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故事作文精选(九篇)

第1篇：亲情故事作文范文

期末考试刚结束，我就拖着爸妈去看望奶奶。一进门，奶奶便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我的跟前，笑眯眯的说：“小旎呀，今天难得来，奶奶给你烧几道你爱吃的菜。”我想，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腰和脚都不好，还是清淡、普通一点好。我正想说，奶奶已经走进厨房。

她缓缓的拿起锅子，在我看来，那锅子已经不是原来的了，上面仿佛放着几块沉重而又透明的石头，让奶奶这么吃力。

坐在里屋沙发上，望着厨房内忙碌的奶奶，我心里一紧，不由得走进厨房。

突然，一股热气扑面而来，本来这三伏天坐着都浑身冒汗，更何况在厨房呢？闷热得简直像个大蒸笼，叫人喘不过气。

奶奶扭头一看，便说：“小旎啊，出去吧，这而热得很。”我抬头看那奶奶苍老的脸上，已渗出许多汗珠，白布衫也早已被汗水浸透了。我无可奈何，只得退出厨房，透过玻璃望着奶奶的身影，我说不出什么滋味。

突然听见“砰”的一声，走进厨房，只见奶奶滑倒在地，我心里一惊，马上扶起奶奶，但奶奶却说：“没事，刚才不小心滑了一跤……”就这样，奶奶的脚受了伤，也许在别人眼里，摔跤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我眼里，摔跤却是给我奶奶一个重大的打击！

第2篇：亲情故事作文范文

关键词：影视改编；叙事；原始形象

影视剧的改编近年来可谓是热火朝天，俞飞鸿导演的处女作《爱有来生》也是获得大家的一致好评。作为为数不多的女性导演之一，其影片的风格独特，针对俞飞鸿与张艺谋所指导的《爱有来生》、《我的父亲母亲》两部具有代表性的影片和两部小说《银杏银杏》、《纪念》，从性别的角度来阐释一下在当今这个追求女性平等地位的时代，女性导演与男性导演面对影视改编会有哪些方面的不同，具体分析主要体现对于小说原著的解读，关注点的不同这个方面。

一、叙事转换

叙事即讲故事，这里主要讲从小说到影视剧中叙事的转换，包括叙述视角、故事情节、叙述语言、叙述结构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叙事视角层面来讲，小说《秋杏，秋杏》到电影《爱有来生》导演完成的是从第一人称到第一人称的复制，叙事顺序也是按照小说中的顺序为线，倒叙为主的形式，俞飞鸿关注的焦点是在于故事本身，纯粹的讲故事；小说《纪念》到《我的父亲母亲》导演完成的是从全能全知的的上帝到第二人称的转换，鲍十的小说《纪念》采用的是一种客观的叙述视角，零度写作，影片中完全是一种主观的情景再现，影片中的叙述人物也由儿子“我”来代替，张艺谋很巧妙地将这个叙述者定位在小说中提到的儿子玉生身上，以儿子骆玉生的视角展开一段儿子回忆中的故事，张艺谋抛弃了小说故事原有的立意，关注点集中于“年轻的母亲”这一女性形象，简单讲述的是母亲追求爱情的故事。《秋杏，秋杏》中的人物语言没有经过任何加工便被俞飞鸿导演直接搬上《爱有来生》的银幕之上，几乎是一字不差地成为人物台词对白；《纪念》中多语言描写，朴实有特色，《我的父亲母亲》中这种语言特色是没有去掉，但是语言在小说中的分量在影片中大大减弱，而是没有台词的画面更多的占据影片内容。

从文本到影像这个方面，《爱有来生》攫取了整个故事情节，就其充满灵异的人物对白和环境描写，俞飞鸿也没有落下，而《我的父亲母亲》张艺谋完全摒弃了故事原貌，他请来鲍十进行剧本改编，按照张艺谋的意愿，将这个原本是用来纪念朴实父亲的故事改编成了关于父亲母亲的爱情故事，给这个普通的乡村教师的故事增添了华丽的鲜艳的唯美的外表。《爱有来生》中运动镜头的运用、温暖的色调让这部本来就充满浪漫与传奇的爱情片带给观众的也是游离的、虚幻的梦境般的感受，影片带领着我们一起在飞。《我的父亲母亲》中黄色、红色、白色颜色的大胆运用，赋予了这些颜色以不同的意义与美感，“年轻母亲”特写镜头的多次出现，取代了小说中父亲主角的地位，以移花接木地方法将母亲的形象塑造出来，对于爱情部分的回忆用的是色彩画面，而回到现实用的是黑白画面，两种不同的色彩风格将两种情调明显的表现出来。

叙述语言的转换。小说和影视的叙述语言是不同的，小说的叙述语言是文字语言，文字语言有其抽象性、间接性、模糊性、不确定性的特点。而影视语言则主要是使用声像语言，它是由画面、声响、符号等组成，画面是一种活动的图像，声音则包括话语、声响、音乐等三个方面。声像语言具有直观性、具体性、可感性、确定性等特点。小说《银杏银杏》叙述语言很是简洁空灵，改编后的影片《爱有来生》依然延续这种叙述风格，并发挥影视语言得天独厚的优势，将小说中诡异的画面据特可感的展现出来。鲍十的小说《纪念》客观平实的语言叙述，张艺谋完全摒弃了小说中的故事叙述，完全是一种主观的情景再现，影片《我的父亲母亲》的叙述语言较小说的叙述语言就明显的可以看出带有很大的主观性思想，张艺谋的作品，往往很强调它的画面语言，强调具体形象的可视性，特别是色彩对人观赏的震撼力，并通过可视的画面语言将人物内心的感受具象化，口语化。从这个方面来讲，俞飞鸿更愿意通过镜头给我们讲故事，而张艺谋是在让我们看画面。

二、主题思想内容

虽然俞飞鸿导演曾声称：“在我眼中电影是不分性别的，拍电影表现的是人性，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性别。”但是作为女性，其性别的细腻点还是在影片中或多或少的体现出来。俞飞鸿十年前初次接触须兰的小说《银杏银杏》，就在心里已经有种莫名的情怀，曾经她推荐给一些导演，但都没有引起注意，十年后的今天，俞飞鸿带着当年的那种情怀决定要自己来拍这部影片，拍完《爱有来生》后，终于释怀，其实从这个小花絮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俞飞鸿作为女性心中的那种细腻与感触，很是欣赏俞飞鸿导演的影片风格，初绽才华让人惊艳，作品风格引人哀伤悲怜。这也正是女性主义题材电影的风格体现，柔情万种，曲意难尽，没有英雄情来的悲壮，却揉在情感里化不开。故事的结尾虽说很光明，是今生的阿九和丈夫的愉悦面容，但是仍然不能让人释怀。俞飞鸿所想要表达的也许正是在这样一个男女关系错综复杂的时代里，为什么爱情中的男女会面临那么多外人看来很不理解的东西，将男女爱情不再那么单一与单纯化，颠覆了以往对于纯洁爱情的理解，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爱情的复杂性。

而对与张艺谋来讲，他的作品中我们体会到的是一种深刻的思想内容，故事已经让位，揉在作品中的是令大众解不开的多年的怀旧情节，而这种情怀恰恰也是人们心中最柔软最经不起敲打的部分，张艺谋有着这样深刻的思想体会：“拍一个印象的电影，不在于叙述故事本身。”所以他不注重讲故事，对视觉审美效果的追求，精心营造的电影的每个镜头和画面都具有广告一般的美，具有一种古典的美，内在的浪漫气息。《我的父亲母亲》影片中他将所有中国人心中共同形成的年轻母亲的形象展现出来，赢得观众的共鸣，这种原始形象存在于每个在外游子的内心深处，触动心弦，激起心中对母亲的依恋。同样，张艺谋总是善于用小题材来表现大主题，一个看似小小的爱情故事却折射出了中国教育背后的凄楚与呐喊，在美好爱情的光照下，是国人对于教育的憧憬与渴望。

纵观俞飞鸿整部影片的改编，对于一个女导演，确切地说是一个年轻的女导演，在涉足这样一个导演领域时，她似乎不想有什么突破，还是想保守那么一份女性该有的谨慎与小心，是一种对于原著的坚守。从改编技巧方面，俞飞鸿导演从自身的女性特征出发，在影视改编过程中，其角度与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内容，都较之男性导演有所不同，女性视角内置于作品中，并左右着导演的创作。

参考文献：

[1]（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 西苑出版社.2004,05.

[2]韩鲁华 马茹 .《从文本到图本：影视改编叙事转换及其接受――以《红高粱》和《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例》[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2008.

[3]鲍十.《 世纪末中国的-我的父亲母亲》[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10.

[4]须兰.《银杏银杏》[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

第3篇：亲情故事作文范文

一、回顾课文

同学们，民间故事是一些长期流传于老百姓之间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表现了群众美好的愿望。上节课我们初步阅读了《猎人海力布》这篇课文，了解了故事的大致内容，现在请你们回忆一下，课文主要讲了海力布的哪几件事？（救白蛇 得宝石 救乡亲 变石头。）

同学们你们看，前一个故事埋下的伏笔，在后一个故事的发展中会一步一步地呈现出来，故事就是这样推进的。

二、回顾复述故事的方法

讲故事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故事情节完整，我们在四年级时也学过怎样简要复述课文，那请同学们回忆一下：怎样做才能在讲故事时不会遗漏重要情节？

（可以借助表格、示意图、思维导图、关键词等方式梳理主要情节。）

三、练习复述

现在请大家以“救白蛇得到宝石”为内容，自己试着讲一讲这段故事，可以讲给你的同桌听。谁想毛遂自荐到台前讲故事？（我觉得你特别棒，讲得文从字顺，内容也具体完整。）

那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除了故事情节完整，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把故事讲得更精彩呢？（把自己想象成故事中的人物，揣摩人物的心里想法；加上合理的想象，拓展文中没有的内容；以故事中某一个人物的口吻讲故事。）

四、变换角色复述

文中最令人感动的部分是海力布“救乡亲变作石头”，那你能不能用上刚刚我们讨论的方法，小组内试着以海力布或者乡亲们的口吻讲一讲海力布劝说乡亲们赶快搬家的部分，互相提建议，并最终推选一人讲给大家听。

过渡：在即将大山崩塌、洪水来袭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如果你是海力布，你打算怎样劝说不愿离开的乡亲们呢？

面对这即将遭遇的险情，你会怎么想？

生：要是我就这样告诉乡亲们，他们肯定不会相信，但是不告诉他们，他们就性命难保了。

生：山洪就要爆发了，但是我又不能跟乡亲们说，因为我会变成一座石像。但是，如果不跟他们说，那他们的性命就难保了，用我一个人的生命换回乡亲们那么多老老少少的生命，肯定是值得的。

生：这真是太糟糕了，我一定要马上把这件事告诉乡亲们。

师：听到这个消息，海力布心想：这怎么办啊，大山崩塌，洪水来袭，乡亲们……不行，我得赶快劝他们搬家。于是，海力布急忙跑回家对大家说：“咱们快搬到别的地方去吧，这里不能住了！”乡亲们听了很奇怪，有一个乡亲站出来说：“海力布，这里住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叫我们搬到别处去啊？”又有一个小孩听了他忍不住哭了起来：“不要，不要，我不要搬家。”尽管海力布焦急地催促大家，可是谁也不相信。

师：孩子们，他讲得和原文有什么不一样？你说得太好了，这里我们根据文章内容进行想象，加入了心理活动，文章就显得生动多了。（板书：加入心理活动）

还可以怎么讲使故事更加吸引人呢？

师：那请你也想象一下，听到海力布的劝说，还有谁会说些什么呢？

生：海力布的母亲说：“海力布你别胡闹了，搬家这种事可不能乱说呀！”

生：海里的朋友说：“海力布你是怎么知道的呢？让我搬家就怕老老少少的吃不消啊。！”

生：海力布的叔叔站出来说：“海力布，我们这儿这么多人一起搬家，托儿带口的多不容易呀。”

师：我们根据课文内容，想象了人物对话，我们再去讲这个故事，是不是更有吸引力了？（板书：改变人物对话）

学到了这些方法，我们先自己练一练，待会儿再来讲一讲。

师：四人小组先读一读海力布第三次劝说乡亲们搬家的内容，然后讨论一下哪里可以加入心理活动，哪里可以加入变成人物对话，哪里可以配上动作、神情，然后自己练一练，把这个片段讲生动。

（生交流讨论，并进行个别展示）这些方法我们都掌握了，那么要想讲的古诗与众不同，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

生：我们想加入海力布在宣布消息时，乡亲们切切私语讨论的声音。

生：我们想在海力布变成石头以后，加入一位乡亲说的话：“海力布，是我们对不起你，没有早点相信你的话。”他又对着乡亲们说：“乡亲们，快走吧……”

师：了不起，他又教给了我们一个把故事讲生动的方法。他把原来没有的情节也想象出来了。（板书：想象故事情节）

师：老师迫不及待想请你们来讲这个故事，谁愿意？

过渡：刚刚我们以从海力布这个主人公的角度感受了这段故事，那么站在乡亲们的立场上，他们又是怎么想的？谁来以乡亲们的口吻讲述一下？

忽然听到要搬家，要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你们会怎么想？怎么说？听到海力布说出实情，忽然看到他变成石头，你又有怎样的表现？

五、缩写故事

就是这样一位“乐于助人，舍己救人”的猎人，明知道自己说出实情会变成石头，却义无反顾，所以人们世世代代纪念海力布，据说在内蒙古自治区至今还能找到那块叫海力布的石头。可是很多到那里旅游的游客并不了解这块石头的来历，你能不能做一个小导游，向这里的游客简要介绍它的来历呢？

民间故事通常是口耳相传，当你读到一个比较长的好故事，想把这个故事简要地介绍给别人，就需要缩写故事内容，让它变得短一些、简单一些。怎样缩写呢？下面是对课文《猎人海力布》第1-4自然段的缩写，对照原文，看看保留了什么，删减了什么，哪些句子是概括出来的，哪些句子是改写的。

从前有一个猎人，名叫海力布。他热心帮助别人，大家都非常尊敬他。

有一天，海力布打猎时看见一只老鹰抓住一条小白蛇，他急忙救下了小白蛇。小白蛇告诉海力布，她是龙王的女儿。为了感谢海力布的救命之恩，小白蛇说她家有许多珍宝可以送给海力布。小白蛇还告诉他，龙王嘴里含着一颗宝石，谁含着那颗宝石，就能听懂各种动物说的话。不过动物说的话只能他自己知道，如果对别人说了，他就会变成一块石头。

怎样才能做到简要介绍？（通过摘录、删减，既要内容完整，交代清楚故事的来龙去脉，又要语言精练，让游客在驻足游览时，能迅速了解“海力布”这块石头的来历；具体描写部分可概括写，对话部分可改写。）

六、知识拓展

生活中，你们还听说过哪些关于石头的民间故事？

其实《望夫石》、《卧牛石》等都是一些常见的民间故事，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查阅一些相关资料，用上这三种方法创造性地讲故事，等到下节课课前进行养心三分钟时我们一起分享。

七、作业：小练笔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希望同学们去探寻更多的民间故事，也希望同学们有机会去寻找一下这块传说中的“海力布”的石头，在茶余饭后，把这个故事讲给父母听一听。

第4篇：亲情故事作文范文

[关键词]亲子共读；早期读写能力；观念辨析

[中图分类号]G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604(2009)06-0049-03

图画书阅读是学前阶段促进儿童语言和读写技能发展的重要活动，正确有效的亲子共读在提高儿童图画书阅读兴趣及能力方面大有裨益，如可以帮助儿童熟悉书面语言符号、理解复杂句子等。

S6n6chal M，Thomas E等人研究发现，在亲子共读中儿童参与阅读的方式对儿童词汇获得有显著影响。母亲在亲子阅读中不同的指导方式和儿童的阅读成就相关。不同的亲子共读行为、方式等会影响儿童早期阅读能力的发展。目前，我国许多家庭在亲子共读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有些家长自身并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有些家长在亲子共读中偏重知识的灌输及技巧的训练。有些亲子共读则既无目的，又无计划，这些亲子共读的误区不但不利于儿童发展，还有可能影响儿童的正常认知水平。因此，对亲子共读中的几个关键观念进行辨析很有必要。

一、亲子共读不能停留在家长孩子同看一本书的层面。而需要亲子在阅读中围绕图画书展开有效交流

观察亲子共读中母亲和孩子的互动方式可以发现，母亲和儿童共同阅读图画书时，一般存在三种阅读方式。第一种是平行式的亲子阅读方式，即母亲与孩子一起阅读时，基本不谈论或者很少谈论图画书的内容。母亲或是直接照着书读故事，或是用自己的话把故事内容表述出来。不太关注自己读或者讲故事时孩子的反应。这种亲子阅读方式，母亲把注意力都放到了书上，忽视了亲子阅读中最重要的一环――孩子的阅读。第二种是偏离式的亲子阅读方式，即母亲在亲子共读过程中任意发挥，偏离了图画书阅读的轨道。有些家长在亲子共读中会随意、过多地无意联想，或过度注意细枝末节，表面上是围绕图画书在交流，实际上已经游离于故事情景之外。比如图画书中有个皮球，有些家长会就此启发孩子：“你也有个皮球对吧?你的皮球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昨天去公园里玩皮球的事你还记得吗?”……这样的启发完全脱离了故事内容，可能导致孩子的注意力完全转移而故事阅读也就不了了之。这两种形式的亲子共读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家长和孩子的“共读”仅仅是同看一本书而已，家长和儿童、儿童和图画书之间没有建立交互关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利于儿童发展的亲子共读。第三种是家长和孩子围绕图画书展开有效交流的合作式亲子阅读方式，这是我们提倡的亲子共读方式。

合作式亲子阅读是指家长能够围绕故事的主题和儿童展开亲子共读活动。亲子共读中家长要重点关注儿童和图画书两方面，在阅读中随时注意儿童对图画书的反应，还要围绕图画书内容展开讨论，不能离题。比如，家长可以根据儿童的表情和肢体动作来判断儿童对故事的理解程度，及时调整讲故事的语气和语调或改变讲故事的方式；在阅读中，结合故事情节培养儿童反思、质疑、预期和假设的阅读策略；鼓励儿童表达对故事的感受及想法；协助儿童将故事中所发生的事件与生活相联结。这种亲子共读方式的互动质量很高，能充分激发儿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助于儿童早期阅读能力的发展。

二、亲子共读不能仅停留在阅读图画上，还应通过阅读文字掌握图画书的关键信息

关于学前儿童图画书阅读的眼动研究表明，学前儿童在亲子共读中主要关注图画，很少关注文字。而对亲子阅读中亲子互动方式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亲子共读中，家长无论是语言还是手势方面，对文字的关注度也远远不够，家长总是倾向于利用图画和孩子交流。

图画书由图画和文字共同构成，两者对于阅读都非常重要，对任何一方的忽视都会影响到阅读的质量和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因此家长和儿童一起阅读图画书时，不能只阅读图画书的图画，也不能只对着图画书中的文字照本宣科，而是要通过阅读文字读出图画书中的关键信息。

所谓图画书中的关键信息，是指图画书中最能帮助儿童理解故事内容的信息。不言而喻，从对故事意义的理解上来说，文字是图画书的灵魂，它蕴含了图画书中的关键信息。因此，在亲子阅读中，家长除了自己不能忽视图画书中的文字之外，还要有意识地引导儿童去关注图画书中的文字。家长对文字关注的目的不是教儿童识字。而是借助文字来帮助儿童建立对书面语言符号的敏感性，理解文字和图画的不同、文字在语言表达中的意义、口语和书面文字之间的对应关系等等。比如，家长可以针对图画书中的文字进行提问，或者对文字进行评论和讨论，以及指着文字阅读等。

图画书中的图画对于儿童而言也是一种理解世界的“语言”，图画语言是一种象征符号系统，它运用隐喻的方式传达意义，借助各种视觉艺术的要素传递出意念、情绪、抽象概念和格调等无法用语言直接传达的意味。因此，在儿童阅读图画书时，我们不仅要重视儿童对文字的敏感性，也要重视儿童对图画语言的理解和诠释。家长要指导孩子重视图画区域中最能反映文字所要讲述的故事内容的部分，即图画中的关键信息。孩子只有把图画书中的关键信息都阅读到了。才能准确理解故事内容。

三、亲子共读不是简单地阅读，而是有策略地阅读

第5篇：亲情故事作文范文

【关键词】亲子阅读 误区 对策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11A-0128-01

儿童的早期阅读被誉为“终身学习的基础，基础教育的灵魂”。近年来，亲子阅读作为幼儿早期阅读的重要形式，渐渐成为幼教工作者和家长们关注的话题。

今年6月初，江苏省海门市树勋幼儿园举行了阅读节系列活动。在亲子阅读沙龙中，几位家长都反映自家的孩子对阅读不感兴趣，每天15分钟的亲子阅读仿佛成了彼此的一项任务，甚至是一种负担。家长之间的交流让笔者很困惑：为什么一件有益的事会演变到如此地步？长此以往，亲子阅读会不会成为一种形式？而家长们反映的问题也让笔者察觉到了原因何在。虽然我们开始重视亲子阅读，但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家长们对亲子阅读的理解存在着诸多误区，导致实际操作出现偏差，最终效果不佳。

误区一：将幼儿阅读过于目的化，忽视了孩子发展的实际需求

很多家长虽然重视孩子的早期阅读，可他们将亲子阅读理解为一种对书本知识的客观认知，甚至是一种识字认词的手段。他们把成人阅读与幼儿阅读等同起来，忽视了儿童自身发展的需要与客观规律。

对策：幼儿早期阅读的目的并不在于单一的知识认知，而在于幼儿自身能力的发展及良好阅读习惯的养成。首先是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孩子通过感知读本中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了解读本内容，逐步完成口语化语言向形象化语言过渡。其次是想象能力的培养。孩子通过听、看、思、说等方式，对书中的故事情节与画面内容展开丰富想象，从中培养将书本内容还原成生活实际的能力。再次，经过长期有效的亲子阅读，孩子能感受到阅读的魅力，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实现由阅读向悦读的转变。

误区二：将成人审美观念强加给孩子，忽视了孩子的兴趣

家长们往往从自身审美观念出发为孩子准备一些读物，如《唐诗三百首》《中国古代神话故事集》等。这些读物固然有较好的精神养分，但这些读物往往因为文字主导、内容太多、缺乏情节等因素，不为孩子所认可，最终会被孩子束之高阁，甚至成为打击孩子阅读兴趣的“毒物”。

对策：幼儿读物的选择应根据其年龄特征进行。如对于4周岁前的孩子，家长可选择一些色彩鲜艳明快、故事情节较为简单的大开本画册;孩子4周岁后，可逐步选择一些图文并茂、有一定故事情节的动物类童话故事。当然，家长也可让孩子自己去挑选读物，甚至可以将购书作为对孩子的奖励，让孩子将阅读作为一种胜利的享受。美国图书馆学教师苏珊罗森维格说：“如果您想要孩子完全按照你的计划阅读，那注定不会长久。”把阅读的选择权还给孩子，这样更能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

误区三：家长不了解亲子阅读的方法，忽视了孩子的实际接受能力

有的家长在进行亲子阅读时只读不讲，简单地将读本中的文字阅读一遍，然后放任自流。有的是读后即讲，家长阅读一遍后立即让孩子复述内容;有的是读讲而不想，只是让孩子记住故事情节，而没有引导孩子对图片、人物、故事情节进行拓展想象。这样的亲子阅读虽有一些效果，但终究不能从根本上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与能力。

对策：家长需要用科学的亲子阅读方法来提高亲子阅读的实效性。比如可以一边让孩子看图，一边讲述故事内容给孩子听，让孩子通过家长的讲述感知故事情节和绘画构图。然后，再采用家长读前半句、孩子接后半句的方式，完成合作阅读。最后，家长可以让孩子看图片自己尝试讲述故事内容。家长也可以向孩子提一些简单问题，帮助孩子拓展想象。在这过程中，家长要多发现孩子的优点，以鼓励表扬为主。当然，年龄较大的孩子也可以采用置后阅读法。家长先引导孩子根据绘本的图画展开想象、自己构建故事，随后再和孩子一起细致观察图片，一起完善故事情节，最后再进行绘本内容的阅读。这种方法不仅能培养孩子的求知欲，还能激发孩子的创造欲和自信心。

第6篇：亲情故事作文范文

关键词：俄罗斯；民间故事；父母观念；家庭伦理

中图分类号：1512－07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0)03－0045－04

观念是认识语言学、文化学和语言文化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最早研究观念的著名语言学家维尔茨别希卡(A.Wierzbicka)提出，“观念源于理念世界，具有名称，反映了对世界现实的理解认识”；认知语言学派将观念定义为“表示人的意识心智资源单位和信息结构单位的术语，反映人类的知识和经验，是心理词汇、人脑概念系统以及反映在人类心理的全部世界图景的有效记忆单位”；文化学家利哈乔夫在《俄语的观念域》一文中提出，“观念是意义的代数式的表达，是语词意义与个体和民族经验相遇的结果”。本文采用语言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斯捷潘诺夫对观念的定义，即观念是“文化在人意识中的凝聚物”，存在于个体和集体意识中的表现民族精神的基本单位。观念由三部分构成：概念、形象和评价。民间故事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具有较明显的审美和道德教育功能。民间故事创造了丰富的人物形象，通过对人物行为和结局命运的描述，表达了民间的道德价值取向。因此，解析民间故事中的观念应主要分析其中的形象和评价部分。

家庭在俄罗斯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最为主要的传统价值观，民间谚语中常说“家里的粥都是稠的”，“家庭和睦最珍贵”。在故事世界中，家庭同样占有重要位置。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构成了故事人物间的主要关系。许多故事人物的名字就表明了其家庭地位，如农民的儿子伊凡，商人的儿子伊凡，或直接称呼人物商人的女儿等等。在故事家庭中，父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故事的开端，最先介绍家庭中父母与孩子的情况，如“很久很久以前，住着一位老头和老太婆。他们有三个儿子”；“在很远很远的国家，生活着国王和王后。他们有一个王子和一个公主”，等等。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父母可以要求孩子完成自己的要求，可以为孩子解决难题，会送孩子离家学习等，这些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成为故事中最为主要的人物关系之一。因此，父母观念是民间故事中重要的观念。通过分析父母观念中的形象和评价部分，可以了解故事中父母的行为规范以及对孩子的态度，同时帮助我们了解俄罗斯民间故事中对父母形象描绘和评价的特点，掌握体现于其中的俄罗斯传统社会对父母权力和行为规范的理解，增加对俄罗斯传统家庭道德观的认识。这里我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对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父母观念作一研究。

一、父母拥有至高的权力

在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中，父母始终处于主导的统治地位，拥有对孩子的至高权力，例如父母会要求孩子为自己找到想要的人或宝物：“我亲爱的孩子!你们谁去寻找自己的母亲?”“我做了一个梦，说在一个国家……，有一位美丽的叶琳娜。她有生命之水和死亡之水以及返老还童苹果；你们，孩子们，可以取到这些宝物么?”“我的好孩子，我听说空旷的田野中有一个六头怪兽；杀死它，把它的六颗心带给我”。这些要求都意味着历险，但孩子们还是遵从父母之命，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

父母虽然都处于对孩子的统治地位，但权力的程度和范围大小不同。父亲相较于母亲，拥有更高的决定权。首先，父亲有权力分配家庭财产。父亲的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父亲是家庭的供养者，因此，他有权力分配自己的财产。例如，父亲离家当兵前，就会为年幼的孩子留下婚嫁和做营生用的一定财产：“这是给你(妻子)的50卢布；不论是生女儿还是儿子，都要留着这些钱直到他们成人：嫁女儿时，这笔钱就是嫁妆；如果上帝赐给我们儿子，他成人后这笔钱会是笔数目不小的补贴”。临终前，父亲会分配遗产：“我亲爱的儿子!我现在生病，很快就要死了；我死后把我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你”。死后的父亲也可以赠给孩子财产，多为有魔力的宝马。死后的父亲赠宝物这个情节的出现，按照普洛普的研究，与两个古代信仰有关：一个是对死去祖先的崇拜，另一个是对死人的恐惧，都是原始思维的遗留反映。

其次，父亲决定子女的婚姻。父亲会按照自己的意愿为孩子选择配偶。在《青蛙公主》故事中，沙皇对自己的儿子们说：“孩子们!为自己做一支箭，然后射出它：把箭送回来的女人就是你们的未婚妻；如果没有人送回来，那就不能结婚!”父亲多通过张贴告示寻找合适的女婿，如在某个国家，沙皇有一位公主，沙皇想为公主招亲，于是，“贴出告示让全世界的未婚男子都来到这里”。告示中通常会说明父亲提出的要娶到他的女儿必须完成的难题。因此，父亲更多地是按照自己的要求在为自己找女婿，而不是让女儿自己选择丈夫。

二、父母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

故事中父母与现实社会的父母一样，不仅拥有权力，也同样承担责任。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父母对子女的责任体现在：

(一)父母会送孩子学习。“有一对老夫妻，他们有一个儿子叫费多尔。老头想把儿子送去学手艺，于是把他送到一个富商那里学徒三年。”“有一对老夫妻，他们有一个儿子已经成年；父亲不知道要教儿子学什么，于是就把儿子送到一位工匠那里做学徒，学做东西。”“孩子十岁时，母亲送他们去读书；很快，他们就学会了识字，远远超过贵族和商人的孩子。”

(二)父母会教导孩子为人处世的原则。孩子要离开家去外地时，母亲嘱咐他们：“听着，孩子们!你们进城后，要向所有遇到的人和同行的人鞠躬。”父亲临终前嘱托孩子：“要诚实地生活，不要伤害别人，记得祭奠我。”商人要去世了，他要求儿子“疼爱和保护自己的姊妹，不要伤害任何人”。

(三)惩罚犯错的孩子。故事世界的父母有权力惩罚犯错的孩子，甚至有时惩罚的力度很重，如得知儿子染上的恶习和酒瘾，母亲不让儿子进家门继续管理父亲留下的店铺，“走开!我们不需要酒鬼”；以为女儿没有遵守规矩，表现轻浮，父亲就命令儿子，“你的妹妹让整个家庭都受到了侮辱!我不想原谅她：你现在就回家去，把这个坏家伙砍成碎片，然后用这把刀把她的心带回来”；儿子没有听从父亲的意愿说出自己的梦境，结果“父亲十分生气，他叫来仆人，命令他们把不听话的儿子抓起来，脱掉他的衣服，然后把他绑到大道边的树上”；对待伤害其他孩子的子女，惩罚更加严厉，“父亲十分生女儿阿奴什卡

的气，他把女儿摁到大门上，用土枪打死了她”。

父母对孩子的惩罚，在故事中并未被认为是残忍的、不公酷的，而被认为是维护家庭秩序和正义的表现。

上述这两方面都肯定了父母对孩子的权威和权力。父母的权力还体现在孩子对父母的尊重方面。孩子十分尊重父母的祝福，没有父母的祝福，孩子不会开始人生的重要阶段，如离家去远方和结婚：伊凡王子从父皇那里得到祝福和允许，然后去闯荡世界；商人的儿子找到自己的未婚妻后，对父母说“请祝福我们”；沙皇和皇后祝福了王子和大公的女儿，然后为他们举行了婚礼。

三、父母关爱孩子

在权威之下，父母仍然有一颗爱孩子的心。父母将自己的孩子称做“我亲爱的孩子”。对孩子的疼爱表现在：经商的父亲出远门前，会关心地询问孩子们的需要，为了满足孩子的愿望，甚至会冒生命之险，如父亲为了找到女儿喜爱的“小红花”，进入到陌生遥远的花园，结果遇到了可怕的“丑陋的长着翅膀的三头蛇怪”。宠爱女儿的父亲甚至有时会允许女儿自己选择未婚夫：“父亲，请允许我来猜谜；如果我猜出了谁的谜题，就砍下那个人的脑袋；如果我没猜中，我就嫁给他。”

母亲对孩子的爱表现得更为强烈。即使被巫婆变成野兽，母亲还是会每天偷偷给孩子喂奶：“阿勒西跑过来，脱下自己的动物皮放到树墩下面，抱起儿子哺育；然后再穿上皮毛回到森林中”。临终前的母亲还是对孩子放心不下，嘱托孩子：“听着，瓦西里苏什卡!记住我最后的话，按照它去做。我要死了，带着我的祝福，我给你留下这个娃娃；一定要把它带在身边。”这个娃娃后来多次帮助孩子摆脱了危难。死后的母亲仍然会帮助孩子。受到父亲骚扰的女儿三次来到母亲的坟前，向母亲哭诉自己的遭遇。过世的母亲每次都告诉她应当怎样做，最后一次母亲让女儿穿上猪形外套。终于摆脱了父亲的骚扰。难产死去的母亲，由于惦念孩子，每晚都会回来哺育孩子，“一位亲戚突然点燃了蜡烛，看到已经死去的母亲穿着安葬时的衣服，跪在摇篮前，用乳汁喂孩子”。死去的母亲帮助孩子的情节与死去的父亲赠予孩子宝物一样，是原始的对祖先和对死后世界信仰的遗留。

母亲的爱虽然强烈，但有时对孩子盲目的爱会导致孩子犯错，如孩子请求母亲从沙皇那里偷来宝盒，母亲照孩子的话做，结果两人都被处死。

父母虽然疼爱孩子，但是如果有多个孩子，那么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不同的，存在不平等的情况。例如，农妇喜欢两个大儿子，给他们穿得很整洁，而小儿子总是穿得不好――总是穿着黑衬衫；老婆婆非常不喜欢自己的小女儿，她给大女儿穿最好的外衣，和她一起去教堂做日祷，而给小女儿留下两俄斗黑麦，让她在她们回来前把黑麦脱壳；父亲在分配遗产时，将房子、牲畜和土地都留给大儿子，傻瓜女儿却什么都没得到。

四、对孩子构成伤害的父母

故事世界里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能承担抚养和教育孩子的责任。有的父母不仅不去疼爱孩子，还给孩子造成伤害。在《猪外套》故事中，由于女儿长得十分像死去的母亲，父亲竟然要求女儿嫁给自己。女儿得到死去母亲的指点，穿上猪皮做的外套后，父亲却“唾弃女儿并把她赶出了家门，既不给她侍女，也不给她路上吃的粮食”，使得女儿流落他乡。在《父亲和女儿》中父亲强迫女儿和自己犯下罪过，生下孩子后，父亲又威胁女儿，让她对外承认孩子是仆人的。女儿不从，结果被父亲杀死。父亲与女儿的“与异族通婚制度和婚姻禁忌遭到破坏相关”。

不仅是父亲加害亲生子女，应有伟大母爱的母亲也会伤害孩子。母亲会为了情人而牺牲孩子。例如，伊凡王子带着自己的全部军队到另一片土地――遥远的潘・普列什维奇那里征战，战胜了他的军队，并将其俘虏。这个潘长得很英俊。皇后――伊凡王子的母亲，见到他之后爱上了他，经常到监狱去看望他。有一次潘对皇后建议，把你的儿子伊凡王子杀掉，“如果你能杀死他，我会非常高兴”。母亲的情人会要求她杀死自己的孩子，一个剜出大脑，一个剜出心脏，如果不这样做，他们的情分就完了。母亲整整痛苦了一个星期，最后终于没有忍住，对要她杀死孩子的情人许诺不会怜惜自己的孩子而错过情人。

故事中对孩子构成伤害的，除了孩子的亲生母亲，还有继母，她同孩子的亲生母亲一样，同样被称做母亲。但是，继母却残忍地对待丈夫死去的妻子留下的子女。她在故事中只有一种形象――邪恶，会使用巫术害人。继母经常打骂继女，让她干家中所有又脏又累的活：“老太婆不喜欢大女儿(她是继女)，经常数落她，很早就把她叫起床，把所有的家务都推到她身上。女孩饲养家畜、砍柴、担水、烧炉子、置办仪式、打扫屋子，干活直到天明”；继母想尽办法遗弃继女，为此，她会派继女到老巫婆――她的姐妹那里去取针线或借火，希望巫婆能吃掉继女；会让丈夫将继女送到森林中，嫁给莫罗兹卡，真实的意图是希望制造寒冷的莫罗兹卡冻死继女。对待继子，继母不能在体力上惩罚他，却能用巫术破坏继子的美满姻缘，通过与之私通的继子的仆人，继母得知继子要与未婚妻见面，她就命令仆人在第二天船到岸的时候，把一个别针别到商人的儿子伊凡的衣服上。结果伊凡就昏睡过去，未婚妻怎么叫都没有把他叫醒。这样三次后，未婚妻就返回了自己遥远的国家。

继母的负面形象源自于古时的异族婚姻制度。“继母和继女的形象出现在婚姻形式改变之后，即可以从外族娶妻。”梅列金斯基也认为，继母虐待继女是内婚制度被破坏的结果，而且“正是由氏族到家庭的最终转变产生了继母与继女的矛盾”。

第7篇：亲情故事作文范文

关键词：《红高粱》；叙述视角；叙述声音；叙述眼光；叙述焦点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2－0119－05

叙述视角是叙述者在叙述时采用的观察文本故事的角度，叙述视角是全知还是限知又往往和叙述人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传统小说或采用第三人称进行全知视角的叙述，或采用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来叙述“我”的所见所闻；现代小说大多综合运用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莫言《红高粱》更是走向极端，把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统一到“我爷爷”、“我奶奶”之中――以“我”的追述、评论为叙述声音想象“爷爷”、“奶奶”的传奇人生，由“我父亲”的叙述眼光回忆1939年先辈们在墨水河畔的抗日故事，不断将叙述焦点集中于此前“爷爷”、“奶奶”的故事，重点聚焦于高粱地里的爱情故事。莫言曾说：“《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①叙述视角体现的是一个叙述行为发生时叙述者与文本故事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叙述视角至少包括：谁在讲故事、以谁的眼光看故事、叙述谁的故事，即叙述学所说的叙述声音、叙述眼光和叙述焦点。本文拟从这三个方面对《红高粱》的叙述视角“我爷爷”、“我奶奶”进行解读。

一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

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

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敌人

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余

司令说：“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奶奶对我

父亲说：“豆官，听你干爹的话。”父亲没吱声，

他看着奶奶高大的身躯，嗅着从奶奶的夹袄里

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凉气逼人。他

打了一个战，肚子咕噜噜响一阵。余司令拍了

一下父亲的头，说：“走，干儿。”②

这是莫言小说《红高粱》开头第一段，交待了故事发生的时间、人物、事件等。这段文字的创新之处在于：作为孙辈的“我”竟然清楚地知道自己出生前“爷爷”、“奶奶”的对话，甚至对几十年前“父亲”的感觉都了如指掌――这种写法在莫言的小说文本中屡见不鲜，这主要与叙述视角有关。叙述视角是叙述者讲述故事时所采用的方式和角度，最主要的是谁在讲故事和以谁的眼光看故事；在叙述学看来，选用了什么样的叙述视角，亦即选择了通过什么人的声音和什么人的眼光来表达隐含作者对文本故事的理解或看法。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研究叙述视角基本上不区分叙述声音与叙述眼光；继1972年热奈特《叙事话语》区分叙述声音与叙述眼光之后，巴尔、里蒙・凯南等叙述学家都比较注意叙述声音与叙述眼光的区分。叙述声音是指谁在讲故事，即叙述者是作为故事内的一个当事人讲述故事，还是作为隐含作者的代言人讲述故事；叙述眼光是指以谁的眼光看故事，即小说的叙述角度是与故事内人物的眼光相一致，还是与叙述者的眼光相一致。《红高粱》是“我”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追述和评论“爷爷”、“奶奶”墨水河畔的抗日故事和高粱地里的爱情故事，叙述者“我”回到高密东北乡调查“爷爷”、“奶奶”的传奇人生：“我”听到的是陶罐老太太讲述的墨水河畔伏击战和“奶奶”风流韵事等故事梗概，“我”看到的是县志对罗汉大爷怒铲骡蹄及其被日军活剐等文献资料……显然，《红高粱》中的“我”并不是作为故事内的一个当事人在讲述故事，而是作为故事外隐含作者的代言人在讲述“爷爷”、“奶奶”的传奇人生。具有创新意味的是，对于故事以外的故事――“爷爷”、“奶奶”高粱地里的爱情故事，小说主要由置身于故事外的“我”来追述、评论；至于先辈们墨水河畔的抗日故事包括罗汉大爷被活剐等具体细节，叙述者放弃“我”的眼光而转用故事内人物“我父亲”目击事件时的眼光来叙述。这样，叙述声音与叙述眼光不再统一于叙述者，而是分别存在于故事外的“我”与故事内的“我父亲”之中。

《红高粱》中“爷爷”、“奶奶”的传奇人生不由叙述者直接叙述，而是由故事外的“我”提供声音，故事内人物“我父亲”提供叙述眼光，将“爷爷”、“奶奶”高粱地里的爱情故事设置在“我”的追述之中，将先辈们墨水河畔的抗日故事界定在“我父亲”的回忆之中。面对“爷爷”、“奶奶”的传奇人生，“我”的叙述声音是当代的，而“我父亲”的叙述眼光是历史的,“我”和“我父亲”由于年龄、时空、观念的差距而产生不同的认识。这样，《红高粱》就从不同角度展示“爷爷”、“奶奶”等先辈们历史故事的多元性，这与新历史小说所追求的叙事效果有关。一方面，叙述声音与叙述眼光相互分离，意味着追述历史的“我”和回忆历史的“我父亲”对“爷爷”、“奶奶”等先辈传奇人生从不同视域进行了不同的经验处理。“我父亲”作为墨水河畔伏击战的亲历者，其叙述眼光不仅是历史的，而且还打上了其自身体验的烙印，通过“我父亲”眼光过滤的故事场景带有浓厚的感性色彩。在墨水河畔伏击战中还只是孩童的“我父亲”，同成年人“爷爷”、“奶奶”的生活经验之间，肯定有很大的距离；由于“我父亲”少不更事，不具备道德感，观察只停留在生命感官层次，充满感性认识，所以在“我父亲”眼中，不仅“爷爷”、“奶奶”的暴力去掉了匪性，就连“慢慢向奶奶面前靠”的日本鬼子兵，也“是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两只大眼睛漆黑发亮”，甚至“奶奶”戴凤莲的非正常死亡在“我父亲”眼中也成了具有诗意的临终颂歌。“我父亲”以感性的叙述眼光回忆“爷爷”、“奶奶”的传奇人生，不自觉地涂上了浪漫色彩；而故事外的“我”以理性的叙述声音来追述“爷爷”、“奶奶”的传奇人生时，叙述者“我”对历史的经验方式主要是想象，并藉此对“爷爷”、“奶奶”的传奇人生和“我父亲”的浪漫回忆进行评论。所以，“我”的叙述声音与“我父亲”的叙述眼光对于墨水河畔伏击战、罗汉大爷被活剐等叙述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展开的过程中使其情节和意义都发生了变化，历史亲历者“我父亲”和历史想象者“我”对“爷爷”、“奶奶”等先辈的历史故事及其意义做出了不同的经验处理。如：在“我父亲”的眼中，罗汉大爷的受刑既没有民族的意识，也没有政治上的自觉，只是欲望的狂欢、本能的冲动而已；然而，“我”以查阅县志这种官方文献的形式对罗汉大爷的壮烈牺牲给予了高度评价，因为“我”是一个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人，“我”的叙述声音是从当代语境中发出的，其中自然不泛民族、政治等内容。另一方面，“我”的叙述声音还是对“我父亲”的叙述眼光的必要补充，这让墨水河畔的抗日故事与高粱地里的爱情故事交错展开，凸显先辈的旺盛生命力。“我父亲”是墨水河畔抗日故事的亲历者，“我父亲”以孩童的叙述眼光回忆“爷爷”、“奶奶”等先辈的历史故事，虽然有亲历历史的现场感，但由于叙述眼光受到故事人物限知视角的局限而留下许多未知的叙述盲点，如王文义死前的瞬间感受、奶奶中弹倒地时的死前心理等，这些都是父亲无法知道的。也就是说，作为历史的亲历者，“我父亲”只能知道他目击过的相关故事，如“我父亲”在墨水河畔伏击战中亲身感受了“爷爷”、“奶奶”敢恨敢死之精神；但故事人物的叙述眼光属于限知视角，必然导致一些叙述盲点的产生，如“我父亲”不可能知道他出生前“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发生的爱情故事，更不可能知道早前“奶奶”出嫁时在花轿里的所思所想。作为这一历史的局外人，叙述者“我”凭借历史想象，充当了一个近乎全知的角色。“我”的叙述声音不仅会将“我父亲”的叙述眼光所观察的内容转述出来，而且还会将“我父亲”不可能目击到的叙述盲点及其相关细节进行补充交待；历史想象者“我”比历史亲历者“我父亲”知道得更多，如小说中写道：“父亲常走这条路……父亲不知道我的奶奶在这条土路上主演过多少风流悲喜剧，我知道。父亲也不知道在高粱阴影遮掩着的黑土上，曾经躺过奶奶洁白如玉的光滑肉体，我也知道。”这不仅是因为“我”具有后来者的天时优势，还因为“我”的叙述声音是一种追述，“我”建构历史的方式主要是想象。这样，“我”的叙述声音分别在《红高粱》第五部分和第八部分对“我父亲”不可能目击的“爷爷”、“奶奶”的情事及其在高粱地里的恣意野合进行历史想象，藉此来表现“爷爷”、“奶奶”敢爱敢生之气概。而敢爱敢生之气概和敢恨敢死之精神是“爷爷”、“奶奶”旺盛生命力的两个方面，从这个角度看，“我”的叙述声音与“我父亲”的叙述眼光分别对应“爷爷”、“奶奶”高粱地里爱情故事所体现的敢爱敢生之气概与墨水河畔抗日故事所体现的敢恨敢死之精神，两者交错在一起，使得“爷爷”、“奶奶”既是土匪又是英雄，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

二

在叙述学看来，叙述焦点指叙述话语陈述的对象。《红高粱》主要陈述“爷爷”、“奶奶”昔日的传奇壮举。从故事层面上来看，“我”并没有在行动上参与故事，偕同“爷爷”、“奶奶”一起冲锋陷阵。按照一般叙事常规，《红高粱》完全有理由规避第一人称，选择第三人称进行叙述，然而，《红高粱》不仅将“我”作为一个公开露面的叙述者，而且还创设了独特的叙述视角“我爷爷”、“我奶奶”――以“我”的叙述声音为基点前瞻后顾，通过对叙述焦点“爷爷”、“奶奶”故事的不断交错返回，将“我”的现实与“爷爷”、“奶奶”的历史拼贴在一起，建构现实与历史、现在与过去的对话。

第一，“我爷爷”、“我奶奶”这样的叙述视角，把“我”的叙述在场带入了“爷爷”、“奶奶”的历史在场，将处于现实时空的当代叙述者推向与历史对话的境地。叙述者“我”虽然是故事的局外人，不仅能够知道“爷爷”、“奶奶”的言行甚至隐私，而且还能够知道“爷爷”、“奶奶”当时的心理活动。“我”会知道或者叙述“我”本不应该知道的内容：如“我”知道“奶奶”坐在“爷爷”所抬的轿子里“心跳如鼓”；“我”知道“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的野合细节。按照小说内容，“奶奶”在“我”出生前就已死去，“爷爷”在“我”两岁时就已经不大会说话，显然，“我”是无法从当事人“爷爷”、“奶奶”那儿得知这种私密场景的，况且这种私密场景除了“爷爷”、“奶奶”之外其他人也应该是不知道的。叙述者“我”却凭借历史想象超越时空的界线，追述发生在“爷爷”、“奶奶”身上那些“我”当时并不在场的历史。此外，“我”还叙述了“我”在场时发生的故事以及“我”自身的一些行为：如1958年“爷爷”从日本北海道回来和1976年“爷爷”去世等，以及“我”自己回到高密东北乡的实地调查等行为，甚至还穿插“我”对传统文明的追慕、对当代文化的反思。这样，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相互交错，打破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时间阻隔，让现实与历史、现在与过去进行对话；多年之后，莫言对此还津津乐道：“《红高粱》我最得意的是‘发明’了‘我爷爷’、‘我奶奶’这个独特的视角，打通了历史与现代之间的障碍。”③ “我爷爷”、“我奶奶”直接把“我”凸现出来，通过文本中“我”的叙述声音来显示历史的现在时态。与一般文本的隐含作者没有显在的声音不同，《红高粱》通过“我”的叙述声音来实现“叙述者的口吻”，其立场、态度、价值等不仅仅体现在故事之中，而且还体现在叙述话语之中。“我”作为历史之河的隔岸观火者，强行介于到小说文本的故事之中，以当代观念来追述“爷爷”、“奶奶”等先辈的历史故事、评论其当代意义，“我”的叙述声音自然会掩盖先辈历史中的某些负面因素。如：“刘罗汉大爷是我们家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关于他与我奶奶之间是否有染，现已无法查清。诚然，从心里说，我不愿承认这是事实。”同样，对于“爷爷”出身贫寒，16岁就杀死了与母亲通奸的和尚，随即开始了流浪的土匪生涯这一情节，由于“我”对于“真土匪―真英雄”的“爷爷”是崇敬、仰慕的，所以“我”的叙述声音突出了“爷爷”的真英雄的一面，即便对“爷爷”的土匪行径也是以赞赏的口吻加以追述的。蒲安迪就认为“叙述者的口吻”有时比故事本身更重要。在历史语境中，“爷爷”、“奶奶”的那些抗日行动，大多只是对入侵者的原始的、本能的反抗，抗日只是展现其旺盛生命力的舞台。《红高粱》“我爷爷”、“我奶奶”的叙述视角决定“叙述者的口吻”是一个晚辈的口吻，当“我”的叙述声音从当代语境发出时，“爷爷”不再是土匪头子，而是抗日英雄；“爷爷”强抢“奶奶”也被“我”追述成英雄救美；风流成性的“奶奶”则被“我”追述成了妇女解放的先驱：“我深信，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的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红高粱》中“我”赞颂“爷爷”、“奶奶”是两个蔑视世俗法规的不羁之徒，则完全是用现代伦理标准评价历史人物；“我”讴歌“爷爷”、“奶奶”高粱地里的恣意野合，更是彰显现代人所追求的旺盛生命力。

第二，“我爷爷”、“我奶奶”是“我+爷爷”、“我+奶奶”的前偏后正结构，以“我”这种轻飘飘的语言性存在突出“爷爷”、“奶奶”的中心位置。《红高粱》通过叙述视角用“爷爷”、“奶奶”的旺盛生命力反衬“我”辈的怯懦和退化。繁荣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小说总是力图为当下的生存查找历史依据，莫言的寻根小说亦然，如《老枪》等小说大多叙述两代或者三代人的故事，并且在几代人之间探讨生命力退化问题；在莫言的大多数寻根小说中，“爷爷”、“奶奶”总是血性钢骨，男人剽悍勇猛、女人风流俊俏，而“爷爷”、“奶奶”的子孙“我”辈则相对怯懦，且一代不如一代。1984年莫言痛感当代人的生命力萎缩，他要反抗平庸、压抑的现实生存，于是四处寻找，终于在1939年的日历中寻找到“爷爷”、“奶奶”的传奇故事，发现“爷爷”、“奶奶”旺盛的生命力；莫言曾说：“人对现实不满时便怀念过去；人对自己不满时便崇拜祖先。我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大概也就是这类东西。”④ 作为从寻根文学的尾声走进先锋小说阵营的过渡性作品，《红高粱》通过追述“爷爷”、“奶奶”的传奇人生传达“我”对“机智的上流社会传染给我虚情假意”和“被肮脏的都市生活臭水浸泡得每个毛孔都散发着扑鼻恶臭的肉体”的极端憎恶，“爷爷”、“奶奶”高粱地里的爱情故事和墨水河畔的抗日故事可以说是“我”生存理想的一种形象幻化。自福楼拜和亨利・詹姆斯倡导作者的隐退以来，现代小说理论均反对隐含作者和叙述者在文本中公开露面，但莫言在《红高粱》中明目张胆地加入叙述者“我”的高调赞美、狂热评论。作为一个沉浸于先辈传奇人生的晚辈，尽管“我”的外貌没有在小说中出现，但“我”的形象通过“我”的叙述声音中对“爷爷”、“奶奶”崇敬、仰慕的语气显现出来；“爷爷”、“奶奶”剽悍、勇敢、自由自在的形象在“我”的叙述中浮现，而“我”的叙述声音则使“我”在高大的先辈面前显得相对孱弱。叙述者“我”自称是不肖子孙，总是不由自主地感到“我”辈生命力的退化；既生龙活虎又风流多情的“爷爷”、“奶奶”等先辈“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隐含作者通过“我”的叙述声音不断传达着这样的观点：“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和墨水河畔敢爱敢生、敢恨敢死，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而“我”辈这种精神气概早已丧失殆尽；“我”追述“爷爷”、“奶奶”的传奇人生，评论其当代意义，就蕴含着隐含作者对“我”辈生命力退化的失落和惆怅。

三

莫言早期作品《大风》、《秋水》等小说中虽然也有“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这样的叙述人称，但都还没有上升到叙述视角的层面，其叙述也多是平铺直叙。发表于1986年的《红高粱》用人称的变化带动视角的变化，把人称和视角结合起来创设了“我爷爷”、“我奶奶”这种独特叙述视角。文本叙述多是在“我”和“爷爷”、“奶奶”之间滑动，在现实和历史之间任意往来，使叙述获得了极大的自由。正如莫言所说：“写到‘我’的时候是第一人称，一写到‘我奶奶’，就站到了‘我奶奶’的角度，她的所有的内心世界都可以很直接地表达出来，叙述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得多开阔得多，这在当时也许是一个创新。”⑤ 对此有论者认为：“莫言的意义在于他为当代文学又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⑥

的确，叙述视角的纷繁变化及其不断创新是莫言小说文本最显著的特点。《红高粱》中“我爷爷”、“我奶奶”就具有文体意义，标志着莫言小说叙述视角创新的开始。1987年8月10日至9月15日，莫言中断了《红高粱》续篇的创作，创作了《天堂蒜薹之歌》。小说中天堂蒜薹事件被从不同的立场，以不同的叙述声音讲述三遍――天堂县瞎子张扣演唱的民谣从民众心理激变的角度复述，青年军官为其父义正辞严的辩护从历史的角度剖析，官方报纸的报道从政治的角度梳理――以此凸显观念的差异和利益的冲突。同一个作家在同一时期创作的关于同一个社会群体（农民）反抗经历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部分承接了《红高粱》叙述视角的探索，《天堂蒜薹之歌》的民间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庙堂话语等多重叙述声音是对《红高粱》叙述视角的超越。发表于1987年的《欢乐》直接选用了当代小说很少使用的第二人称叙事，七万多字都是用“你”来叙述连续五年参加高考依然落榜的农村青年齐文栋的故事，这是莫言在叙述视角方面的又一自觉创新。叙述视角变化最为复杂的是发表于1988年的《十三步》，莫言说：“《十三步》则是在小说视角变化方面的试验，现在来读，我自己都会被弄糊涂。”这部小说把汉语里面所有的人称叙述都实验了一遍，关在笼子里的叙述者实际上是一个超级叙述者：有时以“我”的叙述声音转述整容师李玉蝉的故事，有时“我”又成为叙述焦点物理教师方宝贵，而死而复生的方宝贵又具有上帝般全知式的叙述眼光；人称和视角的变化实际上就成了《十三步》的结构，所以在2001年修订再版时，莫言干脆将《十三步》小说题目易名为《笼中叙事》。1993年出版的《酒国》采用总的叙述声音和作为小说人物专业作家“莫言”的叙述眼光及业余作者李一斗的叙述眼光来叙述丁钩儿探案故事，总的叙述声音与两个叙述眼光各自发展，自成体系，由文本最后一章连在一起，这是莫言一次有意义的尝试，试图通过叙述视角的变化来探索小说创作的结构艺术。莫言1995年发表的《丰乳肥臀》通过“我”――上官金童的叙述声音叙述母亲上官鲁氏哺育和抚养她的儿女以及她女儿们的孩子的故事。小说正文除第一章外基本上采用上官金童的叙述眼光，上官金童是一个歌颂“丰乳肥臀”的最佳视角。在小说下半部中，上官金童因精神病被抛出历史，这又给他的观察提供了比较好的角度。由于上官金童还是小说主要人物，叙述者“我”――上官金童有时变成“他”，成为叙述焦点，其自始自终的恋乳癖基本上决定了上官家族故事的情节走向。而正文之后的“七补”，似乎在补充“我”的叙述声音之外的细节，对上官鲁氏的苦难生活进行了回顾性叙述。莫言2001年出版的《檀香刑》让故事中的多位角色发出叙述声音，不断地调动叙述眼光进行相互切换，展现孙丙被施以檀香刑的过程。“凤头”和“豹尾”部分让故事中的眉娘、赵甲、小甲、钱丁等人物以第一人称进行独白，各种叙述声音错落有致：眉娘为自己父亲孙丙的生死未卜担心不已的时候，她的公爹赵甲却在为天将降大任于己而洋洋自得，小甲虽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屠夫，却不谙世事、不通人情，而知县钱丁既对孙丙造反感到不满，又觉得洋人的处罚行为过分。眉娘站在女儿的角度对孙丙怨恨多于敬重，其“浪语”重在情感；赵甲认为孙丙是最后一次实现其刽子手哲学的道具，其“狂言”重在权威；小甲由于懵懂无知专注于岳父孙丙被杀场面的物化、客观化，其“傻话”重在不解；钱丁对孙丙敬重之外又多了一份尴尬，其“恨声”重在道义。“赵甲道白”、“眉娘诉说”、“小甲放歌”、“知县绝唱”等叙述声音互为言说，并进行内在转接，形成多音合鸣的审美效果。“猪肚”部分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对檀香刑发生的历史背景和过程进行全方位的展示。这样，眉娘、赵甲、小甲、钱丁等第一人称限知视角从不同角度展现孙丙被施以檀香刑的过程，而全知视角又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限知视角的局限和缺漏，形成人物视角互补，多重聚焦的叙事效果；《檀香刑》叙述声音的内在转接以及叙述眼光的频繁转换是对《红高粱》叙述视角的发展。莫言2006年出版的《生死疲劳》叙述者蓝千岁作为“叙述自我”起到叙述声音的作用，但蓝千岁并非一个固定的叙述者，他是冤死的地主西门闹多次轮回，转世为驴牛猪狗猴，穿越一次次生死，最后魂归大头儿蓝千岁，所以蓝千岁还是叙述焦点。《生死疲劳》让西门闹轮回了六次，最大限度地容纳了可供讲述的经验，使蓝千岁“叙述自我”在文本中裂变成若干“经验自我”――西门驴、西门猪、西门狗等；这些动物完全依据动物的情感、知觉、本能组织情节，以动物的眼光观察世间万象，展示人间百态，这样看似连续的中国当代历史由于不同岁月里驴、猪、狗等叙述眼光而被分为几个片段，并且在单个动物有限的寿命中得以呈现，进而凸显历史的荒诞。这标志着莫言小说文本叙述视角的变化和创新走得更远。

注释：

① 莫言：《关于〈红高粱〉的写作情况》，《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

② 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③ 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演讲》，《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④ 莫言：《超越故乡》，《莫言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页。

⑤ 莫言：《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在〈检察日报〉通讯员学习班上的讲话》，《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第8篇：亲情故事作文范文

香山的红叶，我是赏过的。第一次赏香山红叶，我正上着一所专业院校，适逢红叶盛季，满山皆红遍，同伴便惊叹不迭。

但我只感到亲切，并没有难抑的惊奇。因为我觉得，故乡的秋天，也是红叶满山、流丹溢彩的;而且，山脉绵亘，红到极远遥的地方，比香山来得有气魄。只因为香山离市区近些，且是一个著名的公园，命运便很阔达了。

故乡的山峦，植被是极丰茂的：黄栌满坡，柘丛盈岗，楸树峰耸，檀木沟伏……夏时山色蓊郁，入秋，则渐渐变化起来，先是淡黄，而后是斑驳，最终是红得一统了，满山满野就一如火烧。

但这时却是故乡的农忙时节——

庄稼的秸秆被村人铡碎了，厚厚地铺到猪厩中去，再取山上的表土覆盖，以期在来年沤①出一些好肥料来。所以，未上冻前，村人的第一宗要事，便是背土垫圈。而后，有余力的，要在地堰的边上，砍一垛垛的干柴杂草，烧一堆一堆的草木灰。撒上草木灰的土地，蔓菁憋得大，土豆长得足，谷穗也结得沉。

此时，山上的红叶正红得烂漫呢。人们哪顾得多看几眼呢。所以，山里人并未想到，那一丛丛的红叶，便是一团团的激情、一首首的诗，自己正生于美境与福地，正可以坐享一番。红就让其兀自红去吧，我们还有正经的营生干不完呢，他们想。那时，我并没有一丝悲哀，因为身在其中，与村人的感觉相同。

真正醒悟了，感到有些惆怅②了，是看到城里人，居然要爬那么远的路径，到香山专程赏红叶之后。于是，我怀着这么一种情绪，待人们去香山赏红叶的时候，我便回到故乡去，探抚那故乡的红叶。它们被漠视和遗忘得太久了!

我爬到屋后的山上：高远的天，衬以峻拔的山形，那凌风的红叶，簌簌地，便让人极感动。但激动的心，很快就黯然了——

沉默的父亲，正在地堰的边上埋头打柴草，他要多烧几堆木灰啊。于是，观赏红叶的这一份闲雅，就显得多么不合时宜，显得多么奢侈，兀然就生出一丝羞耻，便踅③到父亲的身边，想给他打个下手。

父亲很懂我的心思，笑笑，“去赏你的景吧。”

见我仍迟迟不动，父亲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你高兴赏景就赏景，我高兴做活就做活，不都图个自在么?!”

我知道，要父亲埋头干他喜欢干的活，比要他赏红叶更使他心安与欢悦，这是情理中的事，不关乎我的勤与懒。但我终究不忍在劳作的父亲身边，作赏景的清客，便同他一起干下去了。

这是第一次回故乡赏红叶的情景。

第二年秋深，想到故乡那满山的绚丽，仍有热热的归心。但父亲在地堰上弯曲的身影从脑底晃出的时候，归心就有了几分迟疑,心中就有了一种惆怅。

最后，还是回去了。因为：红叶岁岁依旧，而父亲却要一天天衰老;父亲已经辜负了红叶，儿女还要辜负父亲么?!

回到故乡，父亲很高兴，抱出一坛雄自酿④：“崽呀，知道你要回来，爹特意给你留着呢。”我的眼窝便不由得濡湿了。

从此，每到秋深，我皆毫不迟疑地回故乡去。

每次，我们低头砍着柴草，却都把红叶搁置于一边。但只要我们抬起头来，山上的红叶，便很执著地红到我们的眼眸中来——

红叶没有怨艾，只有默默的守望和多情的注视，一依如山里的人们。(本文有改动)

【注】①沤(òu)：长时间地浸泡，使起变化。②惆怅：伤感，失意。③踅(xué)：中途折回。④雄自酿：一种自家酿造的酒。

【阅读题】

1.本文以“故乡红叶”为题，为什么在一、二两段中要写“香山红叶”?(3分)

2.指出下列句子中作者“惆怅”的具体原因。(4分)

①真正醒悟了，感到有些惆怅了，是看到城里人，居然要爬那么远的路径，到香山专程赏红叶之后。

②但父亲在地堰上弯曲的身影从脑底晃出的时候，归心就有了几分迟疑,心中就有了一种惆怅。

3.分析“故乡红叶”在文中的象征意义以及在结构上的作用。(4分)

4.请对“父亲”这一人物形象及“我”对“父亲”的思想情感作赏析。(5分)

【参考答案】

1. 将香山红叶与故乡红叶作比较，突出了故乡红叶更为壮观，更有气魄，为下文写故乡红叶被人漠视的命运作铺垫。

2. ①感受到比香山红叶更为壮美的故乡红叶，却长久地被人漠视和遗忘。(2分)

②父亲虽在美景和福地之中，但因艰辛劳作和无暇赏景，且要天天衰老。(2分)

3. 象征意义：“故乡红叶”象征那些极为普通、没有怨言、默默坚守的山里人。(2分)

第9篇：亲情故事作文范文

父母的故事

1902年，我的父亲徐林利出生于台北，33岁那年带着我们全家老小，离开故乡赴日谋生。尽管几经周折与朋友合伙做了好几次生意，但都不如意，最后只好放弃经商的念头。那时的我还年幼，无法理解父亲在日本寄人篱下的苦闷与寂寞心情。随着成长，后来我也能理解父亲对故乡的思念。

因生意不如意，又客居异乡，父亲始终打算带全家人回台湾，毕竟那里才是家。记得那时，父亲买好船票准备第二天一家人乘船回台湾，正巧一位台湾老乡急于回台湾处理家事，父亲把船票转让给朋友一家。未曾想那艘回台湾的船，竟因天气恶劣沉没了。就这样，我们全家回台湾的事就此搁置了。

后来因为神户的房子要拆迁，我们全家搬到了大阪。老实、忠厚的父母又因日本老板以借款的名义被骗走了一笔拆迁款。这件事也让父亲心中回老家台湾的念头再次升起。后来听父亲说，他在大阪国际新闻社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看着来自祖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报道，满心欢喜的回到家中宣布我们全家要回祖国，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1953年的夏天，我们全家人从大阪舞鹤港乘“兴安丸”号轮船回到了父亲口中时常提起的祖国。船到塘沽后，一下船全家人就感受到当地政府对我们这些台籍华侨的关心，有条有理的安排我们的生活、起居和工作。父亲和母亲落户到天津劳动局第一技校，我和姐姐则到北京就读语言学校。父亲回到祖国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技术奉献出来，还为技校的工作提出各种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在天津父亲获得了诸多的荣誉，如“模范华侨”、“先进工作者”等等。那段时间我在北京学习、工作，听母亲说，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家家都吃不饱，周围不少从日本回来的华侨纷纷向国家申请生活补助，但他们却从未张口，因为那时国家的负担很重。为了保证生活，只得变卖从日本带回的东西渡过难关。1981年，父亲因脑淤血不幸去世。我想也许回到祖国的28年才是父亲人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吧。

我的母亲徐淑桂是台湾新竹人，19岁时为了逃婚离家赴日，历经各种生活磨难。后来在日本遇到父亲，因是同乡人，自然就走到了一起。我记忆中的母亲是一位开朗、美丽、坚强、勤劳的妇女。记得小时在神户时，一次母亲突然大出血，送去医院时，医生说，她体质太虚弱，因失血过多，做手术时用麻药风险太大。那次手术母亲在没有麻药中挺过来了，当时我对母亲的坚强很敬佩。母亲就如同众多台湾妇女一样，长期以来很尊重父亲的各种决定，我们全家从日本回到祖国后，她就作为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在家照顾孩子，料理家务。特别是在3年自然灾害时，与父亲同甘共苦。1976年，我和老田把父母接到北京后，母亲一边照顾已卧病在床的父亲，还要照顾我的3个孩子。也正因为母亲帮忙操持家务，我才能放心地工作。

1985年，在台胞乡亲的帮助之下，母亲与在台湾的大舅舅取得了联系，彼此约好在香港见面，我们姐妹随母亲赴香港。近半个世纪的分离，母亲和舅舅相拥而泣。不久后，母亲在美国的二弟也特意到北京看望。母亲常说自己比父亲更幸运，虽然有生之年没能回到老家台湾，但毕竟见到了分离多年的亲人。母亲过世后，我和老田把我父母的骨灰散在了故乡的土地上，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带他们回家。

异乡到故国

1938年，我出生在日本神户，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这里度过。如今我还记得，年幼的我被日本同学骂做“支那人”、“清国奴”，甚至扔石头让我滚蛋。童年的岁月和很多台湾乡亲一样，我们在被歧视中度过。

由于神户的房子要拆迁，中学时我随父母搬到了大阪，在大阪瑞光中学继续学业。记得刚刚升入中学二年级，有一天父亲回到家中，满脸兴奋地告诉我们要回祖国。那时的我，朋友都在神户、大阪，对祖国完全是陌生的。那里没有朋友，环境也不熟悉，我不能理解父亲的决定。1953年夏天，我们全家从大阪舞鹤港踏上了回国的路程，在船上的3天，由于晕船我几乎不能吃东西，到了天津塘沽港时，迎接我们的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为我补充了葡萄糖。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受到来自祖国最亲切、最温暖的关怀，当时的情形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了解到，那时候很多旅居日本的台胞乡亲响应祖国的号召，回来建设新中国。我也从很多朋友的讲述中看到大家当年从日本回国的艰辛。回到祖国后，父母留在了天津，我和姐姐则到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念书。那一年我14岁，学校里全是从世界各地随父母回到祖国的小华侨，大都不会讲中文。我一边为能继续学习而感到庆幸，一边又为远离父母而担忧。记得初秋时，学校发给我们每个学生棉衣、棉裤、棉鞋等一整套过冬用品。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还说笑穿上像大狗熊，哪里知道那时北京的冬天有多么的寒冷。当我们穿上厚厚的棉衣，才体会到祖国对我们这些孩子的关爱，如同我们的父母一般。1955年，姐姐回到了天津父母的家中，我继续留在补校学习。这一年体检时，医生发现我感染了肺结核，于是一边学习一边养病。我还清楚的记得，那时每当升学考试，我因紧张病情容易复发，经常是反反复复发作，好在周边的老师和同学对我照顾有加，还把我送去温泉疗养院休养，直到高中二年级身体才恢复了健康。

1964年底，经台盟的介绍我考入了中国国际旅行社日本部。该部有几位朝鲜族的同志，其他都是大学毕业生，我的中文只不过初中水平，日语也只达到初二水平，始终担心自己无法胜任工作。那时没有时间学习和进修，只能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学习和锻炼。每每深感自己能力太差时，我就拼命地工作，虚心地学习。为了工作需要我努力克服自己的困难，完成工作。由于工作性质决定，那时的我每年有半年以上的时间不在北京，家中事务还有照顾孩子的工作都交给了母亲和老田，这些年我一直觉得愧对孩子们和老田。

我从小生在日本，长在日本，和日本人的语言习惯十分相似，每当看到接待过的日本友人返回日本后邮寄来的书信，看着上面对我工作的感谢和赞扬，总让我感觉自己的辛苦没有白费。记得

有一次我担任邓大姐(邓颖超)的翻译，日本友人听到我的日语，还以为我是日本人，赞赏我的日语听来很亲切。那次和邓大姐接待日本友人的照片，如今还挂在我家的墙上，也是对我工作的最好纪念。后来团中有位日本社会党议员，得知我台湾人的身份，从小客居日本的经历，还写了篇《在北京盛开的红花》的文章介绍我。

我和老田的故事

当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我一直想把这些年对家人的亏待弥补回来。因此一退休，我就向家中3个孩子宣布，他们的孩子要自己照顾，我要照顾好老田的生活。

像我和老田同是台湾人的台胞家庭在大陆台胞中并不多见。常有人问我和老田是怎么认识的。我常笑说，我们是跳舞时认识的。那时我还在读书，学校组织台湾女青年和中央民族学院的台湾少数民族同胞组成文艺宣传队，到北京的几所高校去表演节目。那时，我已经知道老田这个人，但并不熟悉。后来台盟中央经常举办在京台胞的聚会，一来二去，我和老田彼此熟悉起来，1961年我们便结婚了。

老田1929年出生，是台湾少数民族泰雅人。常昕他和我说起，幼年时身为少数民族的台胞乡亲被日本统治者所压迫。他12岁时双亲故去，养育两个弟弟的重担便落在了他的身上，为了生活离别新竹关西镇，因看到征兵布告，觉得条件优渥，就糊里糊涂地来到大陆当上了兵，他很快就被俘获。也因此老田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作为台湾少数民族的代表，他受到的接见，年纪轻轻就被送到军大学习。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第一届会议时，还被选为5位台籍代表中的一员，并在大会中发言。

如今老田已是耄耋老人，但心中仍装着乡情、两岸情。从一个台湾少数民族的穷孩子成长为国家高级干部，他这一辈子忠于国家，任劳任怨地工作，也支持我的工作。这一生中，我最想感谢的两个人，一位是母亲，一位就是老田。

两岸关系有了改善后，周围很多台胞乡亲和故乡的亲人取得了联系。老田的弟弟得知大哥在大陆健在时，喜出望外，特意来大陆和我们相聚。那一次，看着他们兄弟分离近半个世纪后含泪抱在一起时，我内心祈盼两岸不要再分离了。1994年，老田的弟弟和弟媳妇来到北京，希望我们可以回到故乡看看，但几次努力送到台当局的申请都被拒绝了。好在后来在岛内乡亲的帮助下，我和老田在1996年终于回到了故乡，那也是我从出生后第一次回到故乡台湾。回乡前夕，我和老田的心情是一样的，激动、期盼着早日踏上故乡的土地，期待看一看我从小就从父母那里听来的故乡往事。

那次回到故乡，老田的弟弟(船长)，由于出海没能见到，弟妹则是辞去了工作，专门陪同、照顾我们两人。回到台湾，老田的父母、最小的弟弟都已故去，我们来到他们的墓地扫墓。在台湾的日子，我见到已85岁高龄的姑姑，小时一起长大的堂姐、表哥、表姐、二舅和三舅(当时大舅已病故)每天沉浸在亲人的热情款待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