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精选(九篇)

第1篇：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元代；儒家思想；传播途径；统治意识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94-02

儒家思想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直是我封建王朝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那么在元代这个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儒家思想又是居于何种地位？又是通过何种途径传播的？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儒家思想文化在元代的地位

元代是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蒙古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有属于本民族自己信仰和文化。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族使用武力和战争来获得统治疆土，巩固统治，这与儒家思想是不一致的。蒙古族经过几十年战争，最终获取了庞大的统治疆域，建立了大一统帝国元代。但到1234年，蒙古灭金以后，统治者窝阔台决定倡导儒家思想，兴国学，开始重视儒家思想及文化。忽必烈是元朝的创建者，自元代实现大一统后，蒙古族就入主中原，走上了与中原居民融合之路。忽必烈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他经常向新统治地区的前臣和四方文人雅士寻问治国经世的道理。而广大中原地区的儒臣名士也常常向元世祖讲述中原各朝代封建王朝建设、兴衰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同时也经常向其讲述“三纲五常”以及“孔圣治国之道”。忽必烈对儒家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

相对以往，蒙古族统治者更喜欢以“向天地求签”的封建方式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而从忽必烈开始，则逐渐放弃了这一愚昧方法。忽必烈在进行相关政治活动时，每临重要大事，往往会听取儒家学者的意见，进而采取正确的处理思路和办法，并非问计于巫师。可以看出忽必烈对儒家思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信任。同时结合大量的历史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忽必烈并非完全的宗教信徒，而是以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形象展现在历史政治舞台。

忽必烈凡遇到重大国事，一般会向中原地区的儒家学者寻求意见。儒士们因此对忽必烈寄予很大希望，希望忽必烈成为儒家思想的“践行者”和“推动者”。而在元代历史上，由忽必烈亲手创建的“金莲川幕府”也确实网罗了大批知名儒家学者，这一批儒士为后来忽必烈建立大一统国家，实施政治、经济统治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原地区经济复苏方面，儒家学说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忽必烈认识到儒家文化对其管理中原、经营国家事务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儒家文化、儒家思想才与高层政治实现了深度融合，并得以广泛传播，为元代大一统局面提供了重要基础。

忽必烈之后，元代统治者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让儒家学者有了参与政治事务的机会，这大大提升了人们参与学习儒家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虽然元代统治中将中原人群和南宋地区人士都规划为三四等人种，但依旧给予儒士参政议政的机会。尤其是英宗和文宗更是极度推崇儒家文化，弘扬儒家学说，为儒家文化发展传播奠定了广泛基础。

元代作为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政治安定之后，社会经济发展迅猛，这为元代文化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有效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相对封闭孤立的状态，加深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特别是蒙古族和汉族之间的融合。随着交往融合速度加快，各民族之间受汉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就进一步加深。元代统治者为稳固自身统治，极力推崇理论化的“三纲五常”，并希望借助这些儒家思想，维护自身统治秩序。而儒家学者为有效维护自身利益，提升个人地位，则极力宣扬儒家学说，这就使得元代政治统治与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儒家学者之间实现了某种默契。大多数儒家经典著作都被翻译为蒙古文著作，程朱理学也再次被界定为国学，这为儒家文化在元展奠定了无可替代的基础。

二、元朝文化政策中关于儒家文化的政策分析

任何一种文化想要实现广泛传播，就必须获得认可，同时文化政策对其发展也会产生深刻影响。文化政策中积极有利的部分能够有效推动儒家文化的发展，而一旦文化政策对其不利，那么这一文化发展就会面临障碍，因此必须深入了解元朝关于儒家文化的相关政策。

（一）元朝文化环境比较宽松

由于元朝是由马背上的民族建立的，其统治者汉化程度和儒家文化掌握程度并不高。忽必烈之前，各位蒙古大汗甚至都不识汉文，同时也不讲究中原地区的封建道德和君王统治之权术。因此在文化方面，多不公开干预，由其自由发展。这一宽松的文化环境，为元代文化快速发展提供了自由空间。元世祖公开减免儒士的徭役，网罗天下儒士人才为政府服务。给儒士较好的待遇，使其能够安心参与社会建设。正是元朝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民族成份，加上当时文化由草原文化向农业文化发展，元代逐渐构建起属于自身的独立文化结构。整体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为儒家文化迅猛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会。

（二）对儒家文化采取优待并非单独尊儒

之前封建统治者对儒家文化都持以独尊的态度，这与儒家文化推崇君力的天赋性以及君臣纲常有关，很多统治者都将其看作良好的统治工具。元代并非如此，由于统治者缺乏必要的儒家理论基础，对汉文化不了解，加上其民族自身就有相应的信仰，因此儒家文化的地位并不高。实际上，元代统治者也只是将儒家思想当作维护自身统治的一种文化而加以优待。由元代历史可以看出，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变化的历程。开始注重其实用性，后来才认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一项极为完整的统治思想体系，能够维护自身政治统治。

忽必烈统治期间，开始重视儒家学者，然而与前朝所不同的是，元朝统治者并不是真正了解孔孟思想，他们更看重的是儒家学说的功利性以及对维护统治的独特作用。因此，对儒家学者只是给予优待和荣誉，但多任的是闲职，可以说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认可仅仅停留在很有限的方面。元朝所推行的文化政策强调“庙学合一，重祭祀而轻教学”，更看重儒学祭祀仪式。在元朝中后期儒学出现了过分重视祭祀的问题，在祭祀方面投入大量花费，从而使得儒学教育发展经济负担进一步加重。由于过分重视祭祀活动，忽视了教学质量，这就影响了正常的儒家教学活动。

学而优则仕成为儒家文化传播的重要动力，因为通过学习儒家文化，可以实现政治抱负，因此很多人都愿意学习儒家文化和儒家思想。而在元朝前期，科学制度被废止，加上蒙古族的草原文化传统及狭隘的本位主义影响，以及对中原儒家文化的抵触心理，使科学制度被冷落，而儒家学者也不受尊重。元仁宗继位后，主张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笼络人才，并恢复了科举制度。就元朝科举选士状况来看，元朝科举取士的规模和范围都始终不如之前朝代，其地位也不如其他宗教理论那样受重视，科举取士也不比前朝。

三、元朝儒家思想的传播途径分析

任何文化思想，想要实现有效传播，始终离不开几种常见途径：教育、学校、祭祀、社会交流等。

（一）统治者任用部分儒家学者

儒家思想是一种文化，也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秩序的有力工具。然而元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少数民族国家，由于受其文化特点及信仰因素等的影响，对儒家思想并不十分重视，这就使的儒家思想传播并非像以往朝代顺利。可以说统治阶级的认可是某一文化迅猛发展的重要前提。元朝统治者自忽必烈起开始选用儒家学者，并且向他们咨询相关治国之策，这就为儒家思想传播推广提供了重要渠道。

（二）兴办儒学等国学机构

任何一种文化，要想得到传播，相应的教学机构或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元朝也兴办了一些学校，学习儒学，这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元朝的疆域空前辽阔，民族众多，为有达到良好的效果，元朝统治者制定了切合可行的教育政策，通过教学活动，使儒学得到推广。

（三）儒家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影响根深蒂固

思想传播的最佳途径仍是自发传播。儒家文化在宋朝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已经成熟，并被社会广泛认可。正是由于儒家思想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使儒家思想传播有了现实保障。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影响让人们对其传播有着天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四）政治传播与教育传播深度融合

儒家思想的传播，离不开政策推动与有效教学活动，只有与政治权力有效结合，才能为儒家教学发展提供必要空间。相关教材编制和科举制度，为儒家思想深度传播、迅猛传播提供必要载体和渠道，从而加速了儒家思想的传播。

元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游牧民族创建的大一统帝国，在其领土扩张、国家创建过程中，更多依赖的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儒家文化并未在国家创建过程中发挥太大作用。而元朝建立之后，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儒家思想提供了统治之道，因而得到广泛传播。但和以往封建王朝相比，元朝统治者由于缺乏必要的汉化知识，加上蒙古族自身影响，儒家思想并未获得统治地位。

参考文献：

〔1〕黄秀琴.我国文化中的儒教问题：起源、现状与趋向[J].山东教育，2012，（6）：145-149.

〔2〕龚明达.关于儒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J].教学科研，2012，（8）：25-29.

第2篇：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儒学；困境；儒学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儒学作为中国的“国学”是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价值的载体，思考儒学的现代化之路对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加强先进文化的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以儒家思想唱主角的读经热、儒教热、国学热方兴未艾；虽然儒学会议接踵而至、儒学著作层出不穷、儒学论文漫天飞舞、儒学课题纷纷立项；虽然儒家思想寻找到宗教儒学、哲学儒学、生活儒学、政治儒学等不同的存活方式，然而在我们看来，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的发展实际上陷入了非常大困境，并且阻碍着儒学的继续发展。这些困境主要表现以下四个方面：

（一）主体的困境――儒生群体的缺乏、迷惘和无信

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传播、研究和践行中，作为主体的儒生群体变小，缺少了像历史上有组织有信仰地从事儒家思想宣传工作的队伍，使对儒学的研究和宣传成为少数学者的工作。同时，在对儒家思想的研究过程中，由于他们的学术行为要受到学校或研究体制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在时间上不能保证对儒家思想阐发和研究的持续性，在思想上不能保证阐发儒家思想的价值独立性，并且在诠释儒家思想以及选择思想的发展道路过程中也不可避免也存在迷惘。主体的无信则是说在当今儒家思想的实践中，能做到“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矣”,把儒家的理想、儒学的大义、儒者的原则付诸行动者少之又少，也就是说，儒生群体在生活中能坚持并且实践儒家价值观的着实缺乏。正如李文森所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情感上虽然眷恋传统，理智上却与传统疏离。可见，在传播主体、研究阐发主体、信念主体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儒家思想的确陷入了困境。

（二）存活的困境――社会基础的根本改变

传统儒学有一个较稳固的社会基础也就是宗法制，在此基础上,儒学建构了基本的伦理体系,确立了以伦理道德思想为指导、以各种礼仪为载体的作用机制,并延续下来成为文化传统。家庭、宗族、社学、书院、乡约都是儒学赖以生存和发挥作用的场所，形成了一个具有“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1。然而这个社会基础,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被大大地毁坏了。在现代社会中,个人代替了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和宗族规模逐渐缩小,人们的血缘宗亲观念日益淡薄,由此导致整个社会由“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随着社会基础发生改变,儒学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热土,成了无源之水,只剩下抽象的理论,举步维艰。

（三）认知的困境――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或诠释

一是以功利的态度利用儒学，把传统思想文化视为牟利的工具。如大搞形象文化工程，利用群众对儒学的热情，不顾及本身的学术水平举办一些低劣的国学班、出版一些错漏百出的儒学读物等等，把儒学当做牟利的幌子。二是片面地利用儒家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忽视对其思想本真的把握，对其进行不全面或者夸张地解释。比如现代社会常用“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来树立人类正确的天人关系态度，告诫人类与自然本是一体。看起来，这种解释非常圆融，但“天人合一”的本意并非如此。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张载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二程所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等，要说明的是“天之道”与“人之德”的关系，认为“人之德”与“天之道”的合一，便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也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其中并没有包含要求人理性地、可持续性地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内容。三是过分拔高儒学的现代价值。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排斥西方文化，抵制文化的交流，要求保持儒家文化的“纯洁性”，甚至像某些“儒家原教旨主义”者那样把儒学抬到宗教的高度，提出所谓的“立儒教为国教”，甚至表现出反马克思主义，主义的基本立场，诸如：马列主义只是一种个人理性构想出来的偏激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不具备建设性的功能；马列主义中没有安身立命、修道进德的成分等等。2

（四）实践的困境――理想与现实的脱节

实践的困境主要是指儒家思想及其主张在实践中难以得到落实。从历史上看，儒家思想本是“极高明而道中庸3”的，即是说，儒家思想一方面属“形上”之道，另一方面也是日用庸常之道(器)，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是相当普及的。而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基础的改变和儒家群体的减少，儒学成了一种“精英文化”，如儒家思想中提倡的“舍生取义”、“仁者爱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等，这种高尚的思想与人们生活缺乏沟通和联接，让一般人敬而远之，在现实社会中难以真正地实现。此外，儒学在现代仅被作为知识来传授,其实践性和真精神却被日渐淡忘，或者说人们缺少把儒学中的高尚精神落实于日常生活当中。这无异于买椟还珠，儒学丢掉了最宝贵的精神,空守着经典故纸堆,其复兴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的某些儒家思想研究者可以把自己的体系做到圆融精巧、自成一体，但却往往忘记了儒家思想的担当和责任，不仅没有积极地对社会的阴暗面进行检讨和批判，反而去粉饰太平、掩盖问题、歌功颂德，或者只埋头研究儒家思想，而忽视了其现代作用或者突破发展困境的方法。可见，当儒家思想仅局限于作为少数人把玩的对象时、当儒家思想的基本理念和原则无法在生活中兑现时、当儒家思想研究回避其在社会本有的张力时，儒家思想的理想与现实社会脱节，其发展陷入了实践的困境。

由于儒学发展中存在着诸多的困境，要复兴儒学仅仅凭一腔热情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目前儒学之“潮”已经被热情掀起了，但如何使这个“潮”来得更加富有活力，更加“理性、健康”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正如贺麟所言：“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4（1浙江师范大学初阳学院；浙江；金华；321004；2浙江师范大学 数理与信息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参考文献

［1］ 蒋庆.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N］.台湾《鹅湖》第170-171期，1989年8-9月.

［2］ 方克立.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几个问题［J］.天津社会科学，1988(4).

［3］ 陈少明.儒学的现代转折［M］.山东：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4］ 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J］.纽约《知识分子》1985年秋季号.

注解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9~40页。

第3篇：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范文

吴霞（1989.08-），女，中国重庆，重庆师范大学职教师资学院，研究方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职业技术教育学。

摘要：自古以来，道德教育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备受重视，在丰富的德育思想遗产中，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亲亲”“尊尊”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了完备的思想体系，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对促进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通过初步分析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内容、目标、价值进行简要阐述，并从德育主体、德育客体两个方面探讨了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学校德育的现代意义，为解决我国当前的学校德育问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内容；目标；价值；现代意义

前言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引导我国文化前进方向，是我国道德教化的优秀范本，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封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在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过程中，曾一度强调塑造中华民族的国民性、铸就中华儿女的民族魂，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它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作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时刻警醒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先秦时期作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期”，其道德教育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为我们更好的研究当代德育思想提供了摹本。

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概述

1.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相关概念界定

1.1.1儒家思想的含义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居十家之首，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狭义上讲，儒家思想是由孔子确立其基本思想格局，经由孟子、荀子改造发展而渐为成熟的思想体系；从广义上讲，儒家思想是源远流长的儒家学派的思想，纵观中国历史，从西汉至清朝，无论是国家的正统理论，还是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都是儒家思想占据着首要位置，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可见其影响之大，生命力之强，儒家思想的精华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等思想。

1.1.2先秦儒家思想的含义

孔子于春秋战国时期创立了先秦儒学，后经由孟子、荀子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其以伦理思想为内核，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高扬人本主义精神，是显赫一时的学说，经久不衰，至今都有深刻影响。孔子以“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为根本出发点，坚持以“仁”为核心，不断完善其思想体系；孟子继承并从内在心性方面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建立了以“民贵君轻”、“行王道”“制民恒产”为基本内容的“仁政”说，推动儒家文化继续向前发展；荀子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言性恶，主张理天下以礼为本，礼法结合，形成了“隆礼尚法”的政治学说，他综合百家，改造儒学，丰富儒学。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1.2.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思想渊源――“德”的思想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德”的观念。“在原始时代的早期和中期，并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德’的观念，甚至连美丑善恶的德行观念也是不存在的。”[1]周公是先秦思想史上公认的，明确提出政治之“德”的第一人，此后，孟子提出“仁义礼智”四端说，对“德”的观念发展有着深刻影响，王能统治天下，被认为是“以德配天”，体现了对“天命说”的进步，不仅在宗法观念中闪耀着“德”的光芒，在政治观念中也强调了实施“德治”的重要性，第一次真正地实现了将“德”从天和祖先的意志中解放出来，用人性论来论证政治的合理性，从而将“德”的观念植入到人心。在先秦儒学德育思想中，道德作为一种精神性力量，其基本目标是维护统治秩序，主要体现出对自身的动物性本能和欲望的理性对待及规制上。

1.2.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逻辑基础――“人性”思想

雅斯贝尔斯是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说，他认为人类历史的诞生和精神的存在都与此息息相关。[2]孔孟荀都是从人性观出发对道德进行论述的，孔子认为人性是先天的，习惯是后天形成的，大多数人的天赋素质都是差不多的，由于人们后天所受的环境、教育和个人努力程度不同，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巨大的差异，因此，实施道德教育是可能的，它对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仁”的外在表现即“爱人”，不管是“亲亲”之爱还是“泛爱众”，作为爱的形式，都是善的表现，由此，我们也可以讲，孔子所讲的性是一种趋于善的性；[3]孟子认为人性的善就如自然之水往下流一样，是与生俱来的，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这也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依据，他以人性本善的视角讨论了实施道德教育的可能性；荀子在人性问题上坚持两个观点，即人性恶和化性起伪，区别于孔孟的人性善观点，他从性恶的角度阐述了实施德育的必要性。清代学者戴震曾就荀子的人性说提出，荀子的人性说实际上是主张人性可以通过学习而得以改善，而如果顺其自然就会成为恶。[4]

孔孟荀作为先秦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其共同追求的内质是性善，虽然孟荀由善恶各为一端而言性，但最后在两者的契合点――善进行交互汇合，由此可见，善是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基础，同时，先秦儒家注重自我教育，他们认为实施自我教育的基点是内在的善性，道德教育必须依托于伦理善，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还是荀子的性恶，都从不同的层面论证了实施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1.2.3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核心基础――“礼”的思想

儒家的“圣人制礼作乐”的说法，认为“礼事起于遂皇，礼名起于皇帝”；“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5]儒家将“礼”归于圣人之作，更多意义上应该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孔子将仁的思想融进礼的发展，正式提出以“仁”作为礼的精神实质；孟子继承并发展其思想，充分尊重礼，并将礼提升到人生之道的层面；荀子从礼的起源、功能和本质等方面，全面阐述了礼的思想，他坚持“以礼治国”为本位，“隆礼”成为荀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孟子和荀子的完善下，中国礼文化的雏形得以丰富和发展。“如果说周礼主要体现为一整套模式化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礼论则是在这一政治制度和行为规范日趋瓦解的历史境况中，挖掘和增强了礼的内在精神价值，将礼的制度典章提升到思想学术层面，实现了礼的理论化、意识形态化。”[6]

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之特质

2.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基本内容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作为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色鲜明，内容丰富，重新全面的梳理其基本思想，把握儒家思想的脉络，能够更好的再现儒家德育思想智慧的光芒，为我国德育现代化奠定基础。

2.1.1“仁”为内核的德育思想

先秦儒家围绕“仁”的思想，以不同视角和层面，对“仁”的内涵进行了剖析，形成了以“仁”为内核的理论体系，丰富了先秦儒家德育思想。《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泛爱众，而亲仁。”[7]先秦儒家的道德楷模是圣人，现实社会的道德模范是仁人，“仁”的根本出发点是指人必须有真性情，并且要通过道德范畴来展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礼”的实施是“仁”的要求；其次，“忠”、“恕”是“仁”的体现；最后，“恭、宽、信、敏、惠”是“仁”的内在要求。

2.1.2以“隆礼”为特征的德育思想

《荀子・大略》载：“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8]意思是，君者所以能为王，主要在于隆礼尊贤，荀子对礼的发挥在先秦儒家中处于极高的位置，他人伦秩序和社会规范的角度论礼，还直接提出礼是一个国家存亡的关键，“礼”是先秦儒家重要的道德内容，也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礼”强调的是整体的社会秩序对个体和社会的意义，故而“礼”的基本精神首先应当是秩序精神，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与“仁”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礼”是“仁”的外在体现，是“仁”的范本；“仁”是“礼”的核心，是“礼”的灵魂。

2.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价值

先秦儒家把道德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认为道德教育是一种统治手段，它和政治、法律处于同等地位，道德教育的成败决定了政治上的得失、国家的兴衰，道德建设是政治上清明、天下大治的前提，因此，孔子提出了“德治”学说，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说，国君如果采用道德教化的办法治理国家，他就会安于自己的位置，臣民就会像众星拥戴北极星一样去拥戴他。孟子认为道德对社会生产生活具有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德育是“保社稷”、“保四海”、“保四体”的基础，道德教育是与国家存亡、个人安危紧密相连的，其它任何东西都无法与社会价值相比拟，进一步对孔子的道德政治价值论进行了升华。荀子认为法家虽能攻伐天下，兼并天下，却无法治理天下，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是以道德教育为根本大计，道德教化是巩固国家、维护统治的利器。

3.儒家德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封建意识形态，稍显陈腐老套，与现代社会追求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但是，儒家德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主流思想，它从一定程度上积淀了中华民族在生产生活、道德实践中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智慧，包含不少真理性的颗粒，我们在寻求发展时，应批判性地继承和创设式吸收这些精华成份，这对有效解决当今的学校德育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德育主体的意义

3.1.1继承德育至上思想

先秦儒家特别重视道德教育，认为德育是天下大治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决定了国家和社会的兴衰，因此，他们都坚持以德育为根本，这个优良传统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夯实的基础。然而近年来，学校德育工作并不乐观，其面临着就业压力、升学压力、社会需要等多方面原因，各学校重智育轻德育、重课堂教学轻社会实践的现象屡禁不止，地方和部门的领导没有真正担负责任，对德育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放任其发展，使德育工作总是流于形式，受到了巨大的牵制。为此，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坚持把德育工作摆在素质教育的首要位置，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中都要渗透德育思想，坚持德育至上。

3.1.2弘扬儒家仁爱精神

教师的基本道德要求是教书育人、热爱学生，先秦儒家十分推崇孔子的“仁爱”精神，指出这种仁爱精神更应该体现在一名合格的教师身上，他才能给予学生更多的关怀和爱，帮助学生更好的发展。现代社会“一个好教师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他是这样的人，他热爱孩子……相信每个孩子都能成为一个好人，善于跟他们交朋友，关心孩子的快乐和悲伤，了解孩子的心灵。”[9]弘扬儒家“仁爱”精神，体现在热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上，主要有以下几点：“有教无类”，“当仁不让于师”，“诲人不倦”。

3.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德育客体的意义

3.2.1塑造现代社会理想人格

历代文人墨客都努力探寻儒家理想人格，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奠定了儒家理想人格的基本格局，蕴含在儒家理想人格中的精神价值，以其超越性深深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走向，儒家理想是东方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一种做人的标准，更是一种人生的目标，儒家理想人格为我们确立现代社会理想人格提供了现实价值，首先，现代社会理想人格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再次，现代社会理想人格应树立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志向；最后，现代社会理想人格应具备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今天，我们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为了更好的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当代学校德育教育中，更应大力弘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把握其思想内涵，具有坚韧的人格。

3.2.2指导青少年加强自我教育

所谓自我教育，是指受教育者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以社会发展及教育者的规范、要求为出发点，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通过自我选择、自我内化、自我调控等一系列主体性思想转化活动，以提高自我品质，形成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品质。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中一直秉持这样一个信念，即积极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不断进取，就能达到既定的道德目标，实现既定的道德理想，因此，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自我修养是提高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指导方法：首先，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地位，高度重视学生的自我教育，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说：“一切成长、一切学识、一切发展都来自内部，教育的作用在于对这种发展进行引导和指导，使其有所成效。”[10]一切教育活动都离不开教育对象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否则任何教育都不能顺利展开，都会流于形式；其次，积极引导学生培养自我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主动性，提高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客观评价自己的能力，以减少盲目性；最后，经常性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反思也是必不可少的，学生要学会勇于直面自己的缺点、错误，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提高道德修养。

结论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德育实践任重道远，德育现代化面临着不断地冲击和挑战，德育内容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推陈出新，捕捉德育发展最佳时机，通过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进一步的剖析理解，批判地加以吸收与借鉴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中优秀的德育文化资源，将对于有效解决德育问题、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作者单位：1.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重庆师范大学职教师资学院）

参考文献：

[1]晁福林：《先秦社会思想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95页.

[2]雅斯贝尔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66-67.

[3]任剑涛：《伦理政治研究一从早期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M]，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142页.

[4]孙伟：《重塑儒家之道一荀子思想再考察》[M]，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页.

[5]孔颖达：《礼记正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世界书局《十三经注疏》本，第1229页.

[6]张自慧：《礼文化的价值与反思》[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7]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8]北京大学注释组.荀子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第4篇：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儒学；对接方式；融合方式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084-03

一、研究基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传统儒家的内涵与关系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括说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这一源自于西方的理论精华可以真正为中国土壤所吸收。具体说来，则包括在制度层面、时间层面和文化层面等方方面面实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中国本土化、现实化。其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结合的民族化、中国传统文化改造升级的现代化和中国具体实践经验的理论化的有机统一[1]。

（二）传统儒家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博大精深，曾经在历史上熠熠生辉的有儒墨佛道法等各大学术派别，其中儒家思想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孟学说源远流长，纵贯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更是深深影响了每一代中国人的人格态度、生命格局。儒家思想真正开始作为一种统治思想的地位正式确定于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后宋明理学对儒学的创新和推动，传统儒家思想直至清末民初都牢固占据着中国人思想的制高点，其地位和影响都处于难以撼动的地位。这与儒家思想在本质上讲究维护大一统的国家现实、维护君臣父子这一伦理道德有密切关系。而其天命观、义利观、中庸的价值取向也最大程度的组成了中国文化的本性。随着中国进入近代，在西方列强的打击和侵略下，人们逐渐对传统儒家思想失去了理论自信、民族自信。但是不可否认，传统儒家思想尤其迂腐、固化的一面，也有其值得今天中国建设发展所需要继承、吸收的一面。

（三）二者关系

1.对立排斥说。此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儒家思想是种水火不容、此消彼长、你死我亡般的关系。认为儒家文化代表的是封建余毒，两者相结合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保持其纯洁性与纯粹性[2]。此论调的基础基于马克思主义及传统儒家思想产生的背景、原因、地理位置、历史时间以及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迥然不同而做出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其所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用以指导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以及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设。而传统儒家思想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灵魂精髓，代表的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统治和封建社会伦理价值观的引导和掌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场与顽固占领中国人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进行战斗的过程。二者是一方战胜，打败另一方的关系，必须划分好楚河汉界，界限分明。

2.互补相融说。学术界持这种观点的在于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家思想在一些精神本质上的相通性。如孙铁骑提出二者的终极价值追求与文化进路具有内在的本质一致性的观点，具有共同的实践品质、共同的价值取向与共同的社会理想[3]。而此外二者更有其独特的优点，也可以进行理论上的互补，使得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变成了一种动态螺旋互补上升的过程。在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各自特点、优缺点及相互本质精华点之后，进行的一种理论整合。首先，从二者相同性上来看，无论是现世人的关注还是对理想社会的孜孜追求上都使得二种理论得到了交融的立足点。其外，儒学对道德理想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追求都使得二者有互相值得借鉴之处。最重要的是，儒学的广阔吸纳包容的特征，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开放了理论大门。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思想又对于儒家在传统中国后期走向禁锢、迂腐的特性进行了有效化解。

3.主体引导说。持主体引导观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学虽然是共同存在当前中国社会中，但是地位有着主次之分。这种观点又分为两种形态，即可以总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与儒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化的对峙。有的学者认为儒学思想是中国思想的正宗，而且又有着开放、包容性，以其为主体，在其基础上，吸收马克思主义有益成分而为自身服务。与之相对，则是现在更多的研究者所支持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引导大旗，改造儒家思想，并使儒家思想居于从属位置，形成“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学说。该观点认为作为当代中国“主导意识”的马克思主义，依靠其科学性。前一种观点的出发点在于对本土性的重视和传统的尊重，而后一种理念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以及自其传入中国以来在中国革命、建设等方面做出的成果而言。

二、融合方式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现状分析

（一）对方式问题研究较少

学者们多将其研究关注点放在对马克思主义和儒学思想的内涵、关系、地位、结合原则上进行理论分析，关于如何进行切实的对接方式方面的论述寥寥无几，而即使是在其他文献有也往往在长篇大段的进行学理性分析后，在全篇末尾对对接方式有一定论述。造成如此情况的原因在于：

1.理论界往往重学理、轻应用性讨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传统儒家思想问题，其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大多学者更愿意从理论上进行概念对比及理论分析，对于现实性的策略研究明显属于一笔带过或者浮光掠影的状态。可以说，这是理论界的通病，不愿意甚至是不屑于从哲学理论层面下降至实用层面，觉得实用性的研究只能算是末端，是学理性研究的自然延伸。

2.对于对接方式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深入。与主观上忽视实用性研究，伴随而来的是对该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其实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同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并不是一个束之高阁的理论性研讨，而是实实在在与我们当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中国梦的实现、人民的思想状态、日常生活发生着切切实实关联的现实过程，对于这一重要性的认识不够，使得研究中得出的对接方式往往过于抽象，宏观，不具有操作性。

3.对接方式的提出有难度。既然是对接方式，则必然要与社会现实、人民心理等紧密相连，而这些现实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多变性，这些就自然使得切实有效、操作性强的实用性对策的提出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在理论界还争论不休，对一些核心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的路径依然有研讨空间的基础上，更使得实用性对策提出难度增加。

（二）很少见到可行性的具体策略分析

对于对接方式问题的研究，不仅数量上少，即使是有涉及，也是较为抽象宏观的思想性指导，如：要认真解读经典，注重传承传统的载体，对儒家优秀传统的现代转化，将儒家的优秀传统提炼出来，根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挖掘出儒家传统中有价值的因素[4]。当代中国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必须立足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契合的发展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明确实现二者契合的领导力量。其中，马克思主义是实现二者进一步契合的灵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二者进一步契合的根基，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二者进一步契合的领导力量。实现上述三者的有机统一，是现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契合的本质规定[5]。

诸如以上的对接方式虽然讨论的是明确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传统儒家关系和地位等问题后该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真正有效中国化，怎样处理好二者关系的问题，但最终的表述却依然属于理论讨论范畴，只能给实际政策制定者以宏观的方向指导，而不能切实的献计献策，提供一些切实有效、有操作性的启发，从而使得这些建议往往流于表面，不能实际发挥其应有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功能和效用，从而使得整个如何去做的研究任务仍然没有完成。

（二）全球性文化视域的不够开阔，中西二元文化的狭隘性

在当前全球化大潮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不仅是个中方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潮的一种碰撞，更是全世界所有优秀文化的一种积极碰撞。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论中，提到了包括伊斯兰文化、非洲文化等。诚然，世界上并不只有中国和欧洲这两个文化系统，还有其他文化系统，比如南亚的印度教、佛教系统以及在中东存在一千多年的伊斯兰系统[6]。

虽然不少学者提到了全球化和多文化思维，但是对其他优秀文化系统的具体吸收也是一笔带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儒家的讨论，主要还是就事论事，就二者论二者，没有把这一问题放在一个更为宏大的世界思想文化坐标系当中去思考。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儒家思想的过程中，会受到其他文化的怎样影响，其对接方式怎样在实现与本国实际需要相符合的同时，怎样以一种更为积极的姿态，进入世界文明的进程之中，还缺乏专门且深入的思考。如此现象的造成，与广大学者、文化上对中欧主体的狭隘视野和对其他地区非主流文化的轻视有关，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统一、动态的世界观相悖的。

三、对融合方式研究的未来展望

（一）学者的个人研究

1.坚定无产阶级立场，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就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国体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指南针的地位，使得作为身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意识形态研究方面的学者都应该坚持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处理其与中国传统儒家的关系问题时，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为依归。另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对接。

2.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的培养。正如马克思的创立者所强调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儒家思想的对接问题，不能就理论论理论，仅仅是在意识形态地域争论不休，研讨不停，而应该有一个理论研究的成果最终是要投入于社会实践之中的思维和认识。学术笔仗嘴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能切实在社会、人民中取得切实成果，为国家的建设、思想的成熟添砖加瓦的理论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人民真正支持与渴望的。

3.视野的扩宽，现实与历史相结合，世界文化视野。在当前全球化大潮席卷而来的世界大背景之下，加强学术视野的扩宽，多学科视角和世界文化视野的增强推进儒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培育开放兼容性的世界眼光，成为对当代学者的要求。没有宽阔的视野、多种文化的交织碰撞的观念，就很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问题看得透彻，对对接方式提出有新意、有见地的见解。这也要求当代学者更多的汲取全世界各地区思想文化的精髓，联系历史与现实，在更为广阔的思想天空，不断突破自己的思维限域，使得提出的对接方式能够为这个新的时代服务，为整个地球村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国家宏观控制

1.坚持党的主体性地位。中国共产党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儒学对接的问题，也自然是处于不容置喙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使对接路径真正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性，先进性。对这一对接方式问题，要认识到这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真正扎根并稳健成长的重要问题，必须取得这一问题的主导权，要积极主动的去寻找思路及实行政策。

2.切实的政策制定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儒学的问题与现实紧密相关，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也要与时俱进，都要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8]。而这二者的对接方式作为一种现实性的策略问题，必须将其成果与国家政策制定相挂钩。将对接方式研究成果上升到国家层次，也就意味将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对接方式的实施，从而体现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无形间完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指导作用。此外，也是一种对理论转化为实践最为有力的保障。

3.社会实践活动的切实展开。好的理论倡导，必须回归在现实层面才能发挥其真正的内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对接的过程中，以国家意识形态为领导，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并且以一种春风化雨的姿态投入广大群众的社会生活、社会活动之中。社会实践活动不流于表面，切实展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与中国群众发生连接和关系。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实现改革开放，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须坚定遵循的思想领导。而中国儒家思想则是通过世世代代的因循传递，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精髓。将二者进行有效、平稳、良性的融合，实现马克思中国化和传统儒家思想的时代化、全球化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做出最佳的指导作用，不仅需要学理上的探讨，更需要将思考力转化为执行力，将理论上的突破春风化雨般的播撒在每个当代中华儿女的心田之中。

参考文献：

〔1〕袁辉初.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J].马克思研究，2006，（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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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铁骑.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当代融通[J].理论探讨，2013，（4）：50-55.

〔4〕杨秀香.认识论视角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儒学路径及其方法论意义[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1，（5）：11-15.

〔5〕房广顺，郑宗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当代选择[J].社会主义研究，2015，（2）：29-33.

〔6〕许倬云.中西文明的对照[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7-8.

第5篇：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王夫之；心理过程；“有”境界之心；佛道

中图分类号：B2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3―0134―05

一、“大辨体其至密，而至密成其大辨”

辨析和取舍佛、道论证信仰的心理过程及其认识论，从援佛、道入儒的角度，在“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下，王夫之全面总结了儒、释、道求“天地之际”的思想发展，辨析三教“大辨体其至密”与“至密成其大辨”的心理过程及其认识论特征。王夫之说：“今欲求天地之际，岂不微哉……其分别之限，必清必宁而不可以毫发杂者，辨莫辨于此际矣。夫凡有际者，其将分也必渐。治之绍乱，寒之承暑，今昔可期而不可期也。大辨体其至密，昔之今为后之昔；无往而不者，亦无而不往；平有陂，陂亦有平也。则终古此天地，终古此天地之际矣。然圣人岂以此悠悠者为固然而莫为之主哉？大辨体其至密，而至密成其大辨。终不可使其际离焉，抑终不可使其际合焉……辨不易昭而密难相洽也。则终古此天地之际，亦终古此‘艰贞’矣。”①王夫之承认出入于“天地之际”的可能性，出入于“天地之际”的基础是能够认识到天与人蕴涵儒家伦理道德内涵的实有性，这是佛、道在天人关系方面入于“空”、“无”的思想基础。王夫之认为，“天地之际”的实有性体现在认识天人关系心理过程的细微之处，这是辨析和落实儒家人伦道德于心的认识根源。

儒家圣人不立“莫为之主”的“空”、“无”之心，而是通过细致而超越的认识论分析，构建具有“至密”性认识体系和超越性认识高度，建立在心性道德基础之上的思想体系，“然圣人岂以此悠悠者为固然而莫为之主哉？大辨体其至密，而至密成其大辨”。对于王夫之而言，认识论不仅仅是关于认识问题的理论，而且具有实现“天人合一”和天地同体境界的功能，所以说“辨不易昭而密难相洽也”。王夫之始终认为，通过认识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承担天地同体的实有性道德修养，是儒家圣人用力于心而落实其修养功效的关键。儒家圣人首先明确天地万物不脱离实有生化的自然性地位，批判佛、道入于“空”、“无”而否认自然规律的虚无之论，这是儒家用力于心而入微，从心理认识与道德修养论方面辨析“天地之际”的前提。王夫之认为，天地之密在于其相交于物质与精神世界同体之微处，即，依据于“心气交辅”的实有性理论体系求“天地之际”，如果固执于“乾坤之气”，则入于佛、道的“空”、“无”之论。“至密”从其针对于宇宙生化的细致心理认识分析方面而言，则说“是故知其至密，而后见运化之精”；“大辨”，指超越层次的修养境界高度，则说“知其大辨，而后见功用之极”。“至密”与“大辨”分别来源于王夫之辨析和取舍于佛、道的认识论，是他从心理过程及其认识论方面总结援佛、道入儒理论成果的具体体现。王夫之始终认为，“天地之际”的实有性体现于其认识与修养的过程中，包涵人伦道德价值，他说：“天下之用，皆其有者也。吾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岂待疑哉！用有以为功效，体有以为性情，体用胥有而相胥以实，故盈天下而皆持循之道。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②“用有”指实现“天地之际”的认识与修养工夫，从其落实“天人合一”而用力于人之心的方面而言，则说“体有以为性情，体用胥有而相胥以实”。“诚”作为儒家“无对”而可以独立出现的范畴，既体现“物之终始”的非辩证性本体，又由于“不诚无物”而具有辩证性认识形式。

王夫之认为，儒家克己之功的至密至熟性，即是心理认识与道德修养工夫能够合两端于一的同体性与同一性，他说：“夫子于此，直从天理人欲，轻重、浅深、内外、标本上，拣着此两项，以验颜子克己之功至密至熟、发见不差者而称之。非颜子不能以此为学，非夫子亦不能深知此之为好学，非程、朱二子亦无以洗发其本原之深，而岂易言哉！”③所谓“天理人欲，轻重、浅深，内外、标本”，皆从两端体现认识与修养同体同一之心的辩证形式。儒家“大辨体其至密”和“至密成其大辨”的目的在于，通过辩证性的心理认识与修养方式“洗发其本原之深”，揭示合两端于一的非辩证性本体的同体同一性。王夫之以此为儒家道德认识与修养之学的最微最难之处，足以体现他总结儒、佛、道关系的理论成果，内含从“空”、“无”到“有”之心的认识线索。

“大辨体其至密”和“至密成其大辨”的心理认识过程，包含王夫之辨析和取舍佛、道之“空”、“无”，总结援佛、道入儒思想的理论成果。王夫之辨析“空”、“无”之论既不遗余力而又十分细密，他认为，心学由于吸收佛道“密室传心之法”而有所偏失，所以流于玄、禅异端。他系统论述了老庄思想之同异以及玄学家对道家思想的偏离之害；对于陆王，王夫之则指出其与张载之学的同异之处，具体区别了心学在理论思维形式方面的优长，这些都反映了王夫之超越传统儒家与宋明理学的自觉研究态度和理论启发价值。辩证地反映思想与行为的实际动机，显示儒家之心活泼性的认识本旨，始终是王夫之辨析佛、道之“空”、“无”，极深研几而构建儒家“有”境界之心理认识体系的依据。

二、从“空”、“无”到“有”的心理认识过程

通过对佛、道认识“空”、“无”与“有”之心理思想的深刻辨析，王夫之力辟佛、道思想的虚无性认识根源，但他并非完全的否定式批判，而是虚心地研究，同时指出佛、道有益于儒家道德修养之心之处。对于辩证性之心的心理分析，使王夫之对于佛、道一端思想，都能一直采取一分为二的积极态度进行研究。他着重指出佛教禅宗与法相唯识学的不同，对于法相唯识细致的心理分析理论，他在批判其虚无性基础上有所吸收，他说：“释氏之所谓六识者，虑也；七识者，志也；八识者，量也；前五识者，小体之官也。呜呼！小体，人禽共者也。虑者，犹禽之所得分者也。人之所以异于禽者，唯志而已矣。不守其志，不充其量，则人何以异于禽哉！而诬之以名‘染识’，率兽食人，最奚辞乎！”④唯识学以第八阿赖耶识为储藏种子之识，则一切心理活动及其认识过程的产生皆依赖于第八识，这就使其对心理过程的分析失去了辩证性。王夫之以辩证性的能认识之心改造和吸收佛教唯识思想：以前六识为“虑”，即，以感知经验心理活动为基础的认识过程；以第七识为“志”，指出其对一般朴素性心理活动及其认识过程的超越和宰制之功；以第八识为“量”，揭示其具有辩证形式而本身非辩证性的本质。王夫之认为，第八识所体现的心之本质，包含前七识辩证性心理认识活动。王夫之在细致辨析佛、道认识论之妄的同时，明确表明他改造和吸收其认识理论的目的。王夫之反对佛教唯识学以“气从幻起以成诸恶”的真如本体为“如来藏”，他关注于揭示唯识学细致心理分析理论的虚无本质，吸收其认识理论用之于儒家道德思想的认识论建设。王夫之进一步分析说：“故不知其固有，则绌有以崇无；不知其同有，则奖无以治有。无不可崇，有不待治。故曰‘太极有于《易》以有《易》’，不相为离之谓也。彼太易、太初、太素之纷纭者，虚为之名而亡实，亦何为者耶？彼且曰：‘有有者，有无者，有未始有夫有无者。’或且曰：‘七识以为种子，八识以为含藏，一念缘起无生。’呜呼！毁《乾》《坤》以蔑《易》者，必此言夫！”⑤王夫之认为，佛教唯识以“七识以为种子，八识以为含藏”，则其认识来源于完全脱离固有道德本体的种子，从其心理认识论的理论取向和思想性质方面而言，与老子“有生于无”而入“无”，庄子追问“有有者，有无者，有未始有夫有无者”而入于“无无”境界的心理思想相一致，指出佛、道“虚为之名而亡实”的虚无性思想根源。相对于儒家“至密”和“大辨”之本体，则佛、道本体无实而显示“群龙无首”的虚无性质。王夫之说：“‘群龙无首’，故一积众精以自强，无有遗也。有首焉，则首一也，其余不一也，然后以一贯之。不然者而强谓之然，不应者而妄其应，佛、老以之，皆以一贯之之术也。”⑥佛、道之心“首一”而“其余不一”，则“不一”之辩证认识不能相通于“首一”而入于“空”、“无”之论，体现所谓“不然者而强谓之然，不应者而妄其应”的虚无性认识根源。王夫之认为“以一贯之”也包含细致的心理认识理论，即是“以一贯之之术”，这是他对佛、道的心理分析与认识方式的肯定之处。

王夫之从“至密”和“大辨”两个认识角度辨析佛、道心理思想入于“空”、“无”的认识论根源，往往以佛、道合论而不分。但是，从王夫之对“至密”与“大辨”心理过程的具体认识论分析中，仍然可以区别出他辨析和取舍于佛、道的不同思想倾向。可以说，“至密”之辨主要针对佛教，尤其是针对批判、改造和吸收法相唯识学细致的心理认识分析理论而言；而所谓“大辨”，主要针对批判、改造和吸收老、庄入于“无”，尤其是庄子入于“无无”境界之心的认识方式而言。所以，王夫之与老、庄“无”或“无无”境界之心的认识论关系也体现王夫之以“至密”和“大辨”的认识论总结援佛、道入儒的理论成果。侯外庐说：“夫之认为庄子是‘能辨其至密’的人。”⑦这是从超越层次境界认识高度而言的，体现王夫之主要吸收庄子境界思想，建设儒家“大辨体其至密”认识论体系的理论来源；如果从细致的心理分析及其认识过程方面而言，可以说，王夫之认为佛教，主要是以认识论为主的法象唯识学是可以“至密成其大辨”者，体现他主要吸收法相唯识的认识理论，构建儒家“至密成其大辨”系统化思想体系的理论来源。

三、主客合一的心理过程

从主客关系上看，佛道心理认识过程并非没有主客之分，而是使主客合一于“空”或“无”的认识境界，决定了“内观自省”的直觉心理认识及其道德修养特征。王夫之吸收佛道认识“空”、“无”境界心理活动方式，与佛道的不同主要体现于主客合一的心理思想性质方面。王夫之把主客二分合一于“先立乎其大者”的“有”境界之大心，所以说“人心即天”，又说“人，人心也”，“心即仁”，这就是说，所谓“天心”，即是“有”境界之心。相对于佛道把主客二分的外在关系纳入超越于实有万物之外的“空”或“无”境界之心，王夫之则把这种彼此外在的主客关系纳入不脱离实有万物而又具有超越层次认识高度的“有”境界之大心。佛、道使主客合一于“空”或“无”境界之世界，否定儒家以伦理道德践履与修养工夫的可能性，“内观自省”的直觉心理认识方式体现脱离实有万物而“反观内省”的觉悟修养工夫方式，能够直接提升而达到超越性境界高度。王夫之使主客观合一于“有”境界之心，境界工夫不脱离人伦物理实有，体现通过伦理道德认识与修养工夫承担道德价值判断与修养境界实现的“大心”之量。佛道与王夫之都强调用“心”，但“心”的性质不同：佛道之“心”是认识“空”或“无”世界的境界之心，强调“内观自省”的觉悟工夫，“心”与实有万物实际上并无直接联系，是主观性之“心”，用心的工夫主要指向内用力的自我觉悟，通过直觉方式间接作用于实有万物；王夫之的“心”是“有”境界之“心”，一方面，强调对超越性境界高度的提升与把握，即，修养“先立乎其大者”的“大心”；另一方面，“大心”为本于天所受而具有伦理道德价值与内涵的实有性质之“心”，用心的修养工夫以对人伦物理的认识和感知为基础，“大心”通过伦理道德修养与实有万物发生直接联系。王夫之强调道德践行的修养工夫，目的是实现实有性物质与精神世界的同一性。

实际上，王夫之以“先立乎其大者”的“有”境界之大心来提高道德修养的境界高度，大心的价值与功能主要体现在达到境界高度的儒家修养工夫中。王夫之以能所关系解释“心”的功能，他说：“身有无逸之‘能’，随时而利用；心有疾敬之能，素位而效仁。‘所’著于人伦物理之中，‘能’取诸耳目心思之用。‘所’不在内，故心如太虚，有感而皆应。‘能’不在外，故为仁由己，反己而必诚。君子之辨此审矣，而不待辨也。心与道之固然，虽有浮明与其凿智，弗能诬以不然也。”⑧王夫之反对老庄佛“立一境界以为‘所’”，而自己则立一境界以为“能”，他提升儒家伦理道德修养所达到的境界高度，则“能”、“所”合一于“有”境界之心。从“有无”观讲，王夫之立“有”境界之心为“能”，而反对佛、道立“空”或“无”境界之心以为“所”，体现与佛、道心理认识活动及其修养工夫不同的理论思维取向与思想性质。

四、“立一成纯之局”的心理建设

王夫之辨析佛、道心理思想而有所取舍的目的在于，为儒学提出和建立一套纯粹包含儒家道德心性之实而去除佛、道“空”、“无”之虚的认识论体系，体现达到所谓“立一成纯之局”的理论建设目的。王夫之说：“庄生云，‘参万岁而一成纯’。言万岁，亦荒远矣，虽圣人有所不知，而何以参之！乃数千年以内，见闻可及者，天运之变，物理之不齐，升降污隆治乱之数，质文风尚之殊，自当参其变而知其常，以立一成纯之局而酌所以自处者，历乎无穷之险阻而皆不丧其所依，则不为世所颠倒而可与立矣……参之而成纯之一又审矣。变者岁也，不变者一也。变者用也，不变者体也。岁之寒暄晴雨异，而天之左旋、七曜之右转也一。手所持之物、足所履之地，或动或止异，而手之可以持、足之可以行也一。唯其一也，是以可参于万世。”⑨王夫之十分欣赏庄子“参万岁而一成纯”的认识观点，目的在于为提升儒家道德修养境界高度建立“一成纯之局”理论体系。“万岁”所包含的认识范围无限广大，见闻感知经验心理活动及其认识过程不可能达到，所以有“虽圣人有所不知，而何以参之”的感叹。王夫之通过变与不变认识关系的分析，提出“自当参其变而知其常”的认识路径，既不脱离对于宇宙万物之万变的感知经验心理活动及其认识过程，也要求对认识境界高度的提升而扩大其心之量。王夫之以变者为岁，不变者为一，以变者为用，不变者为体，提出以一参万、以体达用而上学下达的认识路径，则说“唯其一也，是以可参于万世”。可见，通过提升境界认识高度而对心之量的扩充是“立一成纯之局”的一个方面，从心理认识过程分析方面，明确其体用相通而合一之心的认识本旨，则是“立一成纯之局”的另一个方面，即所谓“参之而成纯之一又审矣”。显然，王夫之所谓“立一成纯之局”，就是指对佛、道认识思想的实有化改造而建设儒家实有境界认识理论体系，“纯”指实有性之改造，“局”指心理认识过程所依据的实有性境界之心的超越层次高度。实际上，所谓“立一成纯之局”，提示了王夫之改造和吸收佛、道认识论的思想本质。通过适合于儒家道德思想的实有化改造，他赋予境界之心以丰富的伦理道德价值与内涵，从境界认识的理论思维取向方面揭示佛、道境界认识入于“空”、“无”的虚无思想性质，构建以“有”境界之心的认识思想体系为标准，体现“大辨体其至密，而至密成其大辨”而具有完整认识理论体系的实有境界认识路径。

王夫之思想富于哲理思辨，能够深入佛、道思想的认识论内部，从理论思维的认识根源处把握和辨析其虚无思想性质，吸收其有益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认识体系建设的理论成分。所以，王夫之往往从对认识论的理论思维分析入手，通过对心理认识活动及其认识过程的分析，完成“大辨”于异端的“至密”性认识思想，通过改造、吸收而提出和建设儒家认识论体系，以儒家“至密”性认识论成立其作为判定和总结标准而“大辨”的理论体系。王夫之说：“目所不见，非无色也。耳所不闻，非无声也。言所不通，非无义也。故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有其不知者存，则既知有之矣，是知也。因此而求之者，尽其所见，则不见知色章，尽其所闻，则不闻之声著；尽其所言，则不言之义立。虽知有其不知，而必因此以致之，不迫于其所不知而索之，此圣学、异端之大辨。”⑩通过对孔子思想的发挥，王夫之提出，儒家思想本来就具有“大辨”性而心之量的认识范围广大。孔子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实际上包含了“知”与“不知”两个方面的认识范围而无所遗漏。儒家思想也具有“至密”性认识内涵，既超越而不固执于针对实有万物的感知经验心理活动及其认识过程，又能够因其针对实有万物的细致心理认识分析而扩大心之量的认识范围，通过提升境界认识高度而包含感知心理活动及其认识过程所“不知”的部分，则说“因此而求之者，尽其所见，则不见知色章，尽其所闻，则不闻之声著；尽其所言，则不言之义立”。对于儒家而言，“不知”是对“知”的内在性超越，超越层次的认识不脱离于其“知”而“必因此以致之”，则“知”与“不知”统一于整体认识思想体系而缺一不可，这就是所谓“圣学、异端之大辨”的认识论根源，体现“大辨体其至密，而至密成其大辨”的儒家“有”境界之心的认识路径及其本质特征。

所谓“大辨体其至密，而至密成其大辨”的认识路径，其思想来源于辨析和取舍佛、道认识论的理论思维成分，而目的却在于“立一成纯之局”而进行儒家认识思想体系的理论建设。王夫之认为，《周易》内含“天人合一”的健顺道德本质，与儒家辨析佛、道而体现“纯而不杂”思想内涵相一致。他说：“夫天秉《乾》德，自然其纯以健，知矣；地含《坤》理，自然其纯以顺，能矣。故时有所鼓，时有所润，时互用而相为运，时分用而各有成。《震》、《巽》、《坎》、《离》、《艮》、《兑》之大用，而在六子之各益者，天地初未尝有损，杂者自杂，不害其纯，则终古而无不易也，无不简也，皆自然也，吉凶其所不讳也。圣人所忧患者，人而已矣。故显其用于《大易》，使知欲得夫天下之理者，合天地之用，必其分体天地之撰而不杂者也。”《乾》之德为天所秉，《坤》之理为地所含，体现天地、自然、万物固有之健顺性质而为“纯”。“纯”即是王夫之能够“大辨体其至密”和“至密成其大辨”的认识基础。王夫之以“自然其纯以健”为“知”，则“至密”性以“纯”为基础而成其“大辨”；以“自然其纯以顺”为“能”，则“大辨”而辨其“纯”之“至密”性。通过对庄子“参万岁而一成纯”的境界认识论进行改造和吸收而提出“大辨”与“至密”的认识路径，从提升心之量的认识境界高度和扩充心之量的伦理道德内涵的两方面改造，转化为体现儒家辨析佛、道异端和建设道德思想体系的认识方式。王夫之关注的重点始终是人，即“大辨”与“至密”的认识路径始终要求落实于人而用力于心，从认识论角度揭示“大辨体其至密”与“至密成其大辨”的思想本质与理论思维特征。

王夫之以“纯”设定儒家与佛、道相区别而大辨的心理认识标准，他说：“故非天下之至纯者，不能行乎天下之至杂。不足以纯而欲试以杂，则不贤人之知能而已矣……异端之悟，亦君子之所能，而君子体其全，则或穷乎孤至，而无伤于君子之德。”异端不“纯”则“杂”，而儒家之“纯”能够“体其全”而“行乎天下之至杂”。通过“大辨体其至密，而至密成其大辨”的认识论分析，王夫之提出符合儒家“至纯”思想性质的心理认识体系，包含构建伦理道德心理认识体系的标准和要求，从理论根源处解决了援佛、道入儒的思想矛盾，完成了遵循从“空”、“无”到“有”境界之心的认识论线索构建儒家道德思想认识论体系的工作。通过“立一成纯之局”的认识论辨析与思想建设，王夫之根据“大辨体其至密，而至密成其大辨”的认识方法，从援佛、道入儒的角度提出和明确了儒家思想的认识论路径。以此为思想辨析与论证的认识论标准，王夫之把握了全面判定和总结传统儒家与宋明理学思想的理论武器，启示了中国传统哲学在“三教合一”背景下发展的思想意义与理论价值。

第6篇：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 儒家思想 企业文化 企业家 协同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儒家思想，它既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国家统治和社会引导的主要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同时也是占据中华民族统治史两千多年、在不自觉中影响决定人们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人生观的重要因素。在当代，已经有很多的学者就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进行了探讨。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作用于企业文化的同时，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离不开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延展。两者相容相进，相辅相成。这种协同关系作用并伴随着现代企业不断成长，从倡导“以人为本”、“诚信经营”到“团队精神的培养”和“”的管理思想，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的萌芽都在现代企业文化中点滴体现出来。如何把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儒家思想和左右企业发展远景与使命的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有效地运用于企业管理过程中，促进企业的长效发展，提高企业的管理效能是我们在现阶段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儒家思想的主要思想内涵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孔子的主要论著和思想中都提到了以“仁爱”为统治和管理的基本思想，主张“以民为本”、“以和为贵”、“为政以德”。所谓“以民为本”即是认为人民为封建社会统治者管理的根基，是一切管理行使的基础。儒家思想中极为重视人的作用，主张“天生万物，以人为贵”。唐太宗时期，大臣魏征曾警示太宗皇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提醒他在统治国家时应该时时注意到人的作用。“以和为贵”则是儒家思想中中庸思想的具体体现，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都是在强调儒家思想中提倡和谐，注重中庸的思想体现。另外，孔子认为封建统治者想要“为政以德”必须具备“信”的要素。所谓“国不可无信，人不可无信”，诚信成了儒家思想治国齐家的根本。无论“以人为本”、“以和为贵”，还是“以诚为重”都是发自于儒家思想的“仁”、“爱”，都在强调一种以人为本、诚信经营、协调发展的思想，这些观点正同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不谋而合。

儒家文化适合于现代管理需要主要表现在儒家文化并没有把个人与社会、自我与集体的关系孤立与隔离起来,而是沿袭了中华民族的伦理观念与归属观念，这些认识对于以人为基本管理对象的现代企业文化来说无疑是宝贵的历史财富和亟待继承与发展的宝贵遗产。

二、企业文化塑造已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

企业文化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以来，就被誉为企业发展的“第二只看不见的手”。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全新的企业管理理念，是以形成最佳的经营管理为目的，以人本管理为主体，以对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共识和企业经营目标的认同为基础，以形成团队意识和企业精神为核心、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的崭新的企业管理理论。企业文化是企业和职工共同自觉遵循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它以形成最佳的经营管理机制为目的，是企业赖以发展的灵魂和支柱，是企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三、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

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以人为本”的思想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

以人为本是企业管理思想的精髓，企业要在市场的大潮中做一个成功的弄潮儿，靠的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以人为主要对象的企业文化凝聚力的强弱。以人为本在企业的环境中主要是指两类人，即企业内部的最高层领导――企业家和企业内部的最基本单元――内部员工。

(1)作为企业灵魂的企业家。

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组织群体，是具有创新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的综合体，同时，也是企业文化创新与发展的特殊载体。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作为企业精神的倡导者和化身，能够根据企业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新特点，提炼和概括出企业的价值观念和崇高目标，让广大员工认可并心悦诚服地自觉朝着共同的目标奋斗。

(2)作为基础力量的员工

员工是企业的基础力量，是企业全部工作的承担者和完成者。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每个员工对于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的理解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差异。提倡“以人为本”就是要使所有员工学会求同存异，在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大局利益发生冲突时达成共识，以企业发展为最根本的奋斗目标。另外，提倡人性化管理也要注重员工的参与程度、情感尊重、团队意识培养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使他们自觉地构建企业文化。

2.诚信的理念贯彻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部过程

“诚信经营”是现代企业提倡的经营管理理念之一，也是儒家思想中“信”的体现。诚实守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所谓“信”也可以用儒家所说的“生财须有道”来解释，即我们平时所说的“生财有道”。企业存在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可能会受到种种不良因素的侵袭，我们现在提倡要贯彻“诚信”的理念就是要做到维护良好的经营环境，自觉形成守信不移,童叟无欺的局面。如果耍手腕,搞欺诈,企业就不可能正常经营下去。

3.企业团队中和谐共进的团队精神

“ 团队精神”是近年来管理界颇为提倡的一个概念,它讲求组织内部的成员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高级管理层之间、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都要保持一种和谐的合作关系。儒家思想中提到的“和为贵”的思想即是要求人们做事不走极端,求大同而存小异。

团队精神是企业文化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当代中国企业家应经开始注重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的培养，他们注意关心员工的情绪，定期组织管理层和员工共同参加活动，定期召开管理层和员工代表的讨论会，使员工有机会发表自己对于企业发展的观点和看法，从而达到管理者和员工对企业的“共同管理”。

四、结束语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现代企业的竞争越来越反映在文化的比拼上。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量始终在不断发展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上保持积极而正确的态度，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立足于儒家思想的背景,用传统文化氛围和文化价值去管理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并借鉴西方优秀的企业文化管理经验和方法，不断完善和创新更具特色更加高效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7

[2]汪宇燕:论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9第3期

[3]黎敏:论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第4期

[4]张绍学:以人为本:儒家爱民与现代管理的核心.昆明: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5]刘云柏: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第7篇：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五四儒学；新文化运动；累积合法性危机

一、问题

在对新文化运动反儒学原因的探讨中，学术界代表性的解释大致可以作如下概括：一种解释范式是转型时代，以张灏为代表。张灏认为在转型时代各种报刊和思想以及新式学堂的出现为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欧阳军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印证了这一说法：“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解释又是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传人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基础的民族，与外来文化接触，自然会反思自己的文化……这种反思便会带有强烈的批判倾向，或者是强烈的民族情绪。”其他的研究尽管结论不同，但也未能超出这一解释范式。比如，林毓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辛亥革命普遍君权”，造成了“传统文化道德秩序崩溃”，“五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起来，利用这个空隙来“全盘反传统”的。

另一种解释超越于转型时代，将五四儒学的这一际遇放到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一解释范式是由金观涛提出的。他在解释以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传统一体化解体后新的一体化意识形态更替这一现象时，提出了“超稳定结构”：以儒学的哲学观、价值观为基础的上层大一统官僚机构以及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中层(乡绅自治)和下层(宗法家族组织)组成的社会政治结构。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就是这一结构在遇到外来文化时发生的转化。

就上述的两种解释来说，第一个解释无法说明新文化运动只将儒家文化作为反对的对象，而同样构成中国文化的道家、法家、墨家却没有受到明确的批判；而且也无法解释将中国文化归结为儒家文化继而化约为纲常礼教等由面到线到点的方式来加以批判这一现象。第二个解释说明了中国意识形态的更替是一体化的，对解释五四儒家文化遭到批判这一历史现象有一定的道理，它找到了儒学被整体上批判的一个来源，即和政治及其社会的同构。但是，这一范式在说明这一问题时认为实体上的儒家文化的被继替与事实不符。在新文化反儒的过程中，主要批判的是文化的纲常名教，即儒学的意识形态部分，而儒学的相当传统不仅没有受到批判，而且像陈独秀和还认为儒学的一些东西有价值。二是同时作为中国文化的法家、道家等文化也没有被批判。这些事实说明，儒学只是作为一个靶子：“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儒学作为一个靶子遭到批判这一事实体现了五四新文化健将批判儒学的主观方面，而这一主观方面的产生又与中国的大历史背景极其相关。这是上述两个范式不能解释的地方。本文尝试用一种新解释范式——累积合法性危机，这一范式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来解释五四时期的儒学危机。

二、累积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危机是哈贝马斯用以描述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趋势的术语，指“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笔者综合了诸多合法性的定义将其界定为：在一定条件下对某个系统认为是最好的信恋。而合法性危机就可表述为失去其成员的孝忠继而被认为是一种不合序统的特性。显然，合法性不仅指对政治体系的“最好的信念”，它还包括对经济的有效性和文化系统正当性的认同。具体而言是指这样一种特性：以某种系统合法性为核心，其他的系统提供合法性论证的解释；一方的合法性和另一方的合法性相互加以解释和论证，一方的危机也可以带来另一方的合法性问题。这样一种相互转化的合法性即为累积合法性，由这种合法性引起的危机就是累积合法性危机。

哈贝马斯在解释资本主义危机时已隐约表露了这一思想：“由于经济系统在国家面前丧失了功能自主性，因此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现象也就失去了自发性……由于政府采取了行动积极避免了危机。因此，经济危机就转移到政治系统当中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借用了传统文化资源。但是，“国家不能简单地接管文化系统，国家计划领域的膨胀实际上使得文化的自主性成了问题……用这种弥补无法满足新出现的期望，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这说明，如果经济和政治的合法性没有分离，经济的长期有效性失落在某种情况下就可能使大众将经济的有效性危机转嫁到政治体系上来，这样，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就受到了质疑。继而，为经济、政治系统提供合法性论证的文化系统的合理性就成了问题。

这一定义不是追求新颖，它与合法性危机有着很大的区别。当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正当性还没有分离时，人们没有察觉到合法性的累积性，但在现代社会中的某些国家它们已经分离，即：政治系统通过政治参与的途径解决自身的合法性问题；经济系统通过市场经济解决自身的有效性问题；文化思想系统通过自我调整解决了自身的合理性论证。这种情况下，现代合法性就变成“发散性”的了。因此，为区别两种合法性的不同特征及其后果，本文采用了这一新的定义。

儒学在五四的际遇正是上述逻辑的结果。通过五四知识分子反传统的背景分析，我们可以认定儒学五四际遇是累积合法性危机引起的，即经济的有效性丧失引起政治上的合法性危机因而使建立于其上的文化认同成了问题。这即是累积合法性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表现为整个系统的大崩盘。

三、新文化运动与儒学

儒学在五四时期整体上遭到了否定，从“打倒孔家店”和“吃人的礼教”可以看出，五四知识分子将其指责为专制主义和阻碍科学、民主的无用之物。这与经典儒学中不可避免的缺陷——对做人的高标准要求有关，比如《论语·里仁》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和《孟子·离娄章句》中的“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弗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等。以“君子”的标准来规制人的行为与政治制度合流后就表现为思想的专制，这些思想就被化约为纲常名教，新文化健将对此激烈攻击。比如，陈独秀就认为纲常名教主要体现为三纲五常的“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三纲五常之名词，虽不见于经，而其学说之实质，非起自两汉，唐宋以后，则不可争之事实也。……教忠……教孝……教从，非皆片面之义务，不平等之道德，阶级制度，三纲之实质也”。陈独秀认为这是孔教之根本教义，这种教义与西洋文明根本不相容，并将共和及其宪法、维新变法等一切新政治、新教育视为谬误。因此，要学西洋式之国家，应首先输入西洋文明，而对孔教“不可不彻底的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行不此”。吴虞将儒学侵染下的传统的家庭制度与专制主义联系在一起。他说：夫为人父，此于慈，为人子，此于孝，似乎平等：然为人子而不孝，则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于父之不慈也者，故无制裁也。“君主既握政教之权，复兼家长之责，作之君，作之师，且作民父母，于是家庭制度与君主制度遂相依附而不可分离”。

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相联系，儒教在社会机制的作用下形成了道德伦理的专制主义，在五四知识分子看来就是礼教。鲁迅指责礼教吃人：“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一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吴虞也对以儒教为特征的伦理专制加以批评。他将孝道归结为专制王权的伦理基础，认为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两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连接之根干而不可动摇。然而，儒学并非天然地与专制主义相关。就是采取极端立场的五四知识分子也承认儒学无论在以前还是现代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比如陈独秀就承认：“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说有”；“……这一价值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他相当的价值。”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固尊……”。也承认东西文化相互增进的意义，他说：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像一个鸟一样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所必要的，缺一不可。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儒家文化并不必然带来中国的衰败，也不该承担全部责任并指出了将儒学化约为三纲五常的谬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应否对中国近代百年屈辱负有全部责任?这个问题确实相当复杂。五四激进知识分子把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约化为儒家文化，又把儒家文化约化为三纲五常。在他们看来，三纲五常是为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和家长制家族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实际上，“‘科学与民主’并不必然与中国文化处于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对抗状态。”

就算儒学像陈独秀中西文化之比较，梁漱溟的三种人生问题及其路向，严复、、胡适等人的中西文化的比较说明的那样：中国文化面临着人治与法治、与、宗族主义与个人主义等的冲突，这也不只是儒学的罪过。比如，就专制主义而言，儒学远比法家思想逊色。秦王赢政以来，中国的政治几近统一，表面上所奉行的是儒家思想，实际运作的却是法家思想——儒表法里：“汉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精神多少都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内，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但五四知识分子却没有对法家思想进行清算。这是由于儒学与政治的特殊关系而使之显得触目惊心，从而遭到了彻底的批判。儒学的这种特殊关系表现为：一是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显学，奉为至尊，占据了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延续了几千年；二是康有为将孔教定为国教的主张与袁世凯的复辟联系在一起，使陈独秀等人认识到“孔子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缘。”也说孔子是“历代专制之护符”，将孔教载入宪法是“专制复活之先生也”。可以说孔教入宪和袁世凯的复辟是反孔的导火线：“从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

实际上，“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由于嵌入政治和社会太深，使原本的精神价值失落，尤为重要的是儒学成为了专制的护身符以至成了批判的靶子。在1917年2月4日《甲寅》杂志的说法正是体现：“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之政治也。”“我不是反对要除掉孔子。我不过不要他一人高高在上，要把他请下来，和诸子百家坐在一起，讨论是非。”“我与李卓吾稍有不同，他是非孔，我是非儒，孔子是豪杰之士，用他的思想统治中国是不好的。”就中国的春秋各派等“三教九流”也应各得其所，但儒学却借助官势成为中国的大一统。

上述情况正是政治借用文化资源导致的必然结果。自从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被奉若神明，宋明理学加以发挥、注解，越来越走向专制。三纲五常被宋明理学推到极致，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儒子考试的指定书目，学术文章越来越机械化。学术文章走向八股，日渐衰微。儒学被定为一尊，这样，“在注释的方式中求和社会的变动谋适应，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正是这种名实的分离使儒家思想失去了原来的人本主义精神，也使之逐渐适应封建专制的需要，从而和专制制度融为一体，一旦政治制度受到质疑，文化就得承担连带责任。

四、结论：累积合法性危机导致儒学作为整体遭到批判

上述论及的新文化运动将儒学作为一个整体非难说明，儒学和经济、尤其是政治等系统的关系使其承担了中国政治、经济失败的罪责，使得五四知识分子反儒立场过激。这种整体性的批判使得“仁”的普世价值被抛弃了。这种不加区分彻底反传统立场的产生，是由于洋务运动在经济方面改革的失败、在政治制度改革的失败产生的。这样，这些知识分子就要求为经济和政治运行提供论证的意识形态负连带责任。这正是五四知识分子反传统的结构性原因：五四知识分子对此的注意并把社会伦常与儒家思想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晚清西风东侵导引了传统社会政治秩序和文化价值秩序的连锁危机。

在这段时期，严复已经认识到国民素质对于救国的重要性。这种认识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后被大多数人充分意识到，新文化运动的产生是集中的体现。辛亥革命了清王朝，但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张勋等还借孔教之名搞复辟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促使陈独秀等人将目光从社会制度转移向了文化价值和国民性格”。这样，新文化运动的这些主帅们对待传统文化是一种“文化激进主义”，是“空前的最广泛的表达民族情感的示威”。因此，“五四时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攻击诚然失之过激，这是不必讳言的。”五四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是情绪化的反应。持激进主张的陈独秀后来辩解到：“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家开口说国粹闭口谈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以至于在针对检省整个五四激进时陈先生这样为自己辩护：“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的结果是五元……社会进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革的主张十分，社会的惰性当初只能承认五分，自然的结果只有二分五。”五四知识分子对待儒学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式，认为儒家思想“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应于民主国宪法不生问题。”

第8篇：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启蒙时期；儒家思想；传播；影响。

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义”“礼”“忠”

“孝”“知”。它历经孔孟哲学、西汉独尊儒术、宋朝程朱理学的发展过程。当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播基督教时，他们一方面把西方的文化和思想观念引入了中国，同时也把儒家思想带回了西方。儒家思想的传播对启蒙时期的西方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传入西方的背景条件。

儒家思想主观上并不具有基督教的普世性质，但它却通过基督教传教士的书信、著作和译作传到了西方。儒家思想在西方文化中的传播和接受并不是偶然的，它与西方的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相通，与当时西方的社会环境相契合，同时也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时代精神。

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与古希腊哲学中的伦理思想有共通之处。无论是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至善即幸福”都反映了古希腊哲学对道德伦理的重视。苏格拉底的哲学集中表现在“认识你自己”，主张建立人的哲学，发挥人的理智能力和道德本性，认为人的幸福与否取决于灵魂的好坏。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和孔子的思想学说相似，孔子因而被尊称为“中国的苏格拉底”。古希腊的伦理道德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追求和拥有伦理道德成为许多人的理想。这种对伦理道德的重视同样体现在基督教文化中。

儒家思想和基督教都体现了对言行举止进行规范的道德标准。“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①“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儒家的道德标准推崇强烈的自律意识，即自己希望实现的目标也要帮助别人实现，而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而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同样重视对言行准则的规范。其教义强调克制欲望，努力工作、勤俭节约，通过今世的善功来彰显上帝的恩泽、进而成为上帝的选民最终获得拯救。儒家思想的精髓“仁”与基督教文化的核心“爱”也有一定共通之处。“仁”的核心就是“爱”。

仁爱就是要关爱别人，从爱自己的家人推及到爱自己的朋友、左邻右舍。孔子关于“仁”的说法在《论语》中有较多论述。“仁者爱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克己复礼为仁”。基督教则提倡在神爱的基础上的博爱。在爱上帝的前提下，人们要爱自己的亲人、朋友、甚至于爱自己的敌人。

“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不认识神……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兄弟们，神既然是这么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1]（p. 275-276）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时代精神，为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欧洲当时处于封建君主专政和宗教神学统治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和思想家从儒家学说中看到了曙光，希望借用儒家思想和理念来解决时政的弊端，推行自己的主张和理想。儒家思想的传入客观上适应了当时欧洲社会反对封建世袭特权、倡导民众的自由和权力，呼唤资产阶级民主和理性的需要，并为启蒙运动的到来和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

二、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16世纪末至18世纪欧洲出现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著作和译作。作者和译者大都是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这些著作和译作的出版一方面是为了使欧洲更好地了解中国及其文化，满足西方人对异域文化的好奇与探究之心，另一方面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的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从而更好地传播基督教教义。

根据传教士利玛窦的日记整理编撰成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向西方呈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和民族，同时对中国的儒教、佛教、道教都有评述。

利玛窦意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起到的思想统治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因此他推崇儒教、称颂孔子，把儒教称为文人的宗教：“凡做学问有了名气的人或从事学问研究的人，没有一个是再信任别的教派的”。[2]（p. 101）利玛窦对儒教的了解、介绍主观上是为了以一种中国信众更能接受的方式来传播基督教，客观上却对儒教的传播和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之后耶稣会士基尔歇所著的《中国图说》一书也提及了中国的儒释道三教。西班牙的多明我会传教士闵明我的《中华帝国纵览》的第三部分提及了孔子的政治和道德格言，第四部分辑录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朱熹等历代先哲的言论。莱布尼茨和伏尔泰等著名思想家都曾阅读过此书，认为这本书对了解中国大有帮助。1687年，柏应理的《中国圣贤孔子》在巴黎出版。作为全面向欧洲介绍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献，此书一经问世便受到广泛的关注，其拉丁文本被翻译成法文和英文。这本书包括了对孔子及其学说的介绍，也包括《大学》《中庸》和《论语》的译文。《中国圣贤孔子》是欧洲人了解儒家思想的主要读物，莱布尼茨和孟德思鳩都曾阅读过此书。1709至1713年耶稣会士卫方济整理出版了《中国典籍六种》，收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

《小学》的拉丁文译文，从而首次将四书完整地介绍给欧洲读者，使欧洲读者对儒家思想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②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在知识分子、思想家和哲学家中引起了不同凡响。这种影响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伦理道德思想。儒家思想与西方的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伦理道德的许多方面契合相通，并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因此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受到了众多西方人士的称颂。其二，政治体制方面，表现为对以儒家学说作为思想基础的政治体制的颂扬。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的和谐。更重要的是，以父权为基础的专制政体保障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其三，对民主政治的促进作用。儒家反对世袭制度，提倡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同时儒家思想的“民贵君轻”把“民”置于学说中心。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主应有君主的样子，实行德政、以德服人。这一主张与资产阶级追求平等和权力的民主政治学说相兼容。

作为欧洲研究中国名气最大的学者莱布尼茨认为中国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中国具有（在某些方面令人钦佩的）公共道德，并与哲学理论尤其自然神学相贯通”[3]（p. 72）“在实用哲学方面，也就是说，在道德戒律方面，在适用于现实生活和凡人的政治方面，他们肯定超过我们，尽管承认这一点令人脸红”[4]（p. 69-70）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也曾赞颂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中国人生活在一种最完善、最实用的道德之下，在世界的这部分地区，任何人都不具有这种道德”。[5]（p. 496）对儒家思想谈论和赞颂最多的当属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伏尔泰以他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大力推崇和美化被称之为“欧洲的孔子”。他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6] （p. 369）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6]（p. 369）伏尔泰根据中国元剧《赵氏孤儿》改编成的《中国孤儿》中，征服者成吉思汗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被征服者所折服，最终放下了屠刀。这个结局正是孔子道德情操的最好诠释。

以儒家学说为思想基础的中国政治体制得到众多启蒙思想家的推崇。伏尔泰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国家。他渴望稳定、和谐的理想社会，期盼仁慈开明的君主，并以中国的长治久安来论证中国体制的优良。在伏尔泰眼中，中国的政治体制最合乎理性，是因为它建立在父权社会的基础上。”儿女孝敬父母是国家的基础。在中国，父权从来没有削弱……一省一县的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7]（p. 216）在启蒙运动大潮中产生的”重农学派“理论也得益于中国的儒家思想。学派创始人魁奈主张农业为一国之本。中国的历代帝王都重视农业，而这一传统正源于孔子的儒家学说。在他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魁奈赞扬了中国的专制制度。他认为中国的专制制度是”合法“的专制主义，符合自然法、是自然秩序的体现。在魁奈眼中，中国的谏议制度和监察机构可以有效地限制皇帝的权利，因而是值得效仿的专制主义。

儒家学说对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有促进作用。

”学而优则仕“的中国科举制度和用人制度得到了颂扬。这一人才选拔制度强调依靠品德、学识和才干而不是凭借出身和门第选拔人才，与西方尊重个人价值、提倡民众的权力和平等的精神是相通和一致的。魁奈也曾提及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用人制度。”在中国没有世袭贵族，一个人的功绩与才能是他可能获取显贵地位的唯一标准……儿子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求学上，以此作为获取功名的唯一途径“。[8]（p. 44）对中国用人制度的颂扬揭示了当时的欧洲社会对封建贵族世袭制度的不满和抗议，反映了个人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和愿望。同时儒家的”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思想成为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来源。启蒙运动和随后的法国大革命都体现了反对专制特权、争取民众权利和自由的精神。

尽管启蒙思想家并未去过中国，但他们通过传教士的著作和译作了解了儒家思想，并对这种异域思想大为赞赏。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和赞美反映了接受者基于自己的背景和需求所做的理解、加工和有选择性的接受。首先，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和赞美反映了启蒙思想家对稳定、和谐、开明的理想社会的向往。他们认为儒家提倡的道德思想不仅与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在许多方面契合相通，而且有助于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的安定。以道德为基础的”礼“规范了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伦理秩序，规范了每个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处事准则，由此避免了冲突和纷争。儒家倡导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治理国家，从而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其次，儒家思想反映了当时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时代精神。17、18世纪孔子及其学说在欧洲风靡一时。在许多启蒙思想家眼中，孔子不仅教导人们如何做人，也教导人们如何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成为许多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世袭专政的重要思想武器。启蒙思想家惊喜地在儒家思想中发现了与自己的想法相契合的学说与理念。儒家反对世袭制度的思想与启蒙时期反对封建专政和宗教神权，争取权利和自由的诉求和主张不谋而合。儒家思想的传入客观上适应了西方社会反对特权政治、倡导民众的自由和权力，呼唤资产阶级民主和理性的需要，并为启蒙运动的到来和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源泉。1945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出版了《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对中国儒学在17—18世纪给予西方的影响做出了如下阐述。”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9]（p.5）结束语。

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思想和西方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想和文化体系，但它们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共通之处。二者都是对人类的生命价值和世界的终极意义进行思考和探索的领域。双方都互有可借鉴之处。儒家思想的许多理念能救治西方文化的弊端，解决西方文化的危机。因此它在西方的传播不仅具有历史价值更具有现当代意义。

注释：

①本文所有关于孔子的引述都出自张燕婴译注的《论语》。北京：中华书局， 2006年。

②有关”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参阅了徐明龙著的《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年。

参考文献：

[1]圣经新约[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6.

[2]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秦家懿编译。德国哲学家论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93.

[4]劳端纳。莱布尼茨”中国近事“序、评、译[m].火奴鲁鲁，1957.

[5]戴格拉夫编。孟德斯鳩的随想与随笔[m].巴黎， 1991.

[6]伏尔泰。哲学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

[7]伏尔泰。风俗论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2000.

第9篇：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法律；儒家化；中国政治

一、汉代法律儒家化的理论基础

法律儒家化“实际上是指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它肇始于汉初。”因此，汉代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儒家思想在律、令、比、法律注释著作、《春秋》经等里面的反映。

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具有以下特点：

(一)立法思想的儒家化。汉朝鉴于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建国之初采取黄老之学，与民约法三章，这种做法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汉初生产力的恢复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黄老之学在带来生产力的恢复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消极弊端，如农民逃避赋税导致的中央财政资金不足；对地方疏于管制而导致的诸侯地方割据。有鉴于此，董仲舒提出了改造后的新儒学，强调“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这种思想适应了汉朝统治者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需要，同时迎合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重视血缘关系和三纲五常的心理，因此成为了官方学说。

(二)法律原则的儒家化。法律原则与立法的指导思想有密切的联系，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法律原则。

(三)法律形式的儒家化。汉代的法律形式包括律、令、比、法律注释著作、《春秋》经等，法律儒家化的结果是很多儒家经义和精神直接或者间接的渗透到了这些法律表现形式当中，而其中最明显的表现便是法律注释著作和《春秋》经。

(四)法律内容的儒家化。

二、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原因、过程和表现

(一)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原因

汉承秦制，汉律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秦朝的法律，而其他法律形式则很明显地体现了儒家化的色彩，从而开启了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但是，儒家思想并不是从汉朝建立一开始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发展和被统治阶级认可经过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也进入到了一个从注重“神事”到注重“人事”，从“学在官府”到“私学”兴起的时代，各种学说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儒、法、墨、道是其中的主要学说。战国时期法家思想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秦国在采用法家思想的指导后迅速壮大，并且灭六国而统一天下，从而成为秦朝建立后的当然指导思想。但是，暴虐的统治致使秦朝“二世而亡”，汉朝统治者在建国后不久便采纳了儒家思想。那么，汉代法律为什么会被儒家化呢?

1.各种学说自身特点及其时代的适应性

经过秦朝时期大规模的徭役、秦末农民战争、楚汉相争，汉朝前期的经济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而法家思想是一种重刑主义思想，强调对人民行为的控制，因此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不能充分发挥。道家宣扬的黄老思想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主要表现在“道法自然”的世界观和“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强调无为而治。墨家思想主要集中于“兼爱”的世界观和“尚同”的法律观，其中“兼爱”又是其核心。墨子说“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是指不分贫贱大家相爱，就是爱一切人，区别于儒家的爱有差等。

排除法家、道家、墨家后，剩下的一大家就是儒家了，而历史也恰恰选择了儒家。儒家思想强调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为政在人。

2.新儒学的出现和统治者的推崇

董仲舒适应时代的需要，改造了传统儒学，强调“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从而把政治统治披上了神圣的外衣，适应了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3.宗法等级制度的影响

我国从西周开始便是一个宗法社会，其起源于原始社会血源宗族的氏族组织，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王族贵族放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立嫡以长不以贤”被确认为传统的习惯法，目的在于保持贵族的政治特权、爵位和财产权不致分散或受到削弱。

(二)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汉承秦制，其法律制度承袭了秦律的主要内容。刘邦攻入咸阳之时，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后来感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由丞相萧何借鉴李悝《法经》和《秦律》的基础上制定《九章律》，构成了汉律的核心。《九章律》继承了《法经》中的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同时增加了户律(关于户籍、婚姻、赋税方面的规定)、兴律(有关徭役、防备防备方面的规定)、厩律(关于畜牧、驿传方面的规定)，总共九篇，故称《九章律》。鉴于汉初朝廷大臣不讲礼仪的情况，叔孙通受汉高祖之命制定《傍章律》，规定朝廷礼仪。以上是武帝之前汉朝主要法律的制定情况，武帝之后，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倾向越趋明显。

(三)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表现

1.儒家化在立法方面的表现

首先是法律原则的儒家化。汉宣帝曾经下诏规定：“自今以来，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宣成二帝在位时还颁布了诏令赐予高龄老人王杖，并赋予其一些特殊的的权利。这些诏令都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尊老怜幼原则，是把儒家道德法律的表现。

其次是法律形式和内容的儒家化。汉朝的法律形式不仅包括了作为祖宗成法的汉律60篇，还包括皇帝的诏令、比(判例法)、法律注释著作、《春秋》经。汉律60篇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法律，儒家化不甚明显，但是其他形式的法律则体现了儒家道德的渗透。

2.儒家化在司法方面的表现

“春秋决狱”是指用儒家经典《春秋》中所体现的道德精神指导司法审判，其代表人物是董仲舒。“春秋决狱将礼的精神与原则引入司法领域，成为断罪的根据，不仅仅是引礼入法，而且是以礼代法，使儒家经典法典化了。在当时的实践中，无明文规定者，以礼为准绳；与礼抵触者，依礼断处。”春秋之义

的核心是“原心定罪”，对于动机上不符合儒家道德的行为必须严惩，对于动机上符合儒家道德的违法行为则可以从轻论处。

按照汉代法律的规定，只有在冬季才执行重刑，春季则赦免罪犯或者允许罪犯出钱赎罪。章帝于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下诏：“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定其律，元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此诏令强调了生杀应该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出发，要顺从天时，不能违背天道，否则会给国家招致灾难。

三、汉代法律儒家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一)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政治参与的影响

在西方，政治参与有限制参与理论、全面民主理论、多元民主理论几种学说。限制参与理论认为，政治参与的主体应当以政治精英为主，公民则只能有限参与或者被限制参与。全面参与理论则是指全体公民的直接政治参与。多元民主理论认为，所有的成年人都有权投票选举和被选举，建立相对独立的组织和政党等利益集团，但是国家政治却是多元利益集团和寡头精英共同施加影响的结果，排除了个人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中国传统社会作为礼法社会、等级社会，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分界线也十分明显，因此实际上参与国家政治的仅仅是作为统治阶级存在的官僚贵族，广大劳动人民则处于被统治地位，属于限制参与的范畴。

(二)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政治认同的影响

“权力关系的形成不可能只靠暴力的推行，只有获得权力客体的内心服从，才能形成比较稳定的政治权力关系。此外，民众对政治权力的认同可形成一种群体压力，这种群体压力不仅能够强化他们对权力主体的服从意识，而且对那些意图反对权力主体的个人有着强大的约束力，从而有助于实现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在把儒家传统道德如入到法律中的同时，也增加了民众对国家法以至于整个制度的认同感。影响政治认同的因素主要包括价值观、制度。

1.价值观认同

社会成员对于一国政权的支持和认同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的基础之上，民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有利于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儒家思想观念符合中国传统宗法社会所要求的重视血缘关系的理念，同时经过改造的儒学不仅适用于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也弘扬了中国传统社会重视等级秩序和家族观念的要求，容易得到民众的支持。

2.制度认同

制度一旦形成，其中就蕴含着价值认同和行为评价，如果社会成员认为规则缺乏合理性、是不公正的，就会在实际生活中抵触它，反之则会自觉遵守。儒家化后的法律由于遵从了儒家的传统道德，因此在实际运用时更有效地符合了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内心信仰，能够获得更好的社会认同。

(三)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和整体利益至上的政治观念

儒家思想强调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在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该服从整体利益。这种整体注意思想反映在中国的政治方面，就是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并且客观上权力集中相对集中。强调整体的理念反映在立法权方面，表现在立法权属于皇帝一人，地方行政机构不享有立法权，这种立法权限的划分反映了整体占主导的思想理念。

(四)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等级秩序建立的影响

儒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易经》也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又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和贵族官僚有罪先请制度鲜明地体现了等级制度。“礼不下庶人”是指礼所赋予的特权一般民众不享有；“刑不上大夫”是指刑罚针对的主要是普通民众，而不是大夫以上的贵族。“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和贵族官僚有罪先请，以及后世的“八议”和“官当”制度毫无疑问是对官僚贵族的袒护，犯罪适用与民众不同的审判程序，并且可以用官职来抵罪，显然对老百姓来说是不平等的。法律上的这种设计实际上认可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进而使等级观念深入人心。

(五)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官本位政治思想的影响

中国人喜欢并且向往做官，从中国法制方面来找原因，就在于法律赋予了官员太多的特权。汉代法律的儒家化使很多偏袒官僚贵族的法律诏令入律，前面所述及的贵族官僚有罪先请、“八议”、“官当”等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维护贵族官僚的利益。法律上的偏袒促进了官僚贵族在其他政治生活中享有特权，进而形成了官僚贵族高高在上的政治形象。

(六)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影响

儒家思想讲究“仁”，“仁者爱人”，不仅要爱自己，还要善待别人，延伸到国家领域就是不仅要爱自己的国家，还要把爱推及友邦，因此中国传统社会在维护本国民族利益的同时，也一直倡导“亲仁善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