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四大才子精选(九篇)

第1篇：江南四大才子范文

然而，经查史书才发现，历史上并无周文宾其人。那这个周文宾又是怎么出现的呢？

据传，周文宾在四才子中年龄最小，长得也最帅。有―年正月十五，祝枝山在虎丘搞了一场灯谜会，风度觎翩的新科进士周文宾猜谜得了第一，得第二的是苏州王大户的干金王小姐，那天她女扮男装，风流倜傥，自称王老弟。周、王二人一见倾心，遂相约某日到寒山寺换帖结拜金兰。届时，周准时来到相约地点，发现来的竟是一位绝色佳人，再一细看，可不就是王老弟，爱慕之情顿生，王小姐也频送秋波。

周文宾回到家中，便请父母前去王家提亲。周父经过调查，发现王大户治家有方，老实本分，两家也是门当户对，于是决定促成此事。但王大户脾气古怪，有许多官宦子弟欲与其女结为秦晋之好，均被谢绝，自己去提亲估计也不成。正在这时，唐伯虎给他们出了主意，说王小姐有一个哥哥叫王老虎，是个不学无术的浪荡公子，而且好色，可以在这个人身上做文章。

这天，周文宾打扮成少女模样，出现在王老虎的必经之处。王老虎果然是个好色之徒，一见有美女，立刻便把持不住，命手下人一拥而上，将“她”绑至轿中。“少女”见众恶少前来，先是惊慌失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到轿中，莺啼燕语，自诉是大户人家出身，愿和王老虎成亲，但必须要举办婚礼，否则宁死不从。王老虎听了，心花怒放，决定先将此女抬进王府，暂放在妹妹房中，明天就举办婚宴，拜堂成亲。王大户听说此事，大为不悦，但又害怕如不举办婚礼，儿子会因抢亲之罪受到惩处，只好同意。

周文宾与王小姐同处一室后就露出了真面目，并且将计划说与了王小姐。第二天一早，王小姐就闹将起来，说哥哥在自己房中藏了男人，哭着哭着就要上吊。就要王象忙乱不堪、尴尬万分之际，文征明前来凑热闹，由于文与王小姐母亲沾点亲，王大户遂把家中丑事说了出来。文听后哈哈大笑，说不如假戏真做，将错就错，将小姐嫁给周文宾，佳人配才子，也是一桩上上的婚姻。王小姐听了此话才破涕为笑，王母也无意见，但又怕男方不允。文说：“周家父子的工作，包在我身上，你们尽管做好迎亲准备就是。”王大户到了这时也别无他法，只能答应。不一会儿，文前来报喜，称周家父母已同意即日成婚。就这样周文宾、王小姐有情人终成眷属，成就了一段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

然而，查《明史》及其他正史，明中后期，苏州确有“江南四杰”、“吴中四才子”之说。但都说是祝允明（枝山）、唐寅（伯虎）、文征明、徐祯卿，而周文宾却在任何典籍中都查不到。因此可以断定是后人把徐祯卿换成了周文宾。

徐祯卿，字昌谷，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国子监博士，《明史》称他为“吴中诗人之冠”。他在四才子中年龄最小，但官却是做得最大的。

按说，徐记忆力超群，“家不蓄一书，而无所不通”，这些都很符合“才子”的特征，可为什么偏偏要把他逐出“四才子”之列呢？原因可能有四：

首先，徐出身清贫，是以他的婚姻生活浪漫不起来，甚至还可能出现过危机。

第二，徐是一位丑男。据《明史》记载，他生就一双三角眼，且多眼白。这种长相会让人先入为主地认为他阴森狡诈。所以当他考取进士时，明孝宗本想将他留在身边，但召见之后，便不了了之了。以此长相，要他去演绎风流才子的韵事佳话，显然有点不合适。

其三，在四才子中，唐、祝、文都是文人兼艺术家，如唐、文的画，祝的字，都是一时之杰，尽管他们也能诗善文，但其主要成就都是在艺术领域。唯徐以诗名世，是个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家。就这点而言，他与其他三位才子有着较大的差别。

第2篇：江南四大才子范文

江南是烟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江南出芳草鲜花，出才子佳人，出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但江南又是英雄辈出的地方。古往今来，这里孕育过诸多骁勇的斗士。那锐利的兵——剑，也是源于江南的吴越。是什么力量使得缠绵悱恻与凌厉强悍这两种悬殊的气质能够天衣无缝地契合一地，且生生不息，历千年而不朽呢？我一度大惑不解。

一次重读《老子》，书中的一句名言让我顿开茅塞。“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老子的话，一语道破了水的柔弱秀美与坚韧顽强的两重性。江南是水乡，河流纵横，池湖密布。它们流淌在青山脚下，穿行于广袤的田畴间，还有那直落九天的瀑布，山中奏呜的清泉——千百年来，是水，滋养着江南的风物、江南的人，孕育了江南独特的文化。

江南的水，如轻纱薄雾．随风起舞，变幻无穷，滋润得江南的景物风姿绰约，江南的人风情万种。一曲《又唱江南》，浓缩了一年四季江南的秀美景色：“二月你看江南的花，花如野火遍地燃；清明你看江南的雨，细雨裹着万重山……”江南的人也一如江南的风物，温婉细腻，柔肠百转。莫愁湖畔莫愁女，西泠桥边苏小小，还有西湖的断桥．绍兴的沈园，秦淮河上的桃叶渡……深受上天厚爱的才子佳人，在江南大地上留下了诸多生命的足迹和美丽的传说。就连江南人讲话也是吴侬软语，情真意切，唱起来就更让人心旌摇动。那江南曲艺的代表苏州评弹，唱词娓娓如诉，弦乐清丽委婉，就像曲水清流，清澈纯净又韵味悠长，就连草木也会为之摇曳。

第3篇：江南四大才子范文

[关键词]隋炀帝；江南文化；南北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K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2-0057-02

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一个颇具争议的封建帝王，在人们的普遍认识中，他是一个暴君，荒淫奢侈。然而其创立科举，开大运河，营建江都，促进江南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历史功绩是无法抹杀的。胡戟先生更认为，隋炀帝是一个“伟大的暴君”，①“他不可谓不轰轰烈烈的一生”。②

杨广很小就受到江左文风的熏陶，《隋书·柳辩传》载：“初，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柳辩后，文体遂变。”成年后娶梁昭明太子萧统的玄孙女为妃子，而萧妃自小就学习江南六朝文化，具有很深的六朝文化涵养。《隋书·后妃传》载：“性婉顺，智识，好学解属文，颇知占侯。高祖大善之，帝甚宠敬焉……帝每游幸，后未尝不随从。”加之杨广坐镇江都多年，因此，江南六朝的文化与风俗深刻影响了他。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未满20岁的杨广率50余万大军南下伐陈，并一举平定江南，结束了近300年的南北分裂，重新统一了全国。开皇十年（590）底，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在江南爆发。为平定叛乱，隋文帝派杨素率大军前往镇压，同时调杨广为扬州总管，“镇于江都，每岁一朝”。③开皇十二年（1592），杨广积极配合杨素的大军，迅速平定了江南。然而如何打破南北间隔阂，促进江南的繁荣与稳定呢？杨广打破“关陇本位”的思维模式，开始改变隋文帝在江南的政策。

隋朝时期，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格局已经形成，有关隋炀帝对儒学的政策在此不加赘述，本文着重于隋炀帝对佛、道政策及江南人才的选拔与任用进而促进江南文化繁荣的研究。

一、江南佛教文化的发展

隋炀帝自幼崇奉佛法，他和兄弟在童年时都各有佛名，其中一个甚至想出家为僧。并且佛教是隋文帝及其妻独孤皇后共同信仰的宗教，隋文帝出生于寺庙之中，独孤皇后则有“妙善菩萨”的美称。

三国两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分裂对峙，使人民饱受战乱之苦，而佛教认为人生本就充满痛苦，现世之苦是前世作孽之果，宣扬只有信奉佛法、积德行善才能逃离苦海，进入极乐世界。这正好迎合了人们渴望解脱的心理，南方信佛之风遂盛。杨广也深知佛教对劝善教民有很大帮助，因此，坐镇江都伊始就采取怀柔手段治理江南。如连续下令收集和重抄在战争中散落的佛经；在江都建佛寺与馆堂，设立四道场，即慧日、法云道场和玉清、金洞玄坛。其中，前两个道场属于佛教道场，后两个是道教道场。仅慧日道场就招揽了智脱、吉藏、洪哲、、慧觉、慧乘等高僧。杨广在慧日道场立了《宝台经藏》，并亲自撰写《宝台经藏愿文》。杨广在江南设立的四道场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宗教中心。与此同时，他还开始笼络佛教天台宗高僧智 。

开皇十一年（591）年底，杨广在江都给1000名南方僧人设斋席，迎接智 的到来。杨广尊智 为“智者大师”，智 赐予杨广佛号“总持菩萨”。智 回天台山寺院后，杨广与这位高僧保持定期通信，每次通信都虔诚地以“菩萨戒弟子总持”署名。对智 的要求，如停止拆毁原陈都中的寺庙、保存高僧圣骸的寺庙不受打扰等都予以准许。《国清百录》收录两人的信件达71件，占全书收录信件的很大一部分，从中可以了解到杨广和智 的私交非常密切。由此，杨广对佛经有广泛的兴趣与真诚的佛教情愫。

此外，根据《国清百录》、《续高僧传》、《广弘明集》等著作记载，杨广还与括州、潭州等地的多位高僧积极交往，并“始于所居外援间立慧日道场安置禅师以下，江陵论法师亦已远至，于内援建法云道场，安置潭州觉禅师以下。即建深善辄以咨，仰承相次，为营功德”。④迁都洛阳后，“于城内建慧日道场，延屈龙象，大弘佛事，盛传”。⑤

由于杨广的推动，江南佛教文化获得极大发展。据隋僧法经《众经目录》记载，隋有佛经2257部，5310卷。

二、江南道教文化的发展

鲁迅认为，“中国的根底全在道教”。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来自民间并植根于民间。在崇佛的同时，杨广对道教的发展也采取了措施。

史载：“隋开皇十二年，晋王分陕维扬，尊崇至教。”⑥“至教”即道教。杨广对道士徐则很钦慕，为求道法给他写过信：“夫道得众妙，法体自然，包涵二仪，混成万物，人能弘道，道不虚行……希能屈已，望披云。”徐则遂到扬州拜见晋王，只是当晚“寂然返真”。杨广知道后下书说：“寡人钦承道风，久餐德素，频遣使乎……未淹旬日，厌尘羽化，反真灵府。”⑦并派人将他安葬，“丧事所资，随需供给”。还下令画工给徐则画像，并“令柳辩为之赞”，供人观瞻。

除了对徐则敬重外，杨广对当时很多有名的道士也很欣赏。《隋书·徐则传》记载：“时有建安宋玉泉、会稽孔道茂、丹阳王远知等，异性辟谷，以松水自给，皆为炀帝所重。”其中王远知出自江左高门琅琊王氏，是茅山高道、南朝“山中宰相”陶弘景的高徒，是江南道教的代表人物，杨广为晋王时曾派人据礼招引。杨广即位为帝后，对道教也很重视，“炀帝迁都洛阳，复于城内及畿甸造观二十四所，度道士一千一百人”。⑧后于大业七年（611）派人迎接王远知到京师。杨广亲执弟子之礼，命王远知主持内道场的玉清玄坛。在王远知等高道的带领下，江南道教文化蓬勃发展，教理教义也越来越细致，信众也越来越多。隋炀帝还组织把佛教、道教等宗教的经典书籍，分类撰写目录并予收藏，编成了《隋朝道书总目》，其中道经337部，1216卷。

杨广推崇道教文化，除了道教是其个人的一种外，还在于通过道教来促进南北文化交融，笼络江南道教信众，进而消除江南百姓对隋王朝的敌对矛盾。他“借助佛儒作为沟通南北人心的联络渠道，稳定南人情绪，巩固统一局面，是成功的”。⑨

三、重用江南人才，促进南北文化融合

隋朝宗室勋贵多源自关陇贵族，隋代周是通过禅让实现的，因此，隋初大部分官吏都是北周旧臣或通过门荫获得官职。而江南地区为南陈故地，江南人才没有门荫或者特权，因此，入仕与晋升的机会基本上被阻隔了。而在隋文帝的核心领导层中，杨广是第一个打破“关陇本位论”注意保存江南文化的人。《隋书·经籍志序》记载：“平陈以后，经籍渐备。”钱穆先生说：“隋文帝平陈，以炀帝为扬州总管，镇江都，置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成书万七千余卷。”⑩

杨广于藩邸时即开始大量选用有才华、有名望的江南士人，较著名的如刘焯、刘炫、薛道衡、王胄、虞世基、虞世南、潘徽、诸葛颖、庾自直、徐仪、许善心、姚察、褚亮等。《隋书·柳辩传》载：“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颖、虞世南、王胄、朱踢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这些人多是入仕或升迁不得之人。他们在杨广的组织下，编撰各类新书达1.7万余卷，整理古籍并抄留副本3.7万余卷。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江南学者潘徽等编纂的《江都集礼》，这部书对唐代的礼学影响很大。

炀帝即位后，创立科举，开通大运河，营建东都，改革音乐体系，还在大业五年（609）下令 “魏、周之官不得为荫”，11废除了魏、周、官爵门荫后代的旧制。

首先，开创科举为江南才子提供了公平入仕的道路。特别是明经，进士，诗赋的考试，使久习南学、诗赋功底深厚的江南人士具有很大的优势。隋以前的人才选拔制度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而科举制有利于民间形成刻苦学习之风，有利于江南文化的发展。据统计，北宋江南进士7869人，而北方仅789人。这么多江南人才的出现是源于隋炀帝创科举对江南士子的鞭策，大量人才的出现也必定带来江南文化的繁荣。

其次，开通大运河，为江南经济、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物化支撑，即地理条件的便利。隋炀帝希望“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12“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13大运河的开通使南北联为一体，促进了南北文化、风俗的融合及经济、文化的繁荣。大业三年（607）年，炀帝派使者访问赤土及征伐高丽所需的战船，都是江南人才设计建造的，这反映了江南科技水平的高超与文化的繁荣。经济文化的繁荣促使江南四大都市即淮安、苏州、杭州、扬州的形成。尤其是扬州，逐渐发展成为与洛阳、长安齐名的国际性大都市并获得“扬一益二”的美称。江南吸引了无数文人骚客，这些名人的到来进一步促进了江南文化的繁荣。

最后，融合南北音乐与国外音乐，形成新的音乐体系与音乐文化。杨广曾在仁寿元年（601）上奏请求牛弘、柳顾言、虞世基等江南人士创制雅乐歌词。杨广即位后仍积极吸纳江南音乐，同时也吸收北方音乐。史载：“四方散乐，大集东京。”14“以所征周、齐、梁、陈散乐，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传授，乐工至三万余人。”15这标志着中国古代南北音乐的融合，同时对后世的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杨广从做扬州总管起，就开始针对江南特殊的形势，调整隋文帝的政策，崇佛尚道，笼络人才。即位以后，更是创立科举，开通运河，兼容南北文化。隋炀帝是江南文化繁荣与发展的最有力推动者。从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角度来看，隋炀帝的这些举措，顺应了社会经济、文化南移的发展趋势。

[注释]

①②⑨胡戟：《隋炀帝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⑦111213《隋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0页、第72页、第79页、第86页。

④⑤清·严可均辑：《全隋文 先唐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8页、第65页。

⑥董诰：《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⑧《正统道藏》第18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第4篇：江南四大才子范文

中南银行受侨资背景的影响，成立之初就开办了国际汇兑业务，在华商银行中属于首创，被政府指定为货币发行行和经营外汇的专业银行。抗战爆发后，总经理胡笔江不幸遇难身亡，1945年董事长黄奕住病故，黄奕住之子黄浴沂先后接任总经理、董事长，直到后来参加公私合营。2001年中南银行香港分行并入中银香港分行。

中南银行后迁入汉口路110号新址。大楼由上海著名的设计公司马海洋行设计，钢混结构，建筑原为四层，1997年加盖了四层檐口上方的三层。大楼立面特征呈新古典主义风格，为“三段式”格局，一层基座采用横条石贴面，入口处列四组塔司干双柱，主体部分由四根贯通二至四层的塔司干巨柱构成视觉中心，两侧各开三个窗户，三四层的窗外设外挑阳台，围栏造型各异，下层用石材刻出镂空的十字花饰，上层采用雕花铁质护栏。这座建筑的特色之一是设置了较多的塔司干石柱，相比爱奥尼亚和科林斯两种柱式，略逊美观，不过厚重、简洁、稳健的直观感受，或许是从建筑设计风格上体现了管理者稳健的作风。

南洋巨商黄奕住倡组中南

黄奕住是中南银行的发起人、最大的投资者，也是中南银行的顶梁柱。他是福建南安人，自幼家贫失学，16岁随母流浪漂泊到海外，先到新加坡，后到印度尼西亚，做过剃头匠,做过肩挑小贩，走街串巷叫卖，后在爪哇三宝垅市经营土特产。1895年起经营蔗糖，购置店屋，成立“日兴行”，经过多年拼搏，1914年总资产达到300万印尼盾以上，被列入《世界商业名人录》。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少糖商对世界经济前景抱犹豫观望的态度，黄奕住却以过人的胆识乘势购进大量蔗糖，获利颇丰。荷兰殖民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不少，于是加紧了对印尼人民和华侨的压榨。黄奕住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拒不加入荷兰籍，决定业成返国。1919年4月5日，他将2000万美元汇回中国后，回到厦门鼓浪屿。

1919年中国报业泰斗、《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率新闻代表团到南洋考察，结识黄奕住。黄奕住回国后，1920年前往上海专门拜访史量才，表达了自己要创办银行、报效祖国的意愿。黄奕住算是找对了人，见面后经过一席交谈，双方一拍即合，黄奕住接受史量才的建议，很快决定将新成立的银行定名为“中南”，以寓“南洋侨民不忘中华”之意。

早在1919年12月，黄奕住专程前往南洋等地考察时，就决定与爱国侨商李清泉、薛敏同“倡组中兴银行，以挽回权利”。结束了在海外的考察访问，黄奕住又在国内的香港、上海调查，拜会了一些知名人士，这其中就包括后来中南银行的两位重要人物史量才和胡笔江。彼时中国许多银行总部都集中在政治中心北方，后来北四行的盐业、金城、大陆的总部均设在天津，而黄奕住却意识到上海已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故决定将银行的总部放在上海。日后许多银行纷纷将重心南迁的时候，黄奕住独到的眼光得到了证实。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有人劝黄奕住加入外国籍，以保住生命财产。黄奕住坚决拒绝，说：“吾无意时髦，共赴国难，何惧之有？岳飞还我河山，血红四字，精诚威严，墨舞心声，流芳千古。”考虑到中南银行各地储户的利益，他登报启事，通知客户，不论定期活期存款，即日起可来领取本息，既维护了客户的利益，也为银行赢得了声誉。

金融才俊胡笔江功绩卓然

中南银行的董事、监事大多是华侨商人。他们不懂银行业务，也无暇顾及银行事宜，于是史量才向黄奕住推荐胡笔江，称胡笔江是中国金融界的杰出人才，在北方任职多年，政府方面熟人很多，可一手办理赴京申请注册开办银行等事项，还可进一步申请发钞权，于银行发展十分有利。胡笔江得到黄奕住的信任和重用，担任中南银行总经理，把自己的金融才华展示得淋漓尽致。

胡笔江喜选拔能开拓有魄力的人。旧属王孟钟早年与胡笔江玩麻将，一普通员工一宵输银近万而神色不变，镇定自若，胡笔江认为一个人在失败时能神情不乱，难能可贵，当时就许为异才。后王随胡入中南银行，于1927年任天津分行副理，适遇天津协和贸易公司大骗案，中南银行对协和的放款在债权中最多，却由于胡笔江的信任和王孟钟的镇定，安然渡过风波。

中南银行成立后，胡笔江审时度势，认为银行要发展，钞票发行权是关键。于是他利用以前在交通银行积累起来的人脉关系，多方疏通，报政府立案后，破例获得批准，成为旧中国继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由政府批准的第三家发钞行，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比其他银行更优越的条件。

为了扩大业务，胡笔江有针对性地在全国各地开设分行。他知道北京是北洋政府所在地，亲自北上设立京津办事处，以吸收官僚军阀的巨额存款；厦门是南洋华侨频繁往来的重要城市，在那里设分行可以大量吸收华侨存款。此后他又率先开办外汇业务，高薪聘用外籍职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由于胡笔江的积极经营，中南银行的业务迅速拓展，营业额和社会影响迅速扩大，在银行界名列前茅。

中南银行积极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决策投资上海新裕纺织公司、益中磁电厂、诚孚铁工厂、天津北洋纺织公司、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广州矿务公司等，在扶植民族工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7年8月，胡笔江接到国民政府财政部电报，去重庆商议筹款购买飞机抗日的事宜。8月24日早，其所乘飞机在广东中山上空遭日机袭击，不幸遇难。8月27日代表国民政府向胡笔江家属发去唁电，称胡笔江是“金融硕彦，功绩卓然”。9月4日隆重举行追悼会，上海、汉口和香港等地下半旗致哀，八路军代表董必武参加追悼会，、、送了花圈和挽联。的挽联上称胡笔江是“金融巨子”，高度评价他的人品和事业，充分肯定了他在抗日战争中为国谋划经济和支持后方金融事业所作的贡献。

四行联营中南券以坚信用

中南银行开业不久，胡笔江找到曾经帮助中南银行申请取得钞票发行权的盐业银行吴鼎昌、金城银行周作民、大陆银行谈荔孙商议，于1921年底在上海成立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

1922年9月4日，在“北四行”联营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胡笔江提到：“中南银行为慎重政府赋予发行权及维持社会上钞票流通之信用起见，兹拟将中南钞票规定为十足准备，并由四行联合发行，设立四行准备库，公开办理，以坚信用。”于是，四行在联合事务所之下设立了四行准备库，主要办理中南银行钞票发行准备及兑现等一切事务。钞票的字样仍为“中南”，但从1926年开始，盐业、金城、大陆、中南从四行准备库领取的钞票上分别加印了四行的首字母缩写Y、K、C、S作为暗记。四行还在天津、上海和汉口三地设立了准备库分库。四行准备库的使命到1935年币制改革后结束。

第5篇：江南四大才子范文

[关键词]浙江 状元 榜眼 探花 科举 人文

所谓科甲人物指的是科举制度下会试的第一人与廷试第一甲的三名与第二甲第一名,即所称会元、状元、榜眼、探花与传胪。封建时代科举制度下的科甲人物的多寡往往是衡量一地区人文渊薮的重要标尺。

一、浙江科甲人物概览

1.文科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

据《浙江通志》载,自唐至清,浙江全省文进士有14126人。浙江省境内诞生多少文科状元呢?据笔者近四年的统计,共诞生68个状元,其中唐1人,宋26人,元1人,明20人,清20人。

(1)状元(“三元•二元”)

所谓“三元”就是连续在乡试中第一名解元,在会试中第一名会元,在殿试中第一名状元。近1300年的科举史上,中国有13个“三元”。浙江的“三元”有1人,即明代淳安人商辂。“二元”则有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会元、状元”:浙江有8人,即(宋)木待问、傅行简、王会龙,(明)杨守勤、韩敬,(清)金、蔡以台和汪如洋。另一种是“解元、状元”:浙江有5人,即(元)泰不华、(明)张信、谢迁、李和(清)吴鸿。

浙江省第一名状元是嘉兴人陆(客居陕州),他是光启二年(886)自定的状元,最后一个状元是杭州人钟骏声,咸丰十年(1860)庚申科状元及第。浙江出状元最多的地区,是浙东北的杭绍甬一带,先后出了32个状元。在浙江状元中,先后出了8个状元宰相。除陆、卫泾外、还有衢州人留梦炎、淳安人商辂、余姚人谢迁、秀水人朱国祚、嘉善人钱土升和绍兴人梁国治。浙江还出了一个“左目瞽,右足跛”的残疾人状元――淳安人方梦魁。这是中国科举史上绝无仅有的。浙江有一个状元因姓名而幸运之神降临,他就是嘉靖二十三年状元秦鸣雷。浙江还有一个以死殉国的状元――余煌,当清军南下,大兵举进钱塘江时,他赋绝命诗,自沉河水,清廷追谥忠节。

68名状元中多数状元是有才学的。其中文艺之才有:贾安宅、张九成、陈亮、钟骏声等,他们工诗词,善文章,有才名,大多有诗、文集。学术之才有:横浦学派代表张九成,永康学派代表陈亮,刘章、方逢辰居家聚徒讲学,张元忭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湖州归安人姚文田对古音韵学颇有研究等。理政之才有:王十朋、商辂、谢迁等。

68名状元中多数状元具备良好的人品,其中抗敌卫国,坚持气节的有:泰不华、余煌等;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有:如王十朋、商辂、袁甫、金德瑛等;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的有:张九成、徐俨夫、张信等;孝顺父母的有:王华、诸大绶、张元忭一、金、蔡以台等;乐于助人的有:张元忭多次救助遭世人冷眼的同乡文学家、画家徐渭;钱士升在东林党人赵南星等被魏党所迫害,他破家产予以救护,受到东林党人的推重。

当然状元中但也有投降变节,卖国求荣的:状元留梦炎,元军攻入临安时,不但不肯组织抵抗,反而携家带财,弃官而逃。木待问为人却自私刻薄,且忘恩负义,被温州人所轻,称为忘恩负义的小人。范应期官致仕后,在家乡横行霸道,受到弹劾,畏罪自杀。韩敬早年以文才出众闻名远近,颇受初学者欢迎。然而,他毁誉参半,曾造《东林点将录》,点出l08名东林党人,使东林党受害。

(2)榜眼

已知的浙江榜眼唐代2人,宋18人,明22人,清29人,共计71人。其中官至宰相共8位,陈宜中、苗衷、吕原、潘晟、施凤来、陈之遴、陈元龙和朱凤标。榜眼沈遘和莫子纯原本录用为状元,以有官降第二。“既解元又是榜眼”有4人:秀水吕原、鄞县杨守、余姚黄和余姚孙清。“既会元又榜眼”有4人:会稽董、平湖施凤来、归安孙辰东和钱塘吴凤藻。

(3)探花

已知的探花有唐代2人,宋10人,明代17人,清代27人,合计56人。其中“会元、探花”有5人:淳安何梦桂、慈溪袁炜、余姚胡正蒙、会稽陶望龄和嘉善周沣。“解元、探花”有4人:仁和花纶、余姚谢丕、钱塘沈清藻和萧山张百揆。探花位至宰相:袁炜、余有丁、赵志皋和梁诗正。

2.文科会元、传胪

举人会试中式第一名为会元。传胪系二甲第一名,即殿试第四名。由于科举跨千余年,到明清科举体制成熟完备,故以明清两代统计会元与传胪。

浙江明代会元20人,清代会元32,共计52名。既为“会元”又“解元”有:仁和俞友仁、临海陈、桐庐姚夔、临海陈选和仁和邵锐5人。既为“会元”又“榜眼”有:会稽董、平湖施凤来、秀水沈昌宇、归安孙辰东和钱塘吴凤藻5人。既为“会元”又“探花”有:慈溪袁炜、余姚胡正蒙、会稽陶望龄和嘉善周沣4人。既为“会元”又“传胪”有:海宁沈珩、鄞县范光阳、嘉兴钱楷和钱塘许彭寿4人。

浙江明代传胪17位,清代传胪30人,总计47名。既为“解元”又“传胪”:仁和王羽和钱塘翁鸿业2人。传胪宰相有沈一贯、汪由敦、董诰。

3.亲属科甲人物

叔侄同为状元:(德清)蔡启,侄蔡升元。外祖父、外孙同为会元、状元:(仁和)金和秀水汪如洋。祖、孙榜眼、状元:钱塘沈遘和其孙沈晦。兄弟状元、会元:归安王以衔和其兄王以。表兄弟状元、榜眼:衢州程宿与程迪。父子状元、探花:余姚谢迁和其子谢丕。兄弟状元、榜眼:余姚孙升是嘉靖十四年(1535)的榜眼,其兄孙堪是嘉靖五年(1526)丙戌武状元,其子为孙为万历二年(1574)的会元。叔侄榜眼、探花:会稽陶大临和侄陶望龄。父子榜眼、会元、传胪:杭州许乃普榜眼及第,其子许彭寿道光丁未(1847)会元,殿试传胪;侄庚身同治元年(1862)会试第一名 (会元)、殿试二甲第二名进士。

二、浙江科甲人文鼎盛分析

1.富庶之地,经济繁荣

一般说经济发达,教育投入也相应增多,人口平均受教育的机率增大,成才的机会也多。经济、教育与人才之间是正比关系。历史上,浙江经济较为发达。

(1)江南鱼米之乡

土地肥沃,地势平坦,灌溉便利的平原河谷地带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场所。早在六、七千年前河姆渡人就熟悉水稻技术。东汉时(公元25～184年),浙江就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煮盐业较为发达。制瓷业也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并且完成了由原始瓷向瓷器的过渡。公元二世纪以后,由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浙江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开发较早的平原地区,成了田园密迩、物产丰饶之地。原先户户稀少的山区丘陵地带,这时也得到了开发。瓷器烧制初步形成了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四个系统,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分布最广,质量最佳,商业也日渐繁荣。

公元六世纪,浙江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农业产量大有提高,杭州、嘉兴成江南重要的粮食产地。丝织、瓷器、造纸等手工业生产发达。商品货币经济活跃,明州(今宁波)成为当时中国东南沿海贸易的重要港口。公元十世纪以后,“国家根本,仰给东南”,浙江成为当时中国富庶的地区之一。

农业生产不仅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而且经济作物的种类和种植面积有所扩大。丝织、制瓷、造纸、印刷和造船业等已处当时中国的领先地位。商业发达,商业性集镇纷纷兴起。海外贸易不断扩大。丝绸、茶叶、瓷器是当时输出的主要商品。

(2)对外贸易便捷

杭州水居江河之会、陆介两浙要地,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发祥地,实为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尤其是宋室南渡后,杭州升为临安府,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马可•波罗游记》载,13世纪的杭州人烟稠密,商业发达,“城中有大市10所,房屋160万栋、工场14万4000家……”并赞“行在城所供给之快乐,世界诸城无有及之者,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

宁波自古以来就有“繁荣商埠,东海明珠”之美誉。唐宋时期就被列为全国三大贸易口岸之一,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起泊地。宋乾道时明州港“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资丰衍。”此外还有温州,也是当时中国东南部进行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埠,海上航运可达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诸国。

2.文教之邦,注重教育

科举制度是封建朝廷选贤举能的重要途径,也是民间有志之士“入士济世”的必须门槛,它直接影响各类官学的发展。

(1)各类官学响应科举

宋室南渡,北方士族迁居江南者甚众,读书做官的社会心理蔚然成风。勤于诗书,习文重儒,已成为民间通行的风范。如浙人汪洙曾撰《神童诗》62首,勉励子孙明理义、勤读书,诗中宣扬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虽渗透着封建地主阶级的人生观不可取,但把读书的好处阐发得淋漓尽致,表明作者劝学的良苦用心。

杭州府在明代建有正式府州县学10所,书院3所;嘉兴府、湖州府、严州府、金华府设有学校、书院42所。(明《一统志》卷39～80)学校的广泛设立,为浙江省的民众入学就读,习礼应考,提供了有利的教育条件,为这些地区产生较多的科举人才准备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另一方面官府积极投入科举教育,如明嘉靖《宁波府志》记载,宁波各县科举资金的年投入情况:科举资金年投入2353两,相当于支付当时四明驿的年费用(2384两5钱1分),即:站船8只,红船17只,铺陈45副,水夫182名,防夫20名,馆夫36名等年支出。无论官府还是个人,响应科举,获取功名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愿望。

(2)书院、书楼遐迩相望

书院集藏书、讲学和学术研究于一身,既是古代颇具特色的高等学府,又是学术文化的重要基地。据统计,宋元时期浙江书院数量多达156所,而且成为以教学为主,兼备研究、藏书的教育场所。宋至清代浙江藏书家有名有姓的共计768位。

许多富贵人家,为了使子弟向科举和仕宦之途进取,不惜重金优礼,聘请名师宿儒在家中设专馆教授,有相当规模的私人藏书楼。天一阁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古籍浩瀚,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素负“南国书城”之盛誉。嘉业藏书楼是江南四大藏书楼之一,其藏书最多时曾达到60万卷。乾隆为编纂《四库全书》,先后3次下令征访图书,全国各地呈交图书11704种,浙江呈书达4601种,位居全国之首。呈书500种以上的四大藏书家,浙江就占了3位,杭州“知不足”的鲍士恭、宁波“天一阁”的范懋柱、杭州“飞鸿堂”的汪启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浙江作为文化大省的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

(3)民风尚学

民间读书习经的风气较浓,学风盛极一时。例如,杭州府“人性敏慧”,“尚礼厚庞”,多知书达理;嘉兴府“风俗慕文儒”,“风俗淳秀”;湖州府是宋代“湖学”教学方法的产生地,每家每户“有诗书之声,户习廉耻之道”;严州府“多文学之士”。平民读书考试的良好社会风气,为民众的科举考试提供了优越的社会环境。

3.学术重地,文化浸盛

富庶之区是著名文人墨客常到之地,如:杭州府,宋代著名文人范仲淹、苏轼曾在这里任知府;在嘉兴府,有南北朝墨客沈演之、周;在湖州府,唐朝著名书法家和诗人颜真卿、杜牧曾任刺吏;在严州府,宋代名人张、金安节、吴渊曾到此为官,写有不少名篇传世。

学者词人、经师、大儒,蝉联辈出,蔚然称盛,涌现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哲学上有金华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和四明学派,有王充、陈亮、刘基、宋濂、王阳明、黄宗羲、龚自珍等大家;诗人有骆宾王、孟郊、朱淑真、周邦彦、陆游、贺知章;画家有赵孟、徐渭、陈洪绶、马远、黄公望、任伯年、吴昌硕;书法家有王羲之、虞世南、褚遂良;科学家有沈括,戏剧家李渔、洪升;教育家蔡元培、章太炎、王国维等著名人物。自东汉至现代,浙江籍文学家载人史册的已逾千人,约占全国文学家的六分之一。良好的文化历史传统,历史文人的传习,也促使浙江文化教育的提高。

综上所述,浙江科甲人物之鼎盛可见一斑了。

参考文献:

[1]黄明光.明代科举鼎甲研究[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78-81.

[2] 谢大伟.宋代浙江书院及建筑初探[DB/OL].浙江在线•浙江通志,省略.

[3]浙江的藏书家[DB/OL].浙江文化信息网, 省略/.

第6篇：江南四大才子范文

江南是烟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江南出芳草鲜花，出才子佳人，出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但江南又是英雄辈出的地方。古往今来，这里孕育过诸多骁勇的斗士。那锐利的兵——剑，也是源于江南的吴越。是什么力量使得缠绵悱恻与凌厉强悍这两种悬殊的气质能够天衣无缝地契合一地，且生生不息，历千年而不朽呢?我一度大惑不解。

一次重读《老子》，书中的一句名言让我顿开茅塞。“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老子的话，一语道破了水的柔弱秀美与坚韧顽强的两重性。江南是水乡，河流纵横，池湖密布。它们流淌在青山脚下，穿行于广袤的田畴间，还有那直落九天的瀑布，山中奏呜的清泉——千百年来，是水，滋养着江南的风物、江南的人，孕育了江南独特的文化。

江南的水，如轻纱薄雾．随风起舞，变幻无穷，滋润得江南的景物风姿绰约，江南的人风情万种。一曲《又唱江南》，浓缩了一年四季江南的秀美景色：“二月你看江南的花，花如野火遍地燃；清明你看江南的雨，细雨裹着万重山……”江南的人也一如江南的风物，温婉细腻，柔肠百转。莫愁湖畔莫愁女，西泠桥边苏小小，还有西湖的断桥．绍兴的沈园，秦淮河上的桃叶渡……深受上天厚爱的才子佳人，在江南大地上留下了诸多生命的足迹和美丽的传说。就连江南人讲话也是吴侬软语，情真意切，唱起来就更让人心旌摇动。那江南曲艺的代表苏州评弹，唱词娓娓如诉，弦乐清丽委婉，就像曲水清流，清澈纯净又韵味悠长，就连草木也会为之摇曳。

江南的水又时有“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之势。这坚韧而顽强的水，也涵养了江南风物和江南人的那种英豪之气。江南大地布满了崇山峻岭。杭州的栖霞岭，绍兴的会稽山，常熟的虞山，都雄伟挺拔，占尽风云。那山间的飞瀑，山下的激湍，是养育大山的支支血脉。据说古代铸剑，先是把剑放在火中煅烧，然后再放到水中浸泡，几经反复，才铸成一把好剑。这种浸泡过剑的江南之水．千百年来也曾造就了诸多慷慨激昂之士。卧薪尝胆的勾践，竭忠尽智的岳飞，文武兼备的陆游、辛弃疾、文天祥……众多仁人志士用他们的鲜血与生命谱写了一首首壮怀激烈的诗篇，他们的诗句至今读来，仍洋溢着当年的铁骨雄风。而持戟呐喊的鲁迅，更是把文人的凌厉剑气发挥到了极致。就连文雅娟秀的女子，在江南水性的润泽下，也尽显铮铮侠骨。明末的秦淮八艳是有力的佐证，清末的秋瑾则是最优秀的代表。

江南的水哺育了如水的江南。江南美，美在江南的水，江南的风物，江南的人。这种美是刚与柔的融合。江南，一曲永远唱不完的歌，让人细细地品味着她的如诗如画和似水流年……

第7篇：江南四大才子范文

诗句本身没什么问题，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首诗，会有一个疑问：南北朝时期极度崇佛、吝佛的南梁皇帝乃是梁武帝萧衍，而非梁元帝萧绎。至于梁元帝萧绎身上最深刻的标签恐怕是， 他曾做过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在西魏大军攻入梁都江陵时，命人将宫中的十四万卷藏书焚毁。

那一天是公元555 年正月初十（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甲寅）。

在资讯爆炸的今天，十四万册书，不过是一本畅销书的销售量。然而，古时候成书之难、书之贵重，今日之人已难有切身体会。古时的书籍很多都是仅存一卷，一旦被毁，便再也找不回来了。所以，梁元帝萧绎在其国都江陵储藏的十四万册图书，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是一笔极其昂贵的财富。

梁元帝萧绎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平生写下百余首诗歌，是宫体诗的代表人物之一，还著有《金楼子》一书。萧绎本人亦嗜书如命，一生都在致力于搜集各种书籍，号称“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

然而，公元554 年，西魏大军南下，包围梁都江陵。

江陵，位于今天湖北省荆州市。它南临长江， 北依汉水，西控巴蜀，南通湘粤，却并不适合作为国都。因为，它的北面几乎无险可守，而且远离自东晋以来，南朝各代政权长期经营的政治中心――建康（今南京）。

面对强悍的西魏大军，作为皇帝的萧绎却是一筹莫展，他不渡江南逃，不退守建康；也不加强城防，积极调兵勤王；甚至西魏军兵临城下， 他还在组织大臣们讲解《老子》。

江陵城破，在御敌过程中几乎乏善可陈的萧绎终于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他命人将宫中十余万卷藏书付之一炬，并哀叹：“文武之道，今夜尽矣！”被俘后，有人问他为何焚书，他这样回答：“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这句话像极了千年之后，在北京煤山的歪脖树上自缢的大明皇帝崇祯的临终遗言：“朕非亡国之君， 臣皆亡国之臣。”不过，萧绎怪责的不是人，而是书。

原本，面对西魏大军的汹汹气势，南梁并非毫无机会。

西魏出兵后，萧绎一直不肯相信战争已经爆发的事实，直到魏军已到达湖北襄阳一带，他才下令全国；西魏大军都快兵临城下了，萧绎才让人送信给驻扎建康的大将王僧辩，令他带兵到江陵勤王；而对距离江陵最近的驻军――郢州刺史陆法和的部队，他却令其原地驻防……

萧绎毫无章法地调兵遣将，最终导致江陵成为孤城，几乎没有援军到达。西魏大军兵临城下之时，萧绎不过当了两年多的皇帝。史书说他“多猜忌，于名无所假人，微有胜己者，必加毁害”， “虽骨肉，亦遍被其祸”。他是一个残忍酷烈、性情多疑之人，借父亲梁武帝晚年的“侯景之乱” 取得皇位，所以，总担心有人会效法自己，趁魏军南下窃取宝座。如今强敌当前，他根本无法信任任何一个手握兵权的人。而这些人也确实有样学样，一如他当年在“侯景之乱”时心怀鬼胎拥兵观望，大将王僧辩虽然带来了建康的军队，却在江陵城外观望事态发展。

萧绎最终丢掉了性命和皇位。南北朝是个乱世，无数个皇帝如萧绎一般，得位不正又凶暴失德，最终身死国灭。萧绎原本可以和那些暴君一般默默地湮灭在历史的故纸堆中。可是，偏执如斯，梁元帝萧绎用一把大火，烧出了自己的千古恶名。

历史学者葛剑雄先生在其书中说，如果萧绎是一个普通人，历史于他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今天能看到的只是他的作品，那么对他的评价就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和好学不倦的学者。

如果萧绎能读到葛剑雄先生这席话，他一定不会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书籍，不会怒吼“读书无用”而放火焚书。因为，要是没有书籍和诗文， 他除了是个失败的暴君，什么都不是。

据说，西魏军攻破江陵，萧绎被俘，在幽逼江陵的最后日子里，他曾求酒而饮，作下《幽逼诗》四首。诗中所展现的绝望、凄苦让当时负责行刑的官员都不禁流下眼泪。

其一

南风且绝唱，西陵最可悲。今日还蒿里，终非封禅时。

其二

人生逢百六，天道异贞恒。何言异蝼蚁，一旦损鲲鹏。

其三

松风侵晓哀，霜雾当夜来。寂寥千载后，谁畏轩辕台。

其四

夜长无岁月，安知秋与春？原陵五树杏，空得动耕人。

萧绎的遭遇，让人不禁想起同样是生在帝王富贵家，长于温香软玉中，同样国破身死的南唐后主李煜，想起他那首哀叹山河破碎、江山易主的《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萧李二人，才情高下，自然立判。李煜丢了江山，并未怨天尤人，更留下千古绝唱；萧绎也丢了江山，却抱怨“读书无用”，犯下残灭中国文化的千古罪行。

/边角料/

■ 日本“军刀组”

军刀组，指二战结束前，日本陆军最高学府――日本陆军大学每一届毕业生中成绩为前六名的学生，因这几位毕业生能获得天皇御赐军刀而得名。这种陆大优秀毕业生被称为“军刀组”，又称“恩赐组”，毕业后一般都会有较好的发展。其中，每一届的第一名被称为“首席毕业生”，往往能获得觐见天皇的特别奖励。

在“军刀组”这些人中，出过很多日军高级将领，以及在战争史上臭名昭著的人物，其中包括甲级战犯武藤章、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父亲东条英教。

■ 徐霞客与唐伯虎的渊源

第8篇：江南四大才子范文

江南，一个令人怦然心动的字眼，一个的地方。那里的山有峻秀的仪表，那里的水柔柔的，泛起圈圈涟漪。大自然对江南情有独钟，把人间最美丽的杰作赋予了江南。

梦中的江南是一幅溢彩的画卷，是一阕隽永的词，一曲从琴弦幽幽流淌出来的音乐。

不知道自己究竟梦见了江南几回，不知道为何有那个维系心灵与江南的情结。许是那悠悠荡梦的水乡，许是那杨柳岸多情的俊男倩女，许是那在波心荡漾的载满浓浓客愁的枫桥，许是那静谧神美的廿四桥的明月夜……

悠悠的流水载不走昨夜小楼的影子，沐浴了唐风宋雨的雕栏玉砌仍静静地守侯着天空那轮皓月，守侯着历史和岁月的积淀。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来不及遗忘的惟恐就是这巧夺天工的结晶。青石板铺成的路在脚下弯弯曲曲地从远方向未来延伸，似是在延续着一个未曾述完的故事。那拨弄着丝竹的纤纤玉手，那余音绕梁的乐声，令你的心禁不住要飞扬。乌蓬船载着江南人的恬淡安静在江面上悠悠地行驶，惟恐击破了停泊在水中的青山的安静。那在水边凝思的人儿，不知他们凝思的是江南如水流淌的过去，还是那闪耀着光芒的江南的未来？

这一块令人神往，令人流连的地方呵，曾醉倒几多才子佳人！白居易一首“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的绝妙好词曾被无数人吟咏。江南，的确是一个令人眷爱的地方。这里的水是柔情万千的女子，这里的山是伟岸俊拔的男子，山与水的和谐融合便是一个完美的绝唱。而红胜火的江花，澄绿的江水正是江南最好的点缀！江南呵，本身就是一幅自然美丽的画，这怎不叫人情动，怎不叫人魂牵梦萦？

斜晕脉脉，江水悠悠。独倚江楼时，推开古老的窗儿，吟一首李煜的词，不知李后主是否还会感慨春花秋月何时了？他伤今忆往的愁绪是否仍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历史犹如滚滚向前的车轮，辗过秦时明月汉时月，辗出开元盛世，辗过国破山河碎的年代，辗进了江南新的辉煌。若是李后主在天有灵，今天他恐怕也会舒颜一笑，另作一阕欢快的词了。

第9篇：江南四大才子范文

1945年10月15日晚，一艘满载江南新四军最后一批北撤人员的“中安”号轮船，不幸在江苏泰兴县的天星桥镇西南约2公里的江面上沉没。“中安”轮是怎么沉没的？“中安”轮沉没后是谁一次次潜入江底，把船舱中的烈士遗体打捞出水，烈士遗体是如何安葬的？除烈士遗体外，还打捞出什么其他物件？为此我寻访了几位当年目击沉船事件打捞工作的老人及其后代。

奉命北撤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实现国内和平，根据国共两党签订的有关协议，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从1945年10月上旬开始，将长江以南的苏浙军区部队和苏南、浙东地方干部全部北撤到苏中地区。为此，新四军军部对苏南新四军部队的北撤作出部署：粟裕率苏浙军区第一、三纵队迅速北撤，叶飞、金明率第四纵队及江南全部可能转移的部队、地方干部作第二批转移，并以少数主力掩护一切可能撤退的武装、地方干部、尽可能随带的资材撤退。按照这个计划，第一、三纵队在第四纵队主力的掩护下，经江阴等地渡江先后到达苏中地区的东台、刘庄地区。10月11日，叶飞、金明率第四纵队经宜兴、溧阳、武进等地，在孟河、小河镇一线渡江，于16日到达苏北的黄桥地区。第四纵队政委韦一平等，在掩护主力部队北撤任务完成后，作为最后一批北撤人员，于15日晚夜渡长江，不幸沉船。这就是新四军军史上令人悲痛的“中安”轮沉船事件。

据泰兴“中安”轮纪念馆提供的、沉船幸存者陈瑞洪的回忆资料：当时陈瑞洪所在的溧阳县干部大队，在县长徐公鲁的带领下，跟随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委韦一平等一起渡江北撤。然而，当时的日军虽已宣布投降，但他们接受当局的命令，不但不向新四军缴械，反而对新四军实行“有效的防御”。同时，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下令，对北撤的新四军加以层层拦击，并增派20多艘舰艇日夜在长江中巡游。为避免与军冲突，第四纵队政委韦一平等近千人的渡江只好选择在夜间较为安全。陈瑞洪的回忆资料这样写道：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五日晚上十一点多钟，我们以焦急的心情摸黑登船。因为轮渡是一艘吨位较大的轮船，所以船不能泊岸，我们上船只能用木帆船一船一船地短驳。同我们一起渡江的有四纵队一个全副武装的特务营和江南被服厂的职工和干部（大多是女同志）及我们干部大队，共约七八百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短驳，到深夜十二点才全部上船。

葛春和是随部队由浙东到江南，从武进县境的孟河镇前往江边登上“中安”轮的。当时他是机炮连重机枪排二班班长。据他回忆：随他一起登船的有十支队七连、机炮连全部、八连一个排和大队部一部分同志，另外九连的几名病号由支部书记徐犁澄带领登船……

据徐犁澄回忆：

一条小木船把我和六个病号驳上了轮船。走道上挤满着人。由于听说军正在追赶北撤中的我军后卫部队，所以不分昼夜，每船都要满载尽快地渡过江去……由于一连几天的行军，极度疲劳的北撤队员很快进入梦乡。风声、鼾声、马达声交织成一片……

沉船哀音

从几位沉船幸存者反映的资料看，满载韦一平等最后一批北撤人员的“中安”轮，始航于午夜时分。当“中安”轮拖着沉重的船体行至泰兴天星桥西南2公里的江面时，突然发生倾斜。在一片嘈杂声中，随着船身摆动幅度的加大加快，船上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向摆动的相反方向拥来挤去。江水的进入使船尾首先下沉，很快整个船体入水，轮船上那粗大的烟囱缓缓地倾入江中。“中安”轮沉没后，陈瑞洪这样回忆道：

我从小在水乡长大，熟悉水性。心想：我年轻体力好，在水里游上三四里不在话下。所以面对滔滔长江也并不见得怕。可是当我一下水，感到寒气逼人，风大浪急，还有漩涡。这完全不同于家乡小河港的情景，我一手扶着一只漂在水面上的背包，一手将身上的衣服脱掉，只留下一条短裤。经验告诉我，光着身子才好在水里与风浪搏斗。当时，江面上漂满了包裹什物和遇难者，人的呼救声、江浪的拍击声混成一片，真是惨不忍睹。过了没多久，人声渐渐稀少了，只听见长江水浪的澎湃声……在与风浪搏击时，从上风方向漂来了一只像南方人用来放鸭子的划子船，船底已朝天，船舷周围扶着一二十个人。为了借助这只船的浮力，我们几个也扑过去抓住了船舷。漆黑的晚上，黑茫茫的一片，望不到边和岸。到了下半夜，江面上的风浪更大了，大家又冷又饿，力气已耗得差不多了。这时劈头盖脑的浪头袭来，加上漩涡，围绕这只小船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下七个人。我们虽然素不相识，但患难与共，分外亲热。为了生存，我们互相鼓励、帮助。突然又一浪头打来，把我们七个人连同小船一起压到了浪底下。我憋住气奋力划水，终于从浪底下钻了出来。可当我再度找到那只小船时，却只剩我们三个人。天近拂晓，江面上忽然出现了一只木帆船。当他们发现我们后，船上的人每次只能抛下一根绳救一个人，我们互相推让，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我是最后一个被救上船的。这些船是天星桥镇的老百姓，在沉船后组织的救援船只。

先期到达江北的苏浙军区第四纵队的不少同志，正在迎候韦一平和战友们的归来，可谁知他们等到的却是韦一平等800多人沉江殉职的噩耗。

江底搏击

“中安”轮的沉没牵动着每一个新四军指战员和当地人民群众的心。他们把悲痛隐埋心中，急于要做的就是怎么把船舱中烈士的遗体、遗物打捞上来。然而，在没有任何打捞设备，没有一个专业潜水人员，没有任何保障措施，且又随时可能遭遇兵舰巡游的情况下，谁能潜入江底去完成这个九死一生的重任？经过主力部队和地方政府的共同挑选，泰兴地方部队的叶恒富和王山两个人，以最识水性为先决条件，奉命执行潜江打捞任务。叶恒富1915年出生于泰兴天星镇芦碾村。生性果断，做事利索，快人快语，为人诚实。1943年经泰兴新四军游击队沈彪介绍，参加新四军的地方部队。1944年秋，被驻当地的侵华日军特工队长胡建东（化名尚建华）绑吊在树上三天三夜，并用桑树扁担抽打拷问，叶恒富始终保持民族气节，未向日伪吐露一字。特工队无奈扬言交日军狼狗撕咬。为免其一难，叶恒富的妻子、当时被当地人称为“北乡人”的谢桂芳，变卖家中唯一赖以生存的二亩四分地和所有物品，拼凑成24担稻谷做交换，才把丈夫的性命换了回来。叶恒富回家后，连夜出走一直跟随部队活动，与王山成为战友。1946年，叶恒富因地方武装人员分散保存力量，只身到上海以木匠活为生，并协助上海的戴荣华开展地下工作，掩护过杨浦发电厂的地下党员薛村林。1994年叶恒富病逝上海。对于王山其人，因无采访线索，本文不作交代。

叶恒富的儿子叶小双告诉笔者：

我的父亲跳入江中后，他和王山摸到了沉船的舱门，因轮船严重超载，所以舱门被一个个紧挨着的尸体堵塞着，需要用力才能拉出一个尸体。拉出一个舱门口就松动一点。再把拉出的尸体送到江面，等乘小渔划子的人用竹篙钩住拉上船后，他们再潜入江底。江水又冷又浑，完全靠水下摸来进行。一口气能憋多长时间呀，憋不住了上来换口气，实在冷的受不了了，赶快上来烤会儿火，喝口热酒再下去……

叶恒富的妻子、80岁的谢桂芳回忆道：为了打捞这些烈士，叶恒富每天早上踏着白白的霜出去，晚上九十点钟拖着疲惫的脚步回来。到家了一天的打捞才算结束。他的脸被冻得发青，嘴唇被冻得发紫。妻子为他脱去湿漉漉的衣服，为他加厚床上的棉被，让他钻进被窝。可半天时间都转不过阳气。用谢桂芳的话说：“活像一个冰冷的死人。”在为叶恒富取暖时，谢桂芳埋怨他：“你这样做图什么？”叶恒富回答：“他们为革命把命丢在了异乡的江底，我们活着的人为他们受点罪、吃点苦算不了什么。”“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的日子怎么过？”“我从小在江边长大，水性出名的好，不会有事的。就算有‘事’，还有共产党。”就这样，叶恒富在半个多月中，一次又一次地腾江踔浪，拉出一具又一具烈士遗体，摸出一支又一支遗留在船内的枪支，和一件又一件烈士们的物品……

永远的丰碑

在谈及打捞上来的烈士遗体怎么安葬的话题时，叶小双对其父的叙说记忆犹新：

烈士遗体打捞出水后，逐一登记编号，由当地老百姓用独轮车一边一个推送到天星桥龙王庙的一个大坑里。

听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我在泰兴天星桥镇走访鲍瑞林、叶伯生、叶国泰等人，他们述说的当年用独轮车运送沉船死难烈士的情景。他们的叙说在叶小双这里得到了印证。

叶小双继续说：

遇难者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入土时安葬人员用手把眼睛抹平闭上，一个头朝南，一个头朝北有规则地排放了800多人。牺牲的这些烈士多是20多岁的大小伙子，佩带短枪，一部分人腰中的挎包里，全是用纱线捆扎的江淮币。我父亲说这些江淮币是苏南财经委员会北撤时，让财经人员们分散保管绑在腰中的军费。尽管沉船后闷在水里半个多月，但有些捆扎的江淮币打开后，仍是干的。

在讲到江淮币时，叶小双还说了这样一件事：

江底打捞结束后，叶恒富、王山两人各获100元江淮币的奖励。当时这种货币在苏中、苏北的市面上很少见。所以“我父亲把100元江淮币交给我妈时，我妈疑惑地问这能买到东西吗？当时给我父亲发100元江淮币的王副团长笑着对我妈说，市面上是不多见，可你去试试看，吃香呢！没想到，我妈拿着它真地买回了几担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