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管理学精选(九篇)

第1篇：百家讲坛管理学范文

关键词:百家讲坛;需求;供给;分析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21-0077-02

2001年7月9日一个以“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为宗旨的崭新节目《百家讲坛》在央视“科学教育”频道(CCTV-10)开播。但由于学术性过强,内容又过于零散,收视率最低时几乎为零。2003年开始,《百家讲坛》开始认真研究观众和市场的需求,进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改革,收视率也由此一路飙升。几年前在普通大众中“默默无闻”的学者易中天、阎崇年、刘心武、于丹等人,凭借《百家讲坛》迅速蹿红成为耀眼的明星。本文将立足于经济学角度,运用需求与供给理论分析部分学者走红百家讲坛的原因。

1 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

1.1 物质文化需求向精神文化需求转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和67.7%分别下降到2005年的36.7%和45.5%。居民生活方式正发生质的变化,人们不再满足于基本的生活资料,而是向发展享受型消费快速转变,体现为对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提升。从国内外居民消费变化趋势可见,中国居民消费结构中,居民用于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方面的支出比重将普遍下降, 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化娱乐等消费比重将迅速上升。

1.2 文化需求中学术性知识需求向学术与大众结合的知识需求转变

将文化产品按一定层次可划分为学术性文化和通俗性文化,学术性文化一般知识含量、科技含量很高。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经济管理;时政话题等。这类文化对观众或读者的相关专业知识要求较高,表现形式较严肃。而通俗型文化即大众文化,通常是关于人们喜闻乐见的生活化的知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逐渐加快,都希望能在忙碌之余通过一种轻松易懂的方式获得更多的知识。这就表现为人们对学术与大众结合的知识的强烈需求。

2 人们对传统文化需求量的增加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浩如烟海的文化海洋中,历史经典作品、古典文学名著这些民族文化瑰宝以其夺目的光彩,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历久弥新。如今,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在物质文化日益得到满足的同时,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学习历史,重温历史,品评人物,传承文明成为大众文化需求。由于这种需求不是个别的而是广大的,不是某一个层面的而是广泛的,所以就在全社会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文化需求市场。

3 最初的供给结构与供给量

3.1 供给结构

2001 年“百家讲坛”节目创办时为了追随央视科教频道“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即“三品”的定位, 进课堂, 跑“研讨”, 自然科学、哲学伦理、艺术研究、经济管理、时政话题、现代生活几乎全都进了“讲坛”, 这种“大杂家”的传播内容难以培养观众的忠诚度。第二阶段,以“一所汇集名家名师的开放大学”与“建构时代常识, 享受智慧人生”为节目内容定位, 把各路专家、学者从教室里搬到电视上来, 以弥补许多观众无缘上大学的遗憾。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泰斗级学术巨匠都受邀在《百家讲坛》主讲, 他们演讲内容的专业性和学术性是世界一流的, 但是他们的讲座就是一般大学生和教师都未必能懂, 因此受众的定位是很窄的,仅限于一部分与节目内容相关的专业人士。这种供给结构专业性与单一性, 导致收视情况一直不佳,在CCTV-10的排名也在20位左右徘徊,在实行“末位淘汰”的央视,《百家讲坛》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3.2 供给量

《百家讲坛》节目于每周一至五播出,但由于收视率等各种因素出现过中断播出的情况,且很少涉及传统历史文化。以下是2001年7月份中节选的一周的节目播出表。

4 需求变化影响供给的变化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规律,需求与供给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需求发生了变化必然引起供给发生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供给者的企业或个人,要充分认识到市场调节的主体是消费者,供给者要以赢得为立足点。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及信息社会的到来,人们对物质文化需求越来越大,而紧张的生活节奏人们对大众化的知识更加感兴趣。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下,人们的怀旧心在不断增强,对于重温中国博大的传统历史文化的偏好日益俱增。这样一种需求变化必将要求供给发生变化,这意味着传统历史文化及大众化知识的供给量必将呈现增长趋势。

5 部分学者供给适应了需求变化

2004 年以后, 《百家讲坛》调整了传播内容, 更多地向历史探秘类和文学经典类传统文化集中, 以系列化的方式, 结合社会热点问题策划选题, 传播内容从原来的被人称为阳春白雪般的科教内容转向了老百姓喜闻乐道的话题。以著名清史专家阎崇年主讲的《清十二帝疑案》为契机,《百家讲坛》找到了收视增长的突破点。之后又有刘心武主讲的“揭密《红楼梦》”,易中天的“品三国”等。从2004 年5 月至2006年年底的《百家讲坛》各期内容统计中, 社科人文题材占到全部节目的89.7%,其中历史文化题材更是占据8 3% 之多。调整后的《百家讲坛》栏目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45首播,晚上11:10、次日06:40重播,时常43分钟 ,相比改版前增加了播出量,节目的播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追捧, 收视率一路飙升, 持续在央视科教频道收视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纵观这些主讲专家,无论从事什么领域研究的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演讲风格亲切幽默、语调抑扬顿挫。具有亲和力的讲解。他们从所谓的高高的神坛上走了下来,走进了百姓中间。实现了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学术品格、大众口味的讲座目标。满足了观众求知、求真、求励、求鉴等各种心理需求。相对于以前在《百家讲坛》主讲的学者。易中天、阎崇年、刘心武、于丹等学者的供给变化适应了需求变化,因此他们能从默默无闻的学者,迅速蹿红成为耀眼的明星。

通过运用供给与需求理论对部分学者走红百家讲坛现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对资源的配置,必须以市场为主体。做到有需求就有供给,需求变化后,供给作出及时的变化。从而实现供需平衡,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社会效益实现最大化。

参考文献

[1]杨丽媪:百家讲坛的品牌炼金术[J].广告大观(媒介版),2006,(5).

[2]葛维樱,浦树柔.百家讲坛现象观察[J].嘹望,2007,(6).

[3]邓芳芳.精品文化栏目的生存策略――以央视百家讲坛为例[J].新闻实践,2006,(9).

[4]刘倩.也看百家讲坛热[J].青年记者,2006,(22).

第2篇：百家讲坛管理学范文

《百家讲坛》赢得观众的一片叫好之声,取得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创造了一系列媒体神话。单就由《百家讲坛》成名的“名嘴”们来说,易中天的一部《品三国》拍出500万的天价,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一年之内再版15次……

神话背后,留给我们太多的冲击与思索;褪去狂热,才能呈现真实的文化生态;读解神话,就是读解当下的大众文化。尽管《百家讲坛》号称一档学术性栏目,但我们却将其划归大众文化一族,这是有着充分根据的。

《百家讲坛》归根结底是一种面向大众的娱乐形式。2001年7月9日,《百家讲坛》开播,其时的口号是“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邀请了杨振宁、周汝昌、叶嘉莹等一批大家,此时的《百家讲坛》尚具有纯粹的高端的学术意味。但曲高和寡,栏目的收视率异常惨淡,最低时只有0.02%。迫于央视“末位淘汰制”的强大压力,《百家讲坛》不得不改弦易张,2004年转向主讲人文科学,并偏重史学。而且“最终节目将观众群定位在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百家讲坛》策划人解如光语)。单从受众群体这一角度看,《百家讲坛》便承担不起“学术”的重担。

对于《百家讲坛》主讲人的学术造诣毋庸置疑。但他们在《百家讲坛》的讲课方式与讲课内容却与学术相去甚远。倘若将他们的讲课内容放至专业领域进行横向的考量,断不会引起如此轰动。在讲课方式上,每一位主讲人都被要求制造悬念,创造故事性,一波三折,以吸引更多的观众,这些都背离了学术的本意,使得央视演播厅中的那些对大学讲堂的模仿仅仅是徒具其表而已。观众在观看节目时,关注更多的是主讲人本身的学术精英身份,而非讲课内容的学术价值。观众仅仅沉浸在一种“拟态的”学术氛围中,从节目中获得的更多的是娱乐,而非学术。

这些都使得《百家讲坛》的娱乐成份远远大于学术成份,成为一种较高级的“文化娱乐”形式,而非绝对而天真的娱乐。由此,我们与其称易中天为“学术超男”不如称其为“文娱超男”更具有客观意义。

文本总是在社会、文化、传播的特定语境下出现并发挥效应的,因此,对文本的读解也必须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传播语境下进行。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伴随着文化的重新建构,文化与娱乐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焦点,衣食无忧的人们开始探索精神生活的空间。《百家讲坛》之所以在转向后大受观众欢迎,是因为它巧妙迎合了观众浓厚的“历史情结”。纵观《百家讲坛》最受欢迎的节目,无一不与中国历史相关。我们都被中国历史的文化所滋养,对中国历史情有独钟也属必然。媒体在到处播放着形形色色的“正说”“反说”“歪说”“戏说”等诸多形式的历史人物影视剧,银幕上充斥着朝朝代代的“帝王将相”。长此以往,观众早已处于“视觉崩溃”的边缘,已不再满足于媒体制造的“虚幻历史”,而力图寻找历史的真实。于是,《百家讲坛》的转向便显得必要而及时。人们也似乎终于找到了通向历史真相、宣泄“历史情怀”的途径。

《百家讲坛》的发展也显示出媒体的成长与探索。这种新的文化娱乐形式的出现对于打破娱乐低俗化的倾向具有开创性意义,给低迷的娱乐市场指引出一个新的动向。长期以来,媒体的娱乐导向一直不高,娱乐形式匮乏,挣扎于“花边新闻”竞争的漩涡之中。娱乐节目的同质化已成为媒体的致命伤。因此,《百家讲坛》获得观众如此赞许也在情理之中。

这是一个媒体霸权初显的时代。“沉默的螺旋”理论对于我国当下的媒体现状具有不可忽略的指导意义。在众多媒体的立体式轰炸中,受众在面对媒介时看似具有了极大的自主选择权,但绝大多数媒体内容的同质化严重损害了受众对媒体的自主选择权。因为,受众所从事的不过是“多方信息印证”的工作,但当所有媒体的信息趋于相同时,这种“印证”工作就已变得毫无实际意义,受众的自主选择权就这样被“合理合法”地剥夺了。从这一角度来看,《百家讲坛》的兴旺显示出媒体在提供一个“思想的自由市场”方面的脆弱,而《百家讲坛》出现及转向在这样一个媒体内容严重同质化的时期,实际上部分地恢复了受众对媒体的自主选择权,给予了这种自主选择权一定的实质意义。

由《百家讲坛》我们可以看到媒体文化成长的印记。媒体文化的商业色彩在《百家讲坛》暴露无遗。随着栏目收视率的上升和影响力的扩大,节目中间插播广告的时间由15秒加到30秒再加到45秒……殊不知,这正成为《百家讲坛》潜藏的巨大危机。在观众所认知的“拟态环境”中,《百家讲坛》是一档科学的学术栏目,是学术的圣殿,容不得任何亵渎――尤其是广告背后的“金钱”。这种广告行为无疑会给观众带来巨大的感情伤害,会严重降低栏目的美誉度。

《百家讲坛》仅仅包裹了一层“学术外壳”,却未能带来精英文化传播的实质变化。但《百家讲坛》向我们提出了迈向媒体文化时代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在媒体文化时代,精英文化何去何从?是独踞神坛,还是走向大众?媒体的发展能否带来学术的下端转移?我们到底需要构建一种怎样的“多元文化观”?媒体文化采取何种最佳形式避免商业色彩给受众带来的直接伤害?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将如何将本身纳入产业化的轨道?

第3篇：百家讲坛管理学范文

青云谱区始终扣准传播党的声音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群众需求，谋划好理论宣讲“主菜单”。

紧扣中央精神做好“经典菜”。组织讲坛老师深入学习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精心设计《我看十八届六中全会》《中国梦与青云谱梦》《全面小康与家庭小康》《老阿姨龚全珍的点点滴滴》等课题，组织集中备课，用群众的语言讲好“普通话”。

围绕中心工作做好“特色菜”。围绕全区国企改制、棚改拆迁等工作，组织相关职能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政策宣讲。如解放西路社区针对下岗困难职工多的实际，在讲坛上开设了社会保障专题，将相关法律政策给群众说清讲透，讲好“地方话”。

依托群众需求做好“家常菜”。根据全区受众特点和需求，设计《晒家规、亮家训、传美德》《听父亲说孝道》《修身养生之书法》等讲座内容，讲好“百姓话”。 精心构筑“三条线”，铺就宣讲网络

青云V区按照统一背景标识、统一环境布置、统一时间节点等建设标准，把“书香青云”讲坛这一宣讲阵地搬到干部群众身边。

区镇部门三级联动。在区级层面，多次邀请专家学者开展“书香青云”区委中心组学习会；在街、镇、园区层面，安排党员干部每季度至少听一次“书香青云”理论宣讲；在部门层面，区直各单位把“书香青云”和本单位工作相结合，形成了吸引力大、参与性强的特色宣讲活动。

社区网点密集覆盖。在全区73个社区全面铺开讲坛，每年对各社区采取星级评定、优秀讲师评选和以奖代拨的方式，给予荣誉激励、经费支持，推动宣讲工作常态发展和创新提升。

驻区单位倡导试行。结合文明单位创建和学习型组织建设，参照区里做法，在各驻区单位植入“书香青云”元素。 精心选拔“三支队伍”，组建宣讲梯队

理论宣讲队伍的水平，直接影响到基层理论宣讲的实效。青云谱区积极动员各方力量，充实强化宣讲队伍。

海选草根“名嘴”。举办“书香青云”社区百科讲坛“名嘴”大赛，通过微博、微信以及社区宣传栏大赛海报，辖区内300多位选手踊跃参加海选，聘请专业人士组织专题培训和复赛、决赛，最终选出10名“名嘴”，组成“草根”讲师团深入社区宣讲。退伍军人熊锴以《图解五中全会精神》为课题，入围“名嘴”后，场场宣讲人气爆满。

精选专业“骨干”。调动区内民政、司法、房管、劳动保障、卫生、教育等职能部门，精心挑选一批“土专家”组成专业讲师团，围绕就医、就学、就业、婚姻事务、财产继承等专题开讲，为群众梳理政策、答疑解惑。在十字街旧改征收工作中，讲坛及时安排区房管局“土专家”邓峰开讲《城镇房拆迁有关政策》，受到被征收户的认可。

特聘宣讲专家。聘请省、市纪检、组织、宣传和党校领导、专家授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精心打通“三个管道”，扩大宣讲影响

解决好理论宣讲“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生动的故事、通俗的语言是核心要素，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有效转变。

用“精品课”提升“小论坛”。精心组织“书香青云・精品微课”选拔大赛，以故事讲述、诗歌朗诵、歌曲演唱、绕口令、三句半、快板等形式，选出21节精品微课，在全区各社区开展宣讲。组织相关专家为社区讲师进行集中备课、现场指导，使社区讲师努力练成有“几把刷子”的宣讲能手。

用“小变化”反映“大变迁”。抓住群众身边的点滴变化，讲出群众的切身感受，以小见大。在《照片中的变迁》一课中，青峰社区党支部书记郑秋红通过广州路变迁的照片对比，让听讲群众加深了对发展成就的认同。

第4篇：百家讲坛管理学范文

“意外成功”的生长期

凤凰卫视在2001年1月6日推出学术讲坛类电视栏目《世纪大讲堂》，当时，栏目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录制，引起广泛关注，它也成为中国学术讲坛类电视栏目的先驱。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在已经出版11本的《世纪大讲堂》丛书序言中写到：“起初，我们只是觉得，把学术搬上电视，不管有没有人看，都是一件有功德的事情。”

《世纪大讲堂》创办前，凤凰卫视高层对它的未来前景并不乐观，“这样的节目可能会因为没有观众而失去广告商的青睐”。《世纪大讲堂》的诞生由此带上几分悲壮色彩。然而到了2001年5月，开播仅仅4个月的《世纪大讲堂》，观众竟然逐渐累积，并且吸引了广告商的注意，某品牌为它投下了1000万元的“巨资”，栏目的“意外成功”也使得制作者和业界同行都大吃一惊。

就在《世纪大讲堂》开播同年的7月，新开播的央视十套推出同类型栏目《百家讲坛》，创办之初没有一炮打响，各地方台跟风出台的同类栏目也纷纷落马。

变，还是不变

2005年，《世纪大讲堂》与《百家讲坛》同时进入运作的第4年，《百家讲坛》调整定位，选题系列化、通俗化，电视手段更加丰富，收视率一直攀升到央视十套众多节目的收视前列，而《世纪大讲堂》的样式却几乎从未改变。

此间，《世纪大讲堂》的口号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到“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之后又改为“这里是学术的殿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学术一样让你听懂”。可以看出，《世纪大讲堂》在标榜思想性的同时也在努力向观众靠拢。

每期节目中间，主讲人演讲30分钟，头和尾则是主持人、网友和现场观众提问交流。在制作文案时，创作人员要“把问题拉到普通观众的兴趣点上”，而在场大学生的提问也被预期为节目的活跃点。

“作为第一家创办这种类型节目的团队，我们现在感觉压力越来越大。”面对同行的成绩，制片人简承渊对《新世纪》周刊说：“在这个电视竞争火热的年代，游击作战肯定会滑铁卢的。”凤凰卫视执行台长刘春也认为栏目要“坚持走‘学术思想’的路子，这个社会不缺乏知识，缺乏的是思想”，“应该找有思想、有学术追求的主讲人，找核心的话题，需要提高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和系统的规章制度”。

知识是死的，思想是活的

向阳是“80年代的青年诗人”，曾任《艺术人生》和《天下女人》的策划人。2005年国庆节担任《世纪大讲堂》总策划人。提到《百家讲坛》，向阳坦承它是《世纪大讲堂》的PK对手，并笑呵呵地表示了对大讲堂的信心。

他向《新世纪》周刊这样描述这两档栏目的差异“《百家讲坛》是讲故事，卖的是悬念，电视化手段也为悬念服务，比如做秦始皇，就是请一个专家来讲秦始皇的故事，而这与专家本人的思想无关；而《世纪大讲堂》的生命就是思想性，卖的是独家观点，专家讲他研究秦始皇的成果，表达的是原创的思想，也就是‘一家之言’。知识是死的而思想是活的，《世纪大讲堂》的使命就是在充斥着文化快餐的‘泛物质主义’时代里，传播最缺乏的原创思想，由此对社会产生影响。”

向阳用“后现代”来形容《世纪大讲堂》的节目形态，“许多人包括主创人员都会误解它仅仅是一个讲坛节目，而实质上它的开头是访谈节目、中间是讲座、最后又有对话交锋。这三个版块现在‘弱两边，强中间’，理想的状态则是每个版块都做到极致，比如最后的观众互动，只要有一次强的交锋整个节目就活了”。

曾子墨几乎不看《百家讲坛》

沈冰曾有可能成为《世纪大讲堂》首播时的主持人，而栏目第一次录制的前一天，自称是因“救场”而上场的却是策划人阿忆。之后的主持人喜宏(喜大狼)、王鲁湘也都是电视策划人，直到现在，主持人曾子墨则是带有书卷气的年轻女性。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这样评价《世纪大讲堂》的主持人：“阿忆这个主持，前后两端主持很活跃，中间可能沉闷一些。”与此同时，“书卷气”、“学生味”这些词常被用来形容现在的主持人曾子墨。

第5篇：百家讲坛管理学范文

夏颖奇先生是中关村论坛协会秘书长，同时也是北京海外学人中心首席顾问。他曾经长期担任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等领导职务，对中关村的建设尤其是国际合作、留学生管理等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此次2012年中关村论坛年会，他依然担负着组织者和协调人的角色，早在半年以前就开始为中关村论坛年会做准备。在2012年中关村论坛年会举行之际，本刊记者特地采访了这位中关村的重要人物。

《中关村》杂志：从第一届到现在第六届，中关村论坛年会每年都有各自精彩，我们回溯下过去，举办这样的大型年会的初衷是什么？

夏颖奇：中关村是个特殊的地方，它为中国进入信息化时代做出了重大贡献。最早的时候，有王选的汉字激光照排、联想的汉卡、四通的打印机，后来还有集成电路、互联网、无线通讯等科技，以及软件外包等业务，都起源于中关村。因此，中关村引人注目，地位特殊。中关村崛起之后，肯定要关注很多问题，比如技术问题、国际化问题、市场化问题、项目融资、企业管理、人才管理等，有很多政府、民间、企业可以沟通的关注点，所以有必要把一些人聚集起来说一说，于是就出现了中关村论坛年会这样一个平台。

另外，中关村也已经日益国际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1995年海淀园（那时候还没有中关村国家自主示范区）举办过一次国际科技园区协会年会，2005年中关村管委会又主办过了一次，再后来没举办过。而今年，我们请了国际科技园区协会总干事路易斯·桑斯来这里开会，我们还要为申请主办2015年的国际科技园区协会年会作铺垫和准备，作为一个国家，若能每十年办一次这样的国际会议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它有一百多个国家、四百多个会员，需要会员投票才能决定在哪里办，还要对对科技创新环境、能力进行综合考量，但我们是有可能做到的。

《中关村》杂志：您经历了那么多论坛，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事件？

夏颖奇：十几年来，中关村是论坛不断，比较著名是2002年的纳斯达克总裁来到中关村，当时他在翠宫饭店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中关村与纳斯达克”（ Nasdaq Meets Zhongugancun），在那个时候，中关村没有那么多的上市公司，尤其是到纳斯达克上市就更少。所以这次演讲吸引了中关村很多企业家和创业者，为了烘托气氛，我把联想、四通等负责人都拉来了，但场子里都是年轻人为主，他们是为了上市。我们开始还请了高级翻译，但最后举手的都是海归，都是英语发问，不需要翻译。我记得第一个发言的就是百度CEO李彦宏，百度是2005年上市的，2002-2003年百度还在困难时期，但李彦宏是第一个举手。后来每年我们都开各种各样的国际论坛，有双边的，有多边的，那时候不叫中关村论坛，而是各种国际会议、国际研讨会，一般规模也就是在几十人到几百人。到了2007年，北京举办了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有一部分活动就交给了中关村管委会。你不能让他们一个人讲，我们又找了另外一些人讲，我们就扩大成了中关村论坛。到现在已经6届了。

这个事情现在弄得规模挺大，一个年会，中关村管委会各个部门和领导都大力参与。论坛正式开始的那天全体人员都参加，尤其是国际合作处、宣传处、办公室、研究室等都被充分调动起来。

《中关村》杂志：每年主题有没什么精心的设计？

夏颖奇：我们有永久主题“创新与发展”，每一年都持续。每年的主题是管委会讨论拟定的。2007年以“创新、合作与发展”为主题，2008年以“科技—全球创新挑战”为主题，2009年以“创新创业能力与企业家精神”为主题，2010年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策源地”为主题，2011年以“创新驱动”为主题，都和科技创新有关系。

今年的主题有关国际合作，我们这些年的变化太大了。改革开放时期，这里还没有市场化，学校里书声琅琅，学生毕业了包分配，中关村只有教书育人和搞研究的地方，没有办企业，国际交流也不多。到了现在，已经有2万多家企业，很多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比如微软都设立在这里。这是国际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使国门打开，很多外来东西进来和本土相结合。现在是个世界性的市场，中国的产品已经必须面对世界各国产品的竞争。所以，现在我们要邀请国际性的嘉宾过来，我邀请过甲骨文的副总裁、日立的副总裁等。2008年，我们还请了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来，分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世界经济的趋势。2009 年，我们还请硅谷银行的总裁来，他一开始不肯来，我还借助硅谷著名的“PETER 刘”和李开复去邀请。此外，像斯坦福的威廉·米勒、中国的李开复、李彦宏、丁健等都来讲过。这些人的观点贡献给论坛，让论坛的高度和广度得到了提升。

《中关村》杂志：今年的论坛年会有什么新亮点？

夏颖奇：这次我们搞了中关村指数会。中关村指数是受硅谷指数的启发而的。硅谷指数对硅谷的全面情况，尤其是创新、创业和企业成长的情况做了总结和描述，借助它你能了解硅谷创新、创业的土壤，而且可以对未来产生预期，深受硅谷企业家的重视。中关村指数不容易做好，它不能照搬硅谷的，也要避免干干巴巴的，我们考虑到了中关村的人才情况、中关村各个行业分类的情况等等。我们希望我们是客观和公正的，希望它成为权威的公正的第三方数据统计报告。我希望中关村指数能越来越引人注目，越来越引起重视，中关村企业和政府都会关注它。因为这个反映的东西能影响到大家。

中关村的硅谷指数应该是政府信息之外的一个补充，政府有政府的眼光和口径，那么社会怎么看中关村的，我们现在就让民间的中立的学者来描述这个事情。

这件事就给各省市做了榜样，可能会是一个里程碑。以后也可能会有某些演变。慢慢的，很多社会化的事情就会给民间组织去做，希望这样做会带来独立的视角、独立的思维、独立的眼光。

另外，创新孵化新模式分论坛的举办，也和目前一些大背景有关。现在已经有一些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在外边买房子，办孵化器，这些新模式都有待观察、研究。而国内如创新工场、车库咖啡等新生创新创业模式，也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总结。

《中关村》杂志：作为中关村的“元老”和中关村论坛的重要组织者，这几年来组织这样的活动有什么个人体会没有？

夏颖奇：我个人的体会是，论坛需要非常精心的准备，嘉宾们来的只是一、二天，而我要从半年前就开始准备了。另外，我们会牢牢记住：1、中关村论坛是为中关村尤其是中关村企业服务的，我们引入各种世界先进要素，是为我们自己服务的。我们的演讲都是和这一目标相关的。有很多世界性的话题，比如臭氧层保护、比如希腊冰岛的经济危机，因为与我们不是那么很紧密相关，我们就先不做这样的话题安排了；2、必须是高水平的，因为中关村是中国最大的科技、最活跃的科技创新集中地，所以，我们要请来发言的必须是一流的人才。另外，我们请外国企业的时候，还希望国别尽量多一点；3、覆盖面要足够。论坛的内容比较丰富，我们办了分会场。此外，会务组织要严密，声、光、电等要配合好。因为很多嘉宾的要求也比较高。

第6篇：百家讲坛管理学范文

北京师大二附中高级教师。1986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1998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首届历史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班结业，2001年首都师范大学计算机系计算机专业毕业。

2005年7月～2007年8月曾经先后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正说和》、《正说刘墉》、《正说纪晓岚》、《正说多尔衮》、《正说鳌拜》、《正说吴三桂》等56讲；2006年5月～2007年8月曾经先后在上海电视台《文化中国》栏目主讲《〈孝庄秘史〉大揭秘》、《解秘〈康熙王朝〉》、《解秘〈雍正王朝〉》、《指点乾隆王朝》、《话说汉武大帝》等105讲。

2006年以来，还曾经先后出版了《历史上的和》、《历史上的多尔衮》、《历史上的刘墉》、《历史上的纪晓岚》、《说孝庄》、《说康熙》、《说雍正》、《纪连海点评乾隆名臣》、《纪连海品读康乾名臣》等著作。

纪连海在搜狐网的博客名曰“历史的江湖”。江湖水深，却不经意间被一个历史老师掀起了不小的风浪，在民间和学界刮起了“纪旋风”。

纪连海火了，势如燎原，速度之快，程度之强烈，他自己怎么也没有想到。

央视的“百家讲坛”和上视纪实频道“文化中国”给了他平台，机会只青睐有学养更有智慧的人。这个貌不出众、高度近视的历史老师，为两个栏目创下收视率的最高纪录，与易中天并称为“南易北纪”。

对纪连海的采访约在中午。他把一个多小时的午休时间全都给了我，尽管每天堵在北师大二附中门口想采访他的记者成群。这也算是一种缘分，我发现纪连海很感性，于是我也很感性地没用采访笔那劳什子。而且纪连海本人的声音与电视上的声音有着很大的不同，气息平稳，语速稍快，尽管他已是刻意放缓了上镜时的机枪语速，语调轻柔地尽量说清楚每一个字。没有当红名人的桀骜轻飘，纪连海每句话都说得挺实在。在全国最著名的媒体上吃开口饭的人，思路清晰，一气呵成自不必说，最难得的是，他有一种诚恳贯穿始终。

“草根群体的悲欢离合比较

贴切我的感受”

记者：听说在刚刚过去的上海书展中，您的《说孝庄》、《说康熙》、《说雍正》成绩分列上海辞书出版社参展3000种图书的第一、三、五名，看到自己有那么多上海粉丝，您心情如何？

纪连海：哦，是吗？这个成绩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当然是非常高兴！但也并不意外。《文化中国》播出了105集了，我录制的节目收视率最高，大家对我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我能感觉到上海观众和读者的热情。

记者：我觉得您所讲的都是大众普及性的历史，您认为呢？

纪连海：您说的没错，我把自己所讲的历史定位为普及性的历史，但我有个人的心得体会。我们一般的历史有两类，一是思维下的历史，谁好谁坏一目了然，阶级斗争鲜明。一是后来的戏说类历史。把宫廷戏写成类似于老百姓的吃喝玩乐。而我说的历史既不是思维下的历史，又不是戏说，而是人的历史，是在普及中有纠正的历史。我努力让自己对待历史更客观，但不能保证不出错。

记者：您认为您对于普及大众对历史的认知水平起到什么作用？

纪连海：我觉得这种普及和以往的普及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以前学的那些历史，最后你会发现在社会上都用不上，对于我们个人都没有太大用处。而我在《百家讲坛》上讲的是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他们有悲欢离合。面临生活中的困难，他们是怎么做的？面对成功，他们又是怎么做的？你看他们最后不同的表演方式有不同的结果。我希望让我的观众有所启发、有所感悟，他们在社会上就会成熟起来。

记者：您主讲的电视节目和所写的书，为什么绝大多数是关注清朝那段历史？是出于个人的喜好呢还是考虑市场的收视率或发行量？因为清史是眼下的一大热门。

纪连海：很多观众从一开始就看我讲清朝，从纪晓岚到多尔衮，以为我专攻清史。其实我本人最感兴趣的是党史和8年抗日战争史的。不过在我2005年上央视《百家讲坛》时，栏目定下来是我主讲清臣，因为清朝和近现代历史联系紧密，我就把视线转移到了清史上。

记者：在清朝乾隆时期三员名臣刘墉、纪晓岚、和中，您最欣赏哪一位？

纪连海：这我倒是没想过。我其实是在总结这些历史人物处世的经验教训，好给我们一点启发。我虽然有英雄情结，可更喜欢历史上不为人知的小人物，小人物做精彩了，在历史上有那么一笔，才是真精彩。

记者：您认为自己能在历史上有那么一笔吗？

纪连海：（笑）流星而已！其实我只是个媒体现象。

记者：您曾说过自己最喜爱的历史人物是阎应元，是不是他身上的草根特性，比较符合现在公众对英雄人物的审美标准？

纪连海：我的确喜欢阎应元，不过那仅仅是局限在明、清两代范围内的历史人物。事实上，我喜欢所有勇于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小人物。我总觉得历史上的大人物当然是威风凛凛，极具人格魅力和票房号召力，举手投足都能带动很多人，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小人物才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当国家到了危难时刻，所有的小人物都站出来为民族大义而战，国家才有希望。像您说的草根特性，我想是一个普遍意义的群体。我自己就是农民出身。草根群体的悲欢离合比较贴切我的感受，每说到小人物的民族大义时，我总自然地感到光荣。

“为了把观众牢牢焊在那儿，

我就得抖包袱”

记者：听说您差点与大学擦肩而过？

纪连海：是的。我出生在北京昌平区的农村，父母没有什么文化，那时候日子挺清苦的。上中学时，学校终于有了一个图书馆，我那时读了许多小说，眼睛就是那个时候看小说看坏的。我现在的视力一只是1550度，戴眼镜能看到0.3，另一只是1450度，戴眼镜能看到0.8。不过那时我已经是1000度了，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只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虽然我的分数超过了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我以为被录取是十拿九稳的事了，可没有想到，因为视力的原因，学校没有录取我。

记者：后来又怎么上了大学？

纪连海：那时我非常沮丧，只好回家干农活。不久，我意外地接到了高中年级主任林照泉老师的电话。原来，林老师一直在为我奔波。林老师让我先写一个保证书，保证大学四年期间，如果眼睛出了任何问题，均由本人负责，学校概不负责。在林老师的帮助下，我后来就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报到了。那时候，大学已经开学了整整7个星期了。

记者：您在节目里滔滔不绝，旁征博引，这些历史学识是在大学里积淀的吗？

纪连海：我目前的学问，还不敢说是有什么积淀，只是我们80年代的那一代大学生和现在的大学生有很多不同，我们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泡在学校图书馆里。也许看的书多了，就能记住一些别人忽略掉的知识。我的记忆力特别好。那时，学校每月发给我33元生活补助，我要把其中的一半用来买书。我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去图书馆。我读书能够做到今天借明天还，不管这本书是300页还是400页。没钱买书但又碰到特别好的书时，我就把书整个抄一遍。我抄过一本书叫《中国殖民史》，那本书200多页，我压缩到了80页的本子上。笔记本的每一行我都抄两行字，密密麻麻的。

记者：我们看电视时觉得您抖包袱的能力特别强，既有趣又鲜活。更重要的是别致，有点像说评书，又有点像单口相声，有鲜明的纪氏风格。据说您当时大学毕业出来，为了教好学生，引起他们的兴趣，特地钻研过一阵相声？

纪连海：是的。1986年我大学毕业后就到昌平四中做初中历史老师。昌平四中当时还是一所新建学校，生源不好。而且历史课在很多人眼里也是“副科”。课堂上，很多学生睡觉。我心里不好受。为了让自己的课充满魅力，我买了相声名家刘宝瑞30集单口相声《官场斗》回来研究，所以你看，我现在讲课是稳中有变，融合进了相声、评书的形式。这种变化很快就扭转了课堂教学的沉闷局面，学生们开始喜爱我的历史课，成绩也飞速提升。后来，我应聘进了北师大二附中，那时我觉得光靠嘴皮子讲课已经不行了，必须在某些方面让学生追不上。高中历史一共5本教材，书中所有的人物、事件、地点，只要出现，我就要求自己全部掌握……现在观众在电视和书里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是我那个时候积累的。

记者：您面对观众和学生，在讲法上有什么明显不同？

纪连海：我现在主要教高中，为了考试，学生感不感兴趣都得听，我设置的包袱多与少都得听。而电视是大众媒体。我家就能收到70多个电视台，别人为什么非得看你？所以，为了把观众牢牢焊在那儿，我就得在包袱、悬念、表现手法上下更多功夫。《百家讲坛》这个节目43分钟，掐头去尾，自己可以讲述的大概有三十五六分钟。那么，在三十五六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要保证收视率就需要有六到七个悬念，也就是说平均一个悬念五分钟，不能超过五分钟，不然观众觉得平淡没劲，他就走了。比如我讲的“和之死”就设置了七个悬念，第一，除了贪婪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导致和被杀；第二，官员采取什么行动，和有什么疏忽；第三，纪晓岚是否反对和；第四，和有没有发现潜在的威胁；第五，与嘉庆大战四个回合结果如何；第六，和的墓在哪儿；第七，为什么他的家人没有受到牵连。这样一个悬念接着一个悬念，而且这个悬念一定要设置得环环相扣。这个节目也因此创造了《百家讲坛》开播五年来的收视率最高点。

“只有把自己当作他，才能真正理解他”

记者：不少人认为您主讲的节目既学术，又有点江湖，您怎么认为？

纪连海：（笑）我的网名就叫“历史的江湖”。这也是我博客的主题。在我看来，正史不一定可信，野史也未必不可信。这就需要有自己的分析判断。比如考证一段关于和的历史。有一段野史说乾隆爷为什么喜欢和呢？那是因为乾隆年轻时曾与他父亲的一个嫔妃有过一段情史，后来事情败露，那个嫔妃被皇上赐死了，而和与那个嫔妃长得像。当然这是一段野史，但至少我可以分析出和的相貌一定不错，而且男有女相。

记者：在您看来，《百家讲坛》和《文化中国》哪个更难讲？

纪连海：应该说，《百家讲坛》是传统的授课形式，下面有学生坐着，而我是自设自答，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而《文化中国》是两人谈话，还经过几个编导，实际上，编导与金波代表了观众的水准，把观众能想到的问题都给我提了，很科学，很严谨，我们之间是有互动的，是一档谈话类节目。其实在《文化中国》要比在《百家讲坛》累，背后下的功夫也更大。

记者：《百家讲坛》中走红的易中天、刘心武，饱受媒体和一些专家的诟病，民间和学术界之间居然产生出对立意识。您怎么看？

纪连海：矛盾产生来源于误会，很多人没搞清《百家讲坛》的性质。媒体的批评主要分两类：一是专家是从纯学术的角度来批判，但《百家讲坛》收视定位是中学以上学历的观众。我们仅仅在进行知识普及，而不是学术普及，真正学术之争应该发表在专业媒体上；二是有伪专家利用媒体来混淆视听，这一小撮人自己上不了《百家讲坛》，就通过中伤、讽刺，甚至谩骂等手段，来满足心理平衡的。

记者：有个问题您别介意。易中天有一次电视采访时开玩笑，“《百家讲坛》请主讲人专找相貌不太英俊的”，您会不会觉得易教授拐弯抹角地把您也捎带进去了？

纪连海：（笑）哈哈。我的长相比易中天老师还“不英俊”。你说长我这模样的，再没点本领，就更对不起大家了。学以致用，是我的一点价值吧。

记者：言归正传，您有没有认为自己的书或讲坛是还原了一个个真实的人物，尤其是那些颇受争议的人物，比如多尔衮？

纪连海：谢谢。我是在尽量掌握历史的基础上尽量还原真实。多尔衮我讲了20集。自《百家讲坛》开播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物可以讲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有争议是好事。我觉得真正有争议的、能好好讲一讲的人物是吴三桂。我是研究汉奸史的。吴三桂这个人先叛明再叛李自成再后来叛清，在我写的台词里就有这么一段，“说前朝有吕布，号称三世家奴，他吴三桂是怎么想的，四度为臣，最后自己当了皇帝再被别人气死了”――这样我就把这个人丰满起来了。这是电视剧没有做到的，我要给大家塑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吴三桂。说吴三桂是汉奸不合适，所以我称其为“贰臣”。

记者：您是北方人，又对纪晓岚颇有研究，您与纪晓岚有什么血缘宗族的关系吗？

纪连海：原来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百家讲坛》“正说纪晓岚”播出后，倒真和纪晓岚后裔建立起不错关系。现在我居然被荣誉聘为沧州纪晓岚研究会顾问，托《百家讲坛》的福。

记者：您接下来有没有想过要给观众讲讲别的朝代的事儿？

纪连海：我现在就在《文化中国》说汉朝，明年说先秦系列。《百家讲坛》最近在录李莲英系列，转到了清朝末期。

记者：有些人认为《百家讲坛》、《文化中国》这类节目，其实是一种用现代的时髦语言重新演绎历史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套路，您本人怎么看？

纪连海：我觉得要这么看：历史应该是讲人的。中学历史教材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只有事没有人。我们的目的不应该是对别人的否定，而是要从必然的结局里面找出可以改进的地方。所以我在《百家讲坛》就是讲人，讲活灵活现的人和他们的悲欢离合。

记者：有人评价您是百家讲坛最另类的主讲人，您觉得自己最另类在哪儿？

纪连海：我觉得我有两个独特的风格。一是有相声、评书的手法，二是感情全身心投入。

记者：是的，看您讲课，总是激情万丈，讲到激动时还常常跺脚、拍桌子，甚至双手颤抖、呼吸困难……

纪连海：（笑）我在生活中就好激动，我平时跟学生讲课比在电视上要激动一百倍，我20多年来都是用这种地动山摇的方式讲课。因为我是一个崇尚英雄的人，讲英雄是需要激情的！

记者：据说您讲袁崇焕时，完全沉浸在袁崇焕的世界里，甚至泪洒现场。您是不是容易将自己与所讲的人物融为一体？

纪连海：我讲到后来觉得自己就是袁崇焕，那种委屈无奈让我万箭穿心！我讲人物时都很投入，不能冷静思想。我觉得只有把自己当作他，才能真正理解他。

“国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内核，走融合之路的一种思想”

记者：史学界一直有“班马之争”――班固和司马迁孰优孰劣，您个人更欣赏《史记》还是《汉书》？为什么？

纪连海：我个人更欣赏《史记》，因为它是鲜活的。但从研究角度说，《汉书》很翔实，但是班固这个人太冷静。在《史记》和《汉书》中，都有《项羽列传》。《史记》中写得让人感到心潮澎湃。我在想，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已经把他所有的感情融入进去，这是他用心写的史书。

记者：有很多人预计《百家讲坛》下一轮的热点会是什么什么，您认为呢？

纪连海：你发现没有，任何的预计都是瞎说八道，单凭经验很容易走入歧途。

记者：就好比我们这几年常常说的“国学”，而国学的概念很大，《论语》、《孟子》算国学，中医中药也能算国学，就连化妆品里也强调“汉方”。您所理解的国学是什么呢？

纪连海：你说得很对，国学的概念的确太大。我所理解的“国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内核，吸收很多包括西方现代思想成果，走融合之路的一种思想。它应该是渐进、改良式的。儒学未必都是国学，不能因为提倡国学就把儒家的糟粕都当成了好东西。比如“夫为妻纲”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一妻几妾在现代社会能行吗？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孔子，今天我们如果完全否定孔子，以后就会完全否定中国文化，最后就会否定自己是中国人。所以对于国学回归，我们还需要冷静的思考。像最近很多电视节目和图书，一哄而上都讲《论语》、《孟子》，那只会物极必反。

“人要知道天高地厚，

不能有了名，就找不着北”

记者：很多人说您特别有明星气质，您会不会考虑涉足影视业？

纪连海：啊？就我这样的还有明星气质？！（笑）如果条件许可，比如说导演、演员都是我的朋友，一两天工夫的戏量，我会考虑客串一个小角色。

记者：据我观察，您的性格中似乎也具有南方男人的某些特质。

纪连海：有的。我的细腻体贴，我与老婆的关系很像南方男人，但英雄情结和激情万丈像北方男人。

记者：自从走上《百家讲坛》开始，您就注定将与平静的生活作别了，如今各地讲座、电视节目录制、写书等各类活动已占据了您生活很大部分的时间。您认为自己未来的阵地方向会由课堂转移到大众媒体或写书上去吗？

纪连海：我很清楚，我的阵地就是中学老师的讲台。教师是我的事业，而不仅仅是职业。要我放下我的学生，我做不到。对我而言，教师是一个良心活儿。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我还是首选中学历史教师这个行业。我会继续好好教书，要换新教材了，新学期我得下大力气备课，然后，做点力所能及的电视节目，再有余力，再写点书。

记者：听说您夫人有点类似于您的经纪人，我对您的采访是先通过您夫人“批准”的。

纪连海：（笑）老实说，我现在还请不起经纪人。我这个人喜欢简化过程。如果采访，我要知道的只是时间、地点、人物，而对于其他，我老婆帮我把关。我这些年挣的钱也都归她管。我兜里经常不装钱。我给你讲个段子：昨天我兜里装着71块钱，老婆要给我钱我没要，心想今天不要花什么钱啊。下班后我忘了，到学校旁边超市买了50块钱肉，结账时发现兜里只剩下21块。而从学校打车回家需要22块。我就跟司机说，开到20块就放我下来吧。那司机在电视上见过我，就说纪老师没问题，我送您回去。我还是在20块时下来了，我得有1块钱守口袋……

记者：（笑）什么是您最在意的？

纪连海：我最在意我和老婆的感情。我们从认识，到1989年结婚，到现在，20年了，一直坚持做丁客。她也是教师。她有时逗我说，“你把这些年挣的钱都放在我这儿，万一我跑了，你怎么办？”我说，“跑了我再挣啊。再说，你也不会跑，那么多苦，我们都过来了。”

第7篇：百家讲坛管理学范文

【关键词】百家讲坛；内容选择策略；传统文化；受众兴趣

2004年前，央视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收视率徘徊在将被“末位淘汰”的边缘，如今它却一跃而成为最受大众关注的电视节目之一，影响力深入人心。其中，诸多因素影响着栏目的转变过程，可以探知的是，其生存策略的调整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从传播学角度分析，拉斯韦尔的5W模式将传播活动分为：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和传播效果。其中，传播内容是传播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一环。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同一信息由不同的传播者或用不同的媒介传播，有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不同的信息由同一传播者或用同一媒介传播，其产生的效果通常都会不一样。因此，传播活动能否成功，在媒介一定的情况下，传播内容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到一个栏目来分析，则可以说，栏目成功与否与栏目内容有着莫大的关联。所以，在《百家讲坛》生存策略调整的过程中，内容选择策略的调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概括起来，其内容选择策略的调整就是过去“大杂家”式的选题内容逐步集中，并向着以传统文化题材为主的选题转变。

一、栏目选题内容集中化的优势分析

2004年以前，《百家讲坛》选题几乎囊括了当前学术领域的所有话题。但是据“第三版《百家讲坛》两个时段的节目类别比例分析”[1]，2004年9月后，历史探秘类和中国古典文学经典类共占到了节目内容的72.3％，节目选题在更多地向这两类内容集中。内容的集中化是《百家讲坛》内容选择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内容集中化使本栏目与其他栏目之间产生明显差异

现代社会中，受众对媒介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根据STP营销，媒介组织应从市场细分入手，确定目标市场，再进行产品定位。这样才能选定销售潜力最大、获利最丰并且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目标，采取相应的策略，打入并占领这些市场，赢得受众。而如今的媒介市场上，受众市场容量的相对饱和与电视频道资源过剩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受众关注度的稀释，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现在的媒介在产品定位时多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即“媒介组织为了使产品有别于竞争对手的产品而突出产品的某些特征，以巩固其市场地位和避免价格竞争的一种策略。”[2]央视设有生活频道、少儿频道等不同风格的频道，就是运用此策略来尽量赢得目标市场内的受众的最大关注度。差异化策略可用于频道定位，也可用于栏目定位，尤其要注意与同一频道内其他栏目的差异性。若一个频道内的多个栏目的内容有重合，受众多半只会选择其中之一，这既影响栏目的收视率，也影响频道的整体形象。《百家讲坛》如果按照以前包罗万象的选题范围运作，就很容易与科教频道的其他栏目重合。比如自然科学类节目容易和《走进科学》的内容冲撞，两个栏目在争夺市场时难免会各自损失一部分受众。由此说明，《百家讲坛》选题内容的集中化，充分考虑了和其他栏目，特别是和“兄弟栏目”产生差异性这一产品定位要求。

（二）内容集中化更能培养固定受众群

栏目内容集中化后，也有人质疑：“观众批评《百家讲坛》变味，‘所谓百家已经变成了几家，涉及面也从百家百科变成了只讲历史及人物。’”[3]其实内容的集中化并没有使《百家讲坛》丧失观众，反而是它获得成功的原因。媒介市场千差万别，广大受众决不是“铁板一块”，任何媒介组织都不可能面向受众总体。正所谓众口难调，如果为了满足所有受众的兴趣而扩大节目的选题范围，反而难以培养固定的受众群和观众的忠诚度。根据STP营销，现代媒体大多会根据自己确定的目标市场的特点采取专门的营销策略。也就是说，栏目不可能平均安排不同类别的节目大费周章地网罗所有的受众，而只会集中火力专攻一批人群。内容的集中化便是《百家讲坛》集中火力培养固定受众的表现。果然，《百家讲坛》“集中火力”后，收视率飙升。面对观众的批评，我们姑且可以将其理解为《百家讲坛》固定受众群外的少数人的意见。对于节目内容单一的问题，现任制片人万卫表示，“只要收视率不降低，就说明观众喜欢，栏目暂时不会作调整。”[3]

二、素材集中为传统文化题材的策略优势

上文分析，内容集中化策略在《百家讲坛》内容选择的运作上十分成功，那么内容集中到何处则需要进一步考虑。要使媒介在产品投放时获得最大化的受众群，目标市场内的受众数量也要尽量达到最大化，所以首先必须圈定受众数量更多的目标市场。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找准最大多数受众的共同兴趣点。现在《百家讲坛》的选题内容已集中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上，其如今的栏目介绍也提出要使栏目“达到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那么传统文化作为选题内容的优势又何在呢？

（一）传统文化作为选题内容可以满足受众需求

受众具有主动性，他会对信息进行选择性接触，这一观点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吸引受众选择的关键在于调动受众的兴趣，如果受众对节目内容不感兴趣，就很可能不会去注意它，即使注意了也不会持久。因此，是否符合受众兴趣是衡量栏目内容选择策略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

1．“熟悉的陌生感”符合受众的直接兴趣。受众心理研究中通常将兴趣分为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其中，“直接兴趣是对事物本身的兴趣，比如对事物所进行的过程，对事物所进行的方式感到兴趣，对于仅仅获得事物的结果并不会感到满足。”[4]从新闻价值要素分析，接近性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受众由于求近心理的驱使，会更多的关注离他身边越近、关系越密切的信息，对那些与自己的认知结构格格不入的内容，很难调动受众的直接兴趣。改革前的《百家讲坛》中有大量关于自然科学等专业性强的内容。从中国目前的状况看，了解自然科学等专业知识的人毕竟是少数，这些内容难以调动一般受众的直接兴趣。相比之下传统文化的优势则显现出来。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内容受众是熟悉的。中国大部分受众从小就或多或少接触过传统文化的知识，书籍、广播电视评书、影视剧等传媒也通过平时对受众潜移默化的影响，为《百家讲坛》开坛讲授传统文化做了充分的受众准备。受众在收看节目时，如同经过预习的“学生”一样，传受双方的共同经验区较大，一般不存在理解障碍。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内容对受众来说又是陌生的。虽说受众经过了其他传媒的“预习”，但很少有传媒对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权威、讲座式的讲解，大多数受众在“预习”后对传统文化也只是知其皮毛。陌生感导致好奇心，加上对新知识的渴望，更能增进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另外，栏目组选择的传统文化题材多与热门历史影视作品有关，更将“熟悉”与“陌生”这两者进一步融合起来：大众媒介热播某部历史剧，产生“议程设置功能”，使受众产生“熟悉感”；受众对影视剧中的真实历史细节是陌生的，在“待证心理”[5]的驱使下，他会产生求证剧中的描述与历史是否符合的欲望。此时，专家讲述这段历史，填补给受众造成“陌生感”这部分知识空白，恰好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正如受众心理学上所说，“对于大众传播来说，吸引受众直接兴趣的……是那些受众原先已有所了解，而又能增加他们的新的认识、新的知识、新的信息的内容。”[4]以传统文化为选题内容，给受众这种“熟悉的陌生感”，符合受众的直接兴趣。

2．题材的文化内涵符合受众的间接兴趣。“间接兴趣是对事物可能具有的结果的兴趣，而事物本身，如事物的发展进程、事物的进行方式并不能使人感到兴趣。”[4]要获得受众的间接兴趣，充实的、有意义的内容是十分重要的。随着现代人生活压力增大，人们逐渐倾向于从电视媒介中寻找放松。为了迎合大众放松的需要，一些娱乐节目逐渐远离正统文化的崇高感、责任感、使命感等人文情感内涵，越来越呈现出肤浅化、低俗化。肤浅、娱乐能给人感官上的刺激和满足，但这种满足源于感官直接的生理，生理一旦消失，娱乐行为带来的满足也就随之终止。加之此类节目内涵肤浅，能很快被受众熟悉而产生审美疲劳，它们大多靠形式的新颖取胜，同质化现象愈演愈烈，再火的节目也往往会被群起效仿的节目所淹没或被更为新颖的节目所取代。纯粹的娱乐带来的感官满足是短暂的，缺乏内涵的娱乐节目的生命周期也是短暂的。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艺术家创作的文本只是艺术作品的一极，构成艺术作品的另一极的是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的具体化，因为只有通过接受者的感觉和知觉经验将艺术文本的空白填充起来，才能实现意义的表达。”[6]有文化内涵的节目能做到这一点。它具有更为厚重的源动力，可以带动受众思维的参与，加深情感的体验，使人们的精神和心灵得到愉悦。即使它可能会暂时被浮躁的娱乐快餐所遮蔽，但只要一点触动就能引起共鸣。因此，传统文化的选题内容不仅以其“熟悉的陌生感”赢得了受众的直接兴趣，还以其充实的内容赢得了受众的间接兴趣，从找准最大多数受众的兴趣点的角度上说，《百家讲坛》的内容选择也获得了成功。并且，栏目组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他们在网站上公布近期备选的节目选题，发动观众投票，以决定最后的选题内容。这是用发展的眼光来寻找受众的兴趣所在，加强了与受众的互动，充分尊重了受众。

（二）传统文化作为选题内容承担起了媒介的社会责任

受众的兴趣点找到了，受众的需求满足了，但只做到这一点，栏目又会被疑心走上了一味迎合受众的媚俗化道路。有人提出：“如果过多的纠缠于一些历史的细节，变成了到历史的故纸堆里去找一些所谓的‘真相’，而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节目的服务就会极大的丧失。”[7]《百家讲坛》果真只是为了迎合受众而选择了传统文化？关注历史就会导致节目的服务功能丧失？从传播效果看，《百家讲坛》不仅没有丧失服务，更承担起了媒介的社会责任。

1.传承传统文化是媒介的社会道德责任。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一般都会形成根植于共同地域、语言、心理的共同的民族文化。“社会遗产传承功能”是拉斯韦尔概括的大众传播社会功能之一，因此传播传统文化也是大众媒介所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民族精神是将整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核心力量，对民族的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然而，民族精神又通过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品表现出来。《百家讲坛》传播传统文化，增进受众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了解，能增强其民族自豪感，进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再从社会历史观教育的角度分析，媒体应注意传统文化层面的选题宣传。人们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每个人都有了解自己所属群体的历史的义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每个民族都要根据其历史文化条件来决定其发展策略，也要借鉴历史，少走“弯路”。《百家讲坛》的《于丹<论语>心得》就是结合现代实际将《论语》中一些朴实的道理传播给大众。可见，关注历史并不代表丧失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普及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其现实意义。在我国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展不平衡的今天，一些媒体为了争夺受众市场而变得媚俗化，传媒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传承的使命在逐渐让位于大众娱乐。《百家讲坛》在此时出现，力图建造起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以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响应了当今发扬传统文化的社会需求，承担了传承社会遗产的社会责任。并且，专家们对传统文化的讲解包含着深层次的内涵，这在满足受众求知欲、吸引受众眼球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受众的兴趣品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栏目能够提高受众的文化素质，推动社会的进步，因而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2.“拨乱反正”是现实社会赋予媒介的重要责任。麦克唐纳在1957年就指出了大众文化崛起所带来的威胁。“它打破了阶级、传统、趣味的旧障碍，消除了一切文化的差别。它把一切都搀和拼凑在一起……”[8]影视作品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也会以各种“暴力”方式掠夺其他文化资源，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资源无疑是影视剧的一个巨大的题材宝库。应该明确的是：由于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霸权的叛逆心理及人们在生活压力重负下追求娱乐的心理驱使，当前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常以“戏说”的方式出现。“戏说剧”通常以创作者对受众心理的揣测结果或以自己的兴趣品位为依据，将正史或野史中的相关情节近乎随意地夸大、扭曲，以幽默消遣的方式解构历史。即使有一些所谓的依据正史创作的“正说”历史剧，也因为其艺术表达手法的使用以及场面装潢、服装设计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不可能完全真实地还原历史。受众若经常接触这些“戏说”影视剧，也会感到厌倦、厌恶，在待证心理和求真欲望的作用下，他们更希望知晓历史的真相。基于这种情况，《百家讲坛》侧重选择与热门历史影视作品有关的素材，既能引起受众的兴趣，又能通过权威的专家学者的讲解对影视剧“戏说”历史的现象进行“拨乱反正”，使栏目承担起了现实社会赋予媒介的重要责任：正确地传承社会文化遗产。譬如在《铁齿铜牙纪晓岚》热播时，纪连海就通过《正说清朝二十四臣》指出纪晓岚与和绅官位相差（下转第12页）（上接第29页）极大，不可能与和绅周旋。

同时也有人认为《百家讲坛》为了让大众理解讲述内容，采用戏剧化的讲述模式缺乏学术严谨性，主讲人的观点也并非绝对正确，是媒介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表现。试想如果受众对传播内容不能理解，传播效果自然为零，普及传统文化从何谈起？对不同的层次，严谨性的要求程度是不一样的，做学术需要较高的严谨性，普及大众文化则不必如此，如果因为要求严谨而放弃普及传统文化，岂不是“因噎废食”吗？学者的观点受到争议不可避免，利用栏目提供的平台使各种观点广泛传播，受众恰恰能在观点的交锋中学到更多东西。当然，《百家讲坛》也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改进：多使用“于丹《庄子》心得”“王立群读《史记》”等说法，向受众表明是一家之言，不代表绝对真理；尝试针对同一问题邀请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演讲，让受众选择性接受，使栏目内容更显严谨。

三、结语

一个电视栏目能否成功，需要考虑栏目的形式、内容、公关策略等多方面的因素，内容选择只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在电视媒介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许多媒体要么因为内容太过高端、深沉而失去了受众，要么为了迎合受众的一些低俗品味而放弃了传媒的社会责任，走向了媚俗化道路。很多时候，这样的栏目只是昙花一现，缺乏维持其长期生存的生命力。其实，栏目内容做到兼顾受众和媒介责任并不是矛盾的。只要学会运用营销策略选择好栏目选题方向，找准目标市场，兼顾受众和媒介责任反而会成为栏目成功的重要策略。《百家讲坛》的成功绝非偶然，其将选题素材集中到传统文化的内容选择策略，值得所有电视媒体的深思和借鉴。

参考文献

[1]任中峰，彭薇.《百家讲坛》的“雅俗”变革[J].传媒，2006，(3).

[2]吴文虎主编.《新闻事业经营管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隆准.《百家讲坛》变成“一家讲坛”[N].重庆晚报，2007-02

-06（22）.

[4]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M].新华出版社，2004.

[5]姚珂.待证心理，即“当人们对一件事物的发展以及结果发生好奇时所产生的等待、盼望以至渴望亲自求证结果的一种期待性心理。”收众收视心理研究与电视收视率[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3).

[8]杨海燕.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透视电视节目娱乐化、世俗化趋向[A].王晓玉.传播学研究集刊（3）[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第8篇：百家讲坛管理学范文

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联、《中国作家》杂志、甘肃省文学院、甘肃省作协和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甘肃文学论坛小说八骏北京之旅文学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受到文坛关注的“甘肃小说八骏”：雪漠、和军校、弋舟、马步升、向春、张存学、王新军、叶舟等8位作家组成的新阵容集体亮相北京。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高洪波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向研讨会表示祝贺并讲话。同时，转达了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对与会作家、评论家的问候。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励小捷，文艺局局长杨新贵到会讲话。《中国作家》杂志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副主编杨志广，甘肃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马少青，副主席张永基和雷达、范咏戈、高凯等70余位作家、评论家出席研讨会。

甘肃方面在研讨会上向在“5.12”汶川大地震中随中国作协慰问团赴甘肃陇南灾区采访并向受灾小学捐赠10万元稿费的北京作家徐坤赠送了花篮和礼物。（欣闻）

中华诗词学会网正式开通运营

8月31日上午，中华诗词学会网（）在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大楼举行开通启动仪式。

总后勤部原政委、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周克玉上将，总装备部原副政委、中华诗词学会顾问李栋恒中将，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岳宣义少将，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崎嵘，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网总编辑郑伯农，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彭蕴锦等应邀参加。

周克玉上将宣布“中华诗词学会网正式开通运行”，陈崎嵘点击开网启动。

郑伯农代表中华诗词学会致辞。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助理兼副秘书长、中华诗词学会网副总编辑兼编辑部主任李文朝介绍了网站有关情况。启动仪式由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常务副主编、中华诗词学会网副总编辑赵京战主持。

中华诗词学会网依托中国作协网站的硬件设施及运营管理软件，反映诗词创作、理论研究的最新最高成就，把握诗词创作及研究方向，引领传统诗词继承与创新的时代潮流，权威诗词信息，荟萃古今诗词精华，展现诗家诗友风采，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李一信、何鹤）

民间收藏重大发现 118期《永安月刊》重现

由广东富商郭氏家族于1918年开办的上海永安公司，曾推出一份文化杂志《永安月刊》，该刊1939年5月创刊，至1949年3月止，十年共公开发行了118期。由于杂志刊登了大量上海文人的文学作品，以及摄影、美术、书法佳作，名噪一时。这份杂志在海派文化的研究者心目中极其珍贵，而由于年代久远，至今被发现的只有数十期。有收藏者下过结论：“要保存全份《永安月刊》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近日上海民间收藏家瞿永发了这句定论，他收藏的118本《永安月刊》品相完好，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土木）

国家大剧院秋季音乐会启幕

国家大剧院近日启动秋季音乐会演出季。来自意大利米兰的斯卡拉爱乐乐团率先亮相，在韩裔指挥家郑明勋的执棒下，斯卡拉爱乐乐团在呈现了一台融合歌剧精华与大部头交响乐的演出后，拉开了国家大剧院秋季音乐会演出季的序幕。在为期90天的演出季中，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委内瑞拉西蒙・博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等世界名团将登上大剧院的舞台。（欣闻）

《青狐》《秦腔》等24部作品入围茅盾奖终评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03年―2007年）评奖办公室近日公告，推荐作品的初选工作已结束。而此前备受关注的《兄弟（上下）》《生死疲劳》《笨花》《启蒙时代》等作品未能入围。

余华的《兄弟（上下）》被认为审美趣味低下，文本细节失实。

至于铁凝的《笨花》未入围，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解释说，铁凝此前曾正式表态，在她担任中国作协主席期间，她的作品将不参加任何由中国作协主办的评奖活动。（辛闻）

易中天再登百家讲坛 说先秦诸子讲百家争鸣

“这次我在百家讲坛讲的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共分为6部36集，10月11日起将开始亮相，以后每周六、周日播出。”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说。近日，易中天做客央视网站，披露了自己再次登坛的相关情况。

由于于丹此前已经在百家讲坛讲过孔子和庄子，因此，易中天也谈到了自己和于丹的不同。“首先是话题不同，我这次讲的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于丹只讲《论语》。第二个不同，她的内容也不存在孔子和别的诸子的PK，我这个特点是要PK的。”

易中天还透露，同题图书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09年1月出版，书稿正在修订当中。据他介绍，“书稿跟讲坛肯定是两回事，讲坛必须非常口语化，书稿会写得比较书面一些。”（小杜）

甘肃特色旅游产业开发专题采访会在京举行

8月18日，甘肃特色旅游产业开发专题采访会在“2008北京国际新闻中心”举行，采访会由“2008北京国际新闻中心”副主任祝寿臣主持，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刘永富及甘肃省旅游局局长黄周会介绍了甘肃丰富而独特的旅游资源和甘肃特色旅游产业开况，甘肃省敦煌市市委书记、市长孙玉龙就敦煌旅游业发展近况、中国敦煌艺术资源的开发、打造敦煌文化精品品牌等几个方面发言。刘永富、黄周会、孙玉龙就相关问题回答了媒体记者的提问。甘肃所具有的悠久的历史文化、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民俗风情已经形成了“精品丝路，多彩甘肃”的旅游品牌形象，甘肃旅游业作为特色优势产业将会更加显现出其独特魅力。（一欣）

上海市教委设余秋雨大师工作室

近日，以余秋雨名字命名的“余秋雨大师工作室”在上海挂牌成立。该工作室设在余秋雨曾经担任过院长的上海戏剧学院。余秋雨本人在发言中，称自己曾作过几次努力，希望删去“大师”这两个字，但没有成功。

对于成立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余秋雨显然非常重视，他把关于此事的报道、自己发言的部分内容以及相关领导出席揭牌仪式的照片，分别上传到自己的个人博客上。62岁的余秋雨在讲话中说：“这是(上海市)教委的一种架构性的设计，要改动有一定的难度。后来我想，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他还表示，该工作室的成立，以及几个月前以其名字命名的一项文化教育基金的启动，标志着今后他会把工作重心重新挪回上海。（闻西）

著名画家姚治华国画展在京举办

奥运期间，著名画家姚治华庆奥运国画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奥运文化广场中华老字号魅力展区中国书画展览馆开幕。

第9篇：百家讲坛管理学范文

【关键词】电视讲坛现象；《百家讲坛》；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公共文化；庸俗化

2001年7月9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推出了一挡时长43分钟，并且以中国各专业领域中的教授学者们授课的方式，带有学术性质的电视讲坛节目，名字叫做《百家讲坛》。《百家讲坛》刚开播时，收视率持续很长时间接近为零。而自2005年以来，《百家讲坛》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股热潮，相继开始广为人知，收视率也节节高升，2006年第一季度跃居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收视率榜首。因此，是否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一个原本大众认为是枯燥乏味的节目，如今却是广受大众喜欢的呢？

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

中国是一个以精英文化为主的国家。自古以来，精英文化一直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然而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诞生和发展，大众文化似乎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尊重和重视。自从法兰克福学派燃起对大众文化批判的战火以来，许多社会学家、传媒学家纷纷开始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予以关注，同时对当代文化结构产生反思。是否精英文化永远与大众文化相对立、相排斥呢？笔者认为，不然。

精英文化主要是以知识分子文化的表现形态为主，确切的说，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技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而“精英”是指社会为其设置专门职业或特殊身份的知识生产传播应用者。精英文化是社会道德和社会良心守望。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文化，他承担着教化大众、导范社会价值的功能；为全社会确立一种普世的信念，并负责向全社会提供高尚的精神文化产品、向民众传递社会理想和理性精神、确立价值尺度和审美标准。出于对社会的使命感和对社会价值理想的关照，精英们一般都与社会世俗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进而主张伦理的严肃性、创造性、个性风格、历史意义和言外之意等社会内在规范，故其具有生生不息的精神超越力。那么笔者疑惑，在人口高达13亿之多的中国，“精英”占的比例是多少？“普通工人”占的比例是多少？“农民”占的比例又是多少？2005年的统计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占总人口数的8.0％，中产阶级占总人口数的19.0％，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数的43.0％。笔者认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势在必行之时，当务之急就是如何使中国92.0％的人口，能够通过大众化的方式，尽快地接受传统的本土知识。

从本质上说，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之下所产生的，并与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形态，大众文化最早出现在西方，它的产生依赖城市的出现以及现代化的科技传播手段。大众文化塑造出了一种以人们休闲的方式、自我发现、自我享用、自我创造的方式来对付自我人性中无法遏制的欲求、性格弱点，反复出现的困惑、无奈、潜意识的痛苦。

大众文化是现代的科学和民主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其它任何形式的文化都无法比拟的广泛性、平等性和普及性，所以说，大众文化作为现代社会的平民性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是社会走向平等和民主的历史性标志，它斩断了在传统社会中曾一度出现的只有少数人才具有的文化垄断的社会根源。如果把大众文化当成现代性的意识形态，那么，这种意识形态也不是依靠暴力与恐吓来迫使大众通过由上而下的方式来接受的，而是人们根据自身的爱好和兴趣进行的“自主性选择”。

如今，随着大众文化的兴盛，以深度、抽象、严肃等为特征的精英文化，不得不逐步靠面直观的大众文化。《百家讲坛》节目，正是很好的把精英文化的内容专业性、深度性以及其受众的局限，与大众文化的内容粗潜性、通俗易懂以及其广泛的消费性，两者有机的相结合，达到共融。

二、公共文化空间的日益萎缩与媒体的电视论坛现象

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很多学者提出：正是因为以电视、网络为代表的现代大众媒介，导致了公共文化空间的萎缩。因为公众越来越多的选择收看电视节目，或者上网获取信息，已经很少有人爱看书了。那么，大众传媒肩上的担子似乎越来越重了。事实上，近年来电视等大众媒介节目庸俗化的程度公众是有目共睹的。“超级女生”的成功，不得不引起广大公众的深思。看着身边层出不穷的青少年，对读书的厌倦，对一夜成名的梦想，对“超级女生”的迷恋之极，难道还不值得国人的反省和悬崖勒马吗？因此，笔者认为，《百家讲坛》在此时得到了广大公众的认可和信赖，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人依旧渴望知识，中国人已经看到了一些低俗不堪的娱乐节目正在吞噬着他们的思想，甚至他们的下一代。

《百家讲坛》使得专业化的知识重新以一种平民化、大众化面向广大公众，不仅得到较高的社会信誉度，同时也在商业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笔者认为，其成果原因所在是：电视讲坛采用媒介的方式来言说知识。其主要从中国的四大名著的个案分析，中国历代帝王的千古疑案，以及中国各朝代的历史等，慢慢扩散到当代文化的剖析，现代企业管理手段，西方经济史等众多的专业知识，使得公众能够循序渐进地吸收不同知识。

电视讲坛现象所关涉的焦点，究其底里，其实就是电视与知识的关系问题。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商业与公共的双重属性，既有游戏娱乐、商业广告等功能，同时还有新闻监督、承传知识的功能，因此，在电视节目类型的历发展史中，无论中外，知识很早就成为电视的重要内容资源。

三、警惕“知识谬误”和“互搭梯子”现象

也许是我们太乐观了，也许是人们始终无法摆脱经济上的诱惑，在《百家讲坛》栏目中似乎出现了“互搭梯子”的现象。知识分子上电视有助于公共文化的重建，但随着现代媒介影响日益扩大，出现了借助媒介谋名牟利的所谓的“电视知识分子”，实在令人悲愤。笔者认为，《百家讲坛》栏目需要推出一系列“换回国人民族责任心”为题目的节目。使得社会上各个基层的公众，都找回他们本应拥有的民族责任心，在遵守现代市场经济规范的同时，不忘守传统文化中的民族责任心。

《百家讲坛》节目本身是以为人所尊重的知识为主体，向广大公众传授理念的一种创新。警惕“知识谬误”和“互搭梯子”现象，不仅是大众媒介对自身职业道德的遵守，同时也是对知识和学术的大力保护，对电视评论节目发展的一种裨益，更是对社会广大公众的一种责任。

笔者认为，《百家讲坛》节目的推出以及它的成功，具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结合的发展趋势；其二，打开了传统媒体与分众媒体相结合的发展大门。因此，笔者认为，未来的媒体不会是单一的体系，不会只是精英媒体或是大众媒体独揽风骚的格局。如果中国力求换回和巩固国民的民族传统文化，那么通过媒介的手段把精英文化融会贯通在大众文化以及大众文化消费上，是势在必行的。

注释：

⑴ZhouWenguang，“MainstreamCulture，EliteCultureandMassCultureinModernChina”，JournalofHangzhouTeachersCollege(HumanitiesandSocialSociences)，2006No。6P。12-16

⑵喻国明，《大众传媒：告别精英文化》，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2000年第4期

⑶刘迎秋，《在使命与诱惑之间——试论大众文化勃兴下的精英文化意识》，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编辑部，2003年第1期

⑷金民卿，《大众文化：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方式》，中国深圳市委党校，2002年第1期

⑸ZhangJiehong，“FromMassCulturetoPublicCulture”，LiteratureResearch，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