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哲学精选(九篇)

第1篇：精神分析哲学范文

大卫?罗伊的文章《过程思想与心理治疗间对话的价值》[1]巧妙地阐释了过程思想与心理治疗在诸多方面的对话，并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对话互有裨益。本文试图通过怀特海关于现实本质的哲学洞见来确证沙利文的心理治疗的人际理论的某些关键特征，从而对过程思想与心理治疗的对话有所贡献。在阐述其对动能的理解时，沙利文写道：“在所有的哲学家之中，怀特海将宇宙视作一个机体，很显然，我们可以将活的机体视为特定的动能。”之后，他引用《过程与实在》中的内容详细说明了其观点[2]102。虽然怀特海并未特别关注心理学这一学科，但是我们发现，在怀特海的作品中有很多深刻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与沙利文的临床观察结果一致[3]。正如沙利文自己曾指出的那样，怀特海的过程思想可以为当代精神治疗提供一个协调一致的理论基础[4]。

一、关于理论的起源

哲学家时常会迷失在假设性观点的迷宫中，与此不同，心理治疗师必须接触具体的个体。为了治疗病人，心理治疗师必须依靠关于自我和人格的可操作模型。这一理论框架需要关注健康正常的个体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假设和理论母体，同时也要有判断和评估良好人际关系模型的标准。例如，指引弗洛伊德的开创性工作的模型就深受牛顿物理学，特别是赫尔曼?冯?亥姆霍兹的研究的影响。这一倾向使得弗洛伊德能够类比地将人类视作蒸汽机，这样其中的有限能量无疑在这封闭的系统中得到了诠释。弗洛伊德理论中常见词汇如“阻抗”、“压抑”、“置换”等，清楚地显示了其理论基础。

遵照经典力学原理，弗洛伊德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并且强调直接接触对于解释人类行为的必要性。随后，克拉克?麦克斯威尔的场理论彻底变革了物理学的机械观念，该理论指出，即使物体相互间没有直接接触，作用与反作用在一个既定的电能场中也会发生。与此类似，参照麦克斯威尔的发现，沙利文通过重点强调关系和相互依靠的概念彻底挑战了弗洛伊德本能驱力理论的基础。

沙利文不主张将个体人格视为如独立的、离散的实体那样的研究客体，而是认为人格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显现自身。这些他人可以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或者现实人的人格化象征，如一个小孩的梦境或其想象中的角色。然而，认为个体人格可以在“真空”中讨论可能导致怀特海界定的“误置的精确之谬误”。对于怀特海和沙利文而言，人格只能是一个关系性的词汇。用沙利文的话来说，“人格是在重复发生的人际情境中的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模式”[2]110。对于这些可观察模式（即人格）的研究构成了心理治疗职业的本质。

如果人格是一个关系，那么我们还应该精确研究什么与此相关。对此话题的讨论将揭示沙利文的基本假设在多大程度上与弗洛伊德的假设相冲突。为了更加充分地解释人类行为，沙利文认为有必要将他称之为弗洛伊德的“机械主义”概念换成他的“动能”的概念。对此，他界定为“相对持久的能量转换模式，这一模式在机体作为生活的机体的过程中体现其特点”[2]103。根据他的模型，人格被视为一个动态的活的有机体，它由很多相互作用的动能和次动能组成，这些动能在身份的重复性模式中得以显示。人类机体不是一个有着长期自我认同的、固定的、静止的物体，而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动态关系，它是一个由处于连续的流动或变化状态之中的一些成分动能所组成的。因为在长时间的模式中会有相似性，所以个人身份的意识是被保存的， 尽管总是以一种相似的方式保存。

所有对于个体的全面认识都必须包含其动能和次动能的范畴，这些构成了个体的生活模式。沙利文写道：“对任何生命个体的考察都必须包含三个终极因素：它与必需的环境媒介的共同存在；它的组织；以及它的功能性活动。”[2]98通过强调这种三层次的方法，即坚持心理治疗应该借鉴来自社会心理学和心理生物学的洞见，沙利文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弗洛伊德。很明显，当有人扩展了人格所存在的母体时，对于临床实践会产生非常显著的延伸意义。咨询师不仅需要将个体病人视为操作性的生物组织，同时必须要理解此人的环境媒介，这包括作为功能性活动的发生对象的其他人，以及特定文化（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对于世界的感知模式）。最后，在心理治疗中，咨询师与病人一起，必须尝试在以上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全部关系上达成共识[5]19-25。

熟悉怀特海形而上学的人可能会对于沙利文的观点感觉很熟悉。通过自己的研究，沙利文同样认识到了怀特海所宣称的关于实体本质的基本观点，并将其构建成一个适用于心理咨询的切实可行的人格理论。沙利文的理论可以用怀特海的概念性术语（比如合生、现实实有、社群以及联接等）来阐述表达。本质上而言，在对人类个体的概念化方面，沙利文和怀特海一样，拒绝基于一个“物质形态论”的人格模型，并且坚持强调过程的动态性特征。另外，通过强调人格是其构成关系的综合，并且在一个既定的能量场中，人格受人际间力量的影响，沙利文是在用心理学术语来表达在怀特海关于“外延性连续体”讨论中的观点。

读到沙利文关于人类个体的三个维度的理解时，怀特海主义者也许会立即想到《生成中的宗教》中一个类似的论述。怀特海指出，当个体有意识地意识到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的合流时，宗教性自我意识开始出现，这三个概念指：关于个体对自己的价值的概念；关于世界上不同个体彼此间价值的概念；关于主观世界的价值的概念，其中主观世界是从其构成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中衍生出来的共同体，且该共同体对于每一构成个体的存在都是必要的[6]。

这一思想和表达模式上的相似性不仅反映了怀特海和沙利文在思想上的相似性，同时也在更深的层次上表明了他们共有的对于人类的相似认识。在谈到身体时，沙利文使用动能和次动能的相互作用来阐释；而怀特海则表述为“身体是由各种经验中心所构成，这些经验中心在表达自身时相互影响”[7]32。

同时也要指出沙利文关于自我系统和选择性忽略的观念与怀特海的另外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它们都是基于这样的预设：当前瞬间包含着其所有的过去。对于怀特海和沙利文而言，当下总是寻求价值最大程度的实现，这些价值可以从这一现实世界的可获得数据中得到。

对怀特海“现实世界”的意义更全面地理解，有助于我们将母体置于机体形成安全操作的背景中，从而更好地理解母体。受其主观目标的控制，自然地遵循历史性路径，这些路径指向先前的满足并且避免价值实现的最小化或琐碎化。沙利文对于怀特海模型的赞同可以从他在阐释机体如何对其过去数据进行反应时常会在“摄入”这一词汇[2]28，76-77，141中体现出来。另外，沙利文关于无意识或者选择性忽略的概念，表现出他对于怀特海消极摄入这一概念的创造性临床应用。

沙利文和怀特海都对经验采取一种动态的观点，不同的是，怀特海选择关注微观世界的水平这一领域，这引发了他的机体哲学；而沙利文致力于研究人类经验这一特定领域，这催生了其精神治疗的人际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将沙利文的理论解读为怀特海存在论的子集，或与此相反，将其视为怀特海理论中内隐表达内容的具体化。

二、关于人格发展

沙利文与弗洛伊德在理论上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对于人格发展的看法。同时，在沙利文思想与怀特海机体哲学中所表现的感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这一部分将简要描述沙利文的人格发展阶段观点，同时探讨从其作品中搜集出的与怀特海机体哲学相关的观点。两位思想家都明确否定存在能够在持续的转变过程中保持不变的“物质自我”这一观点。为了呈现他们的发展性洞察，我们需要一种能够真正表现他们观点的动态性特点的语言与风格。

缘于其对于精神分裂症的研究，沙利文不仅逐渐摈弃了弗洛伊德将性能量作为人格发展的唯一动因的强调，也摒弃了弗氏对于人格发展阶段的观点。在沙利文看来，对于个体人格形成起重要作用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性能量的流动，并且进一步超越了弗洛伊德所预见的有局限性的时间框架。沙利文将个体发展的第一个关键期命名为幼儿期，它从出生开始持续到清晰表达能力的出现。在这一过程中，特别考虑到这是自我系统的开端，因此婴儿与母亲的关系非常重要。接下来的阶段是儿童期，这一时期持续到儿童表现出超越最直接的父母和子女关系而去寻找其他儿童作为玩伴的需要。少年期阶段的特点是需要在同龄群体中寻求更广泛的关系，这一阶段接着支配着人格发展，其持续时间是个体在学校的最初几年直到（并包括）个体出现对于自身性别一致性的最初意识这段时间。第四个阶段是青春期，分为前青春期、青春期早期以及青春期后期三个次级范畴。

与其动态性观点一致，沙利文相信，人格从来都不是固定的，而且会受到与新的人际环境相关的改变的影响。他认为，以上列出的四个阶段中确立的模式对于人格动能如何与环境相连以及机体作为一个整体如何加工数据有显著的影响。有时我们无法协调这些阶段，或者不能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去经历每一阶段所界定的特定人际维度，这是由于精神病学调查材料所限。

在个体发展阶段的跨度方面，怀特海与沙利文也存在着一致。沙利文认为正常人际发展的基本过程一直持续到20岁末甚至30岁初。同样的，怀特海在1916年向英国数学委员会所作的会长演说上提到了这样两种观察：“我们要记住，自我发展是有价值的智力增长，并且自我发展大多发生于16岁到30岁之间，”并且“重点不是个体18岁时是怎样的，而是个体在那之后成长成什么样的最重要”[8]1。

尽管大多数哲学家通常都熟悉怀特海教育哲学所拥护的浪漫、精确以及概括阶段理论，但很少有人认为怀氏是一个发展论者。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发现了怀特海与沙利文在理论起源上的相似点，怀特海关于人格发展的图式也与沙利文相似，这在怀特海的作品中有着充分的证据。

与沙利文一样，怀特海强调人际关系在人的整个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其本体论的关注点相一致，怀特海对于将所有的环境因素都整合到一起的需要非常敏感。从文本上看，其发展的具体阶段（怀特海可能倾向于称之为“节律性周期”）遵循以下的结构：幼儿期、青春期、青年期、特定的自我超越、平和。这些结构与沙利文的发展阶段在特征上很相似。根据怀特海的观点，在这些周期内都伴随有浪漫、精确以及概括三个阶段。

最后的两个周期称为“特定的自我超越”以及“平和”，这反映了人格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构成它的全部关系。怀特海指出，青年人“特别容易受到那种关于‘平和’的幻象的影响，那是灵魂诸活动的和谐，自有着超越任何个人满足的理想目标”[9]371。尽管青年也许“易受幻象影响”，获取它则要花费些时间，这就是为何怀特海看上去强调中间阶段。对于特定人或物的爱使青年超越了当下的自我关注，同时反映了其自我超越过程的开端，怀特海说“个人之爱的这一方面就是为了自私的幸福而执意坚持一种条件，这没有超越人格”[9]373。

对于怀特海而言，个体能够争取的终极完满状态反映了沙利文为成熟的适应良好的成人所预想的理想和目标。从这一角度，怀特海定义了“平和”并且指出：

“它造成意识兴趣更加宽广的范围，扩大注意的领域。因此平和是最大程度地自我控制――这种程度过大以至于‘自我’消失，兴趣转化为比个性更为广泛的协调行为……这是防止狭隘的屏障”[9]368。

通过这些过渡周期发展出的人格并不是一个物质性“自我”，而是一个动态的“联结”或“样式”，它不断地合并经验，同时逐渐地扩展其对于构成它的关系性因素的意识觉察和反应。对于这一扩展有贡献的不仅有身体机体的生理成长和个体的人际关系的成长，而且还包括自我系统的动能。沙利文认为这一动能受到安全需要的驱动，而怀特海通过强调在既定联结中美学价值的实现而对此动能进行了讨论。

到目前为止，关于人格发展的讨论几乎全部聚焦于理想状态，此状态假定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健康成熟的成人并能够实现平和的愿景。为了提供一个更为平衡的有关人的真实发展方式的描述，有必要对前述内容进行拓展。而达到此目的的一种做法就是去检验语言在沙利文和怀特海思想中的作用，而这一做法这也将有助于理解被阻滞的发展的这一话题。

三、关于语言的作用

除了列出其理论中人格发展的各个阶段，沙利文同样提到了人类感知和评估他们的经验的三种“思维”模式。沙利文给出了这三种模式的希腊文中对应名称的词形变化，这有助于理解这三种模式。三种模式分别是：原型态，字面而言是处于第一位的意思；偶合态，表示一种并排的顺序或安排；综合模式，表示按顺序放在一起。

原型模式描述的是婴儿首次遇到随机的模糊刺激，它不连贯而且没有逻辑或者理智。婴儿以一系列互不相连的瞬时状态的方式摄入世界，在这些状态中没有自我与他人或者自我与世界的直接区别。

偶合模式使得儿童能够构造一些联结，但是这些联结通常是无序的并且缺少任何的逻辑基础。“在此之后所以因此之故”的推理代表着一种偶合态推理模式，同样，游戏“躲猫猫”背后的滑稽元素，就是利用了在这个阶段儿童缺少那种皮亚杰称为“客体永久性的概念”这一特点。

综合模式使儿童能够开始对世界以及构成世界的关系形成现实的理解。尽管每个对应模式都倾向于支配儿童发展的顺序性阶段，但是无论从哪方面讲他们之间并不相互排斥。在后继的发展阶段中，思维的两个原始模式可能会再次出现，并且影响个体在压力、疲乏、精神疾病或者梦境时期的推理过程。

沙利文认为，语言对于理解这三种思维模式是如何工作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作品中，“语言”这一词汇用来表达社会化过程所必需的一系列的符号生成活动。沙利文指出，对于语言的掌握使得儿童可以对一个健康的自我概念内的各种相互冲突的人格化身进行融合[2]172-189。

除了具有交流的作用，语言也可以起到防御的作用。随着儿童不受约束的好奇心开始接触世界，焦虑的来源威胁着要对这种好奇心进行缩减。根据沙利文的观点，语言通过隐瞒和扭曲对于现实的感知而将焦虑尽可能地最小化，由此保护了自我系统。儿童能够迅速习得何时和怎样使用这一防御姿态。

在描述一个在经验的综合模式中运转的过程时，沙利文对于这种人际现象作了讨论。被他称为“一致性确认”的这个过程，使个体能够通过别人的一致看法而证实其观点，进而支持他们的感觉、感知或者关系。在相对无焦虑的人际背景中，“健康”个体能够用一种与事物的模式相一致的方式表达自己。而在焦虑水平较高的环境中（这种焦虑可能来自当前环境也可能来自这种环境所唤起的痛苦记忆），一些人发现很有必要进入沙利文称为“偶合态扭曲”的状态中，在此状态中，自我系统对现实进行某种程度的扭曲从而抵消焦虑。临床现象“移情”代表了偶合态扭曲的一个情形，以至于病人倾向于将治疗师视为他们记忆中的人。

个体对于综合模式的正当使用可以显著提高其沟通的有效性并能提升人际关系，而偶合态扭曲导致个体误解经验的真正本质，并能妨碍健康的生活。因此在沙利文看来，精神病治疗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找出并清除这种偶合态扭曲。

同样，对于怀特海而言，语言对于理解人类经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将语言视为“表达的系统化”，并宣称“毫无疑问，在所有表达思想的方式中语言是最重要的”[7]48。尽管他没有具体地谈到经验的原型、偶合以及综合模式，但在其关于智力过程的第一周期的叙述中反映出了相同的顺序模式，这一周期包括了“从获得知觉能力到习得语言，从习得语言到分类思想以及敏锐的知觉”[8]31。

怀特海对于语言的本质和功能的探索，开始于他的《思维方式》中名为《创造性灵感》的讲演的核心内容以及构成其作品《符号主义》的几篇讲稿。与其存在论关注点相一致，怀特海在前面的讲稿中将语言的功能描述为个体过去和现在的联结。语言对经验之流的片段进行组织并使其能够被理解。怀特海将对语言的掌握视为自我身份和理解的关键元素，他写道：“《圣经》第六日的记录应该这样写：上帝给人以语言，他们便成了灵魂。”[7]57

因为语言在调节人际表达形式时具有社交功能，所以对于沙利文和怀特海而言，语言所扮演的角色是精确的。从心理学的视角而言，个体越充分地表达和理解塑造人际话语的操作性因素，个体越有可能意识到构成人格母体的因果维度。正如对于事物的命名代表着儿童的首次归类行为和在社会习俗下的分享能力一样，对于塑造个体经验的因素的命名是迈向理解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个体思想和行为的第一步。通过阐释在个体人格发展过程中语言的重要性，沙利文和怀特海不仅表明了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抓住了这一重要心理治疗学洞见，同时也阐释了他们如何将这一见解融入他们关于人的动态性观点中。

四、关于治疗实践

在《精神治疗访谈》[5]19-25中，沙利文列出了他认为的精神治疗的四个阶段：开端、勘察、详细询问以及干预（或终止）。在这四个人际阶段中，治疗师通过尽可能地了解来访者的过去以及来访者与他人的联系模式从而进入来访者的世界。基于在咨询中获得的语言或者非语言信息，咨询师必须不断地测试各种各样的关于访客症状的真正本质，才能帮助病人更好地适应他或她的世界。

在怀特海的术语中，精神治疗访谈代表的是治疗师的控制性尝试，治疗师通过尽可能地理解来访者的现实世界从而帮助来访者。从这一角度，治疗师可以与来访者分享一个替代性主观目标，或者帮助来访者意识到消极摄入可能是针对病人经验的拒绝性因素。尽管将沙利文和怀特海的观点完全地对等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说：因为咨询师的视野很少被阻碍了病人观察世界能力的偶合态扭曲所阻碍，所以怀特海的哲学和沙利文的心理学为对抗和治疗来访者焦虑的源头提供了相同的临床方法。

第2篇：精神分析哲学范文

题,这就催逼着人们进行思考和探索,努力重建中国哲学。而中国哲学的新建构,必须吸取中国传统哲学和外国哲学的精华,结合中国现代化之实际进行综合创新。

[关键词]中国传统哲学;外国哲学;走向

21世纪的中国哲学,从纵向上看,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沉淀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从横向上看,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也源远流长,融合了西方哲学的优秀结晶。由于这两方面原因,结合中国哲学形态的现状,可以推断,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不能偏离以下三个路标。

一、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分

中国的传统哲学是一个十分庞大和复杂的思想系统,在两千多年的演化过程中,学派林立,思想迭起,这些学派及思潮,在其发展过程中互相批判、互相斗争、互相渗透,时有分化、时有综合,从而形成了一股错综复杂、博大深邃、波澜壮阔、源远流长的哲学洪流。现代哲学不是从现在的基础上凭空生长起来的,而是在本质上原来就具有的一种遗产。哲学总摆脱不了历史,有着自己的传统,并“通过一切变化的因而过去了的东西,结成一条神圣的链子,把前代的创获给我们保存下来、并传给我们。”1(p.1)要扬弃传统哲学之中不适应于现展的过时的东西,继承那些能够继续照亮现代和将来的精神部分,正像黑格尔所说:“这是我们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同时也是每一个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对于已有的科学加以把握,使它成为我们自己所有,然后进一步予以发展,并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当我们去吸收它,并使他成为我们所有时,我们就使它有了某种不同于以前所有的特性,在这种吸收转化的过程中,假定一个已有的精神世界,并把它转变成为我们自己的部分,因此足见:我们的哲学,只有在本质上与前此的哲学有了联系,才能够有共存在,而且必然地从前此的哲学产生出来。因此,哲学史的过程并不昭示给我们自身的生成和我们的知识或科学的生成。”1(p.1)

传统中国哲学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点,并且也具有哲学所具有的普遍性的东西,有凝聚着跨时代的带有共性、永久性、后来哲学必须保留的因素,这些因素必将影响、制约新的哲学的生成,并在新的基点上构成新的哲学的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具有自己的特质,浓缩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社会心理、风俗习惯、价值

观念、思维方式等,这些特质构成了中国哲学特有的精神风貌,这是我们重建中国哲学要传承的部分。

第一,自强不息的精神。《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2(p.386)一个“生”字,体现了中国的特有风格,

这是中国哲学家所主张的动态宇宙观,以“生”作为人类社会的根本原则,他们鼓励人们积极进取,奋发向上,

高扬乐观主义精神。《周易》又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p.9)这句话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积极进取意识,这种自强不息、尚健尚动、奋发进取的意识无疑是中国

哲学的精华,代表着民族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腾飞有

积极作用。中国哲学中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先哲们留下的宝贵遗产,这种精神鼓舞着先辈们积创造了辉煌的

精神文明,也培养了国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力争

上游的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

第二,以人为本思想。印度哲学把目光投向超越的彼岸,古希腊哲学把目光投向自身,中国古代哲学则以人为本,并在先秦时期即已经形成传统。儒家一向把人道作为理论研究的中心,孔子把以人为本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仁的概念中,把仁视为做人的终极价值目标,甚至把仁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孔子的这种人生价值

观包含着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倡导崇高的节操,

对于国人培养正义感发挥了积极作用。古代哲学家们重视人性、人际关系、处世之道等问题的研究。但中国哲

学的人本思想同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是有区别的。中国哲学的人本思想所注重的是群体而非个人,所注重

的是人际关系,而非是人的主体性,缺乏近代的人权意

识,是同自然经济相联系的,不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不可避免地沾有封建主义的灰尘。因此,我们必

须辩证地看待中国哲学的人本思想。

第三,内在超越精神。中国哲学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品格,倡导经世致用的入世精神,看重实用理性,这就是“内在性”;从后一方面看,中国哲学又表现出理想主义的品格,要求超凡入圣,看重价值理性,这就是“超越性”。在中国哲学中,内在性与超越性是统一的,“内

在超越”是中国哲学的特质之一,而在西方哲学中,人生价值观属于“外在超越性”。“内在超越性”是中国哲学的品格。所谓“超越”是指设定理想的价值目标,以此作为衡量自我完善的尺度,作为意义追求或形上追求的方向。在中国哲学中,超越的依据并不是神学意义上的彼岸世界,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本体,按中国哲学的术语就是道或理。道或理既是宇宙万物的穷极本体,也是人生的最高准则,道或理并不在宇宙之外,这就说明中国哲学中内在性与超越性是统一的。

综上,我国未来哲学的发展,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以人为本的思想以及内在超越精神,才能使哲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二、融合外国哲学之精华

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哲学基础,集中体现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智慧;而西方哲学则代表了一种外来的异质精神和智慧,重建中国哲学,则必须融合中西,综合创新。哲学本来就有批判性、开放性的潜在特质,因而中西方哲学相互影响也早已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哲学问题、哲学智慧、时代精神、文明走向上,都有共同的特性,但在语言风格、思维方式、哲学体系上却各具千秋。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柏拉图、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是重要代表,构成了西方哲学主要流向,但他们思考哲学之方法各有不同,并建立了各自的体系,如柏拉图将其师苏格拉底定义的方法发展为超越辩证法,提出了理念定位问题;笛卡尔用怀疑的方法,提出了主观和客观关系问题,即主观认知的能力与客观所知对象是如何分化、分辨、定界、对立和联系的问题;康德则用批判的方法,回答知识的基础问题;黑格尔的方法是围绕精神主体展开的辨证法,用以解决本体存在是什么的问题;而20世纪西方哲学,则是运用哲学的方法,正视传统的问题,并求其解决现实问题。90年代以来,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影响着中国的文化领域。后现代主义颠覆自柏拉图以来两千年的文化原型,以其特有的破坏性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所具有的特征。在此背景下,必然导致后现代哲学走向虚无化的趋向,不可低估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哲学的冲击,尽管有糟粕,但其中西方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体的思想、对片面发展主体的批判是可取的,它提示人们,应该注意到片面强调人的主体性和工具理性的危害性,警觉盲目地追求“主宰自然”可能导致内在矛盾和多元系统的外在冲突的双重困境。著名学者成中英先生主张要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印度佛学进行本体论、范畴论、辩证法、因果律和总体特征等多层面的细致比较、融会,并在此过程中对中国哲学进行缜密的梳理、崭新意义的重阐和深层意义的开拓。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先生对中国哲学本体论转折的阐述,牟宗三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折的阐释,冯有兰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语言转折的阐发,无不是结合现展、并吸收西方哲学的可取之处,而力图使中国哲学创新的设想。

“中国应由西方文化给予的刺激,而大大地发挥固有的创造力,创造出新的文化,使之在将来的世界文化中有重要的地位。”3(p.133)面对全球一体化,打破封闭状态的碰撞、交融、互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使得吸取外国哲学之合理因素成为当务之急,不但对西方近代哲学,而且对自古希腊哲学以来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值得借鉴、学习的地方都要吸收,为重建中国哲学所用。新晨

三、与中国实际结合

哲学作为一种思维成果,能展示思维视角和层次,又为思维机能的发展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线路、渠道。哲学又具有思辨的长处,善于超越有限的实证材料,克服实证思维狭窄的想象力,在理性直觉的基础上对有限材料进行高层次的概括,进行较严密的逻辑推理,为科学理论的发展与突破进行思辨性的探索;既具有满足人类情感需求的理论价值,又弥补了科学在人类情感困惑和宗教在人类理性困惑方面的不足。哲学的价值就在于能提供一种综合性的理论体系,既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人类的理性需求,又能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使人的精神通过理性的方式得到满足。

人不仅有精神层面的需求,还需要精神的满足,即心安神宁的精神家园。如同一个物质上无家可归而精神健康充实的人,可想尽办法拼搏求生;而一个物质家园丰裕而精神无家可归的人,反到可能会厌世自杀。哲学的天性在于它的批判性、不安分、永不满足现状,不断地创造新世界是哲学的灵魂,并显现出一种人类的感召力和统摄力,时代精神赋予它的活动,让它在实践中透视历史,预测时展的未来,从而给予人们现实的终极关怀,使人们在困惑中醒悟、启迪和振奋,还能使人在思维领域翱翔。哲学不只是为了知识的扩展,逻辑的确定,或情感的满足,也不单纯是为了研究哲学本体论,而是为了求得既能解“宇宙大全”,又能求得破解人生意蕴的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虽然有人把哲学对象归结为本体论、认识论、人学、逻辑分析、语言分析,本体论是哲学,但哲学不只是本体论;认识论是哲学,但哲学不只是认识论;人学是哲学,但哲学不仅是人学;哲学离不开逻辑分析、语言分析,但不能把哲学归结为逻辑语言分析。哲学所面对的不仅是人之外的世界,而且包含了人和人类社会在内的世界,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以及认识和改变这些关系的途径和方法。人虽然是哲学的主题和核心,哲学是探求人的本性,寻求人之为人的根本,寻求人的精神家园和人的价值和意义,但如果仅仅追求生命意义、价值、归宿和人之为人的根本,哲学就会完全伦理化和宗教化。“当代中国哲学迟早要成长为具有自己独立范式的哲学,意味着我们迟早要形成当代中国所特有的哲学知识体系中的纲与目,意味着我们迟早要对现存哲学知识予以重新分类并据以重新规划哲学的学科制度”4(p.12)

总之,中国哲学的发展,需要创新,也能够创新,重建中国哲学不能脱离中国传统哲学,需要汲取外国哲学之营养,不能超脱中国之实际。而如何重建中国哲学,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复杂的工作,需要广大哲学工作者的思考和努力。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金永.周易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3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1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第3篇：精神分析哲学范文

    历史是一门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既是它的自身，又是自身的对象，它虽然与哲学似乎完全不同，但它所具有的反思性质即它自身的超越却与哲学无异。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它具有超文化性，从而为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的比较提供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历史的自身、历史的重写、历史研究、对重写历史与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的反思即是性质上的同一，又是形式的同构，它暗示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历史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所达到的深度可以把中西哲学带到了一种互补的境界。 

一、历史与哲学 

    历史总是多重意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成为了现在的历史事实——这首先是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历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遗迹和史料中的历史，再就是由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这就是一般意义的被表达的历史，最后是有关历史理论包括关于历史研究，史学观点和方法、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等等，但这一切最终也是都是历史即人类自身的历史。 

    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过去的存在比现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学上更加困难，比如海德格尔 (1889-1976)对存在与时间的描述就给读者一种梦境中的挣扎般的印象，但是，虽然时间意义的存在问题如此困难，但至少现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却是确实的，笛卡儿（1596-1650）说：“我思故我在。”现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觉，或者说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觉而被证实，这句话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最终从朦胧时代挣脱的句号，也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觉自身开始的问号，它宣告了人类从历史的觉醒进入到了思想自觉的时代。 

    对于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历史的真正意义不能离开历史的时间性本质，但是过去总是以被表达的重写方式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相信有两种历史，基于时间的过去的历史即历史的存在和基于表达的历史即被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或称之为现在中的历史，他们留下了过去的存在问题去折磨哲学家们, 但是他们并不能逃脱历史哲学，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最终包括了现在，人们无法区别存在在历史时间之中的现在与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现实思想中的历史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历史的反思或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存在的超越同时性是历史和历史哲学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人类的历史从不自觉的自身开始经过历史表达的自觉而趋向自觉的历史哲学，这正是人类自觉的一个组成部份，历史的特殊性正在这里，它即是历史的自身，同时又是历史的表达与反思，一方面，作为历史与历史的反思，它们在时间上具有同时性意义，即历史与历史反思的同一；另一方面，作为被表达的历史与对被表达的历史的反思，它们总是以相同的表达的方式实现的，即具有形式的同构性，历史的自身是这样，历史的反思也是这样，因此历史和历史的反思在同一中进行，在同构中重演，人们总是反复地重新理解、思考历史。或许有无数的具体的历史，有千百万历史学中的历史，但无论是时间意义的过去的历史还是表达或被表达的历史的过去，它们具有终级的一致性，否则就没有历史。——这也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哲学，即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主要是关于对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和对历史学的反思，它同样基于两个层次水平，第一是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或作为部份的整体而研究它的原因趋势，简单地说；历史为什么？它是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与以往的用某种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哲学思想不同，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答案而形成某种历史理论，即思辩的历史哲学。第二是把对历史的研究、重写、解释的本身的观点和方法看作为历史的自身，甚至看成是历史唯一有决定意义的部份，它实际上企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历史是什么？这时它就成为了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即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不等同于哲学，富有历史精神的中国哲学也不等同于历史哲学或者有一种中国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从历史表达和对历史的研究中抽象出自己，而中国思想是历史自身的抽象与本质（参见“论中国思想”），因此历史哲学是超越于历史的史学理论，而中国思想是源于历史本质的中国哲学，正是历史自身本质的超越同一性使中国思想成为与西方传统哲学相对照的哲学思想。虽然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与史观千差万别，它们在历史反思的意义上却是相同的，即历史的反思与反思的历史的互补一致性，历史哲学所提供的思想不仅仅是历史的，也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同时又是哲学的，这也正是历史多重性的本义。 

二、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西方的历史发端于古希腊的英雄史诗，虽然有大量的考古和研究表明这些史诗有一定的事实的真实性，但那不看作严格的历史，这不仅仅是因为其中混合着大量的神话因素和艺术的想象，而是因为这些人物和事件不具有贯穿于整个历史中的真实性即历史时间意义上的因果性。历史的真实在最终的意义上基于时间，这不仅仅是指编年史中的时间，而是隐藏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的必然性，如果没有这种必然性，历史就是偶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一个可怕的直接推论就是现在的一切也是偶然的，世界因而将失去意义，这个推论至少与现在是真实的事实相悖，如果我们承认现在的真实即是历史的必然的话，历史就具有因果性本质。但历史自身总是隐藏在缤纷繁复的偶然性之中，为了捕捉和认识到历史中的因果性，西方的历史和历史学家实际上一直在书写着伴随整个西方历史的史外史。 

    古希腊的史诗就是英雄史诗，史诗中所表现的英雄的特质就是个性或个性化的人性，他们从自己的处境和环境中造就自己，突出自己，以自己的行为表现个性，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精神，因为英雄是从他人中区别自己，而社会承认和崇尚个性荣誉，这是一种隐藏在个人和事件的偶然性背后的社会的严肃性，它是西方文化精神本质的真正源头，它一但产生，便不会湮灭，它因形式关系而永真，一方面，它体现为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形成了社会意识和价值，另一方面，个性化与自我中心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流，不断地追求自我，创造自我，但又不断地失去自我，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动力之源。尽管西方文化在历史上续灭交替，但西方文化却在形式关系中新陈代谢，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典型的西方社会形态和主流文化，甚至对英雄崇拜也一直延续到今天，从史诗中的英雄、中世纪的贵族与骑士、资本创业的大亨，一直到今天的媒体中明星，这不是在时间中的延续，而是形式的同构更新。 

    这种形式同构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化生本源，也是生存活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样也就成为了对立于自然的个性人性的表现的舞台，在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奋斗主要地是为了展示积极的对立性的人性，即对自然的主动挑战精神，这种人性植根于与肉体和物质环境的征服与争夺，表现一种占有的欲望、冲动与冒险行为，在夺取物质与能量的奋斗中实现自我，比如希腊神话中寻找金羊毛的亚尔古船的英雄的远航和荷马史诗中奥德赛的长期的漂泊旅行就充满了这种对自然的冒险和挑战精神，正是在这种冒险经历中才显现个性的英雄，因此这种个性的人性并不同一于自然的本质，而是对立于自然，外在于自然，它的本质表深刻地现为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所以希腊史诗中的英雄总是处在神的庇护下或是自身具有混合的神性，因此史诗虽然是混合着神话的历史的传说，但正为它包含的这种外在的超越性而具有文化传统的严肃意义，并且把这种传统植入了西方文化的本质。 

    希腊的古典悲剧所反映的正是这这种文化精神，它们基于人与人，人与环境，最终是人与历史的冲突，不是冲突在历史中的生成与解决，而是冲突的再现，即冲突在历史中的永恒性，这就意味着必然性的反面——不确定性，历史的因果性被毁灭了，这就是历史悲剧的最深刻的本质。悲剧主人公遭受的磨难，人性的弱点和缺陷，甚至偶然的遭遇与不幸，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冲突的必然，它表现为人物与事件的偶然性与浪漫性，从而使历史首先以艺术形式出现，西方历史天生地具有一种艺术素质，正来源于此，是历史中的这种个性化的人性与冲突的反复再现而使历史富有艺术的素质，它成为了西方历史与西方文化中最富人性的一面。正是冲突的永恒性而成为历史性，使历史首先以艺术的形式而被表现，并将这种特质带入了西方历史`。 

    但是中国的历史与此不同，中国历史的时间性和必然性融化在历史本身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历史自身就体现为历史内在的时间即历史的连续性，这儿没有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几乎没有浪漫性因而也没有浪漫性背后的偶然性，中国历史起源上几乎不存在超越于历史自身过程之外的英雄和史诗，中国古代文化中即没有系统的神话和神系，后来也没有产生超越世俗的宗教之神，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儒家文化之所以没有成为宗教，正是因为它内在于历史而不是超越于历史之外，它没有超越的神性本质。“子不语怪、力、乱、神。” (论语：述而) 怪、力、是自然中偶然性和个性的事物，乱是社会中的历史逆流，神是超越的存在，儒家文化即不是由它们产生，也不会存有与它们的对立的关系，儒家文化缺乏个性精神也正是源于缺乏这种二元化的对立关系，历史的承续就是它的自身，它因历史而延续，它的延期续也就是历史，它赋予中国文化以一种源于历史自身本质的大统一精神，它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沉重的负面影响。历史自身的连续性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它造就了历史，也造就了与自身同一的反思精神——中国哲学即中国思想。 

三、觉醒的历史 

    如果说希腊神话和史诗不自觉地表现了西方的基本人文者精神，那么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 ~484-424 b.c.) 、修西底斯 (thucydides ~ 460-395 b.c.) 等等就是自觉地去表现这种精神，希腊人视荷马为真实的英雄，因为他英雄式地表达了历史，对神性不自觉的表达在早期希腊历史中变为了自觉的历史表达，西方的历史就是始于这种对历史表达的自觉。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不是像中国古代史官一样以自身方式参入了历史，而是以对历史的道德责任和自身的艺术气质重写历史，对历史的忠实的再记录使历史成为被表达的历史，历史的真实由历史学家的表达的忠实保证，这种忠实是现在对过去的回忆，是一种真实的关系和关系的真实。但是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终于在中世纪再次成为了超越的神性文化，历史表达成为了神学的表达，人性变成了赤裸裸的神性，漫长的中世纪以神性的自觉代替了人性的不自觉。文艺复兴是个性的人性的再次复兴，理性的启蒙也是对历史的再次自觉，它使历史处于一种理性的全面审查的眼光下，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 (1694-1778) 等同时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为历史导入了哲学思想，在历史、人性和社会的关系中寻求对历史的理性解释和再认识，但是哲学观念随之也被输入了历史，历史成为了哲学观念的表达，哲学与历史哲学相互交织，几乎是一同兴灭。19世纪的史学借助于科学思想而成为一门真正的历史学科，但是历史与科学本质是不同的，当实证的史学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处理历史时，他们便把史迹和史料当成了历史自身，历史被分离和肢解，成了科学博物馆中精确的历史标本，在史学取得巨大的成就的时候，历史哲学以突然的反省而再次觉醒而进入20世纪，一方面从对实证的史学方法的反省使历史重新回到自身，再次从历史的本身中寻找历史，但不是从具体的历史中而是从整合的的历史中寻找历史的原因和动力，这就是思想辩的历史哲学；别一方面，从对历史的表达和研究的观点、方法的自觉使历史哲学进入分析的历史哲学。西方的历史就是从不自觉的表达到对历史的自觉的表达，从历史的表达到对历史的研究，进而从对历史的研究到对研究观点和方法的反思；从事件和人物到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后成为不同文化形态的历史，最终走向对对历史表达的方法和观点自身的自觉，即历史表达和研究在自身本质上的反思，对历史在思想上的自觉最终清楚地反映在20世纪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中。 

    历史事实，历史的表达即重写的历史和对历史表达所据有的观点和方法的重新认识在分析意义上都要是对历史的反思，这种反思总是企图对历史的各种表达形式、观点和方法重新加以检讨，虽然现代历史哲学家已经不再援引外在的观念强加于历史而是从历史自身寻求历史的原因，但是这种历史的自身仍然只是部分的历史整合，历史哲学家的一个功绩就是从个别人、个别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中整合出了文化或文明的形态的历史，这种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已经从完全是对过去历史的表达转变为在历史哲学的整合方法下对历史的分析，历史在这些观点和方法下具有形态的同构性，它们被称之为历史的同时性。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和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的历史理论被称为元历史或思辩的历史哲学，就是因为他们引入了这种整合的方法和相应的历史概念，这是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在这种研究中所有的文化或文明形态都具有超历史的相互平行性和同时代性，因而成为可以进行较、分析的研究对象。 

    在这种史学方法中，斯宾格勒把所有的人类历史按文化形态进行了分类，他把古典文化叫做阿波罗类型，它的特点是注重肉体和现在，忘怀内在和外在的过去，历史中的人似乎处于历史时间之外, 但他们的本质是个体性的，是一种不自觉的人性个性，正是基于这个起源但与此不同，却不是与这种阿波罗型文化本质上的对立，斯宾格勒称之为浮士德型的西方文化就是一种个性的自觉，它的特点是耽于现实的个人贪欲和渴望，无休止地追求个性的自我完美而不惜代价，浮士德用自己的灵魂换取了知识和力量，这正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绝妙而深刻的写照，出卖自己的灵魂意味就着背叛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力量则象征着西方文化的本质性动力，它正是从这种背叛与对立中源源不断地产生。斯宾格勒从纷杂的具体历史中清理出了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从而导出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变迁的过程和趋势。作为各种历史的文化形态，它有产生、生长、和消亡的过程，实际上斯宾格勒用历史的文化同构代替了历史本身，斯宾格勒由此得出了引发大量争议的西方文明的没落的悲观结论，但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仍然存在历史的必然联系，比如我们可能看出阿波罗和浮士德型文化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变迁，就是从个性的无意识变成了个性个人的自觉，它们不是对立的文化，而是具有文化的同构的，这正说明了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承继性，因此西方文化虽然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不具有连续性，但具有形式的必然性，这正是西方文化的生命之源，它能在一次次的历史断裂和文化形态的替代中赢得自己的强大生命力，形成为世界上唯一与中国文化连续性相比照和互补的代表性文化。 

    汤因比进一步发展了斯宾格勒的观念，但他不是从不同文化或他称之为文明的历史关系中入手，而是企图从某个文明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存在关系中找到它们的自身的原因与动力，一个文明的存在状态决定于它应对来自它所在的内在或外在环境的挑战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这个文明的自身创造能力，这种创造能力即因应对环境的挑战而生，也同时在改变自身与环境的应对关系，不断的挑战与应战就造成了文明的生长、消亡或停滞。汤因比把动力学引进历史形态，虽然和斯宾格勒一样对文化形态作了比较和周期性分析，但他的文明分析具有内在的生命即基于一个文化形态自身的历史，因而他避免了斯宾格勒的悲观的结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虽然是超历史的，但他在他的研究对象的即某一个文明形态中重新置入了时间，便它获得了自身的生命，他和斯宾格勒一样在历史引入了一种整合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的观点，具有明确的哲学反思意识。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 把历史归结为自身统一的精神活动，最终历史就是历史判断，即历史总是以现实的判断的活动方式被再次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分析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反思，所以他说历史即哲学，这种历史思想的观点需要一种对历史的透视。首先要把历史作为一个活着的整体过程来看待，这里即没有游离于历史自身的个人和个别事件，没有外加于历史的超验的观念，也不是实证的或科学的方法下被拼装的历史标本，而只是历史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自身。第二，在这种观点下，历史研究相似于分析哲学，历史学家据有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面对历史，而这个过程就是对历史的判断活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历史都是现实的历史判断，历史在对历史的判断中而被表达。克罗齐将历史统一于现实的精神活动，它从黑格尔超越的历史观念和实证主义的超越的方法下把历史归还于现实的历史反思，从而在西方的传统历史中第一次实现了历史自身作为现实精神批判的统一，即历史就是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历史哲学。 

    科林伍德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1889-1943) 从克罗齐的前沿出发，认为历史的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而且它总是在今天人们的思想中复活，一方面历史人物和事件总是由人的思想驱动的，我们只有了解人的行为后面的动机我们才能理解历史，所以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另一方面，现实从历史产生，因此过去浓缩在现实思想中，历史不过是在今天的思想中重演过去的思想，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应当清楚自己的任务，批判地重演过去的思想。他的观点事实上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它聚焦于现实思想与过去思想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实现于历史学家思想意识下的历史重演，因此对历史研究归根结底是对历史思想自身的认识。科林伍德实际上是在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思想自身的分析性关联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论的问题，由于他已经意识到历史思想自身的历史性，他已经非常接近中国思想在历史反思意义上的本质。按照他的观点，历史总是由历史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下的历史重现，这实际上可以成为对中国古代史观的一种辩护，中国历史中的春秋笔法的隐与讳的不直之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取的，但在历史自身的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 它甚至能使我们能理解孔子所说的异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论语：子路) 这不是指现实道上的公平与正义，而是指历史自身必须忍受的脱化折磨，是历史成长的烦恼，历史以遗忘的方式前进，以重写的方式形成，历史的灰尘掩埋了多少历史，留下多少历史，这个比例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这是历史对自身的超越，这也正是儒家文化从历史获得的自身的历史本质，它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影响是积极与消极双重的，也是无法避免的。沿着这个方向上的继续探索可以使历史哲学把我们最终引向纯粹哲学意义的中国思想。 

四、互补的历史文化 

    历史哲学具有非同寻常的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历史内容和历史对象是复杂的，而且是因为作为历史反思的过程自身是动态的，它始终在它的对象与确定对象的方法、观点之间犹豫难决，就是说它几乎难于确定对象但又必须有对象。比如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如果离开了它历史背景孤立地进行描述就不过像是传奇小说，但是一但要将历史背景引入，就意味着要将部份的历史与所有的历史分离开来，因此就立刻面临观点和方法性问题，历史的编纂首先要从庞杂的史料中编织出背景，不管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这点，他们的不同恰恰在于对此的自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越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与全面性，这个问题就越是暴露出更大的困难，因为最终的历史背景就是历史自己，因此历史学最后不得不走向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反思本身。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历史总是交替着被重写，从英雄史诗到史实，从基督教史观到文艺复兴和理性启蒙，从思辩到实证，最后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即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与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这正是因为分析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科的方法被使用于被研究的对象，而是分析意味对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的自我批判，最终它必然走向思想自身，这就与近中国思想达到了一个相同的境界，中国思想是一种哲学，它就是历史的自觉精神，它的基于现实思想，是思想在历史本质上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一方面是中国思想自身本质的不自觉的历史本质，另一方面又是一般意义的历史即所有在中国文化中表现的历史；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却来自于历史学家的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所以历史哲学是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中的应用，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哲学反思，这样西方历史哲学最终成为了在现实意义上对历史的反思，即历史总是在今天被反思的历史，历史哲学家如克罗齐把历史等同于现实的思想，或者如科林伍德的观点，由于历史的思想已形成了历史的价值观，所以历史就是过去的思想在这种价值观下的重演，正是这样一种分析的历史哲学。与此不同，中国思想是历史在自身上的同一性超越，本质上它就是历史自己的精神反思而不是对历史的反思，它是历史的今天而不是今天的历史。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自己的方向上体现了历史与思想的一致性归宿，达到了在对历史在现实反思意义上与中国思想的一种共同境界，实际上它们基于历史自身的本质，即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超越性，这种比照揭示了中西两种文化实际存在的深刻的互补性，中西文化的区别下是这种互补性的表现。比如中国思想在历史领域的实现主要地是以文化传承的方式所表现的儒家学者即“士”个人对历史传统的认同，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是以一种以历史学家个人学术水平而表现的历史观点和方法的学术思想活动，但它们都是历史反思的，通过反思而实现的历史的自觉与自觉的历史。 

    中国历史也是多重意义的，与西方历史不同的是，中国历史是三源同一：历史事实、历史典籍和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从开始特别是从儒家文化开始就一直是以一种历史自身的反省精神出现的，孔子处理中国第一部权威史书“春秋”就被视为中国历史也是儒家文化的典范，他视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录为历史本身，因此它们是不能更改的，作为历史自身的反思他以自己的文化批判方式反省历史而不是去重新编撰历史。子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他以文字方式即笔法表现了自己的批判精神，历史在文化批判刑的意义下被诠释诠释，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运用语言批判方法的文化诠释大师，中国语言文字的所具有精神力量正是来源于此，这种批判性源于历史自身而具有对现实的精神的震慑力量，“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腾文公下）笔法所表现的文化精神正是历史反思思想的实现方式，中国历史，中国典籍具有天生的同一性，即没有高于历史的超越观念也没有对历史对象或历史内容的实证性方法，历史就是历史自身的超越即历史反思，历史就是历史文化，同时也是表现为历史精神的中国思想的本质，中国的古代史官视历史即真理，为历史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这种崇高的历史自觉精神，它使中国文化中充满了沉重的史命感。后世的中国历史编撰虽然在史料、考证等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现代史学也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但历史精神一直是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主流和动力。 

    与此不同，西方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一种超越于历史的学说，虽然近代的来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总是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历史的原因和趋势，拒绝来自历史之外的超越观念, 但他们总又是不自觉地把新的观点和方法加于历史，无论是历史编撰还是对文化、文明的研究、或者是实证的观点、方法、价值观念，甚至是作为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自身都是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历史与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研究过去的历史变为现在的对历史的研究，而分析的历史哲学与一般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现在对的历史研究的分析变成为对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和批判。但是历史思想总是通过现实中的人的思想而实现的，就是说历史思想和对历史的自觉的思想是一种超越的同一，正是在人的思想中历史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本质，分析的历史哲学由于最终把历史与对历史反思思想的认同从而实现了这个本质，即历史与史观的分析的统一。 

第4篇：精神分析哲学范文

【关键词】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自由意志理念

黑格尔所著的《法哲学原理》是他担任柏林大学教授的第三年出版的，这也是他晚年在柏林任教期间唯一的著作。他主要的政治哲学思想在这本书中得到了系统的阐发。遭到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人批判，称其为普鲁士王国的“官方哲学家”、“把哲学应用来替反动的普鲁士政府服务”等等。对于这些批判，我们应该站在哲学思辨的高度去审视，不能人云亦云。本文拟对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以及法哲学在其哲学体系、对法的定义、法哲学的具体思想等几个问题进行分析。

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

黑格尔的法哲学包含了三大部分，即抽象的法、道德、伦理。这三个部分都是特定的法或者权利在不同形式上和阶段上自由的体现，较高的阶段比前一阶段更加具体、更加丰富。意志自由贯穿着其整个法哲学体系。抽象法阶段只有抽象形式的自由；道德阶段便有了主观的自由；而伦理阶段是抽象法与道德法的真理与统一，也就是说意志自由得到充分而具体的实现的阶段。wWW.133229.coM[（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7]所以，黑格尔的法哲学就是关于人类自由的系统化学说。

黑格尔认为，法及其法哲学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有自己的特定范畴和完整的体系。这些内容包括：抽象法、道德法、伦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世界历史以及一系列的法律思想。

另外，黑格尔的法哲学将法分为自然法和实在法，并将法和法律加以区分。实定法是指现实中存在的法，包括习惯法（主观的和偶然的被知道的法）、判例法（法官定法）、引证法（法学家著作）、制定法（立法法）[（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218至220]，又根据其适用的范围分为国家法（国内法）和国际法。自然法是指应然法或者法的原理，又被成为“哲学上的法”。由于黑格尔着重从哲学的层面研究法，并将他的哲学思想运用于对法的分析，因此他的法哲学研究重点不是放在实然法上，而是放在应然法上。他的法哲学研究更具有思辨性，但又不仅有思辨而不关涉现实的操作。无论从哲学还是法学的角度来看，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都是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

二、法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关系

首先对黑格尔哲学体系进行如下简单的概括：黑格尔认为世界的本质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宇宙万事万物包括自然、社会和思维等都是其表现，因此，他称之为“绝对精神”，绝对精神表现于人类社会而言，称其为“客观精神”、“世界精神”或者“世界理念”。他将其精神哲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主观精神，分为灵魂、意识、心灵三个环节；第二部分是客观哲学，分为法、道德、伦理；第三个环节是绝对精神，分为艺术、天启宗教、哲学三个环节。他的法哲学又分为抽象法、道德、伦理三大部分。事实上《法哲学原理》基本上就是其《哲学全书》中的第三个环节《精神哲学》一书中第二编，论“客观精神”部分的发展、发挥和补充。[贺麟：《法哲学原理》一书评述]

黑格尔哲学是关于“绝对精神”的辩证法哲学，在他看来绝对精神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恰恰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发展正式按照“正”、“反”、“合”三段式进行的。而其法哲学的探究也在逻辑上成为了主观精神（正）、客观精神（反）、到绝对精神（合）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因此，缺少了这个阶段，黑格尔哲学体系就不能完整，而“法学是哲学的一个部门”[（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序言]，属于精神哲学中的一部分。

黑格尔对法的定义的分析

黑格尔对法的定义是：任何定在，只要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就叫做法，所以一般说来，法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同上36页]他进一步说道：法的基地一般说来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至于法的体系是现实了的自由的王国，是从精神自身产生出来的、作为第二天性的那精神的世界。[同上10页]从上面这些论述可得知，要理解他对法所下的定义，需要首先了解理念、意志、自由等概念。

1、对理念、意志、自由概念的辨析

黑格尔认为法哲学这一门科学以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为对象。他认为理念的内容包括概念的所有规定，完全是自身同一，即自己觉得自己，自己展现自己，自己回溯自己。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无非是理念的外在表现，也就是说，一切定在都是以理念为实体，并受到理念支配的。因此，可以这样理解，“法的概念”、“法律”、“国家”等概念是从现实事物中抽象和概括出来的，它反映现实事物的真实本质，即相当于追问这些概念的理念是什么。法的理念是自由，为了得到真正的理解，必须在法的概念及其定在中来认识。[同上1-2页]那为什么黑格尔会认为法的理念是自由呢？这就必须要追问他对自由的认识了。

黑格尔的自由观概括起来主要是：（1）、自由自己决定自己，但这种自决不是任意的，而是自觉自为地与规律相符。“真正的理性的自由概念便包含着被扬弃了的必然性在自身内”。[（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358]黑格尔还认为相对于真自由还有假自由。假自由又叫任性，是不自觉地被束缚的、主观空想的自由，而真自由只能在必然性中寻找得到。反过来，必然性也是只能建筑在它的自由上面。（2）、自由的实现离不开现实。他说：“自由虽然是一个内在的观念，他所用的手段却是外在的和现象的”。[王造时，《历史哲学》，三联出版社，1958：58]他认为人类的发展史就是自由的发展史，是自由进一步在现实中的显现。（3）、自由的基础是意志，而意志的本性是自由。黑格尔批判地继承了康德关于法的本质是自由的思想。他不再把法理解为道德律的一种特殊形态，而是把道德看成是法发展的一个阶段——个人内心的法。他认为更高意义上的法是具有普遍性的国家意志。他认为康德理解的法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从而使整个社会得到自由。而他对法的本质，即自由的理解是从理念本身着手，找出人类自由发展的法则，找出自由本身的内在逻辑，使自由符合逻辑的成为全社会要求的自由意志。

意志是黑格尔法哲学体系的理论出发点，是客观精神领域内在运动的主体。意志是内容丰富的实体，在自由运动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发挥着自身的主动性。是自由实现其形式必需的外部动力。这就使得自由和法获得了其独特的客观形态。黑格尔说：“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正如重量是物体的根本规定一样。”[（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11]这句话说明了自由与意志的关系。意志是人所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是思维的继续发展；而人的自由就表现在这些欲求能变为现实。黑格尔认为意志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真正的意志或理性的意志，另一种是任性，或者称为经验意志。后者是由于受外界影响所产生的偶然的冲突和愿望，不是出于理性的思维，缺乏真实性，不符合意志的概念或本质。而前者真正的意志是自己决定的意志，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和自己的需要充分认识基础上的。他认为如果出于任性而产生的意志，对意志来说是不自主的，属于人的本性欲望，也不属于自由的范畴。因此，只有经过了理性思维并达到了自由的意志才是真正的意志。

对黑格尔法的定义的分析

黑格尔认为自由是被认识的必然，以意志为基础，而法又是从意志为出发点的绝对精神，因此，并不是所有意志都是法，只有自由的意志，即只有认识了必然的意志才是法。这种真正的意志不是一种个人的意志，是具有普遍性的公意。“公意、普遍意志即意志的概念，法律就是基于这种普遍意志的概念而产生的特殊规定。”[（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333]并且，这种公意只能通过立法权才能得以实现。黑格尔认为立法权是国家规定和确立普遍物的权力。立法权只有在国家中才能找到，才能成为社会公意的表达。也就是说这是国家意志，是与国家这种最高的伦理组织联系在一起的。这里也许可以合理的去理解原理序言中提到的那句倍受争议的黑体字：“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合乎理性的东西”，作为实体的东西，它是必然的，是自由意志的公意，必在各种国家活动中达到无限丰富的外部实存；而“现实的东西”是“合乎理性的东西”，是主客观精神统一的结果。而哲学上所认为的“现实”是剥离了无数外在意见、表象的实存，是法的实体，因此是永久的东西。“当我们承认它为法律，并且把它当做我们自己存在的实体来服从时，我们就是自由的。”[王造时，《历史哲学》，三联出版社，1958：79]此时，自由和必然间没有了矛盾，现实与理性也得到了相互的调和，成为纯粹的全体。因此，这句话的理解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理解的关键。所以，黑格尔认为法是人自由实现的基础，也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在理解法为什么能给人以自由时，他写道：太阳和行星有他们的规律，但是它们不知道这些规律。野蛮人受冲动、风俗、感性等支配，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由于法被制定为法律而被知道，于是感觉和私见等一切偶然事物，以及复仇、同情、自私等形式都消失了。法就这样的被初次达到了它的真实规定性，并获得了它的尊严。[（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220]

真正意志是自由的，同时也是人本质的精神，即是“绝对精神”。法就是伦理形式阶段的国家通过对公意的决定获得对真正意志的表达。

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基本思想梳理

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不仅包括了自然法，还将现实中运用最普遍的实定法包含其中。但是黑格尔法哲学的主要任务不是直接针对现实法的运行，而是继承了自然法的传统，将研究重心放在了应然法上。他运用其哲学的思维具体而详细的阐释了法的各个阶段，又将法纳入其整个哲学体系，使法成为“绝对精神”中的一个阶段——客观精神。法自身也分为三个发展阶段。黑格尔就是这样一步步为我们展现出他法哲学思想的架构。因此，笔者在学习其法哲学基本思想时，主要注意到了以下几点：自然法与实定法、法与法律的区分，法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各个阶段的含义。

自然法与实定法、法与法律之分

黑格尔对法的分类十分仔细，从最宽泛的意义上看，他将法分为自然法与实定法，并区分了法与法律。黑格尔对法的概念、本质，法在整个人类精神中的阶段，法的发展阶段等分析上，实际是继续自然法的传统所做的分析。这是为了使法的根基更加坚实，同时也使得其哲学体系得以完整。使法在人类历史、社会中获得合法的地位的必须的证明过程。他又将实定法分为习惯法、判例法、引证法、制定法，还有国内法与国际法。自然法与实定法实质上是客观规律在人类社会中的发展以及其与主观意志之间“合”的发展，即是自由意志与人的意志，普遍意志与特殊意志间统一的发展过程。实定法必须朝着自然法所描述的规律去发展，这也是自然法在实定法运行中自身显现的过程。

黑格尔提出：“我们在本书中谈到法的时候，不仅指人们通常对这一名词所了解的，即市民法，而是指道德、伦理和世界史而言；它们之所以同样属于法，是因为概念按照真理而把思想汇集起来的。”黑格尔虽然把道德、伦理、世界史纳入了法的范畴，但是这些并不是法律。黑格尔认为的法是哲学意义上的法，而法律是法在实定法中的具体表现，二者是不可混同的。其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自由意志的定在”，是理念的自由。道德、伦理、世界史、国家等都是自由意志的定在，本质是精神的显现，具有普遍性，是法的形式。而法律是法的定在的形态，黑格尔特别指出，法律是因国家的存在而有效的规范。相对于法律，法是根本性、更本质的东西，而法律只是法外在表现，暂时性的东西，其内容具有易变性，主观性占有很大的成分。法律会因社会的各种因素变化而变化，是可能与客观的法的精神发生偏差的，因此，黑格尔反对不去研究法的本质，反对把法当做独立的对象而脱离开法，仅将注意力引到自己的理性，这样就会违背法的本性。[林喆，黑格尔的法权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法发展的各个阶段

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他并不仅将市民法、国家法等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实定法认为是法，更加注重研究法的本质，法在精神自身的发展阶段。因此，抽象法、道德、伦理这三个环节又是黑格尔对法的分类，是法在不同形式上和阶段上自由的体现。自由意志借外物以实现自身，这就是抽象法；自由意志在内心中实现就是道德；自由意志通过外物，有同过内心，得到充分的现实性，这就是伦理。

抽象法是自由意志在客观精神领域内的第一环节，也是相对后两个环节而言最纯粹客观的。黑格尔认为自由意志人人都具备，因此人人都具有成为所应享有的法（权利）。抽象法是自由意志外在表现形式，适用于普遍的人而非特殊的个人，因此又称抽象法为形式法。他确立了“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这个基本命题。并从此处去讨论人作为自由意志的主体，法作为其抽象的自我相关的现实性，离不开物质基础。所以抽象法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对物的占有。而对物的占有以及所有权等涉及到转移和交换，这就产生了第二环节，即契约。对前两个环节的不尊重和侵犯，就产生了对自由意志的保护，对一般的法的恢复，这是第三个环节，即法的恢复，也就是不法和犯罪。为什么将此作为出发点呢？黑格尔的论述显得淡薄。而从古罗马至今，以财产为法权的出发点这种进路十分普遍，在一定程度上应和了西方私有制度的发展。但是将此确定为普遍的、永恒的出发点似乎与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基本命令（即是“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没有必然的关系。

第5篇：精神分析哲学范文

一、哲学是如何理解和规定“事情”的

“事情”一词成为哲学意义上的“显学”源于胡塞尔现象学的口号“面向事情本身’现象学所提出“事情”本身的本意在于要去除对“事情”本身的“添加’而其主要的实质性指向是“意识的主体性”。其实，任何学科都有自身要处理的“事情’每个学科性质的不同，其要处理“事情”的主旨不同，这意味着不同的学科类型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对“事情”规定性的把握是有差异的。自然科学注重对“事情”（事实）的经验证实而非价值的诉求，宗教神学侧重于对“事情”的超验说明和形上阐释，哲学作为一种学科存在的方式在不同历史时空下对“事情”解释也有着不同的指向或判定。西方古典哲学作为一种“知识总汇”的科学，它对“事情”本身的本体论建构以概念和逻辑的抽象为预设前提，所追求的是一个与“现象世界”根本有别的完整“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它追求一种崇高和神圣的东西，因为崇高和神圣的东西作为一种预设前提、至上总体、抽象全体，乃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例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的诠释以及对知识的分类，都是在这样一个特定范围内加以考虑的。在他看来，科学知识主要是指一种超验的知识性科学，它可以称之为超验性的科学。这种超验的科学和经验有一种内在的关联，它虽然是经验的对立面，但它却是经验的基础性的东西、前提性的东西，古典哲学通常把它称为本体性的存在。古典本体论哲学对“事情”的处理主要是对自然事物及其普遍规定的神圣性说明和阐释。

从近代开始，西方哲学有了方向上的理论转换。近代寓于哲学层面上的知识论探讨引发了主客二分原则的确立，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作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知识论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内在地指向自然科学的先在基础。和神学以及超验的科学层次不同，它主要是在思维的内部深入地探讨知识的确证性和明证性问题，即主体如何能够正确地把握对象的问题，所以这一时期的哲学也可称为对象性的知识形而上学。显然，这时期的哲学带有明显的普泛性或实证性特点，其对“事情”（对象）的指向是对知识原则一般性的求证和确认。

在当代的精神境遇中，虽然对哲学性质的界定存在着诸多的分歧，但有一种公认的趋势就是，现当代哲学既有别于本体论的神学，又不同于近代知识论的科学，它作为一种专门的指向是确立面对着“事情”本身进而表达人类整体性特质的精神学科，这是建构当代哲学所要追求的目标。它主要是描述人的精神结构，提炼精神概念的过程，表达人的心智能力、心智本质的这样一个框架。康德所要建构的“未来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其最终目的是要建构一种完整性的精神科学，胡塞尔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认为哲学研究的动力不是来自各种哲学体系本身，而是来自“实事本身问题”。哲学从产生之日便要求成为一种严格的科学，但这个要求在哲学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能力得到满足，这种要求努力的“惟一成熟结果是严格的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建立与独立’①哲学仍然缺乏严格科学的特征，其意义仍然也没有得到科学的规定，欧洲科学的危机在于科学实证使哲学意义追求的丧失。所以胡塞尔认为，哲学至今还没有成为一门科学，它作为科学尚未开始“哲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真正开端、关于起源、关于万物之本的科学’②这种回溯在胡塞尔看来是向主体的“意义给予”客观性方向的回溯，这种回溯是直接进行的，不需要任何间接的中介。事实上，海德格尔的“诗意”对“存在，’04“持有”的的^“原始境界”的追求也是一种现代“意义”的回归，这种意义的回归和追求是现当代哲学一种生活世界意义确认的归宿，其实，这种归宿的诉求仍然是精神科学所要探讨的内容，只是这一诉求不是按照严格科学的模式把上述意义科学化的结果，而是在现象学的直观中直接捕捉到的，科学语言无法把这种意义表述出来，这种意义只能在直观中呈现出来，所以，现当代哲学对“事情”的理解应是“事情”的意义显现。本质上考量，当代的马克思哲学旨趣也是追寻“事情”本身整体意义的呈现，只是马克思哲学这一呈现的方式不是通过现象学的直观，而是通过感性活动的历史过程呈现出来，具体地说是通过现实生活的实践及创造活动呈现出“事情”的历史意义。

二、哲学处理“事情”类型和方式的变迁

在西方哲学类型学的历史演进中，哲学对“事情”性质的理解及其处理方式有其自身发展的阶段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通过不同时期的哲学确认及其研究对象的性质体现出来。进一步地从阶段性的角度考察，哲学在不同的精神境遇和历史阶段中处理或判定“事情（对象）”的时候，其处理或判定的方式和类型是有变化的，这一变化大体可以分为互为一体的3个演进阶段。

西方古典哲学在处理对象（事情）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建构一个“本体”世界。这种对“事情”本身的本体论建构是以概念和逻辑手段对“事情”（对象）重新地加以建构来实现的，所以这种建构是一种抽象性的概念建构。在此意义上，西方古典哲学断定对象的这一本体论方式是武断的、超验的，虽然从哲学的角度观察，这一本体论的建构仍然带有若干反思规定的特征，但是其反思的根基是建立在普遍的神性之上的，是对外在“神圣自然事物”一般规定的判定，而非是对内在自我意识的反思，因为其反思缺少自我的纯粹思维这样一个环节。它的思维实际上是带有一种普遍性特点的抽象思维，确切地说应当是“无主体”的本体论样式的思维，既然是无现实主体的超验性的思维，也就是缺少自我这一极的非反思性思维，所以它对“事情”本身是具有本体论建构的性质的，实际上是与现实世界相对立，进而建构了另一个非现实的世界，也就是人类所追求的一个与现象世界根本有别的、完整的“神”的世界，因而造成世界的二重化。如果两个世界加以对照的话，它认为被建构的对象（完整“神”世界）才是真实的。比较这一双重化的内在关系能够看出，被建构的“事情”本身具有“本体论”的特征。这种建构就它的原始含义来讲，与神学和宗教学建构的世界应该是一体的，从通常意义上来讲，所有的神学几乎都主张世界的二重化，而古典哲学至少从西方哲学这个发展源头来讲，它也是以世界二重化作为一个范型来理解这个世界。这两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就内容来讲是一致的。那么这两种思考方式的差别是什么？神学建构的世界主要通过具象的思考方式来实现，而哲学的思考方式是通过思想的概念形式表达出来的。

    在黑格尔的理解之中，柏拉图哲学的特点在于把哲学的方向引向了抽象的理智世界，并把自然意识提高到精神的领域。“柏拉图崇高的精神对于精神本身具有着直观或表象，凭借概念深入了他的这种对象；但是他只是开始深入这种对象，还不能够以概念总括精神的全部实在”①柏拉图以神学的方式来表达哲学之思，他求助于神话来表达哲学理念，他认为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就是对立的，这个对立只能是哲学家才能看到的，哲学家看到的东西正是当时的哲学家所要建构的东西。这种建构的方式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亚里士多德哲学向前推进的一步就是认为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是有连接的，他的工作实际上是确立了一个连续性划界的途径。什么叫连续性呢？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对象的构成都是形式和质料，而形式和质料的构成是一个互相连续、不断推进的世界，所以这是一个有高低之分的层级化世界，这个世界在柏拉图那里是被分离的。无论是柏拉图的分离的二重化世界，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连续组建的层级世界等在内的“本体”世界，都不过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世界的全体，就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或就那一小部分的世界还高于世界的整体而言，它是一个被追求的对象，目的也好、动力也好，都是朝这样一个对象来建构的。所以“本体论”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只要把实在的东西纳入“本体论”这个实在的东西就是本体论所依据的一个概念，所以本体论建构的世界即“事情本身”首先基本上是一个用概念建构起来的世界。从一般意义来理解“概念”总是把它等同于“抽象”其实黑格尔的理解就比较接近现代的水准，原来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神造的概念。黑格尔认为，什么是概念？概念最能表达现实，为什么最能表达现实？因为概念是现实整体性的提升，现实是多重性，多样性，多向度的丰富性，所以二者是一致的，这样概念也能够被现实表达出来，因为现实和概念两者应该是互为规定的，现实和概念（思想）的相互规定在马克思那里得到深刻的表达“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由于近代哲学奠基的预设前提是凭借着对“事情”本身（世界）知识论的分析以理解“事情”本身，所以，近代哲学的主要功能就由对“事情”（世界）的建构转变成对“事情”（世界）的分析。被建构的世界实际上是宏大的、整体的，这个整体的世界，并没有经过自我纯粹思维的这个环节，因而还没有达到哲学反思的极致程度。换言之，最初的那种建构世界的本体论哲学，它的反思只是类似于神的超验性反思，其反思能力不是在人的主体性限度内达成的，而是在神抑或“超人”这样的层次上来体现的。在这个意义上，第二个阶段属于对“事情”本身(世界）的分析，就是把对建构世界的超验反思转换并还原到人的主体性层次，返归到人的主体性的纯粹思维。所以，近代哲学知识论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确立了自我主体性的基础地位，并把所有的思维对象都纳入纯粹思维的理解过程。原本混同在一体的自我与对象的关系，在近代知识论的背景下，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分离，这个分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同一个对象可以在知识论框架的分析中展现为诸种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分析”就是在面对“事情”（对象）可以产生分离的各种可能，而分析本身是在纯粹思维的自我这样一个范围内付诸实现的。

    因而，在整个近代哲学中，自我思维和对象之间的最为重要的关系，就是思维本身力求能够把所有可以观察的对象纳入到自我的分析范围之中，以求在分析的过程中达到对“事情”（对象）具体分类的把握。事实上，就实质来说，在近代哲学的知识论分析框架内是不会产生对“事情”本身即对象的完整性把握的。就此而言，近代哲学对“事情”本身（对象）的知识论分析虽然使哲学的指向发生了由“垂直”化向“平面”化的迁移，但由于其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为先在根基，也就使得“事情”本身在分析的视域内失去了原初蕴涵的完整性，变成了知性分解的对象。这一隐含着知性规定的逻辑展开就造成了近代知识论的哲学对“对象”把握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因此，近代哲学所言的对象性主要是指知识论所把握的内容，而主体性主要是自我面对对象的先验主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近代哲学探讨的主体性和对象性关涉，主要体现在其分析框架内存在的不可协调的矛盾。这样，整个近代哲学就需要完成一个重要的，但是对它而言又无力完成的任务，就是要把主体性和对象性连接起来，一方面是把关于对象性规定纳入主体意识当中，另一方面是把关于主体性理解纳入对象性规定之中。近代哲学对“事情”（世界）的分析使哲学的方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古典哲学追求对象的层级性建构转向了近代哲学关于对象的平面化理解。就西方古典哲学对“事情”本身的本体论建构来说，它的指向是向上的，目的在于它要建构在现实世界中尚未存在的规定，因为非现实的尚未存在的规定是应当追求的，非现实的规定意味着未来，而未来则代表着一种超越性的希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体论所建构的“事情”本身（世界）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非常具有目的论归属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容纳了所有最美好的最纯粹的因素或规定。从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本体论所建构的“事情”本身是神圣的，其形状显现为“垂直”的类型。这也在一个方面进一步印证了西方哲学的重心最初是在高端矗立的，同时由于其“高处不胜寒”的性质必然体现为重心不断下移的样态。这个变化集中体现在古典哲学的向上指向逐渐演变成近代哲学知识论“平移”的趋向。

所谓“平移”表面上看是指哲学矗立的形状有所变化，但是深层的原因则不仅如此。对古典哲学而言，其哲学的演进方向本质上是同经验的现实的对象的解释走向对立的，这意味着哲学的基本功能不是肯定现实的经验的对象，而是对“未来”对象的建构，这一建构的对象本身具有不断攀升的特征，趋向于“事情”本身的神圣性追求。也可以说，建构就是“无中生有”。而在近代哲学的理解中“事情”本身是在思维中成为“对象”性的，这就自然产生了对“对象”理解视域的“平移’这个“平移”的特点就在于，以往哲学关注的对象或“事情本身”那种超越性和超验性理解必须接受思维本身的检验和校正，也就是说哲学面对的“对象”神圣性被划归为由世俗性加以“祛魅’哲学所有的“对象”都必须在世俗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自身给予理性的辩解。所以，哲学曾有的沉重且又神圣的翅膀在近代世俗化哲学重压下被摧毁了，被平面化了。它趋向于现存的现实，越来越靠近它的物质形态及其外观的形式。因此，近代哲学在分析世界“对象”的过程中，实际上使哲学的方向和世俗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合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断定，近代哲学的知识论潜移默化地蕴含着一种动力，这就是借助于世俗的力量对神圣性的存在加以涤荡，而这个涤荡的过程就是逐渐把神圣的东西拉入到世俗化的还原过程。

近代哲学在对“事情”本身进行知识论分析的同时，还使哲学的指向发生平移性的内在转向，但由于其受制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则使得“事情”本身失去了原初蕴涵的完整性，因此对“事情”完整性的恢复构成了现当代哲学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实际上，这种历史使命的理论表述，就可概括为对哲学和“事情”本身之间内在关系的现代显现，就是要在消解“世界”本体论建构中，在突破主体一对象的二元结构中，复归于真正的、纯粹的“事情”本身。现当代哲学的努力主要是针对近代哲学使“事情”本身失去了完整性这样的冷酷现实，针对知识论导致的四分五裂的当下处境。现代哲学的总体意图在于还原世界的生活图景，即“回到事情本身”。这是由于，古典哲学建构的“事情”与人的自身存在无内在性的实质性关系，这样的“事情”本身是以外在的方式强加给人的；近代哲学所提出的分析“事情”的方式本质上是知性的，这就使得“对象”本身被拆解了。“回到事情本身”的客观要求在现实的角度上已经大大超过现象学运动的理解视野，而成为当代哲学力图复归“生活世界”本身的基本努力。试图恢复一个完整世界的努力应当是现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在现代哲学这一大的背景下，所有的哲学从总体上来说，都存在着这样的理论上的可能性。但是，发现“事情”本身(世界）努力的一个必备的条件就是要突破近代知识论确立的知性分析方式的惯性约束，在知性分析的框架内“事情”本身的完整性是不复存在的，对“事情”本身的探讨是支离破碎的。也就是说，要突破近代哲学知识论的困境，一个可能的出路就是对“事情”本身的还原，一个切近的路径就是面向“事情”本身，于是对“事情”本身建构的本体论主张在被近代哲学知识论的理解超越之后，其本身持守的思维方式也面临着应当进一步被超越的可能，这就必然地体现为现代哲学的基本路向，即力图以各种不同的哲学还原方式面对着“事情”本身。

    与这一发展走向一致的途径则集中地蕴含着对“事情”还原式理解的差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认为，要获得对“事情”纯粹性的还原就必须借助于意识的先验性和明证性，只有如此才能保持“事情”本身的客观性特质，也只有通过此种途径方能完成这一任务；与这一任务的完成密切相关的是在哲学的立场上要坚决反对相对性的人本主义和历史主义；对海德格尔而言，现象学的纯粹逻辑主义的立场不足以真正地达到还原“事情”本身的目的，这是因为，同真实的世界相比，逻辑世界仍然是一种“抽象”的规定，切近地走入生活的世界只能凭借着“此在”的历史性特点“此在”的时间性使得其能够不断地“在”起来。从这一点可以观察到，海德格尔哲学本意上是返归到原初的存在内涵“事情”本身的把握与“此在”的时间性展开境遇是一体的，只有这样才能走出近代哲学的内在意识的藩篱。上述当代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突破人的意识内在性限度，突破意识内在性的解决途径就是论证和说明精神科学的客观性，同时还要构建整体性的“生活世界”。现当代哲学要解决上述矛盾，就要寻求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对解决问题这一切合点的思考方式，当代不同的哲学家可能有细微的差别，但是总体上的方向可以说是一致的，即还原或发现一个完整的世界，还原或回到“事情”本身。胡塞尔不仅反对自然科学分析世界的单一性方式，而且也反对将精神科学按照自然科学的方式塑造自身的尝试，哲学真正的任务是在意向性结构中发现一个意义完整的世界，这样的“哲学不仅不具有一个不完备的和仅仅是在个别方面不完善的学说系统，而是根本就不具有任何学说系统。……，任何一个表态都是个人信念的事情，都是学派见解的事情，都是立场’的事情”。海德格尔在当下语境中追求对“存在”意义的完整领会等等，都是从不同的侧面追求一个意义完整的世界。现当代哲学对“事情”本身的整体性还原其立足点在于超越世界的二重化和自我与对象的二元对立，试图在返回“事情”本身的过程之中呈现出本真的“生活世界’虽然其追求的完整的生活世界是在意识内在中完成的，但其观察“事情”的历史维度是当代马克思哲学处理“事情”所遵循的一种重要方式。

三、马克思哲学是如何面对“事情”本身的

马克思哲学就其归属和引领的指向而言是隶属于当代哲学的，这表明马克思哲学不是游离于现代哲学宗旨和时代潮流之外的静观沉思和抽象思辨，马克思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发展走向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同时还要看到，马克思哲学在现代哲学的回归“事情”本身的路途中有其超越其他现代哲学派别的独特路径和历史视域，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真实的发现，回到“事情”本身的道路只能在实践的、感性的、历史的条件下确立。在当代哲学发展中，马克思哲学可以说是从现实生活层面的实践意义上来规导和改变世界的一种设计，同时也是以感性活动的现实性方式去面对“事情”本身的一种努力。马克思说以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体现了马克思在“现实中实现哲学”的强烈要求，这个要求也是马克思所要真正处理的“事情”的客观要求，其面对“事情”的基本方式是在现实的历史中实现的。马克思从现实历史的维度对古典哲学所建构的世界，即一种宗教的世界进行了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当在近代哲学分析世界的过程中，宗教的批判已经完成“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为什么要对现实进行批判？因为近代哲学不仅在分析世界中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而且现实还受“抽象”控制。思想不仅要表达现实，而且现实也要趋向思想，近代哲学只是现实趋向思想，而思想并没有真正表达现实，虽然黑格尔极力地反对抽象，但他的哲学思想仍然受到“绝对理念”的抽象统治，这种抽象统治现实的“非神圣化”的统治从根本上来说源于近代哲学处理“事情”方式的局限，即对对象的纯粹分析，这种分析的前提是对象的客观规定和主体思维的主观规定，这造成了世界的二元论理解，这种“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使得对象客观性成为外在于人的“不可知”的东西，同时也助长了近代哲学“人类中心主义”的兴盛。马克思从人和对象（环境）互为规定的意义上克服了近代哲学“二元论的思维方式’人的活动和其对象的改变应当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被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是实现人和对象互为规定的“中介”。所以当代马克思哲学的发现世界是一个超越分析的二元世界的又容纳其在内的整体意义的世界，即当代马克思哲学努力发现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丰富的世界。但是无论是运用诗意的语言达到的民胞物与的精神境界还是运用经验证实和逻辑分析所达到的科学整体的世界，都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发现新的整体世界只能在感性活动基础上人与物的互为中介中实现，离开人的实践（感性活动）,在美的诗意语言中的世界只能使世界神秘化，在科学逻辑演绎的世界也仍然是“意识内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只有在感性活动的基础上，诗意境界和民胞物与的精神才能在现实生活中达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德格尔所追求的诗意精神的天地神人的完整世界缺乏实现的现实基础，而马克思的感性活动（实践）正好弥补了这个基础的“缺场”。

第6篇：精神分析哲学范文

那么，冯友兰的“接着讲”是什么意思呢？又有何意义呢？这是我们所关心的。

一、“接着讲”的时代意义

顾名思义，“照着讲”是哲学史的方法，“接着讲”是哲学的方法。按照冯先生的“哲学观”与“哲学史观”，“照着讲”要忠实于传统哲学的“本来意义”，并用现代语言将其写出来（或说出来）。虽然“写的”的哲学史与“本来的”的哲学史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写的”哲学史毕竟是照着“本来的”哲学史写的，而“本来的”哲学史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冯先生的一个基本信念。否则，哲学史就没法写。

但“接着讲”就不同了。“接着讲”着眼于哲学的发展、变化和创造，是有明显的时代性的，而时代性就意味着新的东西的产生。具体地说，“新理学”是在宋明理学“之后”继续前进的，而这个“前进”又是同社会发展分不开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发展决定的。就社会发展而言，中国正经历着有史以来的第二次（第一次是春秋战国）巨大变革，即从古代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革。因此，中国哲学的形态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从古代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变。这一转变之所以具有根本性质，是因为传统哲学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不可能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哲学。www.133229.cOm在这个问题上，冯友兰不仅有自觉的意识，而且自觉地承担起完成这一哲学转变的使命。

但是，中国哲学虽然面临着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却又是在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中完成的，而不是也不可能将西方哲学直接移植过来就能实现其转变的，他所要建立的是新的“中国哲学”，而不是“哲学在中国”。科学可以直接拿来，但哲学是不能直接拿来的。这是有根本区别的，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有民族性的。在这个问题上，冯先生同样有自觉的意识，即认为中国哲学的变革是有连续性的，决不可能“横空出世”般地产生一个新哲学。他本人也不是离开传统哲学另创一个新哲学。

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任务的艰巨性也在这里。正因为如此，如何“接着讲”的问题就成为冯先生不断思考的重要课题。他在写作“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时，反复强调两个问题，一是“值此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的社会变革，一是“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的哲学问题（见《三松堂全集》第二版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463页）。前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后者关系到中国哲学的命运问题。他渴望，透过抗日战争这一历史事件能使中国真正觉醒起来，步入繁荣富强的现代社会并立足于世界之林。为此，中国哲学不仅要获得新的生命，而且要承担起新的使命，即“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可见，冯友兰的眼光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其真正的使命则落在了哲学的创造上。

二、“接着讲”的两层涵义

根据这一情境，我们可以说，冯友兰的“接着讲”，具有两层涵义，二者不可缺一。如果只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似乎都不符合冯友兰的初衷。

第一层涵义是，赋予中国哲学以全新的现性精神，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理性”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而现性又是以逻辑分析的方法为其重要特征的。因此，要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就必须用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哲学的概念，使之形式化。在冯先生看来，舍此没有别的方法。这一点，他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就是说，现性主义虽然出现在西方，但又不仅仅是西方的，而是现代哲学共有的。只要称得上是“现代哲学”的哲学，都应当是以逻辑分析为特征的理性主义哲学，不能因其哲学的民族性特征而否定其时代性的普遍意义。冯友兰一直很重视“别共殊”，其实，他所说的“共”，就是指哲学概念的普遍性意义。使中国哲学的概念形式化，从而普遍化，这正是“接着讲”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层涵义是，在中国哲学形式化、理性化的同时，要保留、继承其核心的实质内容，特别是终极性的价值内容。中国哲学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就是“通天人之际”，这是具有永久价值的，因而是超时间的。当然，它必须经过现代逻辑分析之后才能显示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不能直接成为现代哲学的，必须“下一转语”。

通过对“通天人之际”的现代分析，从而重新认识人生的意义，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所在，也是中国哲学的一贯使命。这一使命对现代社会同样是适用的。现代人需要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从事现代人所从事的工作。但是，现代人也是人，同样需要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人的问题是古今不变的。这是冯友兰的又一个基本信念。

那么，这两层涵义有何关联呢？

简单地说，前者是使中国哲学具有“现代意义”，成为“现代哲学”，不如此则不能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此即所谓时代的变化，形态的变化。所谓“现代意义”，可说是用现代哲学语言（不是翻译）所表达的意义；所谓“现代哲学”，可说是以逻辑分析为特征的理性哲学。“新理学”中的“理”，是从宋明理学中接过来的 ，但其意义和宋明理学有明显的区别，其最大的区别是，“新理学”中的“理”是形式的、“不着实际”的。现代哲学需要逻辑语言上的清楚明白，需要概念的形式化即理性化。这是第一步的工作。

后者则是使中国哲学成为“现代哲学”的同时，又“超越”现代哲学，从而实现其永久价值。不如此则不足以实现中国哲学的价值。此即所谓变中之不变者，亦是人性之“本然”，即他所说的“人学形上学”。在冯友兰一生的哲学著述中，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冯友兰的生命关切。他在“贞元六书”中特别强调“通天人之际”，并以“天地境界”为其哲学的最高追求，说明他始终没有放弃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在后来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特别是最后一册）中，他又反复强调这一点，说明他越来越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并以重建中国哲学的内在价值为其终身使命。

这两层涵义及其使命如何统一呢？这是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冯先生认为，必须实行方法上的突破。

现性主义的方法既然被视为逻辑分析的方法，而逻辑分析就是一种“言说”。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国哲学，就是将中国哲学的概念转换成逻辑概念，使其变成可以言说的。这也是所谓的“概念游戏”。冯先生对金岳霖先生的“概念游戏”的说法很赞赏，认为这是真正的哲学工作，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概念游戏”当然不是中国人所说的“游戏”，不是无规则的玩耍，而是很严肃的工作，是哲学语言的有规则的运用和逻辑命题的推演。冯友兰并没有严格地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分析中国哲学，但是一般地说，他确实运用了西方式的概念分析，使中国哲学的一套概念富有新意，而且清楚明白了。应当承认，这种方法是中国传统哲学所缺乏的。

但是，如果完全用西方的分析方法讲中国哲学，讲出来的还是中国哲学吗？其实，冯友兰在建立其“新理学”的体系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一方面，他坚持认为，中国哲学必须而且只能经过现代西方哲学的“洗礼”，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脱胎换骨”式的改造，才能成为现代哲学；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中国哲学不仅具有“实质上的体系”，而且具有“永久的价值”。这些“永久的价值”，经过现代“洗礼”即解释之后，仍然能够保存下来，发挥其重要作用。形态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其根本精神没有变。

所谓方法上的突破，就是指经过现代的理性分析即“概念游戏”之后，又回到中国哲学的本身，言说那不可言说者。中国传统哲学也是需要言说的，但是讲到最深奥之处，则要靠直觉体验，“意出言表” 、“默识心通”，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就是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冯先生所说的“言说”，是指现代哲学的方法，“不可言说者”则是中国哲学终极性价值内容。但是，在冯先生看来，只有经过“言说”之后，那“不可言说者”才能显示出来，才能被人们所领会。对“不可言说者”的言说，当然不是从正面去说，而是从负面去说，但是从负面去说也是一种“言说”，而且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正面言说。维特根斯坦说过：“凡是不可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对不可言说者只是保持沉默而不置可否。冯友兰也说过：“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沉默。”（《全集》第6卷，第289页）冯友兰对不可言说者不仅采取了积极肯定的态度，而且作为哲学的终极目的去追求。这正是中西哲学的一大区别。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天地境界说”就是这样的终极目的。冯友兰在积极评价金岳霖的“概念游戏”之后又说，金岳霖“没有把这个论断同人类精神境界结合起来，以至于分析概念似乎是一种游戏”（《全集》第10卷，第659页），就是指此而言的。“概念游戏”是哲学的重要工作，但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通过“概念游戏”而又超越之，解决人的精神境界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冯友兰在其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中重新提出“直觉”的问题，认为应当将概念认识与直觉体会“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人生的最高境界（同上）。这不仅是对中国哲学终极价值的认同，而且是对中国哲学方法的认同。这种认同当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体现了他的“中西互释”的理想，也是对未来哲学发展的期望。

三、“接着讲”的启示

“接着讲”对我们的最大启示之一是，我们决不能躲开西方哲学的“照面”和“挑战”去讲中国哲学，更不能采取自我封闭的方式去发展中国哲学。冯友兰的开放态度是发展中国哲学的正确态度。无论“中西互释”也好，“中西比较”也好，都只能在中西对话中探讨中国哲学的发展之路。这既是时代的课题，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中国哲学的发展只能是接着中国哲学讲，而不是也不可能接着西方哲学讲。这就要求将时代性与民族性结合起来，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在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其连续性，讲出它的内在价值和精神。冯友兰决不会同意“邯郸学步”式的做法。他说他“习惯于从民族的观点了解周围的事物”（《全集》第1 卷，第236页）。这所谓“民族的观点”不只是从社会层面上说的，更主要的是从文化层面上说的。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在过去能够使中华民族“成为伟大的民族”，也必能帮助中华民族“出现中兴”（同上）。

这当然需要经过现代的重新解释，这种重新解释需要吸收西方哲学的方法。我们不能再用古代的语言讲中国哲学，也不能用跳跃式的警句式的语言讲中国哲学，我们需要用现代语言并且用现代的分析方法讲中国哲学，要进行“合乎逻辑”的论证和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逻辑思维已成为现代人必须具备的思维方式，哲学只是“自觉地”运用这一思维方式而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抛弃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正好相反，而是要使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获得新生。

在这方面，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仍然是他的精神境界说。我们知道，冯友兰始终把人的“安身立命”的问题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提出来，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作为哲学的主要任务，并以实现“天地境界”作为人的“最高的安身立命之地”。这正是他反复强调“通天人之际”的原因所在。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哲学不仅是现代的，而且是“后现代的”，如果有“后现代”的话。

“天地境界”所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天”代表自然界，不过不是科学所说的自然界，而是哲学所说的自然界。哲学所说的自然界从科学中得到了“启发”，但又不是完全的物质世界，而是宇宙“大全”。“大全”是无所不包的，其中包括人。但是，作为“天地境界”中的人，同没有自觉意识的自然状态的人是不同的，“天地境界”中的人是自觉其“同天”、“乐天”的人。这样的人，不仅超越了自然状态的人，而且超越了社会（就“人是社会动物”而言），具有超社会的意义。这样的人，不只是社会的人，而且是宇宙的人。到了这种境界，才是人的“最高的安身立命之地”。

事实上，作为“大全”的自然界是不可分析的，不可言说的。但是，只有分析之后，才能知其不可分析；只有说了之后，才能知其不可言说。这样，人便得到一种“自觉”。有了这种“自觉”，自然界对于他而言，其意义就不同了，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同了。人既能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又能找到自己的真正家园。

“天地境界”即“同天”境界，就其实质而言，是指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而不是分离与对立。这种和谐统一是从“存在”意义上说的，不是从“认识”意义上说的，但从境界上说，又是存在和认识的统一。这种境界是人经过修养之后达到的，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同天”就是“自同于大全”，也就是“乐天”，不仅能够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而且能够以此为人生的最大乐趣。因为这是人生的真正归宿之地，是人生的“伊甸园”。到了这个境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这个基本问题，就算真正解决了。

就其性质而言，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现代性”的范围，是一个“后现代”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是以“理性”为其根本特征的，是强调人的认识能力的，它经历了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分析，进而走向语言分析，但又是在同一个大传统之下发展的。“主体性”的问题依然存在，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依然存在，“理性”被进一步工具化了。人的心灵归根到底被归结为理智之心，认识之心，其根本职能与作用就是认识自然，获得积极的知识，进而控制、主宰自然。自然界始终是被认识被控制被掠夺的对象。冯友兰后来批评现代西方哲学家说：“所着重研究的多半是一些枝枝节节的小问题，而对于可以使人‘安身立命’的大问题，反而不讲了。”（同上，第222页）实际上就是指此而言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把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都推给宗教了”（同上）。

这里表现出冯友兰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就是针对“现代性”的，即指现代西方哲学变成了科学技术的工具，陷入了细枝末节的烦琐分析，丢弃了哲学的根本任务——解决人生问题。他多次强调哲学与科学的区别，也是与此有关的。其实，这种批判意识在四十年代同维也纳学派的争论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当时，他一方面吸收了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方法，另方面又批评他们将哲学只局限于逻辑分析的作法，主张哲学应当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建立新的“人学形上学”。

按照冯友兰的“人学形上学”，人必须自觉地回到自然界，顺应自然界，与自然界融为一体，以此为人生的“安身立命之地”，以此为人生的乐趣。这就充分体现出对自然界的尊重与热爱。自然界不再是被控制的对象，而是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是人类生命的精神家园。这是哲学层次上的生态学。如果说，中国古代传统的“天人合一论”是农业社会的生态学，那么，经过冯友兰重新解释后的“天地境界说”就是现代工业社会以至“后工业社会”的生态学。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贯的，但其表现形态是不同的。

在冯友兰看来，自然界即宇宙“大全”是存在的全体，一切存在物都在其中，人也在其中。但是，“大全”作为一种“名”，一种“概括”，它不是存在物的“集合”，而是一个整体，即包括一切的存在及其“理”，是“存在”和“有”的统一。这是经过逻辑分析之后的“理解”。“有了这种理解，就可以对自然和社会持一种正确的态度。”（同上，第227页）这种“理解”和“态度”便构成了“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就人和宇宙（特别使自然界）的关系说的。”其中，他特别强调了自然，因为“人是自然的产物”。

第7篇：精神分析哲学范文

创业精神 哲学层 心理层

创业精神，是大学生创业的内核，是大学生创业成功的前提与动力。良好的创业精神，可以使大学生在个体思维和心理素质具有创业主动性，在创业行为上有倾向性，进而完善创业能力，最终走向创业成功。因此，如何开展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培养，就成为大学生创业精神形成、实施创业行为的关键。以往的研究偏重于采用定性的方式研究大学生创业精神培养问题，认为需要从社会、家庭、学校、个体培养大学生的创业精神。但对如何从社会、家庭、学校和个体开展培训，则因为缺乏定量分析，缺乏针对性进而缺乏有效性。因此，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研究社会、家庭、学校、个体如何影响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形成，对探索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培养路径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创业精神

1.创业精神

创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指在创业者的主观世界中，那些具有开创性的思想、观念、个性、意志、作风和品质等。关于其构成，学者们大多围绕三大层次进行划分，即哲学层次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理念，心理学层次的创业心理品质和创业意志，行为学层次的创业作风和创业品质。王辉（2011）通过实证调查发现，创业精神在心理层面表现为成就渴望、创新精神、市场机遇敏锐性、冒险精神、勇于实践、团队合作精神；王乐生等（2009）通过问卷调查总结提炼，大学生创业精神在哲学层表现为创业情感和创业思维、在心理层表现为创业个性；郭非等（2010）指出，创业精神在三大层次上分别表现为创业意识、人格特征、开拓创新、机会识别、风险承担，并且人格特征是其它四项创业精神的载体，决定着创业精神的选择和发展方向；李炳论（2011）提出，创业精神由创业理念、创业意志、创业个性和创业品质构成。

综上研究发现，学者在创业精神的研究中，行为层次的创业作风和品质是通过心理层次的心理品质和创业意志影响和体现的，同时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在校大学生，其行为主要是还是表现在其心理方面的心理品质和创业意志。因此，本文将创业精神可归为哲学层和心理层2大层次，在哲学层具体表现为创业认知与意识、创业思维和理念；在心理层面表现为创业意愿、自我控制、冒险精神、成就动机和创新追求等个体特质。

2.创业精神的培养

关于大学生创业精神培养的研究，主要基于创业精神整体概念或创业精神的内在层次的两个层次开展的。基于创业精神整体培养视角中，分别从学校、家庭、个体和社会视角提出培养路径，在学校方面，钟建华等（2006）指出，在教学科研中融入创业信念、营造创业氛围、调整学校基础课程与教学模式、调整知识结构进行创业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刘兴亚（2011）也从学校视角提出，学校应唤醒大学生创业意识、进行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改革、建立有创新能力的师资队伍、开展创业价值观教育和实践活动、塑造创业型的校园文化；在个体方面，韩建立（2005）提出，个性特质（成就需要、内在控制、风险承担、内在激励性）、认知模式（识别商业机会）、教育培训和创业经验影响个体创业精神。王一丁（2011）认为，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培养是学校教育和个体合力作用的过程，即改变传统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改革大学生培养方案和教学手段、调整大学生个体创业实践中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王辉（2011）从学校、家庭和社会支持三方面提出，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培养。基于创业精神内在层次培养视角，围绕创业精神的哲学层面和心理层面，学者们也提出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体是创业精神各层次培养的关键，在创业精神哲学层面的培养中，彭曼（2011）基于个体特征、成长环境、创业环境三因素进行大学生创业意识的培养；在创业精神心理层面的培养中，苏益南（2010）基于文献和访谈提出，培养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心理层面的路径包括：社会环境，即政策法规支持搭建环境，如信贷税收政策、资金支持，学校教育模式引导其品质的培养、个体的创业实践锻炼（创业实践基地、创业活动）增强其创业的心理品质等。

综上可知，无论是大学生整体创业精神培养，还是创业精神哲学层面与心理层面的培养，学校、家庭、社会支持和个体都对大学生创业精神培养有重要影响，但很少有研究系统完整的探究创业精神各层面的培养路径，使得实践中都在盲目的增加学校、家庭、社会的支持力度，效果却微乎其微。且在研究过程中缺乏对大学生的实证研究，使结论和对策的普及性缺少信服性。因此，本研究将学校、家庭、社会和个体因素与创业精神的哲学层面与心理层面培养相对应，针对性地提出有效培养路径，完善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培养途径，并通过实证检验其有效性，将培养途径与创业精神的内在要求结合，提出综合的有效培养途径。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思路

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体因素对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各层次有不同的影响，社会方面影响方式有创业氛围的营造与宣传、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扶持与指导、成功人士的示范效应等；学校影响方式是教学理念、教学模式与方法、学校创业活动等；家庭方面，家人对风险的偏好、父母工作的稳定性和亲人朋友的鼓励支持等都会影响个人创业精神的培养；个体因素，主要包括个体的价值追求。因此，实证过程围绕创业精神的哲学层面和心理层面测量大学生创业精神现状，从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人因素测量其影响作用，进而探寻不同的影响因素对创业精神各层面的不同影响，进而提炼总结相应的培养路径。研究采用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分析方法因子分析、均值计算、频数分布等基本统计。

2.问卷设计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参考、大学生创业精神影响因素的成熟量表（王辉（2011）以及质性化访谈，进行问卷编制，内容包括创业精神的哲学层面和心理层面以及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体影响因素。问卷编制采用likert5分量表，要求被试创业精神各问题按照同意程度进行打分以测量大学生创业精神的现状（1表示“完全不重要”，2表示“基本不同意”3表示“不确定”4表示“基本同意”5表示“完全重要”）；创业精神影响因素的测量按照多项选择形式进行勾选。

3.研究对象

研究选取的样本对象为陕西师范大学本科生、陕西省部分成功创业者，共发放问卷125份，经过筛选，有效性问卷为102份。由于有效性样本数为问卷总条目数的5倍以上，所以样本数据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4.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SPSS信度分析可知Cronbach's Alpha为0.861>0.7，达到可接受的水平，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通过因子分析进行内容效度检验KMO为0.816，巴特利球形检验卡方值显著，P

三、研究结果

1.大学生创业精神现状

对创业精神各指标的均值统计可知，大学生的创业精神总体不强。具体如表2所示，大学生创业精神均值为3.76，各指标的均值也介于3和4之间，表明目前大学生创业精神达到尚可程度但不强。其中仅创业认知较强，均值>4，创业理念和意愿接近4，其余指标均

2.影响因素分析

（1）社会、学校和个体共同作用影响创业精神哲学层面的形成，且影响路径不同对创业精神哲学层面影响因素频数统计以进行百分比转化，以百分比50%为标准，凡是百分比大于50%的指标，都说明对创业精神产生影响。从表3的统计结果显示，社会、学校和个体三个维度都有指标选择频数超过50%，家庭维度指标选择频数小于50%，表明社会、学校、个体共同作用影响创业精神的哲学层面的形成，家庭因素影响较弱。其中，社会营造的创新氛围、政府出台的扶持政策对创业精神哲学层面的创业认知、创业意识和创业理念有较强影响，而社会成功创业人士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对创业精神哲学层面影响不强；学校多元化教学理念、举行的创业实践活动影响大学生的创业思维，而师生交互式教学模式、专家开始的专题讲座对创业精神哲学层面影响较弱；对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追求、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是创业意识和创业理念的动力因素；家庭因素中父母对风险的偏好、父母工作的稳定性对哲学层面的创业理念影响较弱。

（2）学校、个体和家庭因素相互作用影响创业精神的心理层面，且影响路径不同，对创业精神心理层面影响因素频数统计以进行百分比转化，筛选出百分比大于50%的因素可知，学校、家庭、个体因素共同作用影响创业精神的心理层面，社会因素影响较弱，具体分布如表4所示。学校因素中的师生交互模式影响创新追求，而学校举行的创业实践活动对创业精神的心理层面影响较弱；家庭因素中亲人朋友的鼓励支持主要影响个体的创业意愿和成就动机，而家人对风险的偏好、服务工作的稳定性对心理层面影响较弱；个体对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对创业精神心理层面各指标有较强影响。

四、结论

根据研究结果可知，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体对创业精神的各层面有不同的影响，这就要求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培养应重点采取以下方式与方法：

第一，加深大学生哲学层的创业认知、意识和理念需要政府出台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加大对大学生创业的指导力度，加强政策宣传，在全社会营造创业氛围。

第二，学校要重视教学模式创新、开展创业实践活动培养大学生创业思维和创新追求。立足知识型、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多元化教学理念，学校要重视教学模式创新、积极组织创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创业思维模式，激发大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性。在教学模式创新方面，师生交互模式可采用启发式、案例式、讨论式、模拟训练式、创业基地参观学习等多种形式体现，这样可鼓励大学生改变思维方式，多思考、多实践，激发求知欲，引导学生从学习复制向自主创新转变；在创业实践活动开展方面，可定期举办创业计划竞赛为大学生创业提供系统性思维引导和训练，由于专家开始的专题讲座对创业精神影响较小，因此可适当减少专题讲座。

第三，家庭方面重视亲人朋友的鼓励支持。研究发现，家庭因素中的亲人朋友的鼓励与支持，主要影响创业精神的心理层面，这些支持是创业精神心理层面培养过程的坚实后盾。因此，亲朋好友可通过提供资源支持给予大学生创业所需的资金，通过情感鼓励帮助其产生积极的能量与信心，激发个体精神层面的创业意愿和成就动机。

第四，唤醒个体对价值追求的思考。研究表明，个体对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追求、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对创业意识和创业理念形成有重要影响，并且对创业精神心理层面各指标有较强影响。因此，要从内在激发和唤起个体对价值追求的思考，使创业成为其价值追求实现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王辉.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内涵、现状与影响因素[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1，（7）.

[2]王乐生，张瑾.大学生创业精神研究现状综述[J].中国大学生就业，2009，（15）.

[3]郭非，孙海涛.基于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创业教育的探索[J].中国电力教育，2010，（33）.

[4]李炳论.论用科学发展观理念引导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培养[J].继续教育研究，2011，（12）.

[5]钟建华，胡明山，易璐.大学生创业精神培养探析[J].教育与职业，2006，（9）.

[6]刘兴亚，国佳.大学生创业精神缺失与对策[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1，（11）.

[7]韩建立.题目：创业精神的影响因素及其绩效评价[J].心理科学进展，2005，13（1）.

[8]王一丁.精神唤起：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核心问题[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1）.

[9]彭曼.培养大学生创业意识的实践与探索[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9）.

第8篇：精神分析哲学范文

关键词：理性；信仰；人学；生存论

一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神学由近代转向现代，这是一般史家的概念，这个概念当然并不是完全按照外在的计时方法来区分的，在哲学、神学上不像在现实历史中有一条明确的时限可划。哲学、神学之所以能划分为近代和现代，是因为在这两个时期中，哲学和神学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现代西方哲学、神学中的问题同近代哲学、神学问题之间尽管有着质地差别，但仍然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它一方面是对近代问题的继承与接续，另一方面也是对近代问题做出的现代回答。因此，要深入研讨现代哲学、神学中的生存本体论，就必须回溯近代哲学、神学对相关问题所做的说明，只有察源观流，才能真正把握这一问题的发展脉络和精神实质。在对诸多近代哲学、神学流派及人物的考察中，笔者既没有选择近代哲学的创始者笛卡尔、培根，也没有选择近代哲学的终结者黑格尔，而是选择了康德作为重点分析对象。wWw.lw881.com做出这一选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以探讨知识论问题而著称的康德学说与生存本体论有何关联？康德的相关见解对现代哲学、神学话语的生存论转向有何种影响？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论文的主要内容。

俄罗斯文艺理论家戈洛索夫克尔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康德》一书中指出：“在哲学这条道路上，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是来自何方和走向何处，他都必须通过一座桥，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康德。”1)美国的康德研究专家贝克曾引述哲学家中流传的一句格言：“在哲学问题上，你可以赞同康德，也可以反对康德，但不能没有康德。”2)人们之所以给康德思想如此高的评价，主要原因在于：在康德哲学精神中，既囊括了他那个时代人类在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所取得的优秀成果，也凝聚了西方文化自古希腊发轫而来的一切理智生活的智慧结晶，在康德这里既有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及其方法的影响，又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代圣哲的思想启迪，还有文艺复兴运动和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文化的熏陶；既有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的理论碰撞，又有法国早期启蒙学者和人文学者的思想浸染，更有象牛顿、卢梭和休谟等这些时代巨人的人格和思想的深层积淀。正是在上述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康德以德国自身的莱布尼兹——伏尔夫学派为背景，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哲学”，奠定了近代德国哲学和神学的基础，而这种哲学和神学的影响所及又大大超出了德国的范围。

然而要真正搞清康德在哲学史、神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现代生存本体论的影响，仅看到上述因素还远远不够，更主要的是要从康德所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来理解康德思想的历史意义。康德哲学和神学思想的根基是其《纯粹理性批判》，特别是其中的“分析篇”，当代西方哲学、神学的主要思潮大都从这里出发来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主旨是以批判考察人类先天认识能力为出发点，以阐释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冲突为目的，其主要任务就是要确定人类认识能力有哪些先天要素及这些先天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最终为信仰留下足够的地盘。康德把人类的认识能力首先区分为：作为低级认识能力的感性和作为高能认识能力的理性。感性通过先天的直观形式——空间和时间去接受由于物自体对感官的刺激而产生的感觉，从而为高级的认识能力提供对象和质料。在“分析篇”中康德又把高级认识能力区分为知性、判断力和理性三种。他认为知性的先天思维形式是所谓纯粹知性概念（即范畴：如质、量、因果性、必然性等），知性运用范畴综合统一感性材料才产生了经验或知识，而范畴之用于感性材料是以从范畴规定时间图型而引伸出知性的先天原理这种形式进行的，知性的这些先天原理具有建构性，作为认识对象的自然界的各种规律，正是知性通过其范畴或原理而颁定给它的，亦即人为自然立法，这就是康德自称的“哥白尼式革命”。判断力的作用则在于运用知性的先天原理去统摄、规定特殊的感性现象，以形成关于对象的具体的经验知识。而理性的作用则在于通过其主观产生的关于无条件者的理念（诸如：灵魂、世界、上帝等）去指导知性的活动，使认识达到最大可能的继续、扩大和系统化。然而理性在认识中的迷误在于：一方面它出于自己的本性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幻想，即把理念看作是有现实对象与之对应的概念，因而想去把握这些无条件的、超感性的现象界以外的对象，即物自体或本体。另一方面，它不了解知性范畴只有同感性材料结合才能产生关于对象的知识，因而把本来仅适用于感性现象的范畴，用来规定超感性、超经验的物自体。其结果必然产生关于灵魂不朽之类的谬误推论、世界有限与无限之类彼此冲突的二律背反及上帝客观存在的虚假证明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旧形而上学所必然产生的假知识和伪科学。这说明只有现象可知，本体不可知，从而也就限制了理性认识的范围。而这不可知的本体的存在也就为人摆脱自然必然性的意志自由、道德、对来生和上帝的信念留下了余地。由此康德认为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为未来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出现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基础。3)

如果我们仅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分析篇”看，康德似乎只是在讨论知识形成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问题，但这仅是康德哲学的核心之点，而康德的真正目的是要由此出发来构建其更为恢宏磅礴的理论大厦。换言之，康德建构其“分析篇”的主要目的远非仅仅要指明知识形成的可能性问题，而是要以人类知识形成的可能性问题为基点，探讨与人类自身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他要使其思想由前批判时期的驰骛于外在宇宙而返回于内在宇宙，由前批判时期向世人呈现出的壮观的自然之图转而再向世人贡献一帧人类深遂的心灵之画。在康德看来，知识与道德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人类理性的立法有自然和自由两大目标，即不仅包含自然法则，而且还包含道德法则；最初是在两种不同体系中表现它们，最终将在惟一的哲学体系中表现它们。基于这种考虑，康德在研究了人类心灵的认知能力后，又进一步研究人类心灵的情感能力和意志能力，以及这三种能力指向的三种对象——真、善、美。他认为其《纯粹理性批判》论述了知识如何可能？它是理性的基本目的；《实践理性批判》论述了道德如何可能？它是理性的终极目的；《判断力批判》论述了审美趣味和自然合目的性如何可能？使真、善、美在反思判断力中综合统一起来，消除了自然和自由、知识和道德的分离。康德晚年对自己一生的哲学研究进行了认真总结，他认为他一生中哲学研究的所有问题都是围绕与人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的四个问题展开的，当他完成《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一书后，给朋友司徒林的信中说：“很久以来，在纯粹哲学的领域里，我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计划，就是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我能够知道什么（形而上学）？二、我应该做什么（道德）？三、我可以希望什么（宗教）？接着是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人类学）？”4)与上述四大问题相对应，从而产生了四门学问：认识论，伦理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

由于康德的思想涉及到人类精神文化的全部学科，它在体系上博大恢宏，内涵上丰富深厚，几乎各个部分都闪烁着智慧的真知灼见，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它都呈现一种面貌，以致对它的研究和理解不能不存在一定的困难。它不像黑格尔哲学那样在体系上易于领会，在环节上含混难懂，而相反在环节上清晰易懂，在体系上却难以把握。所以，国内外历来做康德的文章因立足点和倾向性的差别，常常各执一端、各据一偶。有人把康德看作一个知识学家、伦理学家、美学家，也有人把他看作一个科学家、心理学家、宗教学家、法学家、人类学家等等。康德的精神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是支离破碎的，它在被多元化的同时，也被专门化了，仿佛任何一门科学都可以从康德这个百科全书式的坩锅里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特殊元素，加以蒸馏、发酵、膨胀而形成一种新的体系和学问。5)

上述现象的出现向我们提出了重新认识和理解康德的任务，即在对康德进行分析研究的同时还要进行综合的研究，把分析原则寓于综合之中，把康德学说看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它有着自身的宗旨、基本问题和逻辑线索，有着自身的风格和特质，它的各个部分和环节表现出一种有机的递演关系，并服务于一种终极的目标和理想。基于此种认知，笔者认为康德在东西方世界之中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恒久的魅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学术思想的深层所包含的浓郁的人情味和生命气息。康德的精神包容了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一切实践领域，思考了人生的根本问题，度量了人类心灵的各种功能、条件和界限，它不仅揭示了宇宙的智慧，更是涵摄了生命的智慧，在茫茫无垠的自然寰宇中凸现了人的价值、人格的尊严和人性的自由。因此，只有从人学的视角研究康德，才能真正抓住康德思想的精神实质。但本论文的主旨不是要探讨康德的人学思想（笔者对此另有专论），而是要以此认识为基础，探讨康德之后受其人学思想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各种哲学、神学思潮及其这些思潮的生存论转向问题。由之，一方面使我们从中寻觅出现代西方哲学、神学话语生存论转向的历史轨迹，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更为清晰地透视现代哲学、神学与康德人学思想的内在关联。下面笔者分四条路线展开这种考察，这四条路线分别是：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传统哲学路线；科学主义的语言分析路线；人本主义的现象学路线和现代神学路线。

二

康德以知识论为基础，以人为中心的哲学，是近代欧洲哲学的分水岭，但谁也不能在分水岭上停留太久。康德的知识论显然留下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既然知识以主体和客体的分离为前提，那么这种知识只能是抽象的概念式的知识，就活生生的现实过程而言，是一种割裂了的理智形式，因而这种知识不是真知识。在康德看来主体与客体之间固然可以得到相对的结合，但却永远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这种知识论，就自己否定了自己，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康德本人并没有回避这个矛盾，而是径直地宣布了一个不可知的领域，因而在现象与本质之间设立了一个不可超越的界限。打破这个界限，就必须打破主体与客体僵硬对立的这一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从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特别是黑格尔高举起辩证法的旗帜，与这种形而上学知识论对立起来。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主体与客体、实践与理性相分离的做法，试图从积极的方面发展康德的理性概念，在其《精神现象学》中他把人的精神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三大阶段。“主观精神”是指个人的精神，它又分为三个小的阶段，这三个小阶段大体上是个人的意识从最原始的、与禽共同的、低级的、模糊的主客不分的状态经过区分主客到达初步的主客统一的过程。但即使是个人精神的最高阶段，也仍然具有有限性。个人的精神为了要实现自己，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亦即否定自身，并从而获得自己的无限性。有限精神的这种真理就是绝对精神。从个人的有限精神到绝对精神之间还需经过“客观精神”，即个人精神的外部表现如法律、道德、社会（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国家是“客观精神”范围内最高的主客统一、最高的主体性和自由。但“客观精神”范围内的主体性和自由例如政治上的自由仍然是有限性的，因此，人的精神的发展必须超出历史即整个“客观精神”的阶段，进入“绝对精神”的领域，在此领域中最高的主客统一才得以最终完成，这里的主体性才是无限的，自由也得到了最后的最完满的实现。至此，人与“绝对精神”同一，有限者的个人达到了“真无限”，这样的人乃是最真实、最完满的人。“绝对精神”还有其本身的发展阶段：第一是艺术的阶段，即以直接感性的形式把握无限的绝对；第二是宗教，即以表象的形式把握无限的绝对；最高的是哲学，它以概念的形式把握无限的绝对。黑格尔认为艺术、宗教都各有其有限性，只有“纯思维”或“无限的思维”及其产物“纯概念”才是最高的“真无限”。6)

然而黑格尔这种超乎主体与客体、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之上的“综合”（绝对理念），本身仍然是一种理论理性。黑格尔的哲学表面上客体性原则占主导地位，实际上仍以主体性原则为核心。理念为事物之全体或总体、总和，仍是抽象的事实。因此，黑格尔的绝对哲学把一个生动活泼，在他说来是“辩证法”的过程纳入了最高形式、最僵硬的逻辑体系，旧形而上学的虚幻性和内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黑格尔标举人的自我实现历程的《精神现象学》中暴露无遗。特别是黑格尔的这种“思辨哲学”虽然保留了自己独特的“范畴”，但仍建造不出一套自己特别的“语言”，它还得用“本质”、“存在”、“可能”、“现实”、“必然”等这些词汇来论述自己的思想，于是同样一个词，仍分为“经验”和“超验”两种意义，而后一种意义遭到了实证主义的强烈反对，指出那是人类日常语言的含混引起的误解，是想象的产物，因为“绝对”就像“上帝”和“魔鬼”一样是既不可证明又不可证实的。这一派思潮，从g.e.莫尔发起对“绝对唯心主义”猛攻以来，经过了许多发展，到维特根斯坦早期《逻辑哲学论》有了一个类似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分析篇”那样完整的分析性“语言哲学”理论。研究这一思想发展线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但由于这一思想路线与本论文生存本体论的关联度相对较小，故笔者不作为研究重点。

三

如果说以英美国家为主的科学主义思潮中的语言分析学派在康德经验知识论基础上开辟了否定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重要路线，那么欧洲大陆现代现象学派则在康德理念论基础上发展出了另一条对抗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主客二分的思想路线。毫无疑问，现代现象学的奠基者和创建者是胡塞尔。胡塞尔把康德的先验性原则贯彻到底，甚至认为先验性是欧洲哲学的最终依归。他认为康德的知识论在感性篇中容纳了感觉杂多性是一种不彻底的表现，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纯思想性的精神世界。他从思想与语言的关系入手，认为人的思想离不开语言，语言是人为了掌握客观世界而设计出来的符号，语词作为符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有所指，即指一个具体的事实对象；另一方面又是一种表达，描述一个普遍的思想。所指与对象有关，而表达则与意义有关，二者有原则区别。分析哲学重视“所指”，认为“所指”决定“意义”，“无所指”也就“无意义”。胡塞尔则认为“意义”与“所指对象”之间是一种“游离”和“浮动”的关系，意义本身具有独立性。7)“意义”的发现，在胡塞尔看来，无异于揭示了整个西方哲学的最后秘密，找到了从古希腊开始哲人们所寻求的东西。胡塞尔又从笛卡尔那里采用了怀疑论，并将它发展为“悬搁法”，将一切感觉经验的表象成份“括起来”，然后问“剩下了什么”。经过现象学“括起来”后所“剩下的”，就是“本质”，就是“意义”，它不是单纯的感觉，也不是单纯的概念，它不是形式推论出来的，因而有一种直接性，但又是普遍的，因此又是一种理智的直观或直观的理智。

如果我们把胡塞尔的“意义世界”同康德的“理念论”加以比照，也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内涵。康德不是说纯理性概念没有“客观的”、经验的对象吗？事实上如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已经说明过的，一切“理念”所要考虑的都不是这个客观的、经验的对象，而只是需要“意谓的对象”，因而，本来“理念世界”就是自成体系，可以与实际的物质世界无涉的。所以他一再强调他的“理念”，就是康德意义上的“理念”。正因为“理念”与客观物质对象有这样一种“游离”的关系，才能不受物质世界变幻不居的表象的影响，使人类的知识达到一种绝对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塞尔的“理念”论是把康德的的“理念”论拉回到现象界来，使“本体”“现象化”，同时也使“现象”“本体化”，这样“现象”、“知识”才能绝对的可靠。这样胡塞尔就否定了康德的不可知论，所谓“物自身”虽然不是“事实的知识”，即“上帝”、“意志自由”、“不朽”虽然不是具体科学的对象，但它们在人的想象、幻想里却是可能的对象，而且作为思想的对象，作为意谓（意向）的对象在思想中更有着必然的根据，因而我们不但经常“言说”它们，而且也经常“讨论”它们。8)

四

以上我们以康德为出发点，从黑格尔讨论到胡塞尔，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的理论似乎与生存本体论无所关联，事实上恰恰相反，海德格尔正是从康德的“理念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胡塞尔的“意义世界”发展出其生存本体论的思想。我们知道，胡塞尔强调先验的纯粹意识之直观是把握事物的根本方法，借助此种方法，人们便可以将事物的意义世界变成内在于我们意识中的存在，在这种纯粹意识之中，主体与客体、意识与存在、物与我便真正实现了彻底的统一。但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利用本质直观所获得的“意义世界”和黑格尔用思辨逻辑所获得的“绝对精神”都是一种不真实的存在，因为他们在其认识道路上所坚持的仍然是主体性原则，所不同的是胡塞尔比黑格尔走的更远、更彻底，然而真实的存在早被他们遗忘和遮蔽。在海德格尔看来，凡是要探讨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学问，一旦忽视了人的存在，将人的存在存而不论，或对人的存在没有获得清晰明瞭的理解，那么这种认识必然是错误而虚假的，最终仍然要重蹈主客二分的传统形而上学的覆辙。海德格尔认为要真正克服一种倾向，不是从外部用另一种倾向代替它，不是在各种对立关系中来回颠倒，不是你说东，我说西，而是要找出它的根源，使这种对立“过时”。有鉴于此，海德格尔要深入到胡塞尔“纯粹意识”的原始根基——人的存在（此在dasein）中来探讨哲学的根本问题。换言之，海德格尔要对作为哲学起点和终点的人的存在做基本分析：通过探讨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的在世、操心、死亡、时间等问题而重新为哲学置基。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即“此在” (dasein) 是意义世界得以开显的前提条件，“本质直观”、“纯粹意识”只是此在与存在发生关系的结果，一旦失去此在，“本质直观”、“纯粹意识”便了无支撑的根基。9)如果说胡塞尔讨论的是现象的自显，海德格尔则要究明现象自显的本源，从此种意义上讲，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就是“存在学”，就是对此在及此在与存在关系予以解蔽的诠释学。

当然，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所做的这种生存论转向不是空穴来凤，在其前面已有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相关论述奠定了基础。克尔凯郭尔是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生存哲学家、神学家，也是西方哲学、神学话语中生存论转向的肇端者。在克氏看来，思想与生存本来是不分轩轾，其道一体的，在古希腊多义的“to be”、“being”中已经贯注了丰富的生存思想，这种思想与生存的同一境界在柏拉图的哲学中被分离了，从柏拉图开始出现忽视生存并且分离思想与生存的倾向，本来平实的“思想”退化为艰深晦涩的“思辨”，活生生的生存被贬低为僵死的“实存”。因此，克氏对欧洲理性主义传统存在论中没有人，特别是没有“个人”的历史深恶痛绝。当然克氏对个人的强调也有一个限度，即个体的生存必须顺从于上帝的存在。上帝存在但不生存，个体生存但不存在，前者是本体，后者是派生物，对生存的自我理解最后必须归结到宗教信仰上。

叔本华与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一脉相通，他一方面以反理性主义的哲学方法，对抗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理性主义哲学权威；另一方面以唯意志论的人生哲学批判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实践哲学。他认为生命意志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世界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这种生命意志的“客体化”显现形态，显现的过程犹如柏拉图的理念运动，有着不同的等级和形式，人是生命意志客体化显现的最高形态，因此，我的意志便是生活意义的本原和所有行动的原因和目的。人的悲哀在于他以远远超过一般生物的感受力却承担着与一般生物同等的生存，人清楚地知道生存的悲剧结局，但却无法逃脱对这一悲剧结局的痛苦体验。

尼采不满于克尔凯郭尔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生存观，在对西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批判的同时，提出了英雄主义的生存观。尼采认为，从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文化和道德已经完全丧失了它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理由。人们所驯服的“自在之物”本身就不存在，“自在之物”是荒谬的，如果我们撇开一物的全部关系、特征、活动，就不剩有该物了，物性是我们根据逻辑需要虚构进去的。人的生存高于一切，人的生存可能是孤独的、不幸的，但绝不是悲观的。因为超人的意志可以承受起这种孤独与不幸并转化为生命的动力。生存的悲观转化为生命意志的崇高。上帝已死，人再也不能按上帝的形象塑造自己，而是由自己的意志所规定，其中那些完全以自己的意志支配了自己的生存从而真正显示出生存的超越性意义的，尼采称为“超人”。正是由于尼采对西方传统的超验生存观及神学生存观的彻底反叛，也由于他对前期生存哲学的消极的生存观的批判，生存哲学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生存论问题开始成为现代人学哲学家们的普遍文化自觉。10)

然而由生存哲学所启动的生存论转向集大成于海德格尔，如前所述，海德格尔把反叛的矛头从近代康德、黑格尔及至现代的胡塞尔扩展到整个传统哲学，把在尼采那里尚作为一种现象的思想性反叛深化到对哲学基础即存在论的系统清理与批判。海德格尔指出，西方哲学中整个两千多年形而上学的历史恰恰是真正的“存在”被遗忘的历史，表面上看是确立存在的历史，其实是在抛开了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生存，即此在（dasein）之后对于实体化与知性化的“在者（das seiende）”的确证，因此海氏提出以“此在”为中心重建基本存在论，并把通过此在所呈现出来的存在直接称为“生存（existenz）”，认为只有通过此在才可能主动地确立与世界的关联（在世），从而真正阐释“存在何以在”之类的哲学根本问题。

五

在康德思想遗产中发展出的与生存论相关的第四条路线是现代神学路线，在对这一路线展开讨论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康德的神学本体论予以说明。我们知道，上帝在并且与我同在是康德终身的信仰，但上帝怎样在、怎样与我同在却是康德“批判哲学”神学观的核心问题。康德指出，上帝应是经验世界的外在，宗教神学本体论、教会神学宇宙论和自然神论等关于神的观念偶然随意，并不能证明上帝之在。经验界的上帝死了，道德世界之在、内心希望之在才是上帝的居留之所。人类只有通过对道德的探索才可能确立上帝之在。道德的核心是责任，责任的基础则是人对自由的呼唤和自由的实现。当人向道德的上帝敞开自身，人便开始了一种源于信仰、显于道德行为中的生命直觉：思。“思”使我们走向上帝，“反思”则使上帝接纳了我们。真正的上帝应是人的自由生存的注解。11)

康德之后的施莱尔马赫12)在批评康德的过程中从生存论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宗教情感论。他认为康德由道德服从引伸出的神学本体论，预定了主体、客体之间的分裂，预定了人与上帝的差异、分离与距离，必需在同一性原则的力量下克服这种差异。这种同一性的力量既不是理论知识，也不是道德行为，而是一种无条件的绝对依赖的情感，这种情感不同于主观的心理情绪，而是超越于主体与客体之上的宇宙对我们存在的深层结构的影响。施氏还区分了两种无条件依赖的形式：一种是因果性的依赖，即指向一个东西，如儿童依赖父母；一种是目的性的依赖，即指向一个目的，如道德完满。施氏认为基督教是一种目的性类型的宗教，它具有无条件依赖道德命令的特征，在这里康德的影响又显现出来。13)

深受胡塞尔现象学影响的神学思想家舍勒则认为上帝的存在完全是自体自根的，不依赖于人的情感而存在，如果承认了施氏的理论，就等于承认没有眼睛（主体的宗教情感）就没有颜色（上帝）。由此舍勒提出了自己的神学生存论主张，他认为拥有一个“绝对之域”是有限个体之意识的本质，这种绝对之域同时是存在和价值的一个未知数x ，个体意识必须用某种意涵去填充它。舍勒称这种绝对之域的意涵为“信仰财富”，宗教信仰的建构属于人的内在本质。一无所信者仍是一位信仰者，其信仰意涵是“虚无”。宗教行为的意向性建构作为人的意识本质，并非在于它是人性的，而是在于人是“有限性”的存在。对人来说，选择不在于信仰或不信仰，而在于是否能使信仰获得“恰切的信仰对象”。

面对康德以来（可上溯至柏拉图）的本质主义的生存本体论，即从人在整个宇宙中的本质属性（诸如：人本性的善与恶、人的有限与无限）来谈人的生存、人与上帝关系的理论，当代新教神学家布尔特曼、莫尔特曼等人则提出了观察人的存在与上帝之在的另一种方式，即从人在特定时空中的生存状况及人被异化的生存条件为出发点来谈人的存在、人与上帝的关系，并形成了一整套影响日渐深广的生存神学和末世神学理论，特别是健在的德国神学家莫尔特曼从人的生存与死亡谈及人类历史的延续与终结、宇宙自然的生成与毁灭，从而形成了一套整全的末世神学理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主旨不仅是在讨论知识论问题，而是主要在讨论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康德以此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进一步完成了其他各部批判性著作，最终以他个人和他那个时代所独有的方式回答了有史以来困扰人类的四大哲学和神学问题：人能够认识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人应当希望什么？人是什么？但康德仅是行走在真理途中的伟人，在他之后的哲学家、神学家一方面从其思想遗产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又从其理论体系中发现矛盾，并继续前行，力图克服他留下的各种矛盾。其中，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以西方传统哲学特有的方式在更深层次上回答了康德的四大问题；而科学主义思潮、人本主义思潮及各种宗教神学理论则结合现代社会的人类处境，以新的话语方式对近代社会康德提出的问题做了现代回答，特别是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派；以施莱尔马赫、舍勒、布尔特曼、莫尔特曼为代表的生存神学、末世神学最终完成了西方哲学、神学由本质主义存在论向存在主义生存本体论的转向。西方哲学、神学的这一转向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哲学、神学研究的起点，我们还会像康德一样继续行走在通往真理的途中。

参考文献：

1．何尔森.古留加，《康德传》，贾泽林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1页。

2．l. w. beck,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kant, the bobbes – herrill company, 1965，p3。

3．参阅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9页相关论述。

4．康德著《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李秋零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版，第216页。

5．范进，《康德的文化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5页。

6．张世英，《自我实现的历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15页。

7．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0年1月版，第326页。

8．叶秀山，《思.史.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87页。

9．陈俊辉，《海德格尔论存有与死亡》，台湾学生书局印行，民国八十三年九月版，第44页。

10．邹诗鹏，生存论转向与当代生存哲学研究，求是学刊，2001年第5期，第33页。

11．张政文，关于上帝之在的对话，求是学刊，1996年第4期，第20页。

第9篇：精神分析哲学范文

一、什么是分析哲学？

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早期，一批有深厚学养且胸怀宏图大略的哲学家相继登上了哲学舞台，他们分别是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乔治·摩尔（Gorge Moore）以及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分析哲学家们主要致力于意义的分析，并将其作为哲学的主要任务与目标。他们希望单独地、确定地、一劳永逸地去解决一个一个具体的哲学问题，从现代逻辑输入精确性，从现代科学引入方法论，把语言问题当作突破口，运用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的方法，使哲学逻辑化、科学化和分析化，由此达到哲学思想的明晰性和确定性。分析哲学后来成为英美甚至整个英语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哲学研究方式，并在欧洲大陆得到广泛传播。

从起源上看，分析哲学力图把认识论中的经验论传统、康德的基础主义以及弗雷格在19世纪晚期首创的逻辑分析方法和哲学理论结合在一起。它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先后出现过逻辑原子论、常识实在论、逻辑实证主义、批评理性主义、日常语言学派、逻辑实用主义、历史社会学派等支派，还包括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不属于这些支派的分析哲学家。但是，可以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确立一个中心时期，这个时期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战后的语言分析阶段，前者倾向于强调人工语言和符号逻辑，而后者则倾向于强调日常语言及其哲学。在这个中心时期，分析哲学家相信两种语言的区别，其一是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间的区别，其二是描述的说话方式和评价的说话方式之间的区别；并且坚持一个传统的哲学研究纲领，即试图探索语言、知识、意义、真理、数学等等有疑问的哲学现象的基础。如果我们假定哲学基本上是一种概念分析活动，并且假定哲学的任务是为知识提供可靠的基础，那么在实证主义者看来，其自然结论就是哲学分析基本上是还原的。这就是说，这种分析的目的在于表明，经验知识如何立足于我们的经验材料即所谓的感觉材料之上，并且最终可以还原为这种感觉材料（现象主义）。关于心智的陈述立足于关于外部行为的陈述之上，因而最终可以还原为关于外部行为的陈述（行为主义）。同样地，必然真理立足于以定义形式表现出来的语言约定之上（约定论）；数学立足于逻辑特别是集合论之上（逻辑主义）。在每种场合下，哲学上较多地令人困惑的现象被表明在某些较少地令人困惑的现象中有其可靠的基础。

可以把中心时期之后分析哲学的发展，看做是逐渐否定这两种区分（即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以及评价话语与描述话话的区分）和拒斥基础主义的过程。20世纪50一60年代进行的工作导致对两种区分的否定；而且，随着对这两种区分的否定，在70一80年代开始形成了对分析哲学的一种新看法。对传统的分析哲学来说最明显的问题是：还原论的计划破产了。在每个场合下，现象主义者和行为主义者建议的那种还原论分析都没有实现其意图，到60年代初，它的失败已很明显。这一阶段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发现，其中主要有：蒯因对分析和综合的区分的否定；奥斯汀（J．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维持根斯但对基础主义的批评； 罗尔斯（J．Rawls）在政治哲学方面的工作��正义论；以及库恩（Thomas Kuhn）等人在科学哲学中引起的变化��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以上这些变化，一方面使分析哲学成为一门更富有趣味的学科，另一方面也使它成为一种界线更不清楚的研究活动。许多被上一代分析哲学家基本上忽视的研究领域，例如，认知科学，生物学的哲学，经济学的哲学，行动理论，甚至哲学史研究，如今已变成哲学中的一些繁荣旺盛的分支学科，或者已开始进入分析哲学家的视野。有的分析哲学家还预言，心智哲学和社会哲学将在整个哲学研究中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对语言的研究可以取代对心智的研究这种看法，正在转变为对语言的研究其实是心智哲学的一个分支这样一种看法。

可以看出，随着分析哲学的发展演变，它的许多基本信念和研究纲领已被动摇，它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它作为一个学派或一场运动的许多重要特征已经或正在失去，这同时表明，它作为一个学派或作为一场运动已经或至少是正在走向衰落。现在是对分析哲学作某种总体性研究和总体性评价的时候了。

二、关注语言

由达米特（M. Dummett）在《弗雷格：语言哲学）（1981）一书提出、并被广泛接受的说法是，迄今为止，西方哲学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转向：古希腊哲学追寻世界的本源与始基，处于本体论阶段；自笛卡儿始，后经洛克、休谟、康德等人，西方哲学发生“认识论转向”，进入认识论阶段；从弗雷格等人开始，西方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进入语言哲学阶段，在此阶段语言问题上升为哲学研究的首要问题，甚至全部哲学问题都被归结为逻辑一语言问题。分析哲学家们在促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哲学观包括否定的方面和肯定的方面。就其否定的方面而言，他们认为：有且只有两类陈述或命题是有意义的，即本质上是同义反复的分析陈述和可由经验证实的综合陈述。而形而上学陈述却不属于这两类命题中的任何一种，因此他们认为，形而上学陈述及其问题是“无意义的”，应该“拒斥形而上学”！在他们看来，形而上学问题是不可能有真正答案的伪命题，其心理根源在于对知识的普遍性和绝对确实性的追求；其语言根源在于日常语言的模糊性和歧义性，在于日常语言中“语法形式”与思想的“逻辑形式”并不真正一致，因此应该用“语法形式”与“逻辑形式”真正统一的理想的人工语言来代替。就否定方面而言，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哲学不是一种关于实在的理论，而是一种活动，是“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的唯一任务就是逻辑分析”，其目的“在于使经验科学的命题明晰，更具体地，它把命题分解为它的各个部分（概念），一步步地把概念归结为更基本的概念，把命题归结为更基本的命题。”他们还提出了在物理语言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科学”的方案，即科学的合理重建或理性重构。

日常语言学派与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主要分歧在于对日常语言的看法。后者认为，哲学混乱产生于日常语言的含糊与歧义，因此应该用精确的人工语言取代日常语言；而前者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是完善的，它与人们的生活形式密切相关，哲学混乱源自于对日常语言的误用与滥用。并且，这种混乱与困惑就是哲学家所受的思想折磨和所患的精神疾病，因此消除这些疾患就类似于医生给病人治病，治病的方法就是语言分析，即在具体的使用环境中，在与生活形式的密切关联中，对日常语言的用法及其所能完成的功能作全面细致的描述与清理，从而消除因对它们的误解而产生的哲学困惑。哲学因此获得了“治疗学”的形象，哲学家就是“精神病医生”，有如治病的目的是消除疾病，哲学分析的结果则是哲学问题的消解，哲学家由此达到思想的明晰与精神的安宁。因此，回归日常语言就是回家：哲学回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分析哲学家们几乎采取了共同的研究策略��“语义上溯”（semantic ascent），即先把一个哲学问题转换成一个语言问题，然后以讨论语言的方式去从事哲学问题的研究与论争。例如，美国著名哲学家蒯因把本体论问题归结为“What is there（有什么）？”，并把此问题分为两个子问题：一是本体论事实问题，即实际上有什么东西存在？二是本体论承诺问题，即一个理论说有什么东西存在？蒯因认为，本体论所应研究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它本质上是一个语言问题。蒯因发展了一套复杂、精致、带有很强专业性和技术性的本体论承诺学说，并由此把一度为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拒斥的本体论研究重新请回了哲学的殿堂。蒯因还认为，认识论的中心问题是实际地说明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是如何从观察中产生的，或者说，我们是如何在“贫乏的”感觉刺激的基础上产生出“汹涌的”输出即我们关于世界的科学理论的。蒯因认为，由于观察是感觉水平的，因而是主观的，因此要通过语义上溯，用主体间一致的观察句取代观察，并把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看作语句体系。于是，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就变成了观察语句与理论语句的关系，最后又被归结为对于语言学习过程的发生学研究。蒯因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把认识论的中心问题转换为一个与语言相关的问题，由此造成认识论的“自然化”。

在解释采用语义上溯策略去研究哲学的原因时，蒯因指出：

“哲学的问题经常向我们世界体系的基本结构挑战。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不可能轻易 地使自己脱离旧有的体系，而去考虑对手的另一种设想。我们体系的基本结构是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思维方式中的。因此，讨论就有可能蜕变成狡辩，每一方都会顽固地重申自己的基本原则， 而有待裁决的正是这些原则。但是我们能靠交谈我们的理论，亦即句子的系统，来摆脱这种困 境，商讨这些句子而不仅是顽固地维护它们。我们可以从结构简单性的角度，比较相互竞争的 句子系统，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个句于是否能靠术语意义的重新规定变成另一个句子，指出它 们隐藏着的同义。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据以进行争论，而不是以本身尚待证明的原 理作为论据进行论证。这是哲学家们谈及语言的一个原因。为了深入了解我们的概念系统，我 们的世界系统，我们应该努力去考虑它是怎么获得的：个人怎么学习懂得它，整个民族又是怎 么发展了它。个人主要是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获得了对系统的了解。同理，我们的基本概念体 系的发展同语言的演变有密切关系，哲学家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去深入研究语言的运用情况。”

这就是说，通过语义上溯，我们暂时撇开哲学立场方面的实质性差异，将注意力集中于语言，就可以避免许多空洞的、无谓的、永无结果的争论，避免论战中的强词夺理，从而摆脱哲学研究的困境，这样反而有助于弄清哲学立场方面的实质性差异，并使哲学研究深人进行。

实际上，分析哲学的语言观还有欠深刻，如果借用中国古代哲学术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分析哲学家们仍把语言看作形而下的器具，即思维与表达的工具。而在欧洲大陆哲学家那里，语言具有了本体论和世界观的性质：（1）语言作为本体呈现出先在性与根本性，它是人与世界的根本纽带。世界进入语言就是进入人的理解，人以语言的方式理解世界就是在把握真理。所以，在语言中世界的意义呈现出来了。语言中的世界才是其意义被认识到的世界。语言既有表明我们的理解方式的意义，又有世界呈现其意义的意义。（2）语言作为最古老最典型的人文符号，显现出人文性和神秘性。使用一种语言就意谓着某种文化承诺：“获得某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某一套概念和价值。在成长中的儿童缓慢而痛苦地适应社会成规的同时，他的祖先积累了数千年而逐渐形成的所有思想、理想和成见也都铭刻在他的脑子里了。” “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 因此，从语言中看到的世界已非纯粹的客观世界，而是经过特定的文化分类组合、充盈着人的主体意识的世界。（3）语言作为表征方式呈现出重要性与普遍性，它是一种与人的主体无法分离的形式系统，是人的思维和交际须臾不可缺的载体和工具。人的内在思维只有凭借它才能进行，并且得到外化、固化与深化。显然，欧洲大陆语言哲学比英美分析哲学赋予语言比工具重要得多的地位，其语言观要比后者深刻得多。但在关注语言这一总上，两者是共同的。

中国哲学（包括近现代中国哲学）一直把语言视为形而下的“器具”，几乎从未将其视作形而上的“本体”，也许先秦时期的哲学是个例外。因此，中国哲学特别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缺乏对语言问题的真切关注，甚至一再强调语言作为思维、交际、表达形式的相对性和局限性。《易经·原辞》中有“言不尽意，书不尽言”的说法；老子《道德经》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更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魏晋南北朝的“言意之辩”，佛教的“不立文字”、“不落言筌”等等，就是明证。中国近现代哲学甚至从未认真思考和琢磨语言“载道”（表达思维）的工具功能，从未认真地把这个“工具”当一回事，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中国哲学写作方式的“教科书化”，我将其称作“教科书文化”的大泛滥。哲学文本的写作，从布局谋篇、起承转合、谴词造句等，几乎形成了固定的程序与模式，有一套固定的概念用语。不同的哲学工作者写出的哲学文本，从思想观点到概念术语再到写作风格都大同小异，就像工人在一条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标准产品，哲学家个人在先天禀赋、学识见解、气质风范等等方面的特点与差异统统不见了，哲学家个体也似乎成了一个个“标准人”。实际上，语言的苍白与呆板是哲学思维的肤浅与雷同的外在表现。有人这样谈到他的读书经验：“我个人读书（尤其是读文史类书），历来有一种特殊的‘品尝法’，即先看作者的文字是‘干燥’一路呢，抑或属‘滋润’一路。倘若是前一路，我总是固执地认为，作者对其研究对象，似未曾下过一番‘沉潜’之功；倘若是后一路，则作者对其研究对象，实具一份‘含玩’之乐。品书如品酒，精酿深藏之酒，总是味厚而长。” 我认为，这一问题确实值得一切真正有志于学的人严重关注。当前，我们在呼唤哲学研究深化的同时，也应该呼唤哲学文本写作方式的改变，应该力戒“教科书文化”的全面肆虐。我们呼唤思想独立、人格独立、献身学术、弃满创意的哲学家，也同样热切地呼唤思想新颖独特、表达独具魅力的哲学文本。我以为，当代中国一方面提供了这样的土壤与契机，同时也提出了严厉的挑战：由市场经济导致的社会商业化气氛与浮躁心态。

三、尊重科学

按照韦伯斯特辞典的定义，科学主义是指“一种主张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推广应用到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所有领域的观点，是一种坚信只有这些方法才能有效地用来获得知识的信念”。这一定义基本上是可接受的。更精确他说，科学主义应包括下述两方面的内容：（1）自然科学知识是人类知识的典范，它可以推广用以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2）自然科学方法应该用于包括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并规范这些学科的内容。整个分析哲学无疑属于西方文化中的科学主义传统。从人员构成角度看，逻辑实证主义者大都是物理学家、数学家或逻辑学家；日常语言哲学家大都具有语言学背景，因此，分析哲学家们大都是某一具体学科领域的专家，他们带着深厚的学养，执著的信念，献身的热忱，理智的态度投身于哲学研究。即使仅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也足以令我们肃然起敬。

逻辑实证主义是科学主义思潮的典型代表，这里以基本上仍属于这一学派的美国哲学家蒯因为例。蒯因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科学意识的哲学家。他尊重常识，尊重经验，尊重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他曾强调指出：“……自然科学成就非凡，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它的各种假定。”蒯因早期曾经是一位具有鲜明的唯名论倾向的哲学家，但他中后期却承认数学的类或者集合作为抽象实体而存在。在解释如此做的原因时，蒯因指出：

“理由在于，它们对于自然科学作出了非直接的贡献。当我们谈到动物学上的种和属（这些就是类）时，它们已经以较小的方式作出了贡献。它们还以更复杂的方式作出贡献。我们都知道数对于自然科学的重要性，数学函项和其他抽象的数学实体也是同样重要的，假若没有它们，世界的科学体系就会崩溃。数学家在过去数百年中已经证明，类或者集合足以达到这些目的：能够使它们起到数、函项和其他数学实体所起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承认集合的原因：满足我们的自然界体系的数学需要。”

蒯因甚至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精确科学作为哲学的最高典范，把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例如发生学研究法、观察实验法、归纳法、类比法、假说演绎法、逻辑和数学方法、行为主义方法、理想实验法等等引入哲学领域，并作为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从而使哲学本身自然科学化。在他看来，本体论与自然科学处于同等地位；认识论则是心理学的一章，因而是自然科学的一章。整个哲学与科学共处于一个知识连续体之中，而这个知识整体则接受经验的证实或证伪。蒯因的这种相当极端的科学主义，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认识论中的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意义理论上的行为主义，知识论上的整体主义，本体论上的唯名论倾向与物理主义，逻辑研究中的外延主义等。

日常语言学派的科学主义倾向则表现在他们对经验、常识与日常语言的强调与尊重。这里以摩尔为例，他是第一个在哲学中以日常语言和常识为标准来反驳唯心主义的人。他认为，凡是违反日常语言的哲学命题都是不能成立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布拉德雷说：“时间是非实在的，空间是非实在的。”针对第一个命题摩尔反驳说：如果你的意思是指没有一个事件在另一件之后或之前，那么你一定是错了；因为在午饭以后我去散步，以后又去洗澡，后来又喝了茶。针对第二个命题摩尔反驳说：如果你的意思是指没有一件东西在其它东西的左边或左边，后面或上方，那么你一定是错了；因为这个墨水池就在这支钢笔的左边，而我的头又在这两件东西的上方。摩尔提出的反驳理由是指出这两个命题违反日常语言的用法。同样，摩尔又以常识为真理的标准，用来攻击唯心主义哲学家所说的“存在就是被感知”或“物质的东西不存在”这类玄妙之谈。例如他在《外在世界的证明》一文（1939）中论证说：“我现在就能证明有两只手存在。怎样证明？通过举起我的双手并用我右手做出某种手势时说，‘这里是一只手’，而在用左手做出某种手势时又补充说，‘这里是另一只手’。这样，只凭这件事实本身我就证明了外在事物的存在。”

分析哲学的科学主义倾向当然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哲学的科学主义纲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分析哲学家们对于经验、常识和科学的尊重，所具有的健全的科学意识和深厚的科学素养，却是值得中国哲学家甚至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所仿效、所学习的。中国传统思维缺乏明显的科学意识，对于科学技术缺少必要的尊重，而将其视为“奇技淫巧”、“斜门歪道”，科学技术迄今尚不十分发达。在中国正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本来特别需要科学意识的彰显以及科学技术本身的繁荣。但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神秘主义文化正以弘扬传统文化之名，以谋取商业利润之实沉渣泛起，卷土重来，目前已充斥于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图书市场以及公共场所，堂而皇之地挤占了大雅之堂，这其中包括各种巫术、占卜、风水这类书籍的出版，武侠小说的广泛流行，各种伪气功、伪医术的纷纷出笼，以及封建迷信活动兴风作浪，等等。据报载，某市还成立了一个电脑算卦公司，主要为各种公司择定吉日良辰和预测生意吉凶。更为可悲的是，这一现象不只是笼罩于底层社会，而是侵入了作为现代科学知识载体或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阶层，其中许多人似乎丧失了起码的科学判断，从不敢公开站出来对此类现象说“不！”。实际上，某些“知识分子”或“文人”还披挂上阵，为神秘主义文化的勃兴推波助澜。这突出表现在《周易》研究中的非科学倾向：不只是肯定《周易》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意义和广泛深刻的影响，而是正面肯定《周易》本身的科学价值，并试图从中发展出某种新学问，如“周易预测学”等。这究竟是民族的不幸还是科学的悲哀？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我并不否认，神秘主义文化的泛滥有其社会学、心理学、认识论以及科学技术目前状况方面的原因。首先，当代科学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确实有许多未知的领域等待它去探索，有许多奇异现象它仍不能解释。这就为各种前科学、准科学和伪科学的解释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其次，社会大众几乎都有一种猎奇心理，希望在平凡的、世俗的、有众多限制因而不太自由的生活中，有某种超越一般局限的事情或奇迹发生，以获得精神的满足或心理的平衡，这又为各种前科学、准科学、伪科学解释的出笼提供了社会的或心理的基础。再次，科学家们由于学识和职业的习惯，对于各种奇异现象，除非有确凿的证据，一般不加以否认；对于各种新的理论或解释，除非有明确的反例，一般不加以反对和拒绝，而是让它们留待以后的科学实践去检验。有些科学家甚至会投身或鼓励此类研究，例如，历史上曾有许多科学家去研究炼金术、长生不老丹等。由于科学家在社会中的权威形象，他们的默许、鼓励甚至参与等于给神秘主义文化的泛滥发放了特许证，甚至作了广告。最后，传播或从事神秘主义文化还能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或能取得某种特殊的社会地位，这就为某些别有用心之徒提供了动力机制。凡此种种，促使了神秘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大泛滥。

我认为，尽管当代科学还有许多局限，不能对许多现象提供合理解释。但是，当代科学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对于许多问题已有确定的答案，如永动机不可能造出来，人不能长生不死等。对于现代科学已提供确定解释之处，不能再允许神秘主义文化猖撅。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象蒯因学习，尊重科学，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培养健全的科学意识。我们甚至有必要重提“宣传科学、破除迷信”的口号，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抵御神秘主义文化的泛滥。对于那些热衷于说任何现代思想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都“早已有之”的研究者，我想提出这样一个不等式：种子≠幼苗≠大树，并提请他们注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说法：同一句格言，从一位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嘴里说出来，与从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我还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于神秘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大泛滥，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应负什么责任？特别是某些传统文化研究者？

四、运用现代逻辑

分析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现代数理逻辑紧密连接在一起的，许多大的分析哲学家都是20世纪重要的逻辑学家，如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蒯因、斯特劳森（P. F. Strawson）、莱欣巴赫（H. Reichenbach）、克里普克（S. Kripke）、普特南（H. Putnam）等。罗素曾强调指出：“逻辑是哲学的精髓。”他说：新的数理逻辑“给哲学带来的进步、正象伽利略给物理学带来的进步一样。它终于使我们看到，哪些问题有可能解决，哪些问题必须抛弃，因为这些问题是人类能力所不能解决的。而对于看来有可能解决的问题，新逻辑提供了一种方法，它使我们得到的不仅是体现个人特殊见解的结果，而且是一定会赢得一切能够提出自己看法的人赞同的结果。” 卡尔纳普指出：“哲学只是从逻辑的观点讨论科学。哲学是科学的逻辑，即是对科学概念，命题、证明、理论的逻辑分析。” 逻辑实证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逻辑重建主义，即要在感觉经验证据的基础上，利用现代逻辑和数学去演绎或者重构出整个科学。这包括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用观察术语和逻辑一数学的辅助工具去定义科学的那些概念，二是用感觉经验知识为我们关于自然真理的知识辩护。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是贯彻这一重建纲领的真正严肃的努力，其中大量使用了现代逻辑的公理化、形式化方法。

蒯因也指出：“约在一百年前，形式逻辑在戈特洛布·弗雷格手里完成了它的复兴，而成为一门严肃的科学。在随后的年代里，科学的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日渐增多地使用这个强有力的新逻辑。这有助于洞察的深入并使问题及解决方案鲜明突出。” 蒯因本人在其哲学研究中，把一阶逻辑作为表述已被整编过的科学理论的标准框架：“科学语言的基本结构，已经以一种熟知的形式被离析出来，并得到了系统化。这就是谓词演算：量化和真值函项的逻辑。” “我们所面临的这个作为世界体系的构架，就是今天逻辑学家们十分熟悉的结构，即量化理论或谓饲演算。” 并且，“从逻辑的观点看”体现了蒯因哲学的渊源、路径、方法及特色之所在。蒯因利用现代逻辑的工具去研究本体论，区分了本体论事实问题与本体论承诺问题，并论证说：一个理论的本体论承诺既不是由名称、也不是由谓词作出的，而是由量词与变项作出的：“存在就是成为约束变项的值”。蒯因根据这种观点，主张在研究一个理论的本体论承诺时，先用一阶逻辑对其进行语义整编，即将其翻译为用一阶逻辑作背景框架的一阶理论，然后看其中哪些真命题的变项被量词所约束，它们便是该理论的本体论承诺。这样便清楚地揭示出了该理论的本体论立场。此外，蒯因还利用一阶逻辑的工具，提出了一个本体论承诺的认可标准：“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用它去鉴别何种本体论承诺可接受，何种不可接受。最后，逻辑在蒯因的认识论研究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把认识论的研究主题归结为语言学习，而后者最重要的又是获得指称外部对象的语言手段，它们是一阶逻辑中变项与量词的类似物，如代词、关系从句、复数词、属于符号以及日常语言中的量词与断言句等。对于现代逻辑的成功运用，给蒯因哲学带来了许多特别突出的优点：明晰、精确、严谨、细致，他的许多哲学文本如《论有什么》、《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等，从写作方式和写作风格的角度看，几乎臻于完美，是堪称典范的哲学论文。

有人正确地指出，分析哲学家把严密的逻辑技术引进哲学，带来了双重的好处：“首先在风格上，这是一个重要的创造，如今，哲学的思辩形象已被大大地改变了。诉诸逻辑技术的积极后果是：哲学的推理过程变得清晰了，那些被不合法引入的前提被暴露出来，漫无限制的狂想和随意性受到抑制，各种观点的可批判性大大提高了，整个研究因此而更富于成效。此外，从实质上考虑，技术性对分析运动来说不能不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因为对语言结构的考察首先是一个技术性课题，离开了逻辑学，分析哲学也许根本不可能提出它的那些主要问题（意义问题、真理问题、模态与真理问题等），更不用说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 当然，逻辑技术与方法在哲学研究中的效力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它归根结底要建立在深刻的洞见与领悟的基础上。因此，逻辑方法只能是哲学研究中的一种辅助方法。

我认为，熟悉和运用逻辑特别是现代逻辑，对于中国哲学界来说是一件特别需要的事情。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长于神秘的直觉、顿悟、洞见，以及笼统的综合和概括，但拙于精细的分析与严密的论证。这从留传下来的哲学文本也可以看出来：几乎没有围绕单一主题进行严密论证的大部头著作，而有的是作为未经严密论证的观点集成的“语录”。所以，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把中国变成《毛主席语录》的海洋，这一做法在中国实在是源远流长：作为中国文化经典的“四书”、“五经”，很多只不过是孔孟语录汇编，因为孔子讲究“述而不作”，于是只好由其弟子将其言行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以传给后人。中国古代哲学疏于分析与论证的传统，在当代中国仍大有传人。反观时下的某些哲学论著，几乎有一个通病：缺乏论证性，其中充满了新名词、新概念、新材料，云山雾罩，而遇到一些十分上述关键的思想，却轻描淡写，几笔带过，并且时常可见内容混淆、重叠甚至冲突之处。无论怎样辩解，上述弊端绝不是一个好的哲学理论所应该具有的。马里奥·邦格曾指出：自19世纪以来，唯物主义没有取得进步，“这部分地是由于它无视现代逻辑并拒绝向对立的哲学学习。”“大多数唯物主义哲学家都只说日常语言��从而必然只能以一种不精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很少考虑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法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他认为，“哲学研究应当系统地、精确地和科学地进行，而不能采用文学的描述方式。” 我认为，马里奥·邦格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哲学的本性在于爱智慧，它是说理的，理所当然地应当加强论证性，使其逐步精确化、严格化。应该认识到，精确化、严格化不仅仅是组织观点与材料的写作方式问题，而是把哲学思考引向深刻化、正确化的途径方法。这是因为：（1）严格化、精确化必须以哲学思考的周密化、细致化为前提，而周密、细致地思考的结果往往导致哲学思想的全面与深刻；（2）有些哲学思想泛泛而论可能十分动听、十分有理，但是一旦要使其严格化和精确化，充分揭示其概念、范畴、命题潜在的逻辑涵义及其相互之间潜在的逻辑关系，并使它与其他观点处于有机统一之中，往往就会发现它漏洞百出，有时甚至根本不能成立。纠正错误则导致哲学思维的正确化。（3）严格化和精确化还有助于不同哲学观点的比较和辩识。当一种哲学观点以一种大而统之、简而化之的方式提出时，几乎不能与其他哲学观点比较，因为它不具有确定的形式，弹性极大。但一旦利用形式化方法使其精确化和严格化之后，就可以进行相互比较和相互批判，弄清它们之间的真实关系。因此，中国的哲学工作者们实在有必要花一些时间与精力，去熟悉或掌握一些现代逻辑的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领悟其严格的理性精神，并学会使用一些定义与推理技巧。磨刀不误砍柴功。

五、拒斥终极真理

分析哲学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它本身就富于自我批判精神，分析哲学家经常对自己的预设和结论提出质疑。可以这样说，分析哲学的衰落史，实际上是分析哲学内部的相互批判与自我否定的历史。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提出科学的合理重建纲领，提出经验论的意义标准：命题的意义就是其经验证实的方法。但后来不断有人指出和论证可证实性原则之行不通，使其不得不将可证实性区分为强的和弱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甚至弱化为 “可确证性原则”、“可检验性原则”和概率的意义标准等。但波普（Karl Popper ）的“证伪原则”对“可证实性原则”给了致命的一击。蒯因对“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的批判，掘掉了分析一综合二分这个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石，并且用整体论驳倒了还原论，从而葬送了科学的合理重建纲领。并且，蒯因在《论有什么》一文（i948）中，论证了本体论是任何科学理论内部固有的，它与自然科学具有同等地位，这又否定了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口号“拒斥形而上学”；蒯因本人所提出的整体主义知识观，在面对批评时也不得不不断地温和化。分析哲学不断地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是它追求明晰性的必然后果：因为明晰性就意味着最大限变的可批判性；同时也是分析哲学家们理性精神的充分体现：不承认任何意义的终极真理，包括他们自己提出的观点和命题在内，使一切知识始终面对反例和批评开放。

此外，在分析哲学中，还存在一个著名的“迪昂�纽拉特一蒯因论题”，即关于知识的整体主义观点。在蒯因那里，整体主义知识观包括下述要点： （1）我们的信念或知识是作为一个整体面对感觉经验法庭的，接受经验检验的是知识总体，而不仅是整体边缘或离边缘较近的陈述，如直接观察陈述，各门具体科学的陈述等。（2）对整体内部的某些陈述的再评价必将引起整体内部的重新调整，对其真值的重新分配。因为它们在逻辑上是相互联系的，而逻辑规律也不过是系统内的另外某些陈述，并不具有特殊地位。（3）在任何情况下整体内部的陈述可以免受修正，假如在其他部分作出足够剧烈的调整的话。（4）基于同样的原因，在顽强不屈的经验面前，整体内的任何陈述都可以被修正，甚至逻辑和数学规律也不例外。（5）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验证据对于理论整体的决定是不充分的。（6）所以，在理论的评价和选择上，不存在唯一确定的真理标准，而受是否方便和有用这样一些实用主义考虑所支配，同时还要顾及该理论是否具有保守性、温和性、简单性、普遍性、可反驳性、精确性这样一些特性。因此，不存在必然为真的先验知识，不存在没有经验内容、因而不可错的分析命题，也不存在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截然二分。蒯因就这样把一切知识直接间接地奠定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上，从而拒斥了一切先验认识，拒斥了一切不可错的终极真理，并因此使一切科学理论永远面对经验证据的检验，并永远对反常与批判保持开放，从而为科学进步腾出地盘，扫清道路。

尽管蒯因的上述思想中含有相对主义成分，但其主旨和意图却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反观 自照，我们太容易给一个认识或一种思想冠以“真理”的美名，我们太习惯于给某种思想或某个人唱赞歇，并且是一哄而起、排山倒海式的大合唱，而不习惯于或不敢于找错或挑刺。在家里，作为家长，我们常常乐于显示自己的权威与正确，要求孩子的听话与服从；在学校，作为教师，我们俨然以真理的占有者与传播者自居，总想尽可能多地给学生以知识与真理，却很少注意培养他们向旧有知识挑战、自己发现新真理的能力。事实上，对于科学的发展与进步来说，真正需要的常常不是赞歌、服从与接受，而是怀疑、诘难、批判以及随之而来的完善与发展。中国有句俗语说得好：“成绩不说不会跑，漏洞不堵不得了。”根据控制论原理，一个系统如果不与周围环境发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它就会一味正反馈而最终死寂。反之，如果它不断地与环境发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时时面临新的挑激，就会发生负反馈，形成新的动态平衡，从而使该系统充满生机与活力。一个强者面临的考验越严峻，他的英雄本色越能得到充分的表现；一个科学理论面临着深刻危机，那就意味着科学革命的时代即将来临，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即将作出，许多更新、更具概括力、更正确的科学理论即将诞生，许多伟大的科学天才即将得到世人的认可。因此，自觉地持有蒯因那样的信念，即不相信任何不可错的终极真理，从而对任何已有理论都保持健康的怀疑、诘难与批评的态度，对于新奇、未知的事物充满理智的好奇，对于科学的发展幸甚！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甚至个人的发展亦幸甚！光荣已成过去，而新的希望正向我们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