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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王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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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王越

第1篇:北京青年王越范文

尽管如此,王敏已经焦头烂额,恨不得把一天当作两天过,看看我的黑眼圈和白头发,再看看名片上的职称,查查我的银行卡如果不是还有些教育理想、育人情怀,早就另谋出路了。

王敏是北京高校青年教师群体中极为普通但又颇具代表性的一员。在网络上,他们被称作青椒二十几年寒窗苦读修成正果,在大学校园争得一席教职。可未曾料想,职称晋升、教学科研、结婚生子、赚钱养家等人生大课题让他们面临比以往更大的压力。

晋升副高出现职称拥堵 科研领域的马太效应是压力来源

根据团北京市委的调查结果,在接受调查的高校青年教师中,48.0%的受访者表示压力大,其中10.1%表示压力非常大,另外还有38.0%的受访者表示压力适中,仅有4.3%和9.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没有压力或压力较小。

在造成工作压力大的原因中,专业职务晋升困难成为最主要的一项。

王敏是北京一所高校新闻学院的教师。在同事眼中,他是科研和教学双丰收的年轻榜样。然而,尽管达到了学校评定副高职称的标准,可由于排队的优秀者太多,他只好着急地默默等待。

中央民族大学的徐伟也面临和王敏相同的情况。他以自己所在的管理学院为例,目前学院在岗超编的副教授已有8位,符合条件的讲师更有10余位,职称晋升的拥堵现象极其严重,很多优秀的人短时间都无法晋升。

职称晋升是大多数青年教师所面临的困境。根据团市委调研结果,北京高校青年教师以中级职称为主,初级职称为辅。

课题组称,在过去的青年教师评定中,副高级职称主要与工龄及学历相关,存在一定的论资排辈、熬年头现象。以往由副高晋升正高很难,现在不仅评上正高更加困难,由讲师晋升副高也变得越来越不容易,副高职称的评定已经成为青年教师职业生涯中的瓶颈,第二次职称拥堵或者说双职称瓶颈在青年教师群体中已经逐渐显现。

然而,青椒压力大不仅仅是因为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困难(占24.52%),工作负担太重(占17.30%)、教学科研经费不足(占13.66%)也是主要原因。

现在的青年教师早不是从前那种安安稳稳、悠闲自得的教书先生了,既要搞科研,也要抓教学。王敏说,现在不少青年教师身上都压着很重的教学任务,可绝大多数的考核都以科研为主,发表论文的数量和期刊等级、申请的课题数量和大小等等都是摆在眼前的难题。

但最大的难题在于,如徐伟所说,越有头衔的教授越能拿到高级别课题,年轻人几乎没机会。另一方面,量化的考核标准让不少急需职称改变生存状况的青年教师写了大量质量很差的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显示,从科研经费的分配和激励上来看,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存在评定不公等问题,41.6%的人认为现行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有改进空间。

报告分析认为,从技术职务上来看,依托于掌握丰富资源的学术权威的青年教师更容易获得科研项目和发展机会,进而获得更多提升空间和展示平台,优势资源向优势青年教师集中,使其变得越来越好,而那些缺乏依附关系和相关资源的青年教师,则很难获得机会和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高校内科研资源配置强者越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青年教师根本没有真正独立科研的机会,都得攀着老教授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副教授告诉记者,现在不少老师都很忙,忙着编课题申请书,炮制论文,找发票,和老教授、期刊编辑拉关系,谁还有心思好好上课?

不管怎样,青年教师还是得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学者气质和耐心。徐伟说。

期望收入与实际收入反差较大 住房是最主要的困难

尽管青椒面临着职称晋升难、工作负担重等压力,但同时,调查显示,在对工作满意度的测评中,青年教师最认可工作的稳定性。在受访青年教师中,79.0%的受访者为北京非农业户籍。显然,这也为他们在京工作、生活的稳定和子女的照顾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然而,工资收入成为青年教师工作满意度测评中最不满意的因素。

第2篇:北京青年王越范文

厄运连连,不幸之家跌入冰谷深渊

郭青梅今年50岁,是陕西省淳化县人,1979年与王建设结婚。1983年,他们的大女儿王燕出生了,随后有了二女儿、儿子和小女儿王芮,一家人居住在简陋的窑洞里。

1995年夏的一个深夜,郭青梅将熟睡中的四个孩子反锁在窑洞内,同丈夫到承包的果园采摘早熟的苹果。凌晨三四点钟,突然下起了暴雨。郭青梅夫妇惦记孩子,顶着大雨往家跑,半小时后赶回窑洞时发现屋内积水已到膝盖处,睡在下炕的王燕和王芮完全浸泡在水里。郭青梅和丈夫分别抱起水中的王燕和王芮,发现她们的腿部已经被泡成紫红色,全身还滚烫。他们把两个孩子放在洞外的老核桃树杈上,又赶紧把二女儿和儿子抱了出来,这时被雨水浸泡的窑洞塌了下来。

家没有了,郭青梅只好和丈夫带着四个孩子寄居在五公里外的娘家。安置好住处后,郭青梅赶忙把12岁的王燕和5岁的王芮送到村医院。两天后,两个孩子不发烧了,但王燕的双腿却不能走路了。

郭青梅心急如焚,将三个孩子交给丈夫照顾,自己背着王燕赶到西安市儿童医院。医生告诉郭青梅孩子患了小儿麻痹症,必须等长大后才能做手术。郭青梅按照医生嘱咐,给女儿买了一些调理神经的中药长年服用。

两年后,同样的灾难降临到已经7岁的王芮身上,她和姐姐一样,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双腿丧失行走能力。从此,郭青梅每隔一段时间就去县医院买回双份的中药熬给两个女儿服用,王燕平均每天药费36元,王芮19元,这对于他们家来说是个不小的开支!

王建设眼睁睁地看着活蹦乱跳的两个女儿相继瘫痪,受不了这巨大打击,精神失常了。郭青梅既要照顾两个瘫痪的女儿,又要照顾丈夫,感到心力交瘁。

王燕的脊椎已经严重变形,几乎弯成S形,正常的坐和立对她来说都很困难。更棘手的是王燕和王芮两姐妹的读书问题:两姐妹在同一所小学读书时,郭青梅逐一把她们背去学校再背回家;王燕升入初中后,需要去离家10公里的淳化县二中就读,而妹妹王芮还在附近读小学,以一个女人的体力,不可能同一天背着两个孩子往返两个不同的地方啊!但她不忍心让孩子失学,咬牙坚持着。毕竟四十多岁了,奔波了几天她就直不起腰来。懂事的王燕心疼妈妈,坚决不肯再上学,她把自己的书包交给妹妹王芮,说:“要记住,你的读书机会是趴在妈妈背上得来的!可不能辜负妈妈的辛苦,要努力学习啊!”王芮哭着对妈妈说:“我也不读书了,我也不拖累妈妈了!”郭青梅板起脸训斥女儿:“现在姐姐把机会让给了你,我们全家的希望都交给你了!”王芮终于懂了母亲的一片苦心,含泪点了点头。王芮没有辜负母亲,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丈夫精神失常之后,生活的重担完全压到郭青梅肩上。两个女儿常年用药使家中欠下四万元外债,果园因无人管理也荒废了,没有了生活来源,这让郭青梅难以支撑,她甚至想和丈夫一样疯掉。郭青梅的一个远方亲戚,见她实在可怜,便收养了她的二女儿。后来,郭青梅将果园改种不需太多精力打理的烤烟,然后跑到淳化县城的某糖果厂打工,稍有时间还去菜场卖菜……儿子王超见母亲太辛劳,小学毕业便出去打工了。

两个女儿一天天长大,郭青梅不禁为她们的将来担忧,决定带她们到北京治疗。1999年6月,她带着两个孩子坐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在北京301医院,王燕和王芮被确诊为少年型脊肌萎缩症。治疗此病至少需10万元。郭青梅仰天长叹,只好领着两个孩子返回家中。

三千里漫漫求医路母女演绎 “爱的长征”

回家的途中,王燕泄气地说:“到我们挣足医药费再去北京时,恐怕身体坏得没法治疗了……”郭青梅顿时掉下泪来,连连自责说:“都怪妈没用,没钱给你们治病!但你们要相信妈,妈一定想法子,尽快带你们去北京治病!”

回家之后,郭青梅就开始筹钱。但到2000年农历10月10日那一天,她筹借到的钱还不足5000元。有人善意地劝郭青梅:放弃吧,两个孩子天生命不好!郭青梅不甘心地说:“不怪孩子命不好,只怪我这个当妈的没能耐!我就是乞讨,也要把她们送到北京治病!”亲戚们只当她是说说而已。

郭青梅决定带着孩子上路,一路挣一路讨,也许就能有钱给她们看病了!她为自己这个大胆的想法激动不已。

2000年12月11日夜,郭青梅凑近王燕的耳边,说出了步行去北京求医的想法。王燕听后又惊又喜,感动于母亲竟肯为她和妹妹医病而步行3000里去北京!她和王芮激动地抱着妈妈大哭了一场,一致决定:无论生活中有怎样的困苦、艰难,绝不放弃生命,不放弃希望!12日凌晨,王燕坐进轮椅、王芮爬上母亲的后背――她们迈出了进京的第一步!

她们的第一站是西安。很少出门的郭青梅不识路,她推着轮椅上的王燕,背着小女儿王芮,边打听边走;有时走了大半天却走错了路,还得折回来。县残联送的轮椅已经使用了近四年,在距西安还有三分之一的路程时就坏掉了。这些意外的挫折使两姐妹步行去北京的信心动摇了,她们不断地问母亲:“我们真能走到北京吗?要多久才能到?我们会不会没到北京就饿死在路上?”

12月15日那天天空阴沉沉的,衣着单薄的母女三人再次迷了路。又饿又冷的王芮哭着求妈妈“快点回家”,王燕也沮丧地说:“妈,我们放弃治病,您带我们回家吧!”郭青梅坚决地摇着头。

转眼就到了三月开学的日子,她们母女三人还滞留在西安。继续赶路还是帮王芮寻找借读学校,不让她落下小学课程?看着王芮向那些小学生们投去羡慕和渴望的目光时,郭青梅疼在心里。她不能让孩子废了身体又荒了学业啊……她最后决定:学校上课期间留在西安,帮小芮找借读学校,同时自己在学校附近打工挣钱。

由于王芮瘫痪,校方总以各种理由拒绝她入校借读。遭受多次拒绝后,王芮趴在母亲背上哭着说:“我不读书了!”郭青梅一边安慰王芮一边在西安寻找着希望。后来有好心人让她去城西的一所小学去试试。郭青梅立刻背起王芮赶往城西。郭青梅背着孩子走进校长办公室,哽咽着说:“求求校长,我家孩子想读书,她聪明、爱学习,求求您让她借读一年吧!”王芮焦急地申明:“我不会给学校添麻烦的!”校长被郭青梅打动,破例收王芮入校借读。

第二天,郭青梅把王芮背进教室,就和王燕在学校外租了间很简陋的房子住了下来。下午,她又恳求学校小吃部收自己做了洗碗工,同时,还答应校外的馒头店,每天凌晨4点帮忙做馒头。懂事的王燕也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儿以减轻母亲的负担。她让妈妈批发一些小饰品,坐在轮椅里在学校附近摆个小摊。即便这样,俩人每天的收入也难超过30元。

2002年夏,王芮以优异的成绩小学毕业了。她们继续上路,向北京走去。

郭青梅带着两个女儿辗转走过了渭南、华阴、三门峡。她担心耽误王芮的学业,只在寒暑假期间赶路,假期一过就开始在当地给她找借读学校。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郭青梅常常要找遍全城的学校,每到一所学校都要向负责人一次一次地哭诉、求情,只要对方肯收王芮,她就感激不尽。当她带着学校的好消息回家时,总是声音嘶哑,双眼红肿,疲惫不堪。

为了报答母亲,王芮学习非常勤奋。由于在各地辗转换校借读,她有了非常强的适应能力,每到一所新学校很快就能适应当地老师的口音和所有课程。每天傍晚放学后,她们母女三人偎依在路边的角落,王芮趴在姐姐的腿上写作业,为了省电,她总是在天黑前就把作业写完。王燕也借着这段时间自学妹妹的课程,弥补失学的缺憾。

每转到一个新地方,郭青梅就赶紧找零工做。如果找不到工作,她就背上垃圾袋四处捡破烂换钱,还每天傍晚赶在菜市场清场前去捡拾菜叶,为此时常遭到别人的白眼。即便在外面受了再大的苦和累,郭青梅也不愿在孩子面前流露,她经常笑呵呵地对两个女儿说:“妈妈是一根苦藤,你们是两个苦瓜,但你们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的未来。”她用从市场捡来的红辣椒和烂白菜给姐妹俩煮面条,故意打趣说:“看妈妈的手艺不错吧,能变废为宝哦。”受了妈妈乐观情绪的影响,姐妹俩开朗活泼:“妈妈,你煮的辣椒白菜色彩斑斓,真好看!”

由于贫穷,她们的衣物几乎全是好心人给的。有一天,王芮穿着妈妈给她的一件“新”衣服上学后,遭到了一位同学的嘲笑。那个女孩指着王芮的上衣说:“那是我妈昨天送给捡垃圾的老太婆的旧衣服,居然给王芮穿上了,哈哈!”王芮哭了,但她想起妈妈的教导,挺直了上身回答同学:“你没发现这件衣服和昨天有什么不同吗?”该同学凑近望了望说:“变干净一点哦!原来的破洞都打上补丁了!”王芮自豪地说:“我妈妈说,虽然我们因为穷困而穿着别人施舍的旧衣服,但是妈妈把它们清洗干净、打好补丁了,废旧衣服因此而获得被重新使用的尊严,我们也因为衣着干净朴素而拥有尊严。”同学们为王芮精彩的“演说”热烈地鼓起掌来!

王芮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郭青梅激动地一把抱住女儿连连夸赞:“娃娃长大了,懂事了,会讲道理了!”王芮开心地说:“这些都是您教给我的道理呀!是妈妈让我明白穷人获取尊严的方式!”

2003年8月15日,她们到达洛阳。那时的洛阳游人很多,易拉罐、塑料瓶也特别多,王燕用手带动轮椅跟妈妈一起捡。她坐在轮椅上无法看到后方,为捡一个水瓶而向后倒行时,到台阶边仍不知晓,轮椅滑了下去,摔得满身是伤。郭青梅心疼地用酒精帮她消毒消炎,一夜都没合眼。王燕由于行动不方便,连人带车一起翻倒的事常发生。在从郑州去邯郸的公路上,轮椅的前轮突然脱落,王燕一头栽到地上,头部和腿都摔破了。郭青梅吓坏了,捶胸自责没照顾好王燕。王燕忍着痛,咧着渗血的嘴巴冲妈妈笑了,她不想让妈妈为她着急。郭青梅看着女儿装没事的样子,更伤心了……

走过风雪,沉沉母爱唤春归

2005年8月2日,郭青梅母女三人终于到达北京!到这时,郭青梅已经带着两个女儿流浪奔波了五年,给王芮换了十来所学校。此时,50岁的她看起来像一个七旬老人。

抵京后,郭青梅马不停蹄地带着姐妹俩来到当年给她们看病的301医院。郭青梅想让两个女儿住院,但一听挂号费需100元,住院押金另需一万余元时,她呆住了。无奈,她只得带着孩子出了医院住在街边。一天,母女三人闲谈时,王燕说她有个愿望,想到北京的大学校园去看看。郭青梅理解女儿无比渴望走进课堂却无法实现的失落心情,忍不住一阵心酸,花了三天时间带着王燕和王芮先后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最后来到清华大学。

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不幸又降临在王燕身上。她因为喝了别人扔掉的半瓶水发生中毒,脸色发白、腹部剧痛。郭青梅吓得手足无措,又没钱送女儿去医院,无助地坐在路边大哭起来。她的哭泣引起了附近报刊亭一位中年妇女的注意,对方拿来一大碗清水,告诉郭青梅,就着水把肚子吐空就没事了。郭青梅泪流满面地把水端到王燕面前:“娃娃听话,要勇敢,妈没钱给你治病,咱们自己治,把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就好了。”王燕眼泪汪汪地看着妈妈点了点头,抱着水碗喝一口吐一口,艰难地吐出了胃里的所有食物。 即便这样,她仍躺了三天才基本恢复。

北京的学校管理制度更严格,郭青梅一周跑了五所学校,却没一所愿意接纳王芮上学。眼看学校都要开学了,她心急如焚却毫无办法。知道女儿非常爱看书,她只好天天背着她到海淀图书城去,以作补偿。一天,王芮趴在妈妈背上看书的情景引起了书商常女士的注意,她忍不住向郭青梅打听缘由。郭青梅含泪说:“我不仅有这个瘫痪的小女儿,家里还有个同样瘫痪的大女儿呢……”郭青梅的不幸遭遇让常女士不由落泪,她马上找来好友英女士,她们很快与万泉河中学取得了联系。经过几天的交涉,万泉河中学的领导感动于郭青梅的殷殷母爱,同意王芮入校借读。王芮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学习十分刻苦,在短时间内迅速跟上学校课程,并保持着优异的学科成绩。2006年4月,鉴于王芮的优异表现,万泉河中学和海淀区教委先后授予她“三好学生”的光荣称号。

5月,王燕和王芮入院接受了她们的主治医师、301医院神经内科张医生的检查。经医生诊断,王芮的病情较轻,适宜立即做手术,使用国产的固定材料支具,五万元足够。北京市教委得知消息后马上发动教职员工捐款,很快筹集到了五万元,一些好心人也累计捐款几千元。王燕的病情略重,需要从国外进口器材才能实施手术,目前以固定支具维护体型,手术费用也需要时间慢慢筹集。

6月26日,配戴着矫形支具的王芮参加全省统一中考;7月8日,中考成绩公布,她以五百多分的优异成绩名列全校第一。王燕用妹妹的书进行自学,用中考试卷对自己进行测试,也取得了良好成绩。看着姐妹俩越来越优秀和坚强,郭青梅非常欣慰,抱着两个女儿喜极而泣。

2006年9月1日,北京十一中学同意招收王芮入学。校长李金初表示学校将免除王芮的借读费和学杂费。

第3篇:北京青年王越范文

出道仅两年吴莫愁就凭借自己的特立独行和个性,以及作为90后的先锋和标志性,成为该国际大品牌中国内地唯一90后代言人。而她身上的可能性则让中国梦闪光,参加好声音(在线观看)时唱price tag,两年后和国际巨星Jessie J同台演唱这首经典歌曲,让大家看到了这个90后女孩身上的无限可能。该品牌在中国的首席营销官Richard曾夸赞吴莫愁是国际巨星,他表示:“我们看到了她身上90后的那种新锐精神,尤其是做自己的态度。”

广告成绩斐然,在老本行音乐方面吴莫愁更是异于常人的努力,从《我要给你》、《爱爱爱爱》、《就现在》到最近发行的新专辑《无所不在》,吴莫愁保持了自己音乐上的辨识度,发展更是势头越来越猛。新专辑《无所不在》一经发售便掀起歌迷抢购狂潮,专辑里的多首歌曲几乎横扫所有华语音乐榜单冠军宝座,其MV则创造了过亿的点击记录。无论是接不完的广告代言,还是傲视群雄的音乐成绩,强烈的个人风格和标志性特点,造就了现在的吴莫愁,也让吴莫愁成为华语娱乐圈最值得期待的90后女星之一。

|王雷 李小萌|携手《理发馆》 演绎北京胡同的故事

青年演员王雷、李小萌出席了北京人艺年度原创大戏《理发馆》的媒体见面会。这对被粉丝誉为“正能量情侣”的小夫妻将首次在话剧舞台牵手,共同出演这部京味儿十足的话剧。

作为北京人艺六十周年过后推出的第一部原创大戏,《理发馆》由宋凤仪、李卫编剧,任鸣、王鹏担任导演,老艺术家朱旭担任艺术顾问,石维坚、吕中等艺术家搭档班赞、王雷、李小萌等青年演员组成强大的演员阵容。全剧围绕一个北京胡同里的老理发馆展开,由老中青三代主人公不同的故事,勾勒出北京的风土人情和人生百态,共同演绎了大爱的人性主题。青年演员王雷在剧中出演一位名叫光明、追求音乐梦想的盲人,出演其女友的则是他现实生活中的妻子李小萌。

第4篇:北京青年王越范文

唐代越窑瓷器胎质细腻,釉色清纯,与北方的邢窑形成了当时瓷器“南青北白”通行天下的局面,并且进入了宫廷。越窑瓷器以其美若春水的青绿釉色在当时的瓷器中独享美誉。

五代至北宋时期,越窑继续为钱越和赵宋宫廷烧制秘色瓷器和民用瓷器,许多珍品还作为礼品被宋廷转赠与辽国,所以在北方辽代贵族墓葬中也常有越窑瓷器出土。首都博物馆的越窑刻宴乐纹青釉执壶(图1),就出土于北京的辽代韩轶墓。壶外壁刻着几个把酒的高士,他们一起从遥远的上林湖畔穿越辽阔的疆土走到辽地的燕京,又随主人去了另一个世界,这其中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近代对越窑的发现和研究首先得益于故宫博物院的陈万里先生,是他最早对越窑遗址进行考察,并将考察结果编写了《瓷器与浙江》和《中国青瓷史略》两部著作,随后又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使越窑瓷器的起源和发展脉络更加清晰。

陕西省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14件越窑秘色瓷器,把越窑瓷器的地位推向了顶峰。这些唐懿宗时期(860~874年)的越窑瓷器,终于揭开了越窑秘色瓷器的神秘面纱。但越窑瓷器与佛教密宗曼荼罗坛场有着什么关系还无人知晓。

如此美丽的越窑瓷器一直吸引着我。可是,越窑瓷器主要流散在南方,许多越窑瓷器根本不用出浙江就被几位越窑瓷器收藏大家瓜分。而公开报道中披露的,也只是在1981年北京出土了一件宴乐纹青釉执壶,加上传说中北京和西安曾经出土的越窑秘色瓷器的整器和残片,这些越窑器的总和也不及浙江绍兴的一个零头。北京的残片我见过,据说西安的是整器。北京却很少能出土越窑瓷器的整器,就是普通越窑瓷器的残片标本也很难见到,一般出在以广安门为中心的深层土中,品质普通者居多,仅见2000年前后牛街出土过一件越窑刻龙纹碗残片。这其中既有数量少的因素,也有能出越窑瓷器残片的唐代和辽代地层距地面很深,不易觅得的原因。

北京市场中的许多越窑系瓷器多系南方的商贩们带来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北京潘家园的星期天市场中曾经见到一件南北朝时期的越窑系青釉博山炉,高15厘米左右,虽有小修,但转让价上千元。一件南北朝时期烧制的越窑系青釉内刻莲花纹盘,直径达18厘米,土沁较重,被我的朋友以400元买走;而此时的古玩城中,一件高25厘米的青釉鸡头壶,品相尚可,但釉面有伤,转让价3000元;一件越窑系黑釉鸡头壶,釉色精美,器形规整,转让价6000元,惜有修补。

最令人难忘的是1990年,我在北京昆仑饭店对面的兆丰古玩市场中见到一件汉代青釉双耳龙虎纹壶,高近40厘米,壶肩用细刃划有阴线龙凤纹,旁边用细管状器具戳有辅助纹饰,如同商周时期的玉器纹饰一样精美,要价8000元,只能学习欣赏了。现在想来,这件汉代青釉双耳龙虎纹壶的下部与浙江玉笥堂收藏的东汉青瓷瓿(bù,小瓮)十分接近,区别在于其肩部的弦纹内无刻划龙纹,口沿以上还应有比清代赏瓶粗的长颈(图2)。

1992年夏,我有机会来到上海,闲暇中去了福佑路和东台路的古玩市场。当我早晨8点多钟到达福佑路时,路两边的地摊上已经人头攒动了。当时在上海福佑路摆摊的多是上海本地和江浙一带的人,所带物品有很强的地域性,当时还能见到许多越窑系的青釉鸡头壶、青釉碗盘。走着走着,看到几个浙江人用了两个摊位的位置摆了许多越窑瓷器,其中一件高30多厘米的越窑青釉羊首尊吸引了我,它釉色青绿明亮,肩上等距离设置3个羊首,除1个有碰伤外,简直可以称得上完美无缺了。最美之处在于它漂亮的青釉,以至于我在众多行人和满地杂物中,眼睛的余光马上看到了它。问价后告知2000元,并且没有丝毫还价的余地。这个价格当时在北京可以买到非常不错的明清民窑瓷器和一般的清代中后期官窑瓷器中的盘碗了。等我转完一圈回来后发现,这件越窑青釉三羊尊已经被一个上海人以400元买走了。没有卖给我的原因是卖家因为我说的是普通话,而把我当成了港澳同胞,自然港澳同胞买东西要付出“高价”了。

上海福佑路之行也不是一无所获,在一个摆满宋元瓷器的江西人的摊位上,我用10元钱买了一件元代青花碗,在一个卖钱币的江苏人的摊位上,花15元钱买了一枚元代铁质折十八思巴文大元通宝。

古语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但是我并不认为后面买到的两件器物缘于前面越窑瓷器之失。人生常恨水长东,收藏亦如是。在我喜欢上收藏的20多年来,听到却没有看到、看到没有买到的事例可以编一本厚书了。所以买到的才是你的,没有买到的就不是你的,到最后是买到了也不是你的。20多年过来,当年心中强烈的占有欲已经越来越淡了,而是更相信“缘分”。

上海之行的最大收获是我自此成为了新中国股民中的一员。当时我在上海见到两种奇怪的现象,一是上海居民小楼之间围着很多人,一问,得知是斗蟋蟀,一盘的点在2000元左右,风气盛于北京;二是沿街股票交易营业部用电视机显示行情,被我当成了卖彩色电视机的。蟋蟀从小就斗,兴趣已无。在亲戚的热情鼓动下,回到北京后我立即投入股市,幸运地在无意中赶上了当时的两次超跌反弹。

20年来,我既见过在大行情中投入千万元资金获利翻倍的大户;也见到一上午挣了一辆桑塔纳的中户,而他要是当时不兑现的话,下午又能挣进一辆。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当时是每天坐着火车来炒股票的。

而越窑瓷器的市场价格也出现了暴涨,2005年一件直径13.4厘米的越窑刻划花卉纹盖盒在海外的拍卖成交价格达到158万元,牵引了越窑瓷器市场价格的上涨。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嘉德2011年春拍有一件编号4285的越窑秘色八棱瓶上拍,成交价241.5万元(图3),还不如一件清代中期官窑瓷瓶的价格,这里既有拍卖公司的宣传问题,也有越窑瓷器的价格体系在国内市场尚未成熟的原因。

责编 水清

第5篇:北京青年王越范文

气焰嚣张的“电脑天才”

1986年,马晓军出生在北京市通州区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在他13岁考入初中的那一年,父母双双下岗。此后,父母靠摆地摊卖衣服维持马晓军上学的费用和家中的开支,由于生意冷清,居家的艰辛可想而知。

后来,马晓军的父母办理了低保,月收入一下子多了几百元。当父母为此欣喜不已时,马晓军的内心第一次对这个社会的不公充满了敌意和仇恨。他立志要掌握一技之长,将来有一天用自己的努力和智慧超越所有人。

初中毕业后,成绩优异的马晓军坚持报考了北京某职专计算机电子信息专业。从此,他在电脑方面的超常才能常令老师和同学震惊不已。

2002年,在距职专毕业还有6个月时,马晓军突然肄业消失了,就连父母也不知他去了哪里。

2005年,马晓军再次出现,然而,他的出现却令一个人寝食难安。这个人就是山东省济南市刑警支队的中队长王业斌。2005年春节后的第一天,刚上班的王业斌就被大队长叫到办公室。原来,春节前大队长因公出差,妻子为他准备了一张银行卡,出差时他没动卡里的一分钱,结果回来后发现卡上的5000元现金被花得一干二净!在银行工作的妻子一查,提款地竟在天津。

转眼过了元宵节,济南某银行的客户银行卡被提空的报案越来越多。一连串的案件引起济南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为此成立了以王业斌为负责人的专案组。由于窃贼的提款地分散在天津、北京、无锡等地,且多数是从自动取款机支取,所以办案首先从大队长被盗的案子入手。王业斌等人来到天津某银行,调出当天的监控录像,看见一个背蓝包的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戴着大口罩,只露出两只眼,提完款后故意冲着探头打KISS再见,神情狂妄至极,仿佛在说:来抓我啊。王业斌暗下决心:“小子,你等着!”

接下来,王业斌等人陆续收集了黑客的作案信息,如他在各地提款时留下的几个假名林森、王桂军、罗名、李军等。从监视仪里看,他无一例外地背蓝包,打KISS,并且每次都戴着口罩,没有露过真面目。刑警队员们还发现,他曾频频使用一个联通手机号码打入济南某银行服务热线,利用自动查询功能查询客户的账户余额,之后一周内,客户存在银行卡里的钱就会被提空。王业斌等人马上采取技术手段,发现该号码最近在青岛使用过,专案组立即与青岛警方联系布控。

可是,黑客像跟他们捉迷藏,手机时打时不打。2005年5月16日,该手机终于又开始在青岛拨打,办案人员迅即赶到青岛,顺藤摸瓜,把目标缩小到某海滨浴场对面的几家宾馆。王业斌等人很快在某宾馆发现重要线索:两天前,这里曾住过一个叫“林森”的客人,其身份证登记的地址是假的。肯定就是他!可惜,这小子已经跑了。专案组又通过线索找到一个当天曾为511房间这位客人提供服务的“小姐”。据她说,511房间的那位客人很神秘,整个“服务”过程房间都黑着灯,不让人看清他的面目,只觉得他的年龄还很小,还记得他用手机接了个电话,当时自称“晓军”。唯一印象深刻的是他出手很大方,一下给了她800块钱!

与此同时,济南方面也传来一条重要线索。几天前,侦查人员准确截获了一个从江苏打到该手机上的电话号码,且查明打电话者是江苏南京某银行的一个徐姓员工。专案组于是一刻不停地从青岛挥师江苏。

那个徐姓职工是南京某银行的保卫科长。原来,一次夜间值班时,他发现一部手机深夜多次打入银行服务热线,任职多年的老保卫科长警惕性很高,随即用单位的值班热线打过去,警告对方不要胡来,话还没说完对方就挂了手机。

王业斌随即与南京警方接触,听他们一介绍,刹时渗出一身冷汗!王业斌完全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他已在南京成功作案数十起,并在北京、天津、成都、武汉等7省市作案十几次,诈骗金额上千万元!17年的刑侦经验告诉王业斌,他遇到的对手不仅作案范围大,而且作案能力突出。

超级斗智终使“电脑天才”露出了尾巴

破案工作陷入了困境。

一次,大队长请王业斌到家里吃饺子,席间他忍不住又提起这个案子,大队长的妻子插了一句话:“甭提了,我们银行出了这个事后,现在都要求客户必须改密码!”王业斌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最初王业斌也想过,罪犯怎么可能取得这么多受害人的银行卡号呢?其实很简单,目前我国银行发售的银行卡,其卡号排列是有规律可循的,罪犯只要办一张银行卡,就可以轻易得到在他之前所有办卡人的账号。而这些客户里总有些粗心大意的人,他们的那些666666、888888的个人取款密码形同虚设。

办卡确是最简单不过的事。然而,恰恰是这个“简单”启发了王业斌。

王业斌想,这是一个高智商罪犯。对这些“天才”来说,除了金钱,与刑警斗智的反侦破同样可以使他获得。然而这种人往往又很自负,不屑于“简单”的事情。从这个电脑黑客以往作案的特点看,他很注重作案手法的缜密复杂、天衣无缝,比如,他大多时候选择夜间作案、换省作案、作案后异地提款、多数在提款机上提款。对这种极度小心、时时警觉的罪犯,肯定只有在自我感觉最安全的地方才敢下手。对罪犯来说,不作案的地方不就最安全吗?而相反,在他极少使用手机的地方,就是他最有可能作案的地方!王业斌立刻找来技术人员,问罪犯在山东境内除青岛外,这部手机还在哪儿拨打过。技术人员回答说:“2005年4月19日在济南,拨打过的时间只有半天。”

“那天他是来办卡的!”王业斌跳起来。

王业斌等人检查了4月19日当天济南某银行全部的办卡记录,并在当天全市办理的75张卡里,发现了一个叫“马军”的人,电话、住址均是假的。但马军这一名字,和“小姐”所说的“晓军”只差一字!从犯罪心理学分析,罪犯在裸的时候,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暴露内心的隐私。他会不会叫“马晓军”呢?王业斌等人复印了黑客曾经使用过的十几个假签名请笔迹专家分析认定,从技术层面得到确认:“马晓军”极有可能是他的真名!

另据为“黑客”办卡的银行员工回忆,那个人尽管戴着口罩,但能听出好像是北京口音。这又与“小姐”所供述的大致吻合。但那么大的北京,叫“马晓军”的有上千个,逐一检查岂不是大海捞针?2005年中秋节过后,就在破案希望越来越渺茫时,一位曾到济南办案的北京市公安局的技术人员无意中透露的一件事,成为侦破此案的关键。

该技术人员说,中秋节当天,该号码的手机再次拨打,他们采用技术手段跟踪嫌疑人,地点确定在北京的通州区。凌晨4点,办案人员层层包围了可疑地点:通州区新东方化肥厂院内的小宾馆,但当他们破门而入时,发觉对方是4个打麻将的温州生意人,抓错了!

不服输的王业斌当晚登录了“北京市常住人口户籍系统”,当他键入“马晓军”和“通州”等查寻字眼时,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刚长胡子的稚气小男孩,帅气的微笑让人不敢相信他就是犯罪嫌疑人。家庭住址是,北京通州新东方大街××号,这不就是北京公安包围的那家化肥厂宾馆的地址吗?原来,马晓军就住在那家化肥厂的对面!

王业斌立刻挑选了4名精干的年轻刑警赶往北京。那一天,是2005年12月10日。

年轻的大盗最终栽到神探手中

马晓军似乎已嗅到危险的气味,一直到2006年元旦那天晚上,他再也没回过家。专案组决定去马晓军就读的北京某职专调查。

教过他的班主任说,马晓军极其聪明,智商超群,特别是在电脑方面,简直是天生奇才。天才往往孤僻。在他初中同学中唯一的好朋友家,王业斌得知马晓军的父母都是领低保的下岗工人,他对金钱有着极度渴望。马晓军最崇拜的人是古巴的民族英雄格瓦拉,且有一个“格瓦拉”的QQ网名,几天前他还和好朋友在网上聊过天。

此时的马晓军沉入茫茫人海。但是刑警队员们至此已判断出,他不是什么江湖大盗,只是一个刚刚离开学校的孩子,在远离亲情、不敢再犯罪的时刻,他内心会发抖,孤独。此时可以陪伴他的,只有电脑。王业斌遂指定两名年轻的女刑警,负责监视“格瓦拉”,一旦“格瓦拉”上QQ,就使尽浑身解数“缠”上他。

马晓军的最后落网,正是在北京六部口一处隐蔽的网吧,当时他正在QQ上,年轻的女刑警与他聊得火热。这是一个帅气逼人的少年,不时露出孩子般灿烂的微笑。不知怎的,当王业斌一眼认出他时,内心突然微微一痛!最后抓捕他前,王业斌给女刑警发了个短信,“给他发个笑脸”。

第6篇:北京青年王越范文

乒乓球、气步枪曾是专业水平

电视剧《光阴的故事》是描写上世纪80年代生长在北京的青年人奋斗成长史的影视剧作品。这部戏对于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任重来说,戏中的北京话没有太大障碍,只是有的老话可能他都没听说过。80后的任重对记者讲起了他的成长史。父亲是北京虎坊桥工人俱乐部剧场经理,自己从小是被京剧、歌剧熏大的,他坦言17岁前看戏都没花过钱,看的戏多,对于他日后走上演员之路有不少帮助。

“我曾经给自己的评价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和任重聊天明显感受到他身上北京男孩的特质,能侃也能自嘲,自小的身体素质决定了任重在问题方面的天斌。“小学5年级前我在北京市少年宫打乒乓球,庄则栋是我的教练,初中在二龙路中学,我练气步枪、手枪,已经是非常专业的水平,如果我选择上体校,可以以后走的就是体育专业的道路。”在初中毕业前,任重在体校和艺校中做出了选择,他选择去北京戏校。

后来任重考上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那时他很用功读书,并且做事情越来越认真。做了5年老师后,经过很长时间的内心挣扎,任重选择了做演员。任重因扮演电视剧《北京青年》中何西瞬间红遍中国。喜欢他的粉丝们部亲切的叫他“西西”,就连几岁的孩子在电视里看见他都会叫着何西哥。对于这个变化任重坦言,当时赵宝刚导演提醒过他,所以他是有心理准备的:“拍《婚姻保卫战》时,导演说这部剧播出后你的关注度会不一样,《北京青年》拍摄时,导演说这部戏可能会把你推到娱乐圈的某一个位置上,他提醒我不要像某些所谓成名的人,有肺胃的膨胀。导演的话,事后都证明被他说中了,但他的提醒也一直在。”成名后的任重最大的苦恼就是原来喜欢逛的地不能去,原来喜欢去的餐馆不能去了:“有时吃顿饭被人叫出去拍照30多次,朋友都觉得烦了,所以现在再出去吃饭没有包间的我尽量不去,也怕给人家添麻烦。”

小小取景器里的大世界

如今拍戏之余任重最大的爱好就是背着相机走到民间,用胶片捕捉当地的人文、民俗风貌。“前段时间到上海的吴江路,那里已经改成步行街了,有一个盲人老头拉胡琴,旁边是行色匆匆的路人,没有人关注他,只有他对面的一个3岁左右的小孩看着他,我用相机记录下了老人和孩子。”任重说他喜欢通过取景器看世界,因为那里看到不同的世界,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世界,让他的事业也更开阔。

任重喜欢摄影源于家中的那个海鸥牌的老相机。当年妈妈用那个相机给他拍照片,后来虽然不舍妈妈还是把那台相机给了任重。上大学的第一个月任重接拍了一个广告,他拿着这笔钱给自己买了一个凤凰相机,配了50标头和一个摄影包,后来再挣钱又买了一个长焦镜头,那套相机花了他900元,任重说那时他一个月的生活费是800元。大学期间任重每挣到一笔钱,就给自己的摄影装备添新丁,毕业前夕,他把自己的第一套装备卖给了师弟,因为那时他已经有了更好的设备。

后来任重又有了哈苏503CW,尼康FM2,这个相机是他念大学时梦想拥有的,虽然也有佳能5d mark 3这样最好的数码相机,但任重说,数码相机只是记录,摄影之友胶片:“摄影这个词是在100多年前,有个人发明了一台机器,它通过物体所反射的光线使感光介质曝光的过程。我觉得摄影师化学感光,是一种期待。”有人说过的一句精辟的语言:摄影家的能力是把日常生活中稍纵即逝的平凡事物转化为不朽的视觉图像。任重虽然不是摄影家,但他享受按下快门前的斟酌、认真,期待胶片拍摄后看到画面的神秘魅力。也许正是这份期待和魅力,让任重小心翼翼地按下每一下快门。

大学期间,同学之间最珍贵的照片几乎皆出自任重的相机,他说同学刚刚举行了一次毕业10周年的聚会,大家看到的通过胶片扫描后呈现在投影仪上的照片都是他拍摄的:“我当年拍摄的照片,在同学那都成了珍藏品,而且同学们发现用数码拍摄的照片,最后被存在电脑里几乎不会再看,而胶片洗出的照片,经常会翻开看看。”

百姓休闲

爱好者收藏五千多个酒瓶最大为10公斤装瓷瓶

酒瓶谁都见过,并不稀奇,但若把数千件各种材质、各种造型、各种套系的酒瓶同时展现在眼前,那种惊艳和震撼恐怕是许多人难hold住的。昨日,记者在秦皇岛市民王波的“酒器文化收藏馆”里大开眼界。

王波的展馆不大,里面的展品却叫人目不暇接、不仅数量惊人,品种之多也绝对令人咋舌。而所有这些酒瓶,都是他在6年时间内收藏所得。

从材质上分,有竹料、木料、皮囊、陶瓷、紫砂、泥砂、玻璃、铜、铁、铝、锡、草编等等;从工艺上看,有青瓷、青花瓷、彩绘、喷釉、钱睢、堆塑等等;从题材上讲,有人物、动物、植物、军事、建筑、交通、工具、山水、特色造型和红色收藏等20多个系列。这些酒器大小不一,造型千姿百态,工艺精美绝伦,最大的为10公斤装瓷瓶,最小的为25毫升装茅台水晶瓶;年代最早的是一件清代宝葫芦形锡酒壶;而红楼梦十二金钗、生肖十二属相、八仙过海、四大名著、四大名花等都是非常难寻的成套藏品,件件都是酒器收藏家族中的艺术精品。

如今,王波已经收藏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酒器5000多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品种上,在我省酒器收藏界都名列前茅。随着藏品越来越多,他对酒器以及酒文化的研究和探索也日渐深入。王波说,酒器的世界博大精深,有看不尽的精美,学不完的知识,它融合了多种工艺于一身,并通过这一载体展示出历史、文学、绘画、民俗等丰富的文化内涵。正因如此,给这些藏品安个家以便于更多爱好者观赏交流,成了他最大的心愿。2008年,他受邀落户北戴河集发观光园,并在民俗大院里设立了“中华传统酒器文化展馆”,使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这个展馆领略到酒瓶世界的美妙。

第7篇:北京青年王越范文

马连道第三区1122号批发店,堪称许一桂的品牌实验室,其中陈列着“茶人一桂”品牌在各个时期的创意产品。

1998年,15岁的许一桂和父亲在马连道开了家茶叶批发店。如今已成为名列马连道第4位的花茶生产、批发商,年销花茶多达3000多担。许一桂自主经营的福建白茶、绿茶和铁观音亦是产销两旺,年营业额近400万。

2013年马连道全国斗茶大赛,“茶一人桂”选送的白茶荣获优胜奖,而今年的斗茶文化节期间,则一举摘得铁观音茶王奖。许一桂的品牌之路,是一个单枪匹马的80后青年,对巨头林立行业秩序的持久挑战,因为他心里装着一个更大的梦想:凭什么茶叶长在中国,而国际的茶叶品牌中,却没有中国的!心中不服,与其抱怨,不如实干,干他个世界品质,闯他个国际品牌。

“荣获茶王”实至名归

说起今年马连道全国斗茶文化节,许一桂认为参赛茶整体产品和质量都相当有竞争力,而对于评委们能把“茶人一桂”的铁观音从众多优秀产品中挑选出来,他心里“很佩服他们。”

许一桂老家福鼎是驰名已久白茶之乡,他的茶王铁观音则出自安溪祥华镇。祥华镇是铁观音优质产区,许一桂在其中挑选了三四十户茶农作为合作种植户。

“好的铁观音必须是出自这些茶农。”许一桂介绍说,今年的茶王铁观音产地处于海拔较高的山区,由于天气冷,茶叶生长缓慢,茶味足,常年的云雾雨露,茶汤甘甜。祥华旧寨村处于高山之上,矿物质含量高的土壤、昼夜温差较大而且温湿的小气候,以及较长的生长期,都决定了这里的铁观音有着上好的口感。

“今年采茶、制茶时的天气,也满足了茶商和茶农期盼的好运气。” 许一桂开心地说,白露前后那些天,当地阳光特别好,而且有微微的偏北风。只有这样的好天气采来的茶青,才最适宜做出传统的正味茶。据许一桂介绍,今年茶青好,茶农们做茶也格外用心,这批茶汤水柔滑,香气清高,回味甘甜,获得“茶王奖”也是实至名归的。

两代人理念的博弈

许一桂祖上都是以种茶制茶为业,许父则于1992年就来北京给当时的各个商场茶店送货。如今,父亲和弟弟在马连道各自经营一个店,许一桂的批发店则注册了“茶人一桂”商标,铁了心要走品牌发展路线。说起来,这其中的故事分明是迭荡曲折的剧情在现实中上演了。

帮父亲打理茶叶店的六年里,许一桂越来越想打造个品牌。印些自己的包装,从源头茶青到制茶到筛选茶,多花些成本做出比市面好的茶装进去。酒香不怕巷子深,何况许家有自己不错的门店。但父亲则认为,许家刚赚了点钱,多卖些茶叶才是正道。因为很多茶叶越是深加工,卖相越不好,成本还高,很难在批发市场畅销,而且印上自己商标的包装茶,很多经销商是不进货的。

就这样,一来一往辩论多了,父子二人终于在经营理念上起了“严重的冲突”。2004年,许一桂21岁。他带着一点资金离开京城,在潮州、杭州、日照等茶叶产区考察了一番。因一个偶然的机缘,北上张家口,在一个老乡开发的察哈尔世纪广场里开了一间小茶店。

许一桂说,等交完8000元店租,终于把店开起来,他只剩下200块钱了。在张家口开店两年的时间里,赚出10几万,这可是不小的成就啊。许一桂正暗自得意时,父亲来电话了:我北上北京开店还不是为了你们弟兄几个吗?把张家口的店给亲戚,回来吧,北京市场大,才适合你的品牌梦……”

听着父亲威严中透出对儿辈舍不得的关注,许一桂有些微感叹。当年一赌气离开京城时,父亲那么肯定地说:“你最多熬不过半年,就得乖乖回家!”能让父亲来这个电话 颇不容易,他感到无比开心。

第8篇:北京青年王越范文

同样在这个寒风凛冽的清晨,王川曾经的“合作伙伴”吴建平,正坐在北京西郊汽配城西门一辆破旧的金杯车里避寒。不时有车辆开到这里,却发现汽配城的大门早已紧闭,吴建平赶上前去低声地问摇下玻璃的司机:“修车么?”

4个月前,王川和吴建平还有一个共同的“饭碗”――西郊汽配城。这个成立于1994年、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号称京城汽配第一家的市场,在2015年9月16日,正式结束了它21年的使命。在北京市疏解非首都功能、提升产业结构的背景之下,人到中年的王川和吴建平,与800多家商户、4000多名昔日同行一道,离开了西郊汽配城,生活轨迹也从此改写。 人去楼空的北京西郊汽配城,偶尔还有人偷偷招揽生意。

被搬迁的汽配城和“换个活法”的老板们

每次开车经过北京西四环的四季青桥,王川总会习惯性地看一看四季青桥东北角的那五个大字“西郊汽配城”,那里有他过去15年的全部人生。“我1999年来到‘西郊’,当时四环路还没有全通,那会儿的汽配城更像个农贸市场。”

王川过去10余年的汽配城岁月,正赶上北京乃至全国汽车保有量飞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他清楚记得刚入行的某一天,一位山东的客商找上门来订了1000个离合器泵,“那一笔就挣了两万块钱,90年代啊。”

随着大大小小规模不一的汽配城陆续在北京落地,同行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汽配城就像中关村的电脑卖场,一进门就推销东西,鱼龙混杂。”王川坦言,“汽配市场比较乱,越是乱,越是有利可图。”他对记者举例,“比如贴膜,有的贴膜品牌产品成本1000元,卖给客人经常可以卖到1万元。”

但这样的“好日子”随着电商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少,“互联网时代嘛,靠信息不对称挣钱越来越难。”王川也很快在某电商平台建立了自己的网店,“我是汽配城比较早试水的,效果还可以。”

王川说,在汽配城的700多家商户里,他只能算中等收入水平。“身家上千万的多了去了,尤其做轮胎生意的,过亿的听说也有几个。”

“有些人根本不会在乎搬迁。”王川称,好多老板在北京经营多年,名下有很多门店,关掉西郊的几个店影响很小。“像我这样全部重心都在西郊的,彻底推倒重来。”王川有些无奈地说。

他在汽配城里的很多“邻居”搬去了位于丰台区丰益桥的“西国贸”汽配城,那里的租金随着“王川们”的搬迁也水涨船高,但王川说人气并不如已有多年品牌积累的西郊汽配城。“去‘西国贸’的有两三百家,主要是做零售的,还有一些大型的批发商都去了五环外的衙门口。”

像王川这样选择暂时“无业”的相对属于少数,他说:“听说过几年那边也要搬,前几天新闻里说花乡(北京最大的二手车市场,位于南四环花乡桥)也要搬,这是大趋势,不想再折腾了。”

即便暂时离开汽配行业,但多年与汽车为伴,王川依然对这个市场充满了生意人的敏锐。B2C、O2O、平台类、垂直类……从王川口中不时蹦出的这些词可以判断,这是一个喜欢学习的商人。他对汽车后市场企业的电商模式、发展方向有自己清晰的认识。“要么建立自己的网站,只做渠道;要么加入天猫、京东这种平台;要么线下和线上结合,提供一体化服务。”

从王川所住的世纪城小区到西郊汽配城里他曾经的门店,“走得快一点也就一刻钟”,这段路他走了无数次,却从没想过有朝一日“此路不通”。“以往这个时候都在忙着年前冲业绩,哪像现在还有时间买年货。”

采访中,王川的电话数次响起,很多外地的老客户还在打电话询问生意上的事。“做这么多年,怎么可能说断就断了。”谈及今后的设想,王川平静地说,“也许我还会干老本行,但肯定会换个弄法。”

从“正规军”到“游击队”的修车师傅

“谁愿意搬呀,不是不搬不行嘛”,这几乎是吴建平这样依附于西郊汽配城“吃饭”的人的一致心声。

汽配城停业前,修车师傅吴建平的客户主要是来汽配城买配件的私家车主。他在汽配城很多商户那里都留有名片,负责将客人新买的零部件安装调试好,没有发票、现金交易。用他的话说,“挣个手工费,辛苦钱。”

在高峰时期,像吴建平这样的岗位,在西郊汽配城有近300人。他对自己的修车技术颇有信心:“我可以随便找个4S店上班,就是那样不自由。”

即便在北京多年,吴建平的微信所在地还写着“河北邢台”,那是他回不去的老家,“地没有了,老人也不在了。”他在西四环外的一处平房租住了近10年,他的妻子在附近的一家大型超市当收银员,从他的住处骑车到西郊汽配城只要20分钟。“房租从当初的200涨到1000了,过完年可能还要涨。”

吴建平眼下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的婚事。他的儿子今年21岁了,在一个美容美发店打工,他今年回家过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县城给儿子买房,“现在的小姑娘,没房子谁嫁给你?”

为了更从容完成这一任务,在汽配城停业的日子里他依然每天都“上班”。当然,为了避免遇见城管,他总是在汽配城周边游荡,避免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城管、公安都来过,有的人车被扣了。”

从过去名正言顺地修车,到现在“打游击”似的拉客,吴建平对他现在的状态充满无奈。“对北京来说这只是一个市场,对我来说这是全部饭碗。”他又说,“不过没有西郊汽配城,就没有我的现在。”

当记者问他为何不去别的汽配市场继续修车,吴建平对记者表示:“修车也是有圈子的,在这儿这么多年,好多回头客,断了太可惜了。”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像是在打发生意冷清所带来的空虚,“再干几天就回家过年了,年后不行真要换个地方了。”

修了20年车的吴建平说:汽修是辛苦活,修好一部车也有成就感。“整天脏兮兮的,现在的年轻人愿意受苦的少。”吴建平本来想教他的儿子学汽修,“人家死活不愿意。”

根据海淀区政府日前的《中关村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规划方案》,北京西郊汽配城将变身中关村军民融合产业园,今后将主要用于军民融合重大项目落地、军民融合项目展示对接。

第9篇:北京青年王越范文

“北漂”一度是个忧郁的词。做民谣或者做摇滚的音乐人很喜欢这个词,因为郑钧一代把“北漂”演绎出传奇的味道,混合着才华、贫困、潦倒、惊喜、愤怒与梦想,有一点磨难中催生钻石的意思。和同时代往南方“漂”的王菲、那英相比,蛰伏在北京乐坛中的人少了点“钱味儿”,多了值得依托的精神力量。

北京作为中国内地音乐尤其是摇滚乐的阵地,一直是怀抱音乐梦想的青年“北漂”必选之地,同时又吸引和集聚到一批港澳台地区音乐人才;近年来国外一线大牌艺人纷纷抵京,大批海外音乐界人士也将目标集中在此。许多年前,港台明星离我们还是那么遥不可及。而香港曾流行一个口号:“学好普通话,内地去打工。”在加入WTO和申奥成功的背景下,在港台明星纷纷北漂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北京作为未来娱乐市场重镇的巨大潜力。

时过境迁,小朋友们如今有了“我型我秀”、“超级女声”、“好男儿”、Blog和YouTube,大家有实力的,就在屏幕上见真章,红了立刻赴香港开演唱会,谁还愿意去北京的半地下室啃菜皮熬苦日子。北漂却并不因此减少。只是原来的“本土产”漂浮者换成了一批“港台产”甚至“韩国产”:安家北京的李宗盛和齐秦、由《还珠格格》回大陆的苏有朋、从国外读书回来的林心如、漂洋过海的Seven……还有新人胡清蓝,从香港千里迢迢兜了个圈子去加拿大,再转回北京“北漂”,好不热闹。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还在“板砖”录音机中感受着邓丽君、刘文正的“靡靡之音”,港台歌手对我们来说像一个美丽的传说。随着奚秀兰、张明敏、费翔等港台歌手进军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之后,我们开始如饥似渴地汲取港台流行文化的甘霖,信息匮乏令我们良莠不分,即使是一个业余水平的三流歌手也能登上大雅之堂,风靡整个内地,令青少年趋之若鹜。我们从不知翻录了多少遍的磁带中认识了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听到了《青春舞曲》和《明天会更好》等经典作品。

进入90年代,讯息的发达将更多的港台流行音乐和影视作品带进了内地,齐秦、王杰、童安格、四大天王……这些名字和他们的作品已经脍炙人口,但是他们的身影始终是难得一见。如今一晃近20年过去,当年追星的少男少女已经到了而立之年,而华人娱乐市场也开始了几乎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今港台明星,已经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偶像符号,他们就时常出没于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触手可及。他们在娱乐圈市场作用的大潮下开始向北京慢慢漂移。原本习惯于在弹丸之地埋头耕耘的港台明星,突然抬头发现了一大片尚待开发、极具潜力的市场。

“北漂一族”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很多逐渐把工作的中心转到了内地:李宗盛专心在北京做吉他,张信哲在上海开了自己的餐馆,齐秦在北京有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罗大佑曾举办记者会正式宣布他的音乐工厂在京成立,制作人吴旭文干脆卖掉台湾的所有家当,携妻带子一同来京定居。还有很多港台歌手纷纷到内地举办演唱会,或者到内地接拍电影、电视剧、广告等。一些明星干脆签约内地公司寻求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