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 主流经济学 幸福理论

一、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参照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道德哲学时代”的人们追逐权力和荣誉给人类带来的无尽灾难导致了中世纪禁欲主义的盛行,而从18世纪中叶开始,视赚钱为“一种温和的欲望”的思想又导致了道德情感主义伦理哲学的诞生。这个时期,伦理学也开始从研究“神”转向研究“人”,从谋幸福于神转向谋幸福于人。斯密师徒及好友发起和倡导道德情感主义的根源正是赫希曼所讲的:“人们期望通过巧妙地利用一种欲望抵制另一种欲望来调控社会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作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二者之间真正的内在思想联系应该是这样的:前者论情感、美德和幸福,而且论证了适当的情感才是美德,有美德才能得幸福;后者论经济人如何通过追求财富来满足个人“一种温和的欲望”。“温和的欲望”的满足将会调节其的欲望,抑制权力、荣誉等有攻略性和毁坏性的欲望,使人变得能自制,有美德,进而能幸福。而且,斯密还相信这种满足和调节能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通过“利己而利他”来普世。这就是斯密著作体现的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原理。

边沁继承了快乐主义思想,同时也继承了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思想。边沁避开了对幸福性质的价值判断,认为所有幸福无论源于何处,带给人们的愉悦感都是相同的,并声称“幸福的数量是相同的,图钉和诗歌一样美好。”边沁认为,人们对快乐和痛苦的评价是主观的,促进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需要在个人之间进行功利或效用的对比才能实现,这种效用的对比需要用货币单位来进行度量和加减乘除的精确计算。边沁为衡量快乐制订了七大标准,同时列举了14种快乐。边沁对经济学幸福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了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原则,把人类所有的动机都归结于对快乐的最大化追求。边沁因此而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通往幸福的钥匙。二是用功利或效用表示幸福,用效用计算幸福,用效用原理来表述功利主义原则。三是指出了效用递减律。尽管边沁认为经济学应该成为是用数学形式表达幸福的一门科学,但他并没有能够真正做到对效用进行数学分析。

边沁的功利主义在经过了穆勒的修正和完善之后,才真正开始成为支撑功利主义经济学大厦的哲学基石。穆勒用幸福主义对边沁的快乐主义进行了修正。其一是对快乐进行了数量和质量的区分。穆勒同边沁的区别在于:边沁认为人类的行为动机仅受自我满足的欲望驱使,而穆勒认为边沁忽略了人们出于自身目的对美、荣誉和其他目标的追求,人们不仅要关心享乐的数量,也应关心享乐的质量。穆勒这一思想表现在他对一个著名论断的引用:“宁可做一个不满足的人,也不做一头满足的猪;宁可成为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愿成为一个满足的。”其二是用幸福主义取代了边沁的快乐主义。穆勒认为,幸福是一个具体的整体,也是一个多元的概念,爱音乐,追求健康,崇尚德性,追求个体的自由发展等,都可以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金钱、名望、权势等是追求幸福的手段,也是可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快乐之有价值也是因为快乐是幸福的组成部分。这里,穆勒不是以快乐为最终标准,而是以幸福作为道德的终极目标。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边沁计算快乐的思想激励着其后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们,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初的边际学派精心设计了一套计算幸福的效用理论,紧随其后的新古典主义,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人”的“理性”特征,发展了“理性经济人”以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幸福计算、比较、选择、交换和分配的整套市场理论。边际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过百年发展,不仅实现了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化表达,也让人类从只有“温和欲望”的“经济人”时代走向工于效用(幸福)计算和最大化选择的“理性经济人”时代。

1、效用函数: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表达

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年)继承了功利主义的效用理论,认为“经济人”之为经济人具有两个特性。其一是他们从消费品中获取效用:“个人需要的任何物……必须具有效用。在经济科学中,我们尊重人的本性,而不是要求人应该怎么样。”其二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计算效用最大化的。只有理性的、计算最大化的行为才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为了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满足――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需要――即快乐最大化,就是经济学问题。”

杰文斯对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贡献,可用他自己的话说来概括:“财富和价值的性质要用无穷小快乐和痛苦来解释”,“我主张所有科学导向的经济学者必须掌握数学。”

2、理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的幸福计算机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年)对功利主义经济学及其幸福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对“理性经济人”的界定。

马歇尔所谓“经济人”的理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经济人”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性。第二,“理性”的“经济人”重视道德和法律的制约,是一种温和与开明的自利。第三,“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不仅包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包括对精神满足的追求,而物质利益通常也能带来精神需求的满足。

马歇尔赋予“经济人”以“理性内涵”,“不仅构筑了现代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而且还规定了市场经济下‘理性经济人’的道德出发点”。自此以后,“经济人”的概念逐渐被“理性经济人”所取代。

3、偏好和理性选择:使幸福的比较、计算和交换成为可能

马歇尔的另一大成就是通过偏好和理性选择的论述,提出了较为完善的需求理论,并将其与效用理论相结合,使功利主义的效用理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按照马歇尔的理论,“理性经济人”对幸福(效用)的偏好、欲望和需求,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操控,在经过市场的计算、比较和交换之后,最终能得以实现。

4、市场均衡:厂商和家庭的幸福最大化

马歇尔认为,财富的积累一般是享乐的等待。人们总是考虑进行合理的交换,以使得劳动带来的痛苦最小化或是避免因获得来自消费品的快乐而进行等待。劳动者进行效用计算,决定忍受多少痛苦的工作;而资本家进行效用计算,决定忍受多久的痛苦等待。“一个谨慎的人会努力把他的财产分配于一切不同用途――现在和将来的,以使他的财产在每一用途上都有相同的边际效用。”因而,效用最大化的计算掌控着从家庭部门到厂商部门的劳动和资本服务的实物流,以及从厂商部门到家庭部门的消费品实物流。

三、福利经济学幸福理论

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利润最大化条件的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家构建了一个精致、匀称、美丽、令人满意的演绎及数学大厦。福利经济学关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研究,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如虎添翼,达到了发展的巅峰。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A. C. Pigou,1877―1959)基于功利主义幸福理论和个人效用可以比较的假设,提出了社会总效用可以计算并可最终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理论。但当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效用不可比较之后,庇古的理论被贴上了“旧福利经济学标签”而遭冷遇。而新福利经济学基于帕累托最优概念和一般均衡理论,构建了一套关于自由市场的竞争、均衡和最优状态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1、帕累托最优:功利主义的“极乐世界”和“永恒幸福”

帕累托最优概念的提出,导致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诞生:在不存在“外部性”条件下,每一个完全竞争的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不存在规模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状态也都是相对于某一价格组合和某种资源的初始分配的一个完全竞争状态,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黄有光教授甚至证明了“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部门、一个国家(或者一些国家)得到了诸多改善,他人也会从中受益”的福利经济学第三定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告诉我们,任何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同时,总存在一个资源的初始配置使得市场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状态。即便帕累托最优的条件不能完全满足,只要通过“帕累托改进”能使一个人的福利有所提高,同时又不损害其他人的福利,这也是最为可取的最佳选择。一个人的福利的提高,致使他人福利也得到改善的情况尽管与帕累托最优原则相矛盾,但也不失为一种从个人最大化走向社会最大化的证明。

帕累托最优理论和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使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达到了发展的顶峰:自由市场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配置资源,分配收入,并且在消费者中分配消费品,以至于没有任何通过消费、交换或生产上的变化实现的资源再分配能够明显增加正在生产和交换的商品价值。帕累托最优标准和帕累托改进表明了社会从资源和财富分配中所能获得的最大福利,即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幸福”实现理论上的可能性。

只要人们接受现在的资源和财富分配,那么,个人最大化行为自动促使社会达到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必然实现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的幸福”,这在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著作中被认为是“极乐点”或“受约束的极乐点”,类似于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教义中的“极乐世界”和“永恒幸福”。

2、次优理论:帕累托最大化幸福梦想难真

福利经济学关于市场最优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严格的前提条件是:完全的私人所有制、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完全的市场信息等等。犹他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享特(E.K.Hunt)则更为详尽地列出了福利经济学实证分析的全部假设。第一,大量的买卖者,任何人都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对均衡产生明显的影响。第二,任何企业都能容易地进出一个行业。第三,投入和产出是同质的,且能分成任意大小的单位。第四,对未来没有不确定性。第五,对生产和消费的所有可能选择具有完全知识。第六,生产函数满足“合适的二阶最优条件”。第七,同样合适的效用函数在整个时期都是稳定的。第八,生产率一般不受财富、收入和权力分配影响。第九,只有那些外部经济和不经济(或“外部性”)可以通过税收、补贴或者新产权的创造得到纠正或抵消。第十,市场总是均衡的,有所变化都是从一种静态均衡状态向另一种静态均衡状态的瞬时变化。

3、不可能定理:个人最大化未必社会最大化

尽管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告诉我们个人福利最大化必然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在次优理论证明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虚幻性之后,阿罗不可能定理又进一步证明了从个人最大化到社会最大化不仅没有必然性,甚至没有可能性。

阿罗(Kenneth J. Arrow)对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从个人偏好导出集体偏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命题。阿罗列出了从个人偏好导出集体或社会偏好必备的五个条件,基于复杂的数学模型和数学推理,阿罗发现,任何社会选择规则要同时满足五个条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一结论证明了从个人福利函数导出社会福利函数的不可能性而被人们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y)。阿罗不可能定理实际上证明了福利经济学从个人福利最大化的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这条“必由之路”是根本走不通。

四、主流经济学幸福理论评价

1、经济人假设的局限

在“幸福效用化―效用物质化―物质化效用数理化和最大化”的演化进程中,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抽象了古典经济人的心理和伦理因素,使经济人成了彻底的经济动物和经济学分析工具。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类的真实本性和追求主观幸福的经济学初衷。

2、有限理性

理性和非理性的并存,决定了人类不存在完全理性。因此,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916―2001年)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理性的限度是从这样一个事实中看出来的,即人脑不可能考虑一项决策的价值、知识及有关行为的所有方面……人类理性是在心理环境的限度之内起作用的。”“理性在它缺乏全知全能时是有限的。不能全知全能大多是指不能知道所有选项,相关外生事件的不确定性以及不能计算后果。”西蒙还指出,“有限理性应作为对传统全知全能理性的替代”,事实上,“实际商业决策形式非常符合有限理性,但和完美理性假设不相符合。”

3、不完美信息和不完美市场

在主流经济学的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已经被现代经济学家们证明是不存在的。现实的市场是非完全信息和非完全竞争的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以及外部性等共同决定了真实的市场是一个不完美的市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所描述的理想化的竞争市场使资源均衡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市场能力,实际上并不存在,市场失灵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市场的经常状态。这一点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无法回避的现实。

4、满意化和最大化

主流经济学信奉最大化原则,隐含前提是个体可以找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方案,即人是无所不知,绝对理性的。基于完全理性假设的经济学最大化概念包含两方面的内涵:在确定性条件下表现为效用函数的最大化;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表现为期望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西蒙认为由于信息、时间、认识能力等方面的限制,人的理性有限,现实中不可能找到最优方案。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最大化的计算是一个简单的要求结果为零的一阶求导过程。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许多情况的真正最优化,在可行的容量限度内,简直是不可计算的。

纵观主流经济学幸福理论的发现脉络,我们不能不承认,以幸福为使命的经济学已经偏离了走向幸福的方向,距离我们追求的幸福目标已渐行渐远。如何重建经济学幸福理论,是摆在经济学家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01BJL029。)

【参考文献】

[1] 艾伯特・赫希曼:欲望与利益[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2] 斯坦利・L.布鲁:经济思想史(第七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 穆勒:功利主义[M].九州出版社,2007.

[4] E.K.亨特著,颜鹏飞等译: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5]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1964.

[6] 贺蕊莉:新福利经济理论综述[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5(1).

[7] 西蒙著,黄涛译:西蒙选集[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第2篇：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福利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1-0001-03

自由主义坚持自由竞争，不赞成政府干预个人福利的实现，而干预主义坚持政府干预，认为国家应当为个人提供生活保障，增加个人福利。二者的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在二者的争论中，是否能够找到共识？经济活动的层面从上到下依次可以划分为个体经济、联盟经济、哦暇济和公共经济。本文将以福利经济学为视角，考察不同经济层面上，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在福利实现途径上的争论。

一、个体经济活动层面

在个体经济活动层面上，市场是买者和卖者相互作用并共同决定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以及交易数量的机制，在市场中的买者和卖者，或者说，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独立的个体，根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决定自我的经济活动行为。与此相对应的是与独立个体相关的福利，包括个人的生存是否有保障，贫困程度，生活需求是否能得到满足。

1.干预主义的福利实现方式。在个体经济活动层面上，为实现个人福利，干预主义主张政府管制，英国早在1601年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中，就规定通过征收济贫税，给无力谋生的人发放救济，并负责组织失业的成年人从事劳动，安排孤儿当学徒等。

2.自由主义的福利实现方式。自由主义主张个体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自由主义先驱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提出，由于“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使得人们在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实现了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因此促进社会福利是私人的事情，与政府和社会无关。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保护国家、保护个人和进行公共建设及相关费用之处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认为贫困与懒惰有关，是由于个人不努力的结果，不应该由社会负责，自由放任、自由调节、自由竞争能使个人得到最大满足。

3.二者争论的焦点。对个人的福利的实现，干预主义认为应由国家负责，提供工作机会和救济，保障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而自由主义认为，应当任由个人自由发展，个人能够也应该对自身福利完全负责。

二、联盟经济活动层面

两个或以上独立个体因共同利益通过正式契约建立的组织，例如厂商联盟、行业协会等，通过这种组织来进行经济活动，是联盟经济活动。它是个体活动的一种放大形式，通过联盟的形式，个体活动有了一定的保障。

1.干预主义的福利实现方式。凯恩斯主张政府承担社会福利责任，对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实行社会救济，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可以对私人企业增加订货、发放贷款，以促进充分就业。实行高额累进税，以此缩小分配差距，提高社会消费倾向，增加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萨缪尔森认为，生产和交换的最有效条件是实现最大福利的必要条件，而合理分配是实现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他赞同凯恩斯的观点，主张政府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以及财政补贴等方式实现对贫困人口的税收转移支付。

2.自由主义的福利实现方式。20世纪初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代表马歇尔把贫困问题归因于劳动市场，认为缺乏技能和谈判力量的工人只会得到较低的工资，这导致穷人的健康和教育水平无法提高，并具有代际延续性。因此，主张限制非技术工人的家庭规模和建立累进税制度，但不主张设立最低工资保障和工会。

3.二者争论的焦点。在这一经济层面上，干预主义主张通过税收收入对穷人实施补贴，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施社会保障，救助生活贫困的人群。而经济自由主义仍然坚持自由的市场经济，但是也认识到，穷人处于弱势地位，政府应通过为穷人提供健康和教育等保障，提升穷人获得财富的能力。

三、垄断经济活动层面

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引起垄断。当垄断代替自由竞争而在经济生活中占了统治地位，垄断的出现减弱了竞争的程度，使竞争的作用下降，使得资源的配置缺乏效率。

1.干预主义的福利实现方式。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提出了“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认为国家干预的范围不仅包括分配领域，还应包括生产领域，主张通过税赋消灭财富不均，实行免费医疗和老年抚恤金，提出进行失业救济和工资评议等一系列“合理的健全的社会政策”，倡导发展公用事业，对一些企业进行直接的管制，以便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调和起来，使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得以实现。

2.自由主义的福利实现方式。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坚持由市场自发调节经济，认为在稳定的条件下，市场能够通过自发调节实现充分就业。但庇古也认为，政府应当干预劳动力在不同行业不同职业间的流动，设立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工资公平，长期雇佣，解决劳资纠纷，以提高工人的福利。对于事关全局的产业，如铁路、电力、自来水等实行国有化，通过限制垄断、保护竞争来增加国民收入总量，从而增进经济福利。

3.二者争论的焦点。由于垄断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及其危害，使得市场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因此，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主张对其实施政府干预，但前者认为政府应当全面干预国家经济，包括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而后者认为政府干预应当仅限于存在垄断的行业和关系经济命脉的产业，但在其他领域，仍然应该保持自由竞争。

四、公共经济活动层面

公共经济活动是由个体厂商发展到国家公共部门企业来进行经济活动，提供公共物品（大到维护国家和法律秩序，小到路灯、门牌）、克服经济垄断与自然垄断、解决经济外部性（包括保护生态环境）、调节收入分配、通过需求管理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与充分就业。

1.干预主义的福利实现方式。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琼・罗宾逊夫人，她主张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定程度的国有化，对失业者进行政府培训，以促进其再就业；主张实行高额累进税收制、遗产税制、赠与税制来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以增加全社会的福利。

2.自由主义的福利实现方式。“新自由主义旗手”哈耶克倡导不损害自由的平等，对于福利国家持批评态度，他认为福利国家具有短视和低效的倾向，对个人自由构成了威胁。因此，政府提供保障的方式要尽可能地符合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政府的非强制性、尽可能少的收入再分配。弗里德曼与哈耶克的观点一致，他认为政府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福利国家而采取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干预了个人的自由，主张削减社会保障计划，代之以负所得税。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者阿马蒂亚・森提出以“能力”中心观取代幸福的效用观，他认为，人均收入的增加并不必然会导致社会福利的增加，政府应提供优良的教育机会及医疗保健制度，而非增加个人收入。

3.二者争论的焦点。在这一经济活动层面，二者都认同政府提供社会保障，争论的焦点在再分配问题上。干预主义主张通过收入再分配增加社会福利，而自由主义则反对收入再分配，反对福利国家，主张个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由发展。

五、结论

通过对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在不同经济层面福利实现方式的考察得知，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关注的是不同经济活动层面的福利，因此福利的实现方式，也是有层次的。

在个体活动层面上，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及个体能动性，国家应该尽可能少地干预，这样更有利于个人发挥其才能，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在@一经济层面上，自由主义的观点占据主要地位；在联盟经济活动层面，自由竞争依然是经济发展的有效机制，政府依然可以较少地干预，以保证经济的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在垄断经济层面，由于垄断势力过于强大，有碍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国家应当适度干预。而在这一层面，干预主义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在公共经济活动层面，经济活动的主体就是政府，这一层面的经济活动主要体现为政府职能，因此在这一层面上，政府干预是必须，也是必要的。干预主义在这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与自由主义学派不同，干预主义关注初次分配中的弱势群体，主张通过再分配；而自由主义学派重视宏观福利，社会福利最大化，基于市场机制与宏观目标的实现，接受政府适度干预，但不赞成收入再分配。伴随着经济活动从个体经济到公共经济层面的上升，干预主义的作用逐渐提升，关注的焦点也从提供个人的救济发展到为增进社会福利提供各方面的社会保障，而自由主义的作用在逐渐下降，关注的焦点从宏观福利到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

综上，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在福利的实现方式上并不是完全矛盾的，在不同的经济活动层面，福利的实现方式应当采取不同的主张，在个体经济层面，应当采取自由主义的实现方式，干预过多容易束缚个人的自由发展，导致个人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在联盟经济层面，可以适度加入干预主义的主张，在垄断经济层面，则要以干预主义为主，避免垄断的弊端；在公共经济活动层面，自由主义会导致极端社会贫富分化。因此，应当采取干预主义的方式，并充分发挥二者的政策优势，实现社会福利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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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井润生.西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演变[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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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勇军，胡声军.福利经济学及其理论研究[J].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05，（7）.

[6] 谭磊.亚当斯密的社会福利思想研究[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11，（3）.

[7] 刘继同.个人主义与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社会福利理论综合评介[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2）.

The Debate of Economic Liberalism and State Interventionism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Welfare Economics

MA Yun-chao

（Schoo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5，China）

第3篇：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功利主义；关怀伦理；方法论启发

中图分类号：F06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3-0025-05

对许多非经济学专业的人士甚至许多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这门学科好像是超越了与妇女权利运动相关的政治和社会斗争。毕竟，经济学总是力求成为一门客观的科学，其模型和方法的设计保证了经济分析的严密性。尽管有些经济学家承认以往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可能存在一些性别歧视，但是他们认为其中大部分已经被克服。然而，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女性主义者却认为，现有的经济学知识本身也折射着价值判断和权力关系。女性主义对经济学界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全面而严厉的批判，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由男性创建的、反映男性社会信念的学科(注:女性主义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批判， 参见参考文献［11］。)

福利经济学是从伦理的层面来阐述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分支。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新古典经济学是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这一经济学分支学科的面貌出现的，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主要包括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第二定理以及后来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社会选择学派福利理论等。女性主义者认为，尽管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理论有很多，但皆是以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为蓝本，二者成为当代诸多国家福利政策和福利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也正是由此来批判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指出完全（竞争）市场（即信息对称、物品具有完全分割性和可交易性、没有外部性、没有规模收益递增和拥有标准性偏好的市场）会带来产品（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主张建立市场机制，这是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家所提倡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指出，任何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社会分配状态）都可以通过完全竞争市场机制（即价格机制）来实现，人们所应做的一切只是使政府进行某些初始的总量再分配或进行合理的总量税调节。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思想是在女性主义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思想碰撞和交融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是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内在缺陷为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认为，每一个人一生都离不开关怀和被关怀。从作为类的人来说，如果失去人与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失去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失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类就无法生存和延续下去。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在于它所追求的福利标准是以功利主义伦理原则为基础的，不管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帕累托福利标准、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的卡尔多―希克斯虚拟补偿福利标准，都是以功利主义的福利观为基础的。这种福利观崇尚市场价值，把外在的功利或者是效用看作是福利的最高准则，把福利等同于效用，忽略福利的内在价值层面，贬低甚至是无视传统上由妇女主导的家庭生产活动的价值，割断了人与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进而割断了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从根本上违背了女性重视关系导向、以关怀为主的伦理，反映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以关怀伦理为基础从福利主题和内容、模型假定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提出了批判和挑战。

一、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挑战

（一）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福利主题和内容的挑战

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是市场，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标准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标准实质上是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效用最大化。换句话说，以效用为核心的市场价值标准构成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标准。当“效用”达到不可改善的规模时，社会成就最大，社会的幸福程度达到顶点，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也被称作帕累托经济效率。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指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把效用最大化当作福利的全部内容，追求所谓的经济效率目标，混淆了效用和福利的概念，忽略了传统上由妇女主导的家庭活动(注:当然，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随着女性加入到劳动力大军中，这种情形有所改变，但是妇女所承担的家庭劳动份额仍然很重，同时即便这一点不存在了，家庭劳动本身具有内在价值，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惟效用性也有很大的缺陷。)的价值，忽略了家庭也是人类福利源泉的事实，从而使福利经济学陷入了效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死胡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不把由妇女完成的家庭劳动看作是生产性活动，国民经济核算（GDP）完全不考虑家庭生产的因素,从而排斥和贬低了妇女的非市场劳动对人类社会福利所做的贡献。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主题和内容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色彩，其功利主义福利观切断了人的福利与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切断了人与其母体之间的关联，违背了女性的关怀伦理福利观。

从更高的层面来对关怀伦理加以拓展，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远远超出了家庭的范围，从而包括对贫困和弱视群体的关怀，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关怀。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缺乏对贫困和弱视群体（特别是女性）的关怀，无法解决公平问题，因为符合帕累托最优标准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可以是极度不均的，因而可能会把所有的产品或资源分配给某个人或某个特定阶层（男性），而女性只能以二等公民的身份居于屈从地位。并且，由于测算帕累托最优必须考虑（男性）社会成员对产品初次分配的偏好程度，因此，如果他们倾向于更偏好初次分配，那么初次分配时的（男性）富人在最终分配中至少也必须是同等富有，而穷人（包括女性）始终在贫困的边缘上挣扎。另外，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把生态环境看作是人类经济的一个外生变量，仅仅是从环境能够给人带来效用的层面来界定环境的福利影响，忽视甚至无视生态环境的内在价值，因而缺乏对生态环境的关怀。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是通过忽视妇女的家庭价值将人类所依赖的自然生态环境外部化的，这一外部化抹煞了生态环境所固有的内在价值为人类福利所做的贡献。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主题和内容是以狭隘的功利主义福利观为基础，它只注重市场效率，从而把家庭、公平和生态环境等问题置于边缘化的位置上，从而忽略了家庭生产、社会公平和生态平衡的福利内涵。

（二）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挑战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暗含着（经济）效率问题和（公平）分配问题可以分开解决的“可分离性假定”（separability claim）方法论：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就可以依靠市场来实现生产和分配的效率；而出于“公平或公正”考虑的分配目标则可以通过征收总量税改变收入初次分配来实现。虽然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明确地把公平（分配）问题当作福利问题来解决，但是这种解决方法却是以“惟效率标准”为目标的，把公平问题推托给税收政策而草草了事。尽管现实中效率和公平的分离是不可能的，但是可分离性方法论在很多情况下被看作是一种恰当的研究方法框架。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经济）效率问题和分配问题的可分离性主张归根到底是一种男性本位的务实性、工具性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当效率问题和分配问题的可分离性 (注: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对效率和公平的可分性假定(separability claim) 给予了严厉的批判， 他指出总额税的缺失和委托―问题的存在使效率和公平的可分性成为幻想。)是一个伪命题的时候，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强词夺理地把效率和分配分离开来，说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含有的务实性价值判断，而这一务实性价值判断是男性本位的，因为所谓的效率问题实际上是男性本位的市场经济效率问题。可分离性方法论追求市场效率标准而忽视家庭内部的公平分配问题，特别是妇女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问题反映了其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包括福利经济学）所宣称的价值无涉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不仅有终极性的价值判断，即信奉“看不见的手”（市场）的男性本位意识形态，而且还有务实性的、工具性或称现世性的男性价值判断，这两种价值判断都背离了女性的关怀伦理道德思想。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价值判断和道德伦理，而在于其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客观性亟待加强。

（三）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模型假定的挑战

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是以理性经济人、完全竞争、信息对称、所有的物品都具有完全分割性（divisibility）、可交易性(tradability)和不存在外部性（externality）等模型假定为基础。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模型假定非常苛刻，根本无法解释女性主义者所强调的照护劳动和权利（如自立的权利、免遭歧视待遇和免遭骚扰的权利等）的内在价值的重要性。女性主义经济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模型假定的批判正是以这两个主要的福利议题为基准而展开的。

1．照护劳动（caring labor Care (关照) (注:一词有两重意思： 一方面指照护活动(caring activities)， 如换尿布或者提供“倾听的耳朵”； 另一方面指关怀情感(caring feelings)，如关心者所表现出的关爱。 从内在关系上来说，照护活动是关怀情感的体现，关怀情感是照护活动的灵魂。从广义上来说，照护活动包括对老、幼、弱、病、残的照护，包括对生态环境的照护等等，同样关怀情感也包括对人与自然等的关怀。 ）

女性主义经济学的第一要务就是对家庭中照护工作和照护劳动的分析，因为照护劳动传统上主要是由妇女完成的，它也是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包括福利经济学）冲击最大的领域。女性主义经济学指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论题是市场，并把市场化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边界的标准，把市场活动当作福利的惟一源泉，从而忽略了主要由妇女完成的照护劳动的价值，也就否定了照护劳动作为人类福利重要源泉的价值。当然，福利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也使经济学家们逐渐意识到家庭生产、特别是照护劳动的重要性，试图把照护劳动当作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品由政府或者其他组织来提供。但是，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照护劳动是一种旨在为他人创造可行能力（capabilities）的劳动，很多时候都是完全受到内部动机的激励而完成的。照护劳动由受到非货币动机激励的个人（如父母）提供时，它具有独特的属性。照护劳动的受益人（如儿童）通常情况下不具备辨别其质量的能力或不具备订立合同而获得这一服务的资格。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根本就无法解释照护劳动的生产、组织和质量问题。如果强调儿童获得优质的照护劳动和社会资本（表现为诚实、信誉、市民责任、互惠、遵纪守法等）生产的关系来说，照护劳动明显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同时，人力资本的形成依赖于可行能力（由照护劳动创造）的培养，而可行能力的培养具有正外部性。这种正外部性不仅使受照护的个人受益，而且还为社会培养了有涵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提供了创新资源，从而使整个社会受益。

照护劳动的复杂性特征意味着解决公共品和外部性问题的传统方法已经不适合关怀照护劳动的分析。为了促进照护劳动的生产，就必须培育市场对照护劳动的有效需求。需求可以来自于照护劳动的受益人、照护劳动的供给者或者说来自于整个社会。但是，许多照护劳动的直接受益人却没有能力对照护的价值做出估价或不够资格来进行照护劳动供给的交易（因为他们是儿童或患有疾病）。向这些受益人或其人进行收入（资源）转移支付有可能增加照护劳动的市场供给量和提高照护劳动的质量，但是那些急需照护劳动的群体如果没有有效需求，那么结果就不是最优的。

2．权利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还以权利为基础从法律的角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观进行了批判。权利，比如关于堕胎、订立合同或被雇佣等独立决策的权利或者免遭工作单位歧视和骚扰的权利，可以根据这些权利如何增强妇女获得收入的可行能力和怎样确保妇女享有平等的机会等可交易性层面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它们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按照功利主义的传统，妇女享有的堕胎、订立合同、被雇佣等独立决策权以及免遭工作单位歧视和骚扰的权利只是被当作获取其它东西（增强妇女获得收入的可行能力和确保妇女拥有平等机会）的工具。但是，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指出，权利本身是不可交易的，可以是价值的源泉，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说的“传统功利主义只是按照权利取得理想的结果的能力来判断权利，而没有赋予权利的满足以内在的重要性，因此，权利满足本身被忽视了。”[12]

权利不仅仅是获得其它产品的工具，权利展示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和道德身份与地位，是尊严和平等关系的象征。具体说来，享有免遭骚扰权利的价值与免遭骚扰本身的价值大大不同，因为享有免遭骚扰的权利隐含着社会大众（包括雇主、男性和有职权的人）的承诺和责任。享有权利赋予个人使用国家公共权力的身份和地位：有对坏事或不道德行为的知情权和起码揭发坏事的权利。权利本身不可分割，也不能由市场来生产和交换。

二、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方法论启发

女性主义经济学从福利主题和内容、模型假定、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提出了挑战，这些挑战对于正确理解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缺陷、对于福利经济学的重新定位、对于正确理解市场活动、非市场活动和福利之间的关系及重构福利经济学，都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福利主题和内容的启发

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人类福利、特别是女利的研究表明，非货币或非市场经济是人类特别是女利的重要来源，独立、自由、权利本身构成了人类尤其是女利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传统上主要由妇女完成的照护劳动等家庭价值是人类福利极为重要的源泉。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不能只研究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福利，还必须研究以家庭、社会、法律、伦理等为基础的非市场福利。女性主义经济学指出，现代福利经济学应该把女性主义经济学家、1998年诺奖桂冠得主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capability approach）框架作为福利标准、福利主题和内容的基础，这一福利框架不仅囊括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家的福利主题和内容，还可以用来分析照护劳动、（性别）不平等、正义、贫穷、权力关系、妇女权利、独立和自由等与女利息息相关的福利议题。

（二）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启发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是以可分离性方法来解决公平和效率问题的。可分离性方法实际上是只关注效率，而把公平或公正问题简约为简单的收入分配问题并推脱给税收政策来解决，这也反映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惟市场经济效率的福利标准本质。女性主义经济学对照护劳动的研究说明：当研究特定的法规政策对经济中照护劳动供给的影响时必须完全抛弃可分离性主张。社会政策、法律或法规采用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惟效率标准是不充分的，原因不是惟经济效率的福利标准在该领域不适用，而是以效率为标准的经济理论本身就是失败的。这一启发有着广泛的影响。现代公司治理经济学的核心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效率标准，表现为实现股东收益最大化。公司治理问题对于工作场所的组织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对于照护劳动的供给更有深远的影响。照护劳动的独特属性意味着不能仅仅实现股东收益的最大化（公司利润最大化），然后通过收入再分配来实现照护劳动的社会最优水平，意味着必须在同一个层面上来实现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s）利益的最大化。同样，工作场所的规章制度――工作时日法，产假政策，最低工资制等――必须从效率标准和社会对照护劳动生产和质量的需求两方面来估价，绝不能仅仅依赖效率标准。抛弃可分离性主张有助于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家强调和突出照护劳动的社会价值，依据照护劳动在生产宝贵的社会人力资本的作用强调和突出照护劳动的效率。可分离性主张倾向于暗示人们：通过再分配来调整市场配置资源的惟一目标是调整个人之间的财富和消费水平。对于照护劳动进行更详细的经济分析使社会认清产假政策和工作规章制度的公平或公正程度，而且还使人们意识到从根本上对社会有益的东西。女性主义经济学对权利特别是妇女权利的研究表明：福利经济学解决正义、性别不平等不公平问题也必须抛弃可分离性方法。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主张公平或公正考虑的分配目标可以通过征收总量税来改变收入初次分配这种纯经济杠杆而不是通过立法等法律手段有很大的缺陷，利用税收政策这种经济杠杆仅仅实现了法律权利的工具性价值，法律权利所体现的妇女尊严和平等关系等内在价值被忽视了。

（三）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福利”层次的拓展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照护劳动和权利两个福利议题的研究说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要么忽视照护劳动和（妇女）权利等非市场产品的福利价值，要么只关注产品的工具性价值，因此，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观是一种狭隘的“福利主义”福利观。以可分离性主张的惟市场效率福利标准为基础制定和实施的法律、法规、政策，仅仅实现了权利的工具性价值，权利的内在性价值（即权利作为权利所产生的价值）无法通过可分离性主张得以实现：无法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来纠正权利最终生产和分配中的市场扭曲问题。同样，照护劳动的内在性价值（人类关爱、关怀、特别是女性的关怀伦理）也无法通过收入再分配的转移支付等手段来实现。金钱不是万能的。即使金钱（收入再分配）可以买到权利可以买到的东西，但是金钱买不到权利本身。新古典福利经济学通过把平等、照护劳动等规范性的问题当作公平的事物或分配问题来解决，也就是说只通过收入转移政策而不是立法和执法来解决，暗含着权利只有工具性的价值或者照护劳动的供给是照护劳动提供者在劳动／休闲之间做出的选择而已。

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对福利问题研究做出了贡献，但是没有解决根本的福利问题。因为通过总量再分配或总量税而实现的公平或公正是一种以效用或者功利为基础的低水平公平或公正，通过转移支付等收入再分配手段无法达到高水平的公平或公正，无法真正地使有关公正或公平的观点和政策得以实施，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女性主义者所关注的权利和照护劳动等问题。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家在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福利标准基础上把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幸福、自我实现、公平、自由、良好的社会关系、生态平衡等作为人类福利的终极目标，拓展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层次，弥补了功利主义的缺陷，体现了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福利观和人类的终极关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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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adfield, Gillian K．The Dilemma of Choice: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the Limits of Freedom of Contract［J］．Osgood Hall Law Journal,1995，33（2）．

［3］ Hilary Charlesworth．Feminist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Law［J］．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9，（93）．

［4］ Kaplow L, Shavell S．1994．Why the legal system is less efficient than the income tax in redistributing income［J］．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3: 667-81．

［5］ Kaplow L, Shavell S．2001．Fairness versus welfare［J］．Harvard Law Review．114: 961-1388．

［6］ Kathleen Lahey．Gender-Based Analysis in Law, Research and Policy: Strategies to Mainstream Womens Equality．Materials Prepared of Gender Workshops Canada―China Womens Law Project, 2002．

［7］ Martha Albertson, et al．Feminism Confronts Homo Economicus:Gender,Law & Society, (eds)［M］．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8］ Posner, Richard A．Economic Analysis of Law［M］．(5th ed．1998),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9］ Stiglitz, Joseph．The Invisible Hand and Modern Welfare Economics,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3641．

［10］ Wooley, F．R．The feminist challenge to neoclassical economics［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17）：487．

［11］ 朱成全，崔绍忠．社会性别分析方法论和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5)．

第4篇：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经济学历史与现状的介绍，批判了不幸福经济，分析了经济学对幸福主义的疏离、对不幸福经济学的批判及幸福主义的回归。幸福是人生的永恒追求，是人类活动的终极目的，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经济学也不例外。

经济学在其初创期，承接哲学传统，注重伦理道德，具备价值判断，表达了对人本思想的关注，体现了对人类发展的终极关怀。幸福是人生的永恒追求，是人类活动的终极目的，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经济学也不例外。

古典经济学的朴素幸福主义

古典经济学表现为一种朴素幸福主义，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如亚当•斯密（1723-1790）、边沁（1748-1832）和穆勒（1806-1873）等都承继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表达了对幸福的关注，并赋予经济学浓厚的道德诉求和哲学思辨色彩。

在亚当•斯密的学术思想体系中，《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两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道德情操论》主要阐述伦理道德问题，《国富论》主要阐述经济发展问题。《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哲学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思想的继续发挥。斯密认为对幸福的追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主张从经济关系中考察人的行为和情感，确定人们相互关系的道德准则。

边沁则开创了功利主义思想，为古典经济学打下了哲学基础，并成为早期效用主义的理论来源。边沁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其本性就是趋利避害，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本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个人所获得的每一份财富都对应一份相应的财富，而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总量越大时再增加等份财富，给他带来的幸福数量就越小，只有在人们获得财富的实际比例最接近时，社会整体的幸福总量才最大。

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疏离

古典经济学把幸福是自身研究的目的和出发点，但是对幸福的研究却又始终与物质财富联系在一起。古典经济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始终明确研究物质财富的目的是实现人自身的幸福和快乐，而且其对实现手段的讨论为新古典经济学乃至现代经济学对幸福这一终极目的的疏离埋下了伏笔。

新古典经济学对幸福的疏离以西尼尔和马歇尔为代表。西尼尔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如何实现财富增长，在对财富的研究中必须抽离掉一切难以量化的、与财富无关的因素。而马歇尔则进一步明确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研究的是“个人和社会生活中与获取和使用福利的物质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部分”。而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则成功地将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分析，使经济学蜕变成为对特定约束条件（收入或资源等）下的满足（效用或产量等）最大化问题的研究，成为一种单调的数理推导，经济学的人文色彩不断被淡化。

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疏离则以凯恩斯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革命”，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凯恩斯借鉴了马克思的“生产相对过剩”学说，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应加强“需求管理”，促进消费与投资，通过总需求的扩张来对冲日益提高的社会生产，从而解决就业问题。凯恩斯开创了宏观经济学，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他也使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简化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以国家干预主义对抗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从而也把经济学的幸福主义改变为唯物质主义。

对不幸福经济学的批判

财富经济学在物质匮乏年代有效解决了人们对物质的需求，满足了人们对幸福的低层次需要，同时也弱化了人们对精神满足的需要，从而使人们一度误以为物质富足是实现幸福的唯一手段。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丰富对人类幸福的促进作用出现了边际递减效应，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个人收入和社会财富不能等同于幸福，也不是幸福的唯一决定力量，更不是人类追求的最终发展目标。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财富经济学最终沦为了不幸福经济学，成为人们批判和反思的对象。

何塞•卢林贝格最早提出了“不幸福经济”的概念，指出个人幸福与社会整体财富之间的替代效应，点明了现代经济学不幸福的本质。经济的富足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心灵愉悦。尼克松也说：“生活富裕者一生忙忙碌碌，聚敛巨大的财富，到头来却发现他们并不比原来更快乐，精神上也不比原来更富有。……个人不可能从纯粹的物质主义中得到满足”，从而对只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不幸福经济学进行了反思。

幸福作为对合理欲望的正当满足，其影响因子是多方面的，人们追求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应是寻求幸福而不是单纯的物质满足，经济学必须完成对幸福主义的回归。而最先明确这一点并作出实证研究的是美国的经济学教授伊斯特林。1974年伊斯特林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会经济的增长和个人主观的幸福感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不十分明确，因而提出了“收入增长并不一定能导致幸福感提高”的“幸福悖论”。

伊斯特林的“幸福悖论”动摇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厘清了传统经济学不幸福的本质。西托夫斯基指出，传统经济学将人性简单地定义为“理性的经济人”过于片面单一，缺乏对影响人们主要生活方式的其他因素的深入思考，对“经济人”假定的简单接受和适应妨碍了经济学家对人类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真正动因进行进一步探索。

而理查•莱亚德认为个人幸福应包含了“七大影响因素”：家庭关系、财务状况、工作、社区和朋友、健康、个人自由，以及个人价值观，而国别平均幸福也可以用六个关键因素来说明：即可被信赖的人数比例、属于社会组织成员的人数、离婚率、失业率、政府品质，以及的自由程度。莱亚德对现代社会不幸福现象的批判和担忧被称为“莱亚德的忧郁”。

幸福主义的回归

对不幸福经济的批判有力地促成了对幸福主义的回归。对“幸福悖论”的解释融合了行为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种研究视角，结合了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种学科理论基础，明确了经济发展追求幸福的本质和终极目的，呼唤着幸福主义的到来。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阿玛蒂亚•森教授，表彰他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其获奖理由是森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福利指标设计和关于贫困和饥荒的实质研究，在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表达了对社会最底层人员和财富分配问题的关注。森重新审视经济学的伦理价值，从道德层面去讨论重要的经济问题，以批判的视角来研究福利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进一步促进经济学对幸福主义的回归。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丹尼尔•卡纳曼教授，表彰其将前沿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引入了经济学研究，使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的研究开始进入经济学理论的思考范围。行为经济学弥补了传统经济学模型中的不足与缺憾，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人的完全理性、人的自利性、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等基本前提假设。卡尼曼主张放弃理性选择假设，更多考虑心理偏好、价值观念等心理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他使人们认识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与快乐的正相关性在逐渐减弱，幸福更多地来自于对事物的体验，而不是物质财富本身。

经济学对幸福主义的复归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是因为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时代，物质文明得到了空前发展，物质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但是人们期盼的幸福并没有如期而至。这种社会现象被布瑞克曼和坎布尔形象地比喻为“享乐水车”。

二是与经济上的后工业化相适应，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潮上也出现了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变化。“后物质主义”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并逐渐成为欧美国家主要的社会价值取向，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占主流地位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反思和合理替代。人们从热衷于经济增长、财富占有等物质价值开始转向关注于生活质量、生态环境、人权、自由等后物质价值。社会思潮的改变反映在经济学的研究上，使经济学在对物质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更关注于社会收入差距、环境问题等非收入问题。

三是与信息化相适应，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出现了多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幸福的主观性曾经使经济学家退而求其次，转而研究物质财富问题。但是，心理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以科学的方法测度主观心理感受，从而给经济学对幸福的复归带来了可能。而网络的发展也使得科学信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社会科学的交叉提供了可能。经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相互融合，为经济学的发展打下了心理学的基础，并赋予其浓烈的伦理学色彩。

幸福主义思想在21世纪初引起了我国经济学界的关注，2010年初温总理所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更是对于幸福理念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2.亚当•斯密.国富论[M].华夏出版社，2005

3.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商务印书馆，2000

4.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第5篇：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福利经济学；社会救助

一、引言

福利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增进社会福利的西方经济学分支，主要研究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进行收入分配以实现公平以及如何进行集体选择以增进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是指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给予款物接济和服务，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一个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设计完美无缺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在公平和效益的博弈中最大程度地改善穷人福利的问题。在福利经济学的 历史 演进中，我们要汲取思想营养，为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提供理论 指导 ，并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的实施提供价值规范。

二、福利经济学历史演进中的主要思想

传统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思想都追溯到边沁的功利主义上，而真正意义上将福利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并首次建立了福利 经济学理论 体系的是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二战结束后，一大批福利经济学家的出现和大量的福利经济学文献的出版，极大地拓宽了福利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与内容。因此，经济学界一般将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分为新旧两派。旧派以英国庇古为代表，新派导源于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为英国的卡尔多、希克斯与美国的勒纳、萨缪尔森等所倡导。

1.庇古及其边际效用价值论

庇古以边沁的功利主义 哲学 及马歇尔的基数效用论和局部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系统地论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应用。庇古认为个人的福利可以用他所享受的物的效用来表示，整个社会的福利应该是所有个人效用的简单加总。在此基础上，庇古论述了社会福利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社会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越大。进而针对如何衡量和增进社会经济福利问题得出“收入均等化”的观点，针对如何才能实现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得出了政府应当干预经济的结论。社会福利之所以会因收入分配均等化而增大，其依据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认为，同一英磅的收入对穷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穷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因此，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会使社会总效用增大。

2.帕累托及其最优理论

新福利经济学采用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作为分析工具，否认个人间效用的可比性，排除旧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均等化理论，消费者追求的并非最大满足的总量或最大效用的总量，而是最高的满足水平，即最高的无差异曲线。对于资源配置的评价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可能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在其他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个别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

3.补偿原理

西方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帕累托标准太苛刻，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达到，应予以改进与修补。卡尔多首先提出虚拟补偿原理，为在一项社会变革中，如果受益者在补偿受损者后仍有剩余则这种变革应该肯定，应认为其提高了社会福利。希克斯对卡尔多的评判标准又进行了补充和发挥，提出了假定补偿原理，认为判断社会福利的标准应该从长期来观察，只要政府的一项经济政策从长期看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所有人的境况都会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获得补偿。西托夫斯基对上述两种补偿原理的标准均不满意，认为这两种标准只进行了顺向 检验 ，不能作出社会福利是否改善的结论，而要同时进行逆向检验。也就是说，只有当某项变革能增加福利，而再回到变革前不能增加福利或较少增加福利时，此项变革才可取。

4.社会福利函数理论

伯格森认为补偿原理将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萨缪尔森等人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形成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萨缪尔森等人认为应从个人的主观感受出发，应该把福利最大化放在最适度条件的选择上，应将所有分配方面及其他支配福利的因素一并列入，编制一种“社会福利函数”，当这个函数取最大值时，社会福利就达到了最大。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收入分配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于个人对各种不同配给的选择，个人的自由选择是决定个人福利最大化的重要条件，而社会福利又总是随着个人福利的上升而上升。

5.阿马蒂亚·森与福利经济学的新发展

阿马蒂亚·森认为传统福利经济学理论过分强调经济的一面，认为财富的增长可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贫困、不公平等问题。而实际上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增长本身，而是因为增长过程中所带

来的相关利益。因此， 经济 学 不应只研究总产出、总收入，而应关注人的权利和能力的提高。阿马蒂亚·森的能力福利理论试图把贫困与能力结合到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中来，认为创造福利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那些机会和活动，而这些机会和活动是建立在个人能力的基础上，要形成达到最低可接受的基本生活水平的能力，可能需要有不同的最低充足收入来适应。

三、 社会 救助制度的福利经济学解释

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 历史 来看，新旧福利经济学的差别不在于结论而在于分析工具的不同，旧福利经济学即是以基数效用论为分析工具，而新福利经济学则是以序数效用论作为分析工具，两派一直都是以追求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围绕着公平和效率两大主题展开论战。福利经济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精神，如社会中的贫困者需要救助、公民的生存与发展该有所保障、社会的潜在危险应该排除、由于非自我原因的损坏应该得到补偿等，不仅为人们普遍认可，也为社会救助制度的存在及不断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可操作的建议，并且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以人为本”价值规范。

1.旧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采用了边际效用分析法，在理论上论证了社会救助在增进一国福利方面的作用，其收入均等化、国家干预论等观点及转移支付主张，对世界各国以社会公平为出发点，实行有利于穷人的社会救助政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从总体上看，造成贫困的原因中社会因素大于个人因素，所以，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社会救助是其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社会救助制度通常被视为纯粹的政府行为，是一种完全由政府运作的最基本的再分配或转移支付制度。因此，社会救助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受 法律 保护的基本权利，受助者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和惩罚。此外，庇古还对穷人享受富人转移的福利提出了一些原则要求，他认为，不论是直接转移收入还是间接转移收入措施，都要防止懒惰和浪费，以便做到 投资 于福利事业的收益大于投资于机器的收益。庇古反对对穷人实行无条件的补贴，认为最好的补贴是那种“能够激励工作和储蓄”的补贴，在实行补贴时应有以下条件，即先确定受补者自己挣得生活费用的能力，再给予补贴。否则，那就会使某些有工作能力的人完全依靠救济。这些原则也是各国在设计社会救助制度和对传统社会救济措施进行改革时所追求的目标，为了防止养懒汉，社会救助制度提供的仅仅是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资金和实物，采用 “需经家庭经济 调查 ”的资格审查手段，审核 申请 救助的公民及其家庭的经济收入是否低于贫困线，使真正有需要的公民得到政府的救助，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而不被滥用。

2.新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虽然新福利经济学更多的是关于效率问题的研究，但它与强调公平分配的社会救助不仅不矛盾，而且新福利经济学能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为社会救助提供了理论支撑。以效率为目标，从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救助问题，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救助政策的经济意义。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及资源的稀缺性，在 市场 经济进程中及社会转型变革时期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贫富的两极分化、贫穷等社会现象，并且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强调物资资源的配置，而忽视了 人力 资源 的配置，社会救助作为一种补救模式与手段是对帕累托无优状态的一种改进，可以弥补市场分配的缺陷，提供安全稳定的保障机制，对摆脱贫穷进行帮助，同时社会救助对提高经济效率起独特的作用，“是从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保障对经济发展必要的要素投入，是更宏观的意义上促进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1〕。因此，社会救助制度不仅有助于实现收入再分配中的公平问题，而且还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问题。

另外，新福利经济学同样支持社会救助制度的设立应防止“养懒汉”和国家应当承担社会救助责任的思想。根据序数效用论，救助对象是否愿意退出社会救助，取决于救助对象对退出社会救助前后所能得到福利的比较，如果救助对象参加就业后并不能增加其福利或只能增加很少的福利，就会大大挫伤他们参加工作的积极性。因此，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应能防止受助者形成长期福利依赖的思想，鼓励受助者自立。补偿原理认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出现一方得利、一方受损的现象，因而国家应通过赋税政策来予以调节，从受益者那里取走一部分补偿受损者。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也认为，要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应当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进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因此，补偿原理和社会福利函数理论均为国家通过经济干预措施来获得社会救助的资金提供了理论依据。

3.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思想与社会救助

根据阿马蒂亚·森对新福利经济学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出传统社会救助的缺陷，且能为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提出新的原则。森认为传统的贫困指数(以一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 人口 份额作为衡量指标)仅仅反映了多数人生活状态的平均数，忽视了贫穷群体内部的不

同贫困程度和福利分配的状态，难以科学地反映许多人仍然一贫如洗的事实。根据森的见解，传统的 社会 救助制度是“使一定的资源就象经过漏斗一样进行分配”的制度〔2〕，既没有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没有遵循福利最大化的分配原则。因为，这种制度针对的是所有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但是最贫穷的穷人却无法从中收益。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福利扩散了，而对最悲惨的特殊群体的救助却远远不足，因而，应该实行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的救助政策，对贫困进行更为直接的打击。由于消除贫困是社会救助的根本目标，而贫困的显著表现是收入的缺乏，因此以往消除贫困的社会救助政策也主要体现为各种形式的现金收入再分配，这种做法仅仅保障了救助对象的生存。现实中，贫困者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他们还可能面临“许多其它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决策自由，丧失了其他人可以享受的一些机会，包括 经济 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由于长期脱离工作造成技术生疏和信心低下；体弱多病甚至死亡；丧失积极性；人际关系及家庭生活损失；社会价值与责任感下降；等等”〔3〕。而社会参与能力的下降实际构成了社会排斥，并有可能陷入长久的恶性循环。现金收入再分配只能维持现状，而不能打破贫穷的循环。因而十分有必要区别收入贫困与能力贫困的差异，将社会救助的目标从克服收入贫困上升到消除能力贫困，救助与发展相结合，提升救助对象的社会参与能力，协助他们自立、自强，最终消除社会排斥，实现社会整合。

四、结论与启示

根据以上分析，现阶段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目标应界定为兼顾收入安全和社会公平，要体现“以人为本”，有利于社会和谐；在救助责任上，政府应该充分承担对最困难的社会群体进行救助和提供服务的责任，同时，鼓励富人和社会团体的慈善行为，在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社会总福利；在救助理念上应强调责任和权利的基本对等，对受助对象增加工作要求，即“无责任便无权利”，防止福利依赖；在救助方式上不仅要转变社会救助就是一次性或几次性现金帮困的陈旧观念，更应体现对受助对象“能力”和“机会”扩展的帮助，“机会”扩展可以解决我国当前劳动力数量过多而造成的贫困，“能力”扩展可以解决劳动力质量低下而造成的贫困，；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可用于救助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在救助对象资格的确定上应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在制度的输送渠道上要防止救助资源分散甚至流失，以至于救助的瞄准机制失灵。

能够给予一个制度灵魂的东西，是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4〕。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历程，从福利 经济学 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如何处理政府与 市场 、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及如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问题，改革的推进过程也是对福利经济学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与前几年相比，目前对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研究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是，对这一制度思想来源的研究却很不够。面对现阶段依然严峻的贫困及贫富差距问题和社会救助制度自身尚存在的缺陷，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尤其要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及补偿原理、森的以“能力”为核心的福利经济学思想中汲取营养，为我国建立新的社会救助制度提供使它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基础。

[参考文献]

第6篇：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幸福经济学员；工满意度；人力资源；以人为本

一、幸福经济学的定义

把幸福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价值观念，探讨通过经济发展拓展人们的幸福，成为幸福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我们研究幸福经济学的现实意义是更多关注经济发展的核心，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其实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经济发展不仅重要而且能显著改善生活质量，但只有当经济发展与幸福感和自由并重时，这样的目标才能实现。

二、人力资源管理的内涵

人力资源管理的定义为人力资源，又称劳动力资源或劳动力，是指一定时期内组织中的人所拥有的能够被企业所用，且对价值创造起贡献作用的教育、能力、技能、经验、体力等的总称。即企业根据发展战略的要求，用现代管理方法，有计划地对人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发挥员工的潜能，为企业创造价值，最终达到实现企业发展目标的一种管理行为。

三、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引入幸福管理的必要性

1.对幸福的广泛关注性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必须重视幸福导向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层次，社会各界对幸福的关注与重视都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管理学家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日本政府开始采用国民幸福总值指标，我国也提出了和谐发展，从国家、群体、家庭三者之间关系的视角对幸福作了解读。可见，能否让个体感到幸福得到了普遍的关注。管理学家研究发现，员工的幸福指数直接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子学

2.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要求让员工感受幸福

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是为企业实现利益目标，不同企业，无论在规模大小、经营方向有何不同，但趋利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一切的管理活动都应该围绕利益这一目标展开，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人力资源的获取，首先要考虑员工的幸福感如何，要了解员工对幸福的理解和需求，判定员工的想法与意愿是否与企业的要求相一致，通过选人、用人、育人、留人、发展人等直接为企业实现利益而服务。要想育人、留人，应该从薪酬、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帮助他们获得应有的幸福感，让员工在单位工作中感到工作的快乐和满足度，这样员工才能忠诚于企业，为企业贡献才智和力量，把自身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四、让幸福经济学为人力资源管理插上飞翔的翅膀

幸福经济学是研究资源合理有效配置，使有限的资源合理利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学科。该学科的基础是理性假定的。简单地说，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就是用幸福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去探讨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它以严谨的经济理论和实证分析为基础，使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经济效益紧密结合。因此，幸福经济学是指导人力资源管理改革的基础和重要指导方针，只有把幸福经济合理的与人力资源相结合，才能实现经济与幸福的双赢。

1.优化薪酬体系

虽然我国企业的薪酬水平近年来有了很大提高，但薪酬依然是影响员工工作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对于绝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劳动收入仍是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重要保障。因此企业在构建薪酬体系时，应当充分尊重和承认员工的劳动价值，通过科学合理的薪酬设计，建立全方位的激励制度，最大限度地激发人力资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大力发展幸福导向性产业

幸福导向型产业是指导以满足人由生存到发展的多元幸福诉求为导向，以健康、绿色、时尚、智慧为特征的新兴产业。其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使它不仅具有经济学的意义，同时还兼具社会学的意义。幸福导向型产业淡化了GDP崇拜，更加注重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提出了经济发展的理论引导，可以纠正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等错误片面的价值观

3.实现员工自我价值

工作幸福感可以通过自我成长和自我价值实现得到提升。对于青年员工而言，他们往往具有强烈的成就动机和成就欲望，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具有冒险精神，极为重视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企业应当帮助他们对自我价值目标进行规划和评价，将个人目标和企业目标统一起来，通过不断地学习和改善，在为企业发展做贡献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对于员工而言，能够设身处为员工着想、帮助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的企业，一定也是员工心目中理想的幸福企业。

五、小结

大文豪萧伯纳说过，经济学是使人幸福的学问。它是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幸福经济学中包含的幸福与职业的密切相关性应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得到体现，因为员工的幸福指数直接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因此，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子学科，必须体现人力资源管理的幸福导向，让员工感到在企业中工作是快乐的，生活是幸福的。因此要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在幸福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把人力资源管理与幸福管理相结合，提升员工的主观幸福感，进而促进企业发展。

参考文献：

[1]蒋立杰，刘玲，论高校管理人员心理幸福感的提升[J].文化建设，2008 .

[2]唐爽，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管理和保护的几点思考[J].决策导刊，2010.

[3]许和连，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研究进展述评[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

[4]王宇，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研究[J].管理科学，2005.

第7篇：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

一、导论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产生阶段，它经历了一个从否定社会救济到主张社会福利的思想发展过程，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英法古典经济学家否定社会救济制度的作用的社会保障思想、德国历史学派提倡国家福利的社会保障思想、福利经济学关于福利保障的思想。二是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形成阶段，它标志着福利型社会保障思想的确立，具体内容包括两方面：凯恩斯主义的福利保障理论、“福利国家”论者的社会保障理论。三是西万社会保障理论的多样化发展阶段，它表现为当代西方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社会保障理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社会市场经济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其他经济学派的社会保障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增长学派、未来学派等关于社会福利保障理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理论。

英国社会学家贝弗里奇（WT．Beveridge）在1942年11月向英国政府提出的《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的报告中已说明：“社会保险应旨在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的收入”，“‘社会保障就是对收入达到最低标准的保障”，“国家所组织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的目的在于保证以劳动为条件获得维持生存的基本收入”，至于有些阶层要求保障超出最低生活标准的需要，那可以通过参加私人举办的自愿深险计划去解决。他认为，英国社会政策应以消灭贫困、疾病、肮脏、无知和懒散五大祸害为目标，主张通过建立一个社会性的国民保障制度，对每个公民提供七个方面的社会保障：儿童补助、养老金、残疾津贴、失业救济、丧葬补助、丧失生活来源救济、妇女福利。报告中提出了三个原则；一是普遍性原则，社会保障的实施范围不限于社会的贫困阶层，应包括所有公民，并且不论贫富都按统一的付难交纳保险金；二是政府统一管理原则，政府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组织实施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三是全面保障原则或公民需要原则。社会保障计划包括三种保障方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自愿保险。可以说，贝弗里奇不仅在理论上确立了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基本功能与原则，而且说明了社会保障在实际运行中的机制。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障理论为西方现代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西方对会保障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笔者由此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问题。

二、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

1．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

西方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保障的功能作用，因而对社会救济持否定态度。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发展，经济学家对社会保障功能的肯定也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认识过程，这直接导致了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已由解决劳资纠纷、缓和劳资矛盾逐步转向构筑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功能体系。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将社会福利保障政策视为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将其归为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派将其作为政府调节经济周期、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这样，社会保障的功能就由社会功能转变为经济功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为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也增强了对社会保障的需求规模和需求水平。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派无限扩大“福利国家”的功能，使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最终必然导致“福利国家”危机和“福利国家”论的危机。由此可见，西方社会保障理论是西方基本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充分反映了西方基本经济理论发展的特征。版权所有

第8篇：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教育福利 政策功能 价值分析

在我国，很少有学者或官方文件使用“教育福利政策”概念，与此相近的概念主要有教育资助政策、教育救助政策，等等。笔者以为，采用资助或救助的概念表述，强调的往往是经济援助或某一方面的扶持措施，其背后逻辑更多体现为一种救济施舍而非公共教育服务的责任担当，这远远不足以涵盖教育福利的核心要义。

福利经济学派的开创者英国经济学家庇古认为，福利由效用构成，效用就是满足，人性的本质就是追求最大的满足即最大的效用，也可以说是追求最大的福利。从经济学视角看，教育本身具备正外部性效用的典型特征，因而与福利密切相关。所谓教育福利，是指以促进和保障教育权利公平为目标，通过各种途径为扶持和发展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努力，从而达到提高国民素质、推动个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整体效用。

从功能主义观点出发，有学者将社会福利分为“补救型”的社会福利和“制度型”的社会福利两种类型[①]，前者的服务目标主要是针对“弱者”，后者则强调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据此，作为社会福利重要组成的教育福利亦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普惠型”教育福利，强调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权享有一定年限或某种类型的教育，并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维护其受教育权利或机会，如向适龄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二是“选择型”教育福利，基于事实上的教育不公平状态和促进教育的整体效用考虑，倾斜性地为弱势群体提供福利服务，保障其受教育权利落到实处。社会学理论一般认为，所谓弱势群体是由于某些自身障碍或缺乏经济、政治、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多指社会中需要给予特殊关爱和照顾的人群共同体[②]。

与社会政策旨在“解决社会问题以实现公正、福利等特定的社会目标”[③]的根本观点相契合，所谓教育福利政策是指国家和社会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公平问题，为调节和满足社会或特定群体的教育需求，提升其教育福祉，通过一定的决策程序，制定并颁布实施的系列法律、条例、措施和办法的总称。从动态分析，教育福利政策涵盖政策决策、执行、监督和评价的全部过程；从静态分析，教育福利政策特指相关法律、条例和措施等具体表现形式。如前所述，基于政策指向的目标社会群体，教育福利政策可以分为“普惠型”教育福利政策和“选择型”教育福利政策。采用何种教育福利政策，往往与一定的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特定结构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教育福利政策的功能

教育福利政策的宗旨在于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进而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推动社会协调全面发展。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曾强调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

（一）政治功能：保障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教育福利政策的合法性基础，教育福利政策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教育公平包括入学机会公平、受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三个层面。与此相呼应需确立三项基本原则：机会均等原则，即不论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观点、民族或社会出身、经济条件或家庭背景，所有人均有相同的机会升入教育系统某个特定学习阶段；过程公正原则，即学习者在大致相当的环境和条件下接受教育，并且基于公正的规则要求开展竞争；结果补偿原则，即对处于相对弱势的受教育群体予以必要支持，保障其平等参与学习和竞争，共享教育发展成果。诚如罗尔斯主张：“为了平等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同等机会，社会必须更多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④]。

“在现代社会，受教育已经是一个人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受过教育的公民难以融入现代社会，其个性、尊严和基本需求也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和实现”。[⑤]通过制定和落实教育福利政策，尤其是借助各种途径对教育资源进行调节和再分配，为贫困学生、残疾学生、流动人口、女性群体等常常处于教育困境的人们提供必要补偿，可以有效地维系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公平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比如随着教育主体多元化，公立、私立学校以及不同等级学校之间在法律地位上存在微妙差异，在不同教育机构接受教育，往往会导致教育福利的待遇迥然，民办学校学生助学贷款难即是一例。从更深层次分析，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后，如何均衡资本逐利本性与教育公益属性二者之间的摩擦和冲突，需要不断完善教育福利政策来加以润滑和统筹发展。

（二）经济功能：提高个人收入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自知识（人力资本），这些知识一方面可以转化为新技术和新产品，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一方面会通过溢出效应增加社会的知识总量，长期推动经济增长。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教育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之间的共变关系越来越密切。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将直接决定其工作机会的选择和工作报酬的水平。

明瑟收益率是衡量教育与经济收入相关度的重要指标，表示社会成员每多接受一年教育，在经济收入上提高的百分比。北京大学岳昌军教授基于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简单明瑟教育收益率从1991年的2.76%上升至2000年的8.21%。而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年均教育收益率呈现出明显的递进规律。相对接受小学教育者而言，初中、高中、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的年均教育收益率依次为3.74%、5.24%、5.40%、6.24%和8.84%[⑥]。通过完善和落实教育福利政策，为人们更多更好的受教育机会，有助于缩小社会教育差别，进而弥合日益拉大的社会收入差距。事实上，也惟有均衡发展教育，才能将我国庞大的人口资源转换为人力资源，从而为国民经济的永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支出，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大大高于诸如资本品的其他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尤其是在知识经济的形态下，这种趋势更加明显。”[⑦]

（三）社会功能：促进社会流动，建设和谐社会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体系的核心内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特征：极少数位于塔尖的群体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并占据大部分社会资源；大部分群体居于塔基，他们缺乏必要的社会话语权，生活状况常常处于贫困线和温饱水平之间；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阶层群体只占社会的少数。有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与职业选择高度相关。从事较高层次职业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从事较低层次职业的人，往往受教育水平也较低；不同的职业选择本身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声誉、社会地位和资源拥有程度。

社会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社会分层理论认为，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前提是有开放的社会空间、合理的社会流动，尤其底层成员能够有机会向上层流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有二:一是社会化，二是社会选拔。柯林斯曾尖锐地指出：教育是限制经济领域中具有优厚报酬职位的竞争者数量的筛选工具，帮助那些接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人占据这些职位。[⑧]在现代社会，教育对于社会分层的影响更加深远和广泛。在社会差别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如果能赋予处于社会底层而往往成为弱势群体的人们以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必要的救济支持，他们就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顺利流动到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更高的阶层，从而改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现状。反之，若缺乏必要的教育福利，贫困家庭“缺乏知识和技能”的素质缺陷就会如同疾病基因一样代际相传，世代沉沦于社会的底层。 （四）文化功能：消除“贫困文化”，促进社会融合

美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提出的“贫困文化”观念认为，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的穷人，会逐渐脱离社会主流文化、不受主流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即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这一“贫困文化”的形成和存续，会对周围的人，特别是穷人的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并且代际相传。处于“贫困文化”体系保护下的穷人群体，彼此之间维系着简单的人际关系，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半径而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小，社会资本质量低。而且，由于“贫困文化”的阻隔，穷人与主流社会的接触机会很少，无法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更多的稀缺资源。“贫困文化”现象割裂了社会群体之间的融合，并极有可能造成彼此间的对立和冲突，与建设和谐文化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驰。

哈夫曼和沃尔夫认为，教育具有积极的外溢作用[⑨]：教育可以改善穷人的知识贫困状态，改变观念、行为、意识与精神面貌，增加与主流文化接触的意愿和机会，增强社会参与能力，扩大其人际交往的范围，从而提高穷人的社会资本存量，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纽带；教育可以增加医疗卫生知识，改善配偶和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降低因病致贫的风险；教育可以降低生育率，减轻家庭抚养子女的负担，等等。诚如郑杭生教授所主张：“要消灭贫困，首先必须改造贫困文化……而要摆脱贫困文化的束缚，就应当增加他们及其后代与主流文化接触的机会及其被主流文化接纳的技能。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教育，即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⑩]

二、教育

福利政策的价值取向

任何时期的教育福利政策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上世纪70年代，西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下滑，一些所谓的“福利国家”开始更弦易辙，大力削减包括教育在内的庞大公共开支，一些学者也开始鼓吹“高福利的负面效应”和“市场机制的高效率”。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公共教育制度是一种政府的垄断，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将导致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无论从经济从社会还是从教育上看都是失败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的条件。哈耶克则认为片面强调社会正义会促使人们对市场秩序产生各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市场和竞争原则才是教育活动的基础和依据，并主张国家对教育的投资规模完全应由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来决定，而一个社会如果要从有限的教育投资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就应该将投资集中于少数尖子的高等教育。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免费加助学金”的福利教育模式，与西方许多所谓“福利国家”在表面上具有某些共同性，由此在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当中产生深刻影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要避免福利化的观点成为共识。基于这一逻辑假设，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国政府一方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则在包括教育福利在内的社会福利领域逐步退隐。“教育不是免费午餐”成为改革时代的流行语。直至上世纪末期，随着社会公平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府渐次认识到公共服务对于社会良性发展的重大意义，“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关注民生”等概念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并引领政府职能转变的努力方向。随着政府角色转型趋势的日益显著、迅捷，教育福利政策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和演变趋势更加清晰。

（一）从消极走向积极

传统社会福利是以公民的各种权利为理论基础，如社会权或公民权等，福利政策常常被看作是消极的再分配功能，是障碍经济发展效率的因素。近年来，各国政府和社会政策研究者开始重新检视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作用。新福利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劳动力的流动性、家庭生活的复杂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迫切要求改变旧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增加教育福利的支出，因为只有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才能增加个人参与经济机会的可行性。

教育福利具有人力资本投资功能，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知识和技能，增强其社会生存和发展能力，从而减弱对一般性社会福利的依赖。教育福利政策不是简单的社会再分配方案，而是变被动恩惠式福利为主动进取式福利，变事后补偿性福利为事前预防性福利，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这也有助于增强整体社会福利政策的可持续性，并推动教育福利政策的关注重点从扶助弱势群体的“选择型”福利逐步拓展到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普惠型”福利。我国实施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渐进路程很好地阐释了这一趋势：由少数贫困地区到中西部农村地区，再到全国农村地区，直至2008年秋季在城市全面铺开，最终实现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同在一片蓝天下”。

（二）从济贫走向发展

传统的教育福利政策，关注的往往只是少数贫困特殊群体，以致人们似乎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教育福利是社会的善义之举，仅与救济经济贫困学生相关。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逐步认识到贫困不只是物质和经济的匮乏，更是一种“能力的剥夺”，“社会排斥”的概念由此开始纳入对贫困的阐释当中，教育福利政策更多地关注通过教育路径促进社会的整合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福利的供给对象开始逐渐覆盖贫困群体之外的其他社会群体，如女性群体、有残障者、流动人口及其子女、少数民族群体，以及其他在接受教育方面处于劣势的群体。就此而言，教育服务的性质已经具备更多的公共特征，即从基于救济的目标向发展的目标逐步延伸。

教育福利本身即是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教育公平进而推动社会公平的实现是教育福利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论其身份、地位、家庭出身、财产背景如何，尽量满足所有社会成员在接受教育方面的现实要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为此，一方面要营造积极的公平教育环境，实现教育权利面前人人平等；同时要采取必要的优惠政策和特别保护措施，以弥合现实中存在不同群体间的教育不平等鸿沟。事实上，通过必要的帮扶措施，帮助教育弱势群体及个人走出困境，并使其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共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成果，正是暗合了“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全面发展的价值选择。

（三）从单一走向多元

早期的西方国家，教育福利政策的决策主体和行为主体都是政府，尤其在“福利国家”流行时期，政府的角色得到空前强化。国家高度介入教育福利领域，以公共权力干预市场分配不公，使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成员的受教育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与此同时，教育服务质量欠佳、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政府负担过重等问题也沉疴日深，“教育市场化”呼声鹊起，且愈演愈烈，“福利多元主义”日渐占据主流观点：强调教育福利服务可由公共部门、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家庭与社区共同来负担，政府角色逐渐转变为福利服务的规范者、福利服务的购买者、物品管理与仲裁者，以及促使其他部门从事服务供给的角色。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采用“国家─单位制”的模式，基本由政府包揽了所有的教育福利内容。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国退民进”的角色变迁过程在教育福利领域同步上演。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政府在教育福利多元化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角色缺位，一是忽视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一退了之”；二是忽视了对教育福利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培育；三是教育收费制度和准入制度政出多门，缺乏科学统一的规范；四是个人及其家庭负担教育成本比例普遍超出其承受能力范围。但无论如何，我国政府推进教育福利多元化的大方向是清晰的，由“福利国家”逐步演变成“福利社会”是促进教育福利事业发展的有效路径。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政府的教育福利角色从过去的直接提供者变成主导者，但政府依然是教育福利政策中最重要的角色，包括政策的主导决策者、教育福利资金的提供者、教育服务质量的监控和评估者、教育福利社会组织的扶持者，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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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经济学；幸福指数；效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物质需求逐渐得到饱和，可是当我们对国民提出“你幸福么”这一问题时，很多百姓的回答略显无奈和尴尬。其实这并不是只有我国存在这样的现象。国外学者研究表示，不管是在发达国家或者是在发展中国家，随着国民平均收入的增长，国民幸福平均指数却同幅度下降，经济迅猛发展可是幸福指数却难以提高，已经是国内外出现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也被称为是幸福收入之谜，亦或是幸福悖论，这种理论的出现让传统经济学走入了困境。

一、当前经济学幸福研究的劣势

经济学出现的目的之一是帮助人类追求幸福，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它是建立在资本增加导致幸福增加的核心理念基础之上的。所以，在过去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经济学自身的发展证明：经济学一直在遵循快乐和幸福效用化一效用化幸福物质化一物质化幸福理性化和数理化的发展路线，进而在此基础上研究幸福问题，该问题的核心在于解释资本增加的原有与增加资本的方法，这样的发展路线已经与怎样实现人类幸福的目标越来越远。

亚当・斯密提出的富有同情心而且具有利己心的经济人会在看不到的手的指引下，满足自己的私欲而获得幸福感，并且运用利己利他来实现全国富裕。边沁延续了这一理念，建立了追求大多数人幸福的功利主义思想，从此幸福便被效用和功利取代，幸福最大化逐渐演变为效用最大化和功利最大化，被迫成为经济学工具，通过效用和功利计算出来的幸福已经没有多少情感认知了，更没有人类的主观感受。世界从此追求物质，人类似乎真的变成了只追求物质的赚钱工具。

二、从幸福的角度解释经济学对当代经济的影响

经济学中提到的效率最大化原则中认为效率最大化与幸福最大化是一样的，把经济的增长视为幸福的增长，将国民生产总值视为重点。眼中只有国民生产总值只会让消费主义无限增多，如果政府也开始跟风宣传消费主义思想，那么这种被迫消费就会成为增加经济的重要方法，长期下来，人们的节约主义思想就会被打破，最终出现过度消费的现象发生，不但为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浪费，还会抑制经济的长久发展和可持续增长。过分重视经济的增长，盲目加大市场投资，过度重复性建设，会造成社会产能浪费，导致大量员工失业，损失给国家稳定带来威胁。与此同时，就像陈惠雄教授依据需求理念揭示的长期供求曲线显示的一样，剩余产能和人类需求变化的多样性会产生矛盾，直接降低人们的幸福指数。并且只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是世界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不顾及环境而追求的国民生产总值会给人类带来水污染、大气污染、垃圾污染等问题，严重影响国民的身心健康，也让食品安全问题愈演愈烈，大幅度降低人们的幸福指数。最后，国家将发展的重心放在国民生产总值上，忽视民生问题的解决，会让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下降或者停步不前，这样的发展趋势自然不利于人们幸福指数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