域多角度多侧面深入探讨，涉及文字训诂、音韵学、方言学、语法词汇学、出土文献、词典编纂、专书研究、文献学方法以及语言政策等多个领域。所讲内容都集聚了各位专家学者在各自领域内多年辛勤研究的成果，是他们丰富的学术积累，更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一、文字训诂、音韵学方面

王宁先生在《〈说文解字〉与〈说文〉学》的报告中详细的阐述了《说文》学的主要精神，介绍了汉字构型系统的建构、《说文》优选字形的原则，最后强调了《说文》学的发展。她说：“《说文》学不可轻视和低估，它涵盖了中国文献文字学也就是传统文字学全部的自觉理念和方法，概括了汉字的特点，提供了规范的汉字形体和符合汉字特性的全部属性，中国文字学的创建不可缺少。”讲座期间，先生两次谈到自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忧患之情，也谈到先生的老师陆宗达先生和太老师黄侃先生对于传统文字学的坚守，以及他们持有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之朴学精神。正是这样的一脉相承才让我切身的体会到，为什么王宁先生面对《说文》学精神的失落，会有如此沉重的忧患意识，会发出“民族文化是不属于个人的，它是若干代人共有的财富，践踏她、舍弃她、甚至冷落她，都是对人民的一种背叛！”这样强烈的呼喊。这也让我想到研究生刚入学的时候，我的老师闫艳教授强行规定我们每人买一本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要求我们时学时读、用熟用懂。

除此之外李国英教授在《汉字造字原理》的报告中，介绍了汉字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范畴、前人的相关研究以及造字定义的内涵。并且在此基础上延伸扩展，紧扣“新时代的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这一主题，给我们介绍了“如何制定计算机字库的国际标准、如何制定汉字顶级域名用字的规范以及中华字库工程”等等这样一些科学前沿的信息。这让我对汉语言文字学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新时代的语言文字研究绝不仅仅只局限在传统的文字训诂，语音词汇等方面，而是紧跟时代的步伐，与现代接轨，服务于当代，伸向更加广阔的领域。

苏宝荣教授在《汉语研究应当在“兼综”的基础上“创新”》的报告中，分四个主题，深入探讨了在汉语研究与教学实践中“兼综”与“创新”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还有北师大的王立军教授作了《谈训诂实践中的字词关系问题》的学术报告，分四部分谈到了“汉字与汉语关系的密切性、汉字与汉语的不同质性、前代训诂家对字词关系的认识、朱骏声转注系联中的字形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王志平研究员为我们作了《上古音与古文字研究刍议》的报告，详细的讲解了上古音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古文字和出土文献音韵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二、语法词汇、方言学方面

浙江大学王云路教授在《论汉语词汇的核心义》的报告中，首先介绍了词义产生的三种主要类型，然后从“词义演变研究的历史”、“核心义研究的历史”、“核心义的定义”、“核心义的来源――抽象义”、“《说文》本义与核心义重合”、“核心义的渊源――段王核心义研究”这六个方面入手，探讨了汉语词义发展演变的历史和词义内部意义之间的深层联系，并且列举了相当多具体鲜活的词语考释，这些详尽而精确的考释为核心义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和证明。这样的一个理论构建，在我们看来非常简单，两个小时的课程就能讲得明了通透。但过程却是异常的漫长和艰辛。王云路教授从2006年发表《论汉语词汇的核心义――兼谈词典编纂的义项统系方法》一文，提出汉语核心义这一理论，引发语言学界的强烈关注，直到2014年出版《汉语词汇核心义研究》一书，历经八年的时间。也正如王教授在这一书中所说：“即使核心义的存在不能得到确证，这种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构建依然值得探索和讨论，正如共同义研究使多义词的本质和特点得到全面的认识，核心义研究也能够推进词汇语义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

戴庆夏先生在《汉藏语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报告中，从“由近到远、由小到大的渐进过程”、“根据自己的实际辩证地处理好语言事实和语言理论的关系”、“正确把握好‘博’和‘精’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展开，根据自己多年来从事汉藏语研究的经验，介绍了如何开展汉藏语研究的体会。戴先生将他毕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娓娓道来，给我们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的自信。更难能可贵的是，戴先生如今80多岁的高龄还一如既往的坚持田野调查。

张安生教授在《语言接触与汉语方言语法“型变”――以甘青河湟方言为例》的报告中采用生动且丰富的示例，详细讲解了语言接触的概念、河湟方言的型变特征等问题。张教授也是在坚持多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获得方言学上的巨大成就。

三、专书研究与辞书编纂方面

鲁国尧先生在《〈永乐大典〉编纂、辑佚与语言文字学古籍》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永乐大典》这部巨型百科全书，分两章主要讲解了《永乐大典》的编纂和辑佚问题。第三章就有关《永乐大典》小学书辑佚问题做了专门探讨。对于《永乐大典》编纂动机问题，先生列举了三种观点，并作出了自己的判断，通过对朱棣相关史实的列举，先生认为朱棣编纂《永乐大典》是刻意包装自己的形象工程。在辑佚的问题上，先生着重给我们介绍了丁治民教授的《〈永乐大典〉小学书辑佚与研究》一书，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从先生的言语当中，我深深地感觉到先生作为一个对祖国传统文化无限眷恋的富于高度责任感的教育者，向我们发出“关注《永乐大典》、继承传统文化”的强烈呼喊！诚如先生所言，《永乐大典》就是一座蕴含丰富的矿山，虽历经两百多年的不断挖掘，但这座矿山蕴藏之广之深厚，仍然有待我们去进一步挖掘，在辑佚小学书的课题上，仍然大有作为。在报告的最后，鲁国尧先生给我们留下了八个大字：“凡我同志，争着先鞭”。是的，面对《永乐大典》这样一部巨著，谁的眼光敏锐，谁先下手，谁能有足够的勇气攀爬这座矿山，谁就会成功。而我们这一代年轻的学生们，究竟有没有足够强的能力去面对和继承我们文化积淀如此深厚的古代文献和遗产呢？

郭锡良先生在《王维〈鸟鸣涧〉再议》的报告中结合传统训诂学和现代学科汉语史，对《鸟鸣涧》一诗中的“桂花”作了比较全面的考证和分析，认为此“桂花”是指月光，而不是指桂树的花朵。先生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对于古诗当中的一些意象的释读，一定要落实到字、词、句。先生还重申了王力先生对章太炎、黄侃两位先生古音学的继承与发展，严厉批判了学术界一些弄虚作假的个别现象和学者。还谈到了“博”和“精”的问题，先生告诫我们，一定要拓宽自己的视野，在广博自身知识的基础上做到精于本专业及同本专业相关的方方面面。先生在学术问题上较真的态度，给我们所有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宝忠教授为我们作了《<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存在的问题》的学术报告，杨教授从2001年跟随王宁先生从事大型字书疑难字考释与研究，这15个年头以来，一直在做这样一件事，他2011年年初开始读《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到2014年7月读完，发现了一些和疑难字考释相关的问题。他分别从“字形问题、释义问题、注音问题、引证问题、异同认同问题、同形别异问题、核对问题、引文标点问题、体例问题”这十个方面作了一个系统的疏通与整理。《汉语大字典》是一部通用性的大型字书，杨宝忠教授能够不厌其烦的一个字一个字去考辩，这种精神着实令我们叹服。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像《汉语大字典》这样通用性大型字书的讹误错漏问题，是让我们所有学习中文的人高兴的事。

四、文献学及其他方面

黄德宽教授作了《新出楚简文献与文字学研究》的学术报告，为我们详细介绍了近年新出土楚简文献的情况及其文字学价值。值得提出的是，根据黄德宽教授的讲解，这些新出楚简部分文献在经过考释以后，证明《说文》所收古文字确系战国文字，且与齐系楚系文字多有相合。那么王宁先生说的“《说文》是唯一，且不容否定”得到进一步确证。

华学诚教授在《文献学方法与语言学著作研究》的学术报告中，谈到了古汉语研究过程中的研究方法问题。他认为，文献学研究方法是研究古汉语的基础和前提，它与其他方法不处于同一个层面，报告采用详细的文献材料示例分四部分进行阐述：不懂文献难以研究语言，不懂辩伪难得材料之真，不讲版本难得材料之善，不会校勘难复材料之源。

最后北京语言大学的李宇明教授为我们做了《中国的语言政策》的学术报告，生动形象的为我们阐述了新时代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以及21世纪的语言竞争问题。

五、结语

第2篇：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范文

2.河南泌阳县下河湾冶铁遗址调查报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HenanProvincialInstituteofCulturalRelicsandArchaeology

3.河南镇平县程庄墓地汉代墓葬发掘简报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ArchaeologyDepartment，HistoryCollege，ZhangzhouUniversity

4.河南三门峡市北朝和隋代墓葬清理简报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SanmenxiaMunicipalInstiuteofCulturalRelicsandArchaeology

5.河南荥阳市新店金元水井清理简报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XingyangMunicipalOfficeforthePreservationofAncientMonumentsandArchaeologyDepartment，HistoryCollege,ZhengzhouUniversity

6.大汶口文化的新发现张学海，李玉亭，ZhangXuehai，LiYuting

7.八卦符号起源新说李玉亭，LiYuting

8.汶泗流域与胶莱平原之镞形器研究——胶莱平原大汶口文化渊源的再思考石荣传，陈杰，ShiRongchuan，ChenJie

9.殷墟一期殷都布局变迁研究李一丕，LiYipi

10.试论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文化谱系韩建业，HanJianye

11.对"中国文明史二里头起始论"的质疑李之龙，LiZhilong

12.论周原遗址西周时期手工业者的居与葬——兼谈特殊器物在聚落结构研究中的作用雷兴山，LeiXingshan

13.外贝加尔匈奴遗存的年代潘玲，PanLing

14.瓷枕探析蔡毅，CaiYi

15.聚落考古在中国——历程·现状·问题许永杰，XuYongjie

16.动物考古研究的科学化——读《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骨骼测量指南》周牧萱，ZhouMuxuan

17.先秦两汉时期铁器的生产应用与社会发展进程问题——读《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唐际根，TangJigen

18.河南永城市酂城汉墓出土陶俑刘晓红，LinXiaohong

19.许昌市博物馆藏汉画像砖陈文利，李丽娜，ChenWenli，LiLina

1.河南许昌灵井"许昌人"遗址考古发现与探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HenanProvincialInstituteofCulturalRelicsandArchaeology(HPICRA)

2.河南荥阳关帝庙遗址考古发现与认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HenanProvincialInstituteofCulturalRelicsandArchaeology(HPICRA)

3.河南新郑胡庄韩王陵考古发现概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HenanProvincialInstituteofCulturalRelicsandArchaeology(HPICRA)

4.河南安阳固岸墓地考古发掘收获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HenanProvincialInstituteofCulturalRelicsandArchaeology(HPICRA)

5.河南新乡市老道井明代101号墓发掘简报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

6.大地湾考古相关问题研究程晓钟，ChengXiaozhong

7.西公桥大汶口文化遗存之研究何德亮，HeDeliang

8.花厅墓地出土玉器浅析卢建英，LuJianying

9.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墓主研究尹夏清，尹盛平，YinXiaqing，YinShengping

10.试析岭南汉代画像艺术田苹，TianPing

11.河南新乡石刻综述傅山泉，FuShanquan

12.隋通济渠与东都洛阳城布局方孝廉，FangXiaolian

13.考释青州出土的两通隋代墓志李森，LiSen

14.吉州窑陶瓷装饰艺术试析胡巍，HuWei

15.两周金文"器主曰"开篇铭辞研究陈英杰，ChenYingjie

16."内礼"还是"大礼"——《上博楚竹书(四)·内礼》篇题考辨陈卫星，ChenWeixing

17.出土秦文献文字研究综述赵立伟，ZhaoLiwei

18.GIS在内蒙古敖汉旗环境考古研究中的初步应用与探索滕铭予，TengMingyu

19.专业化、标准化和多样性:陶器研究的回顾与观察PrudonceM.Rice，许志勇，曾曾

20.书信中的历史——《传薪有斯人》读书记陈洪波，ChenHongbo

1.河南新密市黄帝宫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黄帝文化历史研究会，新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2.河南汝州市东沟瓷窑址发掘简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HenanProvincialInstituteofCulturalRelicsandArchaeology

3.安徽濉溪县董楼宋墓发掘简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濉溪县文物保护管理所，AnhuiProvincialInstituteofCulturalRelicsandArchaeology，SuixiCountyOfficeforthePreservationofAncientMonuments

4.贾湖遗址墓葬初步研究——试析贾湖的社会分工与分化张震，ZhangZhen

5.试论中国史前方形城址的出现何军锋，HeJunfeng

6.略论二里头文化的聚落特征袁广阔，YuanGuangkno

7.豫南地区二里头时期遗存的相关问题试析徐燕，XuYan

8.鹤壁刘庄遗址下七垣文化墓地出土人骨标本鉴定报告魏东，张林虎，赵新平

9.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长方形穿孔石器的岩相特征刘效彬，李素婷，杨忆，宋国定，王昌燧

10.试论安阳殷墟孝民屯遗址半地穴式建筑群的性质及相关问题何毓灵，HeYuling

11.商文化墓葬二层台上放置动物腿骨现象与"奠竁"礼比较研究谢肃，XieSu

12.从峡江地区楚文化遗存看东周时期巴楚关系的变化赵炳清，ZhanBingqing

13.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图》考述李强，LiQiang

14.说河西的墼——以敦煌吐鲁番出土材料为中心刘再聪，LiuZaicong

15.北宋金元墓葬壁饰所见"二十四孝"故事与高丽《孝行录》董新林，DongXinlin

1.山东博兴县利戴遗址清理简报博兴县文物管理所，BoxingCountyOfficeforthePreservationofAncientMonuments

2.鲁北—胶东盐业考古调查记李水城，兰玉富，王辉，LiShuicheng，LanYufu，WangHui

3.山东滨州市滨城区五处古遗址的调查滨城文物管理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BinchengdistrictOfficeforthePreservationofAncientMonumentsandArchaeological，CenterfortheStudyofChineseArchaeology,PekingUniversity

4.山东莱州市朱郎埠墓群发掘报告烟台市博物馆，YantaiMunicipalMuseum

5.陕西咸阳市西汉成帝延陵调查记刘卫鹏，岳起，LiuWeipeng，YueQi

6.河南新乡市金灯寺汉墓发掘简报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ArchaeologyDepartmentofHistoryCollege，ZhengzhouUniversityandOfficeforthePreservationofAncientMonumentsintheProjectofShiftingSouthernWatertotheNorth

7.井沟子西区墓地的文化因素及文化形成过程的初步分析武志江，WuZhijiang

8.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研究综论刘煜，LiuYu

9.试析战国时期巴蜀文化的墓葬形制洪梅，HongMei

10."弓形器"用途与来源再考左骏，李荔，ZuoJun，LiLi

11.试论汉代画像墓葬的种类与表现手法黄剑华，HuangJianhua

12.师酉簋铭文中的"瓜"字余少红，YuShanhong

13.从甲骨文字"刍""牧"论及商代的经济生活郭旭东，GuoXudong

1.山东东阿县古文化遗址调查东阿县文物管理所，Dong'eCountyOffieeforthePreservationofAncientMonuments

2.河南三门峡市李家窑遗址西周墓的清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HenanPmvincialInstituteofCulturalRelics，ArchaeologyandSanmenxiaMunicipalInstituteofCulturalRelicsandArchaelolgy

3.河南新乡市老道井墓地战国墓发掘简报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

4.河南荥阳市关帝庙遗址唐、金墓葬发掘简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HenanProvincialInstituteofCulturalRelicsandArchaeology

5.河南新乡市南华小区唐墓发掘简报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XinxiangMunicipalInstituteofCulturalReliesandArchaeology

6.河南南阳市地税局唐墓发掘简报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NanyangMunicipalInstituteofCuhumlRelicsandArchaeology

7.安图沙金沟旧石器遗址发现的石器研究陈全家，赵海龙，方启，程新民，李有骞，郑钟仁

8.辽东半岛古代生存经济模式的转变及其环境背景史本恒，ShiBenheng

9.灵宝西坡遗址的肉食消费模式——骨骼部位发现率、表面痕迹及破碎度马萧林，MaXiaolin

10.关于郑州洛达庙期与南关外期文化性质的讨论李丽娜，LiLina

11.试论卡莎湖文化罗二虎，LuoErhu

12.重庆国友博物馆收藏的东汉佛像摇钱树何志国，陈丽群，HeZhiguo，ChenLiqun

13.唐董弘义墓志铭相关问题订补彭文峰，PengWenfeng

第3篇：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史料；数字化；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虚拟现实

缘起

史料包括历史文献与史迹遗存，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中国历史悠久，历代文献遗物浩如烟海，近现代又有大批新史料发现与累积。史学界对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历来非常重视。王国维使用两重证据法，“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书辨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故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进行古史新证，解决了许多重大史学问题。顾颉刚等“古史辨”派以疑古辨伪为宗旨，进行了系统的古史辨伪，“古史辨”作为对“古书”与“古事”的—种史料考订工作，颇有意义。[1]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提出了“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傅氏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们彻底从故纸堆中脱身而出，宣称不读书只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2]在考古等领域很快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一举超越前人的成就。陈寅恪和陈垣等诸先生也都十分重视史料，把考实作为治史方法的前提。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先生高举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之利器，“将历来为封建学者所湮没、改造、曲解的古代史料，加以重新辨别、整理和阐发”，开辟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途径。

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我们现在不仅面临着用新技术来整理旧史料的问题，而且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涌现和科技的发展，史料的容量和形式急剧膨胀。以何种方法处理、存储史料，并且能够让学者从中方便迅速地检索和得到所需的信息，是当前史料学的一个大问题。

数字化是史料处理的必由之路。第一，把各种史料统一为计算机数据，方便存储和检索；第二，使史料的物理体积大大缩小，方便携带；第三，可以低成本无差错拷贝，方便传播和普及。目前，不论是印刷文档、手写稿，还是电子文档、音像文件、甚至于遗址与文物，越来越多的史料逐渐被数字化，出现了数据仓库（Data warehousing）、数据集市(Data mart)、数据采集（Data mining）等新概念和信息数字化处理方法，逐步形成了大数据量存储和管理模式。全球范围内，建立史料数据库逐步成为潮流。联合国推动Memory of the World计划以挽救某些濒临灭绝的人类文明，西方各国也无不积极推动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或数字典藏建设，如：美国有国会图书馆的American Memory计划和六所大学所主导的数字图书馆计划等；加拿大有国家数字典藏计划(Canada’s National Digital Collections)；日本和IBM合作的数字博物馆计划；大英图书馆的敦煌数据数字化计划等，不胜枚举。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因特网技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程度全面加深，信息科技已然启开了社会全面急速变迁的序幕。借助网络之一利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史料数据资源得以有效整合，因特网已经成为一个超大型的史料数据库。但是，从总体来看，史料数字化的研究和实践才刚刚起步，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对史料数字化进行整体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下面，本文把史料按照其性质分为两类进行讨论，其一为人类精神产品类史料——文献；其二为物质产品类史料——文物。

历史文献的数字化

历史文献作为人类精神产品，具有可复制性和可移植性，并且必须依托载体而存在。国家标准局批准公布的GB4894—85《情报与文献工作词汇——基本术语》定义道：“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根据这一标准定义，历史文献就是以文本、图形、符号、音像、软件等各种形式固化在一定物质载体上的历史资料，其物质载体为：纸、胶片、磁带、光盘等。历史文献数字化的目标是将原来在各种物理载体上存储的信息，统一转变为最基本的比特，用0和1来表示，成为计算机可以识别的数据。

历史文献数字化的终极形式为数字图书馆的出现。所谓数字图书馆，就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有价值的图像、文本、语音、音响、影像、影视、软件和科学数据库等多媒体信息进行收集，组织规范性的加工和压缩处理，使其转化为数字信息，然后通过计算机技术进行高质量保存和管理，实施知识增值，并通过网络通讯技术进行高效、经济地传播、接收，使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从网上得到各种服务，为公民的终身学习机会做出贡献，成为国家的知识基础设施。[3]

建立数字图书馆的关键在于以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为基础，表现为同一类型文件格式的统一。当前，数字图片格式主要有BMP、GIF、JPG、PCX、TGA、TIF等；数字音频格式有WAV、MP3、MIDI等；数字视频格式有mpg、mov、avi、rm等；网页格式有html， vrml，xml，sgml等；数据库有Oracle， SQL Server， Sybase， DB2， Informix， Access等。文献数字化的过程中一般采取最通用的文件格式，这样既便于为最多的人服务，又便于数据的升级。数字图书实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采用扫描录入方式将书籍资料按原貌逐页存储为图象文件；二是以文本方式存储文献内容，辅之以全文检索系统构成全文检索数据库。前一种方式适合古籍善本和以往出版图书的数字化，后一种适合新出版图书的数字化。

建立数字图书馆的设想首先由美国人提出，1994年6月，美国召开了“第一届数字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年会”。同年9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家宇航局（NASA）和国防部高级研究署(AKPA)联合公布了一项为期4年、投入2440万美元的《数字图书馆启动计划》（DLI ，Digital Library Initiative），在斯坦福大学、密西根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圣·巴巴拉分校等6所高校进行数字图书馆的分项研究。同年10月，美国国会图书馆推出数字化项目，领导与协调全国的公共图书馆、研究图书馆，将其收藏的图书、绘画、手稿、照片等转换成高清晰度的数字化图像并存储起来，通过互联网供公众利用。继美国之后，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亚洲的新加坡、韩国也先后提出各自的数字图书馆计划，投入巨额实施资金。

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开始于1997年，北京图书馆作为国家图书馆，经国家计委批准建立了“中国试验型数字图书馆”项目，并开展了与此有关的专题科研。同年12月，我国民营计算机高科技企业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其远程图书浏览器安装到瑞得在线网站上，创建了国内首家以图像存储为主的数字图书馆——超星数字图书馆，此后，国家连续实施了“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和“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国内各大图书馆和高校纷纷跟进，掀起了一股数字化潮流。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的中文数字图书馆已达数百家之多，以学术专业书籍为主要内容的超星数字图书馆的数字图书已超过到40万种，中国数字图书馆也已达20万种以上。此外，书生之家“中国图书网”和方正apabi数字图书馆也都非常有实力。

目前，我国科技期刊的全文数据库主要有“中国期刊网”、“万方数字化期刊网”和“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等，以中国期刊网为例，收有几年来5300种期刊的全部文章，重要期刊几乎被网罗殆尽。

除此之外，因特网上一些小型的数字书库更是数不胜数，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华夏文库”及“古文献资料库”；台湾的汉学研究中心典藏目录及数据库，包括典藏国际汉学博士论文摘要资料库、明人文集联合目录及篇目索引资料库、两汉诸子研究论著目录资料库、经学研究论著目录资料库、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资料库、外文期刊汉学论著目次资料库、国际汉学资源机构录资料库，可进行资料库整合查询；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的《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康熙字典》的电子版等等。[4]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局部的文献数字化工作，集腋成裘，聚沙成塔，这些数据经因特网而整合为一体，完全不受其物理距离的影响，从长远看，分散的学术单位与个学者是文献数字化的真正主力军，整个因特网，就是一个大的数字图书馆集合。

文物史料的数字化

文物为人类有形的史迹遗存，它具有不可复制性和唯一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正本）第二条之规定，文物包括以下内容：（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四）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五）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的保护。需要注意的是第四款规定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为文物与本文对史料的分类并不矛盾，这类文物其内容为文献，其物质载体为文物。

文物作为史料的价值，在于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所以对文物信息的撷取与整理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如对甲骨文的墨拓、整理而成的《甲骨文合集》，如对青铜器进行整理而成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这些信息撷取成果目前大多以文献的形式而存在。现代以来，经科学考古而发现的遗址和遗物都有详细的考古报告。报告中的绘图形式有平面图、剖面图、结构图、局部图、分解图、透视图以及器物绘画等；照相有地貌全景、发掘区全景、不同角度和感光的遗物特写，其他如专业技术鉴定报告、文物修复与模型制作、拓印图片等等，有的还附有航拍图片和电影、录像。考古报告是对文物环境、外观、结构、尺寸、颜色、纹理、成份、气味等信息的全面撷取。文物的数字化即为文物信息的数字化。

文物数字化的终极形式为数字化博物馆，最新技术为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虚拟现实技术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为科学界和工程界所广泛关注的技术。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的实物与环境，通过多种传感设备使用户“投入”到该环境中，实现用户与该环境直接自然交互。虚拟现实技术的产生首先源于军事训练的需要，现在已经广泛应用于航空、航海、医学训练，建筑和环境规划，影视制作，甚至于核试验的虚拟。对大众来说，最切身的感受是虚拟现实技术使我们在电影侏罗纪公园中看到了栩栩如生的恐龙。现在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做到了网络的分布式互动，支持多人实时通过网络进行交互活动，每个用户在一个虚拟现实环境中，通过计算机与其它用户进行交互动作，并共享信息。我们可以在许多网吧中看到玩“大地勇士”游戏的青年，他们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虚拟的“埃及金字塔”中进行激烈枪战。

文物的虚拟现实只是静态实物的虚拟，因此，在技术实现上要容易得多，我们把所有依据科学考古而得到的文物信息输入计算机，就能借助虚拟现实生成程序来“制造”出三维的虚拟现实文物，借助这一技术，许多不易接触、难得一见的历史文物可以被普通学者摩挲于股掌之间。另外，使用360度全景摄影技术拍摄的高质量图像也可以生成逼真的虚拟情景，从而使得用户可以使用普遍微机通过鼠标和键盘真实的感受到和虚拟现实一样效果，不过它的人机交互性能要差许多。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网站，我们可以看到该校建筑学系编纂的从1996年到2002年对埃及Pyramids of Dahshur的8次考古发掘报告，其中包括了用vrml技术制作的虚拟现实墓室结构和用QuickTimeVR Panorama全景摄影技术制作的金字塔外部环境。

我国的数字博物馆建设和文物数字化工作已经开始起步，故宫博物院是具有600年历史、8000座殿宇楼阁、百万件文物的我国最大博物馆，其网站于2001年7月16日开通，最初只收录了各类图片4000余张，实现了文物影像的细节浏览和虚拟展厅的360度旋转展示[5]。到了2002年7月30日，由中国故宫博物院和日本凸版印刷公司共同建立的故宫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研究所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以故宫太和殿为中心的紫禁城虚拟现实工程目前进展顺利[6]。这说明故宫文物的数字化工作已经进入了虚拟现实的实质性阶段。北京四方台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使用360度全景摄影技术，已经制作了所有中国世界遗产的虚拟实景，此外他们还制作了中国古城镇民居、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寺庙及宗教建筑等虚拟实景专题。台湾今年启动了“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其专题内容包括：“台湾建筑史”、“不朽的殿堂—汉代的墓葬与文化”、“玄奘西域行”、“商王大墓重现”、“火器与明清战争”等等，在实施过程中，虚拟现实就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技术手段[7]。使用虚拟现实技术还可以重现已经不存在的历史人物、建筑、地理环境等。今年1月，中国刑警学院法医系教授赵成文，依据古长沙国丞相夫人辛追颅骨的X光片、出土时拍摄的面部照片，以及长沙市马王堆汉墓帛画和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使用自己研制的警星CCK－3型人像模拟系统成功地复原了这一2000多年前的人物相貌，虽然这一技术还有待完善，但是不能否认它很好的发展前景。总体看来，数字博物馆的建设正在受到人们的重视，而虚拟现实技术也处于发展与普及过程之中。

迎接史料数字化时代

要之，无论文献数字化和文物数字化，归根结底，就是把史料统一为计算机数据，这些数据经互联网而整合成为一个大的史料数据库。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史料学正在孕育并发生着重大的变革。新史料学有四个基本特点：一、文献多媒体化；二、文物虚拟现实化；三、史料极大丰富；四、计算机网络检索技术成为史料学的命脉。史料数字化的时代已经到来。让我们张开双臂去迎接她吧！

参考文献

[1]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A].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3]2002年数字图书馆国际论坛及工程项目洽谈会网站.数字图书馆的历史与演变[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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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宣德.网路数字化文献资源[EB/OL].

myqf.diy.163.com/

[5]苏敏.故宫走进数字时代[N].中国青年报，2001-7-17

[6] 张焕利.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 故宫虚拟工程进展顺利[DB/OL].

202.84.17.73:7777/Detail.wct?RecID=1&SelectID=1&ChannelID=4255&Page=1

第4篇：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范文

摘要：文章通过对四川方言的收集以及它进行生动的词义考究，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方言，更好地通过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来学好普通话，学好博大精深的汉语言。

关键词：方言；臊皮；睡告告；莫恁个

方言，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分化统一的产物，历史上，使用人口多通行范围广的语言，通常会出现许多的方言，即某一民族语言的地域分支。随着民族众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方方言。具体分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七大方言区，我们四川方言则属于占汉族人口73﹪的北方方言区。现在，我们就来探究四川方言的词义以及它无限的魅力吧!

四川方言是“臊皮”就是“丢脸”的意思，是否真有其字呢，现在来讨论一下。

臊(sāo）者,《说文》上说“豕膏臭也。”从肉(月),喿(sào)声，形声字，其本义是腥臊的意思，它又读sào ，表示害羞，羞辱的意思，正因为害羞，才易被人开玩笑，正因为爱开玩笑，才为丢脸不体面的事情做了依据，所以引申为如今的丢脸、不体面的事。见《红楼梦》第九九回：“我在这里和姨太太想你林妹妹，你来怄个笑儿还罢了，怎么臊起皮来了。”《三侠五义》第一四回：“欺负他是个孤行的妇女，也不过是臊皮打哈哈儿，并无诚心要把他怎么样。”李劼人《死水微澜》第五部分九：“第一，是任你官家小姐，平日架子再大，一旦被痞子臊起皮来，依然没办法，只好受欺负。”所以，臊皮的意思是“丢脸，不体面”的意思。

睡告告，就是睡觉的意思，告，甲骨文字形,上面的“牛”,牛触人,角着横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本义是报告,上报的意思，过后又引申为称有病，因病请求休息，见苏轼《教战守》“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这里的“告”，就是有病告假休息之意，休息与睡觉意义有重叠，又根据声韵学原理，凡遇到g、k、h声韵的就变成j、q、x，而iao与ao则是由于声似渐渐被方言音误，读成“告”音。所以，“告”与“觉”即后来的“觉”就是“告”的声韵演变而来[5]，睡吿告就当然成了睡觉之意了。

莫恁个，就是不要这样的意思，莫，表示否定，相当于“不”，“别”。恁，本义是思念的意思，思念到了极限，就有这样那样的想法，所以就引出了“这样”、“那样”的意思，见“君非我,任功名意气莫恁徘徊。”——辛弃疾《沁园春》，又如表恁般，见“早知恁般么,恨当初不把雕鞍锁。”——柳永《定风波》]就是“这样，如此”的意思，所以“莫恁个”的真正意思就是“别这样，不要这样”的意思。

汉语言博大精深，通过各地的文化与地域的不同，并且它们在时间的流动中不断发展，我们对它的研究也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上述观点只是自己的一面之词，仅供参考，如有错误或遗漏，以实际的观点为准。

参考文献：

[1]黄伯荣、廖序东. 现代汉语上册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黄伯荣、廖序东. 现代汉语上册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新华辞书社. 新华字典 [Z].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新华辞书社. 新华字典 [Z].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杨健桥. 汉语音韵学讲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6]新华辞书社. 新华字典 [Z].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作者简介：

第5篇：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范文

简帛发现层出不穷

据文献记载，我国简帛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西汉景帝（前156—141年）末年的孔子故宅壁中经，但采用近代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发掘、整理和研究，则开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迄今将近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简帛的发现可谓层出不穷，共出现了两次大发现的高潮：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土简帛的年代涵盖战国、秦、汉、三国及魏晋。

战国简包括五里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72枚、长台关楚简229枚、望山楚简2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楚简70枚、九店楚简344枚、随县楚简240多枚、临澧楚简数十枚、包山楚简448枚、秦家咀楚简41枚、石板村楚简4371片、郭店楚简804枚、新蔡楚简1300余枚等。

秦简包括云梦秦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天水秦简460枚、龙岗秦简283枚、木牍1方、杨家山秦简75枚、关沮秦汉简500枚、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周家台秦简389枚、木牍1枚、青川秦牍1枚等。

汉简包括敦煌汉简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汉简3500余枚、罗布淖尔汉简71枚、武威汉简600余枚、甘谷汉简23枚、银雀山汉简4974枚、武威医简78枚、木牍14方、马王堆汉简900余枚、木?49枚、定县汉简一批、凤凰山汉简428枚、木牍9方、居延新简近两万枚、罗泊湾汉简十余枚、木牍5枚、阜阳汉简一批、大通汉简400枚、张家山汉简2787枚、胥浦汉简17枚、木牍2方、清水沟汉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悬泉置汉简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书10件、纸文书10件、墙壁题记1件、尹湾汉简133枚、木椟24方、虎溪山汉简1000余枚、孔家坡汉简785枚等。

三国两晋简包括尼雅、楼兰简牍400余枚、纸文书728件、吐鲁番阿斯塔那晋木简1枚、南昌永外正街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牍1枚、南昌阳明路三国吴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牍2枚、鄂城出土三国吴木刺6枚、马鞍山出土三国木刺14枚、木?3枚、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晋木牍5枚、高台晋墓出土木牍1枚、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多枚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简帛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

随着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和陆续公布，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经过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发表有关简帛研究的论著数千种。这些论著大体上可分为简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所谓基础研究主要包括发掘报告、图版、释文、注释、语译、索引、字编、参考文献和论著目录等。而应用研究主要是应用新发现的简帛资料（包括简帛文字记载、实物以及器物、遗址、墓葬等），结合传世典籍研究当时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语言、文字、书法等各个方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正如张政?先生为《简帛研究》题词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终成图籍，补史之逸。”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大体上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进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汉简虽然首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进行整理和考释，但作出最大贡献的应该首推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尤其重视把敦煌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尽可能恢复汉代烽燧组织系统的原貌。《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汉简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汉简的整理和考释，一开始便是由中国学者负责的。起初参加的学者有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等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整理工作中辍。后由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释文之部》在变通《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考证之部》和研究论文则沿用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居延汉简和汉代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以前，重要的论著还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布淖尔考古记》、《新获之敦煌汉简》、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贺昌群《〈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盘《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和劳干《敦煌汉简校文》等。

1949年以后，特别是随着七十年代居延新简和马圈湾等敦煌汉简的相继出土，居延和敦煌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在应用简牍来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概括地说，在下列六个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贝格曼田野发掘工作的详情，并能见到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湾、地湾、瓦因托尼、查科尔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汉简所属的出土地点。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首批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学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三）、早在《甲编》出版以后，就有学者曾撰文对《甲编》的释文进行补正，如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等。当1980年《甲乙编》问世前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不断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论著，如裘锡圭《汉简零拾》、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等。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得有机会见到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四）、众所周知，首批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完整的册书仅保留下来两种，即由77枚简（其中2简无字）编联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简编联成的“永光二年候长郑赦予宁书”仅由此两种简册可知，居延汉简绝大多数原本都是用细麻绳编联的册书，出土以后，因为麻绳腐烂断绝，原来的册书都变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简和断片。为此，森鹿三以为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册书的本来状态，至少恢复到接近原来的册书的状态，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当1957年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通泽第二亭食簿”（簿书）、卒家属廪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复原上，率先开了复原居延汉简簿籍册书的先河。鲁惟一继承和发展了森鹿三的这种研究方法，出版了专著《汉代行政记录》，从居延汉简中复原出多种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对居延汉简的断简进行缀合和册书进行复原，其意义正如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一文中所总结的：（1）在居延汉简中，从全体上来看，簿籍简牍占绝大多数；（2）簿籍简牍和它们所记载的内容相应，各自具有固定的书写格式；（3）所有的簿籍简牍并不是孤立的个别记录，而是被编联成册书的；（4）以简牍的书写格式为标准，有可能将大量的简牍归类集成；（5）随着簿籍简牍的移送和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这就开启了通往对简牍进行古文书学研究的道路。（五）1998年，台北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编》弥补了以往历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均未能核对原简的根本缺陷。为了尽可能为字迹日渐褪色的原简保留最好的简影资料，而采用红外线设备等先进科学技术，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迹，清晰呈现，从而对以往诸家的释文多有补正，在释文的准确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六）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除收录居延都尉所辖甲渠候官治所（7933枚）与甲渠候官所辖的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这两处遗址所获的全部简牍外，还收录了如下五宗简牍：（1）1982年在甲渠候官采集的散简20枚；（2）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简67枚；（3）1976年在居延都尉三十井塞次东燧所获简173枚；（4）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散简7枚；（5）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地点不明的散简14枚，合计8409枚。《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的出版标志着居延汉简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

与此相应，在1949年以后，中外学者研究居延汉简的论著不断出版问世，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举。而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大庭修《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的《敦煌汉简》上、下册，则是研究敦煌汉简的重要论著。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以后发现的简帛，诸如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简等的研究也紧跟而上。（一）云梦秦简的释文公布伊始，便有许多学者撰写论文。据台湾东海大学吴福助教授统计，截至1995年止，已发表论著近千种。（二）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虽然还有三册没有发表，但经过20多年的整理和研究，业已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中，帛书《老子》、《黄帝书》既是整理发表最早的，也是海内外学术界特别关注和研究论著最丰富的两种帛书。《周易》和《易传》尽管发表时间较晚，但由于其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故一经发表，便成为研究热点。经过研究，《周易》经传和通行本大有不同。迄今为止，已发表的帛书研究成果数以百计。（三）尹湾汉墓简牍，仅就其数量而言，既无法与多达数万枚的居延和悬泉置汉简相比，也远不如云梦秦简、敦煌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但因为它们出自生前曾任东海郡功曹史的师饶墓中，不仅内涵异常丰富，而且特殊珍贵。自1993年春尹湾汉墓简牍发掘出土以后，连云港市博物馆为了将这批珍贵的简牍及早公诸于世，便迅速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整理，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包括全部简牍图版、释文以及文物、发掘报告、简牍尺寸索引等在内的《尹湾汉墓简牍》一书。此外，还发表了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官文书考证》等专著、论文集、书法集以及论文近百种。（四）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迅速形成国际性的研究热潮。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学术会议接连不断，研究成果丰硕可喜。（五）《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亦已面世。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楚简和期盼已久的张家山汉简也将出版。我们深信这些简牍定会成为学者们密切关注的新热点。

简帛研究的展望

百年来，简帛学不论在出土、整理还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简帛研究中也存在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资料公布不及时、研究条件滞后、基础研究工作不扎实等。整理、研究简牍帛书资料，利用简牍帛书资料促进古代史研究，现在只是开始，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其深入发展还有待于将来。今后，这一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是：

第一、加快简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缩短从简帛出土到全部公布之间的周期。目前，许多重要的简帛资料已出土很长时间，有的长达二十年，却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见公布，严重影响了简帛研究的进程。希望各方人员通力协作，克服孤军奋战的局面，使出土简帛资料早日公诸于众。为了使大多数学者都能接触到简帛资料并应用于研究，每一批简帛资料除了出版包括图版、释文的精装本外，也应出版只有释文的简装本。另外，如同编纂《甲骨文合集》与《殷周金文集成》，简帛学界应考虑编纂包括秦汉简帛在内的《简帛集成》这样的大型资料汇编，为人们对分散的简帛资料进行比照和综合研究提供便利。

第二、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改善研究条件。其一，采用红外线设备，提高简帛文字释读的准确率。其二，加快简帛资料数据库建设，使所有简帛资料都能上网进行图版检索和全文检索。这种方式比起手工翻检来，无论检索速度还是检索效果，都要优越得多。

第三、加强简帛资料研究的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发掘报告的撰写、简帛文字辨释、残碎帛片的拼接、断简缀合、简册复原、简帛内容考订、资料索引等。这方面的工作细微、琐碎，但它是研究的基础。有了翔实的发掘报告，有助于综合研究的开展。文字释读准确，内容理解无误，研究的结论才可靠。而残简碎帛的拼合与简册的复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使无法利用的片言只语成为一句或一段有价值的资料。完备的资料索引，有助于研究者全面掌握每个课题的研究状况。

第四、加强实证研究，改进简帛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对居延、敦煌汉简之类的档案文书来说，应运用古文书学方法，根据简牍的形状、书写格式、出土地点和内容类别，建立起古文书学体系，充分掌握每支简牍的性质，然后作相关研究。应努力综合所有简帛资料，与传世文献结合，进行更深更广的综合性研究。

第6篇：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 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 意义 理论依据 内容选择 编排与呈现

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是指在实施小学语文课程的过程中，以问题为中心，以活动为主要形式，以综合性学习内容学习方式，通过学生语文活动的设计和展开，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也就是说在语文教学中引导学生主动自觉地运用听、说、读、写能力和已掌握的各科知识，将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相沟通，将书本学习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等学习方式尝试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使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到体验，获得能力，逐步形成主动探究、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的精神品质。

一、语文综合性学习的意义

中国的传统教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分科教学，也就是说，在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堂”之前，我国古代缺乏严格意义上的语文教学。古代的《三字经》、《千字文》等识字教材除了教学生识字以外，还涵摄了历史地理、文物服器、人伦道德、科学百物等广泛内容。孔子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强调智德双修、内外兼通、知行合一，中国传统教育把读书识字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认识的起点和归宿，现在提出语文综合性学习，正是对传统教育合理因素和理论精髓的继承和发展。

建国后受前苏联教育教学思想的影响，强调以学科为中心，学科界线越来越细，过分追求语文学科本身知识的系统和完整，过分关注语文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学生死读书，读死书，语文学习变成了语言研究。长期以来，语文教学走的是“书本―课堂―标准化习题”这样一条路子。语文作为交际工具与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急需缩小课堂与生活的距离，让源头活水流进课堂。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室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把学生定格在书本世界里，只会割裂学生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割裂学科知识间的联系，隔断语文教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使语文教学失去实践和应用价值。

语文综合性学习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开放的课程组织形式，超越了传统语文单一学科的界限，主要体现为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听说读写能力的整体发展、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的沟通、书本学习与实践活动的紧密结合。语文综合性学习突出学生的自主性，重视学生主动积极的参与精神，注重探索和研究过程。通过先让学生提出创造性的问题，再解决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有机地将知识与经验、理论与实际、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知情意行和谐统一地发展。

二、语文综合性学习的理论依据

课程改革积极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的学习方式，关注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语文综合性学习正是这种“自主、合作、探究”新型学习方式的具体体现，正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途径之所在。语文作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综合性不言而喻。汉语言从字开始产生就体现出其综合性，汉字是音形义的综合体，由此延伸至词、句、篇。汉语运用过程中的听说读写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更是一种综合。

“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语文是我们的母语，与社会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语文学习的开放性突出表现为内容的多样性和学习时空的延伸与拓展。语文作为其他各门学科的基础，决定了其知识涵盖面的广泛。仅小学语文教学就涉及诸如：历史、地理、天文、医学、自然、民风民俗等方面的知识。语文学习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学习的内容不囿于语文课堂教学资源，更多的来源于社会、自然、学生自身的各种类型的生活。

语文综合性学习还表现为学习内容的整合、学习能力的糅合、学习方式的复合、学习效益的综合。“留心处处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生活是正文，语文课本只是注解。语文综合性学习过程正是实践过程，它强调学生的亲历参与和实践体验。“实践”不但是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条件和基础，还是语文教育的归宿和目的。

三、语文综合性学习的内容选择

依据《语文课程标准》，各种版本的教材都设计了“综合性学习”这一内容。人教版高段五、六年级每册教材都集中编排了两次综合性学习。第一次安排在阅读教学课文后的练习中，结合单元专题，在课文学习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些语文实践活动，我们称之为“小综合”。第二次则是单独成组，突破以课文为主体的教材结构，改为围绕专题、任务驱动、活动贯穿始终的编排形式，我们称之为“大综合”。

人教版五年级上册小综合为“感受读书的快乐”，大综合为“遨游汉字王国”。大综合又分为两大板块：第一板块是“有趣的汉字”，着重是让学生感受汉字的有趣和神奇。建议开展的活动有：搜集和编写字谜，开展猜谜活动；查找利用汉字谐音特点的古诗、歇后语、对联或笑话；搜集有关汉字来历的资料。第二板块是“我爱你，汉字”，着重是让学生初步认识汉字蕴含的丰富文化。建议开展的活动有：初步了解汉字的演变历史；欣赏和学习汉字书法；通过搜集有关错别字的笑话、社会用字调查等，认识错别字造成的危害，自觉规范地使用汉字。下册小综合为“语言的艺术”，大综合为“走进信息世界”。大综合分为“信息传递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利用信息，写简单的研究报告”两大板块。内容是感受信息传递方式的快速发展，体会给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影响；学习利用信息，写简单的研究报告。

六年级上册的小综合为“歌颂祖国”，要求学生围绕“祖国在我心中”开展访问参观、搜集资料等活动，交流收获和展示成果。大综合性学习为“轻叩诗歌的大门”，以“了解诗歌”为主题，分成“诗海拾贝”、“与诗同行”两部分，主要开展搜集诗歌、欣赏诗歌、朗诵诗歌、动手写诗、诗歌知识竞赛等活动。六年级下册综合性学习紧密结合六年级学生的生活实际，围绕“向母校、师友告别”主题开展综合性学习活动。两大板块分别为“成长足迹”和“依依惜别”，引导学生回忆小学生活，用各种语文形式记录小学生活；为母校做点事，写倡议书、建议书，互留赠言，并策划一台毕业联欢会。

四、语文综合性学习的编排与呈现

人教版教材在进入第三学段后，每册除继续安排一次以课外为主的综合性学习外，出现了整组集中的、课内外一体的综合性学习。综合性学习的编排方式与其他各组截然不同，不再以课文为主体安排阅读、习作和口语交际，而是分成主题活动板块。每个板块设“活动建议”、“阅读材料”两个栏目。每个板块的主体是“活动建议”，希望学生按照这些建议开展综合性学习；“阅读材料”是供学生开展活动时阅读的，但开展活动的材料不限于此，学生可以自己动手搜集，教师可以补充。由此可见，这既是一个规定了方向、有很大空间的教学单元，又是一个充分体现了综合性、实践性和学科性的语文活动。

如人教版五年级下册“综合性学习：走进信息世界”，板块一，安排了有关信息传递方式及对人类生活产生影响的五篇阅读材料。这些材料与精读课文和略读课文不同，就作用而言，在于提供信息，介绍相关资料。板块二，安排了两篇不同类型的简单的研究报告――《奇怪的东南风》和《关于李姓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报告》，其作用在于通过给学生提供研究报告的范文，使学生能够了解研究报告的基本特点，知道怎样写简单的研究报告。最后，还对今后如何提高利用信息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可行建议。

人教版教材除设置大、小综合性学习外，高段每册还保留了中、低段“语文园地”中的“展示台”栏目。“展示台”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引领学生进行语文综合性学习，鼓励学生从不同方面、运用具有个性化的形式展示自己的本领和学习收获。

北师大版教材则通过每个单元的“语文天地”和“综合学习”中的“初显身手”栏目，建议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语文学习活动，以此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性学习能力。高段活动的主题（内容）包括表演、收集资料或图片、办板报、办联欢会、开玩具交易会、办展板、手抄报、做天气统计图、采访或访问、调查等。

语文综合性学习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贯穿在整个学习活动中。教学中除了学习专题和阅读材料要予以落实外，对于学习的具体内容、方式、方法，学习成果的呈现方式等，学生都有相当大的自。综合性学习从各地教师的自发性尝试，进入国家课程的规范性实施；从以课外开展活动为主，进入课堂教学的领域。其目的主要是引领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语文实践活动中学习语文。如人教版五上“遨游汉字王国”，编者在设计这些以文化奠基为线索的开放单元时，必须考虑这样的单元是否具备让学生学习识字、阅读、习作的材料，是否提供含有培养学生思维发展创造能力的可能，是否适合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习得学习方法等。开放性单元没有主体课文，为教师结合本地本校实际开发校本课程提供了空间和展开思路。同时，开放性单元主要是引领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语文实践活动中学习语文，集中体现语文课程、语文教学与社会生活、实践运用密切联系的特点，充分体现语文课程的性质和语文综合性学习的基本理念。

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学生思维活动日渐丰富，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日益增强，对语文学习的要求更高。语文综合性学习正是从学生年龄、兴趣、爱好和时代要求出发，制订切实可行的符合小学生学习活动的主题方案，以此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第1版.

[2]陈志强.语文综合性学习实施新探[J].现代语文（理论研究版），2005（09）.

第7篇：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汉日同形词；辨析；对比

中图分类号：H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1-0134-04

中国和日本都属于汉字文化圈，对于两国来说，汉字是继承与发展文化所不可欠缺的媒体。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在汉字词方面也存在相互借用、相互影响的情况。对于学习和研究日语的中国人来说，对中日汉字词进行比较研究是一个重要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一、汉日同形词辨析

汉字词，或称为“汉源词”是指位于汉字文化圈（东亚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国语言中存在的、从古汉语中派生出的词汇。它可以由几个汉字组成，也可以由一个汉字组成。汉语中所有的词都是汉字词。从词源上看，汉语中的汉字词绝大多数是汉族语言的词，但也有一小部分是非汉族语言的外来词。如葡萄、罗汉、马拉松、迪斯科等是音译外来词。在日语中，“汉语”通常指吸收并改造汉语（中文）的词汇，当中包括和制汉语。大部分与中文意思相同或相近，其中一小部分与中文意思完全不同甚至相反。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词义范围的区别

中日两国语言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在保留了一定的相同意义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派生意义。由此产生了词义范围的区别。关于这一点，大致可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日语词义范围大于汉语。如「道具，日语中该词有着和汉语相同的意思，表示工具、舞台道具等等。除此之外，日语还有三种意思：①制作东西时使用的器具的总称。如：「大工道具（土木工具）。②家庭生活用具。如：「勝手道具（厨房炊事用具）。③手段。如：「結婚を出世の道具に使う（把结婚当作发迹扬名的手段）；第二类，汉语词义范围大于日语。如「東西，汉语中该词有着和日语相同的意思，表示方向的东西，东方和西方、东部和西部、东洋和西洋等等。除此之外，汉语还有两种意思：①指具体或抽象的事物。如：“语言这东西，不下苦功夫就学不好”。（言語というものは一生懸命に勉強しなければものにならない）。②特指人和动物（含有喜欢或厌恶的心情）。如：“这小东西真可爱”（こいつは実に可愛い）；第三类，词义范围部分相同部分相异。如「意見，汉语词义：①对事物的看法和想法。如：“倾听群众的意见”（大衆の意見に耳を傾ける）。②对人或事的不满。如：“你该好好儿地想想，人家对你的意见可大啦”（よく考えてみるがいい、みんなはひどく君に不満なんだ）。日语词义：①意见，见解。如：「人の意見に賛成する（赞成别人的意见）。②劝告，规劝，提意见。如：「いくら意見してもだめだ（尽管怎样规劝他也无用）。两者相比，中日词义①项相同，②项不同。在汉日同形词中，有些日语词的词义范围大于对应汉语词的词义范围，有些汉语词的词义范围大于对应日语词的词义范围，但词义范围部分相同部分相异的情况居多，往往是某几个义项上重合，同时又包含对方所没有的义项。

（二）词义虚实的区别

所谓虚实，是指某些词语在文句中看似虚词义，实际上却是实词义，这是“似虚而实”；相反，某些词语在文句中看似实词义，实际上却是虚词义，这是“似实而虚”。总的说来，“虚”是指抽象的事物，“实”是指具体的事物。有些同形词在中日两国语言中指代的事物有所不同。如「境界，汉语词义：境界；程度；境地。如：“达到完美的境界”（完璧の域に達する）。日语词义：边境的疆界，边界。如：「境界を定める（划定边界），「境界河川（边界河流；界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汉语中的“境界”指抽象的事物，而日语中的「境界指具体的事物。又如「把握，汉语词义：①紧握。如：“司机把握着方向盘”（運転手はハンドルを握っている）。②抓住。如：“把握一切机会”（あらゆる機会をとらえる）。③自信，成功的可能性。如：“他很有把握地回答了所有问题”（彼は自信をもってすべての問題に答えた）。日语词义：紧握，充分理解，掌握，抓住。如：「実態を把握する（掌握实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汉语中的“把握”既可以指抽象的事物，也可以指具体的事物。而日语中的「把握只可以指抽象的事物。

（三）词义轻重的区别

词义轻重是指词义在表达上的轻重程度。词义轻重的不同反映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及强调内容的不同。从词义轻重的角度来看，大致分为两种。

汉语中的词义比较重。如「失敗，汉语词义：输；战败；失败。如：“这次战斗敌人失败了”（今回の戦闘では敵が負けた），“失败是成功之母”（失敗は成功のもとである）。日语词义：失败；错；没有成功。如：「実験は失敗だった（实验没有成功）。该词在中日两国语言中的基本语义一致，但在词义轻重上存在差异。汉语中“失败”的词义较重，通常用来修饰重大事件。如“失败的战斗”。日语中「失敗的词义较轻，含有事情进展不顺利的意思。又如：「質問，汉语词义：追问；质问；盘问。如：“国会议员被质问为什么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国会議員はなぜ約束を果たさなかったのかと詰問された），“妈妈质问老大为什么要打弟弟”（お母さんはなぜ弟を打つたのかと長男を問い詰めた）。日语词义：询问，提问；问题。如：「質問はありませんか（有没有问题）。该词在中日两国语言中的基本语义一致，双方都有询问原因的意思。但在语感上存在差异。汉语中的“质问”的语感较强，带有指责对方的意思，和日语的「詰問有相似之处；

日语中的词义比较重。如「告訴，汉语词义：告诉；通知；告知。如：“这件事别告诉我妈妈”（このことをどうか私の母に告げないでください），“有什么消息，告诉我一声”（何かニュースがあったら教えてください）。日语词义：告状；控告；提讼。如：「告訴の手続きを取る（办理手续），「裁判所に告訴する（向法院控告）。汉语中的“告诉”是通知的意思。日语中的“告诉”词义较重，有控告、诉讼的意思。

（四）本义与引申义的区别

词的本义指文献记载的最初的意义。是词义引申的基础、源头。也可以说，指文字产生时的意义，即文字形体结构所反映的并有史料证明的意义。引申义是指从词的本义引申出来，或者说发展出来的意义。有些汉语词汇在借入日语之后一直保持着古代汉语的本义，至今仍在使用。而在中国，这些词汇在汉语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语义演变，由本义发展引申，以致放弃本义而使用引申义。如「結束，汉语词义：停止，终止。如：“结束战争”（戦争を終結させる），“同学们结束了四年的学校生活”（学生たちは4年間の学生生活を終了した）。日语词义：捆束，捆扎；团结。如：「古い新聞を結束して売る（把旧报纸捆起来卖掉），「結束して敵にあたる（团结对敌）。现代汉语中，“结束”主要使用引申义，指停止、终止。与此相对，现代日语中的「結束还固守着古汉语本义，指捆扎、团结。语言适应社会的需要，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而词义的变化又比词形的变化更为显著，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可以考察到词义的发展变化。由于中日两国语言中词汇的发展，造成了现代汉语和现代日语中同形词词义的差异。

（五）感情意义的区别

词的感情意义用于表达人们对事物的主观评价和态度，如词义的贬褒、是否带有亲密感等。[1]（P38）感情意义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是人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对客观事物或现象进行的评判。感彩的不同反映了人们对事物的不同评价和看法。根据感情意义的不同，词有褒义词、贬义词和中性词三类。褒义词具有肯定、称赞、喜爱、仰慕的色彩，贬义词则具有否定、轻蔑、厌恶、反感的色彩，中性词既不表示肯定，也不表示否定。有些同形词在中日两国语言中的褒贬含义不一样。大致分为两种情况：日语中是褒义词或中性词，在汉语中是贬义词或兼有贬义。如「得意，日语中常用「得意来表示拿手、擅长。如：「わたしは人の前で話をするのはあまり得意ではない译为“我不擅长在人前讲话”。而汉语中“得意”常用于表示自满，具有贬义色彩。如：自鸣得意（自分で得意がる）。又如：「検討，该词在日语中的含义是“讨论，探讨研究”，属于中性词。如：「その問題を会議に出すかどうか今検討中だ是“是否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正在商讨之中”的意思。汉语中的“检讨”含有“自我批评”的意思，具有否定和反感的感彩如：“因工作疏忽向上级检讨错误”（仕事をミスしたため、上司に過ちについて自己批判をした）；

日语中是贬义词或兼有贬义的词，在汉语中是褒义词或中性词。如「深刻，该词在汉语和日语中都有深刻、严肃的意思。日语中的“深刻”一词含有消极因素。它的含义是“深、严重、尖锐、严峻”等，它的感彩是“糟糕、危险”。如：「生活難がますます深刻になってきた是“生活困难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意思。汉语中的“深刻”含有“接触到事物或问题本质”的意思，是用以表达难以忘怀的抽象事物的形容词，它的感彩贬义性不大。例如“他说的话含义深刻，耐人寻味”（彼の言葉は意味深く、味わいに富む）。

（六）文化伴随意义的区别

文化伴随意义是指一些词语在不同的语言中，所具有的特定的感情评价意义和历史文化联想。也就是一个词的概念意义在使用过程中产生并附着于概念意义上的意义，它与人们的生活经验，情感以及语言集团所独有的文化特征密切相关。如：“支那”一词在汉日两种语言中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其意义也有所不同。《人民日报》曾经刊登过这样一则报道。叙述的是一位旅日华人在东京开设了一家餐馆，他拒绝接待那些把中国称为“支那”的日本顾客。这位华人说“一听到有日本人把中国叫做‘支那’，我就不由地回忆起日本侵略中国、污辱残害中国人的那段历史。为了让中日两国人民子子孙孙友好相处，请不要叫‘支那’，要称呼中国。”“支那”一词最早是秦代中国的异称，最初出现在佛经中。日语中“支那”一词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并无贬义成分。甲午战争后，清朝失败，割地赔款，日本人开始蔑视中国人，从他们嘴里冒出的“支那”一词被附加上了一种特殊的语义特征。故此，中国人甚至欧美人所说的“支那”与日本人的“支那”具有意义上的区别。词汇是民族文化内涵的载体。由于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词汇的联想意义体现了各民族的文化内涵。由于中日两国文化历史发展的渊源不同，孕育文化的土壤不同，部分汉日同形词也熏染上了民族文化的个性。

二、日语中汉字词的分类、地位与作用

汉语中的汉字词，从构词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两类。日语中的汉字词大致上与日本人所说的“汉语”相当；不过“汉语”一般指音读汉字词，而我们所说的汉字词则不论音读、训读，只要是用汉字组成的就行。在日本学界，也有人主张“汉语”不限于音读汉字词的，如柏谷嘉弘著《日本漢語の系譜》在第二章《漢語の範圍》中认为“汉语”应该包括下列六种类型的词：1.汉语词﹕仁、义、天命、明月、王昭君、一进一退。2.汉语外来词﹕袈裟、狮子。3.和汉混种词：爱す、及第す、老（おい）法师、故殿（との）。4.汉欧混种词﹕ドイツ语、フランス革命。5.和制“汉语”﹕大根、火事、返事、出来。6.西欧译词：哲学、心理、手术、原子、酸素。这种分法是从汉字词的来源分的，如果从语音类型来分，则可以大致分为音读汉字词、训读汉字词和音训混读汉字词。

在全部日语词汇中，汉字词的比例要占到半数以上。根据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对昭和三十一年的90种杂志所做的统计调查，“汉语”在全部词汇中所占的比例是47.5%， 而前面说过，日本人所说的“汉语”是指音读汉字词，汉字词则还要包括训读汉字词和音训混读汉字词。所以说，汉字词在日语中所占的比例肯定要占到50% 以上。另外，国立国语研究所还对昭和四十九年以及昭和五十年的理科和社会科的高中教科书中的词汇做了统计调查，其中“汉语”所占的比例是58.77%，还不包括人名（10.22%）和地名（9.57%）。我们所讨论的汉字词也包括人名和地名，把这两项也加进去，总的比例就达到78.56%；如果再加上训读汉字词和音训混读汉字词，总的比例就要超过80%。[2]（P45）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汉字词在日语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汉字源于中国，传入日本之后，从内容形式、方法内涵上丰富了日语语言的表达，对日语在文字、语音、词汇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文字方面，汉字的输入，不仅使日本产生了音标文字“假名”，日本人还根据汉字的特点，用“六书”造字法，造出了日本“国字”。汉字不仅是日本文字的母体，而且也是日本文字主要的构成部分；在语音方面，汉字的传入，给日语增加了新的音节，充实了日语的语音系统；在词汇方面，汉字的传入，弥补了日语抽象名词贫乏的不足。和语中表达抽象概念的名词以及有关星座、人体器官的词汇很少，汉语的传入给日语增加了词汇，特别是弥补了用和语词无法表达的抽象概念词汇的不足，如“忠、孝、礼、德、百、千、万”等，增加了日语的词汇量。另外，汉字对日语的词汇结构也产生了影响。日语的词序是宾、补在前，动词在后，这与汉语恰恰相反。日本人在接受汉语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吸收了汉语语法的词序，创造出了反映近、现代文明生活的新词语。如：“発電”、“入学”等。这些词语的产生，说明了日本人的某些语言习惯有汉语化的迹象。

三、语言学视角中的汉日同形词辨析对策

首先，树立不同语言的概念。目前，全世界的所有语言分为以下十大语系：汉藏语系、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闪含语系、乌拉尔语系、伊比利亚-高加索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达罗毗荼语系、南亚语系、非洲苏丹、美洲印第安诸语系。语言学研究迄今为止的结论是：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日语在系谱上被认为是孤立的语言。[3]（P36）20世纪初，日本语言学家、日本语学者藤冈胜二博士首先提出日语与阿尔泰语相近的论点。在语法上，日语与乌拉尔-阿尔泰语的相同之处包括：修饰语置于被修饰语之前，宾语在动词之前，疑问句在句尾加有表示疑问的助词，没有冠词，动词在词尾发生有规则的变化，用以表示细微的意义差别，语法没有性的区别。在音韵组织上，日语与乌拉尔-阿尔泰语的相同之处包括：词头没有重子音，没有词头是r音的语汇；元音调和（同一个单词内元音统一为相同音或同类音的音韵现象）。在语汇上，日语与乌拉尔-阿尔泰语的相同之处还有待研究，目前尚无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日本著名史学家、日本史权威坂本太郎教授赞成关于日语起源的如下观点：在石器时代早期，有一支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种族从欧亚北部向东迁移，经库页岛、北海道来到日本列岛，逐渐培育起独特的语言和文化；日语中有同南方语（包括汉语）、朝鲜语相同或类似的语汇，是后来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这也就是说，日语和汉语并非同源，日语和汉语“同文”的说法不能成立。

其次，分清汉日同形词的语义差异和语感差异。日语和汉语虽然分属于不同的语系，但汉字传入日本后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到今天已完全蜕变成为标记日语的一种非常成熟的文字。汉语和日语中有不少同形词。这些汉日同形词中有一部分是在两千多年前汉字传入日本时保留下来的；有一部分是日本人在吸收西方文化时，使用汉字造出来的新译词，而后又被引入汉语中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我国制造出来的新译词，被日语吸收过去的。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里，这些从外形上看完全相同或相似的词汇在中日两国各自的语言系统中，意思却完全不同或只是部分相同，在语气和语感上均有微妙的差异，而且在文体、褒贬色彩、词汇搭配等方面也不尽相同。

中日两国虽然同处亚洲，而且都使用汉字，但是由于经历的历史不同，所以汉字的变化也各不相同。汉语对日语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代日语的常用汉字约1945个，其中，1154个与中国语的形相同或极为相近。日语虽然将汉字作为表意符号，也使用汉字的含义，但是，其意义与中国古代汉语的含义相同。而且有一部分汉字在日本写法和意义都发生了变化，所以，不能简单地引用汉字，完全按照中国语的含义来理解日本的汉字。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使用汉字词，对中日两国的汉字词进行比较研究，无疑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翟东娜.日语语言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蔡新中，何华珍. 汉字书同文研究[M]. 香港：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2004.

[3]金田一春彦. 日语概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柏谷嘉弘.日本漢語の系譜[M]. 日本：东宛社，1987.

第8篇：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范文

论文关键词：反训，古汉语词义，中学语文教学，医古文

 

“反训”是古代汉语研究中经常会遇到的一种语言现象。可以说这是一个很熟悉的词，但同时它又是陌生的。因为历来对“反训”的认识一直没有得到统一。有些人认为“反训”是属于训诂学的，有些人则认为它是属于词汇学的。种种的争论中学语文教学，导致人们到现在都没能给“反训”下一个正确的定义，而且也使得人们对“反训”的认识越来越迷糊论文开题报告。甚至有人反对这一现象的存在。还有些人干脆就此认为“反训”就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如同假借和转注一样。其实不然，近年来，通过许多学者不断地努力，对“反训”的认识还是达成了许多共识的，并且同越来越多中学语文教学，异越来越少。我们认为“反训”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把这一问题研究透彻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主要目的就是想以“反训”研究的价值为契机，希望能带动“反训”研究，使“反训”问题越来越明朗。

一、前言

一种事物、一门学问，如果没有现实价值，那么它们的存在或者对它们的研究就是毫无意义的。“反训”问题也是如此。这一问题历来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那么肯定有它的价值。现在我们要想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这一问题中学语文教学，就更需要明确它的价值，并且这一价值和意义必须重大，才值得我们再花时间和精力去弄清楚这一问题。事实确是这样，我们研究发现“反训”研究的价值是非常重大的。

二、反训研究的价值

2.1反训研究有助于促进古汉语词义系统的研究

在我国古代，词义的研究是属于训诂学的范围的，并且处于训诂学研究的中心论文开题报告。自第一部训诂专著《尔雅》诞生，训诂学在我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古代很多学者在这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中学语文教学，不仅收集了大量了材料，还提出了不少精辟的理论和方法。这两方面正是研究词义所必须的。但纵观我国古汉语词义的研究，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材料丰富却没有形成系统的词义理论；重视从字形、音义等各个细节对具体词语进行注释和辨析但缺乏对整个词义系统全面、细致的分析；受字音字形的束缚没有建立起历史发展的观点等等。而这些都是现代语言学理论所提倡的。现代语义学要求我们在研究词义的时候不仅要从宏观上把词义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还要从微观上对词义再进行深入的分析。因此我们必须既要继承古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又要注意运用现代语言学包括语义学的理论和方法，把两者结合起来。这样才有利于弄清整个古汉语的词义系统以及词义发展演变的历史。

反训，尽管很早就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但一直没有被纳入词义系统的研究中。在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指导的现代汉语词义系统中也没有收入“反训”。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论文开题报告。我们用现代的语言理论研究反训，把“反训”定义为一种特殊的词义现象。尽管是一种特殊的词义现象但却是普遍存在的；尽管不能算是一种固定的词义演变的规则但却是词义引申发展演变的一种可能的方向：我们理应把它纳入词汇、词义研究系统。“反训”研究中学语文教学，不论是“反训”现象本身，还是我们“反训”研究方法都有助于促进古汉语词义系统全面细致的分析，有助于看清古汉语词义发展演变的历史，从而能进一步帮助古汉语的词义系统的形成，甚至能帮助完善现代汉语词义系统，意义非常重大。

2.2“反训”研究有助于完善辞书编篡

有关“反训”的定义，《辞源》是这样说的：“用反义词解释词义。有些词古代含有相反两义中学语文教学，如乱字有扰乱和治理两义。以‘治’解释‘乱’，就是反训。”这样的解释和刘淇、陈玉澍、陆宗达等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即把“反训”理解为一种训释词义的方法。但是我们现在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反训”是一词同时兼有相反两义的语言现象而不是训诂手段或训诂原理。实质上“相反为训”就是同义相训，只不过这个词同时具有两种相反的意思，这样理解才符合训诂原理。因此《辞源》对“反训”的定义是不科学的。利用“反训”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纠正这一错误论文开题报告。“反训”的深入研究在理清“反训”的概念，廓清“反训”的范围的同时还能纠正一些辞书的错误。不仅如此中学语文教学，在统一辞书中有关词（特别是被视为反训词而实质不是反训词）的义项方面，“反训”研究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例如一个词中某一义项的上下义位是不宜分为两个不同义项的，因修辞等语用关系而产生的没有固定下来的意义也是不宜归为一个义项的等等这些有关辞书编纂的理论问题都可以借鉴“反训”研究的成果。另外，有些辞书有时对字词的区分不严格，把该归入不同的词的不同义项笼统放在某一个字下，这样就容易引起混淆。利用“反训”研究亦可以促进区分明确字典和词典的编纂原则。

2.3“反训”研究有助于处理各种“反训”应用的问题

“反训”的应用非常广泛，这里主要以医学古籍和语文教学两个方面为例谈谈“反训”研究在具体领域中的应用。

2.3.1“反训”研究与医古文研读

医学古籍中的“反训”现象是非常多的中学语文教学，要读懂医学古籍就必须懂得反训。而且，这种医学著作不同于普通的古籍，半点马虎不得，一字一句都关乎到病因、病理、症状、药理等等，甚至是人的生命。因此，认真研究“反训”对古代医籍阅读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我们来看两个简单的例子：

“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素问痹论》）

“有人仲冬病寒中学语文教学，诸医杂治不效论文开题报告。”（《冷庐医话今书》）

前一例的“杂”是“齐”的意思，说风气、寒气、湿气三气一齐到来，共同作用才形成病症；后一例的“杂”是“乱”的意思，杂乱无章的治疗没有效果。

“内伤不妨用之，外感则引邪入肝肾之阴。”（《温病条辨解儿难》）

“以息方吸而内针，以复候其方吸而转针，乃复候其方呼而徐引针。”（《素问八正明神论》）

前一例“引”是“引进”的意思中学语文教学，后一例“引”是“退出”的意思。同样是“引”还有如下一对相反的意思：

“发汗吐下过度，脏腑空虚，荣卫伤损，邪气伏藏，所以引日不瘥。”（《诸病源候论疟病诸候》）

“秋者，天气始收，腠理闭塞中学语文教学，皮肤引急。”（《素问四时刺逆从论》）

上例中的“引”是“延长”的意思，下例的“引”是“收缩”的意思。

2.3.2“反训”研究与语文教学和古汉语教学

中学文言文教材中存在不少反训词。要提高中学文言文教学质量，对这些词的正确把握是必须的。这也是“反训”研究的一个价值所在。例如《鸿门宴》：“亚父受玉斗，置之地论文开题报告。”中“受”为“接受”之意，而《师说》“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的“受”为“授予”之意。这是一个典型的施受同词的例子，需要用“反训”有关的知识。因此中学语文教学，“反训”研究有助于帮助正确理解反训词的意思，把握这一类文言词的释义规律，促进中学文言文教学。另外，“反训”研究还能促进高校古代汉语教学。对“反训”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反训”现象的特点和本质。它是因训诂学而发展的一种词义现象。因此，在高校古代汉语教学中，我们应该把它从训诂学中分离出来，列入古汉语词汇学的范畴。这样既有利于对古汉语训诂学的认识，更有利于古汉语词汇学的发展，从而大大提高古汉语教学的质量。

三、结语

综上，我们知道“反训”研究的价值是非常重大的，“反训”影响的领域也是比较广的。因此，当前我们非常有必要把“反训”的种种问题整理清楚，以便于“反训”在各领域中的应用，更好的实现它的价值。

参考文献：

［1］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09月第l版.

［2］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辞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河村.古医籍“反训”浅谈.［J］咸阳：现代中医药.1983年05期.

第9篇：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范文

在“德钦特藏”中，有关天主教基本教义及其历史著作的数量最大，其中也有许多经典著作。例如格林・拉贝的《圣徒传》13卷，阿奎那的《宗教大全》2册、《科学巅峰》4卷（第1、2、4、5卷，缺第3卷），圣法兰西斯・萨勒的《布道全集》4卷、《书简和福音书》4卷、《圣经》（巴黎，第4版，第1～8卷，1903～1904年版）、《遵守基督宗教美德》2套（第1、3卷）、《教会的起源》4卷、《吾主耶稣受难记》2卷、《圣保禄书简考证》4卷、《马太福音》和《若望福音》共5卷等。

有些书籍是传教士们日常使用的传教手册，如《礼拜礼仪规则》、《神学礼仪手册》、《苦修与神修》、《新教规布道信经》、《天主教礼拜仪式》2卷、《礼拜仪式简明教程》、《当代教规学者》9卷、《教士的辟静》、《宗教教育课本》、《每日弥撒默祷》（分别供春、夏、秋、冬四季使用）等。

“德钦特藏”中收藏有许多有关天主教历史，尤其是巴黎外方传教会历史的著作。其中有一套《巴黎外方传教会公报》，时间为1922～1937年，共42卷，分别在巴黎和香港刊印。它是巴黎外方传教区（宗座代牧区）的年度报告，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到了中国，是研究天主教在华传播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

“德钦特藏”中也有不少天主教在巴黎出版的几大套有关海外传教的丛刊，如法国出版的《神职人员之友》，共有1900～1939年间的27卷。至于巴黎出版的有关新旧两个大陆教务评论的《两个大陆的评论》，“德钦特藏”中共收藏有1932～1940年间的47卷，《巴黎评论》有1921～1935年间的21卷，《教会史评论》有1928～1935年间的6卷，《司铎与使徒》有1922～1936年间的13卷。特藏中还有巴黎于1876年出版的《神学教育》（拉丁文）共5卷。

“德钦特藏”中有一大批有关中国基督宗教（特别是天主教）各修会传教士、外国旅行家、探险家和汉学家在中国西北与西南地区，特别是在藏区的科考探险记，如巴黎外方传教会蓟神父（André Kircher，1863～1922）的回忆录《云南苗人中的传教士》。蓟神父于1863年10月21日出生于法国摩泽尔省，1892年到达云南传教区，在龙西接受汉语培训，然后在彝族地区任副本堂神父，并在那里创建了滥泥箐和噜都克寨会口。1922年2月18日，蓟神父死于香港。他的这部研究苗族人的著作在西方学术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属于西方研究苗族文化的奠基性著作。我们在本特藏中发现了它的踪迹。

法国入华遣使会士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1813～1860）于1846～1848年间进行了一次环中国的大旅行。他陪同其长上秦司铎（Joseph Gabet，1808～1853），首先从澳门出发，经过中原，到达东蒙古的建平县，再从那里到达今河北省崇礼县境内――当时遣使会在华的总铎府所在地西湾子。随后，他从崇礼县出发，前往。他们一行途经蒙古多个旗、宁夏、青海、甘肃和西康，一直进入。古伯察一行遭到了清朝驻藏大臣琦善的驱逐，他们遂经、西康、四川、湖北、江西和广东返回澳门。他们回到澳门后，引起了法国外交部与清朝两广总督耆英之间的一场外交交涉。古伯察神父在中国很有名气，上海法租界中就曾有一条用于纪念古伯察神父的“古神父大街”（Rue du père Huc，今永福路）。古伯察的这次旅行共分三部分：鞑靼地区（蒙古）、和藏区、中国中原地区。由此次环中国大旅行，古伯察完成了他的三部著作：《鞑靼地区旅行记》、《旅行记》和《中国中原旅行记》。如今，这三部著作都存于“德钦特藏”中。我们在“德钦特藏”中还发现了古伯察的另一部名著，即法文版《中国中原、蒙古和的基督宗教史》4卷本。该书于1857年在巴黎出版，后来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并反复再版。古伯察是遣使会士，虽与巴黎外方传教会均为天主教的修会和传教会，但他们之间分歧不断，争论不息。“德钦特藏”中收藏此书，可见它的重要性。

方苏雅（Auguste Fran■ois，1857～1935），法国外交官，1857年8月20日出生于法国的内维尔，1895年，在法国驻广西龙州领事馆工作，后于1898年在法国驻重庆领事馆工作。但他在中国工作时间最长的地区则是云南省，于1900～1902年兼任法国驻蒙自和昆明领事馆的领事，1935年逝世。他著有一部有关云南的游记，我们也发现了它。

法国女藏学家大卫・妮尔（Aleandre David Neel，1868～1969）是一位富有传奇性的女藏学家，被人誉为“女英雄”。她一生先后五次入藏，其中有一次就是从云南迪庆地区入藏的。她一生中所作与有关的著作多达62种。在“德钦特藏”中，我们也惊奇地发现了大卫・妮尔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1923年版）一书，这大概是国外研究《格萨尔》史诗的最早著作。

法国早期的藏学家与入藏探险家雅克・巴科（Jacques Bacot，1877～1965）出生于一个殷实的企业主家庭。他于1904年进行了一次环世界的旅行，曾在印度会见过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在他经云南取道时，云南的传教士们劝他慎行，他却毅然进入了的察绒地区。他第二次入藏是经打箭炉―巴塘之路而行的。之后，他在法国高等实验学院教授藏语课，法国后来的藏学家大多为其弟子。他一生创作的藏学著作有50多种，我们在“德钦特藏”中发现了他的那部早期藏文语法著作《经典藏文文法》（巴黎，1928年版），这也是西方最早的藏文文法书。

英国内地会女传教士盖群英（Mildred Cable，1880～1952）于1902年来华，在山西霍州传教，后于1923年赴甘肃兰州。1926年，她偕另外两名内地会女传教士冯贵珠（Evangeline French，1872～1960）和冯贵石（Fancisca French，1869～1960），共同经玉门关赴河西走廊、新疆和西域，展开了一次意在传教的长途旅行。她们的游记《穿越玉门关》于1927年在伦敦出版，后来译作法文及其他多种文字，是研究20世纪西域史的一部重要名著，我们在“德钦特藏”中惊奇地发现了该书的法译本（1953年版）。

法国殖民地科学院通讯院士和法兰西远东学院成员高尔田（G・Cordier）于1927年在河内法兰西远东学院出版了《云南的穆斯林》，是研究20世纪上半叶云南穆斯林的一部非常罕见的著作，我们也在此惊喜地发现了一册此书。

法国大旅行家、著名杂志《艺术与风景》主编热尔韦・古特勒蒙斯科（J・C・Gervais Courtellemont，1863～1939），曾受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杜梅（Paul Doumer）的委托，赴云南进行科学考察。他于1904年出版了一部《云南游记》，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对今天被称为“茶马古道”沿途路线的考察。“德钦特藏”中也收藏了一册《云南游记》，不过是1943年的晚期版本。

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利耶塔尔（Alfred Liétard，1872～1912）于1872年12月31日诞生于法国北方省，1891年7月29日，到达云南传教区。他在云南府、滥泥箐、片角、平彝和白石岩会口工作，后又被任命到赴成凤山和昭通等地传教。1921年7月5日，死于昭通。他的一部《云南的■■人（彝族人）》于1913年出版，本特藏中藏有一册此书。

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戴高丹（Auguste Desgodin，1826～1913）于1826年10月16日诞生于法国默兹省，1855年7月15日赴传教区。他偕其教友罗启桢（Charles René Renou，1812～1863）经察木多到达巴贡，企图入藏。很快，他被迫返回贡觉并在那里被清政府驱逐，最后返回雅安。该神父于1880年5月31日离开打箭炉赴藏南，定居亚东。1894年赴香港后，在拿撒勒会会士们的印刷厂，他印制了那本由传教士们编纂的《藏语―拉丁语―汉语字典》。他一生共在和其他藏区生活了58年，最终于1913年3月14日死于亚东，享年77岁。他的藏学著作共有20余种。其中，《传教史，1855～1870年》是囊括当时及藏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习俗和宗教诸领域的综合史，在国外藏学界的名声经久不衰。上世纪90年代，笔者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喜马拉雅研究所找到过此书，纸页已经干枯到无法拿起和打开了。多亏了布尔努娃（L.Boulnois）夫人用多种方法帮助，我才设法完整地复制了一部此书。在“德钦特藏”中，笔者也惊喜地发现了保存尚为完整的一册此书。在该特藏中另外一册封面已严重残损的有关的著作中，也有戴高丹搜集的大秦景教碑拓片与地图，他的另一部名著《从巴塘到打箭炉》也出现在该特藏中。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的足迹遍布中国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和内蒙古等地。他一生留下了80余种科考报告和探险记。他的《穿越喜马拉雅――探险考古记》（伦敦，1909年版）也出现在该特藏中。美国人类学家、植物学家和探险家罗克曾多次奉美国地理学会之命，率团在中国西南部，尤其是在丽江纳西族故地从事科考。“香格里拉”一名即由此人提出，他的《纳西或摩梭人占卜的起源》（1939年版）一书也出现在“德钦特藏”中。

法国入华耶稣会士裴化行（Henri Bernard-Ma■tre，1887～1975）于1982年出发赴华，长期在华北（天工商大学或津法大学、献县神学院和吴桥等地）作传教士。1975年2月3日，死于法国尚蒂伊。他的汉学著作多达百余种。《十六世纪法国传教士在敲中国的大门》（译本译作为《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也有一册出现在该特藏中。尽管裴化行远在中国东海岸，而且素与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们有嫌隙，但他的著作还是受到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重视，于此收藏了一部。

李安德（André Li，1692～1795）祖籍四川，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最早华人司铎，其巨著《李安德日记》已被历代学者摘录发表过多种文本。我们在“德钦特藏”中也发现了一部《李安德日记》。

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ulayman）于公元851年写成《中国印度行记》，最早于1718年由法国科学院的雷诺多利发行了法文译注本。尽管此书的伪托成份很大，但它毕竟是阿拉伯人有关中国的最早记述，我们在“德钦特藏”中也找到了此书。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法国传教士吉罗（Paul Girod，1878～1965），1878年3月4日出生于法国的汝拉省，1930年8月5日赴中国与越南边境的北部湾（东京湾）传教区。他首先负责北部湾北部传教区，后来又定居老街地区，其著作《在北部湾北部的十年》也跻身于“德钦特藏”中。

“德钦特藏”中还收藏有其他大批有关文化与藏区游记的著作，由于本文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仅作简单提及。一来是由于笔者在那里停留的时间较短;二来是由于许多著作已经残损得缺头少尾了;三来是收藏单位不允许我们复印、拍摄或抄录。特别是，其中有一部伦敦1906年出版的《与藏民》，还有《一个人谈》、《藏传佛教或喇嘛教》、《中国西部》、《四川与汉藏走廊（西康）》、《游记，从打箭炉出发》、《游记，雅安部分》（打字本）、《藏区游区》，让・德西利埃的《穿越动荡的中国西部走廊》（1923年版）等。

此外，该特藏中还有一批有关中国西部和西北的游记或著作，如1921年出版的《一名领事官在中国西北的旅行记》、《穿越兴都库什》、《使徒马帮，云南的传教士》（1909年版）、《滇越铁路》（1913年版）、《中国西南的自然植物》（1928年，德文版）等。

“德钦特藏”中最宝贵的一批与中国有关的资料，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手书的中、法、藏文三体合璧的《学习笔记》、《袖珍记事本》、《茨中笔记和文件》，证明信件存根（600多件）、各种手记簿、传教区财产登记记录、占卜记录、东南亚教会统计表、梁若孙抄件等。但这些手写体文献均难以辨认解读。

因为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中有许多人本身就是成绩斐然的汉学家，因此，“德钦特藏”中有一批有关法国汉学的论著。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的三大弟子之一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学者。他出身于河内的法兰西远东学院，曾在中国作过多次学术考察，回国后主持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1945年，死于法西斯德国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的汉学著作甚多，主要集中在社会语言学与道教史领域，基本上属于法国著名的涂尔干学派。他的《古代中国》一书于1927年出版，后被译作多种文字并反复再版。我们在德钦也发现了此书的一册法文版。

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1885～1952）是一位富有传奇性的东方学家。他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仅有一次因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而到过日本。但他一生共撰写并出版了几十部有关中国和远东的著作，而且都是大部头的巨著。他的4卷本《东方文明史》、《草原帝国》、《蒙古帝国》、《东方哲学史》和《远东史》等均为东方学名著。他曾任法兰远东博物馆――集美博物馆馆长，是法国科学院院士。在“德钦特藏”中，我们也找到了格鲁塞早期的《远东史》（第2卷，1929年版）。

1923年于上海出版的耶稣会士们编译的法文版《中国坤舆详志》也出现在“德钦特藏”中。此外，还有法国当时出版的介绍东方学家的期刊《东方学简介》2卷，分别为1929年1～2月（第99期）、1929年9～10月（第102期）。 该特藏中还有一册《满洲历史地理字典》（香港1934年版）、《世界地理・中国与日本》（1928年版）、施兰神父的《甘肃土人的婚姻》（1932年版）等。

传教士们为了方便在华传教，同时也为了从事对中国方方面面的研究，也就是汉学研究，必须学习汉语和汉字，而学习汉文，则必须拥有中西文合璧的词典。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双语字典或辞典的编纂，也应该是由传教士开创的。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语法教科书的编写，也是由传教士们开其先河的。“德钦特藏”中存在着不同文种对照的多部词典或字典，另外还有汉文、藏文等教科书。如巴黎出版的《新编拉丁语――法语字典》（1924年版）和《新编法语――拉丁语字典》（巴黎1924年版）、《汉字字源・书法・字典》（第3版，1932年）、《法文――拉丁文字典》、《法汉小字典》（1903年版）、《藏文、法文――拉丁文对照字典》、《现代军事辞典》（印度，1944年版）、《法文――英文字典》（巴黎，1867年版）、《满洲历史地理字典》（香港，1934年版）、《法文――英文字典》（巴黎，1933年版）、《经典藏文文法》（雅克・巴科，1928年版）、《汉法字典》（香港，1893年版）、《汉语――拉丁语小字典》、《藏文明电码》、《中国汉字研究》、《中法藏文学习笔记》和《藏文学习笔记》、《藏文近义词及语法传教材》、《官话教科，历史》下册、《藏文拉丁文转写教科书》等。

“德钦特藏”中收藏有许多与天主教中国传教区发展史有关的文献，《北京天教公报》是研究中国天主教传播史的重要资料，也是有关领域学者们的必备参考书。由于各种原因，此报现在国内已经很少见了。“德钦特藏”中共收藏有1922～1934年间的19卷。此外，这里还收藏有拉丁文版的《中国传教区》（第8卷，1925年版;第9卷，1926年版;第10卷，1927年版;第14卷，1936年版;第15卷，1931年版）、《中国与日本传教史》（1919～1921年间的2卷），另一卷《巴黎外文传教会殉教者名册》（1932年版）也与死于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有关，书中的时间已被撕毁，无法稽考。

天主教历书在天主教布道中占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在“德钦特藏”中共发现了1927年、1933年、1937年、1939年和1947年与中国有关的天主教历书。

“德钦特藏”中也收藏有不少在中国内地、海外和港澳地区出版的中外文期刊。如葡萄牙人于1884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回声报》，还有在河内出版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一卷（1920年版）。

朝鲜的天主教主要是从中国传入的，而我们现在掌握的有关朝鲜天主教史的资料很少。“德钦特藏”中收藏有巴黎出版的《朝鲜教会史》（1874年版）、《外方传教会法国传教士在朝鲜殉教者年报》（1938～1946年版）等。

“德钦特藏”也收藏有许多法国文化名人的著作。

首先是耶稣会教祖依纳爵・罗耀拉（Ignace de Loyola，约1491～155），他是西班牙罗耀拉城的贵族，耶稣会的创始人。他本系军人出身，于1530～1534年间聚集一批西班牙贵族仿效军队编制，组成了天主教内的耶稣会（俗称“耶稣军”或“耶稣连队”），该会于1590年被教皇批准。他于1541年出任耶稣会的第一任总会长，其会士们被派向世界各地布道。仅在1552～1800年间，便有970多名会士被派往中国。我们在“德钦特藏”中发现了一册由巴尔托利撰写的罗耀拉传记《依纳爵・德・罗耀拉，耶稣会的起航》（1876年版）。

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是法国著名的爱国剧作家，也是法国古典戏剧的创始人。我们在“德钦特藏”中发现了一套《高乃依剧本选》（巴黎，1926年版）。

拉辛（Jean Baptiste Rachine，1639～1699）也是法国的剧作家，曾任路易十四的宫廷官吏，也是法国古典主义的剧作家之一。我们也于此发现了他的一部《拉辛选集・剧本集》（巴黎，1929年，第6版）。

蒙田（M・E・de Montaigne，1533～1592）是法国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和散文作家。他最重要的著作就是《散文集》。我们于“德钦特藏”中发现了该书的第5版（1928年版）。

夏托勃里昂（Fran■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是法国消极浪漫派作家，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期间著名的保皇派。我们惊讶地在“德钦特藏”中发现了夏托勃里昂的一套全集（1862年版）和一套选集（1897年版）。

“德钦特藏”中还收藏有许多欧洲其他著名文人的文集。如圣・法兰西斯・达西士的《生平与著作》（1920年版）、《博埃文选》（第11版，1930年）、德・萨勒的《著作选集》（1903年版，2卷本）、《博絮埃诗选》（1897年版）、《波罗瓦经典著作》、《马拉丁著作选》（1930年版）等。

“德钦特藏”中还收藏有一大批纯科学的著作，可能是供传教士们为了向中人传播科学知识而使用的。如《物理学读本》、《适用药剂学》（1889年，第12版）、《建筑学读本》、《几何教程》（1900年版）、《哲学入门》、《家用小菜谱》、《物理教材》和《常用科学知识》等。

除此之外，“德钦特藏”中还收藏有一大批有关西方文化、历史、地理、语言、外交、文学、修身方面的书籍。诸如《法国史》（1879年版）、《法国文学史》、《法国的语言、历史与文学》（1935年版）、《欧洲与法国史》（1270～1610，1890年版）、《从中世纪到16世纪的历史》（1927年版）、《18和19世纪的欧洲历史》（1928年版）、《罗马史》（12卷本，1926年版）、《希腊文学简史》（1927年）、《但丁神曲》、《宽容论》（1896年版）、《19世纪以来的近代史》、《17世纪法国与瑞士的关系》、《法国文选》（诗歌与散文）、《德国柏林》、《欧洲地图》、《时尚杂志》等。

“德钦特藏”的价值及其研究利用

在德钦县的深山老林和几乎与世隔绝的偏僻地方，存在着750多册法文和拉丁文的宗教性与学术性的古籍图书，而且基本上是在欧洲刊印的。这定会引起宗教界、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兴趣。

当然，“德钦特藏”的价值是多元的。由于该特藏直接出自巴黎外方外传教会，又集中在中国西南边陲的藏族与其他多民族的杂居区，所以，它对于研究天主教神学、天主教发展史、天主教入华史及其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都具有很高的价值，是一批重要的文化遗产。

该特藏中有许多关于天主教历史和神学的著作。从《圣经》和《圣徒传》开始，它不仅对于中国天主教研究，而且对世界天主教研究都具有很高的价值，是一座宝贵的文献大库、资料中心。而这样的资料中心，在中国并不多见。

西方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是海外汉学研究的源头之一。外国学者在中国从事的汉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最早是由他们掀起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在华的学术活动，是海外汉学史的一个重要领域。因为天主教入华史并不仅仅是普通的宗教史，还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天主教传教士们很好地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更何况，其中有许多书籍正是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和著作。我们可以借助这批资料，将我国的海外汉学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层次和水平，使之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德钦特藏”中还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国西南、西北以及藏区从事科考、旅行和探险的记述，特别是在汉藏走廊地区的游记。它们对于研究中国藏族以及西南和西北的民族学或人类学、人类文化学、民俗学、舆地学、经济和社会文化史都格外重要。

面对沉睡了60多年的“德钦特藏”，应该怎样开发利用呢？

首先，我们建议当地的州、县政府应重视对这批珍贵外文书籍的保护、研究工作，解决必要的经费，责成相关部门组织精通法文和拉丁文，熟悉天主教神学和历史，掌握西南和西北民族史（特别是藏族史）知识，了解香格里拉历史地理和民族文化的学者，成立一个整理小组。然后由他们对这批文献进行详细的目录编写。还要进行中外文对照，撰写详细的内容提要，考证其作者生平，探讨其国内外的收藏状况。最终，经过仔细的整理，出版专著。

其次，召开一次以这批文献为基础，以迪庆藏族自治州历史文物、与国外交往为中心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学术讨论会应由香格里拉当地有关机构与国内外权威学术团体联合举办，多渠道、多视角地讨论有关问题，然后结集出版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