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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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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

第1篇: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范文

【关键词】 区域一体化 产业整合 产业布局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两大特征,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和优化区域空间结构,广西将全区划分为梧(州)玉(林)贵(港)、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崇(左)百(色)、柳(州)来(宾)河(池)、桂(林)贺(州)四大区域,大力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

桂东的梧州、玉林和贵港(简称梧玉贵)山水相连、文化相通,地缘、人缘、业缘具有天然联系,梧玉贵在交通基础设施、承接产业转移、环境保护等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区域一体化有一定的基础。但是梧玉贵属于欠发达地区,三市经济总体规模不大,区域承载能力不高,凝聚力不强,一体化进程任重道远。

区域整体竞争力归根到底在于产业的竞争力,而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在于区域产业特色优势的形成。梧玉贵有一定的产业基础,目前,机械制造、建材化工、食品轻工、生物制药、林产林化、电子信息等产业已成为梧玉贵地区的重要产业,其产值在广西占有较大比重,形成了比较显著的区域优势。但是,梧玉贵三市产业发展往往自成体系,缺乏合理有效的分工协作与整合,重复建设、低水平建设现象和产业结构趋同现象较为严重,区域产业布局分散,缺乏统一规划。为打造梧玉贵产业一体化格局,提升梧玉贵一体化程度,有必要对梧玉贵重点产业进行整合和产业在区域内合理布局。

一、梧玉贵产业整合策略

产业整合是企业和政府等主体通过调整和重新组合产业内部或产业链上资源,从而提升企业和产业运行效率的行为。产业整合的实质是资源和要素的重新组合,目的是配置效率和质量的提高,最终实现产业发展的有序化和高效化。产业整合是产业组织结构优化和资源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过程,梧玉贵需要重点整合的产业有以下几个。

1、机械制造产业的整合

以玉林市机械产业为基础,玉柴工业园为核心,重点发展汽车及动力设备制造,对现有产业集群进行整合,延伸和拓展产业链,促进集聚发展。重点建设玉林市轿车柴油机研发制造基地,发动机及其零部件再造基地,发动机配件及汽车零部件生产组装基地,柴油轿车整车生产基地,玉林铸造生铁基地,国家级先进柴油机工程研究中心等重大项目,建设玉柴世界级的内燃机制造基地、柴油汽车生产基地、全国重要的发动机及零部件再制造基地。依托西江黄金水道和现有的内河造船基地及船舶配套行业,重点在梧州、贵港设立造船工业专用区域,大力发展船舶修造,推进梧州“华南地区中小型船舶制造基地”项目和贵港郁水作业区年造船200艘、60万载重吨项目建设,吸引粤穗大型船厂迁建梧州和贵港。

2、建材化工产业的整合

重点建设贵港西江沿岸水泥工业基地,关闭落后产能,以台泥、华润等骨干企业为基点,推广干法旋窑水泥先进生产技术。利用梧玉贵陶瓷产业基础,积极承接建筑陶瓷企业转移,引导陶瓷企业向“中国陶瓷名城”――北流集聚,推进北流日用陶瓷工业园建设,支持梧州陶瓷产业园区打造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陶瓷生产园区,发展成为新的“陶都”。重点研发新产品,开发高强、多功能、配套化的环保、抗污、抗菌的建筑卫生陶瓷新产品,培育知名品牌,鼓励增加高科技、高档次、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培育发展建筑陶瓷产业集群。

3、食品产业的整合

整合梧州、玉林、贵港三市特色食品资源,依托品牌优势,做大产业规模,延伸产业链,实现产业由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由传统工艺向现代工艺转变,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综合经济效益。梧州重点支持胶原蛋白肠衣、兔肉加工、大豆制品、玉米制品、龟苓膏、六堡茶等产品扩建、技改和产业化等项目。玉林大力发展啤酒和休闲食品、黑色系列食品、绿色食品、速冻食品、罐头食品、功能食品等食品生产。贵港重点发展粮油加工、酿酒、饮料、果蔬加工、茶叶、食用香料、肉制品、乳制品等绿色食品。以贵港国家生态工业(制糖)示范区建设为契机,纵向整合上下游关联产业,积极发展种植―制糖―造纸―酒精―沼气―有机肥循环经济,推进生态糖业建设,实行产―加―销一条龙运营。推行国家级绿色食品认证和食品国际注册,多创绿色食品品牌,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物流配送体系和优质专用原料基地。

4、生物制药产业的整合

梧玉贵地区的生物资源得天独厚,但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梧州要利用“梧州制药”地域品牌优势,以中恒集团为依托,产学研结合,打造以中恒集团梧州制药为基础的生物制药产业园,纵向拉长产业链,带动发展淀粉、酒精、药用包装、医疗器械、卫生材料等上下游产业。玉林要以特色中药材深加工项目为基础,重点进行二次开发或创制特色新药。贵港依托丰富的中药资源,吸引国内外的大型企业投资发展现代中医药,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构建中药加工产业创新体系,发展中成药、中药提取物和中药饮片等产品。

5、林产林化产业的整合

发挥桂东地区森林覆盖率高,林产资源丰富的优势,打造以梧州为核心的木材集散中心,引导龙头企业向集散中心聚集,建设大型木材加工产品流通市场,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和国际家具制造业的转移,提高家具设计水平,打造家具品牌。加快推进梧州松脂深加工产业基地建设,重点开展松脂深加工技术,推动松脂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建设以梧州工业园港口工业园区为核心的林化产业项目,建设林浆纸一体化基地,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推进林浆纸一体化生产,形成林板、林浆纸、竹浆纸协同发展新格局,把梧州打造成为泛珠三角区域重要的林产林化加工基地。

6、电子信息产业的整合

加强与粤港澳区域合作,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努力打造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建成承接电子产业转移示范基地和广西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梧州以光电产业园等为载体,重点发展电子信息产品整机生产、通信光缆及网络产品、汽车电子产品、数字化装备制造产业、光伏电子及手机、电视、计算机及显示器件等电子信息零部件生产。玉林以北流鑫山电子产业园、容县经济开发区电子产业园等为载体,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终端产品、通信设备、数字化产品、集成电路与新型电子元器件、信息设备、电子原材料等产业,加快发展电子高端产品和软件业。

二、梧玉贵产业布局策略

梧玉贵区域一体化发展将带来产品市场的一体化和生产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最终形成一个共同的市场,企业可以在更广阔的市场配置资源,安排生产,从而带来产业空间区位的变化。同时梧玉贵产业布局的合理化将促进区域互利共赢,携手发展,促进一体化进程。梧玉贵要充分发挥毗邻粤港澳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现有产业基础的优势,利用西江黄金水道和陆路交通网络,优化产业分工,大力发展主导产业,延长产业链,加强产业配套,积极推进产业集群发展,形成产业布局合理、特色明显、功能完善的发展格局。

1、构建“一带一廊三区”产业格局

(1)加快构建以梧州、贵港为节点的沿江经济带。依托郁江―浔江―西江主航道和便捷的陆路交通干线,加快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集疏运条件,发展现代内河航运业和现代物流业,面向粤港澳,以梧州工业园区、贵港江南工业园为承载体,以西江为纽带,承接船舶修造、建材、原材料加工等重化工业和食品轻工、林产林化等优势产业,促进临港工业发展,重点培育特色产业转移聚集区,加快形成西江经济带的重要产业基地。

(2)加快发展以玉林为翼的经济走廊。依托区域内洛湛、南广、贵广以及柳肇和柳韶等铁路干线和南宁―梧州、桂林―梧州、玉林―铁山港等高速公路通道,主动融入广州“2小时经济圈”,对接粤港澳大市场,以玉柴工业园、玉林经济开发区为承载体,积极承接机械装备制造、有色金属加工、林产化工、轻纺、电子、高新技术、现代农业、文化等重点产业,加快发展与之配套的商贸物流业,加快形成以加工制造、现代农业、文化旅游、商品集散为重点的经济走廊。

(3)建设承接产业三大区。一是核心区。以梧州工业园区、贵港江南工业园、玉柴工业园等特色突出、优势互补、分工合作、一体化发展的工业园区为核心,大力承接发展支柱与重点产业,成为区域经济、增加就业、新城区建设的骨干力量,促进工业园区与城市化建设相结合。二是聚集区。依托玉林经济开发区、北流日用陶瓷工业园区、容县经济开发区、梧州进口再生资源加工园区、长洲工业园区、海峡两岸(广西玉林)农业合作试验区、贵港国家生态循环经济示范园,发挥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通过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加快聚集进程,增强区域经济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形成区域布局分工合理、配套能力强、主导产业聚集度高、规模效应显著的装备制造、轻纺、电子、有色金属及再生资源加工利用、建材陶瓷等产业集聚区。三是辐射区。以实现均衡发展为目标,由核心区、聚集区向其他县、重点区域扩散,带动一批市县级工业园区,接受核心区的辐射,实施错位发展,承接资源性产品加工企业,激活工业和旅游业,促进县域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承接发展为核心区配套的产业,重点是农产品加工、现代中医药、服装、日用轻化、电子信息、林产林化、建材、陶瓷、彩印包装业等,培育和壮大特色产业,以工业化促进城镇化。

2、充分利用产业园区进行产业布局

产业园区作为梧玉贵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和产业聚集的集中地区,在产业布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梧玉贵要以自治区级和国家有关部委批准的特色产业园区为承载体,进行产业合理布局。以梧州工业园区、贵港江南工业园、玉林经济开发区为依托,按照扩大规模、完善功能、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要求和错位竞争、差别化发展的原则,大胆创新开发区建设、管理体制,坚持市场化运作,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注重产业升级,发挥已有的产业优势,围绕重点产业承接产业转移,增强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引导产业集群化发展,壮大产业规模;积极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向高效率、精加工和高端产品转变。优化空间开发,改变大量占用土地、大量消耗资源和严重污染环境的开发模式,将招商引资的部分项目和开发区内的部分产业向周边开发区和工业集中区引导和转移,增强生态环境容量,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进现有产业园区转型升级,打造以医药、食品、日用轻工、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为主的梧州工业园区;以食品加工、制药等健康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玉林经济开发区;以船舶修造、羽绒、化工、饲料、机械制造、皮革、建材等为主的贵港江南工业园。

(注:基金项目:广西教育厅基金项目:省际边界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以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为例,广西高校重点研究基地粤港澳产业转移中心,梧州学院国家特色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梧州学院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08C00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王秀玲: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探析与思考[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3).

[2] 魏玉芝、逄晓彤:辽宁沿海经济带区域一体化发展策略研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11).

第2篇: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范文

关键词:小城镇;空间战略;吴江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740(2010)03-0059--02

吴江市东邻上海,西濒太湖,南连浙江,北依苏州,地处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的腹地。吴江市域面积1 176平方公里,2008年末全市户籍总人口为795254人。辖9个镇和两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在200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35亿元。吴江是苏南模式的是实践地,城镇建设在苏南模式的推动下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在新时期,快速的经济增长与和村镇建设,在迅速改变原有的生态格局,城市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吴江的城市空间发展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吴江市域空间的发展历程

吴江与浙江接壤,在外资未大规模进入之前,表现为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发展特征,城镇主要依托民营经济获得发展,市域城镇表现为均衡发展态势,没有明显的市域中心。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推进及乡镇撤并过程,城镇空间得到优化重组,制造业空间也逐步走向集聚,以特色功能片区为主导的经济也逐步走向明晰。目前,松陵城区作为市域政治、文化、科教中心的地位得到强化,随着吴江经济开发区的建设步伐加快,其经济职能也进一步加强。盛泽城区作为市域民营企业集聚中心的地位也在加强。市域城镇的发展正在从小城镇均衡发展的空间结构走向以松陵、盛泽城区为主导的市域空间结构,但其它城镇的群体空间布局仍然较为分散。

二、市域空间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1.城镇群空间呈现自组织分散化格局

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发展主体的推动下,以镇区为单元的城镇空间、被撤并乡镇继续发展遗留的社区单元、以村办工业为依托的村庄建设空间并存,形成整体分散、无序蔓延的空间发展特征。从各镇区、社区的建设用地规模来看,呈现两极化差异。除中心城区外各聚集点建设规模都较小,城镇空间集聚化不明显。加之大量以村庄工业为依托的散点状建设用地,吴江市域城镇建设空间密度高、间距小,整体相对分散。

2.城市发展的“双核心”主导结构

吴江城市空间不同于传统县级城市以地域行政中心所在地为核心的单中心结构,由于历史发展轨迹的延续,形成包含松陵、盛泽中心城区在内的“一市两城”的双核结构。松陵长久以来都是原吴江县治所在地,在吴淞江源头的水上要塞基础上逐渐发展。盛泽以发达的丝绸业而著称,早在清朝中期,与苏州、杭州、湖州并称“四大绸都”,丝绸纺织业是其主导产业。2008年松陵、盛泽GDP占全市总量的45.61%。城市建设用地占市域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的54.15%。

3.产业空间的无序增长

吴江产业空间的无序主要表现在资源粗放使用下工业用地的无序布局。在空间形态上的特征是:飞地式分散化,工业用地脱离城镇建成区,全市分散于各镇区外的工业用地总量为33,28平方公里,占全市域工业用地总面积的38%。交通主导的轴向蔓延,吴江市工业用地主要集中于市域中部东西向的318国道、南北向的227省道、苏嘉杭高速公路两侧。部分城镇工业布局形成沿交通干线的“一层皮”式的布局形态。斑块状扩张填充,在“自上而下”的规划干预下。工业用地呈斑块式的成片开发,主要为政府主导的工业区。其空间形态上,部分是原有工业聚集地的扩展和延伸,与城市居住生活组团相分隔,表现出一定的规划干预性,如吴江经济开发区。部分则是以城镇边缘区的外延扩张为主。

三、市域空间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1.与周边城市的协调发展的影响

吴江的城市转型发展将会是区域的大背景下完成的,与周边城市的协调将是吴江城市空间发展必须考略的重要因素。首先,服务上海,培育吴江休闲、度假等优势服务业。吸引上海来市民吴置业。其次,主动融入苏卅I都市区,积极接收其文化、经济辐射,同时将同里与昆山南部地区协调,共同打造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区,并作为苏州市域东南部地区重要的水域生态空间。再次,与浙江嘉兴、湖州在产业空间和产业发展上相协调,几个城市原先就具有民营经济的基础又自古是丝绸之乡,三城市理应打破行政区经济的障碍,打造富有特色的产业集群。上述所考略到的协调发展措施都会对城市空间的发展提出要求进而影响城市的空间布局。

2.自然地貌与生态保护的限制

吴江市河道纵横,湖荡棋布,西临太湖,京杭大运河、太浦河在境内相交。水域面积达到267平方公里(合40万亩。不包括所辖太湖水面),占全市总面积的22.7%。市域共有大小湖荡261个,其中千亩以上的湖荡50个。大小河道2 000余条,总长度近3000公里,其中主要河道26条。河湖水域主要集中于市域东北部和中部地区,交错相接。一方面,高密度的湖荡河道使得未来建设空间拓展面临着资源的地域约束。空间扩张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为保护生态环境资源,防止自然生态空间的侵占和水乡特色的迷失,建设空间有待重新整合,用地拓展受到生态保护的环境约束。

3.“小城镇”发展情结的影响

传统小城镇发展情节仍然根深蒂固,以小城镇为核心的均衡发展格局依然延续。从吴江本地人口的城市化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本地人口仍然表现为强烈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状态。但是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城市规模的逐步扩大,小城镇发展模式无法适应新的城市功能调整和空间增长需求。吴江市也认识到这一发展思路的局限性,努力寻找适合于小城镇向小城市转变的发展路径。这一过程及要求城市空间发展做出适时调整。

四、空间发展的策略

1.区域空间的分片区发展

根据市域空间利用特征,结合产业集聚开发、城镇型功能中心的培育、特色功能区域的形成以及环境保护和旅游开发,将市域空间划分为四个片区:临苏外向型经济区是市域利用外资、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集中区域。产业发展上以外向型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临沪综合经济区是吴江全面接轨上海发展的前沿阵地,在现有产业基础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生产业,利用水网密布的自然生态特色,与上海朱家角、昆山周庄合作,发挥旅游休闲度假功能。临湖生态经济区,拥有天然的滨水自然景观资源,规划将其为环太湖的旅游、休闲度假和优质生态空间,并从区域视角纳入太湖沿岸一体化发展大框架,加强与太湖沿岸其它城市的发展协调。临浙民营经济区依托盛泽城区构筑吴江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发展片区,同时强化与产业发展相配套的商贸服务和居住、公共服务等城市型功能,使其成为相对独立的城市发展单元。

第3篇: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范文

关键词:黄河上游沿岸带;旅游生产力;空间布局;优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F59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4-0108-04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由“沿海经济”向“江河经济”跨越,现代文明随之向广袤的内陆地区转移,向贫困地区推进,特别是向人烟稀少的资源富集地区推进。在拓展人类生存的发展空间、改变地球表层人类分布结构的同时,有力地促进人类科学文化、经济技术、区域产业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人类社会的繁荣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劳动地域分工原理的制约下,在相关区域优势互补、负嫡互流、协同发展的导向下,经济区、经济带的协作开发大大热了起来[1]。

1.相关研究综述

沿江河开发是一种重要的战略思想。祖强、薛莉(2003年)在系统借鉴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大江大河开发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江苏经济实际情况,提出加快江苏省沿江开发的对策。 关于沿江河开发在空间上如何具体实施,各地区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相继提出了“旅游带”、“旅游圈”等概念。骆永菊(2005年)提出构建长江三峡国际旅游黄金带的框架及支撑体系研究。刘玉(2004年)将江苏环太湖旅游带作为一个整体旅游区域,总结了江苏环太湖旅游带旅游开发的针对性发展战略。黄震方、丁正山、李想 (1999年)对环太湖旅游带旅游业联合发展优势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环太湖旅游带联合发展的战略思想,把环太湖旅游带建成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一流旅游区域。丁季华(1999年)指出将苏、锡、常环太湖旅游带与上海旅游目的地之间通过资源互补、市场共享,形成无形结合,构建“上海旅游圈”,塑造“环太湖旅游带”个性。王健、张磊、董雅文在(2002年)提出沿太湖建设生态旅游带的构想。黄朝永(2001年)提出构建重庆南部旅游带及其开发战略构想。靳英敏提出建设黑龙江省沿边旅游带的发展构想。

从这些研究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小区域之间的联合构建一个个“圈”或“带”,“圈”与“圈”之间、“带”与“带”之间,以及“圈”与“带”加强联系与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已成为当今的潮流、趋势,也成为许多专家学者研究、跟踪的热点。对旅游带的研究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有沿江河旅游带,沿交通干线、沿边旅游带,有环湖、环城旅游带、生态旅游带的建设。研究逐步深入、细化,关注到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从研究内容的广度来看,战略的研究―战略举措―具体实施办法等全方位的研究已全面展开;从区域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来看,对发达地区的局部范围的研究有深度、有广度,而且点―轴等相关理论与实践已经结合起来,而对欠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旅游带的构建战略、构想、举措以及“带、圈”之间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研究甚少,出现严重中的“东重西轻”和“南重北轻”。

2.黄河上游沿岸带的提出

早在1988年中国民盟主席和钱伟长曾向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沿黄青、甘、宁、内蒙4省区的热切响应。该经济区是指青海龙羊峡以下黄河干流所流经的青海东部、甘肃中部、宁夏中北部、内蒙西部沿岸地带,总长约1 800公里,平均宽约120公里,面积为21×104平方公里的带状经济区。该经济区的建立旨在开发黄河上游丰富的资源,强化原有基础产业,建设国家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以形成大西北的经济核心带,最终带动整个大西北的经济发展,促进民族繁荣。

傅伯杰在《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1994年3月)一文中认为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地域广阔,包括从青海龙羊峡至内蒙古托克托的沿岸及其相关的53个县旗和27个市辖区。而且该区资源丰富、多民族聚集,优势明显,进行重点开发的政治和经济意义重大,是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中综合开发重点地区之一,应加强该区的生态环境建设。

张复明、仪庆林、徐保根、安祥生在《黄河经济协作区联合与发展的战略构想》(中国软科学,1999年第9期)提出“黄河经济协作区”的概念,指出应以黄河和欧亚大陆桥为纽带,通过联合与协作,有效增强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和黄河水利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9省11方组成的黄河经济协作区的整体区域经济实力。

根据以上相关概念的提出,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路,结合黄河上游沿岸旅游业的发展现状,提出“黄河上游沿岸带”的概念。

3.研究范围的界定

借鉴“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范围界定,根据黄河上游沿岸的实际情况,结合旅游业的特点,确定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为:从青海玛多至内蒙古的托克托县,沿黄河干流所流经的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四省区沿岸地带,总长约1 800公里的带状区域。该旅游带以黄河为中轴线,向两岸分别延伸60公里,形成总宽度约为120公里的核心带;依据黄河上游沿岸带的旅游资源的等级、密集程度,以及考虑到旅游通达性及游客感知距离和不适程度,在核心带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延伸约300公里,在两岸分别形成约300公里的区。至此,黄河上游沿岸带总宽度约为720公里范围的带状区域。

黄河上游沿岸带(包括核心带和带)各段研究范围具体到市、区、县、旗。其研究范围涉及甘、青、宁、内蒙四省区的140多个市、区、县、旗。笔者以为,整个旅游带并不是整齐划一、等宽度的,这和旅游资源的品位等级、地形地貌、交通条件、人口密度、与依托城市的关系、经济发展条件息息相关。例如,有些临近沙漠的地带旅游带相对较窄,有些旅游条件好的地区旅游带相对较宽。

4.旅游带的基本特征

从把黄河上游沿岸带建设成为西北重要的旅游区、经济增长区,联动全国青藏铁路沿线旅游、首都都市度假旅游圈、东三省老工业基地旅游、丝绸之路旅游四大旅游大区域,成为连接欧亚大陆桥的旅游枢纽,东联西出的咽喉要道这个高度来看,该区域应该具有以下特征:(1)区域性。这是旅游经济结构在地域空间上的特殊表现形式,首先应具有相对完整的地域单元,即有一定规模的自然条件、环境条件、地理背景等整体性;其次旅游带的资源开发利用要形成鲜明的区域旅游活动特征;再次要有可以依托的、特色鲜明、格性突出的旅游中心城市,以及发达的交通旅游交通网络。(2)层次性。旅游资源的组合效应、旅游区域的通达性、旅游市场的形象定位和旅游区域的社会背景等在旅游带内表现明显的空间差异,形成了层次分明的结构体系。例如,核心带、带以及各级旅游节点城市的形象定位、形象设计等具有层次性。(3)开放性。黄河上游沿岸带作为相对完整的地域单元,除了带内紧密联系外,必然与带外支撑系统保持物流、商品流、客流、信息流等方面的交换关系,具备沟通国内发达地区、国内客源市场和国际旅游市场的能力。(4)协调性。黄河上游沿岸带,它必须具备维持整个旅游带的繁荣、发展、进步的协调能力,才能有效地配置旅游资源和科学的组合市场要素,合理布局旅游产业结构。(5)效益性。构建黄河上游沿岸带最根本的目标是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通过构建黄河上游沿岸带,培植旅游资源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Advantage)――类型效应、集聚效应、强度效应和种量效应;通过构建黄河上游沿岸带,强化规模产业优势(SealeProperty)或乘数效应(Multiplies)――交易乘数、产出乘数、就业乘数和收入乘数;通过构建黄河上游沿岸带,形成聚集经济效应(AgglomerationEconomies)[2]。

5.开发模式与布局思路

5.1 开发模式

黄河上游沿岸带以“点―轴”开发为主要模式,结合据点开发、扶贫开发、旅游圈层开发、景区内涵提升等开发模式,做到统一规划,分级开发,突出重点,体现特色,合理利用,全面发展。“点―轴开发”对于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有所发展但发展程度不高、旅游开发的空间结构还不完整的黄河上游沿岸带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黄河上游沿岸带的铁路、国道等交通干线沿黄河蜿蜒而行,黄河两岸大中小城镇、自然景观和人文旅游资源的分布特点是适合于点轴开发模式。“点―轴系统”理论能够科学地处理集中与分散、公平与效益、从不平衡发展到较为平衡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黄河两岸大中城市对旅游带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旅游带的可达性,实现由“点”到“线”到“面”的空间开发和发展状态发挥指导作用。

5.2 总体思路

黄河上游沿岸带旅游生产力空间优化布局以“资源为依托,产品为基础,市场为导向,效益为中心,优化资源配置”为根本宗旨,实施政府主导型战略、旅游精品战略、旅游扶贫(即PPT战略:pro- poor tourism)战略、旅游现代化战略。大力开发黄河风景、草原大漠风光、高原湖光山色、丝路古迹、民族风情、黄土风情、航天原子科技等具有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旅游资源,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策划和实施一批潜力较大、品位较高,对国际、国内游客有较大吸引力,投入产出效益好,对各地旅游业发展起到重要牵头推动作用的旅游项目。

在以青藏铁路沿线旅游、香格里拉区域旅游、环太湖健身度假旅游圈、大长江三角洲旅游、首都都市度假旅游圈、东三省老工业基地旅游、粤港澳旅游、湄公河跨区域旅游、丝绸之路旅游等九大区域为国家重点发展规划区域的前提下,力争把黄河上游沿岸带纳入第十个国家重点旅游规划区。在该区内,进一步确立黄河为旅游开发的概念性主轴线(一级发展轴);以青藏铁路沿线旅游、丝绸之路旅游、首都都市度假旅游圈、东三省老工业基地旅游为黄河上游沿岸带的旅游功能协作区;以西宁、兰州、银川、呼和浩特为旅游带的四大增长极,构筑兰州、西宁、银川和呼和浩特四大旅游圈(二级旅游圈);以夏河、合作、天水、平凉,同

仁、海晏、乐都、共和、玛多,同心、固原、中卫、石嘴山,乌海市、包头、鄂尔多斯、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等城市为增长点。以国道109线、315线、214线,213线、212线、316线、312线、309线,211线,110线(一级轴线)和各省区相关省道(二级轴线)为依托,重点建设西陇海―兰新(武威―兰州―天水)、呼包―包兰―兰青、兰州―西宁三条旅游发展轴线(一级发展轴线);重点建设六大旅游区。形成一带(黄河上游沿岸带)、一站(兰州―欧亚大陆桥上国际性旅游中转站)、三轴线(三条一级轴线)、四极(兰州、呼和浩特、银川、西宁)、四圈、六大旅游区的旅游空间格局。

2.1 三条轴线

黄河上游沿岸带的构建,依据点轴开发模式,把黄河上游沿岸各省区的城市、旅游景区景点和未开发的、具有很高旅游价值的旅游资源协同开发。由于黄河不连续通航,黄河只能作为一个概念性的主发展轴线(一级发展轴线),在实际的开发过程中只能依托现有的沿黄铁路、国道、高速公路等交通设施来实施旅游。重点建设西陇海―兰新(武威―兰州―天水)、呼包―包兰―兰青、兰州―西宁三条旅游发展轴线(一级发展轴线)。

2.2 以兰州、呼和浩特、银川、西宁为四大旅游增长极

城市在旅游业中扮演着都市旅游、城市文化旅游、会议公务旅游、商贸购物旅游、交通枢纽等多种角色。之所以确定兰州、呼和浩特、银川、西宁为旅游带的四大旅游增长极,不仅仅因为它们集省会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于一身,还因为四城市的综合实力居该旅游带内众多城市前列,以此为旅游带内四大旅游增长极能够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发挥巨大促进作用。

2.3 四大旅游圈

从经济地理学、旅游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出发,依托各省会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及其区位优势和优良的基础设施,构建兰州、西宁、银川、呼和浩特四大旅游圈(见图1),在积极开展传统的会议旅游、商贸旅游、修学旅游、购物旅游等旅游活动的基础上,发挥本地节假日都市休闲娱乐旅游中心作用,并成为启动黄河上游沿岸带四省区段的旅游集散地和中转站,从而形成“城市―区域”、“资源―市场”共扼型的旅游空间结构综合体。构建四大旅游圈既有利于带内城市之间的互动,又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2.4 六大旅游区

黄河上游沿岸带有着十分深厚的文化历史遗产,应努力充分发掘,使黄河上游沿岸带美丽的自然景观与深厚的人文资源相映生辉。为此,对黄河上游沿岸带文化旅

游资源,依据其文脉,组合临近其他类型旅游资源,划定以下六大旅游区(见图2):

(1)西兰多民族文化旅游区。该区是以塔尔寺和拉卜楞寺为双核心的多民族文化旅游区。以塔尔寺为核心,融和塔尔寺宗教文化、互助土族风情、柳湾墓地、瞿坛寺为重要景点,形成塔尔寺多民族文化旅游小区;以夏河拉卜楞寺为中心,东接甘南合作,西邻青海同仁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贵德文化城、循化(街子撒拉族风情、十世班禅故居、喜饶大师纪念建筑、孟达天池)等旅游资源的夏河拉卜楞寺多民族文化旅游小区。两个多民族宗教、文化旅游小区,区位相临近,文化相互融合,形成双核结构的民族宗教文化旅游区。

(2)青海湖藏族风情旅游区。青海湖是青海省的象征,以青海湖为核心,充分挖掘青海湖的历史及其中的深层文化内涵,用历史文化的重彩装点青海湖。在整合、挖掘原子城、金银滩草原(王洛宾采风处)、刚察大寺、祭海台、五世达赖泉、沙陀寺、哈龙岩画、布哈河、沙岛、尕海、月牙湖、白佛寺、151基地等现有资源的同时,加快伏俟城(共和县)、察罕城(倒淌河乡)、海神庙(海神庙遗址距察罕城西北百米处)、应龙城(应龙城遗址在青海湖海心山上)的修复工作,营造湖怪、西王母等新景点。赋予历史上的“祭海”活动以新的内涵,并以新的眼光和观念来审视祭海典礼,恢复祭海典礼,使青海湖成为一年一度的大规模、全方位展示青海各民族风情、民族文化的大舞台,有效地提高青海湖和青海省的知名度,从而带动旅游事业蓬勃发展[3]。

(3)黄河源生态旅游示范区。以青海玛多为该旅游区中心,将果洛左哈龙沟、哈龙冰川、久治年保冰川、久治仙女湖、妖女湖,黄南金鱼湖、右哈龙沟雪山下藏族风情、班马民居雕楼、藏医药、阿尼玛卿山、玛卿岗日峰以及约古宗列曲、卡日曲、星宿海、扎陵湖、鄂陵湖等旅游资源进行整合,侧重个性旅游、探险旅游、探秘旅游、生态旅游,把黄河源生态旅游示范区建成全国首屈一指的生态旅游示范区。

(4)始祖文化、道教文化、回族风情旅游区。以天水―平凉―固原为轴线,与包兰铁路成“丁”字型结构,贯穿清水、张家川、华亭、平凉、彭阳、固原、西吉、静宁、秦安、天水形成一个闭合的旅游区,以崆峒山、秦安大地湾遗址、天水麦积山石窟文化艺术、伏羲文化、西吉火石寨等主要旅游资源,形成天水始祖文化、崆峒道教文化、固原回族风情组合在一起的多文化旅游区。

(5)西夏文化、塞上江南旅游区。以中卫市为起点,乌海市为讫点,形成包括银川市、石嘴山市,以及吴忠市利通区、青铜峡市、中卫县、中宁县,以中卫高庙、青铜峡一百零八塔、石空寺石窟、水洞沟遗址、西夏王陵覆盖宁夏全境,形成以西夏文化和塞上江南景观为特色的旅游区。

(6)河套文化、蒙古族风情旅游区。以巴彦淖尔市为核心,以乌海市为西起点,到包头市、呼和浩特,贯穿五当召、美岱召、百灵庙、响沙湾、大窑文化遗址、大皇城(城圃圃)、云中城古城址、喇嘛召、将军府、玉泉井、崇福寺、乌素图召、大昭寺、席力图召、万部华严经塔(白塔)、金刚座舍利宝塔、五塔寺、成吉思汗陵、汉墓壁画等旅游资源,形成河套文化旅游区(本文所指的河套平原是指前套和后套平原,而不包括宁夏平原)。

6.结语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加强区域之间的旅游资源整合和区际旅游产业合作是旅游业发展趋势,也是国家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然而现有的行政区划所造成的条块分割,人为地割断黄河上游地脉、文脉及两者之间的固有联系,各省区旅游业各自竞相发展、激烈竞争,削弱了黄河上游旅游业的整体优势。我们在遵循空间结构规律的前提下,构建黄河上游沿岸带,优化黄河上游沿岸带的旅游生产力空间布局,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四省区的旅游业联动发展,实现资源互补、市场互享、营销互动、合作双赢的目标。

通过黄河上游沿岸带的构建,一方面填补了青藏铁路沿线旅游、丝绸之路旅游、首都都市度假旅游圈、东三省老工业基地旅游这四大区域之间的旅游发展规划空白区;另一方面衔接四大区域,加强四大区域的旅游业合作,再次深度整合四大区域和黄河上游沿岸的旅游资源和旅游企业,进一步提升黄河上游的旅游竞争力。黄河上游沿岸带的构建对于各民族的团结、共同繁荣进步、边疆的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黄河中下游,乃至全流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三者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共赢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通过黄河上游沿岸带生产力空间布局,促进黄河上游沿岸旅游业的整体发展,以黄河上游沿岸带的发展带动各省区旅游业的发展,以各省区旅游业的发展支撑黄河上游沿岸带的整体发展,进入良性循环。使旅游产业作为强势产业在黄河上游沿岸带的一次产业、二次产业中隆起,为带动黄河上游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发挥重要作用。

基金项目: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资助。

注 释:

①祥.论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资源开发战略[J].干旱区地理,1994,(6).

②马勇等. 武汉大旅游圈的构建与发展模式研究[J] 经济地理,1996,(6):100-101.

③谢佐, 程起骏,谢承华.关于深度开发青海湖旅游产业的探讨[J].旅游学刊,2000,(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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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地图册[M].北京:星球地图出版社,2003.

[8]中国地图出版社编制.中国交通全图[M].河北:中国地图出版社,2005.

[9]中国分省行车地图册[M].济南: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05.

第4篇: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范文

实践时间:XX.7.25-XX.8.15

实践活动:公司实习

实践目的;第一,勤工俭学,减少家庭负担;第二,丰富假期生活,充实趣味假期;第三,锻炼自己与人交往的能力,增加社会经验实践经历及收获;第四,体验专业实习,积累社会经验,为以后工作打基。

实践前感

时间如白驹过隙般,转瞬一个炎热的暑假就要过去了。蓦然回眸,不得不感慨时光荏再,然而般穿梭中的那份无奈却无以消逝。当准备整理心情,重新走上那段人生路继续拼搏时,却发现原来匆匆的假期里多了一份沉沉的充实;才发现原来自己在人生旅途中又进了一步;才发现自己的日记中不知不觉又增添了数页,才发现自己又变成熟了,对未来憧憬着却又带着点点忧虑,然而更多的却是希望与好奇……

感觉昨天还是大一新生,今天却已经将要步临大二的生活之中。冥冥之中开始对这第一个大学中的第一个暑假计划着,还记得才上上大学时就大言自己上大学要兼职,可是一年了才发现要实践的话,一个合理的规划是不可少的。才放假时理所当然先回家住了几天,同时也和爸妈讨论了实践问题,爸妈的支持让我感到很欣慰。即使有着多层顾虑与矛盾,但是为了我能够得到锻炼与韧力最终还是选择了支持我的实践工作,让昆山即是一座经济高度国际化的开放型城市城,也是一座充满充满灵气的江南水乡城市。就像镶嵌在上海与xx之间的一颗璀璨明珠,心里蓦然开始向往了起来。于是我就敲起了算盘,准备去那里一搏。因为人生地不熟的,所以爸妈为我联系了在昆山的表哥,让他去接我。再三准备下,我终于踏上了暑期社会实践的征程。

经过联系我来到了昆山的一家乔坤彩印有限公司,不得不说昆山的经济开发区发展的的确很快,一路上都是跨省甚至跨国的公司。也是在这里留下了我暑期实践的点点滴滴。虽然短暂的短工实践,却我对昆山市的发展和大学生就业增进了认识。感叹变迁只为这次的身临其境。昆山果真是名不虚传,从这一个普通的彩印公司,就让我深深的对他科学的管理体系和经营战略感到敬佩。

第5篇: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范文

【关键词】公共政策;历史文化古镇;保护实践;同里

在近20年,我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无论在结构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历史转变,城市建设从传统的政府部门中央指令性模式向多级参与模式转变[1]。这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大加快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效率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这也使得传统的以强调技术因素为主的城市规划决策模式面临巨大挑战,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属性成为近几年的热点问题。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除一部分集中在历史城市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历史古镇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历史文化古镇中社会利益的分配,包括土地资源和城市空间的利益争夺也逐渐加剧,在保护与发展的语境以及我国镇一级行政体系下,保护规划和实践的最大难点尚不是在于工程技术问题,而在于政府和规划者如何合理利用公共政策维护公共利益,为所有相关利益人创造互惠的赢局。保护实践中“谁来保护、怎样保护”,以及影响保护实践的各种现实因素,特别是政府、开发商和民众在不同时期和阶段中三者之间博弈规则的变化显得格外重要,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文化名镇保护中公共政策的多样化和重要性。

1. 历史文化古镇保护实践中的公共政策过程

1.1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过程。

公共政策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政府为了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公共利益,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整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制定的行为准则。它往往通过法令、条例、规划、计划、方案、措施、项目等形式表达出来。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核心作用与功能在于解决公共问题,协调与引导各利益主体的行为。通常来说,一个完整的“政策过程”包括确定政策问题、制定政策方案、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监控与政策调整、政策终结[2]。实际上,规划工作的本质就是特定社会条件下,应对当时当地社会需求做出的一种制度安排[3],特别是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政府职能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或者说规划受政府公共政策影响将显得尤为明显。

1.2历史文化古镇保护实践中公共政策过程研究的必要性。

1.2.1从我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来看,目前我国的城市空间增长主要还是一种外延性的扩展,相应的城市规划也是一种增量规划,以城市建设用地的外扩为主要特征,小城镇容易遭受到特定的危险。作为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主体的政府,在市场化背景下其价值观和利益决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文化古镇在当下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命运,一旦其决策出现任何偏差和失误,那么历史文化古镇历史环境将面临着结构破坏、风貌消退甚至彻底消亡的危险。

1.2.2从我国的行政管理体系来看,镇一级政府处在管理体系的末梢,是最基层的一级政府,因此除了遵守国家行政管理的“一般”原则以外,还决定了它具有其他层次的行政管理体系所不具备的一些基本特点,主要表现在:(1)自由裁量权力大,这种灵活性使得古镇政府能够比较迅速的作出决策,同时,它也是导致决策失误的诱饵。(2)人力、财力资源有限,镇财政作为我国最基层的一级财政,政府能支配的财政收入非常有限,集资渠道的也较窄,财政实力并不如城市那样雄厚,在人力资源方面也普遍缺乏专家支持。由此可见,镇一级的行政机构设置、职能配置、人员编制、财政体制等方面与城市的行政管理体系仍有一定的差距,在激励有余而约束不足的情况下,自身利益的驱动可能会使地方政府在参与古镇保护活动的过程中,利用自身的特殊优势而忽视或是侵犯其它群体应有的利益,使古镇保护沦为地方政府的一种逐利工具,从而偏离了历史文化保护事业的基本方向。这就从客观上决定了历史文化古镇的保护实践中公共政策过程的重要性。

1.2.3因此,虽然古镇保护规划作为一种技术性的法规存在,但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政府的公共政策过程才能使保护规划产生可操作性,特别是在具体项目操作层面,政策过程往往才是最终决定历史文化古镇保护与发展的好坏的背后作用力。

2. 同里古镇及其保护概况

2.1同里古镇概况。

2.1.1同里镇隶属江苏省吴江市,现辖镇域面积133.15平方公里,总人口5.8万人。是江南著名水乡,位于太湖之畔、古运河之东,由网状河流将镇区分割成七个岛,是太湖流域典型的水乡古镇。东南接318国道,距离虹桥机场80公里,西连苏嘉205省道,距苏州市18公里,吴江6公里,水路交通便捷,地理位置优越,素有“苏淞要涂”之称。

2.1.2同里镇的空间布局有着典型的江南水乡城镇特征,水网密布等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得同里镇以河网作为市镇建构的骨架而发展,其空间布局特征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4]:

(1)有机的空间形态。同里古镇的空间形态因借于自然因素,与水体有机结合,不规则但连续性极强。

(2)网络状的空间结构。同里的运河体系条连环通,网络状分布,使得古镇内部景观视线走廊具闭合性与可选择性,内部空间与空间的关系更加多样与紧密。

(3)差异化的空间功能。由于同里历史上一直是官绅雅士的聚居地,使得其空间格局受自上而下“规划意识”的影响,形成了商住分离的功能结构。

(4)匀质的空间界面。从建筑连续所构成的界面看,其比例、尺度、组合方式颇具特色且保留完好。

(5)多样的空间类型。桥头、埠头小型广场或等公共活动的主题空间,提供了多样的视觉体验与心理认知。总的来说,同里的历史价值更多地体现于城市空间之中,而非建筑单体或建筑群之上。这个特征很大程度决定了同里保护规划的重点之一是城市空间关系。

2.2同里古镇及其保护规划相关研究成果。

(1)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阮仪三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关注江南古镇,对古镇作了科学详细的实测、记录和规划,整理出版了以周庄、同里、甪直、南浔、乌镇、西塘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江南水乡》、《江南古镇》等著作[5]。伴随着卓有成效的工作和研究的深化,形成了较为丰富系统的江南水乡古镇的研究成果,其中对同里古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保护规划、保护与更新、体制和发展、古镇旅游四个方面[6]~[10]。

(2)在保护规划实践方面,同里于1999~2000年开展了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确定了不同要素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目标以及相关的措施,价值要素主要涵盖了物质遗产、古镇格局和风貌景观以及非物质遗产三方面。保护区界包含了同里古镇清末民初的镇区建成范围及出入镇区的主要河道两侧的景观范围,保护区总面积57.6公顷。

3. 同里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实践的政策过程及经验

同里从1982年列入江苏省省级文保单位开始,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和发展(见表1),二十多年来的古镇保护制度变迁历程实际上是政府组织下、多方力量参与古镇保护与发展的行为与作用,特别是乡镇政府如何运用各种创新手法,在各方博弈中获得所需的各种政治、经济知识和社会资源,走出了一条别具特色的政策驱动、市场拉动、投资带动的古镇保护、开发和发展之路。回顾同里历史文化名镇管理体制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7]:

3.1第一阶段:吴江市建委主导下的同里景区(1998年之前)。

(1)当时同里古镇是作为太湖景区的景点之一,采用江苏省景区建设办公室垂直领导下的景区管理模式,由吴江市建委直接领导。此阶段主要是对“一园”(退思园)、“两堂”(嘉荫堂、崇本堂)、“三桥”(太平桥、吉利桥和长庆桥)等景点的古镇保护基础修复工作,其中退思园是修复核心,此时期退思园的知名度远远大于作为一个古镇的同里。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改革开放初期体制和财力上的制约,同里镇并没有多少发展自。

(2)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地方政府获得了相当的自我发展权,其积极性被从分调动,地方基层政府开始成为古镇保护实践中最重要的推动力。1996~1997年间,同里镇政府先后投入约500万元进行旅游景区基础建设,自己开发出一些景点(明清街、世德堂、罗星洲等),修建景区入口处石牌坊,同时为重现水乡风貌,投资300万元重新开挖丁字河、重建三桥,增建泰安桥。1997年4月,同里第一届旅游文化节举行,同里镇的知名度提高,奠定了同里开发旅游的基础,同里旅游发展开始起步。

3.2第二阶段:镇政府主导后保护事业的快速发展(1998~2005年)。

(1)1998年,景区管理体制发生变革,吴江市将包括退思园、两堂(嘉荫堂、崇本堂)在内的几个景点的管理权下放给同里镇政府。同里镇政府从此有了对镇区内所有景点进行统一管理、统一宣传的权力,可以采用统一的门票,并能获得古镇保护所带来的各种直接和间接受益。此次权力下放明晰了各方的责权利关系,使镇政府拥有了对自己镇区范围内主要景点的管理权以及相应的收益权,将同里镇的保护投入与其产出直接挂起钩来,因此在谋求地方发展激励下的地方政府便大大加强了投入力度。

(2)但随着投资力度的加大,同里镇政府力不从心,也意识到引入新投资主体的必要性。2001年政府在景点的建设中引入了苏州凯达公司,采用政府与企业合作的形式,投资2700万元,建设了珍珠塔景点群,开始多元主体共同投资建设。2003年底组建同里古镇保护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中国首家古镇“保护公司”,开始探索古镇保护企业化运作模式,由政府(同里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技术专家(同济大学旗下同楷公司)、专业化公司(苏州新沧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方联手,打破了古镇保护由政府“包揽”的局面。2005年,同里红旅游商品开发有限公司的成立,同里总公司注册成立8家子公司,依托同里的旅游大品牌及丰富的旅游资源,独立运作。虽然同里总公司没有实现政企分离,但子公司已经彻底市场化,这种同里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承包模式实质是将下属经营管理的各项资源分门别类进行公司化运作,也是根据发展旅游的需要,将旅游公司的职能不断细化、专业化的必然结果。

3.3第三阶段:吴江市“区镇合一”管理新体制(2005至今)。

由于同里镇西侧吴江开发区的迅速发展以及吴江市松陵城区向东发展,同里城镇的发展倍受影响。2006年,吴江市政府引进中国世贸集团共同策划和运作,成立由同里镇与港合资的“苏州同里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同里占合资公司股本的49%,港方按比例注入51%的资金,同里己开放的景点以租赁形式向合资公司转让经营权,该公司每年缴纳包括景区、景点维护以及品牌形象等各项经费,并逐年递增。借助世贸集团的实力、资源及影响,同里历史文化名镇提高了其在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4. 从同里的经验看历史文化古镇保护实践中公共政策过程

4.1制衡——权力下放与上收。

(1)从公共政策制定主体的变化看同里古镇的保护历程,其存在一个管理权下放和上收的过程,同里古镇保护与开发的管理主体从吴江市建委下放到同里镇政府,而后实行“区镇合一”的管理体制,同里古镇保护开发的管理者由同里镇政府变更为吴江市同里古镇保护开发领导小组,在充分调动地方建设积极性的同时,也同里免于完全受市场法则所支配而产生与历史文化名镇价值目标不相符的开发建设。

(2)以放权为核心的转型期中国整体制度环境变迁,使得地方政府既有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强烈愿望,又有谋求自身利益(如地方财政收入、政治业绩)最大化和短期化的追求,同时他们拥有对行政资源、垄断性竞争资源(如土地)的特权,于是与城市中诸多经济发展主体(如开发商、投资商)结成了种种增长联盟[11],同时,我国非政府组织(NGO)的力量极其微弱。如此一来,多种行政与市场经济利益的趋向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价值判断和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因此,在历史文化古镇的保护与开发中,公共政策制定主体内部的权力制衡尤显重要,通过不同级别政府的权力分配和制约将有利于镇政府作出相对正确的历史文化古镇保护与开发对策。

4.2放眼——区域框架下进行保护。

(1)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孤立的考虑历史文化古镇是不再可能的,还要考虑到与之相关的总体发展计划,同时,城市的相关总体规划与政府的公共政策也应为历史文化古镇的保护与发展作出适当考量。吴江经济开发区与同里古镇实行“区镇合一”的管理体制,其行政调整即明确了开发区与同里在产业发展上的不同定位,从根本上减轻了古镇的GDP考核压力,跳出了就古镇论古镇的框架,使得古镇的保护和发展在区域框架下有了更大发挥空间。

(2)因此,历史文化古镇的保护只能够在城镇框架和地区规划下进行,城镇和其周围环境的关系是,一方面城镇要服从于地区更大范围的社会和经济目标,另一方面,地区需要也应为保护这项紧急工作有所变动。地方政策必须考虑到历史文化古镇的特殊需要,其经济功能的选择必须既不瓦解也不遗弃其历史的本质和结构,所有影响历史古镇的政府部门在规划的各个阶段都必须协调一致,如工业选址、交通网络和其他地方场所。赋予历史古镇乃至地区发展合理的功能才能保持历史文化古镇的生命力。

4.3联合——政府主导与市场引导。

(1)在历史文化古镇保护中,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占主导,这不仅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趋势,也是资源需求的趋势,它打破了各类资源完全按行政原则由中央政府进行配置的局面,各种资源开始逐步按照市场法则在各社会群体中重新分布与流动。同里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实践中,政府引入市场机制,采取由企业管理、转让经营权等方式吸收社会、民间的资本和后续使用、管理的市场化运作方式,一方面更好的利用物质遗产,发挥其传递历史信息的作用,同时也为遗产的维护筹集了资金。

(2)政府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政府与开发者扮演不同的角色,政府与开发者之间既是调控与被调控的关系也是合作关系,政府需要依据完善、全面的公共政策和法规来引导市场,逐步分散古镇资源的配置,这不仅为社会资金进入古镇保护提供了条件,也能发挥社会各方群体的协作精神,创造更加多元的价值目标与空间环境。公共政策的制定一方面应限制与防止市场弊端,杜绝市场投机、抬高地价、过度开发、谋求暴利,平衡开发者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另一方面其应鼓励与激发开发者的保护积极性,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减少投资风险,让其有利可图,增强开发者的投资信心,在严格详尽的保护技术指标控制下,让更多的人投入到历史文化古镇保护工作中,并从中受益。

5. 结语

规划管理从过去相对单纯的技术管理为主向如何体现作为政府的重要公共政策转型,已为我国越来越多的规划学者和工作者所认同和关注。历史文化古镇是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践层面,从公共政策过程视角去认清历史文化古镇保护,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探讨在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背景下保护规划的编制内容和方法,弄清楚历史文化古镇保护规划应该做什么,各级规划管理部门应该管什么以及地方政府应为保障规划的实施采取什么相关的公共政策,进一步提高历史文化古镇保护规划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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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范文

关键词: 区域经济 沿江突破 跨越式发展

宜昌市是世界水电旅游名城,2011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900多万人次,是环境高度敏感和国家重点环保监控地区。然而面对三峡投资热的持续升温,宜昌市委市政府科学谋划,发挥资源最佳配置效益,在上起三峡大坝,下至枝江市的8个县市区的沿江经济产业带,实施“沿江突破战略”,使沿江经济走廊国内生产总值(GDP)达1690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79%;财政总收入占全市总额的85.7%,辐射和带动作用十分明显。

一、宜昌市实施沿江突破战略的主要经验

宜昌市沿江两岸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发展,已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基础和产业优势,其发展经验及特色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产业结构优、产业规模大,已成为宜昌市产业集聚程度最高的区域。沿江经济带区域内已初步形成了以电力、化工、食品医药、装备制造、纺织、建材、冶金、电子信息等12大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拥有以三峡电厂、葛洲坝电厂、高坝洲水电站为代表的一批大中型水电企业,装机容量达25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1100亿千瓦时,成为全国最大的水电基地;形成了以宜化、兴发、三宁、新洋丰、中石化湖北化肥厂、华强化工等企业为重点,磷化工、煤化工、盐化工和其它化工全面发展的化学工业格局,成为全国重要的磷化工生产基地之一;拥有以均瑶、稻花香、枝江大曲、人福药业、民康制药、华强科技、东阳光制药为代表的50多家食品医药骨干企业和一批以生物技术、发酵工程、生物药品、医药新剂、卫生材料、特色中药、高附加值食品饮料等为特色的优势产品,成为全省重要的食品饮料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品及原料药生产基地,世界三强之一的酵母及深加工制品生产基地;形成了以宜昌船厂、403厂、葛洲坝机械船舶制造公司、宜都机电、力帝集团、永鼎红旗、长江线缆、经纬纺机等企业为重点,以船舶制造、工程机械、电工设备、机床生产为特色的装备制造企业集群,成为全省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之一;拥有以华新水泥、三峡新材、惠宜陶瓷为代表的近40家建材企业,成为全省重要的建材工业基地;拥有东阳光、长江铝业等一批骨干冶金企业,拥有以凯普松电子、南辉化成箔、劲森电子等一批企业为主的电子信息产业,初步形成全国最大的化成箔生产基地、多晶硅生产基地。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发展后劲明显增强。目前,兴山、远安、五峰等山区县在沿江工业走廊异地建设的项目,全部投产后年销售收入、利税将突破200亿元和20亿元。据初步统一,2011年,全市投资1亿元以上的项目有293个,76%集中在沿江区域,全市产业向沿江集中、向工业园集中的、生产要素向优势产业集中的趋势日益明显。

2、基础条件好,辐射能力强,成为全省、全国生产承载要素最优区域之一。宜昌沿江经济带既有长江黄金水道作依托,又有沿江区域相对优越的开发条件,而且还有全市广阔的发展腹地作支撑,基础条件好,城市化水平高,辐射能力强,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已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洼地”和国内外投资兴业的理想场所。一是基础条件好。浩浩长江纵横全境,将宜昌市沿江地区自西向东连为一体,长江水运成为宜昌区域运价最优、运量最大的黄金水道;三峡工程的建设,万吨级轮船可以直达重庆;境内已建有西陵、夷陵、宜昌、枝城5座长江大桥,再加上宜万铁路跨江大桥、葛洲坝、三峡大坝,共有7条过江通道,将宜昌江南江北经济社会发展紧紧相连。境内已还建有宜黄高速公路、焦柳铁路、三峡机场,再加上沪蓉西高速公路、三峡翻坝高速公路、宜已高速、宜万铁路、武宜客运铁路专线形成了方便快捷、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络,方便国内外客商进出宜昌,缩短了宜昌与世界的距离,为沿江区域加快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该区域内水、电、气等基础设施齐全,具备建设大型现代化工业基地的诸多有利条件;二是城市化水平高。沿江经济走廊经济区域内共有41个乡镇,占全市乡镇总数的43%;居住人口209万人,每平方公里302人,比全市平均数198人多104人。主城区每平方公里高达796人。其中,城镇人口123万人,占沿江经济走廊总人口的53.72%,占全市城镇人口总数194万人的76.58%;三是人力资源丰富。沿江地带集中了全市89%以上的科研院所、教育机构和企业技术中心,汇集了90%以上的科研人员、中高级知识分子、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科技资源丰富,人才广聚。同时,该地带还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且素质技能较高,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为沿江开发提供了重要保障;四是比较优势明显。突出体现在水运价格低廉,能源优势突出。由于长江黄金水道的存在,具有其它沿江、环海、沿湖经济带无可比拟的发展优势。宜昌港是长江水陆联运港口之一,是天然的深水良港,枝城港是全国四大煤炭中转港之一。水路交通发达、商业成本低廉,越来越吸引着众多国内外投资者的关注。从长远来看,三峡工程建成之后,川江航道的年通过能力将提高4倍,总体运输成本降低35%以上,宜昌沿江经济走廊的区位及交通优势将进一步凸现;能源优势也十分突出。区域内有三峡电厂、葛洲坝电厂、高坝洲水电站等3座大型水电厂以及安能热电、美联热电、宜化太平洋、中石化湖北分公司热电等4座火电厂,还有即将兴建的枝江、宜都两座装机120万千瓦的热电联运项目,区域内电能丰富,能源优势非常明显。

3、开放开发步伐快,经济外向度高,成为全市招商引资最集中区域。宜昌辖区现有省级开发区12家,其中有宜昌国家级高新区、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秭归经济开发区、西陵经济开发区、宜都工业园区、夷陵经济开发区、长阳经济开发区、伍家岗工业园区、枝江安福寺等10个开发区(工业园)在沿江区域。 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加速建设,使沿江区域成为我市推进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实施沿江突破的重要载体,招商引资的重要基地,外贸出口的生产基地。沿区宜昌开发区,坚持资源配置高门槛,引进项目投资强度必须达到每亩350万元以上,其土地集约化程度和利用率一直在中部地区的开发区中名列前茅。打造“沿江工业走廊,不是该区域内简单的项目和投资堆积,而是通过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企业提供快速发展平台。宜昌国家级高新区近几年来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成功引进了2799个建设项目。宜都市实现了由注重招商数量向注重招商质量转变。目前,落户该市的东阳光、华新水泥、楚星化工等知名企业投资总额达200多亿元,该市连续3年在全省县域经济综合考评中居首位。2011年,宜昌市外贸出口到达134个国家和地区,外贸总额达20.58亿美元。其中沿江经济带出口占全市出口总额的96%以上;全市利用外资108136万美元,其中沿江经济带占全市利用外资总额的94%。

4、科技含量高,发展潜力大,成为引领全市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通过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宜昌市高新技术逐渐向传统产业渗透、融合,新兴产业不断衍生,高新技术产业的范围不断扩大,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兴发集团原来是兴山县小黄磷厂,沿江突破战略使其走出大山,脱胎换骨成为上市公司,他们与国内外10多所重点院校和科研机构战略合作,建起化工技术研究中心和博士后产业基地,在湿法磷酸精制、食品级和医药级磷化工产品等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获得国家专利和填补国内空白的高端产品和技术成果40多项。在长江之畔的亭工业园蓝天白云,碧水荡漾,有谁相信这里却聚集着宜化、南玻、新洋丰等10多家大型化工企业呢?所有这一切都是高新技术为企业发展插上了环保的翅膀。宜化集团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将二氧化硫和氯水两种“废物”巧妙结合生成硫酸铵,1吨能卖500多元。宜集团取得类似技术成果200多项,获国家专利10多项,废物利用创造价值12亿多元。目前,宜昌开发区被确定为首批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全市已有55家企业被认定为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其中,安琪酵母、恒达石墨、玉阳化纤、黑旋风锯业、人福药业等5家企业成为重点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品200多种,主要分布在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与医药、光电机一体化等6个高新技术领域。据统计,全市90%以上的高新技术产业、95%以上的高新技术产品分布在沿江经济带。高新技术产业飞速发展,成为带动沿江经济带快速发展的“增速器”,技术创新成为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增长的主要动力,高新技术企业成为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主力军。2011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实现高新产值387亿元,其中沿江经济带占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92%,其产品出口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开发一批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关联性强的高新技术产品,培养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形成一批科技含量更高,品牌竞争能力更强的高新技术产品,支撑沿江经济带更快更好地快速发展。

二、宜昌市实施沿江突破战略的启示

宜昌市通过实施“沿江突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笔者真切地感到关键是把握了五个着力点,实施五大重点战略,宜昌市沿江突破战略给我们带来几点启示:

1、关键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升了产业和产品的科技含量,促进了“科技兴市”战略的实施,并在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上实现新突破。宜昌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建设涂镀板、多晶硅及太阳能电池等重大高新技术项目为重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全而提速,提高了沿江区域内产业及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

2、关键是以产业转型升级为核心,调整了产业结构,促进“工业强市”战略的实施,并在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上实现了新突破。宜昌沿江地带有140多个投资1亿元以上的项目投产,正在建设大项目有170多个。成为宜昌市要素承载能力最强、产业集聚程度最高、带动能力最强的经济发展走廊。

3、关键是以提高开放水平为目标,抓好了招商引资引资和项目建设,促进“内引外联”战略的实施,并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上实现了新突破。宜昌充分利用三峡工程的品牌效应,抢抓沿海地区产业向内地转移的机遇,引进了一批有市场前景、有比较优势、有经济效益的好项目、大项目,特别是引进了产业带动能力强、产业链条长、有利于形成产业集群的重大骨干项目,提升了宜昌城市的综合实力。

4、关键是以市县联动为纽带,提升了城市整体竞争力,促进“三产兴城”战略的实施,并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实现了新突破。宜昌通过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公平竞争软环境。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行为,清理并废除各种不合理收费,在“三城联创”和打造中国最佳观光旅游城市过程中,不断创优人文环境,努力营造了尊商、重商、亲商爱商的浓厚氛围,宜昌在2011年获“全国文明城市”,让客商时时处处感受到文明亲情关怀,自觉融入到支持沿江经济发展中来。

5、关键是以加强人才建设为重点,积极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实现“人才强市”强略。宜昌市充分发挥人才的能动效应。在实施“沿江突破”战略、打造沿江经济走廊中,不断引进高科技人才,从2009-2011年,宜昌用3年时间从研究生中招聘500名科级干部。要通过合理的人才政策,努力营造“人才强市”、“科技兴城”的发展环境,促进沿江经济实现跨跃式发展。

参考文献:

[1]湖北省统计局:加快推进襄樊、宜昌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的对策建议[N].2009-04-16.

第7篇: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范文

您好!又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时节,值此2005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我校全体教师谨向你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过去的一年,“建设、整合、改革、发展”是我们开中的主题词。新校园一期工程的如期竣工,三校合并工作的顺利完成,区管委会各级领导对学校内部管理改革和发展的大力支持,使开中步入持续发展的快车道。

过去的一年,我们开中坚持走特色化、精品化、现代化兴校之路,在面临特殊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学校被市教育局授予“依法治校先进校”的荣誉称号,高考平稳过渡、中考700分及600分以上人数取得历史性突破,高考会考一次性合格人数较往年大幅增长。在2004年全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上,我校卞壹东同学夺取1500m第一名、800m第四名;江维同学夺得1500m第二名;周鑫同学夺得跳远第四名。在全国中学生生物奥林匹克竞赛暨江苏省第十二届中学生生物奥林匹克竞赛中,我校茆文杰、韦浩同学分获省级二、三等奖。在盐城市普通话演讲比赛和“弘扬盐城精神,争当新一代盐城人”演讲比赛中,开发区中学严书娟同学分获三等奖和二等奖。学生在市级以上报刊上发表110余篇,教师在市级以上报刊上50多篇,我校办学治校的做法,先后被《盐阜大众报》、《江南时报》、《南京晨报》、《东方生活报》、《学习与实践》、《中国创新教育杂志》等报刊杂志上刊载。

做人民信赖的老师,办社会满意的教育是我们的不懈追求,在新年内我们将完善各项指标正式申报并通过市二星级高中验收评估工作,并在两年内申报并通过省三星级中学验收评估工作。为了顺利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将会有如下措施:

(一)抓“龙头”,形成德育管理的新局面。开展丰富的德育工作,养成孩子们良好的行为习惯;整治校园环境卫生,让孩子们学的舒心,住得安心,吃得放心;建设多彩的校园文化,让学生的视野得到最大的拓展。

(二)抓队伍,形成全校师生的新面貌。加强教师道德建设,塑造良好师表形象;加快学校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的步伐;加强基础文明教育,矫治学生不良行为和心理;实行半封闭式、准军事化的学生管理。

(三)抓常规,形成教育教学的新特色。注重提高教学流程常规管理水平;着重于过程管理,在“严”、“实”上下功夫;继续搞好教研教改活动并开展对家长开放日活动。

(四)抓制度,形成全面育人的新优势。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力争做到责任到人,有据可依,按章办事。

(五)抓三产,形成自我发展的新活力。发展校园产业,增强自我造血功能,盘活现有资源,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实现自我超越。

世界的万花筒散发着诱人的清香,未来的天空也传来迷人的旋律。我们将带着孩子们整装出发,用美梦打扮、从实干开始他们的人生征途。“百年树人兮郁葱葱,化世成俗兮我校风”。开中的教育是一种充满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的教育,开中的教育是以孩子的和谐发展为本的教育。

亲爱的家长,请相信孩子,也请相信我们:

开中的实力和孩子的潜力会打造出一个美好的明天!

开中的能力和孩子的努力会奠基出中华民族的希望!

最后,我们衷心希望学校的工作能得到各位家长的理解与支持,并顺祝各位家长在这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阖府安康、新春愉快。

此致

敬礼!

第8篇: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范文

一,南南宋江南的移民特征

移民具有不同类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经济环境中移民的形态及其作用迥异。移民经济可能出现边缘化、或主流化、或有机融合三种趋势②。在历史上,移民及其后裔容易形成自我封闭性群体,东晋的南迁家族与侨州郡县是其极至。客家人在闽粤赣地区,筑土楼自保,在语言、习俗等方面自我延续。在近代的东南亚穆斯林社会,华侨华人相对独立地发展,强烈地表现于移民及其后裔的内部网络化联系。南宋移民形态与社会经济的制约表现如何呢?

两浙路是宋代经济最为发达之域,形成以杭州为中心的区域市场体系。随着宋廷南迁临安,成为最大的移民接收地,“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③。南宋江南的北方移民为数之巨在历史上是少有的,移民的迁入不是一次性,而是源源不断的连续现象。这一基本特征已为学术成果所证实。本文要强调的是,与以往的移民潮相比,南宋移民的政府强制色彩较弱,家族共同体在移民中的作用也不强,由此形成自身的特色,进而发挥不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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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松弟在《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的辽宋金元时期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全面论述了南宋北方移民及其对南方经济与文化的影响,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则强调了北方文化尤其是开封文化向南方的传播。

② 西方殖民者在美洲,将土著印第安人赶向山林,反客为主,移民经济主流化。欧美唐人街则是一种典型的边缘经济形态,海外华族作为少数民族相对独立于主流社会之中。泰国等地的华族则与当地居民有机融合,华族经济成为当地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分割。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5。

政府强制性迁徙与家族举族而迁,定居后往往形成凝固性与封闭性的经济单位。历史上曾多次迁徙豪强,唐代长安尤为突出。这是一种政府的制度性安排。两晋之交的移民南迁,则往往是举族而迁,筑坞堡自固,东晋政府实行侨州郡县制,以集中安置大部分北方移民。世家大族作为汉魏以来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在迁徙过程中及定居后进一步加强,宗主、豪族与所谓宗亲、乡党、部曲、门徒、义附等逐渐结成不可分割的牢固整体“乡族集团”①。

南宋江南的移民,虽然史载多称“扈从南迁”,但大多不是政府强制性的统一安排;虽然也有举族而迁,但不复为主流形态,移民多以个体与小家庭为单位。白话小说中,南迁者多是小家庭,常见者二三口而已②。这与个体小农家庭经济的成熟与独立性增强相关,同时也与市场的发展相关。个体小农家庭经济体至宋代已趋于成熟,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于个体小农家庭经济体在北方的成熟,家族与庄园的经济功能弱化,已经不是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也不再成为移民单位。另一方面表现于个体小农家庭恢复和重建经济体的能力增强,江南现有的经济基础已足以容纳小家庭单位的开发,甚至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不像东晋时期必须以乡族集团为单位才足以进行经济开发。移民抵达后,通过租佃或购买小块土地,就能较快恢复个体农耕经营。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移民的迁徙与谋生。水陆交通与运输工具,沿途市场补给,使小家庭能完成迁徙行为。依靠江南市场的机会与潜力,在城镇内外或交通要冲处启店谋生,或做点小生意,像《夷坚志》中不少此类事例一样,以小本经营也能迅速在城镇市场获得谋生之资。小家庭容易为城市接纳,大家族成员统一在城中安插则要困难得多,因而他们往往选择市镇定居。

同时,不可忽视的是,除了北方移民之外,来自其他地区的商业移民、谋生移民,以及江南区域内的人口流动,为数也很可观,尤其是临安等大城市。市场的发展过程,不仅是商品流通的过程,也是劳动力、资本及其所有者的流动与配置的过程,在南宋人口分布、市场格局的大变动中,南方和江南区域内的人口迁移与资源空间配置加强。农业人口中分离出一批工商业者和非体力劳动者,流转各地,寻求谋生之资。例如福建,“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为道、为释、为技艺者,在在有之,而唯闽为多。闽地褊,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故所在学有闽之士,所在浮屠老子宫有闽之道释,所在阛阓有闽之技艺”③。许多福建技艺人员与商人就来到了江南,特别是临安,发达的市场为他们谋生与营利提供了机会。明清时期引人注目的商业移民,实际上宋代就已开始。区域内的人口流动,同时与城市化进程相伴随,就是一个农村人口迁居城市的过程,所谓“自村疃而迁于邑,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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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及地理分布》,《历史地理》第八、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第十章第二节。

② 话本《冯玉梅团圆》、《卖油郎独占花魁》、《西湖三塔记》、《错斩崔宁》、《沈小官一鸟害七命》、《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乐小舍拼生觅偶》等,主人公家庭,少则二三口,多则三四口。本文所引话本,出自《宋人小说七种》、《古今小说》等,经考证多源出宋代。

③ 曾丰《缘督集》卷17“送缪帐干解任诣铨改秩序”。

④ 《宋会要.食货》70之106。

北方移民迁入江南后没有形成家族或政府控制下自我封闭的社群,数量之巨使移民没有边缘化,没有形成与原住民相对隔绝地或相对独立地发展,而是迅速融人当地社会,相当部分进入城乡市场,仰赖原有的市场体系为生,并扩大了市场规模。南方和区域内的流动人口与工商业移民更是如此。在江南,南北习俗与各地文化相互融汇,商品生产与技术共同发展,市场获得进一步发育。流动人口和移民似乎与工商业有着天然的联系①,侨居异地,唯求迅速谋生致富,不惧市场风险,善于捕捉市场机会。还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移民,脱离了原居地的人际氛围与文化环境,脱离了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这种环境的观念约束与人际约束,因而有可能自由开放一些,有可能突破传统的制约而形成开拓创新意识②。移民容易突破旧有的框框,生存的压力使他们更具开拓意识与创新精神。

移民的特性及其外部环境与历史条件,决定了移民经济的作用。江南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体系基础,为移民提供了生存空间。江南遭金兵血洗,人口剧减,移民填补空白,迅速恢复了江南经战乱破坏而中断的市场体系。不仅如此,移民的需求与市场活动,宋廷驻跸临安所形成的新的机遇,促进了江南市场的发展,临安城市市场表现尤为突出。 二,移民特性与临安城市市场

南宋江南的移民特性及其作用,在临安的成长进程中表现最为突出。临安堪称为一大移民城市,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都会中,可能最具移民特性。这一重要因素推动了临安经济在战后的迅速恢复,城市市场与市民阶层的发展,并形成独有的特色。临安“建炎及绍兴间三经兵烬,城之内外所向墟落,不复井邑。继大驾巡幸,驻跸吴会,以临浙江之潮,于是士民稍稍来归,商旅复业,通衢舍屋,渐就伦序。”③有人估计移民在临安总户口中的比例甚至高达六七成④。更重要的是,南宋临安移民与上文所论历史上建都或迁都的移民现象有所不同。北方移民之外,其他地区的工商业者与流民及周边农民都涌向这个中心市场来谋生。短期流动人口,包括官员升降,游走商贩,以至行僧道士等,为数亦不少。三年一次的会试。尤为壮观⑤,《夷坚志》与话本中记录着不少应考秀才的趣闻韵事。数量巨大的移民迅速融人杭州市民社会,并且绝大多数都仰赖市场为生,促进了临安市民社会的进一步成长,城市市场进一步发育。

其一,消费需求格局的变化。宋廷驻跸临安,吸引了南下移民汇聚⑥,移民的涌人,填补了战乱人口锐减形成的需求缺失,更重要的是,人口构成的变化形成需求格局的改变,表现于需求层次的提升与需求结构的多元化。一方面是为数众多的官僚贵族迁居临安,形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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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庆元府象山县市户胡三十太等,“各系经纪小民,赁屋居住开店”。他们显然是外来人口,有趣的是,房东也和房客一样不是本地人,“本县乡里屋主,皆系寄居官户”。(《许国公奏议》卷4“奏按象山宰不放民间钱”)客寓他地的寄居官户,宋人文献中时可见之。

② 话本《计押番金鳗产祸》有一则事例,庆奴和张彬逃亡至镇江,无以为生,庆奴道:“我会有一身本事,唱得好曲,到这里不怕羞,何不买个锣儿,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趁百十文,把来使用。”宜黄人詹度,“业伶伦”,在城外只能“行丐而前”,到城市后,其吹笛技艺获人赏识,有了市场,“白是以技得名,渐亦温饱”。(洪迈《夷坚三志壬》卷4“陶氏疫鬼条”)

③ 曹勋《松隐集》卷3l“仙林寺记”。

④ 吴松弟(20001 577)。吴氏据《系年要录》“临安府自累经兵火之后,户口所存,裁十之二三”,推断十之六七为移民,恐难成立。一则史料显系夸张,一则战乱后有相当部分应为原居民回归。

⑤ “到省士人,不下万余人,骈集都城。铺席买卖如市,俗语云‘赶试官生活’,应一时之需耳。”混补年更多,据称达十万之众,还不包括几乎同等数量的随从。(《梦粱录》卷2“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闱”)

⑥ 话本《单符郎全州佳偶》说,百姓从高宗南渡者,不计其数,皆散处吴下。闻.临安建都,多有搬到杭州人籍守插。

水平消费需求。除了皇室之外,移民中“今之富室大贾,往往而是”①,周边地区迁入临安的一般也都是各地的富有家庭,这些富有阶层,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尤其是高消费,从而推动奢侈品、高档商品和娱乐享受服务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各地不同消费习俗的人口,形成不同的消费需求结构,最为明显的就是,为数巨大的南迁北人,带动了面食消费的剧增。消费需求格局的这些变化,推动了商品市场、服务市场的发展,也吸引了商人资本的流入。

其二,商品市场与服务市场的多样化发展。商品市场的多样化,除了原来稀见的面食类商品成为大宗商品之外,其他北方的风味产品与特色商品也为数不少。牛羊乳及制品出现,丝织品、服饰、陶瓷、肉、酒等品种都有所增加。临安还有北方移民以其特有技术,卖冰为生的事例,“北人冰雪作生涯,冰雪一窖活一家”②。

服务市场的多样化表现更为明显,因南北文化的交融与碰撞而多姿多彩。大量的北方移民,使得北方尤其是东京的文化娱乐成果南传,成为移民带给杭州的文化大餐,大大丰富了文化娱乐与服务市场③。饮食业最为人津津乐道,开封的名食名店,各地的小吃名点,在临安随处可见。街头吆喝,小贩叫卖,勾栏表演,瓦舍娱乐,汴京话声声入耳。北方移民传来的神祠庙宇④,带动了相应的祭祀活动与庙会交易。除了北方风俗南传,移民在杭州也兴起一些新的文化习俗。如杭州中元节有接祖之举,就是因为移民无从到祖宗坟茔祭祀,逐渐相沿成习。移民本身的悲欢离合与谋生创业,成为临安瓦舍勾栏中说话等曲艺表演道不尽的题材。话本《冯玉梅团圆》中徐信与刘俊卿在战乱中的“交互因缘”的悲喜剧,《卖油郎独占花魁》中汴梁六陈铺主莘善父女的曲折经历,等等,无不使人一洒同情之泪,与主人公共悲欢,尤其吸引众多的移民成为忠实的听众。北方移民之外,其他地区的移民也带来了各自的社会风俗与文化。地方曲艺汇聚临安,如福建鲍老达三百人、四川鲍老亦有一百人。源自温州等地的南戏,也流传临安。深受杭州市民喜爱的济公和尚,就是一名来自天台山的外来和尚⑤。杭州成为其各地文化之集大成者,南北混杂,斑斓多姿,异彩纷呈,娱乐服务市场富有生机。

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也引人注目。为数众多的移民,辗转来到临安后,一贫如洗,除了出卖劳动之外,他们无以为生,从而为临安市场提供了数量巨大的廉价劳动力,为外来的商业资本提供了充沛的雇佣对象,并降低经营成本⑥。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之兴盛尤赖于此。在杭州,人力婢仆、歌童舞女都有专门的官私牙嫂中介雇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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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七月辛巳条”。叶适亦谓“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叶适集.水心别集》卷2“民事中”)

② 吴松弟(1997),诗出杨万里《诚斋集》卷18“荔枝歌”。

③ 建康府城亦类似,“岁时礼节、饮食、市井负(衒)讴歌,尚传京城故事,……习气大率有近中原”。(至正《金陵新志》卷8)

④ 临安东岳庙就有3处,东岳诞辰节庆热闹非凡;二郎祠就是东京的清源真君祠;惠应庙,在城中者4所,即东京显仁坊皮场土地神祠。见咸淳《临安志》卷73“外郡行祠”。东岳诞辰节庆还见于周密、吴自牧诸书。

⑤ 许尚枢《济公生平考略》,《东南文化》1997年第3期

⑥ 雇工稍有不慎,就会面临解雇。如面食店中的“行菜”,“或有差错,坐客白之店主,必致叱骂罚工,甚至逐之”。(《梦粱录》卷16“面食店”)

其三,商业移民与商人资本的注入。商业移民十分突出,北方移民中富商大贾不少,许多的汴京著名店铺,都以旧名在临安重新开业①。南方其他地区的商业移民与流动人口更为可观。临安凤凰山因客商云集,习称“客山”:“杭州富室多是外郡寄寓者,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业者众矣。”②仰山二王庙,祀神出自江西袁州,它是随着江西至杭州的木材贸易传播而来的。徽州商人、福建商人是杭州人数最多的两大外地客商,徽州婺源灵祠,在杭州有7个行祠;福建自南宋流行的天后信仰很快传播到杭州,并设有顺济圣妃庙及其行祠③。这位外来的海洋女神林氏,其影响后来似乎超过了本地的海洋(男)神冯氏(同样有顺济庙),反映了外来的福建商人在临安尤其是在海洋运输贸易中的影响之大④。商人资本伴随商业移民流人,促进了临安市场的兴盛,尤其是临安与外地的经济联系。

移民迅速融人杭州市民社会,并且绝大多数都仰赖市场为生。他们离乡背井,渴求文化娱乐生活,其旺盛的需求促进了杭州文化娱乐市场的发展。除了富豪显宦外,一大批工商业主(店主)和经纪(小生意人)等商业移民,为临安市场的繁荣提供了资金、技艺和从业人口,丰富了娱乐市场的消费需求与服务供给。杭州继承北方文化尤其是开封文化,兼容各地移民带来的文化成果,成为其各地文化之集大成者,南北混杂,斑斓多姿,异彩纷呈,服务市场富有生机。可见,与移民相伴随,临安消费需求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商业资本流人,促进了城市工商业的活跃,廉价的劳动力降低营运成本,商品市场与服务市场都有显著的发展。 三、移民与南宋江南市镇的发展

移民对江南城镇市场的影响,论深刻以临安最为突出,论广泛则辐射及相当多的市镇。以断代研究之所囿,宋代文献资料之不足,宋代市镇的时代特征与发展历程的研究仍不够清晰,遑论移民的作用。所幸明清江南地方志文献丰富,包含了不少今存宋代文献所佚的珍贵史料,对宋史研究而言值得深入挖掘,而且从宋代开始延续到明清的通贯性记载,有助于把握市镇演进的历史脉络与宋代市镇的历史地位。笔者翻检明清方志,特别是乡镇志,不惮繁复加以论列,或于同仁有益焉。

移民对江南市镇发展的作用大体有三种类型。第一,移民在村落或市镇落脚后,利用原有的市场基础,个体经营迅速恢复,市镇随之获得新的成长契机。濮院镇,北宋为一草市,高宗时,曲阜濮氏扈从南下卜居于此。南宋时“农桑、机杼之利, 日生万金,四方商贾云集,遂置镇”⑤。湖州新市镇,周围物产丰富,原有陆市,后为交通更为便利的水边新市取代。宋廷南渡,衣冠鳞集,继而建镇⑥。明清时地据两省三府七县的乌青镇,其繁盛始于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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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自牧、周密诸书均有记载,白话小说中亦有反映。其他城市亦然,如话本《碾玉观音》述,潭州有人挂上“行在崔待招碾玉生活”的招牌。

② 吴自牧《梦粱录》卷30。

③ 咸淳《临安志》卷73“外郡行祠”。《梦粱录》卷14亦录之。

④ 祭祀冯氏的顺济庙,事见咸淳《临安志》卷71“山川诸神”。

⑤ 《濮川所闻记》卷1、卷4。又据《桐乡濮院镇志》,濮院镇之成为丝绸名镇,肇始于高宗时驸马濮风迁居于此,经营蚕织。

⑥ 正德《新市镇志》卷1;嘉靖《德清县志》卷1。

民的经营,“青镇与湖郡之乌镇夹溪相对,民物蕃阜,第宅园池盛于他镇,宋南渡后士大夫多卜居其地”。南宋时渐由草市发展成市镇,“市逵纵横,尤称富丽”①。因“江淮流民避地,税物经过,偶有增羡”,额定商税由年1.57万贯,增至4。4万贯(后减额仍达3.1万贯)②,成为南宋最大市镇之一。商业移民对商道市镇的作用亦可见诸记载,港口澉浦镇在南宋盛极一时,就与福建商人的活动相关③。

第二,移民大量定居,人口增多,市场需求增加,开张或扩建交易设施,推动了新的市镇的建立。苏州元和县周庄,南宋时北人侨居,人烟渐密,元末沈氏自南镇徙人,始辟为镇。湖州更为突出,同治府志所载就有:菱湖,宋南渡后兴市廛,治桥梁,渐即稠密。双林,“宋南渡时聚商,名商林”。还有几个聚落也是在南宋开始了作为镇的阶段性发展,连市,又称练市、或琏市,宋南渡设酒坊以课税。长兴县和平乡,宋设税务及犒赏酒库一所。该县四安镇,“宋设监镇一员,以京官为之。又犒赏酒库一所”。南浔,宋高宗时止称浔溪,理宗淳祐末立为镇④。设置税收机构,或派出官员,表明此类乡村都因移民的开发而开始或已经具备置镇要素。

尤其是一些大家族迁居后,在扩建市场设施、发展市场交易方面更具优势,更有效地利用江南发达的市场网络。马陆里自宋陆秀夫长子南大与马氏共居于此后,“市廛渐以稠密,元明以来由邨成镇”⑤。杨行,宋时“有杨(垕)从高宗南渡,卜居于斯,工于会计,代客卖买,诚一无伪,商民共信而咸集,就成市焉”⑥。鄞县小溪镇,“宋绍兴中,北客多乐居之。魏文节公结圃墅,与大粱张武子为诗友,其他如安仪同、孙、王尚书相继卜筑”⑦。

第三,江南市场格局在宋廷驻跸临安后政府需求的刺激下有所变化,一些聚落获得新的发展契机,特别是运河的地位与功能加强,沿线一批交通运输型市镇成长起来。杭州临平镇与秀州崇德县之间有座长河堰,为行旅羁留之所,在其附近,北宋有修川市,筑长安堰,南宋其地理位置更为显要,遂置镇,因堰以名。常州奔牛镇,“白天子驻跸临安,牧贡戎贽,四方之赋输,与邮置往来,军旅征戍,商贾贸迁,途出于此者,居天下十七,其所系不愈重哉”⑧。奔牛镇和附近的吕城镇,仅“脚船、脚夫平生靠运米以谋食者”,就逾数百家⑨。临安府的长安镇、汤村、临平等镇市,都因南渡人口的迁入而繁荣。《梦粱录》说:“临平、汤村等镇市,因南渡以来伉为行都,二百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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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隆《乌青镇志》卷2;《乌青文献》卷1。

② 《宋会要.食货》卷19“商税”,“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四日臣僚言”。

③ 澉镇百医灵祠,奉闽中吴真君,开禧三年“闽商绘像传塑,俱祈病者,甚验,匹方咸集”。该镇另有广福庙,所祈之神,亦有泉州之风。(海盐《澉水志》卷5“寺庙门”)

④ 同治《湖州府志》卷22之1“舆地略村镇”。

⑤ 嘉庆《马陆里志》卷1“疆域”。

⑥ 嘉庆《杨行志》卷4“凡例”。

⑦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9“鄞县小溪巡检司记”。

⑧ 陆游《渭南文集》卷20“常州奔牛闸记”。

⑨ 黄震《黄氏日抄》卷72“回申再据总所欲监钱状”。

南宋成长的江南市镇,大多数至明清延续着南宋奠定的市场基础与发展势头,呈现出不可逆转的历史演进脉络,显示出经济地理布局上较强的合理性,表明市镇演进的历史连贯性和持久的生命力。但也有不少明清时衰落下去,因为南宋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不再具备。大多为自然地理的沧桑变化所致,水陆变迁,亦或由天灾人祸造成,有的则是因为市场格局的变动,凡此都显示出市镇发展的曲折性与脆弱性。吴江县(庉)村市较典型,据村志载,宋时因移民定居而兴,明时则因居民移出而衰。该村市唐时即盛,宋“南渡寄居于此地者千余家”。明初居民迁徙,地多闲旷,乃易市为村,有前后二村。有的市镇则在竞争中被淘汰。厂头镇,“在宋元时代亦一巨镇。……父老传言,当时商埠之广袤较胜于真如。迄如今不过四五百年间,仅存二三店肆,无异村落。”明清时被附近的真如镇所代替①。有的宋代名镇,虽然不完全是因移民而兴,但显然不无关联,明以后亦趋于衰退。青浦大蒸镇“宋元时人烟稠密,明时遭倭寇,市遂衰落”。小蒸镇“自宋元以来人文蔚起,为一邑望。铺户毗接,商贩交通。国朝道咸以来,河道淤塞,市廛日衰。粤贼焚掠,更非昔比矣”②。月浦“相传建于宋,盛于明,衰于倭变”。由于自然地理变迁,一些商道市镇特别是海港市镇凋敝。与月浦相隔六里有黄姚镇,为宋之名港,“已没人海,亦不知没于何时”③。嘉定县钱门塘,宋嘉定十年设嘉定县后即为一大镇,人烟稠密,街巷纷歧,元明两代时规模渐小,改称市④。澉浦镇,“自南宋以来,为吾国重要之海口”,明代,“人情与前代大异,盖自禁筑城,官兵守御,利源既绝,往迹俱非,不见异物,也无外慕”。水道湮塞,缺少疏浚而淤浅。⑤这些市镇的沧桑变化,显示出南宋移民作用与市场环境的特殊性,某些市场促进因素明清时期不复存在,或者格局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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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国七年《真如里志》“真如商业概况”。

② 宣统二年《蒸里志略》卷1“镇市”。

③ 《月浦志》序。

第9篇: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范文

【关键词】区域性中心城市;城市化;经济

一、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条件

中国的城市化既不能走单纯发展大城市的路子,也不能走单纯发展小城镇的路子,而是应该走体系化发展的路子,即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路子。走体系化发展的路子,最为重要的工作是推动各类中心城市的发展。各类中心城市是中国城市体系中的最基本构架,对别的城市及小城镇有巨大的辐射和推动作用,因而中国城市化的重要工作,是推动各类中心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

中心性城市要有强大的产业支撑,产业的高效发展是中心性城市的最主要特征。可以说,没有雄厚的产业作基础的城市,不仅无法起到中心城市的作用,而且还会成为空心化城市,从而就根本谈不到发展,其结果只能是衰落。可以这样说,拥有大量的能创造税收和就业机会的企业,是中心性城市的发展基础,因为税收是城市发展和繁荣的资金来源,就业机会是城市繁荣和稳定的最主要社会保证。因此,中心性城市要把造就提供税收和就业机会的企业,作为自身发展的中心环节,也就是要构建雄厚的产业基础。区域中心城市要有强烈的开放性,因而不仅在会议中心、展览中心、体育中心、影视中心等具有开放功能的城市基础设施上,要体现现代化和开放的色彩,而且在机场及车站等交通设施方面,也要体现现代化与开放的原则,尤其是在整个城市布局及人的观念上要体现开放性,从而形成全方位的开放性。不同的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可能会在组团模式或连片模式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它们必须都要有应有的规模,即在城市人口、城市面积等方面都要有应有的规模,没有应有的规模,区域性中心城市是不可能发挥应有作用的。

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规模如何确定?我们认为应参照发达国家的标准。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建设不是某个历史时期就能全部完成,而是根据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进行,也就是要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而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在城建中要使该城市具有深厚的发展潜力,形成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不能破坏它的可持续发展性。可持续发展表现在经济、文化、城建等各个方面。区域性中心城市都有对整个区域发生带动作用的应有的功能,这种功能的有效发挥是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重要标准之一。区域性中心城市如果发挥不了区域性的经济带动功能,那就失去了作为中心城市的资格。例如,有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有科教中心、商务与商贸中心、文化中心、信息中心的功能,但却无法向周边城市发挥这种功能,因而这种中心性城市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因此,作为中心城市,就必须要在城建中充分地体现它所应有的那些辐射功能的发挥,若不能发挥这些功能,城建就是失败的。发达的传统房屋业,尤其是传统服务业中的物流产业和零售业要特别发达,从而形成商业中心和商业体系的合理搭配并具有高效性;发达的现代服务业,也就是各种服务机构比较发达,有产业服务、企业服务、居民家庭服务等,从而使商务中心与商务体系进行合理的搭配并具有高效性;发达的精神产品服务业,有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全方位的精神产品服务体系。合理的布局包括区域性中心城市自身的合理布局和区域性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合理布局;合理布局涉及各种产业布局、居住地布局、公共活动场所布局及产业、居住、公共活动场所之间的布局等的协调,包括行政区、住宅区、产业区、教育区、商业商务区等。一般来说,合理布局的原则包括专门化组区原则和各组区之间的相互协调原则,因而城市中的区域布局必须合理。

二、中国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地区差异

从宏观上来看,劳动力的流动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结果,这种地区之间的不平衡表现在各地在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上的差距。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外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种有利于部分沿海省份的“非平衡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显著地增加了一些省份和地区的经济活力,但同时却扩大了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东南沿海首先被选做了重点发展地区。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的建立是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继1980年在广东和福建设立4个经济特区,政府在1984年又将沿海14个城市定为开放城市。这些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各类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大量涌现。这些企业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提高了地区的工资水平,吸引了大量来自其他省份的劳动力,使由内陆向沿海的劳动力流动成为省际人口迁移的主流。政府在税收和进出口贸易等方面为这些企业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使它们得到了非常迅速的发展。沿海省份的经济由此得到了引人注目的增长,在这些地区,市场机制逐步建立,经济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发展水平。中国的对外开放发源于广东,该省因而具备许多经济开发的优惠条件,实现了经济腾飞,外资的大量进入使劳动密集型的“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吸引了全国劳动力大军。除广东外,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和江苏、山东两个沿海省份的人口迁入量也相对比较高。如果说广东的吸引力主要来源于对外开放;三个直辖市的吸引力则是来源于其强大的城市工业和较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而江苏和山东的吸引力则得力于小城镇和乡村工业的发展。某些省份的迁出量也较大,如河北、江苏、浙江、山东等,这些省份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较快,其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收入水平,吸引了大量的外省迁入人口并形成较高的迁入率。

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总体上对城市化发展起正向作用。制造业的发展能够促进生产要素的快速积聚,许多城市工业部门可以吸收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直接而显著地提高城市化水平。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在总体上也起正向作用,但在中部地区表现得不是很明显。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大多数农业剩余劳动力被第二产业所吸收。由于在该阶段第三产业发育不足,其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都相应较弱,无疑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也就相当有限。但当工业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些相关产业,如交通、通信、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就会迅速繁荣,并对城市化发展起拉动作用。此外,消费的多样化和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也都推动着服务业的发展。作为收入弹性较大的劳动密集性产业,第三产业涵盖的行业和部门比较多,为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流动人口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所以可能在工业化中期以后逐渐成为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动力。目前沿海省份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因此,从大趋势上看,第三产业越来越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体。代表基础设施水平的铁路密度,在各个时期对三大类地区的城市化都起到很强的正向作用。铁路运输能力是影响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东部,由于公路、铁路和内河航道一直都比较发达、交通基础较好,所以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要依赖于公路交通条件的进一步改善。

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物,城市化的区域差异实际上反映的是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或者说是影响城市化发展诸多因素的作用差异。不同地区的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因素各异,同样的因素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所产生的效果也是不尽相同,这些差异决定了城市化的地域特征和发展模式。

三、加快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以杭州城市为例

杭州作为旅游城市早已天下闻名,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美丽的西湖这几年在杭州市委、政府的大力整治下,越发显得俏丽。随着国际休闲文化的引入,旅游休闲正在成为杭州的时尚。杭州作为浙江省的省会城市,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功能。在这方面浙江省的其他城市与其是无法相比的。这种中心城市独具的功能再加上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旅游资源,极易形成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的聚集效应。杭州的房地产这几年大幅度上升就是最有力的说明。除上海、南京以外杭州是第三个教育中心,浙江省许多高校坐落在杭州市,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杭州商学院等等一批高校每年培养大批的人才,这些人才大部分留在杭州市就业,更何况杭州独特的城市环境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才来杭工作。这使得杭州市聚集了大量人力资源。

从资本方面来说,浙江南部温州、台州的资本正在北移,在上海、苏南、杭州及其周边地区温州的民间资本已经大量地投向不同的行业,为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增长带来更多商机。但是杭州在工业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发展潜力上并不具有优势。特别是和苏州、宁波相比,具有一定的差距。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浙江而言,其制造业发展遍及全省。在目前的金融体制下,浙江的制造业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金融的约束。这就要求在浙江省,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存在一个区域金融中心为浙江制造业提供金融服务。而能够承担这一重任的城市只有杭州。在当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浙江区域经济要保持其强劲的竞争力,那就要融入长江三角洲,加快产业升级,而这必须适应国际产业分工和产业竞争,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外向型的经济。在旧中国金融史上,“江浙财团”声名远扬。以上海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组成的“江浙财团”核心,势力雄厚。这说明杭州具有创办金融的悠久的文化和社会基础,因此,在杭州建立相对完善的专业化区域金融服务体系,成为浙江乃至长江三角洲地区中小企业产业升级的区域金融中心是提升杭州城市水平和地位的重要力量。

在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增长特别是浙江的经济增长中,中小企业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杭州的区域金融中心服务对象是中小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在浙江私营经济已经占到了半壁江山。浙江中小企业的80%以上是个体私营企业,具有旺盛的创业精神和经济活力。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已成为浙江大多数的立身之本和财富之源。中小企业的成长离不开金融的支持,浙江中小企业产业升级必须有相对完整的金融市场体系,提供包括金融产业各个环节的金融支持。因此,要保持浙江经济的特色和发展速度,杭州金融中心的定位应该是:专业性的区域金融服务中心。同时以杭州区域性中心城市带动环杭州湾区域,环杭州湾区域在浙江与长江三角洲的共同发展中起着十分关键的整合作用和桥梁作用。该区域已具有经济腾飞的有利条件,应牢牢抓住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机遇,加大引进外资力度,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步伐。

城市化是一个社会组织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别是在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差异尤为显著,在不同地区,第二、三产业对城市化水平分别有不同的影响。杭州作为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有很多有利的优势带动环杭州湾区域的经济发展,主动接轨上海,从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产业分工、能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等多方面进行合作,积极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魏杰.中国经济奇迹:发展与活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