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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我的家作文精选(九篇)

北京我的家作文

第1篇:北京我的家作文范文

春天,春回大地,花红柳绿。积雪融化了,柳树长出嫩绿的叶子,像一位美女的长发随风飘动。欢快的小鸟在树枝前蹦蹦跳跳,叽叽喳喳地叫着“春姑娘来了!大家快醒醒吧!”

夏天,太阳火辣辣的,地上像下了火,柳树无精打采的低着头。天又闷又热,有时会下起大雨。夏天可以吃到香甜的冰淇淋,还可以穿漂亮又美丽的裙子。

秋天,秋高气爽,景色宜人。蓝蓝的天空中,一群大雁飞向南方,它们有时排成"一"字,有时排成"人"字。树叶都渐渐地变黄了,有的树叶已经随风飘落下来了。

冬天,漫天风雪,冬日之温。我最喜欢下大雪,可以堆雪人丶打雪仗,还可以在雪上画画,享受下雪的乐趣。

第2篇:北京我的家作文范文

在北京城西南方向的永定河上,坐落着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古迹――卢沟桥。

顺着卢沟桥下的永定河往西北方向走不远,就能看到一座与永定河隔路相望的满布青松、肃穆幽静的土山丘,老北京人称它为“卧龙岗”。现今这里已成为北京的穆斯林民众百年之后“归真”的北京市回民公墓。

在这个树木成荫的永定河畔“卧龙岗”上,安葬着许许多多北京的穆斯林民众。很多重要的穆斯林人士,包括原国务院副总理杨静仁(回族)和原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安士伟(回族)等也安息于此。不仅如此,这里还葬有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就是长期在北京工作的维吾尔族同胞。

解放后,由于国家百废待兴,各项工作发展的需要,党和政府安排一批维吾尔族人士从新疆到北京工作。他们在北京经过数十年的辛勤工作,都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当中有优秀教育家、著名翻译、文化工作者、高级技术人员和行政领导等。

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有很多维吾尔人,有的举家迁移,有的独身一人,告别了父母,离别了亲友,走出了家乡,来到了祖国的首都北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一生的聪明和才智。他们同北京人一起度过了祖国最艰难的日子,也与北京人民共同迎来了光辉灿烂的曙光,投入到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最后,在走完自己光荣的一生后,选择了在北京永定河畔的“卧龙岗”长眠安息。

由于宗教和民族习俗,维吾尔人在过世之后,一般在一至三天内要被安葬在自己家乡的家族墓地之中,如果在异地去世,也要按照“落叶归根”的传统习俗,将遗体运回到家乡进行埋葬,这也是人之常情。

正因为如此,这些长期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维吾尔人,在他们的百年之后选择长眠安息在北京,这是十分可贵的行为。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把北京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突破了旧的传统观念和习俗的束缚。这种视祖国的每一片土地为自己家乡的情感,是让我们现今在北京工作的维吾尔人十分敬佩的。在这里不妨简单介绍一下他们:

亚克甫・司马义。新疆喀什人,维吾尔族,1960年3月从新疆选派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任高级烹饪厨师。由于新中国与世界上很多穆斯林国家建交,为了尊重这些国家来访人员的,特地从新疆调来亚克甫・司马义厨师和几名维吾尔族服务员,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国元首和外宾直接服务。他的精湛烹饪手艺受到过很多国内外领导人的赞誉。他于1978年3月在北京逝世,享年58岁。留有三个儿子在北京工作,他们选择了把父亲的遗体安葬在第二故乡北京。

阿布列孜・阿合其,维吾尔族,新疆喀什人,曾经活跃在我国文化艺术届的著名手鼓演艺家,国家一级演员。1959年被选入文化部组织的中国艺术团,到维也纳参加第三次“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演出,并荣获金质、银质嘉奖。1961年随总理到国外访问演出受到好评,事后根据的指示被调到中国“东方歌舞团”,开始了他在北京的演艺生涯,被誉为“手鼓王”。他于1997年10月在北京逝世,享年63岁。

塞尔丁・木沙,维吾尔族,新疆库尔勒市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后转任其他工作,1979年8月调到北京,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塞尔丁2001年5月逝世,享年70岁。其子女选择北京永定河畔的“卧龙岗”将他安葬。

韩古丽,维吾尔族,新疆伊宁市人,1971年到中央民族学院语言文学系上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民族翻译局从事民族语言翻译工作,聘为译审,担任中央民族翻译局维吾尔文翻译室主任。她多次参加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的民族语言文字翻译,参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领袖人物著作的翻译工作。先后与人合作出版了《行政法学》《新疆年鉴》等书的翻译本,著有《怎样当好责任翻译》等著作。于2005年4月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

吐尔逊・阿尤甫,维吾尔族,新疆伊犁人。1971年10月调到北京,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在维吾尔语言文学方面有一定的研究,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学者和人才,先后在学校担任学科研究组组长、系主任和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等职务。曾经发表过《古代维吾尔文献》、《古代维吾尔语教程》、《回鹘文文献研究状况及其发展设想》等多篇论文,开设过《现代维吾尔语》、《古代维吾尔语》、《古代突厥语文文献语法》等课程,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学术造诣高的少数民族教育家。2003年4月8日在学校领导班子开会研究工作时,他突发急病过世,享年56岁。

包,维吾尔族,新疆哈密人,1979年调入北京,在中央民族翻译局维文室担任副主任、主任工作,聘为译审,是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翻译专家。先后参加了翻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选集》、《邓小平文选》等专著,翻译过《水浒》等名著。于2006年12月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按其本人的遗愿,其子女将他安葬在北京。

这些长眠在北京的维吾尔人,在那个交通不发达、通讯不顺畅、生活不富裕的年代,克服了语言及生活风俗不习惯的困难,离别父母、告别亲友,来到祖国的首都北京,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虽然,北京是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地方。但是,对于文化、习俗、语言、宗教都和北京人不同的维吾尔人来说,有很多困难是难以想像的。

虽然,在北京可以近距离享受到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的关怀,但是,就当时的工资收入来说,和边疆地区比起来还是相对较低的。于是,在北京的维吾尔人每次回家探亲,几乎将所有的积蓄都花在铁路和公路交通费用上,这样就可能欠下一笔债,回京后不得不省吃俭用来还单位“互助会”的欠债。

他们中的一些人,当自己的父母病危或离世的时候,因路途遥远而无法守候在父母脚下尽孝送终,留下终身的遗憾;当家乡的人们欢度自己民族节日的时候,他们只能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怀着深深的思乡之情继续工作;当在社会交往遇到语言上的障碍和生活习俗不同造成的尴尬局面时,他们只能向不知情的北京人去耐心解释。

尽管这样,他们在努力融入北京的工作和生活过程中,对北京产生了一份特殊的感情。正是因为这份感情,才使他们安心地在北京工作,最后将自己永久地留在第二故乡――北京。

我们怀念长眠在永定河畔“卧龙岗”上的维吾尔人。他们忘我奉献的精神、热忱敬业的情操,是我们后一代在北京工作的维吾尔人学习的榜样。我们应该记住他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第3篇:北京我的家作文范文

1986年,北京市档案馆依据党和国家开放历史档案的决策,呼应学术界和社会对档案文献的迫切需求,创办了《北京档案史料》季刊。《北京档案史料》是一份兼跨档案界与历史界的学术性、资料性刊物,以“发掘史料、公布档案、提供利用、推进研究”为宗旨,以刊登有关北京地区的档案、资料和发表相关史学论文、文章为基本内容。1996年在创刊10周年之际,由季刊改为双月刊。1999年,鉴于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全国期刊进行调整以及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力度的加大,《北京档案史料》改为丛书,一年四本,按季度出版发行。

《北京档案史料》是全国省市级档案馆中唯一一份连续出版的档案编研出版物,截至目前,已编辑出版129期(辑)(第130辑正在编辑中),3000余万字,其中挖掘公布档案史料700余组(专题),为资政参考、学术研究和服务文化建设发挥了应有的作用,1998年荣获北京市党史优秀征研成果一等奖,2006年获中国档案学会第五次档案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二、《北京档案史料》的发展历程

30年来,《北京档案史料》在探索创新中不断前行,回顾其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时期。

(一)《北京档案史料》期刊时期

1986年至1998年,《北京档案史料》从季刊到双月刊,走过了13年的历程。在这13年间,《北京档案史料》办有档案史料、专论、人物研究、史料研究、读档随笔、历史沿革、史料便览、馆藏介绍等23个专栏,共出刊58期,100余万字,其中公布档案史料300余组(专题),发表学术研究和资料性文章200余篇,刊登100余幅历史照片,在档案界和史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关于近现代北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城市建设等方面档案史料的公布,对于推动相关领域的历史研究、提供决策参考发挥了基础凭证作用,得到了有关领导和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好评。

(二)《北京档案史料》丛书时期

1999年《北京档案史料》改为丛书,至今已出版71辑,累计2000余万字,其中公布档案史料400余组(专题)。《北京档案史料》改为丛书出版后,我们利用丛书的优势和档案馆办书刊的特点,依托市档案馆及各区档案馆藏档案资源,定位于服务,加强选题策划。自2001年第3辑起,在《北京档案史料》开设固定栏目,连续选载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重要文献。2004年起,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首都中心工作和社会热点,在每一辑《北京档案史料》上组织一个专题,系统公布相关档案史料。2009年起,围绕重大纪念日、重大事件、重大活动,每年策划一到两个选题,充分发掘馆藏档案资源,并整合已公布的档案史料,编辑专题史料,作为《北京档案史料》专辑出版。

2011年在《北京档案史料》编辑出版25年之后,我们将其开本从32开改为16开。改版后的《北京档案史料》,在档案史料选题上,更加关注发掘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史料的公布;在文章编发上,更加注重体现北京特色;在丛书装帧设计上,更加庄重、大气。特别是史料专辑因其选题精准、内容丰富,信息量密集,深受社会各界和公众的欢迎。

三、《北京档案史料》30年发展的特色

(一)明确定位,立足服务

通观《北京档案史料》30年来的编辑思想和内容,突出体现以下三方面的服务意识:

1.配合社会热点,突出为中心工作和领导决策服务意识。特别是在进入2世纪后,《北京档案史料》不但编研形式上有更新,更注重选题内容的丰富和拓展,在提供资政参考、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围绕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北平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重要历史节点和重大纪念日,以及配合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的出台等首都工作大事要事或突发事件,《北京档案史料》都及时组织专栏或策划专题,以馆藏档案为支撑,适时整理公布、编辑出版,凸显公布档案史料的特殊功用。

2.关注学术前沿问题,加大为学术研究服务的力度。精准、及时研究公布档案史料,为学术研究服务是《北京档案史料》又一主要职责。2000年以来,我们将公布档案史料的重心进一步向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城市建设领域转移,注重突出地方特色,《北京档案史料》所刊登的档案史料和学术文章内容涉及北京政治、经济、城市规划、市政建设、文化教育、社会管理等方面,30年不间断地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具有原始性、权威性的第一手档案资料,搭建了社会各界利用档案史料的平台,对于推动相关领域的历史研究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3.贴近社会,面向读者,加强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关注社会公众的阅读需求,从多方面多渠道挖掘稿件,登载一些具有地方特色、资料性可读性强的文章,并形成系列,拓宽《北京档案史料》的内容范围。30年来,《北京档案史料》所刊登的档案史料和资料性文章,为报刊、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及社会各界宣传北京、了解北京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例如,《北京档案史料》公布的有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城市规划等档案史料,为2005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回眸首都十个五年计划历程”(20多期)提供了史料支撑。

(二)以《北京档案史料》为媒介,拓展档案文献的开发范围

在坚持做好馆藏档案史料研究公布的同时,我们注重编辑、整理、出版保存在社会民间、有价值的著名或有代表性人物日记、笔记、口述史料及田野调查资料。自2001年起,我们陆续进行了《杨度日记》《廷杰存稿》《那桐日记》《那桐奏折存稿》的点校整理,以在《北京档案史料》连载或结集等形式编辑出版,并促成了这些珍贵手稿原件捐赠进档案馆收藏。在《杨度日记》原件捐赠暨出版座谈会上,戴逸、李文海等教授称:《杨度日记》以《北京档案史料》特辑的形式首次正式出版,“实是史学界的一大收获”。在《那桐日记》原件捐赠及出版座谈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对《那桐日记》的点校、整理、出版可以看做是国家保护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

此外,《北京档案史料》还陆续刊登了《京郊清墓探寻》和《京郊清代墓碑》系列专题,以及佟麟阁将军殉难处调查报告、有关北平和解放、北京历史文化方面的口述史料。这些史料的抢救性采集与整理,对于还原历史细节真实情况、推动史学研究、丰富馆藏档案种类和范围,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三)加强策划,深度开发,形成系列

《北京档案史料》从期刊到系列丛书,为保证多样性,每期(辑)刊发档案史料主题相对广泛。在连续出版10余年、有较丰富的史料贮备的基础上,2003年4月起,我们对《北京档案史料》自创办以来所公布的档案史料进行系统整理、分类,计划编辑出版《北京档案史料精选本》,以更系统、更便捷的方式为学术研究和社会利用服务。这一工作受到了戴逸、彭明、蔡美彪、张注洪、刘桂生等著名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认为编辑史料精选本,对于弘扬北京历史文化,体现档案馆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5年8月《绝对真相:日本侵华期间档案史料选》(42万字,40幅照片)编辑出版;2007年12月《二十世纪北京城市建设史料集》(85.5万字,24幅照片)编辑出版,这两部史料精选专辑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绝对真相》在全国图书征订会上,位居新华出版社送展的近百种书籍征订排行榜第五位,2006年获得中国档案学会第五次档案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之后,我们将“围绕国家重大历史事件、重大活动和社会热点,组织策划选题,将新发掘的档案与已公布的史料相结合,编辑史料专辑,列入《北京档案史料》丛书系列出版”这一形式固化下来。

2009年为纪念90周年,在策划《北京青年报》的《“五・四”之光――档案解读》系列专栏的同时,恰值《北京档案史料》出版第100期(辑),我们编辑出版了《档案中的北京五四》史料专辑。《五四档案解读》自4月13日起连续6天整版刊出,在《北京青年报》每周评报中被评为“好稿奖”;《档案中的北京五四》史料专辑作为重大选题报送审核时,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认为:“书稿所收录的档案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我们将组织编写《北京党史图志》与编辑出版《档案中的北京党史与党建》史料专辑同时策划。6月29日,整合市和区县档案馆资源的《北京党史图志》特刊共计16个版面,在《北京日报》刊出。7月1日,《北京日报》特别报道部副主任来馆表示:《北京党史图志》刊出后,得到市委宣传部和报社领导、业内同行和广大读者的称赞,反响很不错,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合作。同时,65万字的《档案中的北京党史与党建》也出版发行。

2012年,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我们编辑出版《档案中的北京文化》史料专辑和《北京文化叙事》。2013年,围绕党的十报告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北京市提出的“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编辑出版《北京的名山名园》史料专辑。2014年,为配合2022年冬奥会的申办、纪念京张铁路通车105周年,我们以馆藏入选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京张路工撮影》为线索,采取田野调查拍摄、走访知情者口述与馆藏档案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对老京张铁路京冀两地的道、桥、隧道、涵洞、站房等历史遗存进行实地调查,撰写考察纪实报告,编辑出版图文并茂的《京张铁路百年轨迹》,受到业界广泛好评。

四、《北京档案史料》未来发展

第4篇:北京我的家作文范文

>> 北京文化庙会之旅:到达你的家乡 北京庙会:商业与文化的纠结 北京银行的文化之旅 北京的庙会 宝鸡庙会与庙会文化的探析 北京庙会上的小吃 身边的庙会文化 家乡的庙会 中原庙会中的餐饮文化 庙会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金殿庙会的民俗文化探析 春节您好!京城的文化庙会 北京庙会传承一种文化 清代北京民俗庙会文化浅议 朝市与庙会:清末北京的文人雅集 家乡的茶文化 太昊陵庙会:中华民族的文化“图腾” 豫北地区庙会文化的研究概况 石家庄庙会文化的民俗特征与心理探寻 东成西就的文化之旅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艺术 > 北京文化庙会之旅:到达你的家乡 北京文化庙会之旅:到达你的家乡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王斯璇")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16年2月20日,“北京地坛文化庙会・台北之旅”在台北花博园争艳馆举行。图为“唐人坊”中的绢人(王斯璇/摄)

米白色夹克,深青色长裤,84岁的台北市民陈秀琴腰背微曲,手里端着一小碗刚出锅的年糕细细咀嚼。他时而踱步于人流中,时而驻足于内画壶、玉石雕刻、唐人坊一个个摊位前。

彼时的台北市花博公园争艳馆,人声鼎沸,商贾喧闹。画糖人儿师傅旁齐齐围着一圈小孩子,眼神发亮。

这是陈秀琴第三次来赶庙会,这也是北京地坛文化庙会台北之旅的第三年。“就像老朋友又来了。”陈秀琴说。

家乡人

在台湾已生活69载,陈秀琴对庙会的最初印象,还是那“记不太清楚”的儿时的城隍庙,“坐电车,四大公司、大世界随便跑。”

自2014年地坛庙会来台,这就成了陈秀琴每年春节的新盼头。2016年正月十五这天上午,他早早就来到场馆,等着下午庙会开门。“吃吃道地的小吃,看京韵大鼓、听相声,不错啊,回家乡的感觉。”

和陈秀琴钟爱炸糕不同,二十多岁的孙子更钟情于场馆一隅的煎饼果子。“煎饼哥”李伟手脚麻利地又将一勺面糊浇在鏊子上,摊平、打鸡蛋、刷酱,薄脆的煎饼在铲子下“咔嚓”作响。“已经数不清这是今天的第多少个了。”他甩甩手臂。而排在队尾的市民被告知“一个多小时”后才能排到,依旧笑脸盈盈,只为一品“舌尖上的北京”。

和前两届庙会不同,这次的展位有取有舍,“我们精选出21家具有传统文化优势,且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和品牌号召力的摊商出展,其中囊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老字号、民俗、特色小吃四大类。”活动承办方、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服务公司(下称“北京文服”)总经理王京向《t望东方周刊》介绍。

“在台北办庙会的初衷,是想把北京的庙会文化带到台北,让台北民众感受到北京文化的博大精深。”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周茂非对《t望东方周刊》说。

在老舍《北京的春节》中,庙会是北京春节正月初一的大节目。“男人们午前到亲戚家、朋友家拜年。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城内城外许多寺院举办庙会,小贩们在庙外摆摊卖茶、食品和各种玩具。小孩子们特别爱逛庙会,为的是有机会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骑毛驴,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

庙会之于北京文化,是一个“乐儿”,攒人气儿。

这恰恰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载体。”周茂非说,“毕竟两岸人民同胞、同祖、同根、同文化,咱们带来的北京小吃、非物质文化传承代表作都反映了原汁原味的老北京文化,把两岸的人心拉近。”

“为什么喜欢来台北演出啊?因为台北的观众最热情!”京腔十足的相声《礼仪漫谈》上演,台下掌声连连。

72岁的张爱莲(化名)在人群中乐不可支。已连续三天来捧场的她,依旧为台上抖落的包袱捧腹。

“实在是太好笑了。本来我每天晚上三点睡到第二天十一点,为了看这个节目我七八点就爬起来了。”她软糯的台湾腔学着台上的口技演员,特意卷起儿化音。“我旁边的年轻人笑到举着手机都抖。”

因为年轻时“在舞台上扮歌星跳舞,很苦地苦过来,所以知道相声演员都这样,把人生的苦吞下去,乐带给别人。”张爱莲在大笑之余格外感动,一早特意跑去买“红圆”专程带来送给台上的年轻人。

“我妈妈最会做这个了,糯米做的,很像麻薯,很Q很香,一年只有元宵节和重阳节才有。”张爱莲说。第二天又跑去买,“没买到,买了糖炒栗子,我知道北京也有,我应该送一些台湾不一样的小吃,我再想想看明天送什么。” 2016年2月20日,“北京地坛文化庙会・台北之旅”在台北花博园争艳馆开幕(王斯璇/摄)

2016年3月25日,“中华文化世界行”在曼谷启动

传承与商业化

“提供更多适合台北市民需要的、想听到的、看到的、品尝到的好产品尤其重要。”北京文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淼对《t望东方周刊》说。“台北的市民特别踊跃,很多场景非常感人。我们长途跋涉、远道而来,最需要看到的是游客互动,面对面的参与。无论是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人还是市民,大家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非遗传承人的到来,无异为庙会增光添彩。非物质文化遗产团花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张凤琴的摊位前,观众屏气凝神。学手艺五十余年来,各色团花剪纸式样早已谙熟于心,张凤琴无需绘图,剪刀翻飞几下的工夫,代表福禄寿喜财的梅花便团团圆圆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老老少少对满墙的剪纸无不称奇。

“这次来台湾,我们还有一个交流,就是如何让这种能够代表地方特色的传统手工艺项目在我们的平台上发扬光大。”王京说。

不止此次参会的绢人、面人、内画鼻烟壶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技艺在逐渐消失,一个是没传承人,第二是传承在当代很难发展,不能实现商业化。”

王京以绢人为例介绍,北京绢人作为老北京特有的汉族民间艺术品,取材于民间故事中的喜剧人物,通过雕塑、彩绘、服装、道具和头饰等十几道精细工序,手工制成栩栩如生的玩偶。因其肌肤以绢纱制成,服饰亦多为彩绘丝绸,因此成为“绢人”。

“绢人是老北京非常小的技艺,在当代几乎已经消失。”王京说,“一方面技艺太复杂,另一方面产品成本太高,很难实现商业化。”

从事中国人偶创意生产的北京唐人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发现了老北京绢人,“他们就和老艺人谈,能不能把绢人的技术稍加改造,实现商业化。”王京说,“原来绢人人脸是用绢纱一层一层贴出来的,现在改为软陶或者硅胶制作,大大缩短了生产工期,生产的整个难度也大大降低,但核心的东西还在。”

同时,唐人坊从全国农村选拔了一批有刺绣基础的女孩子,进行绢人生产培训,“既解决了就业问题,也突破了绢人艺术商业化、市场化的瓶颈。”

此次庙会上,仅十天的时间,唐人坊带去台北的绢人实现“十天销量10万元人民币,供不应求。”王京说。

“到达他的家乡”

在其后“中华文化世界行走进曼谷”的地坛庙会文化交流活动中,北京文服启动“匠心中国”项目,聚焦于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商业化。

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人头攒动的庙会一侧,静态展示区优雅沉静。“通过‘雅集’活动共同品茗、抚琴,通过中华传统的茶道、香道让大家感受到一种意境,与庙会文化相得益彰,动静分开。”张淼说。同时,主题为“华夏好丹青”的画展让曼谷市民不禁感叹,“以前电视里的中国书画,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真的太精美了。”

“‘华夏好丹青’在国内选了十位顶级画家作大师指导,我们帮他们海选,通过背靠背的投稿方式,从1500名年轻画家中选择55人,大师对其进行培训。”王京介绍说。

而在55名青年画家的培养过程中,北京文服又组织他们去培养京津冀乡村美术教师,将技艺继续传递下去,为整个传统文化的传承尽一己之力。“让它发扬光大的同时,一定要实现商业化价值,让更多的人接触到它、接受它。”王京说。

而庙会只是起点。“北京还有白云观庙会、厂甸庙会、龙潭湖庙会等很多有亲和力的民间文化活动,我们还可以将白云观的打金钱、摸石猴用虚拟的手段展示出来,让更多的朋友特别是年轻人能够体验北京节庆文化。”张淼说,“通过文化消费产品服务,形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境界提升,将东方文化的内敛深邃、感情的丰沛都体现出来。”

“北京作为首都,其中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文化,对外交流包含其中,承担中华文化的话语权形成的责任。”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和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冯奎说。

在他看来,“历史上在文化走出去这方面,我们缺乏商业开发的基因。文化交流、文化事业是我们一直做得比较好的,但是我们还缺乏做文化产业的经验,至少缺少这个基因。如何处理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并且实现两条腿有机协调,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地坛庙会走进曼谷,“我们想把文化庙会提升为‘中华文化世界行’,在庙会基础上在对中国文化做一次精准定位。全力打造文化设计平台,特别是京津冀地区的文化先行,采取自营及合作的形式,精准定位文化输出领域,制定量化标准。在政府扶持基础上加大市场力度,探索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王京说,“这一定是条大船,很多文化企业、项目放到船上,带着走出去。”

第5篇:北京我的家作文范文

关键词:《北京小兽》;北京;城市想象;空间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4-0000-01

《北京小兽》是绿妖在2012年3月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虽是长篇小说处女作,但其结构精巧不流俗,文风冷峻、清醒,使这部作品出版不久就收获了不错的口碑。这部小说以外省文艺女青年李小路对北京的“抱守”和“离弃”,刻画了李小路所在的北京文艺圈的众生百态,可谓是外省文艺青年的群像展示;人与人的感情撕扯背后是玻璃幕墙构筑的城市背景。北京这个特殊的活动舞台,吞吐着大量的人群、承载着无数人对城市的想象同时也同化着他们。小说中更深的感情恰恰是人与城市的。

北京是外省文艺青年困守在家乡时臆想的“生活的别处”。在对北京的想象中,除去对首都的政治想象和个人想象,他们对北京的城市想象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北京是类似于王小波笔下的“精神家园”的存在,所有的爱情,事业,理想,这些都是它的一个具象的化身。对比二三线小城或是乡镇的“一眼就看到六十岁”的生活,北京承载了生活的多种可能性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小说中以李小路之口说出了外省青年的文艺向往,“在外省,他们长年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孤独地阅读,用每一个机会买书,订购《读书》、《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他们上网,和全国的文学青年相联系,在每个文学BBS上发帖,熬夜写文章,用网络上收获的掌声,掩饰生活中的倦怠。终于有一天,他们来到北京,发现无数同类,在最初的找到同类的狂喜中,他们归队,崇拜着一个又一个中年男人或女人”。这种梦想虽被城市冷硬的生存逻辑割裂,在“流沙上建立生活”的外省文艺青年们却仍留存着最后一丝温情,城市的这重想象是牵引他们从家乡到北京,从其他城市回到北京的最深处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北京具有强大的亲和力和弥合性。北京的强大亲和力在于它抹去了自身的地域性特征。从语言角度考查,普通话畅通全国,而上海和广州的地方方言不仅加强了地域色彩也设下了外来者融入城市的关卡;从历史角度考查,北京是历史老城,有着比较温和的现代化进程,这与城市现代化发展迅速的上海和广州截然有别;从风俗习惯来看,北京带有北方地区特别是山东的饮食习惯,但也包容了各地特色。上海的吴侬风情与广州的亚热带风情,其自身的饮食文化、风俗习惯都比较强硬;从气候条件来说,上海和广州比北京气候宜人,而北京正是以其酷烈的天气给外乡人以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还没有适应城市丛林法则的外乡人与气候酷烈让人发恨的城市达成的妥协。小说主人公李小路的内心剖白是:“可能就因为这儿有多么不好”,“像我这样的人可以走在里面而不觉惭愧。我在上海还有广州都不行。我觉得我配不上那里。可是北京不同。”

北京这个城市表现出来的城市空间特性是弥合性的。它兼容并包的城市精神,从一环到七环,从中心到边缘的放射性城市架构,给各种各样的人以方寸之地,可以说它弥合了各种差异:草根与精英,贫穷与富有,先锋与传统,艺术与商业,幻想与世俗……

小说在空间表达上具有历史性,呈现出三重空间,第一重即显性空间:北京,第二重隐形空间:带着乡土色彩的家乡小镇,第三重则是显性空间的替代空间:广州。

北京的外省文艺青年们是家乡的叛逃者。对家乡的记忆与想象的负面,加剧了对城市的美好想象。对老家印象最深的往往是“就这么逑着吧”的神气,总是“盼望着生活能有点什么变化”。书中最后李小路回到了家乡宝城,宝城的塑造很有典型性:宝城很小、很老,“时间是缓慢和寂静”,人口流动率很低。相比城市,乡镇空间是收缩的。乡镇作为从城市回去的“伤员”的抚恤站,提供暂时的居所,等待“治愈”的外省青年又重回城市这片“梦土”。小说结尾,终止在李小路离开宝成的家,未来又呈放射状待外省青年选择道路,但可以猜测,她还是会回到让她爱恨交织的北京,继续人生的多样可能性。

小说结尾和开头叙事的章节标志都是“0”,有原点之意。小说开头是李小路几年后从广州回到北京。广州作为显性空间的替代物,是北京和家乡的过渡地带。当城市满足不了外省文艺青年的想象,最终她们便回到北京。

在空间的功能上,北京作为外省文艺青年的“战场”,清洗个体历史的“吞吐机器”,旧我的埋葬之地,新我的锻造之所。而家乡相应的则是最后的“避难所”,疗愈以待重返城市的短暂栖居之地,个人历史、记忆的留存所,旧我的确证之所。

第6篇:北京我的家作文范文

老舍京味儿话剧的时代性

老舍剧作总是紧跟时代生活的热点、焦点甚至重点议题,每一部戏都在反映北京的新事情、新变化、新生活、新精神,透露出鲜活而多彩的时代气息。1950 年的《方珍珠》反映新政权建立后对北京艺人的改造工作,以社会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彻底改变来歌颂新社会。同年创作的《龙须沟》则以贫民居住区“翻天覆地”的变化来呈现北京市政改造工程的伟绩。1951 年的《一家代表》倡导民主参政议政。1952 年响应“三反五反”政治运动而创作了表现人民群众参加“三反”斗争的《生日》和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与资产所有者较量的《春华秋实》。1955 年受青年突击队投入首都建设事迹的鼓舞而写下了《青年突击队》。1958 年为“”树立了模范的《红大院》、典型的《女店员》。1959 年则有感于人民警察的新风貌而创作了《全家福》。经由这一系列的剧作,老舍真实而详尽地记录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城社会生活情状所发生的变化。无论是应声而作还是有感而发,都是在用剧本书写的方式来记录其所耳闻目睹的一切。尽管作家本人也许并不一定都能深刻理解和完全认同他所记录下的新事物、新情况,甚至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仅就作为剧作背景出现,然而老舍还是勇敢地拿起了笔“冒险”创作。正是由于剧作家的“冒险”,抑或是一种“牺牲”,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城的生活景观才能如此真实清晰的保留在文字记忆之中。老舍以话剧的形式记录了一段时期真实的时代民生,这是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所完成的一段历史书写,一部“城市志”。而对于其意义和价值的探究则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本身。

老舍京味儿话剧的对比模式

大半生体尝过旧时代的艰辛苦楚,在海外漂泊多年之后,一步踏进新时代门槛的老舍,对于新中国的一切都感到欣喜快慰。一些耳闻目睹的零碎片段逐渐汇聚为老舍对于新社会、新时代、新城市的一种总体印象和整体观感,以至于老舍在歌颂新社会、新城市、新市民的“新风貌”时总要拉来他所熟悉的旧社会、旧城市、旧市民的旧形象来作比较,在差异性的比较之中让读者和观众自然地感受到作者内心所经历的情感体验,从而获得与他同样的文化体认。这样,尊重历史变革的时代精神成为老舍创作的主导意识,而变革前后情形的对比则成为老舍剧作书写的一种基本模式。

1. 历史时代背景的对比

1949 年前后的北京城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革,从封建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到社会主义经济,从封建、资产阶级官僚政权到无产阶级政权,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乃至整个社会形态的变革对于所有城市居住者而言无疑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震惊”!老舍清楚地意识到:此刻于北京城里所经验到的一切都与过去“灰蒙蒙”的城市记忆不同,而这些新的生活经验缘于历史时代的本质变化,这是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意识变化的前提条件。所以,老舍剧作的时空大多设定为从旧的社会形态到新的社会形态的过渡,其间他一面回忆曾经熟悉的旧时代情形,一面记录刚看见的新时代风貌,新旧社会总处在相互比照之中,旧为新的参照,新为旧的发展。时代环境的变革成为其创作的总体背景。如《龙须沟》就采取了今昔对比的结构。第一幕与后两幕之间龙须沟四户人家生活境遇的改变,由受伪政府的压迫欺凌转而得到新政府的关怀照顾,突现了历史车轮推动着社区改造、民众生活改观的巨大力量。稍后的《一家代表》、《生日》、《红大院》等尽管没有直接安排新旧时代的舞台场景对比,但是却为“新社会”预设了一个潜在的比较对象、一个舞台故事发生之前的过去时、一个隐含的前文本。而舞台空间则多是经历改造后的工厂、社区、院落,人物多是从旧时代走进新时代的民众,戏剧情节往往也与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所以,老舍剧作的变革意识首先体现为新旧时代大背景的对比,他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在受到这种思维模式的引导,把对新时代的颂赞建立在对旧时代的批判之上。

2.生存环境的对比

生于斯长于斯的老舍对于北京有着如数家珍般的熟悉,从老舍作品中可以考证出来的具体详实的北京地名就达四百多个,所以对于这个城市的外在景观,老舍始终记忆犹新。与其他现代作家的北京记忆书写相比,老舍的笔墨更多地依托于外在环境,聚焦于城市景观,所以在阔别经年之后回到新的北京城,老舍对整个城市面貌倍加关注。而老舍的环境关注较多地采用了以所见“新貌”与记忆旧貌作对比的方式。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我热爱新北京》一文就感叹于北京城“旧貌换新颜”的三大工程:下水道的整修使“下雨是墨盒子”的道路变得清洁干净;原本污秽的小巷与院落处处“收拾得干干净净,再没有一点积垢”;灯水的供应充足,不再是“停留在七百年前的光景”。①而在新中国重要的对外刊物《中国建设》上老舍则用英文写作了“Living in PeiKing”《(住在北京》),郑重向全世界介绍中国首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并预言“北京将成为人们居住的更美更好的城市”。②这样一种对于城市面貌的关注热情一直持续着,直到 1954 年即老舍从国外回到北京居住的四年之后,他依然还在为生存环境变化而感动着,连声赞叹:“自从定为新中国的首都,五年来北京起了很大的变化。它已不是我幼年间所看到的北京,也不是前十年的北京;甚至于今天的北京已不是昨天的北京!北京天天在发展,一天比一天更美丽,更繁荣,更可爱!”③其实,老舍持续的环境关注决不是某种审美偏好,自小就长在穷人院落里的老舍见识的是老北平“脏乱差”的居住环境,所以新北京的干净整洁怎能不给他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精神震撼呢?生存环境的改观不仅直接影响着人的生存质量,也为精神意识乃至文化文明的革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北京城市景观变化会如此深刻地烙印在老舍的文化记忆之中,成为其挥之不去的城市印象了。这种文化记忆转为话剧书写的典型个案即为《龙须沟》。尽管这部政治意图明显的剧作彰显着市政建设的功绩和新政权革故鼎新的气势,被认作是“北京解放的象征之一”④;但是仍然应该肯定的是剧作家本人对于环境变化的直观感受和由此产生的心理冲动,因此即便是“听命”之作也是“有感”而“听命”,“乐意”而为之。改造工程本身及其将要带来的变化都令老舍心动不已,他无限欣悦地期待着即将出现的新貌,愿意用手中的笔来记录城市的变迁,“写此二剧(《方珍珠》与《龙须沟》),我得到向来没有过的创作上的愉快与兴奋。”⑤因此,《龙须沟》花费了大量笔墨做舞台场景说明,比较工程建设前后环境的改变。老舍把翻天覆地的现实凝练于舞台,通过历史前后社区环境的变化来印证社会“变革”的伟力,不断复现着记忆中一幕幕连续变化着的城市影像,真实环境与舞台镜像重 合投影到了老舍的心里,他也正是藉由舞台创作一步步追寻着自己深深眷恋的城市印迹。

3.人物的对比

不管是小说还是剧本创作,老舍最擅长的都是写人物。在剧本构思之初,他最先想到的多是那些活跃在舞台上的人物,剧本完成之后最令他满意的也多是人物塑造。“一切翻天覆地的事都是人干出来的,体验生活首先要观察人。我写的戏也许故事性不强,可是总有几个人物还能给人一些印象,因为我在构思的时候是先想到人物,到心中有了整个的一个人了,才下笔去写。”①确实,老舍的北京记忆离不开鲜活生动的北京人,尤其是居住在杂院里小巷间的“老北京”,一直都是其文化记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老舍话剧所塑造的“北京人”,一面承袭着老北京“本分、和气、正直,自有一种精细和成熟;勤快而讲究体面”的历史文化秉性,另一面也因由变革意识的引领而生发出新的文化个性。老舍小说中的“北京人”具有更多的文化稳定性,多是“一种生活重心不会随着政权更替而改变”②的守成者;但在其话剧作品中则不然,北京人的生活重心不断随着政治历史风云的变动而变动,不仅外在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在变化,内在的精神意识也在随之改变。老舍深切认同“妇女解放”的新时代主题,因而特别注意到了“变化最突出的是妇女。”③敏感于“变化”的老舍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依据不同的年龄特征,大致可以分为老、中、青三种类型。由于年龄层次、经验遭际的不同又使得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对于“变迁”的反应各不相同“,变迁”作用于他们的个体影响也不同。考察发生在她们身上的“变化”即能投射出其背后的时代大背景。从旧时代走过来的“老妈妈”们尽管有着好品德,但却“守旧因袭”,只有在不断感受和真实经历后才能接受和认可新时代,因此,发生在她们身上的历史变化总是缓慢而微小的。与老妈妈们相比较,话剧中的中年妇女形象算是“新旧”参半的人物,一面依旧保持着旧时代的某些生活习惯,另一面又不断受到新时代的影响,比较易于接受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信仰观念的改造,所以这一类女性群体的“变化”最为显着。老舍话剧所反映的中年女性的解放主要是指她们从家庭生活的负累中解脱出来,从专事家庭劳作的主妇转为与男性一样平等参与社会生产建设的劳动者,其社会角色和职责范围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相应的,从家庭走入社会的中年女性也在社会集体中得到了尊重认可。中年女性的解放一面显示了北京女人固有的执着与干练的文化个性,另一面在新的文化语境里,“解放”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努力挣脱家庭束缚的闯劲与积极参加社会生产的干劲,时代赋予个体生命高度的自信、饱满的热情和充沛的力量。相对老年和中年女性,剧作中青年女性角色塑造相对单薄。往往只抓住她们身上的虎虎生气和敢闯敢干的行动力,较少呈现其思想行动“变化”的过程;而这种缺少变化的角色塑造也许缘于她们本身即被认定为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作为守旧者的对立面而存在,其本身即是“变革”的文化符码。总之,经由塑造具有差异性和个体感的系列人物,老舍话剧在不同层次和角度上依旧诠释着“变革”的时代文化主题。

老舍京味儿话剧的艺术特征

变革的时代文化不仅主导着老舍京味儿话剧的创作观念和写作内容,也制约着其具体的写作方式。尽管作品也蕴含着传统文化的意趣,但其顺应着时代文化要求的写作方式仍然呈现出独具个性的艺术特征:

其一,老舍从旧时代走进新时代的特殊历史际遇让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创作,无论是话剧、小说还是散文往往都关涉新旧过渡的主题。尤其对于这座城市由封建到新社会首府的兴亡变迁,北京人老舍的体验和感受是其他现当代作家所无法比及的。所以,老舍的京味儿话剧作品忠实地传达着一个历史经验者的内心感慨、一个原乡人的故土情结、一个文字书写者的时代激情。这种记录“历史”的使命感让老舍的目光总是关注着“变化”,宏大如整个历史,细小如环境物像。而与表现内容相对应的写作手法则是老舍剧作常常采用的对比结构模式。如前文分析论述的,包括了时代环境、空间结构、人物形象等的前后对照,甚至就是前后两幕戏之间的整体对照。剧作通过对照来展现变革的时代文化,真实地传达着作家的文化体验———时代始终在前进、生活不断在进步。

其二,剧作所反映的重大变革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老舍京味儿话剧不乏关乎新政权建设的主题,政治书写色彩浓厚。这样的政治性一面是新政权对于老作家的归并和指引,即所谓“听命”而作,常常导致老舍话剧创作“赶任务”而失却了一定的艺术水准,甚至由于过多的政治意念诠释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失实,所以在中国话剧史里老舍的九部京味儿话剧并没有得到太高的评价,这也是客观事实。然而“,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是一对并不互相矛盾的概念,政治意识是文化意识的合理延伸,文化意识实现了政治意识的强化和深化。”①在这个意义上而言,老舍剧作“政治性”的另一面则是他主动参与国家政治建设的热情是真切实在的,这种建设热情甚至让老舍甘愿牺牲艺术追求来完成政治宣讲。而这一“牺牲”的意义则在于“就宣扬新的城市规划建设的变革而言,话剧在当时是公共工程的必要补充”②。换言之,老舍话剧的“政治性”又成为了当时中国新社会建设者的隐喻,他的创作与政治建设一起合力打造着新的城市形象。

其三,尽管老舍剧作也承担了宣传的任务,但其宣传功能的实现方式仍然别具一格。不同于以往的活报剧、街头剧直接喊口号、讲政策,老舍选取了用事实来说话的方式。老舍并不擅长摆理论,他的道理往往来自于其生活实践。他和普通民众一样相信“眼见为实”,以事实作为检验的标准。所以,他明晓只有用民众的体验方式才能为他们所理解认可,对于民众的宣传教育也只能用事实来说话,这与老舍写作一贯的平民视角是一致的。因此,如《一家代表》、《春华秋实》、《红大院》等这样专为“讲政治”的作品也通过编设特定的戏剧情节,用人物的具体经历来传达“精神”。这种写作方式使得老舍剧作即使带有鲜明的政治主题,也依然采取了一种最平易近人的态度,它的平民姿态就是一种地道的“京味儿”,当然能得到北京城最广大民众的认可。老舍话剧以平民生活事件来传达重大主题的方式举重若轻,亲切的写作姿态让剧作和它所反映的主题深入人心。

其四,老舍剧作所反映的多是北京民众的生活实际,秉持着“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其实,从步入新文学创作道路以来,老舍的目光就不曾离开过北京市民阶层,对于市民生活的书写可谓淋漓尽致、生动传神。老舍在话剧创作中依然延续了同一种“关注”,把他所熟悉的市民社会搬上舞台,又通过舞台表现的现场感加强贴近观众的现实感,因而很容易获得市民阶层的文化认同。因此,老舍的话剧京味儿与传统的京味儿截然不同:前者是钟情于北京市民社会的生存现实,描摹当下的生活面貌;后者是痴迷于士大夫贵胄的生活情趣,沉迷积淀的文化传统。尽管由于贴近现实往往导致缺少距离感的理性审视和客观判断,但是鲜活的真实还是为喜欢了解时事动态、关心社会冷暖、留意人情事态的北京民众所欢迎,北京民众有着与生俱来的一种生活热情。这种直接描摹市民社会生活状态的现实主义甚至成为老舍与话剧艺术的经典殿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共享的艺术特征:“从本质上来说,‘人艺风格’应该是:从《龙须沟》开始所奠定的,以后又在全院艺术工作者的实践中所形成的现实主义风格。”①

其五,中国现代话剧创作延续着一个写“家庭剧”的传统,舞台大多局限在室内空间,矛盾冲突也爆发于此。尽管家庭剧也能“以小喻大、以点带面”地展现家庭之外的广阔生活背景,但是物理空间的狭小毕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话剧的表现力:故事情节不宜向家庭之外过度延伸;小到邻里社区大致社会场景无法在舞台上直接布景 ;人物关系多囿于亲缘关系,复杂的社会人际网络难以入戏。这一切缩小了话剧表现社会生活的范围,限制了其写实的广度。舞台空间的私人化必然桎梏对于现实多角度多层次的诠释,尤其难于呈现丰富多样的公众生活。而试图包纳北京新生活万象、揭示崭新社会关系的话剧创作却必须突破这一舞台空间的限制,因此,老舍话剧往往选取胡同(《女店员》《全家福》)、杂院(《龙须沟》《红大院》)、四合院甚至是工厂或建筑工地的空地(《青年突击队》《春华秋实》)等公共空间来布景,在一个更为开阔的空间内表现几家人、几代人,各个阶层人们的生活情态,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变革的时代主题提供一个更有表现力和说服力的空间。而选择北京人生存的典型空间来描摹时代文化里的芸芸众生,不仅拓展了舞台的表现空间,而且也适于塑造复杂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人物群像。老舍话剧的公共空间成为一个时段社会生活的缩影。

其六,话剧是一门讲究“语言”的艺术,语言大师老舍把他所熟悉的京腔京韵带进了话剧之中。老舍话剧的京味儿语言更多采用北京民众的日常口语,一改近代以来中国话剧西洋化的语言风格。他的话剧语言不仅符合人物的性格特点,还务求其随着时代生活和个人状况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老舍话剧的语言是活生生的北京口语。对于北京口语的运用是老舍话剧最具特色的“京味儿”。老舍每完成一部剧作即带着剧本上剧院找导演、演员一块来听他读剧本,语言的生活化、流畅感、悦耳度是来自老舍作品最直接的审美感受。北京人艺的老演员英若诚回忆:“听老舍先生读剧本,实在是一种艺术享受。那些年,每次老舍先生来剧院读他的新作,我们谁也不肯错过机会。”②而老舍之所以选择使用北京口语的缘由:一面是因为话剧要面对最普遍的民众演出,反映的内容也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理所应当用民众自己的语言,老舍坚持“我们必须真诚,用最大的努力,去用新的活的大众语。”③另一面,老舍对于北京话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切感,熟稔调动语言的写作优势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极大的自信与鼓舞。北京城里任何一隅的民众生活画面的舞台复现往往就在语言的架构中完成“,他掌握着各种人物的口吻、神气。一时,那些大半辈子住在臭沟沿小杂院里的邻居:王大妈、丁四嫂、娘子、程疯子、赵大爷、丁四等都活了,真是说一人,有一人,绝不雷同。”①老舍纯正的京腔京韵不仅是一种听觉享受,依托于言语的地域感和时代感特征来突出北京民众真实的生活情态才是这种语言的最终旨归,以致于时至今日观众对于“京味儿”话剧的一个衡量标准即是听不听得到舞台人物精准圆熟的“京片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舍笔墨紧跟社会生活变革的步伐,始终坚持其剧作的现场感、参与性、真切度,这是老舍写作对于时代文化的适应和认同,尽管这种适应与认同也处在不断的调整变动之中。

老舍京味儿话剧创作对于时代文化的适应及其矛盾

无论身处新旧时代,老舍对于故乡始终饱含着儿子对于母亲般的深情挚爱。研究者们常常用一句话来诠释老舍的这份北京情缘:“他真爱北平呀!”在这句话里,谓语动词前的状语“真”字传达了三层意思:其一,这个“真”表示爱的情感确实真切实在,透出老舍“老北京”厚道朴直的情感方式。其二“,真”也是一个程度状语,表示老舍的故都之爱深厚浓重,不仅化在作品的字里行间,甚至融入血脉生命。其三,加入“真”字后这就是一句地道的北京口语表达方式,用老舍最擅长的语言句式来概括他与“城市母亲”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再适合不过了。上面对于“真”字三味“较真”的辨析无非旨在证明:老舍话剧的京味儿也源于他对新时空氛围内的北京城的“真爱”。这其中也包含着三层“真意”:

第一,他真爱“今天”的北京!尽管老舍也深深眷恋着记忆中的北平,与它存在着割不断的文化血脉,但是对比北平“老成持重”、“四平八稳”的老年步态,老舍也为新北京朝气蓬勃的生命活力而怦然心动,老舍认为这正是其期盼已久的古城“个性”的改变,所以他欢欣鼓舞于“今日”的北京。从 1951 年到 1959 年的九年时间里老舍持续着这股子“今天”的激情。他欢喜今天干净、整洁的城市面貌;欢喜眼前应接不暇的变化,“它已不是我幼年间所看到的北京,也不是前十年的北京;甚至于今天的北京已不是昨天的北京!北京天天在发展,一天比一天更美丽,更繁荣,更可爱!”②他甚至欢喜其创作的“热爱今天的感情”“:今天的一花一絮都叫我情不自禁地想写一点什么。我肚子里的确有些老事情,可是我不肯放下今天的鲜花舞絮。”③老舍“今天总比昨天更接近明天”的进化论逻辑,催生着他的创作激情,所以他的写作不仅颂赞今天,同时也包含了期望。

第二,他真爱“今天”的政府!其实,老舍并不熟稔政治,他对于政治的了解大都仰赖于他的切身体验;他之所以由衷热爱这个新政权缘于他亲身经历了政权更替所带来的变化。首先“,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是当时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梦想,梦想的最终实现怎能不让老舍感觉理直气壮、生气焕发呢?所以当面对一个英国记者提出“中国有什么可写?”的疑问时,他无限骄傲地回答:“我要歌颂祖国的伟大河山,歌颂勤劳可爱的同胞,歌颂被解放了的每一寸土地!爱我们的国家吧,这国家值得爱!”①这个政权让一个从近代以来就饱受侵略的民族获得了独立自主,让备受压迫倾轧的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民主平等的生活。老舍深厚的民族家国情感让他无法不对新政权满怀感激。新政权不仅为国家民族赢得了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同时正带领着全国人民投身于火热的新社会建设事业中,这也同样令老舍兴奋不已。对新政府发自肺腑的热爱激发了他的话剧创作,他以“狂喜”的笔墨来表达这种“狂喜”的情绪:“我必须说,我的政治思想水平并不怎么高。但是,只要我睁着眼,我就不能不看到新社会的一切建设,深深地受到感动。这样,多看到一点就多受一点感动,也就不可能不使政治热情日渐增高。……这就说明了,我的政治热情是真的。那么,就写吧!谁能把好事关在心里,不说出来呢?”②亲眼所见的现实和由此推想的未来让老舍胸中充溢着政治热情,把书写北京作为一个热爱故土、拥护新政权、渴望新生活的作家对社会应尽的一份责任,一个公民的义务,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所以除在写作中大量地使用表示感情分量的词语之外,老舍还反复地使用感叹句式、反问句式来加强其情感书写的力量。

同样,新政权也给予老舍本人以莫大的支持和帮助,高度的重视和评价。受总理亲自邀请,老舍回到北京。归国后的老舍不仅担任了文化部门的多项职务,而且在其具体创作活动中,也为其提供了大量的物质精神支持。“在这新的首都里,我得到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应得的尊敬与重视。共产党使我又恢复了作家的尊严。政府照顾到我的生活、我的疾痛,也照顾到我的心灵。”③《龙须沟》的创作为他赢得了新中国“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他无限感慨:“我已有三十年的写作生活,可是只有在最近的五年中的新社会里我才得到一个作家应得的尊重。”④“知恩”而“图报”,在当选为人民代表之后老舍感言“:我如何答报人民对我的信任呢?只有好好去学习,好好去体验生活,克服困难,写出更多更好的剧本!一向推动着我去写剧本的那股力量越来越大了,我要写,我要写!只有写出好的剧本来,我才对得起人民给我的光荣!”⑤因此,他不断主动调整自己的观念意识来适应新的形势,即使意识到自己有些力不从心地“赶任务”也同样“高兴”“,任务就是灵感,任务也是责任。”⑥老舍以一种感恩的情怀,圣徒似的虔诚,全身心的“热爱”之情来感激新政权给国家、民众、城市和自己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浓烈的热情让他紧跟政治形势创作,即使意识到自己必然做出的艺术牺牲也在所不惜。这种对于政治单纯的热情也让老舍话剧蕴藏着别样的情感力度,具有强烈的舞台感染力。

第三,他真爱“今天”的话剧书写!“(说到话剧)用活人表演活人的目的必须是直接地用人教育人。它直接地面对观众,收效必快。”①老舍意识到了话剧直接高效的社会传播功能和广泛的影响力而选择这样的写作形式,其目的是把自己的所知所感传达给他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不能不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剧本。剧本排演出来,就连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明白;所以我要写剧本。我切盼观众在看戏以后,受到感动,能够更积极地自觉地去劳动,使社会主义社会及早建设起来。这是我的愿望。有此愿望,我就不管写得好坏,而拼命去写。”②这种“拼命”去写的意志不仅激励着他人,也同时激励了自我,激越的情感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他发自内心地热爱“话剧书写”的事业。

综而论之,老舍对于新时代北京城发自肺腑的热爱之情溢满于胸中,荡漾于笔下。一个从旧时代走来的作家主动放弃自己熟悉的题材、体裁而选择自己还不太熟悉的当下生活作为表现对象,尝试一种新的写作形式,这是自我调整后对时代文化的一种主动适应。同样,他也以自 己的话剧创作影响了文化,他把时代与话剧,新生活的表现与话剧题材,新的精神意识与话剧主旨,甚至就是时事政治的内容与话剧文化结合到了一起。老舍通过自己不断的实践又将这样的写作思路和方式逐渐演化为一种相对固定的写作模式,一种新的“京味儿”———在时代文化的变革之中展现市民生活的演进过程。然而,老舍努力适应新时代文化的京味儿话剧创作实绩并没有达到类似其小说的巅峰状态,尽管他写了九部反映新时代的作品,却仍然不及他一部“旧时代的挽歌”———《茶馆》。对于一个新风格的开创者而言,缺陷在所难免,老舍的话剧创作在适应新时代文化环境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矛盾困惑,这些矛盾困惑让他的京味儿话剧相应呈现出一些不足之处。

处于新旧时代过渡中的人,尽管对于“新”充满了欢欣向往之情,但是根于旧的情感也同样不能断然割舍;尽管内心充溢着对于新社会新北京的炽热感情,满目所见充耳所闻都是新鲜事物,但是老舍灵魂深处依旧存在一个“老北平”。“老北平”为他提供了一个写作的背景、参照的文本、比较的系统,让他可以敏感于新老之间的差别,“老北平”成为了他创作的文化根基,甚至就是思维起点,他更加熟悉的还是“老北平”。他还是那个穿梭在北平大杂院小胡同里的平民老舍,对那里的人和事有长时间积累下来的深刻印象、深切情感和理性批判,他能“闭上眼睛”就让老北平的点点滴滴都浮现在脑际。而于新北京,他却如同一个急不可耐、兴趣盎然的观光者,总是边走边看、边看边听、边听边记,无暇消化他的所见所闻,就急切地记下了他的时代感言。旧经验的深厚与新经验的浮浅,旧情绪的复杂与新情绪的单纯,造成了老舍话剧内在的新旧冲突。新时代的书写往往不及旧时代的回忆来得真切实在,新派人物塑造常常没有旧派人物来得自然生动,乃至其写实的程度与建立在写实基础之上的对现实的理性思考也存在着差异,毕竟仅有热情的写作是远远不够的。作家也深昧自己写作热情与驾驭能力之间的冲突,所以采用新旧对比的写作模式也是一种写作策略,一面是在比较之中烘托“新”,另一面也是通过写“旧”来弥补“新”的不足。然而,即便是这种写作模式也仍然存在着对“新”的呈现不足或者仅止停留于现象描述,而少有文化反思的缺陷。

另外,饱满的政治热情虽然激励了老舍的创作,常常让他发出“不得不”、“怎能不”写“新时代”的呼声。但是热情并不能取性,甚至二者常常就是一对矛盾。尽管老舍不断在学习和理解新事物,试图赶上时代政治前进的步伐,但是他对于“新”还远远没有充分理解,于是他笔下的新人新事不乏简单的政治图解,旧式人物的转变与旧风俗的迁徙缺少必要的心理文化基础。同时,欢呼赞颂的政治热情也掩盖了老舍的理性批判精神,尽管他多次意识到政治任务迫切与作家理性书写之间的矛盾,但他还是选择了调整主体意识以服从政治需要,很少把客观的批判带入关于新时代的书写之中。有意回避关于现实的理性思考,回避新旧矛盾冲突的社会文化缘由的挖掘,这使老舍剧作只展现了市民生活一路朝前的演进,却没有揭示演进的历史文化心理;只描画了时代景观,却失却了对于新京味儿文化内涵的深入透析;对于新时代文化只是适应,而缺少了思考与批判。当然,这种缺失并不仅止于老舍,也是那一代作家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时期表现出来的整体性“精神症候”。

小 结

第7篇:北京我的家作文范文

初冬的北京,燃烧着创意的激情,北京文博会,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创意展示T形秀台。

究竟文化创意产业的现状如何?我们又应如何发展?《时尚北京》杂志特别专访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主任梅松,请他谈谈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昨天、今天、明天。

文博会是文化品牌活动

每年的文博会,竞争最激烈的展位便是国展2号馆至4号馆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展位。北京绝大多数区县都想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展示各自集聚区的资源、优势、企业和产品。梅松谈道:“文博会是文化品牌活动,已经连续六届,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其实从实际来讲,文博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展会,它更像一个展示平台、一个交易平台、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展览只是交易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场外信息,譬如各种论坛和专题推介会等,是立体式全方位的。文博会最重要的不是交易额,而是提出的思想与观点,每年推陈出新,这是别的展会所代替不了的。

本届文博会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我们请了北京市七家知名银行,向企业介绍自己的优势。以前是企业求银行进行贷款等,现在是企业选银行,七家银行同台竞技,使企业变成主角,多家企业现场谈项目。”

创意产业是个潜力股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地迅速,品牌的影响力越来越强,那么究竟北京的文化创意产也是个什么样的现状呢?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我们是这么总结的,应该是分两个时期,一个我们叫十一五时期,已经过去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刚刚踏入十二五时期,在十一五时期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总结起来有以下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北京在全国来讲,它的产业主体规模和对GDP的支撑性在全国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我们去年GDP的增加值达到1697.7亿人民币,占北京市GDP的12%。按照国家统一的口径,我们在GDP占率里面超过5.6%。所以,不论是大口径还是全国口径来讲,我们都在全国居于领先定位。所以北京的文化创意产业已经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支柱性产业。”

梅松介绍,“第二个特点就是产业的门类比较齐全,产业的体系比较完整。说门类齐全,我们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为九大行业,包括文艺演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旅游、广告会展、动漫游戏、设计服务等等。那么产业体系比较完整,这个是我们文化创意产业从它的原创,到制作、加工,再到它的贸易和销售,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尤其是北京在两个高端,一个是上游的研发、原创,附加值比较高的一端。还有一端我们叫下游,就是我们的销售,我们的服务营销端,这也是价值链比较高的环节。比如说动漫网游,我们优势不在制作,是在于原创,在设计。比如像我们的出口,文化产品出口服务,在全国也是排的比较高。第三个特点就是北京的文化,我们叫文化走出去,或者文化国际影响力、国际合作这块儿,另外还有文化请进来,引进来,这个现在这几年也有起色。我们统计了一下,在十一五期间,北京市累计引进文化创意产业外资项目达到了860个,引进外资总额是86.7亿美元,全国其他城市我没有比,但跟北京市的十一五相比,这就很快了,而且比例很高,这是引进来。在我们的文化产品,文化企业,文化服务走出去方面,现在电影出口占全国一半,游戏的出口占全国的60%,体现一个文化的国际影响。”

文化金融跨界融合

众所周知,文化一个非常强的产业,它与体育、会展、广告等行业息息相关。而成为北京的支柱型产业,文化没有金融的支持是万万不能的。

“文化、金融是这样的,我们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十一五”时期,我们当时叫打造投融资的服务体系,加强银行和企业的联系、对接。作为政府要打造它的桥梁和纽带。那么到“十二五”时期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什么呢?更多强调金融文化的创新,就是在过去的这种信贷政策、资金支持的基础之上,要强调银行通过他的金融产品的创新,增加对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的支持力度,通过吸引社会资本,比如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金,引导社会进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再比如说,通过政府的管理手段的创新,来打造一种文化金融服务的平台。但不管怎么说,有银子才能发展。”梅松认为,“这几年,北京的金融业对文化的支持是非常大的,现在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现在北京市,我们和十家银行有签约,是战略协议伙伴,北京银行、工行、农行、交行在“十一五”时期累计给我们企业贷款了390多亿人民币,今年1到9月份新增了130多亿,是所有的行业当中增幅最快的,在银行银根紧缩情况下,文化创意产业的贷款和银行的支持力度没有减,反而还在增加。这一方面说明银行很有眼光。另一个方面,确实文创企业需要银行的支持。所以,推动金融资本,包括银行资本,包括社会资本,也包括融资,进一步的进入文化企业,进入文化产业,是我们的一个着力点。我们下一步的上市融资也会有更大的力度,推动更多的企业上市。我们现在已经上市文化创意企业是42家,准备上市的也有40家,有上市条件的将近120家。所以通过上市,我们把优质的文化资源企业推向社会,让股民受益,同时也让这些企业通过资本市场,找到自己的资金,让企业自己做强做大。所以这也是文化、金融创新的一个重点。”

文化、人才聚集地

要说北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梅松只说了两点:文化与人才。

第8篇:北京我的家作文范文

中部六省占据了全国国土面积的10%,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8.1%。中部承东启西,连北通南,中部六省是中国的“腰”,是中国地理区位的“心脏”,中部稳则天下定。中部崛起是重要的国家战略,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六省人民的迫切期望。地方社科院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智库,肩负着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造福民众的神圣职责。在这次论坛上,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谭维克作了题为“加强区域合作、促进中部崛起”的发言。本刊将谭维克院长的发言以访谈形式刊发,以飨读者。

记者:谭院长,欢迎您来太原参加”中部社科院长论坛”,您对中部六省及中部崛起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谭维克:“中部”是一个地缘概念,同时传承着深厚的文化脉络。最早甲骨文的“中”,是古人测天的仪器;次之,“中”象征着“空间”,比如将自已生活的地域称作中土、中洲、中国;再之,“中”深化为对宇宙秩序的认识,“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又之,“中”融入政治伦理道德规范,表达为整个华夏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今天,“中部”是幅员辽阔的我国疆域的重要腹地和战略要地,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强挺立的“脊梁”和“纽带”。没有中部的崛起,就没有整个中国的崛起;没有中国的崛起,绝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高兴地看到,实施“中部崛起起战略”的五年来,中部六省紧抓机遇,发奋图强,发展境界越来越宽广,发展路数越来越开拓,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发展水平越来越提升。“十一五”期间,中部六省的GDP、地方财政收入、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及投资、消费、出口这些重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长率,绝大多数都高于北京市的同期增长水平。同时,中部六省在战略谋划、工作举措、实际政绩等方面也亮点纷呈,创造了许多鲜活、宝贵的经验。中部地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指导下,在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正在步入“快车道”,开启新征程。成绩可赞可叹,前景不可限量。

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是全国一盘棋的大局,不仅中部六省责无旁贷,兄弟地区包括北京市在内同样义不容辞。北京作为首都,既属于东部地区,又与中部毗邻。北京与中部地区的城市有明显的资源禀赋差异,有明显的战略互补特点,有明显的合作共赢条件。北京应当而且能够在促进中部崛起方面有所作为,发挥积极的作用。

记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国曾经作为“世界工厂”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放眼未来,唯有创新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唯有创新才能在国际上具有话语权和表决权,唯有创新才能引领中华民族走向真正复兴。创新能力也是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关键表现力所在。北京、上海由于条件好、起点高,多年来在区域创新能力排行榜上领跑,而中部六省由于种种原因,大多在这方面还处于中下游水平。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必需抓住这个“牛鼻子”,大力度地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合作体系,博采众长,由弱渐强,把区域发展真正纳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高端引领的轨道。谭院长,中部六省与北京市在共同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方面可以采取那些合作模式和合作方式呢?

谭维克:我认为中部六省与北京市共同在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方面应以中关村自主创新为带动,共筑区域创新合作体系。

北京作为首都,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聚集了百余所高校、全国半数以上的两院院士、100多家国家骨干科研院所、100多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实验室等高端创新要素。去年北京共有72个项目分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发明专利授权量长期位居全国首列。特别是中关村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掌握了一批打破国外龚断的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了3家收入过千亿企业,21家收入过百亿企业,2010年实现技工贸总收入占全国83个部级高新区总额的1/7。中关村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孵化器”,孵化的技术和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每年输出技术成果多达3万多项。

中关村的企业还通过在外地建生产基地的方式,带动了全国高新区的发展,比如中关村的190家上市公司分支机构和产业化基地遍布全国,在上海张江高新区设有近80家,在深圳高新区设有40多家,在中部地区也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就有近30家。这些上市公司实现总收入9700多亿元,其中在京收入仅有2300多亿元,京外收入达到7300多亿元,对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今后,北京与中部地区应继续加强创新合作,积极鼓励首都的高科技术企业、科研院所在中部地区设立成果产业化基地;可以大力支持中部地区的高科技企业在北京设立研发机构,利用首都丰富的创新资源实现更大发展;也可以采取政府间共建产业化园区的模式,将首都丰富的创新成果在产业园区内实现集中转化。通过多种模式的创新合作,更好地发挥北京创新资源密集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利用中部地区丰富的土地资源和较低的人力成本优势,共同构筑“研发――产业化”区域创新体系。

记者:总部经济是北京社科院科研人员在研究首都经济转型发展中提出的一种新的经济理论,这一理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是大城市转型发展的一种新思路,也是区域合作、城市合作的一种新理念和新途径。谭院长,在促进中部崛起中,怎样发挥首都总部资源密集的优势,共筑区域企业合作模式呢?

谭维克:北京总部资源非常丰富,是许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首选地,也是国内大型企业集团总的聚集地。目前北京拥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82家,2011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总部41家,中国企业500强总部96家,央企总部数量居全国第一。但北京空间资源有限,水资源严重短缺,能源主要从外部输入,生产制造成本相对较高,环境承载能力有限。而中部地区有着广阔的空间资源、丰富的能源和劳动力优势,具备建设规模化产业腹地的条件,可以通过总部经济模式,以新的思路整合区域资源,加强区域分工与合作。

这种总部与生产制造基地功能链的合作,不是简单的区域分蛋糕的关系,而是把两个城市、两个区域的优势资源结合,实现了资源效益最大化,是共同做大蛋糕的过程,是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背景下,实现区域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这种区域间的分配,可以通过国家层面的税收制度以及区域间的政府协商,实现较为合理的利益分配,从而实现区域共赢发展。比如首钢集团就是以总部经济模式实现区域合作的一个典型案例。首钢通过技术升级在曹妃甸建立起一个年产970万吨的现代化钢企,成为河北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将总部留在北京,保住了“首钢”品牌,进一步提升了首钢创新能力,并通过在外地包括山西长治投资建设钢厂等联合重组方式,产钢量突破3000万吨,是原来在北京最高产能800万吨的近4倍,2010年跻身世界500强行列。而且,首钢还在原厂区腾出8平方公里多的空间,重点吸引总部入驻,大力发展生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计划到2020年实现1000亿元收入规模,相当于再造一个新首钢。

北京与中部地区可以采取总部经济模式开展区域合作。一方面,北京要“舍得”做减法,把在北京不具备优势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出去,转移到中部地区,转移到中小城市。另一方面,中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可以积极吸引北京总部型企业的分支机构和生产制造基地入驻;同时积极支持地方龙头企业通过总部经济模式,利用北京等大城市的人才、信息、技术等高端资源,为企业发展注入核心要素,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记者: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国家的形象,文化凝聚人心,文化塑造魅力,文化构建文明。一个民族,如果没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就难以攀登世界民族之林的高峰;一个国家,如果仅有经济实力,而没有文化实力,就没有强大的综合竞争力和影响力。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谭院长,北京和中部六省如何抓住文化发展大繁荣的战略机遇,共筑区域文化对接、融合、共享机制呢?

谭维克:在文化发展上,北京与中部地区同样有着悠久的文明传承,厚重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具有其他许多地区难以望其项背的无可比拟的优势。中部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和交汇地,传承着数千年“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王道政治文化,汇聚着南来北往的文化精华,演绎着名家荟萃、思想交融的生动传奇,蕴藏着文化旅游的巨大市场。北京则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和中华文化的代表,集都市文化、经典文化、高雅文化、科技文化、学术文化等主要特征为一体,展示了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引领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由此可见,北京与中部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巨大的合作潜力,美好的合作前景。

首都文化与全国文化是互为渗透、互为促进的。首都文化是全国的文化,是开放的、包容的、多元的文化。首都的文化题材来自包括中部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首都文化人才来自全国各地,很多艺术家都来北京发展,北京已经成为全国文化人的重要集散地。比如奥运开幕演出,聚集了张艺谋等国内外顶尖的华人艺术创作团队,由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文化系统、教育系统以及部队文工团1.5万多人参与演出。可以说,首都的文化发展离不开全国的支持,离不开中部的支持。同时,首都的文化发展又服务于全国,全国各地文化发展也得益于首都。目前,北京与包括中部在内的全国各城市之间的文化合作已经非常普遍。比如,湖南卫视、河南卫视等许多地方卫视都在北京设立节目制作中心,仅大兴的星光影视基地就聚集了全国60多家电视台的驻京机构和节目制作中心。这些机构就是看中了北京丰富的文化人才、高端的文化平台。再比如,北京的文化市场是全国最具品牌感召力、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市场,为地方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展示推广平台,许多地方剧都是从当地走向北京市场,打响品牌后再走向全国。山西的《一把酸枣》、《解放》等舞台剧在国家大剧院成功上演,越剧、黄梅戏、豫剧、川剧、评剧等地方戏剧成为国家大剧院的艺术品牌板块之一。

今后,首都和中部地区可以携手,推动首都文化和中部文化更好地融合和对接。一方面,可以把更多的中部文化题材、更多的中部文化精品纳入首都文化体系中来,既可以借助首都文化平台、文化市场向全国、全世界展示中部特色文化,也可以进一步强化和提升首都文化中心的服务功能。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首都文化产业的引领、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吸引首都文化企业与中部地区文化企业合资、合作,吸引首都文化人才来中部地区创业等方式,加速推动中部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为提高我国的文化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做出贡献。

第9篇:北京我的家作文范文

《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一书收录了陈平原先生关于北京和北大的历史、文化随笔计35题,依主题分为三辑:“关于城”是从历史记忆、旅游资源、文学想象等多种角度进入北京的春夏秋冬、前世今生;“关于人”讲述自己旅食京华的心路历程;“关于书”则是游走北京书肆冷摊访书淘书的经验,以书架起城与人的结缘。作者虽然是岭南人,但却是最早呼吁建立“北京学”的学者。本文摘自该书。有删节。

1980年代的北京,市民生活还比较艰难,市场上没有活鱼,洗澡也很麻烦。不断有人劝我回广州工作;那里的生活明显舒适多了。别看北京城市规模很大,现在整天谈论如何成为国际性大都市,但很长时间里,在上海人、广州人看来,此地乃“都市里的村庄”。你问我,为什么不得离开北京?报刊电视上,常有名人谈论选择杭州、深圳、广州或上海居住的十大理由,北京呢?我还没见到过标准答案。说天安门,有些硬,太政治化了,像是1960年代中学生的口吻;说琉璃厂,又有点酸,太书生气了,搁在1930年代悠闲的大学教授口里还差不多。实在要给出一个答案,我就说:喜欢北京冬天的清晨。

人常说第一印象很重要,决定你对此人此物此情此景的基本判断。我没那么坚定的立场,不过,时至今日,还是清楚地记得20年前初春的那个清晨,大约是6点,天还没亮,街灯昏黄,披着借来的军大衣,步出火车站,见识我想念已久的北京。你问我第一印象是什么,那就是空气里有一股焦煳味,很特别。大约是凛冽的风,干冷的空气,家家户户煤炉的呼吸,热腾腾的豆浆油条,再加上不时掠过的汽车尾气,搅拌而成的。此后,也有过多次凌晨赶路的经验,如果是冬天,深感北京破晓时分所蕴涵的力量、神秘与尊严。这种混合着肃穆、端庄、大度与混乱的“北京气象”,令人过目不忘。

半个多世纪前,已经在北京住了20个年头的周作人,也曾碰到过类似的追问,在《北平的好坏》里,周是这样作答的:“我说喜欢北平,究竟北平的好处在那里呢?这条策问我一时答不上来,北平实在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好处。我们可以说的,大约第一是气候好吧。据人家说,北平的天色特别蓝,太阳特别猛,月亮特别亮。习惯了不觉得,有朋友到江浙去一走,或是往德法留学,便很感着这个不同了。”这话很让我怀念,也很让我向往,因为,今天生活在北京的人,如果到过德国、法国,或者到江浙一带转一圈,很少再有胆量夸耀北京的天色特别蓝。今日的北京,有很多值得夸耀的地方,唯独空气质量不敢恭维,起码沙尘暴的袭击便让人胆战心惊。

为什么是北京,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不成问题。住了这么多年,有感情了,就好像生于斯长于斯,没什么道理好讲。当初只是凭直感,觉得这城市值得留恋。久而久之,由喜欢而留意,由留意而品味,由茶余酒后的鉴赏而正儿八经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