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新闻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时政新闻论文范文

关键词：时政新闻；良性发展；探索路径

一、时政新闻的定义

（一）时政新闻的概念界定

有研究人员指出：“时政新闻，就是时事新闻与政治新闻的简称。”“狭义上的时政新闻，即关于领导人物的新闻，其新闻价值的大小与领导者职务的大小成正比。广义上的时政新闻，就是有关政党的施政纲领、政治思想及其政治活动与政策的报道。”［1］笔者认为，关于时政新闻的新闻价值应有广义、狭义之分，但报道内容可以有更多外延。时政新闻应侧重于政治角度，对最新发生或正在发生、读者未知而应知的内容进行报道。

（二）时政新闻的发展现状

1.舆论环境的变迁。在计划经济时代，数量不多的传统媒体是受众接收信息的基本途径。时至今日，我国社会发展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无处不在的网络信息、百花齐放的各种媒介平台，都为时政新闻的改革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巨大的动力。2004年12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首次公开了新闻发言人的联系方式，给媒体从业人员吃了一颗“定心丸”的同时，也赋予了时政新闻全新的发展方向。2016年2月出台的《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中，强调公开透明是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同时提出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新理念给媒体创新时政报道营造了更加宽松的舆论氛围。十以来，对新闻舆论工作进行了很多具有思想性、理论性和创新性的论述。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面对新媒体带来的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理念、方式、手段还没有跟上，管好、用好新媒体的能力还不够强。面对受众阅读习惯和信息需求的深刻变化，一些媒体还是按老办法、老调调、老习惯写报道、讲故事，表达方式单一、传播对象过窄、回应能力不足，存在受众不爱看、不爱听的问题，时效性、针对性、可读性有待增强。”［2］这些论述给媒体从业人员做好时政报道指明了方向。2.时政新闻的界限拓展。笔者认为，除了党政机关及其负责人的重大活动和日常活动等重要事务外，时政新闻的报道范围还可以拓展到经济、文化、社会等与政治有直接关系的事件上来。我国新闻媒体必须遵循政治需要的宣传引导，倾向于正面报道结果，进行比例合理的正负面报道，不仅能增强受众的信任度，也更有利于事件的解决。当下，时政新闻中关于高层领导的生动报道频频出现。2014年，和夫人在荷兰、刚果、西班牙等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国内多家媒体将闪光灯和文字的着力点放在了国家领导人和夫人的着装上。《新京报》记者闫欣雨写过的《夫妇“外交情侣装”主打中国风》，以及《京华时报》记者孙雪梅的报道《时装总监：夫妇着装细节体现“情侣”搭配》，通过对国家领导人服饰内涵、色调搭配来介绍我国的传统文化，更用亲民的笔触将国家领导人出访背后的故事写得生动自然又接地气，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领导人的风采。当那些会议报道的时政新闻因时间推移都已经失去光泽时，这两篇用细节事实留下的稿件却为活动注入了永恒的意义。

二、当今时政新闻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时政新闻在传播效果上存在的问题

当前，时政新闻传播的现状是“冷热不均”，党、政府和媒体一头火热，党、政府和媒体极为关注的报道受众却很冷淡，并不领情，没有阅读、收听的热情。李良荣教授曾经在一次演讲中发出了沉重的呼唤：“时政新闻不突破，我们国家的新闻改革难言成功。”［3］深究其中存在的弊端，主要在于部分媒体从业人员认为时政新闻以宣传为主，喜欢套用经验形成的条框行文模式，套用公文式的“高大上”语言。当然，时政新闻对报道的政策性要求也确实较高，受到制约较多，使时政新闻陷入了空话和套话多、报道形式单一刻板的“怪圈”。

（二）时政新闻在报道内容上存在的问题

据考察，大多数的时政新闻在报道内容的处理上，在面对过程与结果、主体与背景这两组关系时，很少随着报道对象的不同而变化，大多套用“公式”。同时，要领不清、舍弃重要内容的现象也时有发生。1.在“过程与结果”方面存在的问题。时政新闻关注的新闻价值应该存在于事物的发生、发展和结果之中。有的新闻价值存在于过程中，而有的则在结果中。但在实践中，大多数时政新闻还是只注重过程而忽略结果，真正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以经常占据重要版面的会议报道为例。“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各种会议理所当然是他们所关注的对象。”［4］有些会议的议程中包含了重点信息，就需要在报道结果的同时也要报道过程。当然，报道过程也是为了加深受众对结果的理解。但大多数一般性会议的新闻价值都在于结果的内容，此类报道还关注过程就显得本末倒置了。2.在“主体与背景”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时政新闻的主体和背景，真正的重点方面是需要区别对待的。对于内容充实的新闻事实，报道落脚点放在主要事实上就能让受众感兴趣。但有些会议报道具有新闻价值的内容可能反而是在会场外，或者在会议的前后。这些情况下，还集中报道会议的精神或相关决策就显得不够分量。在政府部门的工作中，很多都是常态化的工作，像高温季节向劳动者“送清凉”的报道就很常见。但大多媒体从业人员仍然只关注这一过程，一般多用领导行程中慰问的只言片语来平铺直叙。其实在这些慰问背后，深挖政府部门出台的涉及劳动者的相关保障措施、资金投入等背景故事才更能体现新闻价值。

三、时政新闻传播良性发展的路径探索

其实，很多时候受众关心时政新闻的原因在于某条时政新闻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所以，时政新闻传播效果的好坏，主要在于是否契合了受众的所思所盼。“构建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新闻传播体制”，［5］可以从新闻理念、内容、模式这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突破传统报道理念

观念的改变不仅决定了时政新闻改革创新的高度，也能助推时政新闻传播真正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1.要严格区分时政新闻与党政领导的政绩报道。首先，要把有新闻价值的时政报道与唱“赞歌”的政绩报道区分开来；其次，要与党政机关的公文进行本质的区分，打破带有公文倾向的总结报道，改变会议程序化报道的现状，将受众关心的内容通过数据、鲜活的事例等进行多角度的呈现。2.要大力拓展新闻报道的内容覆盖面。受众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时政新闻创新的方向，所以必须摒弃罗列空话、套话。重点关注领导决策和政策出台的背景、目的、意义，以及实施过程和结果如何，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

（二）转变报道方式

1.以小见大。时政报道要吸引受众，要做到“贴近基层、贴近生活、贴近读者”，大处着眼，小处下笔。“大”是指主题重大，有一定高度或较强指导性、普遍性和针对性，能够产生广泛的影响；“小”则是指文章短小精悍，选材精当，切入点小，通过细节流露真情实感。以小见大要善于抓取典型事例。如何进行材料的取舍，不仅需要一双慧眼，更要有新闻敏感。要走到普通大众的身边，感受他们的生产生活状态，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需要得到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就是具有价值的新闻素材。2.转变文风。转文风，首先要转变语言的表达方式。以往常见的大多数时政报道习惯将文件语言的形式套用到新闻中，而时政报道最直接有力的创新方式就是要用受众听得懂的大白话，要让受众喜闻乐见就要用受众喜爱的语言来“讲好故事”。此外，还需要转变时政新闻的报道形式，除常见的新闻消息外，将重点内容进行通讯、人物访谈、现场侧记等各种体裁的多角度塑造，更有助于解析新闻主体，使之呈现出立体化、多层次、有过程、有互动的报道模式。

（三）借助新媒体推动时政新闻创新发展

以前，最近发生的事都可以作为新闻，但在互联网时代，正在发生的事才是新闻。当前，很多传统媒体也在尝试借助新媒体改变传统单一的报道模式。可以说，互联网已经成了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有媒体从业人员认为，在中国有两个舆论场：一是以党报、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形成的主流媒体舆论场，以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己任；另一个则是以互联网为依托形成的“民间舆论场”，通过微博、微信、BBS、QQ等平台品评时事。但是“自我”的舆论场戾气较重，而“自律”的官方舆论场往往趋于自我边缘化。［6］要让“自律”的官方舆论场成为主战场，就要加速改变边缘化的现状。时政报道要充分利用数字媒体的灵活性特点，当好政府部门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强化互动才能吸引受众眼球。当前，已经有不少的传统媒体通过数字新媒体在网上开辟“网上问政”“公仆坐堂”“互动问答”等各种栏目进行报道，或者通过热线电话、网络在线、微博、微信等，就群众关心的问题与群众进行互动反馈，从而化解矛盾。在“微平台”四起、全民拥有“麦克风”的时代，网络互动平台颠覆了传统的时政新闻报道模式，与民生新闻趋同，真正开始走向大众。在探索时政新闻传播良性发展的过程中，还要注意不能过于媚俗和软化，从根本上违背时政新闻的报道原则。所以，在不断创新突破的过程中，媒体从业人员还必须在追求新、鲜、活的过程中做到帮忙不添乱、“出彩”不“出格”。

参考文献：

［1］赵先权.时政新闻略论［DB/OL］.明通新闻专线网，

［2］.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124.

［3］李良荣.当前我国新闻改革的三大难题和路径选择［DB/OL］.

［4］丁柏铨.略论改进会议报道［J］.新闻业务研究，2003（11）：12.

［5］童兵.政治文明：新闻理论研究的新课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3）：21.

第2篇：时政新闻论文范文

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都有一系列“给定”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常常被包含在培养职业科学家的教育机构和教科书中，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影响并制约着科学研究。托马斯•库恩（T•S•Kuhn，1970）用“范式”（paradigm）来描述这种支配特定时代、特定科学家群体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假设。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并不在于各种科学知识的日积月累，而在于科学范式的发展变化。当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据既定的范式努力工作时，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与既定范式不符甚至矛盾的情况和问题，随着矛盾的增加，原先那个破绽百出的范式将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充满希望而不是被显然无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扰的新的范式。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2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才是科学进步的真正标志。

研究视域显然不同于科学范式，也不具备科学范式那样的革命力量。但它却影响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限制着新闻学研究的内容，规定着新闻理论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为某些理论观点争论不休、某些工作原则和方法对立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怎样看待新闻媒介与政府或执政党的关系？新闻单位究竟应该是事业性质还是企业性质？媒介自身的形式与媒介传播的内容何者更为重要？难道仅仅是内容决定形式吗？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能不能作为判断媒介优劣的标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行使记者的采访报道权、保护消息来源等要不要有个“边界”？如果要这些“边界”该怎样划？为什么这样划？凡此种种问题，不同视域的理论和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由于不同的视域有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一些看似对立的观点、原则和方法又各有其“合理性”；同一视域的学者，由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不同，对上述问题也会做出不同的回答，而这些回答的“合理性”则体现在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的逻辑关系上。

纵观百余年中外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四种不同的研究视域：政治视域；经济视域；文化视域；专业视域。在新闻学术史上，尽管四种研究视域并没有一条十分清晰的线形发展脉络，但其间仍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首先，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始终或明或暗地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影响和左右着其他视域的研究。其次，专业视域是新闻传播由一种职业（occupation）发展成一门专业（profession）的产物，由于新闻传播的职业化进程不同，这种研究视域在各国出现的先后次序也不同，但就各国自身看，较之其他三种研究视域，它都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研究视域。第三，特定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有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从而形成该国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而其他边缘化视域一方面对上述主导视域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进行挑战，从而形成某种理论张力，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第四，无论中外，新闻学的研究视域基本上沿着“政治-经济-文化-专业”这样一条大的主线发展，并且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

一、政治视域：

中国古代基本上把政治理解为治国安民的事务或者活动，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西方“政治”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s，即城邦或城市国家的意思。列宁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现代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着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国家”，即政治体系展开的。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体系是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焦点。

新闻学研究的政治视域首先与这个“焦点”联系在一起。以印刷物和报纸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从诞生那天起，就涉及到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具体表现为与政府以及后来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党报理论以及发展新闻学理论等，当代新闻学中这些带有“范式”意义的理论几乎都是这种视域的产物。约翰•梅里尔（JohnMerrill，1974）在总结新闻学各种主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报刊圈”（political-presscircle），认为所有这些理论无非表现为两大趋势——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着经由“国家主义”而彼此相通的路径。4

政治视域关注的首要问题，即逻辑起点是新闻媒介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而发挥的作用。媒介是独立于政府还是依附于政府？哪一种处理方式更有利于它们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集权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集权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实体的存在，公共权威的代表，有着自身特定的目标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是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行使者，新闻媒介毫无疑问是政府管理和行使权力的工具之一，必须依附于政府；在政党政治中，就是党的工具，就应依附于党。自由主义理论坚持认为，国家只是由个人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手段，新闻传播也是这种手段之一，作为一种手段的新闻传播没必要也不应该依附或服从另一种手段，相反它应该始终保持其独立性；只有独立的媒体在政治体系中才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管两种理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更根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也不管它们还有多少花样繁多的变化形式，政治视域的逻辑归宿最终都会落实到上述根本分歧上。

可以说，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都是较早形成的一种研究视域。政治体系决定了新闻传播的运作形式。具体到一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规定了这个国家的主流新闻理论话语体系。我国从时期形成的新闻理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以及建国后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因此，在政治视域下追问一种新闻理论的合理性，最终必然涉及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合理性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已经超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全球新闻好像一块透明的水晶石，世界各地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体系在上面切割并打磨出了不同的则面，而国际新闻交换领域里令人瞠目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为新闻编辑人员在了解新闻透过这块水晶石后将被如何理解方面，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5

从政治视域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看，新闻媒介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政治倾向性与客观公正等并不构成矛盾，它们最多只能是后者服从前者的几对关系。造成上述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别的研究视域有其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二、经济视域：

用经济学的观点看，劳动分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变成了交换者，这种交换关系把当代社会的人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种交换关系在人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就是这种交换关系的反映和体现。“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有给他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6当年《华尔街日报》发行人的这番话可以视为经济逻辑的典型代表。

经济视域是西方“大众化报刊”出现，媒介逐步成为一种私营企业的产物。作为一种企业的新闻媒介自然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只要不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就采纳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这种逻辑的极端表现形式既与政治视域相冲突，又为文化视域所不容。所以除了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新闻实践中以这种极端形式出现的媒介并不很多，以上述极端形式表现的理论也不很多。但在各种变化的形式中，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身影。

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政治和经济两大视域的不同逻辑中。一定政治体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当一种视域被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不断强化，变成一种“视域霸权”后，其他视域的研究自然就会受到压制或排斥。1958年，王中因提出“报纸是一种商品”而受到压制，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受到排斥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同样，西方一些学者长期拒绝承认新闻传播的宣传作用，坚持新闻媒介是完全独立的“社会公器”等，也有这方面原因。

然而，政治与经济毕竟不是两块完全分割的领地。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过来又影响并制约经济。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使两种研究视域又可能相互利用对方的理论，服务或加强自己的观点，从而把对方的逻辑纳入自己的逻辑体系中。比如，根据一定的政治逻辑，媒介的独立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它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最佳效应；但到了经济逻辑中，媒介的独立则成为有效经济运作的可靠保证。在政治逻辑中，受众（读者）观念是实现宣传效益的前提；但在经济逻辑中则成为争取广告客户、赢得更大利润的手段。从经济视域着眼，媒介集团是市场竞争中经济运作的产物，做大做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从政治视域着眼，媒介集团化是应对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的重要举措，目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坚守和巩固自己的舆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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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党报理论是政治视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第一份周刊，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宣布：“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7党报理论拒斥经济视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新闻学研究视域发生重大转移，经济视域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明显增多，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媒介实践的发展，这种研究视域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新闻学研究视域的转移是我国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媒介实践变化的反映。经济视域是对政治视域的重要补充，但不能替代政治视域，更不应变成一种新的“视域霸权”。总体上看，经济和政治都是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手段。因此，包括这两种视域在内的各种研究视域的逻辑，最终应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逻辑，即服从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

三、文化视域：

人是文化的动物。从人类制造的器物用品到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可以归入文化的名下。可以说，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一切由人创造的、对人类构成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视为文化。因此文化的本质就是意义以及意义的创造、交流和理解。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中文化视域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新闻学研究中的文化视域基本上借鉴了传播学中的“媒介文化”研究理论，就像媒介文化理论基本上借鉴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中的“大众文化”理论一样。媒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方面，一是从作为人类创造器物的媒介本身方面。当然，许多研究者在对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时，也大量涉及到媒介在彰显这些内容时所处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和控制形式，以及人们在解读这些内容时的各种意识形态背景。但文化视域与政治、经济视域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区别从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基本观点中可以看出：只有在体制上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在言论自由的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才会作出文化上的贡献。8

20世纪30年代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使“媒介文化”研究得到广泛重视，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姆（Max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本雅明（WalterBenjamin）等。随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此作出进一步贡献，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霍尔（StuartHall）、本尼特（TonyBennett）、沃勒考特（JanetWollacott）、费斯克（JohnFiske）等。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的“批判理论”源远流长、内容庞杂、成分各异，一直影响至今。总体上看，它们都非常注重从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形式和所有制形式来批判和审视媒介文化，9可以视为宏观媒介文化理论。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媒介组织的文化生产过程更值得关注，因为对媒介组织运作的这些描述方法，主要源于对新闻生产的研究。新闻生产（当然也可以推及其他媒介产品的生产）包括“选择”（selecting）和“加工”（processing）两个重要环节。前者关系到从材料的挑选到传递成品的一系列决策，后者则与影响这些产品性质的工作惯例的运用相联系。卢因（KurtLewin，1947）提出的“守门人”（gatekeeper）概念，高尔图（Galtung）和鲁格（Ruge，1965）表述的“新闻价值”（newsvalues）概念，以及费什曼（Fishman，1980，1982）、塔奇曼（Tuchman，1978）的相关研究成果，一直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选择的过程；滕斯托（Tunstall，1971，1993）、赫瑟林顿（Hetherington，1985）、埃里克森（Ericson，1987）、休梅克（Shoemaker）和里斯（Reese，1991）等对媒介组织结构的研究，则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加工的过程。10媒介不仅仅制造和传播文化，它自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用什么方式认识社会和自我，对我们怎样体会意义，进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Innis）和麦克卢汉（M•McLuhan）是这种“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英尼斯（1950，1951）认为，某种特定的媒介对时间和空间有自己的“偏倚性”（biased），与具体物质在场紧密联系的媒介，如羊皮纸、陶土、石块等偏倚时间，而那些轻便的、保存不那么长久的媒介，如印刷纸张、广播等偏倚空间。时间意味着历史、道德和神圣，空间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麦克卢汉接受并发展了上述思想，并以自己特有的表达风格，对技术媒介的意义做了更加深入和极具启发性的解读。今天的一些学者，像美国的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1990，1995）、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1999）等，仍在沿着他提出的一些思路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做进一步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化视域是对政治、经济视域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所以较之政治、经济，它出现的时间相对又晚一点儿。对于中国新闻学术界而言，文化视域尚属一种新的研究视域，在这一视域下形成的科研成果还非常有限，总的来说这方面研究目前还基本处在译介阶段。但由这种视域所唤起的、国内学界对新闻理论和实践中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重视，已经产生出积极的作用。

四、专业视域：

直到如今，新闻传播是否已经成为一门专业，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我们认为，这种争议并不影响新闻学研究中专业视域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意义。早在一百年前，普利策就“希望开展一场运动，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11但事实上，几十年来，西方关于新闻专业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实践层面上，包括近年来被国内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其实是只有“专业”，没有“主义”。我们所说的专业视域是一种学术立场，一套思维方式，一种理论建构。它站在“新闻本位”的立场上，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致力于新闻学“元理论”（metatheory）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理论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我们认为，新闻学要想发展到“学术性专业的层次”，这种研究视域和理论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视域对新闻学研究来说还具有一定的外在性，那么专业视域则是新闻学研究的内在视域。它以新闻和新闻传播为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新闻和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和质的规定性来思考各种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专业视域称之为“本质视域”。

没有“主义”的专业是难以立足的。这里的“主义”应该是由该专业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而不应该是为一些外部力量所强加；应该是新闻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他由”走向自由的结果，而不应该是诸如“成名的想像”等外部因素影响和利诱的结果；应该是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发展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人类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统一，而不应该是历史和逻辑的割裂，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对立。因此，它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深入研究、理性分析、系统归纳的基础上。无论中外，新闻学似乎还缺少这种深入研究、理性分析和系统归纳，与一些更为成熟的学科相比，新闻学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元理论”，大量的经验性总结和太多的“拿来主义”，令一些人对它是否已成为一个学术性专业始终表示怀疑。宁树藩（1997）曾有感于此，提出需要加强“本义新闻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闻学自身理论体系的设想。

究竟什么是新闻？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还是社会意识范畴？新闻能等同于新闻报道吗？人类社会何以需要新闻传播？新闻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占据什么样的独特地位？发挥一些什么样的独特作用？新闻价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真实、客观、公正应该如何界定？新闻传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何必须坚持这些标准？这些决不是一些“没有意义”问题，也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理论空谈。恰恰相反，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才真正有“学”可言，这门学科才能真正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在实践层面上厘清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公器”与“喉舌”等一系列关系，进而对新闻传播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

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视域，因为新闻传播，尤其是新闻事业与这些领域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但新闻传播毕竟有它自身的逻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报刊“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12其他不同视域的研究可以丰富、补充甚至完善新闻学研究，但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新闻专业视域自身的研究。因此，在新闻学研究的四种不同视域中，专业视域应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轴心作用。当然，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如同其他社会实践领域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一样。从根本上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自身的逻辑来源并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总逻辑，同时又是这个实践总逻辑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各种研究视域可以而且应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前提。

注释：

1李良荣《新闻学导论》，第21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参阅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

3列宁《未写成的文章〈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的材料》，《列宁文稿》，第2卷，第407页。

4参阅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学”评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

5[美]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第20爷，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6转引自《报刊的四种理论》，第84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7《劳动周刊•发刊词》，1921年8月创刊于上海。

8见[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第28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9参阅时同宇《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4期。

10参阅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上册）第八章，[台]风云论坛出版社1996年版。

第3篇：时政新闻论文范文

摘要： 定义新闻评论，本文提出了有关意见。根据定义阐述了新闻评论的特性，即新闻评论传播的时效性，新闻评论论说的理论性，新闻评论内涵的思想性，新闻评论的指导性。

关键词：网络媒体；新闻评论；新闻评论特性

要想讨论新闻评论的特性，我们首先要知道新闻评论的定义，了解什么是新闻评论。

关于新闻评论的定义，传播学界一直没有统一过，呈各抒己见的样态。恩格斯说过：“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但是，了解其发展变化的过程，找出其中的差异，我以为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对于我们理解新闻评论的特性。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范荣康先生认为：“新闻评论是就当天或最近报道的新闻，或者虽未见诸报端但确有新闻意义的事实，所发表的具有政治倾向的，以广大读者为对象的评论文章。”

时代是在发展的，特别是当网络媒体迅速发展之后，我们是否可对新闻评论作一番新的定义或者说诠释：所谓新闻评论是传者借用大众传播工具或载体，对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新闻事实、问题、现象直接表达自己意愿的一种有理性有思想有知识的论说形式。

新闻评论在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文字、或声音、或音像结合、或图文并茂，在新闻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定义是从两个方面界定的，首先，从新闻评论的内涵着眼，即新闻评论与其他新闻形式的区别、它的生产过程、它的内容要求等；其次，是从新闻评论的外延指示，即指出新闻评论在当今时代有哪些表现形式和传媒形式。内涵和外延是相互联系，共为一体的。

对于这个定义有以下两方面需要注意：

一方面、关于传者与大众传媒。在这里传者与作者是有很大区别的。作为一位现代传播者，不可能“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坐在家里“闭门造车”，而是需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学习和接受广博的知识与信息，同时他还需要掌握和了解大众传播的一般规律。只有这样，他的生产产品才能做到“适销对路”。同时我特别提到“借用大众传播工具”，这是因为，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发表意见，但这些私下议论是不能算做新闻评论的。只有那些在大众传媒上公开发表的意见（通过一定的文字、声音、音像等信息符号表现）才算得上是我们所研究的新闻评论。这是当今传媒时代的新要求。

另一方面、新闻评论是一种传者意愿的直接表达，或代表传媒单位，或是代表传者个人，他的所文所言，都是一种有形意见的表达：反对什么、批评什么，赞成什么、表扬什么，都是主观反映于客观的一种直接的真实的思想表白。它比消息报道更深刻，更理性，因而也更能打动人说服人。

新闻评论必须依赖于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问题或现象，它有别于小说家的创作和理论家的演绎。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问题和现象是第一性的，新闻评论是第二性的，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思想反映。新闻评论的写作不能同于文学艺术的创作，它不能杜撰事实，也不能夸大或缩小事实，丁是丁，卯是卯，在新闻评论依赖的事实上来不得半点虚假。同时，它也不是理论家纯粹的逻辑演绎和推理，仅仅研究和传播一种理论。新闻评论需要有理论作支撑，但是，它必须反映事实反映时代，以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为依托，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针对性。这是新闻评论有别于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根本所在。

学术界对于新闻评论的理解，因受着时代的影响，因受着自身工作媒体的限制，因各自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产生差异是很自然的事。所谓新闻评论的特性，实际上就是要找出它与其他新闻形式的本质属性上的区别或需要特别强调的地方。这种特性要从新闻评论一般的广泛的表现形式来讲，而不能只讲刊登在党委机关报上的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的特性；这种特性要从新闻评论论题的广泛性来讲，而不能只举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评论员文章。已经出版的许多新闻评论的著作，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们更应该取名为“党报社论、评论学”，因为，它们主要是针对党报的评论而论述的，对于其他媒体，特别是大众评论谈及较少。而本文要强调的却是十分广泛的新闻评论，它既包括党报的社论也包括其他媒体的评论，既包括代表媒体的评论，也包括大众参与的个体评论。于是，新闻评论的特性也由此产生。

在这些特性中，我以为有两点是不能作为新闻评论的一般特性的，一是政治性，一是指导性。

关于政治性。把政治性作为新闻评论的特性，是一种时代的产物，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产物。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然提新闻评论的政治性，我以为是不妥当的。现在的评论不仅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步入世界大家庭的行列，民众的议题涉及越来越广泛，除了政治、经济外，还有更多的文化、教育、学习、生活等议题需要评论。在这些评论文章里是很少或完全没有政治性的。

关于指导性。首先在这里“指导”是一个动词，不能用来定义特性。但是新闻评论确实具有指导舆论的作用。对于一般出现的新闻评论，我更倾向于称之为指导舆论的有益性。

当然，对于党报和主流媒体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来说，还是要强调政治性和指导性的，这也是不容不得置疑的。这是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

第4篇：时政新闻论文范文

[关键词]政治意识；理论意识；业务意识

[中图分类号]G21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6 ― 0108 ― 02

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的重要论述言简意赅、论断精辟，是对新闻规律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具有思想性、理论性、指导性和针对性。

在全媒体时代，为了使新闻工作更好地实现“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的目的，新闻工作者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的讲话精神的前提下，更要努力强化自己的政治意识、理论意识、业务意识等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从而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硬”的强大的新闻队伍，为完成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强化新闻记者的政治意识，使新闻宣传工作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

1959年6月，曾经指出“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报纸是党和人民的喉舌，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就说过，自由的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慧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4页）。作为党的宣传舆论工具，报纸具有鲜明的指导性。

新闻和宣传工作，担负着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的艰巨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历史赋予新闻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假如没有政治头脑，没有政治意识，就会在新闻宣传工作中迷失方向，就会导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就容易出现原则性的错误，就会给党的新闻事业带来损失，甚至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因此，指出：“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在这个事关党和国家的兴衰荣辱、事关新闻工作命脉的根本问题上，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自觉，要有大局意识，要有全局观念，要有政治敏锐性，特别是要有政治意识。

新闻工作者的政治意识集中表现为坚定的政治方向、鲜明的政治立场、较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任何时候都不放松政治这根弦，善于从政治上思考、判断和处理问题，不断增强政治把关能力。强化记者的政治意识，最关键的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使其切实应用到新闻事业的发展和采编实践中，提高新闻工作者队伍的政治素养和业务素养。

那么，新闻记者怎样才能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落实“三贴近”，践行“走转改”，使新闻报道更出色、更出彩、更富有时代气息、更具有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以下两方面是实现上述目的、强化新闻记者政治意识的主要途径。

（一）新闻和宣传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第一，要做到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的方针，这是由党的根本宗旨决定的；第二，要做到必须坚持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因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第三，要做到必须坚持全党办报，注意密切报纸、编辑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第四，要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一定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这是做好新闻和宣传工作的第一要务，也是最根本的前提，更是最起码的条件。

（二）新闻和宣传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第一，这是坚持新闻党性原则的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第二，舆论导向事关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事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第三，在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的同时，也要注意把握好其他方面的导向，做到主次分明、统筹兼顾；第四，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时，要毫不犹豫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由新闻和宣传工作的性质所决定的，所有新闻工作者都要严格遵循这一点，不能有丝毫动摇。

二、强化新闻记者的理论意识，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

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论述高屋建瓴、一语中的，不仅对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而言，对新闻领域的干部群众而言，更是具有针对性、前瞻性和指导性，为全媒体时代的新闻工作者如何适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地创造性的开展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本质上的要求。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要想谋万世、谋全局，就要打好理论根底，特别是新形势下的新闻工作者更应如此。

在《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一文中告诫新闻工作者：“要加强学习，提高政策理论水平。这是搞好新闻工作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要求每个新闻工作者都要有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要学习法律知识，熟悉商品经济规律，要有较强的原则性和科学分析能力；总之，要求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素质和知识水平必须大大提高一步。”

新闻记者担负着“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重要使命，这其中的重点是“正确”，难点是“引导”。因此，努力提高引导水平，切实讲究宣传艺术，增强其吸引力、说服力，是新闻工作者亟待解决的课题。而要破解这一难题，首先，要扫除理论学习“无用论”等思想阻碍和困扰。毋庸讳言，有些新闻记者的确存在学哲学、用哲学的欲望明显下降的趋势，以至于在新闻采编实践中出现违背哲学常识的现象。譬如，以偏概全、主次不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看问题表面化、绝对化，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等等，导致脱离实际、误导群众等问题出现。其次，要善于研究新情况，有效解决新问题，努力做到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揭示出本质的规律性。这是新闻工作者最基本的理论素养之一，也是从事新闻工作的先决条件之一。

三、强化新闻记者的业务意识，以过硬的业务本领教育群众、传递信息

“新闻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强、专业素质要求高的工作……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媒体担负着引导社会、影响舆论、弘扬正气、凝聚人心的重要使命，承担着提供优质精神产品服务的重要职责。”[1] 当下，我们实事求是地说，新闻队伍中还存在着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不完全适应新闻工作要求的情况，譬如，有的人业务能力比较弱，有的人名利思想比较重，有的人奉献精神比较差，有的人缺乏应有的职业道德等等。

在全媒体时代，新闻工作的职责特别要求新闻记者在强化业务意识、增强业务本领、拓宽业务视野、打造业务精品上下功夫，唯有如此，才能肩负起重大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就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造就一支政治可靠、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新闻从业人员队伍。

其中，“德”是人才素质的灵魂。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强调：“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2]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至理名言，闪烁着哲理性的光辉，阐释出新闻宣传工作要以“德”为先的根本理念。“才”是人才素质的基础。新闻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创造性工作，能否履行好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工作者的业务才能。二者相比较，“德”居第一位。正如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所言，新闻工作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影响很大。只有具备健全高尚的人格，才配做新闻记者。前辈所言，意蕴深刻，言简意赅，吾辈应该时刻谨记。

那么，如何在全媒体时代把政治要求和业务要求统一起来，成为一名德才兼备的新闻记者呢？笔者在多年的实践中，总结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要具有良好的知识素养和专业素养。深入掌握党的理论和路线，认真学习政策、法律、纪律，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虚心向群众学习，广泛涉猎各方面知识，精通新闻业务的十八般武艺，努力适应新闻工作的需要。

（二）要具有较强的专业工作能力。其中，包括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社会活动能力，敏锐的新闻嗅觉和一定的应变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字表达能力等。

（三）要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新闻工作的内在要求。要摈弃“八股文”，抛弃空话套话，在内容、形式和手段上不断提高创新能力，为受众奉献“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感染力、影响力极强的“精神快餐”。

（四）要具有全媒体记者的综合能力。全媒体记者是具备突破传统媒体界限的思维与能力， 并适应融合媒体岗位的流通与互动，集采、写、摄、录、编、网络技能运用及现代设备操作等多种能力于一身的新闻人才。当今社会已经进入网络时代，既需要建设全媒体新闻传播业态，又需要培养全媒体记者，这是全媒体时代新闻事业人才保障的必然选择和客观需求。

综上所述，全媒体时代，新闻记者要想胜任工作，必须具有德才兼备的过硬的素质和能力，强化政治意识、理论意识、业务意识等等。特别是在新闻报道时，要着力提高质量和水平，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喜闻乐见，让百姓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第5篇：时政新闻论文范文

[摘要]：

本文从历时性的角度，对我国新闻自由30年来的发展做了简要的回顾。对两种新闻自由观即阶级斗争观和极端自由主义观给予了批判。作者认为我国的新闻自由30年来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有5方面的具体表现。但是，我国新闻自由的发展还有很多障碍，体制障碍、商业主义等现实的困境构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一、关于新闻自由的两种错误观念

自从1644年英国著名诗人弥尔顿发表《论出版自由》、首次提出出版自由以来，新闻自由的理念已经走过了四个世纪的历程，新闻自由成为度量一个国家自由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准，并且作为基本的人权理念写入联合国宪章。在我国，自清末民初新闻自由理念传入之后，也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并且作为一种斗争理念深入人心，特别是知识分子更将其作为奋斗的目标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文革之后，我国逐步打破附加在新闻自由身上的种种“罪恶”标签，新闻自由的理念不仅重获新生，而且基于我国现实国情，进一步扩大了新闻自由的内涵和外延；有学者将新闻自由拓展为七种基本权利，即“创办新闻媒介权、发表权或报道权、答辩权和更正权、知晓权和采访权、保护新闻来源权、使用传媒权、对新闻侵权的诉讼权。”[1]

尽管如此，目前对于新闻自由理念和我国新闻自由概况仍然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错误倾向。

第一种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待新闻自由，认为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新闻自由是狼，它对社会稳定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新闻自由并不适合于现阶段的我国社会。持这类观点的在我国并不在少数，而往往这些人都是同过去极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看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资本主义的东西再好它是资本主义的，而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要完全抛弃资本主义那一套，另建立一套属于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理念”，这就完全割裂了新闻自由的连续性，也否定了无产阶级在长期的争取民主和自由权利过程中的价值目标，更没有看到新闻自由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现代民主和政治文明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都不排斥新闻自由，而且将新闻自由作为社会群体共同努力的目标。马克思早在1831年英国工人报纸——《穷人卫报》的发刊词中写道，自由的新闻出版物是人类思想自由的体现，是一切自由的基础。若“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2]列宁在1906年指出，人民自由地创办报刊，自由地发表意见，是他们自由的基本保证之一。他说：“人民的自由，只有在人民真正能够毫无阻碍地结社、集会、创办报刊，亲自颁布法律、亲自选举和罢免一切负责执行法律并根据法律管理国家官员的时候，才能得到保障。”[3]而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所奉允的真理，将新闻自由作为自己的武器和奋斗的目标之一，利用报刊等媒介开展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的斗争，才能够不断取得各种斗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极左思想的快速发展，我们对新闻自由理念的理解出现了各种错误认识，甚至打压维护新闻自由的人士，新闻出版事业遭到了巨大破坏。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共产党人所信仰的新闻自由理念遭到了抛弃，恰恰相反，它告诫我们“如果没有新闻自由，一切公民的、政治的以至司法的保障都会变得虚幻不实”，“新闻自由是公民唯一的安全保障”。[4]要实现真正的新闻自由并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向自由前进的道路是异常艰难的。

另外一种极端认识是认为我国根本没有新闻自由可言，中国是一个没有人权保障的社会，中国政府是一个极权专制的政府。持这种观点的人多数属于反华人士或者对中国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一知半解的“中世纪时代”。这类人士拘囿于自由的原教旨主义理念，无限扩大自由的外延，一般来讲，他们将新闻自由的理解只局限在媒介对政府的抨击和公民自由的办报权利阶段，他们将此作为新闻自由的核心理念。而事实上，这一阶段也仅仅只在西方资产阶级刚刚掌权的初期出现过，那时由于对封建主义斗争的路径惯性仍然存在，无束缚的谩骂与抨击占主体地位的新闻自由一度风起云涌，而后便烟消云散了。其主要原因在于无束缚的新闻自由不仅没有真正实现新闻自由和其他自由权利，而且深深伤害了来之不易的民主和自由权利，而后以理性主义占主体地位的新闻自由慢慢发展起来。在我国，立足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监督政府公权力的舆论监督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当今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允许不负责任的抨击行为存在。

新闻自由同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为了追逐商业利润或是政治上的私利，滥用新闻自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而普遍；同时新闻媒体出现了高度垄断化的趋势，广大公众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新闻工具，可是新闻工具的所有权却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垄断资本集团手里，公众的知情权受到严重挑战。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责任新闻理论逐步发展起来，这也是西方媒体为了实现新闻自由而采取的一种自救行为。这种社会责任理论不仅强调了作为媒体的传播者的自由权利，更强调了作为知情者的受众的基本权利。它突破了原有新闻自由理论着重消极自由的基本范畴，更加注重积极自由的获取，努力寻求新闻自由的更为广阔的社会发展空间。

新闻自由将权利、义务、责任整合统一起来，更加强调了媒体的社会责任，这是在我们谈论新闻自由之时往往忽略的，很多人往往就“自由”而论自由，忽视“自由”概念本身不断发展的内涵。

社会责任理论在强调保障新闻自由的同时，也不像传统理论那样否定政府在促进新闻自由方面的积极意义，而是主张政府要积极行动起来保障新闻自由，促进积极自由的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政府逐渐成为市场行为规则的制定者，围绕如何更好地实现新闻自由和保障公众基本媒介权利，政府对媒介进行系统化的规制。

因此，当下我们谈论新闻自由，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自由概念，而是一种新新闻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我国正处于转型阶段，各种社会矛盾纷繁复杂，这就更需要媒介能够担当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将自由同责任统一起来。

二、带着脚镣跳舞：新闻自由的边缘突破

在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同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新闻自由的发展也不例外。在政府主导的改革面前，新闻自由对政府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新闻自由度往往同政府在某一时期的新闻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整体上来看，我国自1979年至今，新闻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79年到1989年，是我国新时期新闻政策的探索阶段，在这一阶段，改革者和媒介实践者对过去的新闻宣传政策进行了反思，特别是对“四人帮”干扰新闻工作的行为进行了批判；改革者和媒介实践者对改革开放之后的新闻政策走向并不清晰，完全处于摸索阶段；同时对于诸多西方的自由思潮展开了大范围的讨论，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实践标准的大讨论为这一阶段开启的不仅是一个媒体参政议政的大好局面，也重新打开了一扇启蒙的大门，一股自由思潮蜂拥而起，媒体呈现一种相对宽松的言论自由局面。

第二阶段是从1989年到2003年，新闻宣传适度从紧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新闻宣传政策最开始受到1989年政治风波的影响，改革者和媒介实践者开始全面反思前一阶段的新闻宣传政策，特别是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了反思和清理，强化了党对新闻领域的绝对领导。这一阶段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媒介在两个领域的分化：政治领域的强化规制与经济领域的放松规制。在这样的目标导引下，一方面媒体受到上级和同级相关管理部门的严格把关，新闻宣传受到政治体制系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保障新闻宣传的前提下，大批市场报兴起，媒介集团也纷纷成立，媒介的市场化、商业化进程加速。

第三阶段从2003年至今，新闻宣传外松内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对内新闻宣传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仍然延续前一阶段的新闻政策。但在对外宣传上，由于我国加入WTO，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加快，国际上要求我国放宽外国媒体在国内办媒体准入限制和提高采访自由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随着政府执政能力逐渐加强和走向成熟，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政府逐步放松了外域媒体新闻采访方面的限制，并在外资对内媒体投资方面作出了种种开放性的举措。

从整体上来讲，我国自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对新闻自由理念的认识越来越成熟、理性，新闻自由度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归纳起来，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媒介监督权的发展。媒介的舆论监督权向来被认为是媒介最重要的权力之一，这种权力同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不同，被称作第四种权力。也有人将舆论监督权看作是新闻自由最重要的部分，用此来衡量一个社会新闻自由度。

我国一直保有媒介批评政府的惯例，但是舆论监督权的首次提出却是在改革开放后的1987年——1989年间关于舆论监督的大讨论。当时引起争论的主要观点和做法有：要求提高新闻报道的透明度，改变新闻报道“报喜不报优”的状况；要求突破某些批评禁区，改变批评报道“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状况；要求坚持一个方向、多种声音，改变千报一调的状况；要求新闻媒介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要求加快新闻立法，以法律保障新闻媒介的权利。

在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会议报告首次提出了“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舆论监督的概念，舆论监督也有了政策上的依据。在而后的几次重大会议当中，都多次强调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舆论监督功能的提出，是对我国新闻媒介功能的拓展，同时也是新闻媒体寻求自主性和提升自己独立地位的一种尝试，也标志着我国新时期新闻自由向着健康的轨道迈进，开启了我国新闻自由的新时代。

如果说舆论监督的首次提出开启了我国第一次舆论监督高潮的话，那么1994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开播，则应视为我国新闻舆论监督进入全面发展，遍地开花的开端。它突破了第一次舆论监督报道中以篇幅为单位的零星报道，以专题栏目的方式首次将舆论监督作为节目的编辑方针予以固定化。此后各省市电视台先后推出主打的新闻评论栏目，如吉林电视台的“八点纪实”、江电视台的“今日话题”、河北电视台的“社横”、福建东南电视台的“东南纪实”、浙江台的“黄金时间”等，强化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此后，《南方周末》等平面媒体也迅速在业内崛起，掀起一波新闻舆论监督的高潮，媒体新闻舆论监督出现了遍地开花现象。

如今，舆论监督已经在国家社会生活中扮有不可或缺的角色，如在推进揭露广西南丹矿难、黑龙江“宝马”撞人事件、广东孙志刚案、陕西宝马假案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舆论监督已经成为促进我国廉政建设、政治制度建设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2、民生新闻、公共新闻扩大了新闻报道的深度和广度，新闻自由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中国新闻报道长期以来是以传者为中心，受众在大众传播过程中位于末端，处在被动接受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的新闻自由只成了媒体记者单一的“采访自由”，而将公众排除在了新闻自由的范畴之内，记者履行的是一种“代表权”。

2002年江苏台《南京零距离》的开播，打破了这种局面，也开启了国内民生新闻的新时代。此后，民生新闻遍地开花。民生新闻的兴起，不仅为媒体带来了高收视率和丰厚的利润，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长期以来的以传者为中心的报道思想。在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思想下，本土化特色浓厚的民生新闻强化了新闻的贴近性，受众话语权得到扩展，新闻自由也不再局限在“记者——官方、商家”的二维空间。

2003年10月，江苏卫视推出《1860新闻眼》，从而再次开启了国内公共新闻的时代。公共新闻出现在1990年代的美国。公共新闻概念的提出者纽约大学新闻学系的Jay Rosen教授认为“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还应该包含这样的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的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使让他们阅读或者观看这些问题。”[5]与民生新闻不同的是，公共新闻更多地践行了公共空间的基本理论，是把受众作为公民和公共事件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看客；它的目的之一是促进舆论环境的改观。

通过这两种不同的报道方式，新闻自由的灵活度得到了提升，不仅民众可以直接参与到新闻事件中来，甚至可以成为新闻报道的制造者。凭借现代的传播技术以及其普遍向民间的推广，民众直接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报道中来，改变了原来单独由记者掌握的报道话语权，媒介同民众的相互依存度得到了提升，受众不再仅仅是单一的“受”众，传统的传受关系发生了改变。

民生新闻和公共新闻的发展，颠覆了传统印象中对于新闻自由的狭隘理解，新闻报道从批判性报道向公共性报道转变，这种由“破”到“立”的转变，标志着国人对新闻自由的理解日趋成熟，也正因为此，新闻自由的空间得到拓展，促进了国内新闻自由的大发展。

3、时评兴起，扩大了参政议政的途径，拓展了新闻自由的主体。

时评作为报纸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它推古论今、借喻加谏、针砭时弊，因此也是实现新闻自由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国外报纸都将时评作为主打栏目，不仅有专栏，还设有几个时评版面。时评的议题也非常广泛，不仅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而且也见微知著，注重从微观的层面引发思考以及宏观形势。

但是在我国，时评曾一度荒漠，另外它也主要掌握在专业媒体从业人员手中。1989年，《中国青年报》创办“冰点时评”为标志，我国报纸掀起了“时评大跃进”的热潮。2002年3月，《南方都市报》更是开风气之先，在全国首开时评版，并在一个月后正式扩版，与国际惯例接轨，在社评版之外增设来论版。全国各地都市类报纸纷纷效仿。目前来看，全国超过90%以上的都市类报纸都开设了时评版。时评的议题也紧密结合国家的各类政策，特别是我国转型期的社会热点问题。

时评潮兴起后，评论者也从媒体从业者向着大众拓展，各类学者、教师以及各行各业的人纷纷执笔发表自己之意见，从而开启了我国“公民写作”、“公民表达”的时代。时评是言论自由的重要标识，是民众发表言论的重要渠道。时评在我国的再次兴起，直接拓展了新闻自由的主体，并拓宽了意见表达的渠道，民众通过时评的方式议政，并对政府的各种行为、政策进行有效质询。时评还进一步促进了思想表达的多元化，从去权威性的角度推进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

4、《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施行，放开了外国记者在华的采访权限制和增强了政府的信息透明度，保障了媒体采访自由和公众的知晓权。

奥运会不仅被视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盛事，更被赋予了传统中国同现代西方接轨的标志性意义，是中国向现代政治文明迈进的契机。西方政府和媒体都希望中国政府在举办北京奥运会期间能够在政治民主方面做出更多新的姿态。同样，中国政府也正面回应了这种要求，并且颁布并施行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规定》不仅规定“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不必先向外事部门提出申请批准才可采访，而且“外国记者可以通过外事服务单位聘用中国公民协助采访报道工作。”这给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外国记者全面了解中国、报道中国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规定》虽然要在2008年10月17日自行废止，实施也不到两年时间，但是却为政府同外国记者相互合作进行了一次演练。《规定》作为过渡性产物，也必将被新的相关规定所取代；同时，从现实角度来看，中国全球化进程正在不断加速，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环境只会越来越宽松，而不是像有些人所揣测那样再次回到原点。

政府信息公开也是中国政府多年来为了打造现代服务型政府、进行政府转型而不断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官本位”的官僚主义影响，政府透明度不高，很多关系国民的政策法规等民众和媒体都无法及时获取。信息的不透明不仅影响到了媒体新闻自由度，而且也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经过中央政府的多年努力，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的颁布施行，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得意于媒体多年来的呼唤，也是媒体同政府长期博弈的结果。

5、新闻媒体市场化加速，进一步打破了新闻业同党政的依附关系，新闻媒体独立性增强。

改革开放之前，作为事业单位的媒体同政府的关系是完全的依附关系，媒体不仅在政治上要完全听命于党和政府，而且也要在经济上受制于政府，媒体只是政府的延伸。在这种只居于政治属性的观念下，媒体是没有独立性的。

由于多数媒体出现财政困难，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八家首都新闻单位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允许《人民日报》等八家新闻单位从经营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增加员工收入和福利，改善传媒自身的条件。这实际上打破了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党报只能宣传不可经营的认识，传媒业由此开始了向市场化迈进。

1993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正式将报刊经营列入第三产业，这既肯定新闻媒介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又肯定新闻媒介具有产业属性，是媒介产业化改革的一个转折标志。

肯定媒介具有产业属性，使得媒介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不再完全按照事业单位的程序进行经济活动，而是开始模仿企业和公司施行经营管理；同时在具体业务层面，只要不涉及政治禁区，媒介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报道的领域。

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1999年我国第一个广电集团无锡广电集团宣告成立，此后几年间，报刊、广电、出版、电影等文化领域里的集团纷纷成立。

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21号文件提出要全面深化文化产业体制改革，之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下发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将传媒业按属性的不同分为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两类，将除新闻宣传以外的社会服务类、大众娱乐类和专业报刊、出版等经营性资源从现在的事业体制中分离出来，按现代产权和企业制度组建公司，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并推进经营性资源的区域整合和跨地区经营。

在“两分开”政策的指引下，新闻媒体开始向着独立经营实体的方向迈进，部分都市类媒体纷纷改制为公司制，其报道方针除需遵循相关新闻宣传政策外，都已基本按照国外媒体的运营模式进行运作。经过多年的发展，多数媒体同政府的依附关系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不仅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而且在政治上也获得了相对的独立，其同政府的关系往往需要法规、文件的规定，而媒体对政府的制约关系正在逐步增强。而只有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新闻自由权利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三、现实困境：不可逾越的鸿沟

西方新闻自由的发展已经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新闻自由体系，这个体系由已经确立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人文传统等构成，以及一套潜规则体系。但是新闻自由理念的发展在我国也不过一百多年的时间，其间还数次被各类运动所打断。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新闻自由的发展，既有追溯传统的纵向诉求，也有像西方拿来主义的横向诉求。其发展也深深受到了本土环境以及历史因素惯性的制约。而新闻自由要同本土环境和历史惯性形成一种契合，达到平衡，就注定了这种摩擦、磨合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从现实环境来看，新闻自由的发展主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这也是新闻自由本土化将要努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1、体制障碍的制约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其本身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制度与政策处于多为盲动阶段。旧体制还没有完全破解，新的制度体系没有完全形成，一些领域往往是受新旧规则的共同影响。新闻领域就是这诸多领域之一。体制对新闻自由的限制从现实诉求来看，主要是出于稳定的需求，这种经验判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教训——民众对新闻自由的狭隘理解与片面追求、政府对新闻自由管制的失控是形成恶果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对于新闻自由的管制方式是“走两步、退一步”，逐步放开的策略，从而使得新闻自由的发展同当下的政治体制同步，并略微缓步于经济发展的速度。

我国目前正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从目前改革的效果来看，改革仍然没有深入到体制的核心，国家对文化控制力依然处于绝对掌控地位，特别是新闻领域的改革路径依然很不明朗，“两分开”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一样，成为一种过渡性的政策。这样，新闻自由的发展就要更多地受到政策波荡的影响，缺少稳定性。

2、商业主义的侵蚀

媒介市场化最开始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缓解国家和媒体双重的经济压力，以求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但是，随着媒体市场化加速，以利润为取向往往超越了社会效益的诉求；而广告主的利益通过合同契约的方式也需要得到切实的保障，这样往往企业成了媒体的第一把关人，采编系统对新闻的报道要符合至少不“损害”广告主的利益。这样，媒体新闻自由职责往往受到经济利益的损害，关公公司会根据广告主的需求进行各种危机处理，编辑部由于整体压力临时撤稿就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在西方，新闻自由同商业主义之间的博弈一直就是个悬而未决的难题，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只要在市场的大潮里，媒体就要受到商业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一些相对弱势的中小媒体更是如此。面对这种困境，其一个值得借鉴的方式仍然是发展国家全资或社会资助制的非营利性媒体，以此来保障新闻自由和公众使用新闻媒介的权利。

3、法律诉求的缺失

法律既是保障新闻自由的重要方式，也是防止新闻自由出现畸变的有效途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法律体系对媒介进行有效规制。法律基本设定了新闻自由的总体框架以及各行为主体的权力范围。

在我国，目前新闻行业以及新闻自由的主要困境在于无法可依。我国宪法虽然对公民的言论自由有所规定，但是缺少部门法将这一权利具体化。早在1986年，我国第一部新闻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试行稿》就已经起草完毕。次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着手复杂新闻法制定工作。1988年9月，专门的研究机构——中国新闻法制中心在北京成立。10月，上海和北京分别起草的两部新闻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征求意见稿》均告完成。1990年6月15日到18日，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新闻出版法制会议在北京召开。但是至此以后，关于新闻立法的日程表却被逐步搁浅下来。

目前对是否出台新闻法仍然有两种声音，不主张马上出台新闻法的声音主要是认为媒介改革还不够深入，出台新闻法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反而会限制新闻自由的发展。这里就存在立法是根据现时立法，还是超前立法；是根据中国国情和媒介现状立法，还是参照西方立法原则立法的问题。但是要意识到，立法本身就是媒介改革甚至政府体制改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早将媒介体制改革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会更有利于新闻业整体的发展。

4、人文传统的裂隙

我国以传统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注重集体而轻个人，个人价值往往要屈从于集体整体价值。在这样的人文传统面前，自由主义本身就被嵌以了双重内涵：一层是个人的自由，另外一层是集体的自由。缺少自由传统的中国，在自由主义发展的路径上，由于传统观念的差别，集体自由思想往往要高于个人主义自由思想，也即西方传统自由主义在本土化过程中发生了畸变，传统自由主义思想也一度发生断裂。改革开放之初，新闻自由主义思潮的复苏，依然没有脱离传统固有思想的束缚，自上而下来看，主流意识形态同新闻自由思想存在着冲突；自下而上来看，普通民众还不能恰当运用新闻自由。

人文传统的缺失，本身是历史惯性导致的人文价值的断裂。从世界各国来看，新闻自由的本土化历程都要同人文传统有效的结合，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人文传统的断裂，使得对传统精神价值的追求发生了偏向，新闻自由同人文传统的结合就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四、结语

新闻自由一直是党和全国人民努力实现的一个社会目标。我国新闻自由的发展还处在初期阶段，无论是在理论实证、观念认知还是实践应用方面都还不成熟，因此也不具备一蹴而就地放开新闻自由的内外部社会环境。发展新闻自由，一方面需要积极借鉴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基本经验，特别是北欧国家在处理新闻自由和本国政治体制之间关系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积极推进新闻自由的本土化，使其同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积极探索新闻体制改革的路径取向，制定明确的改革路线图，同时对新闻业进行有效规制。

[注释]

[1]刘建明：新闻自由的七种权利（J），新闻爱好者，2001年3月，第1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94—95页

[3]列宁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第353页。

第6篇：时政新闻论文范文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把握电视新闻的舆论导向呢？笔者认为，关键是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把准政治导向，宣传改革开放。

正确把握电视新闻的舆论导向是由我国新闻工作的性质和任务所决定的。只有抓住了政治导向，才能进一步提高宣传质量，做到“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电视新闻工作者一定要牢记“政治家办报、政治家办台”的指导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各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宣传经济建设的新经验、新典型和先进人物，通过强有力的宣传教育和思想动员工作，推动“三个文明”建设，维护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

作为地市级电视台，在宣传好中央和地方宣传工作重点的同时，还要着重围绕地市党政的重大决策和重要活动，大力开掘本地的重大新闻题材，加大宣传的深度和广度，形成一种政治性强、快节奏、大流量、多视点、全方位地反映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全貌的报道态势，不失时机地组织好战役性宣传，唱好本地“三个文明”建设中的重头戏。

正确把握电视新闻的舆论导向，就要注意处理好宣传价值与新闻价值的关系。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是对立的统一体，一方面要坚持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对于某些宣传价值高而新闻价值不太高的新闻，要进行宣传；另一方面，对于某些新闻价值高而宣传价值不大的新闻，尤其是在宣传中处理不好就会带来负面影响的新闻，则坚决不能播发。

二、牢记电视新闻任务，给人以信心和力量。

电视新闻要把“引导、团结、稳定、鼓劲”作为新闻宣传的基本任务，力求健康向上，催人奋进，给人以信心和力量。这就要求我们应该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适当开展新闻舆论监督。

首先，要强化电视新闻的正面宣传。要坚持电视新闻的正确舆论导向，就必须大力强化正面宣传。2005年，周口市委、市政府决定以沼气建设为突破口，彻底改变周口市广大农村落后的面貌，周口电视台及时部署，立即开展了深入、广泛的宣传活动。新闻部、专题部、新闻评论部的记者深入农村进行广泛采访，对市县各部门发展沼气的情况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报道。

其次，要重视电视新闻批评报道的战斗作用。没有批评报道，就会失去电视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因此，电视新闻在强调正面宣传为主的同时，还要把准基调，正确开展舆论监督，激浊扬清、扶正祛邪。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电视新闻中的批评报道，一定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批评要有法律和政策依据，要从有利于大局、有利于稳定出发，有利于转化矛盾，改进工作，不能仅仅“曝光”了事。每一个电视新闻工作者必须牢记：我们的舆论监督是在党的领导下、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的一种民主形式，决不是媒体“独立”的包打天下。

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我国新时期、新形势下党中央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闻宣传工作中的具体体现。电视新闻工作者只有从实际出发，围绕群众所关心的话题展开报道，才能使观众感到电视新闻的可视、可信、可亲和可爱，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欣然接受。所以，电视新闻记者在采访时一定要“深入、深入、再深入，贴近、贴近、再贴近”，一定要改变过去那种热衷于跑机关、泡会议、抄材料的坏习惯，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生产第一线去，采访群众最关心的、影响力最大的、可视性最强的电视新闻；要准确把握人们思想活动的特点和规律，科学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生动活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让群众喜闻乐见，不断巩固和发展万众一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流社会舆论。如周口电视台推出的《公仆与市民》栏目，就是为了探索报道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而开辟的一个电视新闻专栏。该栏目以事实为依托，就周口市广大群众所关心的政策与事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答疑，解说来龙去脉，评论是非曲直，使“公仆”在与“市民”的“对话”中，受到启迪和教育，改进自己的工作，改善政府的形象，赢得人民的信任，故该栏目开播以来，一直受到广大电视观众的喜爱，并得到市、县各级领导同志的认可。

四、发挥优势，多出精品。

电视作为当代社会中最重要的大众传媒，其新闻表现形式通过动态的画面来报道新闻，远远优于报纸、期刊和广播。如何发挥电视新闻的优势，保持电视新闻的强势媒体地位和舆论导向作用，关键就在于充分发挥电视动态画面的特点，突出新闻的现场感，增强观众的视觉效应，并配以巧妙的文字说明，真实地再现新闻事实的变化和动态，唤起观众的视听感觉，使观众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提高电视新闻的质量，多出精品，就必须改变过去电视新闻报道中的老调子、老路子、老框子，积极突破报道思路，拓宽报道领域，扩大报道的开放度和参与度，大力挖掘新内容、新题材、新领域。在报道手段上，则要精心选题、精心采访、精心制作，创作出政治观点正确、群众喜闻乐见、形式丰富多彩的新闻节目。要实现上述目标，关键是“创新”二字。电视新闻如何实现观念的创新呢？新闻观念的创新，是电视新闻提高质量、多出精品的先导。这就要求电视新闻工作者在坚持喉舌观、质量观、市场观的同时，树立以下四种新闻观念：（一）责任观。我国的电视新闻事业是党的整个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电视新闻工作者既是新闻信息的传播员，同时也是党和人民的宣传员，这是电视新闻工作者最神圣的职责，没有这样的责任感，电视新闻工作者就会误入歧途。（二）品牌观。对电视新闻来说，品牌是提高电视新闻节目传播效能的重要途径，是电视新闻节目取胜的法宝，电视新闻节目要想提高收视率和竞争力，就必须树立品牌观念，塑造电视品牌。（三）效益观。电视新闻确立效益观念，必须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导向为前提，正确调整电视新闻的市场取向，追求最大化的新闻覆盖率和市场占有率。（四）道德观。新闻工作者是教育人的，应当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就要求电视新闻工作者要牢牢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抵制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和影响，自觉遵守职业道德，提高道德修养，做一个党和人民信得过的“电视人”。

第7篇：时政新闻论文范文

一、创新党报新闻评论写作理念

互联网的出现，以其即时性使信息的获取更为快捷有效。人们在从信息匮乏进入信息过剩的同时，也惊奇地发现受众因为新闻采访相同、内容相同、表现手法相同，而质疑电子媒体的低质量重复问题，其优势也正随着新闻个性的丧失而弱化。人们逐渐地不仅需要了解新的事件、新的问题、新的经验，更需要了解新的观点、新的思想、新的视角；不仅需要“知道”新闻，更需要解读新闻；不仅需要知道自己的立场、态度，更需要知道政府或者大多数人的立场、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党报新闻评论以其权威性、公正性、独创性而彰显出其独特的个性和魅力。受众的理性化思考需求在党报新闻评论中找到了新的兴奋点，党报新闻评论自然也成了纸质媒体在新一轮媒体竞争中能够生存发展并最终脱颖而出的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之一。由此，党报新闻评论的创新，也就成为时展和媒体竞争的必然要求。

从党报自身的发展要求看，新闻评论的创新也是必然趋势。党报评论就其功能而言，一是传播政策导向。党报新闻评论，有很大一部分是直接代表党和政府撰文发表的，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需要尽快表明党和政府态度，新闻评论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向人民传递党和政府的政策信息，比如各级党报的“社论”；二是表达党报自身立场。新闻评论往往直接代表党报发言，以表明对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社会问题的态度，发表见解和议论，以引导社会舆论，吸引社会各界共同关注，比如各级党报的“本报评论员”文章；三是反映公众信息。关注广大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反映人民的愿望、心声，是党报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很多时候社会问题的解决有难易之分，公众的意见也有对错之别，新闻评论也必须作出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正确看法，以甄别是非、释疑解惑，引导公众采取正确的态度，从而为社会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比如各级党报的“时评”类新闻评论栏目。功能的重要性和位置的特殊性都要求党报新闻评论必须树立创新理念，其整体要求就是：鲜明、生动、有力、可读、可信、可用。要引导而不训导，庄重而不呆板，深刻而不深奥，易懂而不浅陋，犀利而不尖刻，平和而不平淡。从而立足时代，把握大局，贴近观众，析事明理，阐明观点，引导舆论，以凸显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指导性，增强吸引力和影响力。

二、创新党报新闻评论写作方式

正因为党报新闻评论既有形式的多样性，也有内容的复杂性，既有立场的政治性，也有观点的科学性，既有新闻的时效性，又有理论的深刻性。因而，创新党报新闻评论便往往成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问题，而要持之以恒地保持一贯的风格则更为不易。在办报实践中，或因力求准确而原文照抄，或因避免差错而老话连篇，或因强调一点而不及其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整体感觉是可读性差、针对性弱。那么，党报新闻评论写作怎样才能创新？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四点：观点鲜明，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有的放矢，具有显著的新闻性；面向观众，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实事求是，具有严格的科学性。而要达到新闻评论的创新要求，则必须要采访创新、选题创新、写法创新。

采访要创新。我们长期以来有一个认识误区，总认为新闻报道需要采访，而新闻评论不必如此，只要坐在家里苦思冥想、闭门造车就可以了。其实不然。新闻评论写作是融采访、写作、编辑于一炉的综合性表现手段。办报实践表明，目前在党报上最为常见的依托新闻报道配发的评论，传播效果一般都不错。个中原因，是在采访过程中真正吃透了“上情”和“下情”，真正掌握了基层的实际、群众的呼声和现实的问题，写出的评论才能言之有物、针对性强；真正实现了与群众的交流和沟通，了解群众心中真正所思所想而非撰写者的所思所想，写出的评论才能论点鲜明、逻辑性强；真正体验到新闻发生地的社会背景、风土人情，写出的评论才能鲜活生动、可读性强。因此，要鼓励采写新闻报道的记者自己动手配评论，因为记者在现场深入采访，对有关的人或事最了解，最有真情实感，也最有发言权，只要留心观察、缜密思考，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蕴含丰富的思想积累，写出的评论便会凝炼有力、高人一筹。同时，要鼓励专职从事评论工作的同志，深入基层、深入实践、深入群众，丰富实践经验，升华思想认识，写出的评论才会切中时弊、抓住要害。

选题要创新。新闻评论的成败关键在于选题，成功的选题往往是评论成功的一半。撰写评论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实际工作中客观存在的具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就是为了解决广大群众心中的疑难、困惑性的问题。而新闻评论选题本身的确定是否有的放矢、言之有物，是否能够抓住问题的实质，将直接决定着新闻评论的质量和价值，更何况随之行文过程中的谋篇布局、造词遣句也必须依据选题的确定才能有所依托，不能提出问题便不能解决问题亦是显然的道理。

而实践证明，成功的选题总是吃透上下“两头”、体现“两风”“两情”的选题。上，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中央的重大战略、重要部署、中心工作。因为，新闻评论是党报的旗帜，是体现党报引导舆论的重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大局意识、导向意识、责任意识，及时发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倾向性问题，有针对性地去研究、分析、解决问题，看得准才能握得住，看得准才能写得深；下，就是群众的思想、意见和呼声。因为，新闻评论是吸引读者“眼球”的亮点，体现的是党报关注的重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把群众的要求当作第一信号，从实际工作中找选题，从现实生活中找选题，从群众关心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找选题，找得准才有针对性，找得准才有可读性。上下结合，就是找到群众关注的而又难以解决的，党和政府关心的而又通过努力可以解决的选题，这样的创新选题，自然容易成为既“叫好”又“叫座”的优秀新闻评论。

写法要创新。写法创新，就是着力解决评论的可读性问题。如今的信息时代，要在不同层次、年龄、职业、喜好的读者群众中完成新闻传播的过程，新闻评论的形式必须更加丰富多彩，新闻评论的技法必须更加新颖灵巧，新闻评论的语言必须更加简洁美感。要写好优秀评论，必须要联系实际，以理服人；以小见大，由浅入深；言简意赅，意味深长；言之有物，读之有益；改进文风，创新写作；要言人之所未言，言人之所欲言。

为此，作者一定要敢于在谋篇布局、语言、结构等方面着力创新，要力求出新思想、新语言，摒弃套话、官腔，要善于使用来源于生活本身的“鲜活”语言，吸收人们创新的极富表现力及个性的语言，采取广大读者喜爱乐见的形式，展现人民群众各种先进思想。在谋篇布局上，则应灵活机动，在客观辨证的基础上把评论信息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使评论在现实方面有针对性、服务性；在种类上有开创性、多样性；在结构上有层次性、复合性等等。同时，评论写作要层层递进，剖析问题；要针砭时弊，解决问题。

三、 创新党报新闻评论队伍素养

新闻评论的质量高不高，关键取决于评论撰写队伍的素质如何。出色的新闻评论工作者，应是一个“多面手”和“杂家”，更应是一名出色的社会观察家和优秀的新闻工作者。

具备政治家的眼光。新闻评论往往代表编辑部甚至同级党委声音。新闻评论肩负着阐明党的方针路线和基本政策，分析实际工作形势，有力引导舆论的重任。所以新闻评论作者，首先要具备政治家的眼光，要增强政治敏感和新闻敏感，培养大家风范。要开阔视野，总揽全局，及时抓住党和政府高度关注、广大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主题，响亮发出媒体的声音。

具备理论家的头脑。

政治上的敏锐与理论上的功底深厚是分不开的。只有增强理论修养，新闻评论才能透过复杂多变的事物现象看到本质，才能用正确的世界观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有效、有力地引导舆论。评论作者要做到客观、全面、深入，要能够深刻、厚重、生动，就必须摒弃主观、片面、肤浅，避免抽象、死板、局限，更要不断丰富自身的理论素养，以提高评论质量。

具备杂家的能力。新闻评论的针对性需要增强新闻敏感和研究问题的能力；深刻性及论据需要丰富的典故运用和历史知识；论证需要逻辑推理知识；可读性需要巧妙的构思和文学功底。总之，思想的升华，文采的多姿，理性的深刻，才会使评论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具备新闻行家的本领。新闻评论贵在及时，往往对社会上发生的事件、问题作出快速反应。没有把握大局、敏锐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本领，没有“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真功夫、硬功夫，不具备看新闻一眼到底的职业素质，就写不出优秀的新闻评论来。写作技巧高，表现在立论新，表现在论证、论据方面充分有力，深刻到位。

第8篇：时政新闻论文范文

兖矿集团新闻中心山东济宁273500

摘要 新闻宣传作为媒体信息传播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大影响，它不仅能够将与人民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最新的信息传达给人民群众，而且新闻宣传具有强烈的舆论导向作用，它能够积极有效的引导人提升自己的境界，能够塑造人高雅的情操，培养广大人民群众敏锐的政治头脑和快速的信息反应能力。我国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也需要顺应当今形势的发展，这就需要积极利用新闻宣传做好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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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闻宣传；群众；思想政治；结合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就一直很重视做好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建设，我国的群众思想政治建设主要注重构建我国人民的思想内容，好的思想工作政治建设能够帮助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人民群众找到合理高效的发挥自我价值的方法和策略，并能够有效提高群众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去追逐、去奋斗的激情和动力，它能够使人们更加清晰的认识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现代科技与各个不同领域进行不断合作与运用的情况下，作为媒体信息传播的有效方式之一的新闻宣传日益被运用到更广阔的领域和空间，而加强我国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建设就离不开对新闻宣传的有效利用。合理利用新闻宣传能够有效的将广大人民群众集中到一起接受最新的实事、政治、新闻、军事等信息。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快的多元化的形势下，人们的生活节奏已经远远不同于传统的生活方式，现如今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追求高效、快速。而将新闻宣传与我国广大人民的思想政治建设相结合则正好吻合于人民群众的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给广大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在积极履行自身义务的同时承担起自身应该负起的责任。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了如何合理有效的将新闻宣传和我国人民群众思想政治建设有效结合起来。

1 好的新闻人员懂得如何有效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袁又能够积极发挥自己的人生价值

而在建设我国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中，首先新闻专业人员要善于利用自己的专业敏锐感，提高自己的新闻灵敏性，积极捕捉到人民群众关注的新闻信息并加以宣传。一方面，新闻工作人员要擅于多角度的挖掘信息，从事件的不同角度进行切入分析，做到事情方方面面的全方位分析，既要对我国传统的固定需要传播推送的一些新闻内容进行分析与宣传；另一方面，又要擅于挖掘不同的素材，为人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话题关注度和话题新鲜感。其次，新闻媒体要积极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政策指示，宣传党的思想。新闻宣传既是对我国党和政府思想政治建设成果的客观体现，又是积极配合党组织的工作的体现，它需要及时落实我国党和政府的各方面指示内容。新闻媒体的有效宣传，不仅能够有效塑造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加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理解，同时也能够为人民群众提供渠道去了解我党对人民群众思想政治建设的最新内容和要求，配合党的工作，从自身做起，也能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的监督，培养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荣誉感，增强他们履行自身义务，承担其对社会、对家庭乃至自身责任的勇气和自信。

2 加强新闻宣传队伍的建设袁积极发挥新闻宣传的舆论引导作用

新闻宣传工作的有效实施离不开高素质的新闻工作人员的努力和奋斗，要打造一批新闻专业知识过硬、政治敏锐度较高、职业素质优良的精英队伍，首先国家和相关机构需要定期对新闻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的新闻相关的理论知识课培训和新闻工作业务培训，坚持不断加强自己新闻相关知识的文化素养，用以支撑自己的实际相关新闻工作的开展，解决在新闻相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打破传统的新闻宣传模式，开放自己的思维，不断开创新的新闻宣传稿的写作方式，推动新闻宣传工作的扎实开展。其次，要加强新闻相关工作人员的作风建设和新闻工作者的内部学习和交流。

实践表明，人们的思想往往提前于行动，并能够对人们的行动具有指导意义。拥有良好作风的新闻工作团队，将能够在业界和人民群众中提高自身新闻宣传的公信度，同时又能够发挥榜样的力量，有效促进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的传播，帮助新闻相关工作人员抵御住一些不良风气的腐蚀，加强自身的思想政治建设，从而推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建设。除此之外，各大新闻媒体要积极组织新闻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各种交流沟通的会议，建设一些新闻媒体工作者感兴趣的协会，将这部分人员聚集在一起，促进新闻相关工作人员就新闻相关的知识和经验进行不断地交流和学习。它能够有效提高新闻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和新闻工作团队的整体素质，而且通过不断的交流和切磋，大家可以就新闻相关知识进行沟通、交流和学习，互相吸取各自的新闻工作经验以及新闻工作的长处，不断开创新的新闻宣传模式，做好新闻宣传工作。

新闻宣传的核心思想与意义就在于它能够对广大人民群众发挥舆论引导作用，良好的正确方向的新闻宣传的舆论引导能够对党和人民政府乃至广大人民群众都有着积极地作用。所以新闻相关工作人员要牢牢把握舆论的方向，发挥正确舆论的积极引导作用，把其作为开展新闻宣传工作，建设广大人民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树立坚定的责任意识，能够积极利用先进的新闻宣传方式，如报纸书刊、电台广播以及电视新闻宣传等，同时要懂得善于利用先进的网络科技和多媒体新闻资源对党和政府的方针路线以及政策部署进行及时有效的宣传，共同奋斗，努力构建起根基稳固、有自己特色的、覆盖面广的、有着明显积极引导作用的舆论新格局。

3 总结

现今，新闻宣传已经成为能够影响广大人民群众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因素，它对我国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建设有着积极的深刻意义和深远的推动作用。只有将新闻宣传与人民群众思想政治建设有效的结合起来，积极发挥新闻宣传的舆论引导作用，捕捉并宣传人民群众关注的新闻信息，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政策指示，才能够更快更好地推动我国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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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卢旭东.论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管理功能[D].中共中央党校，2014.

[2]李建国.提高新闻工作者思想政治素质的思考[J].内蒙古水利，2012(06).

[3]张志勇.新闻工作者提高素养的方法与路径研究[J].科技视界，2013(26).

[4]王刚.积极关注民间舆论场增强党报评论引导力[J].新闻知识，2015(05).

第9篇：时政新闻论文范文

新中国新闻学研究60年来在曲折中前进,在前进中发展的过程,既有成绩和经验,也有问题和教训,认真总结这些成绩经验和问题教训,对其未来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闻学研究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总结60年来新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它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紧紧相依,步步相随。当祖国和人民处于顺境时,它的发展也顺利,而当祖国和人民处于逆境时,它的发展也就受到干扰和影响。

从新中国成立,新闻学研究随着初兴的共和国蹒跚起步,到在“左”的路线和思潮影响下,长达20年中经历曲折,遭受重创,再到挣脱“左”的束缚,拨乱反正,重新起航,最后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改革创新,走向繁荣发展,真所谓国兴,学亦兴,国难,学亦难。

这告诉我们,新闻学研究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需要有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因此,国家应当尽可能创造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使得新闻学研究能够在一种民主的、和谐的气氛与条件下自由发展。我们高兴地看到,在改革开放提供的良好氛围和条件下,党和政府对新闻工作予以大力支持,使得我国新闻学生存发展的内外环境得以不断改善。

例如中共十六大以来,根据党中央提出的新的执政理念,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新闻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为新闻工作实现新的调整和变革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如《关于进一步加强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2003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意见》(2003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2005年)、《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06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等。这些政策文件和法规涉及的大都是制约新闻业深化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其出台将从政策上为新闻业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市场运行规律,实现良性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同时也为新闻学界从学理角度来认识新闻传播和新闻业发展中的这些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政策及法理依据。

再如,政府在新闻学研究的经费上也加大了投入。无论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还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或是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其中对新闻学学术研究的经费资助额都有大幅提高,另外,新闻教育经费和新闻业发展经费也在增加。这些都为新闻学科建设提供了资金和物质保障。

此外,新闻业界的配合也为新闻学科发展提供了支持。近些年来,新闻业界越来越重视和认可新闻学科的学术地位,对新闻学表示出越来越宽容与合作的姿态,不少媒体机构主动与学界进行科研合作,自觉用新闻学理论指导实践。总之,与以前相比,新闻业界对新闻学理论的轻视和指责少了,配合与合作多了,相互间就共同关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合作开展科研的范围不断扩大,研究的力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增加。这本身就壮大了新闻学的研究力量,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发展。

除此外,新闻学科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与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近些年来,新闻学术研究和新闻学科建设得到许多社会团体、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单位和社会公众的配合与支持,形成了一种新闻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新闻学研究须坚持服务新闻实践、传媒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方向

新闻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其学术研究需要始终体现为新闻实践服务、为传媒改革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方向。离开了这些,新闻学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也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纵观60年来新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服务新闻实践和传媒改革是其存在的主要价值,也是其发展的基本条件。正是在不断总结新闻工作和传媒改革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指导一定时期具体的新闻实际工作和传媒改革实践的过程中,新闻学才得以不断丰富其学术内涵,提升其研究质量,从而获得深化与发展的。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对社会主义新闻宣传实践的探索,到改革开放中对新时期新闻宣传实践和传媒改革经验的总结,新闻学研究积极为我国新闻宣传实践和传媒改革及时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咨询,促进了新闻宣传实践的创新,推动了传媒改革的深入,提高了新闻宣传的工作质量与水平。

例如,报纸的改扩版,周末版的出现,都市报的兴起,报业集团的建立,以及广播电视节目和运行机制的不断推陈出新,还有新媒体的快速与强势发展,和传媒产业从经营到管理的一系列改革与创新,等等,都离不开新闻学研究提供的理论支持。

而服务社会发展,则是新时期新闻学研究的一种开拓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学研究开始注意将视角从新闻圈内瞄向社会的广大空间,承担起为社会发展服务的使命。在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的支持下,新闻研究者将研究的领域扩展到为政府、企业及各种社会团体提供政策咨询和理论创新服务,大批研究政府和企业及社会团体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和舆论危机,提高信息传播与舆论引导能力的研究成果,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服务,使新闻学研究的社会应用价值得以充分体现。

实践说明,新闻学研究不能偏离服务新闻实践、传媒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方向,不能无视不断变化的新闻工作实际,将自己困入纯学术的象牙塔中,否则便会走入死胡同,失去其存在的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

三、新闻学研究须不断破除“新闻无学论”的影响

在几十年来我国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新闻无学论”始终伴随其左右,对其发展造成很大冲击和影响。什么“浅薄论”、“无用论”、“非科学论”、“不独立论”、“不成熟论”、“失范论”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观点时不时地会出来对新闻学品头论足。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传入我国并获得快速发展后,更是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或用“新闻传播学替代新闻学”的论调,使得“新闻无学论”的声浪愈加汹涌。

“新闻无学论”的出现有其客观原因,而且实事求是地说,“新闻无学论”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它的确反映了新闻学作为一门后起的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不容否认,“新闻无学论”的存在和蔓延,对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发展确实带来了一定的冲击,造成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受到某些质疑和否定,学术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轻估和贬损,研究队伍也受到某些冲击和影响,不少原先研究新闻学的学者纷纷转向研究传播学,以至于使得一些人对新闻学的前途感到担忧。

因此,新闻学研究欲求发展,就须认识“新闻无学论”的危害,并要努力破除其消极影响,从而为新闻学的健康发展扫清前进道路。当前,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认真总结6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我国新闻学科发展的成绩和经验,理直气壮地说明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具有人文科学学科属性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学术品质及理论内涵,维护其学科地位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当然,在破除“新闻无学论”消极影响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考虑其中某些合理的成分。对其中那些客观反映新闻学研究和学科发展中所存在问题的内容,对那些对促进新闻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内容,要做认真地分析和研究,以便从中汲取教训,提高新闻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使得新闻学在理论体系上更加完善,学科内涵上更加充实,研究方法上更加多样,研究机制上更加规范。

四、新闻学研究须不断排除“左”和右的干扰

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不断受到“左”、右两种倾向的影响,致使其在60年的发展过程中总是左顾右盼,时进时退,难以自由发展,稳步前进。

新闻学研究中的“左”的倾向,在一般情况下主要表现为一些人习惯于仅仅从政治宣传的角度来看待新闻学,过于强调其意识形态属性,强调其为政治服务的功能,而无视甚至否定其专业性与学术性。而在极端的情况下,比如像“”中那样,则表现为的对新闻专业理念和新闻传播规律的完全颠覆和根本背弃。

新闻学研究中的右的倾向,在一般情况下主要表现为一些人往往单从专业和学术的角度来看待新闻学,过于强调其专业性与学术性,而无视甚至排斥其政治性与倾向性。而在极端的情况下,右的倾向则表现为从根本上否定我国的新闻体制和主流新闻价值观念,主张照搬西方的体制和模式。

其实,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左”、右两种倾向都会对新闻学造成伤害,都不利于新闻学的健康发展。“左”的倾向会伤害新闻学作为一门具有严谨的科学专业规范的学科的专业性与学术性,右的倾向则会排斥新闻学作为一门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属性的社会科学学科的政治性与倾向性。其结果,都会导致新闻学研究出现偏差和失误,这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特别是在极端的情况下出现的那些“左”的或右的倾向,更会对新闻学研究带来严重伤害。

因此,新闻学欲求顺利发展,就须努力防止“左”、右两种倾向的影响,即既要防止保守、僵化、教条等“左”的东西,又要防止偏激、离谱、颠覆性的右的思想观点,要努力做到既讲求学术规范,注意尊重和维护新闻学科的专业性与学术性;又考虑倾向立场,注意体现和维护新闻学科的政治性与倾向性。尤其要注意防止出现极端情况下的那些“左”和右的做法,防止它们对新闻学研究造成重大伤害。

另外,新闻学研究还须注意防止失范现象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近些年来,在新闻学研究中出现了重复发表、抄袭剽窃、忽视学术积累、缺乏学术批评、引文及注释失范、学术评价标准不一,以及低水平重复和“泡沫化”倾向等一系列失范问题,这也使人们对新闻学的专业理论和学术地位产生质疑和动摇。

因此,需要警惕市场、道德等多方面因素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学学术研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以维护新闻工作的职业声誉和新闻学科的学术纯洁。特别是要警惕金钱主义和功利主义对新闻学研究的侵袭,防止它们将学术研究染上铜臭味和庸俗气,使新闻学堕入世俗的泥潭。

五、新闻学研究须遵循学科发展的科学规律

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发展过程需要遵循学科发展的科学规律。

所谓“遵循学科发展科学规律”,主要是指新闻学研究要强调学科的专业性、学术性和规范性,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注意遵守一般的学术规范,尊重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保证其研究过程及研究结论不受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新闻学研究要遵循学科发展的科学规律,实现学科的科学发展需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一是要在找准问题的基础上发展,即找到当前阻挠自己发展的障碍,弄清影响自己发展的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克服自己的缺欠与不足,寻求适合自己今后发展的正确道路。

二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即要立足于对以往传统的继承,要注意分清过去的哪些工作传统和学科理论是应当继续坚持和发扬的,使其在新时期能够结合新形势、新情况得以发扬光大,既不能任意无视传统,轻易否定原有正确的学科理论,更不能随意颠覆传统,无端地将原有的科学的学科理论视为“谬误”。

三是要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即要积极学习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包括西方新闻学中那些揭示新闻传播一般特征和普遍性规律的理论成果,将其吸收消化为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东西。

四是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即在继承前人和借鉴他人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地吸纳反映最新理论成果的各种新的理论营养来充实、完善和发展自己,特别是要注意总结和吸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业改革发展过程中所积累和创造的各种新经验、新理论,借以将新闻学研究提升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五是要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关照下发展,即既要注意在新闻学研究中坚持科学精神,按照科学形成的规范化要求,和运用科学的方法,来体现和证实自己所研究的学科知识的客观性、真理性和系统性。同时,又要注意在新闻学研究中努力借助并体现人文精神,注意防止那些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维、没有方向的纯粹信息媒介和简单的传播行为的做法,更要警惕那些把新闻驯化为一种纯粹的营利工具、公关帮手的做法。

六、新闻学研究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旗帜、灵魂和方向,是指导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指针,新闻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与发展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对新闻学学术研究的一项根本要求,更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做好新闻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它是科学认识和解释新闻传播现象与新闻运作规律,深入研究新闻学的不可缺少的思想武器。因此,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来研究和发展新闻学,并努力将其体现到新闻学研究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当中去,是新闻学科进一步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从目前情况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在我国新闻战线中,无论是在新闻实务部门,还是在新闻院校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过时论”、“有限论”、“无用论”等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识偏见依然存在。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但会影响人们的思想认识,更重要的是会导致新闻工作和新闻学研究出现偏差和失误,给新闻事业带来损失。所以需要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强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闻工作及对新闻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指导地位。

为此,需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采取更加有效的方式方法,提高学习和教育的效率与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