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化交流精选(九篇)
第1篇：汉代文化交流范文
关键词 汉语言文字 中越 文化 交流
中图分类号:H02文献标识码:A
汉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是汉文化输出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越南作为中国的邻居,两国的语言,同属于单音语系。根据语言家所说,在越南词汇中半数以上是中国语或源于中国语言的词。其中政治术语基本都来源于汉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大量的传入越南,对其文化、文字、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了许多影响。长期以来,越南文化吸收和保存汉文化的精华,从而形成自身文化特点。而中国在输出的同时,也领略了许多越南文化独特的魅力。作为中越文化交流的桥梁,汉语言文字的影响渊源流长。
1 汉语言文字传入越南的情况
在越南立国之前,越南和中国就已经开始交往。汉语言传入越南,依据文献记载,古代西蜀的语言是最早的和影响比较大的。其次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到一世纪,伴随着秦汉时期的人民迁居越南时,将汉语言带到越南,至今越南还保存着古代遗留下来的语言。在差不多同时代,汉文字也传入越南。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国的文字也统一了。中国北方人赵佗,依靠秦人和九真的力量击败安阳王,派了两名使者管辖当时被称为交趾的越南。并且“以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随着人民的迁移和政治上的需要,越南人也逐渐习得汉文字。
2 各个时期汉语言文传播的情况
2.1北属时期
公元前207,秦亡。南海蔚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南越国,都番禺”。从此时到939年正式建国之时,越南史称“北属时期”。秦汉之际,是汉语言文字传入的初期。赵佗在位期间积极鼓励汉语言文字的学习。使其在越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交州外域记》曰:“秦余徙民,染同夷化;月南旧风,变易俱尽”,正是最好的解释。公元1年,汉朝在南越设立交趾部,下辖九郡,汉中人锡光任交趾太守,公元29年,南阳人又任任延九真太守。他们积极传播汉语言文字,建立学校,以礼仪教育人民。南越史籍《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属西汉纪》亦云:“岭南文风始二守焉”。“二守”上承赵佗,下启土燮,土燮是苍梧广信人,三国年间任交趾太守,当时许多名士如程秉、刘熙、薛综等人来到交趾避难,他们和土燮在汉语言文字传播上作出重要贡献。尤其是土燮,被越南史学家称为“土王”和“南交学祖”。
汉语言文字随着战争、名士交流和居民迁移等多种方式不断传入越南,从而形成了一个高潮,另一个高潮则是隋唐时期。此时,越南被称为“安南”。隋唐在安南推行文教制度,如公元845年明确规定,安南每年可选送进士和明经入仕中央,并在安南开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这些都对汉语言文字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越语系统地、全面地吸收了汉语词汇,直到现在,越南语中存在许多唐代进入的汉语借词。
2.2 自由时期
唐末,藩镇割据,唐室衰微。公元968年,丁部领锄平十二使君,统一安南。越南封建国家正式建立,称为“自主时期”。建国以后,越音汉字或汉字越音开始出现,越南人将汉语言文字本土化,淡化其外来性,促进了汉语言文字的普及。同时,越南统治者为巩固封建政权,主动学习汉语言文字,从而学习汉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越南儒士更是将学习四书五经作为修身之徳,汉字至今被越南人称为“儒字”。明朝驻交趾总兵张辅曾先后三次遣送交趾的优秀人才一万六千多人到南京,明成祖派官员教他们读书和研究中国经史。
公元1070年,文庙的建立标志着汉语言文字的传播在越南的一个顶峰。文庙以儒家思想为主,尊孔子,推崇汉学。公元十三世纪,一种借助汉字创造的越南语读音的“喃字”产生。由于统治者推崇汉语言文字,“喃字”并未得到普及。当时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都以习得汉语言文字为荣。有几个朝代更是以汉语言文字为官方语言,用其编撰史书,创作文学作品。1839年(道光十九年),越南国王阮福皎奏请清道光帝赐予《康熙字典》,以便越南人民学习汉语言文字。越南对汉语言文字的学习一直持续到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为止。
2.3 殖民时期至今
公元17世纪,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西方传教士制定出根据越南话的发音按拉丁字母设计的“国语字”。越南人开始普及这种语言文字。法国殖民者为巩固其统治,禁止越南人学习汉语,自此汉语言文字在越南的地位逐渐下降,但是千年以来的影响是无法消除的。越南语中有许多汉语词语,这些并未换掉,而是换了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即以国语字书写汉语借词,从而继续汉语言文字的传播。同时,随着越南社会的发展,在引进新的词汇时,仍以汉语言文字为主。同时,许多汉文著作传入越南,特别是越南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爆发之后,不仅有维新思想著作,还有中国古典诗文、散文、戏剧作品和武侠小说等被译为国语字文本。借助于上述中国著作,汉语言文字继续传播到越南。到了20世纪,越南人开始认识到汉语言文字是研究越南史学的关键,它在越南人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越南开始着手恢复对汉语言文字的学习,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
3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文化交流
汉语言文字是汉文化的最基本的细胞,也是传播文化的重要媒介。至今越语中保留大量的汉语词汇,这是中越两国人民合作的产物。同时它也承载了中越两国文化信息,它就像是一座桥梁,联结着两国的文化,对中越两国在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
3.1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物质文化交流
中越自古为邻邦,两国在物质文化的交流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古文观止》中记载到“交趾之南有越裳过。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而献白雉。”可见很早之前,越南的物产已经进入中国,其后两国物质文化交流更是丰富多彩,汉语言文字的文本材料,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汉语言文字在越南具有崇高的地位,为了学习它,统治者数次向中国求书,如李朝皇帝李仁宗曾遣使,向北宋“乞市书籍”,宋朝统治者决定除了卜噬、禁书、兵书、阴阳、历算、敕令等书外,“余书许买”。同时,越南则以其特产换取书籍,如1457年,越南国王黎浚的陪臣黎文老曾泰表:“诗书所以淑人心……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今乞循习,以带来土特产味香等物,易其所无,回国资用。”除此之外,中国也赐书给越南。赐书始于景德二年,据考证之后宋朝向越南赐书络绎不绝。明清时期,种类开始增多。明代以儒书为主,清则均为御定小学类书籍。求书或赐书前,越南人民已经了解了汉语言文字,而之后更是深入地学习了汉语言文字。在这个过程中也为中越双方留下了许多物质文化遗产。
3.2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制度文化交流
越南作为汉文化圈的一个部分,在制度文化上难免不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由于汉语言文字传播的作用以及其在越南独特的地位,越南在学习它的同时也充分地运用它。越南仿效中国建立典章制度,考试内容同中国一样用八股以及诗、赋和财务策。同时开办学校,教学内容,即以儒家经典著作和中国王朝历史。除此之外,483年定制《洪德法典》,它是参照《大明律》,按儒家的伦理思想为主制定的法律条文,从而确定家庭、村舍和整个社会的等级尊卑关系。越南接受了许多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又在汉语言文字传播的同时反馈到中国,即深受中国典章制度影响的本土汉喃典籍。他们代表着越南文化流回到中国。这些汉喃典籍使我们了解到越南的制度文化特色,如《越南史要》卷三中记载了黎中兴而至西山,涉及历代管制、兵制、课税,对李太祖至莫朝的功臣、名儒、史家、名医等做的简述。
3.3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精神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的最高层次是精神文化交流。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看到,在汉语言文字传播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带给两国在精神文化方面交流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直到现在,在越南人的婚礼上都有大大的双“喜”字;过春节时,在门上要倒贴“福”字;祝寿时,也要用“寿”字。在越南还有一些年岁很高且具有汉字书法基本功的老人,逢年过节,他们都忙于写春联、喜丧事、建房、求子题名等,他们被称为“儒学老人”。同时,由于历朝越南皇帝在遣使向越南朝贡时,也会要求赐予佛经。已经习得汉语言文字的越南人对佛经的理解也就和中国人相去不远,佛教经典的传入深刻影响了越南的宗教信仰,至今许多越南家庭的神桌上或寺庙里都有写着汉文字的佛经。
在汉语言文字传播的过程中,有许多人已经熟练的掌握它们,因此,从李朝到陈朝末期,就有人用汉字写书、写诗。如陈朝末期进士陈睿宗的《奉赓冰壶相公寄赠杜中高韵》:
城中几度斗炎凉,漫送悠悠岁月长。散质岂堪便世用,娇心羞把妒时妆。
寒松晚菊渊明径,独树孤村子美堂。贤相倘怜门下士,肯容群作白头郎。
这首诗描写了陈朝末期的官场及其政治的腐朽,以及作者的郁郁不得志。又如元言禅派的第九代祖的杨空路的《言怀》:
择得龙蛇地可居,野情终日乐无余 。
有时直上孤峰顶,长啸一声寒太虚 。
禅诗中,我们看到中国六朝、隋唐的禅学对越佛教的影响。同时也表现了李朝禅学自己开朗的独特性质。
这些作品都是用汉语言文字写的,在写的过程中难免不受中国人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例如:李朝太祖李公蕅写的《迁都沼》,“表现了越南汉语言文学作品如同中国古典文学的“整齐的美”,“抑扬的美”。又因这些汉语诗是越南人所写,因此在传入中国时,其内容和风格也带着越南人的思想和特色。总之,汉语言文字是中国精神文化信息的载体,在传播的过程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就有可能被运用或激活,为中越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4 结语
从公元前三世纪到21世纪初近两千年间,汉语言文字在不断传入越南的过程,同时也承担了中越文化交流的使者。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越南人学习汉语言文字。它不仅是中越文化合作的重要桥梁,也是研究越南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工具。汉语言文字不但已经成为越南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蕴含的文化也成为越南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它也为中国了解越南文化打开了一扇大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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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陶维英.越南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9.
第2篇：汉代文化交流范文
1、科学技术
掌握天文历法、数学、医学、造纸术的成就。
2、哲学与宗教
认识两汉时期思想的特点;哲学成就(董仲舒建立的新儒学、王充的《论衡》);宗教新格局(佛教传入和道教兴起)。
3、史学与文学
掌握《史记》、《汉书》，弄清体裁区别;掌握汉赋、乐府诗，比较不同特点。
4、雕塑与绘画
掌握雕塑代表作品(秦始皇陵兵马俑、东汉说唱俑和杂技俑、秦汉砖瓦和瓦当);掌握绘画代表作品(长沙马王堆汉墓彩色帛画、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
重点和难点精析
1、秦汉文化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特点和影响
(1)原因
①秦汉时期社会经济的进步是秦汉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科技成就既是秦汉文化发展的表现，又是秦汉经济发展的动力。
②秦汉形成统一帝国，政治统一，促进各地人民生产生活交流，为秦汉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③强有力的政府也促进秦汉文化的发展。秦始皇统一文字，西汉武帝以后大兴儒学教育，鼓励对外交流，东汉明帝求佛法等政策措施都有利于文化的发展。
④当然封建政府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而采取的一些措施，也会对科学文化发展有不利作用，如秦始皇焚书坑儒等。但总体看来，秦汉统一帝国政府的存在促进了科技文化的发展。
⑤民族交流的增多也有利于文化的进步。外来文明的传入也促进了秦汉文化的发展。
(2)秦汉时期文化的特点
①统一与多样化的有机结合。秦朝“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汉朝独尊儒术，都具有大一统的特点，同时各地、各族文化也蓬勃发展，形成了统一前提下风格多样的中华文化。
②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秦汉大规模吸取外来文化的长处，特别是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华文化接纳包容了西域、印度的文化;秦汉文化也广泛外传，向东传到朝鲜、日本，向西传到西域，甚至远播欧洲，向南传到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地区。
③水平居于世界先进行列。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九章算术》的问世、天文和医学成就等，表明那时的中国科学技术等处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先进行列，文学艺术等也形成与发展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风格。至今，国外仍有人称中国人为“汉人”，称中国学为“汉学”。
④气势宏大。长城、秦始皇陵兵马俑、《史记》等都表现了秦汉时期人们的奋发向上的精神，显现出宏大不凡的气势。
(3)秦汉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第一、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从此，中国文明源源不断传到西方。中国的丝绸、冶铸、水利技术都远播到中亚、罗马和欧洲地区。
第二、秦汉文明对东方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时期，不仅和日本、朝鲜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还有不少移民到日本等国，他们把秦汉先进文化带往邻国地区。
第三、秦汉文明对世界文化影响十分深远。至今，不少国家把中国称为China，即为秦的译音，或把中国人称为“汉人”，把中国学称为“汉学”，都说明中国秦汉文明对世界影响之深。
2、秦汉时期思想的特点
儒学经董仲舒阐发，既使儒学神秘化，又使儒学官方化，成为汉代思想的突出特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哲学观点的对立;儒佛道三教并存的宗教格局开始形成。
3、董仲舒的新儒学。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儒学大师，其哲学思想的主流是唯心主义。
董仲舒援引阴阳五行学说，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汉代今文经学派杰出的大师。他对儒学的发挥主要包括：(1)大一统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2)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有意识、有感情的最高主宰者，而皇帝是“天子”，他代表天意君临天下，同时也必须顺从天意。这种天谴说既不科学，又有迷惑性，但作为臣下劝谏君主顺从民意的凭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限制君权的意义。(3)君权神授学说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这种思想理论，目的是给统治者披上神圣的外衣，借以维护封建统治。从这个基点出发又提出了三纲五常说，将封建等级制度神圣化。它所体现的神权、政权、族权和夫权是束缚历代人民的精神枷锁。(4)更化与德政思想，主张以秦为鉴，缓和阶级矛盾，提倡德治，在现实政治中革除秦政余毒，即所谓更化说。
知识拓展
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和西汉时期的发展及其所体现出的历史变化规律。
发展：①春秋时期──创立：孔子提出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他维护周礼，主张贵贱有序，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还主张改良，“损益”旧的章法。②战国时期──发展：孟子进一步提出仁政和“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反对统治者“虐民”，“暴民”;要求给人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赋。③西汉──成为统治思想：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新儒学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核心。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开始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规律：①古代思想学说既有继承，也有发展。②古代思想学说总是吸收其他合适的思想主张来丰富和发展。③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思想主张往往受到格外重视。
师生探究
例1、从战国“百家争鸣”到西汉“独尊儒术”的转变体现了()
①中央集权的强化②思想控制的加强③大一统局面的形成④儒家以外各学派的消亡
A.②④B.①②④C.①③D.①②③
解析本题答案是D。本题为组合选择题，但体现出一定因果关系，难度较大，试题较为新颖。解题时，要求考生对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的转变原因、影响等作出恰当分析，应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规律，同时，西汉时虽“罢黜百家”但并不是消灭各家，由此可排除④。
例2、(2005上海历史)西汉太中大夫东方朔撰文上书汉武帝，所用竹简需两人抬进宫，以后改变携书不方便现象首次得益与发明了
A.造纸技术B.雕版印刷C.制墨技术D.活字印刷
解析本题答案是A。造纸术发明后，轻便价低的纸张逐渐代替了笨重的竹木简，从而改变了携书不方便的现象。
例3、秦汉文化具有统一性与多样化有机结合、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水平居世界前列、气势恢宏等突出特点。其中，造成“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这一特点的直接原因是()
A.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以确立与巩固
B.处在封建盛世时期，经济文化高度发达
C.中外交通发达，政府重视对外交流
D.科技文化先进，对周边国家有强大的吸引力
解析本题答案是C。秦汉时期由于中外交通的发达，中国大规模的吸取了外来文化。
秦汉时期文化板块小结
第3篇：汉代文化交流范文
论文摘要：中越两国的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文化极大地影响着越南文化。中国文化主要以直接推行、交通贸易、华人移居、跨境民族交流等方式传播到越南，探究中国文化传播越南的方式，有益于进一步认识越南文化和加强两国文化交流。
越南与中国毗邻，边境线全长2449公里，中华民族与越南民族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由于古代越南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关系甚大，和长期使用汉字等原因，使古代越南全面吸收中国文化。这主要表现在越南的典章制度、兵制、独尊儒学、历法、宗教文化、生活习俗、节日等各方面都效仿中国。因此，越南成为东南亚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那么，中国文化是怎样传播到越南的呢?这就是本文要探究的问题。
一直接推行方式
越南的历史极大地受中国历史的影响，在公元前214年至公元968年的1182年间，越南被纳人中国版图内，直接受到中国的统治，这一时期又被称为北属时期。这时中国封建王朝所实施的各种政策直接在越南推行。
在北属时期之前，从传说和史书的零散记载中可以看到，越南尚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阶段，由首领锥王、锥侯、锥将统治。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原后，实行进一步开发西南的政策。公元前214年，秦在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其中象郡包括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开始了越南史上的“郡县时期”。秦末年，赵佗建立“南越国”自立为王，推行“南北交欢”，在越南设立交趾、九真二郡，后赵佗称臣于汉。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军灭“南越国”，并设南海、交趾等九郡，其中有三郡在今越南。在所设的九郡之上设交趾部，委派刺史统管，正式把今越南的一些地方纳人中国版图。公元40年，爆发了“二征”起义，汉朝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平定叛乱。公元43年，马援平定二征起义后，大量的士兵留在了交趾、九真等地，并与越人融合。汉代以“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进一步开发越南。三国时期，循吏士燮治理交州政绩突出，社会安定、繁荣。公元226年，昊国将交州和广州分离为两州。唐代时，在越南设安南都护府，下设十州，实行租庸调和两税法，施唐律、建学校、开科举，对越南的郡县统治制达到了高峰。到北宋初年，越南最终走向独立，和中国形成宗藩关系。
在北属时期越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长足进步，尤其是给越南文化有了质的飞跃。这一期间，越南大部分被纳人中国版图，属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历代统治者把中国文化直接推行实施，主要包括有以下方面:
1.汉字和汉语的传人。秦始皇在岭南建三郡后，从中原大量移民与越人杂居，随着秦朝时统一文字，汉字和汉语便传人越南。以汉族统治者赵佗为首，建立的南越国对今越南部分地区的有效治理的同时，进一步传播汉字和汉语，为以后吸收汉语语言，把汉字长期确立为官方文字奠定了基础。赵佗在今越南地区设有交趾、九真二郡，并派汉人治理，这样汉字和汉语便在地方官吏和中原移民影响下得到传播。汉武帝平南越国后，交趾被正式纳人西汉中央政权管辖后，汉字汉语作为官方文字和语言在交趾地区得到更进一步的传播和使用。在唐朝时，为加强对安南的统治，更是加大力度推行汉字和汉语，使汉字成为越南人使用的第一种文字。越南独立后，历代封建朝廷都十分推崇汉字，曾明文规定汉字为全国通用文字。在越南的科举制度中规定“无论是乡试还是会试均使用汉字，而且要求书法规范，笔画整齐，横平竖直，字体端正，每行首字不得涂改。文章中字迹涂改达十处者，试卷作废。”到20世纪初，越南的大多数政治文告、史书、医学书、法典、文学作品等是用汉文字书写。“古代越南学者用汉文写书的实例不少，今有影响的《安南志略》、《大越历史记全书》、《岭南撅怪》、《历朝类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和《大越史略》等，是多种著名史籍的代表”。
越南人曾在汉字的基础上，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方式组成一种复合体的方块字，每一个字都由一个或几个表音和表意的汉字组成，这种字叫字喃。但字喃在书写上比汉字复杂，难以推广，所以无法取代汉字。
在汉字推行的同时，汉语也得到大力的推广。在唐朝统治时期，大量的汉语词汇进人越语中，形成“汉越词”。汉语不仅影响到越南的词汇，而且也使越南语法受到一定影响，使越南“几乎所有的政治术语都发源于中国语言”，根据语言学家统计，现代越语中，汉语借词占70%以上;现代越语的成语也由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汉语，被称为汉根成语。
2.直接推行文教、科举制度。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文教的推行。在赵佗建立南越国时，就把中原先进文化教育制度推行到越南。史料曾记载“赵佗王南越，稍以诗礼化其民”。
当汉代将交趾地区纳人中央政权后，更是大力推行教育。在交趾的两任官员任延、锡光“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到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由于中原战乱，大批儒士进人交州避难，他们在交趾著书立说，办学校、兴教育，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教授当地人，被越南人尊为“南交学祖”。
唐朝时，设立安南都护府，在安南开办学校，培养当地儒生;推行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规定，安南和岭南、桂府、福建等地一样，每年送进士17人、明经10人到礼部，会同全国各地的乡贡、生徒，参加科举考试。唐朝还在科考中选取安南人，在当地或人朝做官。唐德宗时，爱州军宁县(今越南清华省安定县人)姜公辅考中进士，官至谏议大夫，为唐名相之一。唐宪宗时，安南诗人廖有方也考中进士。
科举制度在越南的直接推行，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选官制度。这一制度被后来的越南统治者采用，它先后在越南实行了800余载，对越南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它丰富了越南的政治文化，推动了儒学在越南的发展，促进了越南教育的发展。
3.宗教的传播。道、佛教作为统治者思想统治的工具，被推行到越南，并渗透到其民族精神内部，形成其“国粹”。越南通史上记载有“当儒教、老教、佛教在中国兴盛之时，我交趾之地还属于中国，因而我们的人也扳依了这些宗教。
越南在北属时期，中国历代统治者在越南所实施的政策，广泛传播了中国文化，为后来独立的越南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打下了基础。
二通过中越交通贸易方式进行传播
在中越交通上，古今先后有马援故道、滇越铁路、睦南关至越南河内的铁路等通道，这些历史上的通道，既是一条贸易通道，又是一条传播中国文化的通道。
东汉初年，从滇池经责古(今蒙自)、蛮耗至交趾北部的麓冷的道路已经明确见于史书记载。这条交通路线使从滇中地区南下到今个旧，经建水、河口、沿红河水道南下，至今越南永富省寿地区，再到交州，是一条水陆相接的通道，史称“马援故道”。那时，云南的地方官员时常利用这条道路与中央王朝保持联系。这条路向南延伸到达南端的日南郡，是当时中外交通的一个要津。在两汉时期，东南亚、印度及欧洲的使者，常常取道这里前往中原地区，他们带着本地出产的犀牛、白难等珍奇物产去汉朝的都城，之后又带着中国皇帝丰厚的赏赐返回。中国文化也是这样沿着这条道路传人越南乃至东南亚地区，因此，它是中国与越南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伴随着这条线路的开辟、发展，中原人士进人交趾，把蕴含有丰富文化的物质制品输人交趾，中原文化不断传播到越南。铜鼓的传播就是最好例子。“作为这种交流的重要标志，是云南铜鼓传播高潮的出现。从战国到西汉时期，晋宁石寨山型铜鼓经今邱北、麻粟被等地出境，传到今越南清化地区后，铜鼓的铸造及加工艺术在当地骆越人中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水平较高的东山铜鼓。”东山文化是越南的青铜时代最有代表性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哺育下成长发育起来的。
通过这古道传播的还有中国的医学，越南很早就产生了中药材。根据史料记载，一世纪时马援由交趾运回慧该;二世纪时中国人从越南运回龙眼、荔枝、葺蒲等药物。药材贸易也是中越贸易的重要内容。同时中国医学也随着这条道路传到越南，使越南医学成为中医的一个支流，称为“南医”。另外中国的数学、印刷术也通过这条古道传人。
据史书记载，自先秦至元代红河航道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变化，从汉代起既为中国通往今越南北部的重要水道，至唐朝时期发展到相当高度的繁荣，中国文化通过这条道路传人越南。
滇越铁路作为近代交通运输工具，是法国人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夺取云南资源而修建的，但它一定程度上对中越的经贸和文化交流取到重要作用。它的通车加速云南的近代化进程;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停运后，1958年国际联运开通后，滇越铁路成为我国支援越南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抗美战争的重要运输通道，大量援越抗美的人员和物资就是经由滇越铁路进人越南的。1991年11月10日，中越两国两党举行最高级别会谈后发表联合公报，中越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从1996年2月起，滇越铁路恢复国际联运，古老的滇越铁路再次焕发青春，成为云南与越南之间开展双边贸易，发展经济技术和文化合作的重要通道。今天泛亚铁路东线的建设，将更大程度促进中越文化的交流。
三华人移居对中国文化的传播
华人移居越南有着悠久的历史，华人移居必将中国文化带到越南，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作出巨大的贡献。秦设三郡后，把大多数士兵留下“滴戌”，同时从内地征调15000名女子与留守士兵婚配，成为早期进人越南的华人。
汉武帝时设九郡，把大量华人迁移到交趾、九真、日南郡。西汉末年，由于王莽篡权，政局混乱，许多华人避难于越南。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平二征起义后，一些士兵被留在当地，并逐渐融人锥越的居民中，历史上称为“马留人”。东汉末年和六朝时，由于中原世局混乱，有大批的移民到越南。
唐朝时有一些的文人学士旅居住越南。
宋代时，由于越南独立，建立了大瞿越国。不少的中国人看到商机，移居到越南。
明朝时期，明成祖调80万兵人越平乱的大部分士兵留在越南;明中期，到越南经商的华人增多;明末年，一些抗清志士流落越南。
清朝时跟随孙士毅伐越的大多士兵也留在了越南。
近代以来，法国殖民者为开发需要大量劳动力，采取一些手段吸引中国劳力到越南。“到一战前后十年间，移居越南的华人达12万，1921年增加到19. 5万人，1931年为26. 7万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有近10万人移居越南。据统计，到1951年越南有华人150万人。
华人移居越南后，其中一部分与当地民族融合，成为越南民族的一部分。移居越南的华人不仅为越南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把中国的文化传播了过去。赵佗建立“南越国”时，首次从中原地区吸收了一批具有汉文化的人到越南地区推行汉诗书，设立学校教授汉学，发展汉文化。东汉时期，交趾、九真太守锡光、任延鼓励推行“教民礼仪”。东汉末年，避难于越南的中原名士有桓哗、许靖、许慈等，他们的汉学问和思想影响着越南。三国时期，士燮更是鼓励学习中国文化“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由于他政绩卓越，被越人尊称为“士王”，并人云南历代帝王庙。唐朝时期，旅居越南的中原志士，更大的传播了中国文化。历代华人办教育、建文庙传播儒学。此外华人在传播宗教道德、音乐、建筑艺术、绘画雕刻、民间工艺、医学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通过跨境民族交流传播中国民族文化
从民族源流来看，越南的主要种族和民族都可以在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中找到相同或相近的族源。“在跨境民族中占大多数，若按中国的民族成分计算有壮、傣、布依、苗、瑶、伦佬、汉、哈尼、拉枯、彝等10个民族，占跨境民族的83.13 % "其中越南的一些民族就是历史上由滇越通道迁移而去的。如越南泰族就是由云南迁移去的。公元二世纪初，白泰人迁人越南，在红河右岸、今莱州省、沱北和清化等地。公元十世纪以后，黑泰人从云南西双版纳沿红红河达红河三角洲的，以后又有一部分人从越南西北部经老挝到清化、义安和河静等省区。越南的哈尼族是300年前由云南金平、绿春两县迁去，主要聚居莱洲、老街省。越南的拉枯族也是从金平、绿春迁去。这些民族迁徙，把中国的民族文化传播到了越南。
第4篇：汉代文化交流范文
以汉语借词为出发点，运用文化语言学中语言接触与文化接触相关理论，从历时的角度搜集并分析五个重要历史时期（西汉时期、隋唐时期、宋元明清时期、近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借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
汉语借词；语言；文化
一、引言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1]“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语言是构成文化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最有效记录者、传播者和里程碑，但在遇到和外来文化接触时，它也可以吸收新的成分和旧有的糅合在一块。所谓“借词”，也就是“外来词”，即一种语言从别的语言借来的词汇。在汉语中，一般说来，外来词是指在词义源自外族语中某词的前提下，语音形式上全部借用对应的该外族语词、并在不同程度上汉语化了的汉语词；严格地说，还应具备在汉语中使用较长时间的条件，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外来词。借词可以表现为两种文化接触后在语言上发生的影响；反过来说，从语言的糅合也可以窥察文化的交流。[3]本文即以汉语借词为例，运用文化语言学理论，分析汉语借词产生的原因，在汉语借词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观察语言与文化的互动。
二、汉语借词出现的原因：
语言接触和文化接触萨丕尔说：“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临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接触。交际可以是友好的或敌对的。可以在平凡的事务和交易关系的平面上进行，也可以是精神价值———艺术、科学、宗教———的借贷或交换。很难指出一种完全孤立的语言或方言，尤其是在原始人中间。邻居的人互相接触，不论程度怎样，性质怎样，一般都足以引起某种语言上的交互影响。”[4]贺群在《社会语言学纲要中》指出：“语言接触就是指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引起的语言间的影响和接纳。”[5]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战争征服等各种形态的接触，都会引起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接触有不同的类型，其中最常见的是词的借用。只要社会之间有接触，就会有词语的借用。汉语借词作为语言接触的一种产物，在汉语中引起的语言变化与文化变迁往往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一致性。
三、从汉语借词看文化对语言的影响
汉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一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推动。从汉语借词的来源，我们把汉语借词的发展大致分为五个阶段，分析不同时期文化交流对汉语的影响。
（一）西汉时期
西汉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后，出现了沟通汉与西域的“丝绸之路”，它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文化的交流。由于中国历代封建中央政府都称边疆少数民族为“夷”，所以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之后，汉朝与匈奴及西域各国联系日益加强，贸易日益频繁，汉语中出现了不少来自匈奴及西域的借词。例如：来自匈奴语的词语：胡人、胡服、胡椒、胡琴、胡萝卜；单于（善于）、阏氏（烟支）等等。来自西域的各物：骆驼、葡萄、苜蓿、石榴、琵琶等等。
（二）隋唐时期
早在西汉末年，佛教的《浮屠经》传入我国，之后不断有佛经传入。唐代中期，佛教经过南北朝的繁荣和初唐时期的低落，又获得一个良好的发展机会。随着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提高，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引入并创造了许多新的词语。例如：音译词（根据梵文从语音上音译过来的词）：佛（Bud-dha），菩萨（bodhisattva），罗汉（arhat），三昧（samadhi），劫（kalpa）等等。利用汉语原有词语（赋予新的含义）：境界、智慧、觉悟等等。成语（衍生自佛教经典）：一尘不染、井中捞月、、顽石点头、三生有幸、心花怒放等等。佛教文化在汉语词汇上的影响极其深刻，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这些词语充实了汉语的词汇家族，有些已经进入汉语基本词汇的系统，甚至成为构词能力很强的词根，比如“佛”；另一方面，在佛经翻译中吸收外来词创造的多种造词方式（音译、半音译半意译），丰富了汉语词汇的构造方式；而大量通俗化佛教成语的产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7]。
（三）宋元明清时期
宋代，蒙古族就已经与汉族发生过接触，乃至元朝建立，汉语与蒙语有了更为广泛而密切的接触，汉语此时出现向蒙语借词的高峰。例如：蒙语来源：站、喳、歹、衚衕、褡裢、蘑菇。[8]清军入关以后，建立了清王朝，汉语中满语借词逐渐多了起来，比如：满语来源：岳伯、乌他、塔拉乌叉、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嘎拉哈、萨琪玛、搡、瘆等等。[9]汉语中的蒙语、满语借词在数量上无法与佛教借词相比，对于汉语来说，蒙语、满语都是小民族的语言，不可能像佛教那样深入中国人生活的各个角落，为广大汉族人民接受，但是随着民族往来日益密切，这些从少数民族语言中借的词，也逐渐融入汉语，丰富了汉语词汇。
（四）近代中国
中国近代文化的发生发展是被动的，是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的情况下，由外力催化促成的，是在文化主体面临着生存危机的巨大压力下，被迫进行选择的结果。它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引起了变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矛盾冲突的过程中，互相会通融合，形成了资产阶级新文化。这一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翻译活动、“”的开展，涌现了大批外来词。例如：英语：德先生、赛先生、民主与科学、罗曼蒂克（浪漫）、梵婀玲（小提琴）、加非（咖啡）等等。俄语：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等。法语：蒙太奇等。德语：纳粹等。日语借形词：士官、干部、警察、文明、肯定、经济、绝对、抽象、概况等等。中国文化在这一接触碰撞过程中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汉语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五）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科技水平的提高与进步、中外交流越来越密切，汉语借词呈大规模增长趋势，几乎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例如：日常生活领域：牛仔裤、迷你裙、T恤、麦当劳、可口可乐、“BB机”、的士、迪斯科、KTV、卡拉OK、4D影院等等。教学科研领域：信息爆炸、信息技术、信息高速公路、人工智能、E-mail、办公自动化、GRE考试（GraduateRecordEx-amination，指美国的一种研究生资格考试）、X光、PH值等等。经济管理领域：合资企业、产业政策、企业集团、资产评估、生态农业、市场疲软、风险投资、风险报酬、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普惠制、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WTO、GDP等等。（注：以上部分词语选自：廉洁、周日安，《改革开放以来汉语借词的社会语言学透视》，《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3月）改革开放以来的汉语借词，尽管大都是通过音译、半音译半意译或意译的方式借用到汉语中来的，但“中西文并举”（“GRE考试”）和直接使用原词缩略形式（KTV、CD、VCD）的借词方式已经悄然出现。总而言之，通过借词发展的五个发展阶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借词使用程度的增加，有些词语人们已经认不出它们是借词；有些借词使用频率较高，已进入汉语基本词汇行列。借词还促进了民族语言的创新与发展，填补了汉语中反映外国文化的词汇空白，增强了修辞效果，提高了语言的表达功能。
四、从汉语借词看语言对文化的影响
萨丕尔指出：“语言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民族语言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基本形式，文化之间的差异，文化发展的轨迹不可避免地会在语言中留下痕迹，语言也时时刻刻忠实地折射着文化内涵。柏默也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3]格里木则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语言也是我们的历史”，而作为语言要素之一的词汇与人类社会的文化也密切相关，“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3]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文化的交流会带来语言的借用，借词的引进也会引起不同文化的接触和碰撞，可以说借词是不同文化交流的活化石。
（一）汉语借词是外来文化的载体
借词是从外来文化和现象中借用的词语，它反映了异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科技文化、景观文化，透过汉语借词，我们能够领略异域的各种文化。
1.反映日常生活的借词，体现了异域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例如：“劳力士、伏特加、星巴克、迪斯科、桑拿浴”等。
2.反映的借词，渲染了异域神奇诡秘的精神文化。例如：“菩萨、阿弥陀佛、来世、转生、耶稣、诺亚”等。
3.反映科学技术的借词，宣扬了异域高速发展的科技文化。例如：“人工智能、信息技术、模式识别、数据处理”等。
4.反映自然风光及建筑物的借词，展示了异域独具特色的景观文化。例如：“蓝色多瑙河、比萨斜塔、埃菲尔铁塔”等。汉语借词记载的外来文化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内容到形式的改造都折射出汉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
（二）汉语借词体现了求简、求新、求异的社会文化心理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要求我们不论做任何事，都要讲究效率。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对语言来说，简洁、明了、准确地表达信息，以达到快速沟通与交流的目的，显得尤为重要。汉语借词中出现的以下几种形式，充分反映了在语言表达交流过程中的求简、求新、求异原则。
1.音译词。例如：粉丝（fans），这是一个正在流行的音译英语借词，它是“fans”的戏谑音译，意思是崇拜或崇拜者。show音译为“秀”，又组成新词“作秀、脱口秀、宝宝秀、服装秀”等。这也是汉语活用的一个表现。
2.字母缩略词。例如：CD、CPU、GDP、VCD等等。
3.音译兼意译词。例如：因特网（Internet），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网络的普及广为人知。“因特”对应于“inter-”，“网”对应于“net”。“保龄球”（bowling），bowling是国外的一个运动项目，因为“保龄”对应于“bowling”，词尾加上“球”，表明是一项球类运动。汉语借词中音译词、字母词、音译兼意译词等的大量出现，是现代社会要求经济、省力、便捷、高效的产物，体现了语言选用上的一种求简的原则
五、结语
汉语借词是语言接触和文化接触的产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汉语中出现大量的借词，丰富了汉语词汇。同时，汉语借词促进了文化交流的发展。通过借词，我们可以了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各种文化风情；由于传统汉语文化的影响，汉语在借用和吸收别的语言时，又融进自己的文化特色，使借词符合汉语的构词习惯、表达习惯，能够促进语言之间的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上）[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现代汉语词典[M].商务印书馆，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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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名凯，刘正埮，汉语外来词词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7]戴昭明，文化语言学导论[M].语文出版社，2005.
[8]王建莉，从文化看汉语中的蒙语借词[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第5篇：汉代文化交流范文
论文摘要:汉语热渐渐地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这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汉语教师不仅给外国学生教语言，而且还给外国学生传播中国的文化。传播中国文化是对外国人进行汉语教学的关健，在此过程中应该注意语言学习的心理差异，应该注重跨文化传播背景下的微观人际交流。
当英语走向世界各地时，中国的汉语教学雨后春笋般逐渐地覆盖全球，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下股汉语热。现在学习汉语的外国朋友达到了4000多万人，一些国家还专门开设了孔子学院专门对外国人教授汉语。为适应全球持续升温的“汉语热”的需要，首届世界汉语大会(The WorldChinese Conference)于2005年7月召开，它为促进世界各国汉语教学的发展和加强中外语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搭建一个有效的工作平台。面对持续升温的汉语热以及大量的汉语教师输出，汉语的教学逐渐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汉语教师仅仅教外国人汉语的语音、语汇、语法、语用等还不足以让外国人真正学好汉语，他们在实践中意识到进行汉语的文化传播更能促进汉语的传播。但是，在进行文化传播中，我们认为的文化是什么?怎么认识文化?它和语言、人的心理及人际交流之间是什么关系?只有深人地认识文化，尤其是汉语文化，辨析文化与语言、人际交流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传播汉语。
一、文化是语言传播的内在载体
对于“文化”，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世界上对文化的定义大概有200多种。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E.B.Taylor)认为“文化是一种复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与习惯”;我国的《辞海》将文化解释为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专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目前对文化并没有一个确切具体的定义，研究的人只是从各自的专业角度来解释文化，专业不一样，文化的内涵也会有区别。从某种程度上看，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不像老虎、大雁等这些具体的词语表示视而可见的事物，人们需要通过抽象思维才能理解文化的概念。同时，文化又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每一种文化都聚集着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在某个具体阶段的创作。
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术界才把文化引人语言现象的研究。美国语言学家萨巫尔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文化是隐藏在语言 的外壳之中的，需要通过语言学习才能真正了解语 言背后的文化。语言是显现的，文化是隐现的，需要学习某种语言的人不断地进行挖掘。有些语言还必须了解相关的文化才能真正懂得其中的意思。如汉语中的“龙腾虎跃”，这个成语出自唐·严从《拟三 国名臣赞序》:“圣人受命，贤人受任，龙腾虎跃，风 流云蒸，求之精微，其道莫不咸系乎天者也。”从字面上看好像是龙在天上飞，虎在地上跳跃，两个都很高兴的样子，其真正的意思是:象龙在飞腾，虎在跳跃。形容跑跳时动作矫健有力。也比喻奋起行动，有所作为。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文化通过语言得以凸现，其表现力得到充分展示。”口健就像坐在船上的人，船是语言，人是文化。船是人的载体，离开了船，人无法在水上长时间的停留，船是人停留在水上必不可少的工具;人通过移动船体现智慧和创新，具有更强的表现力。20世纪20年代后出现的功能学派和以萨巫尔为首的北美人类语言学派就开始关注这二者的关系。其中功能学派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他在进行语言研究中比较注重语境这一点，这是探索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开始;之后的北美人类语言学派对二者的联系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发现了文化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并通过对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文化的田野调查证实了语言和文化的相关性。语言和文化关系紧密，我们在学习或教授某一种语言的同时，不可以忽略对这种语言的文化的解读和研究，我们更可以通过了解某种文化来接受相应的语言。传播语言也是在传播一种文化，反过来，文化的深人传播也会促进语言的传播，二者是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
二、语言学习的心理差异是汉语教学中的重要问题
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在文化发展上的时空差异较大，民族心理也有相当的差异。这必然造成对 汉语教学的影响。首先，从两者的认知心理看，汉民族偏好形象思维，多从整体上认识事物，表现在语 言上，就是汉语形象性强，注重相关性和整体性，具有非形态特点。西方民族偏好抽象思维，注重逻辑性，重个体轻整体，重理性轻感性，体现在语言上，如西方的典型语言—英语，是一种显性的形态语言，抽象词语较多。因此，以西方的思维方式理解具有整体性、意合性的汉语，往往会觉得缺乏逻辑，难 以理解。
其次，从感情和意志心理看，汉民族表情达意比较含蓄，习惯于间接表达。西方民族感情外露，往往喜欢直率表达。由于信息交流的同时必然伴有感情交流，中西民族的感情表达差异常常是导致汉语学习者语用失误或产生语言交际障碍的主要原因。
再次，中国传统哲学塑造了汉民族重视和谐、注重二元统一的心理，因而遇事多考虑以协调的方式来处理矛盾，适可而止。西方传统哲学则强调二元的并存与对立，因而形成了不刻意回避矛盾的意志心理，于是往往表现出不易屈服、坚持到底的意志力。所以，西方的汉语学习者在接触到一些语篇时，常常觉得中国人模棱两可的态度难以理解，造成汉语学习上的问题。
最后，从性格上看，汉民族总体属于内向型，求稳求和，知足常乐，具有宽厚、圆融的特征;西方民族总体属于外向型，强调个人至上，具有开拓冒险精神与竞争意识，自信心强。这种个性可能使部分学生产生在学习中急于求成，盲目运用语言知识的现象。当然，积极主动、外向大胆的性格也有助于他们克服心理障碍，采取主动措施弥补自己语言能力的不足。
所以，在汉语教学过程中，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调整西方学习者的心理态度。由于民族心理的差异，会造成语言底层冲突，进而形成语言表层的诸多问题。因此教师首先要鼓励汉语学习者从自身的心理态度出发，在心理上接受汉族文化。语言学习者固然不能消除本民族文化习惯和心理模式的影响，但有必要在学习过程中尽量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形成一套汉化的心理模式。其次是加大汉语言材料的输人量，尤其是那些关系到语言底层的文化内涵和心理差异的语言材料，在教学过程中不要有意回避，反而应该尽量输人，并且尽量使输人的材料与自然习得语言的材料一致，以便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加深对汉语文化的理解。这样，由于有语境的参与，学习者可以发现与母语社会不同的语用规则，反过来又促进对汉语的正确理解。最后，尊重和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允许甚至鼓励西方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环境中理解汉语文化，在文化的冲突中深化对汉语言的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将汉民族的文化传到世界各地。
三、跨文化传播背景下的微观人际交流是汉语教学的重要方式
跨文化传播属于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它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始于美国的一个新的独立的学科，那个时候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是以不同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传播为主体。在我国，跨文化传播形成于20世纪的80年代后期，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胡仲文主编的《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当时中国经济落后于发达国家，全国掀起一股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热潮，英语在当时备受欢迎，出国留学也被很多人视为一种理想和奋斗的目标。人际交流是指个人与个人的信息交流，它包括个人与个人之间的面对面的和非面对面的信息交流。
将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通过正确合理的方式传达给非本民族的其他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象征，每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有本民族的文化，宏观跨文化传播背景下进行人际交流是汉语、汉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中国早在西汉的时候，汉武帝派遣使者张赛出使西域就是进行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很好的见证，到了强盛时期的唐朝，唐朝和其他民族互派大使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有的还互相通婚以示友好，唐朝将自己的文化、礼乐制度传播到异域民族，其他民族在吸收和接受了先进的唐文化的同时，也将本民族的文化传到了唐朝。
第6篇：汉代文化交流范文
【关键词】会展经济 硬件建设
武汉是华中地区的特大经济中心，发展会展经济具有比较优势。武汉展馆建设较早，历史上曾和北京、上海、广州并为全国四大展览中心，然而现在北京、上海、广州会展业远远超过了武汉。近年来，南京、深圳、沈阳、大连等城市会展业后来居上，眼下武汉周边的郑州、长沙等地竞相发展会展业，形势咄咄逼人。武汉会展相关收入较好的2004年也仅有1.5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千分之一。会展经济是拉动性很强的产业，投资具有极大乘数效应，武汉市人民政府已经认识到会展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了加快会展经济的发展，武政[2004]10号文发出了《关于加快武汉会展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05年12月武汉市“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不失时机发展现代服务业。按照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方向，巩固发展商贸会展、金融和房地产三大主导产业……”，2009年6月，占地46万平方米的武汉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动工修建。鉴于此，本文拟在分析武汉发展会展经济优势的基础上对其硬件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进行探讨。
一、武汉发展会展经济的优势
1、武汉具有发展会展经济的区位优势
武汉处于全国经济地理中心，距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西安等均在1000—1200公里左右，列车可实现朝发夕至，这一居中区位，对于武汉经济中心的形成、城市的辐射力和吸引力的扩大有着深刻的影响，对武汉会展业的发展也提供了不可比拟的区位优势。
2、武汉具有发展会展经济的科技优势
武汉市科技教育发达，拥有数量居全国第三的高等院校，科教实力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位，光纤光缆、通讯、生物医药、激光、计算机软件、新材料、水产等领域的研究领先全国，每年众多的国际、国内科技会议在武汉召开。科技力量的强大，既为武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依托，又为武汉会展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撑。
3、武汉具有发展会展经济的工业优势
会展经济的发展要以一定产业为依托，产业有优势，有亮点，就会发生晶核效应。参展商仰慕你，学习你，依托你，才能形成扎堆效应，展会观众才会认同你，纷至沓来。武汉工业基础雄厚，是我国六大综合性工业基地。武汉市着力发展的六大产业:钢、车、机、烟、酒、药等都有雄厚的产业基础。这是中部其他城市难以望其项背的。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国光谷”正在这里建设，中国武汉“光博会”因此而成长壮大。
4、武汉具有发展会展经济的商业优势
武汉是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商业流通中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资金流通总额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商业发达。武汉也是中国加入WTO商业零售业最先放开的城市之一。在全国百家大商场中，武汉占了10家，在前10位的超大商场中武汉有2家。会展因商而聚，商业与会展相得益彰。
5、武汉具有发展会展经济的城市魅力和文化优势
武汉市依山傍水，滨江滨湖，两江交汇，三镇鼎立，具有独特的城市魅力。盘龙文化、知音文化、楚文化、首义文化、抗战文化、领袖文化，这些都深深地吸引四海宾朋，八方来客，让他们既参加会展，又领略到武汉城市魅力和丰富的文化遗存。做到“进得来，留得住”，放大会展效应。
6、武汉具有发展会展经济较完善的服务功能设施
会展经济的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需要服务、交通、旅游、餐饮等相关产业为其提供便利，2008年武汉市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市总生产总值50.8%，显示了其第三产业的发展实力。据统计，武汉市共有星级宾馆、酒店上百家，其中饮食业规模在全国首屈一指，各种小吃闻名全国，各种美食兼容并蓄，这些较完善的城市服务功能为会展经济提供了便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武汉发展会展经济在硬件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1、武汉城市核心区域建设力度不够，影响会展经济的发展
会展经济的发展与一个城市的现代化都市形象密切相关，会展经济离不开一个城市核心区域的建设。上海会展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外滩核心区域的建设，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会展中心，是离不开维多利亚海湾都市形象的打造的。武汉“两江交汇、三镇鼎立”，具有发展会展经济良好的自然风光。历代文人墨客无不赞叹武汉风光，唐崔颢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凄凄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唐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去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毛泽东的“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牵南北。烟雨蟒苍苍，龟蛇锁大江。”但我们不能仅仅只沉浸于历史的自然风光中，会展经济的发展是需要一个具有现代化都市形象的武汉。武汉“两江四岸”开发严重滞后，汉口滨江文化区没有处理好历史文化保护和现代高楼大厦建设的关系，汉口江滩缺乏神韵，“汉正街”地区杂乱无章，“南岸嘴”地区处于原始生态状态，武汉“大而乱”，缺乏现代化都市形象的核心区域，严重影响会展经济的发展。
2、展览的硬件设施不够大型会展的要求
目前，武汉拥有三座专业展场馆，即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武汉科技会展中心和洪山体育馆，可供展览使用面积11.4万平方米。但硬件设施不够大型会展的要求。首先是分布过于分散，上述三家分别在汉口、东湖开发区、武昌，仅适应区域性会展。其次是面积不够。武汉最大的展馆——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的布展面积也只有3.6万平方米，一楼2万平方米，有效面积1.2万平方米。2004年在汉举办的第51届医博会上，有些参展商被请进了没有空调的地下展厅，2005年的华中车展，由于面积有限，部分经济型号车型根本没有办法进来。最后是设计不尽合理。目前国际上流行单层高空间展馆。武汉展馆多为多层建筑，组展商、参展商们对二楼及二楼以上的展馆都不“感冒”，布展、撤展很麻烦。
3、武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影响会展经济的发展
武汉由汉口、汉阳、武昌三镇组成，江河湖泊众多，交通存在严重的自然阻隔，由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城市交通“慢性病”十分突出。交通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些地段交通拥堵现象十分突出。每天早晚上下班时间，长江大桥、长江二桥、武珞路、武昌小东门、汉口唐家墩地区交通堵塞现象十分严重。二是城市快速通道建设只是刚刚起步。武汉轻轨、武汉地铁建设刚刚开始起步，大众快速交通网络未能形成，市民出行不太方便。三是地下通道、人行天桥建设不足，行人横穿马路现象严重。行人横穿马路固然显现市民交通意识淡薄，更重要是显现主要街道上人行天桥、地下通道建设不足。武汉市为了解决行人横穿马路问题只好采取“堵”的办法，将严重影响市容多年废弃不用的交通护栏又重新装了起来。发展会展经济需要能够迅速集中人流、物流，又能够迅速疏散人流、物流，武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显然已严重影响武汉会展经济的发展。
4、武汉会议休闲设施小而分散，难以满足日益增多的全国性、国际性会议的需要
武汉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其是良好的会议城市，武汉科教发达决定其具有良好的会议吸引力。当前武汉主城区内会议设施主要是一些酒店、展馆、机关、学校附属场所及剧院礼堂，郊外主要是黄陂的木兰湖度假村、新洲的道观河度假区、江夏的龙泉山庄、蔡甸的纺织疗养院、东西湖的嘉伦河度假村等，小而分散，缺乏像“海南博鳌”那样的大型完备的会议中心。近几年来，东湖国际论坛、武大的国际测绘会议、华中科大的国际激光会议、国际油菜大会、国际柑桔大会等高规格的会议相继在武汉举行，会议召开地与代表食宿地分散，代表感觉十分不便，存在交通拥堵风险，大型会议休闲场所的不足表现得十分突出。2008年10月第11届国际柑橘学大会在汉召开，大会主席邓秀新院士说“武汉面对‘大场面’，从接待理念到接待设施，从软件到硬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1届国际柑橘学大会三年前最终定下落户武汉时，主办方华中农大就在全市找宾馆及餐饮设施这些办会要素。不料，在餐饮业如此发达的江城却频频“碰钉”。据了解，“老外”奉行平等的理念，国际会议硬件上要求在“同一平面上”，不仅开会，进餐也是如此。三年间，华中农大负责人踏遍武汉各家酒店，却难找到一家能同时容纳1000人进餐的宴会大厅。当他们向酒店方提出自己的需求时，更多酒店选择了“爱答不理”的态度。随着武汉的中部崛起，武汉高校的国际化进程加快，武汉全国性、国际性大型会议将会越来越多，武汉建设大型化、完备化、一流的国际会议设施显得尤为迫切。
三、加快武汉城市硬件建设的步划，促进会展经济的发展
1、建设城市核心区域，提升武汉国际化、现代化都市形象
会展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城市核心区域的建设。武汉的城市核心区域可以考虑为汉口滨江历史文化保护区(长江二桥汉口一侧——江汉关——中山大道)、汉口江汉关汉口江汉一桥的“龙王庙汉正街”地区及南岸嘴古琴台地区。汉口江滩地区，建设中华神话故事园、世界文化雕塑园、武汉码头文化雕塑园、武汉抗洪文化雕塑园，利用江滩上一些现有建筑在不影响行洪的前提下修建武汉开埠蜡像馆，打造文化江滩、绿色江滩、科技江滩，增强江滩神韵;长江二桥至江汉关及洞庭街以南区域，严格保护和恢复历史文化建筑，严禁建设高层建筑，新修建筑要考虑与现行建筑的融合，着力打造创意产业和休闲产业;洞庭街以北，应考虑建设彰显城市形象的高层建筑(100米以上)，发展江景住宅区、高级商务区和现代金融区。这样就形成了长江、江滩、历史文化建筑、现代高层城市建筑的图画，既保护了城市天际线，又凸显了现代化都市形象。“龙王庙汉正街”地区应痛下决心迁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该地区是武汉城市的原点，城市的土地价值、房产成本使小商品销售失去低成本优势，衰落是历史的必然，迁建后的“汉正街”区域应重点规划建设高层建筑(100m以上)，建设高级商贸区、总部经济区、银行经济区，使其成为与上海浦东相媲美的区域，向“曼哈顿”看齐。“南岸嘴”区域前端的长江和汉江交汇处，建设体现武汉城市精神，类似于“自由女神铜像”的城市雕塑。可以想象，随着武汉城市形象的提升，武汉会展经济必将迎来一个大的发展。
2、利用自然景观修建会展场馆，做大做强武汉会展经济
武汉市政府提出了建设四新地区武汉国际博览中心，王家墩中央商务区(CBD)“欧洲之门”会展中心已建成的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武汉科技会展中心形成“一主三辅”的格局，给人的感觉有点分散，没有很好利用自然景观。香港国际会展中心建在维多利亚海湾，上海的国际会议中心建在陆家嘴，悉尼剧院、会议中心建在悉尼海湾(杰克逊湾)，既集中方便又考虑了自然景观。武汉有两江交汇的南岸嘴—古琴台，可以考虑在此区域建设具有特色建筑造型的国际会议中心或博览中心，将该地区进行大规模拆迁，建设武汉会展中心区和休闲游乐区。具体来讲，建大型的会议中心发展会展经济，将龟山一带的旧房子拆掉，建设旅游度假别墅及五星级酒店，并建设武汉世界公园、武汉中华锦绣园、武汉欢乐谷乃至武汉迪士尼发展娱乐休闲旅游经济，与此同时修建过江(汉江)隧道解决交通瓶颈问题。将南岸嘴打造成武汉的陆家嘴，将汉江打造成武汉的秦淮河，将龙王庙打造成武汉的夫子庙，使其成为武汉市的城市名片，从而带动武汉会展经济的发展。武汉修建大型会议休闲场所的选址除了可考虑南岸嘴与龟山区域外，还可以选择武汉大东湖区域。大东湖地区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已有的毛泽东别墅是毛泽东生前居住最多的地方之一，可以考虑不破坏东湖风景的前提下，精心选址，规划建设一个类似“海南博鳌”的大型功能齐全的会议休闲场所，既可以提升武汉东湖的形象，又可以提供一个现代化的会议场所，以满足武汉日益增多的大型化国际化会议休闲的需要。
3、加快武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促进武汉会展经济的发展
针对商贸会展人流、物流集散的需要，对现行交通格局进行科学规划建设，修通和替代瓶颈通道，清除堵点，提高城市出行速度。加快城市地铁1号、2号、4号线及其他线路的建设步伐，早日形成城市出行快速通道，改变过去解决行人横穿马路，采取修护栏“堵”的做法。加大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的建设力度，给行人过马路创造条件，从而提高城市生活节奏，为会展经济的发展营造一个好的交通氛围。
4、整合旅游资源，打造旅游亮点工程，旅游会展协调发展
会展离不开旅游，旅游与会展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先进的会展城市往往是优秀的旅游城市。武汉山水资源丰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科教事业发达，但资源整合不够，缺乏旅游亮点工程，长期停留在“三菜一汤”(黄鹤楼、归元寺、古琴台、东湖)、“四菜一汤”(外加汉口江滩)的旅游格局，充其量不过是旅游过境城市。为了促进武汉会展经济的发展，打造旅游亮点工程刻不容缓。武汉打造旅游亮点工程近期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整体规划南岸嘴—古琴台区域，打造度假、休闲娱乐、文化旅游精品工程。大南岸嘴地区地处两江交汇之处，地理位置独特，境内有龟山、电视塔、三国城、晴川阁、古琴台、归元寺等景点，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发祥地和新中国桥文化的发源地。目前武汉亟待整合这些资源，修建龟山度假区、南岸嘴主题公园，增强琴台风景区的神韵，精耕细作归元寺，修建龟声光电洋务文化博物馆、世界桥文化博物馆，将珍珠串成链，打造旅游精品工程。二是整合旅游文化资源，修建黄鹤楼—蛇山区域历史文化旅游精品工程。蛇山及附近区域除了黄鹤楼之外，还分布有红楼及众多的辛亥革命遗址、昙花林古建筑群、农民运动讲习所及中共五大旧址、户部巷、胭脂衣坊。我们应借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契机整体规划该地区，整合黄鹤文化、辛亥文化、红色文化、古建筑文化、饮食服装文化资源，修建声光电武昌首义纪念馆、武汉抗战纪念馆，修葺整理古建筑、精心设计改造管理户部巷和胭脂衣坊，增加新的亮点，将其打造成为历史文化旅游精品工程。三是面向国内外广泛征求意见，科学规划建设大东湖区域，增强东湖神韵和历史文化内涵，将其打造成武汉休闲文化旅游核心区域。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旅游基础设施的改善，武汉必将成为一个先进的会展中心城市。
参考文献
[1] 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主要目标和措施[N].长江日报，2005-12-27.
[2] 唐世海:发展武汉会展经济的思考[J] .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2007(3).
[3] 陈秋芳:大武汉之梦[M].武汉出版社，2006.
第7篇：汉代文化交流范文
【关键词】汉口北；产业集群；swot分析；发展
一、汉口北产业集群swot分析
（1）优势（strengths）。从交通优势看。六大交通配套辐辏汉口北，已形成我国中部最大门户机场、亚洲最大铁路编组站、长江深水港、四通八达的高等级公路网等多重叠加的交通优势，建设大型批发市场和现代服务业，汉口北独占鳌头。从区位特点看。现代城市发展的商业规划一般都把专业批发市场选择在城郊结合部，武汉主城周边有阳逻、沌口开发区和东湖高新区等，大型批发市场尤其是专业市场群布局在城郊结合部的汉口北区位优势明显。目前，汉口北不仅承接了汉正街70%以上的商户数量，更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类小商品原产地品牌、商户的投资目光。从专业市场群承接产业转移的市场空间看。近年来，家电、汽车、家具、电子等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集中向武汉等中西部转移。从武汉城市圈的其他8城看，目前尚无大型专业批发市场。从中部市场看，中部六省仅武汉汉正街批发市场、郑州元通纺织城、南昌洪城大市场名扬全国。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商业规划一般都是“城内大商场，城郊大市场”，汉口北具有承接商贸批发市场转移的巨大发展空间。从专业市场群目前建设的情况看，汉口北营业面积今年将超义乌，新市场产业集群效应初显。（2）劣势（weaknesses）。一是集群规模不太大。产业集群规模与集群效应的关联性很大，与发达地区比较，汉口北产业集群的规模还有一定差距。二是产业关联度偏低。三是专业化分工协作不够。整体集约化程度较低，技术含量相对不高，缺乏创新平台，集群内大多存在低端过度竞争。（3）机会（opportunities）。随着2008年4月，全国最大的全货运航空物流公司“友和道通”落户黄陂，物流体系日趋完善，为武汉物流区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专业化市场与产业集群是互动的，汉口北打造新的商业圈有众多专业化市场的支撑，而专业化市场会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4）威胁（threats）。一是核心竞争力缺乏。汉口北专业市场群属于“引导孵化”型，主要靠政府优惠政策吸引投资、省内外商家入驻和产业转移，企业大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二是产业链支撑不够。“汉口北”目前以商品交易批发为主，还没有形成原材料、配件、生产的系列产业链，商品原材料或成品长期靠从外地批发，无法向周边地区辐射，专业市场群也缺乏持久的支撑力，缺乏差异化竞争的优势，容易形成“空洞集群”。三是产业链亟待完善和升级。在“汉口北”形成集群的产业之间缺乏关联度，大部分集群仍停留在横向一体化阶段，链条经济和配套经济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未来制造业聚集的带动突破难度较大。四是文化融合积淀不够。
二、汉口北商贸产业集群发展对策
（1）进一步发掘和培育产业集群。一是根据《武汉市物流业发展规划》和全国首创的《武汉物流业空间发展规划》，为汉口北产业集群的发展寻求政府的政策支持。二是完善产业链支撑，带动产业链制造环节。三是加强自主创新，除企业独立研发外，更要通过产学研互动和专业化分工，形成一种独特的集群式创新，培养核心竞争力。四是设立集群门户网站，为集群交易提供电子商务平台。以建设信息化系统为基础，以港口和空港信息系统为龙头，以口岸物流和产业供应链系统为主线，以服务各个商贸交易市场的物流设施为依托，高标准的在汉口北完善信息中心的建设，实现汉口北商贸物流枢纽建乃至全国的商品交易市场的信息中心、交易中心，夯实“外贸有广交会，内贸有汉交会”的交易平台。（2）完善社会组织制度体系。主要反映在集群的内部协作能力和服务体系上。一是政府制定者的观念以及政府干预方式必须转变。二是提高综合管理水平。加强市场监管，加大对销售商品质量的检查检测力度，引导商户合法合规经营，规范税收征管。三是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加快市场群规划建设、市场群产业链、市场群基础设施、市场群内部管理等相关配套。完善规划、服务、信息和指导，推进汉口北综合管理配套服务水平提高。（3）构建区域创新文化。产业集群内的经济主体之间容易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产业关联和共同的产业文化，并且创建一套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业规范。在行业规范
指导下，人们相互信任和交流，从而加快了新思想，新观念，信息和创新的扩散速度。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一种相互信任、相互竞争和合作的精神，从而促进整体资源的有效利用，实现资源信息人才共享，降低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提高整个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创新文化的培育是政府和企业共同的任务，要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鼓励企业之间的交流，努力培养建设汉口北特有的产业文化和商贸文化，积极构建新的区域文化新思路。
参 考 文 献
[1]刘勤，刘刚.“汉口北”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培育发展模式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0（22）
第8篇：汉代文化交流范文
1 倡观念
武汉作为武汉城市经济圈的龙头，天然的地理区位优势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然而，交通枢纽并不等于物流枢纽，真正意义上的物流业并不等同于运输业。在国家宏观产业政策背景下，进行物流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现代物流业必须创新观念，树立大物流观念。即开拓中部地区大市场，发展大流通。大市场、大流通就是要建设一个多层次、多形态、多品种、全方位、开放统一的市场和流通体系。武汉经济圈物流产业的发展包括完善的交通运输和通信信息处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物流园区和物流枢纽的规划与建设以及便捷高效的商品和服务的流通体系等多方面内容，也是建设武汉经济圈大市场、大流通的主要内容。
海纳百川，有容仍大。发展武汉经济圈现代物流业，树立开放观念与意识。在承接东部制造业和物流业时，要特别做好企业物流，将企业物流社会化与专业化结合，从战略高度重视物流功能整合。注重物流企业个性化发展，这主要表现为传统服务的整合和专业化服务的创新。普通型的低端服务利润会越来越薄，而创新型业务、增值型服务和适合客户需要的特色服务将获得更大发展空间，专业化物流的发展会更加深入。制造、商贸企业对供应链管理的重视，将会推动物流企业向专业领域渗透，加速与供应链上下游的联动。物流企业针对客户个性化的需求，大力发展增值型、创新型业务，自主物流服务的品牌价值越来越重要。努力将企业物流打造成物流企业。
因此，创新观念，加快武汉经济圈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创造社会化的物流服务环境，将有利于打破企业长期以来形成的自成体系、自我服务、大而全、小而全、地区分割、市场封锁的传统落后观念，有利于转变生产组织形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提升武汉经济圈工商企业和专业物流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 建通道
作为区域龙头，武汉在构建现代物流业发展通道时，着力打通三通，即流通、交通与网络资信通(传统上只讲流通与交通)。流通方面，重农轻商和重生产、轻流通的思维定式，严重影响着人们对现代物流业的正确认识，也阻碍物流业的发展。作为复合型产业的物流业，涉及众多的经济部门和行业，但部门和地方长期实行条块分割、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加之与物流业相关的某些垄断行业的改革滞后，政企不分，行政性垄断经营依然严重，妨碍了统一公平的物流市场环境的建立，打通流通势在必行。武汉就完善流通做出表率，值得在8+1圈推广。比如：武汉周边农村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低廉的劳动成本、良好的区位优势、气候和水资源条件、市场潜力，这为武汉及其经济圈的鲜活农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结合消费者对绿色食品需求的变化，流通部门适时改革，加快市场升级，培育并形成现代化程度较高、综合性、多功能、辐射能力较强的大型农、水、禽产品流动中心。农、水、禽产品流动中心与生产基地、农户或其他中介组织的联结，形成农、水、禽产品生产、收购、加工、储存保鲜、销售、配送和提供市场信息一体化的流通模式。这种新的流通模式的建立对农、水、禽产品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整个产业链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对物流业的综合服务功能提出新的要求，也是现代物流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解决三农问题，服务于区域经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重要举措。
交通方面，内河运输系统、铁路系统、公路系统和航空港等构成了武汉城市经济圈交通走廊，随着全国交通网的建成和完善，武汉城市经济圈交通体系必将再上台阶。但也还存在部分设施不对接、功能不完善等突出问题;运输设施通达程度还不高，运输主通道能力不足，各种运输方式的装卸、换装、联结设施以及物流运作设施的连接还不够通畅。尽快完善交通网络，是武汉城市经济圈各级政府面临紧迫任务。
网络资信方面，武汉城市圈物流信息基础设施运作的水平还不够高，还没有在物流活动中充分起到神经中枢的作用。随着全球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物流业对信息的依赖日益明显，需要不断深化物流领域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增强政府在物流领域的公共信息服务能力。同时，企业也应加大对物流信息系统的投入，实现不同主体资信共享。
武汉还应充分考虑国际物流业发展要求，建立物流交通线路网，为提升圈内圈外物流业货物集散、组织、配载、搬运、装卸、信息传递搭建载体。同时，建立区域物流信息网，不断提高物流领域的信息化应用水平，将现代通讯、电子商务、电子数据交换、智能交通系统和卫星定位系统等先进的信息技术引入物流领域，运用信息技术改进区域物流服务方式、提高物流服务水平，提高物流业的信息化、电子化水平，加快中部物流领域各种信息平台和基础数据库建设与应用步伐。为此，在报关、通关、商检、包装等环节提升服务水准。
3 搭平台
第9篇：汉代文化交流范文
【关键词】元朝;文化交流;大众化
元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其渊源可上溯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落,建立大蒙古国时期,由于三次西征,以及1279年南宋朝廷的彻底灭亡,蒙古的统治已远远超越了今日之中国版图,当时的中国疆域横跨整个欧亚大草原,西至伏尔加流域,西南至两河流域,逼近小亚细亚。这种统治格局,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汉唐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地理环境。汉唐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存在着地域中介,而元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则完全突破了地域中介的限制,走向了中西文化的直接面对和交流。“东西陆上交通的安全和便利都远超前代。当时有人说,要到万里之外的地方去,就像跨出家门去访问邻里一样容易。提出“前现代世界体系说”的英国学者卢伽德在其著作《欧洲称霸之前》讲到:“中国在13世纪世界体系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正是中国,把北方的路上商路与即使不是更加重要那也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印度洋海上商路连接为一体。当这两条商业交通路线同时充分发挥效能,尤其是当时中国处于统一之中因而能够作为‘毫无周折地交换中介’把他们联系起来时,世界商业的循环圈就得以完成了。”[1]P41
这种直接的交流形式,就其对世界发展进程的影响而言,是汉唐王朝无法比拟的。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地理历史格局的变化上,更存在于世界文化发展的进程之中。缩短的地理空间,打破了因地域限制而造成的封闭的文化圈,让东西方的文明发生了空前碰撞,开创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世界文明史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了。毋庸置疑,这一时代,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对汉语的影响同样是非常深刻的。
一、元时期的语言特点
由于优惠的通商政策、安全通畅的商路以及各种关于中国的美丽传说,元朝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分别来自波斯、摩洛哥、尼泊尔、印度、波兰、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国的政府使节、传教士、旅行家、商人和工匠,由陆、海商路来到中国,他们当中的部分人长期旅居中国,有些人还担任政府官员,例如我们熟知的马可波罗。这些来自西方各国的人员,因语系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进而促生了元朝的多彩文化形态,同时形成如下集中的语言特点:
1、多语种的对译与实践促进了汉语口语的发展:多语种交流的环境极大地推动了官方和民间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对译的研习和实践,元代官方汉语公文由此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硬译”公牍文体裁,就是逐个将非汉语文本中的词汇(其中以蒙古语文本为主)机械地对译成汉语中的相应词汇,而不改变他们原有的语法程序。如元时的南方名儒吴澄为泰定帝讲经的白话稿:
大概天地的心只要生物。古来圣人为歹人曾用刑法来,不是心衷欢喜做来。孟子道:“不爱杀人的心厮似。”前贤曾说这道理来。只有汉高祖省得这道理,汉家子孙四百年做皇帝。我世祖皇帝不爱杀人的心,与天地一样广大。比似汉高祖不曾收服的国土,今都混一了。皇帝以着祖皇帝行,可万万年太平也者。[2]P22
文稿中已有大量白话词语存在,特别是成书于公元1240年的《元朝秘史》(又称《蒙古秘史》),其原始创作是用高昌文字(即今维吾尔文)编篡而成的,而汉译本则在明洪武十五年产生,通览《元朝秘史》,就会发现该书完全是用白话语言形式完成的。清人钱大昕在《元朝秘史》中的跋已将该问题说清楚了:“元太祖创业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迹最疏舛,惟《秘史》叙次颇得其实,而其文俚鄙,末经词人译润,故知之者少,良可惜也。”其中所说的“其文俚鄙”,就是指民间白话。
为什么元时期的汉语书面文大量出现口语词汇,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元时期繁荣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以及各域民族被统一到同一王朝之下,语言的对译成为相互之间交流的基础和充要条件。由于蒙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加之游牧文明发展的缓慢和中国农耕文明的超前发展,导致了双方存在着事实上的文明差异,其中也体现出了蒙古人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相对落后。作为上层统治阶级,是不可能不和其所统治的近七千万人口(以汉人为主)产生语言交流关系的。由于蒙语句式特征是“主―宾―谓”,在对译过程中死遵蒙语句式,按原句叙述方式,不顾蒙汉句式上不同而一一译出的“硬译”就成为必然现象。同时由于这种“硬译”的公文体语言完全不符合中国古汉语语法,所以在翻译时就尽量避免采用古汉语语辞,这就促使元代汉语中的口语词汇走进公文体裁中,更促使近代时期的汉文化加快了朝大众化转变的步伐。其次是因为儒学在元时遭受到打击,促使创作自由、用语近于白话的元散曲得到发展。元世祖忽必烈主张“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惟以实惠”,废止了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强调才干,而不单纯是以文取胜。儒生因此在参政方面失去了宋金时代的优越地位,加上元政府在赋税方面优遇儒户的规定形同虚设,其社会地位已沦到不堪之地步,以至民间竟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谑语。后虽经“第二期儒治”,但并未彻底扭转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大量知识分子的创作走向民间,从而催生了白话味极强的元曲、小说的产生、发展和繁荣,元曲也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国优秀文学遗产之一。
2、儿化音大量出现:关于儿化音的产生,在我国存在四派观点:辽金说、元代说、明代说、清初说。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出发作,元代说是比较合乎历史事实的。儿化音是在广大的北方语区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音、词汇现象,但这种现象的形成首先应是经过历史的整合才可能出现的。辽金时期存在儿化音的现象,但大量的事实证明,这种存在相当有限。正如季永海先生在其《汉语儿化音的发生与发展》中讲到:宋元留下来的诸宫调仅三种,其中金代作品仅有《刘知远诸宫调》一种。书中出现的“儿”极少,不仅比元杂剧少,而且只有一种表现形式,即同一个词的儿化又时写出“儿”,有时写不出。[3]辽金时代儿化音的这种单一性恰恰说明:民间儿化音的全面化只有在大一统的前提下才能完成。虽然蒙古语、维吾尔语、满语同属于阿尔泰语系,但辽金宋之间客观存在的割裂和长年的相互征伐,造成语言的相互影响相当有限,因此绝不可能像元大一统时期那样,语言的相互影响能够深入、普及到民间生活中。虽然金对北方进行了一百多年的统治,也只是让北方的方言趋于统一,倘无法形成大一统状态下的广泛语言和文化交流,元一统后南北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正是对此的逆证。如在《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注:中华书局,1980版)就有大量不同类型儿化音的形成前兆:
[醉春风]但的半点儿羊皮,一头藁荐,俺便是得生天界。
[滚绣球]他钟前有半点儿言,筵前带三分酒。
[雁儿落]虱子儿乱如麻。
[幺篇]你气得我手脚儿滴修都速战。
[花]隔壁儿熟食店,对门儿生药铺。
因此,儿化音的最终形成,是在元完成大统一的前提下,各区域语言相互交流成为生活之必需后产生、发展的,应是不争的事实。而儿话音其实就是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把他们语言中的卷舌韵尾带入汉语的结果。李立成先生的《“儿化”性质新探》中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儿尾”构词是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律。但是“儿化”却是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长期生活在北方并多次统治北方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把他们语言中的卷舌韵尾带给了汉语。“儿尾”在这种卷舌韵尾的影响下逐渐发生了变化,“儿”失去独立的语音地位而变成为一个卷舌动作,“儿化”现象就产生了。“儿”的性质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4]仅就《元史》中对蒙古族人名的翻译,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量汉语对蒙古语中卷舌韵尾的吸收:铁木儿、火儿灰、脱脱木儿、苟儿、察儿台、睹儿赤、塔失帖木儿、帖里帖木儿、拔都儿,等。这当中同时也存在着翻译同一人名时有不带儿的现象,如铁木儿(铁穆耳)、脱脱木儿(图帖睦尔)、睹儿赤(睹尔赤)、拔都儿(霸都鲁)等等。这充分说明“‘儿’所代表的音在蒙古语中不是一个独立的音节,而是一个卷舌韵尾”“汉语中用不同声调的字来翻译它,说明它在汉语音译词中的读音也是模糊不清的,至少可以算作轻声音节,甚至有时已经读成了‘儿化’”“至于不用‘儿’来译写,并不是说这个音不重要,很大一种可能性是因为其他的字已经‘儿化’,跟原词的读音十分吻合,没有必要再赘上一个‘儿’了。”[5]当然,元时儿化音的成熟程度是不可能和明清时期比较的,但却远远超越了辽金时代。无论是谚语类句型中,构词及其他词语搭配上,还是儿字处于稳定的结构以及儿词尾使用的密度上,元代儿化音都是辽金时代所无法比拟的。
3、大量外来词语的出现:元朝的外来语有蒙古语、突厥语、波斯语等,如:
阿纳忽、古都白、唐兀歹、阿忽令:元杂剧曲牌名,属双调。其中唐兀歹是唐古特的异译,指西夏。
拙鲁速:越调,女真或蒙古之曲。
浪来里:商调,女真或蒙古之曲。
浑不似:北方草原的琵琶类乐器,《元史》中名为“火不思”,突厥语音译。
撒花钱:“撒花”是波斯语的音译,译言礼物。元后期官场腐败,此指没事情白要钱。
得手:勒索的钱多之谓。
好地分:得到一个富裕地方的官职可以肆行敲诈叫“好地分”。
斡罗思:即俄罗斯。
畏兀儿:即维吾尔。
大忽里台:蒙语的汉语音译,意为大聚会。
人事:礼物。
白身人:即平民。
成吉思汗:成吉思是突厥语tengiz(译言海洋)的变音,意即普天之下。
苦来亦撒麻:源于欧洲,《元史》翻译为浑天图,即浑天仪。由阿拉伯传入中国,当中有音译,也有意译。词源有蒙古的,也有西方各地的,其中很多词汇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也有许多词汇亦然被今天的人们使用着。无论是淘汰的,还是仍然散发着生命力的,它们都见证了元时期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和各民族的大交融。
二、元时期汉语的文化影响
民族语言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同时又承载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大蒙古征服战争后,中国真正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大一统的有利环境中,各民族文化交流空前繁荣,从而全面地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进程,这集中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首先是打破自春秋时代形成的“夏夷”之说和“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传统思想,消除了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的障碍:中国中古前的历史从来都是视北方为夷,并以儒家观点作为政权“正统”与“非正统”的判断依据,将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政权视为非正统之政权,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歧视。来自北方草原的元朝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在编纂《辽》、《宋》、《金》史时采取“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电子版《中国通史 第七卷》)的办法,扭转这一传统观念,肯定了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客观实际,从而肯定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事实状况。
其次,宋杂剧、金院本的基础上形成元杂剧。由于元朝废除科举制度,导致人数众多、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将精神寄托转向民间创作,涌现出诸如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等一大批元杂剧作家。他们创作了数量巨大、艺术性强、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反映不同阶层生活情趣,这些艺术佳作对后世的戏曲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波及到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的创作。
第三、元时期汉语书面文大量使用的口语词汇,加快了近代时期的汉文化朝大众化转变的步伐,为明清的白话小说奠定了语言文字基础。明清小说的创作完全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娱乐要求,其表达的语言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加工提炼出的白话,四大古典名著以及三言二拍、《金瓶梅》等大量脍炙人口的明清小说,都显示出丰富的白话语言特点。这些作品的产生,为汉文化大众化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元时期的文化交流带给中国的是一个多彩、多元化的文化发展环境,文化从此走向了大众化。多地域的语言文化交流,特别是东西方的语言交流,不但丰富了汉语言的词汇和语音,也使得中国文化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2] 姚大力《“天马”南牧――元朝的社会与文化》,葛剑雄总主编《千秋兴亡》,长春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
[3] 季永海《汉语儿化音的发生与发展》,1999年《民族语文》第5期
[4]、[5] 李立成《“儿化”性质新探》,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4年第3期,P108―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