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古代文化精选(九篇)
第1篇：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
“酒”跟“酉”最初其实是一个字。甲骨文“酉”有很多种写法，如、、、、等，尽管模样有差异，但都像是一个盛酒的容器；有时甲骨文“酉”字还加上表示酒滴儿的三点，作、等，这便成了“酒”字。金文还有将酒滴置于酉器之中的写法，如等，这种写法更加强调了酒滴和酒罐的实际方位关系。
甲骨文“酉”的字形底部多为尖形，据此有人认为当时的盛酒器多用兽角制成，如牛角、犀牛角等，因其表层坚硬、内部空心而被用来盛放酒。所以后来一些表示饮酒器的字形多从“角”，如觚、觯、觞、觥等。后世小说中有所谓“一角酒”的说法，这可能就是古代用兽角制作酒器的遗留。当然，“酉”的甲骨文字形底部也有圆形的，如、等，这表明一些酒器应当是用陶土制成或者用青铜等金属铸造的，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手工制造技艺的发展。
“酉”字在甲骨文中既表示酒，又被借去表示十二地支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明确的分工。据刘信芳《包山楚简近似文字辨析》考证，在战国时期的包山楚简中，凡干支名都写作“”，而“酒食”都写作“酉食”，但这样的分工并没有延续下来。后来人们以“酉”作为干支的专用字，而以“酒”作为饮酒的专用字。
除了“酉”之外，表示酒器的字还有很多。“爵”就是一种重要的饮酒器。“爵”字甲骨文作、、，非常形象地描绘出这种饮酒器的形体特征：敞口，口的一侧有供倒酒的流，另一侧有尾，腹小，外表有纹理装饰，腹旁有把手，底部为高足三脚之形。如此复杂的饮酒器，反映出商周时代青铜器制造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爵”字小篆作，其上部本来应该是像爵之形，但已经看不出来它像什么了。下面加上了部件“鬯”和“又”。加“又”是表示以手持爵；而“鬯”是《说文》中的一个部首，以“鬯”为部首的字都和酿酒有关，“爵”字加“鬯”正取此义。
“尊”也是古代常用的酒器之一。《说文》：“尊，酒器也。”“尊”在甲骨文中有两种基本写法，一种从“酉”从“廾”，像手捧着酒杯的形状，如。另一种是在此形体旁再附加一个部件“阜”，写作、、等形。甲骨文、金文中“阜”作偏旁时常常写作、，像台阶、高地之形。据此可以看出，尊作为一种酒器有登进奉献的意思，表示诚恳地向人进献美酒，应该多作祭祀或进献宾客之用。《周礼•司尊彝职》：“六尊：牺尊、象尊、箸尊、壶尊、大尊、山尊，以待祭祀宾客之礼。”正因为尊具有登进奉献的意思，才有了后来尊卑之尊的引申义。中间像酒器的部件在甲骨文中都作，金文中出现了从“酋”的形体。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认为，凡从“酉”之字多变作从“酋”，如尊、奠等。秦简文字中“尊”字开始出现“酉”下作“寸”的写法。“寸”就是“又”，古文中“寸”“又”两个部件是可以通用的。“又”是一只手，“廾”是一双手，其构字意图是一样的。也有学者认为，凡从“寸”的字都有法度的意思，所以“尊”的字形变为从“寸”，正反映了尊这种器物在礼制上的特殊作用。后来“尊”又引申为尊卑之尊，这种酒器的名称便另造“樽”“”二字来表示了。
古人饮酒，是先将酒放在等较大的盛酒器中，然后再从中舀出斟入爵、觯等较小的饮酒器中饮用，经常用来舀酒的工具是“斗”。“斗”字甲骨文作，像一个有柄的盛器。本义指舀酒或舀水的器皿，其字形上部是勺头，下部是勺柄，中间两点像酒滴或水滴。《诗•小雅•大东》：“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北斗星因其排列像勺斗的形状而得名，诗人又因北斗而联想到了舀酒的勺斗。其中的“可以挹酒浆”正反映了斗的最初的功能。后来“斗”字又加上了部件“木”，写作“”，说明用于舀酒的斗勺多以木质材料制成。
酒在古代的祭祀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周礼•天官•酒人》：“凡祭祀共酒以往。”可见，古时祭祀不可无酒。“祭”字在《龙龛手鉴》中有一个异构字作“”，字形从“酉”，这个字形更印证了古代祭祀神灵是离不开酒的。除此之外，“奠”“醴”“”等从“酉”之字都与祭祀有关。奠，甲骨文作，像一个酒器置于台上之形，表示将酒摆放在几案上以供祭祀。“醴”是一种酒的名称，字形从“酉”从“”，其偏旁“”即礼仪的“”的初文，甲骨文、金文作，像在器皿“豆”中盛放两串玉以供祭祀的样子。醴字从“”，体现了醴酒与祭礼之间的密切关系。《周礼•酒正》：“以醴敬宾曰礼宾。”进一步指明了醴酒在古代礼仪中的功用。，甲骨文作，由酉、廾、束三个部件组成，像手捧着一束茅草放在酉（酒）旁。《说文》：“，礼祭，束茅，加于圭而灌鬯酒，是为。象神歆之也。”大意是说，在根据礼制举行祭祀时，先摆放捆束好的茅草，然后用圭这种酒器将鬯酒浇在茅草上，酒马上就会渗进茅草里，就像是神把酒喝光了一样，这种仪式就叫“酒”，又作“缩酒”。《左传•僖公四年》：“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说的就是这种仪式，其中的“包茅”就是“束茅”。
酒在民俗文化中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如“配”字，甲骨文作，从“酉”从“卩”，像一个人跪坐在酒器旁边的样子。部件“卩”甲骨文作，像人跪着的样子，反映出当时人典型的坐姿。《说文》：“配，酒色也。”这一说解与字形不合，且无文献用例可考。在先秦文献中，配多作匹配、配偶讲，如《左传•隐公八年》：“先配而后祖。”贾逵云：“配成夫妇也。”其中的“配”就是配偶之义。而且配当匹配、配偶讲，也与“酉”的字形相符合，因为在古代婚仪的每一个程序中，都可以找到酒的影子。如《仪礼•士昏礼》：“赞者酌醴，加……妇升席，左执觯，右祭脯醢。以祭醴三。降席东面，坐啐醴。”《礼记•昏义》：“妇至，揖妇人，共牢而食，合卺而，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这都是描写古时婚礼仪式中的具体场景，无论是妇“坐啐醴”（即坐下来品尝醴酒），还是夫妇二人“合卺而”（相当于现在的喝交杯酒），都表示婚配仪式中饮酒这一重要过程。据此可以推测配的本义应该是配偶之配。
酒不仅是饮品，它还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这一点可以从医生的“医”的古字形中得到反映。在秦简、汉印、《说文》等文献中，“医”字均写作“”，其字形从酉，即酒字。这说明，当时医生已经常常用药酒来给人治病了。《说文》：“，治病工也。酒所以治病也。《周礼》有酒。”《汉书•食货志》：“酒，百药之长。”《礼记•射义》：“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可见酒与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人酿酒的目的之一就是充当药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一部医方专书，后来被称为《五十二病方》，被认为是公元前3世纪末秦汉之际的抄本，其中用到酒的药方不下于35个，至少有5个就是酒剂的配方，用以治疗蛇伤、疽、疥瘙等疾病。中医学里很多药物都可以用酒泡制，如鹿茸龟甲、参桂芪术等。迄今为止，酒对于中医仍是不可或缺之物。
第2篇：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
“陶”是形声字,义符是阝,阝是“阜”字作偏旁时的省变,从“阜”的字意义都跟高地有关。那么,陶器的“陶”字怎么会与高地有关系呢?《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陶,再成丘也,在济阴。从阜声。《夏书》曰:‘东至于陶丘。’陶丘有尧城,尧尝所居,故尧号陶唐氏。”所谓“再成丘”,按照三国时期孙炎的说法,是“形如累两盂”的土丘,也就是像两个摞在一起的用土烧制的陶器盂一样,当地因丘而得名,所以地名叫陶丘。这个地方汉代属于济阴郡,大致在现在山东的定陶附近。据说尧最初曾被封于陶丘,后来又迁到唐地,所以才称为陶唐氏。也正因为如此,尧的子孙后来才有的以陶为姓,有的以唐为姓。姓陶的祖先还有另外一支,那就是舜的后代。舜的后人虞阏在周朝时做了“陶正”的官,也就是专管制作陶器之事的官,后来虞阏的子孙就以官为姓,也姓陶。《姓纂》上解释陶姓的来源时说:“陶唐氏之后因氏焉。虞阏为周陶正,亦为陶。”很简要地概括了两支陶姓的来历。可见,“陶”字之所以可以表示高地、地名以及姓氏,都跟陶器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实,陶器的“陶”是因为用来表示陶丘才加上了“阝”字旁,原来表示陶器的字只写作“”。“”字金文作、,右上方像一个弯腰的人形,中间部分表示工具杵,最下面像一器皿,整个字形像一个人持杵在器皿中捣东西。具体是捣什么呢?《老子》说:“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其之用。”《荀子•性恶篇》也说:“故陶人埏埴而为器。”唐代杨注解说:“埏,击也;埴,粘土也。击粘土而成器。”通过捣击粘土而制作陶器,这正符合“”字的金文构形。原来,“”字中的那个人,是在拿着杵在器皿里捣粘土呢!这是制作陶器必需的程序。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学会将具有黏性的土壤捣碎,用水调和,利用土的可塑性塑成各种器物。所选的粘土也是非常讲究的,《释名•释地》:“土黄而细密曰埴。”只有这种细腻的黄土,才能制作出精美的陶器。
《说文》对“”字是这样解释的:“,瓦器也。从缶,包省声。古者昆吾作。案:《史篇》读与缶同。”所谓“瓦器”,是一切用土烧制的器具的总称,这一点我们在以前讲“弄瓦之喜”时已经说过。而说“”的结构是“从缶,包省声”,这是许慎没有见到过“”的金文写法的缘故,他把“”字中人形解释为“包”字的省简,这是一种误解。许慎说“古者昆吾作”,是对古代传说的记述。昆吾是夏商之际的一个部族,据说是颛顼的后裔吴回的后代,吴回在帝喾时期成为了南方的部落首领,曾接替他的哥哥成做了“火官”,即专门掌管火的官员。昆吾掌管火,他的后明烧制陶器的技术,这应该是合乎情理的。许慎还引用《史篇》说,“读与缶同”,这正点明了“”字与“缶”字的密切关系。“缶”甲骨文作磐,如果再在右上边加上“人”形,就成了金文的“”字了,可见,“”“缶”二字实同出一源,都是表示捣土制陶之义。所以《说文》对于“缶”的解释也是“瓦器”。
缶作为陶器在日常生活中很常用,多用来盛酒浆、粮食或其他小件的东西,当然也包括一些贵重的宝物。所以宝贝的“宝”字中原来就有个部件“缶”。“宝”繁体字作“”,金文作、等,从宀从贝从玉从缶,表示把贝、玉这些宝物储藏在缶中,放在房子里藏起来,由此会合出“宝”字含义。由于“宝”与“缶”古音相近,所以也有学者把“缶”理解为“”字的声符。
缶除了作日常储物的容器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功用,那就是充当打击乐器。《周易》:“不鼓缶而歌。”《墨子》:“息于瓴缶之乐。”李斯《谏逐客书》:“夫击瓮叩缶……真秦之声也。”这些记述说明,瓮、缶、瓴之类的陶器具古代经常被用作乐器。受缶类陶器可以充当打击乐器的启发,先民创造了许多形态各异的陶制乐器,如陶埙、陶鼓、陶铃、陶钟、陶角、陶响球等乐器,演奏方法有吹奏、有击奏、有摇奏。在西周初年,人们依据制作材料将乐器分作八类,即:金、石、土、草、丝、木、匏、竹。这就是所谓的“八音”。其中的“土”就是指陶制的乐器,可见陶器在先秦时期的音乐生活中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
用手工捏制的陶坯通常做工粗糙,厚薄不均。随着制陶技术的发展,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陶均。陶均是一种水平固定在短轴上的木质圆盘,人们将陶坯放在旋转的陶均上,在缓慢转动中逐渐修整陶器使之光滑均匀。“均”字从土匀声,它其实是由“匀”孳乳而来的,与“匀”的意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匀”的古文字构形,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解释。我们认为,甲骨文中被人们释作“旬”字的、、等形,就应该是“匀”字,其构形正像将捶打好的泥片旋转着置于陶均之上,其中的一个短的笔道,像用木铲之类的工具将多余的泥片切掉。这样的工具在制陶过程中是很常用的(如图)。由于陶均的作用就是使陶器更加细腻匀称,所以“匀”就引申出均匀的意义,为了与均匀的意义相区别,表示陶均时便加“土”旁作“均”。又由于陶均是转圈的,这正与古代表示时间以十天为周期循环往复的情形相似,所以古人便借陶均的“匀”表示十天,后来又增加“日”旁作,这样就分化出了“旬”字。因此,“匀”、“均”、“旬”三字属于同一字源。
陶器必须用高温才能烧制成功。在制陶的过程中,先民逐渐认识了各种原料在高温烧制下发生的形态变化,当他们尝试用高温烧制金属矿物时,冶金业也就慢慢出现了。可以说制陶技术的发展为金属的冶炼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陶和冶都需要高温烧制,所以后来二者组合成一个双音词“陶冶”,比喻在困境中磨练培养人的情操。
陶冶的“冶”字,《说文》解释作“销也,从台声”。,是古“冰”字。许慎认为冶炼金属就像融冰一样,所以用“从”释“冶”。但是,考察“冶”的早期字形,并不从“”。战国文字中“冶”的较典型的写法作,从刀从火从口从二。从火很好理解,从刀(或从刃、从斤)表示冶炼而成的器具,而从口从二则众说不一。不少人认为,“口”“二”是羡符,也就是多余的没有实际意义的笔画。不过,联系“金”字的构形,将“二”理解为羡符的说法似乎并不能成立。
“金”在古代是金属的总名,并不专指黄金,常见的有所谓的“五色金”,即黄金(金)、白金(银)、青金(铅)、赤金(铜)、黑金(铁)。“金”字金文写作等形,人们对其构形的认识并不一致。但多数人认为字中的两点或三点像金属饼块或矿石之形,右侧下面是“土”字,表示金生自土中,上面的即是“今”字,充当声符。在西周铭文中,“金”有时就写作,足以证明这些点并非羡符。同时也说明,冶炼的“冶”字中的“二”,既不是冰,也不是羡符,而是用来冶炼金属器具的金属饼块或矿石。
“矿”字的古文作。段玉裁解释为“在石与铜铁之间,可为铜铁而未为成者也”,也就是矿石。字的构形应该是模仿矿井的形象。据《周礼》记载,当时就已经有“人”这样的官职,专门掌管金玉锡石之地,甚至在殷商卜辞中就已经出现视凿金于山为国之大政的描述。这说明,矿石的开采和管理很早就受到官方的重视。
冶炼金属的目的就是要铸造各种各样的金属器械。“铸”字《说文》解释为“销金也”。甲骨文和金文作、等形,上面像两手掬着铸器,下面为器皿,器皿内有火。也有人认为前一形体像手持器具将金属液倾倒入器皿之中,这个器皿就是铸造器具的模型,也就是所说的“范”,“模范”二字连起来可以指典型和榜样,就是从铸造器具引申而来的。“铸”字后来到睡虎地秦简时变成了,由金、火、寿三个部件组成,前两个部件表意,后一个部件表音,整个字变成了形声字。再后来,部件“火”省去,就成了现在的左金右寿的“铸”字了。
第3篇：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
关键词：古今字 古字 今字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历史传承中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与词的对应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古今字中古字、今字的关系正体现了这一变化。通过对古今字中古字与今字关系探究，有助于我们提高阅读古书籍的能力。
一.古今字的概念解说
“古今字”这个术语是由东汉经学家郑玄提出来的。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指出“古今人用字不同，谓之古今字”“凡言古今字者，主谓同音而古用彼，今用此。”且他在“谊”字条处这样阐述“古今无定时……周为古则汉为今，汉为古则晋宋为今。随时异用者，谓之古今字。非如今人所言古文、籀文为古字，小篆、隶书为今字也。”可见，段氏看到了古今字用字的不同。清代另一位文字学家王筠在其《说文释例》中指出：“字有不需偏旁而义已足者，则其偏旁为后人递加也。其加偏旁而义遂异者，是为分别文。 现代学者王力先生在其主编的《古代汉语》里指出，古汉字兼职过多，为减轻负担，另造新字分担古今字中的某个职务。直到洪成玉先生，对“古今字”概念的解读才渐渐走上标准化、科学化之路。他指出“古今字是汉字在发展中所产生的古今异字的现象。”这种古今异字现象的产生，与汉字和汉语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
二.古今字的成因简说
“古今字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字记录词的任务的变化。”后人为了区别，在古字的基础上另造一个或者几个字来分担该汉字的某一个或某几个表义功能。这样，古字与新造的今字在某种意义上就形成了古今字。古今字的形成方式大概有以下两种：
（一）由词义引申而形成的古今字
1.“古字”表本义，“今字”表引申义。
如“景”与“影”。“景”本义是日光。《说文解字》：“景，日光也。”日光照在物体上会有影子，故而引申为“影子”。如《过秦论》中“赢粮而景从。”“景从”的意思就是像影子一样跟从。后来表示这一引申义的“景”字写成“影”。又如“昏”与“婚”，“昏”的本义是黄昏。因为古人的婚礼大都在黄昏举行，因此，“昏”引申有婚姻、结婚的意义。
2.“古字”表引申义，“今字”则表本义。
如“丁”与“钉”。“丁”字是个象形字，在甲骨文和金文里都是象钉子形，如《晋书・陶侃传》：“又以侃所贮竹头做丁装船。”由于钉子是坚硬的，因此引申有“健壮”、“壮丁”等意义。又如“原”与“源”。“原”字的本义是水源。《说文解字》：“原，水泉本也。”篆文“原”字由厂和泉两字组成。“厂”字表示出崖;“泉”字是一个表示水从石崖下流出来的象形字，隶变后写作“泉”。
（二）由同音假借而形成的古今字
1.“古字”表假借义，“今字”表本义。
如“然”与“燃”。“然”字的本义是燃烧。《说文解字》：“然，烧也。”《孟子・公孙丑》：“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后来与它同音的指示代词也用“然”字来记录，人们为区别其本义就在“然”字的基础上专门为记录燃烧义而另造一个“燃”字，而“然”字专表假借义。
2.“古字”表本义，“今字”表假借义。
如“辟”与“避”。“辟”的本义是法，法度。《说文解字》：“辟，法也。”“后来为了记录表示避开意义的词就假借与之音同的“辟”字。《汉书・武五子传》：“时上疾，辟暑甘泉宫。”在避开的意义上，“辟”字是本无其字的假借字，即语言中还没有创造一个字来专门记录表示避开的意义，于是人们就假借和它音同的表示法度意义的“辟”字来记录它。
三.“古字”、“今字”关系
（一）古字与今字的形体关系
1.今字在古字基础上增加形符。
如“竟”与“境”。《说文解字》：“乐曲尽为竟”，段玉裁注“曲之所止也。引申之，凡事之所止，土地之所止，皆曰竟。”后来随着“竟”字意义的增多，人们为了更加清楚地表达词义，在“竟”字基础上加形符“土”，另造表示边境的“境”字，与古字“竟”相区别。在古今字形体基础上添加形符，是古今字的主要特点，很多古今字都是按这个方法形成的，如解懈、孰熟、要腰等等。
2.今字在古字基础上更换形符。
如“说”与“悦”。《说文解字》：“说，说释也。”说有解释、说明、劝说及喜悦之义。《说文解字》没有收“悦”字，先秦也用“说”字表示喜悦义，如《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后来在说的基础上改“言”符为“心”符，另造一个“悦”字来分担“说”的喜悦义，与说字相区别。改换形符的古今字还有“没殁”、“敛殓”、“赴讣”、“谕喻”等等。
3.今字在古字基础上改变声符。
如“胜”与“腥”。“胜”的本义是指动物生肉的腥味。《说文解字》：“胜，犬膏臭也。从肉生声。一曰不孰也。”“星见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从肉从星，星亦声。”段玉裁注：“许则谓腥俗字，正作胜。腥专味豕不可食者。”可见，改古字“胜”的声符“生”为“星”则造出今字“腥”。这种更换声符的情况比较少。
字的语音关系
1.古字、今字语音相同。
如古字“匡”与今字“筐”同是溪母阳部;古字“反”与今字“返”同是帮母元部;古字“昏”与今字“婚”同是晓母文部;古字“采”字与今字“彩”同是清母之部;等等。
2.古字、今字读音相近。
如古字“缺”属溪母月部而今字“决”属见母月部，但“缺”“决”韵部相同，溪、见都是牙音;古字“其”属群母之部而今字“箕”属见母之部，但“其”“箕”韵部相同，群、见都是牙音;古字“大”属定母之部而今字“太”属透母月部，但“大”“太”韵部相同，定透都是舌音;等等。
（三）古字与今字的词义关系
1.今字表古字本义。
上古字少，一词多义，为明确古字词义，后人造今字表示古字的本义，古字本义被今字取代。如“孰”与“熟”。“孰”的本义是食物生熟的“熟”。后借用为疑问代词表示谁。如《说文解字》：“孰，食饪也。”段玉裁注：“饪，大孰也。”“孰与谁双声，故一曰谁也。后人乃分别熟为生熟，孰为孰矣。”可见“熟”是为区别“孰”字而新造的字。
2.今字表古字引申义。
在长期使用词的过程中，由本义可能派生出引申义，而引申义也可能再派生出另一个引申义。为明确古字词义，造今字表示其引申义。如“取”与“娶”。“取”本义是俘获敌人或获取猎物，取其左耳。《说文解字》：“取，捕取也。”
3.今字表古字假借义。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即本来没有正字借用与之声音相同或相近的一个字，并按其声音表达一定意义，于是被借用的字就产生了假借义。为明确古今字词义，造今字表示其假借义。如“采”与“彩”。“采”字本义是采摘。《诗经・关雎》：“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后来“采”常被假借来表示色彩。后人为明确“采”的词义，就另造一个“彩”字表示其假借义。
四.结语
理解古今字对于阅读古书的重要性。了解古今字中古字与今字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学习古代汉语，更能提高我们阅读文献典籍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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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
【关键词】《古代汉语》；工具课；互文性串讲；字词切入；文化遗产
Theory 《ancient times Chinese language 》course teaching
Zeng Zhenxing
【Abstract】《ancient times Chinese language 》BE a tool lesson with very strong bine the teaching practice and of 《 ancient times Chinese language 》 course of teaching method make quest, put forward with each other text string speak at teaching usage problem, and correspond with the teaching method of master the general introduction and selected works from the word phrase.
【Key words】《ancient times Chinese language 》;Tool lesson;With each other the text string speak;The word phrase correspond;Cultural inheritance
笔者从事《古代汉语》教学已有十余年，在教学实践中，逐渐产生了一些关于《古代汉语》这门课程的零星想法，今稍作归纳总结，以就教于方家。
1 《古代汉语》课的性质及其目的问题
关于《古代汉语》课程的性质，一般都认为是一门“工具课”，而它的目的则是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序》（1962年）说：“经过1958年的教育革命，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教学必须联系实际，许多高等学校都重新考虑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以为它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既有感性知识，又有理性知识。必须把文选的阅读与文言语法、文字、音韵、训诂等理论知识密切结合起来，然后我们的教学才不是片面的，从而提高古代汉语的教学效果。”又说：“汉语史是理论课，古代汉语是工具课，目的要求是不同的。”
许嘉璐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绪论》（1992年）作为高等师范学校教学用书，也说“古代汉语”是一门“工具课”。他指出：“‘古代汉语’课之所以为工具课，是由它的教学目的而决定的，它不是仅仅传授关于古代汉民族语言的基础知识，也不是给学生以系统理论，而是培养学生阅读中国古书的能力。”又说：“我们学习古代汉语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继承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又说：“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的最大贡献在于第一次确定了‘古代汉语’课程的工具课性质，建立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理性知识与感性知识相结合的教学原则。”许嘉璐先生也非常强调《古代汉语》课程的工具课性质。此外，朱振家先生主编《古代汉语》（1988年4月第1版，1994年6月第2版），张世禄先生主编《古代汉语教程》（2000年），易国杰、姜宝琦主编的《古代汉语》（2000年）等教材也都坚持《古代汉语》的工具课性质。
值得一提的是靳贵生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1997年修订本），也说“古代汉语是一门工具课。……掌握了古代汉语这个工具，就可以达到读懂古文的目的。”又说：“工具课，是相对于理论课、知识课来说的。就古代汉语课来说，是相对于古代文学、史学、哲学等哲学来说的，是学习这些课程的基础，是高等院校文科学生必须掌握的工具。”但在第二次修订本（2005年7月第3版）中，对《古代汉语》课的教学目的作了修改。靳贵生先生在《第二次修订本序》中说：“原版教材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现改为‘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和根据格律写作诗、词、曲、联以及写作应用文言文的能力。’”（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他指出：“培养阅读能力，是让学生动脑；培养写作能力，是让学生动手。既让学生动脑，又让学生动手，才能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才能使我国优秀传统民族文化后继有人。”可以说这一修订是对《古代汉语》课程性质及其教学目的的最新认识，业已从单纯的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转向了对于文言文写作实践的强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既然《古代汉语》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工具课”，那就要紧紧围绕着“实践”与“工具”这两个方面进行《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活动。“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以改造世界为目的、主体与客体之间通过一定的中介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具体在《古代汉语》教学活动中，实践的主体就是学生，实践的客体就是《古代汉语》的相关知识并由此而拓展和深入的整体性的中国古代文化，所谓“一定的中介”，则是指实践的各种形式，主要表现为大量的阅读和练习，不仅要让学生动脑，更要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只有加强动手能力的培养，才能从根本上改造学生的意识活动和丰富学生的心灵世界。教师在这一以学生为主体知识为客体的教学过程中，所扮演的应当是一个阐释者和一个引导者的角色。这就需要教师自己是一个学识相对渊博并且善于引导的人，对于学生来说则需要将字词的理解落到实处，而不是似是而非，或者只满足于印象式地把握。至于“工具”，原指工作时所需用的器具，后来引申为为达到、完成或促进某一事物的手段。《古代汉语》既是一门工具课，那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古代汉语》的时候，要有意识地将其置于“工具”的地位，真正让它为我们的古籍阅读服务，因此就必须有意识有计划地要求学生进行大量的课外阅读，可由教师指定课外阅读的内容，限时抽查。同时，也可结合《古代汉语》教材中的文选（包括详注部分、略注部分和白文古注部分）及《古代文学》课程进行学习。当运用古代汉语这一工具的时候，切不要忘了我们的目的――批判地继承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古代文学实际上只是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因此，绝不能将《古代汉语》的教学限制和束缚在《古代汉语》课程本身，那样的话无异于自我设限，画地为牢。但我们的《古代汉语》教学正面临着这样的危险，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古代汉语教育工作者深思的。
2 《古代汉语》的教法探讨
关于《古代汉语》的教法，虽然因人而异，但也都大同而小异，即是遵循王力先生所开创的方法，而有所损益。王力先生所开创的方法是：文选、常用词和古汉语通论三结合，也即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相结合。笔者对此所采取的策略是：以文选为主，古汉语通论为辅，而将常用字词的讲解贯串其中，尤其是贯串于文选的讲解之中，因为在我看来，常用字词的诸多意义从来都不是抽象地产生的，而是在具体的语境中逐渐累积而成的，因此，脱离了具体的文本和具体的语境来孤立地学习词汇，效果非但不大，而且容易陷入词汇义项的教条主义的沼泽，这样一来就有将学生变成零碎知识的奴隶的危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扼杀某些学生的创造性天才，而将他们培养成零碎而僵死的知识的容器，或古代文化的抽象而无奈的传声筒。
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怀特海（Whitehead,Alfred North，1861-1947）曾说：“凡有实际经验的教师都知道，教育是一种掌握种种细节的需要耐心的过程，一分钟，一小时，日复一日的循环。”又说：“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使学生通过树木看见森林。”具体到《古代汉语》的教学，也是如此。知识是靠细节一点一滴地积累而成的，在此积累过程中，教师的耐心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教师决不能因为自己上过很多年的《古代汉语》而产生倦怠厌教的心理，也不能因为自己觉得简单而想当然地认为学生肯定是一教就会，须知对于学生来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因而充满新奇的知识之旅。同时，教师亦需具有一定的传授技巧和引导艺术，教师在讲解《古代汉语》的相关知识如文字篇、词汇篇、语法篇、修辞篇乃至音韵篇时，不妨有意识地做到穿插与贯串，使古代汉语的分门别类的知识成为一交叉性的知识链条，并由此在学生的意识里渐次形成一种可以自由渗透的知识的网络系统，从而真正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我们不妨称之为“互文性串讲”。举例来说，我们在讲解文字篇时，不但可以穿词汇篇和语法篇的相关知识，还可以穿文选中的相关语境乃至传统文化的某些东西，而在讲解词汇篇或语法篇时，也有意识地做到与其他部门性知识自由链接。也许刚开始的时候学生会觉得有些散漫不羁，但只要坚持做去，渐渐地学生就会感到，很多知识都有似曾相识之感，如此便可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觉得自己真的学有所得。因此，与其每一堂课都让学生疲于奔命地只学习新鲜的知识，倒不如让他们在学习新知识的同时对于所学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认知，正像孔子所教导的那样，“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
教师除了要教会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教学生一种方法，即获取知识和使用知识以提升自己、获得智慧的方法，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即此之谓。而且方法的传授要有意识地进行，举例来说，即可以通过讲解少数的例子以证成一种推导和探索的方法，再布置学生相应的作业，以实实在在的练习促进学生的动手能力，并由此训练他们的大脑。教师要善于从具体的例子（字词的分析如此，文选的讲解亦然）中抽绎出某种方法性的东西，并告诉学生，使他们不但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此诚如怀特海所说：“真正有价值的教育是使学生透彻理解一些普遍的原理，这些原理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具体事例。……大学的作用是使你摆脱细节去掌握原理。”但是教师却应该通过对于细节的讲解而达到使学生掌握普遍原理的目的，而不能只是给学生灌输一些抽象的原理。讲解某些例子只是必要的手段，智力培养才是我们的目的。
除了上面所说的耐心和技巧之外，教师尤其需要一种高度，这种高度不仅是指学问上的，更是指人格和抱负上的。近现代以来，因受到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反传统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传统文化出现了严重的断层，人们对于传统文化逐渐淡漠，成了一种无根的浮物，当此之际，有志之士皆需尽己绵薄之力，而思有以建树有以复兴。作为《古代汉语》教师，虽不敢奢望有所建树，但也难辞其责，因而人格上的和抱负上的高度就变得尤为重要。这是一个观念性的问题，苟有此自觉的观念，便不难有探究的热忱，由衷的责任感，以及高度的耐心，相对而言，教学的技巧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孔子曾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言外之意就是，只有当我们自己有此复兴的热忱和探索的信念，才能很自然地影响到学生，使他们如沐春风般地受到熏陶和感化。教育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师的言不由衷，他只是机械地担当一个教书匠的角色，这样的自我定位当然不会使其产生任何意义上的高度。《庄子•渔父》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教师的学问人格和胸襟抱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向学的热诚。
3 《古代汉语》的学法探讨
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教与学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古人所谓“教学相长”（《礼记•学记》），正道出了此中真义。在笔者看来，教师的教学方法往往取决于他的学习方法，而教师的学习方法又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学生的学习方法。具体到《古代汉语》的教学，我个人的策略是：有意识地在字词同其所表达的事物和观念之间建立起一种彼此沟通的互释关系，这样便能够或由字词而切入事物，或由事物而切入字词，或由字词而切入观念，或由观念而切入字词，知识便因为频繁的使用而真正为学生所掌握。不妨图示如下：
我们可以将世界分为人、语言（包括文字）和客观的物质世界三者，人通过语言以认识和把握客观的物质世界，语言对人的认识起到规范、启迪的作用，人离开语言便失去一切，而文字作为语言的载体，对文化的传承作用至大，以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字词入手，将字词的讲解贯穿在文选与通论的学习之中，并可视学生的实际情况而拓展到传统文化乃至思想智慧的领域。由于汉字是一种表意体系的文字，汉字承载着大量文化的乃至思想的信息，因而从汉字切入，以贯通外在于人的客观事物与内在于人的思想观念，实在是最好不过的学习途径。
孔刃非先生曾提出“汉字全息学”的观念，他认为，每个汉字都是一件凝结时代信息的文物，通过对汉字全面系统意义的考证，我们能得到文字被创造那个时代的文明特征；汉字是汉民族文明进化的“全息码”，积淀着史前时期以来汉文化的一切信息。“每个汉字都积淀着文明进化的系统信息，汉民族进化的人类学、社会学、自然科学、思惟科学等等无不存储其间。”可以说，汉字全息学为《古代汉语》的教学奠定了方法论原则。
第5篇：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
一、“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
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
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
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
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
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
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
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
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
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
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
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
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
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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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
【论文摘要】声调是字音(音节)的要素之一。音节有声调是汉藏语系语言的特点，在汉语以及与汉语同系的语言中。声调在区别词的意义方面的重要性和声母、韵母相等。本文从古音声母清浊方面，就汉语的声调及其发展演变，对中古语音的声调、近代语音的声调以及现代语音的声调做了简单的思考与论述。
所谓声调，是指音节读音高低升降的变化。汉语从何时起就有了声调的存在，现在还无法断言。通常认为，上古汉语也应该有声调的区别，但究竟有多少个调类，它们可能的调值如何，至今尚无定论。而中古时期的汉语语音的声调区别已经得到了共识，并且，当时的音韵学者已开始对这种区别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的研究。
一、中古语音的声调概述
汉代以前，人们还不知道有四声，直到齐梁间骈体文盛行，受佛教转读佛经声调的影响，逐渐觉察到自己的语言中也有声调存在，开始以“宫、商、角、徵、羽”五音对字音进行归纳，随后定出“平、上、去、入”，通称为四声。《切韵》、《广韵》、《韵镜》及《七音略》等都是按照“四声”分韵的。
四声的名称起于南北朝齐梁时代（五世纪末六世纪初），据《南史•陆厥傅》说：齐永明年间，“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脁，琅玡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为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永明时期的这段叙述是平、上、去、入“四声”名称见于记载的较早的材料。此外，《梁书•沈约传》云：“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周颙传》记云：“颙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
“四声”只是归纳了中古时期语音的调类，至于各个声调具体的调值如何，古人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只能从古人的形象的描绘中感受到大致的概括：“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急而促。”我们由此可推测，中古时期四声中的平声是平调，入声是短促调。因为平声没有升降，较长，而其他三声或有升降或短促，所以“平声”与“上、去、入”三声形成了平与仄两大类型。
中古时期的“四声”，发展到现代汉语方言里，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少则只有三个（宁夏银川话只有平、上、去三个声调），多则有十一个（广西南宁心圩平话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甲、阴去乙、阳去、阴入甲、阴入乙、阳入甲、阳入乙等十一个声调）。但是，不管声调多少，或是如何变化，都与古代“平 、上 、去、入”四个声调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平、上、去、入”四个声调由于受古声母清（全清、次清）浊（全浊、次浊）的影响而发生了分化。有的分，有的合。
二、由中古语音声调到近代音声调的演变
近代音的声调，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明确列出，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与现代北京话的四声完全一致，只是具体的归字有所不同。概括的说，近代语音声调突出的特点就是：平分阴阳，浊上变去，入派三声。
平分阴阳
《中原音韵》里，每一个韵部的平声都明确标出“平声阴”和“平声阳”。平声的分化以清浊为条件，中古清音声母的平声字分化为阴平，中古浊音声母的平声字分化为阳平。这一变化，使得中古平声清浊的对立转化为声调类别的对立。
浊上变去
中古的上声字在《中原音韵》中分化为上声和去声两大类。上声的分化也是以清浊为条件的，其规律是：原清音声母、次浊声母，上声字仍读上声，全浊声母上声字则变读为去声。
入派三声
到了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把古入声字归入阳平、上声、去声。汉语音韵学称之为“入派三声”。“入派三声”的规律性很强，由于声调的变化常常受声母清浊的影响而变化，古入声字的变化也受声母清浊的影响而“入派三声”：
清声母字变读上声，例字：笔、法、尺、塔；
全浊声母字变读阳平，例字：白、读、舌、绝；
次浊声母字变读去声，例字：纳、辣、灭、热。
有些学者如陆志韦、杨耐思、李新魁等先生认为元代仍然存在入声。《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中说：“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者，以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然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
三、现代汉语声调的发展
现代汉语声调，与近代汉语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入声字的分配有所不同。中古入声字，在现代汉语中大部分读去声，其次是阳平，再次是阴平，最少的是上声。次浊入声字的演变最有规律，现代汉语一律读去声，全浊入声的演变也比较有规律，一般读为阳平，清入声读为阴阳上去四声的都有，缺乏规律性。
以平声字来看，在现代汉语方言里，除极少数地区平声不分阴阳外（如银川地区），绝大多数地区古平声分为阴平和阳平两类：即古清声母平声字今为阴平，古浊声母平声字今为阳平。如：全清古声母“当”，次清古声母“康”，今读阴平。全浊古声母“堂”，次浊古声母“郎”，今读阳平。
以上声字来看，在现代汉语中，只有少数地区上声分阴阳（古清声母上声字为阴上，古浊声母上声字为阳上）。如：全清古声母“古”、“走”，次清古声母“口”、“丑”，在现代汉语广州话中读作阴上，全浊古声母“近”、“是”，次浊古声母“五”、“女”，在现代汉语温州话中读作阳上。
以去声字来看，古音浊上变去的现象，在现代汉语中有两种情况：一是去声不分阴阳，全浊声母上声字变读为去声。这种语音现象在北方方言区普遍存在。如：古声调中为全浊上声的“近”、“是”，在现代汉语中，北京、济南、兰州等地均读作去声。另一种情况为，去声分阴阳，全浊声母上声字变读为阳去。这种语音现象在南方的许多方言区普遍存在。如：古声调中的全浊上声字“近”、“是”，在现代汉语中，苏州、长沙、南昌等地都读作阳去。
以入声字来看，全浊声母入声字变阳平，次浊声母字入声变去声，《中原音韵》与现代普通话基本一致，但是《中原音韵》归到上声的清声母入声字到了现代普通话里，有的读阴平，有的读阳平，有的读上声，有的读去声。
除北方方言区外，其它方言区都保留古入声，但是各地保留的情况不一，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1、保留-p、-t、-k 三种塞音韵尾：粤方言、客家话、闽方言的一些地方都比较完整保留-p、-t、-k三种塞音韵尾。2、收喉塞音韵尾：吴方言、闽方言的福州话、晋方言以及北方方言区的江淮官话保留喉塞音韵尾。3、塞音韵尾消失，古入声字自成一个调：湘方言、闽方言的一些地区以及北方方言区的部分地区古入声字塞音韵尾消失，但自成一调。例如北方方言区西南官话的西昌话，古入声字自成一调，古入声字“急、竹、曲、黑、各、尺、岳、合、白”等字都读31调。
四、小结：
关于语音声调的发展变化，以上均是根据“古音声母的清浊”来展开讨论的，此外，影响声调变化的因素还有（1）声母是否送气、（2）韵母主要元音的长短等等。
（1）例如南昌话的阳平，今不送气纳“魔棉蒙麻泥南人来劳罗额牙”等为一类，今送气的纳“婆朋菩排掐从层除前求群”等为另一类；
（2）例如广州话的入声分为3类，其中阴入分为2类，阴入1读55，主要元音不是长元音；阴入2读33，不如阴入l短促，一般总是以长元音为主要元音。
声调在汉语语音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声调的地位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本文只在古音声母的清浊方面对声调的演变做了简单的讨论，还有待进一步的改进与完善。
【参考文献】
[1]唐作藩.音韵学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
[2]刘纶鑫.音韵学基础教程[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2
第7篇：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
【关键词】 韩国留学生； 医古文教学； 教学实践
韩国处于汉字文化圈，1443年创造自己的文字《训民正音》之前，汉字是韩半岛唯一的书写文字。1895年朝鲜王朝下达一道敕令，宣布今后法令公文以国文为主。从此以后官方的书画、文件及报纸、刊物、广告等大众传播媒体也开始使用国语，出现了汉字与国语并用的状况。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光复以前。光复后，韩国在混用韩汉两种文字的问题上一直有争议，语言政策也多次变化，有时规定单用国语，有时规定两种文字并用，这样不同时期的学生的汉字基础不尽相同。
延边大学中医学院自1991年开始每年招收来自韩国的留学生，他们在韩国学习时，大多未曾接触过汉字和汉文，是没有接触过汉字教育的“韩文世代”［1］，所幸的是他们在入学后可以接受800学时左右的基础汉语课程，因此，在接受医古文授课之时，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和听说读写能力，他们中的佼佼者已取得汉语水平考试6～8级证书。尽管如此，古代汉语毕竟不同于现代汉语，对古文他们一无所知，又缺少适用于他们的医古文教材。如何上好这门课，无疑给讲授这门课的教师提出了非常严峻的课题。采取切合实际的教学方法，化难为易，删繁就简，使学生轻松愉快地接受这门知识，并使学生从中得到益处是多年来我孜孜以求的目标。下面是我在教学实践中的一些做法和拙见。
1 选取适合于留学生的教学内容是上好医古文的前提条件
延边大学中医学院对留学生医古文安排的教学课时数为84学时，需要在一个学期内完成。学时少，时间短，又缺少古汉语基础知识，教学内容选择得合适与否就显得尤为重要。国内学生通用的《医古文》教材，对留学生而言量大、难度大、注释过于简略。在缺少适用于留学生教材的情况下，笔者从中选择难易适中，实用性、知识性、趣味性比较突出的10篇左右的文选。为了增加学生古汉语的感性认识，在选取文选时加大了记叙性、故事性较强的人物传记，还把这些文选翻译成韩国语作为补充教材发放给学生。为使学生通过医古文这门课程了解古医籍中汉字的各种现象，以便正确地解读课文，将《基础知识》中的“汉字”部分作为基础知识的重点进行系统讲授，其余的注释、语法、词义、今译、句读等内容分散到文选中讲授。通过上述内容的传授使学生增强医古文的感性知识，积累语言知识，使他们能够借助工具书解读句意，进一步达到阅读古籍文献的目的。
2 以便于留学生理解记忆和提高汉语水平的原则选择合适的教学用语
医古文的教学实践证明，全部用汉语讲授或全部用韩国语讲授都各有利弊。全部用汉语对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是有利的，但其弊病也不少，一是不利于学生对文理和医理的理解，学生总是听得一知半解；二是学生做课堂笔记常常有疏漏，因为学生还未达到用汉语做笔记的水平。而全部用韩国语讲授，则有利于理解，而不利于提高汉语水平。我采取折中的办法，即较难的内容用韩国语讲授，而较容易的内容则用汉语讲授。
3 充分利用韩国留学生在语言方面的有利因素是讲好医古文的关键
3.1 字词的解释
3.1.1 与现代汉语词汇对照起来讲授在古代汉语里，大多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一个词，现代汉语的复音词大都是由古代汉语的单音词转化而来的。由于学生在学习医古文之前学过一年多的汉语，因而讲授时多与现代汉语的词语结合起来讲解。如：体—身体、蚁—蚂蚁、月—月亮、从—跟从、发—头发、负—辜负、厌—厌恶、竟—究竟、济—救济等等。每讲解一个字词都尽量启发诱导留学生该词在汉语中的对应形式。这样既调动了留学生学习古汉语的积极性，又因这门课而使他们的汉语词汇得到了巩固、加强和提高。
3.1.2 使用韩国语中的汉字词解释韩国语词汇包括本国词和外来词。外来词绝大部分来源于汉语，人们通常称为汉字词。目前对韩国汉字词的大部分统计是以词典为主要对象的，所用词典不同，统计出来的结果亦不同，但基本上公认的在70%以上。在医古文教学中，我们往往会碰到与韩国语中的汉字词相同的词。例如：《皇甫谧传》“谧乃感激”中的“感激”，《华佗传》“尹四苦四支烦”中的“四支”，《大医精诚》“以其混沌未分”中的“混沌”，《伤寒论》中“岂能探其理智哉！”中的“理智”，都是从汉语转成的汉字词。像这种汉字词在古文中随处可见，使用汉字词讲授一则简洁明了，二则便于理解。但在诸多汉字词中由古今同形词语转化而成的汉字词要区别对待，例如：《华佗传》“人体欲得劳动”中的“劳动”，《钱仲阳传》“小臣适当其遇”中的“适当”，韩国语的汉字词“（劳动）”“（适当）”只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劳动”和“适当”，这是因为韩国语的很多汉字词都是由现代汉语的词汇转成的。遇到这种词要仔细讲明，避免以今释古。
3.2 用《千字文》训释字义的方法解释虽说韩国留学生大都属于“韩文世代”，但对《千字文》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并乐意接受《千字文》“释义读音”的训解方法。例如《钱仲阳传》：“意欲之适，则使二仆夫舆之”中的两个“之”字，留学生都理解为代词。因为“之”字在现代汉语中多数为代词或助词。而此句前面分句的“之”字用的是其本义，是“往”的意思。“之”字《千字文》的解释是“往之基”，这里“往”是“之”字的字义，“基”是“之”字的韩国语读音。这种解释法简洁、亲切、自然。《千字文》中收录的汉字仅限于常用字，而《医古文》文选中出现的汉字难与易并存，所幸由韩国高丽大学校民族文化研究所编撰的《中韩辞典》，对每个汉字在拼音旁都附加了这种解释，大大方便了学生对古汉语的学习。事实上，我们讲解每个字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训解字义，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也是韩国留学生的一种优势所在。
3.3 语法的讲授
3.3.1 划分句子成分，理解完整的句子我们都知道，句子的主要成分，一是“主语”，二是“谓语”。主语是陈述的对象；谓语是叙述主语做什么，说明主语怎么样或者是什么的。我在讲授韩国学生的医古文时，遇到难解的句子，总是要求学生首先找出句子的主语和谓语（无主句除外），然后借助学生们的现代汉语语法知识，找出其他成分。因为“最基本的语法规律几千年来的古汉语一直到现代汉语都完整地保留下来了”［2］。如：定语是修饰名词的，要在名词前边；状语是修饰动词或形容词的，在动词或形容词前边；补语是对动词（或形容词）做补充说明的，在动词或形容词的后边。找出主语和谓语至关重要，主语和谓语一经找出，其他成分也会一目了然，对句意的理解也就迎刃而解了。当然，不是说对每个句子都要找出句子成分，对易解的句子这样做既无必要，也耗废时间。这样做只在于传授解读句意的一种有效途径和方法，旨在告诉留学生句子的意义并不是词和词语意义的机械相加。如《华佗传》里有句“阿从佗求可服食益于人者，佗授以……”。不少韩国学生将此句翻译成：“阿（樊阿）听从了华佗的请求，吃了很多食物，这种食物对人体有好处”。不难看出，学生将此句译错其原因正在于找错了谓语动词。遇到较复杂的结构，我们应首先教会学生寻找谓语动词的方法，此句中的“…………者”在现代汉语里译成“……的人”“……的东西”，“者”是代名词，常与其他词语结合构成名词性偏正词组，因此名词性的“可服食益于人者”在这里当然是动词所关涉的事物，而其谓语动词当然是“求”了。谓语动词前修饰动词的当然是状语了。我们把此句划分为“阿{从佗}求可服食益于人者”。把此句这样一划开，学生便都能自如地正确地解读句意了。
3.3.2 特殊句式采取对比讲授法使动用法是古代汉语中的一种特殊而常用的语法现象，我在讲解这种语法现象时采取与韩国语的使役型词语对比讲授的方法。如《华佗传》“此可以活人”中的“活”是主语“此（这本书）”使宾语“人”活的意思，这样讲韩国学生似懂非懂。韩国语是一个有形态变化的语言，将“活”在韩国语的基本型变化后就是表达使役意义的动词了。汉语的使动句中的动词，都能在韩国语中找到使役型动词的对应形式，这样一讲解学生便都能豁然开朗。古代汉语有些语序与现代汉语相反，却恰巧与韩国语的语序一致，宾前句就是这样。如《伤寒论·序》“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中“安附”，应理解为“附安”，意为“附在哪里”，而“安附”却与韩国语的语序相同，另外，现代汉语的“介宾词语”，在古代汉语里是“宾介词组”，而这恰与韩国语的语序一致。如《扁鹊传》“何以言太子可生也”中的“何以”，在现代汉语里是“以何（凭什么）”变成“介宾词组”了，而“何以”却与韩国语的次序相同。
如上所述，在传授知识点时，只有充分地利用和发挥学生的优势，才能化难为易，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完成学业。
以上所谈的是我在对留学生的医古文教学实践中所获得的一些经验，诚知不够成熟，还需不断地进行研究探讨，以便寻找一条适合韩国留学生的医古文教学的新路子。我更希望通过医古文教学，使学生爱上医古文、爱上中医，从而源源不断地到中国来学中医。借此也谨请国内各位同行赐教。
【参考文献】
第8篇：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
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观念；分级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9-0268-03
一、选题缘由
汉语是母语，也是国语，作为国人，熟练掌握和准确运用汉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古代汉语是学习现代汉语的基础，学好古代汉语对于掌握和运用现代汉语，熟悉和运用国语具有重要的现实应用意义。然而随着信息化的到来，古代汉语教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些年轻的学者公然地提出古代汉语是一种“业已死亡的语言”[1]，认为没有必要去研究。这不禁让我们为古代汉语深深地捏一把汗，古代汉语真的会成为博物馆里的珍藏品吗？然而近几年，“国学热”的再次掀起，使“古代汉语重要性”、“强化古代汉语教学”等问题提上日程，并得到了国人们的支持。这样的社会环境，赋予了古代汉语新的发展契机，古代汉语教学研究也正期待一场全新的革命。本课题的提出正是适应了这一时代的需求。本文将从教学观念的更新、教学内容的优化、教学方法的多元化三个方面入手，探索全新的古代汉语教学方法，使素质教育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真正得到落实，并为21世纪古代汉语教学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二、结合素质教育的目标，完成古代汉语教学观念的更新与变革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古代汉语处于尴尬地位的重要原因就是师生的观念问题。据此，我们认为可以治本的唯一方法就是教学思想的改变。
1.教师“教”的思想的改变。目前有很多老师不能正确认识“教”的目的，认为“教”仅仅是知识的传授，仅仅是教学任务的完成，仅仅是自己工作的职能。以这样的思想做指导就很难深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就古代汉语来说，就更难提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了。因此，作为古代汉语老师，要以提高学生古文兴趣为终极目标，要确立“领路人”的思想。老师要尽一切努力把学生领进自己的研究领域，把知识的本末完全交代出来，让学生在好奇与理解的基础上学习，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比如讲到《左传·成公二年》“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2]这句话的“越”字，教材上解释：“越，坠。”而在我们现在汉语中“越”并没有“坠”的意思，如果只是告诉学生在这句话中“越”就是当“坠”讲，让学生只是当成新知识记忆，这无疑会增加学生的负担，也会使学生丧失学习的兴趣。我们应该这样告诉学生：在《说文解字》中：“越，度也。”度，就是渡河的意思。那“度”与“坠”（坠入河中）的意思又相去甚远，为什么“越”可以当“坠”讲呢？原来这是在特定语境下的形成的灵活义。因为古代战车的形制大致是由车辕（辀）、车轮、车厢构成的，翻过车厢就会跌落车下，在这个特定语境，即“越车必坠”的情况下，“越”便有了“坠”这一灵活义。通过这番讲解，让学生既知道了词语运用的内在含义，又能了解古代的一些生活常识，从而激发了“他们对古义古训产生了探奇求根的兴趣”[3]，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热情也会由此高涨！
2.学生“学”的思想的改变。大多数学生对古代汉语提不起兴趣，主要是因为存在畏难心理，一旦形成这样的心理定式，就很难产生真正的学习热情。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克服学生畏难的思想。古代汉语是沟通古今的桥梁，只有学习了古代汉语我们才能对现在汉语有更为系统的认识，要告诉学生从古代汉语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有趣的历史故事，掌握到一些有用文化现象，另外，学习古代汉语不能一蹴而就，应该循序渐进，把握规律，先易后难，逐步提高。通过这些疏导让学生从根本上消除畏难的心理。充分利用汉字的表意性，把枯燥的知识讲出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采用“分级教学”方法，促进古代汉语教学内容整合与优化
由于古代汉语知识系统繁多，语法知识较为零散，某些理论较为深奥，这就为我们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尤其针对专科层次的教学，提出了难题。对此，我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教学形式，即“分级教学”。所谓“分级教学”就是从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应用出发，实施不同水平等级的教育。目前所提到的“分级教学”大多针对外语教学，而我们发现“分级教学”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开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1.完成教学内容的整合。教学内容的整合，就是对教材内容的重新处理，即将其中每个知识点根据教学目标的不同进行重新分组。下面我们以专科学生的教学内容为例加以说明：专科学生的古代汉语知识较弱，而且基本上都不是以专业研究为终级目标，因此针对这样的班级，我们以常识性讲授为主，尤其侧重高中阶段所涉及到的基本理论知识，比如文字、词汇、语法等章节，进行系统、详细的讲解，并通过大量练习，使这部分学生掌握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加深对古代汉语的了解。对于那些高中阶段没有涉及的内容，如古书音韵、训诂和修辞等理论知识，我们则略讲或不讲。实践证明，通过对教材内容的重新整合，进行针对性的因材施教，使所有学生在原有基础上都提高了一大步。因为学得会，所以愿意学，这也就调动了他们学习古代汉语兴趣。
2.促进教学内容的优化。所谓教学内容的优化就是教师对教材内容进行加工处理，用自己的认知结构来优化教材的理论知识。我们所使用教材的内容知识相对稳定，但是学科在不断地发展、更新，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关注本学科前沿的理论，并把获得的新成果、新知识融合到课堂教学中去，以充实教学内容。比如讲“之”字的词性时，王力教材上当介词用，教师不能仅仅把教材上的这一结论传达给学生，还应该告诉学生关于学术界对“之”字词性的争论，即连词“之”和助词“之”的说法，将这些学术的争论讲给学生，引导他们在将来的学习中，用正确的态度对待这些尚未定论的知识，避免钻牛角尖。再比如讲“古今词义演变”时，要与现代的词汇知识相结合，把最新的分析理论运用到课堂上，告诉他们所谓的古今词义演变，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重新分析”或“重新理解”。这样古今结合起来，教给学生的才是一个更为全面系统的知识。
四、利用现代科技，实现古代汉语教学手段的多元化
1.采用讨论辩论式教学方法。传统的教学就是所谓“满堂灌”的教学模式，老师讲，学生听，师生之间缺少互动，即使老师讲得很投入，甚至激情澎湃，下面的学生依然东张西望，我行我素，好像事不关己，高兴了就听几句，不想听就干自己的事情。这样的教学状态发展到最终会导致教与学的双向恶性循环，是无论如何也提高不了教学质量的。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满堂灌”，采用讨论辩论式教学，给学生创造一个轻松、活泼、自主的课堂氛围，让每一位学生都参与到教学中来。比如古代汉语文选作品中的字、词、句方面的疑难问题，像古今字、异体字、一词多义、词类活用、特殊句式等，或者通论中一些基本理论知识，此外，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变换教学地点，比如可以直接把学生带入图书馆，进行关于某一专题内容的讲解，这不仅帮助学生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而且还加深了课堂印象，提高了兴趣。
2.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增强教学的直观性，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多媒体技术发展的日渐成熟，为我们古代汉语教学质量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我们充分利用多媒体这一现代化教学手段，集图、文、声、像于一体，使教学形式既直观，又生动。传统板书时间的减少为学生直观的思考赢得了更大的空间，这样一来，教学内容自然就更为充实，教学效果也大大提高。比如，在“汉字的结构”这一通论里要涉及到汉字形体的演变。教师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描摹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到楷书的字形，既费时又费力，形体还不一定描写得准确。使用多媒体，教师可以将甲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文字直接投影在屏幕上，也可以制成动画效果，以动态的方式将汉字形体的演变展示出来。这样让学生真实、感性、生动地看到了汉字的演变过程，认清了它们造字理据，为进一步了解汉字的表意性质以及推求汉字的本义等方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关于文选教学，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可以找一些相关的视频，加深学生对历史背景、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的了解。如讲《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之前，在学生预习过的基础上，先播放东周列国（春秋篇）中关于这一历史故事的视频，让学生置身于母子兄弟之间的一场权力与孝义的厮杀中，可以更形象地了解人物特征以及故事本身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与此同时，教师再步步设问：共叔段的行为是否应受到惩罚？母亲姜氏是否可以原谅？郑伯认母是否有政治上的原因？让学生参与到故事中，并训练了他们的思维。在完全理解文意之后，教师再引导学生归纳出文中用字情况、特殊句式、词类活用，这样轻轻松松地把文言基础知识也落实了。此外，还可以利用办公自动化进行网上讨论，解答疑难问题，加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沟通，也弥补了课堂教学时间的不足。
3.注重实践环节，努力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提高古代汉语的教学质量，不仅仅包括课堂教学效果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注重实践环节，即引导学生通过反复实践，理解、掌握知识，并将其转化为技能，从而有效地加以运用。我们可以适当地安排一些语言研究方法训练，将教材中有争议的问题拿来让学生思考与探索，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关于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的说法有很多，争论也很大，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面”在《史记·项羽本纪》：“马童面之”中作动词“面向”讲。有的人说“面”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也有的人说是名、动词的兼类。像这样的问题，教师应引导学生思考，让学生体会哪种说法更为合理。通过语言研究方法的训练，从不同程度加强和培养了学生自觉观察语言现象、探索语言规律的习惯，提高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水平和质量。我们还可以在教学之外，设计完整情境，让学生进行模拟教学；还可以安排学生到中小学去听语文课教学，分析当前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使教学有较强的针对性，这样既巩固了他们的专业知识，也培养了大学生的职业技能。
综上所述，在遵循古代汉语教学目的与内容的前提下，正视高校古代汉语的教学现状，实现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可以有效地提高教学水平与质量，使素质教育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真正得到落实。
参考文献：
[1]摩罗.请文言文退出基础教育[J].粤海风，2001，（5）.
[2]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2.
第9篇：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
关键词： 中古汉语韵母 阴声韵 日语音读（吴音、汉音） 对应关系
一、引言
中国人学习日语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日语里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汉字。汉字从中国传入日本，不仅汉字，而且当时汉字的原音也被引入了日本。由于中国的时代和地域方言的不同，结合容纳了汉字原音的当时日本的文化状况，在日本也产生了多种读法，主要的音读是吴音和汉音。中国的日语学习者都能感觉到，有些日语汉字的读音和现代汉字的读音很近，但对大部分汉字来说日汉的发音还是大相径庭，其原因在于日语音读主要来自古汉语语音，而现代汉语语音从上古到现代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此变化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的，所以很多情况下日语音读和古汉语语音很接近、相似，同时和现代汉语韵母、声母也有一定的对应规律，但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若要究其原因，还要探究古汉语音韵与日语汉字音读的对应关系。本文主要考察韵尾为零韵尾即无韵尾或以元音结尾的中古汉语韵母，也就是阴声韵与日语音读(吴音、汉音)的短音的对应关系。
二、汉语音韵的发展时期和日语音读之吴音、汉音
在将日语音韵和汉语音韵进行对比之前，先介绍一下汉语音韵发展的时代区分和日语音读中的吴音和汉音。
1.汉语音韵发展的时代区分
汉语音韵发展的时代区分大致可分为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和现代音四大时期。上古音是指周秦和两汉时代的语音，《诗经》押韵和《说文解字》的谐声系统所反映的语音系统是这个时期的代表语音系统;中古音可分为前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后期的隋唐时期的语音，《切韵》及《切韵》系韵书是这个时期的代表语音系统;近代音是元明清时期的语音，元代的《中原音韵》是这个时期的代表语音系统;现代音则是目前使用的语音系统。
2.吴音和汉音
由于汉字及汉字原音传入日本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背景，以及不同地域方言和融入日本语音体系时当时日本的文化状况等原因，日语音读产生了多种读法，其中主要是吴音和汉音。吴音是中国南北朝时期传入日本的，主要反映中国南北朝时期长江下游地方的音韵体系；汉音是由遣隋使和遣唐使传入日本的，汉音反映唐代中原地方的音韵体系。日本朝廷将汉音作为正音扶持，汉音得到了普及，现代日语汉字音的常用音大部分采用汉音。
三、阴声韵与吴音、汉音的短音的对照研究
吴音和汉音都来源于古汉语音韵的中古音时期，故现代汉语韵母不一样的汉字在日语音读中可能读作同一段的音，比如：他(tā)和多(duō)的现代韵母不一样，但它们的中古韵母一样都是「-a，且同属于歌韵系的歌韵部，所以他们的吴音汉音都读作ア段短音。我将中古韵母为阴声韵的日语常用汉字按其在中的所属韵系和韵部，分成各个韵系，将同韵系的汉字的吴音、汉音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吴音、汉音皆为短音的汉字大致来源于以下六大韵系，下面将这六大韵系分开，具体考察韵书的同韵系的汉语语音特征是如何在日语音读的吴音、汉音中反映的（中古韵母的具体音值参照藤堂明保《学研汉和大字典》）。
1.歌韵系
《平水韵》韵书中歌韵、哿韵、韵组成歌韵系。据统计，歌韵系所属的日语常用汉字的现代韵母有「-a「-o「-e「-uo「-üe五类。歌韵系的汉字的中古韵母主要有「-a和「-ua两类。两者的区别在于开口呼与合口呼，共同点是主元音都是「a，且都是零韵尾。经逐字详细对照研究发现，此两种类别汉字的吴音、汉音皆为ア段短音，可以说最大程度地还原了汉语原音。其中仅「靴字的吴音为エ段短音与其它汉字的吴音不一致，是一个例外。
2.麻韵系
《平水韵》韵书中麻韵、韵、组成麻韵系。麻韵系所属的日语常用汉字的现代韵母有「-a「-ia「-ie「-ua「-e五类。我经过调查统计发现中古韵母有「-ǎ「-iǎ「-uǎ「-uǎi四类，韵母「-ǎ比「-a口型窄，中古韵母为「-uǎi的汉字仅「一个汉字。此四类中古韵母分别为开口二等韵、开口三等韵、合口二等韵、合口二等韵。将此三类所属汉字按类归并，并详细对比其吴音、汉音的对应关系。总结如下。
开口二等韵：吴音为「～ャ型或エ段短音两种音形，汉音为ア段短音。
合口二等韵：吴音为エ段短音，汉音为ア段短音。
三等韵：吴音、汉音皆译为「～ャ型音形。
以上类别中除了「字的中古韵母「-uǎi的韵尾为「i，其他皆为零韵尾，日语的吴音、汉音全部译成短音。
3.鱼韵系
《平水韵》韵书中鱼韵、语韵、御韵构成鱼韵系。鱼韵系所属日语常用汉字的现代韵母有「-u「-ü两类。中古韵母由于介音的不同，出现了以下三类：「-io「-Io「-?o。三者的介音有点微妙的不同，介音「i比「I舌位靠前，イ介音较后者清晰;介音「?比「i的イ介音松弛。将此三类所属汉字按类归并对比，考察结果总结如下。
中古韵母为「-io的汉字：
吴音、汉音的音形一致，同为オ段拗短音「～ョ型音形，其中现代声母为「Y的汉字吴音汉音皆读作「ヨ。
中古韵母为「-Io的汉字：
吴音译成オ段拗短音「～ョ型音形或オ段短音，而汉音统一译成オ段拗短音。
中古韵母为「-?o的汉字：
吴音译成オ段拗短音「～ョ型音形，汉音译成オ段短音。
以上三种类别的韵尾皆为零韵尾，吴音汉音皆译为短音;主元音皆为「o，吴音、汉音的音形不一致但都译为オ短音。
4.虞韵系
《平水韵》韵书中虞韵、韵、遇韵构成虞韵系。虞韵系所属汉字的现代韵母有「-u「-ü「-o「-uo四类。中古韵母也有四类，它们是：「-o「-iu「-Iu「-?u。韵母「-o为合口一等韵，其他三种皆为合口三等韵，但介音不同。将虞韵系所属汉字按中古韵母的四类分类对比，结果总结如下。
中古韵母为「-o的汉字：
吴音译为ウ段短音或オ段短音两种，其中「徒、「途、「、「吐、「暮这五个汉字的吴音一字两音为ウ段短音和オ段短音，汉音皆为オ段短音。
中古韵母为「-iu的汉字：
吴音译为ウ段拗长音或ウ段短音，汉音皆译为ウ段拗短音「～ュ(其中现代声母为Y的汉字的吴音汉音读作ウ段短音「ユ)。
中古韵母为「-Iu的汉字：
吴音译为ウ段短音，汉音译为ウ段拗短音或ウ段短音两种音形。
中古韵母为「-?u的仅「数一个汉字，吴音译为ウ段拗短音，汉音译为ウ段短音。
以上四种类别的中古韵母的韵尾皆为零韵尾，吴音汉音都译为短音。其中，合口三等韵的汉字的主元音为「u，吴音汉音皆译为ウ段音;而合口一等韵的汉字的吴音有ウ段音或オ段音两种，经我的详细调查发现：在《平水韵》韵书中分别属于虞韵、韵、遇韵的汉字在韵书《广韵》中分别属于模、姥、暮;吴音译为两种段音，可能跟这两个韵系的主母音的不同有关。
5.支韵系
《平水韵》韵书中支韵、纸韵、韵构成支韵系。支韵系所属汉字的现代韵母有「-i「-ui「-ei「-uai「-er五类。据调查，中古韵母共有18种，具体可分为开口三等韵和合口三等韵两大类。将此两大类的所属的汉字分类对比，其结果总结如下。
开口三等韵的汉字：
无论韵尾为零韵尾或「i韵尾，吴音汉音都译为短音，吴音译为イ段、少数译为オ段、极个别汉字译为エ段短音，汉音皆译为イ段短音。
合口三等韵的汉字：
吴音、汉音皆为イ段短音或者吴音汉音皆为「ウイ型音形，或者吴音为「ウイ型音形而汉音为イ段短音。韵尾有零韵尾或「i韵尾两种，但零韵尾与短音和「i韵尾与「～イ型音形的对应不绝对。也就是说，零韵尾可对应「～イ型音形，「i韵尾可对应短音。
6.微韵系
《平水韵》韵书中微韵、尾韵、未韵构成微韵系。微韵系所属汉字的现代韵母有「-i「-ei「-ui三种，中古韵母有三类，具体可将此三类分为开口三等韵和合口三等韵两大类，将微韵系所属汉字按此两大类分类具体对比各自的吴音、汉音对应关系，发现：
开口三等韵的汉字：吴音为エ段短音，汉音为イ段短音;其中「祈字的吴音既可以读作エ段短音又可以读作イ段短音。
合口三等韵的汉字：大部分汉字的吴音汉音都译为イ段短音，极少数汉字的吴音译为エ段短音。
以上两种类别的汉字的中古韵母的韵尾都是「i韵尾，但在日语的吴音、汉音中都对译为短音。
四、结语
以上对中古韵母为阴声韵的汉字的日语音读的吴音、汉音的短音的对应关系进行了研究总结。综上所述，吴音汉音与汉语中古音有着非常紧密的对应关系，可以说，吴音汉音的译音很好地反映了汉语中古原音，同时也结合了自身日语音韵体系的特征。通过对中古音韵与日语音读的吴音、汉音的对照研究，可以加深日语学习者对日语汉字的音读与汉语汉字之间渊源同一的理解，这对日语学习、对汉日音韵研究都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1］藤堂明保、加纳喜光学研汉和大字典.日本：学习研究社，2008.4.
［2］藤堂明保.と日本［M］.日本：秀英出版，1992.3.
［3］成春有.日语汉字音读研究［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