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易学精选(九篇)

第1篇：汉代易学范文

“汉学”一词至迟在南宋已较常见，所指为两汉时期的学术思想。清代的“汉学”是一个变化、 发展 的概念，其外延往往因 时代 和士人的思想、学术差异而有所不同。

清中期以后，重实证的乾嘉学风渐兴，学者治经多尊信、归依汉儒经说，贬抑宋学，形成“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乾嘉汉学。道咸以降，随着今文经学的兴起，清代“汉学”的概念又为之一变。清末民初，学者多把今、古文经学都纳入汉学范畴。

清代“汉学”的这种流变，正好反映了清代学术主流的时代特征，也为 中国 现代 学术的萌生、发展打开了一道闸门。

清代以来，“汉学”一词使用很广而语义不同。一为彰显于清中期的传统汉学(han　studies)，相对于宋学而言，偏重考据 研究 ，近代学者多沿用此意；一为18世纪以后产生于欧洲的西方汉学，即sinology，本意为中国学，中译时借用了“汉学”一词， 内容 包括有关中国的 历史 、学术、文化和 社会 等所有研究，不限于考据。清末学者已注意到两者的差异，经学家皮锡瑞指出：日本“所谓‘汉学重兴’者，乃其国人以中国之学为汉学，非中国之所谓‘汉学’，且亦冀幸之词耳，未知将来如何？”（《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其后，两者在观念、 方法 上有所借鉴和汲取，但并未浑然一体。事实上，传统汉学也是一个变化、发展的概念。

汉代经学与宋明 理学 曾为儒学发展的两个高峰，也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两大范式。清中期以后的学术主流是汉学，士人治经多归依于汉儒经说，在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方面也呈现出异于前代的学术风尚。关于“汉学”一词的出现， 目前 学术界的说法有二：多数论著认为“汉学”一词最早见于惠栋的《易汉学》；此外，刘师培曾说，康熙年间的臧琳“树汉学以为帜，陈义渊雅”（《清儒得失论》）。有的论著因此认为臧琳最先把经学研究称作“汉学”。实际上，臧琳和惠栋只是加强了经学领域“唯汉是好”的趋向。“汉学”一词至迟在南宋已较常见，而且均指两汉时期的学术思想。南宋刘克庄评论汉、魏学术云：“《易》学有二：数也，理也。汉儒如京房、费直诸人，皆舍章句而谈阴阳灾异，往往揆之前圣而不合，推之当世而少验。至王辅嗣出，始研寻经旨，一扫汉学。”（《季父易稿》，《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他所谓汉学既指西汉之学，又包括东汉郑玄之学，认为“郑司农区区训诂，不离汉学”（《恕斋读易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十一）。宋人所谓“汉学”多侧重于两汉《易》学。一些学者贬评汉儒以象、数释《易》，而重视王弼以理求《易》，这与宋学背景密切相关。元、明时期，“汉学”不再囿于两汉《易》学，而涉及诸多经学领域。宋末元初的戴表元提到：“秦祸息，汉学兴，传言者杂”（《天原发微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他推重西汉之学，认为“儒者欲求汉学，惟齐鲁诸生训注犹近古哉！”（《急就篇注释补遗自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元、明士人的著述中，“汉学”一词流传不绝。

清代学者逐渐尊信和归依于汉儒经说，“汉学”的价值评判也在实证学风的辉映下发生了根本变化。康熙年间，士人多以“汉人之说”、“两汉之学”指称汉学，这与当时治经不分汉、宋的氛围相关。不过，少数学者已明确崇信两汉经学，而排斥宋儒经解，从而推动了清代汉学的兴起。武进臧琳为诸生30年，生前默默无闻，读经不辍，将心得辑为《经义杂记》30卷。该书无“汉学”之名，却有鲜明的尊汉抑宋倾向，故有“汉学”之实。他自称“考究诸经，深有取于汉人之说，以为去古未远也”（《经义杂记》“题记”，卷一）。臧琳的书未刊行，即受到阎若璩的赞誉，称其“深明两汉之学，既通声音训诂，又雅擅二刘、杨子云之长”（《序》，《经义杂记》“叙录”）。康熙年间，“汉学”在江南学术圈中不再含有宋儒那样的贬义。乾隆九年，惠栋著成《易汉学》8卷，仍着眼于《易》学而论汉学，与宋儒的概念不无相似，但《易汉学》既揭橥汉学的旗帜，又明确排斥宋儒经说，彰显了尊崇汉学的色彩。惠栋为首的吴派学者归依汉儒经说，“汉学”成为其经学体现。稍后，戴震为首的皖派兴起，不单纯“唯汉是好”，而强调求是，但吴、皖学者均重视音韵训诂，由考据以求义理。他们解经、注经多归依于东汉经学，一时形成所谓“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局面。

乾嘉汉学源出于经学，但不限于经学，还包括子、史、文辞方面的考据 研究 。清末刘师培云：“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近代汉学变迁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9册）这基本揭示了清代汉学的考据学本质，即以汉儒训诂 方法 、注书条例以研究群书。梁启超称以吴、皖为中心的乾嘉汉学为“正统派”，“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清代学术概论》）。这些论述揭示了汉学蕴含的本质属性。

当然，清代汉学的外延也并非一成不变。乾嘉时期，汉学是指以古文经学为中心的考据研究，其典型体现是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道光以降，随着今文经学的兴起，清代士人的“汉学”概念有所扩展，今文家与古文家的看法不尽一致。一些今文家认为，西汉今文经学才是“真汉学”。常州庄氏今文学被乾嘉学者视为“乾隆间经学之别流”，“世之语汉学者鲜称道之”。而魏源认为，庄氏“所为真汉学者，庶其在是，所异于世之汉学者，庶其在是”（《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魏源集》上册）。清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更是以“汉学”专指今文经学，攻击古文经学为“新学”，从而为维新变法张目。另一方面，清末一些古文家批评道咸以后的今文经学，而视古文经学为汉学正统。但有的古文家如章太炎虽指斥龚自珍、魏源、邵懿辰等今文家，却认为今文经学更接近汉学本意：“大抵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短长虽异，要之皆征其文明。”章氏对“汉学”之名颇持疑议，而将他贬抑的今文学视为汉学。清末民初，一些学者把今、古文经学纳入汉学范畴。今文家皮锡瑞认为，嘉、道年间“西汉今文之学”兴起后，“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学者不特知汉、宋之别，且皆知今、古之分。门径大开，榛芜尽辟”（《经学 历史 》，中华书局版）。他推崇今文学派，视之为汉学正统。其后，经学史家周予同也认为“汉学”应包括西汉今文学和东汉古文学。他说，纪昀、江藩、阮元等人“所谓‘汉学’是专指东汉古文经学，并不包括西汉今文学。这样，不正是截去经学史的首尾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前序说：‘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这种讥评的话也确有一部分理由。”（《序言》，皮锡瑞《经学历史》）这种看法带有今文家的倾向，但在清末民初的论著中并不罕见。钱穆曾评论陈澧、康有为所谓“孔门四科”之说：“东塾不言经世，又以郑、朱并举，不数西汉，仍不脱乾嘉诸儒牢笼，故不免以劝人读注疏终。康说微近东塾，然舍郑玄而取董仲舒，以西汉议政易东汉之说经，以经世、义理为孔学两干，局度恢张，意趣宏括，实较东塾为胜。”（《 中国 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实际上，陈澧虽重视古文经学注疏，但也兼顾义理和经世，只是不像清末今文家那样明显。钱穆代表了 现代 新儒学的一家之言，在民国学术界有一定的 社会 基础。

综上可见，清代的汉学是一个变化、 发展 的概念，其外延往往因 时代 和士人的思想、学术差异而有所不同。就语源来看，宋元时期的“汉学”一词本来涵盖两汉经学，清末许多学者包括一些古文家也将今文学归诸汉学。再则，嘉庆以后的今文经学丰富了汉学传统的思想内涵，其中虽有偏差，但程度不同地传承实证学风。故考察清代汉学既涵盖乾嘉古文经学及其流风余韵，又应包括嘉庆以降的今文经学。

清代汉学反映了一代学术主流和趋向，符合清学的基本情形。乾嘉时期，经学盛极，考据子、史书籍虽然也有成就，但总体上不能与经学比肩，而且一些论著带有“以子证经”或“以史证经”的色彩，诸子学、史学考据多少有点经学“附庸”的意味。至道咸以后，考据子书、史地的成就和地位更为凸显。倘若从宽泛的汉学范畴来说，则包括考据子、史在内的汉学至清末仍显勃勃生机，并无衰退之象。即使在经学领域，晚清汉学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第2篇：汉代易学范文

只有注重学生对计算机基础知识的学习，才能使学生凭借这些基础知识，在将来的实际工作中，迅速学习各种新的实用的计算机操作方法，从而跟上不断变化的信息时代的步伐。

那么究竟哪些知识属于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呢？所谓基础知识，是指某门学科中具有一定的恒定性，不易淘汰，该学科的其它有关知识皆发端和源于它的那些知识。作为中小学生应学习的计算机基础知识，笔者以为它主要应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要让学生了解并掌握计算机的简单原理和基本操作知识；二是要让学生熟悉键盘，并掌握正确的措法；三是要让学生掌握一种最简捷、易学、快速，且变通性大，不易淘汰的汉字输入方法。

有关计算机的简单原理和基本操作知识主要应包括计算机几部分的主要构造，如何开、关矾，如何使用磁盘和计算机的主要命令，以及如何使用一些计算机的常用软件。有了这些知识，学生在任何一台计算机面前都不会束手无策。

虽然计算机的型号和功能在不断地更新、完善，但有一件东西是相对恒走不变的，即国际标准计算机键盘，给计算机的任何一项指令，都要通过键盘键入。

目前已经使用的几种汉字输入方法，尽管它们各有自己不同的思路，但无一例外地都要通过敲击二十六个英文字母输入汉字。（语言输入汉字和扫描输入汉字技术，还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完善，本文不涉及）学习汉字输入方法，实际上是掌握汉字与键盘英文字母键的对应关系，如果学生熟悉了键盘，那么无论学习哪种汉字输入法，只要掌握其与键盘各键的对应规律，就可实际在计算讥上操作了。因此，让学生掌握计算机键盘上每个键的所在位置这一知识，一般来说是不会被轻易淘汰的。若学生再能掌握正确的指法，指法也是计算机学习中一种恒定的东西，那么更将提高学生对一切计算操作的速度，会使学生受益终身。

中小学生在学好前两者内容的基础之上，还可有选择地让他们学习一至两种汉字输入法。二年级的小学生就己基本熟练掌握汉语拼音，所以可先让他们了解汉字全拼输入方法，进而学一点双拼双青的知识。但笔者以为这两项知识仅让学生了解，并试操作一下即可，由于它们在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重码多，速度慢，因而不是汉字输入的发展方向。若真要让学生掌握一种汉子输入方法，笔者以为最省力易学，最不易被淘汰，又有很大变通潜力的汉字输入方法，应属张国防教授发明的“五十字元汉字输入法”，以其中的全形码最适合中小学生学习。汉字键盘输入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代：第一代是汉语拼音输入法，它易学，只要会汉语拼音的人就可使用，但速度慢。第二代以王永民先生的“五笔字型”为代表的汉字输入法，它首次解决了快速盲打的问题，但比较难学。第三代以张国防教授的“五十字元法”为代表的汉字输入法，它不仅易学、且快速。

目前，中国的计算机汉字输入技术正由第二代向第三代过渡，第三代是汉字输入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第二代汉字输入方法的发明无疑是对计算机输入汉字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它在计算机汉字输入史上功不可没，但其难学性却使其最终逃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鉴于计算机汉字输入技术的这一发展趋势，笔者以为要在中小学生中普及汉下输入知识，决不能教给他们难学的、要淘汰的东西，而必须选择易学的、有生命力的汉字输入方法。要求已掌握了“五笔字型”的人去重新学习“五十字元法”，是不经济和没有必要的；而让还未学习任何汉字输入法的中小学生，化费许多时间和精力，辛苦地去掌握难度相对来说较大的五笔字型，而下去学习新发明的，灵活性很大的“五十字元法”，那也是不经济的和不明智的。且学习了五笔字型，再学习其它汉字输入法，由于它们都是靠键入不同的英文字母组合来调出储存的汉字的，故前者对后者的学习将起干扰作用，产生很大的负迁移。为了打好中小学的计算机基础，使我门的中小学计算机教学具有未来意识，我们必须尽快地在中小学校中普及“五十字元法”。

五十字元是将汉字分成五十个常用的偏旁部首，即字元，其字元发音对应于键盘的英文字母，如“王”字元对应字母“w”、“木”字元对应字母“M”。若将一个汉字在其四角分别取字元，把它们对应的声母码顺时针输入电脑即可打出要求的汉字，一般成人两小时就可学会。与五笔字型相比，五笔字型所取的组成汉字的字根近二百个，且与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键的对应关系不明显，需要下功夫强记。而“五十字元法”构成汉字的基本元素，只有五十个，是五笔字型字根量的四分之一，且与英文字母键的对应关系强，基本不需记忆，所以“五十字元法”的简单易学是显而见的。“五十字无法”有音码、音形码和全形码多种，音码和音形码在取码过程中都需键入该汉字的读音声母。而中小学生，特别是小学生，不认识的字很多，因此让他们学习音码和音形码显然是行不通的。而五十字无法的全形码，只要学生知道五十个偏旁部首（字元）的发音声母，学生即使不认识该汉字，亦可按全形码的规则将该汉字键入，故让中小学生学习五十字元法中的全形码是最为科学、合理、可行的。且学生学习了它之后，将来把已经记熟了的全形码规则再稍加变通，就可运用五十字元法中的其它编码方式输入汉字，其发展潜力是十分巨大的。

第3篇：汉代易学范文

关键词：商业都会；汉派文化；形成和发展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7-0133-04

近代以降，汉口如同其他中国城市一样进入迅速发展阶段，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相互交融聚合，构成汉口城市文化演进中最为显著的特征。汉口的城市性质与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市民的价值取向等，开始冲破传统文化的藩篱，展示出对近代城市文化的引领，同时造就了具有自身发展脉络和区域特色的汉派文化。

一、九省通衢造就商业重镇。奠基多元多层的汉派文化基因

武汉地区地理环境的变化导致了汉口的崛起和三镇格局的形成。明成化年间，汉水在汉阳县西排沙口与郭茨口之间决水东走，发生改道，形成了龟山北麓相对稳定的汉水主河道和入江口。河道的变迁使汉阳被一分为二，汉水之南为后来的汉阳，汉水之北即汉口。

新人江口的形成催生了新的城市，汉口因水而兴、因港而盛，成为长江沿线城镇商业贩运中转站。汉口的形成和崛起，使武汉地区的商业中心在经历了武昌转至汉阳后，再次转移到汉口。汉口后来居上，发展势头在明末就超过汉阳和武昌。明崇祯年间，汉口发展成为“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的商业重镇。人们常把汉口商贸的繁盛首先归功于其地理区位优势。汉口面水临江，兼江汉之利，畅通的水路航道使汉口具备了无与伦比的水上交通优势。首先，汉口港水深港阔，是众多船舶的停靠点和避风良港。汉口处长江、汉水交汇处，汉江水浅，只能通行小木船，长江正好相反，水深宜走大船。因此，凡来自汉水的小船需在汉口换成大船进入长江航道。反之亦然。其次，通过长江、汉水、南水（洞庭湖水系）联结众多支流，形成以汉口为中心的纵横密布的水运网络。汉口“当江汉交汇之处，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拟。循大江而东，可通皖赣吴越诸名区，以直达上海。循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云贵。又西上荆宜而人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至于遵而西，经安陆、襄阳、郧阳诸府，纵贯全鄂以抵汉中，又沿汉水之支流白河、丹江二水以入宛洛，所谓九省之会也。”“溯汉水则可以直达河南、陕西、甘肃，其湖南、江西诸省皆舟楫互通，山西、安徽其货物亦莫不汇集此也。”

明清时期，由武汉通往全国各地的驿道不断发展，陆路交通日益便捷。从武汉出发，有7条主要驿道，分别通往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四川等地，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商贸运输日益繁荣，使汉口驿路更加畅通。区位特点形成交通枢纽，进而造就商贸优势，汉口商品市场日益繁荣。据《湖北通志检存稿-食货考》统计，其时汉口市场上共有商品18大类、230余种。淮南的盐，安徽的油、茶和文房四宝，江苏、江浙的纺织品，汉水流域的棉花，湖南、四川、江西、安徽及鄂南山地的茶叶，湖南、四川、陕西汉中和湖北的粮食，吴越的丝绸和海产品，山陕的牛羊皮毛，福建的瓷器、果品，云贵的木耳和生漆，两广的洋货等等，在汉口市场上无一不有，并通过汉口再转运分销到全国各地。

便利的交通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客商。商路的伸展，客商的积极参与，进一步促进了仅口市场的繁荣。汉口商业繁盛，客商云集，发展成为一个典型的移民性和商业性兼具的城市。城市特性影响城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一是促进了汉派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来自不同区域的工商移民带来的地域文化，在汉口这个特定环境中迁移式扩散，与本域文化融合，为汉口文化的多样性奠定了基础。客商祖居地与经营地的异质文化交融、并存。由此产生了“和而不同”与“不同而和”的近代汉口文化。如客商创建的会馆、公所成为其文化传承和流播的载体。身居异乡的客商为满足追求共同文化信仰的精神需求，在会馆、公所中祭祀、生活和开展经营活动，这里就是一个具有家乡文化背景的小世界，祖居地的文化和社会习俗在这里延续、承袭和传播。如山陕会馆、湖南会馆时常演戏酬神，且不惜重金从家乡请来戏班。会馆的文化活动不仅慰藉了客商的思乡之情，还促进了客商与经营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如作为湖北地方剧种的汉剧，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例证。汉剧原名“楚调”，又称“黄腔”、“汉调”。其主要流派——汉河派源于汉口，汉口为南北交接、东西贯通之地，汉河派得以兼收并蓄。将北方的西皮和南方的二黄合流，在中国戏曲史上首创西皮二黄板腔体系。汉剧首创的皮黄腔系，又对京剧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据《中国京剧史》记载，乾隆年间，汉调艺人纷纷北上京城，与安徽徽班艺人同台献艺，形成“班是徽班，调是汉调”、“徽汉合流”的局面。这一腔系集南北唱腔之优势，其声腔、板式、剧目、字韵等，被京剧吸收。汉口成为多元文化交融的平台，丰富着汉派文化的内涵。

二是推动了汉派文化的多层次发展。汉口众多的外来人口主要分为两个大的层次，其上层为客籍商人，下层为手工业者、码头苦役和流民等，由于外来人口结构和层次的差异，使得汉口文化的层次性十分突出。如经济社会地位较高的客商为满足自身需求，纵情声色，刺激了汉口娱乐业的发展。“汉口一镇……路衢四达，市廛栉比，舳舻衔接，烟云相连，商贾所集，……适口则味擅错珍，娱耳则音兼秦赵。当夫良辰令节，……贵游公子，旅食词人，或跌宕文酒，或流连声色，清歌妙舞，至更残而方响犹繁，坠耳遗簪，迨月落而欢情未歇……”同时，汉口服务业又兼顾多层次消费方式。如在后湖一带，集中了大量茶馆。茶馆是汉口的代表性商业标识之一，茶馆的兴盛体现了汉口的市井性和平民化。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多把茶馆作为洽谈生意、打听商情、承接业务的地方，甚至把产品样品带到茶馆面议。汉口茶馆的茶客多以来自不同地域和行业划分，如瓜菜行的结算兑款在汉口第一茶楼，码头工人在沿江沿河上茶馆。可见茶馆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同业公会和同乡会的作用，如民谣所唱：“大火路长又长，家家户户是茶馆，宾客进门茶一杯，笑问客人去哪方？不去东？不去西，找乡亲，会同行。”在茶馆一坐，饮茶谈笑间暂且抛开烦累、劳顿，仿佛饮到家乡水，获得短暂的休息和慰籍。

二、汉口开埠推动城市近代转型，丰富交融并存的汉派文化特质

近代以来，汉口凭借内进外出、通江达海的交通便利，辅之以轮船、铁路等现代交通工具和交通设施。成为国内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汉口贸易年见繁盛，盖以运输便利也，此地为中国全国之中心，水路四通八达，……中国内地商务实以此地为要冲。”汉口被辟为通商口岸，与其长久以来形成的商贸地位息息相关。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湖北近代社会结构的改组与经济形态的变更，首先是经由贸易——市场这一渠道开始的。汉口卓越的商业地位，是其被列强辟为通商口岸的原因之一。湖北地区倾向于近代化的一系列震动、变迁及努力，正是以汉口开埠为契机的。”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对华贸易有了很大发展，但远未达到他们的预期。汉口是位于江、汉交汇处的中国内陆商业中心，有无可比拟的商业价值，是他们觊觎已久、志在必得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要求开放更多的口岸，并把长江领域开放至汉口的呼声是一致而又响亮的。”

早在汉口开埠之前，北欧国家和俄国就在汉口开始了商业活动。挪威、瑞典曾援引《五口通商》条文，于1847年开始在汉口进行商务活动。开埠后，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日本、瑞士、秘鲁、葡萄牙、刚果等20多个国家开始与汉口通商，以汉口为集散地的茶叶、生丝、棉花、桐油、牛羊皮、猪鬃、蛋品、五倍子等土货大量输出；洋纱、洋布、洋油、洋糖、洋钉、洋皂、洋火（火柴）、洋药（鸦片）等洋货，也输入汉口，并以此为中心，借助其覆盖广泛的销售网络，向周边及更远区域倾销。

与此同时，各国殖民者相继在汉设领事馆15处，建租界5处。列强以此为据点，建立洋行，以攫取更大的商业利润，百余家洋行遍布汉口市区。洋行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它们从全国各地收购农产品和原材料，在汉口加工后再输至国外。又将西方工业制品运来汉口。通过汉口销往广大的中国内陆地区。1862年，英商怡和洋行（即渣甸洋行）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从事进出口贸易等业务，主要经营轮船业、航运业、缫丝、纺纱、公用事业等。是英国夺取长江中下游利益的主要机构。此后，英商汉口美孚洋行、汉口和记洋行、亚细亚火油有限公司汉口分公司、汉口太古轮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汉口烟厂：日商汉口诚记洋行、俄商砖茶厂、日商泰安纱厂等相继在汉口展开业务。到1905年，汉口的外国洋行达114家：1911年，达130多家。洋行经营范围十分广泛，对汉口的经济发展影响较大。

对外贸易的繁荣，促进了汉口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少外国银行，如麦加利、汇丰、花旗、德华、道胜、横滨正金、东方汇理银行等纷纷在汉设立分支机构；同时，适应新的经济形势需求，汉口出现了新式银行。到清末，汉口有本国银行8家，外国银行在汉口设立的分支机构9家，与上海、天津、广州并称为全国四大金融中心。外国银行实力雄厚，垄断了汉口与华中地区的金融市场，汉口与海外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

为利用廉价的原材料与劳动力，西方列强开始在汉口设立工厂。俄国人率先在汉口建成机器轧制砖茶厂。“一八六一年汉口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俄人乃（于一八六三年）在此建立其砖茶工厂。”据统计，从1863年至1911年，英、法、德、意、日等国外商先后在汉开办各类工厂43家。这些工厂的开办，使汉口有了第一批近代工业，并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

汉口开埠使华洋贸易迅速形成一股新的商品流，中外贸易交流也日益扩大，汉口的对外贸易额直线飙升。据《武汉市志》的记载，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开埠后至19世纪末，这一时期，发展平稳，一直排列于全国四大贸易港口的第三、四名。1865年起，江汉关开始有出口轮船运货统计，其中包括客商向江汉关申报的“直接对外贸易值”和“间接对外贸易值”。开埠初期，进口外国货主要从上海间接转运内地。1868-1894年的26年间，在江汉关申报的进口外国货年均4.39万关两，而包括由上海等地间接运入的外国货的净进口总额年均为1091万关两：同期直接出口货值年均503.7万关两，而包括间接出口在内的出口总值年均为3534.7万关两。第二阶段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口口岸的贸易总值，1900年为9993万关两，1910年达到1.60亿关两，1920年达到2.20亿关两，1926年又达到4.12亿关两。1926年比1920年增长了87.64%。在20世纪的前10年间，汉口的对外贸易总额占到了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由此时人认为汉口商务的茂盛与京沪相比较而言也决不逊色，甚至超乎其上。但由于汉口不具备沿海通商口岸的区位优势，近代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额远远大于直接对外贸易额。

开埠成为汉派文化发展演变的一个分水岭。如果说在此之前，西方文化仅仅是通过留学生、外国商人等以双向交流的方式产生一定影响的话，那么，开埠之后，西方文化就开始以一种强势的姿态进入，并且迅速波及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各方面。西方文化给汉口带来的冲击是全方位、多角度和多层次的，是汉派文化演进的重要推动力。西方工业产品在冲击汉口民众视觉感官的同时，也使人们在享用中得到新的体验；西方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习俗风俗、体制制度和思想观念等，使汉口民众的文化心态呈现出纠结。

一是西方器物文明以强加的形式进入汉口，给汉口人带来全新的生活体验。如在衣着上，市民在开埠前大多穿着土布制作的传统服装。开埠后，随着洋纱、洋布的输入，人们发现洋布比土布细密而有光泽，且价格差别不大，于是开始选择使用洋布制作的服装。民初又兴起洋装热，时尚人士多穿着西服。女子亦剪短发，着洋装。在饮食上，更趋洋化，牛奶、汽水、啤酒、咖啡、饼干、面包、味精等西洋或东洋食品餐点逐渐成为人们喜爱的佳肴。请吃西餐大菜也成为买办、商人间交往应酬的新方式。汉口的西餐馆最初大多集中在租界，1913年建成的瑞海西餐厅，是汉口华界的第一家西餐馆。外国的洋炯、洋酒也进入汉口市场大量倾销。城市建设的格局和房屋建筑风格也与开埠前有了明显不同，汉口正街上洋式或半洋式建筑逐渐增多，还出现了里弄，清一色的二层楼房，中间留出笔直宽敞的通道。一些在商场获利的商贾，仿造租界的建筑，盖起了“洋楼”。一般市民的住宅中，不少都安装了电灯和自来水，日常生活更为方便。这是近代汉口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重要表征。反映出博采众长的接纳心态和开放品格。

二是西方价值观和文化理念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是思想理念和的变化。商业移民为汉口带来了儒道释等不同的，还有各地族群的保护神，均汇聚到汉口。因始终无法形成主流信仰，使得外来宗教的进入就变得相对容易了。1861年6月，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杨格非来到武汉，并以武汉为中心在华中地区进行传教活动。随后，西方各国教会纷至沓来，建立教堂，发展各自的教会势力，仅杨格非在两湖地区修建的教堂就达百余座。天主堂、圣公会堂、循道会福音堂、伦敦会福音堂、信义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等不同类型的教堂遍及省内近半区域。汉口原有的格局因此而改变，西方文化精神第一次如此直接地进入汉口民众的精神领域并产生强烈的激荡。西方文化在汉口得以传播，并通过汉口向其周边地区乃至省内其它州县扩散，而这种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教会实现的。各国教会通过建立学校、开设医院、创办报刊、举办慈善事业等方式传布教义、进行文化渗透，但客观上也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如教会学校的设立，客观上促进了西方科学知识在湖北的传播，基督教会还在武汉设立了希理达女子中学、懿训女中、训女中学和汉阳淑善女学堂，共招收中、小学住读学生近200人。这些女子学校都反对缠足，提倡女子体育，推动了男女平等观念的产生。其次是新的社会风尚的形成。如“喜新厌旧”、“竞为靡丽”之风盛行。尚奢风气不仅存在于官宦与富商之间，中产之家、一般民众也追赶风潮，经济实力不足者甚至通过典当衣物来勉强维持。在对洋货的选择上，尽管人们有着复杂的心理，也经历了一个由排拒到接受的漫长过程，然而洋货最终以其不可比拟的优势占据了人们的生活。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崇洋成为消费特色，汉口亦如是。

开埠使汉口由封闭走向开放，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逐步实现了由传统及近代的嬗变转型。作为通商口岸的汉口迅速发展，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其功能趋向于多样化和综合化，为社会各领域带来新的变化，汉派文化的开放性、集聚性和包容性也得到不断丰富。

三、湖北新政促进工商发展。形成便商利商的汉派文化主旨

两次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打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汉口开埠是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框架下被迫进行的，其中充满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而强大的外力又对汉口固有的封闭结构和民众心态产生了极大冲击，民族屈辱更激发了爱国志士们的强国之心，“师夷制夷”的洋务新政在武汉蓬勃开展。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推行新政，在湖北兴办的重工业和轻工业，规模之大、数量之多、速度之快，在全国独占鳌头，在整个东亚也占有突出的地位，武汉三镇也一跃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中心之一。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电厂、水厂以及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还有造纸、制革等相继建成投产，近代湖北工业由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武汉更是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2：--。

受洋务运动的促进、新技术和机器生产带来的利润诱惑，加以张之洞的扶持政策，汉口的近代民族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张之洞莅鄂至辛亥革命之前，武汉涌现了100多家由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其中有六成左右创办于张之洞督鄂期间，涉及采矿业、机器制造业、榨油业、火柴业、卷烟业、棉织业、造纸业、金属加工业、制革业、印刷业、水电业、面粉业、制药业、制茶业、建筑业等30多个行业。其工业布局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为辅，正好与张之洞在武汉建构的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的官办工业格局形成互补。

城市发展的主要表现不仅在于人口规模的扩大、商业贸易的兴盛，而且在于社会精英荟萃，文化人才聚集，思想活跃，形成丰富多元、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工商业的发展，推动了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武汉也由此成为中西思想文化冲突和交融的重要场所，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中心。近代汉口不仅是商业都会，同时也是新式教育的中心。张之洞在推行湖北新政过程中，十分重视发展教育。1890年，张之洞创建两湖书院，并通过教育改革使之初具新式学堂雏形。随后，自强学堂、武昌两湖师范、湖北武备学堂、湖北农桑学校、方言（外语）学堂、农务学堂、算学学堂等改制书院及新式学堂相继创建，成为弘扬传统文化、传播新知识、新思想的所在。

一是强化了汉派文化中的创新精神。近代汉口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夹缝中求生存，不断发展壮大。鄂督张之洞的大力支持和政策扶持，是汉口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吸引私人资本到现代工业领域中来，促进官办T业的发展，是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内容，也是其创新意识的具体实践。1902年，原为官办的湖北缫丝局连同纱、布、麻三局，因经营不善，交商承办。租给应昌公司。采取的模式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即企业归国家所有，经营权全归承租商人。这种方式吸引了民间资本，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管理，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二是强化了汉派文化中的重商理念。在思想观念上，张之洞高度重视工商业的发展。他将发展商业放到国家兴亡的高度来看待，派员出洋考察，学习西方农艺工技及经商要诀。在制度安排上，他充分考虑商人权益。如拟定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性质的省级商业法规《关于汉口商务情形条议》，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行业管理、市场管理等作了详细规定；制定“除免省城护房捐”、“裁并百货厘卡，改征统税”、“裁厘局十有九，留二十局”等等“便商”、“利商”的规章，革除苛虐商人的“陈规陋习”，打击敲诈勒索、中饱私囊的厘卡人员，以“轻商负”：成立编译部门，向国外学习先进的法律规范，为商务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在具体举措上，设置一系列促进机构。张之洞改汉口的劝工劝商公所为商务公所，推销湖北本地产品；设立汉口商务总局，创办《湖北商务报》，沟通商业信息，宣传商务政策；创办汉口商务总会，发挥商会在联络工商、调查商情、调解商事纠纷、维护市场等方面的作用。在人才培养上，专门成立商务学堂。张之洞指示商务局在商界筹款兴办商务学堂，以培养新型商务管理人才：提出将商科职业教育从普通教育中独立出来，创办湖北商业中学堂；资助华侨子弟就近学习商业，鼓励他们学成回国服务。

第4篇：汉代易学范文

关键词： 汉字；繁复；简易；中国

一、概述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世界上其它几种最古老的文字如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圣书字和中美洲的玛雅文字, 早已在历史风尘中湮灭。只有汉字经过浩浩荡荡的五千年的流变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其形状之丰润、结构之精美、意境之深邃、韵律之悠扬，其他文字无可比拟。在五千年的文明积淀和文字演变中，汉字以其独特的形、意、韵，在当今世界语林独树一帜。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已经有很多，也论述得比较全面,但是对汉字的特点即汉字的繁复性与简易性的认识，学者们却还存在一些分歧，有的认为汉字是繁复性与简易性的结合体，有的人则将汉字的繁复性与简易性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汉字的特点是汉字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其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将从本体和使用两个层面分析汉字的繁复性与简易性，以期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并希望在此基础上能更科学、理性地总结汉字改革与发展的规律，使汉字沿着与汉语的契合日趋完美的道路继续前进，使汉字在传承中华民族文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汉字的繁复

从汉字的本体层面看，汉字具有繁复的一面，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汉字数量庞大

现在世界上比较通行的文字有两种：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表音文字是通过字母表示语音单位从而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由于其表示的语音单位有音素和音节之分，所以表音文字又下分为音素文字和音节文字两种类型。音素文字，就是用字母（如英语、法语等使用拉丁字母，俄语等使用斯拉夫字母）表示音素从而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音节文字，则是用字母（如日语使用的假名）表示音节从而来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表意文字是指字符本身与所记录的语言单位的意义有一定联系而与所记录语言单位的读音没有直接联系的书写符号系统，因为其所记录的语言单位是语素，所以又叫语素文字，代表文字为汉字。

表音文字的基本单位是字母，表意文字的基本单位是字。一种语言的音素数目是有限的，不过几十个，因此音素文字的基本单位字母也是有限的，如：英文字母有26个，德文字母有27个，斯拉夫字母有43个。汉字不直接表示音素或音节，而是用大量的表意符号来记录语素。一种语言的语素有几千个以至上万个，因此语素文字的字数也有几千个以至上万个。与拼音文字相比较，汉字数量的确惊人。《说文解字》（100年）收字10516个（包括重文1163个），《康熙字典》（1716年）收字47035个，《中华大字典》（1915年）收字48000个，《汉语大字典》（1990年）收字54678个[1]，《中华字海》（1994年）收字85000个。即使是常用汉字，数量也并不少，《印刷通用汉字字表》收字6196个，《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收字6763个，《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字7000个[2]。

2、汉字笔画多、结构复杂

汉字笔画多，据统计，《辞海》的14872个汉字单字中，除了建国后简化了的2264个繁体字和废止了的1055个异体字，11画以上的字有6680个，占58%，其中15画以上的字有2540个，占22%[3]。

汉字结构复杂。汉字的结构单位有笔画和部件，在组合成字时笔画和部件不是按照统一的方向排列组合的，而是上下左右全方位展开，多向行进，具有平面型特点。汉字的笔画和部件的组合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笔画组合有相离、相接、相交3种方式，部件组合有上下结构、左右结构、包围结构、框架结构、品字结构、独体结构等17种方式。很多汉字往往综合采用了多种方式，结构就更复杂了。

3、音节与汉字没有一一对应关系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一个音节对应多个汉字。现代汉语普通话大约有400个音节，加上声调变化大约也只有1300个音节，而汉字数以万计，这就使得一个音节在不同场合要用不同的汉字来书写，即一个音节对应多个汉字。如：“jiān”这个音节，写成汉字，有“尖、奸、坚、歼、间、肩、监、艰、煎”等形式。即使是同样的音节，相近的意义也要用不同的汉字来表达，比如：在表示主体的分支这一意思时，树木的分支用“杈”，河流的分支用“汊”，衣服旁边的开口用“衩”，山的分支用“岔”。

二是一个汉字对应多个音节。一个汉字对应多个音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音字。汉字体系中有大量的多音字，比如：常用字“和”有六种读音：hé（和平）、hè（唱和）、hú(和牌)、huó（和面）、huò（和药）、huo（搅和）。

总之，一音多字、一字多音的大量存在，使汉字的学习更加繁难。

4、汉字一般不能表音

汉字按照造字方法的不同分为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和形声字。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与字音没有什么联系。形声字虽然有表示读音的声符，但这种声符并不是专门表音，而且随着汉字字音字形的发展演变，现代形声字的声符绝大部分已经失去了表音作用，人们往往不能利用声符来推断字的读音。如：“抬、胎、邰” 可读“台”音，但不能据此推断“迨、治、冶”也读“台”音。

据周有光先生统计，现代汉字声符的有效表音率是39%，有声调功能的声符不到20%[4]。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一般不能表音，只有借助汉语拼音这种工具来为它注音。人们常说汉字难读，这同汉字一般不能表音有直接关系。

5、汉字文化内涵丰富、信息量大

汉字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说解，这种内涵就会外化出来，供人品味，让人遐想。如“安”字，从“女”在“宀”下。“宀”读为“绵”音，其形如四面有墙，而上有覆盖的屋舍。女子从容娴雅，故居于屋中，还含有自在而无虞之意，而古来室家之内，亦有女即安也，故其本义作“安静”解。从“安”字的结构，可以让人意会到屋舍内有女子，家便安。试看一家之中婆婆、媳妇、妯娌、女儿，如果都能各守其位，发挥女性娴淑、婉约、细致的特性，则家可治。由此看来“男主外，女治内”，颇有道理。而当今社会，女子不甘于扮演家庭妇女的角色纷纷走出家庭，对于整个家庭，尤其是年幼的子女影响巨大。子女从小缺少母亲的照护，家庭教育无从谈起，亲情也自然淡漠了。细细忖之，古人造此“安”字，其意深远。“安”所包含的这种文化意蕴着实让人回味、令人叹服。因为汉字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单个汉字所负载的信息量相对其他文字要大。有研究者用“熵”来表示文字所容载的信息量。“熵”值的大小和文字所负载的信息量成正比。研究者经过科学的实验测得，汉字的熵值是9.65比特，英文字母是4.03比特，法文字母是3.98比特，德文字母是4.10比特，西班牙语是4.01比特，俄语是4.35比特，罗马尼亚语是4.12比特，汉字显然要高得多[5]。汉字的文化内涵丰富，承载的信息量大，说明就汉字本体而言，它比其它的文字更加繁复。

三、汉字的简易

就汉字的本体研究来看，它是繁复的，但从使用这一层面进行考察，我们发现汉字又有简易的一面，具体体现在：

1、汉字高频字集中，常用字数量少

尽管汉字的总体数量庞大，但是从汉字使用频率看，高频度的汉字很集中，常用字数量少。

70年代末，我国有四位排字工人，根据他们的经验，统计出汉语里有3,000个“常用字”，其频度高达99%；次常用字也有3,000个，它们每个字的频度加起来也只占1%。[6]1988年国家语委和国家教委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收字仅3500个。据专家统计，这3500个汉字的使用覆盖率达99.7%。就是说，认识这3500个汉字，99.7%的报刊文章可以阅读。如果扩展到其后公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7000个字，则使用覆盖率可达99.99%，基本上就是100%了。

汉字与拼音文字比较，虽然拼音文字如英语只有26个字母，要掌握这26个字母不难，但是仅仅掌握26个字母是远远不够的。一个英文单词往往需要几个字母的组合来表达，英文靠的是词的组合来传递信息，有资料统计，在使用英语的国家，人们要掌握的常用英语词汇量是两万，两万英语单词不易掌握。而汉语有自身的特点，汉语中一个汉字一般可以记录一个语素，一般情况下一个或两个语素可以组成一个词，因此，掌握了三千个常用汉字，就容易掌握数以万计的由汉字所构成的汉语的书面造句单位——词的书写形式。

汉字常用字具有高度的集中性，常用字量少，有利于缓解汉字学习的难度。

2、汉字记录文本篇幅短、阅读速度快

汉字的文化内涵丰富，单个汉字所能表达的信息量大，信息密度高，即汉字的“熵”值大，所以同样的内容用汉字来记录比用其他拼音文字来记录所用字符的总数会少，用来记录的文本篇幅会短。这也是联合国文件翻译成英、法、汉等文字时， 汉语版总是最薄的原因。汉字结构复杂，抗错性强，便于扫射，有助于学习记认，便于快速阅读。从视读方面来说，一般认为横排汉字在阅读上比拼音文字速度要快，是最优越的认知符号。日本有关部门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时，曾做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汉字的认知速度是日本假名的10倍，是罗马文字的20倍[7]。

3、汉字一音一义多，构词能力强

汉字是表意文字，大部分汉字是一字一音一义。汉字一表义就成了语素和词了。这样汉语以单音节词占多数。有人统计，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中，单音节词占了一半以上，而双音节词、多音节词又绝大部分由单音节词组合而成。如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以“人”字为构词语素就列举了47个双音节词。词是生的，但是由熟字组成，可以收到“生词熟字”的学习效果，大大降低了学习的难度。据统计，以复合构词法为主的汉语，常用词条43，300多条，只用3730多个字构成。特别在适应社会需要创造新词方面，更显示出汉字强大的构词能力，我们只需用少数旧字即可衍生新词，而英语则要不断制造新词来适应。如“草根网民、会议大使、盗版党、车奴、倒扁”这些新词所使用的字在我们的《康熙字典》中全部都能找到，而“disco，microsoft，taxi， internet，robot”等英文单词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词典中是找不到的。

4、汉字电脑输入速度快，前景乐观

随着计算机软件的飞速发展以及相关专业人士的努力，汉字信息处理已走向智能化、规范化、高效化。汉字可以采用词组输入法后输入速度有了极大提高， 目前汉字速录可高达每分钟512个字，已经超过了拼音文字的输入速度。如果把眼光放远一点，未来文字处理进入语音识别阶段，汉字的优势将会继续突显。因为电脑采用声控系统就会摒弃由字母编制的键盘，电脑将会通过对人的语言单位的分解和合成来完成语音识别，需要识别的语言单位越少，就越准确、高效。英语要识别的音节多达1万个以上，而汉字只有400多个音节，因此美国语言学家盖利·吉宁斯认为正是中国人几千年的努力，才把西文语法书里的种种麻烦抛个精光，最后只留下几千个单字和若干条效率极高的排字规则。总之，是电脑接受了汉字，而不是电脑改变了汉字，因此有人称汉字为电脑文字，认为它是最佳信息交换应用程序的语种。汉字在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成为储存信息的第一文字。

四、小结

通过以上对汉字的繁复与简易的分析，我们必须明确汉字是繁复与简易的统一体，我们不能将汉字的繁复与简易割裂开来，认为汉字只有繁复或只有简易；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汉字的繁复或者一味地夸大汉字的简易。因为汉字的繁复也有其可取的一面，如承载的信息量大，使汉字易于区别，汉字的简易也有度的限制，如过分简易会使汉字失去丰富的文化意蕴，表意不明确，这也是我们应该避免的。为了让汉字更好的适应汉语的发展，汉字改革势在必行。综观汉字发展史，追求简易是汉字不可逆转的改革方向，我们要在遵循谨慎性、可识性、简洁性、理据性、系统性、继承性等原则的前提下，准确把握汉字的繁复与简易，即“表意丰富、有区分度”与“书写方便、经济实用”之间的最佳平衡点[8], 使汉字既便于书写和记忆又便于识别和使用，既便捷有序又不失其丰富内涵。汉字的改革之路还很长，但不管怎么样，汉字一直朝着更完善的目标在走，从刀凿石刻到五笔输入，从象形文字到现行规范汉字，汉字已经走了五千年。汉字吐纳了五千年的日月精华，以积极地姿态在适应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我们坚信具有形体美、风骨美、意境美的方块汉字会越来越完善，和汉语的契合会越来越完美，在传承中华文明、凝聚中华民族方面也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作为华夏子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继承它、发扬它和捍卫它！

参考文献：

[1]郭龙生：《汉字简化的得与失》,《语言研究》2004年第3期。

[2]廖才高:《汉字的过去与未来》,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

[3]武惠恩、高凤英：《汉字的繁难与现代化》,《?望新闻周刊》1995年第52期。

[4]周有光：《现代汉字中声旁的表音功能问题》,《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

[5]冯志伟：《汉字的信息量大不利于中文信息处理——再谈汉字的熵》,《语文建设》1994年第3期。

[6]罗来栋：《试论汉字系统的结构特点与汉字教学科学化》,《江西教育科研》2006年第3期。

第5篇：汉代易学范文

关键词：行列称呼；双创新；自立的中文键盘

中图分类号：TP391.1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599 (2011) 16-0000-02

Breakthrough Strok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Input Shape Code on Double Innovation Bottleneck

Li Jingbo1,Hu Xiquan2

(puter Center,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130026.China;2.College of Mathematics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China)

Abstract:Shape code is tool of not only inputing but also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Chinese.This code names key on keyboard as line and row.

Keywords:Make up line and row on the keyboard;double innovation;Independent Chinese keyboard

一、引言

多数人认为，汉字输入法是汉字输入的工具。拼音方案大纲制定者周有光先生，是从战略眼光来看此问题的。汉字拼音的实现，追回了汉字不必手写的时代。但并不认为，作为中文信息处理的关键问题，已经赶上时代。他说：“为了使中文信息处理赶上时代，必须采用双轨制：一方面有汉字的计算机，另一方面有汉语拼音的计算机。汉语拼音的计算机已经走在前面了，当然这不等于不要发展汉字的计算机[1]”。

中文信息处理时代的标准，必须有一个与普通键盘共生、易学易用及输入汉字流畅自立的中文键盘。这样与西文输入并驾齐驱的时代才能真正到来。传统的以笔顺为主的书写学习、练习汉字方法，还未进入用键盘写字来学习、练习汉字的时代。冯志伟，欧阳贵林提出：“在信息时代，汉字字形输入是练习使用汉字字形的最好方法，在教学中采用并强调汉字字根分析与字形输入，可提高字形教学效率”[2]。可见，汉字的形码，除与音码有同样的汉字输入任务外，还负担练习使用汉字的学习任务。

二、双创新笔形码设计的两个元素：笔形及特征

形码编码可分为两类。拆字编码及非拆字编码。笔形类编码是非拆字编码的一种。将横挑、竖、撇、点捺及折弯五种笔画作为字根，或者还增加少量的复笔形字根形码，编码规则非常简单。使用笔顺击键就像写字一样，易学易用。但打字不流畅，不具备推广的价值。在设计如何做到易学易用与打字流畅兼容时，尽量少用规则，用到规则的记忆量要遵循尽量少的原则。而拆字编码，部件数量一般在200个以上，每种都要特别学习，要长时间强记复杂的规则，汉字的计算机发展跟不上时代需要。所以，本码坚持采用笔形类编码，配以特征取码，重码率大大降低，突破了汉字输入瓶颈。

三、键盘上键称呼的正统看法，对形码的编码来说，是一个误区

键盘上某键的称呼有两种方式。一是字符的，如说这是Y键。二是行列的，说这是第6列第1行的键，简称61。当然因不同的行列规定，可以有不同行列的称呼。如王码就称41。字符式QWERT……的称呼，先入为主，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于是字符称呼，成为正统称呼。王码使用了行列称呼，是不彻底的，实际使用的还是字符称呼。行列称呼受到排斥，对形码的编码来说，是一个认识误区。汉字字根与数字1，2……的联系有着连续性，且数量上比英文字母少，采用行列称呼有易记忆的优势。双创新笔形码是立足于行列称呼的。介绍键盘键位的行列称呼。为回避使用符号键，用‘p’替代‘．’键，用‘n’替代‘，’键。

表1：键盘键的行列称呼表

1 2 3 4 5 6 7 8 9 0

Q

11 W

211 E

31 R

41 T

51 Y

61 U

71 I

81 O

91 P

93

A

12 S

22 D

32 F

42 G

52 H

62 J

72 K

82 L

92

Z

13 X

23 C

33 V

43 B

53 N

6383 M

73 ，

。

四、双创新笔形码简介

本码是笔形码一种。它以单笔画、由笔画简单组合而成的笔形为字根，仅有35个。毋需对汉字拆分，按序击打表示字根的键，做到了易记易学易用。至于重码多的问题，随下面汉字特征的提取，就会迎刃而解。

表2：字根的键盘布局

1 2 3 4 5 6 7 8 9 0

Q

横挑 W

竖刂两竖两横 E

撇q三钅

月框 R

点捺氵亠宀

广衤头 T

顺折弯

小]忄 Y

非顺折弯如乙]等带交横挑 U

单纯交形 I

八人亻R

也字首笔 O

口囗

也字尾笔 P

口囗

也字尾笔

A

横挑 S

竖刂两竖两横 D

撇q三钅

月框 F

点捺亠宀氵

广衤头 G

顺折弯

小]忄 H

非顺折弯如乙]等带交横挑 J

单纯交形 K

八人亻R

也字首笔 L

口囗

也字尾笔

Z

横挑 X

竖刂两竖两横 C

撇q三钅

月框 V

点捺亠宀氵

广衤头 B

顺折弯小]忄 N

非顺折弯如乙]等，带交横挑也字首笔 M

单纯交形 ，

转到N键 。

转到P键 ／

五、四个汉字特征及其行称呼

本码是四键定长码。等五键是备用的补码。本码设计四个特征，前四键每击一键要取一个汉字特征的行称呼，配合字根列称呼，以便在第几行取码。

每一个特征，又可分为三类，每类赋予一个行称呼。

第一个特征：字型特征。（用于第一键）。（1）多字根左右可分型，简称左右多型。即左右可分，左部至少含两个字根，如‘特’字。行称呼是1。（2）左右不可分型，行称呼是2。（3）单字根左右可分型（简称左右单型，如‘例’字），即左右可分，左部只有一个字根，行称呼是3。

第二个特征：交笔数特征。（用于第二键）行称呼即交笔数＋1。交笔数＞2时一律取1。左右可分型字取右部的交笔数。如‘取’字右部的交笔数1，行称呼是2。当字的首字根是艹时，这两个交笔数不计入内。

第三个特征：横笔数特征。（用于第三键）

行称呼即横笔数＋1。横笔数＞2时一律取1。‘潮’字右部的横笔数5，行称呼是1。

第四个特征：特定特征（用于第四键）

六、本码的双创新

（一）双管齐下的创新技术。一个汉字，打某一键时，字根的列称呼，特征的行称呼，构成了行列称呼。击打某列某行所在键时，同时键入了字根及汉字特征，重码率大幅度减少。

（二）左右型字从右部开始取码。如请字，先取右部两个字根插形（奉字底）、一，再取左部两个字根：点、非顺折弯。这样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保证了字根与特征成为稳定的‘老搭档’。如同洞铜恫桐的第二键，字根顺折弯与交笔数特征是稳定的‘老搭档’，都是51。若左右型字从左部开始取码，不可能是稳定的‘老搭档’51了。二是重码率减少10%。

七、本码形成自立的中文键盘，使键盘击键学习方法得以逆转

键的行列布局，自然形成了自立的中文键盘，使汉字真正的进入了键盘时代。由于行列称呼，必需跟手指的感觉走才觉得方便。盲打成为学习本码的前提，手指的位置感觉就是行列感觉，也就是左手食指管4，5两列，其它三指分管1，2，3列。右手类似。每个手指不打时在第二行上等待，上下滑动很容易。本码经过多次试验，刚开始时慢，经2小时击打达到轻快。打本码可作为打英文键符的指法训练。形成的中文键盘，可以矫正击键学习方法。即打字学习的过程，不是从英文到中文，而是从中文到英文，具有极大的超前性。

参考文献：

[1]周有光,中国语文的现代化[C].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12:19-25

第6篇：汉代易学范文

[关键词]《三字经》；语言教学

一、《三字经》用字与现代汉语常用字

与近古代、近代汉语相比，现代汉语书面语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所习用的汉字，也经过繁体简化，面貌大改，那作为古代文言识字课本的《三字经》是否还可以为我们的现代的识字教育提供借鉴？为了研究这个问题，笔者考察了简化字写成的《三字经》的用字情况。

《三字经》共有1140字，除去重字共有530字。其所收字在现代汉语常用字中的收录情况为

从表中，可以看出，《三字经》中的530个字中，有451个字分布在现代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中，占到总字数的85％，次常用字以及未收入字仅占15％，经过分析，发现这些非常用字，主要为是表示一些特指名词，如古代人名或者封号“羲”“禹”“纣”，不常见的姓氏“窦”“虞”“赢”“蔡”，古代国家朝代“魏”“蜀”。再者就是表示一些古代的器具。所收常用字笔画数分析

通过对笔画数的统计，可以看出《三字经》中的字集中分布在1～10画之间，占到了总字数的76％。多为易写易认字。

以上两个表格显示，《三字经》的用字在现代汉语中仍多为常用字，且这些常用字多为在十画以内，属易认易写字，便于儿童记忆。不难看出，《三字经》不但可以为传统语文教育服务，而且仍然可以为现代语文识字教育所用。通过记诵一千多子的三字韵文，可以让儿童掌握四五百常用字，这种效率不能说是不高。不过用《三字经》识字也并非尽善尽美，它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如未收入到字表中的41个字，要么意义生僻，不易理解，要么笔画数偏多，难写难记，这些都不利于识字的有效进行，如何处理这41个字，是我们在利用《三字经》进行教学识字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二、字与语素

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是音、形、意相统一的文字，只有同时掌握了这三个部分才可以说真正掌握了汉字。现代汉语书面语的面貌去文言文已远，其中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词的双音节化，文言文中大多数的词是单音节的，文言文识字读物《三字经》在呈现字的同时也兼备了识词的功能；现代汉语中大多数的词多为双音节甚至多音节，《三字经》中的众多用字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再是单独的词，而成为了组词的语素。既然如此，那么《三字经》的识词作用是否已经完全消失，现代三字经的识字方式是否只是单纯地集中识字，是否会让儿童只识字体、不通其意。笔者并不这样认为，现代汉语书面语虽然不同于文言，却是源自于文言，二者有切割不断地血脉关系。古代汉语单音节词在向双音节词演变的过程中，有三个趋势，其一，是消失在现代汉语中，成为古语词，只在特殊的语言环境中才会出现，如“朕”字。其二，表示某一单音节词被完全无关的双音节词所代替，这个单音节词却以这一意义语素的形式进入构词体系中，与其他的语素组成双音节词，如“民”字。第三，则是表示某一意义的单音节词完全保留下来，例如“山”字。作为古代汉语识字教材的《三字经》的用字也主要是这三个流向。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后两种流向的字。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三字经中大部分的字已经不能单独成词，多数演变成了不成词语素。但是翻阅《现代汉语字典》就可以发现，这些单字的组词能力非常强大，而且其组成词语的意义也与其古代汉语中的意义或者相近，或者关联。例如“三光者，日月星”，中的“日”，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能单独成词，它所表示的意义也已经由双音节词“太阳”所代替，但是“日”并未就此消失，而是带着它原有的意义成为不成词语素，为汉语创造了更多的词如日常、日程、日期、日子、日历等等。如果儿童识字学习的初期不但认识了这些字的字体还了解了这些单个字所表示的意义，那么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语言能力进一步发展，阅读环境进一步扩宽，就可以做到举一反三，不但能够学会准确有效地用单字组词，也可以自主得推断出新词的意义，加快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速度。例如“寓褒贬，别善恶”中，如果儿童能够大致理解“别”字的意义为“分辨，分类”，那么以后遇到词如“职别”、“级别”、“派别”等没有见过的词也会产生相应的联想，并通过具体的语言环境将其证实，这要比一个一个得学习这些词快得多。

三、语言结构

作为蒙学读物，《三字经》产生之初所肩负的主要任务是教会儿童认字识字，为以后的阅读做准备。因此其编写非常注重与儿童学习特点的适应，追求易记易诵，因此它的语句多用韵语，形式简洁，三字一排，几排成句。但是形式简洁不代表形式简单，据笔者观察，《三字经》不但是儿童识字的有效媒介，还是培养儿童语言组织能力的良好素材。张志公先生曾粗略地把《三字经》归纳为三字、六字、十二字句三大类十大句式，并且认为《三字经》基本囊括了所有古代汉语的基本句法结构。而古汉现汉本是血脉相承，掌握好这些句法结构，对儿童精炼准确地掌握现代汉语句法有非凡的意义。《三字经》中存在多种关系的句法结构，如偏正、中补、状中、联合等关系的结构，其中两种结构出现最为频繁，一个是主谓结构，如“性本善”，“性乃迁”，“名俱扬”，“夫妇顺”。一个则是动宾结构，如“择邻处”，“断机杼”，“教五子”。这两种结构是我们运用语言时的最常用到的结构，对于刚刚习用书面语的儿童来说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但是即使是同一结构，其具体构成也是富于变换的，以主谓结构为例，这两种结构出现的时候也并不是完全相同，而是富于变换的，如“性本善”，“性乃迁”，“名俱扬”，其具体结构为“主语+谓词修饰词+谓词”，而“夫妇顺”，“子思笔”，“礼乐备”，其具体构成却是“主语+谓词”，其中不但有受事主语也有实施主语。除了这两种常出现的结构，读本中还有偏正结构，如：人之初，教之道，师之惰；状中结构，始诛罚，最长久，始发愤；中补结构，本乎数，应乎中，终于献；联合结构，友与朋，学且勤。由此观之，《三字经》以精炼的语言基本囊括了形式丰富的汉语基本句法结构，为学生语言组织能力的增进也有非常可观的积极作用。

第7篇：汉代易学范文

【关键词】三板市场 武汉光谷联交所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一、引言

人们习惯上将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称之为“三板市场”,视之为交易所市场(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二板市场)之外的证券市场的第三层次。目前,我国的“新三板”=“STAQ”+“NET”+“ST”+“半公众公司”,即由曾经在STAQ和NET法人股交易系统挂牌的公司、原从主板退市的公司和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构成,其功能定位为全国性的、统一监管下的非上市公众公司和高科技公司股份报价转让平台。

2006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试点后,武汉东湖开发区(以下简称“东湖开发区”)就开始了园区“新三板”试点申请工作。截至2009年底,东湖开发区已确立了99家重点股份公司和233家重点有限责任公司为基础的未来三年重点培育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初步建立了上市后备企业梯队。2010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可以进行非上市股份公司进入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试点。但是,鉴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多样性以及非上市股份公司的庞大数量,能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非上市股份公司仍是极少数。因此,可考虑在武汉建立区域性的证券三板市场,与全国性的三板市场形成互补。

二、武汉有设立区域性证券三板市场的巨大优势和现实需求

1、 武汉有开办三板市场的宝贵经验。武汉曾于上世纪90年代开办过柜台交易市场,当时的“汉柜”是全国第三大证券交易中心,最大的国债及国债期货交易场所,最大的资金拆借中心。然而“汉柜”只走过了短暂的6年时间,最后由于其他地方证券交易风险扩大等原因被管理层统一关闭,但是“汉柜”的发展历程为当前建立武汉区域性三板市场积累了宝贵经验。

2、武汉有良好的金融环境。武汉的金融资产质量优良,连续6年被评为湖北省A级信用市。从现有金融机构布局来看,各大商业银行均在武汉设有分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总部或者区域性分部都聚集武汉。外资金融机构已有5家进驻武汉,还有多家外资银行如花旗、渣打等,将武汉列入下一个设点城市。

3、武汉具备优越的通讯设施和地理条件。武汉还是国内遭受自然灾害概率最小的城市之一,巨灾风险极低,适合设立区域性金融中心。

4、 设立区域性三板市场是建设科技强省的迫切要求。由于缺乏良好的创业投资体系,湖北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能力比较薄弱。以武汉东湖高新区为例,随着中国光谷兴起,武汉出现一批以高成长性中小科技企业为主要投资对象的创业投资公司,国内外其他地区的风险投资也十分关注这块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科技产业园区。2009年,创业板市场的推出是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步健全的表现之一,它使创业投资公司增加了一条以上市方式退出的重要渠道。然而,就目前创业板推出后的进程而言,大部分创业投资通过全国性或区域性三板市场退出可能更为现实。因此,湖北也应把发展区域性三板市场当作营造良好创业投资环境的重要举措,以此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创投事业,帮助更多的科技创业企业度过早期资金不足的困顿。

三、创新制度,建立武汉区域性三板市场

1、区域性三板市场的定位和设立原则。武汉区域性三板市场定位为全省统一、依法治理、有效监管和规范运作的发起人股权转让市场,其功能应兼顾近期功能和远期功能。近期功能包括衔接主板与产权交易市场形成无缝隙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功能、为创业投资提供退出渠道的功能、为主板退市公司妥善安置的功能、培育上市企业资源的功能等。因此,应尽快构建升级转板机制,使区域性三板市场与主板、创业板、全国性三板市场有机衔接,帮助不断成熟的中小企业进入融资功能更为强大的股权交易平台。从远期看,随着股份制改造的深入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三板市场不仅可以作为股权流通的场所,还应具备股权融资功能,以形成一个具有完整功能的公众公司市场。

三板市场属于一种低层次的股权转让场所,因此其市场设计方面应体现差异性原则。首先,应区别于主板与二板市场。其次,中国证券市场应体现中国的具体国情。三板市场的设计还应体现层次性原则。从交易的规范性、风险的控制方面,主板与二板应更严格于三板市场;从交易的范围和区域来看,主板与二板市场应远超过三板市场;从上市交易的企业数目来看,三板市场应远多于主板与二板市场,在主板与二板及三板市场上市的公司数应呈金字塔形构成。

2、采取整合“嫁接”模式构建三板市场。从2005年4月开始,湖北省国资委贯彻“统一监管机构、统一交易规则、统一信息、统一审核鉴证、统一收费标准”的“五统一”原则,建立了全省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体系,成立了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光谷联交所”),并在全省15个市州设立了分所。功能涵盖产权交易、技术交易、代办股权转让、股权质融资及公司上市培育等,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都可在此进行交易,光谷联交所具备三板市场的诸多功能,可称之为“准三板市场”。

在构建武汉区域性三板市场时,可采取整合“嫁接”模式,即充分利用武汉光谷联交所等已有资源,在产权交易市场转型的基础上构建三板市场,形成以武汉光谷联交所为平台的省内统一的三板市场。

目前,由于在武汉光谷联交所挂牌公司的股权不能进行拆细和连续交易,大大制约了产权交易市场向三板市场的转型。探索产权交易市场向三板市场转型,政府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按照科学发展观对非公开资本市场的发展给予更多的直接支持,将产权交易市场建成主要为私募股权投、融资服务的权益资本市场。现阶段,产权交易所还担负着推动国有产权流动和国有资本结构调整的重任。鉴于此,产权交易市场的转型可采取“两步走”的策略:首先,使交易标准从目前以使用价值形态的物权为主,逐渐转向以价值形态的股权为主;其次,争取中央直接给予武汉光谷联交所相关政策,进行非上市公司股权拆细和连续交易的试点改革。为了提高股权交易的流动性,将交易的最低份额拆细为每手1万股,并采取“T+1”的连续交易制度。考虑到现阶段产权交易市场上买卖双方对非标准化单位的整体或大宗股权交易仍有较大的需求,宜采取标准化与非标准化单位并存、连续与非连续报价兼容的股权交易模式。

三板市场要形成正常的循环体系,必须完善挂牌摘牌制度。在对上与主板对接的同时,对下与产权交易所建立业务联系,把重组无望、交易近乎中断的企业移交到企业所在地的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所具备拆细连续交易条件的企业也可推荐到三板挂牌。另外,可以借鉴台湾发展低层次的场外交易市场的成功经验,规定湖北省内拟赴主板、创业板、全国性三板市场挂牌上市或上柜的中小企业,必须先在光谷联交所挂牌一段时间(3―6月)。这不仅有利于渐进孵化中小高新企业上柜或上市融资,而且还能够拉动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趋于活跃。

在形成湖北省内统一市场的基础上,吸引省外周边城市的产权交易机构加盟,构建辐射整个中部地区的跨地区三板市场。争取国家政策支持,赋予该跨地区三板市场适度的融资功能。做市商使用自有资金从投资者手里买进股票,为其提供流动性,并向那些想购买股票的投资者出售手中股票,这样一方面增强了产权交易市场和三板市场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又提高了市场流动性。

3、采取自律监管与政府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模式。我国对场外交易市场应采取自律监管与政府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模式。证券市场交易活动是非常复杂而又分散的市场活动,单靠国家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管理,其力量有限,必须建立自律性的管理组织来实施对证券市场的日常管理,尤其是对于更加灵活多样的场外交易更须如此。这一方面可以允许证券商参与制定证券市场监管规则,从而使市场监管更切合实际,效率较高;另一方面对市场发生的违规行为能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因此,发展我国场外交易市场,证监会抓紧制定场外市场的监管制度、转板制度和退市制度,构建场外交易市场制度框架的同时,还应该进一步放宽证券业协会的权限,证监会可将部分权限转让给证券业协会行使。证券业协会除了协调、管理、监督会员外,还有权对三板交易的内容和证券报价格式做出规定,建立对券商、场外交易活动的有效管理制度,引导场外交易的有序化。

三板市场的自律监管体制可以分为四个层次:最高层次的监管机构是证券业协会;第二个层次是证券交易的一线监管;第三个层次是以内部控制为主的代办股份转让的证券公司;第四层次是发行公司的自我监督管理,包括引入保荐人制度、独立董事制度,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动态的信息披露机制等。针对不同层次市场的风险特征,实施差别监管和风险防范制度,以提高市场运作效率。现行的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服务业务,只是三板的一种形态,其好处在于这些证券公司在全国各地多已形成发达的网络,技术手段比较先进。但由于这些证券公司本身也参与股票买卖,因而如何对其加强监管,是当前三板规范发展的关键。当务之急应加快建立以代办券商为核心的自律监管机制,加强对代办股份转让业务的监管。

4、充分发挥东湖开发区的“孵化”作用。目前,武汉东湖开发区已经争取到区内未上市高新科技股份公司在“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融资的试点资格。为促进武汉区域性三板市场的尽快建立,光谷联交所应与东湖开发区联手,规划光谷联交所与“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互动机制,为推动湖北产权交易市场转型以及与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的对接作好准备。东湖开发区应为园区企业在武汉区域性三板市场上市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一方面,为新创企业提供政策扶持、孵化场地、资金筹措、人才培训和管理咨询等综合;另一方面,推进科技金融创新、产业组织协同创新,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挖掘储备上市企业资源,积极拓宽服务对象。东湖开发区可以不局限于对入驻企业的服务,还可以服务于孵化器外的新创企业及与企业孵化相关的组织和个人。东湖开发区对园区外部新创企业的服务,非常有利于园区的优化运作和保证收益来源,从而增强园区对入驻企业的支持能力。

【参考文献】

[1] 陶永宏:论中国三板市场发展模式与功能定位[J].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2).

[2] 熊俊、唐青生:对我国三板市场发展的一些思考[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第8篇：汉代易学范文

摘　要：基于汉语中介语语料库，通过对CSL学习者与语气副词相关的易混淆词进行考察，发现跨类混淆的情况十分明显，除与语气副词混用外，还出现了与名词、动词、形容词、连词混用的情况。此外，相当一部分混淆词语的混淆双方在意义上相差较远。这启示我们在二语教学中应切实转换视角，从CSL学习者的角度出发进行词汇教学。

关键词 ：第二语言学习 易混淆词 语气副词 跨类混淆 词语偏误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语气副词由于意义空灵、使用频率高、用法灵活等特点，一直是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学习难点。目前，汉语中介语易混淆词的专题性研究一般只限于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几个意义较实的词类，对意义较虚的词语之间的混淆问题几无涉及。以往的汉语中介语语气副词的研究多从语法的角度展开，关注语气副词使用中出现的句法偏误，忽视词语误用的情况。本文以母语背景为英语、日语、韩语的CSL学习者为研究对象，以中介语中的语气副词为研究范围，依靠大规模中介语语料库，对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与语气副词相关的易混淆词展开研究，期望能扩展汉语中介语易混淆词的研究视域，为编纂有针对性的对外汉语教材、工具书提供素材和依据。

一、前期工作

（一）测查目标的确定

本文用来选取测查目标的底本有两种：

1.《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①初级阶段语法项目中所列双音节语气副词共19个：

大概、当然、恐怕、肯定、必须、一定、也许、差点儿、大约、到底、果然、尽管、尽量、难道、究竟、千万、还是、原来、最好。

这19个词为本文的测查目标。

2.齐春红（2008）根据《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八百词》、张斌《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侯学超《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虚词例释》，以张谊生（2000）所列的语气副词为基础，依据八条形式标准，归纳出41项典型语气副词和129项边缘语气副词。我们将其中的典型语气副词在《（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修订本，以下简称《大纲》）中进行查检，剔除《大纲》中没有出现的词，余下的作为本文的测查目标。齐春红（2008）所列典型语气副词有以下41个：

必定、本来、大概、当然、到底、的确、多亏、反正、刚巧、果然、果真、好歹、好像、简直、究竟、竟然、竟、居然、明明、难道、偏巧、偏偏、其实、恰恰、恰好、恰巧、确实、实在、似乎、想必、务必、未免、未必、幸亏、原来、也许、正巧、正好、终究、总算、着实。

剔除《大纲》中没有出现的6例（“刚巧”“果真”“好歹”“偏巧”“想必”“着实”），余下的35个词为本文的测查目标。

综合《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中的19个语气副词和从齐春红（2008）典型语气副词中筛选出的35个语气副词，本文最终确定的测查目标有以下46个：

必须、必定、本来、差点儿、大约、大概、当然、到底、的确、多亏、反正、果然、好像、还是、简直、尽管、尽量、究竟、竟然、竟、居然、恐怕、肯定、明明、难道、偏偏、千万、其实、恰恰、恰好、恰巧、确实、实在、似乎、务必、未免、未必、幸亏、原来、一定、也许、正巧、正好、终究、总算、最好。

（二）语料处理

测查目标确定以后，我们采取以下三步对相关语料进行处理，确定出本文所要考察的易混淆词词目：

第一步：将这46个测查目标在中介语语料库中进行检索，提取出含有这些词的句子，并从中筛除不符合要求的语料。

1.剔除重复出现多次的相同语例。语料中一些句子重复出现多次，可能为作文题目中的用语，为保证统计结果不受干扰将其剔除。如：从“HSK语料库”中提取的语气副词“究竟”的语料中“‘安乐死’【究竟】可不可取呢？”出现11次，我们将其剔除。

2.剔除跨词字符串。一些根据测查目标检索出的字符串，是两个词的相邻语素，例如下句中的“本来”：

（1）因为从很多国家，特别韩国，日【本来】的留学生真多，所以宿舍的问题不少。

对这类跨词字符串，本文一律予以剔除。

3.剔除语义不完整或含糊不清的句子。如：

（2）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恐怕】、她【大概】。

第二步：由4位母语者对所筛选出来的语料进行人工标注，统计测查目标在语料中的偏误次数，并对其中误用的词语进行修改，即用当用词替换误用词。将4位修改者的修改结果加以综合对比，统计语料中测查目标的词语混淆率。

第三步：剔除非语气副词义项上的混淆词语。一些语气副词存在跨类、兼类现象，如：“大概”有名词、形容词、副词3种词性，在本文的统计中“大概—大部分”②的混淆率很高，但都是在“大概”形容词义项上的混淆。例如：

（3）【大概】的日本女青年对职业棒球没有感兴趣，所以我的爱好是可能与众不同的。

限于本文的研究范围，我们对此类混淆不予考虑。

二、语气副词使用的基本情况

（一）语气副词使用情况统计

我们对46个目标词在两个语料库中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其中有32个词在使用中出现偏误，统计结果见表1。

（二）语气副词使用情况分析

上述32个出现偏误的语气副词在使用中呈现出以下特点：

1.语气副词的使用频率总体较低，32个语气副词的总使用词次仅为7978次，不少语气副词在620多万字的语料库中的使用词次都低于100次。这说明语气副词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学习中的难点。因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经常使用的交际策略之一就是“回避策略”，即尽可能避开那些难的句式和词语，使用较容易的词语进行交际。语气副词使用频率如此之低，反映了第二语言学习者的“避难”心理。

2.这32个语气副词的使用频次悬殊。出现次数最少的“务必”在620多万字的语料库中仅出现4次，而出现次数最多的“当然”，其使用词次达到1281次，“当然”的使用词次是“务必”的320.25倍。我们还考察了汉语母语者使用“务必”“当然”的情况。在2.6亿字的CCL语料库中，“务必”出现了1629次，“当然”出现了49091次，“当然”的使用词次是“务必”的30.14倍。可见，第二语言学习者不同语气副词使用频次的悬殊程度远远高于汉语母语者。

3.偏误率大多低于20%。“务必”的偏误率最高，达到50%。

4.这32个词的总偏误次数为501次，在所有偏误中，词语混淆偏误共有247次，混淆偏误率为44.05%，即词语混淆偏误占总偏误的44.05%，比重很高。

三、易混淆词的确定

张博（2008b）概括了汉语中介语易混淆词的4个特点，其中最能反映易混淆词本质特征的有两点，一是“词语误用的频率较高”，二是“具有广泛的分布”。本文将这两点本质特征作为确定易混淆词的主要标准。

（一）如何衡量“词语误用的频率较高”

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依据张博（2013）提出的衡量词语混淆度的可操作性的方法进行考察研究。首先，我们采用人工批注的方法找出误用的目标词，并对误用词语进行替换，统计误用词与当用词词对的数量。经过统计，共得到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的混用词语30组。接下来我们对这些混用词语的绝对混淆频次和相对混淆频度分别进行考察。例如，“实在”在语料中一共出现274次，其中应改作“确实”的有21次，这是“实在—确实”的绝对混淆频次。“实在—确实”混用的次数占“实在”总词次的7.67%，这是“实在—确实”的相对混淆频度。

最后，综合考虑绝对混淆频次和相对混淆频度，对这30组词的混淆度进行排序。根据混淆度的排序，我们将前10名的混淆词语列为下一步的考察对象。这10组混淆词语是：“到底—最后”“确实—实在”“大概—一般”“恐怕—也许”“恐怕—大概”“尽管—不管”“幸亏—幸运”“原来—本来”“果然—难道”“当然—必然”。

（二）如何衡量“具有广泛的分布”

要确保所筛选出来的易混淆词具有广泛的分布，就要排除个人用词上的习惯。已经符合出现频率高这一标准的准易混淆词，还要在至少3位不同学习者的语料中出现才能最终确定为易混淆词。统计数据中有一些词语绝对混淆频次和相对混淆频度都符合标准，但只在单个学习者的语料中出现，这些准易混淆词不能纳入易混淆词的范围。如“果然—难道”“原来—本来”“当然—必然”。本文将这类因学习者个人偶发而出现的混淆词剔除，以保证确定出来的易混淆词符合分布广的特点。

经过这两个步骤筛选出的词语符合误用频率较高、分布较为广泛的特征，是本文所要研究的易混淆词。通过这两个步骤所确定出的易混淆词共有7组。

（三）对个别词对实行人工干预

由于本文是将所要考察的语气副词作为目标词在语料中进行检索，因此只能呈现测查目标作为误用词出现的混淆词。而事实上，在一些与语气副词相关的词语混淆现象中，语气副词是作为当用词出现的，即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当使用该语气副词时误用其他词语。为弥补这点不足，请有经验的汉语老师和精通汉外语言的双语学者对确定出来的易混淆词进行查漏补缺，并在语料库中进行验证。例如，在语料库中并未出现当用“必需”而误用“必须”的语例，但依据教学经验，我们确定学习者经常将两词混用，因此我们推测这两个词的混淆是以“必需”为误用词的。在语料库中以“必需”为目标词进行检索，“必需”在语料库中一共出现90次，应改作“必须”的有65次，“必需-必须”的绝对混淆频次为65，相对混淆频度为72.22%，符合本文所确定的衡量易混淆词的标准，我们将其列入本文所考察的易混淆词的范围。

（四）易混淆词的确定结果

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目标词的混淆情况进行统计，筛选出符合标准的易混淆词8组，分别是“必需—必须”“到底—最后”“确实—实在”“大概—一般”“恐怕—也许”“恐怕—大概”“尽管—不管”“幸亏—幸运”。

四、与语气副词相关的易混淆词的基本特征

（一）易混淆词混用的倾向

张博（2008）在谈到汉语中介语易混淆词的特点时指出：“从易混淆词的词际关系看，有一对一混淆、一对多混淆和多对多混淆等类型”“从易混淆词误用的方向看，既有单向误用，又有双向误用”。下面我们将从误用词与当用词的词际关系及误用方向的角度对本文所确定出来的8组与语气副词相关的易混淆词进行考察。

1.误用词与当用词的词际关系

我们对8组易混淆词的词际关系进行考察，发现其混用倾向有两种：一对一混淆和一对多混淆。统计结果见表2。

2.易混淆词的误用方向

易混淆词的误用方向有两种，一种是单向误用，即在词语使用中，学习者只会把甲词误用为乙词，但不会把乙词误用为甲词。例如，语料中出现的当用“必须”而误用“必需”的语例有31个。通过对整个语料进行观察，并未见当用“必需”而误用“必须”的情况。因此，易混淆词“必需—必须”就属于单向误用。本文单向误用的易混淆词有4组，分别是“确实—实在”“必需—必须”“尽管—不管”“大概—一般”。

另一种是双向误用，即学习者不但会把甲词误用为乙词，还会把乙词误用为甲词。例如，语料中既出现了当用“恐怕”而误用“大概”的误例，又出现了当用“大概”而误用“恐怕”的误例，因此“大概—恐怕”是一组双向混用的易混淆词。本文双向误用的易混淆词有4组，分别是“大概—恐怕”“到底—最后”“大概—也许”“幸亏—幸运”。

（二）误用词与当用词的词类关系

汉语母语者容易混用的词语，即通常所说的同义词，从词性上看一般要符合词性相同的规约。张永言（1982）指出：“所谓同义词（synonyms）就是语音不同但是有一个或几个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同义词通常属于同一个词类。”此外，周祖谟（1962）、方文一（1980）、刘叔新（2000）等也都持此观点，认为同义词一般词性相同。那么，第二语言学习者容易混用的词语是否也有词性相同的特点？下面从词类的角度对8组易混淆词进行考察。③考察结果如表3。

从表3可以看出，8组易混淆词，误用词与当用词的词类关系非常复杂。有4组易混淆词双方词类同属于语气副词，其余4组分别是语气副词与连词、名词、形容词、动词的混用。

（三）易混淆词之间的意义联系

根据易混淆词之间意义联系的远近，可将它们分为以下三大类：

1.同义词的混用

崔复爰在《现代汉语词义讲话》中指出：“同义词是任何一个语言词汇中，意义上相同或基本相同而材料构造上却不相同的词。”本文的8组易混淆词是否存在同义关系？将这8组易混淆词在3部收词较为严格、比较有代表性的同义词词典④中进行检索，具体情况如表4。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上述三本同义词词典大都认同“必需—必须”“确实—实在”两组词为同义词，而剩下的六组则都没有收录。

2.同一语法范畴内词语的混用

一些词语虽然语义上没有同义、近义关系，但由于表示相同或相近的语法意义，属于相同的语法范畴。张谊生（2000）指出，评注性副词（即本文所研究的语气副词）主要表示说话者对事件、命题的主观评价和态度，评注性副词有断言、释因、推测和总结四种功能。其中推测就是对事件的结果和发展进行推断估测，包括表确定性推测和表揣度性推测。其中表揣度性推测的词有“恐、怕、恐怕、也许、或许、兴许、大概、大约”等。

肖奚强（2003）认为传统的语气副词与模态逻辑中的模态算子具有相似性，因此将语气副词称作“模态副词”。笔者认为其中的可能模态副词包括“可能、也许、许、或许、兴许、敢情、不定、不见得、不免、难免、大半、大概、大约、约莫、多半、恐、怕、恐怕、没准儿、似、似乎”。

史金生（2003）将表揣度性推测的语气副词分为三个次类，其中“恐怕、恐、怕、也许、或许、兴许、许、大概、或者、甚或、不定、大约、多半、该、似乎、好像、仿佛、好似”表示的是对质的真实性的推测。

根据前人研究，“大概”“恐怕”“也许”虽不是同义词，但却表达相同的语法意义。这几组词虽未被同义词词典收录，但在第二语言学习者中介语语料库中的混淆率却很高。一些面向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辨析词典也将它们纳入辨析范围，例如《汉语近义词典》将“大概—也许”“恐怕—也许”作为近义词进行辨析；《1700对近义词语用法对比》虽未收录，但在“恐怕”的词义说明中明确指出“表示估计，相当于‘大概’‘也许’”。

3.意义上几乎没有共同点的词混用

一些意义上完全没有共同点的词，在第二语言学习者汉语中介语中却发生了混淆。例如“到底—最后”：

（4）到底我这次参观了“密云”，觉得这个是高级的农村，不象农村的农村。（当用“最后”）

（5）我试着看了几次她喜欢的节目，不过到底我还是不喜欢。（当用“最后”）

（6）到底，一个女人愿意出租一间卧室给她。（当用“最后”）

本文中的4组易混淆词“大概—一般”“尽管—不管”“到底—最后”“幸亏—幸运”在意义上都没有共同点，汉语母语者一般不会将其混淆，而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混淆度却很高。

五、结语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发现：

1.与语气副词相关的词语混淆有一定的规律性。从词际关系来看，有一对一、一对多的混用；从误用方向来看，单向误用和双向误用的比率持平。

2.本文所考察的8组易混淆词，误用词与当用词双方的词类关系非常复杂。除与语气副词混用外，还出现了与名词、形容词、动词、连词混用的情况。跨类混淆的情况十分明显。

3.同义词、相同语法范畴内词语的混用是与语气副词相关的易混淆词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意义间几乎没有共同点的词也占相当大的比重。这说明在考察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词语混淆时，不能仅从汉语本体的角度出发，否则就会忽略了意义间关联较远或几乎没有关联的那些词。因此第二语言教学中的词语辨析需要转换视角，从第二语言学习者词语使用的实际出发来选取所需辨析的词目，并根据混淆点对其进行辨析。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不同母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词语混淆分布特征及其成因研究”[项目编号：2009JJD74000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我们查阅了三份面向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汉语水平的教学大纲，分

别是《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修订本）《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学大纲》。只有《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明确指出所需掌握的语气副词。

②“—”前的“当然”是误用词，“—”后的“必然”是当用词，

以下皆同。

③对于下列词语词性的确定，以《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以

下简称《现汉》）为准。

④张志毅（1981）《简明同义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刘

叔新主编（2004）《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张志毅、张庆云编著（2005）《新华同义词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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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张志毅，张庆云.新华同义词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第9篇：汉代易学范文

关键词：《焦氏易林》；四家《诗》；孔子诗论

中图分类号：I206.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4）04-0107-06

收稿日期：2014-01-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XJC751003）

作者简介：刘银昌，男，河南漯河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西汉焦赣所著《焦氏易林》一书虽为衍《易》之作，但其大量化用、引用《诗经》，且将《诗经》的比兴手法和《易经》的象学思维有机地融通起来，文辞古雅可观，被钱钟书先生看作“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蠖”。在其与《诗》《易》关系方面，闻一多先生曾经说：“《易林》用《诗》多于《易》，盖事虽《易》，其辞则《诗》也。”据初步统计，《焦氏易林》直接、间接涉及《诗经》的有500多首林辞，所涉之《诗》有130多首。对于《诗经》中的作品，《易林》有用其诗意者，有直接引用诗句者，有间接引用诗句进行加工改编者，由此可见二者的关系非常密切。这当然和作者的崇经意识有关。但从其涉及《诗经》之内容，尤可考见其中所包含的汉代《诗》学信息。《焦氏易林》与汉代《诗》学之间的关系，学者已有关注，如李昊《（焦氏易林）与汉代（诗）学研究》一文认为，“焦氏《诗》学至少是以齐诗说为主导，兼采各家之长，时有独创之见”；张玖青则认为，“《易林》说《诗》与《毛诗序》有同有异，《毛诗》之外，《易林》说《诗》多同于《韩诗》”。本文认为，《易林》中的《诗》说，涉及汉代四家《诗》，并与上博楚简《孔子诗论》有关，兹论述如下。

一、《焦氏易林》与四家《诗》

焦赣生活的时代，正是今文三家诗盛行之际，因此《易林》涉及三家诗似乎是难免的。然而由于三家《诗》的亡佚，我们在作《易林》引《诗》和三家《诗》比较时，难度很大。从清代以来，学者从焦赣学术渊源考察，认为其学有着浓郁的齐学色彩，于是将《易林》涉《诗》之处一律看作齐诗，像清代陈乔枞的《三家诗遗说考》曾从《易林》考察出《齐诗》，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中的《齐诗》来源基本上都出自《易林》，此外还有魏源的《诗古微》。尚秉和先生也认为“焦氏所说，皆齐诗”。今人陈子展的《诗经直解》《诗三百解题》和程俊英、蒋见元的《诗经注析》均引用《易林》以和《诗经》比较。《易林》中涉《诗》之处是否均为《齐诗》呢？在焦赣生活之际尚未立于学官的古文《诗》学《毛诗》果然就和《易林》没有关系吗？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学者认为《焦氏易林》为《齐诗》，其主要理由即如陈乔枞在《齐诗遗说考自序》中所说：

《易》有孟、京“卦气”之候，《诗》有翼奉“五际”之要，《尚书》有夏侯“洪范”之说，《春秋》有公羊“灾异”之条，皆明于象数，善推祸福，以著天人之应。渊源所自，同一师承，确然无疑。孟喜从田王孙问《易》，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喜即东海孟卿子，焦延寿所从问《易》者，是亦齐学也。故《焦氏易林》皆主《齐诗》说，岂仅“甲戊己庚，达性任情”之语与翼氏《齐诗》言“五性六情”合，“亥午相错，败乱绪业”之辞与《诗泛历枢》言“午亥之际为革命”合已哉？

尚秉和先生所据亦大致如此。这样推论的依据便是所谓汉人学术授受之际的师法问题。赞同师法的清代学者认为，汉人讲学，有一定之法，受业弟子不得擅自更改老师的传授，包括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说法。可是，只要我们考察一下《汉书・儒林传》，就会发现擅改师法者大有人在，所以师法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铁律。徐复观先生就认为汉儒中很多人并不讲师法这一套，“清乾嘉学派对师法意义的夸张，只是在学术进途中自设陷阱，没有历史上的根据”。如此说来，认为《易林》说《诗》为《齐诗》，乃推测之辞，无必然之据。因此针对陈乔枞的做法，徐复观先生说：“陈乔枞《齐诗遗说考》特划定《礼记》、戴《记》《汉书》、荀悦《汉纪》《春秋繁露》《易林》《盐铁论》《申鉴》诸书中的有关《诗》的材料，作为齐《诗》的范围，采辑成《齐诗遗说》，可谓荒谬绝伦。”然此话稍显偏激，因齐派《诗》学当时有一定影响，且焦赣确也与齐学有些渊源，以焦赣之刻苦治学，吸收《齐诗》的某些因素也是有可能的。但不可一概视之为《齐诗》，亦不可完全抹煞它与《齐诗》的联系。

在三家《诗》中，《鲁诗》亡于西晋，《齐诗》亡于三国魏，《韩诗》亡于宋，今仅存《韩诗外传》一书。通过《韩诗外传》，我们可以比较《易林》涉《诗》与《韩诗》之间的关系。尚秉和先生在《焦氏易诂》卷9中有一条结论曰“由《易林》推焦氏习《韩诗》”：

《易林・噬嗑之渐》云：“鸽鹅鸱鹗，治成遏灾。周公勤劳，绥德安家。”《毛传》：“鸱鹗，鹩夹鸟也。”陆机云：“似黄雀而小，幽州人谓之鹊鹅。”则非恶鸟也。《韩诗》：“鹊鸩所以爱其子者，适以害之”，说周公《鸱鹗》诗意也。依《韩诗》意，则以“鹗”为“枭”，《说文》所谓“不孝鸟”、陆机所谓“其子长大，还食其母”也，故日“爱子适以害之”。按《诗・大雅・瞻印》云：“有枭有鸱。”《毛传》：“枭鸱，恶声鸟。”《鲁颂》“翩彼飞鹗”，《毛传》亦训为恶声鸟，是“鹗”即“枭”。然《毛传》不训《鸱鹗》诗之“鹗”为“枭”者，以周公不宜以枭喻所亲也，《韩》则不然。《易林》云：“治成遇灾”，正母被子害之意，故知焦习《韩诗》。

另外，在《焦氏易林》中，还有几首仿佛《韩诗》，如《萃》之《渐》：

乔木无息，汉女难得。橘柚请佩，反手难悔。

据李善注《文选》郭璞《江赋》“感交甫之丧佩”时引《韩诗内传》曰：“郑交甫遵彼汉皋台下，遇二女，与言日：愿请子之佩。二女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超然而去，十步循采之，即亡矣，回顾二女，亦即亡矣。”可知“橘柚请佩”与此相关。《焦氏易林・噬嗑之困》：“二女宝珠，误郑大夫。交父无礼，自为作笑。”亦本此。又如《无妄》之《剥》及《大壮》之《》：

《行露》之讼，贞女不行。君子无食，使道壅塞。

昏礼不明，男女失常。《行露》反言，出争我讼。

此两首认为《行露》是说男女双方因婚礼而发生的争讼，亦与汉代《韩诗》说合。《韩诗外传》卷1日：“夫《行露》之人许嫁矣，然而未往也。见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为得妇道之宜，故举而传之，扬而歌之，以绝无道之求，防污道之行乎？《诗》曰：‘虽速我讼，亦不尔从。”’

由于三家《诗》的亡佚，我们只能将《易林》所涉之《诗》与《毛诗》相比较，经过比较，会发现有与《毛诗》相类似者。《毛诗》传人毛亨在西汉初年就开始授徒讲学，只不过当时其学在民间流传。焦赣易学中尚有民间隐士的传授，则其习《诗》不限于官学亦情理中事。且一些学者考证《毛诗》源于荀子，而焦赣对于先秦诸子又无不涉猎，在《易林》中有许多化用《荀子》典故和语句者，则荀子说《诗》，亦当为焦赣所熟知，故其接受《毛诗》影响亦有可能。杨慎也说《易林》“辞皆古韵，与《毛诗》《楚辞》叶音相合”。我们可以随意举几首与《毛诗》诗旨相近似者：

（1）《小雅・无将大车》。《毛序》曰：“无将大车，大夫悔将小人也。”《焦氏易林・井之大有》云：

大舆多尘，小人伤贤。皇甫司徒，使君失家。

二者均认识是后悔推荐小人的诗。

（2）《邶风・柏舟》。《毛序》曰：‘‘言仁而不遇也。卫倾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焦氏易林・屯之乾》云：

泛泛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怀大忧。仁不逢时，复隐穷居。

二者均认为写仁人不遇时。

但是，《易林》中对于《诗》旨的阐发更多的是和《毛诗》不同，这使得《易林》涉《诗》的情况变得异常复杂。三家《诗》既不可考，而《毛诗》又是一家之言，《易林》涉《诗》亦当是百家兼采。在《易林》对《诗经》的阐发之中，有一些理解已经非常接近于《诗经》作品的本旨，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性理解了。如：

（1）对《周南・卷耳》的阐释，《焦氏易林》曰：

玄黄虺隋，行者劳疲。役夫憔悴，逾时不归。（《乾》之《革》）

玄黄虺隋，行者劳疲。役夫憔悴，处子畏哀。（《贲》之《小过》）

顷筐卷耳，忧不得伤。心思故人，悲慕失母。（《鼎》之《乾》）

《毛序》以为《卷耳》乃写“后妃之德”，而《易林》则将之解释为男子行役，怨妇思夫，较为合理。

（2）对《卫风・伯兮》的阐释，《焦氏易林》曰：

伯去我东，发扰如蓬。寤寐长叹，展转空床。内怀怅恨，摧我肝肠。（《始》之《遁》）

《毛序》以为《伯兮》“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返焉”。《易林》则以为乃妻子思念从军丈夫之诗，与当代学者认识一致。尤可嘉者，《易林》在准确把握诗旨的基础上，将这一文学性的主题进行了极尽文学性的再创作。此类情况，在《易林》中亦为常见。

（3）对《邶风・北风》的阐释，《焦氏易林》曰：

《北风》相牵，提笑语言。伯歌叔舞，燕乐以喜。（《噬嗑》之《乾》）

《北风》牵手，相从笑语。伯歌季舞，燕乐以喜。（《否》之《损》）

《毛序》认为《北风》“刺虐也。卫国并为威虐，百姓不亲，莫不相携持而去焉”。现代学者亦有认同《毛诗》者，然从原诗看，其言“惠而好我”，其言“同行”、“同归”、“同车”，显系男女嬉戏交游之作。张衡《西京赋》亦云：“慕贾氏之如阜，乐《北风》之同车。”闻一多先生亦认为此诗为情诗。《易林》阐释亦作情诗，伯、季或伯、叔当指嬉戏的男女。

（4）对《周南・桃夭》的阐释，《焦氏易林》曰：

春桃生花，季女宜家。受福且多，在师中吉，男为邦君。（《师》之《坤》）

春桃生花，季女宜家。受福孔多，男为邦君。（《解》之《归妹》）

春桃萌生，万物华荣。邦君所居，国乐无忧。（《复》之《解》）

《毛序》认为《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矣”。现代学者陈子展在《诗经直解》中则认为是一首祝婚歌，《易林》所释殆同。

分析《易林》与汉代四家《诗》的关系，会发现《易林》关于《诗经》的说法并非专取一家，而且也不仅仅局限于四家《诗》，有些对于《诗经》的解读，应为焦氏独创。

二、《焦氏易林》与竹书《孔子诗论》

在焦赣之前或他生活的同期，汉代社会关于《诗经》的传授当不止我们所熟知的四家，比如阜阳汉简中的《诗经》，另外还有上博简《孔子诗论》。在《焦氏易林》中，尚有和上博简《孔子诗论》一致或相似者，而上博简《孔子诗论》经专家考证为战国楚简。下面列举《易林》与《孔子诗论》一致或相似者数首以证焦氏《诗》学来源之广博。

第八简：《雨亡正》《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

《易林・乾之临》：《南山》昊天，刺政闵身。疾悲无辜，背憎为仇。

《雨无正》和《节南山》是《诗经・小雅》中的两首诗，《孔子诗论》与《焦氏易林》均将它们放在一起讨论，《易林》所说的“昊天”即《雨无正》中的“浩浩吴天”。这两首诗《毛序》均以为“刺幽王”：“《雨无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政也。”“《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相比较而言，《孔子诗论》《毛诗》和《焦氏易林》均认为二诗和政治有关，其中《毛诗》论《雨无正》较符合诗旨，而论《节南山》则有些牵强。《孔子诗论》和《焦氏易林》有相似之处，《诗论》所谓的“耻”，也就是《易林》所说的“疾悲无辜，背憎为仇”，二者皆揭示出诗歌的感彩，《易林》又著一“闵”字，情感体验更加丰富。

第八简：《小弁》《巧言》，则言谗人之害也。

《易林・讼之大有》：尹氏伯奇，父子生离，无罪被辜，长舌所为。

《易林・巽之观》：谗言乱国，覆是为非。伯奇流离，恭子忧哀。

《易林・随之央》：辩变白黑，《巧言》乱国。大人失福，君子迷惑。

此二诗《毛序》亦以为“刺幽王”：“《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巧言》，刺幽王也。大夫伤于谗，故作是诗也。”从《小弁》的内容看，确似父子分离之诗，然所指何人，不可考证。《诗论》和《焦氏易林》对此诗的概括相同，认为乃写小人谗言之危害。

第九简：《祈父》之责，亦有以也。

《易林・谦之归妹》：爪牙之士，怨毒祈父。转忧与已，伤不及母。

《毛序》曰：“《祈父》，刺宣王也。”我们认真阅读分析原诗，会发现并无“刺”意，和宣王也没有多大关系。《孔子诗论》认为这首诗主要是士兵对祈父的责问或指责，这种指责是有原因的。而《焦氏易林》则更进一步指出，这种指责非常强烈，已经达到了一种“怨毒”的程度，指责的原因是士兵不能够奉养老母。《诗论》和《焦氏易林》的解读较为可取。

第九简：《黄鸟》，则困而欲反其故也，多耻者其病之乎？

《易林・乾之坎》：《黄鸟》《采绿》，既嫁不答。念我父兄，思复邦国。

《易林・乾之噬嗑》：坚冰黄鸟，常哀悲号。不见白粒，但睹藜蒿。数惊鸷鸟，为我心忧。

《小雅・黄鸟》一诗，乃是写一个异乡人在外地感到不如意的思乡之歌，《毛序》以为“刺宣王也”非诗本旨。《孔子诗论》认为是写一个穷困潦倒的人想返回故土，“多耻者其病之乎”是说那些多蒙耻辱的人大概会担忧诗中所描写的事情发生吧。《易林・乾之坎》把这个异乡人具体化为一个远嫁他乡的女子，说她已经出嫁了，可是在男方家不受欢迎，以至于怀念父兄，希望回家；《易林・乾之噬嗑》则直接运用原诗中的兴象黄鸟，以鸟比人，写黄鸟在外没有食物可吃，还经常受到凶猛鸷鸟的惊吓，这些都是比喻异乡人在外地的穷困潦倒并受到排斥。综观《易林》所述，和《孔子诗论》基本一致。

第十简：《燕燕》之情，曷？曰：童（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也。

第十六简：《燕燕》之情，以其蜀（独）也。

《易林・萃之贲》：泣涕长诀，我心不快。远送卫野，归宁无子。

《易林・恒之坤》：燕雀衰老，悲鸣入海，忧不在饰，差池其羽。颉颃上下，寡位独处。

《小雅・燕燕》一诗，《毛序》谓“卫庄姜送归妾也”，《毛传》曰：“庄姜无子，……戴妫于是大归，庄姜远送之于野，作诗见己志。”《燕燕》一诗确实表达了依依别情，《孔子诗论》认为这种情感的触发是因为独自一人。《焦氏易林》似乎将《毛诗》和《孔子诗论》融会在了一起，《萃》之《贲》写诀别的伤心难受，“远送卫野，归宁无子”则与《毛诗》说法一致，《恒》之《坤》则使用了原诗中的兴象以鸟比人，而“独处”则显然与《孔子诗论》“以其独也”相一致。

第二十一简：《湛露》之益也，其犹驰与？

《易林・屯之鼎》：区脱康居，慕义入朝。

《湛露》之欢，三爵毕恩。后归野庐，与母相扶。《小雅・湛露》一诗，《毛诗》认为乃“天子燕诸侯也”。从原诗内容来看，确实与宴饮有关，然未必是天子之事。《孔子诗论》则认为“益也”，也就是恩惠或恩赐、恩泽。《毛诗》谓“天子燕诸侯也”，大概也是意在说明此诗表现天子对臣下的恩泽，不过《孔子诗论》简明扼要，并且说“其犹驰与”，意为难道还要远离、背弃而去吗？合在一起是说，《湛露》表现的是一种恩惠，难道还要不顾这种恩惠背弃而走吗？《焦氏易林》的“《湛露》之欢”，其实就是《诗论》的“《湛露》之益”，“三爵毕恩”更是和《孔子诗论》所论一致。焦赣将这样一种恩惠来比喻汉朝对区脱、康居等少数民族的恩泽，认为这种绥靖政策可以使这些少数民族不至于背叛大汉。

第二十六简：《邶・柏舟》，闷。

《焦氏易林・屯之乾》：泛泛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怀大忧。仁不逢时，复隐穷居。

《邶风・柏舟》，《毛序》认为“言仁而不遇也。卫倾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焦氏易林》的看法与其相近，二者均认为写仁人不遇时。《孔子诗论》仅仅用一个“闷”字来概括诗意，认为是写一个人的郁闷之情。《焦氏易林》与之并不相悖，但《易林》将诗理解为“复隐穷居”，想必和《周易》所谓的“遁世无闷”有联系。这里明显是在反用之，也就是《孔子诗论》所说的“闷”了。

第二十七简：《北风》，不继人之怨。

《易林・晋之否》：北风寒凉，雨雪益冰。忧思不乐，哀悲伤心。

《易林・否之损》：《北风》牵手，相从笑语。伯歌仲舞，燕乐以喜。

《孔子诗论》中的《北风》即《邶风・北风》，乃是一首爱情诗，《焦氏易林》的阐释也是把它当作情诗的。周凤武先生通过比较，认为“《易林》在三家诗为齐诗，与简文相同，其说盖前有所承也”，则《诗论》与《易林》吻合。

第二十八简：《墙有茨》，慎密而不知言。

《易林・小过之小畜》：大椎破毂，长舌乱国。墙茨之言，三世不安。

《墙有茨》一诗是写男女两人的床第之言，诗中认为这些话是不应该向外人说起的。《孔子诗论》也认为这些话是应该“慎密”不欲人知的。《焦氏易林》则认为这些床第之言不可乱说妄听，否则会破坏一个家庭的团结甚至一国的安宁，让人几辈子不安。从床第之言不可妄传乱说的角度来理解，《易林》和《诗论》有相似之处，而《毛诗》所谓“《墙有茨》，卫人刺其上也。公子顽通乎君母，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则寻找史事以解诗，有附会之嫌。

关于《焦氏易林》和《孔子诗论》的关系，陈桐生先生在《（孔子诗论）研究》中曾列有一小节“《孔子诗论》与《齐诗》”，将《诗论》中涉及的《诗经》篇目和《焦氏易林》所涉者进行罗列，并说：“《齐诗》对《诗经》的总体观点，诸如对诗歌性质的认识、对各类诗歌特点的看法、《齐诗》的理论思路等等，均不得而知，而《齐诗》所谓‘四始’、‘五际’‘六情’概念都是西汉中期经学谶纬化后的说法，与《孔子诗论》格格不入，没有任何可比性。因此本节的比较只能限于具体作品。”本文前已说明，将《焦氏易林》一概视为《齐诗》是不正确的，而且在《焦氏易林》中，诸如所谓《齐诗》的“四始”、“五际”、“六情”以及借《诗》言阴阳灾异（《易林》中确实有很多阴阳灾异的思想，但这和汉代易学有关，且焦赣并无用阴阳灾异解说《诗经》的地方），并不可见，所以，不可以《焦氏易林》代表《齐诗》来和《孔子诗论》作比较，因为陈桐生先生自己也说，按照传统对《齐诗》的理解来看，《齐诗》和《孔子诗论》没有任何的可比性。所以，上文的比较只能是《焦氏易林》和《孔子诗论》的比较，而不是《齐诗》和《孔子诗论》的比较。通过以上对比，可知《焦氏易林》的一些说法是和《孔子诗论》相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测，即《孔子诗论》在焦赣生活时期尚有传本，因此焦赣受其影响，接受了它的部分说法将之运用到了《易林》之中。陈桐生先生也说：“《孔子诗论》在汉代究竟有没有传本，我并不敢肯定，只是在此将问题提出来，供学者们参考讨论。”本文的粗略比较，可以为陈先生的问题提供一些肯定性的佐证。

对于《孔子诗论》说诗的特点，很多学者认为《诗论》在解读《诗经》时已经注意到了诗歌的性情即文学性，比如陈桐生先生就认为，“竹书作者吸收《性情论》崇尚真性情的思想，高扬《诗三百》中性情的价值，伸张诗歌抒写‘民性’的合理性”，“《孔子诗论》以‘民性’论《诗》，可以说抓住了诗歌创作的根本特征，在两千多年之前就有这样的深刻认识，真是难能可贵”。在《孔子诗论》中，关于文学性及诗歌情感的论述如第一简：“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这里将诗歌文学、音乐等艺术并列论述，并提到志、情、言，可知《诗论》的作者并没有忽视这些艺术的情感本质。第三简曰：“《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隐，其声善。”这是说《国风》记载、容纳的事物非常广博，可以从中观看民风民俗，可以从中汲取很多材料；它的语言含蓄隐约，它的音律非常悦耳。第三简又日：“口口口口[《小夏（雅）》，口德]也，多言难而怨怼者也；衰矣，小矣！”这是说《小雅》的特点就是多言灾难和寄托怨愤之情，是衰世之文学，故篇幅短小了。第四简日：“与贱民而豫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日：《邦风》是也；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日：《小雅》是也。]”这句话是说，和下层百姓一起体会忧患与喜乐，这种用心将怎么样呢？回答说：这是《国风》的功能；百姓有了忧患，社会出现了上下不和，这种用心将怎么样呢？回答说：这说的是《小雅》。

结合学者的研究和《孔子诗论》的简文，我们可以发现《诗论》对《诗经》的理解是非常准确的。焦赣之接受《孔子诗论》极有可能，则对《诗论》上述观点也一定会有所吸收扬弃。《焦氏易林》中的很多作品都富于情感性，有的情感还非常激烈，似乎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即便是《焦氏易林》引用、化用、改写《诗经》的句子，也大多是选择《诗经》中最有感彩和表现力的语言。《易林》这种对情感的重视，和《孔子诗论》所谓的“《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是否有关，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焦氏易林》中，很多作品的风格是模仿《国风》和《小雅》的，而按照《孔子诗论》的观点，《国风》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语言含蓄而有文采，而《易林》内容之广博，涉及面之宽，整个汉代文学乃至后世的任何一部诗集都无法和其相比，又由于其占筮语言的特性，含蓄的象征、暗示比比皆是，这和《诗论》所述岂不又很巧合？而《诗论》所认为的《小雅》中的怨愤、不和之情，在《易林》中更为多见，此又可注意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