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精选(九篇)

第1篇：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古典政治经济学；关系

一、政治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兴起于 17-18 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近代政治哲学的诞生，而近代政治哲学是对古典政治哲学实行决裂和反叛的产物。近代政治哲学彻底修正了古典政治哲学对人性的理解，用人的权利取代德性和义务作为人性的新根基：文艺复兴时代人本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原来那些基于人性的欲望并非罪恶，而是一些合理的需要；启蒙运动的本质是通过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和传播把人天性中的自私转化为开明的自利，使之成为公民社会的稳固基础。

在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中，对社会的理解总是由哲人们从先验的观念论出发构造某种具有终极意义的人性概念和制度规范，比如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契约论思想，就是把政治社会视为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理性的创制物。大约从孟德斯鸠开始，近代政治哲学的方法发生了从先验观念论向经验主义的转变，开始考虑到地理、风俗、人口、贸易等物质环境因素对政治的影响。作为这次方法转向的重要结果，斯密以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取代传统政治哲学的先验建构，开创了西方学术史的新时代。现代社会是一个经济型社会，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就是现代社会的政治哲学，它绝不是一个与政治哲学完全分离的异质性学科领域，而是使经济取代伦理上升为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科学对社会的发现。“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它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作原理的理论平台上，探讨了资本积累与阶级冲突、生产逻辑与分配正义、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等一系列现代社会中的重大政治问题。以政治经济学为出发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身的逻辑与历史结构进行了更彻底的否定和批判。马克思认为，斯密的价值论包含着内在矛盾，这反映在其方法的二重性：一方面，他要研究诸经济范畴的内部的关联。另一方面，他又依照这种关联在竞争的现象中，在一个不科学的观察者眼里，并且在一个对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实际抱有私利的人眼里表现出来的模样，加以叙述。前一种方法正确地表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关联，马克思称之为“资产阶级体系的生理学”；后一种方法则只是对资本主义外在现象的描述。斯密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这种二重性产生了双重历史后果：前一种方法为英国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剥削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后一种方法则成为庸俗经济学和各种功利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社会主义理论，李嘉图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继承了斯密方法的革命方面，在揭示“资产阶级体系的生理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三、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

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存在方式的批判，资本主义的“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与政治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不是要提出一种新的关于财富生产的经济理论，而是要对政治经济学的财富理论予以根本性的批判，以此中止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自然规律”，实际地实现社会关系形式的变革。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经济的理论，这种批判拒绝回到政治经济学，然而恰恰相反，科学是一种对抗性的运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没有止步于对经济的实证分析，而是要在社会和历史的更大平面上，把实证研究引入到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和伦理批判这样一个总体性理论规划当中。它表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社会革命，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将扬弃资本主义，从而实现人性的复归。于此，马克思的工作以更高的政治诉求和理论思维回归到政治哲学的先验界面。“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马克思的这个论断表达了他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区别，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必然通往社会主义。对于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并非是不正义的，但却是非人性的，它处处表现为人类生活的异化状态。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生产体系，它建立在劳动力被当做商品进行买卖的基础上，结果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造成大面积的社会贫困，并使人的个性受到压抑。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形式与内容是分离的，从斯密到李嘉图，劳动越来越被实证化，最终仅仅视为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因素，这必然导致遗忘生产与人的生活、经济与社会制度的总体性联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和雇佣劳动的考察，则是要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更大平面上，勘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结构和存在论前提。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于这一见解：生产决定分配，消除物化社会关系不可局限于分配正义问题，必须诉诸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这既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观点，也是马克思超越早期社会主义者从分配正义入手所达到的新的理论境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与资本主义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自然才表现为服从于人的需要的力量。尽管如此，古代的观点仍然比现代崇高得多，因为它把人当做生产的目的。而现代观点颠倒了这种关系，把资本积累当成生产的目的。然而，自由王国只有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人之为人的自由并不需要为摆脱资本主义物化逻辑的制约而放弃现实中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占有，而是运用物质的力量将人性从物化逻辑下解放出来，变成自由的自主性。

第2篇：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两极分化;政治稳定;政治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008-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两极分化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两极分化是由经济发展引起的,但是却对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两极分化的视角来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关系。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两极分化,当前我国两极分化的形式又是什么样子。

    一、两极分化的内涵及在我国的表现

    什么是两极分化,传统经济学是指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即社会上少数人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剥削大多数人而引起的贫富分化现象。实际上这只能理解为狭义的两极分化;广义的两极分化应该是指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出现了悬殊程度很大的差别[1]。从本质上看,两极分化就是指贫富分化,本文正是在后一种定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但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社会问题。

    首先,从居民收入差别来看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两极分化。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居民收入差别、社会不平等程度。一般讲,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绝对平均,0.2——0.3为比较平均,0.3——0.4为一般可接受的不平等,0.4为警戒线,0.4——0.5之间为差距过大,0.5为两极分化。用这一指标来测量,国内有学者提出应以0.43为两极分化指标。如果我们取0.4——0.5的中间值0.45为临界值,可以说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形成。

    其次,从居民家庭财富占有差别来看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两极分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十五”期间,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2004年有60%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占城镇居民财产总额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所占比重仅维持在1%上下。据2006年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内地150万个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0%,中国已经成为财富较为集中的国家之一。在中国内地,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2005年比2004年增长18%,0.4%(约150万)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两极分化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并呈现出加速趋势。

    上面是我国两极分化的一些基本情况,从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当前我国的贫富两极分化是很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基本形成,而且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二、经济发展与我国政治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只有两极分化,还有其他方面,经济也可以通过其他方面对政治施加影响。两极分化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典型现象,其对我国政治的影响自然不可小视。

    (一)两极分化,是由我国三十多年的经济转型、经济发展所引起

    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市场经济充满了竞争,“优胜劣汰”随处可见。这是客观经济规律,任何人都不能违背。二是我国的体制和政策因素。我国反对平均主义的政策导向。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的格局,合理拉开差距,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实行了一部分人先富、一部分人后富的战略,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条件下,一部分人的收入迅速增加,贫富差距的出现不可避免。社会的二元化机构。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现代化也必然是“外生型现代化”,为了迅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我国采取了工业化优先的发展战略,把大量的资金和人力集中在某些工业门类上,对农业的发展几乎没有给予过充分的支持。据统计,1979—1994年,政府从农业大约取得了15 000亿元的收入,减去财政支农的3 769亿元,政府从农业提取的农业剩余净额为12 986亿元,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本是811亿元[2]143。对外开放和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政策。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央政府优先给予了沿海一些地方在财政方面的有利政策,给予经济特区在投资和贸易方面的有利政策,使得这一地区的比较优势得以迅速显现出来和持续。非公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非公有经济迅速发展,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的注册数量和注册资金都迅速增加,他们的财富在以很快的速度增值,成为我国贫富差距的主要社会力量。

    (二)两极分化,会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1.两极分化会直接威胁到国家的政治稳定

    第一,两极分化危害社会制度与政权的稳定。两极分化的发生,会降低民众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认同,引起政治思想的混乱,使人们产生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真实性的怀疑,对党和政府的权威性、合法性产生怀疑,从而失去对国家政权的信任和支持,这是对政治稳定最大的威胁。第二,分配不公、非法致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会危害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第三,两极分化,特别是地区之间经济水平与贫富差距的过分拉大,会削弱国家凝聚力、向心力,弱化中央政府的统一控制能力,影响民族团结,对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稳定造成威胁。贫富两极分化,历来就是社会政治不稳定的主要潜在经济根源。尤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积淀在人们心中的“均贫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潜在意识,决定了人们对贫富差距承受程度的有限性[3]171。

    2.严重的两极分化使我国大多数人集中在两极,而中产阶级的规模还比较小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产阶级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化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占主体的社会,既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也是一个民主化的社会。中产阶级是推动社会民主化的中坚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的两极分化,导致我国中间层比较小,但中下层比较大,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明显。各种各样的研究表明,中国的中产阶级尽管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是按照中产阶级标准,通过居民职业和收入来测量,中国的中产阶级仍然很小。

    由于中国的中产阶级还不成熟,许多学者认为政治变革推动者转向了中国的各个领域的企业家。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人数越来越多的“富人阶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但是也有学者怀疑中国新富裕起来的企业家是否能在影响民主变化上扮演资产阶级的角色。尽管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的企业家阶级仍然比预想的要弱小的多。在我国,先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由于其与政治特殊的联系,他们并不能成为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力量。所以我们只有寄希望于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两极分化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政治稳定,阻碍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民主化进程。

    (三)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与适时的政治体制改革

    1.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

    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政府不能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人民无法投入国家的经济建设。“很显然,起码的政治稳定是必不可少的,以便让经济社会中的每个成员规划未来并确信他们的报酬与其对经济活动中的贡献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很难指望一个社会在政治混乱、暴动,以及政权的变幻莫测之中会有大幅度的经济增长。”[2]237历史经验证明,政治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经济的飞速发展。

    在当前的形势下,真正的政治稳定就是: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经济全球化的平稳发展,使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稳固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法律政策的连续性,精干稳定的政府公务员队伍,以及行政指挥系统的有效与稳定。具备这些条件的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

    2.经济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变革和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生产关系任何一方面的改革,都一定会程度不同地影响到政治上层建筑,要求政治上层建筑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4]。经济体制改革在一个新的层面上深入,会引发、启动相关政治领域的改革,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要求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主要任务。正如邓小平曾反复指出的那样:“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5]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为提高经济体制改革的绩效,为经济改革扫除不必要的行政障碍

    3.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现代化过程中实现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途径

    亨廷顿说过,现代性孕育着稳定,现代化滋生着动乱。这是因为,只有最终实现社会民主化,才能实现现代社会所具有的高度政治稳定。只有政治民主化才能解决现代化社会中的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问题,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易发的权力腐败问题,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增多的政治参与问题,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政治权威的有序更替问题[3]271-275。顽固保守既定政治格局或者激烈呼唤政治革命,都会损害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是赢得长久的政治稳定的唯一正确途径。

    三、结语

    总而言之,两极分化是由经济发展引起的,但是同时它又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而反过来,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有适时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才能赢得长久的政治稳定,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

    参考文献:

第3篇：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公私伙伴关系；经济效率；政治价值；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政府治理

中图分类号：F014.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5-0016-06

一、引言

虽然公私伙伴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PPP）不是新鲜事物，但在过去几年里人们对PPP的兴趣却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长，而且PPP热潮有愈演愈烈之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英美新保守主义强力推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为PPP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和政治基础，旨在将其扩展到那些无法被私有化但又核心的公共服务领域。PPP模式允许公共部门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成本分摊到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而不是立即通过当年预算加以支付，而且一些成本还能以特许权经营模式转化为使用者付费。因此，PPP可以避免公共预算所带来的局限。正是基于这种推动力，PPP在20世纪90年代后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在进入21世纪后在世界范围内急剧增长，至今业已成为世界各国解决政府资金不足问题的一种主要形式。

PPP在理论上具有独特吸引力，其拥护者总结出三大优点：（1）公私部门合作能够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率[1]；（2）通过和私人部门合作，可以让公共部门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和经验[2]；（3）PPP作为一种创新方式，能够提高公私部门双方的灵活性[3]。一言以蔽之，通过公私双方的合作，既能克服的非效率和市场的不公平，让参与者都能在合作中互惠互利，又能为公民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最终达到“1+1>2”的效果。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关于PPP的优劣之分都难以盖棺定论。

二、另一种声音的挑战：PPP的批判

PPP在广受赞誉的同时，也受到明显的挑战。反对者的质疑首先来自于PPP定义的含混不清。一些学者认为，PPP只不过是一种具有“多重语义”的“语言游戏”[4]。对于PPP的本质以及到底包含哪些因素一直众说纷纭：一些研究指出，由于私有化和外包通常容易招致反对，而采用PPP则可以掩盖其战略和目标，因此从本质上看，PPP基本上等同于私有化和外包[5]。

另一些反对者将批判的眼光聚焦于PPP的缘起动因与理论目标之间的悖论。他们认为，推动PPP兴起的背后动因本身就使得PPP无法实现其理论目标。第一，各国采纳PPP的首要原因在于财政危机。由于缺乏基础设施建设的充足资金导致各国政府纷纷采纳推广PPP，但这种伙伴关系的“婚姻”并不是建立在“爱情”之上，而是基于金钱利益，因此很容易破裂[6]；第二，PPP是政治家和市场之间“浮士德式”的交易。这种讨价还价的短期利益和长期成本符合政治家的需求，所谓的伙伴关系不过就是政治家发明的语言游戏和政策工具，它赋予了政府新的合法性，却将当前的财政压力成本转嫁到未来的政府和公众身上[7]；第三，PPP是私人送给政府的“特洛伊木马”。PPP的最终结果通常和宣传中的相差甚远，这种伙伴关系带有明显的欺骗性，私人通常打着和政府分享权力的旗号最终谋得的只是自身利益[8]；第四，PPP是政治家在有限理性下的策略选择，他们选择PPP并不是基于对现有信息的全面分析，而是一些先入为主的假设[9]，想当然地相信市场的力量，但却违背了客观事实；第五，PPP并非自愿选择，而是世界机构的强行输入。PPP通常被世界发展机构（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视为第三世界国家城镇化进程中的关键策略，因此当发展中国家向国际发展机构申请项目贷款时，通常会受到后者强大的压力，以其采纳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开放自由市场作为交换条件[10]。

在实践中，也有不少研究着眼于世界各地PPP项目的失败。虽然PPP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发展只兴起于最近十多年，但根据世界银行对撒哈拉以南非洲48个PPP项目的统计，发现已有11%的项目都被取消或者出现问题①。在拉美国家中，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中有一半都被迫进行重新谈判[11]。PPP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已经发展了数十年，积累的问题更加突出。在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的发源国英国，PPP被视为“对纳税人的再一次掠夺”，私人公司被讽刺为“抢夺战利品逃跑的土匪”，伦敦地铁项目也因臭名昭著而被称为“肥之子（Son of Fat Cat）” [12]。而且，PPP并没有增加公共服务的提供总量，只是替代了原本应由政府建设的项目。在加拿大，PPP被视为“问题，问题，问题” [13]。在美国，案例研究也表明，一些PPP项目因合同成本和机会成本过大而不堪重负，天下并没有“免费的午餐”[14]。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南太平洋国家的情况也十分类似，PPP被认为“只是一种让政府购买新基础设施的‘信用卡’”[15]。

三、公私合作的经济风险：经济效率的隐忧

在理论上，PPP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提高经济效率，其内在蕴含着一个不言而喻的假设：由于盈利驱动是生产效率的主要动力，因此私营部门通常比公共部门更有效率。然而，这种假设在PPP合同框架下却会产生问题，因为私人部门不会因为效率而获得收入，而是根据PPP合同所规定的履约情况得到报酬。PPP合同所规定的履约要求实际上“固定”了私营部门的效率水平，公共主管部门失去了进一步在将来提高效率的机会。除了收入动机约束之外，PPP能否实现经济效率的障碍则来自于项目实施中高昂的交易成本。

一些研究都不约而同地指出，评估PPP是否提升了传统模式的经济效率非常困难，很难评估PPP是否实现了物有所值，也很难判断其是否能够更好地实现创新和风险分担，甚至在某些情况下，PPP的交易成本非常高昂。在英国，PFI备受诟病，一些研究认为它比政府直接贷款模式存在更高的成本和风险[16]，在一些医院项目中，PFI比那些非PFI医院的物有所值还要低[17]。Chong et al.（2006）通过对法国500个法律水务领域PPP的研究发现，一旦选择PPP后，消费者支出的费用会变得比平均高出很多，高昂的交易成本使得PPP失去效率[18]。Bloomfieldet al.（1998）基于对美国PPP项目的研究，发现PPP模式比传统常规融资成本至少要高出7.4%，并且这些成本都被转移给了社会[19]。爱尔兰的证据也指出，采用PPP方式建立的学校并没有比传统采购模式更加物有所值[20]。澳大利亚医院PPP案例也表明，政府通常会为合同签订之后的组织成本付出更多[21]。因此，PPP在经济方面的优势让人值得争论，而且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之所以产生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 风险难以转移。风险分担在PPP物有所值评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也一直是英国政府推行PPP的主要目标，而物有所值在很大程度上就基于成功的风险转移。但是，目前对PPP风险应如何分担还保持高度争议。在实践中，政府很少能够成功地将大量风险转移给私人。事实上，私人参与者可能比政府更加规避风险。原因之一便是私人通常直接面对后果的严重性。因此，私人会索取高额的风险溢价。而且，很多私人对政府项目中使用者相关的风险比较陌生，他们对需求不具有掌控力，政府的政策可能会影响需求。诸多案例都表明：那些试图转移风险的企图都是昂贵的，政府总是很难有效地运用PPP减低总成本和实现风险转移，私人公司并不愿意承担使用相关的风险，导致PPP通常比最初设计的时间都要更快解散，甚至PPP成为了私人将投资风险转移到公共部门的一种手段。

2. 合同成本难以控制。PPP的交易成本很大程度来源于PPP合同的基本特性，虽然合同可以分清不同合伙人的责任并提供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但PPP合同的复杂性、长期性、不确定性、不灵活性和不完整性都容易导致其交易成本十分高昂。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当项目具有较高的资产专用性、高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较低的竞争性时，通常会产生合同成本，而这些特性恰好都符合PPP合同。首先，PPP是一种长期的安排，需要复杂的法律程序和长期的合同谈判，这意味着需要大量的前期成本和时间延误。其次，PPP合同的长期性带来了巨大的不灵活性，即便一个以PPP形式提供的公共服务被取消，政府仍然需要对私人支付相应费用，如在英国，当政府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而不再需要以PPP模式建立学校后，仍然需要为其之前的x择承担财政负担[22]。再次，交易成本来源于合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缺乏合同管理能力的情况下，公私合作容易出现机会主义倾向。最后，PPP合同是一种不完全契约，依赖于各主体的行为选择，合同中不能预料到未来发生的所有问题，且随着越来越多的群体加入，管理的成本也会增加[23]。

3. 公私主体间目标冲突。公私主体间的目标冲突性也会导致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已有研究表明，组织之间目标冲突的后果是高昂的合同议价费用、机会主义行为、无法实现目标以及合作瓦解[24]。而实际上，公私之间确实存在目标冲突。私人和政府在进入一个PPP项目时，双方的目标都是不同的。政府是为公众进行项目投资，私人却将目标集中在利润上。进一步而言，私人的目标是希望在全合同周期中将利润最大化，合同的不完全性为他们提供了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私人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增加每一点回报，而不是降低政府的成本，甚至会增加政府成本，牺牲公共利益，最终导致“两个世界中都达到最坏结果”，既没有实现高的经济利益，又没有实现社会目标。

4. 政府能力不足。无论是管理合同还是转移风险，都需要政府具有相关的专业能力，因此交易成本和政府能力也息息相关。一个典型的PPP项目中包含投资人、政府、使用者及其他相关主体，由于和其他组织关系不同，因此需要有足够的管理技能。脆弱的制度和治理不善的政府，正如大多数非洲国家，会造成PPP“在实践中比理论上更加无效”[25]。如果政府缺乏合同管理技巧，则控制潜在的交易成本会变得更加困难。

四、公私合作的政治风险：传统政治价值的挑战

政府在做出PPP选择时，除了经济考量之外，政治因素也极其重要，最主要的就是减少政治风险。正如Hodge（2004）所言，PPP中的真正风险并不在商业领域，这些领域中的风险都被小心界定和管理，而是在政府领域[26]。政治风险主要包含对传统政治价值的挑战，如问责制、透明度和平等性的保护等问题。然而，目前研究过分地强调PPP的经济价值，却忽略了对其中政治价值的考量。在实践中，一些PPP项目只是“挂羊头卖狗肉”，政府在授权私人参与公共项目后，并没有履行原有责任，导致政治风险增大而非减少[27]。

1. 问责制。PPP最容易挑战的政治伦理是问责制。私人对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参与意味着政府将私人纳入公共决策体系，公众问责制也随之发生变化。在一些项目中，政府不仅没有维护公共利益，还使得问责制变得更加模糊。正如Monbiot（2002）非常严厉地批判英国的PPP是“由财政部指导的欺诈和虚假账目”，旨在批判英国政府没有代表公共利益。造成问责制缺失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来自于权力分享。既然公私双方共同组成另一个新的伙伴关系，权力就被双方分享，双方都可以声称正是这个新的伙伴组织应对结果负责，而非自身对合作的行动负全部责任[28]。其二在于合作的长期性。虽然政府在PPP中被认为应该“掌舵”而非“划桨”，但由于这种伙伴关系是一种非常长期的安排，随着私人参与权力分配，公共部门也逐渐失去了绝对的控制权，因此很难要求他们对结果问责[29]。其三来自于政府自身。原有的理论认为PPP可以解决腐败问题，但实际上PPP不仅不是治理腐败的灵丹妙药，甚至为腐败增加了新渠道。正如Mbeki（2012）所言，“南非的PPP是一种制度化的腐败。”[30]坦桑尼亚的一些PPP项目也被证明是政府腐败的产物[31]。

⒖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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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第5篇：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政党轮替 台日 政经关系 量化分析

一、引言

2000年上台，台湾实现政党轮替，逐步迈向政党政治，政党轮替之后在不同政党主导下的台湾对外关系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其日关系的变化尤其引人注目。一般来说，双边关系都是由相对独立、彼此影响的各种领域构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层面，其中政治与经济关系又是最为关键和最有影响力的领域，而政经互动也是各领域之间相互影响的最基本形态。本文主要探讨分析的便是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发展脉络及其互动影响。

一般而言，政经关系呈正向相关关系，政治关系亲密或冷淡会造成经济关系的发展或倒退，而经济关系的热络也可以促进政治关系的改善。基于历史、政治等复杂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一般认知是：执政时期，台日关系热络，则“政热经热”；而上台之后，台日关系冷淡，则“政冷经冷”。也就是说，政党轮替直接决定台日政经关系的好坏。但运用实证方法对台日政经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却发现实际情况有些不同。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发展脉络以及台日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是否遵循一般执政“政冷经冷”执政“政热经热”的普遍认知？如果不是，那么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是如何互动影响的？

二、研究回顾

冷战以来，可以看到国内外学界在台日关系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异常丰富，但同时亦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问题，主要表现为研究价值的政策导向，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薄弱等。值得重视的是，目前的台日关系研究仍然多从历史，经济，政治等单一学科的角度运用传统定性方法来展开分析，在跨学科、多学科以及多方法的综合研究方面尚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扩展，虽然在历史、社会、政治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上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例如陈奉林的《战后日台关系史》贾超为的《日台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川岛真等编著的《日台关系史：1945-2008》。但政治与经济作为人类社会关系两个基本领域研究似乎还少有学者对台日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进行综合分析。

对于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关系发展，具有国际关系视角的学者也多是概述性地分别论述台日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经济关系，例如臧世俊的《战后日、中、台三角关系》与吴寄南的《冷战后的日台关系》，而缺乏对于台日政经关系的复合研究，也缺乏实证方法尤其是定量方法的运用。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成熟，学界对于中美政经关系、中日政经关系以及两岸政经关系的研究逐渐热起来，例如刘江永的《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宋俊芳的《中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美经贸与政治关系的互动（1972-2002》以及单玉丽的《试析两岸政经良性互动的动能、瓶颈与策略》。而中日政经关系与两岸政经关系一定程度上都与台日政经关系相关联，因此通过实证方法对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发展以及互动进行深入分析也无疑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

鉴于此，本文主要参考“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并将其进行一定调整，在对2000年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治、经济往来历史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于2000年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温差进行了系统的定量研究，试图说明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影响互动情况。

三、2000年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梳理（2000-2013）

要研究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首先有必要对2000年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进行一定的梳理回顾。在此主要是从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两方面按年代来对2000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进行动态的梳理回顾，为了更直观地厘清说明2000年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发展脉络，笔者首先对2000年以来台日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中的一些重要事实进行概略性的论述，然后主要参照“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的基本指标，同时考虑台日政经关系的实际情况，使用访日“部级”官员以上人次、访台日本议员人次、台日贸易额、贸易增长率等量化数据对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分别进行统计描述，进而做出一定分析解释。

（一）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治关系发展

概论而言，相对于李登辉时期台日政治关系的稳步前进，21世纪以来台日政治关系整体呈现出曲折波动的发展脉络，2000年上台执政之后，一方面延续了李登辉的亲日政策，但另一方面没有党内牵制的为了加快实现其“”理念，在发展台日实质关系上又积极突进，丝毫没有顾忌，积极强化台日军事安全合作的密切联系，极力寻求日本对其“”路线的支持，企图以突破对日关系来抗拒“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压力；2008年之后，基于个人以及内部传统的反日情结，马政府提出“亲美、和中、友日”的外交策略，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台日关系的压缩，于此背景下台日政治关系发展也产生了新的变动。同时，冷战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的加剧，也使得台湾在新世纪日本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逐渐突出，从而也对21世纪以来台日政治关系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另外，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以及美日台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台日政治关系的发展还不可避免受到中国大陆与美国因素的影响。

关于如何描述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治关系的发展，笔者主要是通过统计双方“政要”互访情况来进行说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台日之间正式的官方外交关系也随之断绝，按照“七二体制”，日本与台湾分别成立“交流协会”与“亚东关系协会”，作为双方发展非官方实质性关系的主要机构。但冷战后，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台日之间进入了重视政治交往，不断提升实质性政治关系的新阶段，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的上台，台日双方“政要”之间的直接互动日益频繁，而“政要”互访交流也逐渐成为台日之间维系与发展实质性政治关系的重要渠道，也是体现双方实质性政治关系的主要内容。

对于政党轮替以来台日之间的“政要”互访情况，在参照“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的基础上再结合台日实际情况，本文选取了三个指标来进行测量：一是台湾地区访日“部”级以上官员人次。主要包括台湾地区前“总统”（正副）及“总统府”秘书长（正副》、“五院”院长与秘书长（正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正副）、各县市县市长、以及“行政院”下设之涉经济、内政、外交、国防的重要部门、委员会之行政首长，不包括“中央”研究院、故宫博物院等基于特殊职能而设立的“独立机关”首长。另外国、民两党党主席因其特殊性也计入此类；二是日本访台前阁僚或一级地方政务首长人次访台前阁僚的指标均以统计当年之前曾担任过阁僚职务为准，且不包括前内阁总理大臣（正副）；三是访台议员人次。台湾地区注重对外开展所谓的“国会外交”，即通过“国会议员”之间的交流来开展“外交”工作，本文主要选取应邀访台的日本议员人次来作为所谓“国会外交”的测量指标，因台湾之“访日议员”其实往往难以受到日本官方重视，其对台日实质性政治关系的影响有限。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华民国外交年鉴”，“中华民国外交部”网站以及日本新华侨报网。

在用以上三个指标来衡量台日政治关系的时候，还要考虑不同指标影响台日政治关系的权重因素，访日“部”级以上官员人次访台前阁僚与一级地方政务首长人次的权重相当，而访台日议员则权重最低。因为应邀访台日本议员虽然人次众多，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实际对于台日实质性政治关系的影响并不明显，很多年轻或者资历尚浅的日本“议员”，其实主要是跟随“前辈”过来学习或者寻求高规格特殊待遇的满足感。若有人同时满足议员与前阁僚或一级地方政务首长这两个条件，则把他计为前阁僚或一级地方政务首长而不计为议员。具体来看，2000年至2013年台日双方“政要”互访情况列表统计如下。

从表1来分析，执政时期，台日之间“政要”的互访交流普遍都较为频繁，访日“部级”以上官员加上访台前阁僚或一级地方政务首长的人次基本都在15以上，访台议员也多在50人次以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执政时期台日政治关系的亲密。但是，也可以看到，其间双方“政要”互访并非一直都非常热络，中间亦出现过一定的冰冻期，2004年台日“政要”之间的互访次数相比其他年份大幅度缩减，“部级”以上官员或前阁僚，地方政务首长之间的互访不到10人次，而访台议员亦只有20几个，台日政治关系陷入低谷。归其原因主要在于2004年不顾海内外各方强烈反对，执意推动“公投”以及“公投入宪”，试图挑衅两岸关系分裂国家，造成台海一度处于紧张局面，而日本虽然新世纪以来一直在推动强化台日关系，但^不期望台海出现不稳定因素，早在2013年底日本政府就对“公投”表示过忧虑，最近关于实施“公民投票”及“制定新宪法”的言论使两岸关系产生紧张。从台湾海峡及本地区和平稳定的角度，日本对此感到忧虑。日本认为应避免目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希望遵守就职演说中所做的“四不一没有”的表态”。为了避免被拖入台海“风暴”，2004年日本政府明显减少了与台湾当局之间的政治交流，在政治上与台湾当局保持一定距离。

2008年上台之后，台日“政要”互访交流状况相比时期有明显降温。2008年虽然5月才“就职”，但双方“政要”互访频率较2007年有明显回落，访台日议员同比减少一半以上，再加上“联合号”保钓船事件的爆发，2008年台日政治关系开始明显转向。2009年由于“斋藤失言”事件的发酵，双方“政要”互访状况更是跌入低谷，“部级”以上官员或前阁僚、地方政务首长之间的互访只有9人次，而访台日议员也只有30多个。2009年至2013年，台日碚B级”以上官员或前阁僚，地方政务首长之间的互访人次一直未上20，亦反映了执政以来台日政治关系整体处于低谷状态，但其间也出现过一些波折变化。2010年之后，随着美国加快推进实施其“重返亚太”战略，着力巩固美日台同盟关系，2010、2011年台日之间“政要”互访人次有一定增加，显示出日政治关系有缓慢改善迹象。2012年在中日争端升级背景下，两岸联手保钓态势凸显，台日“政要”互访人次也随之减少，台日政治关系明显回落，而2013年在美国主导下台日实现初步和解，双方以民间机构名义签订“台日渔业协议”，台日政治关系又有所好转，2013年台日“政要”互访人次增加反映了这一点。

（二）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经济关系

由于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战后以来台湾与日本的经济关系一直非常紧密，虽然在1970年代台日经济关系因政治外交原因受到一定冲击，但整体来看一直维持持续发展的趋势。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变迁，台日经济关系亦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在此主要选取贸易总额、同期贸易增长率等指标，通过统计这几个指标的变化情况来说明政党轮替以来台日经济关系的发展脉络。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华民国经济部”国际贸易局经贸资讯网的统计资料。

冷战之后，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大背景下，台日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双方经济关系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后，在台日各自经济状态长期疲软的背景下，台日经济关系发展有明显变化。执政时期，2001年由于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台日贸易额出现严重负增长，从2000年的551.56亿美元降为386.07亿美元，锐减30%（见表2），之后台日贸易额虽然逐步恢复上升，但直到2004年才恢复2000年贸易水平，达到568.24亿美元，2004年之后贸易额上升速度渐趋下降，2007又降为负增长，为-1.28%（见表2）。2008年上台之后，台日贸易额除了2010年受到区域经济环境作用有明显增长之外，其余年份不是倒退就是停滞，台日贸易增长率基本维持在负增长或者低于5%水平，分别为2.902%、-20.807%、0.336%、-6.432%、-6.928%、-1.748%（见表2，图2）。总体来看，21世纪以来，台日贸易额虽然仍维持一种增长趋势，但整体处于一种徘徊前进的状态（见图1），2000年至2014年14年间台日贸易总额增长不到4n亿美元，增幅仅有7.1%

从台日双方贸易额来看，2000年政党轮替以来台日经济关系虽然有一定发展，但整体呈现出一种低迷前进的态势。按不同执政党来看，执政时期台日经济关系虽然有过短暂高速发展时期（2003、2004），但很快就回归低水平，其余年份亦主要是保持一种低速前进或倒退状态。而2009年上任以来，除2010年之外，台日贸易额基本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凸显出台日经济关系的持续低迷。

四、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互动分析

关于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影响与互动，基于表象的认知一般认为执政时期“政热经热”，而执政时期则“政冷经冷”。但是，实际来看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互动可能并非如此简单。因此，在对2000年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的基本发展脉络有一定认识之后，进而有必要对2000年以来台日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之间的影响互动进行具体的研究分析。

参考“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笔者首先把政治经济关系冷热状况划分为冷凉温热四种程度，并设定与四种冷热程度相对应的参照值表，在设定参照值的时候，本文一方面参考了“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的设定标准，同时更充分考虑了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治、经济关系的实际状况。其次，在上文对于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分别选取指标进行测量统计的基础上，笔者对于统计的相关数据进行进一步处理，按照参照值表将整理的数据结果进行对应组合，对台日政经关系进行复合定位，实现对台日政经关系的温差测量。最后，再根据测量所得的台日政经关系温差情况表，进一步对台日政经关系的温差现象进行分析，从而说明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互动情况。

（一）参照值的设定以及相关数据的处理

具体操作而言，在政治关系衡量方面，首先需要设定与政治关系冷热程度相对应的参照值表。参照“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中的中日政治关系冷热程度参照值表（见表4），笔者基于中日邦交正常化台日政治关系的特殊性，并充分考虑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治关系的发展状况（见表1），选取主要官员互访与访台议员两个指标设定了台日政治关系冷热程度参照值表（见表5）。

设定好政治关系冷热程度的参考值后，还需要把先前统计的台日政治关系数据进行一定处理以便于对应参考值表（见表6）。

对于经济关系的衡量，也需要先设定参照值表，同样参照“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中的中日经济关系冷热程度参照值表（见表7），然后结合台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选取贸易增长率、台日贸易总额增长率与台湾外贸总增长率之比较，以及日本对台投资额增长率三个指标将台日经济关系设定出冷、凉温、热的参照值（见表8）。衡量经济关系的参照值设定完成之后，同样需要将上文梳理政党轮替以来台日经济关系发展所统计的台日经济关系数据进行一定处理，并通过查询“中华民国经济部”投资业务处统计月报搜集台湾对日投资额增长率的数据作为补充，以得到参照值表所需要的经济数据（见表9）。

（二）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温差测量

在参照值设定完以及数据处理之后，可以将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相关数据与设定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冷热程度参照值进行一一对应，从而对不同年份的台日政治关系c经济关系做出冷、凉、温、热的定性区分。但是，在具体定性操作过程中要根据台日政经关系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衡量。

在根据相关数据对台日政治关系进行定性界定的时候，若指标数据间发生冲突时，主要是关注指标的权重因素，主要官员互访人次相对于频繁的访台议员人次更能反映台日政治关系的冷热程度，因此一般是以主要官员互访人次作为主要判断依据，但同时也要充分考虑不同年份的实际情况。具体来看较为特殊的情况如下，2000年台日主要官员互访20次，满足该指标的“政热”条件，但访台议员只有34次，远低于该指标80次的“政热”条件，因此综合下把2000年看作“政温”，2008年与之类似：2010年主要官员互访11次，属“政凉”，访台议员63次，属“政温”，按权重大小该年应定为“政凉”，但考虑到2010年主要官员互访中有两位极具影响力的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与安倍晋三，因此把2010年视为“政温”，同样情况的还有2012、2013年，2012年访台议员人次为62，主要官员互访中包括日本前首相、“首相制造者”森喜朗，2013年访台议员人次为96，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菅直人相继访台，因此这两年的政治关系定位都往热方向上调一个程度。在经济关系的指标上，若贸易增长率与对台投资增长率或与台湾外贸增幅比值发生冲突时，则一般以贸易增长率为主要参考依据。

最后，在对不同年份台日政经关系的冷热程度进行定性区分之后，还需要将结果进行组合，从而完成对台日政经关系的符合定位，得出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温差情况表，进而说明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互动情况（见表10）。

（三）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温差分析

根据2000年至2013年台日政经关系的温差一览表，可以把“温、热”视为同一方向即正向，“凉、冷”视为同一方向即负向，通过观察发现2000至2013年14年间有8年台日之间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呈现一种反向状态，即“政冷，凉，经热/温”或“政热/温，经冷/凉”，也就是说政党轮替以来台日关系“政经分离”的态势明显，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相互之间的影响互动并不十分强烈

为了更直观地说明情况，可以依据台日政经关系温差一览表描绘出台日政经关系的温差曲线图（见图3）。参见图3，可以发现：2000-2002年，台日政治关系持续热络，但经济关系却急剧下滑，2004年台日政治关系跌入低谷，而双方经济关系却处于高峰；2005-2008年，台日政治关系持续繁荣，但经济关系却持续下降：2010-2013年，台日经济关系持续走低，但双方政治关系却徘徊在不热不冷的温凉状态。

进一步来分析2000年以来台湾政经关系之间的互动影响，可以分别研究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治关系温差以及经济关系温差的变化情况。首先，2000年以来台日政治关系温差的变化明显受到政党轮替的显著影响。2000年至2008年执政时期，台日政治关系基本保持在温热状态，而2008年上台以来，台日政治关系出现急剧下滑，2009年跌入低谷，之后虽然有所回升反复，但始终难以突破政温状态。同时，在“民热国冷”的基本态势以外，台日政治关系温差受中国大陆与美国因素影响也出现了一定波动变化。有如2004年由于的“公投”逆施导致两岸关系紧张，从而使得台日政治关系陷入“政冷”状态，2010之后，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影响下，台日政治关系时而回升至“政温”状态。

其次，2000年以来台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受政党轮替的作用不明显，不论是还是执政，台日经济关系的温差变化整体都表现出走冷的趋势（见图4），换言之2000年以来台日经济关系发展受到政治关系影响不大。进一步来分析，台日经济关系的整体走冷趋势主要源于双方的经济发展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与日本的经济发展就开始逐渐下滑，而21世纪以来双方各自的经济状况仍然长期维持低迷甚至一度恶化，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地改善，再加上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台日经济关系自然难有很大进展；另外，由于受到相关政治因素全球与区域经济环境的影响，台日经济关系持续降温阶段，也在2003、2004以及2010年分别出现短暂的“经热”状态，但在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台日经济关系很快又走入低迷状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日益密切，台日经济关系不可避免受到冲击，2010年两岸签订ECFA之后，台日贸易额一直维持负增长或零增长状态。

综合来看，2000年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治与经济关系发展总体呈现出分开运行的轨迹，政治与经济关系之间的互动影响并不十分突出。具w而言，一方面，台日政治关系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党轮替的直接作用，即执政时“政热”，执政时“政冷”，但同时亦深受中国大陆与美国的影响，另一方面，影响台日经济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还是台日各自经济发展状况、全球与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等经济因素，虽然短期内亦可能受到政治因素的作用，但长期来看台日经济关系发展态势主要还是由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而决定。

四、结论

通过实证研究，对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进行梳理以及温差的测量分析之后，可以发现台日政经关系之间的互动影响其实并不明显，并非完全符合执政时“政热经热”，执政时“政冷经冷”的一般认知规律。从大体趋势来看，21世纪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呈现出一种从“政热经冷”（执政）到“政冷经冷”（执政）的走向。归其缘由，主要是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治与经济关系各自区别的发展轨迹，纵览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发展脉络，虽然有一定联系存在，但政治、经济各行其道才是台日政经关系发展的基本主线，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各自遵循本身的发展规律。

第6篇：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范文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演变

起源于17世纪初期的术语，“政治经济学”在未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基于政治经济学发展历程，以下笔者将着重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分流、复兴。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政治与经济量大领域之间相互联系

与相互制约，这种思想早在古希腊城邦学中就已经存在。其实，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说，政治与经济具有密切的关系，两者相互影响，合理的调整经济、做好政治工作，才能真正促进城市发展。就像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在《雅典的收入》中阐述的一样，城邦国家经济问题的存在，需要借助政治的力量来协调和解决。于1662年威廉配第出版的《赋税法》中说阐述的政治经济学，才是真正创立了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但是威廉配第并没有在《赋税法》中完整的、详细的阐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直到1776年才被创立，源于亚当斯密出版的《国富论》。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流

对于经济学的独立划分，约翰穆勒应当算是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是将“公权”和“私权”划分开来，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共事务的处理。受此影响经济学的研究就越加独立。穆勒之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分为个人理性的假设和对市场交换的研究。真正使古典政治经济学分离，是于1871年的边际革命，也就是利用边际效用论代替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在此之后政治经济学逐渐走向边际化，而马歇尔在1890年提出的《经济学原理》真正将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分离出来。

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就相当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流。古典经济学理论构筑，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形成的，与此同时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演化政治经济学。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批判地集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部分研究成果，同时延伸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进而提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演化政治经济学是从凡勃仑的经典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学科》开始的。的确，凡勃仑阐述的是演化经济学内容，但是其实质就是演化政治经济学。

(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

再次复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应当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将经济、政治分属于不同学科。但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市场调节作用受到质疑，此时凯恩斯经济学的应用调整了市场，纠正了市场缺陷，因此经济人士和政治人士纷纷认识到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在此之后积极进行经济学研究，也是某种程度上将经济学推向政治经济学。

20世纪40年代，因国家问题，通过经济学的运用得到了解决，同时提出了不同的政治经济主张，有事起选择机制和宪法设计的性质上。此时可以显现出，经济学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涉及了政治，这为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60~70年代，政治经济学开始复兴，一些学者称之为新政治经济学。的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以经济和政治整合研究为特征，但是其不同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进行政治与经济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借助现代经济学的技术工具去分析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二、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比较

(一)政治经济学概述

1.政治经济学概述

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概述，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说明，我国学者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提出的不同的阐述，如黄新华认为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与个人、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政策选择、发展、环境、国际组织、经济一体化等问题。而李增刚则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至少把政治、制度、法律等因素排除在外，并采用经济学的假设、原理及工具分析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因素范围。虽然，对政治经济学的阐述不同，但所表达的政治经济学本意是一样的，即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以政治和经济的整合为前提，在此前提之下经济方面的研究考虑市场机制和物质利益等因素驱动下个人选择问题，而政治方面的研究是考虑权利约束、国家制度、个体权利冲突下集体选择问题。（2)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虽然比较广，但是从分支的研究特点来看，主要包括政治的经济学和经济的政治学，前者是以政治为研究对象进行经济分析，后者是以经济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经济发展对政治因素的影响。（3)政治经济学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来分析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经过深入的研究可以了解国家与经济、经济主体与经济结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制度制定，可以为政治与经济模型重构奠定基础。

2.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特征

(1)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包括：政治主体行为自身利益与有限理性并存。也就是假设经济人，其目的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在政治经济学中出于对经济人自利的考虑，会对公民的政治主张、政治制定者的行为，甚至是国家行为予以分析；稳定偏好，假定个人偏好稳定，那么在政治经济学中，个人偏好是一种可以自然显现的信息，政策制定者不仅能够掌握这一信息还能对其加以利用，这就意味着政治主体被设定为缺乏调整偏好动机的特征。

(2)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包括，个人主义方法论，也就是个人主义方法始终贯穿于政治经济学，基于个人层面，依据个人的个性、目标、信念等对社会现象予以阐述。逻辑实证主义，是以以上假设为前提，进行逻辑推演，得出结论，证实假设是否成立。虽然，逻辑实证主义古典理论，但其在政治经济学中依旧可以科学、合理地应用。

(二）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内涵

1.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内涵

对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内涵阐述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在上文的分析中，已经说明演化经济学中，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长期存在，使演化经济学倾向于经济领域中市场过程的研究和经济与政治整合的研究。但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重点倾向于经济和政治整合研究方向，所以研究对象为经济和政治整合研究，研究方法是以演化经济学和演化政治经济学发展理论为基础，借助相关方法和手段以展开深入的研究。

(2)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中“演化”的含义。出于对政治经济学和新演化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考虑，在此借助何梦笔所研究结论来理解“演化”：其一，基于政治经济的不确定，关注政治经济知识的出现与扩散。其二，重点强调政治变迁的冲突和非均衡的作用，以关注政治经济主体与组织之间的动态竞争；其三，借助多层次等级选择理论，多元分析演化力量作用对政治一经济体系的影响。其四，多层次分析演化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应用的工具，进而确定其研究对个体行动的约束。

2.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特征

(1)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对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政治主体行为呈异质性并以有限认知为基础。也就是认定政治主体的行为是受认知模式所影响的，在个体学习或环境的变化下，政治主体的行为将发生一定变化;偏好的动态变化及政治观点的形成。也就是政治主体的偏好具有动态性，可能因为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及其他实体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政治主体的偏好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了政治观点。

(2)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注重群体思考，同时个体思考优势重要的演化分析核心特征，所以，应当基于个人主义，对个体的异质行为进行重点分析，进而明确个体的独特政治观点。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批判实在论，也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逻辑实证主义进行批判，将社会定义为经验和时间的构成，进而重新定义经济行为及理解经济主体的政治观点。

(三)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比较

基于以上对政治经济学和新烟花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比较。

1.理论框架特征比较

基于以上对政治经济学和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概述和理解，在对两者进行理论框架方面比较中，设置了表一来比较说明两者的理论框架特征。

2.相关概念的比较

两者相关概念的比较，包括利益集团和战略集团的概述，在政治经济学中，对于利益集团的概述是以实现成员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视利益集团为企业，组织者为企业家，集团成员为消费者，如此通过利益集团的成立，目的在于为成员提供服务。战略集团则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制定一系列战略，以赢得利益。在演化政治经济学中，对于战略集团的概述，是政治个体组成，进行集体行动，进而发挥作用；对利益集团的概述，则是回归到个人成员上，从经济角度分析个体层面。对于政治企业家的概述，新政治经济学，将其视为利益集团的组织者，负责集体行动，在新演化政治经济理论中，政治企业家则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集体行动。

三、新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综合应用

基于以上内容的分析，将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经济学综合应用，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相同，为实现两者综合应用提供的理论支持是相同的。但是两者之间存诸多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两者综合应用效果，对此应当同均衡分析法和演化分析法,对两者进行调和，也就是提出两者综合应用假设,在此基础上设定核心概念、解释逻辑等，进而使两者可以综合应用。基于此，利用均衡分析和演化分析调和两者之间的差异，使其两者可以有效的应用。

四、结语

第7篇：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中国政治；政治经济化；基本特征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4-0164-02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政治理论的发展与经济文化的建设上来，并制订了一系列促进两者发展与完善的措施。通过对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研究大致经过了翻译介绍西方理论、套用西方政治发展理论、重新审查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四个阶段。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仍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为加快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中国的国家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必须要就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经济是政治变革的动力与制约因素

在人类社会众多的活动中，经济活动是最主要的，但是在社会的实际发展中，经济活动始终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与欲望。究其原因，在于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无止境的，但提供和满足人需求和欲望的经济资源却是有限的，两者间的矛盾是人类发展过程中难以回避的。为此，需要利用一定的方法、手段或途径对人的无限需求进行一定的规制与约束，从而使有限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并始终保持人类社会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正常、有序运转。而上述中所提到的方法、手段或途径其实就是人们所制定的各种制度、标准、准则等，具体表现为政治制度、宗教制度、伦理道德准则。在此可以看出，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创造的主要动力，也就是说但凡与经济活动相关的各种经济关系都成为了社会经济变革的根本动力。

但同时，经济又是制约政治变革是否成功、是否合理、是否有效的制约因素，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政治变革的方向必须始终与经济形态的转型和发展相符；其次，政治形态的合理边界是由不同经济形态对政治管理的需求程度来决定的；最后，所有历史时期中的政治活动的目的都是恢复、发展、繁荣经济生产活动。而经济对政治变革的制约因素其实还体现在一旦政治违背了上述任意一点，都将损害国家经济的发展，甚至造成政治混乱。

（二）政治是经济发展的引导力量和服务工具

任何一种经济活动都具有较强的自我保护、非理性发展趋势以及存在主义的历史惯性。就封建社会中的自然经济来分析，如果任由其自生自灭地发展，其会永远陷入到“土地相对平均分配―土地兼并加剧―土地日益集中―人地矛盾逐渐激化―被迫进行改革或爆发农民起义”的历史交替中，而这从中国封建王朝的更替周期中就足以证明。

在社会权利体系中，政治权利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政治作为引导和服务经济发展的力量与工具，其主要体现在对经济“量”与“质”的影响上。所谓“量”，其实是指通过利用政治权利来改革社会体制，从而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所谓“质”，其实是指政治活动的运行应当满足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并不断调整使自身适应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实现经济“质”的提升。

二、政治经济化是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

从社会结构来说，经济决定了政治这一上层建筑，而政治存在的本质是服务于经济的发展。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政治为经济的服务程度与经济的发展形态关系密切。若经济形态越高级、越复杂、越先进，那么政治为经济的服务程度就越高，必要性也就越强。当代社会，工业经济与后工业经济占据着主导，不管是从范围、深度、广度等各方面来说，经济活动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水平，而伴随经济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在经济发展中需要的金融资本、技术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等资源要素也就越复杂，这时资源的稀缺性也会越发明显。从这不难看出，当前全球的政治活动都面临各种管理任务增加的问题，由于这些任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紧密，因此促进经济发展便成为了全球各国家政治活动的中心任务，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化成为了当代政治活动的内在属性要求与基本特征。

从客观上来讲，政治经济化已经是各国政治活动的普遍特征，但由于国情、国家性质的不同，政治经济化运行机制及具体表现形式在不同国家也是不同的。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政治由资本主义力量来主导，这时的政府实质上成为了资本家的“雇员”，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对社会主义的中国而言，其政治体系的构建是在长期的革命和战争中按照“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原则自上而下形成的。虽说中国政府的目的是为解放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但由于经济资本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作用，使其始终无法脱离国家的引导与规制，因此其并不能成为主导国家政治的力量。

当代中国的政治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即先由国家为适应一定阶段内的经济发展需要而提出一个中心任务或目标，然后由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各级国属社会组织、各级国家机构、国有企事业单位、国家宣传机器、教育机构等在学习这一中心任务或目标后，依照、围绕这一中心任务或目标，在各自职能的引导下开展相关的活动与工作，并最大限度调动各方力量与资源来实现这一中心任务或目标。比如，中国曾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就对弥合、转移了中国内部各组织、团体、群体间的矛盾，使其协调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正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内涵及特征。

三、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

（一）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积极影响

从上述的分析中不难看出，随着社会发展的深入，政治经济化是必然的需求，更是推动中国政治合理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并引导中国政治经济朝着更专业、科学的方向发展。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已经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发展规律和条件，而这也进一步影响了政治经济化和政治体制的发展与形成。基于现实情况可以看出，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实受限于诸多因素，而只有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才可根本上提高政治经济的发展水平。从当代中国经济体制的规律性与科学性角度来看，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科学、专业政治活动；而从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来看，不管是思想、邓小平理论，亦或科学发展观等政治思想，都建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因此，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科学化、合理化、专业化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和特色政治模式的影响，需准确把握中国的经济体制发展特点。从当前来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实现既有的、未经过政治改革而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因此要求必须坚持政治经济化发展方向，以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原动力与保障。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政治体制逐渐由传统、单纯的直接管理转变为多元、综合的管理，且政治经济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政治中所用的语言体系、主要议程以及运行手段变化更加明显。

政治经济化的发展不但推动了当代中国政治参与主体的变化，而且还使参与主体的数量得到了不断扩充，并跃升为提高参与对象积极性的重要方式；同时，其还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包含的与法制建设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由、交换、平等以及法治等内容的发展是以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为依据的，可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的动力在于政治经济化。

（二）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消极影响

政治经济化在推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推动政治科学化、专业化发展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等积极影响的同时，还给当代中国政治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第一，虽然政治经济化为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保障，但其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治体系运行的安全与稳定。且随这政治经济化的不断发展，在短期内政治参与诉求的效益得到了大幅提高，这使原有的政治体系受到了一定影响。第二，多元化政治理念在传播的过程中也造成了政治体系在意识形态上的不确定性。

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不但要清楚认识并利用好政治经济化带来的积极作用，更要重视其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在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必须要客观对待、冷静面对，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目标，又要保持政治改革事业的继续前进，并正确认识、处理、发展好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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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范文

一、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国家为中心

国际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及其分布的学科。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因素(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家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因此，把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研究的动力，是对权力来源和运用的分析。从本质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考察的就是权力和财富之间的互动。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二者互动的内在机制可以归纳为回答三方面的问题[1]:首先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吉尔平相似，英国学派的苏珊斯特兰奇也对权力的结构作出了解释[2]。她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传统权力政治的范畴，结构性权力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结构组成。这是斯特兰奇对财富与权力转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论[3]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4]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突破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领域，把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金德尔伯格[5]和吉尔平所主张的霸权稳定论，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涉及财富与权力的转换关系，但是这种理论作为早期IPE的探索，把经济现象纳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为政治与经济在学科上的统一做出了努力。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论引入了国际机制的研究视角，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论研究市场经济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影响，则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搭建了桥梁。不过，依附论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理论模型上，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地位的变更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同样，这一理论也无法让人信服地理解财富和权力转换的途径和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理论，主要目的是从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中仅靠政治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但是，由于传统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学的痕迹，落入以国家为中心、由内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把国家视为统一、抽象的变量。政治学研究对象中的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处于单元层次的变量[6]。无论是现实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都以国家利益为分析对象。他们假定，国家中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成员，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是一致的。因此，在传统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中，国家是统一的整体。即使是肯尼斯华尔兹本人，也无法要求研究者区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不同变量，更不可能继续对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层次进行区分，

(2)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唯一决定者。传统政治学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关系几乎完全由国家自行决定。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学者们更多地把注意力依旧集中在国内政策、条件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影响上。

(3)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基本稳固，一个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国际分工决定了它在体系中的位置。各国政府通过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计划，可以满足本国选民的需求，并促进国内充分就业，同时无须放弃对稳定国际经济所承担的义务。国内经济自主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准则之间协调一致，是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国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7]。

但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极大地挑战了这一时期的IPE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的情况受到了挑战。商品、货币和资本频繁的流动，使得国内和国际越来越难以截然分开，社会对政府要求提高，各国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开始下降，各国经济的类似性不断增加。“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公众和私人的需求远远比国家满足这些需求的经济能力增长得快”[8]。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本属于各国内部的经济管理事务，越来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国际范畴内新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挑战。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逐渐发现，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响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场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开始出现了由外而内的逆转。

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不能忽视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彼得卡赞斯坦( Peter Katzenstein)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9]中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 Peter Gourevitch) 。他提出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领域视国家为单一行为体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的中介环节，从而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而内转型的基础。

不过，卡赞斯坦、古勒维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最终在9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如今的国际经济学者认为:“如果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我们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10]。

国际政治经济学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基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尽管IPE的兴起是为了把现实主义抽象掉的经济变量和非国家行为体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依然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不能例外，无论是吉尔平或是斯特兰奇，都是现实主义学者。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注意力，依旧集中在解释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上。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理论和依附理论，都以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处于紧张状态为前提假设条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66wen ki@v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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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环境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贸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体化公共产品的建立，使得国际贸易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国际资本市场大幅度扩张，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可能性增强。这些变化，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有些影响比较明显，比如出现关税同盟，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些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在国内政治领域意义更为重大，如跨国行为体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利益群体同盟的瓦解与再结盟等。海伦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国际化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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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从理论上突破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范式，转而从市场与国家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当下的国际关系。从大的研究路径而言，由外而内的IPE理论分为两类:一类以国内结构作为变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国内结构对国际力量作出什么样的不同反应;一类以国内行为体的经济立场为变量，分析利益群体的政策偏好，采纳和推行不同的贸易政策应对国际力量。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论:

1.“颠倒的第二种设想”[12]

在华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设想中，第二种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体制差异对国际冲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维奇认为，将这种设想“颠倒”过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体系不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而是后者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是:首先，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其次，把国际力量作为国家制订政策的环境因素。

古勒维奇是在分析经济危机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经济政策的影响时提出这一假设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之后的二战期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大萧条之前，各国都从经典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曲线变动来制订政策。因此，当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各国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价，削减成本，减少投资，其结果是工人工资降低，抑制了购买力，并进而引起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在此情况下，各国开始探索不同的经济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贸易的英国开始贬低英镑的价值，对进口设置关税壁垒，提高政府补贴，并对工业提供一定的补助。瑞典、德国和美国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们还开始应用经济学理论探索新的政策，这就是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拉动内需和宏观经济调控。

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13]。

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古勒维奇的探索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但是他的假设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者提供了这样几点启示: ( 1)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在面对同样的国际经济环境时，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应;(2)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具有特定的规律; (3)国内利益群体与国际力量的结合，有可能产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结构。正是在“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的基础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型的方向。

第9篇：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范文

从市场在配置社会经济资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来看 ,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社会 上 ,但现行宪政民主却基本定型于计划经济社会。因此 ,现行宪政民主对于市场经济社会 ,难免存在不完全适应的情况。所以 ,现行民主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 ,但如何调整呢 ?笔者拟根据经济与政治间的互动关系原理对此作出尝试性回应。

一

我国市场经济社会有两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是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特征 ,主要表现为宪法序言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宣告 ,第 6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 ,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宪法修正案第 5条关于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宪法第 8条第 2、3款、第 9条第 1款以及第 1 0条第 1款的有关规定等 ,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称为基本经济制度特征 ;其二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特征 ,主要表现为宪法修正案第 7条关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 ,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非本质性特征 ,称为经济体制特征。市场经济社会的体制性特征的各种具体属性是有关经济体制自身固有的东西 ,不论姓社姓资 ,只要发育水平相等 ,它就有相同的经济属性。但这并非与基本经济制度毫无关系 ,事实上 ,后者虽不能决定其有无 ,但却主导或限制着它们的作用力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 ,“第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而决定产生的社会结构 ,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 “任何民主 ,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 ,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 ,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3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 ,是由该社会中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它可以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 ,也可以阻碍其发展。

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 ,是一种协调国家权力所有权 (在实践中表现为公民权利 ,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公民的政治参与 )与国家权力行使权 (在实践中体现为国家权力 ,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国家权力的配置 )的方式 4。根据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 ,我们可以将民主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加以区分 :即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体现国家阶级本质的特定内容和与社会经体制相联系的实现其特定内容的表现形式。民主内容决定民主形式 ,但民主形式可以促进民主内容发展 ,也可以导致这种民主的衰亡。

比较而言 ,现行民主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与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征是适应的 ,并且已趋于相对稳定 ,而现行民主的形式即国家权力的配置与公民的政治参与离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经济体制性特征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因此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点应当放到民主形式建设上 ,具体来说 ,就是要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和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

在政治现实中 ,国家权力往往表现为相对独立于公民权利之外而存在的集中运用的物质力量 ,具有通常分散存在和运用的公民权利所无法比拟的强度。因此 ,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就极易反过来控制公民权利 ,甚至奴役公民本身 ,使公民与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之间政治上的主仆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换位 ;此外 ,由于国家权力具有强烈的利益属性 ,极易转化为或还原为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 ,因此失控的国家权力势必成为腐败之源。

“只有代议制成功地保证了政府的行动确实是按照人民的愿望和需要办事时 ,我们才有理由称之为代议制民主”5,真正的民主 ,必须是少数人的执政受到多数人的有效监控。为了确保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控制 ,除了应当保持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基本比例并加强这种权利的建设外 ,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措施就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强度 ,不仅应适当分散国家权力以减弱其强度 ,同时还应当让国家权力的不同构成部分之间形成一定形式的制约与平衡关系以自我抵销一部分强度。这后一点对于一个公民自治程度不高的国家尤为重要。而要确保国家权力的运作不致于反仆为主 ,不违背国家权力委托人的意志和利益 ,其基本途径就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和加强公民政治参与 ,这正是适应市场经济社会民主建设的根本途径。

二

我国现行国家权力配置模式基本形成于计划经济社会 ,国家权力高度集中 ,高度垄断 ,适合于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治 ,而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 ,改革十余年来 ,针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 ,但总的看来 ,并未从制度上去解决根本问题 ,现行国家权力结构仍存在诸多弊端 ,具体表现为 :

1 .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不明晰 ,党权、党政关系不明晰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 ,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 ,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6这种关系不明晰造成党不适当地直接干预国家具体事务 ,不仅影响宪政与法治 ,也影响党自身建设。

2 .权力配置不合理 ,表现为权力分工不明 ,自由裁量权过大 ,权力越界行使 ,导致权力运行的失控。从横向权力配置看 ,政 (政府 )权 (权力机关 )关系、政、权与司法机关关系都不明晰 ,各级人大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由于职能虚化 ,长期形同“橡皮图章”,使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受到极大抑制 ;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从纵向权力配置看 ,尽管宪法第 3条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 ,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原则性规定 ,而迄今为止仍未有一部具体的专门法来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 ,所以多年来我们总是迷惘于“一放就乱 ,一收就死”的尴尬境地 ,而且由于缺乏法制的界定和保障 ,“权力下放”后地方政府功能急剧膨胀 ,增强了地方利益扩张意识和垄断意识 ,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保护主义”等怪圈 ,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减弱 ,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3 .监督制约乏力。由于权力配置的不合理 ,权力分工不明 ,故无法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督制约 ;监督机制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使得监督制约往往不能落到实处。现在看来 ,还是要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 ,依法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 ,构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的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权力结构。

1 .把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纳入法制轨道。从法理上而言 ,党不是一级国家机关 ,不能行使任何国家权力 ;但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 :要把党权、党政的关系厘清 7 ;可以考虑在适当时候直截了当地制定一部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关系法 ,把所要确认和规范的内容包括进去。

2 .在权力配置问题上 ,主要是确立人民代表大会的应有地位和赋予其实际职权 ,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 ,缩小行政机关的权力 ,保证司法机关完整独立地依法行使权力 ;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自身建设 ,使其担当起应有的责任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适当划分各种国家机关的权力限度。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 ,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性 ,可制定一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或者通过《立法法》来确认和保障这种关系。

3 .针对现行监督制约弱化的现状 ,除强化各国家机关内部监督外 ,还应加强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来保证宪法实施 ,制定一部专门的《监督法》来协调各种监督机制 ,成立权威性的专门反腐败机构来加强廉政建设等。

总之 ,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民主的实现 ,防止反仆为主 ;但是 ,国家权力不能过分分散 ,必须相对集中而足以防止政府功能的失效和防止公民滥用权利 ,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 ,这对一个缺乏民主经验的国家尤为重要。

三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实践公民权利 ,保障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一般认为 ,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政府最大限度地集中公民的意愿 ,防止决策的片面性 ;有助于加强对政府的监督 ,以补权力制约之不足 ;有利于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 ,增强公民的政治责任感。所以 ,公民的政治参与也是保障实现民主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公民实现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的途径 ,公民的政治参与率也相当高。但是 ,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存在一些问题 ,呈现出高参与率与低参与质量并存的现象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 8;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 ,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这种政治冷漠并非意味着公民政治意识的完全消失 ,而是意味着人们的政治注意力相对和暂时的转移 ,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能量的积累期 ,这种政治冷漠一方面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相对政治稳定和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 ,但时间长了就会因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减弱而导致政府行为合法性与权威性降低和对政治过程的监控程度降低而导致公共权力异化。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归纳起来 ,主要有两点 :(一)政治参与水平不高 ,主要表现为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 ,参与的理性化较低等 ; (二)政治参与的机制不健全 ,主要表现为参与的渠道不畅、参与信息有梗塞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不断提高 ,如果不及时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建设 ,使公民的利益表达能够在合法渠道内得以实现 ,势必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因此 ,提高政治参与质量和健全政治参与机制已成为公民权利建设的必然要求。

1 .提高政治参与的质量 :(1 )营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文化 ,为政治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 ,大致说来 ,要培养普遍的平等观念、广泛的自主意识、强烈的责任感、和法制精神 ,克服政治急躁和政治冷漠情绪 ; (2 )适当提高政治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度 ,使公民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 ; (3 )把公民的参与行为与其实际利益联系起来 ,提高参与质量等。

2 .健全政治参与机制 :(1 )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机制 ,即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 ; (2 )发展直接民主形式 ,如创制、罢免和复决 ,以济代议制民主之穷 ; (3 )建立和健全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结构 ,使新闻传播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网络体系 ,在整个社会中形成广泛的、大量的信息流 ,为广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更多的渠道。

注 :1参见左羽、书生 :《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国家财产所有权》,《中国法学》1 996年第 4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第 81页。

3《列宁全集》第四十卷 ,第 2 76页。

4参见拙文《论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探索》1 997年第 3期。

5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编译《宪法》第 1 48页 ,知识出版社 1 982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第 3 2 8-3 2 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