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拿来主义原文范文
关键词: 拿来主义 科学理论 哲学理念 生命力 掌控精魂
“拿来主义”一词出自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一文,发表于1934年6月7日《中华日报・动向》,署名霍冲,后来收入《且介亭杂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是中国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最集中、最剧烈的时期,与以往历次的文化革新不同,这次新文化的倡导者对旧文化几乎彻底发生了怀疑,传统中国似乎老旧而腐朽的大家庭,“全盘西化”因此一度一呼百应。于是人们发现,一味地模仿西方文化是学不来的,离开他们的土壤,这种模仿只能是邯郸学步。针对当时“发扬国光”的复古潮流,鲁迅提出了他的“拿来主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实行拿来主义也未尝不可。
对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是鲁迅一直非常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当时,他的批判都有针对性,是针对着全盘继承论和全盘否定论两个极端的。两个极端当然都不对,他反对走这两个极端。如能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为指导,另外探索正确的道路,本来完全有可能,但由于缺乏“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精神、态度和能力,不少人反而彷徨,甚至害怕起来了,对文学遗产采取了不敢接触、不敢择取的态度。正是针对着这种新情况、新问题,鲁迅写了这篇《拿来主义》。这篇文章中的基本观点,全面而且形象生动。七十多年虽已过去了,今天读时仍觉得蕴意深邃,充满睿智,富含着哲学价值与科学精神。
后来,对于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给予最精辟的指示:“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正是对拿来主义最精确的注解。
一、拿来主义是一种科学理论
我们要把拿来主义看作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其实,严格说来拿来主义不能称作“主义”,主义的概念是表示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与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观点、理论和主张。同时,主义具有极强的排它性。但是,拿来主义从产生到应用和发展,都不具有强制性和排他性,而是成为放之四海的万能定律,是一套十分科学的理论。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
好一个“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这是否有些武断?不,我们且看“拿来主义”者拿来之后的做法,“他占有,挑选”,“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这就由看似武断的做法而成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了。如果不先拿来,许多有用的东西就被抹煞、毁灭了,还谈什么使用与存放?对旧文化,当然需要“挑选”或“毁灭”,这有利于择取,但若像“孱头”“昏蛋”“废物”一样,因为“怕”而逃避,因为“怒”而放火烧,或因为“羡慕”而接受一切,都是错误的做法,当然也是不符合拿来主义理论的。他们实际上是要毁灭遗产,把遗产大批大批地烧光,或用行政命令投入冷宫,这还怎么能进行择取,从而为我所用、如何谈得到继承和发扬呢?只有首先拿来了,不毁灭掉,才能进行择取。
鲁迅的拿来主义思想主张之所以特别有力,即在富有科学性。它的革命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而科学性则始终是基础。在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问题上如此,在对待其它任何问题上依然是这样,我们把它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来学习和套用。
二、拿来主义是一种哲学理念
拿来主义的方法在各个领域为我所用,成为指导我们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先生的拿来主义阐明了保存遗产与开创新业的辩证法。他说:“我已经确切地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你要在文艺上有所开拓,有新的建树吗?那就要保存遗产。保存当然不同于保古,不是为了复古。保存下来也不是模仿和照搬,而只能是为了择取优点。
拿来主义的原则首先是“占有”,即“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因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既批判了那种在旧的遗产面前畏首畏尾的“孱头”,又批判了那种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性”强,而故意毁灭遗产的“昏蛋”。对于这些貌似警惕性很高、革命性很强的“孱头”和“昏蛋”,鲁迅透过表面现象,看出了他们的实质。鲁迅清醒地、坚决地反对了他们所代表的错误倾向,为正确地批判继承文化遗产扫清了第一层障碍。
拿来主义的方法是“挑选”,即“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鲁迅把旧的遗产区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对人民有益无害的(即“鱼翅”)要“拿来”,而且“使用”,使之有益于人民的身体健康;一部分是既有毒素又有用处的(即“鸦片”),则要一分为二,正确地吸取、使用它的有用的方面,而清除其有害的毒素;还有一部分是人民根本不需要的(即“烟枪”、“烟灯”和“姨太太”),原则上要加以“毁灭”,有些则酌留少许,送进博物馆,以发挥其对人民的认识和教育作用。总之,是要在“拿来”之后,严格地挑选,从而决定取舍,“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而不是兼收并蓄。对于那种“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的“废物”,也就是那些“全盘继承”论者,鲁迅投以厌恶和鄙夷。这就为正确地批判继承文化遗产扫清了第二层障碍。
对于拿来主义者的要求是对于智者的要求,“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拿来主义的目的是创新,即“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占有”“挑选”都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新文艺的创造,为了推陈出新。但是,要想很好地推陈出新,就必须勇于批判继承。因此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三、拿来主义富有极强的生命力
拿来主义诞生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许多重大变化,由半殖民地半封建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十年,之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七十多年来,拿来主义总是以它的科学性和哲理性散发着魅力,在每一个时期指导着我们的工作。我们发展它、使用它,使其成为富有极强生命力的科学理论,不同的时代赋予它不同时代的精神,要看到它是与时俱进的。所以,我们读鲁迅探讨其思想和精神,就是看它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
鲁迅是理性的代表,在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在对鲁迅的评价上,力排众议、慧眼识珠,高度评价鲁迅的价值。不管怎样,都是凡庸者难以企及的大智慧。鲁迅的思想在中国的价值就是: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和对黑暗的坚韧反抗。鲁迅所承担的历史的职责,也是他恒久地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最重要的价值。先生未卜先知,真不愧为先贤圣哲,透视了我们国民的灵魂。《拿来主义》中使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是世纪寓言,在那个“大宅子”里充满着“鱼翅”、“鸦片”、“烟枪”、“烟灯”,还有一群“姨太太”。先生运用拿来主义的正确方法分别进行了妥善处理,但是先生早已经千古,只有思想存世,不然如果亲眼目睹今日的“孱头”、“昏蛋”和“废物”们,肯定气死。
先生告诉我们:“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衷心地谢谢先生了,萝卜白菜我们还是遵照先生的嘱托,天天都在吃的。不过,鱼翅还是留着“宴大宾”了,因为姑且不说没钱,就是有钱,也是没有吃“鱼翅”的资格的,因为这“鱼翅”可不是有人以为的有钱就能买到的,它永远都只是那极少数拥有真正VIP卡的“大宾”们的专利。
“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时代在进步,技术在更新。“鸦片”已经改成“白面儿”了,而现在又有什么“冰毒”“”“”“迷幻蘑菇”之类的花样,还有“姨太太”们侍候着。至于“烟枪和烟灯”,鲁迅先生说:“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对不起了先生,现在“废物”们不用那些破玩意儿了,将由注射器、幼猫奶瓶取而代之。
“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姨太太们没有走散,当今社会里的姨太太们却是“挥不去”“拂还来”,真是一群恼人的“姨太太”。
我们确实看到“拿来主义”如今是真的有些危机了。
大凡腐败,准有“姨太太”参与;只要官员,就有一群“姨太太”浮出,只要是“款儿”或“腕儿”,无论大小,必须有一群“姨太太”,这似乎成了定规。二奶敢于举报三奶,可见其勇气可嘉;甚至于竟然雇凶杀N奶,可见其捍卫自己的地位和“尊严”的决心,她们似乎合理合法,拒不走散。
如此看来,拿来主义任重而道远。因为“孱头”、“昏蛋”和“废物”们太多太多了,虽然宅子是新宅子,主人还没有刷新。因为这个人缺乏“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那么,拿来主义的存在就尤为重要,拿来主义的斗争就不能停歇,拿来主义的力度还需加强。
最近,我们高兴地看到《阿凡达》拿来了,沃尔沃也拿来了。拿来主义正在以极强的生命力为我所用。
四、掌控拿来主义的精魂
改革开放以后,国门敞开,大量国外的东西涌入中国。这涌入的有先进的科技,但同时也有许多腐朽的东西。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到法国访问,在一次欢迎宴会上,外国记者接二连三地向他提问。其中一位记者问:“尊敬的冯先生,贵国改革开放,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你们就不担心变成资本主义吗?”冯先生回答:“不!人吃了猪肉不会变成猪,吃了牛肉不会变成牛。”他幽默机智的回答,博得满堂喝彩。是的,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的东西,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原则,就一定能够有助于新事物的发展,这个原则就是“拿来主义”。
显然,冯骥才先生正确理解了拿来主义的精魂,做到“取其精华”“洋为中用”了。可以肯定地说,鲁迅式拿来主义是本世纪后半部分我们对待西方现代性知识进入的主流态度,并支配着我们的实践行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新时期以来,cartoon(卡通)拿来了,Internet(因特网)也拿来了。我们从中受益巨大,却又害苦了许多懵懂的青少年。
屡战屡败的中国足球也很会重新“阐释”拿来主义,也很大胆地将外国足球的东西拿来。这些人“以职业的标准拿钱,以非职业的标准比赛训练”(国安教练乔利奇语),丰厚的待遇却让他们干着糟踏中国足球的龌龃之事。中国球员和官员们竟然干出了有违体育道德精神的事,甚至走到了违法犯罪了邪路上了。
近年来流行的所谓“日韩流”现象,有些人追逐日剧韩剧可以用狂热和痴迷来概括,娱乐到了盲目跟风的份上,是不是像似的啊?我们在认可日韩文化的同时,还要清醒地以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的精神去对待今天的日韩文化。崇洋也不能,看来“这人”一定要具备“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充要条件。“一切好的东西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外国好的东西、对中国的进步有益的东西都应该吸收,这应该是拿来主义的真实意思”。
掌控拿来主义的精魂,把它作为科学的理论去正确地学习和使用,赋予它崭新的内涵,用与时俱进的思想不断刷新,拿来主义就成为一个不老的方法论。
参考文献:
[1].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批示.
[2]徐中玉.创新必须择旧──读《拿来主义》札记.
[3]邓金平.“拿来主义”的危机.
[4]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教师备课中心《新“拿来主义”》.
第2篇：拿来主义原文范文
【关键词】《拿来主义》；解读；评析
《拿来主义》是鲁迅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创作的杂文，这篇文章反映了对待中国民族文化与带过文化的问题，刊登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下面就对鲁迅先生《拿来主义》进行深度的解读与评析。
一、《拿来主义》传达的思想观念
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创作于1934年6月4日，文章中共计9个段落，文章的前半部分批评了政府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在后半部分，对拿来主义进行了深刻的陈述。
在其中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政府关于外来文化的态度是主张将我国的文化送入外国，仅仅只是送去而不是拿来，鲁迅先生不仅主张送去，还强调拿来，将外国文化净化吸收到我国。对于不敢拿来的原因，鲁迅先生进行了深入的解释，他认为：“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这些送来的东西包括法国的香粉、德国的废枪炮、英国的鸦片等等，可以说，鲁迅先生提出的“拿来主义”是于“送来主义”相对应的。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我们不能用“拿来主义”的思想观念来看待我国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自己的东西不会出现礼尚往来的问题。
为什么作者要嘲讽“送去主义”呢？《拿来主义》对此有深刻的解释，“要么如尼采般发了疯，要么就应该给子孙留下一点礼品”，尼采曾经以太阳形象来自诩，太阳光热无穷，自会给予，不会取得，但是尼采并不是太阳，他发疯了。中国也不是太阳，虽然有人曾经提出，将中国地下煤层掘起来可以供整个世界使用几百年，但是在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全部都成为魂灵，或是上天堂，或是下地狱，但是我们的子孙还切切实实的存在，因此还是应该给我们的子孙留下礼品，要不然我们的子孙在佳节大典时也拿不出东西。
“拿来主义”的本质就是揭露反动派的行径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分析对待中外文化的态度，同时，鲁迅先生还明确的提出，在对待外国文化时，我们应该“应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也就是说，鲁迅先生倡导的“拿来主义”就是要批判性的继承。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的国家实现了迅速的发展，也吸收了很多国外先进的技术与文化，但是很多行业却常常只能够模仿，反而越来越落后，要想实现进一步的发展，不仅要进行挑选与占有，还要强调创新。
二、《拿来主义》中关于本土文化与外国文化的观点
在对待本土文化与外国文化的问题方面，鲁迅先生一直都有着自己的思想观念，他认为本土文化与外国文化存在这一定的差异，在《拿来主义》中，鲁迅先生使用“承受”、“择取”、“传承”等动词来描述了这一问题。关于对待外国文化的态度，我们应该“采用”和“择取”，不能来“承传”与“承受。在对待本土文化时，我们应该“承受”和“承传”。从这些动词的使用中就能够看出，鲁迅先生在对待本土文化与外国文化的观点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三、“拿来主义”和传统文化、外国文化的关系
关于“拿来主义”是否应该作为对待我国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原则一直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主要针对中国民族文化遗产提出，从文学问题的角度进行分析，必须要找出中国民族文学遗产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文学涵盖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现实新文学都属于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社会的变迁下，外国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对于中国现实新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几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在《拿来主义》中，鲁迅先生明确的提出：“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是承受着先前的遗产。”因此，中国现实新文学的根并非中国古代文学，也不是外国文学，而是两者都有，但又不全是，有些影响是单方面的，有些影响是双方面的。而中国古代文学对于中国现实新文学的影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关系，从这一层面可以看出，外国文学与中国现实新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实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区别很大，其根本就是这几种文学之间的民族性特征，这种民族性特征属于稳定因素，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传统。
关于“拿来主义”的观点，鲁迅先生认为：“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并没有从我们自身的使用要求去选择，这就表示，“拿来主义”有着一定的任意性与主观性。这种任意性与主观性并未是表达目的，也体现在处理方式与对象选择两个方面，但是，并不能完全的继承，之所以要继承，就是为了更好的完成文学创作，更好的发展民族文化。因此，民族文学遗产的继承是要具备民主性与人民性的，在继承这些文化时，需要以本民族审美习惯与民族心理为出发点。在继承方式上，不能“自由的驱使”，应该批判性的进行继承。
因此，在文学范围中，继承是一种根本的原则，也是一种适应民族文学从古到今的发展规律，文学的继承强调客观与主观思想的统一，不能够只带有主观任意性。
总而言之，不能完全用“拿来主义”对外本国民族文学遗产与外国文学，这种思想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问题混淆处理，将其庸俗化，抹杀了文学的特点，出现理论上的混乱，也在实践上极大的影响这文学的传承与发展。要正确的对待这些问题，就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自己好的可以发扬与继承，只有采取这样的方法，才能够让我们的文学表现出固有的特征，才能够有效提升文学继承的先进性，也只有采用这样的态度，才能够让我们的新文学具有鲜明的特征，成为世界文学的瑰宝。
参考文献
[1] 朱焱.当前高中生鲁迅小说阅读情况的调查分析[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1）.
第3篇：拿来主义原文范文
《拿来主义》尽见鲁迅杂文本色。听他口气，可以看出他对新兴的“发扬国光”的路数很不以为然。“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他说。但他觉得，我们不能光“送”不“拿”，要不然我们的子孙日后就变得家无恒产。东西得由我们自己“拿”，不能任由别人“送”给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的，不是鸦片、人家早已作废的军火枪炮、法国人的脂粉和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玩意。“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所谓“拿来”，就是自己动手精挑细选。“拿来主义”对国家的发展关系至大，鲁迅说因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清末外交官郭嵩焘（1818-1891）1875年出使英国，主张向西方学习，支持洋务派的自强新政。他在《使西纪程》有此一说：西方在“格致”与“政事”的领域上高于中国，但“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这种见识，正可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互相呼应。但从往后的历史发展看来，天朝要向番邦“拿来”的不单是枪炮水电弹药这些“奇技淫巧”，还有文章做法也得向西方取经。
要向西方取经，只能通过翻译。梁启超的话，说得斩钉截铁：“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西书为强国第一义……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话，而国家将不能取一法之效。”
任公在其鸿文《译印政治小说序》鼓励国人发挥“拿来主义”功能，“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任公突出了政治小说的地位，希望借此“改良群治”、“开导民智”，可幸后来域外作品翻译的种类五花八门，远远超乎他个人的指望。《译印政治小说序》发表于1898年。一年后林纾的《茶花女》上场，严复看了也不觉心动，赞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魂。”
《茶花女》是个多情为了顾全爱郎前途不惜牺牲自己的故事。光以内容看，实难跟“富国强兵”拉上什么关系。但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林纾在翻译西方小说上所做的“拿来”工作，贡献至大。这位洋文半字不通的古文大家得友人之助译出了小仲马一个“哀情”故事，使他变成为胡适眼中的“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茶花女》因是“域外”作品，其叙事与言情模式自然有别于国人习知的才子佳人大团圆老套。继林纾后近百年的域外翻译工作，成了我们新文学的建设基础。鲁迅的话没错，“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要是鲁迅时代的信息已“全球化”，知识产权受到国际法的保护，“拿来主义”恐怕不是grabbism这个意思了。版权不错是可以用钱买回来，但交易除了“银货两讫”外还有好些细则要遵守。就拿林译《茶花女》做例子好了。据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所说，林纾在《茶花女》删节颇多，主要集中在前四节，其中包括另一的故事和叙事者对有关的议论等枝节。这些在译者看来都是无关重要的闲笔，删去一点也不可惜。
西方国家为了保护作者的知识产权成立了《版权法》。要引用或翻译一本立了“案”的出版物，得跟作者和他的出版商或经理人洽商。原著内若需要任何改动得先征得“事主”同意。1976年美国修订了版权法，把作者权益受保的年份延至死后五十年。好让其子孙续享余荫。
拿今天的眼光来看，早年的域外小说翻译，没有几本够得上翻译标准的。林纾恣意删节《茶花女》叙事的“议论”，可说开了清末民初译者凭一己所“好”夺原作者之“志”的先河。后来“意译”或“改写”风气之形成，说不定与冷红生的先例有关。根据谢天振和查明建写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苏曼殊、陈独秀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形式上采取传统小说的章回体。从第八回起，整整有六回的篇幅是译者凭空添加的情节，编造了一个与原著完全不相干的情节。小说人物之口，多数责备‘奴隶的支那人’的丑恶习俗，并以反对拿破仑称帝独裁为结尾，借此来宣传自己反满的民族革命的思想。”雨果的旷世名著《Les Misérables》就这样给我们“拿过来”炮制成为反清的“革命”小说。
事有凑巧，对我们思想影响至巨的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也是跟《茶花女》同年出版的。科学的著作，译者无由任自己的意气随意增删或改写的。幸亏我们从严复的译作学会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道理。这道理给维新派诸子做了“新民”运动的基础，不然说不定我们今天还得在三呼万岁的日子过活。
第4篇：拿来主义原文范文
论文摘要：20世纪下半叶，以“消解中心”、“边缘化”等为特点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对消解“欧洲中心”、“西方中心”，促使原来处于边缘地带的前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移向中心，起了推动作用。近年来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的崛起，更是从理论上支持了这种倾向。本文审视了这一背景下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发展，论述它如何继承、借鉴和超越宗主国文学——英国文学和强势文学——美国文学，并发展和繁荣具有鲜明加拿大特点的民族文学；特别关注因长期的移民政策和多元文化政策而产生的体现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学流派的一些优秀作品及其作者，如包沃林、克罗耶奇、小川、翁达杰等。
加拿大文学是在大西洋彼岸欧洲文学的历史性影响和近邻超级大国美国文学的强大影响的夹缝中发展起来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曾经是法、英殖民地的加拿大很长一段时期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学。加拿大作家（这里指加拿大英语作家，下文同——笔者注）所写的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往往被视为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或美国文学的一种翻版。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加拿大知识分子就决心改变文学上这种令人沮丧的从属状况，不少作家和评论家从分析、归纳加拿大文学作品中有代表意义的主题入手，着意建立独立的加拿大文学。到了被称为“加拿大文艺复兴”的六十年代，他们更是孜孜不倦，把建立独立的加拿大文学、探寻和确定加拿大自己的民族特性视为已任。二十世纪中期，特别是一九六七年加拿大独立百年纪念以来，加拿大人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信心，加拿大文学才真正走向成熟，形成独立的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的影响与日俱增，开始作为一支生力军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的二十年中，加拿大文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作家队伍空前扩大，新一代的作家脱颖而出；文学评论家的队伍日渐成熟；文学作品的题材日趋丰富多彩，创作手法也日趋多样化。由约翰·莫斯编著的《加拿大小说读者指南》（一九八七）就列举了诸如道德教育、哲理、社会现象评论、女权主义、老年问题、移民生活、历史、战争、科幻、心理分析、讽刺与幽默、荒诞与恐怖、地域风情等十余类。从创作手法来看，短短二十年中就涌现出一大批实验小说及先锋派小说。以前，诺斯洛普·弗莱几乎是惟一有国际影响的加拿大文学评论家。但六十年代末以来，一批年青的文学评论家脱颖而出，文学评论刊物数量激增，新增了如《加拿大小说杂志》、《加拿大作品评论》、《加拿大文学研究》等刊物，促进了作家间的交流切磋和加拿大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到了九十年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加拿大文学已进入成熟时期，它已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主要表现在：（一）加拿大文学不但已成为加拿大本国中学及大学的独立课程，而且还成了许多外国（包括中国）高等学府的外国文学专业的研究课题乃至独立课程；（二）加拿大不少著名作家不但为本国人民熟知，而且也享誉世界；（三）加拿大的优秀文学作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加拿大英语文学较为突出的是其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倾向以及多元文化的特点。
一、加拿大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潮流
加拿大作家的主要写作风格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是现实主义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在美国和欧洲各国兴起，并代表了一个卓越的文学发展时期；二战后，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又出现了后现代主义这种更新的文学潮流。加拿大在文学发展方面似乎总是比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慢半拍到一拍[1]。一方面，一些加拿大作家仍在摹仿别人已近尾声的现代主义；另一方面，加拿大人传统的反美情绪使不少人对发源于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抱怀疑态度。尽管如此，加拿大文学界仍然出现了一些学者，他们从理论上、创作实践上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探讨、实验，写出了具有加拿大特色的后现代主义作品。他们中的突出代表有乔治·包沃林（一九三五—）、罗伯特·克罗耶奇（一九二七—）、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九三九—）、迈克尔·翁达杰（一九四三—）、达夫妮·马拉特（一九四二—）等。
乔治·包沃林是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实验小说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关注点是加拿大开拓史。从这一题材入手，他实施了他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观。他的文章《画出来的窗户：关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几点想法》一直被视为加拿大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辩论中为数不多的有创见的论文之一。小说《燃烧的水》（一九八）被加拿大当代文学评论家琳达·哈钦归于“首先解构英国的社会和文学神话，以重新确定自己作为殖民地的历史”[2]的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典型，也是包沃林实践自己后现代主义文学观的最好范例。他在小说的前言中意味深长地称自己的这本书是“一部真正的历史小说”。然而实际上，他是在借历史人物乔治·温哥华的探险来戏仿“大英帝国殖民主义英雄发现和征服世界”这类帝国主义神话。“通过使用戏仿，他们（包沃林等加拿大作家——作者注）还对欧洲和美国文学中典型的神话和形式提出了疑问……”[3]包沃林认为，小说的功用不是描述历史或解释历史，而是创造历史。他说：“加拿大惟一的历史就是书写历史。”[4]在此，他不仅暗示了加拿大历史的短暂和平淡，也似乎在间接说明，只有通过小说这面镜子，历史才成为历史。《燃烧的水》这一类小说被琳达·哈钦称为“编史元小说”，“这些作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因为它们在关注写作、阅读和理解过程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元小说的倾向，不仅自觉地表露出自身的虚构性，同时也公开地关注阅读和写作历史与小说这种行为（及结果）。”[5]
另一位有代表性的加拿大后现代主义作家是罗伯特·克罗耶奇。在加拿大和美国求学与工作的双重经历使他的小说创作也带上了双重性。一方面，他依恋自己的祖国，特别是家乡的西部大草原，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深深地植根于阿尔伯达这块肥沃的土壤中——他所有的小说都以加拿大为主要场景，人物绝大多数也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同时他还勇于借鉴叙述学、魔幻现实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国际文学新理论和新方法，不断开拓新的“疆界”。在其“西部草原三部曲”——小说《我的吼叫》（一九六六）、《养种马的人》（一九六七）和《沉沦的印第安人》（一九七三）中大胆尝试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创作手法，运用了文本的互文性、元小说、自我指涉、高度的不确定性等多种后现作策略和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与美国学者威廉·维·斯巴诺斯一起创办了著名的《疆界2：后现代文学杂志》，探讨和推广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激发了加拿大人对作为文学和文化运动的后现代主义的兴趣。克罗耶奇还被看成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在加拿大最早的表述者或代言人：在与玛格丽特·劳伦斯（一九二六—一九八七）的交谈中他说，“我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除非有人讲述我们的故事。虚构（小说）造成我们的真实”，这句话因暗示了加拿大的后殖民身份而成为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语录。
包沃林关于“历史即虚构”、“发现即编造”的论点和克罗耶奇“小说使我们真实”的名句显然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传统背道而驰。这两位后现代主义作家又不约而同地强调了“讲述”故事的重要性。为了重新找到一种独立的、真实可信的叙述声音，克罗耶奇认为，“加拿大（英语）作家必须摧毁那种一直使自己无法听到自己声音的、出于同源的美国语言和英国语言。”[6]
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加拿大作家态度更为激烈。如丹尼斯·李（一九三九—）就宣称，只有退回到沉默的状态，拒绝玩以说话为基础的摹仿性游戏，加拿大文学才能最终摆脱曾经作为殖民地的历史阴影，因为采用这种现实主义就意味着采用外国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法。李认为，只有通过倾听空间的“韵律”，加拿大作家才有可能寻找真正能表达自我的方式。他还宣称：“要在一个殖民地不假思索地说话……那就不得不借助反映异国空间的文字。思索意味着陷入沉默，意味着发现真正属于你自己的空间却没有文字。”[7]这是对人们的一种提醒：光用美学标准来评判、探讨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够的，我们不应忽视它作为前殖民地身份的政治内涵。“政治是加拿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8]加拿大后现代主义作家们在背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传统的同时，还向欧洲/美国文化的主导地位或中心地位提出了挑战。他们中不少人在小说中记载、反映了加拿大作为殖民地的经验、人们对强大邻国文化殖民倾向的恐惧，以及这种经验和恐惧在当代加拿大人心灵上留下的阴影。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浮现》就是一例。女主人公对美国及一切与之相关的事物都有一种恐惧感和厌恶感。她走在回故乡的路上，满目都是被“从南方蔓延过来的病毒”毁坏的树木——暗喻美国对北方邻国加拿大的毁灭性影响；一路上，美国的阴影更是随处可见：美国人开办的电力公司为提高水位，破坏湖围，给森林和动物们带来了灭顶之灾；有美国人提出用高价购买主人公的家园，以便“从事一些狩猎或捕鱼的活动”。[9]然而，最令人不安的是美国文化对加拿大文化的侵蚀，包括女主人公的两位旅伴在内的许多加拿大人竞相模仿美国人的生活风格和语言，并以此为荣；到处都是美国游客，“他们的独木舟船头上插着一面满是星星的旗子，……这好像向我们（加拿大人——作者注）显示：我们正在一个被（他们）占领的土地上。”[10]
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们没有就此驻足，他们认为，加拿大文学的发展中没有完全成熟的现代主义运动这一阶段，这未必不是件好事，因为，这可以被看成建立独立自主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理想的起点。克罗耶奇宣称：“加拿大文学从维多利亚阶段直接发展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这个产生了马歇尔·麦克卢汉和诺思罗普·弗莱的国家，（对欧洲和美国的主导文化）作出抵抗的方法就是从来没有现代主义化过。”[11]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人并没有跟在美国和欧洲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在走自己的路。相对欧美“中心”而言，加拿大处于“边缘”或“”的位置。琳达·哈钦指出，“加拿大是一个不喜欢中心的国家，多元文化盛行”，那儿有极强的“反中心意识”和“地域意识”（regionalism）；同时，“加拿大文学传统中妇女的声音特别强……她们一直就是文学主流”。[12]因此，加拿大当代文学又呈现出区域性、多元化、女性化等特点。以弗兰克·戴维（一九四—）为代表的一些加拿大学者表达了更为激烈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当已被奉为经典的、代表了等级制度的欧美现代主义文学衰败了，加拿大的区域性文学和边缘/文学（如少数族裔文学、女性文学等）才有可能兴盛繁荣。因此，他们将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与区域性文学和边缘/文学视为利益一致、同步兴盛的发展趋向。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并不是一场纯粹的文学运动，它应该是加拿大政治、文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含有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女性主义等政治倾向，它的政治内涵使它有时成了“后殖民主义”和“后美国、欧洲中心主义”的同义词。
二、双重语境下少数族裔作家的崛起
加拿大是移民国家，种族构成十分丰富。二战以后汹涌的移民潮更使其然。为了保护少数族裔权益、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维护社会稳定，加拿大政府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通过立法，推动形成了以英法双语制为基础、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社会、文化和文学新格局。这一特色被称为“加拿大马赛克”，它如同一幅多彩拼贴画，其中每个族群都可以保留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它们既是相对独立的个体性群体，互为彼在，同时又在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中共存。
近年来，源于文化研究的反西方文化霸权和欧洲/美国中心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兴起，它也借助多元文化的浪潮迅速传遍全球。有关专家认为，凡受过英、法、葡、西等殖民主义者压迫的民族的文学，尤其是在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霸权撤出后所产生的民族文学，都是后殖民文学[13]。作为前法、英殖民地和英联邦的一员，加拿大的文学，特别是始于六十年代末、真正具有本国特色及独立文化意识的加拿大文学显然属于此列。与加拿大的后殖民文学一起发展、成长的，是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族裔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增添了鲜艳的色彩，也拓宽了加拿大文学创作的表现空间。由于受作家双重或多重种族文化背景的影响，他们的创作主题往往具有独特的冲突性和复杂性，而这种冲突性和复杂性往往使后现代手法运用起来显得更为贴切自然。他们将本民族的文化及语言特色带进加拿大英语文学，也丰富了传统的英语文学形式，增加了它的生气与活力。
在加拿大，不仅有被称为“立国民族”的英裔、法裔居民，还有被称为“第一民族”或“原住民族”的印第安人、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等土著居民，更有来自世界各地各民族的移民。与此相同，正在崛起的加拿大优秀少数族裔作家的种族构成也很丰富多彩，他们包括犹太裔作家伦纳德·科恩（一九三四—）、捷克出生的作家约瑟夫·斯克沃雷克基（一九二四—）、乌克兰裔女作家简妮丝·库利克、匈牙利裔作家乔治·乔纳斯（一九三五—）、印度出生的作家洛辛顿·米斯特里（一九五二 —）、斯里兰卡出生的迈克尔·翁达杰（一九四三—）和日裔女作家乔伊·小川（一九三五—）等等。其中，乔伊·小川和迈克尔·翁达杰的文学创作分别体现了加拿大当代文学的两个重要特征——多元文化与后殖民倾向。
乔伊·小川生于温哥华，是日本移民后裔。尽管她是因诗歌成就成名，但人们普遍将其长篇小说《伯母》（一九八一）及其续集《总有一天》（一九九二）视为她的代表作。她的小说被看作了反映加拿大多元文化语境中少数族裔自我意识觉醒并不断成熟的经典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之后，加拿大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立法，强行将在温哥华附近沿海地区居住了好几代的日本侨民（约二万余人）撤离西海岸，并剥夺其财产。他们或被关入劳动营、集中营，或被驱赶到内陆地区，或被遣送到废弃的矿区；尚未取得加拿大国籍的日侨中则有不少人被赶回日本。这些远远超出军事必需的种族主义政策造成了大量家庭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战争结束后，这一政策仍在继续且变本加厉，直到一九四九年才终止。七年的种族歧视和迫害促使人们逐渐觉醒并进行了经过多年的抗争。一九八八年，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向受害者道歉并承诺向社团和个人赔偿经济损失。
二战期间，小川一家作为“敌侨”也被迫从西海岸迁往内陆。《伯母》及续集《总有一天》就是根据她和家人的这一亲身经历创作的半自传体小说。作者用充满深情的笔调，描写了中根和加藤这两个日本侨民家庭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的遭遇，反映了世界大战和种族主义给众多普通人带来的痛苦和创伤，叙述了他们逐步认清痛苦之根源并为在加拿大这个多种族共存的社会中争取民族认同而进行抗争和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伯母》一书既真实感人，但又避免了直接、过分地宣泄怨恨与悲痛，从而显现出一种哀而不怨、隐忍有力的风格。小说获加拿大作家协会一九八二年颁发的书籍奖，也成了反映加拿大多元文化语境中少数族裔自我意识日渐觉醒并在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中不断成熟的经典作品之一。为此，它被列入“加拿大英语文学”课程的“必读书目”。
少数族裔作家的另一杰出人物迈克尔·翁达杰出生在英属殖民地锡兰（如今的斯里兰卡），十一岁时随母赴英国，在伦敦读小学和中学；十九岁迁往加拿大，受大学教育并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定居加拿大，在多伦多约克大学教授英语文学，同时从事文学创作。特殊的身世和经历使他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多元文化特色。他认为自己“既是亚洲作家，也是加拿大作家，也可能是二者的混合”。从种族上说，他本人就是多元混合血统的产物，其祖先中既有印度人，也有荷兰人和英国人。
翁达杰是位多产的作家，迄今为止已出版了诗集、小说、回忆录、文学评传等十数部，还发表过文学评论文章等。这位很有天赋的后现代主义作家，早在七十年代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琳达·哈钦指出：“在文学中，我们对体裁的界限也持同样的怀疑。用克罗耶奇的话讲，‘现代主义文学限定了边界，现在需要的是一种冲破这些界限的后现代主义文学’”。[14]翁达杰正是这样一位“冲破界限”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他涉及的范畴主要是诗歌和小说，但他最大限度地对传统的文学形式进行了反叛和颠覆，打破了小说与诗歌以及其他文学体裁之间的阻隔，将诗歌、笔记、传记、医学档案、病史记录、新闻报道等融入小说，尤其重要的是，他颠覆了小说创作的传统套路。在他充满激情和诗意的笔下，虚构与事实、抒情与机智、反讽与幽默、诗歌与小说、新闻与笔记、访谈与想象，等等，完美地融为一体。翁达杰以其杰出的叙事艺术拓展了小说的疆界。他的作品给图书分类带来了麻烦，有些机构只能将他的作品粗略地分为“散文”和“诗歌”两类；不同的研究人员将他的同一部作品分列在 “回忆录”、“小说”、“散文诗”等不同的目录下。他被誉为“风格的熔炉”，也被称为所谓“跨文体”或 “跨文本”写作的积极探索者和实践者，还被赞为“兼顾视觉效果和听觉效果的诗人小说家”。
翁达杰像小川等加拿大作家一样，也是先以诗歌创作成名。然而，使他跻身于国际知名作家行列的却是小说《英国病人》。《英国病人》也显示了上述“跨文体”创作风格的不少特点，而最为突出的，是它的后殖民主义倾向。
《英国病人》的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前夕，地点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北部一幢被用作英军临时战地医院的别墅内。小说有四位主要人物：一位是印度锡克族工兵基普·辛格，在英军中任排雷专家，他出生入死为英军排除地雷受了伤，内心却对英国殖民统治深恶痛绝。第二位伤员卡拉瓦乔是英国前殖民地（加拿大）居民，战前曾是行窃高手，战争中任英军谍报员，被敌人折断拇指，失去了谋生能力。第三位是个全身严重烧伤、身份不明的神秘伤员，大家称他为“英国病人”，最后却被证实根本不是英国人，而是匈牙利沙漠探险家阿尔马希伯爵，他为救被困沙漠的女友而遭遇飞机爆炸、女友丧生、自己负重伤的悲剧。第四位则是照顾这些伤员的护士——二十岁的加拿大姑娘汉娜，她的生父和养父都在建设英国殖民地的劳作中受伤乃至丧生，母亲也死于养父所制造的炸弹的意外爆炸，接二连三地失去亲人使汉娜心灵深受创伤。整部小说就写这四个人物在医院里的生活、交谈、回忆。最后，作者才简单交代男女主人公的结局：基普战后回印度当了医生，家庭幸福；汉娜回到加拿大，“很可能与另外一个她并不满意的人共同生活”。
《英国病人》被公认是“后殖民小说”的经典。小说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十分明显。基普、卡拉瓦乔和汉娜称阿尔马希为“英国病人”，其实他们三人的身世和经历却都在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英国（殖民主义的）病人”，因为他们多少都受过英国殖民主义的伤害；他们是后殖民时代的一代新人，是“生于此地却居于彼处的国际混血儿，终身都在为回归或离开故土而奋斗。” 翁达杰本人也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意识，对欧美白人所写的历史著作有意忽视亚洲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贡献很反感，声称“在那场战争中，印度次大陆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我非常高兴基普·辛格的出现，在他身上有着我的经历。”[15]同时，《英国病人》以其对“历史”的戏仿、对小说创作过程的关注、对“真实”与“虚构” 可疑界线的揭示等，又展现了典型的后现代文学特征。如同在其他作品中那样，翁达杰再一次把历史与小说、真实与虚构融为一体。小说的英国版和加拿大版都在封面上使用了一个头缠穆斯林头巾、双手攀沿的男子的照片，这是摄于一九三二年的阿尔马希伯爵。历史性和真实性在这幅照片中带着一丝嘲弄人的形式进入小说（虚构）的世界，令人深思[16]。书中不少情景虽来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但事实上它不是历史而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只是这个虚构的故事给人造成了一个非常生动逼真的印象。
翁达杰已荣获无数国际、国内奖项和荣誉，包括四次加拿大最高文学奖——加拿大总督奖，《英国病人》（一九九二）是四部获奖作品之一。此外，《英国病人》还获当年的布克奖，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后还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的九项大奖（一九九六）。
“后现代”、“后殖民”和“多元文化”成了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中几个紧密相关的特点。正如琳达·哈钦在为一部多元文化题材的小说集《另外的孤独》所写的序中所说：“加拿大文学是一个由许多条河流汇入的海洋，这些河流中流动着七十来个文化群体的痛苦和欢乐，而这些河流的汇合使所有的水都发生了变化。……我这里引用了“后现代”和“后殖民”两个词，因为加拿大多元文化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可以被视为参与了这两种文化现象。”[17]
正是少数族裔文化的多样性造就了当代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移民为加拿大所带来的文化繁荣永远改变了我们关于‘加拿大文学’构成的观念”。[18]
参考文献
[1] 黄仲文（主编）：《加拿大英国文学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40页。
[2] 琳达·哈钦：《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国小说研究》，赵伐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20页。
[3] 同上。
[4] 乔治·包沃林：《一本简短悲惨的书》，温哥华：塔伦布克斯出版公司，1977年。
[5] 琳达·哈钦：《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国小说研究》，赵伐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29页。
[6] 克罗耶奇：《一个加拿大问题》，载《疆界2》，1974年，第3期，第1页。
[7] 丹尼斯·李：《韵律，国家，沉默：在殖民主义的空间写作》，载《疆界2》，1974年，第3期，第163页。
[8] 琳达·哈钦：《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国小说研究》，赵伐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4页。
[9] 王晓英：《生存 回归 真我——论＜浮现＞的多元化主题》，载《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
[10]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浮现》，蒋丽珠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31页。
[11] 克罗耶奇：《一个加拿大问题》，载《疆界2》，1974年，第3期，第1页。
[12] 同上。
[13] 申慧辉：《寻回被盗走的声音——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的后殖民意识》，载《世界文学》1994年第5期，第199页。
[14] 琳达·哈钦：《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国小说研究》，赵伐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17页。
[15] 瞿世镜：《＜英国病人＞——“后殖民小说”经典作品之一＝，载《文艺报》，1997年9月23日。
[16] 梅绍武：《英国病人》（长篇选译·前言），载《世界文学》，1994年，第五期，第9页。
第5篇：拿来主义原文范文
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Frye，1912－1991)因撰写《批评的剖析》而成为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界最富盛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他构建的系统而又科学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体系不仅整体地把握了文学的类型和演变规律，而且结束了新批评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的垄断地位。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诺斯罗普•弗莱对自己祖国文学的热爱和关注始终贯穿着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正如在《灌木丛———关于加拿大想象力的文章》一书的前言中所提及的那样，他“在主要涉及世界文学、面向世界范围内的读者群体而从事写作的生涯里，却总是根植于加拿大，并从中汲取养分，带上它本质的特征”［1］。本文试图通过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诺斯罗普•弗莱对加拿大文学的批评，进而阐释弗莱对文学传统和文化心态问题的看法以及对加拿大文学现存问题的担忧。
一文学特性之诉求
面对各种对加拿大文学的质疑，以及被问及类似“加拿大有文学么?”等问题时，弗莱明确指出，加拿大文学虽然不及欧洲文学源远流长，与美国文学相比也缺少一些多样性和先锋性，但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加拿大就已经存在着丰富的文学形式，并保存着自己独有的发展轨迹。如今，面对美国文学的蓬勃发展，加拿大文学更要通过不断强化自身的文学特性，才能免于被邻国强势文化吞没的命运。而作为一名真正的加拿大诗人不能仅限于创作美妙的诗句，更重要的是要怀有对自己祖国文学的认同感。面对众多加拿大本土作家因在国内经营惨淡而选择迁居欧美的做法，弗莱严厉地指出“如果加拿大诗人有意识地试图避免成为加拿大人，那他将无法成为任何人。这在音乐和绘画领域也许适用，但对于诗歌来说，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公民:他被语言所限制，并只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部繁荣发展。”［2］实际上，“文学批评并不是外在于‘文学’的，与‘文学’呈现为两个相互对立的实体，而是就在‘文学’之中，在生成‘文学’的过程之中。”［3］弗莱在担任《多伦多大学季刊》的“加拿大文学专栏”主编之后，对加拿大文学的批评有了更加深入的看法。弗莱立足于本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针对文学作品进行系统、中肯地分析，并始终孜孜不倦地寻找足以让加拿大文学在世界文坛站稳脚跟的“加拿大文学特性”问题。直到1971年，弗莱在《灌木丛———关于加拿大想象力的文章》前言中针对这一问题首次做出了全面解答。他首先提出，加拿大身份问题总是被人误解为可以诠释加拿大的特性，而实际上，“加拿大身份问题主要是对文化的或想象力方面提出的问题。而想象力总会是有根源的，总是会被严格的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4］
因此，加拿大身份并不能真正代表并解决“加拿大文学特性”问题，而仅仅是一个地域问题。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作家群体的身份(即相同性)可以简单地代替一个国家的特征，它仅可代表这个作家所处的环境。一名作家成长的环境局限了他一生的写作特点和观察事物的角度。生活在广阔无垠的原野，每天面对无限延伸的地平线的人，他的想象力必然会和日日穿梭于茂密森林和连绵起伏的山峰中的人迥然不同。而一个国家的特征是由来自不同地域作家的共同性集合而成的。因此，弗莱又提出了另一个名词———共同性(Unity)，并将其与之前的身份一词，即相同性(identity)进行了辨析。他认为，一个国家公民的“共同性”和一个作家群体具有的“相同性”是不同的。“共同性”通常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目的在于同其他国别相区分，是一个政治层面的名词，如加拿大共同性(CanadianUnity)是指加拿大公民区别于其他国家公民而潜存的一种共同的特质。而加拿大相同性(Canadianidentity)，即所谓的加拿大身份，是一个在想象力方面本土化和区域化的名词，它从根本上是为文化服务的。一个人的想象力并不囿于某一个国家，就像两个不同国家也会在想象力方面存在相同之处一样。因此，加拿大相同性是加拿大不同地区人们的想象力相互结合的产物。而加拿大共同性和加拿大相同性是相互支撑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如果把前者转换成后者，将会产生一种地区性的独立，即现在所说的分裂主义;如果把后者转变为前者，则会产生空洞的文化爱国主义。由此看来，“政治意义上的共同性和想象力上的本土化之间产生的张力才是‘加拿大文学特性’的真正含义。”［5］
二文学传统之功用
在弗莱撰写的一百余篇对加拿大文学的评论文章中，多次提到了文学传统的重要作用以及它对加拿大诗歌的产生起到的深远影响。实际上，弗莱关于文学传统功用的讨论，也是他更为宏大的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弗莱始终认为，加拿大与欧洲宗主国之间的文化传承早已变得微乎其微。加拿大诗歌在经历了几个时期的转型之后，已经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文学传统。弗莱曾经提出，“文学会有生活、现实、自然和你想要加入的内容，但文学形式并不能存活于文学之外。就像奏鸣曲和赋格曲不能在音乐之外存活一样”［6］。由此可见，任何文学形式的产生都是不可能凌驾于文学传统之上的。当诗人经历一个新生活或新环境的时候，这些新鲜的东西也许会为诗歌创作注入一剂新鲜的血液，但这并不能改变这个诗歌的根本形式。诗歌的形式只能来源于其他诗歌。通常情况下，诗歌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一是表面上显而易见的诗歌内容和题材，而另一个则是诗歌的形式，即传统结构。诗人在创作诗歌的时候，是通过寻求具有启示意义的意象来完成的。这种诗歌在形式上是原始的，有隐喻的，有些类似于谜语和咒语。因此，加拿大诗歌的形式同样也只能扎根于加拿大自身的传统之中，即在加拿大神话的原型中加以形成。当人们寻找加拿大诗歌的特质，阐释诗人对特殊环境的反应时，他们在寻找的实际上是神话的特质。既然加拿大早已中断了与欧洲文学的联系，那么加拿大的神话要从何而来呢?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弗莱所理解的神话(Myth)，实际上是故事、情节或者叙事，在人类社会抽象思维尚未形成之前，文化只有故事的形态，而最早的故事即是关于神祗的故事。”［7］
因此，弗莱认为在加拿大，浪漫的十九世纪的诗歌传统具有一定代表性，因为那时的诗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在与印第安人的文化鸿沟间建起了一座桥梁。印第安人源远流长且包罗万象的神话传说正是加拿大诗歌发展的重要源头，并逐渐被加拿大诗人加以运用。比如，《希帕斯诗集》(Se-passPomes，1955)中所运用的创世纪和太阳神等都属于印第安人神话中的一部分。著名加拿大诗人伊莎贝拉•克劳福德(IsabellaCrawford)的长诗《马尔克姆的凯蒂》(Malcolm’sKa-tie，1987)是加拿大神话诗歌的典范。因对神话的成功书写，她被学者詹姆斯•里尼(JamesReaney)誉为深刻的神话时代的诗人，“因为她书写的是‘整个关于印第安人生活方方面面的神话，她没有时间和心思去考虑怎样把诗写的真实可信，而把诗写得可信只是些低俗层面上(即现实)的东西’”［8］。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弗莱真正关心的并非神话塑造诗歌的原则，而是每一个诗人自身具有的某种独特的想象力结构，就像他的字迹一样是无可替代的。通过对自身想象力的不断建构，诗人就会创造出以神话结构为中心的诗歌来。而这些诗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神话诗歌，也就是批评家们想要了解的其作品想象力的关键。由此可见，文学传统的功用一方面是要诗人在传统构架内部进行创作从而建立诗歌自身意义，另一方面也是要求诗人围绕核心结构，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从而保持诗歌创作的流动性和传承性。应用到加拿大文学的发展中，就是要求每个加拿大诗人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对加拿大诗歌加以应用，创作出既传承加拿大文学传统，又不失时代性与先锋性的诗歌。
三“屯田戍边”之文化心态
加拿大幅员辽阔，而人口却十分稀少。80%的国民居住在不到十分之一的领土中，而其它国土则是由大片尚未开发的原始森林和浩瀚无际的原野覆盖。让人无奈的是，即使是这小部分适宜人类居住的栖息地也大部分被山川与河流分割成孤立的区域。分散的孤栖之地让通讯成为加拿大生产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地区与地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沟通方式成为加拿大人最为关心的话题。这一片片让人有些毛骨悚然的空旷地带在心理上和文化上都给加拿大人带来了巨大影响，同样也反映在了加拿大文学作品中。以加拿大著名诗人普拉特(EdwinJohnPratt)创作的诗歌为例，弗莱在《＜加拿大文学史＞(1965年首版)的结束语》中提到，“普拉特在其诗歌里，充分表述了各种交通工具、通讯手段对他的魅力，他最擅长描写的不仅有巨大的轮船和火车头，还包括通讯媒介、雷达、潜艇探测及无线电信号，在战争诗中，更追求豪言壮语对战士们的鼓舞力量。”［9］
此外，连接东西方的铁路建设工程，也为普拉特的诗歌创作《最后一颗道钉》(TowardtheLastSpike，1952)提供了主题。面对奇特绚丽的自然风光，大自然毋庸置疑的成为加拿大诗人们最为衷情的选择，实际上，这也是加拿大人对与自然沟通十分关注的一种表现。例如，加拿大早期作家如兰普曼(ArchibaldLampman)、卡门(BlissCarman)、罗伯兹(CharlesRoberts)以及在绘画领域的“七人组”(GroupofSeven)等均表现出对自然的关注。通常情况下，诗人们对于这一主题，倾向于描写人与自然之间相映成趣的和谐场面。例如，中国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体现的人在大自然中的自由清闲以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丁登寺杂咏》(LinesComposedaFewMilesAboveTinternAbbey，1798)中对大自然的优美景色的赞叹等等。而这些美妙的情感在加拿大文学中却很少出现。雄伟的落基山脉和前寒武纪的冰盾给加拿大诗人和画家留下的仅是粗犷的色彩和棱角分明的节奏，而其中最深刻的就是它极其缺少人性的孤立状态，即“对史密斯来说是‘一个孤独的荒原’或对道格拉斯•勒潘(DouglasLePan)来说是一个‘没有神话的国家’”［10］。在加拿大文学想象中，对于自然的征服是险象环生的。想象力中充斥的对自然极其恐惧的情调逐渐在人们心灵中变化成了对危险背后未知事物的恐惧。试问，世界上还有第二个民族在意识中掺杂着如此多生疏的、难以捉摸的、未被人们充分理解的东西么?
弗莱对加拿大想象力发展的特点曾经进行了精准的总结:“一处处人数不多又彼此分散的居民群体，四周为自然的及心理的障碍所围困，由于美国的和英国的文化这两大源头隔绝;这样的社会按其独特的人伦规范安排全体成员的生活，并对维系自己群体的法律及秩序非常尊重，可是又面对着一个庞大冷漠、咄咄逼人的可畏的自然环境———这样的社会必定会产生一种我们可以暂且称之为‘屯田戍边’的心态。”［11］在诗人普拉特的很多诗歌中，人们就总是处在一个紧张、密集的群体之中。普拉特将与自然抗争的人们赋予高贵的人性。他们虽然能在危难面前表现出富有自我牺牲的高贵品德，但他们真正惧怕的是脱离群体和孤立无援。
四诺斯罗普•弗莱对加拿大文学之担忧
值得一提的是，弗莱在诉求加拿大文学特点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将对加拿大文学发展造成巨大阻碍。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其说是弗莱对加拿大文学的担忧，毋宁说是弗莱为加拿大文学的发展指出的一条清晰明确的方向。首先，弗莱认为“殖民统治对加拿大来说，是其想象力根基的冻伤，并由此产生了所谓的拘谨，这里并非指的是在两性方面的保守，而是本能地去寻找一种约定俗成或平凡的表达方式。”［12］
在殖民统治时期，仅作为欧洲大陆一个省的加拿大，其文化发展和强大的帝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帝国的巨大影响力让加拿大诗人要么盲目地一味模仿欧洲大陆的优秀作品进而丧失了自身的文化特征;要么就为了取悦欧洲读者对这个冰雪之国的猎奇心理而扭曲了加拿大本来的面目。至今，在加拿大诗歌中仍旧能够看到很多诗人对诸如像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邓恩(JohnDonne)、艾略特(T．S．Eliot)等欧美文学巨匠的拙劣模仿。弗莱在评论这些诗歌时提出，如果只是单纯地模仿而缺少真正吸引读者的特质，加拿大诗歌将永远无法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从先人的作品中吸取优秀的品质为己所用才是真正的诗人应该做的事情。曾经的殖民历史给予加拿大的影响还不仅于此。由于客观因素的影响，加拿大诗人并不拥有语言的选择权利。无论是英语还是法语，他们不得不被动地接受自己所处环境的语言来进行写作。因为诗歌无法得到独特的“加拿大语”作为文学发展的物质支持，加拿大的文学发展的初期就不得不向欧洲看齐。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以旧换新的文学方式对加拿大文学来说有益无害，但弗莱指出事实并非看起来这么简单。加拿大诗人如果一直使用有着上千年规章制度的欧洲语言写作，他的诗歌将永远无法改头换面。而加拿大文学本身也根本无法真正地进入欧洲的文学传统之中，盲目地夸大加拿大与欧洲的联系是不可取的。殖民地的人们只有能够像美国人一样代表一个独立国家，他们在宗主国面前才会更加受到尊重。因此，无论是在政治经济上，还是文化上摆脱欧洲的制约是加拿大人迫切的希望，但确立并寻找自己的文学传统是摆在加拿大人面前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如何摆脱旧秩序的限制?如何在独立自主的北美大陆上建立一种足以与美国文学抗衡的加拿大文学传统?这是弗莱对加拿大文学未来发展的担忧，也是弗莱对加拿大文人未来工作重心的建议。
第6篇：拿来主义原文范文
一、选择题1.1649年1月30日，伦敦白金汉宫外的广场上，一位特殊的犯人被送上断头台，这位“特殊的犯人”是：A.詹姆士一世B.查理一世C.查理二世 D. 路易十六2.标志着英国革命资产阶级结束的事件是：A.查理一世上断头台 B.英国宣布成立共和国 C.1688年宫廷政变成功D.通过权利法案3.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对世界影响的是A.推动了历史发展进程B.揭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序幕C.限制了王权，国王不能滥用权力 D.*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4.在一次战役中，美军对包围的英军散发传单说：“自独立战争开始两年来，尽管我们遭受了巨大的困难和挫折，但今天，你们必须投降，因为上帝正全力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据此判断这场战役是：A.波士顿倾茶事件B.来克星顿的枪声C.萨拉托加战役D.约克镇战役5.2004年11月2日，布什竞选成功，再次当选总统。美国总统竞选的制度开始于：A.《独立宣言的发表》B.1787年宪法的制定C.北美大陆会议决定 D.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6.1793年把法国大革命推向高潮的事件是：A.《人权宣言》的发表 B.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成立 C.攻占巴士底狱 D.雅各宾派掌权7.以下关于英国、美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共同原因表述中准确的是：A. 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B.封建专制制度腐朽的结果C.君权神授学说同议会矛盾的结果 D.殖民压迫使民族独立愿望增强8.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一枝独秀”的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是“遍地开花”的革命。这里的“一枝独秀”的革命是指：A.英国B.法国C.荷兰D.美国9.《泰坦尼克号》是一部扣人心弦的电影，其中泰坦尼克号（意为永不沉没之船）的动力主要是依靠：A.风力B.电力C.蒸汽D.人力10.改变了世界面貌，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强大的工业国的历史事件是：A.新航路的开辟B.文艺复兴 C. 资产阶级革命 D.工业革命11.在罪恶的黑奴隶贸易中，最早和的奴隶贩子是A.葡萄牙和英国B.葡萄牙和荷兰C.西班牙和英国D.西班牙和法国12.英国在18世纪后半期成为世界上的殖民国家，它先后打败的国家顺序是：A.西班牙、荷兰、法国 B.西班牙、法国、荷兰 C.荷兰、西班牙、法国 D.荷兰、法国、西班牙13.英国迅速成长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决定因素是：A.掠夺殖民地财富B.进行海外贸易 C.贩卖黑人奴隶 D.剥削本国人民14.16世纪一群西班牙人带着他们的家属移民到一些殖民地，但有个地区他们没有权力去，这个地方是：A.哥伦比亚B.秘鲁C.巴西D.阿根廷15.来到巴黎这个城市，你会看到法文所写的“1871年5月21日－5月28日公社的牺牲者”的墙壁，这是为了纪念：A.宪章运动B. 里昂起义C.巴黎公社革命D.拿破仑远征16.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是“一国两制”的经济格局，其中“两制”是指：1北方资本主义经济2南方封建主义经济3北方奴隶制经济4南方种植园经济A.12B.23C.34D.1417.美国南北战争中，使北方获得雄厚兵源转败为胜的事件是：A.《独立宣言》的发表B.林肯当选美国总统 C.《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颁布D.林肯遇刺身亡18.在美国历被誉为“开国元勋”和黑奴解放者的两位总统是： A.华盛顿、林肯B.杰佛逊、杜鲁门C.罗斯福、里根D.罗斯福、克林顿19.之所以把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内战称为美国历的两次资产阶级革命，主要原因是： A.赢得了民族独立废除了奴隶制B.具有反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性质C.推动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其他地区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D. 建立和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有利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20.男士穿西服，女士打洋伞，这是19世纪中期日本上层人物崇尚的行头，这里所反映的情景最符合下列哪一口号：A.废藩置县B. 置产兴业C.求知识于世界D. 文明开化21.日本明治维新的根本目的是：A. 社会生活的西方化B.殖产兴业在经济上赶上西方C. 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D.富国强兵避免重蹈中国的覆辙22.“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奇迹的时代，大车不需要马拉，新闻通过环绕地球的电线一瞬间传遍世界……。”请判断这样的生活最早应出现在：A.文艺复兴时期 B.工业革命时期C.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D.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23.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发和利用的能源中最符合环保标准的是：A.煤炭B.石油C.电力D.原子能二、非选择题1.近代以来，重视法制建设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潮流。据此回答下列问题：（1）英国于1689年通过的法律性质的重要文献是什么？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2）法国资产阶级爆发后不久通过了哪一部重要文献？其主要内容有哪些？ （3）拿破仑曾不无得意的说：“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40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记忆，但有一样东西是不合被人们忘却的，它将永垂不朽……”拿破仑所指的“东西”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 （4）1954年新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成果是什么？ 2.两个历史小组要举行一场“是非成败拿破仑”的辩论会，其中正方观点是：拿破仑是英雄；反方观点是：拿破仑是战争狂人。（1）你想加入哪一方进行辩论？ （2）辩论前你将怎样搜集资料？请写出你搜集资料的两种方法或途径。 （3）请至少写出三点史实来支持你方的观点。 3.概括19世纪中期美国、俄国、日本各自出现的主要社会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措施，这对我们有何启示？ 参考答案一、选择题1.B2.C3.A4.C5.B6.D7.A8.A9.C10.D11.A12.A13.A14.C15.C 16.D17.C18.A19.D20.D21.D22.C23.C二．非选择题1.答：（1）《权利法案》。它的作用是以法律的形式对国王的权利进行了明确的制约，这样，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统治开始确立起来。（2）《人权宣言》。内容为：宣称人们生来自由，权利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3）《拿破仑法典》。历史地位是：它确立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立法规范，成为近代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法典的范本。（4）1954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答：（1）我想加入正方，拿破仑是英雄。或我想加入反方，拿破仑是战争狂人。（2）①到图书馆查找有关拿破仑的课外读物，如拿破仑传记，评价他的文章。②通过网上查找相关的文章和图片资料。③查找音像资料，电影《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音乐《马赛曲》等。以上任选两种即可。（3）反方：拿破仑不断的发动战争，1807年征服葡萄牙，1808年征服西班牙，1812年远征俄罗斯等等。他的对外战争掠夺了大量财富，开了广阔的市场为法国资产阶级谋取了利益，也给欧洲和法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因此是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正方：拿破仑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他连续大败五次反法同盟，征服了许多国家而成为欧洲霸主，写下了世界战争的许多神话。他颁布《民法典》，把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打击了封建残余势力，保证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拿破仑法典》后来成为近代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法典的范本。3.答：美国：奴隶制度和国家分裂。通过南北战争解决的。俄国：农奴制出现危机并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1861年改革解决的。日本：出现严重的民族危机。 通过明治维新解决的。启示：根据具体问题采取有效的措施，强国富民等。工业革命后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同时资产阶级也发展成为强有力的阶级，各国资产阶级进行一系列政治活动，来排除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障碍，使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起来。
第7篇：拿来主义原文范文
关键词引渡制度 遣返 引渡条约
一、造成赖昌星遣返的瓶颈期的原因
首先,对赖昌星的遣返是依据加拿大的《移民与难民保护法》而非其《引渡法》。理由如下:从已经公布的资料看,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机制的建立仍然是可行的:在国际倡导禁止酷刑的背景下,我国的《宪法》和 法律 均已体现了禁止酷刑的理念,并做了相应的基本规定;我国的司法制度多年来一直在向着好的方向变化,我国对司法制度改革已经具备很多经验;并且监督和披露机制的建立只会获得群众的支持,因为该机制也可以更好的保障群众的权利。因此,要真正实现禁止酷刑,还要将落脚点放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上,只有法律的规定,没有详尽的实践和操作方法,还不能达到立法的目的。
第8篇：拿来主义原文范文
关键词：拿来主义；借鉴；特质
中图分类号：J04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1-102-01
一、未来设计在中国
中国设计在时代中不断地进步发展，先进思想的不断诞生……新观念的设计师将会不断推进设计的发展。随着思想境界的提高，物质与精神的产品也增加了，成就了中国的人文市场。而此时的设计呈现人性化、多样化、多元化发展。
靳埭强先生说：做裁缝是注重为他人度身订做一套衣服，是要别人穿起来舒适，看起来美观，又合他的心意。这套观念是一个设计师亦须要有的。你要为别人――消费者或者委托人去创作一件设计品，是要满足他，而不是为了自己而做……我会为委托人度身订做一件适身合体的设计。中华大家族，传统就是特色，是文化遗产，是设计的精神财富。
信息化、数字化的时展，没有文化、情感、艺术、知识、技术……的界限，此时中国的设计备受东西方文化思潮和艺术风格的影响。如，设计艺术行业中：美国的惊险大片场景也在中国导演作品中出现，张艺谋的影片也融入解构主义，那就更不用说我们熟知的周星弛了；中国夏新手机的面版设计、运用流线型的造型和世界著名品牌苹果的MP4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拿来主义”之风逐渐兴起。
二、“拿来主义”的兴起
当提起“拿来主义”不免想到“COPY”这个词。
“COPY”――一个一直以来被设计界摒弃的词汇，但由它带来的各种新进文化、技术、思维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发展。
三、对于“COPY”及“拿来主义”的解释
“COPY” 及“拿来主义”n.（1）副本；复制品； v.（1）抄写，复制；（2）抄袭，模仿，复制，临摹。（牛津词典）当然，在这里我主要要陈述的就是以COPY的动词意思“抄袭”、“模仿”为方法的设计运用。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抄袭”指照搬别人的作品。而“模仿”则是：照着某种样子学着做。其实在词性和词解上，这个带有一定“拿来主义”的词汇并没有过多的褒贬之说，但随着时间和文化的发展，这样“COPY”被人们加上了贬义，而正与 “创造性”形成对立的关系。
（一）“COPY”及“拿来主义”的贬义理解，使“拿来主义”有了贬义
COPY作为不劳而获的代名词，它所包含的意义多为贬义。在设计中，这种完全不做任何理解和推敲的原搬不变是可耻的而且必然会导致整体的失败。这种原封不动的“COPY”行为称为硬性抄袭、模仿，是不被人们所接受的。
设计师需要大量的设计前资料和方法来分析出最佳方案，从而使其得以生产、推广。运用硬性的抄袭、做出的作品不能称之为设计，而只能被叫做偷窃。
（二）“copy” 及“拿来主义”的褒义理解，正确看待“拿来主义”
设计师完全不借鉴他人的优秀是很少的。人造的任何对象都是设计的产物，可以说，“设计其实就是人类把自己的意志加在自然界之上，用以创造人类文明的一种广泛的活动――设计是一种文明”。
设计是由美感经验、使用功能与纪念功能这三项构成，会有程度与对象的区别。同时所谓的美感经验与使用功能，并不只是由创作者来感受与判断，也要由生产者、消费者来判断。设计是表达一种精粹信念的活动。（THE PERFORMING OF A VERY COMPLICATTED ACT OF FAITH）――乔尼斯。
适当地借鉴其他的优秀是对的，但要在发展中求长久，就要有自己的特质。设计是围绕目标的问题求解活动。（A GOOD-DIRECTED PROBLEM-SOLVING ACTIVITY）阿尔切，可见，当问题需要解决的同时，可以参考和借鉴一
些优秀的文化、技术和成功的案例。
四、多重矛盾下的中国平面设计的发展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的碰撞
平面设计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期中继续发展，就要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举两个很简单的例子：
其一，曾看到一个电脑显示器，外观基本型是抄袭苹果电脑的流线型外观，无丝毫改变，连显示器屏幕下方按键也是一模一样。仅是，在屏幕的左右两边印刷上了京剧脸谱，就号称国产品牌的独创。硬性抄袭的只是形式上生硬的变化，因此，在运用中国文化设计的同时，应以文化内涵为设计理念，而不是形而上学。
其二，2008年奥运的会标，一个完美运用现代设计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典型。“中国印――舞动的北京”背后，讲述的是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的理解和承诺。此标志采用了典型的中国艺术表现形式：文字、篆刻、书法、印章的形式，传达出深刻的东方文化底蕴。它动静相宜、刚柔并济的形象是全民真诚情感和豁达心胸的体现。“中国印――舞动的北京”是用传统的艺术形式，传达着新北京新奥运的理念。
（二）新的发展，与中化传统文化相融合，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理念
柯林伍德否认了艺术与技术的联系性，他认为“艺术不是一种技艺，而是情感的表现” 。
人性化、个性化是设计师对设计个性差异的独到见解，设计就成为无限超越自我，获取随心所欲的表达。平面设计人员通过对设计内容，版式等设计元素的重新组构，在演变中寻找个性，倡导设计风格。施展个人创造精神，设计在个性表达的道路上才更有生命力。有自己的特色，才能出众。特色一定要鲜明，拥有让人能有明确识别能力才是成功的、有效的设计。如左图：靳埭强作品。
（三）设计也要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设计要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也就是人性化设计需求与绿色设计。它承载了对人类精神和心灵慰籍的重任，强调保护自然、生态，充分利用资源，以人为本，与环境为善。
参考文献
[1]章士嵘，卢婉清.认识论辞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第9篇：拿来主义原文范文
加拿大的建立是世界建国史上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平静、和缓，没有紧张的气氛、没有残酷的。它在令人匪夷所思的和平中以渐进的方式完成了建国。加拿大的前身，英属北美殖民地，是由一个个散落的移民社区组成的，由于加拿大本身气候严酷，移民人数远少于美国，加之地域广袤，各居民点的联系很少。但是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它们之间的联系交往日益频繁起来。而18世纪末期、19世纪前期整体的大环境，更是加速了各殖民地区的联系。
美国的独立，英国政策转向，殖民地内部政治、经济困境丛生等因素都促使不列颠北美殖民地加速联合的进程。加之英属北美殖民地内部也具备联合的条件——在面对外界压力时将自然产生内部向心力、凝聚力；在英国多年统治下，政治体制上又有相似性和共通性，易于联合。于是，在合力的作用下，夏洛特敦会议召开后，加拿大联合省、新斯科舍省、新布伦瑞克省、爱德华太子岛和纽芬兰岛的33位代表们于1864年10月10日聚集在魁北克议会大厦，商讨建立联邦国家的细节，为未来的联邦规划蓝图。这群精英的思想的碰撞重组构成了日后宏大的加拿大政治模型。魁北克会议讨论产生了《魁北克决议》，也称《七十二项决议》。但是，各省都或多或少有反对意见。在英国的干涉下，建国进程才得以继续下去。1866年，各省代表奔赴伦敦召开会议，以《魁北克决议》为基础，稍微修改，作为最终建国法案提交英国议会批准。最终于1867年不列颠北美法案通过并出台，加拿大自治领最终成立。
从这一系列的建国过程可以看出加拿大建国的和平渐进。它以精英为主导，这些人主导了所有与建国相关的会议，主导了加拿大国家的模式；同时它与母国英国互动频繁。而这一连串的和平渐进的过程中，魁北克会议无疑是一颗闪亮的明星，魁北克会议埋下的是加拿大联邦政治的基石，是加拿大国家模式的雏形，意义非凡。
二、魁北克会议的影响
1.奠定加拿大特殊的联邦制
在麦克唐纳领导下建立起的加拿大联邦制，并不是参照美国的经验，更多的是效仿英国。这是加拿大联邦制的特性之一。其实，并不只是麦克唐纳以英国宪法为底本，“19世纪60年代，加拿大人以布莱克史东对的理解作为他们的根本原则，即议会。”英国议会至上的原则对加拿大影响很深。它使日后司法系统的作用被长期忽视。这使得加拿大联邦制的三权分立模式并不具有典型性，反而更偏向于英国议会制。同时，加拿大国父们看到南北战争爆发，都认识到美国式的松散联盟存在危机。乔治·布朗在多伦多《环球报》上发表文章讲到：它（南北战争）尤其显示了州权主义内涵的可怕。授予各州无异于播撒下国家分裂的种子，所以“魁北克会议并未尝试去建立美国式的联邦制”。国父们决定将交到中央政府的手中。加拿大最终与英国一样，中央政府的权力大于地方政府。
魁北克决议所建立的加拿大联邦制的特性除了体现在它借鉴了英美的体制并做了融合外，还体现在由于其独有的历史民族特色。它放弃同化法裔加拿大人而使两个种族融于一个体制之下。“加拿大的联邦制使相反的观点变为一致的方法是，对社会重新构想并假设每个人属于不止一个社会”。这是加拿大联邦制的一个创举。因此说，“加拿大联邦制是土生土长的创作。”
所以，综合考量，一个带有加拿大特性的不同于美国的独特的联邦制在魁北克会议上建立起来了。魁北克会议最重要的影响，就在于它产生的《魁北克决议》，建立起了有特性的加拿大宪法模型、政治体制，奠定了未来加拿大的联邦制。至此，不列颠北美殖民地找到了出路。如果说夏洛特敦会议开启了联邦之路，那么魁北克会议则铺就了联邦之路。是魁北克会议架构起未来的联邦，为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魁北克决议》作为《1867年不列颠北美法案》的草案，构成了其核心内容，成为加拿大联邦政治的基石和不列颠北美走向的指路灯。可以说，如果没有魁北克会议，加拿大的联邦制还是一个未知数。
2.魁北克会议使英属北美殖民地真正意义上地迈开联合的脚步
“不列颠北美殖民地各省的联合问题在过去二十年（19世纪40-60年代）已成为大西洋两岸常常讨论的话题，但可以说殖民地没有采取任何能使联合真正完成的行动，直到最近魁北克会议的举行。”只有魁北克会议使北美各殖民地真正地走上了联合之路。姑且不论这条联合之路将通往哪种模式、将把不列颠北美建成什么模样，单就其行动力来看，便功不可没。会上，国父们头脑里对不列颠北美未来的设计蓝图，真正汇聚于会议桌前进行碰撞、讨论、磨合、调整并最终制定出决议。只有通过这样的过程，这些计划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计划，而非空想。魁北克会议提供的就是那张会议桌，就是让建国思想融合的平台。可以说魁北克会议是国父们着手联合、建立联邦的第一站，是真正的开始和起点。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有始才能有终，从这个角度讲，魁北克会议无疑成为拉开联合幕布、开启联邦之路的历史推手，功绩卓越。
3.魁北克会议促使国家主义萌生
不列颠北美由于地理、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联系并不紧密，各自为政已成为习惯，没有国家观念，更不要提国家主义。但是，魁北克会议上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类似于国家主义的热情。“一股强大的国家主义的氛围弥漫在会议上，夏洛特敦会议形成的强烈渴望被唤醒。”各省代表不再狭隘，他们的眼界已然开阔，他们不约而同将目光集中于即将可能出现的横贯大陆的令人惊奇的国家。这个国家由他们创造，依靠自己的首创精神、自己的力量。
这种国家主义不仅影响了魁北克会议上的国父们，也影响了不列颠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当时，报刊业已经发展起来，“对于那些坚信联邦制的人来说，报刊不仅有用，还是必不可少的。”加之铁路已经初见规模，交通更为便利，魁北克会议的精神迅速传遍大街小巷，联合与联邦制成为街角都能听到的谈论的事件。国家主义点燃了加拿大少有的共同政治热情，分离的趋势暂缓，联合的势头更盛。心向联合的国家主义影响了不列颠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情绪，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部分矛盾与分歧，有力推动了加拿大自治领最终的建立。是这样一种国家主义作为隐藏在背后的向心精神力推动加拿大联合建国的步伐稳步前进，遇挫不退、勇往直前。
4.魁北克会议强化加拿大的包容性
不列颠北美的包容性来源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特色，“在精神层面上，强调在多元化中追求和谐，以一种中庸忍让的精神调处纷争” 。
对于心理归属于不列颠帝国的英裔加拿大人，这种包容是困难的。“建立联邦，放弃同化，形成一个新的理解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们骄傲的优越感，被迫搁浅在现实面前，消失于法裔加拿大人对自身特性的坚持下。所以，在魁北克会议上，对于同化法裔加拿大人的主张，“国父们持反对意见”。他们尊重法裔加拿大人特有的文化传统和道德习俗，不以多数英裔加拿大人的势力去压迫少数法裔，表达了对多样性的包容态度。同时，魁北克会议汇聚了各党各派精英的主张，包容不同的声音，暂且淡化矛盾与分歧，以求同存异的精神以期达到双赢的局面，也是包容性的体现。魁北克会议将这样一种包容凝固在白纸黑字上，以契约的形式强化了它的影响。这种包容性，长久深远地影响日后加拿大的文化特色和文化政策。
5.魁北克决议助长日后的地方主义
魁北克决议建立的是中央强大的、地方有权管理地方事务的准联邦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加拿大联邦制却走上一条与他们设想相反的道路——地方权力愈来愈强，中央权力日渐式微，准联邦制的日子一去不返。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很多原因，而最根本的还是魁北克决议本身带来的影响。
魁北克决议对联邦制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分配问题比较模糊。伦敦《泰晤士报》曾经报道：诠释分权方面的条款非常困难；蒙特利尔《真理观察者报》已看出分权决议的不明智是不可避免的，魁北克会议是试图以不确定的权力定义政府。这些问题为日后地方权力膨胀埋下隐患。
魁北克决议保证了省的自治权，又将其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此举本意是限制地方权力，却意外地成为日后地方权力扩张的依据。究其原因：
第一，对于中央权力和地方自治二者来说，“实际上是不相容的”从这点上讲，国父们对即将建立的联邦制过分乐观，将省自治权给予本就具有分离倾向的各省是一项不明智的决定，但依照经验主义的惯例和根据现实制定政策的模式，省自治权也是国父们不得不采纳的折中之法，无可厚非。
第二，一些本来对各省无足轻重的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变得价值连城，比如对省内自然资源的占有权力，就使得省权慢慢扩大。
第三，国父们在魁北克决议中没有重视对司法权的解释，造成1867年《不列颠北美法案》也对此问题留白，所以“帝国主义的必然结果，联邦制度的必然结果是英国司法委员会对1867法案有司法解释的权力”。魁北克决议对司法权的不涉及直接将司法权送到英国面前，在英帝国的解释下，地方权力逐渐上升，中央权力逐渐下降，“枢密院维持着联邦政府与各省政府之间的平衡”，加拿大联邦制最终改变了轨迹，走向与国父们设想不同的道路，加拿大地方主义被强化了。
“魁北克会议是不列颠北美历史上许多进程的焦点。联合、防御、铁路、西北地区以及与英美的关系等所有的问题都聚集于魁北克会议。大部分不列颠北美历史熟悉的问题都涌聚在那间大屋里堆着杂乱书籍的深红色的桌子上。”是魁北克会议将不列颠北美殖民地整合起来。这片大陆在纷繁复杂背景下已经挣扎了太久，在联合的可能性中已经等待了太久。是魁北克会议决定了这片大陆未来将走向何方。它开启了联合建立联邦制的进程，处理了大部分建国计划的细节，构建了联邦制的基本框架，为不列颠北美殖民地政府的未来指明了方向。魁北克会议还强化了北美不列颠殖民地的向心力，一定程度上凝聚了散沙似的人心，并且以包容的姿态将两个民族融合于一国之内，给日后多元文化主义提供坚实的旧例和基础。然而，魁北克会议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加拿大建国后的地方主义。即使很多学者将加剧地方主义的炮火指向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但不能否认，是魁北克决议的不完善造成了这个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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