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精选(九篇)

第1篇：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公平价格；公平价格思想；绝对公平；利益公平

中图分类号：F01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5-0012-05

价格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交换的利益关系是通过价格来调节的。所以，公平价格就成为分析经济伦理秩序的逻辑起点。“‘什么是公平’这个一般的问题和‘什么是公平价格’这个特殊的问题，从来都是作为关键的问题深深打动着富于思想的头脑”。纵观我国学界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从价值规律或供求关系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商品价格的决定，对于价格机制背后的经济伦理思想，则少有涉及。本文拟从经济哲学的角度，对西方经济学中公平价格思想的演变进行探讨，以揭示经济公平所具有的历史的科学意义。

一、伦理的“绝对公平”价格思想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商品经济虽已存在，但尚不发达。市场交易仅是个人行为，还没有成为社会生活方式的内在组成部分。人们生活在基于权利和义务的道德体系中。经济学从属于哲学和政治学，并不是脱离一般社会思想的独立体系。思想家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常常是为了解决更重要的伦理或法律问题，并无经济目的。就整个时代而言，价格思想具有鲜明的伦理特色，追求市场交换的绝对公平与公正。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认为，一切形式的渴望得到的行为，包括获取利润的交换行为，都具有潜在的破坏力，必须加以禁止。“在一个人承做一种作品时，法律给他以和卖者同样的警告，不要提高价格而是应索取其所值”。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直接论及了交换的正义。他认为，公正的原则要求在交换前和交换后，交换双方都没有盈余或损失。“交换不应该比另一方更难以承受，他们之间的契约应该以事物的平等为基础，给人使用的一件东西的价值是用特定的价格来衡量的。因此，无论是价格超过物品的价值还是相反，都缺乏所需要的公平”。亚里士多德又根据交换动机将交换活动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合理地、恰当地运用物品是满足自然的需要；另一类是出于赚钱的理由来交换物品，这就是次要的、不恰当的运用。“如果一切交换都是非自然的，就很难看出人们是怎样拥有正义的品质的”。在他看来，交换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使它与现行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相协调。罗马法学家对买卖过程中的价格形成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公元2-3世纪的法学家鲍鲁斯曾说：“在买和卖中，自然法允许一方以低于事物应有之价值购买，另一方以高于事物应有之价值出售，这就是准许任一方哄骗其对方”。乌迫努斯在考虑讨价还价行为之合法与不合法时指出：“一个卖者用来宣扬他的商品的讲话，既不能看作是他的声明，也不能看作是他的诺言。但如他的讲话是为欺骗买者，虽然这不是一种违反其声明或诺言的行为，却是一种欺诈行为”。在分析价格问题时，法学家们总是以两个交换者的讨价还价是否存在欺诈意图为主题，而没有从更广泛的范围探讨市场动向，因而他们考虑价格问题的层面是比较狭窄的。

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支配西欧的是日耳曼民族，其基本经济组织马尔克是自给自足的公社团体。团体成员间不存在、也不容许以利得为目的的交换，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基督教产生的早期阶段。早期基督教是“奴隶和解放的农奴，穷人和无权利人，被罗马人征服或被他们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它的教义是严格遵循耶稣基督的诫令“爱人如己――无论何事，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如何待人”。神学家对公平价格的分析着重于经济生活的道德基础。巴西尔强调了交换平均的思想，“爱邻如己的人愿意占有的不多于他的邻人”。哲罗姆则坚持认为，一个人的赢得必定是另一个人的损失。“因为没有人希望取得价格超过其所值的商品，所以没有人应该试着把它卖得贵于其所值”。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在《创世纪》的注释中，把“公平价格”看作是商品交换的公平准则。他说：“我知道有这样的人，即当购求抄本时，看见卖主不知抄本的价值，而他却自然而然地给卖主以公平价格”。相似的思想还可以从当时一则普遍流行的寓言故事中反映出来：“一个到罗马朝圣的僧人为他的主教买了一只银制圣餐杯。在与一群商人一道返回德国的途中，他向他们展示了那只容器，并告诉了他花了多少钱。商人们向他表示祝贺，告诉他付出的价格远远低于那只容器的价值，并笑道，尽管他是一个不问世事的僧人，但他比任何人都会讨价还价。僧人吓坏了，马上返回罗马，付给圣餐杯售卖者足够的钱，以达到价格”。僧人重返罗马付给圣餐杯商人更多的钱，也是道德力量使然。

总的说来，在中世纪以前，西方社会对公平价格问题的关注，主要是从个人行为的道德性出发，按照伦理原则，要求每个人在交换中都要对他人承担责任，强调市场交易的绝对公平。他们把获取利得的商业交换看作是欺诈行为而予以非议，“正如钉子钉在石头的接合处一样，罪恶也钉在买卖之间”。这种在道德规范下的公平价格思想，从经济哲学的角度看，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论证以土地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的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思想家通过宣扬商品、市场面前人人平等的交换原则来体现公平、正义，并以此证明人对人的、不变的农业村社关系是公正、和谐的，进而排斥商品经济的运作方式。它对于劝导人们注重社会群体的稳定秩序是适用的，但与财富导向、利润导向的市场经济行为不一致。自11世纪起，西方社会的经济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与日俱增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成为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基督教神父和教会法学者清醒地看到，是价格涨跌而不是道德原则成为影响人们关系的重要因素。于是，他们不得不屈从世俗，重新考虑公平价格的决定问题。在13世纪中叶，具有调和色彩的“等级公平”价格论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中世纪经济思想的一个代表性观点。

二、调和的“等级公平”价格论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进入市场交换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多。在这种复杂的、大量的、经常性的交换中，市场体系对价格的调节作用日益显现。商业意识和宗教观念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一方面，按照当时的基督教教义，一个把全身心奉献给上帝的人要从道义上对他人负责，不可因追求财富陷入贪婪欺骗的境地；另一方面，任何人要想在市场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胜过他人，精明于他

人，并且要战胜他人。人与人之间是对手，而不是兄弟。道德两难成为社会转型阶段的重要因素。经过半个世纪的宗教辩论，教会原来所恪守的一套说教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商业经营和教会教规相互调和的趋势。托马斯・阿奎那的“等级公平”价格思想作为这种调和论的代表，产生了较大影响。

托马斯・阿奎那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了他的思想：

首先，他接受了前辈神学家反对商人通过不等价交换获取利润的行为，把公平价格归结为与商品的真正价值相符的价格。 “价格是商品本身的一种本质特征……无论把一件物品卖得贵于它的价值或隐瞒所出售的物品的缺点，都属于欺骗行为，从而也破坏了公平价格”。

其次，由于社会现实的变化，导致托马斯・阿奎那不得不关注人们生活中不断增长的市场取向。他以经验事实为依据，把公平价格定义为与产品的必要的社会成本相等的价格――“在不存在垄断和市场控制的情况下，售卖者间的竞争将使市场保持这样的价格水平，即仅仅收回生产成本和实现正常利润的价格水平。生产成本要足以维持工人的生存费用，包括维持家庭生活费用、教育和获取必要技能的费用。如果向工人支付的生活费用过少，工人的人口数量将会下降，市场供给将会下降，价格将会上升，直到必要的劳动力得到了再生产为止。如果利润太低，难以保证交易者去提供为购买者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商品，同样的过程将会发生。另一方面，如果价格上升，远远高于必需品的成本，供给将会增加，竞争将驱使价格下降”。在这里，托马斯・阿奎那将公平价格视为保证社会秩序不断再生产的价格，它促使生产者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得到正常利润并继续进行交易。同时，作为购买者，在保证售卖者必要收入的前提下，能够获得足够的必需品，使家庭得以维系。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类似于现代经济学中完全竞争条件下的长期市场价格。它在当时的欧洲广泛流传，成为一种影响至今的学说。

最后，作为封建主和神权政治的代言人，托马斯・阿奎那又从等级制观点出发，把公平价格看成是一个主观范畴，由物品的效用，也就是从物品所得到的利益来决定。“物品的公平价格不是绝对固定的，而是要取决于某种评价。……可出卖的物品的价格，不是取决于它们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而是取决于它们对人的用处”。物品的卖价比它的价值“稍微多一点或稍微少一点，并不算是破坏公平所要求的均等”。“公平价格是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占支配地位的现时价格，由公正的人的估计决定”。因此，同一种商品由各个等级按照不同的价格出售被看作是公平的，进而说明封建贵族和教会有权从中攫取额外的收入。他觉察到把公平价格解释为效用的均等与前面两种思想之间存在着矛盾。为了调和这种矛盾，他采取了折中的态度。针对教会的观点，即商业必然包含欺诈和道德堕落，阿奎那建立起商人的意图或动机标准，为商业利润正名。“利润既不该谴责也不该赞美，在道德上它是中性的。……牟利本身并不包含任何有害的或违反道德的事情，因此，它也有可能转向某种诚实或必要的目标。……如果商人追求必要的或者甚至是高尚的目的，例如，自立、慈善事业或者公共服务，它就成为合法的、至少适度的利润是这样”。在此基础上，阿奎那为封建主以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物品进行辩护。把一件物品卖得贵于它的价值，“就本身来说是不公平的、不合法的”。但是，如果物品“对一方有利益而对另一方有损失，比如，一个人急需某种物品，而另一个人失掉这件物品就有损失的话”，那么卖主就有权把物品卖得贵于它的价值，因为“公平价格不仅根据所出卖的物品来决定，而且还根据由于出卖所给卖主的损失来决定”。“如果不是使用诈术，卖者以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或买者以低于价值的价格购进，均是不违法的，唯在高或低失之过甚时，则按法律可以要求偿还。而且，所谓公正的价格不能以精确数字来决定，只是一种估计，稍有增减也无损于正义，交易上的正义只要求以现实之均等为主”。

可见，阿奎那这种调和的公平价格论，在商品经济有了巨大发展的事实面前，允许价格围绕其价值有所上下，将公平价格归之于客观的生产成本，满足了日益增长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促进了资本积累。同时，又从等级制观点出发，将公平价格归之于主观因素，断言公平价格必须照顾到出售者的等级地位，保证卖主有“相当于他的等级地位的生活条件”。在其概念的范围内“承认了某一物品对卖者的主观价值因素，虽然没有承认该物品对买者的主观价值因素”。因此，阿奎那的公平价格论尽管为现代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些线索，但由于历史的阶级局限性，仍不适为一种纯科学性质的运作理论。不过，正如马歇尔所说： “经济学不会突然作巨大的飞跃，它在中世纪是爬行的，但却是按正确的方向前进”。

从中世纪起，人们的经济观念发生了变化，实物主义的个人行为得到了教会认可，但道德问题依然存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使成千上万的人为了个人利益而努力，他们按照自我的决断和价值判断在市场中沉浮，在这种机制背后，似乎存在着无序性和非理性。可是，人类社会的前进步伐是确定无疑的。那么，在个人主义的、竞争的、不断变化的市场体系中，产生有序的社会关系的原则是什么?这个问题表达了一种信仰，即社会进步不应该允许个人道德因市场力的作用而扭曲和泯灭。因此，市场体系自动运行和自我调节的思想在18世纪兴起，亚当・斯密给了这种思想以最有力的表述。他的竞争性市场均衡论为公平价格思想提供了一个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回答了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哲学家和伦理学家试图回答但未能回答的问题。

三、经济学的“利益公平”价格论

从16世纪起，在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关系开始萌芽和成长，中世纪的社会特征消失了，每个人都在弱肉强食中追求私利。传统思想中的矛盾逐渐加深，人们改变了对商业的态度，商业精神已经不是同宗教观念调和折中的问题，而是被置于一个同信仰领域不发生联系的世俗领域内。这种转变提出了一个新经济秩序下的道德问题，即个人利益能否与社会利益和谐一致。18世纪经济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建造一座桥梁，一端搭在自利的经济人上，另一端搭在社会福利或公共利益上”。它促使价格分析从“等级公平”论转向“利益公平”论。

关于个人利益可被用来实现公共利益的观点，在人类学术史上并非没有先例。早在4世纪的教父思想中就可以发现这种论述。约翰・克吕索斯托曾教导说，“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同为别人的利益而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哪个工人不生产出满足别人需要的某种东西而能得到自己的工资。……人由他们的需要相互联系起来。……相互依赖创造了社会，而经济像全部人类生活一样建立在相互取予的基础之上”。世纪有关的思想再度出现。如在皮埃尔・尼科尔的作品《道德论文集》第三卷中，他特地把追求“文明的自私”与有益的效果联系起来，指出其有益的效应与

慈善活动产生的效果完全相同。洛克资助人的嫡孙沙夫兹伯利第三伯爵认为，人是赋有“道德感”的，它使人能够明辨是非，选择正确的行动。这种行动在人的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之间建立了一种完美的平衡，不仅给个人带来愉快，也有助于社会的福利。“根据私人利益和每个人的作用，导向了普遍的利益”。孟德威尔在《蜜蜂的寓言》中指出：私恶即公利。他认为，人类社会“每一部分分开看时都充满着败行恶习，但合拢起来则成了极乐世界”。18世纪20年代，坎提隆在其著作《商业本质通论》中提出了类似于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思想。他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中，交易者的理性私利可以形成价格和交易量的协调与均衡，人类的理性可以使经济有序化。18世纪晚期，亚当・斯密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自由体系论”。

在该体系中，他提出了“理性经济人”假定，充分肯定了利己主义是经济生活中的自然的和正当的原动力。企业家们从事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同情和怜悯他人，而是出自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劝阻他们”。“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的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他又指出：“对他来说，自己的幸福可能比世界上所有其他人的幸福重要，但对其他任何一个人来说并不比别人的幸福重要。因此，虽然每个人心里确实必然宁爱自己而不爱别人，但是他不敢在人们面前采取这种态度……那么，在这种场合，同在其他一切场合一样，他一定会收敛起这种自爱的傲慢之心，并把它压抑到别人能够赞成的程度”。由此可见，人类的本性是利己的，一个人的私利仅受到别人利益的制约，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限制它。既然追求私利来自于人的本性，那么这种追求就是合理的，有它存在的权利和理由。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斯密第一次系统而清晰地论证了“经济人”假设，强调了利益是经济活动的驱动力，尤其是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的私利在促进人的积极性方面的重要作用。对此，斯蒂格勒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是在人的行为方面提供了一个几乎具有无限威力的原理，他创造了在竞争环境中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这个创造就其普遍性而言可以与牛顿的创造媲美”。

如果人是既有利己心，又是有理性的，那么经济运行机制就是自我调节的市场――在商品交换中，每个为自己利益打算的人不能不顾及其他为自己打算的人的利益，从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相互和共同的利益。依此类推，斯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题，把利己与利他联系起来了。“一般说来，每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进了公共利益……他只是盘算自己的安全；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但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在斯密看来，市场交换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买卖双方从利己目的出发进行交换，交换的结果会变得更好―卖者为了获得利润展开竞争，提供消费者需要的产品，消费者的愿望得以实现，同时，竞争所维持的利润水平足以对生产者形成刺激。正如布隆克指出：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隐喻自由市场能够自发地调节和平衡竞争的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的要求。而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利益的行为可以自然地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看不见的手’就是价格制度指挥经济交响乐的指挥棒”。021ao以此为基础，斯密提出了市场体系自我调节的“自然价格”思想。

按照上述观点，每一种商品都有一种“自然价格”，当商品的市场价格偏离自然价格时，市场的力量就会调节市场价格，并使之回到自然价格。“当市场中的商品数量低于人们愿意支付的有效需求时……人们需要的商品数量得不到供给……就会有人愿意增大供给。在他们之间就会展开竞争，市场价格就会升高……当市场中的商品数量超过有效需求时，商品就无法全部售给那些想按照地租、工资和利润之和的价格购买的人们，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市场价格将下降……如果市场上这种商品量不多不少，恰够供给它的有效需求，市场价格便和自然价格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所以，自然价格就是中心价格，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围绕这一价格波动。有时一些偶发事件会使价格高于自然价格，有时会低于自然价格，但是，它总是持续、不断地趋向中心价格即自然价格。市场中的全部产品同样按照这样的机制与有效需求相吻合。从而达到充裕的商品供给，既不多也不少，恰好与需求相等”。可见，自然价格不仅是所有商品价格向其不断趋近的中心，也是市场行为的各种动机经过细致的平衡，最终实现人与人之间利益相等的结果。

综上所述，斯密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与“看不见的手”和关于“自然秩序”的思想一脉相通，像一根红线贯穿于他的经济理论体系。在斯密的论证中，自由社会的利己形成有序的市场竞争，不仅可以实现他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可以达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从逻辑一致性来看，社会进步和国民财富的快速增长依赖于“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依赖于自由的市场竞争，自由的市场竞争又依赖于经济人假设。斯密将这几种关系表述在同一体系中，从而使构筑以现实市场为背景的价格运动模型成为可能，也为从理论上说明以利益公平为核心的价格机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早期学者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在斯密的分析中得到了解决。“亚当・斯密的天才闪光在于他认识到，在买者与卖者之间的资源交易中――简单地说就是在自由市场上――出现的价格能够协调千百万人的活动。人们各自谋求自身利益，却能使每一个人都得益。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秩序可以作为许多各自谋求自身利益的人的行动的非有意识的结果而产生，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思想，直到今天仍不失其意义”。

第2篇：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时间；演化经济学；革命；创新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3--0021―08

时间在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元问题。时间本身是人类认识的对象，同时也是我们感知与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时间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时间观念的改变，日益改变着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里，它几乎成为牵动经济学快速发展的引线，以至于马歇尔视时间为“差不多是每一经济问题的主要困难之中心”[1]2。经济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是时间观念更新的果实。

一、时间概念的演化

人类对时间的认识是伴随着人类文化的提升而演化的，不同文化的社会拥有不同的时间观。在西方哲学史中时间概念的演化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循环时间观、线性时间观、近代物理学时间观以及现代时间观。

循环时间观源于古希腊人对太阳、月亮等天体的运动所引起的昼夜、季节变化的感性认识，古希腊的哲学家把具体的周期现象当作宇宙的一般模式，注重事物运动的“周期”变化。这种循环时间是可逆

线性时间观源于基督教文化，基督降生和最终审判的存在赋予了时间方向性和不可逆性。耶稣之死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只能由此走向神圣的饱含预言实现可能性的未来，历史从一个预言间隔走向另一个，直至最终审判的到来。这种单向时间的未来是开放的，能动的，由于有可能使耶稣复活从而也是充满希望的。基督徒将他的一生置于对上帝日益增长的爱中，为了建造上帝在尘世的社区，为了灵魂的得救，个人必须有积极的工作态度。劳动被视为个人最大的快乐以及与上帝取得一致的工具。基督教时间是一种必须得到有效利用但没有任何质变的时间之流。

近代由于物理学的相对发达，特别是牛顿定律的发现促生了近代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最具代表性的是牛顿及其追随者的时间理论。对于牛顿来说，时间只是运动的一个外在参数，它同物质及其运动本身并没有内在的联系。这是一种脱离了物质运动的独立存在的均匀流逝的绝对时间。牛顿的时间还是一种“可逆的对称时间”，“未来”同“过去”没有区别，对时间只有量的规定，完全没有质的区别，没有对时间的方向的规定。时间不具有方向性，它既不标志着世界的进化，也不标志着世界的退化，只是标志着运动和变化的量的大小。

循环时间和经典物理学的牛顿时间都是一种可逆的、无始无终的客观时间。后现代主义大师罗蒂曾川“视觉时间”来对之进行批判，这种时间观将科学作为文化的基础，将视觉作为认识事物的唯一可信的方式，从而将时间空间化、进而客观化。牛顿时间由于其坚实的自然科学幕础成为近代最深入人心的时间理论，并对产生于这个时期的古典经济学和后来在其基础上发展的新占典经济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世纪的线性时间尽管强调时间的一维性，强调时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但是这种线性时间的现在和过去仅仅是相互外在、互为区别的不同时刻，而不是创造的源泉，从而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的强调时间的创造与生成的现代时间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时间理论的演变中，最富有革新意义的是现代时间理论的诞生。首先是现代科学的发展突破了牛顿力学的机械论和决定论的时间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空间所发生的事件(钟表)来标识时间，钟表在不同的参照系中所标识的时间不同，这同牛顿经典力学的时间观相悖。著名的“双生子佯谬”则进―步暴露了包括相对论时间在内的测绘时间的缺陷：由于外在测量标准的不同，使处于不同参照系的人的生命节奏也随之改变，这是不町思议的。以普里高津所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为代表的非线性、非平衡态热力学从科学上证明了时间的不可逆性，统计物理学的创始人玻尔兹曼则用几率的方法从分子运动推导出一个不可逆的演化方程，为现代创生性思维时间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柏格森、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是现代始源性时间理论的三个代表人物。从柏格森到胡塞尔再到海德格尔，时间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而成了具有属人本性的人的存在方式，是一个不断生成、创造和超越的过程，柏格森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并以之为自己的理论基石，他认为牛物的进化是创造的进化，进化的动力是生命冲动。时间与绵延是柏格森哲学的核心，绵延是人的生命的绵延，时间也是人的意识的时间。其中，时间是“一种状态的连续，其中每一种状态都预示未来而包含既往”[2]5，在柏格森的时间里每一刻都意味着创造、意味着新质的创生。源自于柏格森理论的时间源始性问题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共同的核心问题之一。胡塞尔继续着柏格森的内在时间意识的研究，从“现象学还原”来追寻时间的起源，考虑时间的“原始构成”。胡塞尔认为存在两种把握时间的方式，一种是通过空间中的运动来把握时间，即客观时间；另一种则是从人的意识现象中来把握时间即“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3]72，这种关于经历的纯粹时间、即“显现的时间”或“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时间，海德格尔同胡塞尔一样试图寻找时间的“原始起源”，只是他不再象胡塞尔那样从意识现象中寻找，而是转向“此在的生存过程”。海德格尔将时间视为“此在”对存在的一切领悟，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方式。而存在并非固定静态的具有规定性的现成存在物，而是处于永恒的流变、展现、生成中的。作为人的“此在”的生存过程是一个不断生成、超越自己的创造过程，人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己的规定、本质。源始的本真的时间是不断绽出、涌现、不断出离自身，富于创造和生成的绵延过程，由于“此在”能感悟到时间性、有限性，从而它有”曾在”、“现在”和“将在”的区分。

近代牛顿时间的主导地位对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和理论范式影响巨大；时间观念的现代变革即始源性时间观念的诞生在主流经济学之外的经济思想中时有体现，对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产生了更大的冲击，影响更为深远。西方哲学“时间之思”的演变在经济理论发展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二、牛顿时间观中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始于17世纪古典经济学的诞生，这个时期发达的力学背景使古典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将经典力学的研究法则和思维范式运用到自己的理论中来。经典物理学视野中的中顿时间就成为古典经济理论的时间观，并深刻影响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成为其理论发展最基本的支点之一。

古典经济学留给后人的思想遗产主要包括价值理论、人性的自利假设及利益和谐沦。在占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中，时间是计量劳动的参数，如同牛顿运动定律中的t，劳动价值论中的时间是一个客观的、静止的、可测量的变量，随着单位产品劳动时间的延长，产品的价值也会增大。在斯密那里，购

买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而对于李嘉图来说，最差劳动条件下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仅仅与生产商品的时间有关，而对于商品中由于制度变革、技术创新所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化不作探讨。因而占典劳动价值论主要以静态时间为分析的座架。

在古典经济学最杰出的代表斯密那里，分工和交换等与财富生产相关的主题是其理论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分工和交换可以成千上万倍地提高：正效，从而能节约大量的时间。这种时间是一种静态的牛顿时间，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减少，相反，当劳动生产率降低时，则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增加。斯密的生产理论看重分工与交换，生产中的技术、创新及制度、历史等与财富增加密切相关的主题都不是其研究的重点，因为这些内容涉及到不可逆的时间与时间中的变化与积累。古典经济学发展至李嘉图，在斯密那里备受重视的有关社会财富增进的生产过程被完全忽视，财富的分配成为经济学讨论的主题。在资本、利息以及地租等与时间的流逝明显有关的问题上，牛顿时间观的主导地位使古典经济理论的相关解释难以自圆其说。斯密价值理论的混乱是人所周知的，斯密的混乱一则源于他以牛顿的静态测绘时间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同时他又凭直觉看到了事物随时间一维流逝所发生的变化。

新古典经济理论主要内容包括微观经济理论中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和市场理论等，无不以具备完全信息、完备理性、时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为其全部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假设，以均衡为基础，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对经济现象进行超历史分析，抛弃经济过程中一切以制度为转移、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因素。在时间观上，新古典经济理论并没有超越占典经济学的视角，依然是以较为低级的牛顿时间为基础的，其源渊于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很自然地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牛顿时间视角。

首先，源自于斯密的人性的“自利假设”、作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之核心概念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以牛顿时间为背景的。牛顿时间观中时间具有同质性、对称性，时间是一个能包容万物的容器，时间是静止的、永恒的，时间中的一切也拥有与之相同的特质。这种时间观中的经济人是一个偏好给定、不受制度和文化习俗等因素影响、拥有永恒不变的人性的自我存在。这个原子式的个人拥有完全信息、完备理性、在经济活动中永远作着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然而，理性经济人假设仅是一个有局限性的理论抽象：第一、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人性在人类社会的不同阶段、不同文化形态中拥有不同的特征。第二、经济行为中的人永远不可能获得相关的完全信息。相反，信息的获得是同时间有关的。人在时间中所获得的信息是变化的，从而选择也会不同。人永远不可能获得相关事物的完全信息，就像人无法穷尽时间一样。第三、人并不具备完全理性。如同人不能获得完全信息一样，人也不可能拥有完全理性。因为人在经济行为中所获得的相关信息决定着他在经济过程中的选择。维克尔斯认为人是时间的创造物，人对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感知同知识量的获得密切相关，经济学必须考虑个人在时间、过程中的不同时刻的经济选择，知识是积累性的，随着知识的获得，经验的增加，个人不可能回到他的从前，今天他所了解的事是昨天的他所无法想象的，时间流逝，它带来了经济行为者新的复杂认知，而行为者今天的选择与策划决定了明天的历史。他进而感叹：“经济现实，认识潜能变化的复杂性及相应的个人选择模式、偏好和决策的不稳定性都被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所忽略，新古典理论可以被认为是‘逻辑时间中的故事’”。[4]15

其次，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均衡思想以牛顿时间观为理论基础的。均衡思想贯穿于从“斯密教条”到“萨伊定律”再到乩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许多人认为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只研究“瞬时交易”，它的市场理论只研究市场的运作而对市场自身如何发展并不涉及，历时制度演化是不存在的。卡尔多在他的《非均衡经济学》中对此有一段很经典的批评：“在一般瓦尔拉斯模型中，所有m种产品或n种产品都可以在一个市场内实现……，只存在一个所有产品都能在同一个时间出清的价格系统，没什么要费时间：所有的生产计划、生产过程、出售意图和实际的出售，计划的和实际的购买及商品的消费都在同一个时刻发生。即是说，它通过将时间降为一个维度然后再将它拉长从而每下一个时刻都是上一个时刻原样的复制，而这样消解了时间。”[5]20由于相信经济过程结果会趋向均衡，因而对均衡本身的研究代替了对经济过程的关注，从非均衡到均衡的过程被忽视了，从而也忽视了过程中的时间。预置了时间的同质性便排除了经济行为中变化、创新的可能性。

最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与边际分析的一系列模型，在分析每一个自变量的变化轨迹之时，无一不以相关变量保持不变为前提，这就使有机的经济体成为独立无关的自变量的组合。而在追求用这些独立变量的数学关系来建立数学模型的过程中，作为工具的数学逐渐成为经济学理论的目的，使经济学日益成为一个“不可能再作任何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数学水晶’，一个要么正确要么不正确没有折中方案的僵硬东西”[5]60。这种数学化做法体现了形而上学的特点，这种分析方法的前提是将研究的对象加以简化和分割，通过归纳或逻辑演绎或数学推理得出想要的结论，并能通过下一层次的推导和证明来验证前而的结论并依此发展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中，时间常常作为其经济模型的一个向量，如同牛顿定律中的t与-t，只要知道了初始条件，我们既能预知所有的后继状态，也可以推出先前的状态，一切都是确定的。新占典经济学受这种决定论的影响，认为通过一系列的假设，设定经济系统的初始条件即可确知经济过程的结果。

牛顿时间观导致了以之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时间缺位的假象，时间是同质的、对称的、可逆的――任何一个交易同另一个交易没有任何不同，时间是与经济行为无关的量。关于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牛顿时间观所造成的缺点已经引起了人们长篇累牍的批判，其中卡尔多的批判很具有代表性。在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看来，一般均衡理论在瓦尔拉斯之后一百年来的发展只是后退而非进步，因为其假设的前提只是比从前更为严格从而也更为抽象。瓦尔拉斯均衡原本就是经济现象的一个“典型事例”，而这个“典型事例”通常与真实的经济过程完全相反。均衡理论假设价格机制引导一切经济行为使市场趋于均衡，但价格机制发生的过程与瓦尔拉斯设想完全不同。瓦尔拉斯均衡中只有生产者与消费者两类人，而在真实的市场中，商人和中间商是市场的制造者，是他们发起了价格变化来调整生产者的供给与消费者的需求，他们依靠“差价”为生，“差价”必须包括利润和存货成本以补偿未来市场价格跌落的风险。出售和购买的任何差异都会反映在存货上，这迫使商人必须同时调整其售价和买价以适应市场的动荡，价格变化的幅度取决于商人对商品价格的预期及对这种预期的坚信程度。数据证明商品价格的动荡通常十分剧烈。不幸的是，价格的动荡及与之相连的存货变化并不是一定的，只有关于未来供需的

预期频繁变化时才会有价格调整，投机商人的存在更加剧了价格的运动。为了减少时刻面临的风险，他们会在高价时减少他们的存货，低价时增加货存量。商品市场的这些特点无法满足一般均衡理论的要求。首先，它们不是严格理论标准下供需均衡意义上的“市场出清”，市场中存量时时在变，即需求不是超过就是少于供给，即使最短时间内的交易也不是在统一的价格下进行，市场价格在每分钟都在变化。供给的变化通常是数量信号作用的结果而非价格信号的作用，数量的多少决定价格的高低，价格变化只是反映了供求的变化。经济过程远非如一般均衡理论所描述的均衡过程，而是充斥着大量的失业与通胀现象的非均衡。

卡尔多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击中了其理论的要害。古典、新古经济学的静态、可逆的牛顿时间使其不得不忽视经济过程中的所有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因素的存在，如技术革新、制度的历时演化、风险、经济行为人的心理预期与选择以及经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历史的重要性。而这些因素又是真实经济世界最基本的构成部分，甚至是一切经济过程的决定因素。新占典理论所探讨的常常只是经济现象的特例。“如果我们想跳出当前的困境，我们必须建构一个完全不同的抽象模型，这个模型必须从一开始就将时间视为一个持续的和不可逆的过程。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时间，如劳动和资本的供给，对商品的心理偏好，商品的质量和数量或技术知识。”[5]61

三、经济学的时间革命：演化经济学

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批判及突围的尝试产生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的经济流派，其中演化经济学由于其独特的时间视角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富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新领域。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相比，演化经济学注重对“变化”的研究，强调时间与历史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创新是它的理论硬核。最近20年来，演化的思维、方法与范式有替代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趋势，这成为20世纪末、本世纪初国际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演化思想在经济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在西方哲学开始自己的现代转向时，西方经济学已经对此有所知觉并作了呼应。在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凡勃伦、马歇尔及熊彼特等人的经济理论中，演化思想十分丰富。

马克思被现代演化经济学派追认为演化经济思想的先驱之一。《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的分析，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和必然灭亡的命运。作为生产力的技术构成了社会制度变革的动力系统，当技术革新有了质的变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变迁动力源于一种技术的组织规则和现在产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技术的变化导致生产工艺的进步，而其潜力并不能在现有的经济组织中得以实现。“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6]68马克思是从现代时间视角来分析经济现象的，客观静态的测绘时间在马克思那里也是人类把握时间的一种方式，但他也并没有忽视时间的一维性、主体性与创造性，其经济理论中的时间达到了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统一，个人时间与社会时间的统一。马克思既承认经济现象微观领域的均衡(如关于价值规律的沦述)，又看到其宏观层面的非均衡的本质，从而将人类社会的演化视为一个从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过程。资本、利润、利息和地租以及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从而也都是一个历史范畴而非永恒范畴。对时间的深刻认识使得技术创新、制度、历史这些与历时演化不可分割的经济现象成为马克思研究的重心，从而也使他成为演化经济学最伟大的先驱。

与马克思几乎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学派，将演化的方法应用于经济学中，着眼于经济积累和增长的研究，强调将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依据历史的发展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反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抽象的、演绎的、静态的、不看重历史的分析方法，从而被现代演化经济学视为先驱。

早在主流经济学发展之初，经济学力学隐喻的机械性和牛顿时间视域的局限性就已为当时一些杰山经济学家如凡勃伦、马歇尔、熊彼特所发觉并试图在生物学中寻找经济思想的源泉。凡勃伦同马歇尔一样认为理想的经济学隐喻应该是生物学而非机械力学，基于对主流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的反感，他断言，在关于演化的经济理论中，将没有均衡分析的位置。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演化经济学真雁成为一个独立的理沦分支。他强调经济过程的非均衡性及质变的作用，变化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企业家和技术创新是其中的核心要素。马歇尔将经济学与大自然、生物学及演化作了许多富有趣味的联系，如将公司的成长与发展喻为“林中树”，这一类比经过后人的发展对企业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马歇尔尽力将一维的、不可逆的时间纳入他的需求与供给分析中。马歇尔强调“时间会带来困难，也会带来变化，有了变化就有了发展与进步的可能。”[7]60由于意识到经济生物学发展的巨大困难，马歇尔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以生物学为经济学隐喻的没想。以门格尔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试图将生物进化的观点引入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分析中，提出社会秩序自发演化的观点。

可见在早期富有演化思想的经济学家那里，经济生物学比经济力学概念更为复杂，蕴含更为丰富从而也更为符合经济发展的现实。然而，经济学与生物学的进一步“亲合”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愈来愈受排斥，最终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马歇尔、凡勃伦等倡导的以生物学为研究方法，继续它的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精致化之路。演化经济思想的这种淡化缘于20世纪20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失败。20世纪50年代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卷起了经济学数学化的狂潮，新古典经济学藉此逐渐取得了主流地位。然而此后却不得不步入门己的极限，被延误的演化经济学思想必然以不町遏止之势逐步受到世人的重视。6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重新发现演化思想，80年代初博尔丁的《演化经济学》和纳尔逊与温特的经典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再生。演化经济学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制度经济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熊彼特主义、管理主义和行为主义等观点从而使其成为具备独特视角的经济理论并在近几年的发展中高歌猛进。

现代演化经济学吸收了富有演化思维的经济思想，以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完成了经济学时间观念的革新。这种时间观念的革新表现在其对经济学力学隐喻的怀疑，对制度与历史的重视，对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发生过程的极端关注，以及对创造性、不确定性和非理性因素对经济过程影响的研究，对新古典理论的完全信息、完备理性、时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批判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历史主义整体论的方法而非个体主义方法，以动态演化分析法取代静态均衡分析，用创生性的、演化的思维取代近代经济学的基础主义思维：

1．作为理论硬核的创新理论。演化经济学以现代时间观为基础，在现代时间观中，时间不再是传统

的可计量、空间化、同质的，而是一维的、不同质、不可测的、流变的。时间有过去、现在与将来，它们都感融于人的心灵，具有属人本性。人的创造、超越本性赋予具有属人本性的时间创造性和生成性。演化经济学从这种流变时间的视界去观察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那么变化及变化中的创新就成为研究的主题，并采用动态演化的观点来看待经济发展过程。

2．多样性思维。在思维方法上，演化经济学认为多样性本身就是基础性实在，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它更注重由无数个体努力带来的由小的和递增变化组成的恒稳的‘细流’而不是那些稀少且重大状况的发明。”[8]108进化是一个试错过程，一些小试验会逐渐汇聚成大河，而这些小的试验最终被选择为成功的实验从而得以保存下来。

3．有限理性、搜寻利润、有限信息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假设：理性经济人假设、利润最大化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被演化经济学的下述一系列理论所代替：“有限理性”、“企业搜寻利润行为”和“信息连续、分散”理论所代替。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变迁是一个动态过程，利润最大化的实现过程是企业的搜寻信息与追求最优决策的过程，这是一个反复试错过程。企业在试错的过程中选择，由于经济者过去的经验，选择将不会相同，而不相同选择的积累，构成企业的演化过程。在这个历史模型中，任何一个事件都是唯一的。

4．经济过程非均衡。在演化经济学看来，经济系统的均衡是相对的，非均衡状态才是经济系统的常态，非均衡状态有向均衡状态逼近的趋势，但可能长时间达不到均衡。凡勃伦认为，演化经济学府是“一种严密的理论体系，是一种关于过程的理论，一种逐渐展露序列的理论。”[9]404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信息的稀缺，经济行为人在决策与选择的过程中不可能确切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事实上，是人们所拥有的大量的默会知识左右着人们的决策，而这些默会的甚至处于无意识的知识是不可测的。经济过程并不完全受必然性的控制，相反，许多偶然性因素常常对经济过程起着关键作用，因而经济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5．重视制度演化。在演化经济学的视界里，制度分析被认为是研究经济现象的最重要的环节。历史和时间是经济过程中直接影响着经济绩效的内生变量，二者在制度演化中的意义特殊。演化经济学将制度的演化视为一个由本能、习惯、习俗变化和技术变迁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人类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反应，这个反应的过程同时是一个学习和选扦的过程。制度变迁是一个基于干中学基础上的试错过程，其中选择性模仿至关重要。技术创新、学习与选择都是在时间中进行的，时间是制度演化的纵轴，时间中的制度演化是一个历史的、同生物进化类似的过程，正如历史不能重来一样，在这里，时间也是不可逆的、不同质的。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观、时间观构成了路径依赖理论的哲学基础。路径依赖强调制度变迁中“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其现在可能的选择”[6]，即制度变迁的初始路径一旦选定，便会在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沿着原有的轨迹运行下去。路径依赖理论本身便暗含了时间的特殊性和一维性以及地点的特殊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演化经济学将制度从近代哲学的“目的论”和“预定论”中赦免出来，“经济过程的路线不再被假定为是在‘事物的自然状态’中被预告预先确定的或者是由某些神圣的造物主设计出来的。”[10]3，将制度视为一个演化的、不可逆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复杂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偶然性和创造性，“制度最好被认为是无数互动的个体行为的无意识的结果”[10]3。“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包括实质性不确定性，即由信息问题引起的，及程序性不确定性，即由知识引起的，创新者所具有的默会的知识。”[11]167

演化经济学抛弃了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还原论的简化法，抛弃新古典的以牛顿力学为理论基础的静态均衡分析、完全理性、充分信息及价格理论，试图在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基石上运用系统的、演化的、整体的观点建立动态经济演化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受到强调的是借用进化论概念所提出的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即创新－选择机制和有限理性假说。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由于它对时间、历史、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对微观个体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及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的重视而更加符合经济现实。演化经济学的产生带来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其繁荣意味着西方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开始。

参考文献：

[1](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2](法)昂利・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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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ouglass Vickers，Economics and the Antagonism of Timc[C]．The Univcrsity of Michican Press 1994．

[5]Kaldor，Nicholas．Economics Withoul Equilibrium[M]．University College Cardiff Press 1985。

[6](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7]Laurent，J．，and Nightingale J．(eds．)Darwinism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C]．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01．

[8]Viktor Vanbery．Innovation，Cultural Evolution，and Economic Growth Process and Change．from Approaches to Evo-lutionary Economics[C]．Ulrich Witt．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Ann Arbor 1992．

[9]Thorstein Veblen，Why is economics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1．22，No．4，1998．

第3篇：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 中学历史 史观体系 知识体系

一、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的史观

文明史观认为：“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又不是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以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和思想文明构建必修模块体系，实际上正体现了文明史观的精神旨趣。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以专题形式铺陈叙事，几个相关专题构成一个模块，强调长时段的历史变迁。如必修模块1的第2单元，叙述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民主和法治，第3单元则叙述了近代西方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四国的民主政治。这样就勾勒出了西方社会从古到今的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民主法治――近代西方诸国的代议制民主法治。

全球史观以“社会空间”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位。所谓“社会空间”，指的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圈。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接纳了这种史观，并设置了相当比例的内容，如必修2就涉及“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必修1则涉及“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等。

现代化史观认为，18世纪后半期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出现了一个世界性的全球发展进程。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进而引发全球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组织、社会行为等领域的深刻变化。现代化史观强调非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最突出的例子便是：明中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有成长资本主义经济？韦伯在对比研究了中西历史之后，指出是由于中国缺乏“资本主义合理因素”，而西方的新教伦理则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西方社会最终步入近代工业社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似乎接受了这种观点，其中有这样的表述：“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这实际上在引导学生思考明清时期的专制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摧残。

社会史观反对传统史学对于帝王将相等社会上层和战争起义等政治事件的过于关注，认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人民大众，提倡眼光向下，关注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这种研究历史的原则将诸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假娱乐、教育卫生、信仰崇拜等纳入其研究视野，这就大大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深受社会史观的影响，在政治史之外增加了大量有关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历史，如必修2中有“近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习俗的变迁”等内容。

二、史观体系的建构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的史观丰繁复杂，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的解读和中学历史教学的开展至关重要。概括如下：

静态文明史观：动态文明史观？摇？摇？摇？摇英雄史观――社会史观？摇演进：拓展：？摇阶级斗争史观――现代化史观地区中心论――全球史观？摇？摇

三、中学历史知识体系的建构

以史观体系为基础，对人教版必修1、2、3进行知识体系的建构时，考虑到现行中学历史只涉及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进拓展三部分内容，而“演进拓展”占据大量篇幅，所以知识整合从“动态文明史”角度出发，着眼于“文明的演进和拓展”，“静态文明史”的内容则融合于“动态文明史”中，这是基于“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的哲学命题。

在“文明的演进”中，首先应罗列有关“农业文明”的内容，这包括中国部分的“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西方部分的“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文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其次可罗列“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时的内容，包括“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确立与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19世纪西方世界的科学发展历程”、“19世纪西方世界的文学艺术”。再次可罗列“工业文明深化”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俄国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罗斯福新政和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调整”、“20世纪西方世界的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

第4篇：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0多年的红旗悄然降落，代表俄罗斯的三色旗重新升起，这标志着列宁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在此之前两年多时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已象多米诺骨牌那样相继垮台。这样，历史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世界政治地图上，苏联、东欧这一大片红色已成为旧迹。一时间，全世界的目光都被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吸引住了。

面对苏联无产阶级被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共产党被解散、联盟被肢解，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也就是我们简称为苏联演变这样的世纪性事件，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看法和态度截然不同。这是因为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斗争的命运问题，涉及到各个阶级的根本利益，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得出的结论不同，这是十分自然的事。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对于苏联的演变无一不报以欢呼。从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制度之日起，他们一直把消灭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然而十四国武装干涉没有能把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希特勒法西斯挟大半个欧洲的军事实力进攻苏联都没有能摧垮社会主义制度，今天在戈尔巴乔夫之流的积极配合下，他们不费一兵一卒，就实现了梦寐以求的颠覆社会主义的夙愿，怎么能不欢欣鼓舞、弹冠相庆呢！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这是“民主和自由的胜利”，而前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则声称这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庆贺的心情，溢于言表。欢呼之余，他们并没有忘记戈尔巴乔夫的功劳。尽管戈尔巴乔夫由于背叛了社会主义、出卖了祖国而遭到了苏联人民的唾弃，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西方政要和舆论却一致赞扬戈尔巴乔夫，并授予他“和平奖”！这是对戈尔巴乔夫叛徒行径的奖赏。

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苏联的演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悲剧、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最严重的挫折。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件。苏联的演变虽然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也不可否认，它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作为对历史的反动，它大大延缓了历史的进程。然而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关键是要既认真又科学地总结教训。实际上，凡是有政治头脑的人都在震惊之余思索着苏联演变的原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强大而牢固的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竟会未流血抵抗就顷刻瓦解？

苏联、东欧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苏联、东欧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确有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但是归根结底，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所造成的。国内的因素，还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东欧、苏联的演变不是偶然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那一套也不是一下子产生的，从思想政治渊源来说，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的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鼓吹什么“全民党”、“全民国家”，把党和人民的思想搞乱了。思想教育也名存实亡。苏联今日的演变，从赫鲁晓夫时期已开始埋下了种种危机。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说到底，是因为执政的共产党也有问题，背弃了工人阶级先锋性质，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的目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因此才导致政治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错误。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了。苏联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都比较雄厚，资源丰富，人民的文化素质也很高，但眼看着解体了，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教训深刻得很哪！

一、背离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是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

苏联曾经是能与美国抗衡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什么近几年来会陷入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危机，并迅速向资本主义演变呢？根本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实行全盘西化的政策，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改掉了社会主义道路，改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改掉了共产党的领导，改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

（一）改革走偏方向的大体过程

第5篇：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12-044-06

诺贝尔经济学奖（以下简称“诺奖”）从1969年开始颁发，人们往往认为，该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不会有什么关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69～2012年，共有71位经济学家获得了诺奖。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其中至少有30位得主或多或少地与马克思经济学有一定关系。这里所说的诺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关系，包括以下几点：一是获奖者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进行过评价；二是获奖者在其撰写的经济学文献中曾介绍或提及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三是获奖者的相关理论受到过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或马克思实际上是这些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本文拟从上述三个方面介绍诺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并归纳出对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关系具有启发意义的内容。

一、诺奖获得者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评价

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曾在1962年美国经济学会第74届年会上作主题演讲时说：“从纯粹经济理论的观点看，马克思可以说是后李嘉图派的一个次要人物”和“投入一产出的有趣先驱者”。1967年，他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10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中，再次重审了这一观点。不过，在同样是1967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第7版的序言中，他又将“斯密、马歇尔、李嘉图和马克思”并称为经济思想史上“过去的伟人”。同年10月，他在《马克思的（资本论）（1967年10月）》一文中也表示：“如同《圣经》和穆斯林的《古兰经》、牛顿的《自然哲学和数学原理》，以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样，《资本论》是一本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书。”另外，他在1976年出版的《经济学》第10版的正文中还将“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称之为“正象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和普朗克变革了物理学一样”，“改造了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为什么萨缪尔森对马克思的评价会出现这样两种看似相差甚远的版本呢？这恐怕还要从他所说的“从纯粹经济理论的观点看”这一限制条件说起。他在1962年的演讲中认为，相对于“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而言，他在“纯粹经济理论”方面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即“马克思大胆的经济史观或唯物史观，他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他变形了的黑格尔哲学，对于研究‘思想’的史学家来说是重要的，这些‘思想’远远超越了他正面提出的经济学”。而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评价马克思时，他却没有强调所谓“从纯粹经济理论的观点看”这一限制条件，而是告诫读者：马克思“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家，同时还是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革命家”。

1974年的诺奖分别颁发给了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和哈耶克（Friedfich August von Hayek）。缪尔达尔在谈到“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时说，“我们联想到”一些“对变化着的政治条件和机会作出的反应”的经济学家的名字，马克思也在他所列出的10人名单之中。他还曾表示，“当人们不得不将马克思当作经济科学发展上伟大的经典著作家之一来看待时”，是“基于他开创制度经济学方面的成就”。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死敌”的哈耶克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评价是否都是负面的呢？也不是的。1930年代，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曾讲授过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并在教案中如此评价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卷，“论起对现代商业周期理论的影响来，恐怕没有哪本书能超过它”。

两位新经济史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福格尔（Robert W.Fogel）和诺思（Douglass C.North）共同获得了1993年的诺奖。福格尔在当年年底所作的演讲中强调“经济史对经济理论的形成有显著贡献”，并将马克思列为重视经济史的经济学家之一。诺思在其代表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明确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中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

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获得了1986年的诺奖，在其代表作《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他分析了那种“对市场的运行方式确实非常模糊不清”、从而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是某些人通过它来控制和剥削其他人的体制”的人的“思想过程”，进而指出，“马克思的不朽天才恰恰在于，他对这种无知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或市场秩序所可能产生的反应，有着敏锐的理解。”他在这里所说的“敏锐的理解”，就是指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认为是人的意志决定经济秩序——所进行的批判。

阿罗（Kenneth J.AHow）和希克斯（John R.Hicks）共同获得了1972年的诺奖。阿罗说：“由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决定论是另一种强大的影响，尽管有点附庸风雅的味道”，但它“同实证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去伪存真’的意味相适应，表明了科学地理解社会和经济行为的可能性”。他在谈到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时还说，想要从学术上探索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特征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如何困难，马克思至少把两者联系在一起进行了考虑。希克斯认为，经济学中的“大规模的革命”“不会超过二、三次”，第一次“革命”是由斯密发起的导致古典经济学诞生的“革命”，第三次“革命”就是通常所说的“凯恩斯革命”，第二次“革命”则是由“大约在同一时期”发生的“两起革命”：“一起是由马克思发起的，另一起是由杰文斯、瓦尔拉和门格尔发起的。”前者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后者则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诞生的所谓“边际革命”。持此观点的还有1981年诺奖得主托宾（James Tobin）。

美国经济学家斯考森认为，如果说亚当·斯密是“天赋自由体系的大创造者”，那么，马克思就是“它的大毁灭者”。1998年诺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却不这么看，他在论述“市场和自由”这一问题时，则非常肯定地说：“事实上，马克思反对前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不自由和对资本主义的肯定性评论与这个问题完全相关。”在这一问题上，森对马克思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明确地将那些站在封建专制和小生产的立场上“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和“自由和平等”的所谓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称之为“反动的社会主义”。

二、诺奖获得者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介绍和提及

在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的第10版中，有一个介绍经济思想史的专章，马克思的经济学被放在这一章的最后单独“作一个一般性的论述”。他还将马克思的“纯经济学的方面”放在名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初步”的附录之中，不仅如此，在该书主要部分，也就是讲述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部分，萨缪尔森也几次提到了马克思及其经济学，如在第2章“每个经济社会的中心问题”中介绍规模报酬递增时指出，“规模的经济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卡尔·马克思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强调这一点”；在第37章中则将人们通常所说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称之为“李嘉图一马克思一索洛的资本积累模型”。

2001年诺奖获得者之一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谈到自己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的两点看法：第一，“马克思相信，历史的力量不可避免地使经济从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同样不可避免的是，经济将从资本主义演变为社会主义，并最后演变为共产主义”；第二，“对于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些基本经济问题，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提供了与市场经济不同的答案”，“是国家而不是市场”来决定这些基本经济问题。其中的第一点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在第二点看法中他却将马克思设想的未来新社会理解为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其相似，1976年诺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将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等同于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和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分享了1979年的诺奖。刘易斯在其代表作《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到马克思，但所强调的却是马克思的关于“利润率将下降”、“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等预见都没有实现。舒尔茨在《对人进行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一书中也提到了马克思，他认为，“我们的前辈所进行的各种有关价格问题的古典经济理论的论争，对于现在所进行的分析几乎没有什么用处”，这些争论也包括“与马克思的论点——由大批失业工人所组成的产业后备军使工资趋向于最低水平——相关联的有关劳动剥削的论战”，因为这一论战“也没有为理解需要阐明的实际工资的大幅度提高的原因提供任何帮助”。在他看来这些争论都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首届诺奖获得者之一丁伯根（Jan Tinbergen）在获奖后的演讲中谈到自己的一个希望：“社会经济最优值被解释为一个制度集合可能有助于进行一种比至今常见的较为科学性质的讨论”，并指出，“我希望用这种方式，我们又可以，像马克思说的，在不同制度的竞争中找到科学论点。”1984年诺奖得主斯通（RichardStone）在谈到模型设计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虽然模型设计者并不一定是好的政策制定者，但是，他们仍起到了必不可少的服务，如同马克思所说，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

三、诺奖获得者受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

缪尔达尔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的研究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的浩瀚著作是值得一些人去全面研究一番的，尤其要沿着我所遵循过的方向去探索他可能在这里和那里所做的转弯抹角的暗示。马克思头脑里的联想是如此丰富，如此多产，我相信做这样的探索是会大有收获的。”

诺思在《理解马克思是值得的吗？》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早就清楚地认识到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的交易成本的存在，并为100年以后的新经济史学者运用这一概念从细节上探讨“生产力、产权制度和政治结构这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而这“赋予了马克思在经济史学者中的杰出角色”。可见，他也毫不隐晦马克思对自己的新经济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阿马蒂亚·森在回答自己的著作中为什么没有“参考或引用过马克斯·韦伯”这一问题时表示，自己过去“确实读了韦伯和迪尔凯姆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学家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影响到了我的思维”，但是，“每逢我思考一个具体的观点的时候，我就发现它与某个人的观点相类似”，这种感受产生于“在我读马克思或穆勒的时候，而不是读后来人的著作的时候”，因此，“我当然参考那些我掌握得较好的东西”。这就是说，相对于韦伯等人来说，马克思等人对他的影响是根本的。

里昂惕夫（Wassili Leontief）由于建立了投入一产出的理论体系，获得1973年的诺奖。萨缪尔森说，所有学派的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马克思“对于今天的所谓诺伊曼一里昂惕夫投入一产出成长模型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里昂惕夫本人却在回答“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构架对您思路的形成起过什么作用”这一问题时，明确表示“真的没有”。不过，从另一方面看，里昂惕夫也并没有完全否认自己曾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他在1938年发表的题为《马克思经济学对当代经济理论的意义》一文中表示：“在试图做出任何解释以前，如果一个人想要了解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和工资实际上是什么，最好办法就是阅读《资本论》。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析也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否则，他就不会向读者提出这样的忠告。”

由于首创了国民收入账户体系而获得诺奖的斯通，在获奖后所进行的题为“社会账目”的演讲中明确表示，“与我的题目有关的两个概念上的革新在此应当提一下”，这就是魁奈的《经济表》和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所进行的“简单和扩大再生产的分析”。

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由于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的贡献，获得了1971年的诺奖。他在获奖后的演讲中谈到“现代经济增长必然伴有较高发生率的负效应”这个问题时说，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家都非常“关切”“威胁性的自然资源耗竭”这一问题。

哈耶克也不否认马克思是其某些思想的先驱者，他在《价格与生产》一书中谈到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时说，“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产业波动本质上是由资本设备的交替性扩张一收缩构成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在德语文献中，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尔·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

1992年，贝克尔（Gary S.Becker）因将“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推广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而获得当年的诺奖。他在其代表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的导言中说，将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于对“市场以外的人类行为”的分析“也算不上什么标新立异的东西”，因为，亚当·斯密就“经常运用这种方法解释政治行为”；“边沁也清楚他的苦乐原则可以应用于全部人类行为”；还有“马克思及其追随者运用所谓‘经济决定论’研究市场行为、政治、婚姻和其他非市场行为”。他将马克思视为将经济分析推广到非市场领域即拓宽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先驱者之一。

在众多诺奖得主中，有很多人都是因为将数学方法运用于经济学而获得这一殊荣的。其中，克莱因由于“在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以及将它用于分析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1980年的诺奖。他曾表示，自己为了“分析或预测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日本的经济”而建立的“一些经济计量模型”，“是以马克思、卡莱茨基、凯恩斯、兰格、希克斯、卡尔多、麦茨勒、古德温及其他一些人的理论模型的结合为根据的”，而且，马克思的再生产和积累的图示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模型，是现今理论模型建立的先驱。在克莱因看来，马克思对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把经济学理论与数学和统计学结合起来，建立经济计量学的先行者”的丁伯根与弗里希（Ragnar Frisch）一起分享了1969年的首届诺奖。日本著名数理经济学家森岛通夫则明确表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卡拉斯基、费里斯和丁伯根之前，除了马克思以外，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曾获得过以科学的方法严密地建立的宏观动态模型。”。1996年诺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Mirrlees）在中国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谁是最早应用数学的经济学家，我也不大清楚。不过马克思肯定是先驱者之一”，马克思“对运用统计学也作出了贡献”。可见，在他看来，马克思在将数学方法运用于经济学方面是一位先驱者。

前面已经提到，阿罗和希克斯是由于在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上的贡献而获奖的，众所周知，瓦尔拉斯被普遍认为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奠基者。但森岛通夫却认为：“在数理经济学历史上应该把马克思放在同瓦尔拉一样高的地位上”，因为“一般均衡理论是瓦尔拉和马克思各自同时系统地提出的”，所以，“作为现代一般均衡的动态理论的起源，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瓦尔拉的资本积累理论应享有同等的地位”。萨缪尔森也表示赞同森岛通夫以及罗宾逊夫人和卡尔多的这样一种观点：“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模式中包含着（包括静态和动态）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萌芽”。这就是说，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也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四、启示

上述诺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说明了什么呢？笔者认为，我们从中能够得到的启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有必要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审视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

如前所述，萨缪尔森等获奖者，均在不同的场合下、以不同的方式将马克思视为经济思想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也正因为如此，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编著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介绍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说的章节，并将马克思视为重要经济学家甚至是三大经济学家之一。然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在很多中国学者编著的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却看不到有关马克思经济学的章节。虽然这种安排都是有其具体原因或理由的，但不管我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在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将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说排斥在外都是不合理的。这一状况所导致的客观效果是：没有将马克思视为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伯尔基在《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中也指出，贯穿该书的“一个大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属于欧洲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流传统”，并称“这决非什么独创的或耸人听闻的观念”。阿伦特则在《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一书中表示，“马克思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是“我们能否顺利地将西欧传统继承下去的试金石”。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审视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并在此前提下改革和完善我们的经济思想史教育。

2 有必要研究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原因

萨缪尔森等诺奖获得者之所以将马克思视为经济思想史上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并给予其相关经济学理论或方法以较高的评价，就是因为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自身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长期以来，由于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被看成是“彼此相互对立，水火不容，不能并存”，因而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既然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教科书（即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都不讳言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在我们编著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是否也有必要介绍并说明这种影响呢？这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当然，在我们的研究中，马克思到底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并非仅以西方经济学者的认可作为唯一或主要依据；马克思为什么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影响，则更不能仅听西方主流经济学者的一面之词。但是，这两个问题无疑是我们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和教育者有必要探讨的问题，或者说，这是我们应当向自己的读者或学生有所交待的问题。

3 有必要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再认识

第6篇：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注重民主启蒙在文化重构中的作用，是因为中国原典文化中民主资源的严重缺乏。因为格外缺乏，故须格外注重。①

“民主”此一概念在中国出现得很早。如《书·多方》：“乃惟成汤克以而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有关民的词汇与论说在中国古籍中还有不少。如以下：

“民天”。《汉书·郦食其传》云“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宋史·乐志十二》云“土爰稼穑，允协民天”；“民生”。《左传·宣公十二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民时”。《汉书·五行志上》：“妄兴徭役，以夺民时”； “民贼”：“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民本”：《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不过我们无法从以上记载中找到“民主”的现代意义。五四运动所提倡的民主在英文为“democracy”，是人民（市民）自己作主。

而在中国的古典词汇中，“民主”是“为民作主”，或作“民”的“主人”解。人民自己做主与别人（或天）为民做主，意义上完全不同。如果说“民主”指的是“民”的“主人”则更与民主的现代含义南辕北辙。

中国古代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中，与“民”有关的概念表现以下的思想：

其一，反映封建君主对“民”的管理思想与统治策略。古代君主与官僚已经看到了“民”的物质生活本质是“食”，即民以食为天。认识到惟注意民的物质生活的满足，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才能从根本上阻止农民的“造反”，而使“天下久安”。需要补充的是，“民以食为天”的思想也表达了中国古代支配思想对社会经济规律的初步认识。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的社会。农民靠从土地收获粮食与棉麻养活自己并维持整个社会人群的生存。所谓“食”也可以理解为农业生产。“农”兴则国兴，“农”衰则国衰。统治者看到这一点，天下“贤君”无不将农业视为头等大事，以此维持国运。

其二，表现了中国的“君民” 辩证关系。中国文化意识视君民如舟与水。水既可以载舟也可以复舟。中国不存在如日本所有的天皇万世一系的情况，皇朝处在不断更迭过程之中，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是农民起义。中国古代思想承认“革命”的合理性，对“汤武革命”抱首肯与认同的态度，这在世界文化中是比较突出的。也正是中国统治文化对君、民辩证关系的认识，也正是中国有悠久的农民“革命”传统，使“君”对民即有肆意的一面，又有畏惧的一面。而其畏惧的最大本质是皇权的丧失。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统治者才提出“以民为天”及“民为本”的思想。但这样的理论中并没有现代“民主”的真正含义。

其三，中国有关“民”的思想，“君”为主体，“民”为客体。体现中世纪的强烈的君民、官民的不平等性与“养民”思想。从中国来看，从古代起就有所谓“养民”思想。《左传》云：“天生民而树之君”，“命在养民”。孔子说：“其养民也惠”（《论语》）。中国文化只是承认国君与官僚有养民的义务，而不承认民众与以后的市民的社会权利。养民思想如果说还可体会到在“上”的贤良精神，但确实找不到民主思想的痕迹。民主思想建设是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发展演化的必然结果。我们有意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做作160年 （近现代）、100年（20世纪、现代）与50年（当代）的区别。

另外，我们在分析文化建的历程时，一定要注意一个时期文化与作为其背景的社会大事。我们将这些社会大事说成是社会的大事件，简单地说是“事件”。诸类的社会“事件”组成社会的时代“主题”。因此就有了“社会事件”--“社会主题”。“文化”跟着社会“走”，不会别开歧道，不会“异军突起”。“社会”决定“文化”，社会“事件”引发文化“事件”。社会主潮引发文化主潮。每当社会发生了大问题，文化也就出现了大问题，文化的变迁总是对社会大“事件”与社会总“主题”的回应。

中国近代即从1840年到1900年中国的社会事件是什么？依照事件的排列，择其要者虽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及一系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洪秀全起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但说到最大变局则众口一词：世界列强的侵略。这样，中国的文化变革就有了“民族”的“学西方”的明确取向。

禁锢的国门被西方坚船利炮攻破，在中国人思想中留下最直接鲜明的印象。故中国文化变革的最早特点表现为西方地理研究与西方器物介绍。此后，留学生与官僚的出洋学习与考察，中国人对西方认识日渐加深，中国文化建设又多了认识西方制度的任务。西方地理西方器物（科技）西方制度，是近代（1840-1900年）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最初步的思想路径。

我们要提出的一个观点是：对于西方器物与制度的学习有一个“表里”的问题。其“表”是模仿与制造。其“里”是内藏于“表”之里的思想与精神。也就是说一直到戊戌变法，中国人的向西方学习是表面的模仿与制造。洋务运动是对西方器物科技的模造，戊戌变法是对西方制度的模造。仿其“表”而不探究或少探究其“里”。知其外表与形式而不知其思想与精神。

其实，在西方“器物”与“科技”的背后依靠着“科学精神”的支撑。在民主共和制度的里面包裹着“民主思想”的内核。直到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中国还没有将“民主”与“科学”提上文化重构的日程，是因为民族的认识能力呈渐进式的提高，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到达这样的认识程度。至少说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只停留与酝酿在少数领袖人物的心田，还远远没有成为一种“运动”。 从社会整体上来说整个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还是如王韬所说，知其发肤而不识其“脏腑”。

20世纪开启，先进的文化学者已不再满足于对西方文化之“表”、“形”的模仿。从学习西方的意义上说，西方的外表“发肤”已经知晓，从文化重构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表面层次的建构已大体完成，所要进一步去做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内在层次更新与重构。所以说，五四运动正式提出“民主”的课题是中国受容西学，进而重构文化的逻辑演进。

这样的逻辑演进的现象不啻出现于五四运动时期，而且还要顺着这样的逻辑继续演进下去，直至中国文化真正的重构成功。只要是中国文化重构工作进行一天，就不能忘记重铸中国民族魂魄，其重要精髓之一即是“民主”。离却民主精髓，就说不上有真正的中国新文化。

民主思想发展，将对市场社会与市场经济起到促进作用。一个完善的市场社会应该有民主思想与其“配套”，而成为完整的社会文化整合体系。民主的本意是公平、平等与自由，在一个民主思想不普及，民主制度不完全的社会，商业的竞争将是不平等的。合理的市场社会将建立合理的竞争规则，营造公平的经营局面。不平等将对商业竞争规则的建立与国家市场的组合起到极大的破坏作用，最终破坏市场，破坏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由此停滞。民主所表现的自由，首要的是投资的自由与民营的自由，民主思想得不到普及，自由投资与民营发展将因无奈的拘牵，而发展缓慢。

民主发育不全的社会，将会因监督力的缺乏，无法对腐败现象做有效的监控。 “失控”力的延续，将导致社会组织的最后解体。而市场经济也由于失却社会组织的统合与调节同时走向崩溃。确然，民主实现需要社会“均质”做它的前提，假如一个国家还存着较大的贫富差别、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别、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公民受教育程度与机会的差别……，而达不到“均质”水平，民主的施行将会遇阻；假如一个国家市民（中产阶级）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量化程度，国民所受教育程度还很低下，这个国家也没有“资格”获取民主的“证书”； 假如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低下，“发展”还是它的首要难题，民主的课题就会推后；假如一个国家遭受外敌侵略，民族矛盾上升，民主与民族的课题也很难并举，率先解决的很可能是“民族”而不是“民主”。

黑格尔将国家视为普遍的存在，而将市民社会看作是特殊的存在，最后得出市民社会、市民思想（民主思想），“必须以国家为前提”的判断。②马克思对此曾说：“黑格尔对国家精神、伦理精神、国家意识崇拜得五体投地”。事实是，德国一方面在宗教上是坚定的“新教”堡垒，其现代化方式又表现出较多的有别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地方，由此与东亚现代化模式表现出某些相近代的地方。

然而，一旦均质水平提高，“路面”渐平，就应该加快速度，向民主理想奔驰。虽说驾车的第一前提是“安全”，而其“本质”却是“速度”。虽说以“权威”方法求“发展”，而目标是“发展”与“民主”的总和。

进一步说，“发展”推动与酝酿着“民主”。发展过程中市民层的扩大将促成“民主”载体的拓展；市场原则中“公平”、“契约”理念向政治范畴的外延，将最终使“市场”成为“民主”的课堂；市场经济的每一发展都在为“民主”的殿堂，砌砖树梁。

“民主”思想的出现、民主程度的提高与民主操作的成熟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与文明程度的标志。现代化不能仅仅体现在“经济”上，还要体现于“民主”。一个经济发展而民主滞后的社会，不能说是一个现代化社会，不能说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

显然，现代化从一个意义上说，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而且也是政治的现代化（民主）。对现代化的诠释，不仅是国家与民族的，还是“世界”的。现代化是“工业化”与“市场化”，现代化还是“世界化”。当世界精神主流已经向着民主平等与自由的方向涌进，而一个国家还只是满足于“经济”，将民主的课题延宕无已，势将疏离国际潮流，其结果成为世界孤儿而陷入向隅而泣的尴尬。其显例在东亚有日本，在西方则有德国。半个世纪之前，两国的经济发展取得相当的程度，经济发展任务已经完成，却继续维持甚至发展专制统治，一举向外侵略，留下的教训十分惨重。

这样，对东亚权威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会有一个辩证的认识：这样的发展方式是需要的，但只是“权宜”的与一时的，是东亚现代化的过渡形式。由于中国古典文化中民主资源的缺乏，由于人类文化进化必然要使封建文化演化为民主文化，由于“民主”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决定中国文化在重构与更新过程中要十分注意民主思想的输入、启蒙与受容。

注释：

第7篇：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际背景看,主要有三点:

第一,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人类进入20世纪末,世界发生重大转折,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发展,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以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我们国家能否抓住机遇,加速经济发展,经受住新的挑战,归根到底取决于党的建设,取决于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第二,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曲折的深刻总结。20世纪前半期,科学社会主义在占世界人口1/3的国度里取得胜利,震惊世界;20世纪后半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又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再次震惊世界。一个由列宁缔造的、有90多年光荣历史、1000多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为什么说解散就解散了呢?实践证明,苏联这个堡垒主要是从内部攻破的,是苏共“自毁长城”,自己搞垮了自己。在剧变时期,苏共已经发展到连自身的矛盾都无法解决的程度,更不必说领导国家和群众前进了。当时苏共已病人膏肓,陷入深刻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思想路线非常混乱,党已丧失了精神支柱和思想凝聚力,丧失了政治敏锐性和分辨是非的能力,已没有能力把握政治局势,无法带领群众前进。二是党内腐败愈演愈烈,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党的领导人威信扫地,逐渐成为民众攻击、嘲弄、唾弃的对象。对这样的党,在关键时刻,人民群众是不会为它分忧的。三是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受严重破坏,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严重泛滥,纪律松弛,派系林立;另一方面是个人专断独行,缺乏党的集体领导和监督。

苏共党内腐败由来已久,从而繁衍出一批蛀虫。他们希望“变天”,以便“合法”地保持和扩大自己侵吞来的社会财富。党外分子点燃了剧变之火,党内的腐败分于遥相呼应,推波助澜。从解体后的结果看,现在俄罗斯的“新贵”,大多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而是原苏共党内的各级官员。看来,正是这些党内蛀虫,先是借“改革”摧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然后在解体后毫无顾忌地成为“暴发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时莫斯科是那样平静,政权交替是那样顺利。正是由于党内腐败分子败坏了党的形象,使党严重脱离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共党内腐败是其的一个深层原因。

苏共的教训表明,是共产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而加腐败则必然使党变质,严重脱离群众。党中央多次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获得蓬勃发展,这又震惊了世界。中国共产党人有责任深入研究和思考如此错综复杂、变化深刻的历史现象,进一步得出必要的经验和教训,以利于更好地巩固和加强自己,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有力应对。当今国际形势的变化有两个显着特点:一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二是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一些政界要人主张打两种战争:一是经济战,二是演变战。配合这两种战争的,还有军事干涉战。其目的是要消灭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一统天下。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在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条件下,我们善不善于同他们打思想政治战。某些西方国家一直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同志对此早有察觉,并提出了一些防范措施。到了八九十年代,西方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邓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锐利眼光看透了这种图谋。他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剧变以后,他们就把和平演变战略的主攻方向对准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想借助剧变的冲击波很快地把中国搞垮。这个梦想失败后,就改变为打持久战的战略,想用10年、20年把我们搞垮。西方敌对势力在90年代以后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策略手法又有新的变化和特点:

其一,由“攻心——夺权——私有化”老三部曲变成“攻心——私有化——变权”新三部曲。西方一些人认为,完全可利用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时机而诱使中国推行私有化战略。只要私有化战略实现了,不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丧失了基础,而且社会主义政权也丧失了存在的基础。等到后几代人掌权的时候,共产党政权就会不夺自变。所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在思想上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政治上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上鼓吹私有化。

其二,由“三化”发展到搞“七化”。所谓“三化”,就是西化、分化和弱化。所谓“七化”,就是在“三化”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淡化、腐化、丑化和溶化。淡化,是指淡化政治、理想、公有制和共产党领导等观念。腐化,是指利用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钻中国法规的空隙,赚中国人的钱,腐蚀中共的干部,再赚更多的钱,搞垮中共的经济基础,进而搞垮中共的上层建筑”。丑化,是指利用我们党的工作失误和当前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的罪行,添枝加叶地加以丑化,使党在民众中威信下降,进而脱离群众,失去民心。溶化,是指以人权否定国家的,用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学说,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以上说的“七化”,是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的新策略,其要害是要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妄图使人们丧失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大厦的倾斜和倒塌。

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对党员干部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 教育,研究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和措施,使领导干部自觉地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中经受严峻的考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还要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全民族的觉悟和素质。只要党的各级组织朝气蓬勃、坚强有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和素质普遍提高了,我们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国内背景

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国内背景看,也有三点:

第一,对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思考。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这更加是对我们党的严重考验。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各种政治思潮、政治派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归根到底都由其能否推进和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来决定。我们清醒地看到,面对新的世纪,我们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就国内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社会范围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这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另一方面又对我们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和众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我国正处在“伟大变革”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大发展中,我们党要走在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前列,就必须进一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第二,对体制转变和改革攻坚的深层思考。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面临着市场经济和能否打胜这场改革攻坚战的严峻考验。市场经济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其消极的一面,会促使人们产生一种自发动力,从而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金钱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拜金主义;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享乐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享乐主义;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的个人利益观念推向极端,产生和滋长利己主义:这三种主义是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所以,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刻,人们头脑里容易淡化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和滋长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一旦这种人生观、价值观控制了某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头脑,就容易产生和滋长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正是这样一些典型代表。1989年发生的那场,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以反对腐败为幌子挑起来的。所以,小平同志早就告诫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并强调,我们这个党已经非抓不行了。

要胜利完成改革攻坚和实现体制转变,稳定是前提。与经济体制根本转变相伴随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与部分工人下岗相伴随的是政府减员和军队精简。在迈向新世纪的关键时刻,如何处理好一千多万下岗职工的生活安置和再就业问题;如何处理好——政府机关精简的几百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如何解决好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和没有考上高校的中学生的就业问题;如何处理好几十万裁军人员和大批转业复员军人的安置问题,以维护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这是事关改革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同时,还要警惕其他不安定因素的产生和滋长(如组织和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等),警惕有人借机制造事端,破坏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全面加强全党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有维护团结稳定的高度自觉性和政治责任感。

第8篇：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注重民主启蒙在文化重构中的作用，是因为中国原典文化中民主资源的严重缺乏。因为格外缺乏，故须格外注重。①

“民主”此一概念在中国出现得很早。如《书·多方》：“乃惟成汤克以而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有关民的词汇与论说在中国古籍中还有不少。如以下：

“民天”。《汉书·郦食其传》云“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宋史·乐志十二》云“土爰稼穑，允协民天”；“民生”。《左传·宣公十二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民时”。《汉书·五行志上》：“妄兴徭役，以夺民时”； “民贼”：“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民本”：《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不过我们无法从以上记载中找到“民主”的现代意义。所提倡的民主在英文为“democracy”,是人民（市民）自己作主。

而在中国的古典词汇中，“民主”是“为民作主”，或作“民”的“主人”解。人民自己做主与别人（或天）为民做主，意义上完全不同。如果说“民主”指的是“民”的“主人”则更与民主的现代含义南辕北辙。

中国古代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中，与“民”有关的概念表现以下的思想：

其一，反映封建君主对“民”的管理思想与统治策略。古代君主与官僚已经看到了“民”的物质生活本质是“食”，即民以食为天。认识到惟注意民的物质生活的满足，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才能从根本上阻止农民的“造反”，而使“天下久安”。需要补充的是，“民以食为天”的思想也表达了中国古代支配思想对社会经济规律的初步认识。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的社会。农民靠从土地收获粮食与棉麻养活自己并维持整个社会人群的生存。所谓“食”也可以理解为农业生产。“农”兴则国兴，“农”衰则国衰。统治者看到这一点，天下“贤君”无不将农业视为头等大事，以此维持国运。

其二，表现了中国的“君民” 辩证关系。中国文化意识视君民如舟与水。水既可以载舟也可以复舟。中国不存在如日本所有的天皇万世一系的情况，皇朝处在不断更迭过程之中，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是农民起义。中国古代思想承认“革命”的合理性，对“汤武革命”抱首肯与认同的态度，这在世界文化中是比较突出的。也正是中国统治文化对君、民辩证关系的认识，也正是中国有悠久的农民“革命”传统，使“君”对民即有肆意的一面，又有畏惧的一面。而其畏惧的最大本质是皇权的丧失。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统治者才提出“以民为天”及“民为本”的思想。但这样的理论中并没有现代“民主”的真正含义。

其三，中国有关“民”的思想，“君”为主体，“民”为客体。体现中世纪的强烈的君民、官民的不平等性与“养民”思想。从中国来看，从古代起就有所谓“养民”思想。《左传》云：“天生民而树之君”，“命在养民”。孔子说：“其养民也惠”（《论语》）。中国文化只是承认国君与官僚有养民的义务，而不承认民众与以后的市民的社会权利。养民思想如果说还可体会到在“上”的贤良精神，但确实找不到民主思想的痕迹。民主思想建设是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发展演化的必然结果。我们有意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做作160年 （近现代）、100年（20世纪、现代）与50年（当代）的区别。

另外，我们在分析文化建的历程时，一定要注意一个时期文化与作为其背景的社会大事。我们将这些社会大事说成是社会的大事件，简单地说是“事件”。诸类的社会“事件”组成社会的时代“主题”。因此就有了“社会事件”--“社会主题”。“文化”跟着社会“走”，不会别开歧道，不会“异军突起”。“社会”决定“文化”，社会“事件”引发文化“事件”。社会主潮引发文化主潮。每当社会发生了大问题，文化也就出现了大问题，文化的变迁总是对社会大“事件”与社会总“主题”的回应。

中国近代即从1840年到1900年中国的社会事件是什么？依照事件的排列，择其要者虽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及一系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洪秀全起义、洋务运动、等，但说到最大变局则众口一词：世界列强的侵略。这样，中国的文化变革就有了“民族”的“学西方”的明确取向。

禁锢的国门被西方坚船利炮攻破，在中国人思想中留下最直接鲜明的印象。故中国文化变革的最早特点表现为西方地理研究与西方器物介绍。此后，留学生与官僚的出洋学习与考察，中国人对西方认识日渐加深，中国文化建设又多了认识西方制度的任务。西方地理西方器物（科技）西方制度，是近代（1840-1900年）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最初步的思想路径。

我们要提出的一个观点是：对于西方器物与制度的学习有一个“表里”的问题。其“表”是模仿与制造。其“里”是内藏于“表”之里的思想与精神。也就是说一直到，中国人的向西方学习是表面的模仿与制造。洋务运动是对西方器物科技的模造，是对西方制度的模造。仿其“表”而不探究或少探究其“里”。知其外表与形式而不知其思想与精神。

其实，在西方“器物”与“科技”的背后依靠着“科学精神”的支撑。在民主共和制度的里面包裹着“民主思想”的内核。直到洋务运动与，中国还没有将“民主”与“科学”提上文化重构的日程，是因为民族的认识能力呈渐进式的提高，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到达这样的认识程度。至少说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只停留与酝酿在少数领袖人物的心田，还远远没有成为一种“运动”。 从社会整体上来说整个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还是如王韬所说，知其发肤而不识其“脏腑”。

20世纪开启，先进的文化学者已不再满足于对西方文化之“表”、“形”的模仿。从学习西方的意义上说，西方的外表“发肤”已经知晓，从文化重构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表面层次的建构已大体完成，所要进一步去做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内在层次更新与重构。所以说，正式提出“民主”的课题是中国受容西学，进而重构文化的逻辑演进。

这样的逻辑演进的现象不啻出现于时期，而且还要顺着这样的逻辑继续演进下去，直至中国文化真正的重构成功。只要是中国文化重构工作进行一天，就不能忘记重铸中国民族魂魄，其重要精髓之一即是“民主”。离却民主精髓，就说不上有真正的中国新文化。

民主思想发展，将对市场社会与市场经济起到促进作用。一个完善的市场社会应该有民主思想与其“配套”，而成为完整的社会文化整合体系。民主的本意是公平、平等与自由，在一个民主思想不普及，民主制度不完全的社会，商业的竞争将是不平等的。合理的市场社会将建立合理的竞争规则，营造公平的经营局面。不平等将对商业竞争规则的建立与国家市场的组合起到极大的破坏作用，最终破坏市场，破坏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由此停滞。民主所表现的自由，首要的是投资的自由与民营的自由，民主思想得不到普及，自由投资与民营发展将因无奈的拘牵，而发展缓慢。

民主发育不全的社会，将会因监督力的缺乏，无法对腐败现象做有效的监控。 “失控”力的延续，将导致社会组织的最后解体。而市场经济也由于失却社会组织的统合与调节同时走向崩溃。确然，民主实现需要社会“均质”做它的前提，假如一个国家还存着较大的贫富差别、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别、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公民受教育程度与机会的差别……，而达不到“均质”水平，民主的施行将会遇阻；假如一个国家市民（中产阶级）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量化程度，国民所受教育程度还很低下，这个国家也没有“资格”获取民主的“证书”； 假如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低下，“发展”还是它的首要难题，民主的课题就会推后；假如一个国家遭受外敌侵略，民族矛盾上升，民主与民族的课题也很难并举，率先解决的很可能是“民族”而不是“民主”。

黑格尔将国家视为普遍的存在，而将市民社会看作是特殊的存在，最后得出市民社会、市民思想（民主思想），“必须以国家为前提”的判断。②马克思对此曾说：“黑格尔对国家精神、伦理精神、国家意识崇拜得五体投地”。事实是，德国一方面在宗教上是坚定的“新教”堡垒，其现代化方式又表现出较多的有别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地方，由此与东亚现代化模式表现出某些相近代的地方。

然而，一旦均质水平提高，“路面”渐平，就应该加快速度，向民主理想奔驰。虽说驾车的第一前提是“安全”，而其“本质”却是“速度”。虽说以“权威”方法求“发展”，而目标是“发展”与“民主”的总和。

进一步说，“发展”推动与酝酿着“民主”。发展过程中市民层的扩大将促成“民主”载体的拓展；市场原则中“公平”、“契约”理念向政治范畴的外延，将最终使“市场”成为“民主”的课堂；市场经济的每一发展都在为“民主”的殿堂，砌砖树梁。

“民主”思想的出现、民主程度的提高与民主操作的成熟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与文明程度的标志。现代化不能仅仅体现在“经济”上，还要体现于“民主”。一个经济发展而民主滞后的社会，不能说是一个现代化社会，不能说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

显然，现代化从一个意义上说，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而且也是政治的现代化（民主）。对现代化的诠释，不仅是国家与民族的，还是“世界”的。现代化是“工业化”与“市场化”，现代化还是“世界化”。当世界精神主流已经向着民主平等与自由的方向涌进，而一个国家还只是满足于“经济”，将民主的课题延宕无已，势将疏离国际潮流，其结果成为世界孤儿而陷入向隅而泣的尴尬。其显例在东亚有日本，在西方则有德国。半个世纪之前，两国的经济发展取得相当的程度，经济发展任务已经完成，却继续维持甚至发展专制统治，一举向外侵略，留下的教训十分惨重。

这样，对东亚权威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会有一个辩证的认识：这样的发展方式是需要的，但只是“权宜”的与一时的，是东亚现代化的过渡形式。由于中国古典文化中民主资源的缺乏，由于人类文化进化必然要使封建文化演化为民主文化，由于“民主”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决定中国文化在重构与更新过程中要十分注意民主思想的输入、启蒙与受容。

注释：

第9篇：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五种社会形态；马克思；列宁；斯图鲁威；斯大林；毛泽东

一般来说，我们所说的“五种社会形态说”指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相继演进的五个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它是一种社会发展演变的规律。这种学说曾一度风靡中国，并最终在中国扎根。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这种学说对我们的深深影响。那么这种学说是怎么形成的呢？笔者认为，“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形成过程，是与很多地区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本文试图追根溯源，以明晰这种学说的形成脉络。

一、“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形成

大部分人认为“五种社会形态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也是马克思的理论。事实上这种认知并不完全准确。

众所周知，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正是欧美处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获得极大的提高，各国的经济蒸蒸日上，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社会发展的大好形势给世人以憧憬，于是社会科学界大多都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社会。许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甚至坚信资本主义永恒论。针对这种现象，马克思提出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的形成以及未来命运的理论。

研究社会形态的人一般都认为“五种社会形态说”的源头就是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以下简称《草稿》）和写于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里的一些论述。马克思在《草稿》中“证明西欧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历史和逻辑的起点是原始公有制——即其使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第一层含义，用以泛指他当时所知的最原始的公有制——然后经过古典古代的（《草稿》中有时直称‘古希腊罗马的’）所有制形式和罗马晚期的所有制、特别是隶农制与日耳曼所有制的混合产生出西欧的封建农奴制，然后从农奴制产生出西欧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西欧式的封建制和农奴制，就不可能有西欧式的资本主义”。在《序言》中进一步归纳概括为“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从《草稿》和《序言》里的论述，即可看出，马克思所说的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而不是缺少了定语“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凡是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对东方历史的了解是有限的，对中国的了解也不多。并且，马克思也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其在1877年10~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指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再一次强调，“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由上述可知，马克思论述的，“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是仅限于西欧来说的。主要是为了批判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一些人提出的资本主义永恒轮，而证明西欧资本主义必然要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而提出的。

二、“五种社会形态说”理论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

然而，马克思这种限于西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使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的俄国，虽然经过1861年农奴制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生产力获得某种程度的解放，经济也开始加速发展，但是，在当时的俄国还广泛存在着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这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矛盾的。其他各种社会矛盾很快凸现，并呈逐渐激化之势，国内局势并不稳定。针对俄国该走何种发展道路，发生了一场争论，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能否跨越的问题。

俄国怎样才能建成更加美好的社会?农村公社是否必然解体？资本主义道路是否不可避免？对于这些问题，一些人只是根据对马克思在《序言》和《草稿》里的只言片语及对其论述的片面理解，就断言俄国的农村公社注定要灭亡，俄国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1877年，俄国《祖国纪事》杂志发表的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就认为马克思断定一切民族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由此断言俄国那些主张保存农村公社而避免资本主义道路得人们，包括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违背了马克思的学说”。上述马克思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就是针对俄国国内这一争论做出的回应，认为俄国不一定必然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认为，如果处理得当，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带来的种种灾难，通过另一条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最后实现共产主义。从这种不同观点的对比中可以发现，马克思限于西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所适用的地理范围，被有意或无意地扩大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引起了对这一学说更加激烈的争论。战争给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使得更多的人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看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给人以美好的希望。由此，马克思主义很快获得迅速广泛的传播。坚持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逐渐占据上风。 转贴于

1919年列宁在其著名的演说《论国家》中曾经这样论述人类社会相继演进的几个阶段的理论：“世界各国所有一切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发展，是这样向我们表明这种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常规和次序的：起初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父权制原始社会，即没有贵族的原始社会；然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即奴隶占有制社会。整个现代文明的欧洲都经过这个阶段，奴隶制在两千年前占有完全统治的地位。世界上其余各州的绝大多数民族也都经过这个阶段……在历史上继这种形式之后的是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在绝大多数国家里，奴隶制发展成了农奴制……后来，在农奴制社会内，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在人类历史上有几十个几百个国家经历过和经历着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显而易见，列宁在对人类社会演进阶段的比较明确的论述中，无论是在马克思限于西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所适用的地理范围上，还是在这种理论的外延上，都有很大程度的扩大。到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史学理论界进一步归纳出“五种社会形态说”，即V.V.斯图鲁威院士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公式——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明确了“五种社会形态说”适用的范围是整个人类社会，其理论外延也进一步演化成各种制度。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把其作为定论确定下来，“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由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作为联共（布）中央决议认定的标准的党史教科书《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中的一章发表的，按当时的苏联体制，它对联共全党甚至苏联全国都具有法典式的权威，无论谁背离了它都要受到追究。而且，按照当时共产国际的活动规范，它对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也都具有法典式的约束力。从此以后，苏联出版的哲学教科书和哲学辞典，全都遵循《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定下的基调，稍微有所偏离，就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而受到追究”。

三、“五种社会形态说”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同样是处在剧烈变动的时期，这时，有志之士提出的各种救国方略相继失败，中国革命陷入了困境。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现实，让许多处在彷徨或绝望中的中国的革命志士们看到了新的曙光。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马克思主义获得广泛传播，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也越来越多。并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长期得到来自苏联的各种理论指导，随之关于人类社会演进阶段的理论也逐渐传入国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相继展开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建国后关于中国古史分期的长期论战以及80年代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战”，都受到了来自苏联各时期关于人类社会演进理论的深刻影响。这些论战基本上是以其为理论依据，这就为“五种社会形态说”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共产主义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开始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并且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干部和知识分子必修的政治及历史读本。可想而知，“五种社会形态说”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取得什么样的位置。那时候的大部分历史学家，就是在这种理论框架下进行历史研究的，并且依据这种理论编写各种教材，教育各阶段的学生。很快，“五种社会形态说”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被国人普遍接受。尽管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斯大林的权威下降，加之不久中苏关系恶化，一些来自苏俄的理念和词语渐遭质疑，但苏俄版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却沿用下来。

四、结论

综上所述，马克思当时的论述仅限于西欧历史的发展演变，并且指的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到了俄国，其适用范围被扩大到整个欧洲，乃至一些亚非国家。其外延也进一步向整个社会形态演化。在中国，“五种社会形态说”经过历史学家们的论证，最终确定下来。现在仍可以从最新发表的诸多历史著述中发现，大部分中青年学者和一些老一辈历史学家即使不赞成甚或反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也还在使用一些诸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之类原属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框架中的专业术语。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科学界仍然没有从深层次、根本上驳倒这一僵化的著名的历史假说。

参考文献

1、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