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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语文教育论文精选(九篇)

大语文教育论文

第1篇:大语文教育论文范文

1.1实用主义盛行,缺乏对语文教学的意识的重要性,语言教学是没有明确的“学科地位”目前全国高校课程的安排,多数高校将《大学语文》安排到了公共基础课系列,在这个系列中,英语无疑是考虑的最重要的教训学生,而语文课在大学很明显受到了冷落。

1.2教材和教学方法落后,“大学语文”很可能是教成“高四语文”现有的“大学语文”课本和教科书有相当程度的重复,被讥笑为“高四语文”。个别院校没有专门的教研室,而是依托中文系各个学科的老师轮流讲授。这样,授课效果和水平可能会好一些,但老师各讲各的,课程没有相对的稳定性,教学质量也会受到影响。

2.体育院系人文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

2.1人文教育的实施认识不足人文教育体育部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但很多人对体育的发展,经常进行体育教育的发展,教育和文化,如缺乏教育和社会意识和参与感之间的关系,往往照搬别人的经验,或任务似的做一些表面文章,使人文素质教育工作难以深入。

2.2办学条件局限性,导致人文素质教育效果不佳体育院系以“体”为主,人文素质教育相对薄弱,图书信息、师资、专项资金等难以令人满意。人们普遍认为,体育院系就应突出“体”的突出特点,专业课的重视,在资金师资方面备受关注。人文及社会科学课程不受重视,人文素质教育的长远规划,资金,师资队伍考虑甚少,教育效果不佳。

2.3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师生积极性不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体育院系大学生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大学生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严重,对待不同的课程不同的态度显得尤为突出。对于技术科目和课程更注重基础理论,而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课程的实践部分,知识为混及格或凑学分。再加上广大人文社会科学课程陈旧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落后,有的教师缺乏敬业精神,教学质量不尽如人意,因此,人文素质课程的一部分,越来越多地被冷落。

3.大学语文对体育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在高等教育课程中,大学语文课在人文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不太乐观的,在大学语文课的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语言知识和文化层次是人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因此,他们判断一个人素质高低的重要依据之一。在强调人整体素质的现代社会,他们是更重要的。尤其是对培综合性体育指导人才来说,语文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大学语文课程在很多高校被忽视,但这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大学语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对于体育指导人员来说,大学在上语文课的学习能力,完善人格的巨大作用,提高思维品质,培养审美情趣,提高人文等方面的品质是任何一门课程无法替代的。总的来说,大学语文课在学生求知、做人和终身发展等方面具有以下几个作用:

3.1培养体育指导者终身学习能力现代知识信息发展迅速,新型知识理念层出不穷。终身学习能力是当代人最重要的一种能力。即使是最好的大学也不会教授一辈子要用到的全部知识,更不可能培养好学生一生所需要的所有能力。尤其是知识更新速度快,新技术的更新速度快。大学语文课程对于培养终身学习能力来说格外重要。综合体育指导人才只有不断学习和更新自己的文化知识,提高运动训练和理论基础,符合现代体育发展培养的要求,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培养指导他人正确运动健身的教练员。

3.2丰富文化知识,提高文化素质,开阔眼界,增长智慧人文素养对体育指导者来说也显得尤为重要。有相当一部分的体育院系培养的人才是未来的教师,其人文素质低不仅影响到其自身的水平,也影响到他们今后的教学对象——学生。目前目前各体育院系均不同程度存在体育人才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现象。

3.3加强语言运用能力,增强沟通能力人在社会中生存,应随时表达自己的想法;任何科学的发明与创造或知识与信息的传递,都必须借助于语言来描述,借助于语言这一载体来记录、推广和应用。这就是说,语言的运用能力对于生活、学习和工作都极为重要。对于体育指导型人才的培养,大学语文对说和写能力的培养,还决定着人际交往的质量和与人合作的成败。因此,利用大学语文课强化语言运用能力,是大学教育极为重要的一项任务。

第2篇:大语文教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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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亦农.当代大学语文教育五派主要观点述评[J].学理论,2009(16).

[3]徐中玉.关于“大学语文”课程回顾与发展建设的意见[C]//经济全球化与高校中国语文教育的回应.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4]李爱化.大学语文――母语教育的守望者[N].科学时报,2007-01-30.

[5]蒋承勇,云慧霞.大学语文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素养培育[J].中国大学教学,2013(2).

[6]魏怡.大学语文的学科性质与教材编写[J].湖南文理学报,2006(2).

[7]吕叔湘.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C]//吕叔湘语文教育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第3篇:大语文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大学语文;人文素质教育;方法探究

大学语文是人文学科的一门课程,具有丰富的人文思想,是一门面向非中文专业学生所开设的公共文化基础课程。大学语文能够对学生的涵养气质、精神世界等方面起到独特的作用,提升大学生的审美能力。随着教学改革的推进,大学语文教学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如何通过语文知识内容的教学,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文素质观念,是教师在教学中需要重点把握的问题。教师需要对教学节奏进行掌控,结合学生的学习方向以及院校的教学特点,对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策略进行深入探究,构建出完善的人文素质培养思路。

一、大学语文教学现状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学语文越来越被重视,使学生在语文方面的基础知识、基础素质和基本能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大学语文教学暴露了一些不足之处。1.学科性质略显模糊。尽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历经多年,但是对大学语文性质的鉴定,还多是从语文教学的工具性进行判断的。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高校将大学语文定位为基础性的公共课程,并且长期处在一个边缘化的位置上,这与英语教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导致很多学生对语文产生了轻视的学习态度。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使学生对语文学习的价值存在着一些认知偏差,对于学科的定位比较模糊。要想达到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学生不仅需要具有较强的文学鉴赏水平,还要从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角度对自身情感进行塑造。而这一点,恰恰是大学语文课堂上未能体现出的内容。2.课程定位缺乏统一。大学语文教学的定位问题是当前高校面临的一大问题。对于那些刚刚经历高考入校的学生而言,他们在语文课堂上的听、说、读、写等方面的能力需要进行必要的巩固和延伸,同时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也要进行必要的强化。部分学生自身的人文综合素质不高,其人文精神有待加强,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大学语文中的课程内容来对其进行改进。在调查中发现,当前对于大学语文内容的定位考虑,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这几个方面:一是工具性定位,认为大学语文应该是高中语文课程的一种延续,也就是简单的补课;二是人文性定位,认为大学语文应该要对学生的文化修养和人文精神进行培训;三是工具性和人文性融洽的定位,让学生在掌握汉语言实用技巧的同时,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由于以上教学观念无法进行统一,导致学生整体的学习质量不高。

二、大学语文教学和人文素养教育的关系

1.大学语文教学和专业人才培养的关系。大学课堂开展语文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丰富学生的语文知识,提升其文学素养。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将大学语文的教育定位在培养人文素质教育的内容中,这样才能避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不明确和不具体的学习问题。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手段对人文性的主体内容展开学习。同时,在教学中,教师还需要本着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关注语文教育的历史环境,为学生呈现多元化的学习体验。2.大学语文教学和人文素质培养的关系。当前大学生的人文素质较为薄弱,且人文课程的开设数量较少,所以大学语文在人文素质的培养过程中肩负着重要的责任。人文素质主要是指由能力、知识、观念、意志等因素综合而成的内在品质,是一个人修养和气质的表现。它可以促进人的思想感情和谐发展,协调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由于社会经济的影响,部分学生的拜金心理严重,审美水平低下,甚至心理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我国大学语文课程主要讲授的是中国语言文学,但是教师却并未对语言文学知识展开透彻的讲解。所以要想对学生的人文素质进行培养,教师需要帮助学生通过欣赏作品背后的内容,揭示文本中所蕴藏的文化精神,进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三、大学语文教学中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方法

1.深入挖掘教材中所蕴含的人文因素。在大学语文教学课堂上,教学活动主要是对教材、教师和学生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机的协调。教材是由相关专家总结出的重要学习经验。在大学语文课堂上对学生的人文素质内容展开教育,教师首先需要发挥引导作用,将弘扬传统文化、陶冶学生情操、提升学生写作能力和鉴赏能力作为教学的重点,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依托教材,对教学内容进行有效的组织。当然,在立足教材的基础上,也不能被教材束缚,教师要钻研教材,对其中所蕴含的信息进行有效的挖掘。例如,在对一些古典文学作品进行讲授的时候,教师要选择其中的精华,通过挖掘其现实意义,对学生的人文素质展开教育。对于一些作家的生平、写作背景,以及前人对其所做的评价,教师都可以讲述给学生,不只是单单让他们对作品进行理解。在大学课堂上对《孟子》《论语》等内容进行教学时,教师可以将儒家的传统思想,如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内容,找准一个切入点,帮助学生建立必要的人文思考。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延伸出庄子、韩非子等人的学说,帮助学生树立相应的学习意识,引导他们从优秀的作品中汲取学识和智慧。为了在课堂学习中培养学生的人文体验意识,教师还可以根据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思想,对学生进行相应的辅导。比如在对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诗人的诗歌内容进行教学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对这些诗词中所蕴含的精神、节操和品格进行深入的感受;同时结合诗文之间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对诗人创作的理想和抱负进行了解,这样才能使学生对诗歌作品有更好的把握。又如,在学习《蜀道难》时,教师可以从乐府体诗歌的结构特色以及诗人李白的创作风格入手,引导学生对诗歌中所体现的感情进行全面了解,深化学生的人文思想感受,强化其整体的学习质量。2.围绕人文素质教育改善教学的方法。在课堂上,教师应该围绕人文素质教育的内容,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将学生的创新思维放到首位,强化整体的思维训练方法,对学生的思维空间进行开放式的引导。首先,在课堂上,教师要对学生的主体地位进行突出,这样更有利于在课堂上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教师可以对教学课堂展开必要的情境创设,帮助学生展开独立的思考,并鼓励其积极参与到互动活动中。例如,在学习《寡人之于国也》这篇古文后,教师不妨鼓励学生大胆发表对这篇文章的学习感受。只要教师烘托出必要的学习氛围,学生普遍能够对“施仁政、反暴政、反兼并”的思想内容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对于那些具有戏剧性质的文学内容,教师可以让学生以表演的形式来对文章的主体进行阐述,强化学生的人文素养。现代教育讲究的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教师在大学语文课堂上要帮助学生对教材进行深入的发掘,使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掌握相应的学习方法和思考方式。首先,可以帮助学生从作品的创作背景入手,进行阅读和理解,将创作者的主要思想、创作生平以及时代背景等内容融合进来。比如在对李清照《声声慢》这首词进行学习时,当学生在对词中凄苦悲凉的情绪进行感受时,教师不妨将李清照在创作时的时代背景讲述出来。由于金兵入侵,北宋灭亡,李清照流落江南,丈夫的过世使她孤苦无依。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学生可以对其展开更为深入的了解。学生在学习人文素质教育的内容时,也可以掌握触类旁通的方法,对一些诗歌、散文进行欣赏阅读,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在大学语文教学课堂上,教师要利用多媒体帮助学生对语文知识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例如,对教材上的《煮酒论英雄》和《宝玉挨打》等内容进行学习时,教师不妨播放一些相关的影视片段,帮助学生对语言内容展开视觉化的体验,这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深化自身的理解程度。在对一些经典的诗歌、散文进行学习时,教师也可以播放一些相应的音乐内容,或者以举办朗诵会的形式,提升学生的欣赏水平。这样既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可以提升其人文素养,达到良好的教学目的。

四、结语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的课堂上,要想切实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教师一方面需要对教学方法进行改进,另一方面则要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体验,帮助他们在课堂上对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进行全方位的理解,深化其人文学习意识。

作者:罗金艳 单位:仙桃职业学院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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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尹世玮.关于大学语文教学的几点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00(7).

[7]孟新芝.革新内容与方法提升效果和能力———谈大学语文课程与改革[J].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2010(1).

[8]蒋业华.大学语文在素质教育中的功能性定位及其实施[J].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学报,2002(2).

[9]葛娟.大学语文课程走向何处———对大学语文课程本质观的探讨[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6(6).

第4篇:大语文教育论文范文

近代以来,通识教育理念一直贯穿于我国的教育之中。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提出“中西融合、兼容并包”,梅贻琦先生也主张“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达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的了解”。他鲜明地提出了“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的通才和全人教育思想。现今,21世纪世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使得通识教育显得更加重要,尤其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更是关键。“中国本科教育需要在培养模式上借鉴西方的经验,特别是通识教育的经验,真正从国家的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改进人才培养的质量。”通识教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培养21世纪优秀人才的切实措施。当然,关于通识教育内涵与概念等的厘定,教育界至今尚未达成一致,但是已经有一些定论,其一,通识教育首先关注的是“人”的培养,其次才将学生作为职业人来培养;其二,在通识教育中,所谓“通”即“融”,指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其三,关于以美国为代表的通识教育实践和以英国为代表的通识教育实践两大阵营的出现,前者认为,通识教育实践应该通过具体的核心课程来体现,后者赞成通识教育是指一种教育理念或者教育观。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后者更适合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即把专业教育做深,触类旁通,即可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

二、大学英语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契合

大学英语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一员,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对于提高学生的国际竞争能力至关重要,所以关于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一直没有停歇,关于走EGP路线还是ESP路线的讨论一直如火如荼,但是迄今都未出现一个令大家满意的结果。目前,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可以尝试通过通识教育的实践路径来进行。

1.通识教育应先关注“人”的培养,然后才是学生作为职业人的培养。

大学英语是高校的必修课之一,其作为语言教学首先是一种文化交流,文化具有“育人”的功能。我国的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研究已经持续很多年了,有一点已经取得共识,即我国学生的英语障碍主要集中在与跨文化相关的领域,如“何时应该如何说什么”才能不违反跨文化交际原则。根据2005年麦肯锡的报告,中国每年培养出近160万各类工程师,但能够为跨国公司工作的人才还不到10%。譬如,中国海员的技术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远远超过欧美国家的海员,但是在国际海员劳务市场上,由于我国海员的英语水平不过关,所以很少有中国人担任船长或者大副之类的职位,这种情况非常典型,在医学、法律等领域亦比比皆是。纠其根本原因,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由于文化因素的干扰,使得学生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职业人。由此可以看出,大学英语教学自身体现出对于通识教育的诉求,即首先是“人”的培养,文化育人,同时亦是职业人的培养。

2.通识教育是“通”和“融”,是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

大学英语教材内容以英语语言为载体,其内容虽然弥散,却贯穿中西、通融文理。研究表明,当下使用率较高的大学英语教材(文理工不分)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为主流倾向,以文科内容为主,兼之以科普内容,教材本身的设计对于文理工科学生兼容并蓄。但我国的现实情况是,由于学生从高中二年级便开始文理分科,进入大学后,学生的文理知识不平衡。因此,通识教育的开展则显得应时之极,大学英语的教材特点也为学生实施“完人”发展提供了契机。教材是学生得到学习刺激信号的源头,对于大学英语教学而言,对于教材的“二次开发”展现了其“通融”的作用。教材的“二次开发”既依托于教材,又超越教材,需要对既有教材灵活地、创造性地、个性化地运用,同时对教学素材资源进行选择、整合和优化,还需开发其他新的教学资源。教材中的文理科知识均需要阅读者运用已有的知识进行建构学习。建构包括两层含义,既要依赖原有知识对新的知识进行解码、处理,从而获得新的知识,又要在新的知识的基础上对原有的知识进行重组。这种解码、处理、重组的过程使阅读者达到“文理通融”之效。

3.以英国通识教育实践为代表的阵营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大学英语作为一门高校课程,它拥有天生的通识教育“细胞”。

当教师和学生进行教材的“二次开发”时,等于是把大学英语课程“做深”了。大学英语是一门语言课程,语言本身就是交流的工具,它的交流不只限于专业交流、人文科学交流,还有自然科学交流。文理工科学生在大学英语课堂上就教材内容联系自己的专业进行思考和交流,不失为一个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方法。21世纪的人才需要宽阔的知识视野和批判性思维等能力,大学英语教学虽然不能在通识教育方面独当一面,但是能为我国的大学通识教育增加一份力量。大学英语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门学科,其承担的任务不止是语言教学或者学生通过语言考试那么简单,其文化、文理交融特征甚至国际化特征都是通识教育得以进行的平台和基础,同时它与我国教育界一直倡导的文化素质教育相得益彰、殊途同归。

三、大学英语教育通识功能的实现

第5篇:大语文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化教育;英语教学;语言

一、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只要语言一被使用,一被赋予意义,它总是要同一种文化发生关系,无论是表达、体现或是象征一种文化,语言和文化融合成一体。语言是文化的一个方面,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制约着语言,成为语言的文化内涵。文化的传授和传播要借助于语言,人类所有的知识和经验只能通过语言来描述、保存和传播。语言又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反映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思维特点和价值观念。语言和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了解一种文化就能进一步加深对其语言的理解,更准确地运用语言。美国语言学家拉多指出:“我们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能教好语言。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准则,就不可能真正学习语言。”

二、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学习一门外语的过程,就是了解掌握一种新文化的过程。《大学英语新大纲》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掌握并运用所学到的语言知识,即书面或口头方式进行交际的能力,而交际能力的提高即需要对所学语言知识的掌握,也许要对语言使用国家的文化背景有所了解。”

大学英语面对的对象是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虽然将来他们涉外的机会也许不如英语专业的学生多,但他们人数众多,加之他们文理兼顾,学科繁多,专业各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外交往日益增多,他们将来必定担任跨文化交际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要与使用目的地语的人们进行交往,必须了解其言语习惯和行为方式,只有这样,才不会因文化的不同而误解其意。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决定其交往的社会规范、道德习俗、言语规则。如果在学习外语时,只注意语言表层的意思,而忽略其深层的文化因素,就会引起误会和矛盾,甚至造成冲突。由语法、词汇等引起的错误,可以被谅解和接受,但如果违反了语用规则,询问和探听对方的隐私,如年龄、收入等,就很可能引起对方的反感,甚至破坏与对方的关系。

学习目的语文化背景知识是课堂教学的需要。以往的英语教学将教学重点放在语法知识和句型操练上,句型大多是:“What''''syourname?Howoldareyou?”等。这种完全脱离了文化背景的句型练习,即使学生练得倒背如流,在实际运用中还会遇到问题,比如,中国人路上相遇,会互相打招呼,去哪儿?干啥去?如果我们遇上外国朋友也如此发问,就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和不满,认为你是在干涉他的隐私。因此,脱离文化的背景,忽视目的语文化的民族特征,只会使学生将本国生活习惯和文化模式套用到所学语言上去,对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是事倍功半。语言学家L.R.帕墨尔指出:“语言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要培养学生运用外语的能力,首先要使他们掌握目的语文化的基本知识,注意中西文化差异。因此,在教学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价值观念的不同

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传宗接代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现在的父母更是把培育独生子女成才当做自己人生的唯一目标,为了孩子,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以致孩子离家求学后,无法忍受空巢的失落感,追随孩子去他乡陪读,完全失去了自我,成为为孩子而活着的依附品。而美国的父母们认为,孩子只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不会因孩子放弃自己的追求。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他们放手让孩子独立行事。因此,美国孩子自幼养成独立自主习惯,崇尚个人奋斗,依赖父母被他们视为耻辱。中国人凡事讲稳妥,在稳定中求发展,而美国人最崇尚的就是创新。如果课堂上哪个学生的观点闪出创新的火花,立刻会受到教授的另眼相待,大加赞赏。

2.词汇的含义不同

词汇的含义包括它的比喻意义、风格及感彩等。对于学外语的学生,不仅要掌握词的字面意义,还要了解词的文化含义,否则,会犯严重的语用错误。会把好言当恶语,把嘲讽当称赞,在交际中引起误解。如peasant一词,在汉语中是“农民”的意思。中小学课本中常见“Myfatherisapeasant.”的句型,但是“peasant”一词,农民只是它的基本意义,它的解释还有“一般指未受过教育的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乡下人,庄稼人,乡巴佬”,“教养不好的人,粗鲁的人”。知道了peasant一词的多种意义,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很多外国人对我们叫农民为peasant感到难以理解。同样,许多外国人对Thepoorpeasanttalkedabouttheirhappylifetoday.(贫农谈到他们的幸福生活)这句话感到费解。poor就是缺钱、缺物、贫穷,贫穷的农民还有什么幸福生活可言呢?因为他们不了解poorpeasant和richpeasant是区分解放前阶级成分的用语。

在中国,有些词是贬义词。如:landlord(地主)、capitalist(资本家),而在英美国家,这些就是像teacher,doctor一样的中性词;同样,在汉语中,ambitious为贬义:野心勃勃的,在英语中却是褒义词:有雄心的,有抱负的。相反,propaganda(宣传),dogooder(做好事的人)这些汉语中的褒义词,在英语中却是:煽动、空想的社会改良家,好管闲事的人。由此可见,在学习词汇时,不仅要掌握词的表层意思,还要了解词的深层含义,感彩,了解英汉两种文化的词汇差异。

3.文化习俗不同

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了不同民族间文化习俗的巨大差异。受其影响,许多不同民族间日常交际用语及其行为也有巨大差异,给跨文化交际带来了一定障碍。如在称呼上,汉语中有伯、叔、舅、姑、姨,体现了中华民族尊老的习俗,年少的必须一一道来,否则,便被视为狂妄无礼。但在英美国家却截然不同,一般情况下,人们不分长幼,不分年龄和地位都可直呼其名。尤其是在互相比较熟悉的情况下,年幼的儿子直呼父亲名字,女婿直呼岳父的名字是司空见惯的。如果在我国,这肯定被视为大逆不道。礼尚往来中,中国人一般会买较贵重的礼物,花钱越多,越能表达对对方的情意,直接送钱也是常见的。而英美则只选择一些有意义的小礼物,只要喜欢,接受的人是不在意是否贵重的,直接送钱就更令人难以接受。《大学英语》精读第二册第三单元《礼物》中,描述了美国一位老妇人于八十岁生日那天接到女儿寄来的支票时,悲愤已极,撕掉了支票的情形:Slowlytheoldladystoopedtopickitup.Herlovelypresent.Withtremblingfingersshetoreitintobits.”在西方人眼中,给钱只是履行责任和义务,而精心挑选的礼物却凝结着爱和感情。女儿不愿花费时间为她买件心爱的小礼物,表明她不爱自己的母亲。

中西文化差异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必须处处留心,认真观察对比,努力掌握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特征,才能在跨文化交际中,掌握好分寸,言语行为得体,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

目前,使学生深刻细致地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特征,是我们外语教学的当务之急。这就要求我们教师不仅要有双重的语言知识,而且还要具备双重的文化知识。教师的双重文化素养是文化教学的保证。教师要不断提高对目的语文化的敏感性,掌握目的语国家文化新动向,以便正确地指导学生;鼓励他们扩大阅读量,拓宽文化视野;应多与外籍教师交往,由此可以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应充分利用电教设备,大量观看原版电影,收听对话录音,使学生熟悉了解目的语文化特征,进而更加准确地运用语言进行交际。

文化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语言,提高运用语言交际的能力。文化教育应寓于语言的教与学之中,而不能独立于语言的教与学之外。

参考文献:

第6篇:大语文教育论文范文

论文内容摘要:通识教育已在我国高校中广泛开展实施,大学语文作为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是实现通识教育目标的重要支撑点。厘清和明确课程定位以及解决其他教学活动中的问题,是大学语文实现其课程价值与意义的有效途径。

一.通识教育及其目标

现今通识教育已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共识。国内外许多知名大学通过实施通识教育,在培养学生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通识教育是西方传统教育理念,原意是指自由教育。上世纪初,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教授第一次将通识教育和大学教育联系起来。针对当时高等教育的日益专业化带来的弊端,他提出高等教育应给学生一种人文的、科学的综合性的基础教育,使学生在进行划分越来越细的专业学习、研究之前对知识的整体状况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后来通识教育的内涵不断被扩充和更新,目前还没有较为权威的定义。

但在谈论通识教育的目的时,国内外的专家有许多相通之处。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罗索夫斯基指出,通识教育旨在让学生达到五个标准:(1)要有最起码的沟通与说服力;(2)对宇宙、社会、人类要有基本的知识,培养独立思考判断能力;(3)在生活品质、阅历上有较宽的视野;(4)遇到进退两难时,在道德的选择上要有足够的明辨力;(5)在主修科目上应掌握问题的理论、方法与数据,未来可在较深基础上触类旁通,以确切证鉴、下结论,甚至说服他人。[1]香港大学学者甘阳提出,“所谓通识教育,所谓general education,就是common education,common to what?common to大学里所有专业的学生,就是要让一个国家的大学生能有一个共同的知识体系、文化背景。”[2]内地学者李曼丽指出,“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3]

大学的通识教育的关键点在“通”,是指在一个比较统一的知识体系和文化背景下,不同学科的知识能够相互贯通。学生不仅深入研究某一学科,也能了解其他基础学科的基本知识,在知识面上做到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当遇到问题的时候,能有开阔的思路,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分析。最终目标是培养思想广博开阔、人格健全的人,也就是全面的、自由发展的人。

二.大学语文是我国通识教育的核心之一

通识教育体系涵盖的学科众多,课程设置方面虽然有校级间的差异,但其数量是庞大的。一般的综合性大学,通常要开上百门甚至更多的通识教育课程,若计算全国高校所设置的,即使除去相同和相近的,数量也应该很可观。在这样众多的课程设置中,要选出那个是最重要的,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可以衡量的标准。

作为我国通识教育体系中的一门课程,大学语文的地位应该是比较特殊的。南开大学陈洪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的《第一版编写说明》中开宗明义指出,“汉语文是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华裔)的母语,是操持这种语文的所有成员维系民族认同、弘扬中华文化、构筑心灵世界、深化意义探究、传承民族精神的共同基础和必要条件。汉语文素养和能力的提升,是关乎民族振兴的大事业。大学生群体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在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各类高等院校中开设‘大学语文’类课程,则是大学生深化语文学习之不可或缺、行之有效的手段。”[4]在《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5]高校语文课写入国家文化发展纲要是前所未有的,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事实上,现在的许多高校都在理科学生中开设了大学语文课。一般来讲,大学语文的设置有这样几方面的目的:一是提高大学生母语水平和运用能力;二是传承优秀文化传统;三是培养高尚品德修养和人文精神等。

这样来讲,不论是从通识教育的目的出发,还是着眼于大学语文的自身特殊性,大学语文课都应该被放在我国通识教育的核心地位。

三.大学语文教学实现通识教育目标的困境与解决办法

作为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大学语文应该在完成通识教育目标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在当前的大学语文教学中有许多问题阻碍着这一作用的发挥,主要是师资的薄弱和短缺、课时量的减少以及教学方法的改良推广等。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在不断改善。例如众多的知名专家如华东师范大学的徐中玉教授、北京大学的温儒敏教授、南开大学的陈洪教授、南京大学的丁帆教授等,纷纷参与到大学语文教学活动中来,他们组织编订各具特色的《大学语文》教材,为大学语文教学提供了高质量的教学资源,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师资上的不足。唐山师范学院孙青春等人倡导创建“群星拱月”式课程体系以解决课时短少问题。东南大学建设的“大学语文·中国”网(dxyw.cn)、南开大学开设的大学语文在线(202.113.16.32)和杭州师范大学何二元建立的大学语文研究网(eyjx.com)等网络平台,或注重资料的丰富,或注重交流互动,都对大学语文的教学效果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除了以上问题,大学语文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尚需厘定与明确,即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

在大学语文教学定位上,目前普遍的看法是以审美性和人文性为目标,以工具性为基础,也有以强调“培养人文精神”、“把大学语文课堂变为美育基地”、“突出写作能力”以及“传播传统文化”等多种论点。这些观点自然都很有道理并正确,他们所说的也正是大学语文的主要使命所在。但要实现这些目标,前提是大学语文教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的兴趣与热情。长达12年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其实也注重传统文化、美育,特别是写作能力等方面的教育,人文性也渐渐被重视。如果现在我们还在大学课堂去强调这些,除了让学生觉得老生常谈、面目可憎外,很难会起到什么效果,其实这也是当前大学语文教学的困境所在。现在我们应该换个思路来思考大学语文教学的定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就曾针对这一状况提出自己的主张,“‘大学语文’教学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引发学生的兴趣,把被应试教育‘败坏’了的胃口重新调试过来。”[6]温儒敏教授的话很朴素,但指出了当前大学语文的正确方向。12年的中小学教育已经给了大学生足够量的写作教育和训练,期望在短短的几十节的大学语文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怎么说都是不很现实的。而人文精神、审美意识应当是自然渗透的,是靠熏陶的,不是强调几句就能解决的。大学语文教学最重要的是回归文学的本性,充分展示文学的美和魅力,燃起学生对文学的兴趣,吸引他们学会欣赏文学精品,“不断丰富自己的感受力、想象力,养成高品位的阅读和写作习惯,逐步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终身受用。”[7]陈洪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的《总序》中也提到,“当今,重建和恢复中国文化之‘文’的传统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以‘文’的理念统领和涵摄高等语文教育,就是提倡‘好文章’的教育。”[8]也就是在对好文章的阅读和欣赏中,重建学生对文学的胃口,培养出学生较高的欣赏力和良好的阅读习惯,而好文章中所蕴含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审美趣味以及文章写法等会在阅读中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学生身上。

具体到大学语文教学这个范畴内,把引起学生对文学的兴趣作为目的,与培养传承传统文化,具有人文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大学生的目的并不矛盾,两者之间其实是直接与间接、实与虚的关系,只有达到了第一个目的,抓住了实,第二个目的才有可能实现,而抛开第一个目的,直接实现第二个目的,往往很难找到落脚点,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如果从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算起,通识教育在西方已有两千多年的传统。在我国,通识教育的兴起不过几十年的时间,而大学语文被普遍重视的时间则更短。在具体的大学语文教学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培养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健全的人目标中,人文精神和优秀的传统文化等是极为重要的内容,所以说大学语文教学是通识教育实施步骤中的非常重要一环。重视并不断提高大学语文教学水平,应该是我国通识教育乃至高等教育较长一段时期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亨利·罗索夫斯基.美国校园文化[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2]新浪网.专家演讲:通识教育在中国大学是否能可能.edu.sina.com.cn/l/2006-09-22/1157135434.html

[3]李曼丽.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4]陈洪主编.大学语文·第一版编写说明[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06-09-14.

[6]中华语文网. 经典美文重塑大学语文—北大中文系教授温儒敏谈大学语文zhyww.cn/dxyw/djjt/200707/64

8.html.

[7]中华语文网. 经典美文重塑大学语文—北大中文系教授温儒敏谈大学语文zhyww.cn/dxyw/djjt/200707/64

第7篇:大语文教育论文范文

医学生在大学英语课堂上没有感受到英语是人的一种语言能力,也没有认识到英语对他们今后的学习所发挥的作用。在专业课程繁重的情况下,许多医学生甚至把英语学习当成一种负担,因为大学英语四六级及格与否与毕业证相关,所以他们在学习中就把过四六级作为终极学习目标,自然很难获得英语能力上的提高。这也与教育部提出的大学英语教育目标相背离,没有达到培养学生语言交际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效果。那么,医学生既面临着过四六级的硬性指标、医学专业课程的学习任务和社会对医护工作者更高人文素养的要求,又面对提高自身英语能力的期望,是否能够在大学英语教学上做一些改变,在英语教学和医学人文教育之间找到沟通的渠道?国内有学者提出把含有医学内容的英语文学作品引入英语课堂,能够加强医学院校人文学科建设,提高医学生人文素质。笔者在此基础上结合所在学校医学生大学英语教学的问题,探索利用大学英语课堂达到既提高医学生英语能力又培养医学人文精神的事半功倍的大学英语教学方法,就此提出几点建议。

二、大学英语教育与医学人文融通教育

首先,英语是一门语言,是以听、说、读和写作为基本技能的。语言的表达有赖于语言的习得,而学生语言的习得最终途径是阅读。阅读能力的训练、培养和提高对于一个人的理解、领悟和换位思考的能力有着重大意义。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阅读并不是单指阅读本身,而是借鉴英语专业阅读课的教学方式,包括辅助阅读的各种不同的英语训练活动。另一个方面,现代医学鼻祖希波格拉底说:“医生有三大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联系,除开冰冷的数据和医生对疾病表征的主观判断,主要来自于相互之间的沟通。诊断过程中,病人要会描述,医生要擅长分析。但事实上,不是每个病人都能很好地表达自己。这种情况对医护工作者的沟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生要准确地诊断疾病,解决病人的问题,就要更有效地调动语言能力和病患进行更好的交流,并学会用这些理解能力调节自己,提高自身人文精神,为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作出努力。据以上分析得出,一方面,从医患沟通的角度可以看出语言能力对医学生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从大学英语教学的角度,阅读文学作品正好是语言能力培养的一种重要方式。这就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引入有关医学的外国文学作品,把医学人文教育融入医学生大学英语教育找到了一个可能的入口。

(一)有关医学的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有助英语学习

1.发挥医学生医学专业背景优势,降低英语阅读难度,提高英语学习积极性

背景知识在英语阅读理解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有学者通过调查报告的形式阐述了阅读者具备与文章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即使语言偏难,理解也能得到保证。对于医学生来说,外国医学小说选段的阅读是有一些难度的,但是这些材料有关于医学专业,他们完全可以发挥专业背景知识,对它们进行很好的吸收。同时,这些小说片段丰富了大学英语课堂内容,又因为涉及医学生熟悉的领域,对提高他们的英语学习积极性也能起到重要作用,这就调动了医学生本身的专业知识服务于英语学习。

2.促进学生英语表达能力,突显英语语言交际功能

英语学习是一个输入和输出的过程。有关医学的外国文学作品在英语教育中的阅读和应用(即大量单词、短语、语法的输入)可以对学生基本的英语技能的提升提供丰富的内容,为他们英语口语交际提供有用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材料。同时,学生阅读能力的提高需要大量的输出练习。笔者借鉴国内学者有关英语输入和输出的研究将其分为两个方面,即口头输出和书面输出。口头上,定期组织有关所学内容的口语心得交流、病人日记朗读和配音大赛。书面上,对所学作品片段进行个人改写,或写读后感和学习汇报。这些基于阅读作品的不同形式的输出,可以为医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书面表达提供一个平台,使得英语的语言交际功能真正突显出来。

3.营造医护工作情景,拓展医学生专业知识和提高学生共情能力

首先,医生作家的作品和描述医生的作品涉及一定的医生工作情景,表达了医生的职业观念和人生态度。医学生容易在阅读中得到从医生视角看待医学事业的直接体验,这对他们树立正确的职业志向起着间接导向作用。不仅如此,其中某些作品的选读,还可以增加医学生的专业知识。例如医生作家柯南.道尔的作品《福尔摩斯探案全集》选段的阅读和赏析,其中涉及到的物理、化学知识和古老病症的描述对扩展医学生专业知识面有所帮助,而且推理情节本身带有逻辑性,对学生思考角度的转换也具有启发意义。如果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成为一种能力,将对医学生逻辑思维培养和职业生涯中对病症的分析诊断能力产生很大的裨益,并且对增进医患沟通和提高医学人文精神也具有现实意义。其次,选择那些讨论疾病、衰老、精神、健康、死亡和等待死亡的命题的作品,就是为了要医学生间接地经历苦难和死亡。

如阿瑟.克莱曼在《疾痛的故事》开篇将疾病、疾痛分开,并提到医生的世界是观察、记录,病人的世界是体验、描述。阅读有关病患经历的小说能为医学生从患者角度体验疾痛本身提供了情景。例如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夜色温柔》是作家在自己身患重病,又守在患病妻子的病床前写下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他身体、心理病痛的再现。阅读这类的作品可以让医学生间接体验病痛,感悟病人患病时的理解需求和情感变化,帮助他们从医护工作者的世界迈入病人的世界,对疾痛抱有更深的同情,对减轻病人痛苦提供更大的帮助。最后,描写医院工作人际关系的作品,例如阿瑟.黑利的《最后诊断》则为身在学校象牙塔内的学生提供了医护工作者自身生活状态和理想追求的现实模板。因此,这些有关医学的文学作品恰好弥补了医学生对真正医护工作的复杂性了解不多的缺陷,让他们在其中阅读到医学人物的百态人生,帮他们在毕业前积累更多处理医患关系的经验,使他们更多地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将要从事的职业,从而对医学事业抱有更大的热情。总的来说,这些有关医学的外国文学作品在大学英语中的学习借助英语语言承载医学人文素材的方式,实现了英语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的融合。在课堂教学中,医学生既可以通过这些文学作品习得语言,又可以徜徉于文学作品中,得到医者人文情怀的自我洗礼。

(二)面临的问题

显然,这种大学英语教学方法对丰富英语课堂内容,提高医学生英语学习积极性有一定帮助,在医生人文素养层面上对改善医患关系也有一定实际意义,但这一教学模式也存在很多的问题。

1.教学内容的选择。就大学英语教学的应试考察来讲,大学英语四六级还是一个硬性指标,课程内容和大学英语学习阶段所要达到的基本技能水平相适应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对教师选择的教学内容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实际的应用。医学生们是否喜欢把医学人文思想融入英语教学、学生的实际需求和普遍的英语水平能否和这种教学方式很和谐的配合,都需要实践检验。

3.中外语言的理解偏差。众所周知,两门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一定理解的偏差。医学生是否能够得到原汁原味的外文阅读理解感受,并让这些作品从语言外壳上帮助他们提高英语基本技能,从语言内容和文学内涵上内化为他们的精神财富和医患沟通能力,这对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投入度和学习悟性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要求。

三、结束语

第8篇:大语文教育论文范文

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其理念来源于古希腊时的博雅教育,最早在美国哈佛大学兴起。其目的是要培养受教育者成熟的心智,同时强调人文精神的熏陶,强调人文社科知识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受教育者在身心各方面的健康发展,而不是知识的灌输成为通识教育所关注的主要内容(刘艳君,2013)。然而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之一便是学生“有知识没文化”,专业不精,人文不通,究其原因便是学校教育过弱的文化陶冶以及狭隘的专业教育。要把学生培养成人,必须走通识化教育之路。

1.1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内大学英语教学存在很多问题。虽然上个十年计算机网络辅助教学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而且就实施状况而言,基本上做到全国普及,并且教学质量相比改革前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教学从本质上并未摆脱教师阐述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计算机设备只是成为了一种较新的呈现形式(杨文莹,徐穗,余东,2006)。有62%的大学生认为英语水平没有本质提高,32%的大学生甚至认为自己的英语水平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蔡基刚,廖朝雷,2010)。教师认为学生不努力,而学生觉得课堂枯燥乏味,没有必要来上课。当然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但是课程的定位一定是一个主要的方面。曹艳艳(2013)便直言不讳指出2007版的《大学英语课程要求》(以下简称《要求》)中对于大学英语教学目标的阐述混乱,定位不清。的确,《要求》中单纯地把英语认为是与外国人沟通的工具,并指出大学英语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这个与高中实施的《新课程标准》中的要求重叠,在教学上就表现为教师教的还是高中学的。因此学生会有疲倦感,慢慢对大学英语感到厌烦。而只是将学生的听说能力提高,能够与外国人交流,这就是生存英语,而大多数学生在高中时期就已具备这项能力,大学再来训练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这是大学英语教学目的定位的模糊不清而导致的。因此,笔者认为,英语课不仅是学习语言的课程,更是利用这个语言了解世界、了解相应文化的途径,是要培养国际交流人才的课程。大学英语在内容上应该通识化,强调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文化熏陶,而不是一味地教语法、教词汇,训练听力技巧。另一个问题就是师资力量。前文已提到,培养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是《纲要》对我国在未来十年的高等教育改革中设置的一个目标,是一种高层次的前沿学术交流和科技沟通。但大多数英语教师并不具备相应学科的专业知识和素养,因此许多专家提出的专业英语(或称二外授课,ESP)课程很难开展。除此之外,学生素质也是进行ESP课程改革的重要难题。以笔者所在的普通地方院校为例,学生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学生的英语高考入学成绩不能达到及格水平,大学英语对于这部分学生来说味同嚼蜡。而这种一刀切的英语教学模式却非常多见。

1.2普通高等院校的大学英语通识化课程模式构建

有效建立大学英语的通识化教育课程体系是保证这次教学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而普通高等院校如何构建符合自身发展的通识化教育体系是摆在这些院校面前的重要问题。通识化的教育体系可以通过英语基础教育和开设选修课来进行。大学英语的传统课程可作为基础课程。基础英语教学应该因材施教,可细分为学术英语基础教学和基础英语教学。前者是针对英语水平较好(各个学校根据专业和学校人才培养规格指定相应的分数,如130分以上)的学生进行的教学,教学内容、教材选择,甚至师资配备都要符合培养这类学生的英语学术水平发展的需求。教学目的就是要为这类学生之后的ESP学习夯实基础,学生听、说、读、写、译能力的培养更注重学生的学术素养,而且这五项技能应以整体、综合形式出现,即一堂课应该以真实的课堂教学背景为依托,所授内容应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科普等多类材料,教师用目标语授课,培养学生边听目标语授课边记笔记的能力;阅读材料在长度和难度上都要符合学术英语标准,可参考美国托福或雅思考试中的阅读文章;写作更多的是进行学术英语写作训练,可先从写较复杂的议论文开始,逐渐过渡到学术英语写作教学。而后者主要是针对英语基础薄弱的学生开设,教学目的主要是让学生掌握生存英语技巧和能力,培养学生职业英语用途能力(EOP),为职场英语的使用做准备。在教材选择和教学内容上,该类英语教学也应与学术英语基础教学区分。如听说能力培养的目的主要是能进行日常交流,即生存英语交流。这种清楚的人才培养目标,基本上实现大学英语的因材施教,各取所需。同时,英语通识教育可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更多地让学生接触英文背后的文化和人文知识,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使生活的意义及价值变得丰富起来。通识教育可有更多的细化,如综合技能训练类教育,专门针对某项英语技能较为薄弱,而基础英语课程由于时间限制而无法满足学习要求的学生;应用技能类教育可专门针对某项技能的训练和教育,如说、写能力,报刊阅读等;人文素养类教育,主要为学生开设人文、哲学、影视赏析等的人文学习,为学生开启文化的旅行,让学生能够沉浸在文化的海洋中。进行学术英语学习的学生在通过相应的选拔考试后,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即ESP教学课程。当然,ESP的教学应该结合各个学校的师资力量来开展,能够胜任ESP教学的英语老师可以承担相应的课程,如果不能承担的可由能够承担相应专业二语授课的专业教师进行。此模式可由下图直观呈现:

2.结语

第9篇:大语文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育;现代性;知识模式;学制设立;观念取向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1)06-0087-06

大学语文教育是伴随着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而发生的。这种现代性进程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错综复杂,以至于“西学”和“西潮”已经构成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种新的传统。[1]因此,结合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对大学语文教育的发生历程予以观照,不失为一个可以接近历史情境的有效视角。

“现代性”(modernity),作为一个意涵丰富且有多种阐释的概念,尤以德国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一方面与启蒙运动尤其是黑格尔以来对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强调有关,另一方面与韦伯所谓的合理性(rationalization)――其直接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分化――有关,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新的知识模式的生成。因而,现代性的内涵至少包含这样三个主题:“精神取向上的主体性;社会运行原则上的合理性;知识模式上的独立性。”[2]

相对于西方现代性论域的三个主题,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大学语文教育的发生大致也可分为三个方面:先是知识模式上,西方讲求致用的“专门之学”对传统的“通人之学”的冲击,造成传统知识谱系的分化、调整与学科分类的诉求,而“专门之学”的出现则是大学语文教育发生的前提;其次学制设立上,大学创办使“通人之学”与“专门之学”的知识传授在教育运行机制上得到保障,而晚清仿日而设的预科制,其间基础教育性质的公共科课程“词章”(壬寅学制)、“中国文学”(癸卯学制)和“国文”(壬子癸丑学制),当属于大学语文性质课程,尤其是“中国文学”(癸卯学制)课程的具体开设,则标志着大学语文教育的正式发生;最后是主体的观念取向,国文教育内容由“载道”到“审美”,教育目的由“学而优则仕”到“完美之人格”塑造,展示出了大学语文教育的切入视角与最终目的。因而,探讨大学语文教育的现代性发生,对当前大学语文教育中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无疑会有诸多启示。

一、知识模式:从“通人之学”到“专门之学”

作为“专才”培养的基础教育之一大学语文教育,晚清以来中国学术界由博而专的知识模式变迁为其发生提供了前提。钱穆曾说:“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3]鸦片战争以后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危机,激起人们对传统学术中“无用之学”的反思与唾弃,也促使人们大量引进西学中的“有用之学”。于是经由改造传统与引入西学两条路径,中国传统讲求博通,培养“通才”的“通人之学”,渐渐向西方现代以来分科治学、造就“专才”的“专门之学”转型。而在分科治学与“专才”塑造中,存在着“中学为体”的思考和致用性的语言文字训练的问题,而问题解决的策略亦是大学语文教育发生的先声。

较早提出中国近代学术分科方案的是冯桂芬。在1861年撰写的《采西学议》中,冯氏将学术分为经学(包括小学、算学)、史学(包括策论)和古学(包括词章之学、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和舆算之学(包括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舆地学等)四类,前三者是中国学术,舆算之学则属西学。中西拼接及二者的比例失调,反映了冯氏“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4]的学术分科观念。接下来,经由王韬、陈虬的进一步探索,到甲午海战前夕,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将中西学术分为六科:文学科,“凡诗文、词赋、章奏、笺启之类皆属焉”;政事科,“凡吏治、兵刑、钱谷之类皆属焉”;言语科,“凡各国语言文字、律例、公法、条约、交涉、聘问之类皆属焉”;格致科,相当于后来的理科;艺学科相当于后来的工科;杂学科相当于后来的农、医等学科。[5]在综合前人的基础上,郑氏的六科分类方案较全面系统地涵盖了中西学术,但同时显然有经世致用倾向:重视文学、言语二科中致用性文体,经学缺失,且西方“专门之学”科目比重加大。1898年开始后,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奏并得到认可。梁氏依据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学制将学堂课程分为溥通学与专门学,类似大学预科与本科。溥通学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逐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等十科,规定三年之内学生必须通习所有科目。专门学则列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商学、兵学、卫生学等十门,在溥通学毕业之后每人选修一到两门。在专门之学修习之前,预科阶段必须学习的科目之一“文学”值得注意。“文学”类似于梁启超早年谈到的“词章”,而他又曾说[6]:王维玉:论大学语文教育的现代性发生

词章不能谓之学也。虽然,“言之无文,行之而不远”;说理论事,务求通达,亦当厝意。若夫骈俪之章,歌曲之作,以娱魂性,偶一为之,毋令溺志。西文西语,亦附此门。

可见把文学作为一门致用之学,凸显其学习知识的基础,与西方各国语言文字同等对待,这种在“专门之学”修习时对“文学”科目的安排,已经隐约显示出大学语文教育的先声。

分科治学观念在当时书院与学堂的教学中得以践行。1873年创立的陕西味经书院,其学术科目分为道学、史学、经济、政治、训诂等五类,并规定了详细的教学规程[7]:

《易经》、“四书”,儒先性命之书,为道学类,须兼设外洋教门风土人情等书;《书经》、《春秋》、历代正史、通鉴纲目、九朝东华录等书,为史学类,须兼设外洋各国之史,审其兴衰治乱,与中国相印证;《三礼》、《通志》、《通典》、《通考》、续《三通》、皇朝《三通》、及一切掌故之书,为经济类,须兼职设外洋政治《万国公法》等书,以与中国现行政治相印证;《诗经》、《尔雅》、《十三经注疏》及《说文》,先儒考据之书,为训诂类,须兼设外洋语言文字之学。

以上所述中西学渐侵及对分科之学的影响显然,而《诗经》等被纳入训诂类,并与外国语言文字并列,可见当时对语言文字致用性方面的重视。

就官方而言,以1862年京师同文馆为肇端,新式洋务学堂由语言学渐及算学、化学、医学等多种学科,并影响到当时教学实践。1891年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其科目分为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学、泰西哲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用学、群学)、文字之学(包括中国词章学和外国语言文字学)四种。[8]在此分科方案中,化西为中,努力存续国学的意图显然,而词章学与外国语言文字同列为文字之学,可见出对致用性语言文字训练的重视。

大学语文教育既然是“专才”培养的基础教育途径之一,“专门之学”的出现自然就成为大学语文教育发生的前提。在分科方案的诸多思考中,以致用性眼光考量如何调整中学、吸纳西学,其间关于“中体西用”的思考及对语言文字训练的重视,因关涉国文教育的人文性与工具性,故已显示出大学语文教育的先声。

二、学制设立:从“南洋公学”到“京师大学堂”

随着分科治学、由博而专的教育改革推进与维新运动的兴起,效法西方学制创办现代大学的呼声日渐高涨。学术专门化是西方学术特征与趋势,大学以其健全的学科体系使之得以集中体现,并有利于人才培养。北洋西学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是近代中国创建最早的三所官办高等学府,而大学语文教育就是在模仿西方学制进行大学创办的过程中出现的。

1895年,盛宣怀奏准在天津创办了北洋西学学堂(1896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仿照西方学制,北洋西学学堂设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学制4年,似国外的大学校,内分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律例五科。1896年,盛宣怀又奏准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在《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中他说[9]:

然臣前年创设天津头二等学堂,旁求教习,招选学徒,大抵通晓西文者,多懵于经史大义之根抵,致力中学者,率迷于章句哗之迂途,教者既苦乏才,学者亦难精择,窃喟然于事倍功半之故,盖不导其源则流不可得而清也。

因此盛氏确定南洋公学在学习西方学科时,必须厚植中国语言文字的基础。而公学总理何嗣参观北洋大学堂时也发现,“该校学生精通中文者没有几个”,何氏认为“不会写本国语言的学生就不具备学习现代学科的必要资格”,因此“录取学生的首要条件应当是具有阅读和书写本国语的能力”。[10] 9-101897年,何嗣拟定的《南洋公学章程》规定:“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底为基础,”[10] 36再授工艺、机器、制造、矿冶诸学。1907年学校改属邮传部后成为工科学校,但办学宗旨未变:“本学堂分设高等学科,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为宗旨,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10] 201

1897年4月南洋公学开学,公学为培养自强人才而设,其重点为上院(相当于大学),志在培养略通工艺、机器、制造、矿冶等学的政治家。在学制上,大学各年级的课程设置中,作为基础课程的国文比重较大,一些理工科专业国文课程贯通学生入学到毕业始终。而这些政策在当时亦得以很好的践行。上世纪初,唐文治在南洋公学主讲国文。1909年,其将高等学堂讲义整理出版,为《高等国文读本》,“该书当可视为我国‘大学语文’教材之肇始”。[11] 《高等国文读本》各卷每个单元均有唐氏独到的讲稿,其后并附有编者精心选择的相关作品若干;教材注重道德教化、思想熏陶。而在写作上,1908年后,该校每年举办国文大会(即作文比赛),全校学生均需参加,名列前十名者分别发给奖牌、奖品,并举行隆重的发奖仪式。[12]唐文治亲自参与命题、改卷,选印历年国文大会的菁华文章,编成《南洋公学新国文》,成为风行一时的语文课本。

可见,专门化的西方学术学习中所遇到的语文能力及传统文化存续问题,在中国大学创办之初就引发思考,正是这种思考,促成了大学语文教育的发生。而在京师大学堂创办过程中,大学语文教育也因类似问题的解决而出现。

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的期间,但因变法失败,学堂实际设诗、书、易、礼四堂及春秋二堂,性质仍同旧式书院。1901年,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改革,其中教育改革法令之一就是重新开设京师大学堂。1902年8月张百熙进呈《京师大学堂章程》,经由朝廷批准后以《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即“壬寅学制”,但此学制招至各方批评,没有实施。随后张百熙联络张之洞做出修订之后再呈,经审核后清廷于1904年1月颁发,史称《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此学制一直沿用至1911年清末。“壬寅―癸卯学制”主要取法“以儒家思想加现代科技为模式的日本学制”。[13] 81这很符合清政府“中体西用”原则。张之洞曾说:“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14]对西方学制“删节而酌改之”的日本学制更适合中国国情,比如西方学制没有而中日学制皆有的预科教育就是一例。

为什么要设置预科?《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本为各省学堂卒业生升入专门正科之地,无省学则大学堂之学生无所取材。今议先立预备一科,本一时权宜之计”。[15] 244可见,西方式专门化的大学乍兴,有一定基础能够入学者少,诚如上述盛宣怀感慨“大抵通晓西文者,多懵于经史大义之根抵,致力中学者,率迷于章句哗之迂途”,进行基本的西学知识普及与国文教育以保证专门化大学生源需求,预科教育势在必行。“今定大学堂全学名称:一曰大学院,二曰大学专门分科,三曰大学预备科。”[15] 244 《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设置高等学堂,令普通中学堂毕业愿求深造者入焉;以教大学预备科为宗旨……三年毕业,……高等学堂各省城设置一所。”[16]337 除三年制的大学预备科及高等学堂之外,高等实业学堂中的农业学堂、商业学堂与优级师范学堂也设置一年制预科教育。预科教育所开课程属于公共基础课,是大学专门化知识学习的基础教育。其间所开国文课,无疑属于大学语文性质课程。如果说,“壬寅学制”预科教育公共科课程“词章”只是理论提出而未付诸实施;1904年,“癸卯学制”预科教育公共科课程“中国文学”的具体开设,则标志着中国大学语文教育的正式出现。第一本大学语文性质的教材,当属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

林传甲被张百熙聘为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期间编写的国文讲义《中国文学史》,广为人知。此书是不是文学史教材目前学界尚存争议,但视为第一本大学语文性质的教材,则比较符合历史事实。

1904年5月,林传甲就任京师大学堂教习,在优级师范科教学,按规定须编讲义。按照《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此科的课程共有三阶段:开始是“公共科”,学生在未“分类”以前共同修习,一年毕业;继而是“分类科”,三年毕业;最后是“加习科”,供“分类科”毕业生自愿留习一年,深造教育理法。“公共科”有八科,其中有“中国文学”一科,课程说明是:“讲历代文章源流义法,间亦练习各体文”。“分类科”共有四类,但都要修习“中国文学”,课程内容是“练习各体文”。[17] 林传甲要教的是“分类科”课程“中国文学”,但他发现学生并没有学过“公共科”阶段的“中国文学”。于是他以半年的时间,为“分类科”学生补讲“公共科”一年的“中国文学”课程。“传甲于优级师范生分类后,始讲历代文章源流,实为公共科之补习课也”。[18] 28可见,林传甲所上《中国文学史》实际上是属于预科阶段公共科“中国文学”课程,显然属于大学语文课程。

清末效仿西方学制进行大学创办,以制度形式,进行国文教育,无论是增强学生语文能力确保专门化知识的有效学习,还是“中学为体”观念下“保存国粹”的努力,都最终促成了中国大学语文教育的发生。由预科教育中公共科课程“词章”(1902年壬寅学制)、“中国文学”(1904年癸卯学制)或“国文”(1912年壬子癸丑学制),我们可以看出早期大学语文教育从理论到实践的真实步履。直到1922年《壬戌学制》规定:“取消大学预科,一方将中学程度提高,一方将大学年限延长,以为补充”。[19]然而大学阶段公共科国文课并没有被取消,在《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中,郭绍虞说:“而自大学取消预科之后,各大学的大一国文便成为全体必修的课目。”[20] 1929年,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国文课为大学各科一年级学生的共同必修科目,此即大一国文。

三、观念取向:从“学而优则仕”到“完全之人格”

在“癸卯学制”的制定中,“中体西用”的原则得到高度重视。张之洞等人曾说[21]:

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但是,这种体用分割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新学制陷于精神分裂状态[13] 96:

旧的一面要求学生循规蹈矩,思不出位;新的一面要求学生独立思维,实现自我。……癸卯学制课程设置和基本内容中充满二律背反的矛盾。

预科教育中的“中国文学”课程也是如此,这在学制规定本身与具体践行上都可看出。

预科教育中的“中国文学”课有具体学科程度规定:如三年制高等学堂每一年都有“通习”课程五门,其中的“中国文学”,第一、二年是“练习各体文字”,第三年是“同前学年,兼考究历代文章流派”。[16] 339-344再如优级师范学堂一年级预科阶段公共科“中国文学”课程规定:“讲历代文章源流义法,间亦练习各体文”。但是预科“中国文学”课关于此内容没有进一步说明, 而在“文学科大学”的“中国文学门”中对课程《历代文章流别》的说明是:“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18] 365可见,当时预科教育中的“中国文学”课程相关规定与说明大致清晰。林传甲编写讲义时显然注意到了上述规定与说明,在《中国文学史》开篇部分说:“传甲斯编,将仿日本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18]29但他又没有严格按照学制规定。川种郎的《支那文学史》出版于1898年,1904年1月由上海中西书局翻译,改题《历朝文学史》印行。此书分九期论述“春秋以前的文学”到“清朝文学”。其特色有两点:第一,从地域人种风俗的殊相讨论中国文学的特色;第二,以“想像”、“优美”等概念论述文学。就第一点而言,例如川种郎指出孟子与庄子分别绍述北方孔子与南方老子的精神,而韩非子的文学则是南北合流的表现,这种既联系地域又关注其流变的文学研究显然具有现代气息;而林传甲论述庄子、孟子,重点在于区分前者属于子部,后者属于经部;韩非“创刑律之文体”,重点在其法家思想。林传甲把文学囿于传统经史子集全体学问,显然过于守旧。就第二点而言,川种郎对中国的小说戏曲很重视,这与日本的现代文学观是一致的;但是林传甲对此大加批评,对小说戏曲持贬抑态度。[22] 事实上,《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也明确规定:“各学堂学生,不准私自购阅稗官小说、谬报逆书。凡非学科内应用之参考书,均不准携带入堂。”[23]学制规定与具体践行,皆可见出预科“中国文学”课教学的新旧观念混杂。

癸卯学制中与传统文学观念相关联的是具有科举遗风的规定。《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规定:“大学堂程度甚高,应奖给进士;高等学堂程度次之,高等学堂及他学堂程度相等者,均应奖给举人……”[24]新学制本来确定了近代国民教育与人才教育的基调,但此类规定显然会误导“学而优则仕”观念的流行。

学制规定中的新旧观念交错混杂。诸如“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之类规定,“或许是清朝统治者在借鉴日本及欧美各国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的某种懵懂的不自觉行为,”[13]85然而正反映了西学东渐的历史走向。预科教育公共科“中国文学”课所讲“文学”史,其实经由梁启超等人发起的“三界革命”,文学内涵已与传统不同。1902年,《新民丛报》介绍《新小说》杂志时,使用标题为《中国唯一之文学报》,[25]可见当时文学审美特质已经得到初步确立。王国维对古典戏曲及美学的研究,更是确立了文学的审美特质。在1904年发表的《评论》中,王国维对“美学”的界定是[26] 9:

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伎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

而“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26] 5文学不再是传统“载道”工具,而是以“审美”为特质,对人生的观照。在1903年发表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王国维说:“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27] 看来,当时的中国文学观发展也与川种郎文学观类似,小说、戏曲的地位得到肯定,以“优美”界定文学。如此,预科教育公共科“中国文学”课显然应沿着“审美”理路,朝向“完全之人物”培养目标努力!蔡元培也认为文学属于美学范畴[28] :

美术有狭义的,广义的。狭义的,是专指建筑、造象(雕刻)、图画与工艺美术(包含装饰品等)等。广义的,是于上列各种美术外,又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等。西洋人著的美术史。用狭义;美学或美术学,用广义。现在所讲的也用广义。

而教育不是“以养成科名仕宦之才为目的”[29],而是培养德智体美共同发展的完全之人格,“今日完全之人格,亦即新教育之标准也。”[30]上述观念也践行于具体的学制规定[13] 112:

民初学制剔除了前清学部教育宗旨关于关于忠君和尊孔的规定,废除了读经课和各类不合民国宗旨的教科书,取消了各级各类学堂毕业生奖励出身的规定。

可见,晚清民初预科教育“中国文学”课的历史情境与发展,很多地方显然是与学制规定中所指《日本文学史》一样是指向现代的。

晚清民初国人模仿西方学制进行大学创办,其学制规定新旧混杂。由预科教育公共科“中国文学”课程的相关说明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践行可见一斑。然而,将预科教育公共科“中国文学”课程的相关说明与历史情境相结合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大学语文教育的内容及其目标指向,其实是沿着现代性维度而发生转移:国文教育内容由“载道”到“审美”,教育目的由“学而优则仕”到“完全之人格”塑造,展示出了大学语文教育的切入视角与最终目的。

可见,知识分科化,人才专门化,社会分层化,晚清以来,在国人这些极具现代性意味的理性选择过程中,专才培养时语文能力之需与国学存续之虑,最终促成了大学语文教育的发生;进而由审美视角关注人的主体性完整,则是大学语文教育现代性之维的进一步延伸。大学语文教育发生已逾百年,而目前学界相关争议却此起彼伏,从源头出发审视其发生历程,目的即在于为目前大学语文研究提供必要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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