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第1篇：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

亚洲受危机打击的经济体近几个月经济继续好转。今年这一地区的几乎所有国家都将实现正增长，这使得IMF的预测大幅度地向上修正（表1-5）。其中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增长最快，预计今年增长率分别为6.5%、4.0%、2.4%和2.2%，印度尼西亚接近零增长。由于竞争性汇率的作用和地区内贸易伙伴的进口扩大，出口普遍增长。一些商品价格的回升和电子产品价格的上涨对经济复苏也起着推动作用。资本流入的部分恢复缓解了金融压力，商业信心的上升及通胀的下降使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成为可能。与此同时，财政政策也扮演着十分积极的角色。库存积累适度。良好的气候条件也有助于农业地增产，这在印尼、菲律宾和印度表现得最明显。随着近来商业信心和经济活力的改善，推动了该地区内需的增长。预计明年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将呈现较强的增长之势。然而，为了使这种恢复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仍需继续推进结构改革，银行的资本重组，国有机构的私有化和实行谨慎的金融监管。

韩国经济自1998年急剧收缩之后，在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下，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复苏。韩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把利率降至低于危机前水平，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保持低通胀，维持竞争性汇率。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和大量的资本流入导致了韩元的升值，但韩国央行介入，放慢了韩元升值和外汇储备增加的速度。然而，韩国经济增长能否持久取决于韩国政府能否采取具有决定意义的、全面的措施来继续尚未完成的金融业和企业改革。在金融业，改革的重点应该从重组正顺利进行的银行业转到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在企业界，大宇集团的现状得到迅速、公平的解决是十分重要的，但更为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对其它大中型韩国集团的审查工作。

在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的支持下，并且由于汇率十分具有竞争力，马来西亚的经济也正在强劲复苏。今年的产出增长率目前预计约为2.4%，实际很可能会更高。国民经济中长期的生产力过剩导致了通货膨胀减弱和巨额贸易顺差。1998年9月开始实行的资本管制仍然生效，但得到了修改。金融业和公司部门的重组正在继续。随着银行资本重组的完成和政府采购呆帐的完成，现在的重点是处理呆帐和巩固银行系统。随着经济的复苏，当局将必须审查汇率定价，并保持资本管制。

泰国经济的复苏趋势也得到了加强。一系列经济指标显示，消费者开支增加，净出口额也开始加速增长。但是设备利用率仍然很低，所以投资仍然不旺盛。财政和货币政策继续支持经济的复苏。整个公共部门的赤字（包括金融部门重组所需的费用）预计会超过1998-1999财年GDP的7%，随后会随着经济活动的复苏而逐渐下降。日拆利率最近降至1%，而在危机前夕则高达10%。银行正在致力蓄积额外的资本以达到更高的审慎监督标准，银行的私有化计划已经开始实行，金融部门的重组已经基本步入正轨。最近通过的破产法和抵押偿债法加强了已经出台的公司重组框架，现在这个框架需要得到实施。

亚洲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现在其经济似乎也出现了转机。虽然其1999年全年的实际GDP预计会继续进一步下降，但今年上半年却出现了增长。12个月的通胀率预计会在年底之前降至一位数。但是，巴厘银行丑闻和东帝汶危机影响了金融恢复稳定和经济恢复持续增长的前景。虽然农业产出和出口额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复苏，经济中仍面临着根深蒂固的结构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经济才可能强劲复苏。大笔的呆帐（在4月底高达总贷款额的约55%，在部分呆帐转入银行重组机构之后降至40%）加重了银行资金周转不灵的程度，并增加了银行休整的成本。虽然一整套复苏计划已经出台，但是还有待严格的实施。为了降低银行重组的成本，增加主要负债企业的贷款回收是至关重要的。政府还应该加强刚刚修改过的破产法的实施，有效地进行反腐败立法，并采取一系列改革来加强对公司的监督管理。

在菲律宾，在农业生产好转和出口增长的支持下，国内产出和开支开始加速增长。市场信心的加强和通胀率的下降促使利率降至低于危机前的水平。金融业的改革总体已经步入正轨，但公营部门改革的某些领域需要有快速的进展。

在经济活动不景气的1998年之后，新加坡经济开始强劲复苏，预计1999-2000年的增长率为4-5%。财政政策的大幅放松和电子产品出口的复苏支持了经济的复苏。由于新加坡有良好的财务纪律和大笔的境外资产，这种财政政策是十分恰当的。尽管新加坡政府在危机爆发后放松了财政政策，但通胀率仍然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经济也有出现转机的迹象。在私人消费反弹的支持下，今年第二季度的产出在连续五个季度下降之后出现大幅增长。虽然出口减少似乎已经探底，但私人投资仍探不景气。金融市场的近况是喜人的，股市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不断回升，货币贬值压力不断减弱，利率不断下降，接近美元资产的收益率。但是，由于物价水平在不断下降，实际利率仍然相对较高。银行部门仍然情况良好，尽管最近呆帐有所增加，一些银行（及其顾客）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有所增多。

IMF预测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6.6%，明年进一步降至6.0%。IMF认为，去年年中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多元化收口政策使中国经济较好地避免了亚洲危机的过度影响，GDP增速虽然放缓，但仍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上。东亚地区货币的升值以及国内的通胀紧缩已经使人民币的实际有所汇率比危机初期明显下降。尽管如此，由于个人需求不旺，失业率较高，同时面临着资本外流和通缩的压力，中国的宏观形势仍不乐观，在此情况下，政府在1999年进一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用以社会保障和结构调整。虽然利率被降低，但进一步降低利率可能受与主要外币利差扩大的限制。从经济结构来看，关键的挑战仍来自于国有企业：国有金融部门，以及中期增加国家的收入。资产管理公司的建立有助于信用文化的良性发展和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防止出现新的不良资产，作为银行和企业改革的成本，从中期看，加强财政地位和财政收入的流动性是非常主要的。

印度近期经济增长的预测有所改善，这部分是因为农业生产强劲反弹，而且农业的近期前景也得到了改善。农业收入的提高推动了国内需求的增长，并且随着出口的复苏，工业生产也开始复苏。同时，由于许多关键农业商品的供应问题得到了缓解，通胀压力减弱了。但是，为了给中期经济持续强劲增长创造条件，政府应该在许多方面采取政策性行动。公营部门的巨额赤字是一个关键问题，赤字预计会增长至1999-2000年GDP的近10%，这将导致公营部门背负巨额债务，并对投资产生负面效果。将于今年10月成立的新一届政府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制定一个雄心勃勃的、详尽的中期财政调整计划，同时继续扩大结构改革的许多领域已经取得的进展。除了需要财政调整的公营部门改革之外，国有银行私有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再加上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放松产品市场的管制和贸易政策自由化等措施，将会改善人均收入增长的前景。

巴基斯坦的对外账目在1999年上半年得到了改善，国际储备从年初十分危险的低水平开始回升。这是因为IMF恢复了对巴基斯坦的资金支持，官方双边债务也因此得以延期支付，经济政策也得到了加强，特别是增加财政预算和汇率统一等措施。政府只有更加坚定地实施大范围的结构改革，特别是进行旨在扩大征税对象和改善征税工作的财政改革，才能不断地改善对外账目，并支持经济复苏。

近来拉美国家经济呈现较大差异。总体看，今年的经济可能接近零增长，明年可能达到4%左右。其中巴西和墨西哥经济衰退大为缓解，经济增长率将从今年的-1.0%和3%到明年分别增长4.0%和5.0%，但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等国的经济今年大幅度衰退，要到明年才能有所恢复。目前，影响拉美经济恢复的主要因素是一些国家政策与经济的适应性问题，大选对经济的影响、脆弱的金融市场信心等。此外，美国周期性的经济下滑也将对明年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

导致巴西经济复苏速度比预期快的原因是政府坚定地实施了稳定计划政策，这使经济信心从3月份开始迅速重树。由于汇率在飚升之后已经稳定下来，所以货币贬值对通货膨胀产生的效果已经得到了抑制，货币当局已经能够稳步地降低利率。税收的增加和对政府开支的严格控制使基本财政盈余超过了其1999年的目标。再加上利率降低和汇率稳定，近几年政府净债务迅速增加的局面开始扭转。对外贸易不景气，1999年上半年出口额减少了14%，进口额减少了17%。但是，在1999年上半年里亚尔的实际汇率下跌35%之后，巴西在出口市场的份额预计在下半年会有大幅增加。为了支持经济复苏并降低在该国实际利率中仍然十分明显的高风险收入，政府必须进一步加强实施宏观经济计划，其中包括加强对政府开支的控制和有效实施新的通胀目标计划。

在出口增长、工业产值提高和最近的私人消费加速增长的支持下，墨西哥的经济前景也得到了改善。这是因为墨西哥在北美洲的主要的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十分活跃。各种金融市场经济指标显示出市场信心从1998年底开始恢复：汇率和股市都好转了，利率下跌，尽管美国利率上升导致墨西哥的部分利率在今年中期有所回升。财政政策仍然保持稳定，但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减轻财政预算对与石油有关的政府收入的依赖。货币当局正在着手实施一个将进一步降低通胀率的通胀目标计划。在1994-95的金融危机之后，银行部门依然不景气，盈利性低，资本不足，呆帐负担沉重，而且银行的金融中介作用不断削弱。银行的重组需要取得更快的进展。当局最近公布了一些加强管理体制的新措施，其中对资本准备金和贷款损失准备金要求更为严格，这是为了在2002年底之前取消于今年早些时候实行的普遍存款保险保证金制度创造条件。为了改善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的关系并支持私人企业的贷款回升，破产法的修改草案预计会在今年晚些时候提交国会。

从1998年末起，阿根廷的经济活动开始大幅萎缩，超出了先前预期。阿根廷1999年的GDP预计会下降3%，原先预计的经济复苏困难重重。紧缩的金融状况和贸易条件指数的恶化（因为农产品价格下跌）导致国内需求低迷。进口额也因此大幅下降，最近12月的进口额下降了四分之一。经济衰退还导致财政状况更加窘迫。今年10月大选选出的政府将进行进行严格的宏观经济管理，并进一步推动结构改革。在智利，1998年开始的经济减速在1999年上半年继续。在出口额因为国外市场状况不佳而下降的同时，低迷的国内需求导致了更大幅度的进口额下降，经常项目逆差因此减少了。这些因素，再加上持续的低通胀和不断上升的失业率，使得中央银行可以实现从今年初起将实际利率降低3个百分点的目标。这些因素还促使了当局采取扩张性财政措施。

二、三大因素对中东和非洲国家带来不同的影响

预计中东和非洲（包括土耳其）的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的3.2%下降到1.8%，明年将加升到3.1%,但因各国具体情况差异较大，受近年三大因素的影响将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第一，商品价格。3月份以来油价目上涨有助于石油出口国改善外部帐户和财政形势，使短期增长预期上调，但非石油类商品价格的继续走弱仍抑制非洲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第二是结构改革的压力增加。由于近年来商品价格低速对经济的影响，一些国家开始筹划公共事业和运输部门的私有化，一些国家也试图改进财政管理或改善商业和投资环境。这些政策的完成将为两在地区长期经济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第三是贸易和政治合作对未来经济的影响，这些合作包括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实行的对外同一关税、阿拉伯贸易协定的关税减让，摩洛哥、突尼斯、南非与欧盟的贸易协定，东南非的共同市场等。此外，两大地区的高债穷国将从发达国家开始实行的外债减免计划中获益，这将增加用于反贫困的公共支出。

对整个非洲而言，经济增长的预期略微下调，目前预计非洲的GDP在1999年增长约3%，2000年增长5%。其中，阿尔及利亚和许多其它非洲小国（包括喀麦隆、科特迪瓦、加纳、莫桑比克、苏丹、坦桑尼亚、突尼斯和乌干达）的宏观经济效益相当不错：其中大多数国家1999年的GDP增长率预计为4-5.5%，2000年的增长趋势预计会进一步加强，而且通胀率总体上都保持在一位数的中低水平。这些国家经济效益不错部分是因为它们长期采取了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且一些国家的天气条件有利。加纳、莫桑比克和乌干达最近良好的经济效益是其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持续增长的继续。为了对付石油价格下跌而造成的外部环境恶化，阿尔及利亚政府在1999年紧缩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从1995年开始实施了一个范围很大的结构改革计划。在突尼斯，由于出口效益良好，而且政府进行了财政调整并采取了浮动汇率制，突尼斯经济预计在1999年和2000年会继续强劲增长。

另一方面，其它三个非洲大国的经济活动要低迷得多。由于金融市场的信心已经恢复，利率下降，而且出口前景（特别是对亚洲）也有改善，南非经济的增长速度预计在1998年减速之后在1999年会有所加快。虽然根据通胀率继续下降和稳定的财政状况等因素而小幅下调利率是恰当的，但是为了保证对外收支的平衡，利率下调的余地是有限的，这帮助减少了南非储备银行的远期公开净头寸。这将减少南非的风险报酬，并推动经济增长。结构改革的迅速实施也会使南非2000年及中期的经济增长前景变得更加光明。尼日利亚1999年的GDP预计只会增长0.5%，财政预算赤字和经常项目逆差预计会分别高达GDP的约8%和14%。这些不利发展部分是因为1998年1999年初的石油价格下跌和OPEC石油出口限额的因此下调而导致的石油大幅减产。非石油经济的GDP预计在1999年会增长3%，而石油经济的GDP预计会减少4%。同时，1999年第一季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滑坡恶化了局势。这些问题已经得到部分解决，石油价格的上涨增加了出口收入和公营部门的收入。但是，为了使经济在中期恢复增长，政府还必须进一步进行财政调整，降低水平很高的通胀率，并坚定地实施新政府的私有化计划、管制放松计划和其它结构改革计划。摩洛哥1999年经济增长低迷的部分原因是旱灾造成了农业减产，摩洛哥经济在2000年预计会有反弹。但是，政府同样还要进行更多的财政调整和结构改革。这些领域的进展将增加摩洛哥最近采取的贸易自由化措施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潜在收益。

在中东，经济低增长局面预计会继续，但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经济今年可能会因为石油减产而出现负增长。埃及经济预计在1999年会保持较强劲的增长势头，通胀率会稳定在约4%。但是，一些最近的发展情况表明，只有进一步开展经济改革和经济自由化才能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埃及的对外经常项目状况从1996-97的小幅顺差转变成1998-99的小幅逆差，这部分是因为国内信用的大幅膨胀；国际储备不断减少而利率相对较低，这导致中央银行为政府赤字提供资金。在伊朗，在1998年大多数经济指标急剧恶化之后，当局开始实施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整和结构改革计划，旨在减少经济中几个主要的不合理现象并刺激经济在中期增长。这一计划的目标有：大幅减少预算赤字、通过货币供应量增长减半和让实际利率恢复正值来遏制通货膨胀、让外汇市场自由化并让国内物价自由浮动。

三、转型国家经济增长出现两极分化

经过十年经济转型，特别是经历了近年来新兴国家的危机之后，转型国家已经分为强弱两种类型。前者以波兰、匈牙利等国为代表，后者以俄罗斯及其部邻国为代表。危机之后整个地区的出口下降，与俄罗斯与紧密的贸易联系的国家尤其如此，但一些国家面对冲击表现出一定的适应性和灵活的政策应变为。一些国家则由于薄弱的金融体系和企业重组的不到位使衰退加深，东南欧国家因科索沃冲击使趋好的经济前景发生逆转。

然而，由于卢布贬值所产生的进口替代效应及近来油价上涨，俄罗斯经济下降的趋势得到抑制，工业产业将超过一年前的水平。经常帐户逆差缩小，政策收入和外汇储备增加、卢布汇率自4月份以来也保持稳定。因此，IMF预计俄今年将从去年-4.6%的基础上实现零增长，明年达到2.0%的正增长。整个转型国家今年的增长率约为0.8%，明年为2.8%。自经济转型以来，俄罗斯经济在1997年和1998年初第一次出现低增长。其后，俄罗斯于1998年爆发金融危机，经济活动再次衰退。经济和政治前景不确定性的不断加大导致更多的资本外逃和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减少。但是，最近的发展情况表明，经济下降的趋势正在被扭转。工业产出开始加速增长，高于上一年水平。很明显，这部分是因为卢布大幅贬值导致了进口替代现象的增加。石油价格的上涨对俄罗斯的经常项目收支平衡和政府收入产生了积极影响。货币政策仍然稳定，中央银行为政府预算赤字提供的资金有限。因此，通胀率降至约3%每月，外汇储备增加了，卢布也从4月起开始稳定下来。

考虑到最近的发展情况，并假定俄罗斯的稳定与改革联合计划得到实施，IMF目前预计俄罗斯经济在1999年实现零增长，2000年增长率升至2%（表1.6）。俄罗斯还将面临重大的政策挑战。最近通过的IMF计划中游一个财政计划，旨在实现占GDP2%的财政盈余。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和其它宏观经济目标，许多方面的改革措施需要得到彻底实施。如果不采取这种措施，财政状况会再度恶化，要求中央银行为政府赤字提供资金的压力会加大，而且不稳定的经济形势也会迅速恶化。银行部门的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很有限：一个银行重组机构成立了，而且当局取消了总部设在莫斯科的18家大型银行中6家银行的营业执照。事实上，这些大型银行中有许多银行没有偿付能力，只有少数几家被关闭，而且从问题银行分割资产的现象很普遍。虽然破差法制框架和银行重组机构运作的法制框架已经到位，但政府还需要进行企业重组和许多其它改革。

第2篇：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现代化 近代英国 社会保障政策

【中图分类号】K561.4 【文献标识码】A

现代意义上社会保障政策的出现和形成，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浪潮的客观要求，或者可以认为是经济现代化和思想文化现代化的成果，其中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是推动社会保障政策得以出现和发展的最核心因素。工业文明的发展在近代英国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工场手工业）、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三个历史形态，与之相伴随，社会保障政策的演进也大致与此同步，经历了一个从原初自在到被迫自为，进而实现主动自觉的三部曲发展历程。因此可以认为，经济现代化是推动近代英国社会保障政策出现并不断发展的最为活跃的因素，与此同时，英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也对同一时期英国社会保障政策的调整和演进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经济现代化对近代英国社会保障政策演进的影响

原初现代化与原初自在阶段英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原初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前提条件的形成①。16～18世纪中期，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英国就处于工业文明的原初现代化时期。与之相对应，这一时期出现了社会保障政策的萌芽形态，本文将其称之为原初自在阶段的社会保障政策。按照伯奇（R.C.Birch）的观点，英国社会政策的起源可追溯到原初现代化时期的都铎王朝末期，其发展是和英国现代化所引起的贫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②，而以贫民救济法形式出现的1601年《旧济贫法》，就是英国原初自在阶段的社会保障政策。

都铎王朝末期，伴随着资本原始积累而来的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特别是因圈地运动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沦为流浪者的状况，引起了当时英国社会激烈的动荡。为了缓和矛盾，都铎王朝统治者：一方面出台法令严惩危害社会治安的流浪者，另一方面又采用安抚手段，通过实施济贫措施来缓和社会矛盾。原初自在阶段的社会保障政策应时而生。

1601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伊丽莎白济贫法》，即《旧济贫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国家在济贫问题上的职责，《旧济贫法》把救济对象分为无依无靠的孤儿、无劳动能力的贫民和有劳动能力的贫民三类，只有在贫困线以下的贫民才可以接受救济；规定由教区具体组织实施济贫；授权各郡征收济贫税，并要求为失业者寻找就业机会。《旧济贫法》虽然打上了中世纪的烙印―由教区而非辖区负责的济贫院救济制度，而且把济贫与惩贫结合在了一起，但它毕竟开始了国家承担社会责任的历史，因此初步具备了社会保障的性质。它的颁布，无论是对于化解因圈地运动而出现的流浪和失业问题，还是对于维持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旧济贫法》标志着英国社会保障政策的萌芽。

工业革命与被迫自为阶段的英国社会保障政策。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工业革命在生产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生产了极度贫困问题，因贫困引起的诸多社会问题发人深省，如机器对工人的奴役，童工的使用，看病难、看病贵，老无所养以及糟糕的城市卫生环境等，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以维持英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就成为摆在英国统治当局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

1795年，战争和农业歉收引发全国范围的通货膨胀和食品短缺，这加剧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困难，为此，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加以应对，其中最有力的措施就是颁布了《斯宾汉姆莱法》。它打出了“公平收入”的口号，把低收入家庭人口和面包价格作为发放救济金的标准，主张救济标准和物价涨幅挂钩的原则。其积极意义不仅在于扩大了济贫范围，使工资收入者也得到了某种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而且突破了原来的教区济贫院救济制度，转而采取了居家原则救济贫民的模式。

到了工业革命后期，随着前期贫民救济制度的实践和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一个希望系统解决自工业革命以来因贫富分化而出现各种社会问题的新贫民救济制度，就成为英国政府的现实诉求。1832年，威廉四世宣布成立“济贫行政与实施委员会”，并责成该委员会对全国济贫情况进行调查，两年后，英国议会根据拿骚・西尼尔和爱德文・查德威克的“济贫报告”，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即《新济贫法》。《新济贫法》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③，提出了贫民救济制度的“劣等处置”原则、“济贫院检验”原则和“政府统一管理”原则④。然而，《新济贫法》不仅带有明显歧视性色彩和对穷人的羞辱性规定，而且还存在缺陷，特别是与后来的福利政策相比差距甚大。但其积极面也不容忽视，《新济贫法》的颁布表明，工业革命以来由于急剧的贫富分化所引起的社会分裂，已引起了当局的高度重视，统治者希望借助立法形式来保障劳动者的最低生活，以达到缓解社会矛盾的目的。而且从其实施的结果来看，其不仅加强了政府的责任，还使济贫工作由原来的混乱状况开始向国家统一有序管理的方向迈进。《新济贫法》的颁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工业革命造成的诸多问题逼迫的结果，是工业革命意想不到的一个成果。

第二次工业革命与主动自觉阶段的英国社会保障政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束，近代英国的经济现代化也随之完成，但是这一时期英国却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社会政策的现代化问题。伴随经济现代化而来的普遍的贫困问题其严重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失业问题、健康问题、养老问题、住房问题、儿童保护问题以及妇女问题等都日愈严峻，要求英国政府以顶层设计的方式拿出一套切实有效的社会保障政策，以改变前一阶段应急式的贫民救济制度。

正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下，1906年上台的自由党政府主动通过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立法，使英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得以系统地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和规范。这一时期是英国近代社会保障政策出台最为集中的时期，内容涉及养老金、失业及医疗健康等领域，这主要体现在《养老金法》和《国民保险法》的颁布。1908年的《养老金法》“为社会政策树立了新的原则”，即确立了英国养老金制度的普遍性和免费性原则：养老金成为了公民的一项权利，“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并由中央统一拨款，“虽然有对收入的严格限制，但已没有了对实际贫困程度的检验”⑤。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由《失业保险法》、《国民健康保险法》两部分组成，体现了国家是实现个人幸福工具的思想。前者对失业的各个方面作了具体规定，并由国家负责个人无法解决的失业问题。后者强调了国家对个人健康的责任，进一步体现了个人与国家关系角色上的重大转换，但其实施范围相对有限，只针对有工作的人。

因此，1906～1914年期间颁布的多项社会保障政策立法，使英国完成了社会保障是国家给予个人的一种恩惠，向社会保障是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转变，原有歧视性色彩和对穷人的羞辱性规定成为了历史，进而实现了从济贫制度向社会保障政策的过渡，它是英国社会政策现代化的一次根本性转变，标志着近代英国社会保障政策的正式形成。

思想文化现代化对近代英国社会保障政策演进的影响

与工业文明的进程同步，伴随着近代英国经历了原初现代化，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经济现代化变革历程，其思想文化领域也经历了社会保障政策思想的不断演变，即反映原初现代化阶段社会保障政策思想的“济贫”传统和“平等”理想，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功利主义，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期的国家干预理论。这种社会保障政策思想体系的延续性和发展性非常明显，应该说，这种思想文化的不断现代化，也是近代英国社会保障政策发展与确立的重要动力之一。

费边社会主义对“济贫”传统的继承和对“平等”理想的追求。英国的“济贫”传统与“平等”理想是和基督教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中。

基于对平等理想的追求，受到欧文的“理性社会制度”和边沁的“功利主义”影响的费边社，于1884年宣告成立。费边社的基本主张被称为“费边社会主义”，“其核心是自由、平等、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协作精神”⑥。费边社会主义尤为强调平等，但认为平等是一种立足于才能基础上的“合理的平等”，这种平等“不是要求能力和成就的平等，而是要求环境、组织机构与生活方面的平等”⑦，社会应该为每一个人提供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机会。在“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上，1896年，韦伯夫妇提出了的“国民最低生活标准”问题，这后来成为社会保障政策的原则之一。

费边社会主义为1900年英国工党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1918年的工党宣称：为了确保全体劳动者能够得到劳动的全部成果和尽可能公平的分配，工党的目标是要对每一行业能够进行民主管理与监督，进而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对于这样一个具有明确纲领、严密组织和广泛社会基础的政党，任何社会集团都不能漠视它的存在。“对平等的追求，第一次把英国社会发展的天平压到了对它有利的那一面。”⑧面对自工业革命以来社会日益两极分化的现实，工党的创建和快速发展，对英国社会保障政策的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

总之，费边社会主义对“济贫”传统的继承和 “平等”思想的追求，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英国的社会政策，促使政府开始系统承担贫困、健康等社会问题的责任，这为英国从贫民救济向社会保障迈进提供了历史惯性和精神动力。

功利主义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挑战。直至19世纪末期，传统自由主义一直是英国政治与社会思潮的主流。在传统自由主义者看来，“社会”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它只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集合。这反映在社会保障理论方面，则认为贫困是个人的责任，它的解决只能靠自己而不是社会。政府只要在社会生活中毫不动摇地坚持私有财产、个人主义与契约自由的有效运作，“社会公平”的目标就会自动实现。因此，无论是大卫？李嘉图还是马尔萨斯，几乎所有的传统自由主义者都提倡自由放任政策，反对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施加不必要的干预；都认为由国家主导的济贫制度非但不能改善贫民的生活，反而会恶化贫富双方的生活状况；都强调贫民要靠的是自己而不是国家的努力来摆脱贫困状态。因此，这种只有“个人观”而没有“社会观”的自由主义是不可能产生“保护多数”的“社会保障政策”的⑨。然而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处于深刻变革中的英国社会，人们开始关注国家对个人的责任问题，其中穆勒的“有限的自由与有限的干预”理论和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思想广为流传，受此影响，英国被迫实施了包括济贫法在内的一系列早期社会保障政策。因此可以说，这是在经济现代化浪潮下，一次不自觉的社会保障政策思想的现代化。

传统自由主义让位于国家干预理论。到了20世纪初，英国对原有社会保障政策进行了密集调整并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其理论基础以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为核心。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加剧，与后起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相较而言，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出现相对衰落的趋势，经济发展从之前的一路领先变为渐次退后，“世界工厂”地位受到了挑战。日益放慢的经济发展，使英国依靠高速增长来自发调节社会不适的模式不可持续，以贫困为核心的诸多社会问题再次突显起来。

在对自由主义的质疑和批判声中，英国出现了新自由主义、集体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的呼声。新自由主义抛弃了传统自由主义对国家干预理论的拒绝态度，转而强调自由的有限性与可共享性，认为一切关于教育、劳工的卫生及其任何涉及自由的现代立法都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国家为了自由本身的缘故必须进行干预”⑩。

集体主义认为：“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应该成为公共生活的准则，因为社会是“高于它的各个成员相加之和的东西”。他们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社会生活，是在平等条件下为全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证的唯一途径。国家要为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比如指导和管理经济生活、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服务，就是政府的分内之事。集体主义理论因符合二十世纪初英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被广泛接受，并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英国的社会改革。

费边社会主义认为，贫困是由于不合理的经济、政治制度造成的，不能简单地归之于个人，因此必须重视居民最低生活标准问题，“应该保证我们社会的所有成员拥有起码的基本生活水平”，国家必须干预社会生活，“尽力给它的全体成员以同等的机会”。若对此加以漠视，则“国家不仅会在金钱上，而且会在国民体质的衰弱、道德败坏以及社会灾难等方面付出代价”。由此可见，不论是新自由主义、集体主义还是费边社会主义，他们所持基本理论虽然各有不同，但在社会政策问题上，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主张社会改革，呼吁政府干预经济社会生活，并制定有效的社会立法。这些要求和主张反映了20世纪初英国社会各阶层的愿望，因而成为这一时期英国制定社会保障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

总之，近代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和形成，是英国社会政策现代化的生动体现，是近代英国伴随着经济现代化、思想文化现代化之后的又一现代化成果，这极大地丰富了英国现代化进程的内涵和外延，有力地促进了近代英国的社会发展。近代英国的历史发展证明，只有实现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以及社会政策的全面现代化，一个国家的繁荣与稳定才具有坚实的保障。

（作者单位：西昌学院）

【注释】

①王桂玲：“新经济视角下英国原初现代化研究―英国初始现代化的条件分析”，《集团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

②R.C. Birch， The Shaping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gman， 1974， p7-8.

③⑥陈晓律：《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30页，第56页。

④[英]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第17～18页。

⑤Maurice Bruce， The Coming of the Welfare State， 4th edn.， London 1972， p178.

⑦⑧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第111页。

⑨周建明：《社会政策：欧洲的启示与对中国的挑战》，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17～118页。

⑩Robert Eccleshall， British Liberalism， Liberal Thoughts from the 1860s to 1980s， Longman， 1980， p194.

[英]柯尔：《费边社会主义》，夏遇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2～25页。

第3篇：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

面对疲弱的经济基本面,高企的失业率和通缩风险,美联储启动量化宽松政策已成事实。然而, 就在全球经济仍然处于疲弱状态,前景仍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背景下,中国近期的宏观数据表明,明年甚至存在经济过热的风险。

中美两国目前在经济周期中所处的位置大相径庭,中国经济情况与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存在矛盾,体现在经济增长趋势、通胀前景和货币政策几个方面。

近期宏观指标显示美国的复苏仍不明朗,消费者信心仍低迷,而即将出台的财政紧缩影响也不确定。尽管近期发展显示我们对欧元区增长的预测有上行趋势,其阶段性疲软比我们目前预测的程度浅且时间短,但周边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很大,对整个地区经济的波及程度比我们一直预期的更加温和。

引发年中经济放缓的因素范围广泛,其中包括:中国经济减速、欧洲债务危机,以及美国消费者信心和消费支出下降。尽管目前预言全球经济会有重大增长为时尚早,但中国近期的发展显示增长的阻力正在消退。

最新数据证实年中库存调整的最严重阶段已经过去,增长在二季度触底。尽管出口仍然疲弱,但国内需求强劲增长,经济已经开始稳步反弹。我们预计受内需持续增强的刺激,未来几个季度中国的经济活动将进一步加速并实现环比增长。

在通胀层面,尽管经济在一年里以高于趋势的速度增长,大宗商品价格从低谷大幅攀升,但发达市场的核心通胀率仍下滑到50多年来最低水平。为应对近期核心通胀率的下滑趋势和可能持续一段时间的通缩力量,四国央行暗示目前高度适应性的量化宽松政策将至少再维持一年时间。

至于中国,预期广义消费者物价指数(headline CPI)上涨将在这几个月达到峰值,假定食品价格增幅稳定,并考虑到资源和能源价格潜在进一步放开的影响,我们预计到明年年初通胀率将逐步稳定在3.2%左右。

事实上,今年到9月底以前总体能源价格保持基本稳定。10月底宣布的燃油提价,美元持续走弱,可能使中国未来面临更大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但是我们认为,在多数经济体目前均面临潜在通缩风险的情况下,中国不会成为惟一面临持续通胀压力的经济体。

鉴于最近公布的广义消费者物价指数(headline CPI)持续上涨以及房价出现反弹,我们将此次加息视为央行管理通胀预期的象征性举措,这也同时反映了中国的决策者对实体经济增长更加自信,特别是鉴于国内需求加强的势头。

温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四季度经济政策目标的重中之重是保持一般消费品特别是农产品和食品价格的稳定,遏制房地产价格进一步过快上涨。因此,为调整下一年的通胀预期,应密切监控消费物价指数的最新趋势。

但是,随着美联储预计11月重启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以及美联储可能将维持目前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不变直到2012年二季度,中国继续显著上调利率的空间有限。

而中国人民银行也会保持谨慎的态度,在2011年二季度前应该不会再次加息。但预计明年仍会有两次各25个基点的加息,使利率比2008年年中水平低150个基点。同时10月份的加息对实体经济增长可能只构成轻微影响。

全球几大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将进一步实施宽松政策,其他国家的货币将面临更大的压力。新兴市场政策制定者们将面临或者取消经济刺激允许货币升值,或者过度刺激国内需求的两难抉择。

中国的货币政策,对促进全球资本流向其他新兴市场有着与美国政策同样的影响力,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由此造成的竞争劣势放大了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压力的担忧。尤其在美国中期选举的政治背景和失业率高企的状态下,近期中美的贸易摩擦明显加剧。

尽管全球工业领域的放缓仍然在加剧,我们越来越确信在中国近期经济发展的支持下,全球经济增长的种子已经播下,并将在明年上半年有所好转。我们相信明年全球的经济增长将会和各国的政策方向密切相关。

第4篇：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

近期股市跌得四脚朝天，一直看好后市的股友不禁要学楚霸王，叹一句――哪里走。而笔者的看法是：到此境地，不用走。

不用走的前提是。阁下所持有的股票，是受惠于国家政策倾斜者。笔者认为港股里75港元左右的中移动(00941)、34港元左右的中国人寿(02628)、3港元附近的吉利汽车(00175)、10港元附近的昆仑能源(00135)值得考虑入货。

为什么要拣这几只股票，因为中国的股市是政策市。

中国股市是政策市早已成共识。这个政策是何政策?笔者认为是：和谐社会。而要缔造和谐社会，先要让人民安居乐业。这四个字在今时的中国社会尤其重要。

中国经济增长得很快，而且是太快，如果再快，会带来不可持续的增长，会使经济泡沫化，所以近年来的经济政策一直是以压为主。只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才迫使2009年的经济政策要“保八”。到2010年，危机有过去的迹象(起码中国已过，不是欧美已过)，便立即改为“压八”，不让经济增长过速。

有些投资者被这个一年“保”，一年“压”，搞得头晕目眩。不清楚上述道理的便会说中国的政策多变。

事实上，中国时全球管理学最好的贡献是《易经》。老外将《易经》译为“Book of Change”，即“变之书”。如果不变，就是食古不化。变，不是无事忙而变，而是因时制宜而变，这个变要应天、应地、应人。今时中国有一群笔者认为是十分精明的智囊团，他们对中外时局的掌握颇入时、入世。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今时已将经济政策的时效性，作定期检讨，基本上是每季一次。今年二季度起，中央对经济的调控力度加大了，原因便是今年首季银行的贷款增长过快，楼价上升过速。

一些投资者认为今时中央是打压楼市，打压银行贷款。笔者认为，用“打压”这个词就是认识错误。中央不是打压，而是管理。一如行人过马路，只要行人沿斑马线有秩序地过马路，交警是不会管的。只有人不听话了，交警才会叫停。

有人问，令时中央是想将中国经济“降温”还是“避寒”?笔者看应是“降温”多于“避寒”，那么最近公布的4月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升2.8％、银行新增贷款7700亿元又会否引来加息政策降温?笔者以为。以今时中央的管治智慧和分析能力，是应不会立即加息，要加恐怕也要在7月份之后。

近日市场下跌除因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对加息的忧虑。倘若市场如笔者那样去理解国策，将会明白今时的中国股市是受政策左右，而国策是要和谐，又怎会要普通股民“死”呢?

当投资者更清晰地看到中央意图，便会抛弃不必要的恐惧，而将资金投入股市，一直到股市又泛出泡沫，中央再拿出“棒子”来教训为止。

还有人担心欧洲债务危机会冲击到亚洲市场，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人士并不认同，原因是：1.亚洲经济体在政策上有较大灵活性，负债少，故必要时，政府可以推出更多的刺激措施；2亚洲有非常强大的内需需求，有助于缓冲外部危机的冲击；3.亚洲的金融体系较欧美的稳健。

国际金融市场在这两周受压是很必然的事，连累到中国市场是很必然的事，但如以未来十年看，亚洲、中国市场又有没有吸引力?肯定有因为负债过重的欧美国家市场将不济，资金迟早会由不济的市场走向济的市场。

第5篇：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内外部均衡；经济政策；政策配合理论；三元悖论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0-0078-01

1 我国经济的内外部均衡分析

1.1 物价

根据2000年-2005年我国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分析，我国的消费品物价指数逐年上涨，近年来我国也面临高通货膨胀的压力。中国人民银行的2006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2006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形势良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保持相对稳定，但未来我国价格走势的上行风险仍然不容忽视，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存在。

1.2 就业

失业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社会面临的严重现实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第四次失业高潮的延续期。根据有关部门数据，2001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80万人）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00多万人）为1200万人左右，2002年达到1400万人左右；若加上国有事业单位、城镇集体企业与事业单位，大专以上和高职毕业生以及农民工失业者，我国估计2001年城镇实际失业人员约1900万人左右，2002年也在1900万人左右。城镇真实的失业率大约在7％-8％左右。因此，能不能使失业者理想就业，不仅是一个经济难题，还将是一个最重大、最尖锐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1.3 经济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1978年-1998年的2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7%。从1997年至2001年，中国经济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7.6％。近几年我国经济仍然持续高速增长，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2％。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增长出现了偏快现象，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增长偏快。2007年4月，发改委在一季度经济运行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工业生产增长百分之十八点三，增速同比加快一点六个百分点，达到近十年同期最高增长水平。虽然，对我国经济增长是否过热，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我国经济增长偏快，却是不争的事实。

2 我国当前的经济政策

如何把握财政金融政策和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不同力度,适时调整政策调控导向非常重要。

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是通过减少财政开支，增加税收，使社会上通货紧缩，迫使物价下降，从而刺激出口，抑制进口，增加国际贸易顺差。但我国已经面临了巨额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无疑会使贸易顺差继续加大，外部经济持续不均衡。

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是通过削减货币供给的增长来降低总需求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取得信贷比较困难，利率也随之提高，因此，在通货膨胀时，多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目前我国已经多次提高利率，增加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来影响国内信贷规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通货膨胀，但同时也会使投资和消费减少，引起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

在汇率制度方面，我国现行汇率制度被称为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其中有汇率浮动的机制，因此不存在稳定的汇率预期。但研究发现，从人民币―美元汇率的实际运行态势上看，除了汇率并轨的初期，人民币有小幅度的升值以外，人民币―美元汇率在其他时间里是相当稳定的，一直保持在8.27-8.33（元/美元）的水平。目前我国的汇率制度就十分类似于 “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虽然人民币近年来不断增值，但总体来看，人民币汇率还是具有固定汇率的特征。

3 政策配合理论

政策配合理论是由经济学家蒙代尔与1962年提出的。该理论主张，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这是因为货币政策多半会对国际收支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它倾向于扩大国内外的利率差距，从而引起大量的资本流动：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这是因为货币政策通常是对国内经济活动的影响作用大，而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作用小。即采用财政政策来促进内部均衡，采用财政政策来促进外部均衡，实现固定汇率下的最佳政策搭配。

政策。而我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则是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以说我国是放弃了外部均衡来调节经济的内部均衡。这虽然可以保持国内经济相对稳定，但严重的外部经济不平衡，也将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4 三元悖论

开放经济的三元悖论又称“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形，指的是对一个国家而言，开放资本账户、保持固定汇率制和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个政策目标之间只能同时选择两个，不可能三者兼得。

由这一悖论我们不难推得，要在独立的货币政策框架下继续维持固定汇率，其必要条件是进行资本管制。这是因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没有比较严格的资本管制，则一国市场利率水平不仅由国内可贷资金的供需决定，也将受到国际资本追逐利差的套利行为影响。当一国经济发生衰退时，利用货币政策通过放松银根降低国内利率以便刺激投资，但开放的经济条件时资本流动不受或受到很少的限制，此时国内资金将大量外流，从而减少国内资本供给，直至国内利率趋近国际市场利率，这一套利机制才会停止作用，这样一来，国内宏观扩张的货币政策就无法实现了。要阻止这一状况发生，只能采取浮动汇率制，在该制度下，本国资本流出会造成国际货币市场上本币供过于求，引起本币贬值，这一贬值会很快阻止进一步的国内资本外流和利率上升，从而维护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而在固定汇率制下，这一机制则无从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在缺乏资本管制的条件下，当一国固定汇率遭受外部因素冲击而产生贬（升）值压力时，央行为维护汇率水准必须在外汇市场上买入（抛出）本币以平衡市场供求、维护固定平价，这导致国家外汇储备相应减少（增加）；而如我们所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外汇储备实际上发挥着与基础货币相同的作用，外汇储备的增减类同于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减。于是，国内的本币投放就不取决于宏观经济的需要，而被动地取决于维持固定汇率的需要，货币政策独立性于是丧失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国要在独立的货币政策框架下继续维持固定汇率，就必须进行资本管制。但随着中国加入WTO，国家对资本的管制必须逐步放松，可以说资本自由流动是必然趋势，所以我国只能在固定汇率制度和自主货币政策两者中选其一。如果我国要维护独立的货币政策，那么我国的固定汇率制度将受到巨大挑战，人民币将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最后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这也是我国政府当前采取的做法――提高人民币汇率，所以在这种形式下，人民币的汇率还会不断攀升，直到浮动。

参考文献

第6篇：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

先看欧元区。2012年9月，欧央行再度下调了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期，预计2012年负增长0.3%，2013年增长亦将非常缓慢（0.6%），2014年才有望恢复到1.4%。再看失业率，2012年将高达11.2%，2013年会进一步上升到11.4%，2014年才有可能降低到10.8%。

迄今为止，2012年意大利GDP负增长1.1%，全年预计负增长超过2%。西班牙上半年负增长0.4%，早已陷入二次衰退。希腊GDP负增长达到6.2%，近5年累计负增长超过30%。德国是欧元区最重要的经济引擎，近期亦显著减速。而法国已经连续两季零增速，失业率上升超过10%。

与此同时，美联储将2012年美国经济增速从之前的2.4%下调到1.9%。最近，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开警告：美国经济将再次陷入衰退。

美国和欧元区之外，英国和日本经济亦难有起色，日本今年三季度负增长0.9%，大大超出人们预期。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皆显著放缓。OECD、IMF、世界银行等许多全球机构，皆大幅度下调2012—2013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前景相当悲观。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初期，许多人预言全球经济将很快复苏，回归正常增长，此类预言彻底破产。直到2011年，人们才终于被迫面对现实，承认经济放缓和衰退是长期趋势。

事实上，金融危机之后，举世皆采取多次财政刺激和量化宽松政策，为什么仍然无法实现经济的稳定较快增长？这是一个十分尴尬的难题。我的答案是：全球经济患上了许多根本性顽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难以奏效。

其一、政府债务规模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且日益恶化。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已成为困扰欧元区经济复苏最严重的障碍。奥巴马在任四年时间里，美国政府累计财政赤字接近5万亿美元，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惊人记录。日本国债规模同样持续攀升，债务总额与GDP之比超过240%，举世最高，为人类历史所仅见。英国和其他地区大同小异。经济增长放缓或负增长，导致各国财政收入锐减；与此同时，财政开支却维持极度刚性，极难削减。

其二、尽管货币政策持续维持“零利率或低利率”，却无法刺激经济快速增长或“重新通胀”。当经济陷入负循环、不确定性笼罩经济活动、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普遍疲弱之际，货币政策难以奏效。其实日本过去近20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经济体系陷入负循环周期之时，货币政策会完全失去效率。

其三、私人消费和投资持续萎靡，个人和家庭“去杠杆化”过程远未结束，个人和家庭对信贷的需求持续下降。经济学者Richard Koo将1930年代世界大萧条、日本1990年之后的大衰退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性衰退，共同概括为“资产负债表衰退”。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个人和企业之经济行为发生根本变化，他们不再追求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债务最小化。

其四、银行体系和政府部门“去杠杆化”同样远未完成。银行体系补充资本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信贷供给短期内没有可能恢复快速增长。各国政府部门（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则是被迫实施“去杠杆化”，许多政府不得不削减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财政刺激的削减和退出，至少短期内会恶化经济衰退。

第7篇：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时点

目前，中国经济复苏处于一个微妙状态，趋势相当脆弱。去年3季度，中国决策者曾通过刺激基建投资给经济踩了一脚油门，让GDP增速在4季度回升。但随着基建投资增速在去年年底的下滑，政府踩油门的力度已经减弱。另一方面，房价的上涨也终于在近期引发了地产调控的再度收紧。因此，推动本轮经济复苏的需求面力量已明显减弱，让经济上行的趋势变得更加脆弱。

这时，尤其需要通过宏观数据来确认经济增长的强度，判断拐点是否出现。但是由于春节效应的影响，1月宏观数据不易解读。更严重的是，包括投资、工业生产、工业企业利润在内的一系列重要宏观经济指标都没有1月数据的。因此，即将出炉的2月宏观经济数据是时隔两个月之后，首批比较可靠的宏观经济指标，重要性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一年一度的“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召开。从最新公布的2月份PMI来看，出口订单正在逐步走弱。这让内需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上升。而国内需求主要来自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两大块。随着地产调控新“国五条”的出台，地产政策已再一次收紧，将对地产投资带来打压。这使得高度依赖政策的基建投资在总需求中的重要性上升，令宏观经济走势对宏观政策更加敏感，更提升了“两会”对投资者的意义。

关键看点

在这个关键时点上，宏观经济数据所显示的总需求走势，以及“两会”中传递出来的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向是关键看点。

就目前经济走势来看，通胀和房价的情况比较清楚。主导CPI通胀走势的食品价格在春节过后已经环比大幅下降。因此，虽然2月CPI同比数字很可能会因为春节错位而攀升至接近3%的高位，但3月应该就会重回2%附近。至少在今年上半年，CPI都不会是宏观政策的约束。至于房价，近期大幅上升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它也是触发又一轮地产调控的关键因素。房价与地产调控的拉锯已经重新开始。即使未来房价可能因为政策的打压而走低，也仍然是政策的一个关键约束变量。

目前宏观经济中不甚明朗的是总需求走势。而它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决定因素。最近几年，中国的总需求主要由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出口这三块拉动。基建投资增速在去年11月就已经开始下滑。同期房地产投资虽然有所加速，但波动很大，是否能补上基建投资留下的缺口尚不确定。另一方面，虽然1月出口超预期增长，但PMI中的新出口订单已经连续几个月下降，给外需形势蒙上了阴影。所以，今年头两个月的总需求走势究竟如何，组成结构有何变化，是需要从数据中了解的最重要信息。

总需求的现状可以帮助投资者推知其未来走势，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前景做出判断。不过在目前这个时点，总需求前景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宏观政策的调控。这是投资者在“两会”中需要关注之处。

事实上，今年2月26日至2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二中全会已经为今年的“两会”定下了调子。今年两会的重头任务应该有两个：（1）改选包括主席、总理在内国家机构领导人；（2）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推进所谓的“大部制”改革。但对今年的宏观经济来说，更重要的是“两会”中传递出的今年宏观政策的调控方向。这方面有三个要点需要关注。

首先，“两会”给今年经济发展定下的目标。目前市场普遍认为今年的目标应该与去年差别不大（GDP增长7.5%，CPI上涨4%，M2增长14%）。两会是否就上述目标给市场一个意外值得关注。但除此以外，财政赤字目标也很重要。这是在不变的“积极财政”基调下，财政积极程度的真正衡量。如果今年赤字目标能够在去年8千亿（GDP的1.5%）的基础上扩大到1.2万亿（GDP的2%）以上，就说明财政政策会在实质上更加积极，对总需求是个利好。但如果预算赤字目标落在万亿以下，那就值得警惕了。

其次，政府对基建投资的态度。去年12月16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在“基础设施领域加大公共投资力度”。如果类似表述在今年的两会报告中再次出现，就可推知政府刺激基建投资的力度会重新加大。在地产调控重新收紧的背景下，此举是非常必要的。

第8篇：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最近数月以来，中国政策制定者逐渐将工作重心由保增长转移至控杠杆、防范金融风险。有鉴于此，有投资者担心这一系列紧缩政策可能使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上升，或者发生流动性冲击。

笔者认为，政策紧缩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将较为缓和，预计经济活动将在二季度见顶后逐步放缓，然而减速不等于失速。

首先，外需强劲和私人部门的制造业投资复苏，可部分抵消紧缩带来的基建和地产投资放慢;其次，通缩最坏的时期已过，企业实际借贷成本即便上升，仍将继续低于实际经济增速;最后，过去数年去库存使房地产市场供给有所改善，楼市深度下滑的压力减轻。

此外，受益于监管部门的政策协调和央行流动性管理更具灵活性，类似2013年6月流动性冲击再度发生的可能性也较低。

当前中国经济自我动能恢复、外需改善，为更快的逆周期调整提供了空间，政策转向防控金融风险、控制杠杆，正当时。

近期的政策调整带来的紧缩效果将在三方面得到呈现，一是广义信贷（笔者计算的广义社会融资总量）增速将从2016年底的16%降至今年的13%;二是银行间市场利率可能还有40个-50个基点的上升空间;三是央行将继续缓慢收缩资产负债表。

以上紧缩效果，对经济的影响将较为缓和，原因在于经济基本面与过去五年相比已有显著变化。

首先，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已大不同。笔者预计2017年中国及亚太区的出口为2012年以来最强。当前全球经济正在多引擎的带动下强劲复苏，发达国家及中国以外的新兴经济体都基本面比过去五年改观。大摩全球贸易领先指数正处于2010年以来的最高位。强劲的外部需求将提振中国出口增速，部分抵消内需增速放缓。

其次，中国内在动能有所恢复。国企固定资产投资在最近数月已显著放缓。作为对比，私人部门主导的制造业在历经数年的产能出清和调整后，受益于外需恢复和通缩压力减轻，产能投资已从去年末以来显著复苏。相比国企，私人部门投资的杠杆率较低，更依赖自有资本，因此金融紧缩压力对其动能的冲击将相对有限。

第三，中国的债务边际效用改善。由于上述增长动能的转化，经济增长的信贷密集度可能下降。过去20年里，中国的债务率在外需疲弱及国有企业投资拉动增长时均会大幅上升，但一旦外需转暖及私人部门投资恢复时，债务率就企稳甚至改善。因此2017年信贷的边际产出效率有望提升，每一块钱的新增GDP估计需要4块钱新增信贷支撑，比2015年末1∶6的高位改善。

第四，房地产市场最糟糕的周期已过。2009年-2013年间，新屋开工量从7亿平方 米跳升至13亿-15亿平方米，大幅超^10亿-12亿平方米的当期销量，积累了大量库存，致使房地产市场在2013年-2015年经历了一轮深度调整。新屋开工量从15亿平方 米削减至目前的12亿平方米，显著低于销量（14亿平方米），绝对库存水平下降。因此，尽管当前房地产政策收紧，房地产市场不大可能经历类似2013年-2015年的深度调整。

此外，本轮政策调整呈现出两个特点：跨部门协调性、利率和流动性管理渐进性。这反映出政策制定者已经吸取2013年6月流动性紧缺和2015年金融市场波动的经验。

政策协调在最近的官方口径中被反复强调。今年4月25日公布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纪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各个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防范系统性风险。同时，央行研究局此前发表文章，指出既要避免杠杆率上升过快而引发债务流动性风险和资产泡沫，也要避免过快压缩信贷和投资引发“硬着陆”。上述表态显示了政策制定者发挥监管协调机制、灵活管理流动性，避免过调的决心。因此，市场利率飙升、发生流动性冲击等尾部风险较之前大幅降低。至于部分扩张过快的金融机构面临收缩压力，只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底线，一些良性的、局部的调整也是控杠杆政策的应有之义。

第9篇：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

退市之后，“两房”仍然会每个季度向美国证监会(SEC)提交财务报告，股票会在场外柜台市场交易，但它们的股票将不会被大的机构投资者所持有，流动性大大降低。“两房”之前发行的5.2万亿美元债券，其价值进一步缩水，债券投资现正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二次打击。

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给出的退市理由很简单，“两房”股价持续一个月内低于1美元，低于纽约交易所对上市公司股价的最低要求。

从5月17日以来，房利美的股价一直低于1美元，而房地美股价一直都处在1美元以上。退市消息出来之后，“两房”股价都暴跌了近40％。

市场对“两房”退市反应冷淡，对大盘几乎未产生负面影响。次贷危机前，两房股价从65美元左右的高点坠落，长期维持在1美元左右的价位。所以6月16日，两房股价再次暴跌也是到了跌无可跌的地步，没啥大惊小怪的了。

IMF经济学家Prakash Loun ganl根据美国历史上的房价运行周期经验指出，美国房价可能还会继续大幅下跌，跌势持续的时间将更长。在美国经济上升周期中，房价平均上涨39％，而这次房价上涨了113％；在经济下行周期中，房价平均下跌22％，而此次房价只下跌了15％。也就是说次贷危机前的美国房价超涨很多，还远远没跌够。

基于悲观的假设，一些机构专家认为，美国救助“两房”的成本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

中国金融机构持有“两房”衍生债券将近5000亿美元，“两房”退市后，中国金融机构抛售“两房”债券变得越来越困难。尽管中国政府呼吁美国政府要确保“两房”债券的安全，可美国政府已经力不从心，中国债主已被“两房”债券套牢。

美国经济复苏有失速危险

美国经济至2010年第一季度已经连续增长了3个季度。美国统计局在2009年10月29日宣布2009年第三季度GDP的经过年化处理的环比季率为增长3.5％，是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一年后的首次正增长。但是，在经济复苏接近一年之际，目前美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已经开始松动，因为导致美国经济复苏的一些因素在最近已经基本上接近于丧失了动力。

美国的经济复苏，表面上看来自于巨大的财政刺激和货币投放，但扩张政策的刺激效应体现在股票等资产价格上更为明显，对于实体经济的刺激作用可能还在其次。

实际上，美国连续三季的复苏实质因素主要来自于消费方面。美国消费在GDP中占比超过70％。从2009年第一季度起，消费复苏的速度都超过GDP的复苏速度，GDP的复苏确实是消费复苏带来的。

但消费复苏的未来空间非常有限。我们发现，美国的消费复苏主要来自于居民储蓄率的下降。数据显示，美国储蓄率在2004年12月达到_5.2％的高位以后一直下降，大多数时间在2％上下，这种局面直到贝尔斯登公司破产之后才改变。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储蓄率总体上呈现升高的趋势，也就是说危机发生后美国人生活节俭了但储蓄率在2009年5月达到6.4％的峰值后再次呈现节节滑落的态势，2010年4月该数据降为3.6％。实际上，美国的经济从2009年6月就开始回升了，可见，美国经济复苏与其储蓄率下降在时间上是同步的。

然而，靠储蓄率下降带来的美国经济复苏是无法长期持续的。一是因为目前美国的储蓄率水平已经较低，已经接近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未来没有多大的下降空间。二是因为美国储蓄率过低，正是美国国民过度消费、寅吃卯粮的一个体现。现在美国和全球经济尚没有完全健康、稳定的复苏，但储蓄率和消费倾向居然又重复到危机前的态势。在泡沫消退的背景下，美国消费也无法再达到危机前的那种虚假繁荣的程度。因此，再由储蓄率下降带动消费增长，并推动经济复苏的空间比较渺小。

美国经济复苏另外一个重要力量来自于住房市场的刺激政策，但是目前该政策的效力已经开始结束。总体而言，美国消费复苏的基础目前已经开始松动，因此未来美国的经济复苏前景值得打上问号。

全球经济复苏信心持续下降

不仅是美国，全球经济复苏信心也在持续下降。

全球最大专业会计师组织ACCA(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日前公布2010年第二季度开展的“全球经济形势调查”结果，接受此项调查的各国2200名财会专才中，绝大多数人对世界经济前景明显好转抱有怀疑；受访者对于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出现下降，相信全球经济正在或即将复苏的受访者比例仅61％，创9个月以来新低。

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所在企业业务成本有所增加。其中，小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非洲、南亚和亚太地区承受着最为明显的成本上升压力。亚洲经济已连续两个季度出现减速，非洲的表现以前一直很强劲，但如今却显露出步亚洲后尘的迹象。

ACCA分析认为，经济减速的原因是欧美复苏疲软，而中国已连续两个季度收紧银根。西欧各国经济复苏在今年年初停下了脚步，现在更出现了负增长，债务危机和欧元区未来走向令金融从业者担忧不已。

企业信心回暖比例创下了自2009年中期以来的最低水平，在ACCA针对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调查中，只有38％的受访者表示企业信心有所增强，低于今年一季度的47％，还有43％的受访者认为在这方面没有变化。

中国香港受访会计师对全球经济复苏前景持怀疑态度，企业信心下降；但中国内地企业信心级别却高于ACCA调查的其他所有主要市场，对于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也仅稍弱于新加坡，排在第二位。

克鲁格曼：第三次大萧条降临现在是早期阶段

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宣称，“我们现在就处于第三次大萧条的早期阶段，这主要归咎于政策的失败。相比更加严峻的20世纪大萧条，这一次的情况与19世纪的长期萧条更为接近，但是对世界经济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失业人口来说，代价依然巨大”。他的原文如下：

经济衰退很普遍，经济萧条则很罕见。据我所知，在经济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可被冠以“萧条”之名，其一是经历了1873年的经济恐慌之后进入了通货紧缩和市场动荡时期；其二就是1929年至1931年金融危机后爆发大规模失业的困难时期。

然而，不管是19世纪的长期萧条还是20世纪的大萧条，都不是经济不断衰退的时代。相反，两次经济萧条期间都间或出现了经济增长。但这些改善的插曲并不足以弥补最初经济衰退带来的损害，并出现了衰退的反复。

我恐怕，我们现在就处于第三次大萧条的早期阶段。相比更加严峻的20世纪大萧条，这一次的情况与19世纪的长期萧条更为接近，但是对世界经济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失业人口来说，代价依然巨大。

而这第三次大萧条主要归咎于政策的失败。放眼全世界，尤其是上周末令人深深沮丧的G20峰会，各国政府都沉迷干抗击通货膨胀，而通货紧缩才是真正威胁；都号召财政紧缩，而真正问题却是开支不足。

在2008年和2009年，看来我们似乎已经从历史中得到教训。与选择在金融危机时提高利率的先辈们不同，现在的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领导人部下调利率并支持信贷市场。与以往政府在经济下滑时竭力平衡预算不同，今天的政府都允许赤字上于卜。这些更为明智的政策帮助全世界避免了彻底崩溃：可以说，由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已于去年夏天宣告结束。

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会告诉我们，这并不是第三次大萧条的结束，正如1933年的经济好转远非大萧条的结束一样。毕竟，失业率，尤其是长期失业率，不久前还被视作处在灾难性的水平，而且没有出现任何迅速下降的迹象。欧洲和美国都在滑向日本式通货紧缩的泥沼。

面对如此严峻的图景，你可能期待政策制定者意识到他们对刺激经济复苏仍然做得不够。但是没有：在过去几个月中，硬货币和预算平衡出现了惊人的死灰复燃。

从修辞角度，这套老把戏在欧洲最为明显，官员们都从赫伯特・胡佛的演讲中得到启发，包括声称提高征税、削减开支将最终通过提高商业信心改善经济。但是从实际角度考虑，美国做的并不够好。美联储看起来已经意识到通货紧缩的风险，但是他们应对这些风险的措施却是，坐以待毙。奥巴马政府知道过早实施财政紧缩政策有何危害，但是因为国会的共和党和不会额外授权州政府，紧缩政策还是推出了，以削减各级政府预算的形式。

为什么政策会出错呢?强硬派以希腊和其它欧洲边缘国家面临的困境来衡量自己的行动。没错，债券投资者已经因为顽固性赤字转向政府求援，但是尚无证据表明，面临经济萧条，短期财政紧缩就能平复投资者的焦虑。恰恰相反，希腊已经同意实施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结果发现其风险利差空前加剧；爱尔兰野蛮削减其公共支出，却比西班牙面临的风险更大，而后者恰是一直不愿意接受强硬派开出的药方。

看起来，金融市场要比政策制定者更懂得这一道理：长期财政责任十分重要，在萧条时期削减开支将深化萧条，并为通货紧缩铺平道路，此举实为自己打败自己。

因此，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出离理性分析的经院教条的胜利，其主要宗旨就是为其他人施加痛苦，在艰难时世下，这是他们展示领导力的方式。

而谁最终为教条的胜利买单呢?答案是，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工人。他们中有许多人也许几年内都不会再得到一份工作，还有一些人，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再有工作了。

中国领先经济指数遭大幅下修出口遇强势逆流

美国谘商会(The ConferenceBoard)6月29日大幅下修其两周前公布的中国4月领先经济指数，将中国4月领先经济指数下修至增长0.3‰远低于6月15日公布的增长1.7％。

同时，花旗7月1日报告指出，在政策紧缩和欧洲债务危机压力下，中国下半年出口将面临“强劲逆流”。

亚太指数下跌1％至114.51点，沪深股市重挫创14个月来新低。6月29日，沪深股指在大幅下跌后均创下14个月来的新低。市场中个股普跌，仅有35只个股上涨。虽然成交量有所上升，但投资者“杀跌”迹象明显。

这对继续为农行发行保驾护航的投资者而言无异于当头一击，从而导致各类个股遭到全面抛售。

摩根大通证券(亚太)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龚方雄6月27日表示，未来两至三年，中国经济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可对中国的经济形势过分乐观。中国必须布局未来5～10年经济发展的新格局，而未来两三年则是经济结构转型的起点，这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龚方雄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前景一片光明，但是中短期而言，必须保持审慎态度。一方面，各项宏观经济政策能否进一步明朗化，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短期经济的局势。尽管前不久中国重启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这对市场带来了正面的刺激，但是显然这一刺激已明显不如2005年中国政府刚刚宣布进行汇改时来得强劲；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格局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旧认为全球经济不会出现二次探底，但是探底的风险正在逐步加大，而在经济一体化的今日，这一形势也将形成对中国经济的威胁。

龚方雄认为，零售等消费行业及服务业的发展将会成为中国经济未来最大的增长点，但是对于如何真正启动中国的内需，尚不得而知，中国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高层问计，慎言退出或成共识

在上半年结束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国务院于6月28日和29日连续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邀请了宏观经济、财政金融、人口就业、资本市场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汽车、钢铁、造船、纺织、电子、银行、房地产等行业的企业负责人参加。

在召开座谈会前，国务院总理于6月25～26日到浙江杭州就经济运行情况进行了调研，并在6月26日上午主持召开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

在上述国务院座谈会上表示，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仍然极为复杂，我们必须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分析形势；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

这反映了决策层对于中国经济复杂挑战的清醒认识。目前，市场普遍预期下半年经济增速会回调，不过有专家指出，不必过分担心经济增速下滑。按照惯例，二季度经济数据将于7月中旬，届时宏观政策走势将增添最新的风向标。

在国务院座谈会上，专家们普遍认为，当前经济保持了回升向好的态势，市场驱动的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初步形成，全年经济有望保持较快增长。

从4月、5月数据来看，虽然工业增加值增速略有放缓，但是仍保持了较高的水平；投资和消费也处在历史同期的较好水平上；出口增速反弹甚至好于市场预期，所以兴业银行经济学家鲁政委预测，二季度经济增速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增速或将达到10.4％。

不过，看似还不错的数据背后，也隐藏了一些问题，目前经济属于“伪过热”，而“财政政策一信贷一投资一重工业”式增长逻辑体现了这种过热的“虚火”性质。

“目前中国经济有好的一面，但是也有很多两难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认为，“这包括如何平衡中央宏观调控和地方宏观调控的目标，如何平衡政策连续性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房地产调控与宏观经济走势等等问题。”

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后，关于中国经济下半年“二次探底”的观点，更多地被专家提及。概括来看，目前认为经济趋冷的观点主要来自五组数据：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减慢、贸易顺差下降、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下滑、采购经理人指数下降、资产价格走低。此外，发电用电量、交通运输指标也开始徘徊不前。

此外，市场颇为关注的一点是：上半年国内股市表现糟糕，而另一方面，下半年出口形势可能仍然比较严峻。“一方面是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缓慢，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压力还在，通过外贸复苏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可能需要调整。”杨瑞龙说。

“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岔路口，政策抉择左右为难。”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近日撰文指出，后危机阶段我国宏观调控需要回归中道、中性，适时、适度地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作出微调，平稳实现经济刺激政策的调整软着陆和退出衔接。

事实上，进入今年以来，宏观经济刺激政策正在逐步淡出。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央行宣布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随后财政部、税务总局又宣布对406种商品取消出口退税，不少分析认为，这是各项调控政策逐渐回归常态的信号。