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精选(九篇)

第1篇：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范文

关键词:国民经济 交通运输业 发展特点

交通运输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特殊物质生产部门，通过专门从事货物和旅客的运输服务相关业务，使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得以正常运行，支持各行各业的区际交往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也决定着各经济主体对于交通运输产品需求的层次以及品质。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均GDP水平越高，而人们对交通运输产品的需求不仅体现在其提供的数量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服务质量方面，进而对交通运输整个系统的要求也就越高。由此可见，国民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业发展密切相关，两者相辅相成。

首先，对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数据显示，自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均GDP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

特别地，2004年我国人均GDP水平为12336元，如果按照当年的汇率折算约为1490美元；同理，2005年我国人均GDP水平为14185元，折算约为1757美元；2007年我国人均GDP水平为20169元，折算约为2730美元。根据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的划分标准，即2007年人均GDP变动范围在797-1593美元为准工业化阶段；在1593-3196美元为工业化实现阶段中的初级化阶段。因此，可以将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划分为两个阶段，即2004年之前为准工业化阶段，2005年-2007年为工业化初级阶段。

同时，根据荣朝和（2001）提出的运输化理论的核心观点，即运输化作为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伴随工业化进程而发生的一种经济过程；前工业化阶段伴随着前运输化阶段、工业化阶段伴随着运输化阶段以及后工业化阶段伴随着后运输化阶段。因此，我国经济发展2004年之前为前运输化阶段，2005年-2007年为运输化阶段的初步运输化阶段。

其次，我国交通运输业在不同国民经济发展阶段下的特点，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分析。

总体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通运输线路里程数迅速增长。截至2007年，全国除内河航道以外的各种运输线路里程数均实现了大幅度增长。其中，增长最为迅速的是民航线路里程数，总增长率为1474%，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1%。可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加大了对于各种运输方式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业得到大力发展。

从运输产品需求方面来讲，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以及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使得人们对于交通运输产品的总需求数量越来越高。

对于旅客运输服务需求，我国在准工业化阶段主要以铁路和公路两种运输方式为主，而民航和水运两种运输方式所提供的服务数量少；而自我国进入工业化发展初级阶段，公路客运量大幅增长，超越铁路客运量，并且两者的发展有扩大差距的趋势，其原因在于全国公路总里程数持续增长，促进了运输能力和运输效率的提高。水运对客运服务方面的贡献经过短暂的增长之后便逐渐下降，而航空运输业则迅速发展，对客运服务的贡献不断上升并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航空货运量将会更进一步发展。

对于货物运输服务需求，我国在准工业化阶段主要以水运、铁路、公路三种运输方式为主，而管道和民航两种运输方式所提供的服务数量少；而自我国进入工业化发展初级阶段，水运货运量增长较为明显，成为提供货物运输服务的最主要的方式。其次是铁路与公路运输方式，并且近年来公路货运量呈现超过铁路货运量的发展趋势。而管道和民航运输方式对货运量的贡献逐年增长，但其发展趋势较为缓慢。

综上所述，在我国准工业化阶段，其特征突出表现在交通运输服务的数量方面，铁路与公路两种运输方式发展较为突出。随工业的蓬勃发展提出对于大规模提高运输能力以及运输效率的要求，同时居民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也使得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不断建设、发展与完善。而当我国进入工业化发展初级阶段后，提出的不仅仅是运输服务数量方面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对于更加方便快捷、更加人性化的运输服务需求，也就是突出表现在运输服务质量方面。

参考文献：

[1]胡鞍钢，石宝林.中国交通革命跨域式发展之路[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9.11

第2篇：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通货膨胀；政府调控；博弈论

一、引言

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一个关系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也吸引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大学生是一个家庭未来的希望，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幸福；另一方面，大学生群体是我国重要的社会群体，是我国社会的生力军，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然而在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行扩招，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问题十分严重。这种失业现象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而在经济学当中，菲利普斯曲线是描述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曲线。菲利普斯曲线成为当代经济学家表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关系的重要经济数学模型，该曲线表明：一方面，失业的减小会推动通货膨胀的预期上升，从而影响国民经济地发展；而另一方面，失业率的上升虽然会拉低通货预期，但是会造成社会的不安与恐惧情绪。从国家经济平稳发展的角度看，政府在保障就业、调控通货膨胀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政府在调节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时候有着不同的手段，在就业率通胀率之间进行平衡是政府政策选择的结果。因而可以将政府的决策转变为一个双人博弈的模型，博弈方一的政策选择有“采用强措施控制通胀，不采用强措施控制通胀”，博弈方二的政策选择有“采用强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不采用强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因此，本文在此基础上依据“菲利普斯曲线”，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就政府在不同阶段的政策选择进行博弈分析。

二、促进就业与调控通胀博弈模型构建

（一）博弈的主体与形式

如前文所述，博弈主体是政府，因为政府在博弈中占据绝对主动地位。政府控制通胀可以采取抑制需求和调控成本的策略进行调控，因为就通货膨胀而言，实质是国民经济过热；而政府对于提高大学生就业率则可以采取拉动社会需求，推动社会加速发展的策略。正是这两种不同的策略就构成了政府政策选择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如果政府促进经济发展，拉动需求，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过热，从而产生通过膨胀；因此，政府会采取抑制通货膨胀的策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一直社会需求，从而对产品造成冲击，提高了失业率。政府在促进就业和调控通胀方面就是这样一种两难的博弈形式，选择不同的策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

（二）博弈的转换

由于本文构建的博弈模型不同于一般的博弈模型，因此需要对博弈模型进行转化，演变成能够反应实际问题的模型。本文可以设定两个博弈方，博弈方一的政策选择有“采用强措施控制通胀，不采用强措施控制通胀”，博弈方二的政策选择有“采用强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不采用强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

（三）博弈分析说明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国不同经济时段面临着不同的经济任务。比如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效率”是最重要的选择，社会的经济任务是富裕起来；而在我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则要更加注重质量，社会总的经济任务则是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结合。本文构建的博弈模型也是如此，在不同的阶段，政府需要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或者保障社会稳定，实现人民的生活富裕。因此，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在促进就和和调控通胀的政策决策中选择不同的政策。本文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分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经济发展上升阶段与经济发展成熟阶段，分别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博弈偏好。

三、三阶段的博弈分析

（一）初级阶段：重视经济发展效率

初级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低的水平，社会生产力尚且不能充分满足社会的总体需求。人口总量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是政府的追求。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总量和水平都低，人民尚未达到温饱阶段，面临着生活的压力。此时，政府最为紧迫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需要通过大力发展经济来拉动。1978～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2亿元增长到99214.6亿元。更为直观的例子是当时在社会上掀起了“效率第一”的热潮，连国家政策也提出要保证经济的“又快又好发展”。

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我国政府在大学生就业调控与通货膨胀调控上表现出积极地态势。这是因为大学生就业会拉动经济发展，实现经济总量上升，最终实现我国的经济目标。而这一个策略，正推动了我国历年处于高通胀预期的阶段，财富贬值很严重，实质的经济效益并不突出。表1给出不同政策选择情况下的政府最终得益。

在这一阶段，政府的主要关心的是提高经济发展的总量。不仅中央政府如此，地方政府更是如此，因为较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总量会现实政府政绩以及推动执政者晋升。因此在进行政策选择中会倾向于选择高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

经济问题的出现。在政府进行高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时，经济社会呈现一片繁荣的情况，一方面是经济总量的急速上升，另一方面却是高就业率。但是“繁荣”经济的背后却是一系列的危机，不仅表现在“唯GDP论”导致的环境问题、经济泡沫，以及社会消费领域的虚假繁荣、收入的缩水。但虽然在一系列经济问题威胁的情况下，政府仍然倾向于采取这种策略。这是因为在该阶段，采取这些策略是最佳的，也即“纳什均衡”。

（二）上升阶段：保障经济平稳发展

在经济发展经过第一阶段，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经济成绩，但是正如本文前面分析认为，在第一阶段的高效率政策下，产生了巨大的经济问题。在第二阶段，政府的经济压力没有那么大了；而且原来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政策已经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会发展。因此政府在这个阶段的主要经济任务不是推动经济特快发展，而是在保证经济最大效益的情况下实现经济较快发展，也即我国政策定义的“又好又快发展”。

在经济发展上升阶段，政府在大学生就业和通货膨胀上要进行一定的政策权衡。一方面，政府需要保证经济较快发展，因此需要通过促进就业来拉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社会的通胀预期；而另一方面，政府需要抑制通胀，更加实质性地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个阶段，政府的政策一方面就要推动就业，一方面则要维持低通胀。而在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经济发展变缓，社会的就业压力大，但是经济发展的效益较好。我国现在正处于第二阶段，经济发展相对以前处于较低水平，同时随着最近几年扩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就业压力特别大。

在这一个阶段的政府政策选择则是高就业调控与高通胀调控并存，但是所谓的高并不是特别高，而是相对处于一个较好的阶段，且两者的调控力度类似。在这个阶段，经济能够保持较为平稳的发展，经济发展的效益较高。且此时政府处于一个积极调控的阶段，对经济发展采取较多干预。

（三）成熟阶段：自由市场的调控

在社会经济发展经过了较为平稳的时期，取得了更大的经济成就，此时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了成熟阶段。而成熟阶段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是政府干预较少，主要通过市场的方式进行调控。国民经济在这一个阶段处于一个较为完整阶段，各种经济制度完善，社会法律也是完善的，可以很好地保障经济发展。政府的干预也只是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干预，过多干预会扰乱经济发展秩序。

在这一个阶段的政府调控转为低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并存的阶段。当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热，处于高就业阶段，通货膨胀的预期较大；市场机制会在此进行调节，压低通胀预期，从来拉动了大学生就业率，造成高就业压力；在高就业的压力下，市场机制再一次进行调节，促进消费，拉动就业，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又形成了较高的通胀预期；在无数次的均衡调节下，市场机制会将通胀与就业推到一个均衡的状态，也即帕累托均衡。正是良好的社会市场机制，政府的调控会逐步较少，对经济的干预也会下降。那么在这一阶段的政府最佳策略选择是“低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并存”的状态。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府不同大学生就业与通胀调控政策选择。本文研究结果认为在经济发展低级阶段，政府会采取较为激进的经济发展策略，但是此时的经济发展效益不高，存在着很大的经济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需要改变以往的策略，而采取高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的策略，原因是在这阶段政府要更加注重经济发展效益，同时也要维持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经济发展到的第三阶段，也即经济的成熟阶段，此时整个社会的市场机制较为成熟，经济发展更多地以来市场来进行调控，政府干预较少，此时政府更加倾向于采取低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的策略。

（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研究，得到了关于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府对大学生就业调控与通胀预期调控的不同政策选择。基于本文的研究成果，结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保证经济发展效益，适当减少政府宏观调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依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经济发展三阶段理论，我国在2000年前夕就实现了第二阶段，达到了局部小康水平。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着转型，需要从依靠低水平的劳动和资源要素拉动到知识资本拉动转变。同时我国就业市场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学生群体越来越大。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日趋增加。与以往“孔雀东南飞”不同的是，我国就业人口流动呈现回流的趋势，在户籍制度改革，户籍限制逐步取消的情况下，小城镇的兴起则成为了我国大学生进行就业及自主创业的新天地，经济发展逐步实现地区均衡。在这一个背景下，我国政府需要对大学生的就业情况进行引导，创造就业机会，分散大城市的压力。同时，我国在经济发展要更加依赖于市场，通过市场的调控来推动经济增长。在这两方面的推动下，我国将逐步实现较高水平、较高效益的经济发展以及较轻的大学生就业压力，这不但提高了社会经济效益，也缓解了由失业引起的社会情绪。

参考文献：

[1]王云多.大学毕业生地区间流动预期对失业、收入及人力资本的影响――以哈尔滨市数据为例[J].经济评论，2013（04）.

[2]赖德胜，田永坡.对中国“知识失业”成因的一个解释[J].经济研究，2005（11）.

[3]朱国晓.质疑菲利普斯曲线――并论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关系[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0（09）.

[4]郑功成.大学生就业难与政府的政策取向[J].中国劳动，2006（04）.

第3篇：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范文

关键词：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3-0022-07

自党的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内涵、推动力等理论问题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发展路径等诸多方面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在许多方面尚未达成共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与新中国的成立及改革开放并称为我国三次社会经济大变革），就目前阶段而言，加快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既十分重要，又极为迫切。总结国内外转变经济发展研究现状，找出不足，明确未来研究方向，这对促进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以及更好地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国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一）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就是经济学家不断寻找和解释经济增长源泉的过程。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代表性的观点主要为“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结构效应理论”和“制度决定理论”。

资本决定论观点的主要代表是哈罗德和多马所构建的哈-多模型。该模型强调了生产要素的贡献，认为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技术进步论认为，在要素资源投入量一定、资源配置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情况下，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增长水平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论强调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将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独立的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当做经济增长的源泉。结构效应理论认为，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会加速经济的增长，亦即结构效应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制度决定理论认为，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1]。

上述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通过建立相关模型，研究各因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后分析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从而探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虽然这些理论观点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上述观点大多强调了资本、制度、技术和人力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认为经济的增长不是受单一因素影响的而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其中包含起主要作用的关键因素。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关注保持资本的积累速度，还需要把握影响资本积累速度的各因素，尤其是关键因素，这就要求在保持资本积累速度的基础上，注重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分工水平、优化分配结构等方式的推动作用。

（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由于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很多学者开始反思经济增长至上论，逐步形成了新的经济发展观，在此基础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类发展”的概念，并设计了“人类发展指数”。新发展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逐步融合，提出了通过加快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创新等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刘易斯（1954）、罗斯托（1960，1971）、波特（2002）与阿西墨格鲁（2006）等的经济发展理论[2]。

1.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将经济发展阶段分为传统经济、过渡和现代化三个阶段，二元结构就是指过渡阶段中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并存的现象。刘易斯的理论不仅仅是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模型，而且涉及到整个经济中的结构转变[3]。

2. 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把经济发展分为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等五个阶段。后来在《政治与增长阶段》一书中，他又提出了新的第六个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主导部门是服务业与环保产业。罗斯托认为“起飞”和“追求生活质量”两个阶段是促进经济成长的关键性阶段，并分析了这两个阶段所需要的政策。

3. 波特的经济发展四阶段论。波特（1990）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根据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同把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要素驱动阶段，主要靠要素投入（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等）驱动经济增长。（2）投资驱动阶段，主要靠投资供给推动，而不是由需求拉动。（3）创新驱动阶段，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优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这一阶段越来越少，不断地对这些生产技术进行改进和创新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动力。（4）财富驱动阶段，获得经济财富是这一阶段的驱动力。

4. 阿西墨格鲁的经济增长两阶段论。阿西墨格鲁等（2006）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增长称之为“基于投资的增长”，而将处于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称之为“基于创新的增长”。（1）“基于投资的增长”阶段，由于发展中国家远离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更多地通过学习或模仿现成的技术，此阶段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资源，增加投资以吸纳国外先进技术促进经济增长。（2）“基于创新的增长”阶段，发达国家已经处于技术前沿，只有通过自身的研发与创新活动才能推动技术可能性边界的外移，为经济增长寻求新的技术与产业支撑。

上述对经济发展阶段论的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细化了经济发展的过程，借此我们可以判断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明确各阶段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发展途径。经济发展驱动因素的转换（资源―资本―技术），其中隐含着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对于我们研究经济转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相关理论体系

除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外，从理论层面看还有一些相关理论对我们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重要意义。这些理论主要包括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和需求结构理论等。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众多学者就视其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越来越多地从创新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代表性的创新理论主要包括：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他提出的独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强调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等重要的演化经济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需求结构理论从需求角度分析，就是宏观经济学中把国民生产总值分解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四部分，用公式可表示为：Y=C+I+G+（X-M）。而在国民经济学中，通常把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概括为“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和外需[4]。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相关的收入分配理论主要有：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两阶段分析模式基础上的收入分配两极化理论；李嘉图认为分配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即收入不平等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虽然这些理论有的还不完善，但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可持续发展最早于1972年提出，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以上理论对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切实落实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发展政策，完善收入分配改革，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二、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但是伴随而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明确提出了一些相应政策和技术手段来拉动和带动转变。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引发了一些新问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日益严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一次成为学者寻求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热点[5]。

（一）转变经济发展的内涵

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对其内涵作了深入阐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大局，是关系着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影响着未来经济发展目标是否能够顺利实现。针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研究[6-8]。

大多数研究者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黄泰岩（2007）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不仅指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转变或从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的转变，还应该向发展目标多元化转变，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并举转变，向以人为本这一发展核心转变，向经济结构全面优化转变，向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方式转变，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使经济发展朝着有利于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9]。吴树青（2008）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要求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10-11]。杨玉霞、邢宏（2008）从定量的角度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进行阐述，他们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注重实现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或超过50%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经济发展质的提升，注重质和量的统一，包括经济增长、结构改善、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环境的改善，等等[12]。杨玉民（2011）认为在强调数量的基础上，更应该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

众多学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的内涵比经济增长的内涵更为深刻，除了包含上述两方面内容，还应包含民生改善。即：

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变+民生改善

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基础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利于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消费需求的提高对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因此，将改善民生融入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成为转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就会更加全面和丰富。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

各地区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发展模式等方面都存有差异，各有特色，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面临的问题与实现途径、约束条件等也各有不同，许多学者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作了深入研究。

一部分学者强调深化改革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比如吴敬琏（2005）认为，要打破经济转型的体制就要推进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张卓元（2007）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深化政府改革。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增强创新能力[13-14]，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成为发展的不竭动力，才能维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刘世锦（2006）和（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卫兴华、侯为民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是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王德平（2009）指出科技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

还有一部分学者综合分析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种因素，相应地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如：黄泰岩（2008）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9]。王军（2009）指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努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进展；不断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5]。

（三）转变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定要有推动力，推动力就像是汽车的发动机，是加速转型的关键。由于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动力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有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16-17]。主要观点如下：

刘庆宝、未良莉（2007）结合我国国情，系统分析经济增长理论的源动力，构建了扩展的索洛（So-low）模型，从消费、投资、出口三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18]。

（2010）结合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推动力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他认为只有坚持不懈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权[19]。

陈元中（2010）认为必须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才能有效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0]。

马西恒（2010）认为目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遭遇内生动力不足的瓶颈。应充分重视社会经济基础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撑和制约，通过调整利益格局建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生动力。建议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范式，从政府能力、公共服务、权利平等和收入分配四个方面建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政策支持体系[21]。

（四）转变经济发展的阶段研究

虽然西方有许多关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但是由于经济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可能不完全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认清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利于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为此有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研究分析。

蔡（2007）认为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劳动力驱动、生产率驱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从一种要素驱动为主的发展阶段到另一种要素为主的发展阶段的转变。中国目前处于第二个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22]。

梁炜、任保平（2009）透过经济发展的内涵确定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容，设计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从经济总量水平、经济结构、制度水平的变化和创新水平四个方面对我国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整理，借用Fisher最优分割法进行系统分析，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为“自主发展”的工业化准备和初级产品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985―1992年）为我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后，进入实现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第三阶段（1993―2002年）为工业化实现和经济发展加速度阶段；第四阶段（2003―2006年）为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阶段。我国目前正处于第四阶段上[23]。

王兵和颜鹏飞（2004）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1年，我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17%；第二阶段为1992―2001年，我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79%。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和TFP测算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后，众多学者从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理论研究转向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的研究[24-26]。众多学者大体从综合指标（经济增长份额中靠集约所得占的比重）、反映投入和产出质量的指标、反映提高生产效率的指标等方面进行评价。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测算和评价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社会生产函数分析投入结构及其与产出的关系，来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测算，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能源产出率、投资产出率等指标体系；另一种则是基于系统论方法构建评估体系。主要研究成果有：

崔立涛（2008）根据浙江省经济发展类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从不同侧面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国民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经济结构优化程度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含量及技术发展状况指标。他主要从七个方面反应经济发展方式是否发生转变及转变程度，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中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质量、生产结构调整、需求结构调整、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劳动力流动机制及增长实施主体[27]。

康达华（2008）建立了资源节约型社会指标、环境友好型社会指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标3个一级指标，以及相应的具体指标，其中包括8个生产领域的资源节约指标，9个生活领域的资源节约指标，7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生活水平指标[28]。

郑惠强（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应包括优化产业结构、优化需求结构、优化投入结构、促进均衡发展、促进绿色发展、促进共享发展等六个方面[29]。

张炳君、于淑娥（2010）对青岛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了实证分析，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设计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共涉及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经济结构优化指标、科技投入指标、资源环境指标、社会发展指标和人民生活指标共6个一级指标以及29个二级指标[30]。

沈露莹（2010）立足于现阶段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涵和要求，构建了一套集经济增长、服务经济、城市功能、自主创新、资源集约和以人为本六个领域为一体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18个一级指标，48个二级指标。并对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和阶段评价[31]。

庄惠明、黄丽君、郑伟腾（2010）结合福建省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了一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资源和环境、科技创新、经济效益5个系统，并对福建省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32]。

李志平和刘世奎（2010）主要从经济结构的失衡和技术的进步两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了拉力模型PL=∑？兹iTi和推力模型PS=∑？棕iSi，并结合湖北省的实际情况从这两个模型出发建立了高新技术产业、科研投入、区域结构的失衡、国有和民营经济的失衡等八个指标。在此基础上对湖北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实证研究[33]。

刘春宇、闫泽武（2010）在充分体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要便于量化和考核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设计指标体系的原则和基本框架，并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自主创新、生态文明、社会事业和民生等不同维度设计了一些具体指标[34]。

石宏博（2011）从经济发展、民生福利、环境评价与协调发展等方面选取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构建了相应的评价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客观系统地对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状进行了评价[35]。

通过以上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和监测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现有研究主要以省、市为评价对象来构建指标体系并进行测评，现有文献虽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但由于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间较短，相关的统计监测及评价研究寥寥无几，现有研究大部分是静态地评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状况或者和其他省市地区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并没有动态的监测机制。

（二）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经济转型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是指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它的理论基础是索洛增长模型[36-40]。依据生产函数并利用多元回归方法测算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计算出TFP，进而根据相应的标准判断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判断标准如表1所示。

许多学者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33，35，41-42]，但由于依据的模型和假设不同，测算出的数据有较大差异，有的学者测算出的TPF高达48%，有的仅为2%。主要研究成果有：

Chow首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全要素生产率趋于稳定，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改革开放后全要素生产率以每年2.7%左右的速度增长。

江春、吴磊、腾芸（2010）测算了2000―2008年中国及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2000年以来TPF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指出这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收入分配不合理以及金融体系不健全造成的[43]。

高峰（2008）指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判断标准，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小于30%的经济发展方式为粗放型，30%～50%的为半集约型，50%～70%的为集约型，70%以上为高度集约型[44]。

蒋晶晶和冯邦彦（2011）建立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模型T=Y-？琢h-？茁h，测算出1985―2008年广东省的全要素增长率，分析出广东省的经济增长方式属于投资生产率拉动型增长，有效劳动作用不明显[45]。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偏低，基本属于投资拉动型增长[46-47]。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尚不统一。

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

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看出，近年来，虽然众多的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基础理论和相关政策做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 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概念、内涵、意义等研究论述较多，大多数经典理论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探索。但是这些理论研究至今还没有完全体系化、成熟化，理论体系还比较单一。其原因，一方面是理论演进本身所遇到的困难，再加之经济转轨与发展相互交织的经济体经常出现的非均衡状态和各种不确定性，使得非均衡动态经济理论和模型难以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身特定的国情和背景。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可能产生种种复杂的态势，并且有多种发展路径，所以很难用单一的理论来解决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所遇到的问题。

2. 虽然现有很多研究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但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单纯地把改善民生看做一个社会问题，忽略了改善民生不仅是转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重要前提，也是转方式的基础动力。现有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思路还比较狭窄，没有充分和边沿理论进行结合。

3. 对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演进、路径、政策等定性研究较多，而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不多，基于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较少。现有成果许多没有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本质特征紧密结合开展研究，并且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内的某些指标过于细化，可操作性不强，模型构建不够合理，综合测度结果不能有效地指导政策研究。

4. 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TFP）判断经济发展模式时，缺少统一的测算标准。衡量一个地区能否合理利用资源，优化产业结构的TFP测算方法有多种，每种测算方法都有其特定的应用环境，而很多学者在测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时忽略了所应用的方法是否适合要分析的内容，这也是不同学者测算出的TFP值差异较大的原因之一。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的未来展望

针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要着重从以下方面加强研究：

1. 要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各学科各分支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学科的融合发展才能有效支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体系，要不断创新，注重理论的横向有效整合，如经济理论与创新理论，分配理论，人口流动理论的结合等。

2. 由于中国特殊国情的制约，在经济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存在非均衡性和不确定性，所以研究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均衡性和灵活性。要能够应对经济转型过程中随时出现的不确定因素，研究要具有预见性，尽量减少经济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3. 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加强以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为重点的定量研究，通过定量化的测度并据此进行纵横向的比较分析，可以相互之间找出优势、劣势、差距和薄弱环节；要注重指标体系的层次性和整体性，不但要研究和构建最表面、最容易感知的显示性指标，更要注重揭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原因的分析性指标和传导性指标，使对策研究更具针对性。

4. 对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的研究应当不断细化。我国经济测算全要素率的方法应与发达国家的不同，要加快探讨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测度方法，应该在TFP核算中加入新的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计量方法进行改进。

参考文献：

[1]刘建党.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文献综述[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06，（6）：71-74.

[2]蒲晓晔，赵守国.关于近年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的观点述评[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30-33.

[3]王德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科技创新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9.

[4]陈元主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M].北京：研究出版社，2010.

[5]林宪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与政策研究[J].求索，2010，（10）：33-35.

[6]杜锦锦，金晶瑜.国内外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J].政策望，2011，（07）：118-121.

[7]柯健.后危机时代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0，（3）：46-51.

[8]邓平，邓娥.国内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综述[J].华东经济管理，2011，（07）：118-121.

[9]黄泰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与实现机制[J].求是，2007，（18）：6-8.

[10]吴树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J].前线，2008，（1）：17-19.

[11]王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9，（11）：4-6.

[12]杨玉霞，邢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涵及实现机制[J].学理论，2008，（6）：15-18.

[13]高梁.全球化、解放思想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开放导报，2009，（2）：14-19.

[14]高梁.自主创新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6）：21-24.

[15]王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J].中国集体经济，2009，（19）：15-16.

[16]Garaten A Holz. China’s Economic Growth 1978-2025： What We Know Talay Abou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omorrow[J]. World Developmert，2008，36（10）：1665-1692.

[17]沈利生.“三驾马车”的拉动作用评估[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4）：139-151.

[18]刘庆宝，未良莉.我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实证研究[J].特区经济，2007，（12）：257-258.

[19].自主创新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推动力[J].学术研究，2010，（3）：1-5.

[20]陈元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N].广西日报，2010-12-14.

[21]马西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生动力及社会政策支持[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5）：26-29.

[22]蔡.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3]梁炜，任保平.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评价及现阶段的特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4）：3-18.

[24]贾根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呼唤经济发展战略的革命[J].经济纵横，2010，（9）：47-50.

[25]冷崇总.关于构建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考[J].价格月刊，2008，（4）：21-26.

[26]车春鹂，高汝熹.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6）：84-89.

[27]崔立涛.浙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08.

[28]康达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建设“两型社会”研究[D].广州：中共广东省委党校，2011.

[29]郑惠强.必须创新经济评价考核指标体系[J].港口经济，2010，（04）：7.

[30]张炳君，于淑娥.青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标体系的定量分析[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0，（04）：120-124.

[31]沈露莹，葛寅等.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科学发展，2010，（06）：11-35.

[32]庄慧明，黄丽君，郑伟腾.福建省经济发展方式综合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10，（4）：128-132.

[33]李志平，刘世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测算及实证[J].统计与决策，2010，11：101-103.

[34]刘春宇，闫泽武.构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J].宏观经济管理，2010，（06）：40-41.

[35]石宏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绩效评价与地区间差异分析――以辽宁省为例[J].财经问题研究，2011，（9）：124-128.

[36]杨永华.发展经济学流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7]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8]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39]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

[40]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教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41]孙琳琳，任若恩.中国资本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J].世界经济，2005，（12）：3-13.

[4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

[43]江春，吴磊，腾芸.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2000―2008[J].财经科学，2010，（7）：5-62.

[44]高峰.国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体制机制经验借鉴[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3）：113-116.

[45]蒋晶晶，冯邦彦.广东省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J].广东商学院学报，2011，（01）：76-82.

第4篇：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范文

2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所有制结构多样化、利益主体多样化、投资结构多样化、空间结构多样化、产业结构多样化的局面。我国地域辽阔,区域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程度、经济的历史发展水平、经济基础等差异很大,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如何正确处理全国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管理模式、加强宏观调控和指导,诱导、协调各区域经济健康发展,逐步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变得愈来愈迫切。正确认识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无疑对制定正确的跨世纪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发展政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简介[1]

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量的变化和质的飞跃使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近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按不同的划分标准提出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2.1李斯特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1841年,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以生产部门的发展状况为标准,将区域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①未开化阶段;②畜牧阶段;③农业阶段;④农工业阶段;⑤农工商阶段。

2.2胡佛———费雪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1949年,在论文《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埃德加.胡佛与约瑟夫.费雪从产业结构和制度背景出发,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①自给自足经济阶段;②乡村工业崛起阶段;③农村生产结构转换阶段;④工业化阶段;⑤服务业输出阶段(成熟阶段)。

2.3罗斯托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1960年,在《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以主导产业、制造结构和人类的追求目标为标准,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①传统社会阶段;②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③起飞阶段;④向成熟推进阶段;⑤高额消费时代阶段;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2.4弗里得曼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1966年,在专著《区域发展政策》中,美国区域发展和区域规划专家弗里得曼提出了中心—理论,以空间结构、产业特征和制度背景为标准,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①前工业阶段;②过渡阶段;③工业阶段;④后工业阶段。

2.5阿明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20世纪70年代,在“中心—”理论的基础上,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提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①殖民主义阶段;②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③“”国经济真正走上自力更生道路阶段。

2.6蒋清海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我国学者蒋清海博士结合以上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各种划分标准及理论,以制度因素、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和总量水平为标准,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①传统经济阶段;②工业化初级阶段;③全面工业化阶段;④后工业化阶段。他认为,制度因素是划分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背景性标准;产业结构是判别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标准,一般用工业化程度(制造业或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及主导产业类别来表示;空间结构是标示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于其他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标志,一般用城市化水平、城市首位度及城市规模分布类型来表示;总量水平是测量经济发展高度的标准,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及其人均量来标示。笔者认为,蒋清海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综合考虑了多种反映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质的特征的主要因素,客观地、准确地把握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及其所采用的指标体系比较适合当前我国现状,但在指标体系中,还应考虑以下方面:。

2.6.1产业结构。一定的经济结构对应着一定的产业结构,一定的产业结构对应着一定的从业人员比例,因此,在产业结构的工业化程度方面,应将工业产业比重与从业人员比例结合起来,采用工业化系数[2]来进一步量化工业化程度。

2.6.2空间结构。地区空间结构态势与地区城市化水平、城市体系、城市规模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20年的改革开放,实现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快速增长,这种快速增长的过程,实际上是区域空间变化的过程,更是大城市的平面不断扩张和功能不断完善、中小城市数目不断增加的过程,城市化过程是地区空间结构变化的主要方面,从国际上看,区域经济越发达,城市也就越发达,城市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化水平及其结构是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量化指标。在城市化水平量化指标方面,我们认为应注重如下三点:

(1)不仅应考虑非农业人口、市镇人口比例,还应考虑城市工业规模系数[3];工业规模系数=(各区域城市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城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各区域城市数占全国城市数的比重；

(2)不仅应考虑城市首位度,还应考虑首位城市人口集中度;

(3)不仅应考虑城市规模分布类型,还应考虑城市体系,城市密度,城市人口平均规模。

2.6.3总量水平。除了GDP、人均GDP,消费结构外,还应考虑人均收入水平、支出水平以及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可以反映一国、一地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人的富裕程度与生活水平。一般而言,恩格尔系数越小,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越高;恩格尔系数越大,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越低。

3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为了实现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和整体繁荣,采取了非均衡的倾斜性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深受“梯度理论”的影响———从区域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特点出发,主张按梯度依次开发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从“六五”到“八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自然条件与经济基础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潜力呈现出由高到低的梯度序列。下面我们以东部的首都北京、广东、中部地带的湖北及西部的为例,以蒋清海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为出发点,来分析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现状。

3.1产业结构

3.1.1从产业构成看。从1990年到1996年,京、粤、鄂、藏占主导地位的分别是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1996年,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5.2∶42.3∶52.5;14.4∶50.2∶35.2;4.1∶45.3∶30.8;41.9∶17.6∶40.5,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20.2∶49.0∶30.8。

3.1.2从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看。1996年,全国的平均水平为50.5∶23.5∶26.0,而京、粤、鄂、藏分别为10.9∶38.3∶50.7;39.7∶28.0∶32.2;50.1∶21.9∶28.0;76.2∶4.8∶19.0,4省区中从业人员比重最大的除北京为第三产业外,其余均为第一产业。

3.1.3从工业化程度看。1990—1996年,全国的工业化系数为0.090.100.12.北京市的工业化系数为0.240.180.1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逐年下降,其根本原因是第三产业产值及从业人员比例已超过了第二产业值及从业人员比例,并占主导地位。从1990年到1996年,广东工业化系数为0.110.180.14,工业化程度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湖北与全国水平持平,而工业化水平很低。

3.1.4从主导产业看。1990—1996年,北京市已逐渐从建筑、化工、交通运输设备向电子信息、金融保险、房地产等转变;广东省为家用电器制造、化纤、塑料、保健饮品,日用五金等。湖北省主导产业为钢铁、冶金、轻纺、机械制造及化工、服装。主导产业为农牧业及民族手工业。

3.2空间结构

3.2.1城市化水平。全国的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23.28%,北京、广东、湖北三省区分别高出平均水平40.85、6.08和2.13个百分点,而则低9.51个百分点。从城市工业规模系数来看,广东省为11.1,城市规模最大,反映该区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高,同时也意味着该区城市的生存、发展和辐射能力很高,能有效地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而湖北城市工业规模系数仅为3.9,是广东的35%,反映出湖北的城市化水平还未能有效地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3.2.2城市体系。①城市数目与等级结构。1996年,广东城市数为54个,湖北为35个,为2个,分别为全国城市总数的8.2%、5.3%和0.3%。缺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3个地区都是中小城市占绝大多数,呈现出规模等级不完整的城市体系(见表4)。②城市平均规模非常接近全国平均水平31.4万,规模偏小。城市人口为7.0万,城市规模小,经济实力低。③湖北省城市首位度为5.2,相应的首位城市人口集中度也高,武汉市城市人口占全省城市人口的32.3%,说明湖北是典型的首位城市体系。广东和的首位度分别为4.2和4.6,首位城市人口集中度分别为19.5%和25.4%,说明广东和的首位度也有所偏高,3个地区为了使城市规模等级结构趋于完善,须选择区位条件好的中等城市,使其较快地发展成为大城市,更有力地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3.2.2城市密度。1996年,全国平均城市服务半径为60.1km。广东平均每3,294km2便有一座城市,城市服务半径为32.4km。湖北平均每5,311km2有一座城市,城市服务半径为41.1km,属于城市分布密集的省份。无论从城市密度和服务半径来看,则明显属于城市稀疏的省份。

3.2.3城市空间组合。从地区内部来看,湖北和广东城市空间分布也极不平衡。湖北省城市多分布在江汉平原和武汉———黄石一带,广东省城市以珠江三角洲和沿海一带最为密集。近年来,随着香港的回归,以香港、深圳、珠海、广州为中心的区域城市群业已形成,成为广东省区域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

3.3经济发展总量及人均水平

3.3.1GDP。京、粤、鄂、藏4个地区GDP总量分别为全国GDP的2.35%、9.50%、4.33%和0.09%,人均GDP分别为全国的67.0%、168.9%、90.0%和48.5%。

3.3.2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北京和广东城镇居民分别为7,339和8,166元,分别为全国的0.9和2.4倍,京、粤、鄂、藏居民农村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分别为3,562、3,183、1,863、1,353元,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0.85、1.65、0.97、0.70倍。

3.3.3人均生活费支出。京、粤、鄂、藏4区城镇居民分别为5,730、6,736、3,714、4,537元。人均食品支出分别为2,672、3,187、1,731、2,592元。农民居民人均食品支出分别为1,193、1,333、974、504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4.75%、150%、109.8%、56.0%。

3.3.4居民恩格尔系数。京、粤、鄂城镇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0.7、2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8.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北京和广东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9、4.8个百分点。湖北和则高出3.8、8.8个百分点。

3.3.5消费结构。北京市居民营养和穿着水平不断提高,文化消费明显增长。广东省居民逐渐转向耐用消费品和追求文化娱乐等方面,并追求生活质量。湖北省居民正逐步由基本消费品转向耐用消费品和文化教育、劳务服务上,并呈现消费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自治区居民的消费结构正逐渐走向序列优化,基本生存费用份额有所下降,居住、日用品、服务性支出份额均有大幅度上升。

综观以上4个地区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及经济发展总量和人均水平,可以看出,北京市区域经济处于全面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演变阶段,广东省处于全面工业化阶段,湖北省处于工业化初期向全面工业化过渡阶段,而自治区尚处于传统经济向工业化初期演变阶段。

4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有关问题的思考

(1)总体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工业化初期向全面工业化转型阶段,地区差异很大,基本呈“橄榄型”的态势,既有象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正迈向后工业化阶段,又有象、贵州等局部地区处于传统经济向工业化初期演变阶段,大多数省份则处于第二、第三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从地理分布看,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处于全面工业化阶段,中部大多数省份处于工来化初期向全面工业化过渡阶段,而西部内陆省份则多处于传统经济向工业化初期转型阶段。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从东部沿海,到中部、西部地带呈现高梯度向低梯度序列变化的特点。

第5篇：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范文

高中阶段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高中阶段教育是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举措，对加快脱贫步伐、扩大就业、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经过多年努力，我市高中阶段教育（包括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与周边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总体质量尚待提高。为贯彻落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意见》（府发〔〕29号）精神，推动我市高中阶段教育跨越式发展，结合我市高中阶段教育实际情况，特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目标任务

（一）努力扩大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规模。用3年时间集中力量攻坚。到年，实现85%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目标；完成普通高中年招生1800人和职业高中招生1200人，使在校生规模普通高中达5400人左右，职业高中达3600人左右；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65%以上。

（二）进一步改善高中阶段教育办学条件。“十二五”期间，新建或改扩建3所高中阶段教育学校。2013年前投入资金4800万元扩建赤水一中和赤水三中；积极争取中央教育扶贫工程资金改扩建市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实现“贵州省突破高中阶段教育发展项目学校”目标。积极鼓励和大力扶持社会力量、企业举办高中阶段教育，进一步健全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办学主体多元、办学形式多样、公办民办共同发展的办学格局。

二、工作措施

（一）进一步建立健全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教育部门牵头制定和完善加快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有关政策措施、相关标准和工作要求，加强对高中阶段学校的管理和指导。发展改革部门要把高中阶段教育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推进高中阶段学校建设发展。财政部门要加大对高中阶段教育的投入，制定生均经费、事业费标准并予以落实，制定和落实扶持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国土部门要确保落实高中阶段学校规划建设用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把高中阶段学校的配置和布局作为公共服务设施的重要内容及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纳入城乡规划，加大对建设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督力度，确保工程实施质量和安全。机构编制部门要根据国家有关要求，结合实际核定高中阶段学校教职工编制，解决教师编制不足的问题。人社、公安、卫生、环保、民政、安监等部门要根据职能分工，大力支持和推动高中阶段教育发展。3年攻坚任务完成后，市人民政府将对照部门职责和目标任务进行考核奖惩。

（二）加大高中阶段教育经费投入力度。积极争取中央、省和市项目支持，加大高中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以财政投入为主，通过安排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国有土地出让金，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捐资、出资办学等，多渠道筹措高中阶段教育发展所需资金。按照“投入一所、建设一所、完善一所”的原则，统筹落实好“贵州省突破高中阶段教育发展项目学校”项目资金，抓好项目实施。加快建立完善高中阶段学生资助体系，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高中阶段学业。在普通高中建立健全以奖学金、助学金为主的困难学生资助制度，逐步扩大资助范围。完善中职学校国家助学金制度，免除中职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学费，中职学校每年应提取不低于5%的经费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校内奖学金、助学金开支。逐步实施免费中等职业教育。

第6篇：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范文

总的说来，当今的世界正处于历史性转变的时期，具体表现为经济发达国家正处于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时期，这一转变将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回顾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从经济上看已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阶段，现在有些经济发达国家已发展到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阶段。

在农业经济阶段，是以土地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可称为生产的单要素阶段。

工业经济阶段又可大致区分为两个依次继起的阶段——即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工业经济的初级阶段，是手工业工场和低机械化生产阶段，这一阶段的生产可称为劳动密集型生产，是以土地、劳力、资本作为主要的生产要素，也可称为生产三要素阶段。在工业经济的高级阶段，是生产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较高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生产，可称为“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在这一生产阶段，由于社会经济环境、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生产的要素除原有的土地、劳力和资本外，还需其他的要素与之相配合，生产才能卓有成效地进行，因而可称为生产的多要素阶段。所以，总起来说，在工业经济阶段，整体上看，可称为生产三要素阶段。

知识经济（Knowledge Based Economy）阶段是工业经济阶段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以人类高度发展的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关键的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可称为生产的新要素阶段。

由生产的多要素阶段发展到生产的新要素阶段，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飞跃。

首先，关于知识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早在300多年前，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就说过一句至今仍是家喻户晓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在知识经济体系中，高知识转化为高智力，而高知识又是创造性思维的结晶。创造性思维与一般思维不同，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富有个性（独出心裁）、富于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这种创造性思维转化为独特的策略、构思，进而形成种种具有开拓性的设计和发明、创造等等，它们的定型化（物化），就形成独特的专利权等无形资产。在知识经济体系中，智力资产（具有非凡的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和他们超常智慧的物化而形成的无形资产，相对于传统的有形资产（原材料、厂房、设备等）将发挥无可比拟的作用，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识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就可保持长期的持续发展。这是知识经济对比传统的工业经济的一大特点。

其次，知识经济既是以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关键的、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因而智力资产（具有非凡的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和其超常智慧的物化而形成的无形资产，是提高企业活力和竞争力的无尽的源泉，其作用远比传统的有形资产（原材料、厂房、设备等）重要得多。这是由于任何有形资产（物质资源），都要依靠高素质的人才去掌握和使用，在生产中首先要做到人尽其才（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智力的作用），才有可能转化为物尽其用，从而尽可能提高生产经济效益。

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目前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比西方经济发达国家高七、八倍甚至十几倍，这正说明，我国经济目前的知识依赖程度，对比西方经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可见我国21世纪的经济发展，应尽快从资源依赖型转到知识依赖型上来，步入知识经济发展的康庄大道。

再次，知识是无国界的，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它可以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近似于光速在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从而使经济活动突破国与国的界限而成为全球化的活动，因而使世界性的经济竞争达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企业的生存、发展，自然也由此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面临这一全球性竞争的新形势，任何企业如果不能争分夺秒地进行各种形式的创新（包括体制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等），要取得以智取胜的效果，是根本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知识经济不同于发达的工业经济，主要表现在：

1.资产的组成以智力资产（具有非凡的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和其超常智慧的物化而形成的无形资产（专利权、商标权、商誉等）为主体。

2.人员的组成以高智力的员工为主体。

3.产品（服务）的生产以高科技含量为主体，同时致力于对现有产品进行更新改造，大力提高其科技含量，使之进一步“软”化。

4.投资取向以智力投资为主体，要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在人才开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新产品的研制等方面，投入足够的资金，以确保企业长期的竞争优势。

5.在竞争策略上，以智谋、创新取胜，尽可能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奇（出奇制胜）。

二、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将对管理会计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一）管理会计内容上的丰富、发展

1.提供的信息要由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知识经济以知识为生产要素的核心，而人是知识的主人。形成一种能促使人的聪明才智和开拓创新精神得以充分发挥的机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物质、精神的许多层面。因而与此相适应的管理会计提供的信息就不应是单一化的，而必须是灵活、多样化的，包括数量信息与质量信息；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静态信息与动态信息；内部信息与外部信息；物质层面的信息与精神层面的信息，等等。使之与知识经济的特点和要求相适应，并据以形成多视角的激励机制，在高层次上激发员工的奋发创新精神，借以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无穷无尽的智力源泉。

2.智力资产和相应的智力资本的确认、计量及其效益的评价与分配等，将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在知识经济体系中，智力资本（Intellectualcapital）及与其相对应的智力资产（Intellectualassets）作为人类超常智慧的结晶，是企业创造超常效益的最基本的源泉。它们的确认、计量及其效益的评价与分配等，将在管理会计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因为，在知识经济中，智力资产与传统的作为管理会计师所熟悉的物质资产（Physical asset）与财务资产（Financialasset）有所不同，它们作为人类超常智慧的结晶，是生产价值很高的知识产品的基本生产要素。而与智力资产相对应的智力资本，则是智力资产创造者所拥有的知识产权。这两个范畴所反映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会计上表现为“借方”与“贷方”的关系。在这里必须着重指出，为了正确反映智力资产在知识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必须把它同通常所说的无形资产区别开来。如前所述，智力资产是指具有非凡的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而无形资产则是他们的超常智慧已经物化了的部分，在现有文献中，对无形资产的相关问题论述较多，而对本文所说的智力资产则极少涉及。因而我认为，对知识经济中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智力资产问题，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并通过周密的确认、计量与评价程序，将它们的价值同现有其他资产一样，以“智力资产”项目列记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同时以相同的金额列于资产负债表中的“资本”项下，并同对企业投入现金或其他资产而形成的“资本”一样，参与收益的分配，以实现价值的创造与分配的统一。这样做，也体现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精神。至于已入帐的智力资产的金额，则应视其寿命周期内不同阶段的增值或减值情况，相应地进行调整或逐次摊销。由于这是知识经济条件下管理会计内容上的一个新发展，目前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因而必须把它当作一个新的专门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地进行开拓性的研究。

3.投资方案效益的评价要从财务效益向全方位效益转变。现行管理会计对投资方案的效益评价，主要考虑财务效益，而且把重点放在寻求直接材料和直接人工的节约上。这种做法是导源于劳动密集型或低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条件，从知识经济的要求来看，无异于舍本逐末。知识经济既是以知识为核心生产要素的经济，自应以智力投资作为基本的投资取向。与此相适应，投资方案的效益评价，就应站在时代的高度，面向国际大市场体系，从整体观和长期观来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尽可能超前地在人才开发、科技开发和产品开发等方面投入足够资金，力争在这些领域超前地取得创造性成果。因为在知识经济体系中，人才的知识优势和创新精神，是企业的生命。依靠深厚的人才、科技积累，谁能最先推出具有独创性的产品（因为它享有专利权），谁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占领世界市场，从而为企业全面、长期地提高其竞争、发展能力奠定牢固的基础。由此而取得投资效益，是属于高屋建瓴式的全方位效益，它是传统的、狭隘的财务效益根本无法比拟的。因此在知识经济体系中，投资方案的评价与选优，应以方案可能产生的全方位效益作为基本的出发点。

具体地说，在知识经济体系中，投资于先进的技术设备，提高生产经营的电脑化、自动化水平，可能产生的全方位效益可进一步区分为直接效益（如直接人工成本的减少、能源成本的节约、废料的减少、生产经营各个环节存货的减少等）、间接效益（如减少占地面积、保障劳动安全、改善生产条件等）和无形效益（如改进产品质量、提高生产的弹性、提高顾客的满意程度、改善企业的社会形象和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等）三大类。利用这三大类指标对先进技术设备的投资决策进行效益评价，如何量化它们，据以得出较具体的数据，是传统上人们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

但对以上三类指标进行较具体的分析，可以看到，有些指标易于进行量化，并可直接采用货币计量的方式；有些指标只可从它的某一个侧面进行量化，据以得出的数据具有较大的不完全性；有些指标则难以用具体的数据来较确切地反映其可提供的效益。以下举例说明。

一般地说，上述第一类反映直接效益的指标易于进行量化，且可用货币计量其效益的大小。如存货减少，一方面可以减少存货的仓储费用，并且可以相应减少在存货上占用资金所需支付的代价（利息费用）。

第7篇：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范文

关键词：创新驱动；投资转型；固定资产；经济增长方式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3）13-0003-04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从过去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向依靠投资、出口和内需，而且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国经济发展要从规模扩张为主向提升质量和效益为主转变。近年来，全国各地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推动经济转型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方向，广东省部分经济发达城市如广州、深圳等地区也提出了“创新驱动与转型升级”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山经济发展的现状与阶段决定了中山经济发展也必须走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发挥重要作用。

1 经济发展历史阶段及驱动因素理论

经济发展一般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要素驱动阶段，即资源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生产要素；第二阶段是投资驱动阶段，即资本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大规模的投资及生产；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即知识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技术创新；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阶段，即第三产业分化阶段，追求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和生活享受，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主动力。

实施创新驱动就是要改变以往依靠劳力、土地、矿产等物质要素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减少对资源和环境的消耗，转向利用知识、技术、企业组织制度和商业模式等创新要素对现有的资本、劳动力、物质资源等有形要素进行有效重新组合，以创新的知识和技术改造物质资本、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科学管理形成内生性增长。

事实证明，依靠资本积累量的增长来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并非如西方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能长期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创新驱动增长方式才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在当今国际经济危机影响仍未消散的大背景下，要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由资本投入为主向要素效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为主转变，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有效途径。

2 中山经济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中山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消费、投资、净出口均实现了较快增长，但增长并不均衡，整体上看，中山投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投资率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但近年来中山在发展中受土地资源、环境容量、要素成本等瓶颈制约，长期累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逐步显现，过分依赖物质资源投入和外贸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中山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要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是中山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2.1 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中山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进入21世纪，中山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加快，城市功能日臻完善，特别是近年抓住高新火炬开发区临海工业园建设这个有利契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到2012年实现全市地区生产总值2441.04亿元，接近250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1.23万美元，以全省1%的土地，创造了全省4%的经济总量，是2000年的7.1倍，年均增长15.5%；与此同时，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年规模达到893.43亿元，是2000年的8.1倍，年均增长19.1%，实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优先于经济总量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率从2000年的31.8%到2012年的36.6%，以上统计数据表明“十五”、“十一五”时期中山经济增长是属于投资推动型的，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

2.2 投资拉动型的发展模式是中山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与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社会发展成熟的城市相比，中山在“十五”、“十一五”时期还属于增加投入和扩张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粗放型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影响下，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具有见效快、作用直接和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较少等特点，因此“投资拉动”仍是中山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也是借鉴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

投资规模和力度不断加大也为中山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效益。近年来，中山一直坚持以重点项目为抓手，注重在高新技术制造业、基础设施、教育等领域加大建设投入力度，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民生等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更加宜居，为全市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市委、市政府陆续推出了工业强市、加快自主创新、《关于加快中山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意见》、《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指导意见》、《加快实施“三个一百”战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工作方案》、《关于加快重大产业平台、重大产业项目和重大核心自主技术产业化项目建设的实施办法》等措施出台，2012年中山市政基础设施、电力和交通运输体和现代服务业等各类重大建设项目83个，计划总投资规模达12642亿元；重点建设前期预备项目43个，计划总投资规模达1313亿元；建成27个部级产业基地和15个省级专业镇，共有236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2012年，全市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增加值406.90亿元，同比增长23.0%，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33.0%，同比提升1.6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1025.24亿元，同比增长7.1%，服务业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由2000年的40.8%提高到2012年的42.0%。广珠城际轨道、广珠西线一期和二期、东部快线、华南现代中医药城相继投产、完工，岐江河整治二期工程、城区雨污分流和中山港大桥扩建工程等项目建设的开工，并陆续筹划和储备翠亨新区等一大批重大项目，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当前和今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3 今后时期中山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定位

当前，中山仍处于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阶段，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产业，经济增长仍是以资本投入作为主要驱动因素，投资效率仍然低下。《中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下称《纲要》）确定了今后几年的奋斗目标，其中提到：到2015年全市生产总值308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1.7万元，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5%。

从目前中山经济发展水平看，中山人均GDP接近1.3万美元（2012年人均GDP1.2万美元）。借鉴国际上多数城市进入人均GDP达到1.3万美元阶段后发展经验看，以信息技术、知识产业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知识经济使社会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显著提升。也就是说今后第三产业将成为中山经济发展的主体。

从目前中山经济总量看，2012年中山地区生产总值已接近2500亿元，今后一段时期要迈向3000亿元的台阶，意味着每年要保持8%以上的增长，增速较前几年有所放缓，符合已经经历这一发展阶段城市的运行轨迹，从广州、深圳等率先进入这一发展阶段的城市经济发展方式看，当其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后，其投资率均开始有所下降，表明其经济驱动方式不再以投资拉动为主。因此，今后一段时期我们要积极探索中山经济的发展方式，逐步走出一条更加符合中山实际、符合科学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逐步实现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转变。

2.4 实现《纲要》工作目标决定中山必须实现投资转型

市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纲要》提出中山到2015年实现3080亿生产总值的目标，如果按照35%固定资产投资率进行测算，固定资产投资将要达到1220亿元，完成这一目标任务有一定难度。2012年中山投资完成规模为893亿元，要攀升到1220亿元的规模，今后每年至少需要有109亿元的净增额，2011～2015年五年累计的总投资规模将达到5000亿元。从目前项目储备看，《纲要》提出的总规模投资1287亿元的69项重大项目在“十二五”期间计划投资839亿元，那么，2013～2015年至少还需要实施建设3300亿元以上的投资项目，而承受投资项目建设的土地、资金、环境资源等载体将受到较大的制约。纵观广州、深圳等经济发展较快城市经济发展情况，在其经济总量超过万亿后，其投资总量增速都在逐年减少，按2012年广州、深圳两市经济总量分别达到1.4和1.3万亿元，但其投资增速在10%左右，远远低于中山2012年16.5%水平。因此，中山投资要加快实现转型发展，逐步实现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从而推动全市经济实现“创新驱动与转型升级”，确保实现《纲要》提出的目标。

3 关于投资转型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3.1 投资转型是中山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根据中山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经济创新驱动是中山经济经过快速发展后新时期、新起点上的经济发展要求，也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同时也是推进中山投资转型发展的客观要求。只有推进投资转型发展才能加快中山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3.2 投资转型是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实施经济创新驱动，必须改变以往过度依赖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模式，在注重投资项目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同时，更要注重投资项目对土地、能源、环境等资源载体的消耗。投资转型发展是要在有限的土地、能源等资源环境下，发挥投资项目效益的最大化，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和前提下优化资源开发，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也是中山经济发展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方式必由之路。

3.3 投资转型是投资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迫切要求

实施经济创新驱动，就是要改变以往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向依靠投资、出口和内需，而且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要从规模扩张为主向提升质量和效益为主转变。推进投资的转型发展，意味着今后中山在注重适度扩大投资项目规模的同时，更要注重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

4 中山投资转型在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中的方向选择

投资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从而影响经济结构，当前中山正处于加快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道路上，今后投资也要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转型，有效地发挥投资应有的直接导向作用，以投资的转型来促进整体经济的创新发展和转型发展。今后，中山固定资产投资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实施转型：

4.1 从引导型投入向服务型投资的转型

政府各部门为加快中山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建设，制订了《中山市促进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暂行办法》、《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指导意见》各项政策措施，对中山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现阶段政府部门必须转变观念和工作方式，加强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实施简政强镇，提高政府整体工作效能，继续简化投资项目审批手续和流程，从立项、征地拆迁、筹措资金等全方位服务投资主体，使投资项目尤其是重大项目及早开工，加快工程进度，及早产生投资效益。

4.2 从扩大规模投入向资源节约投资的转型

按照经济创新驱动发展要求，以最小的资源消耗换取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并逐步减少物质资源要素的投入。因此，要注重加大对科技创新、改革投融资方式、提升生产要素效率项目的投资，在投资项目前期可研性报告、立项研讨中要充分考虑投资项目对土地、能源、环境资源等的消耗情况，实现以更少的资源消耗、更低的环境污染产生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促使中山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轨道。

4.3 从外延性投入向内涵性投资的转型

要改变主要依靠新建、改建、扩建等建设形式来扩大生产规模，增加生产要素数量来增加生产资本的投资，转向增加对挖潜、革新、技术改造等手段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从而使资本使用效率不断提高。

从中山“十二五”时期拟安排建设重大项目69个项目看，外延投资比重较大，这是由于在此时期中山抓住翠亨新区、华南家电产业服务创新区等项目建设的良好契机，加快城市载体建设，启动了一大批大项目、好项目建设，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随着中山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以及城市载体功能建设日臻完善，投资项目要转向注重提升和改进现有生产要素，提高投资效率与

质量。

4.4 从工业投入向生产业投资的转型

生产业是指市场化的非最终消费服务，是直接或间接为生产过程提供中间服务的服务性产业，它贯穿于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生产业已经成为制约或促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山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根据国际上和国内发达城市发展经验看，今后中山经济增长将以第三产业为主，尤其是生产业将成为第三产业的主力军和推动力。近年来中山第三产业投资比重不断提高，已超过40%，但主要以房地产开发、市政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非生产业项目为主，这些项目投入成本高，社会效益大于直接经济效益。今后，第三产业投资重点应转向以现代物流、商务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金融保险服务和教育培训等生产业项目为主，以此来提升生产业竞争力。同时，大力推进生产业的发展与创新，也是今后较长时期加快中山先进制造业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战略选择，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中山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中山调查队.中山统计年

鉴201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2] 广州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广州统计年鉴201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3] 深圳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广州统计年鉴201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4] 黄晟.宁波实现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路径研究[D].宁波大学商学院，2009.

[5] 牛文辉，陆盈，周继昆.关于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中实现投资转型发展的研究思考[J].统计报告，（100）.

第8篇：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范文

[关键词] 要素投入 经济增长 实证研究

一、有关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综述

经济增长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根本。经济增长问题的渊源至少可上溯至古代财富增长的思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提出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把国民财富的增长归结为分工的发展与资本的积累，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并要更有效的发挥资本的作用，以更多的增加社会财富；以哈罗德，多马，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在假定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作用；而以卢卡斯，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源泉完全内生化认为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机制的关键，而技术进步又是知识积累的结果，所以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综上所述，从经济增长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分析，可归纳得出劳动资本积累、知识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与源泉。

二、指标选取与模型的建立

通过以上理论综述，我们首先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固定资产投资（K）、劳动力（L）人力资本（H）几个指标来分析劳动、资本积累、知识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中数据可从统计年鉴中找到，而人力资本存量（H）我们采用受教育年限累计法。

其次，我们采用以下两个经济增长模型对湖南省经济增长进行分析：1.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其一般形式为。本文将采用双对数经济计量模型估计各种要素的产出弹性，其回归方程为;2.有效劳动模型。为估计要素产出弹性，采用的双对数回归方程为。

三、湖南省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阶段性实证分析

湖南省的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根据GDP增长率态势我们可将湖南省的经济发展状况分为两个阶段来研究，第一个阶段为改革开放初期阶段（1978～1990）；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的深入阶段（1991～2005），数据收集截至到2005年。

根据收集整理的数据，在湖南省两个阶段的发展进程中，分别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有效劳动模型，通过OLS回归得到各因素的产出弹性系数。具体情况如下表：

下面根据估计的模型结果进行如下分析：

1.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要素分析。对于物质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得出：在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产出弹性）（1.33）远远大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0.24）；在改革开放的第

二个阶段劳动力变量产出系数t检验未能通过，劳动力的贡献被挤出，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为零，但在改革开放的总过程中劳动力要素的贡献率（0.66）要大于物质资本要素的贡献率（0.56）。这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湖南省在加大物质资本投入的同时，不断提供新的就业岗位，从而加大从业人员的数量，湖南省的经济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劳动力要素的贡献为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国内外同内研究中均有出现，这当然有其他原因，例如劳动相对资本相对富余或本阶段经济增长依靠物质资本积累所推动，但仅仅用劳动力数量作为测度劳动投入的指标只能反应劳动投入的数量而不能反应其质量，因此去改进选择既能反应劳动者人数有能反应其素质的人力资本存量作为劳动投入的指标。

2.有效劳动模型的要素分析。对于物质资本要素、人力资本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改革开放的第一及第二阶段物质资本的贡献率（0.23，0.35）均小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0.87，1.32），总过程中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也优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

这种模型的分析结果更能反应湖南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即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的投入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对湖南经济增长的作用愈加明显与重要，人力资本即人才资源将日益发挥收益递增作用。由于这个模型既考虑了劳动者数量又考虑了他们的素质――人均受教育程度，因此能够真正反映出有效劳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四、湖南省经济增长政策建议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转变是其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提供以下建议：

1.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发展教育科技，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新经济增长理论证明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知识与人力资本积累这样一些内生因素。上述实证结论也显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日益明显。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湖南省的人力资源在全国都占据前列，湖南省要充分利用这种比较优势提高教育质量鼓励创新，发展高科技，加强人才资源管理，实现人才强省的腾飞。

2.扩大资本积累优化融资机制。资本积累对推动湖南经济增长功不可没，资本积累的扩大与知识技术相结合必定产生巨大推动力。湖南省储蓄率较高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造成巨额的资金闲散与浪费，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因此，政府必须改革融资体制简化或取消先行审批过程，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优化融资机制，推进经济增长。

3.推进制度创新，加强政府管理。任何的经济增长过程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中发生，制度因素贯穿于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影响和改变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作用程度，从目前来看，束缚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因素还有不少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管理中的短视行为、趋利行为、寻租腐败行为等问题尚未较好解决，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来改善政府的治理模式，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总之，正确选择经济发展政策对经济长期增长至关重要，要素投入不仅要求数量上的优势，更应强调其质量上及组合上的效益，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张一力: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温州与苏州比较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贺东伟:经济增长、要素投入与发展战略选择.西安财经学报，2007（1）

[3]龚六堂:经济增长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4]湖南统计年鉴（2005）

第9篇：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范文

一、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关于新世纪新阶段即21世纪头20年，中国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加快现代化，曾有不同的认识。不少省市特别是东部一些省市，都提出加快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因此有的同志主张用加快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但是，许多同志认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2000年，我国人均GDP854美元，不仅同当年高收入国家人均GDP27443美元有很大距离，而且同当年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2039 美元和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1153美元也有较大距离。 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很大一部分地区农民收入没有达到小康收入水平，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农村有2800万人尚未脱贫，城市有近2000万人领取最低生活补助金）。根据这样的国情，比较切合实际的选择是，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应当看到，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一个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目标，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符合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不仅易于为人民理解，而且目标不那么张扬，不会给外国人以咄咄逼人的感觉，有利于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形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就全国整体水平而言的。有条件的地方，如东部一些省市，可以发展得更快一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经济任务是，用20年时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涵义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基本实现现代化要求更高，要到21世纪中叶才能做到。

二、一个主题——新世纪头20年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

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讲的发展，最主要的是经济发展。对中国来说，发展还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要快速发展。因此，新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主题就是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0年， 我国GDP年均增长9.52％，是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一个时期，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2000年，我国GDP达8.94万亿元人民币， 按当年汇率计算超过1万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0年我国GDP总量排在美、日、德、英、法之后，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6位。 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银行认为，我国2000年GDP已达到4万亿美元。由于综合国力迅速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下收入国家行列。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和划分标准，1999年全世界中下收入国家为人均GNP756美元以上，我国当年人均GNP已达到780美元。2000年，我国人均GDP（由于我们利用不少外资，因而人均GDP，略大于人均GNP ）为840美元，有了进一步提高。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 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了一个台阶，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心就是要用大约20年时间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其基础和主题，则是要在这20年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即做到每10年翻一番，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经济增长7.18％。这个速度虽然比前22年低一些，但是仍属高速或快速发展范畴。分析各方面的条件说明，实现上述快速发展是完全可能的，工作做得好还有可能超过。

中国具有并将继续保持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有世界上最富裕的劳动力资源，正在迅速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同时中国人民迫切要求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中国有世界上最广阔的市场。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生产力的组织，能够把各种生产潜力组织起来发挥出来。因此，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尽管已经持续高速增长了20多年，今后20年仍然具有较高的自然经济增长率，能保持7％—8％的平均增长水平，超过日本、韩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持续高速增长的时间。2001年和2002年前三个季度在世界经济低迷的不利条件下，中国经济增势不减，仍实现7.3％和7.9％的高速增长，这说明中国经济具有相当强的活力和发展势头。

据有关部门测算，中国经济2001—2020年年均GDP增长7.18％， 同期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年均GDP增长3％，则中国人均GDP到2010年为1592美元，2020年为3027美元，同期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为2513美元和3097美元。可见，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到那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跃升到世界第3位，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4％上升到占8.4％。

为在新世纪头20年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制订和实施恰当的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已经为我国制订了三步走和第三步发展战略的目标，即到21世纪上半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党的十五大以来和十六大，又进一步将第三步发展战略再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从2001年到2010年，经济总量翻一番；第二阶段从2011年到2020年，经济总量力争再翻一番，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第三阶段从2021年到2050年，经济总量大体再翻两番，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