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经济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乡镇经济论文范文

第一，政府投资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目前政府投资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是乡镇道路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政府投资又包括两种形式，第一是政府发放国债而收集社会资本支持交通建设，第二是直接的财政投，目前财政投资主要针对国定贫困县进行扶持。这是目前我国乡镇交通建设的主要经济来源。但是在边远地区，特别是山区，为了支持农业发展和乡镇链接而需要的道路，往往工程量大，资金需求量大，来自政府的支持并不能满足基层乡镇交通发展的需求。第二，来自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这一融资来源目前占比例较小，一直以来是政府重点建设项目的补充。地方银行贷款通常倾向于国家重点在建或续建项目，并不倾向于单纯的乡镇道路建设。第三，来自企业和社会资本的投资。例如地方企业为了自己的运输方面而投入道路建设，近年来各地商会也出现召集商业人士回报家乡，集资修路的情况。例如2014年湖南苍溪县通过异地商会的号召，，引导苍溪籍在外成功人士累计捐资近4000万修建家乡村道公路120公里。因此社会融资，渐渐成为乡镇交通经济融资的一股力量。

2、我国乡镇交通经济融资困难的原因分析

以上三种渠道虽然支撑了乡镇交通的快速发展，但仍然面临很大挑战，而不能迅速扩大融资，满足乡镇交通发展的全部需求。本文认为，以上渠道在融资过程中，存在以下困难。

2．1政府财政支持

只能关注重点乡镇的交通建设，且往往要求地方财政配套。政府财政支持首先针对地方所辖地区的重点产业和重点乡镇给予支持，不能覆盖普通农村地区的道路发展需求。因此，在某些国定贫困县内出现了个别乡镇交通便捷，经济发展领先，而普通边远乡镇始终得不到政府支持和资源，经济发展也始终难以加速。

2．2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利润低

且风险高，导致银行不愿意放款给乡镇交通建设。银行为了追资金回报，避免坏账发生，更愿意支持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和地方特色与成熟产业。这将加剧上述第一条分析的情况，即能够获得资金支持的乡镇能够相对容易的继续获得支持，而不能获得支持的乡镇，越来越难以吸引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

2．3社会融资的管理体系尚未完善

阻碍社会融资的健康发展。社会或民间融资渠道，形式灵活而成为非常受地方政府欢迎的资金来源之一。如上文所述，各地商会，海外华侨，和招商引资的开发商，有实力也有意愿对乡镇交通发展进行资金支持。但是，目前面对着一批“善意的资金”，如何有效管理，如何对出资人给予合理的表彰，甚至政策支持，尚没有系统的管理方案可以借鉴。

3、对于我国乡镇交通经济融资的初步建议

3．1建议地方政府与上级财政支持

机构建立更加公正的财政支持方案。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公平原则。建议地方政府将辖区内非重点产业乡镇道路发展，列入申请支持的范围内。也许非重点产业乡镇交通投资建设，并不能马上带来可见的经济效益，但是对于维持社会公正，促进平衡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2加大招商引资的渠道，通过开发带动交通

很多乡镇地区具有旅游开发、矿业开发，或者特色农产品开发的条件。地方政府要根据地方特点，分析现存优势，特别是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比如独特的风景与保留完好的地方文化，进行招商引资。招商过程中，将修建道路，提高交通运输能力，作为招商要求。以此可以吸引更多的商业资源，支持乡镇交通发展。

3．3建立地方商会的系统管理机制

第2篇：乡镇经济论文范文

作者：毛鸿彦 蔡乐 舒占坤 叶亚怀 冯锐 崔文龙 宋莹 单位：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卫生事业管理与卫生经济学系 云南省罗平县人民医院

计算公式为：COPD的间接经济负担=DALY×当年人均GDP×生产力权重，式中，DALY的计算方法参照全球疾病负担（GBD）的研究方法，DALY包括由于早死所导致的寿命损失（YLL）和疾病所致伤残引起的健康寿命损失年（YLD）两部分，生产力权重一般取值0.05[5]。YLD=I×DW×L，式中，I：在给定年龄和性别的条件下，某病发生的患者数；DW：伤残权重，取值范围是0～1,0表示完全健康，1表示死亡，其赋值可从WHO出版的《GlobalBurdenofDiseaseandRiskFactors》一书中查得；L：伤残持续时间，COPD的权重值参照GBD研究的权重值，取值为0.428。人均GDP的确定：查阅云南省统计年鉴可得人均GDP为15749元[6]。COPD总的疾病经济负担=COPD的患病率×当地人口数×人均疾病经济负担。设计阶段定性研究进行预调查，修改完善现场调查表。现场阶段现场调查前进行培训，使调查人员能正确的认识此次调查的目的、意义及注意事项，能独立地完成每份问卷，熟练掌握一些现场调查技巧。在调查前均需取得被调查者的同意，体检结果将反馈给被调查者，使其了解其健康状况。质控员于调查结束当天对调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总结，并一起商讨解决办法;对从调查员收回的调查表及时进行审查，发现有问题的项目及时核实或补漏。统计分析方法应用Epidata软件进行双数据录入，应用SPSS11.5统计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及描述统计分析。不同率之间的比较用χ2检验；不同性别间COPD经济负担的比较用t检验。检验水准α=0.05。调查人群一般情况发放问卷10000份，共获得有效问卷9396份，问卷应答率为94.0%。在调查的9396人中，男性4319人，占46.0%；女性5077人，占54.0%，男女比为1∶1.18。18～岁组1385人，35～岁组1864人，45～岁组2097人，55～岁组2027人，≥65岁组2023人，分别占总人数的14.7%、19.8%、22.3%、21.6%和21.5%。其中，汉族8667人，占92.2%；少数民族729人，占7.8%。调查人群总的年人均收入为3487.11元。

COPD的患病、死亡情况及DALY值调查人群COPD总的患病人数为134人，其中男性72人，女性62人；患病率为1.41%，其中男性患病率为1.72%，女性患病率为1.23%，经χ2检验，男女患病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7.113，P>0.05），其中，45岁及以上人群的患病率为1.90%。在调查人群中，COPD死亡693人，其中男性426人，女性267人，死亡率为65.67/10万，男性死亡率为77.29/10万，女性死亡率为52.96/10万。男性COPD的每千人口YLL、YLD和DALY值都高于女性。COPD的直接、间接及无形经济负担云南省2010年人均GDP为15749元。调查人群男性COPD患者人均直接经济负担小于女性，而人均间接经济负担高于女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和女性的人均无形经济负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3种类型的经济负担中，以无形经济负担最大，间接经济负担最小。2个调查地区的总人口数1055337人，其中男性551163人，女性504174人。云南省农村居民COPD患者的人均疾病经济负担为11348.88元，总的疾病经济负担为16767.65万元，男性COPD患者总疾病经济负担大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84.678，P<0.05）。本调查中，45岁及以上人群COPD的患病率为1.90%，明显低于钟南山等[7]对我国7个地区20245名成年人COPD患病的调查结果（8.2％）以及昆明市石林县的研究结果（6.68％）[8]。其原因可能与本调查对象的就医情况有关，也可能与采用不同的抽样方法有关。云南省农村COPD患者的人均直接经济负担为4202.06元，明显高于娄培安等[9]对铜山县农村COPD患者疾病经济负担的研究结果（1090元），但低于郭子强等[10]对我国华南地区COPD患者的直接经济负担研究结果（22341.25元）。

云南省属西南边远省份，为少数民族聚居地，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和人文特点，基层医疗水平不高，农村居民生病需求得不到满足，有到更高一级的医疗单位就诊现象，导致看病买药费用增高。且随着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提高，人们对医疗需求也提高了，这些因素可能导致直接经济负担的增加。本研究结果表明，云南省农村COPD患者的人均经济负担为11348.88元，明显超出了患者的家庭年均收入，说明COPD对该省农村居民造成了一定的经济负担，是需要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本调查结果显示，云南省农村COPD患者的直接经济负担中，交通费和住宿费等只占了很小的比重，这可能与农村患者大多在乡镇卫生院或以下医院就诊有关。但人均无形经济负担明显高于直接和间接经济负担，说明COPD给当地村民的精神和心理所造成的伤害较大，比如在对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时，通过交谈，我们了解到很多COPD患者丧失了一定的劳动能力，急性期或晚期的患者尤为突出，这样一来，不仅治疗疾病的费用加重了全家人的经济负担，而且家里劳动力缺乏让整个家庭经济面临困难，出现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我们应该积极倡导COPD患者的健康教育,提高自我管理的知识与技能，尽可能实施社区管理，通过干预等手段争取家庭及社会的支持，使患者建立良好的行为生活方式，延缓病情发展，从而有效降低医疗费用，减轻COPD患者的经济负担。国内很多对COPD患者经济负担的研究数据大多来源于医疗机构，主要以住院患者为主，调查其直接疾病经济负担[11]。而本调查是以社会人群为基础的经济负担研究，从直接、间接和无形经济负担三方面进行研究，较为全面的估算出了COPD所造成的疾病经济负担。本研究向患者、家属等收集了较为完整的直接经济负担资料，尤其是患者因患病而产生的交通费、食宿费等没有记录的支出等，但仍可能存在不可避免的回忆偏倚。由于无形经济负担内容的主观性很强，所以，结果也可能有偏倚，期待有更好的无形经济负担的量化指标的开发。

第3篇：乡镇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零赋税”时代；乡镇体制；分区设计

“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为切实解决这个难题，2004年中共中央颁布“一号文件”作出了在5年内逐渐取消农业税的重大决定，并于2007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继唐德宗元年“两税法”，明朝后期“一条鞭法”以及清朝雍正元年“摊丁入亩”之后关于税制第四次重大改革。这次改革凸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是破解“三农”问题一剂良方。但改革同时给基层政权带来了巨大挑战：一是大多数乡镇政府财政空壳难以支撑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二是大多数乡镇政府治理能力偏低难以适应新农村建设发展，三是乡镇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难以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四是乡镇政权组织体制不完善难以有效发挥整体效能。目前乡镇体制整体设计已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就此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述评。

一、乡镇体制整体设计诸观点

许多研究农村问题专家、学者就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政权的现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别提出了以下四种改革思路和方案。

1.精简论。即维持现行乡镇政府体制不变，大刀阔斧进行机构改革，调整机构，精简人员，因地制宜，撤并乡镇，建立适应现阶段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乡镇机构。［1，2］提出的措施：一是撤销规模小的乡镇，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减轻财政负担；二是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因地制宜，不搞上下对口，应根据本地实际需要进行，对一些作用发挥小，可有可无的机构予以合并，设置一些老百姓最需要的机构部门；三是加强政府职能转换，弱化经济管理职能，强化政府服务职能，为农民群众提供优良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2.自治论。要彻底改变目前乡镇财政现状，缓解债务危机要从长计议，应建立与村自治对等的自治体制。［3］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政府这一级仍然保留，但在权力来源上形成至下而上的机制，自治乡镇政府与自治村的区别只是居民点的不同，由于权力产生的机制发生变化，将从根本上杜绝乡镇政府因债务财政危机而重新向农民征收不合理税费的情况，乱收费问题将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必将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3.撤销论。即撤销乡镇建制，将乡镇改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乡镇公所）。持这种观点学者认为当前乡镇财政危机和职能危机已使乡镇政府生存的合法性面临质疑，乡镇财政已不是一级政府财政，乡镇财政内容也不完备，乡镇政府体制条块严重分割和职能的极度缺乏已不具备一级政府的最基本条件。更有学者鲜明指出，取消农业税后，乡镇干部80%工作量没有了［4］，乡镇政府已没有存在的必要。撤销乡镇后，可以彻底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从根本上杜绝乡镇机构臃肿，新的机构完全满足市场经济下的“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5］

4. 分区论。即有针对性地根据不同区域，不同经济状况乡镇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推进乡镇体制改革。［6］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按经济发展水平将全国乡镇划分为四类，一类是工商业比较发达，并在农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乡镇；二类是工商业有一定基础，但农业仍是乡镇经济中最主要组成部分的乡镇；三类是农业为主导产业或基本上是纯农业的乡镇；四类是少数民族的乡镇。第一类乡镇可以考虑撤销改设城市街道办事处。第二、三类乡镇可考虑维持现行乡镇体制不变，精简机构，转变职能。第四类乡镇可考虑结合地方自治选择适合自身需要的改革模式。

二、对乡镇体制整体设计诸观点的分析与评价

以上四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我国当前乡镇管理体制改革有益的思考和探索，但也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具体而言：

1.对于“精简论”而言，它为我们描绘了乡镇改革的美好蓝图，但理论的设计有待实践检验。近几年来，湖北、四川等一些省份先后实施了以精简机构为主要内容的乡镇体制改革，但从运行的结果来看，改革仍然没有走出机构简单撤并的老套，改革后的乡镇仍然具有改革前乡镇行政的鲜明特征——行政越权越位，表现为乡镇干部继续对计划生育工作的包办和政府指令在农村的强制执行。乡镇独立的法人主体权力的膨胀性促使其经常运用行政资源对农民进行不合理收费或“搭车收费”，这种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基于财政和其它行政压力导致政府乱作为，阻碍了行政职能的根本转变。

2.对于“自治论”而言，从长远来看实行乡镇自治是一个大趋势，它是社会主义民主又一次伟大的实践，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体现。从理论上看，实行乡镇自治第一次真正构建基层政府权力产生的新的机制，但笔者看来，实行乡镇自治时机不够成熟，目前村民自治仅停留在民主选举阶段，这种草根民主以一种非常微弱的方式生长着，民主意识十分缺乏，若强行推行乡镇自治，以一种不成熟的民主意识一厢情愿来构建一个比村民自治更高层次的民主，恐怕难以实现。基层民主的发展应有其规律，其中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主要的推动因素，当然，它离不开政府的推动，但归根结蒂是市场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而这一点在当前农村不具备。

3.对于撤销论而言，笔者认为在理论上可行，建立乡镇公所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必须考虑中国农村的村情、域情的特点，不能一刀切。知名学者贺雪峰也认为，对乡镇改革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忽视了我国地域异质性和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同时亦没有系统考虑政治体制、民族习惯和其它环境因素的影响，因而提出撤销乡镇改设乡镇公所这个方案在具体实施上必定会有较大的局限性，因而有待于修正完善。

4.对于分区论来言，笔者以为其改革思路比较切合我国地域差异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实际可行性。但它只是初步提出了改革路径和方向，缺少理论论证和数据支撑，尤其是没有很好论证为什么在经济发达区域要撤销乡镇改设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在经济不发达区域要保留乡镇建制，精简机构，“扩乡精县”。总之，理论虽有创新，但说服力不足。

三、结论和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分区论”较好地结合了我国乡镇地域、经济状况、农民组织化程度、宗教信仰、民族习惯等实际情况，充分考虑了地域的异质性和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同时亦考虑政治体制和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但“分区论”理论的论证较为缺乏，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予以探讨。

（一）理论论证

取消农业税以来，国内学者紧紧围绕现行乡镇政府是否撤销这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始终没有提出影响撤销或者不撤销乡镇政府的主要影响因素。大量实践表明，村民自治能力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直接影响了乡镇体制的变革和政府职能转换，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村民自治能力的高低关系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的目标的实现，关系到农村全面发展，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的高低关系到农民增收致富和良好内生机制的形成。从图1可以看出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和农民自身都负有实现农村社会发展和稳定的责任。在各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本着资源优化利用的目的，它们的作用在总体目标实现这个方面总是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村民自治能力越强，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越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就越能从乡村社会的内生机制中予以解决，乡镇政府的负担由此极大减轻，政府职能转换就越彻底，政府体制改革越顺利。反之，在缺乏内生机制的情况下，乡镇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代替内生机制功能的角色，政府职能转换就越困难，体制改革越不容易实现。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村民自治能力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是决定乡镇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两个极为重要因素。然而，不同区域的村民自治能力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各有不同，因此笔者拟将乡镇划分为经济发达乡镇和经济不发达乡镇。前者指工商业在乡镇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类乡镇通常指县驻地乡镇及部分城乡结合部乡镇。后者是指农业在乡镇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乡镇。为了比较这两个区域村委会自治能力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笔者设计了村民自治能力指标体系（见表1），抽样选取四川省宜宾市4乡镇20余村进行考察，收集数据资料，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统计法量化结果，统计发现乡镇经济发展水平与辖区村民委员会自治能力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显著相关，宜宾市区、县城所在的乡镇其村民委员会自治能力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明显高于偏远地区的乡镇（计算略）。

由此可以看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至少就四川宜宾市的乡镇而言)，乡村内生机制较完善，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乡村内生机制缺乏，这直接影响到不同区域乡镇体制变革的程度和性质。因此在发达区域乡镇，经济发展以工商业为主，农业中介服务组织发育较好，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高，可考虑改乡镇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对于不发达乡镇，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农业中介服务组织发育不良，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很低，村民自治能力较低，农村社会不稳定。该类地区不仅不能撤消乡镇，而且还要精乡（镇）强乡（镇）。

（二）不同区域改革思路

1.对于发达区域乡镇改设乡镇公所，总体上可沿着以下思路进行：一是从职能上看：改设后的乡镇公所其职能主要体现在“市场引导、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三个方面。二是从公共品供给来看，要彻底改革以往不合时宜的供给机制，建立适应市场需要的、产权明晰的民办公助、公退民进的新型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新模式。三是从机构变革来看，机构设置应体现公共服务性和运转高效性，充分运用市场力量，剥离“七站八所”的职能，组成中介服务站所并推向市场；另外要根据农村发展需要，乡镇公所设三个办公室。即党政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发展办公室，各司其责；最后要做好人员分流工作，各级政府要制定相应合理政策，加大资金倾斜力度，完善社会保险体系，真正做到无情下岗，有情分流。

2.对于不发达区域实施精乡(镇)强乡(镇)战略，总体上可以按以下思路进行：一是在机构设置上，乡镇财政编制实行总量控制，领导职数要精简，不搞分设，提倡兼职。将现有的机构科学合理设置为党政综合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事务发展办公室等三个内设机构和一个财政所，取消乡镇自行设置的机构。县延伸派驻乡镇机构的七站八所，实行区域设置，不搞乡乡设立（派出所、国土、税务、工商等部门除外）。要加大对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夯实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二是在政府运作上，切实改变过去全能政府的做法，采取政府主导，市场提供，群众消费的市场化手段，努力实现事业单位改革与建立农村社会服务体系相结合，真正走出“事业单位转制，政府购买服务”的新路子，提高政府绩效和服务效率，从而加快建设落后地区的新农村。

参考文献

［1］金丽馥，周德军，黄雪丽.乡镇村债务问题透视［J］.经济体制改革，2002(3)：87-91.

［2］ 贺雪峰.县乡体制整体设计的基本原则及具体进路［J］.江西社会科学，2004（1）：34-36.

［3］ 党国英. 探索乡村民主政治发展之路［J］.中国改革，2001(7)：57-58.

［4］ 陈盛伟，史建民.撤销乡镇政府诸观点述评［J］.理论前沿，2006（11）：46-48.

第4篇：乡镇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明清；江南；城乡关系

江南地区自唐宋时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明中叶以后，当地传统市镇的军事及行政机能渐趋退化，商业机能日渐凸现，其规模和数量远超过宋代。至盛清时代，市镇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市镇和农村之间逐渐形成一种生产与贸易的连锁体，构成市镇网络，“不仅仅只是在广大的乡村腹地中存在着的两个或三个主要城市，而可以认为这一地区已经是一个城市化很广泛的地区”。[1](P12)这背后有着水陆交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同当地经济结构或经济水平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对明清江南市镇的探讨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其研究成果令人瞩目，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始，有关江南市镇的中外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以涉及范围之广泛，论题之深入，几乎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分支。不过，总的来说，以往的研究趋向，更关注的是市镇的“中央性”机能。①或者强调市镇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无比强大的“向心力”②；或者从特定区域以外寻找研究空间，热衷跨区域的比较及与国内国际市场的经济联系。③较少注意市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乃至将农村在城乡关系中的位置悬置起来。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学界常以城乡二分法或者城乡连续体来概括传统社会的城乡关系，前者从人口的规模与密度、居住形态和社会异质性的角度，将城乡分类进行论述，后者则完全打破二分法的框架，认为城市和农村各有其存在价值和功能，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共同体。随着城市化理论的流行，连续体说逐渐占了上风。在城市化理论的影响下，从农村这一极向城市这一极的连续变化被设想成一个理所应当的过程，各种聚落形态都可以被确认为这一轴线上的某个位置。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有关江南市镇研究，一向把市镇本身④的讨论当作优先任务，对于市镇周边的农村或者市镇与农村关系的关注则嫌不足，即便有，也往往只具有作为市镇研究附属品的意味。虽则如此，本文仍拟在市镇史研究的脉络下，回顾一下国内外以往有关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的各类探讨⑤。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中可能出现的某些趋向作一简要前

一、国内(含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

最早直接涉足江南市镇研究的国内学者是傅衣凌，他1964年发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一文，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框架下，肯定了市镇的成长，把市镇经济视作传统地主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⑥他的开创性研究，为以后的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奠定了基础。1970年代，台湾学者刘石吉首次对江南市镇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他当时在《食货月刊》和《思与言》上发表的三篇论文，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7年以《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为书名在大陆出版。刘石吉的著作尽管在史料上有所局限，但其分析问题的趋向及提出的一些基本看法，如将江南市镇划分为棉织业市镇、蚕桑丝织业市镇、米粮业市镇，以及对太平天国运动后的江南市镇的发展、市镇数量的分析，迄今仍很少为中外学者所超越。不仅如此，刘石吉的主要贡献还在于，对大陆1980年代以来的江南市镇研究具有启发和推动作用。他的台湾同行李国祁在1981年发表了《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一文，将传统市场分成省城、府城、县城、镇市、定期集市五个等级，强调了交通线路对市镇分布外在结构的影响，并对施坚雅的六角形模式作了一定的修正。⑦刘铮云则从另

————————

①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② 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③ 李伯重：(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李伯重：<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④ 按：本文中的市镇指明清时代文献中被称作“市”或者“镇”居民点，原则上不包括府城，但包括那些被称作“镇”的县城，惟不涉及19世纪后半叶逐渐高度城市化而在晚清仍属县级的上海县。有关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动态可参钱曾瑷：<上海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上海)(<中国学术)2001年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

⑤ 按：由于获取渠道的阻隔，此处对以往研究的介绍肯定还有不少的遗漏。即使对文中提及的成果，由于作者学力有限，评介不当之处，亦在所难免。望方家不吝纠正!

⑥ 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

⑦ 李国祁：<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中山文化学术论文集刊)第27集，1981年。

一个角度，通过考察清代苏州地区的义庄分布，揭示出义庄有集中于城市与市镇的趋势。①近年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范毅军先后发表数篇长文，综合利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以及市镇发展和地域开发的关系作了专门讨论，预示出市镇史研究中的跨学科趋向。范毅军重视各种空间讯息，如市镇所在的地形、地貌、总体分布以及与水路交通路线的位置关系等，对于探讨明清市镇的作用和城镇化的意义；并且以为明清江南市镇的广泛成长，本质上只是在量上做一种扩充而已，并未能在质上有所突破。①

自1980年代初，有关明清江南市镇研究的论文，开始频繁出现在国内各类史学刊物上。以樊树志、陈学文为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注重江南市镇的实态研究，为深入了解明清市镇的作用与意义奠定了扎实的基础。③同时期，王家范④平⑤、范金民⑥等学者作的研究亦颇引入注目。尽管樊树志宣称：“仅仅从经济史角度研究江南市镇显然是不能令人满足的，市镇作为一个地理实体，兼具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因而需要多角度、多侧面地进行全方位的探讨”，L2J(n1，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更热衷的是对江南市镇的数量、类别、层级和历史作用等问题的探讨，于市镇和农村的关系方面竟然没有任何专文。需要指出的是，研究明清江南市镇史的几大家其实并没有忽略市镇与乡村之间的连带关系。例如，陈学文曾经强调市镇对乡村的辐射力，认为市镇的发展逐渐将城市关系渗入乡村，推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经济结构的演化，在此基础上，市镇对乡村产生强大的向心力，是技术、文化、生活的中心，是缓解农村过剩人口的消融剂⑦。樊树志和王家范没有过份渲染市镇的“中心地”作用，而将市镇与农村置于相对平等的位置。前者认为，研究市镇结构不能仅仅局限在街市以内，更重要的是弄清市镇与周围四乡(或称乡脚)的关系；四乡的范围大体显示了市镇作为一个基层商业中心的延伸面，是市镇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四乡向外输出手工业品或农产品先在市镇里集中，再经牙行和客商散往各地市场。⑧后者则指出，江南市镇与农村之间，无论从形成途径上，还是空间格局上，均存在着纵深联系；江南许多市镇之所

———————————

① 刘铮云：<义庄与城镇一一清代苏州府义庄之设立及分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三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7年．第651页。

② 范毅军：(市镇分布与地域的开发一一明中叶以来苏南地区的一个鸟瞰)．<大陆杂志)第100卷第4期．2001年；范毅军：(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盲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三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2002年；范毅军：<明中叶太湖以东地区的市镇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年第一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

③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陈学文：<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④ 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⑤ 、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明清江南市镇人口考查)．(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s8年第2期

⑥ 范金民：(明清时期苏州市镇发展特点)．(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⑦ 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36页。韩国学者吴金成的看法，与陈学文类似：在市镇中发生的各种现象渗透到乡村，使农村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进而为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经营方式的变化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由于市镇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谋生途径，绅士和商贾以及从农村中分化出的游手无赖等过剩人口涌人了新兴市镇内，江南市镇就是在吸收乡村劳动力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参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2页。

以在明中叶之后呈勃兴之势，完全是由于其四乡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推动。①惜乎众多学者或把市镇视为联络县城和农村的中介②，以及乡村城市化的重要一环③；或以传统城乡界线模糊不清为由，把市镇与农村实为一体作为“理解策略”，从而回避了市镇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更遑论对此作专门的讨论了。

1990年代末以来，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接连有小田、包伟民、范金民、王卫平、单强、陈国灿、吴仁安、张海英、龙登高④等人的专著面世。这些著作对乡土生活、社会诸相、社会风习、会馆公所、商路及其格局等方面的探讨颇有新意，并逐渐突破经济史研究的窠臼，转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考察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惟一遗憾的是这些成果仍然没有涉及城乡关系。虽然有学者以为，“市镇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存在于农村经济上面’，是农村专业经济发展的结果”，但还是有将市镇作为农村社会变迁和社会诸问题的“指示器”的意味，⑤并进而把农村视作市镇的附属品。另有学者用“乡镇”一词替代“市镇”，除了突显市镇社会的乡土本色以外，没有给市镇史的研究增添新鲜的内容，反而有混淆市镇和农村的模糊界线的嫌疑。⑥从乡村史或社会经济史角度研究明清江南区域社会的成果，往往也会涉及到一些市镇发展方面的内容，可是，大多只将市镇经济等同于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进行考察，同样没有把市镇和乡村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⑦就总体而言，在1990年代，除了吴建华曾对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动撰写过专文外，⑧国内学术界涉足城乡关系研究的论著可谓屈指可数。进入21世纪以后，就管见所及，王瑞成的《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人的城市文化史》是惟一的一部著作。该书下篇以徽商为例，讨论了近世乡族观念下的城乡关系。从全书的问题意识看，尽管未能给徽商研究带来重大突破，但专以活动在城镇里的徽商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联系作为考察对象本身，已足见其前沿性。⑨另外，余子明立足全国范围，极其粗略地探讨了晚清绅士群体从乡村流向城市这一现象，多少触及到知识精英在近代城乡二元对立格局下，单向涌人城市对乡村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⑩李伯重从经济史视角重新定位了江南郊区市镇工业的性质，他认为在明清当地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郊区市镇工业尽管与农村工业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仍然应该归属于城市工业；他还以市镇人口数量、居民职业、空间距离等因素作为指标，把市镇定位为“间接城市化”地区，从而揭

————————

① 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② 例如范毅军认为．明清市镇应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自聚落的一个环节，但由于传统经济发展程度，城乡之间非可判然两别。某些大镇近于都市。而许多小镇则与一般乡村聚落区别不大，只不过几户的村店而已。参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九卷三期，1998年。

③ 樊树志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参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

④ 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陈国灿：(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龙登高：(江南市场史一一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⑤ 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⑥ 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

⑦ 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罗仑主编，范金民、夏维中著：(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⑧ 吴建华：(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载(城市史研究)(第n。12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年。

⑨ 王瑞成：(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人的城市文化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⑩ 余子明：(从乡村到都市：晚清绅士群体的城市化)．<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

示出城乡之间界线的模糊性 尽管自1980年代末以来，已有不少学者把研究的兴趣放在市镇管理相对于乡村管理的特殊性上，②但这些成果多属通论性质，没有把长时段的市镇管理实态落实到具体市镇。最近，赵世瑜和孙冰以湖州的双林镇为例，回溯了自明以来该镇各种权力资源的组合和实际运作，并通过发生在晚清的东岳庙风波，揭示出地方宗族、士绅、民间祭祀组织、外来人口和官府在处理矛盾冲突过程中的不同表现，从中透视了双林镇权力资源和权力关系的历时性变化，以及市镇与乡村权力运作的差异。

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是研究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相关成果或多或少受到了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的启示。早在1990年代末，赵世瑜就注意到“城隍下乡”和城市庙会的乡村化现象背后所凸显的城市对乡村的支配作用，并揭示出乡村的主动参与意识及对城市统治关系的挑战，表现了乡村对城市生活的参与，从而将城乡放在平等的地位，没有过份强调城市的“向心力”。③吴滔最近对清代苏州地区镇庙与村庙的关系作了多层次的探讨，透过镇城隍庙和“解钱粮”习俗的出现，审视了民间信仰在农村与市镇交往中某些图象。他认为，民间信仰中呈现的上下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的等级差别基本吻合，但也不是一概而论，很多位于大镇之间的市集甚至村落有时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④ 近年来，一些学者还对生活在市镇与农村里的不同人群特别是士绅地主的生活实态产生了浓厚兴趣。洪璞在日本学者稻田清一的基础上，对清末至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的空间范围作了后续研究，对比了乡居、镇居和城居地主在日常生活中截然迥异的社会交往圈和空间活动范围，从中归纳出地主由乡居到镇居再到城居的“单线”离乡过程。⑤吴滔选取清代吴江震泽二县作为研究个案，从“发生学”角度，关注了比特定社会集团范围更广的空间内的个人活动(如选择城居还是乡居)及其主观动机，通过士绅住所的变动、士绅在耕读与服贾之间的职业选择及乡村公益活动组织者身份的变化等几方面的论述，揭示出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⑥

————————

① 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中)》，《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02年第1期。

② 林绍明：(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平：《宋元明清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张研：《清代市镇管理初探》，《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③ 赵世瑜：《庙会与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④ 吴滔：《清代苏州地区的村庙和镇庙：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⑤ 洪璞：《乡居．镇居．城居一一清末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社会和空间范围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

⑥ 吴滔：《在城与在乡：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的影响》，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二、日本学者的研究趋向

日本学者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起步较晚，对江南的关注更多以农村社会为主，晚近才开始注重城市问题。⑦有关明清市镇的早期研究，除了藤井宏曾在论述徽商活动时偶尔触及江南市镇的论题以外，⑧更多关注的是华北、四川等地的定期市。⑨再加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大多数有关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受“发展阶段论”的制约，没有突出“江南”的独特性，甚至把“江南”作为讨论的附属品。⑩在这一阶段，即使是作为专门性的江南地域史的研究，也主要关注乡绅地主等支配阶层

————————

⑦ 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 [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载《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⑨ [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

⑩ 巫仁恕：《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一一十七世纪中国の秩序问题〉》，《新史学》十一卷三期,2000年。

及与这一群体相对密切的制度，譬如村松?次对租栈的研究和铃木智夫对《租核》的研究即是代表。①直到1979年，川胜守发表《中国近世都市的社会构造一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研究》一文，才标志着日本学界明清江南市镇研究之发轫。川胜守在该文中指出，市镇作为县城与乡村的中介，在明末清初显著增加，与此过程呈鲜明对照的是，明初设置的课税局和巡检司规模缩小并日渐废弛。乡绅阶层通过结交官府和利用自己的优免权掠夺土地，致使大量农村人口流人城市，或从事工商业，或充当吏胥衙役和游手无赖，成为城镇里的寄生阶层。②之后几年，他与林和生分别探讨了水路交通和江南市镇发展的关系。川胜守考察了江南市镇的发展及其中的交通要素，特别是与水运交通方面的关联，从而揭示出宋明时代江南市镇发展的条件，具体地说，就是运河及大小支流沿岸如何形成市镇；林和生则强调了水上交通对太湖平原市镇经济的决定性影响③。在1980年代，日本学者明显受“施坚雅模式”的影响，例如，斯波义信在探讨宋元明清都市与农村史时，力倡以施坚雅的理论方法作为研究导向。④不过，由于日本学者向有研究村落共同体的学术传统，他们倾向于把江南市镇的研究具体落实到基层社会中，以市镇或城乡间的空间范围为参照，观察地方社会的构成及其运作过程。这使他们更注重讨论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涌现出许多有份量的研究论文。例如，小岛淑男透过城居地主、商人与在乡农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阐述了清末江南地区市镇与周围农村的关系。他认为，城镇是农民肥料的供给地、农产品的贩卖市场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地，反过来，农村为城镇提供了劳动力。⑤在小岛淑男之前，佐伯富也曾有专文论述近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惟主要的着眼点放在有宋一代，鲜少涉足明清的情况。⑥

19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森正夫等学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方法重新检讨江南市镇史，在他们出版的论文集中，所论详于当代而略于古代。梅津正伦对江南地形、水文环境与市镇网络形成的讨论，森正夫对朱家角镇略史的勾画，稻田清一对清末镇董的身份、角色、职责和管辖区域的探讨，以及石原润、林和生、林上等对上海、苏州周边集落空间构造的调查研究，均体现了与以往江南市镇研究不同的旨趣，成为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典范。⑦高桥孝助通过研究上海都市化的扩大与周边农村，弄清了法华乡通过水路、桥梁、村道将农村与市镇相接，人、物、钱、情报因此往来不息；⑧稻田清一的《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一文则揭示了清末吴江县的一个乡居地主柳兆薰在市镇与乡村之间频繁游走的事实。⑨此二文为日本史学界的明清江南城乡关系史研究传统增添了新的视角。

————————————————

① [日]村松?次：《代江南の租栈一一中国地主制度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日]铃木智夫：(近代中国の地主制一租栈研究译注一)。汲古书院1977年。

② [日]川胜守：《中国近世都市①社会构造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こついこ—》，《史潮》新6号．1979年，第65--91页

③ [日]JI[胜守：(长江尹，卜夕c：扫c寸镇市①发达七水利)，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编：<佐藤博士还历纪念中国水利史论集]，国会刊行会1981年；[日]林和生：《国近世の地方都市の一面一太湖平原の》镇市と交通路しこつぃて一]，京都大学文学部地理学 教室：(空间景观·イメヅ)，地人书房1983年；[日]林和生：《中国近世しこわしする地方都市の发展一一太湖平原乌青镇の场合》；梅原郁编：《中国近世の都市七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

④ [日]斯波义信：《中国、中近世の都市七农村一都市史研究の新しぃ视角一》．载《近世都市の比较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共同研究论集》第1辑。1982年。

⑤ [日]小岛淑男：《清朝末期の都市七农村一江南地方む中心に一》．《史潮》新8号，1980年。

⑥ [日]佐伯富：《近代中国の都市七农村》．《历史教育》第14卷12号，1966年。

⑦ [日]森正夫：《江南ヲルタ市镇研究一历史学七地理学かうの接近一》．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

⑧ [日]高桥孝助：《上海都市化的扩大与周边农村一一1920年前的上海县法华》，《上海研究论丛》第8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⑨ [日]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

1999年川胜守将他20年来的论文结集出版了《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一书。①同时，他用市镇社会史涵盖传统的市镇经济史，使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了。两年后，由森时彦主编的《中国近代的都市与农村》，是将一些学者有关近代中国的都市、市镇和农村的研究论文以论文集的形式编辑出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城乡关系史研究著作。②同年出版的夏井春喜的著作，通过研究近代江南的地主制，对村松?次的某些认识加以深化。③ 基于多年研究明清江南社会的心得，滨岛敦俊从民间信仰的视角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明清江南社会城乡关系转变的故事：明初，江南农村处在承担漕粮北运的粮长阶层和乡居地主的支配之下，他们为米谷运送役务所困扰。一些巫师为迎合乡村社会统治层的愿望，制造出适合漕运及商运需要的保护神，庇佑水运平安无事。明后期，由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支配江南的乡居地主没落，城居地主的数量越来越多，总管信仰的存在基础随之解体，原来支撑这种共同信仰的显灵传说失去了意义。在农村社会中小农占压倒性优势，饥馑和米谷价格成为农民日常最为切实的问题。乡居的巫师们不得不创造出适应于小农愿望的“施米”的传说，“总管神”摇身一变，成为在漕运饥馑之际与民同甘共苦、向贫民周济食米而迎来悲剧性死亡的神灵。牺牲自我而把米谷发放给农民，成为新的总管信仰的核心内容。滨岛敦俊在此基础上重申了费孝通曾经概括的“乡脚”世界在城乡结构中的重要性：]6世纪中叶以降，江南三角洲在经济上所起的变动，小农民的生活空间也随之变化，即其范围已不再限于聚落或社，而是扩大到了以市镇为核心之市场圈。④由此意味着日本学界对明清江南城乡关系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

① [日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一空间と社会形成の历史学》，汲古书院，1999年。

② [日]森时彦：《中国近代の都市と农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报告,2001年。

③ [日]夏井春喜：《中国近代江南の地主制研究》．汲古书院．2001年。

④ [日]滨岛敦俊：《农村社会一一觉书》，森正夫等编：《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7年；[日]滨岛敦俊：《总管信仰一一近世江南农村社会七民间信仰》，研文出版,2001年。

欧美中国城乡关系史的研究，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论为起点。韦伯用西方的标准进行衡量，将中国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忽略丁城乡间的密切联系，更没注意到中国城市行政上的等级愈低，乡土气息愈浓厚的特点。⑤有鉴于此，牟复礼(F．w．Mote)重新审视了马克斯．韦伯在西方经验下作出的城乡之间存在着鲜明对立的论断，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大多是由农村组成的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岛，将传统中国的历史情境运用异域理论资源进行理解需要相当地慎重。在研究明代南京和苏州的著名论文中，牟复礼得出结论，中国社会不象西方社会那样城乡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而是表现出连续性。⑥

————————

⑤ 史明正：《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近代中国研究通讯》第十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 85--97页。

⑥ [美]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Mote,Freder．iCkw．A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form, time 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 Rice University Studies．1973．voi．59，No．4pp35—65．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城镇发展史的初期，往往热衷于建构理论框架，而忽视了区域间的差异性，喜欢把一些解释力有限的结论强加在全国范围内。饶济凡(Gilbert Rozman)在中日城市化的比较研究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他认为，近世中国的城市人口分布呈“上小下大”的金字塔结构，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寥寥无几，人口绝大多数居住在成千上万的村镇里。如果说他所揭示的这一现象尚与中国当时的实情相差不大的话，在探索造成城市化指数偏低的原因时，饶济凡的解释就不太能够站得住脚。他将之归为城市间的交通不便，由此难以形成信息和商品交流的网络，中央政府因而不能充分调动和利用人力物力，从而削弱了其征收捐税和调剂物资的机能。①在中国的大片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这样的情况的确存在，而在江南地区，水运资源非常丰富，城市化指数较其他地区高，市镇网络发达且组织性强，和他的假设完全两样。饶济凡的另一部著作，重点分析了清代直隶、山东的市场聚落和人口结构，同样没能在解释近世中国城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方面有所突破。②

伊懋可(Mark Elvin)是较早关注江南市镇的西方学者，他在1970年了《市镇与水道：1480--1910年的上海县》一文，注意到明中叶以后地主从农村迁进城镇的事实，他还考察了明代晚期至19世纪上海县的水路管理制度所折射出的城乡关系的转变③。居密(Mi Chu Wiens)察觉到16至18世纪城居地主和乡居佃农之间关系的改变：频繁的奴变使盛行于晚明的奴仆制度于17世纪末渐趋消亡，18世纪以后，城居地主已不再使用奴仆制，江南的商业化和城镇化显著地改变了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在“一田两主”制下，城居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日渐疏远、非个人化；尽管农民在城居地主手下比乡居地主更缺少同情，但由于不用直接缴纳赋税并有机会拖欠地租，佃农从地主那里获得了更多的独立。④兰金(Mary Backus Rankin)通过对清末浙江省青镇的沈氏和南浔镇的庞氏、蒋氏、周氏、张氏和刘氏等士绅家族进行个案分析，发觉这些家族的部分成员在迁入上海以后，非但没有割断反而加强了与乡土社会的联系，由此她反思了城市与乡村以及传统与现代两对在当时流行一时的“二分法”对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有限解释力。除此而外，她的研究还多少涉及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江南市镇如何进行管理的问题。⑤

施坚雅(C．William Skinner)以经济活动为主要划分标准，将全中国划分成九大区域，多少改变了西方人心目中对中国历史简单而直观的理解，令他们不得不对中国城市的地区性多样化和专业化重新加以认识。尽管施坚雅的学说本身没有涉及中国社会的城乡经济观和文化观，但他所提出的融会贯通的市场网络概念暗示着城乡关系的紧密性和连续性，使人们注意到每一区域都拥有本身内在的等级空间体系，城乡之间的交流频繁，相互调剂和融合，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乃至农村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施坚雅还仿效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提的中心地学说，根据市场规模和功能，把传统中国的市场体系分成八个等级，其中较低的三级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属于市镇的范畴。他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即关系网)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所决定。⑥作

——————————————

① Gilbert Rozman,Urban Networks it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npa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

② Gilbert Rozman, 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settlements in, ch'ing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③ 〔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国家》，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

⑥ [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

为人类学家出身的施坚雅，强调基层市场对于农民实际生活的功用，不过是想纠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村落小团体的倾向，并没有刻意否认村落共同体的意思。但是，在他以后，过去对于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较为流行的认识，无论认为二者间是自发的对立，还是相反认为二者彼此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都逐渐让位于对城市中心地及其区域腹地发展的相互联系程度的研究。①罗威廉(William Rowe)在其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中，关注的是以汉口为代表的商业市镇而非作为治所的府州县城，突出了县级以下市场中心的重要性。②他和其他美国史学家一样，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越来越忽视村庄这一级单位。③直到20世纪80年代，黄宗智重申了村庄研究的重要性，以他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为标识，④使上述局面得以相当改观，并引起了美国中国学界对农村社会史和农民学的兴趣。黄宗智没有忘记用他的过密化理论透视中国历史上的城乡关系：“过密化下的耕作者所生产的剩余虽然一定递减，但他们却能支持庞大而复杂的城市，并供养高度发展的社会上层和城市文化。……大城市的产生伴随着农村的人均低收入，都市的‘发展’伴随着农村的过密化，正是中国历史上上层社会文化和农民文化之间显著差别的导因。”[4](P331—332)

在黄宗智两部著作出版之后，有多部有关江南城镇与乡村关系研究的英文专著问世。白凯(Bernhardt，Kathryn)从国家、地主士绅和农民三方的关系人手，探讨晚清至民国长江三角洲因商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地主和佃农之间关系的改变；⑤石锦()ames,C．Shih)运用计量方法，勾画了太湖地区明代至清代社会精华分子的逐渐选择城居的倾向；⑥夏明德(Lynda S．Bell)从晚清到民国无锡小农家庭广泛从事蚕丝生产这一事实为案例，透视了近代江南城乡关系的新格局。⑦虽然如此，西方城市史研究的两种倾向一一第一种倾向是对于大城市的研究远远超过对中等城市、小城市甚至更低的市镇的研究；第二种倾向是过去十年中国城市的研究过多集中在20世纪的工业化时代，至多上溯到19世纪⑧——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研究的旨趣主要集中于城镇本身，对城乡关系问题只是附带地加以讨论。张琳德(Linda Coke Johnson)利用地方志作为主要材料，追溯了上海从一个市镇发展成为贸易港口近800年的历程；⑨由她主编的论文集《晚期的江南城市》，收录了迈克尔．马默(Michael Marael)、保罗·圣安杰洛(Paolo Santangelo)、夫马进、安东尼娅·芬安妮(Antonia Finnane)和张琳德(Linda Cooke Johnson)对苏州、杭州、扬州、上海等城市的研究；⑩许亦农(Yinong Xu)在苏州城市建筑史的脉络下，探讨了中国传统城市的空间与时间变化多显示出西方学者对城市史的偏爱。赵冈在前人基础上

————————

③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第23页。

④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

对明清江南的新型市镇作了重新审视。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见解，认为江南的市镇是超层级的，从一开始便依赖全国性的市场，没有明显的层级关系。层级式的关系只适用于内地的传统市镇，每个市镇都是内向性的以满足小范围内的农村消费者为其主要功能，按其商品流通的范围来看则是逐层扩大。江南所产的丝绸、棉花等纺织品，在本区域的居民间没有太多的市场与销路，而必须由各市镇直接与全国性市场发生运销关系，并不透过层级来聚散。①袁清则对市镇类型的划分进行了反思。他以为，对不同的市镇，仅依靠其单一特产来分类，虽能提供一个概括性，但未免过于简单化了。②

2002年，科大卫(David Faure)和刘陶陶(tao tao Liu)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城镇和乡村：认同与感觉》的问世，标志着西方学者突破了以往研究或过于注意城镇或只关心农村聚落的“偏科”现象，在城市史和乡村史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论桥梁。无论从选题还是作者的研究背景上看，整部书都体现出多学科多视角的丰富介入；研究者不再仅仅以城市为中心，已开始注重以乡村世界为出发点探讨城乡关系。其中，科大卫选取乌青、濮院和南浔三个江南市镇为案例，将家族在江南市镇确立支配地位(rise 0fthe lineage)的时间追溯到元明之际。16世纪，随着新迁入市镇人口的增加，土著家族和新兴家族之间的矛盾加深，这集中体现在镇庙控制权的争夺上。由此多姓共同支配市镇的格局开始确立，士绅阶层逐渐取代家族介入市镇管理。③科大卫与前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给我们讲述了三个江南市镇几百年的管理运作过程，而对于具体市镇权力格局形成的“发生学”探讨，在科大卫之前，几乎没人关注过。当然，仅仅凭一本论文集，就想涵盖明清以来城乡关系的所有问题，显然是不切实的。全书大多数作者仍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观”的窠臼，以城市特别是上海这样的“特殊城市”为主要研究内容，来讨论近世城乡的二元格局，多少有隔靴搔痒之嫌。实际上，城乡一体还是城乡分割，都是相对而言的。用两分法来剖析近世的城市与农村是过于简单的和不适宜的，正如编者在《导言》中所说：“城乡区分的观念一直外在于中国传统思想，即便今日也仅是部分融人中国社会而已”。[5](P14)

——————————————

① 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第176,181页。② [美]袁清：《盛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编辑组：《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David Faure and TaoTaoLiu, Town and Countr in china: Identity and Perception,Houndd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2002.

四、几点认识

综上所述，以往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多数偏重“传记式”的历史沿革发展①，以传统城乡界限模糊不清，城乡的延续性远大于市镇的独特性为出发点，把市镇置于都市的范畴或者广阔的乡村社会中进行考察，极少注意城市一市镇一农村的连续体的意义。从城乡关系的视角，探讨市镇与周边农村的互动作用，几乎可以说刚刚起步。

具体说来，在已有的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中，对于市镇和农村聚落两者之间是否有“有形的边界”，往往存在重大的分歧。部分学者把以某一固定市镇为中心且不具有自上而下指定的行政统属性质的市场圈，作为四乡农村的“中心地”来理解，认为市镇和四乡之间存在着以水栅、河道、民居和桥梁等为标识的含混边界。另一些学者则根据所谓“市镇居民”兼营农、工、商多种职业的实际情况，强调工农之间界线模糊以及农村居民和市镇居民在职业与居所两方面的不一致，进而质疑市镇与农村之间存在有形边界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明白，在市镇与农村之间即使具有地理意义上的有形边界，亦不妨碍不同人群之间通过经济、祭祀、婚姻等层面的交流来打破这个边界，由此形成一套以人群为标准而不是以地点为标准的关于市镇和农村区分的“新理念”。举例来说，如今在市镇研究中经常被学者们借用的“乡脚”一词，已渐成为市镇商业辐射区的专有名词，它包括市镇本身以及市镇的周边地区，即包裹市镇的农村。而据笔者在“乡脚”一词来源地的吴江县的田野经验，当地人不仅将民间信仰活动的地域广度称之为“乡脚”，甚至把交往或者活动所及的最远地点和家乡之间的距离也叫作“乡脚”。探寻诸如“乡脚”这样的乡土词语所包含的丰富含义，进而从市镇与农村的各个角落选择个别的人群行动作为参照系，通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接触和互动，揭示出明清江南城乡界线的模糊性和生活在当中人群的多层化关系，无疑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传统社会中的城乡关系。在传统时代没有对人群进行专门的“市镇籍”和“村籍”划分的前提下，界定市镇的空间范围显得相当困难，而市镇的规模、人口又是处在不断变动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市镇和农村间是否存有有形边界的课题，尚有很多扎实的工作要做。

以往学者研究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的关系，还有把地方秩序成立的框架放到国家或者特定集团中去的倾向，将士绅与平民、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单向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实际上，城乡交往中所呈现出的不确定和流动性，比起被我们凝固起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要生动复杂得多。“结构决定论”的根本弱点就在于给许多本来是“因人异事”的动态依赖现象纳入了“虚假必然性”的框框，使其失去了在历史现实中屡见不鲜的互动性和多样性的色彩。就明清江南市镇研究本身而言，正如范毅军所总结的，相当一部分学者有过份强调市镇在明清两代的独特发展而几乎忽略了它在唐宋以来历史序列的延续性的趋向，②较为缺乏像科大卫、赵世瑜所做的对某些江南具体市镇长时段运行过程的个案分析。如果我们不了解江南基层行政组织的运行模式，只以“举例子”的方式空谈市镇与农村的关系，或者反过来说，没有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考察市镇和农村的运行实态本身，都无法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更多的裨益。总之，我们只有将经济、社会、文化等静止的要素还原到流动、鲜活的历史过程中去，通过揭示这种过程中的种种复杂关系，才能超越把研究单位简单地划分成二元对立的格局，避免“城乡一体”或“城乡二元”的简单理解模式。

————————

① 刘石吉：(小城镇大问题：江南市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杭州：“中国东南区域史国际研讨会”论文，1998年9月．

②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第九卷第三期。

[ 参 考 文 献 ]

[1]William T．Rowe．City and Region In the lower Yangzi[A]．Linda Cooke Johnson，ed．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tial Chi．na[C]．State University 0f New York Press，1992．

[2]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3]赵世瑜、孙冰．市镇权力关系与江南社会变迁一一以近世浙江湖州双林镇为例[J]．近代史研究，2003(2)

第5篇：乡镇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协整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9-0077-02

引言

近年来，河北省委、省政府实施城镇化战略，深入推进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全省城镇化进程不断迈上新台阶，为统筹城乡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河北农民的收入也有了显著的提高，生活总体上有了明显的改善。然而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却是与日俱增，如何采用较为准确的指标度量我省的城乡收入差距？经济的增长是否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城镇化进程的同时如何缩小城乡差距？这些问题都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因此，本文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河北省的实际发展情况，对其城镇化、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有很多学者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进行过研究。美国的经济学家威廉姆逊指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区域的增长差异呈现“倒 U”型的变化趋势，也就是在国家经济发展初期，区域差异随着经济的增长而逐渐扩大，然后区域差异会保持稳定状态。但是当经济增长进入到成熟阶段之后，区域差异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下降。乔海曙和陈力（2009）则从金融集聚理论的角度，结合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分析了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机理，论证了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的“倒 U”型的非线性关系。另一些学者则从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之间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姚寿福（2012）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城镇化与农民各种收入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提出深化城乡统筹发展力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强化廉租房建设。曹裕、陈晓红和马跃如（2010）基于面板数据研究得出城市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城乡收入差距不利于经济增长，但这两种效应均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做好户籍制度改革，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因地制宜。

综上所述，针对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的比较少而且大多是停留在定性分析上，这些结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现象，但是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将采用规范的时间序列方法对河北城镇化、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进行探讨。研究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解决我省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二、实证分析

为了从整体上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情况，我们给出河北省1978―2012年间各年度的城乡收入差距计算结果（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阶段波动性。

图1 河北省1978―2012年间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

（一）单位根检验

采用ADF 检验对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经过检验，可以发现 LNCZH、LNTL和LNPGDP都是1阶单整平稳序列（见表 1）。

（二）变量的协整关系分析与ECM模型

可采用 Engle 和 Granger 于1987 年提出的两步检验法（EG 检验）进行。经过对模型 LNTLt= a + bLNCZHt+ ut的估计，得到如下估计模型（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下同）：

LNTLt=1.7LNCZHt+0.87LNTLt-1 （1）

（7.22） （9.31）

R2=0.84 DW=1.11

该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表明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1，1）阶协整关系，即河北省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可以对LNTL建立如下误差修正模型，表示为：

DLNTLt=0.053DLNCZHt+0.596DLNTLt-1-0.162Ut-1

（0.102） （1.919） （0.292）

R2=0.21 DW=1.95

根据同样的原理，可以建立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均衡模型（2），表示为：

LNTLt=-6.99+0.57LNPGDPt+0.80LNTLt-1 （2）

（-4.35） （2.67） （7.93）

R2=0.87 DW=1.07

DLNTLt=2.34E-06+0.08DLNPGDPt+1.74DLNTLt-1-1.47Ut-1

（3.29E-05） （-0.113） （4.556） （-3.619）

R2=0.45 DW=2.26

（三）结果讨论

模型（1）表明，河北省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在长期具有显著影响，即河北城镇化水平提高 1%，城乡收入差距增加1.7%，而且当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对前期的收入差距有很大的依赖关系，这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很强的惯性。模型（2）表明经济增长在长期内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正的效应，即河北经济增长水平提高 1%，城乡收入差距增加0.57%。从各模型的协整关系可看出，误差修正项都不显著，而且系数值较小，表明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的影响不大。河北省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呈同方向变化，说明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并没有缩减城乡收入差距反而是拉大了差距，这一现象表明河北省的城镇化发展的并不协调。

三、对策建议

河北省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是有必要保持适当的收入分配差距的，适当的差距不仅有利于河北省工业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的发展速度，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居民消费。可是要把握好度，如果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太大的话，又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因素，对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不利因素。以下提出缩小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建议。

（一）政府应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从文章的分析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无法消除而且还会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我们的目标是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以必须要消除二元制经济结构，统筹城乡一体发展。

（二）切实关注农民的利益

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社，近年来，河北省邯郸县通过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社，建立并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新型产业化经营模式，合作社成员户均年纯收入约1.8万元，同时辐射带动3万余农户增收。让经营农业的能赚钱才是硬道理。

（三）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

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改进粮食补贴方式、并建立政府指导下形成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机制。加大财政的投资力度，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的水利工程、电力设施、道路交通。放宽农民贷款政策，对于有发展前景的项目给予更多的优惠和帮助。

（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费用的急剧增长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和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因此要做好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政策的落实，积极做好扶贫开发，认真落实扶贫脱困政策，确保河北省低收入人口脱贫。

参考文献：

[1] 张继良，徐荣华.城乡收入差距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J].中国农村经济，2009，（12）.

[2] 寿志敏.城市化进程中遏制贫富两极分化的思考与对策[J].经济问题探索，2010，（12）.

[3] 曹裕，陈晓红，马跃如.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J].统计研究，2010，（3）.

第6篇：乡镇经济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农业型乡镇层面上的矛盾根源于现行的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本文主张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的改革应符合国家治理和乡村社会 发展 的需要，方向应是通过渐进的体制内改革完善基本制度建设．强化乡镇政府的有效性。

农业型乡镇是指以农业为主要产业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农业的乡镇。按照徐勇教授乡镇分治的观点，乡镇行政体制改革不宜搞“一刀切”，应将农业型乡镇与工商型乡镇区别对待。这种区分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第一，两者的发展前景不同，路径选择也应存在差别。农业型乡镇的发展前景是小城镇。随着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逐渐加入 工业 社会， 农村 日渐萎缩，人地矛盾缓解，农村的共同富裕有望实现。工商型乡镇的发展前景是小城市，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市政体制。第二，两者改革的背景有差别。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取消农业税后，农业型乡镇财政收入严重不足，其存在必要性受到质疑，遑论其有效性；而工商业型乡镇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乡镇政府的无效及职能扭曲。

一、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背景及原因

1．现行财政体制下农业型乡镇财政收入严重不足

1994年建立的财政管理体制重新界定了中央、地方政府间的财权和事权范围，加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明确了各级政府的责、权、钱。原本中央政府寄希望于通过逐步深化省以下体制改革配套确定省以下政府间财力分配框架，但由于省以下体制改革的深化近年并未取得明显进展，财权与事权划分模式出现了两相背离格局。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效仿中央层级集中财政收入，致使县、乡财政赤字增加。同时乡镇政府基本事权并未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乡镇政府除了要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落实中央的政策执行上级政府分派的任务，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地方 经济 发展(政绩驱动和追求可资支配的经济利益)。乡镇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严重制约了其作为能力。税费改革后，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以来，这种矛盾更为突出，以至于多数严重依赖地方税类的农业型乡镇财政沦为“吃饭财政”．仅能维持乡镇政府生存。

农业型乡镇财政收入不足可以有两种解释：绝对不足和相对不足。绝对不足是指财政自筹制度和农业税取消之后，乡镇财政收入减少．无法维持基本呈刚性的财政支出，乡镇行政缺乏效率。相对不足是指农业型乡镇有限的财政收入很大部分用于维持不断膨胀的庞大的乡镇行政机构，而用于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和执行上级任务所需资金相对不足。这就决定了解决农业型乡镇财政危机的两种途径：增加乡镇可支配财力或减少用于维持农业型乡镇政府运转的资金，相对增加用于履行其正常职能所需资源。后者是属于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

2．压力型行政体制下农业型乡镇的行政表现

在单一制和统一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下，乡镇政府作为县级政府的下属机构，其主要职能是完成上级交待的各种任务。在政绩考核“一票否决”的压力下，乡镇政府不得不将大部分精力财力用于应付各种名目繁多的各项达标，如“普六”、“普九”、 教育 “双基，’达标、计生服务站达标、油路村村通、各种活动室达标等。这些事权的下放不仅导致了乡镇政府职能范围的扩大，而且直接推动了乡镇政府机构和人员的膨胀。相应地，作为国家政权体系的基层组织，乡镇政府用于履行其正常职能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大为削弱。

另外，农业型乡镇政府往往表现出很强的自我扩张惯性，经常将权力伸展到职能之外，导致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扩张。它又表现出明显的“自我满足”、‘‘自我服务”的特性，致使行政行为具有追逐经济收益或财政收益的倾向。

二、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依据和出发点

作为国家 政治 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不应仅局限于解决乡镇层面上的矛盾和问题，还应符合国家治理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需要一个稳定发展的乡村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正基于此。国家需要通过其基层政府的作为确保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及汲取资源的能力(包括合法性资源的维持与强化)。而乡村社会中农民最关注的价值是共同富裕，是对其基本权利的保障，以确保在现有贫富差距下人格的平等和尊严的维持。农业型乡镇的行政体制改革，需要一种宽宏的视角以考察乡镇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及职能定位。过分关注于乡镇政府层面上的矛盾，或许能够解决矛盾，但未必能够满足国家治理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农业型乡镇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因此以讨论。撤销乡镇政府或许可以解决乡镇层面上的某些矛盾，但并不能满足需要。此举与其说是政府对农民的解放，不如说是政府对农民的抛弃。伴随着农民负担的减轻，农村的社会问题同时交还给农民。这种方案的实质是放任农民自治，但考察一下目前的社会形势和农村现实就会发现，这并不现实。

如果承认农业型乡镇政府具有存在的必要性，那么其必要性应该基于新的行政职能。换言之，农业型乡镇政府必须为其继续存在提供充分合理的理由：基于国家治理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型乡镇政府应履行以下基本职能：第一，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是乡镇基层政府存在的义理性基础。乡镇政府必须对其管辖领域内的公共事务负责，诸如治安、农村教育、小型水利设施、乡村道路建设、社会救济、社区环境、卫生防疫等。第二，执行上级政府分派的任务，履行基本管理职责。在单一制下，垂直的行政体制具有整合社会的功能。这种功能正是通过直接面向广阔的农村执行上级政府政策和指示的乡镇政府实现的。乡镇政府还必须履行其基本管理职责，如户口登记、救灾优抚、人口与计划生育、土地管理等。第三，服务农村经济发展。乡镇政府担负着繁杂的管理职责和任务，无力也不应为经济增长目标负责，但是乡镇政府应该介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分散的、个体的农民面对市场无疑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分散的农民实现自组织并不容易。农业型乡镇政府一方面可以推动乡村经济性自组织建设，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为农户提供市场信息和资金技术支持。如果说乡村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依赖农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对抗大共同体(政府)，]那么，在小共同体缺失而又亟需发展的时期，则需要基层政府与农民的联合应对市场并发展小共同体。第四，依法指导村民委员会的工作，通过规划等方式协调村际关系，协助解决农村社区公共事务。

综上所述，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应基于国家治理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应仅局限于解决乡镇政府层面的矛盾。农业型乡镇需要的是有效的有为的乡镇基层政府，而不是尽管成本低廉却缺乏效率的乡镇政府。

三、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1．渐进的体制内改革

实行渐进的体制内改革的前提是肯定乡镇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并对其职能进行正确定位。乡镇政府只有具有了履行其职能的权力和能力时，才可以讨论其有效性。根据迈克尔曼的观点，政府权力可以区分为两类：专制权力和基本权力。专制权力是指政府精英“无须同国民社会群体进行正常的协商”就可以实施的权力。政府的专制权力以其强制程度和广泛性来衡量。“基本权力指的是政府实际上能够深人与国民社会并在整个管辖领域内合理地贯彻其 政治 决定的能力。”基本权力以有效性衡量。目前农业型乡镇政府的弊端就在于专制权力有余，而基本权力不足。到目前为止，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基本上是解决专制权力过多的问题。

渐进的体制内改革就是通过逐步改革现行财政体制和行 政体制的弊端解决农业型乡镇的财政收支矛盾以及履行基本职能与政绩驱动之间的矛盾。这种方案的实质是优先解决乡镇政府基本权力不足的问题，即建立有效的乡镇基层政府。这种选择方案主要基于以下认识，即农业型乡镇的主要矛盾不是农民与乡镇政府之间的矛盾，而是缺乏效率的乡镇政府与乡村社会对有效乡镇政府的迫切需要之间的矛盾农民需要强有力的基层政府保障其利益和权利，引导 农村 经济 发展 ，实现物质的丰裕。

2．乡镇长直选

实行乡镇长直选，目前以四川省最为普遍和典型。直选乡镇长，大致经历提名候选人、候选人竞选、选民投票等程序，其实质等同于西方的 现代 民主。主张乡镇长直选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出于对乡镇基层吏治腐败的关切；二是认为民选政府更能带来公正，促进乡村社会发展。提倡乡镇基层民主，其实质是优先解决农业型乡镇专制权力过多的问题，并认为民主可以解决基本权力不足的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只是一种产生政治家或决策者的程序。“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熊彼特看来，民主作为一种形式或程序，有其根本弱点：选举实质上是一种选票经营活动，不可避免选票的买卖；竞选斗争往往使处理公共事务的效率低下；选举不一定能够选出合格的政治家或决策者等。这些弱点在农业型乡镇层面上几乎具有普遍性。民主作为一种政治运作形式，并不能保证其运作结果必然有利于政治建设和社会公正。再者，农业型乡镇基本权力不足的问题源于乡镇政府的职能错位和权力缺乏物质资源的保障，即使实行乡镇长直选，民选乡镇长也无法冲破现行体制造成的限制，同样无所作为。推行乡镇基层民主，并不能解决农业型乡镇基本权力不足的问题，并不能实现农业型乡镇政府的有效性。

如果一个政府不能履行基本的政府职能，那么无论它采取何种形式，它的人民都不可能从中受益。民主的最终目的是使多数人的利益及其要求得到保障。如果它无法实现这一

第7篇：乡镇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 城乡一体化 横店 旅游小城镇 发展过程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5.067

Abstract Help to break the two structure in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the town of Hengdian as a tourism small town， gained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culture tourism with the rapid adva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town of Hengdian， with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nd typical of it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use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the way to the town of Hengdian from 1995 to 2014 the society for 20 years，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civ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HengDian； Tourism Town； development process

0 引言

二十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农村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中国的小城镇是农村经济发展到第三阶段的必然产物，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的小城镇是城市与农村的联结桥梁，起着上联城市、承接城市产业转移、下带农村、带动农村周边经济的发展、集聚更多人口的作用，它的发展能促进城乡结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城乡发展也经历从二元结构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对影响小城镇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解决小城镇发展问题。

1 小城镇与城乡一体化研究进展

我国对小城镇问题的广泛关注和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著名学者费孝通提出“小城镇，大问题”后开始的，但大多数的研究集中在影响小城镇发展的外部因素上，如对发展机制、推动因素、辐射带动等进行定性分析，而缺少对小城镇的实证研究。

城乡一体化在我国规划界中是指城市和乡镇空间组合系统达到的一种最优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它们之间利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人为协调达成了城乡经济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的实现过程实际上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变的过程，同时也是农村城市化――城镇现代化的过程。我国学者费孝通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就对小城镇问题进行研究，他指出农村城镇化是通过发展农村乡镇企业来达成的，它是实现城镇协调发展的前提条件。

2 小城镇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机制

小城镇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理论最早可追溯到1993年的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提出的“中心地”理论，该理论对小城镇与城乡一体化问题的阐释是：只有在一个国家领土内实现城乡一体化，经济才能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实现增长。1978年Rondinelli和Ruddle提出“农村发展中的城市功能” （UFRD）理论非常重视“主要市场中心”，它认为“主要市场中心”是城市与农村的桥梁，市场、道路与交通是联结的基础设施，只有城乡协同发展，才能减少城乡之间差异，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城乡一体化。McGee用Desakota来概括灰色区域，这种区域既会被城市行为所影响，也受农村行为影响，该理论不再以城市为经济的发展中心，它强调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发展，相互推动，形成一条城乡结合、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发展道路。我国小城镇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机制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人口聚集机制

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产业逐渐形成集聚效应，产业规模也日渐扩大，这种发展给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人口聚集从形式上看是人口的大量流动和高速集聚，实质上还引起了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的聚集，进一步还形成了小城镇的各种生产生活及公共事物的聚集，也让该区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人口聚集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之一，它也加快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2.2 产业聚集机制

产业聚集是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由大型商贸市场和工业园区建设形成。产业聚集能使农民向城镇居民转型，也能萌生农村现代化农业和种植产业等新的行业，新兴行业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使乡镇企业由原来的低、小、散的格局向高、大、聚的格局转变，方便乡镇企业获取各种原材料，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了农村工业治理成本，提高了其治理污染效率。

城镇是集聚了社会经济发展要素的能力的事物，这种能力对城镇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城镇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又依赖于地方产业群式聚集，在产业群式聚集地，又会衍生出一些专业市场，在专业市场推动下，又产生了相应的产业集群。两者共生互动，进一步推动企业聚集，进一步扩大了城镇的经济和竞争能力。

2.3 土地集中机制

根据我国现行土地政策，小城镇的建设用地存在土地利用结构非常不合理，集约化程度低的情况，对小城镇的发展存在着制约因素。现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模式能很好地促进集体建设用地权益的实现，能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能提高农村土地的利用率，也能促进农业的发展。把农村中的撂荒土地、无人种植的承包地以及农民进城后无人种植的土地以集约化方式经营，可形成土地规模经营的长效机制，也可让务农劳动者的收入大幅提高。

2.4 城乡互动机制

推动城乡经济互动发展的机制有：城市拉动机制、生产率促进机制、市场推动机制、政府推动机制等，其中生产率促进机制是其中最根本的机制，要素生产率能推动城市、农村、城乡经济的互动协调发展。市场推动机制是这些机制中最基础的，只有健全的市场机制才能极大推动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并最大化程度的实现生产者利润最大化的。而城市拉动机制是推动城乡发展的强大的动力机制，城市拉动能推动农村经济增长，缩小城乡差距。而政府推动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是统揽全局的调控机制。

3 横店镇发展与推进城乡一体化

横店小城镇的发展资金主要来自横店集团，而不是来自东阳市政府财政投资，它才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到今天发展成为中国的影视旅游名城，横店集团是横店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主要建设者和运营商。全国各地新型城镇化发展可借鉴横店镇借助于民营企业建镇的做法，这种做法也拓宽了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横店集团已达到一定规模，但横店的基础设施条件却比较落后，落后的横店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如果不改变，横店企业就很难获得发展，但是东阳市政府利用财政来改善横店镇的环境和基础设施却也不现实。于是横店集团利用集团资金来改善城镇基础设施，坚定地承担起建设城镇的责任。

国内学者对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除了在发展机制、推动因素、辐射带动等方面进行定性分析外，也有学者用定量实证方法来研究的。在构建横店镇城乡一体化的指标体系时，我们首先对横店镇各个时期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分为总系统和各个子系统，再确定出整个体系的目标层、准则层和措施层，最终确定横店店城乡一体评价指标框架如图1所示。

根据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机制分析、指标体系框架，本文通过查找相关文献并且利用网络手段搜集横店镇1995年至2014年20年以来经济、社会、文明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相关数据，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要素权重，构建评价模型。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出各分析指标层的指标权重如表1所示：

运用综合评价法，在确定好权重的基础上，对横店镇1955年至2014年20年期间的城乡一体化程度进行计算，最终获得1955年至2014年横店镇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趋势图如图2所示。

从图中可看出，1995年至2014年这20年间，横店镇城乡一体综合指数曲线呈“小波浪形”前进趋势。

4 小城镇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横店镇的工业、种植业都不发达，自然条件差、自然资源也匮乏，难以形成既产生经济效益又改善生态环境的产业，横店的转机在于广州街拍摄基地，横店自此开启了其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之路，完成了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也带动了周边旅游和其他第三产业的发展。从横店城市化发展经验来看，小城镇要快速推进城乡一体化，就必须立足农村实际，利用农村的优势资源搞产业，而非依靠农业非农化，要让多种产业交融式发展，在小城镇本身的范围内实现城乡一体化。

横店镇的“小政府、大市场”的发展模式是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的雏形，它给我国农村城镇发展带来启发。政府因为部门利益，一些事务不愿交给市场来做，这非常不利于产业发展，横店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政府负责规划，企业负责投入，运用社会资本采用市场化方式来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把建设和运营权交给市场，这种作法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参考文献

[1] 张安录.城乡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机制与城乡生态经济要素流转[J].城市发展研究，2000（6）.

[2] 罗雅丽.区域城乡互动机制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6.

[3] 冉冉.临潼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推进机制研究[D].西北大学，2011.6.

[4] 楼洪豪，陈修颖.义乌市的快速城市化研究[J].经济地理，2007（5）.

[5] 陈丽丽.关于加快小城镇建设逐步实现城乡一体的思考[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

第8篇：乡镇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公益性咨询服务机构；乡镇职能；新定位

中图分类号：D6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0－0030－02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中国乡镇职能新定位的客观依据

加强三农工作，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以建设小康、文明、生态、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不断解放农村生产力，革除一切制约和阻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实现农村社会的小康。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农村社会发生的一场革命性的全面重大变革，特别是现代农业的建设和发展，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不断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过程，就是转变农业增产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

二、中国乡镇职能发挥现状

根据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要求，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应是对新农村建设进行规划、指导和服务，有效提供建设所需农业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科学技术、农业产业体系与经营形式服务、现代农业发展理念和对农民进行培训与教育，以及有效维护当地社会公平、正义和稳定等。但从目前中国乡镇的实际情况看，无论是在有效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还是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稳定方面，无论是在物质技术供给方面，还是在资金支持方面等，目前的乡镇政府都早因自身“经济危机”，丧失了基本条件。截至2004年，中国全国乡镇总数为37 334个。根据民政部专家预测，到2010年，全国乡镇数量将保持在3万个左右[1]。中国乡镇数量虽然在不断减少，但规模却在不断扩大，负债在逐年增加，目前，全国乡镇财政供养人员已达到了1 316.2万人，平均每68个农民就要养活1名干部，乡镇负债总额已由1998年的2 500亿扩大到2004年的5 000亿元以上[2]。到目前为止，全国绝大多数乡镇早已债务缠身、无法自保，希望乡镇支付财力来提供新农村建设公共产品已纯属奢望。

根据实地调查研究表明，目前乡镇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疲以应付上级党委政府名目繁多的工作安排、竭力维持在职员工的工资以及当地社会的稳定等，如安排专人防止农民上访等。如今，在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及其他各种涉农收费后，原先作为乡镇政府主要职能之一的完成收税、收费任务的职能也彻底结束了。到目前为止，乡镇政府几乎成了纯粹的赊帐“吃饭养人”型政府。在许多经济欠发达县份，就是乡镇职工的基本工资也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到位。经济条件的窘困，更进一步加剧了服务能力的贫困，特别是提供新农村建设中最需要的农业生产技术服务的能力严重不足，如有的乡镇的农业科技人员从来就没有条件进行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培训。

三、中国乡镇职能失效的根源剖析

1.乡镇行政机关的性质定位是导致问题的政治体制根源。在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直实行“皇权不下县”的地方行政体制。因此，乡镇也从未成为过当时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负担。新中国成立后，乡镇正式成为中国的一种具有地位的地方政权建制，但却是一种“党政权力高度一体化和政治、经济、社会与行政权力高度集中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3]，处于对上“千线穿一针”、对下“一针穿千线”的两难困境。根据政治学的一般原理，国家行政权力的触角伸得越深坏处越多。中国乡镇职能转变滞后、机构与人员循环恶性膨胀和债务不断递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乡镇经济建设中心论的职能定位是导致问题的经济体制根源。中国推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原则指导下，乡镇政府成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前沿阵地”。在主要以GDP高速增长作为考核提拔使用干部的用人机制背景下，全部乡镇干部成了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先头部队”，乡镇主要领导就是“前线指挥员”。从历年乡镇欠债比例中可以看出，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片面追求GDP高速增长、招商引资、达标升级和举债建设“形象工程”等造成的。实践证明，乡镇经济建设中心论的职能定位纯属“小马拉大车”，是导致乡镇债务缠身、无法有效发挥服务职能的经济体制根源。

3.客观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是导致中国乡镇职能失效的又一重要原因。中国目前的乡镇职能是适应计划经济的产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将社会各方面管理得井然有序，严格按照计划按部就班地安排着各种社会资源，保证社会各方面的高度统一、平均和稳定。在这种权力支配着一切的计划经济社会中，乡镇政府的各项职能得以全面有效发挥，社会经济生活的进行唯政府权力是从，此时的乡镇政府职能是积极的、有效的。然而，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逐步代替政府在资源配制中发挥着越来越有效的基础性作用，中国政府的职能表现得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乡镇政府的职能更由于其本身的固有极限性而更加显得不适应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需要。因此，客观社会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导致了乡镇职能发挥作用的客观依据发生变化，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国乡镇职能的几乎完全失效。

四、社会公益性咨询服务机构应成为中国乡镇职能的新定位

1.去乡镇行政化向咨询服务性嬗变，应成为中国乡镇职能新定位的主要方面。理论界多数观点认为，撤销全部乡镇建制，直接实行乡镇自治[5]。笔者认为，撤销乡镇建制应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但不应是一个简单的撤销了事那么简单的问题，而是应根据社会公共需要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际需要进行有效的嬗变，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需要。一方面，从目前中国乡镇职能发挥的实际情况看，其作为一级政府建制存在已经很难发挥积极作用，丧失了存在的客观依据和基本条件；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际需要大量的非政府公益性咨询服务，特别是现代农业建设需要大量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因此，中国目前的乡镇政府应成建制地整体转变为社会公益性咨询服务机构，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现实、有效和可靠的咨询服务。

2.社会公益性咨询服务机构的新职能。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际，乡镇政权转变为社会公益性咨询服务机构，目前主要应有四大新职能，并应成立四大咨询服务中心：一是三农问题调查研究职能。即组建三农问题调查研究中心，专门对当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全面调查研究，全面客观反映民情、民意、民声，为党委政府科学主导新农村建设提供客观依据。二是农民素质教育培训职能。即组建农民素质教育培训中心，对农民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和有针对性的各种素质和技能培训，使广大农民成为新型农民，以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需要。三是农业科技咨询推广服务职能。即根据当地实际组建专业性农业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为农民提供先进适用有效的农业技术支持，提高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增加农民收入。四是社会矛盾调解服务职能。即组建社会矛盾调解中心，专司调处化解农村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减少社会摩擦，为新农村建设、全面实现农村小康营造一个和谐互助的社会氛围。

3.咨询服务机构的性质、组织和运行模式。咨询服务机构应定性为独立公益法人，各中心为其具体办事职能部门，实行事业化管理。咨询服务机构实行定职能、定岗位和定人员的“三定”方案，根据新农村建设实际需要明晰职能，根据职能需要设置岗位，根据岗位职责匹配人员。人员主要由原乡镇筛选的合格留用人员、县级相关机构整合人员和社会公开聘请的专家三部分组成。所有人员资格应根据各中心咨询服务岗位工作实际需要确定，所聘人员必须能够胜任所在岗位工作需要，并实行市场化管理。所有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实行基本工资和考核工资双轨制。基本工资按人头按月直接发放，以保证其基本生活所需为限，考核工资根据咨询服务工作质量和数量由受服务的农民群众评价打分确定发放。由于农业咨询服务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为了吸引大量高素质的农业科技人才投身这项伟大的新农村建设工作，工资支出全部由国家财政负担，并应略高于当地公务员工资待遇。咨询服务机构开展咨询服务工作所需经费由其以书面实施方案提出，经政府批准后核拨，并对实施情况进行效绩考核，作为以后核拨经费的主要参考依据。咨询服务机构成立党委，各中心成立党支部，负责宣传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领导咨询服务机构和各中心党的建设，并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李卫玲.乡镇体制改革不能“一刀切”[N].国际金融时报，2005-10-22.

[2]张新光.论中国地方政府新架构与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J].开发导报，2006，（1）：78-82.

[3]王雅林.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1998，（5）：37-51.

第9篇：乡镇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财政体制改革；乡镇财政；困境；解决途径

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国的财政体制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2006年以后我国废除了在中国存在2000多年的农业税制度，给亿万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又一次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和谐进步。然而农业税的废除给农民带来利益的同时也给乡镇财政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乡镇的经济基础薄弱，在没有工业基础也不能吸引外来投资的情况下，乡镇财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因此乡镇的负责人就应该找到经济发展不起来的问题，然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自身的地理位置和所拥有的资源来大力发展经济。这样才能保证乡镇在财政体制改革的浪潮中不受冲击，确保乡政府的正常运作。

一、乡镇财政困境的成因分析

（一）财政体制改革的客观因素对乡镇财政的影响

乡镇财政要想发展自身的经济还需克服各种各样的问题，（1）没有农业税的支撑，乡镇财政收入有限，也没有吸引外资的能力，因此乡镇财政的压力大。（2）乡镇财政管理不规范，个别乡镇财政存在严重赤字，主要是由于政府的浪费有关，这样就导致了乡镇财政的收入不对等、资金短缺。（3）乡镇财政还承担着地方民营企业的一些债务，这些企业往往经营不善，而政府又不得不帮其承担债务。以上这些问题只是众多问题中较突出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限制了乡镇财政的发展。

（二）造成乡镇财政困难的原因

1.各机构部门多、人员多。由于乡镇财政的收入不足以养活那么多的工作人员造成了财政危机。当然造成这种财政危机的原因不止一个，包括传统经济制度的影响、养活的工作人员较多等，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政治体制的不够完善。大城市的制度还好些，而一些乡镇的管理制度就会明显有差距，有很多的乡镇还是沿用以前老的管理模式，没有创新精神，这样就导致部门繁多，公务人员很多但却互相扯皮，没有人愿意真正的做事。这么多人拿着薪水却不做事，公款吃喝的现象严重，导致了乡镇财政的负担越来越大，以至于资金运转不开。

2.缺乏雄厚的经济基础，财政资金来源不足。近年来我国的城镇化速度很快，城市的经济发展迅速，而农村的发展则较为缓慢。大型的企业都愿意在城市中扎根，在那里能够享受到便捷的服务和一些优惠政策。农村地区即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持也没有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因此农村地区基本没有什么重工业，也没有招商引资的能力，只能依靠自己的土地资源做些农产品的自产自销，这样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特别是在没有了农业税后，大部分乡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财政资金严重不足。

3.乡镇企业债务危机转移。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了丰富农村经济形式，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的重要举措，乡镇企业的开设一方面拓展了农民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促进了乡镇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积极意义。然而，农村地区民营企业的筹办需要不少的资金，乡政府为了拉动地方经济和增加就业人数往往会以银行的名义贷款给企业经营者。企业大多都是家庭作坊式经营，他们由于缺少专业的技术和管理制度，往往都以经营不善而亏损。这样银行的贷款也就收不回来了，更不用说拉动地方的经济了，对于乡镇财政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4.市县等上级部门主要领导往往从政绩出发，不顾乡镇财政承受能力，搞一些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追求“达标”等，乡村道路通畅了、环境变美了，结果使乡镇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二、乡镇财政困境的解决方案

（一）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分税制体制，合理地增加乡镇财政收入

第一，对乡镇财政取得的税收种类进行重新划分、规定，确保其税源的稳定性，一些消费税、增值税等要从中央政府提取一部分给乡镇政府，全面革新不同层次行政机构的税源分配，增加乡镇财政收入，减轻乡镇财政负担，解除困境。

第二，改革传统的工资制度。也就是将乡镇领导等在编人员的工资转为由上级县、市政府等来负责，同时乡镇交通系统、农业基础设施等的建设也需要县、市政府的财政支持与扶持，控制乡镇财政在乡镇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确保其有限的资金支持乡镇政权的正常运转，这样才能有效化解财政危机。

（二）实行乡镇机构优化重组，转变政府职能

为了有效减轻乡镇财政负担，可以取消乡镇政府，进行乡镇自治化管理，全面控制乡镇机构规模，通过竞争上岗制度来减少臃肿人员，全面提高乡镇机构工作人员素质，提高行政办事效率，同时，对乡镇企业实行改革重组，减少政府资金的涉入，鼓励个体化经营、股份制改革等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缓解政府的财政危机。

（三）发展农村经济，广聚财源

建国初期我国是典型的农业大国，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进步，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多。在过去几十年中，虽然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但它有一部分发展是牺牲农业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现在我们就要扭转这种现象，利用工业的力量促进农业的发展。而这种政策的实施需要国家强制力的支持同时依赖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农业要想快速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现在中国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因此农业科学的普及就显得尤为重要。现在的农民大部分选择外出务工主要因为农业收入不高，满足不了日常开销。如果农业经济可以发展起来，不仅能给农民带来新的收入，也会给当地政府带来新的财政收入。农业想要快速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持，无论是技术方面还是信息方面都需要。只有把现代的高科技运用到农业中，才能给农业经济带来全面快速的发展，同时支持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

（四）健全财政债务管理制度，积极化解乡镇债务

不断建立和健全财务债务管理制度，建立最新数据更新信息，时刻了解债务变化的最新动态，在这一过程中，要坚持统筹兼顾、控制规模、注重实效、明确责任、防范风险和依法决策的原则，进一步规范财务债务管理的举借程序、偿债资金来源和偿债责任及抵御风险措施，积极化解乡镇债务。

财政体制改革虽然给乡镇财政带来了困难，但这也是一种机遇。乡镇政府应该主动去了解乡镇财政所面临的困难，不能逃避。穷则思变，乡镇政府应该采取科学的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措施，来解除乡镇地区的财政困境，全面开拓乡镇财政税源，增加乡镇财政的合理收入。

参考文献

[1]孟凡菊.财政体制改革后乡镇财政的困境及解决途径[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