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和方法史精选(九篇)

第1篇：经济理论和方法史范文

关键词：经济史 世界经济史 课程特性

世界经济史是一门反映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活动领域的一门科学，学习这门课程，不仅要了解人类经济活动的知识，更要培养深刻的历史理解力、洞察力和对历史发展趋势的预测力，进而对现实的经济问题有所指导和参考。经济学本科专业开设这门课程，将有助于学生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通过考察经济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更好的理解经济学理论和探究经济发展规律，对构建经济学专业学生完整的知识结构有着重要意义。

一、世界经济史的课程特性

经济史是一门伴随经济学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介于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在课程设置上，经济史分为中国经济史与世界经济史两个分支，中国经济史主要以中国经济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对象，侧重于探求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世界经济史则以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侧重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与地区人们经济活动的联系与相互影响，从地理范围上看，世界经济史即包括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也包括对中国以外其他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所以世界经济史具有和经济史一样的学科特性。

首先，世界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的源泉。世界经济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之间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研究经济组织、经济制度和经济部门的发展演变过程，研究经济发展的结构和历史过程，研究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而经济学理论恰恰也是以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个人、组织和社会行为的学科。世界经济史为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大量历史事实，经济学理论就是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凝练和抽象出来的。世界经济史通过为经济理论提供大量证实与证伪素材，推动着经济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正如希克思所言：“为了不致使逻辑进程与最明显的事实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回过头来看看历史纪录”。

其次，世界经济史注重时序性与规律性研究。世界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相似之处更多地体现在研究方法的趋同性，二者的考察对象都是以往经济、社会状况以经济发展轨迹，在叙述方法上都有用“史料说话”的特点，在研究过程中都重视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从而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指导当前的人类活动，并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合理预测。但二者的研究任务却不相同，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任务在于通过对史料的发掘，以证实和证伪的方法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而历史学的研究任务则在于客观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探求事物发展规律。

再次，世界经济史是一种分析方法。熊彼特说过：“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多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法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由此看来，“历史感”和“历史经验”是经济学者研究经济学必备的基础。而所谓的“历史感”和“历史经验”其实就是思考和分析经济问题的历史自觉性，具体而言就是在历史中求解现实经济问题时，做到“以史为鉴”，在运用经济理论工具分析经济问题时，做到“史论结合”，在归纳总结经济问题，探寻经济规律时，做到“论从史出”。

二、世界经济史课程的开设现状

世界经济史在我国高校课程设置中，长期作为历史学专业的必修课。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传入中国，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外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案例，并与中国当前的制度变革进行比较、印证，世界经济史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目前世界经济史课程的开设情况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情况：少数高校将其作为经济学本科专业必修课，部分高校将其纳入经济学专业选修课，还有部分高校并未开设该课程。

通过上述资料显示，在少数重点财经类高校经济学专业，基本都开设世界经济史课程，并多数作为必修课程。在综合类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基地班，在教学方案设置中，也都开设世界经济史课程，并作为必修课。而在地方财经类院校，将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学专业本科必修课程开设的则寥寥无几，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经济学本科专业设置中一度被边缘化了。当然，由于一些高校的专业设置及课程开设情况并未通过网络公开，为此只能通过不完全统计得出上述结论。

三、世界经济史课程未得到充分重视的原因

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史的一个重要分支，为何在课程设置中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国内多数高校的经济学本科专业为何没有将其列为必修课程，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求原因。

首先，经济学本科专业人才侧重于理论逻辑培养的理念导致世界经济史课程未得到应有重视。自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几百年间，经济学理论先后演化出古典学派、边际学派、新古典学派、数理经济学、制度学派、福利经济学、凯恩斯学派、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基础、芝加哥学派等多个经济学流派，各学派在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上各有所长，共同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繁荣与发展，与经济学理论的多样性相适应，形成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等许多经济学理论课程，而这些课程都是经济学本科专业必须开设的专业课，为此经济学专业本科教学则更侧重于对上述经济学理论课程的传授与学习，使学生掌握各种经济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此外受到总学分和学时的限制，经济学专业课的门数也存在界限。总体而言，在本科生培养过程中各高校更加注重对学生逻辑思维及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培养，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理论源泉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大多数高校并未将世界经济史列入经济学本科专业的必修课程。

其次，对世界经济史的课程定位影响了其作为经济学本科专业必修课程的开设。如前所述世界经济史在我国长期以来作为历史学专业必修课，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逐渐作为经济学专业课来开设，所以提到世界经济史，很多教师和学生并未认识到其在经济学理论学习过程中应发挥的证实与证伪功能，而仅将其列入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不仅如此很多财经类高校将世界经济史作为通识课程，意在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所以仅作为选修课来开设。

再次，世界经济史课程师资培养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史教学。从教师知识结构上，讲授世界经济史课程要求教师既具备经济学专业素养，同时又具备历史学人文素养，并将二者融会贯通，授课时既能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问题，又能自如发掘经济史素材，让学生逻辑分析经济问题的同时又能以史为鉴，然而同时具备两种知识结构高素质教师队伍人数较少。

此外，世界经济史课程的教学方法也影响其对经济学功能的发挥。就目前来看，世界经济史课程教学多以课堂讲授为主，虽然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了多媒体授课，但是课件内容以文字和授课大纲为主，视频和音乐运用较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免感觉枯燥、乏味，自然将世界经济史等同于高中时期的历史课程，重视程度也随之减弱。

四、加强世界经济史课程地位的建议

首先，正确定位世界经济史课程，加强对其重视程度。世界经济史不是一门历史课，而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强调历史与经济学理论相统一，培养学生以史的方法和视角，运用经济理论去分析经济问题，通过世界经济史的教学，实现学生对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在头脑中衔接历史与未来，而不是单纯学习各种经济学理论。因此应该重视世界经济史课程在经济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中的地位，将对世界经济史的学习作为经济学专业人才知识结构中必备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

其次，培育世界经济史教学队伍，增强教学能力。世界经济史课程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要求较高，需要教师同时具备经济学专业素养和历史学人文素养，因此要求本科高校重视该课程教师队伍培育，为教师提供多种形式的进修、访学、攻读学位、科研项目及精品课程申报等途径，促进教师队伍成长和成熟。

第三，开展专题教学，选择注重历史与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教学内容。目前大多数世界经济史教材均采用编年体例来设计内容，而这种设计与历史教材雷同，使学生感觉乏味，按这种方式编排教学内容，容易疏离世界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联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如果以专题形式来讲授世界经济史的相关内容更符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特点，容易吸引学生，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更好地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相结构，对能适当对现实经济热点问题进行分析。

第四，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趣味性。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手段，如果偏重于史实的介绍，很容易变成史料堆砌，如果偏重于理论和方法讲授，又容易枯燥乏味，因此有机结合多种教学方法，对于世界经济史教学非常重要。其中全面调动学生视觉、听觉和思考的多媒体教学、对经济热点问题有针对性的研讨式教学以及让学生直接参与的研究型教学是世界经济史教学值得尝试和实践的几种好方法。

参考文献：

[1]马世力.世界经济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7

[2]侯燕.关于经济史教学中的若干思考.经济与社会发展，2011.1：180-182

[3]希克思.经济史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0

[4]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1

[5] 文.方法与史实的契合：经济史教学多重价值探论.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2.1：120-123

第2篇：经济理论和方法史范文

[关键词]经济史；教学；思考

[作者简介]侯燕，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经贸学院讲师，硕士，郑州450015

[中图分类号]F129；C,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1-0180-03

经济史是人类在一定时期经济活动的总称。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一门基础学科，经济史研究的是以往的某个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历史。在教育部的规定中，将经济史课程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对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来说，通过对经济史的学习以及经济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的考察，可以为理解经济学理论和更好地探究经济发展规律提供历史学的方法，拓展其思路，也可以为其它应用学科的学习提供大量的经验和资料，对构建经济学学生的完整的知识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史的学科性质

经济史的研究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它不仅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交叉，还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目前，经济史学科的设置存在两种体系，经济院系与历史院系都可以设置和教授经济史课程。但由于经济学中的经济史与历史学中的经济史对问题的研究方法、视角等有所不同，两者研究的侧重点以及研究结果的表现也存在着差异。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史与经济学和历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对大多数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对此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实际上，经济史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仅仅用经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仅仅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都是不够的，而是需要两种研究方法的有效结合，缺一不可。

1.与经济学的关系

有学者提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经济理论就是从历史的长河中凝练和抽象出来的，而任何的经济理论也离不开大量历史事实的验证。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诺斯曾指出：被认为是约束演进理论的经济史，不仅能解释过去的经济绩效，而且为现代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个可以用以解释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绩效的日臻完备的框架…㈣”。

经济史研究的是以往某个时期的经济活动，探讨其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经济关系，并探索经济、社会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而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后的经济学是以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个人、组织和社会经济行为的学科。从研究对象上来讲，经济史与经济学大致相同。经济学研究中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是其两种基本的分析方法，而经济史可以看作是实证经济学的基础。经济史为现实经济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事实，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其区别于西方的特色，因而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经验的证实与证伪的检验。而经济史区别于一般历史研究的特点也在于经济史是运用经济理论去阐明经济规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具体作用。具体而言，是利用经济理论来考察历史上的经济活动，总结经验教训，供人们在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时借鉴和利用。

2.与历史学的关系

经济史与历史学的关系也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联系主要体现在经济史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两者的考察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比如两者都是考察以往的经济、社会状况和经济的发展轨迹等；在叙述方法上，两者都重视时序性，“用史料说话”的分析方法也是一致的。当然，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研究也存在较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者的任务不同，经济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通过对经济理论的不断证实和证伪来推动经济学的发展，但这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却并非重点。再者，经济史需要在史学家的人性判断中，加入“经济人”的假设，因而两者研究的观念不同。此外，两者的研究方法也有差异，经济史在研究中一方面运用史学的方法和理论，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地借用经济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创新理论等和经济分析工具如数学模型、经济图表等来展开分析。

二、经济史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熊彼特曾说过，经济学家应该掌握三门知识，一是经济理论，二是统计学知识，三是经济史。如果三门中只能学习一门的话，情愿选择经济史，而放弃前两门。然而今天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经济史教学却越来越沦为经济学教学中的边缘学科。究其原因，既与当前全社会对于应用技能的重视和对基础学科教育的忽视有关，也与经济史课程的特点以及经济史研究与现实经济的脱节关系密切。可以说，在经济专业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并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心之一的今天，经济学专业的经济史教学面临更新的压力，也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经济史教学很难受到高校以及经济院系师生的重视，存在日益被边缘化的趋势。经济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经济学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经济史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必备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然而目前在全国众多高校的经济院系的教学中，开设经济史课程的还较少，而即便开设了类似课程的经济院系，大多数师生也是敷衍了事。

其次，经济史课程的师资培养不够，不能较好地适应经济学专业教学的需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史教学的效果。在学科设置上，经济学和历史学专业都可以独自地培养经济史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当然，由于两者各自所设置的培养方案以及知识结构的差异，不同学科培养出的师资在知识结构、研究方法、教学思路等方面也有所不同。经济学专业的经济史教师更倾向于利用经济理论、经济方法研究问题和教授学生，而历史学专业的经济史教师更倾向于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研究和教学。然而，无论是经济史的研究还是教学都需要两种方法的结合，而经济史课程的教学更需要同时具备两种知识结构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这些问题都给当前的经济史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挑战。

再次，缺乏适应本科生学习的较好的经济史教材。在目前国内经济史类的教材中，编年体体例的教材占了大多数，以中国近代经济史为例，大多数教材都将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的时间划分为清末、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抗战、解放战争等几个时期进行阐述。编年体体例的教材在史实的叙述和衔接上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但与现实经济的结合较少，也缺乏与本科生所学的经济学理论的联系，更未能很好地利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经济问题，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加上教材中的许多内容与中学历史教材多有雷同，因而在内容上很难吸引学生，不仅影响了教学效果，更严重的是使学生忽略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三、对经济史教学中存在问题的思考

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根基，对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理解经济学理论与掌握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样重要，而且，经济史的学习能够给学生以思考、理解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比如熊彼特指出：我们知道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因而在考察经济史的过程中，势必会将某些并非是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原因体现出来，因此，它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而诺斯也曾指出：这些制度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建立和破坏，并不是发生在真空里，而是人民在历史上归结的机会和从价值准则中所引出的观念的结果。

具体而言，一是经济史教学的定位问题。在经济史教育教学方面，应当依据学生的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思路和教授的方法。对本科生教育而言，应以基础知识的学习为主，注重经济发展过程中基本史实的教授和经济发展历程的把握。而且对于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经济史的学习不仅仅在于掌握了多少经济史的知识，还在于培养其看待经济问题的另一种思路和史学的思维的培养，因而在教学中应注意引导学生运用历史的视角分析经济问题，并更加注重对于学生的史学研究方法的培养和学生素质的提高。

二是在教授内容的选择上要注重与经济理论结合，注重与现实经济问题相联系，提高学生的兴趣。在课程内容的安排方面，以专题的形式来讲授经济史中的相关内容更符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特点，容易吸引学生，也能够更好地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相结合，并能适当地将目前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介绍给学生。以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为例，完全可以将其分为工业、农业、国际贸易、金融等专题来讲解，这样做既能区别于中学时所学习的经济史知识，提升大学学习的专业性，也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和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当然，在教材的选择上，也要注意与专题讲授课程的配套。目前，已经有学者在教材的编撰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赵津在近代经济史的编撰中就撇开时间顺序的束缚，将近代109年的经济发展史的内容划分为工业、农业、金融、外贸、资源与人口、市场化、城市化、产业结构、政府职能、国民收入分配等12个专题。这种对经济史教材内容的设计与现实经济问题的关系更加紧密，更适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也更容易给学生以研究方法和思路的启迪，提高教学效果。

三是注重思维方式的培养。对本科教育而言，注重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更是思维方式方法的培养。经济史是一门跨学科的课程，内容既涉及到如何运用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史，也涉及到如何运用历史的方法和视角来看待现实问题。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当今社会中遇到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历史累计而成的，而且任何经济问题的解释和解决都要受到政治的、社会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经济史的分析中势必会涉及到这些非经济的史实，因而在这方面，经济史可以为我们提供最好的方法去了解各种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比起具体的经济史知识的讲授，如何把史的方法和思维传授给学生更为重要。

四是采用教师讲授、课堂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趣味性。教师讲授是经济史教学中最基本的手段，但是偏重于大量资料的讲授很容易变成史料的堆砌，深度不够；而偏重于理论和方法的讲授又枯燥乏味，因而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对教师来说是一个考验。而采用课堂讨论，甚至是实践教学的形式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为学生选择适当的题目，要求学生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并运用经济理论分析问题，为今天提供借鉴。例如，当前中国经济正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也是学生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因而可以以历史上的几次经济危机为题目，带领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既可以让学生更深刻地接触历史资料，加深学习的印象，也能促进学生多角度地来看待历史问题和当前所面临的经济问题。

五是采用多种方式相结合考核学生的成绩。不同的考核方式侧重点不同，考试尤其是闭卷考试能够较好地考量学生对于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而论文的考查方式则更倾向于测试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和分析能力，检查学生笔记则能够对学生的日常学习起到较好的督促和检查的作用等等。因而应采用多种方式结合的办法来考核学生的最终成绩。当然，这里有个比例的问题。鉴于本科教育阶段的特点和经济史课程的考察重点在于学生的研究和思维方法的学习，笔者认为，应将论文作为主要的考核形式，并辅助以笔记检查、课堂表现考核等形式。这样做既可以兼顾到学生的平时表现。又可以使其主动查阅相关资料，并逐渐了解如何运用历史的方法来看待和研究问题。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约瑟夫・A・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卷1[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3]道格拉斯・000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赵津.让更多的人共享经济史研究的成果――我在经济吏教学改革中的一点尝试[J].中国经济吏研究，2006，(2).

第3篇：经济理论和方法史范文

世界经济史是一种分析方法。熊彼特说过：“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多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法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由此看来，“历史感”和“历史经验”是经济学者研究经济学必备的基础。而所谓的“历史感”和“历史经验”其实就是思考和分析经济问题的历史自觉性，具体而言就是在历史中求解现实经济问题时，做到“以史为鉴”，在运用经济理论工具分析经济问题时，做到“史论结合”，在归纳总结经济问题，探寻经济规律时，做到“论从史出”。

一、世界经济史课程的开设现状

世界经济史在我国高校课程设置中，长期作为历史学专业的必修课。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传入中国，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外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案例，并与中国当前的制度变革进行比较、印证，世界经济史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目前世界经济史课程的开设情况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情况：少数高校将其作为经济学本科专业必修课，部分高校将其纳入经济学专业选修课，还有部分高校并未开设该课程。通过上述资料显示，在少数重点财经类高校经济学专业，基本都开设世界经济史课程，并多数作为必修课程。在综合类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基地班，在教学方案设置中，也都开设世界经济史课程，并作为必修课。而在地方财经类院校，将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学专业本科必修课程开设的则寥寥无几，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经济学本科专业设置中一度被边缘化了。当然，由于一些高校的专业设置及课程开设情况并未通过网络公开，为此只能通过不完全统计得出上述结论。

二、世界经济史课程未得到充分重视的原因

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史的一个重要分支，为何在课程设置中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国内多数高校的经济学本科专业为何没有将其列为必修课程，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求原因。

首先，经济学本科专业人才侧重于理论逻辑培养的理念导致世界经济史课程未得到应有重视。自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几百年间，经济学理论先后演化出古典学派、边际学派、新古典学派、数理经济学、制度学派、福利经济学、凯恩斯学派、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基础、芝加哥学派等多个经济学流派，各学派在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上各有所长，共同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繁荣与发展，与经济学理论的多样性相适应，形成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等许多经济学理论课程，而这些课程都是经济学本科专业必须开设的专业课，为此经济学专业本科教学则更侧重于对上述经济学理论课程的传授与学习，使学生掌握各种经济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此外受到总学分和学时的限制，经济学专业课的门数也存在界限。总体而言，在本科生培养过程中各高校更加注重对学生逻辑思维及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培养，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理论源泉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大多数高校并未将世界经济史列入经济学本科专业的必修课程。

其次，对世界经济史的课程定位影响了其作为经济学本科专业必修课程的开设。如前所述世界经济史在我国长期以来作为历史学专业必修课，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逐渐作为经济学专业课来开设，所以提到世界经济史，很多教师和学生并未认识到其在经济学理论学习过程中应发挥的证实与证伪功能，而仅将其列入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不仅如此很多财经类高校将世界经济史作为通识课程，意在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所以仅作为选修课来开设。

再次，世界经济史课程师资培养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史教学。从教师知识结构上，讲授世界经济史课程要求教师既具备经济学专业素养，同时又具备历史学人文素养，并将二者融会贯通，授课时既能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问题，又能自如发掘经济史素材，让学生逻辑分析经济问题的同时又能以史为鉴，然而同时具备两种知识结构高素质教师队伍人数较少。此外，世界经济史课程的教学方法也影响其对经济学功能的发挥。就目前来看，世界经济史课程教学多以课堂讲授为主，虽然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了多媒体授课，但是课件内容以文字和授课大纲为主，视频和音乐运用较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免感觉枯燥、乏味，自然将世界经济史等同于高中时期的历史课程，重视程度也随之减弱。

三、加强世界经济史课程地位的建议

首先，正确定位世界经济史课程，加强对其重视程度。世界经济史不是一门历史课，而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强调历史与经济学理论相统一，培养学生以史的方法和视角，运用经济理论去分析经济问题，通过世界经济史的教学，实现学生对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在头脑中衔接历史与未来，而不是单纯学习各种经济学理论。因此应该重视世界经济史课程在经济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中的地位，将对世界经济史的学习作为经济学专业人才知识结构中必备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

其次，培育世界经济史教学队伍，增强教学能力。世界经济史课程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要求较高，需要教师同时具备经济学专业素养和历史学人文素养，因此要求本科高校重视该课程教师队伍培育，为教师提供多种形式的进修、访学、攻读学位、科研项目及精品课程申报等途径，促进教师队伍成长和成熟。

第三，开展专题教学，选择注重历史与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教学内容。目前大多数世界经济史教材均采用编年体例来设计内容，而这种设计与历史教材雷同，使学生感觉乏味，按这种方式编排教学内容，容易疏离世界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联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如果以专题形式来讲授世界经济史的相关内容更符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特点，容易吸引学生，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更好地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相结构，对能适当对现实经济热点问题进行分析。

第4篇：经济理论和方法史范文

一、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形成

西方的制度经济史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革命的推动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经济史学对于研究制度问题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到的。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响了经济绩效，二是制度为什么以及是怎样演变的。而无论对于哪个问题来说，经济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通过经济行为主体和这些行为主体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换关系来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而历史上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则为人们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源泉和基础。同时，要说明现存制度的生成和演进，揭示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或社会在制度及其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性，也必须从不同国家或社会各自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答案。所有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共同认识到了经济史对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经济史学家们开始把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视为经济史学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所面临的一项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其进行自觉的系统的思考与探索。从而，使经济史学的研究主体在对制度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的意识上，实现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飞跃。

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西方新经济史学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史学大变革。在这场史学革命当中，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及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普遍应用，在经济史学研究中引发了一连串的重大革新和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它为经济史学家们从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此后，经济计量学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实假设方法等被普遍地运用于经济史学的研究之中，实现了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制度及相关问题的解释力，使得已经对制度分析有了自觉认识的经济史学家们得以运用这些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去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关问题，并据此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论方法、专门的分析工具和较为成型的内容结构的学科框架和研究体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制度经济史学”(The InstitutionalEconomic 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大致经历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TheNeoclassical Institutional Economic History)、“新制度经济史学”(The NewInstitutional Economic History)和“历史制度分析”(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Analysis)这三个阶段。其中50-60年代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属于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早期发展阶段。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所着重研究的是市场这一特定的经济制度。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市场制度支配着历史上的各种交换关系，也是市场和其统一化的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增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极大地开拓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增强了其对历史上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解释力，使其能够对大量的有关价格、数量和外生变量（如年龄、性别和不同产业的周期性质等）的历史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统计分析，并用于检验和评价有关市场制度及其内部关系的各种假说。

制度经济史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市场制度确实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存在并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初步建立了劳动、资本和产品的市场制度；19世纪90年代时，密执安的劳动市场已经非常完善，甚至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着非熟练工人的补偿工资差别。在欧洲，从15世纪以来，巴黎地区农民的专业化分工就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这充分显示了产品市场的功能；各种证券的价格也表明，18世纪时的国际金融市场已经在很多贸易国家之间发挥着作用。研究结果还表明，市场的产生和扩大是伴随着技术变迁，尤其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提高，以及能随后带来和平的政治变革而出现的现象。例如，私人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为了适应铁路系统这样大规模的融资项目的需要，同时也有赖于政府证券市场的存在。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关注市场制度研究的同时，也对非市场制度作了初步的考察。在这方面，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家深受科斯(Coase.Ronald)的影响。他们把非市场制度视为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的不同方式，认为这种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产生，是市场不发达、不完善和价格过高的结果。因此，非市场制度的发达程度取决于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换句话说，取决于市场制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非市场制度来补充。显然，非市场制度是作为市场制度的替代物而存在的。

新古典学说的若干研究成果都对这种假说提供了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非市场制度的初步研究，绝不意味着它从根本上认识到了非市场制度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在新古典制度经济史那里，非市场制度是无关紧要的。之所以对它予以一定的关注，是把它视为市场制度的一个替代与补充，只有在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和时候，非市场制度才可能出现，一旦市场完善了，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换句话说，非市场制度是可有可无的。

第5篇：经济理论和方法史范文

摘 要 《经济学说史》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等院校经济类专业普遍开设的基础课程。本文强调了这门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之后,提出了一些教学改革的设想,为担任这门课程教学的老师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关键词 高等院校 《经济学说史》 教学改革

《经济学说史》是一门研究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具有历史属性的经济学科。在我国高等院校中普遍开设并作为经济学类的专业基础课,尽管该门课程的作用和地位相当重要,但是在当前学术界重应用经济学、轻理论经济学和重数理逻辑、轻理论逻辑的环境下,作为纯理论经济学的该门课程出现了一种教师难教、学生难学的尴尬局面,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作为多年从事该课程教学的老师,笔者对此提出一些浅显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高度重视《经济学说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1.关于这门课在中国高校的开设历史。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大量学习与吸收,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我国高等院校都普遍开设或恢复了《经济学说史》课程的教学与研究,有关教材大量涌现。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学专业已经成为当下最热门的专业之一,几乎所有高等院校都设有经济学专业,也就都开设有《经济学说史》课程。作为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

2.《经济学说史》是学好《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政治经济学》也是中国大学初级阶段的专业基础课,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对经济类学生而言,学好《政治经济学》是学好其它经济学科的基础,而学好《经济学说史》又是学好《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这是因为大学开设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来源就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即起源于威廉・配第、奠定于亚当・斯密、完成于大卫・李嘉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主要内容就是由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其中许多概念如劳动、价值、资本、地租、利润、利息、工资、货币等等,都是从英法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有关论述中加以批判地吸收而来的,并从他们的错误观点中发现问题和找出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因此,学好《经济学说史》能使我们更加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

3.《经济学说史》是学好《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西方经济学》同样是大学初级阶段财经类的专业基础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开始大量介绍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几乎所有高校经济或管理类专业都开设了《西方经济学》课程,作为理论经济学入门的学科。现在高等院校经济学类研究生入学考试,除了外语、政治理论、数学由全国统一命题之外,由各校自主命题的专业科目一般考的就是《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部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一般认为是由萨缪尔森及其新古典综合派建立的。1948年,出于提供一部通俗性和综合性经济学教科书的目的,萨缪尔森出版了《经济学》一书,将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进行综合,完成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三次大综合,该书至今已经出版了第十八版,成为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教材。《经济学说史》对马歇尔和凯恩斯的经济学说都作了详细的评述,这对我们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学好《西方经济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4.《经济学说史》是学好其它经济学科的基础。《经济学说史》是关于经济学理论产生和演进历史的一门学科,它展示西方经济学几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介绍历史上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构建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大厦。现代经济学的许多理论都可以在经济学说史里找到其源头活水。如,重商主义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的理论探讨,它是商业经济学理论基础;早期的货币数量理论和瑞典学派创始人维克塞尔的“累积过程”理论是货币银行学的分析起点,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学说”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被称为“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最早的人口经济学;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的庇古开创了福利经济学体系;凡此种种,可以这么说,当前各种以“经济学”命名的学科都可以从《经济学说史》中找到其理论渊源。因此,这就为我们学好其它经济学科打下坚实的基础。

5.《经济学说史》能够培养学生的经济思维能力和分析洞察力。经济学也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任何时代的经济学说都是以解释和解决那个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而产生的,通过经济学说史的学习,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经济学家是如何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或方法;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因为阶级立场、观点的不同又是如何展开争论的;还可以了解后来的经济学家又是如何去总结、继承和接受前辈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吸收前辈们的科学成果和经验教训,又如何根据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创立适应那个时代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经济学说。学习历史上著名经济学家的分析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经济思维能力和分析洞察力,只有具备这些能力才能对当代各种经济学说做出正确的判断,用历史的眼光、以科学的态度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二、积极推进《经济学说史》的教学方法改革

1.《经济学说史》课程内容上的改革。严格来讲,《经济学说史》的内容应该从重商主义开讲,到凯恩斯革命为止。因为古希腊、罗马时期和西欧中世纪的经济内容不能称之为学说,只能说是一种经济思想,且那些思想还只是在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附带提及,比较零散,不系统,够不成一种理论体系。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制度瓦解和资本主义萌芽及形成时期的反映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是最早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凯恩斯之后的经济学说大都受他的影响,形成了各种流派,应该属于另外开设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这门课的内容。如果作为研究生使用教材那另当别论,作为本科生经济学入门教材,建议在内容上做较大的改动。另外,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虽然也属于《经济学说史》的学习范畴,但一般都应把它归属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内容之中。

2.老师教学方法上的改革。第一,要合理安排授课内容。做到少而精,把握重点和难点,理清主线,梳理分支。比如讲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时,要把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三人联系起来,重点阐述他们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以示区别与联系,这种内容上的安排便于学生更深刻、更准确地把握西方经济学说的理论体系和历史演变,吸引他们深入学习研究的兴趣。

第二,讲解经济理论要联系实际。学习历史就是要以史为镜、为鉴,经济学说的产生是那个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在意识形态的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人们掌握了经济规律,就会用来指导现实经济生活,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要让学生理解,经济学说史上的许多经济理论对我们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这样才能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不至于认为经济理论的学习枯燥乏味。比如亚当・斯密关于政府职能的论述,对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政府职能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对当前我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三,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评述历史上的经济学说。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对待被马克思批评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那些经济学家应该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扬弃”他们的观点。同时,还应该时常关注本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和动态,尽量介绍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和课题,培养学生的兴趣,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

第四,教学手段的多样化。《经济学说史》传统的教学法主要是讲述法和讨论法。讲述法具有短时间内传授知识多和系统性强的特点,但往往是老师唱“独角戏”,学生处于被动,有遭受“满堂灌”折磨之嫌,不利于调动学生积极性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讨论法能使老师和学生教学互动,但由于学生本身知识层次和分析能力的欠缺,讨论往往成为个别学生的表演,其他同学则宁愿当听众,这样的教学效果一般。尽管如此,这两种方法还不可或缺,为了改进课堂教学,弥补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还应该结合其他手段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比如换位教学法,师生在课堂来个角色互换,由学生讲解,最后老师点评。这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让每个同学都有机会上台来讲。另一种是分成两组,如同辩论赛的正方和反方,比如经济学说史上关于“李嘉图学派的解体”或者“20世纪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等内容就可以用来进行辩论。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学生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查阅和整理相关资料,或制作课件,它的长处是让学生的表现欲望得到满足,锻炼和培养了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心理素质;老师的点评对学生是一种鼓励或鞭策,能够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他们对所学知识产业浓厚的兴趣;它能使课堂活跃、生动而充满乐趣,让学生感受上课的愉快而不至于经常逃课等等,它的短处就是太占用上课的时间,老师担心完不成教学计划,同时也是对老师主持能力的一种考验。

再比如比较教学法,经济学说史上有很多理论具有相似性和对比性,因此,老师可以把这些内容进行详略安排,把相似的或相对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异同,抓住重点、评说影响。这样就能让学生加深印象,记住要点,减轻他们复习考试的压力,增强他们学习的兴趣。如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威廉・配第认为生产白银的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重农学派认为农业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亚当・斯密认为一般劳动创造商品价值,而马克思则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剩余劳动创造的,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体系;法国的重商主义与重农学派的观点以及萨伊定律与凯恩斯定律都可以进行比较,通过比较进行类推,发现规律,触类旁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率。此外,还可以采用启发式教学法、案例分析教学法等等。

第五,教学工具的现代化。充分利用多媒体是教学现代化手段的主要体现,多媒体设备能够迅速进行信息处理和图像传输,给学生提供大量的感性材料,省去了教师板书的时间而专注于课堂讲授,便于教师发挥演讲艺术同时关注课堂纪律。利用课件,播放人物图像及相关的历史影像资料能让学生直观地了解经济学家产生的时代背景,比如播放“三十年代大危机”和“罗斯富新政”的视频之后,再来阐述凯恩斯关于国家干预的经济主张,就能加深学生对凯恩斯革命的理解,再联系到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可以分析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现实意义。这样的手段是非常吸引学生注意力的,在那种生动活泼的氛围中,教与学完美的结合,更好地落实因材施教,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和质量,也有利于学生素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姚开建.经济学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陈孟熙.经济学说史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邓春玲.经济学说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4]葛扬,李晓蓉.西方经济学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赵峰.新编经济学说史教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第6篇：经济理论和方法史范文

[关键词]埃尔斯特;马克思;辩证演绎;功能解释;历史目的论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2 ― 0005 ― 04

在《理解马克思》一书中，乔恩・埃尔斯特致力于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重释与重建，以期为马克思的理论构建微观的基础。他这样做是缘于对方法论集体主义解释框架的不满，“方法论集体主义认为在解释的次序中超个人的实体优先于个人，解释首先从这些大的实体的发展和自律的规律开始，个人行动的解释则源于这种集合的实体。”〔1〕6他认为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原则与黑格尔启示的辩证演绎和功能解释的方法密切相关，马克思在阐释社会历史理论时就运用了辩证演绎和功能解释的方法，这致使马克思的历史观带有历史目的论的倾向。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觉得有必要对埃尔斯特的这一诘难予以回应，这对于澄清马克思分析社会历史的方法，澄清马克思所持的历史观，尤其是避免唯物史观被不当误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辩证演绎的方法：目的论诘难的第一个角度及其分析

埃尔斯特对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目的论诘难的第一个理由是他认为马克思运用了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演绎方法。他认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一种世俗的神学目的论体系，它借助于辩证演绎的方法，完成了绝对精神从外化到复归的“概念自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行动不过是实现“理性狡计”的工具，历史发展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目的。埃尔斯特认为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延用了黑格尔辩证演绎的方法，而这种方法的背后就预设了历史有一个目的的观点，因此在他看来“马克思对于历史有一种相当一贯的目的论态度”，这种目的论态度“偶尔出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受到强烈拒斥之后，又出现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著作中。”〔1〕109

首先，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否运用了辩证演绎的方法以及是否存在由此而产生的目的论倾向予以分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进行了批判，“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因此，全部外化的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2〕98-99在这里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演绎方法的抽象性、思辨性及其唯心实质，但与此同时他接受了辩证法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在对黑格尔“异化”和“劳动”概念改造的基础上，提出了“异化劳动”以及这种异化扬弃的辩证法，赋予了辩证法以唯物的内容。但在如何克服和扬弃“异化劳动”的问题上，此时的马克思更多的是围绕“类本质”、“人性”和“人的本质”来讲的，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2〕81从中可以看到在唯物史观发现之前，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和异化劳动扬弃的探讨并不是建立在实证和经验科学的基础之上，而更多的是表达了一个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道德的“应然”，在他人性的异化和复归的推演中依然存在着黑格式的辩证演绎的影子，在这种推演中历史的发展暗藏着一个“人性回归”的必然目的，对此埃尔斯特评价道：“马克思最明确的目的论陈述存在一个假定的前提，即类利益是不可抗拒的。对马克思来说人性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或理性――这个超个人的实体的全面发展才是历史发展的目的，即使它不具有一个能实现这一目标的有目的的活动者的性质。”〔1〕116尽管埃尔斯特将浸润着人本主义的人性与唯心主义的精神或理性等量齐观有失偏颇，但他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辩证演绎叙述方式中隐含的目的论观点的揭示和判断无疑是有道理的。确实，此时的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辩证演绎方法的唯心色彩和抽象思辨进行了批判，但还远未将暗含其中的历史目的论从辩证法中剔除出去，事实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才自觉地从目的论的角度对黑格尔辩证演绎的方法进行了彻底地批判。

此外，埃尔斯特还认为马克思在写《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重读了黑格尔的著作，这对马克思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的部分章节有着明显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是：马克思“相信经济学范畴彼此可以以一种使人联想起黑格尔在本体论中所运用过的方式相演绎。”〔1〕38埃尔斯特对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进行的从商品-货币-资本-资本积累的概念推演大惑不解，在他看来马克思这里再次借助了黑格尔的辩证演绎才推演出“《资本论》的逻辑”。他认为马克思的这种概念变戏法“不是对过程原因的解释，只是对各个相继阶段的一种想象地再述，”〔1〕38这样一种脱离人的行动的概念推演将历史演变为无主体的目的进程。因此，他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50至60年代的著作中依然保留了历史目的论的观点。首先，上述概念的推演在马克思那里并非像埃尔斯特所理解的那样是“概念的自决”，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中就对蒲鲁东颠倒经济范畴和现实的经济关系，并把现实关系看作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的做法进行了批判，他深刻地指出了这种方法的唯心实质和形而上学性，他说：“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换句话说，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纯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像这些范畴仅仅由于辩证运动的作用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3〕141马克思后来在对“拜物教”的批判中也指出：“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把这叫做拜物教。”〔4〕89-90可见这些经济范畴和概念所表现出来的物的属性和它们之间内在逻辑关联是以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是人们现实的社会生产使它们获得了相应的经济性质和关系。因此，埃尔斯特显然把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简单化了，马克思并不是对经济范畴进行孤立的、抽象的推演，他采用的并不是埃尔斯特所言的黑格尔辩证演绎的方法。其实，关于这一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已经言明，这种方法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历史的方法，即从具体到抽象，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事实中抽象和概括出概念。一种是逻辑的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这一方法从抽象概念的内在结构和关联出发，对混沌的历史表象加以整合形成思维上的、具体的整体，因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5〕19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方法只是对表面事实的一种概括，逻辑的方法才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只有后者才可以透过历史的各种偶然性，从中展示出历史的内在规律来。因此，在马克思看来重要的不是在形式上将经济学范畴与历史的顺序一一对应，而是强调经济范畴之间逻辑结构和关系在解释时的优先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逻辑与历史规律的统一。可见埃尔斯特并未真正把握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这种方法，正是基于误解，他将辩证演绎的方法强加给此时的马克思，并因此错误的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批判过的历史目的论又再次出现在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著作中。

二、功能解释的方法：目的论诘难的第二个角度及其分析

G・A・科恩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中认为马克思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时使用了功能解释的方法，埃尔斯特在《理解马克思》中也认为马克思使用了科恩所说的这种方法，但与科恩对这种方法的辩护不同，埃尔斯特不仅怀疑和批评这种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科学性，而且还借此批评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他认为马克思历史目的论的观点与使用这种功能解释的模式密切相关。对于功能解释，埃尔斯特给出的定义是： “功能解释是援引行为的实际后果以说明行为本身。”〔1〕27埃尔斯特认为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生产力发展理论、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的理论中都可以找到使用功能解释的例证，而正是这种使用致使其理论不同程度的与历史目的论相关联。这是他对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目的论诘难的第二个角度。

在谈到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时候，埃尔斯特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预设了共产主义社会到来这一目标，马克思对于行为方式和历史事件的解释则是根据它们对于这一目标的贡献来进行的。他说：“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把异化视为人类能力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而且和他一样根据这种必然性在目的论上对它进行了解释。就像‘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一样，共产主义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的钥匙（而且，资本主义提供了理解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钥匙）。这种目的论态度与功能解释的倾向密切相关。”〔1〕54首先，唯物史观创立之后，共产主义已不再是一个理论的预设，而是一种现实运动的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曾做出过明确的解答，“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3〕87其次，通过历史回溯的方式对前一历史事件对于后边历史发展的意义的探讨是不是在对这一事件在做一种功能解释还值得商榷。科恩将回答“是什么――问题”的陈述称为“功能陈述”，将回答“为什么――问题”的陈述称为“功能解释”，他说：“虽然我们坚持认为存在功能解释，但我们没有断言每一个真实的功能陈述都正确地回答了一个为什么――问题，更没有断言功能陈述因为它们的含义而成为解释性的。”〔6〕292这句话说明不能仅仅因为某一陈述谈到了意义或功能就一定是回答“为什么――问题”的功能解释。马克思通过历史回溯的方式只是对前一历史事件或阶段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是什么进行了功能的陈述，而不是对这一历史事件或阶段为什么会出现，或者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种解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明确地对这种目的论的误解做出过回应与解释，他不无担忧地说：“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的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于是历史便是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3〕88可见，马克思只是对前期历史进行了功能的陈述，在这种陈述中后期历史也并不是前期历史目的论意义上所讲的目的。因此，埃尔斯特在未严格的区别功能陈述和功能解释的前提下，就武断的把功能解释强加给马克思，并指责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目的论显然既不严谨又无道理。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核心的理论问题，科恩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功能解释，并把功能解释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不可缺少的思想方法。埃尔斯特对此不持异议，但与科恩不同的是他对马克思的这种方法予以了批判。在他看来如果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在对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功能的意义上得到解释的话，那么任何历史事件就存在一个“为了……”的目的，这无异于暗合了历史目的论的传统即“全部历史事件既可以在因果上同时也可以在目的论上得到解释。”〔1〕115这里埃尔斯特的论证逻辑显然是（1）马克思使用了科恩所说的功能解释。（2）功能解释内在的蕴含目的论的解释链条。（3）马克思的解释是目的论的。我们想问的是马克思使用了科恩所说的功能解释这个前提是否是真实可信的？如果不是，其结论恐难成立。为此需要重新审视对历史唯物主义核心问题的功能解释。科恩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在对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促进或巩固的意义上被解释的，也就是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功能解释了它们的存在及其特性，这就是科恩对马克思表述所给出的功能解释，即“被解释的现象的特征，是由它对解释它的现象的作用所决定的”。〔6〕317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被解释现象对于解释现象的影响同被解释现象在解释次序中第二的地位统一起来。那么按照科恩的理解，解释项的第一性体现在哪里呢？答案只能是：解释项的第一性体现在它说明被解释项是否在功能上与自己相适应上。具体而言就是说，生产力是在说明生产关系是否与自己相适应的意义上具有第一性，经济基础是在说明上层建筑是否对自己有巩固作用的意义上具有第一性。因此，在科恩的功能解释中，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是在功能的意义上讲的，关于这一点埃尔斯特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他认为在科恩的解释中“生产力的第一性必须是解释的而不是因果的，而这种解释事实上只能是功能性的解释。”〔1〕30事实上，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性”问题的功能解释是存在问题的，它未能从因果上解释“第一性”，因此功能解释弱化了“第一性”决定性的意义，而且“功能解释”具有不彻底性，即它不能进一步解释为什么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具有巩固或促进相对应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5〕32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词语来描述生产关系，实质是在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即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可能性形式，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也正因为存在这层直接的因果关系，才使得后者对前者具有促进或巩固的功能。而功能解释并未揭示这种深层的因果关系，也正因此“功能解释”在解释上具有不彻底性。在功能解释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不存在“一定的、必然的”的因果关系，前者对后者功能性的适应只是一种偶合，这势必在弱化“第一性”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未能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及它们为什么具有如此这般的功能做出彻底的解释。此外，功能解释对唯物史观的解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功能解释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解释只是围绕它们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来探讨的。而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和经济因素作为决定因素是在最终的或根本的的意义上讲的，不能把它们理解成唯一的决定因素，否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就变成了刻板的、机械的关系，历史也必将被理解为机械的决定论，或者被理解排斥人实践能动性的历史目的论。马克思曾担心人们会曲解他的表述，恩格斯在晚年致布洛赫的信中也一再提醒：“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7〕695-696可见功能解释只是在“归根到底”的层面探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而在现实的社会运动中，经济因素并不是直接的决定着一切社会现象，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需要通过一定的中介和环节才能实现，而且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并非是消极被动的，它们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也会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具体进程。社会历史的现实运动不仅仅只是经济因素决定的，它是多种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且社会历史的发展变革最终需要通过有目的、有意识的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社会历史绝不是无主体的历史进程。因此，作为“归根到底”的决定因素也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也并不是历史的傀儡或者“理性狡计的工具”，如果仅仅只囿于从功能性适应的角度来探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的话，反而容易走向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和历史目的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埃尔斯特论证逻辑的第一个前提是不成立的，功能解释不足以全面准确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不能把这种方法强加给马克思，因此，基于这种不能成立的论证所得出的马克思持有目的论的观点同样是不能成立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早期的社会历史理论带有人本主义的倾向，尽管此时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演绎方法的唯心色彩及其抽象性和思辨性予以了批判，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未彻底摆脱黑格尔辩证演绎方法的影响，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隐性的目的论色彩，就此而言埃尔斯特的提法不无道理。但在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之后，马克思已自觉地从历史目论的角度对黑格尔的辩证演绎方法予以了彻底的批判，并将目的论彻底地从辩证法中剔除了出去，此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的辩证演绎方法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区别，而埃尔斯特罔顾这一事实，仍然认为马克思19世纪50至60年代的社会历史理论采用了辩证演绎的方法并带有目的论的色彩，这种观点是不能令人信服和接受的。其次，继科恩之后，埃尔斯特将功能解释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固有的一种解释方式，而经由分析可见，这种方法是强加给马克思的，它不足以准确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带有一定的理论局限，因此，立足于这种方法对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目的论诘难同样是不能成立的。

〔参 考 文 献〕

〔1〕Jon Elster. Making Sense of Marx〔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收稿日期]2015 ― 01 ― 19

第7篇：经济理论和方法史范文

一、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形成

西方的制度经济史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革命的推动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经济史学对于研究制度问题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到的。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响了经济绩效，二是制度为什么以及是怎样演变的。而无论对于哪个问题来说，经济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通过经济行为主体和这些行为主体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换关系来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而历史上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则为人们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源泉和基础。同时，要说明现存制度的生成和演进，揭示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或社会在制度及其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性，也必须从不同国家或社会各自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答案。所有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共同认识到了经济史对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经济史学家们开始把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视为经济史学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所面临的一项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其进行自觉的系统的思考与探索。从而，使经济史学的研究主体在对制度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的意识上，实现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飞跃。

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西方新经济史学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史学大变革。在这场史学革命当中，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及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普遍应用，在经济史学研究中引发了一连串的重大革新和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它为经济史学家们从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此后，经济计量学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实假设方法等被普遍地运用于经济史学的研究之中，实现了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制度及相关问题的解释力，使得已经对制度分析有了自觉认识的经济史学家们得以运用这些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去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关问题，并据此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论方法、专门的分析工具和较为成型的内容结构的学科框架和研究体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制度经济史学”(the institutionaleconomic 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大致经历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theneoclassical institutional economic history)、“新制度经济史学”(the newinstitutional economic history)和“历史制度分析”(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analysis)这三个阶段。其中50-60年代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属于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早期发展阶段。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所着重研究的是市场这一特定的经济制度。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市场制度支配着历史上的各种交换关系，也是市场和其统一化的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增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极大地开拓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增强了其对历史上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解释力，使其能够对大量的有关价格、数量和外生变量（如年龄、性别和不同产业的周期性质等）的历史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统计分析，并用于检验和评价有关市场制度及其内部关系的各种假说。

制度经济史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市场制度确实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存在并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初步建立了劳动、资本和产品的市场制度；19世纪90年代时，密执安的劳动市场已经非常完善，甚至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着非熟练工人的补偿工资差别。在欧洲，从15世纪以来，巴黎地区农民的专业化分工就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这充分显示了产品市场的功能；各种证券的价格也表明，18世纪时的国际金融市场已经在很多贸易国家之间发挥着作用。研究结果还表明，市场的产生和扩大是伴随着技术变迁，尤其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提高，以及能随后带来和平的政治变革而出现的现象。例如，私人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为了适应铁路系统这样大规模的融资项目的需要，同时也有赖于政府证券市场的存在。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关注市场制度研究的同时，也对非市场制度作了初步的考察。在这方面，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家深受科斯(coase.ronald)的影响。他们把非市场制度视为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的不同方式，认为这种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产生，是市场不发达、不完善和价格过高的结果。因此，非市场制度的发达程度取决于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换句话说，取决于市场制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非市场制度来补充。显然，非市场制度是作为市场制度的替代物而存在的。

新古典学说的若干研究成果都对这种假说提供了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非市场制度的初步研究，绝不意味着它从根本上认识到了非市场制度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在新古典制度经济史那里，非市场制度是无关紧要的。之所以对它予以一定的关注，是把它视为市场制度的一个替代与补充，只有在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和时候，非市场制度才可能出现，一旦市场完善了，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换句话说，非市场制度是可有可无的。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还试图以历史资料为基础，来证实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和市场化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观点。但事实证明，这是相当困难的。只是到了80年代，索科劳夫(sokoloff 1989)才运用数量分析方法，为美国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革新与发明的观点提供了佐证。他以1790年至1846年间美国专利注册为样本，证明了革新发明与市场规模存在着正的相关性。而另一方面，怀特(wright 1987)的研究却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美国内战后商品市场的统一非但没有促进反而妨碍了南部经济的发展。

不难看出，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市场制度的研究极大地超越了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围，开创了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的一个新的范式。首先，它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学说和方法来分析解释历史上的制度问题，改变了经济史的制度研究多年来没有合适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局面，开创了制度经济史乃至整个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其次，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时，大规模成功地运用了计量统计方法，特别是后来越来越高级的计算机的使用，使得经济史学家们能够对有关制度（特别是市场制度）的大量历史资料和成千上万条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和统计分析（这对于以前的传统经济史学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有关制度问题的分析力和解释力。同时，计量统计方法 和计算机的应用，对大量的历史统计资料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也使得经济史学能够更好地发挥它本应发挥的特殊作用——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假说提供历史的经验证明和检验，这是经济史学的一项特殊的学术使命和任务，也是传统的经济史学没有做到的。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也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第三，就市场制度的研究而言，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紧紧地围绕着经济制度的这一核心，就相关问题的方方面面展开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与探讨。从研究问题的广泛性、研究内容的深入性、研究方法的新颖性、研究视角的独特性和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欠与不足。诺思曾指出，直到70年代，传统经济史学还没有对非市场制度做出更为深入的研究，也没能说明为什么在环境与背景相似的情况下，一些社会建立了市场经济，而另外一些社会却没有。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的这些缺欠与不足，均源于构成其理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局限性。显而易见，制度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经济理论方面的突破与创新。

三、新制度经济史学

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史学是伴随着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大规模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同时，它的发展也给了新制度经济学以极大的推动与促进。新制度经济学家在其对制度进行的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经济史、尤其是制度经济史对于制度分析的特殊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威廉姆森(oliver.milliamson,1982)、奥尔森(mancur.olson,1982)和诺思(1981)等人都明确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尤其是道格拉斯·c·诺思教授，更以他的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史的集大成者。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新制度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史之间的渗透和融合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

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在完备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和零交易成本条件下的运作过程。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协调和组织，只要依靠“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可以达到最佳状态，不需要任何外在力量的干预。这样，起到协调经济活动作用的各种制度和组织，就变得无足轻重了。然而，诺思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用传统理论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尤其是它无法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诺思认为，在传统经济学的增长模型中，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制度。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有效市场，只有在无交易成本时才会实现。当交易产生成本时，制度就起决定作用了。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交易活动。因此，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是市场效率的关键性决定因素。”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分析框架，诺思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史，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制度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家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影响，以此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模型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从而构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为主轴，以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经济史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

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历史是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分不开的。他认为，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而产权的界定者是国家。诺思认为，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界定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立、裁定和行使的代价极为高昂。而国家作为一种能够低成本地提供产权保护的制度，在产权形成、产权界定、产权保护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国家也会（而且是经常地）起到负面的作用：它会造成无效产权，破坏产权界定的市场规则，采取歧视政策对待不同的交易当事人，并限制交易的空间，阻碍交易的发展。因此，国家对产权乃至经济增长具有双重作用：它既可以促进产权的界定，提高产权的运作效率，也可以导致无效的产权。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国家——产权悖论”。诺思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显要的一席。”除了揭示国家在产权界定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外，诺思还对国家的性质、起源、其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以及产生“国家——产权悖论”的根源做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有关国家的理论模型。

诺思在新制度经济史学研究上的另一个重要创新，是他把意识形态纳入了制度经济史研究的范畴，从而使他对历史制度的研究从以产权为核心的正式规则，拓展到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非正式规则上。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经济理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理论，那么，在说明资源的现代配置和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因素。

诺思认为，新制度经济史所要解释和说明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相对无效的经济会持续？是什么妨碍了它们去采用更有效的经济中的制度呢？”在探寻这一问题答案的过程中，诺思又发展了制度变迁的轨迹和路径依赖理论。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能够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出一个新的视角，“路径依赖性是分析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诺思把路径依赖的相关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了制度变迁的分析之中。他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路径依赖。诺思将制度变迁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与经济的长期增长或下降模型结合起来，给出了制度长期变迁中的两种轨迹。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这种轨迹差异和路径依赖，揭示了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形态千差万别的重要根源，也是低效率的制度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无论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还是从经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史学都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新制度经济史学实现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的真正意义上的结合。这种结合无论对于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还是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应该说，让众多经济学家（尤其是理论经济学家）真正认识到了经济史研究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是新制度经济史学的一大功绩。而这一点，对经济史学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其次，新制度经济史学运用交易成本、产权和公共选择等理论，成功地解释了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源，并创建了以产权、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为核心的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范式，开创了经济史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史学的一个新时期。第三，新制度经济史学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它通过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研究探讨了制度经济史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而且通过诸多富有开拓性的和思考性的工作，为制度经济史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出了方向。

当然，新制度经济史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其中最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由于新制度经济史学在从事制度分析时，主要使用了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这就把它的主要研究领域，限定在了以产权为核心的由国家界定并实施的制度上，而对于无国家和中央法律体系强调的自我实施制度，没有也无法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其现有的理论框架内，它无法解释国家（本身作为一种制度）的起源。其二，尽管诺思等人意识到了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但始终没有找到适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些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的影响，作出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翔实的历史考察。而这一点，一直令诺思感到无能为力和遗憾。

四、历史制度分析

历史制度分析起源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艾夫纳·格瑞夫(avner greif)教授。从80年代末起，格瑞夫开始研究中世纪末期商业革命中的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诺思新制度经济史学的缺陷与不足，引发了他对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再思考。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史对经济史中有关制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勿庸置疑的。它引起了人们对国家界定并加以实施的产权、规则、规制，它们形成的政治过程，及其交易成本的重要性的普通关注。然而，它所依赖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意味着它只能考察由国家界定并实施的制度。这些理论框架妨碍了它对‘自我实施’制度（如国家本身），对影响制度与组织发展走上特定轨迹的非法律因素，对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的影响的考察。”因此，必须从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新制度经济史学进行全方位的创新。

格瑞夫认为，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理论和方法，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超越新制度经济史学把国家作为制度的唯一来源的分析范式，重新给制度下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为了弥补新制度经济史学的不足，历史制度分析有针对性地把制度被定义为：本身“是自我实施的对行为的非技术决定的约束。”

历史制度分析在方法论上的最大特征，就是开创性地运用了博弈论和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历史制度分析把制度定义为非技术决定的自我实施制度，就为博弈论广泛地应用于制度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我实施制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性质。与那些由国家和法律强制实施的制度不同，自我实施制度必须是参加者各方经过协商、谈判、讨价还价后自愿达成一致的结果。因此，历史制度分析将自我实施制度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制度博弈的一种均衡状态或均衡结果。自我实施制度产生的过程，也就是制度博弈者各方在特定的战略局势中，根据自己各自不同的目标与对手进行博弈，自主地选择各自的最优策略，最后求得均衡的过程。自我实施制度所具有的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基本属性，说明了它对博弈论分析框架的特殊适用性。

然而，把博弈论框架应用于历史制度分析也面临着挑战。在很多种战略局势中，存在着多重均衡的可能性，这意味着结果并不是唯一确定的。博弈论本身所具有的这种有关均衡结果的非确切性和非结论性的特征，极大地限制了它在以往的制度分析中的应用范围。而历史制度分析则通过博弈论与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办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格瑞夫指出，正是博弈论分析结果的这种非确切性和非结论性的特征，内在地规定了它与历史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历史发展的结果依赖于历史发展的逻辑、过程和细节，即具有历史的路径依赖性。因此，博弈论的这种（均衡）结果的不确定性问题，只有在历史的逻辑和进程中才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博弈者是如何从他所面临的多重均衡结果中选择了历史和现实中的这个唯一结果，只有通过历史的经验分析才能予以说明。在研究的实践中，格瑞夫通过“特殊历史相关性模型”(a context-specific model)较好地解决了博弈论分析结论的非确定性问题。

在给出了制度的明确定义，找到了适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后，格瑞夫对历史上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影响制度选择、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深入严谨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翔实的经验研究，对一系列有关制度经济史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格瑞夫是以11-14世纪欧洲“商业革命”时期的意大利城市热那亚和地处北非地中海沿岸的马格里布为典型案例，展开历史制度分析的。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地区为典型，是因为它们在中世纪晚期虽然同样经历了商业革命的经济贸易繁荣，但在后来长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以热那亚为代表的意大利实现了贸易和经济的长期增长，成为西方世界兴起的发源地；而以马格里布为代表的穆斯林世界却从此进入了经济的长期衰落。格瑞夫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他指出：“对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制度发展的比较分析，可能会揭示出导致这两个社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制度轨迹的诸多因素，并且揭示出制度路径依赖的根源。”

格瑞夫首先探求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经过严谨缜密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后，格瑞夫得出结论：是不同的制度选择把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经济与社会引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在中世纪晚期诸多事关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上，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都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然而，在相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为什么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会作出如此不同的制度选择？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种选择呢？经过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格瑞夫指出，是马格里布人和热那亚人不同的文化遗产以及他们在文化方面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了他们对制度的不同选择。历史事实表明，到中世纪晚期的商业革命时期，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已经使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分别形成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的经济政治制度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深刻影响。

在建立海外贸易代表关系过程中，热那亚人的文化传统使他们选择了以“个人主义”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二方实施制度。而马格里布人却选择了以“集体主义”的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在海外贸易扩张的过程中，热那亚商人采取了无社区限制的“开放”的方式扩大海外贸易关系。而马格里布商人则采取了仅限社区内的“封闭”的方式来扩大海外贸易关系。此外，在社会内部关系模式的选择上，热那亚人采用的是“纵向”的模式；而马格里布人则采用了“横向”的模式。经过论证，格瑞夫进一步指出，热那亚的第二方实施制度、开放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社会内部的纵向模式，对于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是十分有利的；与此相反，马格里布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封闭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社会内部横向的模式，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则是不利的。

文化传统也影响了相关市场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马格里布人没能建立起提货单制度，是因为他们通过非正式的集体主义实施机制已经解决了相关的制度保障问题。而热那亚商人缺乏同样的非正式实施机制，他们只好通过使用提货单、通知单及其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来解决与海运货物相联系的组织问题。另外，马格里布的集体主义文化提倡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精神。而热那亚的个人主义社会，商人们不会指望得到这种互助。于是，意大利人发明了保险制度。再有，在热那亚的个人主义社会中，商人们迫切希望提 高雇佣商的安全性。这样，家族企业这种具有无限生命期和较低破产可能性的组织形式便在热那亚应运而生了。而随着家族企业形式的发展完善，它开始向非家族成员出售股份，同时产生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相关信息的传递以及会计程序的完善等问题。显然，这孕育了股票市场、股份制和现代公司制度的最初形式。而马格里布商人在从事贸易活动相当长的时间后，仍没有建立类似的组织和相应的制度。

文化传统也对国家和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简单地说，在热那亚这种个人主义社会中，由于缺乏经济上能够自我实施的集体主义惩罚机制和传递通畅的信息网络，非正式的经济强制水平又相对较低，为了促进交换、支持集体主义行为和减轻搭便车问题，以国家权威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就是必需的。而在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中，有效的集体主义惩罚机制完全能够对潜在的违约者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并对现实的违约者实施有效的惩罚，当然也就不再需要国家和法律的强制力了。

从上面理论分析和史实描述中不难看出，文化信仰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而后者的发展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格瑞夫指出，“历史制度分析揭示了一个社会内部经济、文化、社会特征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例如，支配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关系的不同的制度，在很大程度归结于他们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其经济制度。在马格里布人中间，集体主义的文化信仰和与此相联系的经济上的自我实施的集体惩罚，导致了一种水平式的社会结构（即商人一身兼商人和人二职），社会的封闭，和集体的社会信息通讯网。在热那亚人中间，个人主义的文化信仰，则导致了具有一种垂直并融合的社会结构以及相对比较低水平的信息联络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了两个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最后，格瑞夫指出，马格里布人的制度结构与当展中国家的制度结构相类似，而热那亚人的社会组织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相类似。这表明，制度的路径依赖在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历史上看，中世纪基督教的个人主义社会或许已播下“西方世界兴起”的种子，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可能是发展中国家长期落后的根源。

历史制度分析是20世纪90年代才刚刚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学说。虽然它产生的时间不长，但其独特新颖的研究视角、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方法、别其一格的理论框架、灵活实用的分析工具以及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界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第一，历史制度分析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自我实施制度上，弥补了制度经济史研究的一大空白，极大地拓展了制度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和范围，给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二，历史制度分析在如何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尤其是运用博弈论与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历史中的制度问题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通过探索，格瑞夫不仅为博弈论在制度经济史研究中的大规模应用找到了较为有效的途径，而且为博弈论本身从这一应用中获得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和可能。第三，历史制度分析在如何在制度分析中发挥历史的作用，尤其是发挥历史的检验功能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进展。第四，对制度经济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严谨缜密的理论分析和确凿翔实的经验论证，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观点和发人深思的结论，推动了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当然，历史制度分析毕竟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新学说，还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当中，必然存在着某些不足与局限。第一，历史制度分析对“自我实施制度”概念的界定尚不清晰，对其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也缺少充分的论述，这就容易引起了概念上的模糊和歧义，也给理论上的分析带来了不便。第二，研究领域和范围还过于狭窄，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展。从目前的研究领域和范围看，历史制度分析只是对中世纪晚期的地中海国家，主要是热那亚和马格里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历史制度分析。虽然格瑞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并且也在努力通过这些具体的个别的案例研究来发掘出更一般的规律，但就现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其对制度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还只是刚刚起步，还有待于不断地加深与拓展。第三，博弈论与制度经济史研究的结合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发展。在博弈论与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尤其是与历史制度分析的结合上，仍然有很多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例如，模型的假设条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对博弈论模型的检验问题，以及博弈论模型在制度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更大的领域内的普遍适用性问题，等等。

五、启示与思考

纵观西方制度经济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示：其一，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与经济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与创新以及新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新古典经济理论与方法同经济史研究的结合，导致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大规模运用，促成了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出现；而历史制度分析的崛起，更是得益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新理论新方法的大规模引入。其二，西方制度经济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也表明，经济史学的发展仅仅依赖于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不够的，还要（或者说更主要地）依靠自身的实力去赢得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进一步说，经济史学的发展不仅需要从理论经济学中汲取动力和营养，积极引进和借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更要以自己所特有的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来推动和促进经济理论的发展，来证实自己对经济理论发展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只要这样，经济史学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才能真正地融入经济学的主流。西方制度经济史学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能有今天的学术地位，与新制度经济史学对新制度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与历史制度分析对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现代契约理论所做出的重大贡献，都是分不开的。

目前，我国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许多经济史学界同仁认为，制约我国经济史学发展的“瓶颈”是缺少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而我以为，如何使我国的经济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上一个新台阶，才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无疑是重要的，但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不能靠别人的“施舍”与“恩赐”，不能依赖四处呼吁去乞求别人的重视和更多的倾斜政策，而是要靠自己学科所特有的研究方法、独具的研究视角、尤其是自己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去证明经济史研究对于我国社会科学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具有的特殊重要地位和作用，去赢得社会和学术界（尤其是理论经济学界）的认可和重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得到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而要做到这一点，当务之急是使我国的经济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与创新。在这方面，需要我们做好两项工作：一是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二是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的研究成果。目前看来，对后一工作更缺乏重视与投入，更需要大力加强与提高。这，也正是本文的目的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greif,avner (1993a)."reputation and coalitions in medieval trade:evidence on the

maghribi traders."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49(4) (december):pp.857-882.

2 (1993b). "contract enforceability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early trade:the maghribi trades' coal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3 (3)(june):pp.525-48.

3 (1994a). "trading institution and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medieval europe," in

abel aganbegyan, oleg bogomolov,and mic-heal kaser.eds.,economics in a changing world.vol.1.london:macmillan,pp.115-25.

4 (1994b).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individualist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2(5) (october):pp.912-50.

5 (1997a): "microtheory and res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s through economic history,"in david m.kerps and kenneth f.wallis,

eds.,advances in economic theory,vol.1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1997.

6 (1997b) "economic history and game theory:a survey",worki-ng paper,stanford university.

7 (1997c): "on the interrelations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economic,social,

political, and normative factors: reflectio-ns from two late medieval societies", in "the frontier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 by drobak,new york,c1997.

8 (1997d)."self-enforcing political system and economic gro-wth:late medieval genoa." working pape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9 (1997e).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institutions that facilitate impersonal exchange."wo-rking paper,stanford university.

10 (1998).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1998. p,80-84.

11 north, douglass c(1981).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norton.中文版，上海三联，1994年版。

第8篇：经济理论和方法史范文

一、探讨解读的新语境、新原则

列宁曾经指出，随着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会分别被提到首要地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遭遇正是如此。全球化当代拓展及其引发的经济社会剧变将人们的目光聚焦于这个诞生在一个半世纪前的科学理论。尽管“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出现的历史很短，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个理论洞察全球化进程、本质与趋势的前瞻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任何一个试图把握当代全球化的严肃学者都无法对此视而不见。然而，要从学理上真正澄明这一理论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并非易事。

哲学解释学研究表明，对任何文本的解读都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解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一种“视域融合”。就本文的论题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既要超越传统教科书式的解读模式，又要超越单纯经济学的解读模式，确立新的阐释语境和解读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观点值得关注：

一是任平基于对《资本论》“大写的逻辑”的新诠释提出“交往实践观”。他认为，资本全球化构成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地平线，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特别是其（世界）历史观即他的全球史观，就是对这一资本全球化时代的批判性反思。交往实践观则是马克思把握资本全球化本质的理论核心，是打开资本全球化历史大门的哲学钥匙。没有资本全球化和交往实践观，就不可能有马克思的历史想象和当代意义。马克思的新世界（历史）观（资本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图景）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起点，到《资本论》真正完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以资本全球化为历史地平线的交往实践世界图景和相应的普世历史观。《资本论》的视域就是资本全球化幽灵及其本质性反思———交往实践。《资本论》“大写的逻辑”与其说是存在论的逻辑、人化或物化的逻辑、主体际的逻辑、断裂的逻辑，不如说是交往实践的逻辑。④

二是丰子义结合全球化的当展,主张确立“唯物史观全球性研究范式”。即改变以往只注重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视野来观察和谈论问题的方法，转向用全球化的观点来思考和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用全球性思维来补充和完善民族性思维。简言之，立足民族性而又超越民族性，这正是研究范式调整的基本含义。实际上，这也正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视野和方法。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创立离不开“世界历史”的研究，唯物史观的深化和发展也是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创造的世界体系中实现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于各个国家、民族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是纳入到“世界历史”的分析框架中来进行的。可以说，唯物史观是同世界史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世界史观，就没有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没有世界史观，也就没有对各民族国家具体问题的正确说明。这种研究方法对于今天的研究同样非常重要。唯物史观的研究要具有时代性,必须具有全球性，确立全球性的研究范式。⑤这一观点虽不是直接源自对《资本论》的解读，但是对把握其中的世界历史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三是聂锦芳阐述了解读《资本论》的基本原则和思路。他认为，当下的《资本论》研究存在明显不足：（1）缺乏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文献基础，只是根据由后人整理“成型”、辗转翻译(德俄中)的三卷“通行本”展开研究。（2）与国际《资本论》研究界的状况严重脱节，大多数论者不了解甚至完全不知道同道者的文献积累、研究进展和前沿论题。（3）把马克思完整的思想硬性地区隔为“经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资本论》则更多地被看作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忽略或淡化了其宽广的理论视域、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4）无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其身后20世纪整个世界发展的时空视差、社会变迁及其二者复杂的内在关联，只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便对《资本论》的思想和观点进行随意地概括和极端性地评论，实际上并没有客观地再现和揭示《资本论》的思想史地位和当代价值。鉴于此，重新研究《资本论》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必须以权威、完整和准确的文献资料、版本作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中“资本论及其手稿卷”、第三部分“书信卷”涉及《资本论》的通信部分、第四部分“笔记卷”中作为《资本论》准备材料的四个笔记等。第二，必须突破传统而狭窄的研究思路，将其宽广的思想视野、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全面地展示、提炼出来。第三，必须结合对20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梳理，以及目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来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中的资本理论及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确立其思想史地位和当代意义。⑥

二、厘定基本方位、梳理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世界历史生成发展的阶段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机制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双重后果论、世界历史性个人论、资本极限与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论等。该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涵盖了马克思学术生涯的全过程，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是创立时期的代表作，那么，《资本论》及其手稿无疑是这一理论走向科学形态的显著界标。深入研究《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大体沿着经济学、哲学两个路向展开。

1.经济学路向的研究主要着力点是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等方面。顾海良主张立足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重读”《资本论》及其手稿，因为手稿尤其是“六册结构计划”，为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路、结构和方法。⑦（1）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理解不能只限于《资本论》，还应该十分注重经济学手稿的研究。（2）把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观点的研究譬如“六册结构计划”中的《世界市场》册中相关思想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结合起来，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3）要突出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理解。《资本论》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这些方面构成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基本方面。我们应当把这些方法应用于对经济全球化问题、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的实际研究之中。此外，还有其他学者就《资本论》的经济全球化思想进行了具体讨论。⑧赵景峰等人梳理了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主要内容。他认为，虽然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的研究只留下一些简短的提示和论述，但是对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研究启迪甚多。（1）马克思阐述的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当今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2）马克思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全球性意义、资本扩张本性决定其推进世界市场、市场经济和国际分工、国际交换的扩展等多个层面揭示了世界市场形成的客观必然性，这些论述有助于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根源。（3）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形式包括：建立殖民地、商品输出、生产国际化、资本输出、劳动力输出等，这些形式是当代经济全球化各种形式的基础。（4）马克思全面论述了世界市场的作用，主要有：各国利益依存格局的形成、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世界资源配置的基础调节作用、巩固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基础、打破闭关锁国、将各国融入世界市场等。（5）世界市场危机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它一方面对现有资本主义矛盾暂时进行暴力解决和瞬间的强制平衡，为自身发展开辟道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更广泛的危机，推动资本最终超越自己的资本主义前提。⑨

2.哲学路向面的研究主要是在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演变进程中完成的。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世界史观的理论地位，主要有三种看法“：深化和发展说”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集中阐释和表述于19世纪40年代，50、60年代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深化发展。⑩“发展的转折点说”认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转折点，在这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及其演变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突破。“潜在整体说”认为，《资本论》蕴藏丰富的世界历史思想，拓展了《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观点，但该文本只是世界史观的一个潜在整体。因为马克思的“世界市场”思想并未完成；研究视野也有局限，马克思倾向于以欧洲、尤其是英国作为典型蓝本，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东方只是略有涉及。虽然《手稿》对“三大形态”做了概括，但是基于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基础，缺少真正大量的历史事实根据。基本定位的不同决定了内容阐释上的差异。“

深化和发展说”认为，马克思《资本论》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内容丰富、视野开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和《资本论》结构的调整；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三是对东西方社会的比较研究。其中以第二个方面最突出，具体特点是：（1）世界历史是马克思重要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即用世界历史的眼光和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及其相互关系；（2）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历史理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但主要是经济领域的阐发。所以，应主要从经济分析来把握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具体来说，其内容包括：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关于资本本性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世界市场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国际矛盾，即国际交换与国际剥削；论述了资本主义对待世界经济的双重手法，即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刻画了资本主义“中心与”的世界图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指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发展到了顶点，也将使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了极限。“潜在整体说”将《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主要内容概括为七个方面：（1）商品二因素是资本论的逻辑体系的起点，也是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逻辑起点。（2）世界历史是由劳动社会化、交往普遍化两种趋势以及两种趋势的结合而形成的。（3）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经济基础，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4）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遵循“国家内部-国际间贸易-世界市场”的逻辑走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可能随之从一个国家内部发展为国际间的、世界性的生产关系。（5）世界历史的中介———分工和货币等也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6）普遍性的危机是世界市场发展的结果，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中包含着深刻的危机，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共产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取代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也是一种必然趋势。（7）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三大社会形态。

“发展转折点说”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突破。第一，提出并阐述了“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国际竞争”等问题；第二，从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全面考察了资本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极限；第三，在总体上把握住了经济危机、社会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彻底解体三者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第四，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过程的角度进一步考察了世界史的分期问题。其中，核心是关于资本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极限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形成标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发展的研究，从质的关系角度上的把握过渡到了从质量统一即度的关系角度上的全面研究。

3.分析“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内在本质。此项探讨同属哲学路向的研究，不过专题分析的特点更鲜明。汪帮琼主要以《手稿》为依据，明确提出抽象劳动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深层内涵。（1）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历史的深层基础是特殊劳动。这时，物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统一于特殊性基础上。社会发展主要取决于狭隘的、特殊的自然条件，人类历史表现为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界的崇拜。（2）交换和交换价值的发展导致特殊劳动下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统一关系的解体，由此造就的自由工人、游离出来的劳动客观条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历史前提，也为“转变”创造了历史条件。（3）“转变”的深层内涵是抽象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成了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彻底分离，作为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成为普遍存在，并占据了生产的统治地位。于是，原先的狭隘的特殊劳动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这一方面导致了人们之间狭隘关系的解体，劳动的个人建立了相互间的普遍联系，进而造成了全面的世界性的生产体系、以及相应的全面的人的需要体系；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彻底分离，上述世界性的体系却成为脱离劳动的个人而独立的、支配人们的异己力量。赵士发认为，马克思对“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深层本质的分析，是从资本和劳动两方面展开的。一方面，“转变”是劳动辩证发展的结果。（1）民族地域历史的根基在于尚未发生异化的特殊劳动，即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在这种形式下，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直接统一。（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使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彻底瓦解了特殊劳动，抽象劳动即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获得普遍发展。（3）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既是一条异化之路，又是对异化劳动的扬弃之路。另一方面“，转变”又是资本自我否定的必然归宿。首先，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资本既要肯定必要劳动，又要否定必要劳动。这决定了资本既要突破狭隘的地域局限而开创世界历史，但又只能是世界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其次，在流通过程中，资本既要想方设法扩大流通，又要尽可能地消灭流通。这决定了它既要通过扩大交往开创世界历史时代，但又通过尽可能缩短交往时间从而为新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准备条件。最后，在总的生产过程中，资本无限增值的本性使它具有无限发展生产力、开创世界历史的强大动力。可是，资本生产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矛盾又为生产力的发展设定了无法克服的界限，由此决定了它终究要被世界历史扬弃。

三、多方面揭示历史与现实意义

《资本论》及其手稿承载着马克思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重要理论创获，其中的世界历史理论不仅对于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剖析当代全球化问题都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对此，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了探讨。任平从阐发马克思思想当代性的角度，论述了《资本论》“大写的逻辑”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在他看来“，大写的逻辑”本质上就是表征旧全球化时代本质的交往实践观。它包含两个方面内容和理论意义：一是对整个全球化本性的精妙揭示，这对研究今天的全球化有着重大意义；二是囿于旧全球性若干特性的局限，需要在新全球化时代加以调整的理论纲领、范畴和观念，这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传统视野转向当代视野的内在驱动力。应当看到，资本全球化正在发生着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转变：全球化结构构成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转向“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新全球化时代“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格局的两极之间保持很大的张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从商品、工业和金融资本等实体控制转向文化、信息、科技、政治以及大众传媒等控制方式；全球化的思维方式从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精神的旧全球主义转向以后现代的多元化为特质的新全球主义。上述转变凸显出五大新问题：知识经济对全球生产方式变革的哲学意义；新全球化所带来的交往、主体际和公共治理问题；重写现代性问题；新全球化时代对全局格局的挑战；新全球化时代对多元文化冲突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唯有主动反思和解答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才能显示其当代性。

赵士发等人论述了世界历史理论对于唯物史观的重要意义。（1）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视野。没有这种整体眼光，就不可能有唯物史观的科学创立。（2）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广历史视野，使唯物史观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哲学。马克思本人明确指出，《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不是某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发展规律，而是整个现代社会（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对此种看法，叶险明并不赞同。

在他看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既不是和其他内容并列的一种观点，也不仅仅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整体性方法,而是作为马克思哲学的主构架而存在的，集中地体现着马克思哲学旨趣所具有的“世界历史规定性”和所依据的“经验事实”的全球性。第一，马克思哲学的“世界历史规定性”是指哲学批判目的所具有的与进步观念相联系的世界历史性，主要包括作为马克思哲学人文本质和终极目的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的世界历史性。第二，马克思哲学所依据“经验的事实”的全球性即“问题的全球性”。这种全球性来自于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发轫于工业革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过程，是世界各国都要大体经历的社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全球问题”迄今非但没有解决,且日趋严重，越来越威胁到每一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当代人为限制这种危害付出了种种的努力，但这离“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社会相去甚远。正因此，马克思哲学无疑具有鲜明的当代性。黄皖毅认为，《资本论》中的世界史观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助于更好把握马克思的连贯性、一致性。因为关于世界市场的构想既是《资本论》的逻辑归宿之点，也是马克思晚年笔记思想、尤其是以世界市场为中介桥梁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的起点。可见,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与《资本论》的写作计划和有关阐述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资本论》关于“世界市场”的构想和阐述对列宁、、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有关思想在本质上是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脉相承的。第三，《资本论》中的世界史观尤其是世界市场理论对理解当今的全球化状况也有一定的价值。当代全球化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能够朝纵深发展,与世界市场的日渐成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顾海良强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创立的总体性方法有助于透过经济全球化的现象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1）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结合的角度把握经济全球化概念的内涵。自然属性就是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产生,并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社会属性体现经济全球化下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二重性”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能量和利益的同时,也给国际生产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2）将国际生产关系研究作为经济全球化研究的新视角。一方面,必须把国际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从根本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基本特征、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还必须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把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放在以“世界生产力发展—国际生产关系—国际经济基础—国际上层建筑”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当中,形成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整体观念。（3）既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规定性，也要研究其特殊的社会规定性。要在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层面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世界经济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出现的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要把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关系当作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寻找其固有的内在联系,揭示其发展规律，运用思想总体把具体—总体的结构和过程的认识与理解再现出来。赵景峰也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讨论，包括总体方法论、立足政治经济学批判探寻市民社会的奥秘、唯物辩证法、历史分析法等。

四、深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由上可见，国内学者围绕《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探讨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奠定了下一步研究的良好基础。然而，无论相较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受关注度，还是比对《资本论》之经济学、哲学思想的研究投入和取得的成果，现有的研究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笔者以为，推进该主题的研究，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应当从思想特质角度，准确把握和阐发《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本质。从上面的综述可以发现，一些学者不加区别地使用“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理论”两种提法。这种做法无形中回避了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如何看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本性质以及与当下全球化理论的异同。事实上，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本质上是“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而不是历史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学说。尽管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离不开历史学研究，但批判性始终是马克思思想的特质，目的就是要揭示资本的世界历史性生存逻辑及其限度，展现“新世界”的历史地平线。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聂锦芳的观点，从资本批判的视角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如果我们基于“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的角度审视《资本论》，就可以获得一些新的理论发现。就理论方面来说，《资本论》对世界历史开展的批判既包括“副本”批判，即黑格尔世界史观、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世界市场理论批判，也包括“原本”批判，即资本的“物质的生活关系”批判。

第9篇：经济理论和方法史范文

考察。文章试图进行初步的学理阐述，基于大约120年以来中外相关的发掘梳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

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

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

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

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

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

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

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

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

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

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 二

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具有突出的

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又及、文化诸领域，自古及今中

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历史及其。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

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

，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

期”和“发展后期”。

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

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著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

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

、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

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政政策》

，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

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

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

（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

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

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独立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

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

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

析的重要个案。①

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

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

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

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著一《

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

，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著、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1902）、后

又出版了康有为《 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

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著作，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

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

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

②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

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著《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

卫士林（G.Vissering）著、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

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著《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

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

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

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③，

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

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

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

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

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学术基

————————

① 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

》等。

②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出版社1984年版，第

476页。

③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拙作

：《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

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

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

。

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

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

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

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

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著《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

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

》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①此后著述逐渐

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

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

，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

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②他先后在大学、暨南大学、浙

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

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

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

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

上参加论战。”③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著《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

言”提到1920年李大钊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

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

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

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

》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

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

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著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

形成的》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

（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中

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

著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

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

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

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④已是进

步了。

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

想》（1935）和小岛祐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著和多篇论

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

想制度，出版了许多著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

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著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著

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

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

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著作即其后

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

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

流的一条————————

① 甘乃光：《先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② 唐庆增：《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④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等先生的著作中对此均有

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

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

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

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而有较大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

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①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

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著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著作

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

（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

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

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

、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

本——这是后话。

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已不鲜见，

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

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

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

《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

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思想及经济思想》

（1931）、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

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黄汉《管子经济思

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

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之

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

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

前不足十分之一。

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

，后留学哈佛大学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

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

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

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

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

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

任，“固舍君莫属也。”②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

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通

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

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③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

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④。日本著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

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

————————

① 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

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

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著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

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

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

会，与会学者中有6 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

；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 国。近期该研究

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 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

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

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

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

》、《赵序》、《李序》。

③ 同上书，第362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①需要指出，当

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

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

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

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②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

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

第一，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

，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

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

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

究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

本身的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

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

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

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提

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

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

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

1966年“文革”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

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文革”前）。

从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著作主要

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

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

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

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

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

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

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著述，可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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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此可重点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

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

298页。

②
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

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

及中国人的自著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等。

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

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

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

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

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

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

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

及其经济思想》（《民主宪政》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

不是很多。

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 年就开始了“文革”，但学科建设与研究

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

。主要著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

》（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

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

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

指导。胡著3 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

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

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著作无

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著的开

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

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

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

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

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

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

本科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

级专业人才。

此后，众所周知的“文革”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

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

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

的研究继续发展，专著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

《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 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

“ 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

“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

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

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

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

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版著作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

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三、赵迺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

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

》（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

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

著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

（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

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著作如周伯棣《中国财

政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

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

）、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

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

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

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

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

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

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政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

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

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王毅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

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

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

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

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

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

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

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

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

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

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

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著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

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

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著简明扼

要突出重点，个人专著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

贯通。

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

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 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著作约500

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著如雨后春笋，研

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

显著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

已有著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党史研究等）。主要如王毅

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敏主

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 ）》（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

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

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

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

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

、马伯煌等《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

》（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

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

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

《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

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

《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

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

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著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

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管理》丛书（6

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

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

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

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

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4 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

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著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

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①

四 进入21世纪，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时期，既有契机也

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

础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

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

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

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

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 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

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

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

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

、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

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

我们必须认真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 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

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②

——————————

① 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② 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

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报》1997年7月24日

；《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

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

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

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

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

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

“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

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

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

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

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

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

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

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

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

栋的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

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

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

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

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

之虞。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

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

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

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

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

，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

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

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

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

；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

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

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

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

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

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

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

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

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

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

思想史的学理价值与发展优势。祈望学界同道尤其是青年学人用心关注这一独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